[基金项目]2015年湖北省教学研究项目《校企协同背景下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项目编号386的阶段性成果
2013年6月，由教育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师资队伍建设 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意见》（以下简称“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对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进行了宏观规划，提出了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成为高校新闻院系实施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指导性文件。“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加强高校新闻院系的师资队伍建设，实施高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的“”，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逐步推动新闻教学与新闻实践的结合。
那么，针对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当前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双师型”队伍建设的现状如何？作为地方应用性本科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是否有可行性的解决办法或途径？这些问题看似操作层面的问题，但如果深入探讨并成功实践，便可形成关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理论问题，成果具有共享性。本文即探讨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在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过程中“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问题。之所以将地方应用型高校纳入本文研究的对象，原因在于我国现有的2824所本科院校中（源于2015年7月国家教育部公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作者注），绝大多数是应用型高校，同时地方高校由于地理位置和办学层次的限制，在实施卓越新闻人才培养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过程中，可供利用的优质资源相对较少，问题或困难也相对集中，更值得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以保证卓越计划的有效普及。
一、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必要性
对于什么是“双师型”教师，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看法。主要有“双职称型”（也称为“双资质”型）和“双素质型”（也称为“双能力型”）两种说法。“双职称型”即教师在获得教师系列职称外还需要取得业界的职称，如在副教授职称外还有“高级记者”、“主任播音员”等职称；“双素质型”，即教师既要具备理论素质，也应具备实践技能。还有的学者将“双师型”概括为三种：一是“双证书”，既具有相关技术职务，又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二是“双能力”，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三是“双融合”，既强调持有“双证书”，又强调具有“双能力”。
结合我国新闻传媒环境和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人才培养现状，我们将“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双素质”，既能适应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也能适应媒体的业务活动；第二个层次是“双资质”，它是在第一个层次基础上的提升，即同时获得各自领域里的资格认证，以证明教师的业务水准。
1.“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对国家协同创新战略的积极回应。
2011年4月，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高等学校要积极推动协同创新，树立系统的人才培养观念，推进教学、科研实践紧密结合，学校、社会密切配合，加强学校之间、校企之间、学校与科研机构之间合作以及中外合作等多种联合培养方式。协同创新的关键，就是要促进政产学研用等多主体间的深度融合，集中优势力量联合攻关，实现价值再创造。[1]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教师在内的所有协同创新主体必须深入融合，合作互补，方可实现协同创新和协同培养的目标。这就需要教师不仅要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更要引导学生了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营造同区域发展相衔接的、充满活力的学习氛围，努力实现高校教学与社会实践的无缝对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只有具备了双素质和双师型，才能适应和胜任这一角色。
2.建设“双师型”队伍是实现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关键。
社会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发展靠教育，而教育的关键就在师资。因此，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是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的目标是“努力造就一大批政治立场坚定、业务能力精良、作风素质过硬的新闻传播后备人才”，这也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的基本内涵。 “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核心内容――“”主要为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而设，如果作为人才培养主体的教师本身都不具备“复合型”人才的素质，这个培养目标势必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可见，“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和重要保证，教师质量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并进而影响和决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程度。
3.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是优化高校教师结构和质量的重要途径。
目前，地方高校新闻传播院系教师队伍存在的问题，一是“哑铃”状年龄结构，即年轻教师和跨专业的老教师比重过大，具有一定实践经验和教学经验积累的中青年教师比重偏小[2]；二是在教师的专业背景上，高校合并、专业扩招的后遗症依然存在：多数教师不具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多是从汉语言文学、历史学、现代教育技术等专业转型而来，学历结构很不合理。[3]三是在年轻教师培养策略上，存在着培养途径单一、培养效果不佳问题。如为了适应传媒技术变革和高校传媒教育改革，大部分高校新闻传媒都是采取培养策略，帮助现有教师达到双师型教师的要求，但都是通过送出去学习、培训和参加学术研讨会等方式进行培养，真正到媒体参加业务实训、与行业企业进行横向合作以服务社会的教师少之又少；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跟踪评估机制，教师的培训很多时候流于形式，年培训人次成为考核评估的重要数据，而培训质量却无人问津。这种师资建设状况与真正的“双师型”队伍的目标要求距离甚远。
真正的“双师型”队伍建设，就是要广开渠道，多元培养，既要引进和聘用业界的骨干，更要积极创造条件对专职教师进行多途径业务培养。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模式。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已经形成了双师制的传统，教师的构成一是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二是具有业界精英的传媒人士，并对不同类型的教师实行分类管理。这样的“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有助于优化教师结构，包括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等，从而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产生直接影响。[4]
二、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传媒专业 “双师型”队伍建设的思路
建设“双师型”队伍过程中，湖北文理学院新闻系本着培养途径多元化的原则，融合资源，尝试多种途径建设新的教师队伍，培养卓越新闻传播人才。主要途径包括：
1.双向互聘。
这种措施是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地方高校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中实施较多的一种方式。一方面高校从媒体聘请具有一定教学能力的业务骨干和技术专家作为兼职教师和讲座教授，参与课程设置、教材开发、实践指导、教学改革甚至专业建设和项目研发等工作；另一方面，媒体和行业企业聘请高校教师作为业务兼职，如特约评论员、特约记者、频道或节目专家顾问、兼职编导等等，参与到媒体业务实践中。互聘兼职有助于充实师资力量，优化师资结构，为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奠定基础。
2.专职引进。
聘用行业人士作为兼职教师的缺陷在于，一个人“身兼两职”，除非有超强的专业能力和敬业精神，否则不能胜任兼职。尤其是在媒体压力倍增和高校改革步伐加快的现实环境中，如果没有相应的组织机制和薪酬机制作保障，互聘兼职将仅仅流于形式――一纸兼职聘书、一次业务讲座或者一节勉强的授课。因此，有必要采取更有效、更彻底的方式进行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即从业界引进业务骨干或者专家，作为专职教师。引进人才严格按照“双素质”要求，不仅有对口的专业，丰富的业务经验和技能，还能将经验和技能深入浅出地传达和传授给学生，以适应高校的课堂教学和人才培养。还有一种引进人才是应届研究生，不仅要求品学兼优，有超强的学习能力，更要求具备一定的实践经历和高水平的实践成果；只有这样，才能为“双师型”队伍建设的储备力量。
3. 自我培养。
相比前面的两种途径，“自我培养”是通过各种渠道，锻炼专职教师实践能力，打破专职教师专业背景不对口、实践经验欠缺、专业技能匮乏的现状，让“学院派”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过渡转型，这是实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可持续性发展的有效途径。除了作为媒体兼职偶尔参与媒体业务活动外，还有以下几种途径：
一是利用寒暑假或空挡学期到媒体参加阶段性实训，一般在一个月以上。实训期间，全天候参与媒体业务活动，发表或刊播若干实训作品，以此锻炼业务能力，并将业务经验融入后来的课堂教学中，促进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升。
二是鼓励教师或联手或独立作业，产生有一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实践创新作品。如拿出某个时间段（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由专业教师带领学生承办地方台某档电视节目（最好是周播，以保证质量）；创办校园网络电视，模拟地方电视台，进行校园新闻播报；与影视公司合作拍摄电影或者微电影，在爱奇艺等视频网站上播放，并进行分账合作。如湖北文理学院青年教师李韬创办的自媒体栏目《李韬爆笑生活》，每周上传一期原创短片到视频网站，目前已经上传100多集，有几千万的用户订阅，同时《李韬爆笑生活》还与其他地方台的生活频道签订合作协议，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2014年，由湖北文理学院官博电视编导专业教师蔡青导演的新媒体电影《爱谁谁》由中央6套CCTV《爱电影》栏目及武汉亚格光健康营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于2015年年底的贺岁档全网上线，在爱奇艺上线当天点击率达54万，位居商业电影点播榜前列。
三是鼓励教师与媒体进行科研合作和项目研发，在研发过程中锻炼教师的业务技能和服务地方的能力。如与襄阳广播电视台合作调研项目《新媒体环境下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改革创新的策略与路径》，对电视台的王牌节目“今日播报”的收视率进行跟踪调查和比较分析等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教师走出校门，充分接触与了解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从而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课题，真正提升高校教师服务地方的能力和水平。
三、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中的问题
地方高校由于地理位置和办学层次的局限，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现实困难，这些困难有的是客观原因所致，有的是主观因素造成。
首先是教师队伍的结构与质量先天不足。除了前文所讲的年龄结构、专业背景先天性失衡外，还存在学历和职称偏低、优质师资匮乏的问题。所谓优质师资是指迫切需要引进、能够胜任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师。相对于传统专业而言，新闻传播类专业比较年轻，高学历人才培养数量相对较少；由于地理位置和办学层次的差异，高学历和高职称的人才宁愿到一线城市的高职高专或私立高校任教，也不愿意选择三线城市的普通本科高校，导致地方高校多年来人才引进情况不尽理想，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师的结构性失衡。
其次是可利用的地方优质资源有限。以广播电视学专业教师为例，地方高校教师专业实践的环境大多在地方广播电视台。而绝大多数地方台囿于自身规模和层次，在设备和技术等方面难以企及省台和国家台，高校教师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实训，其质量和规格难以达到高水准。同样，一个地方电视台业务骨干的素养一般与更高级别媒体的业务骨干素养相比，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地方高校无论作为兼职还是全职引进，在某种程度上都无法真正实现优质师资。
再次是双师型队伍建设的保障机制缺乏。双师型队伍建设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才能够让建设措施落在实处，而不是流于形式，走过场。如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甚至敦促专业教师向“双师型”教师转型发展，规定时间和比例敦促新闻院系“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进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通过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和支持教师通过各种渠道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双师”素养；通过制定教师职称晋升与年终考核评价体系，对教师进行分类评审和综合考核评价；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对表现优秀、成效显著的“双师型”教师进行奖励和表彰；还应该建立相应的组织机构，如“双师型教师办公室”，有序规划和实施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各个环节。
但现实中，以上保障机制和措施在地方高校中几乎没有：学校没有相应的政策敦促教师进行实训，也没有对应的文件核算实训教师和兼职教师的工作量，更没有相应的经费解决教师实训过程中的开支。几乎所有老师都迫于完成学校规定的年度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而成为上课机器，写一些毫无实践价值和理论创新的学术论文。保障机制的匮乏，使得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目标成为空中楼阁。
当然，也有的学校比较重视专业教师的业务实训，能够充分利用地方优质资源进行多元化培养；也比较重视兼职教师的教学工作，但是却缺乏对教师实训成效和兼职教师教学质量的考核评估体系，存在注重过程却轻视结果的问题，这种仅仅依靠个人自律自觉的“培养”状态势必影响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质量和进度。
“教育之本在于教师，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教师的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的水平，教师的品质决定了学生的规格。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有利于建构科学合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建设健全完善的课程体系。从这个角度上讲，作为新闻传媒人才的制造工厂，大学新闻传播院系的建立，首在师资”[5]。高校“双师型”教师的口号已经提出了好几年，但是成型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成熟的双师型教师培养策略并不多见。一个优秀的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与培养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需要观念的转变、方式的创新、力度的加大和政策的支持等。针对地方性高校而言，由于受地理位置、办学层次和媒体资源的限制，新闻传播专业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更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陈劲：《协同创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2]贺萍：《探析高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与培养存在的问题与策略分析》，《知识经济》2016年第3期
[3]姜小凌：《湖北省省属地方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困境分析》，《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3年第7期
应用学科教学中的两个现象
固有知识难更新
社会在进步,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日新月异,但是学生们的课本仍然在沿用若干年前的“经典”。应用学科虽然实用性强,但知识的淘汰更新快,原有的知识结构容易落伍。以新闻传播学为例,课本里举的例子是几年前甚至几十年前的,经典则经典,然而很难契合当下的新闻事业。新闻业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新闻学教育开办几十年,虽然在努力改革,但依然是未能突出实践在教学中的地位。这也直接导致了教师对自身实践能力的忽视。如果教师掌握的知识不能及时更新的话,教给学生的都是已经过时的内容,如何让学生出了校门去尽快适应工作呢?
课程实习遇尴尬
有种观点认为,应用学科都有充足的实习时间安排,何必一定要苛求教师呢?诚然,因为应用学科对学生实务操作能力的培养有更高的要求,从而使实践教学环节在这些专业的教学计划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飞速发展的社会需要一大批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实干家。
但由于经费、岗位等条件的制约,应用学科实习的目的很难在短期内达到。仍以新闻传播学科为例,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视新闻资源为生命的各新闻单位之间的竞争也在不断升级,许多单位都不愿意接受实学生,一些勉强接收了也很少让学生真正接触核心采编业务。一些单位曾表达过这样的担忧:“我们每个记者都负责专门的内容,和一些单位或个人保持联络,这是好不容易才发展起来的关系,如安排实习生跟他们熟悉了,以后该学生分到别的媒体工作,回过头来把我们的新闻资源抢走了怎么办?”这样的事情不光发生在新闻采编领域,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正是这样的原因,才产生了货币银行学专业的学生到银行实习接触不了银行会计和信贷业务,会计专业的学生到企业实习不能看帐目,企业管理专业的学生到工厂实习不能了解企业生产和营销计划,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到外贸部门实习不能接触客户的被动局面。这种雾里看花、君子动口不动手式的实习实难达到预期目的,不如教师在课堂上讲授来得更有实际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原因,目前应用学科毕业生的实践动手能力普遍缺失,相关的专业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的建设都亟待提高。
引入实践能力的考量制度
前几年曾经有媒体报道,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而消息是新闻业务中最常见的文体。这些都使我们越来越强烈地感到,有必要为应用学科的教育从业人员设立实践能力的考量制度。
具体实施措施可以参考我国对从事职业教育的教师提出的关于实践的要求。在各地职业教育中,对教师的实践能力要求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不少职业学校要求教师在具备教师资格证的同时,也具备相关专业的技能资格证,这种双师型教师是目前职业教育行业最受欢迎的师资力量,也是各学校着力打造的群体。另外,建立和不断完善兼职教师队伍也是满足高职教育教学要求的途径之一。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有选择地聘请有特长的教师任教,一方面解决自身教师队伍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可弥补教育方法的缺憾,加大实践教学的力度。
综合以上,本文提出提高高校应用学科的教师实践能力的三种方法:
双向职业证书制度
即从业教师在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同时,必须取得任教行业的相应资格证书或专业职称,将教育者的职业技能同教育技能挂钩。而应用学科的教师如果在课余时间忙于备战论文以应付职称评审,对传授专业实践技能无暇梳理,势必会导致更多“新闻学博士不会写消息、医学博士不会看感冒”的荒谬出现。因此,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和晋升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要根据学科特点,来制定职称评聘工作标准,其中要把技能考核等级作为一项重要指标。职称要实行双轨制,既要求有相应的教师职称,同时还要具备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职称评聘要挂好钩。比如说,不取得编辑或记者的职称,就不能在大学里从事报纸编辑学或新闻采访学的教学工作;没有一级播音员的职称,就不能教授播音发声学、节目主持艺术等播音系主干专业课程;要想在大学课堂上教授法律类专业课程,就必须取得律师资格证。
固定时间深入实践
参照职业教育领域教师每年必须实践两个月的制度,可以考虑为高校教师建立类似制度。为不耽误正常教学工作,可以考虑在每年的寒暑假各抽出一定时间,安排实践。如同学生的假期实习一样,教师也要进行假期实践,在实践中提高。
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参加我局的专业技术职称竞聘演讲，首先感谢组织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平等竞争，展示才能的机会。
今天，之所以参加演讲，一方面表明我对这次改革工作的拥护和信任；另一方面，通过这次演讲，锻炼自己的能力，展现自己的有限才华。我相信，通过这次竞聘活动我们会对自己有一个更全新的认识，有利于今后的工作。我今天竞聘的是编辑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
首先介绍自己的简历。
我，叫__，19__年出生，1983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中共党员，1986年从事播音工作，1990年通过考试调入__市广电局，17年来，一直从事采编播工作，先后担任过播音员、主持人、记者、编辑等工作。1999年获编辑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现任____主任。
我之所以竞聘编辑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我认为我具备以下条件：
一是具有吃苦耐劳、默默无闻、爱岗敬业的精神。
我衷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对工作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从事广电工作以来，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从事哪项工作，都力求把工作做好、做实，按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得到了领导和大家的认可。
二是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具备中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工作技能。
从事广播电视工作以来，从播音员做起，踏踏踏实实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多年来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新闻专业知识，先后多次到省、州台进行业务培训，在10多年的工作中边学习，边实践，不但磨练了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也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目前，不仅在播音岗位游刃有余，对采访、撰稿编辑等工作也应对自如，同进还能熟练的进行非线性编辑制作，做到了采、编、播、制作于一身，多次成功完成了重大会议、重大节目的播音、采访、编辑、策划工作。主持和开展了社教部的各项工作，按时完成了各项宣传报道任务，特别是20__年，我接受了开办《____》节目，我经过认真的思考，把节目定位在面向农民，服务三农上，创作了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服务群众的农业科技节目。在节目播出六年中，先后为农民朋友创作了100多期农业科技节目，深受农民的喜爱。
三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敏锐性和判断能力，取得了较多的专业成果。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以来，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自身努力，不但具备了政治的敏锐性和鉴别力，而且具备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敏感性，能够准确的捕捉有价值的新闻素材，并进行认真的采访，深入的报道。有许多作品先后在省州获奖。20__年我撰写的论文《浅析电视__*创作》，在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发行的《__*新论》一书中发表。20__年撰写的论文《浅谈____*精品》和《____*浅析》获第二届全国农业电视论文一等奖和三等奖，并在《____影视》刊物和《中国____》一书上发表，20__年撰写的论文《精品__*》和《主持人____》在省州听评会上获奖并在《____传媒研究》刊物上发表。并有幸参加了全国新农村建设电视节目采划会，得到专家的指点。
我选择今天的竞聘，一方面我觉得参与本身就是自我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我认为自己具备了中级专业职称的业务能力，目的就是无悔于最初的选择。给自己创造更广阔的空间，充分发挥潜在的能力，为新闻宣传工作多做一份贡献。
如果这次竞聘成功，我将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不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
一、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综合素质。
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是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工作。所以今后要做好这项工作，就要不断的加强学习，用新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在工作实践中锻炼自己，积累经验，增强业务能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为此，多次获得了局先进工作者。
二、发挥专业技能，努力创作精品，服务受众。
广播电视宣传工作是，是党和政府连接人民群众的纽带。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发挥专业特长，深入基层，进行有深度的采访和报道，多反映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多反映社会生活现实，弘扬社会主旋律，鞭挞社会的丑恶现象。多创作、贴进生活、贴进群众、贴进实际的精品佳作，丰富我们的自办节目。
三、严于律已、诚实守信、做好各项工作。
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遵守职业道德，虚心向老同志学习，遇事多思考、多请教，团结和带领大家做好各项工作。用自己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做人宗旨与大家建立起和谐的工作氛围和深厚的友情，促进广播电视工作的开展。
新闻人职业化的形成,是伴随着新闻事业和新闻媒介技术的进步而形成的,也是社会对新闻职业活动提出的新要求所致,是新闻职业群体不断适应社会要求的过程。
【喉舌】喉舌,在生理学上的原意,不用多解释,在社会语义的层面上,约定俗成的意思是说话和表达。喉舌在新闻领域的运用,普遍理解为代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者集团通过新闻媒体及媒体人员信息和表达看法,并且力求让这些信息和看法成为受众的思想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力求贯彻到他们的价值选择行动当中去。在传统的无产阶级理论中关于“宣传鼓动”的概念使用十分广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喉舌就是“宣传鼓动”的通俗形象的表达。
喉舌的概念,虽然通常是指新闻媒体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但在一定的语境之下,也可以专指媒体人员的性质和传播的方式。例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新闻媒体是”。“党报记者是”。当然,也有媒体是群众的喉舌百姓的喉舌的说法。但在新闻界,喉舌似乎更多的是指体现新闻媒体的所有者的意见和倾向,也就是体现话语权的执行者的角色,而并非原创者的角色。
朱基1998年给中央电视台的题词是:“群众喉舌,舆论监督,政府镜鉴,改革尖兵。”如果从共产党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新闻工作的宗旨也是为人民服务来看,把“喉舌”和群众结合起来,把新闻媒体定位于“群众喉舌”,也是恰如其分的。
【无冕之王】无冕之王和喉舌一样,同属于比喻。比喻生动形象,便于理解和记忆,但是其内涵和外延往往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无冕之王现在成为新闻记者的专有代称名词了。
为什么全世界都公认为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这和记者的职业性质有密切的关系。按照西方的新闻理论和新闻实践,新闻记者是一种社会权利的体现者,这种权利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话语权”,不是絮絮的私语,而是代表公众的表达。记者有传递信息和表达意见的极大权利,而又没有行政官职意义上的名分和权力,因此就被视为无冕之王。
在有的情况下,无冕之王甚至可以决定有冕之王的命运。例如美国轰动一时的“水门事件”中,《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引发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在中国,对于记者是无冕之王一直是有明显体现的,特别表现在权威媒体记者的典型报道和舆论监督报道两个方面。由于批评报道的威慑作用,社会上还流传了“防火防盗防记者”的说法,这也是对无冕之王的一种民间描述。
【社区记者】社区是社会学中的一个名词,原意是指包括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范围的地域、一定规模的设施、一定特征的文化、一定类型的组织的社会区域。目前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和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不尽相同。媒体使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是指城市里的某些大型住宅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里的大型住宅社区逐渐增加,社区的人口集中、设施齐全,根据不同的居民成分,形成一定的文化氛围,构成一个小型的社会。既然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当然会受到媒体的关注,社区居民也有自己相应的信息消费的需求,例如喜欢看什么电视频道、喜欢订阅什么报纸等等。针对社区的文化和新闻信息需要,许多媒体开辟了社区专版、频道等等,特别是面向市场的报纸和都市频道,更是依托于社区提供服务,推销自己的新闻产品。在这种背景之下,专门针对社区从事采访报道的记者也就应运而生。
社区记者基本属于社会生活类记者,贴近和反映社区居民的生活,但社区记者并不仅仅为某社区服务,也同时向社区之外的受众传递城市社区的各种信息,例如治安信息、就业信息、消费信息、房产信息等等。社区记者一般出现在较大的城市和较大的媒体。
【战地记者】战地记者,顾名思义就是在战争地带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名词。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都曾经担任过战地记者,例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在古巴、印度等担任战地记者,采写了大量战争报道。著名作家海明威,也曾是战地记者,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
战地记者与普通记者在职业上具有共同性,就是采访报道新闻,但也有鲜明的特点。战地记者是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中采访报道战争和与战争有关的新闻事件或新闻人物,工作环境艰苦、危险、困难和种种条件的限制,因此,对于记者综合素质的要求非常高。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新闻专业素质,例如责任感、新闻敏感、采访技巧、写作方法、行动和通讯能力等等。二是战场所需要的军事化的素质,例如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勇于牺牲的精神,以及对于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透彻理解和把握。
战地记者的构成并非一成不变的,无论擅长从事什么新闻报道的记者,一旦进入战争的实地报道领域,就自然成为战地记者。根据目前的情况变化,大的世界性战争并未发生,但局部战争、冲突、骚乱时有出现,新闻记者经常会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也具有与战地记者相仿的工作性质和职业要求。
【职业记者】职业记者是以新闻采访报道为职业的新闻记者,相对于业余采访新闻报道的人而言。职业记者有很悠久的历史,是为了适应早期报纸出版的正规化、定期化的要求而产生的。报纸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有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相关工作的人员,以及由这些专门人员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
职业记者所需的新闻工作素质和技术,是随时代而发展的,后来由于新闻媒体的增加,记者队伍的扩大,又产生了专门的大学新闻专业教育,培养职业记者。但是,由于新闻报道对于社会阅历和实践的特殊要求,媒体仍然是培养记者的主要阵地。
在发展中,职业记者也由开始的综合记者向专业化方向发展,例如出现了专门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教等等各个专业方向的记者。在不同传播介质的媒体,还有特殊的要求,例如电视媒体的摄像、主持、播音等等。
【通讯员】通讯员一般是指新闻媒体专门组织起来的为媒体提供新闻信息和报道的人士。通讯员根据媒体的性质分布在一定的领域,例如《健康报》的通讯员主要分布在医疗系统。通讯员的称谓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媒体,会有所变化。例如,都市类报纸和频道一般将提供信息的人称为“报料人”或者“新闻线人”。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则一直沿用通讯员的称谓。
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和机关报通讯员的来源,也有所不同,市场类媒体的报料人一般分散在社会读者当中,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主要分布在各地的宣传机关和媒体。市场类媒体一般根据报料人提供的信息的新闻价值给予经济报酬,而机关报性质的媒体一般不采用有偿服务方式,而是作为各级宣传机关的一项日常工作。
通讯员一般会更多地参与到新闻的采访写作过程,而报料人一般不会参与采访写作过程。在提供的信息类型方面,报料人和通讯员也有很大的不同,报料人一般是根据市场类媒体的要求,提供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具有可读性和为大众关注的信息。而机关报的通讯员则根据媒体的要求,提供反映当地党政机关中心工作及典型经验和人物事件的信息。
【卧底记者】卧底本来是一个罪案侦查中的术语。记者卧底采访是指为了某种特定的采访任务,记者参与到一定的组织机构和社会活动中去,暗中搜集新闻素材用于公开报道的一种新闻采访工作状态。
在新闻媒体,并没有固定的卧底记者职位,一般被视为一种采访状态和方式。卧底记者出现的原因在于,在某些敏感新闻当中,如果记者以公开身份进行采访,会受到当事人的拒绝,甚至会发生危险。为了获取某些关键证据,记者就采用改变身份的方式进行搜集新闻素材的活动。
目前,卧底采访已经成为一些媒体常用的办法,央视《经济半小时》曾经报道过记者卧底配合公安部门侦破重大“花边假币”案。不久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卧底揭露南宁传销内幕、亲历千人聚餐壮观场面等等。
【新闻民工】新闻民工是借用民工一词,形容某些记者的生存和工作状态的调侃性用语。随着近年来媒体的发展,对于新闻工作者的需求急剧增加,加之媒体的劳动人事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媒体,一般都采用全员聘用制的方式招聘记者编辑等新闻工作者,有别于传统体制的“铁饭碗”、“终身制”,以增强活力。但是,由于有些媒体用人制度不完善,对于新闻工作者的劳动保障做得不够好,使得一部分新闻工作者感到缺乏有力的保障和安全感,就借用早已存在的民工一词,冠以新闻二字,组合成新闻民工一词,在网上和私下表达某种忧虑。
【新闻线人】新闻线人,又称眼线,最早是都市类报纸借鉴罪案侦探线人而对以隐蔽形式提供新闻线索的人士的称谓。其基本职能与通讯员有共同之处,主要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承担与媒体的信息沟通作用,但是更强调隐蔽性。
目前,一般市场类媒体愿意在一些新闻高发领域和机构里设置新闻线人,以及时获取新闻线索。新闻线人一般采用隐蔽的方式提供新闻线索,这是与通讯员的不同之处。有的媒体将新闻线人称之为“信息员”、“情报员”等等,其实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其实质:公开还是隐蔽、提供信息的出发点、获取报酬渠道。目前,已经出现新闻线人职业化的趋势。
【职业报料者】报料是一个娱乐新闻常用的名词。通常是指有人将名人的行踪和奇闻异事等等披露出来,进行炒作,引起轰动效应。职业报料者,也是随着媒体的市场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现象,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有专门的人士来提供新闻线索,并以此为职业,从媒体获取报酬。职业报料者的活动往往并非个人行为,而是可能有一个组织在搜集一定范围的新闻线索,以弥补新闻媒体新闻触角的狭隘。因为新闻线索大量地存在于民间,只要有人有意识地打听和搜集,即使不是职业新闻记者,也有可能获取到有价值的线索或者信息。
现在,很多媒体都开通了“热线电话”等等信息平台,而且依托这类信息平台以及私人关系逐步形成了一个报料者群体。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也逐渐熟悉了相关媒体的新闻信息需求,加之可以从媒体获取报酬,这种在媒体市场化背景之下双方的利益需要,就有力地助推了职业报料者的产生。一些职业报料者往往周旋于不同的媒体之间,持所谓的“猛料”待价而沽。
【讲故事】讲故事,一般是指增强新闻报道的故事性和可读性,也就是在新闻事实当中尽量发掘其故事性因素,以此吸引受众。讲故事也叫故事化,最早是市场类报纸为了提升媒体的可读性和市场效应而创的,后来逐步被新闻界所接受。大学新闻教育在坚持比较严肃的新闻采写传统的同时,也对讲故事一类比较生动形象的新闻表现方式表示出很大的兴趣。
讲故事的新闻,比较多地体现在社会新闻当中,由于社会新闻本身所具有的情节离奇、易传易记、生动形象等等因素,使得社会新闻天然就具有故事性。这种故事性新闻,被早期的都市报发现,并大力突出,采用新闻追踪等等接近章回小说的形式,使得新闻报道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为增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毋庸讳言,新闻报道在讲故事的同时,也有走偏方向的趋势,一些媒体和记者,为了突出故事性,任意扭曲新闻事实的真相,有的更是直接制造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假新闻。例如子虚乌有的某某明星结婚、巨蟒吞噬士兵等等。这些杜撰的消息,故事性一般都比较强,但是新闻的真实性完全丧失了。
【新闻敏感】新闻敏感一般是指对于新闻事实的感知度和敏感性。由于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这种事实必须经过人的意识的感知和判断,才能成为新闻报道的材料,从人的心理规律来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感知,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来源于后天的教育和习惯,包括专业素养。
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新闻敏感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敏感,就像医生对于疾病的敏感、警察对于犯罪的敏感、厨师对于口味的敏感一样。新闻敏感对于不同的媒体记者和不同国家的媒体记者又是存在差异的。例如青年报和老年报、机关报和市场报的记者的新闻敏感、中国记者和美国记者的新闻敏感是有所不同的。
新闻敏感除了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基本认知本能之外,主要来源于学习和实践。接受新闻专业知识的教育,在新闻媒体从事新闻实践,是增强新闻敏感的主要途径。近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新闻实践的重要性,倾向于认为新闻敏感,更多地是从新闻实践当中得来,而不是从书本和黑板上得来。
【细节】细节一般是指事物貌似琐细而事关重大、虽非恢弘显著却形象生动,一旦描摹表现出来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部分。在文学创作中,细节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在新闻报道当中,由于新闻的基本表述特点是简洁明了,细节的地位似乎就不如在文学中高。不过,除了简单的依靠概述即可表达清楚的消息体裁之外,细节对于新闻叙事的可读性、形象性、生动性等等,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世界各国新闻界,在报道较为细致或者复杂的新闻之时,普遍会将新闻事实的细节充分地展现出来,以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这就要求在新闻的形象和现场等方面,画龙点睛地表现其细节。例如,报道2001年美国的9・11事件,恐怕没有比利用飞机撞毁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一瞬间腾起火光的现场细节更具有表现力的了,有的媒体在电视和文字报道中,突出了当时在现场的民众惊恐的眼神和夺路狂奔的现场细节,如果没有这些新闻细节,9・11事件的报道肯定会减弱效果。
【职业责任】职业责任一般是指各种不同职业的人士,都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就是服务于社会和公众的责任。比如教师要承担为社会培养人才的职业责任,医生要承担救死扶伤的职业责任,警察要承担执行法律的社会责任。对于社会管理者――官员,国家还专门制定了“问责制”,即追究失职的责任人。
职业责任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来说,具有行业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对其所报道的新闻事实和表达的观点负有相应的责任。业界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有一些明确要求,例如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实行舆论监督,报道新闻和发表言论要对国家和公众负责,及时传递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信息,反馈公众对于法规政策的意见和建议,等等。其中包括违反新闻纪律和新闻基本原则所要承担的责任,等等。
新闻出版总署已经做出规定,今后凡是报道假新闻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媒体,总编辑要向公众做检讨。新闻媒体人员的职业责任,和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基本上是吻合的,只不过更强调个人的自律和道德因素。
【职业道德】所谓职业道德,一般指从业人员在履行本职工作中所遵循的行为准则,包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以及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职业道德通常表现为观念、习惯、信念等自律或者软性制约,而非强制性规范。由于人们从事不同的职业,就产生了不同的职业规范和要求,例如教师不能误人子弟、医生不能见死不救、警察不能徇私枉法等等。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将制约规范的重点放在:必须忠实于新闻的真实性原则,不能出于各种目的杜撰假新闻。不能利用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新闻信息的便利条件谋取私利,例如山西矿难死人事件中,有记者领“封口费”,“有偿不闻”,受到公众和社会的严厉批评。在当前社会风气受到钱权交易侵蚀的背景之下,在新闻活动中坚持高尚的职业道德就显得更加必要。
【人文关怀】人文关怀的基本内涵,应该是表达某种状态和情景下对人的关怀,对人的处境、人的命运、人的生存状态的关怀。“人文”的概念一般认为来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由于翻译的关系,“人文”的定义具有一定的漂移性,它与“人道”、“人文主义”、“人文思想”有近似的意思。基本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民本”思想相当。特别是在新闻界,一般都具有约定俗成的理解,如果用中国风格的语言来表述,可以理解为 “以人为本”。
人文关怀和以人为本,正在成为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职业行为的思想指南。一方面,这是由于当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是建立在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也由于新闻传播的宗旨和终极目的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关心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最新的生存变化,提供最新的事实和环境变动的信息,并以此改善人的处境和命运。所以,人文关怀正在成为新闻界的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念。虽然其表述方式和较早的提法“为人民服务”等等有所不同,具有某种时尚性,但其中的精神内涵应该是一致的。
【红包】送红包本来是中国民间馈赠的一种,一般出现在婚丧嫁娶等礼节活动,后来又为商界所用,作为物质待遇和报酬的一种表现方式。在当今新闻人眼中,红包的概念,传递的意义与以上有所不同,主要是指的当事人或者当事组织机构为了宣传报道自己,为自己评功摆好,或者避免宣传报道自己,为自己隐瞒缺陷,而赠送给新闻媒体相关人员的财物。红包对于新闻媒体人员是一种腐蚀剂,它扭曲了新闻的本来面貌,败坏了记者队伍的风气,值得新闻界警惕。
【封口费】封口费即被新闻媒体批评揭露的当事人,在一定阶段,比如事先、事中、事后给报道者提供的堵塞负面报道的红包或各种利益输送。封口费的确存在于现今的新闻报道活动当中。
高职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技术性为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学习任务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目前，在我国新疆地区高职院校新闻学专业的教学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师资力量薄弱，尚需尽快解决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新闻实践教学的前提条件，教学力量薄弱必定会影响新闻实践教学的教学质量。高职院校中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丰富的理论知识的教师少之又少。而新闻媒体中较为出色的人才工作量大，也不可能承担学校的实践教学专职教师。
仅对新闻专业的实践性最强的新闻摄影专业师资进行调查，实验教师与学生比例为1：109。其中，实验教师中本科学历有7人，研究生学历有3人。实验教师中，有初级职称的1人，中级职称有5人，副高职称有1人，无职称有3人。这就容易造成实践教师的研究能力不强，知识水平不高，发展后劲不足。
二、教学环节脱节，急需调整教学计划
教学环节主要包括教师对学生所进行的一切教学过程，包括课堂讲授、课堂讨论、习题课、实习等。其中理论教学主要是在课堂上由教师依据教学大纲所进行的。教师结合学校实际在学生学完理论的基础上，进行有针对性的专业见习、媒体实习，这两部分共同构成了教学的两个环节，也就是教学的主要内容。三年制专业的实践教学按高职教育的总体要求，主要按比例分配组织教学，目前，为了追求学生的有效就业率，提高毕业生的竞争力，部分高职院校其实践课学时已达到或超过专业总学时的50%。
目前，新疆高职实践教学的比例普遍不高，一方面是教学条件的限制，不能正常地进行实践教学；另一方面，则是受传统教育的影响，过分地强调理论教学，或者是即便上实训课，也只是流于形式上的实训。除部分高职院校和高职院校中部分专业外,三年制高职院校的实践教学的学时数能够落实到位的较少,从而大大削弱了实践教学的功能与效用。
三、教学内容落后，增加新闻前沿信息
教材内容老化。例如，国内外有很多新闻方面的书籍，主要分为这几类：一是从新闻理论的角度入手，注重理念教育，教材中仅有少量章节涉及当代新媒体知识，不能很好地满足新闻传播的需要。二是旧教材不能适应当今社会对新闻教育的要求，致使学生综合素质不高，实际工作能力较差，毕业后不能马上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教育和实践严重脱节。此外，还存在两个问题：主要是使用教材的情况较为混乱，教学内容得不到保障，停留在简单原理的讲述上，基本上脱胎于原来的高本教材。高职教育的教学指导思想是以技术性为主,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获得从事某个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实际技能和知识，完成这一学习任务的学生一般具备进入劳务市场所需的能力和资格。在教学中应鼓励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全面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科研水平是高校教师保障教学质量、提升教学能力的源泉，也是教师进行教材编写所需知识储备的关键要素。
作为新疆高职学院，学科的专业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应立足于加强自身的队伍建设，通过本地培养、异地培养、上学深造的方式，尽快培养出一支多元化、多层次的学术梯队，为自主编写适合新疆人才培养的教材编写，提供人力保障。由于个体力量的单薄，我们可以聚合集体力量，将各学院老中青教师组合起来，与其他地方院校进行科研融合和对接，形成教材攻关小组。目前，新疆各高职院校在积极创造条件向普高迈进，而忽视了教学及教材的特色的形成，过分强调理论课教学的重要性, 而忽视了实践教学的意义, 大大影响了高职教育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效果。
四、实践设备欠缺，提高教学投入
新闻实践教育教学的硬件设施不完善，教学设备陈旧，使教学多流于课堂教学的形式，缺少动手的机会，许多学生没有受过专业的技能技法的训练。
教学实验手段差，器材落伍。现在新闻传媒早已全部使用先进性能的照相机和齐全的镜头、附件配套，很多新闻媒体已配有数码照相机及相应的传输处理系统。而高校中绝大部分仍使用早已淘汰多年的手动相机。由于器材落后且缺乏，绝大多数新闻摄影课无法教授图片传输技术、数码摄影技术。学生们甚至连自动聚焦、自动曝光、TTL闪光摄影等技能都无法练习，到传媒单位后还得重新学习器材的使用。
理论技术与技术技能的不协调。所谓理论技术，是指科学原理指导应用于生产并在生产过程演变中得到迅速发展的技术，即技术的科学化。对于高职院校来讲，理论技术主要体现为教材中科学技术原理、工程理论及相应的文化基础。所谓实际技术技能，是指职业技术应用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即能够依靠学习掌握的理论技术，依靠学习前人经验而形成的自己的经验和技能，辅以工具、量具等即能进行相应的生产或技术活动，并能判断质量优劣，排除技术故障。按照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目标，高职学生的素质应体现为理论技术与实际技术技能的有机融合并以实际技术技能为重点。在新疆高职学生身上，特别是新闻专业的学生身上会出现前者强后者弱的现象。
五、实践基地“贫血”，要扩大基地范围
2001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职高专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研讨会，会上专家提出了我国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三步走的工作思路：第一步，2001年，在组织对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试点工作评估的基础上，修改制定《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实践教学建设的若干意见》和《高职高专院校实践教学基地评估方案》，明确基地建设目标、方向，理清建设思路；第二步，从2002年起启动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创建工作，在各省自评的基础上，评估确定部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学校；第三步，从2003年起根据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进展情况，开展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的评估验收工作，创建一批高水平的实践教学基地。
此后，教育部又提出在2005年前建设成50～100个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的目标。经过3年左右的努力，我国高职院校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不少实践教学基地达到合格标准，各省市都相继建成一批示范性实践教学基地。
但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全局看，新闻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与发展改革仍是高职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在全国700余所（2003年统计）高职院校中，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学校中，实践教学条件能满足教育部评估条件要求的院校屈指可数，新闻专业校内实训基地的建设亏欠也是其中之一。
在调研中，仅有新疆职业大学有一张四开四版的按市场化模式运作的报纸，其余被访学校即使有校报，也不是完全市场意义上的报纸，更不可能涉及其他类型媒体的校内实践平台。因此，目前设有新闻专业的高校，把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效果体现，更多地寄希望于最后一学期的实习，所以造成了前五个学期校内上课期间实训效果并不明显的状况。
六、教学效果不理想，要重视技能操作
实践效果是实践课程设置及实训方法实施的直接结果。通过实训课教学的效果评价，了解学生的观察能力、动手能力、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反映教师的教学效果，促进教师不断学结，提高教学质量。
在调研中我们发现，除新疆大学外的所有被访学校均宣称自己有五种或五种以上的新闻实训方法，但是，其在校学生（不包括第六学期的实习期）的实训效果预期与能在校内就在公开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的人寥寥无几的现实成较大反差。
受传统的“重理轻技”观念影响，各新闻专业对新闻实践教学未能充分关注，新闻教育的这种偏差，早已受到新闻传媒的批评。他们呼吁：“新闻摄影学应列为高等学府新闻系学生的必修课；‘图文并重、两翼齐飞’的办报指导思想应编入新闻教育的教学大纲”，就是在呼吁新闻教育的双重教育效果。
尤其是一些新闻实训课程少的本科院校，其毕业生在毕业一年后，在专业新闻平台的支持下才能勉强进入角色。这种状况与高职学生一毕业就要就业的职业特点培养目标形成很大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是摆在高职新闻专业毕业生面前的现实问题。
新闻教育是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但在人才的培养方面或多或少存在着一些瓶颈，其中尤以新闻摄影师资问题最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闻摄影教育教师数量偏少。近十年来高校持续扩招，师生比例失调在很多高校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以实践性特别强的新闻专业中的摄影课程，师生比的不合理现象就更为突出。以西部省市高校的新闻专业摄影课程的师生比来说，各校每年需学习新闻摄影课程的学生与摄影教师之比为85～120∶1，摄影教师既要从事理论教学又要开展实践教学，特别是1个教师指导80多个学生的实践教学，经常会感到力不从心，往往只能蜻蜓点水。
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根本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实践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究其原因有如下几点：一是在我国很多高校新闻专业是新办专业，摄影师资没有储备；二是新闻专业发展的观念严重滞后，认为新闻专业就是培养一些文字记者，不重视摄影课程、不重视摄影教师的观念依然存在；三是整个社会的新闻摄影师资稀缺。摄影是一门艺术，学习艺术需要天赋，但更需要时间的磨炼和多年的积累，相当多的艺术摄影者对新闻摄影了解不多，领悟不深；四是有能力培养新闻摄影专业师资的高校或培训机构也不多，开设高层次的新闻摄影专业培养专门人才依然存在着困难；五是扩招后的高校新闻专业发展快速，新闻摄影师资满足不了需求；六是在“读图时代”的今天，媒体的视觉传播更受读者青睐，致使各高校对新闻专业的课程进行了重新设置，增加了摄影课程的学时和比重。
新闻摄影教师自身素质不高。“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对教师最起码的要求。一些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很难说是学高(当然，这里的“学”不是指文凭、学历，而是指真才实学)和身正了。笔者曾对西部某省的12所本科院校的14名新闻摄影教师作了调查，结果见表1：
从专业上看，学摄影专业的教师1人，非摄影专业的教师13人。他们很多都是中途转型而来，开始是爱好摄影，把摄影当成一种乐趣，但并没有打算深入钻研摄影，多半是因为新闻专业开设了摄影课程而又没有专业的摄影教师，才转为从事摄影教学的。他们理论知识欠丰富，缺乏新闻摄影实践的阅历，所以无法对新闻摄影进行理论总结和提炼。转型的新闻摄影教师大多爱好艺术摄影，他们在给学生传授新闻摄影知识时，始终无法从艺术摄影的樊篱中跳出来，没有把艺术摄影的优势巧妙地转化到摄影教学当中。
从学历来看，在14名摄影教师中，有硕士学历的5人(非摄影专业)，本科学历7人，专科学历2人。可见专职新闻摄影教师的学历普遍偏低，大多为本科学历，还有专科学历，且只有1名教师是摄影专业本科。这是因为摄影的发展过程非常漫长，它是几何、光学、物理、化学、感光材料、机械加工、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文学、艺术等多种学科综合发展的产物。从1839年银版摄影术的发明应用至今，摄影术在初、中期的发展一直较为缓慢，直到近年的电子、通信、网络技术的应用，摄影术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
从行业经历和职称看，新闻摄影教师普遍缺乏行业经历和经验，从表中可以看出，只有3人从事过新闻摄影，都是中级职称，其中有2人是专科，均来自媒体。而有硕士学历或副教授职称的新闻摄影教师均非摄影专业和非摄影专业职称。
另外，高校选拔教师的学历门槛较高，把对新闻摄影教师的选拔等同其他学科要求，而有丰富新闻摄影经历和经验的摄影记者学历和职称往往偏低，无法达到高校的人事要求。因此，很难选到摄影专业高学历教师。同时，高校的招聘对象往往面向传播学、影视等专业的研究生，不是说他们的水平不高，而是他们毕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更没有新闻摄影工作的经验。再加上很多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过去是从事艺术摄影的，艺术摄影对他们多年的“熏陶”已经根深蒂固，而平常又很少有机会参加新闻摄影活动，难免在教学中纸上谈兵。
这里的“身正”，主要指新闻摄影教师要有为新闻事业发展做贡献的正气。既然是新闻摄影，就不能像艺术摄影那样可以靠自己的想象加工。它应当是准确应用摄影技巧表现典型的新闻事件，达到生动的情感传递和独特的视觉效果，通过画面中的构成元素传递信息，让照片代替人的语言传播信息。可见，新闻摄影非同艺术、商业、广告类摄影，它必须遵循新闻摄影的内在规律。
由此可见，缺乏行业经验和非新闻摄影专业的新闻摄影教师在教学中难以将新闻摄影从摄影艺术中分离出来，难免会犯加工新闻图片、现场摆拍等错误，这就是“身不正”的体现，对学生造成了负面影响。
新闻摄影教师观念不够创新。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是无法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缺乏观念创新的教师也就无法培养和塑造一批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新闻摄影教师培养的人才应该是以摄影为手段，服务于我国的大众传播事业。因此，新闻摄影教师首要的前提是要有创新观念，才能拍摄出新颖的新闻摄影作品，才能在遵循新闻摄影规律的前提下大胆地充分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才华，让新闻图片满足媒体发展的需求、满足读者的需求。
可是，很多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普遍缺乏创新意识，导致大多数学生创新能力不强。学生拍摄的新闻图片，要么只追求画面形式而忽视了内容，要么有了画面内容而形式又呆板、单调，难以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和谐统一。当然，这一方面与新闻摄影教师本身有关，另一方面还与高校没有给新闻摄影教师创造更多的条件，使其能够及时“充电”有关。
解决高校新闻摄影师资问题的几点建议
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不断发展，新闻传播院系尤其是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必须为其培养高素质、更符合社会需要的新闻摄影人才，才不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才能完成社会赋予的重托。因此，解决新闻摄影师资问题，特别是提高新闻摄影教师的素质问题，就成为有关高校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改变落后的人才培养模式。传统思维认为，搞新闻工作只需要“笔杆子”好就可以了。诚然，媒体需要好“笔杆子”。但在生活进入快节奏的今天，媒体发展迅猛，视觉传播加速提升，人们追求的是快速、准确、高效，追求的是“三步五秒”的阅读方式。各大纸质媒体竞争的焦点和阵地之一就是图片新闻。所以，各新闻人才培养单位要积极改变人才培养模式，应让文字新闻人才和图片新闻人才两翼齐飞。
为了培养的新闻摄影人才能够适应未来媒体发展的需求，相关院系在培养过程中应有一些特别举措。如在新闻摄影课程时间的安排上，首先要有倾斜。我们知道，摄影是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学生必须经常去拍摄实践，否则，摄影理论知识即使再丰富也是枉然。所以，在课时安排上要考虑足够的实践练习时间。这一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自然就会提高新闻摄影教师的积极性，他们就有时间带学生走出校园，走入社会，用手中的相机关注社会、记录社会、展示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说，唯有如此，摄影教师才会真正领会摄影的价值真谛，领会新闻摄影的社会意义和丰富内涵。这样，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通过与社会的互动，就能创造出优秀的作品。
多渠道引进新闻摄影教师。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之一，离开了教师，开展教学工作是不可能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资源匮乏是不争的事实，想方设法引进教师应是学校的本职工作。要引进新闻摄影教师，单靠高校毕业的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满足不了需要，再说这种引进也不一定适合教学的需要。因此，可以考虑从其他渠道引进。首先，可以从媒体聘请摄影记者当专兼职教师。摄影记者当教师，因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肯定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在美国，新闻传播学教授，只有17%的人没有当过记者。大部分教授认为，新闻从业经验才是聘任一位新闻教育工作者的先决条件，而不是博士学位。新闻教育尚且如此，那么对于实践性特别强的新闻摄影教育就更应如此了。摄影记者当教师，也有不足，就是教育教学法有待学习和提高。所以，高校要对引进的这类教师进行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高等教育政策法规等相关课程的培训。其次，从摄影协会引进新闻摄影教师。摄影协会是摄影人才的聚集地，有艺术摄影人才，也有新闻摄影人才。即使是新闻摄影人才较少，但这些摄影爱好者的摄影悟性较高，经过一定的培训会很快达到教学要求，并且这些人有一个相互学习讨论的平台，提高起来较快。
提高现有新闻摄影师资的素质。目前，新闻摄影教师确实算稀缺资源。所以，高校要想办法留住已有的新闻摄影教师，具体举措要因校和因人而异。有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可能职称偏低，那么就尽量创造条件让他们提高职称；有的可能学历偏低，就给机会让他们提高学历，多参加相关培训；有的可能实践经费少和实验设备差，就从经费增加、设备完善上着手，增加投入，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让他们到媒体锻炼，到重点大学进行短期培训；多鼓励教师参加相关的学术会议和重大的新闻实践活动；高校与媒体联姻，让媒体的资源与学校的资源互补，特别是摄影教师要有与媒体紧密合作，抓住媒体这个学习的平台。必要时可以请媒体摄影编辑、资深摄影记者培训高校的新闻摄影教师。若有条件的话，高校可以定期安排摄影教师到媒体锻炼，努力使教学与实践相结合，教学相长。此外，院系的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也要重视，这有利于提高教师的政治觉悟和业务素质，那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就会融入积极健康的教育思想，以培养合格的新闻摄影人才。
有条件的高校应大力培训新闻摄影师资。高校新闻摄影教师要使整体水平得到提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像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电影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等有条件的高校应把培养新闻摄影教师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然，在培养的过程中，为了早见成效，可以用较好的条件吸引有新闻实践经验的从业者来学习新闻摄影，同时与媒体合作，达到高校与媒体双赢的局面。用这种方式培养的新闻摄影师资才能较快地成为新闻摄影教育的主力军。
新闻教育改革已讨论多年，有关“新闻教育向何处去”主题的文章也不少，但现状却是新闻教育改革依然停滞不前。原因何在？新闻院校没能区别对待改革内容，这是原因之一。新闻教育存在大量问题是有目共睹的，有些问题虽暂时不能解决，但有些问题目前是完全可以着手解决的，比如改革培养方案、改革教师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等。笔者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认为在我们国家尤其是地方类新闻院校，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改变目前新闻学专业教师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课堂的尴尬境地，让他们走向社会，到媒体实习。
一、从理论中来到理论中去：新闻学专业教师的尴尬境地。
笔者对安徽省13所地方高校新闻学专业教师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新闻学专业教师①共有51位，其中3位教师有过媒体从业经历，而更多的教师只是按照培养要求在媒体实习过，这占所有教师的63%，更让人惊讶的是近3成的老师从来没有在媒体实习过。而这些教师都是目前地方高校的中流砥柱，他们的能力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质量。以上这些问题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新闻学专业的发展后劲不足，尤其是地方高校的新闻学。
以上的调查能清楚地解释为何国内新闻学专业一线教师备受诟病，主要是“理论”多于“实践”的问题，如果说教授新闻传播理论等课程的教师缺少实践还说得过去，那教授新闻采访、写作、编辑、经营管理的老师如果没有新闻实践经历就非常让人难以理解和接受，而现实偏偏如此。从未有过实践经历的学生可以从本科一直读到博士，从未有过新闻实践的老师也可以从讲师一路晋升为教授。这其中的尴尬与新闻学专业的学科定位不无关系：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理论型还是技能型？这一尴尬折射到新闻教学上则表现为：教学生采写的老师从未采写过新闻，教学生报编的老师从未编排过一张报纸，教学生制作电视节目的从未制作过一期真正的电视节目。以这样的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就难怪用人单位不要，社会不满。
原本这一问题可以很容易解决，即可以从媒体中招聘那些媒体从业经验丰富的人才来高校任教。但现实情况却是高校的自身原因阻碍了这一路径。其一，高校的人事制度严重阻碍了媒体人向专业教师的转变。其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新闻教育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新设专业点的师资力量明显不足，而优秀的有着丰富的媒体从业经历的媒体人毕竟是少数，客观上不能满足高校需求。其三，高等教育工作较为平淡，它不如媒体行业那样丰富多彩。在薪资收入上，高等院校教师的收入与职称直接挂钩，而在媒体行业中则是多劳多得，以能力论价，这导致一部分媒体精英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而从事教育工作。其四，新闻院校与媒体之间并没有建立起一种良性的、有效的互动与交流关系。新闻院校与媒体建立良好关系，可以方便今后学生实习，而新闻院校却没能充分利用媒体的有效资源。
如此就形成这样一个尴尬境地：有经验的媒体人不愿来或不易来，而那些理论多于实践的教师就成为新闻教育的主力军，最终导致具有较强实践性质的专业变成理论学习，而且几乎全国一律，新闻教育也因此而走进窄胡同。
二、到媒体中实习：实现从实践到教学的跨越。
既然新闻教育走进了窄胡同，那我们就要寻求解决之道。根据现状：很多新闻专业在地方院校并未独立成为院系，只是依靠在文学、教育等院系之下，地方院校在政策、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的支持自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倾斜，毕竟高校还有其他的新专业需要发展。以笔者所在学院为例，新闻学只是文学院下设的四个专业中的一个。因为文学院在该校属于老牌专业，无论是高级职称还是中级职称都已经超出学校所给指标，所以学校不再给文学院分配职称指标。同时，由于文学院的在职教师超编，学校也不再给文学院分配进人指标。这就导致新专业的新闻学教师没有职称，师生比严重不达标。另外，在财力、物力等方面的分配更是如此。
基于以上的分析，地方院校的新闻学专业要在这样“内忧外患”的条件下发展起来，教师不提高自身水平和能力，则新闻学专业必然走向死胡同。因此让新闻专业教师到媒体单位实习就变得非常有现实意义。
让新闻学专业教师到媒体实习，一方面可以为媒体人不能或不愿进入高校教学纾困。毕竟媒体的工作方式和高校不同，采、写、编出色的媒体人不一定能够适应高校教学、科研的要求。另一方面可以让教师了解媒体，熟悉其发展动态、方向和脉络，不断从媒体中汲取营养，并用实践检验理论，将实践转化成理论，最终为教学、科研提供第一手研究资料。纵观西方的新闻类院校的教师，他们愿意跟媒体打交道。如写成《做新闻》这一新闻学名著的盖伊·塔奇曼就曾长时间地到不同媒体实践，观察媒体。
以往的实习都是针对在校学生的，他们必须修满学校规定的学分，而实习就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教师的主要任务是教学、科研，并没有强制性的规模让新闻专业教师媒体实习，因此，教师到媒体实习与学生实习不一样，必须重新设计。
教师能否到媒体实习受制于四个因素：一是实习单位的联系与选择；二是实习的时期与长度；三是教师实习产生的费用如何解决；四是教师实习的态度、意愿与效果。
就各新闻院系的情况来看，这四方面的问题都有解决之途径。地方高校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新闻学专业多属于新设专业，各院校新闻学专业教师数量较少，且这些教师多数刚从高校毕业，年纪较轻，家庭负担也相对较轻。这意味着各院系的财政负担和动员压力就较轻。个别有较多教师的新闻院校可以采用分批实习的办法，以分散压力。
首先，教师应该到什么样的媒体实习？他们实习的媒体与学生是否相同？平媒、新兴媒体，如何选择？选择的标准又是什么？这是教师到媒体实习要考虑到的问题。无论从教学层面来说，还是从科学研究层面来讲，教师到媒体实习应该与学生有所区别，第一应比学生实习的媒体层次要高；第二应比学生实习的范围要广，平媒、新兴媒体等都应该接触；第三实习的形式可以多样，可以是集中实习，也可以是挂职，甚至可以是直接参与。从事新闻教育工作的教师有大量在媒体行业的同学、师兄弟，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关系网，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甚至可以利用与媒体合作的形式实习。教师可以在媒体中以兼职的身份出现，为媒体服务。
其次，教师到媒体实习的时间可以安排在假期，每次一个月左右。这样既可以保证实习的集中性，又可以保证实习的质量和效果，还可以分担各新闻院系的负担。实习时，同样要为老师建立实习评价机制，保证教师的实习效果，达到实习目的。在实习单位，非业务型的教师还应参与到媒体的各个部门工作中，熟悉整个媒体工作的流程；而业务性的教师则应该参与到采编播第一线，为今后的教学注入活力和新鲜血液。
再次是财力问题，其解决之道有二。其一，在各高校中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业务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业务费一般包括教师参加学术会议、课题调研、教研、教学活动等产生的部分费用；专业建设费笼统地说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生的与教学运转直接相关的费用，一般包括办公费、资料费、数据采集费、差旅费、会议费、专家咨询费等。新闻学专业教师到媒体实习的目的是熟悉媒体，从而在教学和科研能力上有所提升，因此，教师的实习费用可以从业务经费和专业建设经费中支出一部分。其二，各高校每年都有各种类别的科研和教研项目，这些项目会获得资金的支持，新闻专业教师在申报项目时可以有意识地向媒体方向靠拢。项目申报成功，需要调研同样可以为教师去媒体实习提供财力支持。当然，教师实习过程产生的费用，业务经费、专业建设经费中所占比例应较高，而教师的研究项目资金支出应占较小比例。
最后是教师的态度和意愿。教师愿不愿意到媒体实习，取决于其对媒体实习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因此，各新闻院系领导一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带头作用，积极动员；二是要适当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为教师实习解决财力上的压力，将实习纳入教师考核体系中。各院系还要建立一套完善的规章制度，将教师实习常态化、特色化。
教师到媒体实习一方面熟悉了媒体，另一方面解决了教学中单腿走路的问题，最后还为科研提供了第一手研究资料。教师到媒体实习是新闻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实施起来较简单，但较为紧迫和必要，让新闻教育改革从老师做起。
注释：
①在此所指的专业教师是指那些本科或研究生阶段学习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教师，而非是教授与新闻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师.
参考文献：
[1]吴廷俊.问题与成绩同行：1978—2008中国新闻教育发展研究[J].新闻大学，2009（02）：33-42.
【关键词】日本模式 新闻传播 素养教育
1．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现状。研究日本的新闻教育，必须要提的三位人物是松本君平、小野秀雄、小山荣三。松本君平1899年出版的《新闻学》是日本的奠基之作。1918年，我国第一个新闻研究组织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蔡元培任会长，邵飘萍做讲师，毛泽东听课半年）即使用此教材。由于当时日语几乎全是汉字，所以可直接引进。小野秀雄1926年创办《新闻学研究》期刊，1929年创立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1932年创办上智大学文学部新闻学科，1951年发起日本新闻学研究会并任会长。小山荣三1935年出版《新闻学》，1946年出版《舆论调查概要》，1949年创建东京大学世论研究所并任所长，1969年出版《新闻学原理》，其弟子饱户弘（后任世论所所长）也是我的导师水野博介的老师。传播学传入日本较早。目前在日本国立及私立的四年制大学中开设六门以上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的高校有67所，其中有22所高校开设17门课程以上。在上述67所高校中，开设传播学系的高校不足10%，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专业的高校只占25%，开设新闻学或传播学讲座的高校也不足25%。
2003年，通过对开设与新闻及传播有关课程17门以上的22所高校所做的调查表明：课程主要集中在多媒体及新媒体（23.7%）、大众媒体（20.1%）、传播学（16.3%）、广播电视（15.4%）、大众传播史（14.7%）、新闻学（14.7%）、文化及大众文化（12.1%）、情报社会及情报化（11.8%）、媒介产业（10.0%）、国际及跨文化传播（9.7%）、广告（9.2%）等。日语中的情报与中文里的情报意思不同，正如经济、广告、会计等近代许多词汇一样，情报也是从日文中引用过来的。但日文中的情报，以1921年为界，发生了重要的意义变化，而我国仍沿用至今。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翻译《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首次使用“情报”一词。1903年，森林太郎，即后来明治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森鸥外翻译库拉吾泽威茨的《大战学理》。“情报”一词引入我国并定着下来。而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1921年藤冈胜二出版的《大英和辞典》又第一次将信息译为情报。从此，情报的含义在中日两国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日本变了，中国没变。
学新闻传播的学生也可以从事其他职业，而新闻媒体也录用很多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工作。日本传播教育乃至日本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的理念，使这种自由的转换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2003年通过对日本23家各类媒体所做的调查表明：传播媒体希望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方向应该定位在：①具有平衡的思考能力；②拥有宽泛的知识结构；③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④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可见，日本的传播教育对学生的一般教养的培养非常重视，传播媒介也更需要基础知识宽厚扎实和一般性（非专业性）工作能力良好的人，反而对专业技能要求不高。从媒体对传播教学部门的需求来看，以日本五大报为例，每年招收的从业人员中，有不到20%来自于在校期间学过或接触过新闻传播方面知识的高校毕业生，其余的则来自于不同学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文学、理学和工学等专业的毕业生。在校期间所进行的专业知识的学习，只是为了培养你思考问题的方法；有关采写编评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则是踏进媒体后通过培训和锻炼等来获取的。媒体的要求是：作为一名优秀的新闻记者，除了把事实公正地报道出来，还应是社会分析家、引导社会变革的评论员。为了培养合格的新闻记者就必须进行系统的专门训练。除了学习信息收集、写作方法、计算机操作等等之外，还要学会分析国际政治、经济、社会等知识性标准化教育。
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员工进入报社后，先要在各大报社的总部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涉及报社的运行机制、内部管理规程、职业道德等等诸多方面。据说有些报社还为新进人员的培训请来了律师，讲解采访活动中涉及的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总部培训结束后，则全部被分配到该报社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分社去接受锻炼。其理由是，总社的各个部门分工比较细，新进员工无法体验到所有的工种，而分社则不同，一般需要负责一个省或市的报道，涉及的面较广，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能够得到充分的锻炼。在地方分社（1至2个）全方位地锻炼了数年后，积累了经验，再回到总社从事编辑工作。无论是在分社还是在总社，在成为一名熟练的记者以前，一般都要接受经验丰富的记者或编辑的指导。这种指导既涉及采写编评等专业知识，又包含了作为一名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人格。另外，每隔数年，还要对记者进行一次集训。而且，在地方还多数从治安报道入手，叫做“回转警察”，据说在日本做新闻这方面是最简单的。没有个人发挥，只要听警察的话、多拜访警局即可。
2．日本新闻传播教育的模式。在日本，对新闻教育的理解通常有三个层面，即专门教育、普及教育和职业训练。试分述如下。
首先，看一下专业教育，即以培养新闻工作者为主要目标的高等教育。三个层面中，这是相对最不发达的。在日本全国500多所大学中，设立新闻院、系、专业的，只有27所，约占1/20。而同期的美国为700多所，中国为600多所。固然，与中国相比，由于日本的人口约为中国的1/10，这个数字亦不算小；但与美国相比，则差距还是十分悬殊的。其主要原因在于，日美两国在职业训练层面上的观念和机制不同：前者依赖传媒，而后者倚重学校。
与此同时，必须指出另一个重要的动向，即“新闻”概念的扩大化。既然新闻教育机构的兴盛依托于信息化的洪流大潮，则广义的信息教育也就必然地、势不可挡地渗入了传统的新闻教育内容。这里仅观察一下各院系专业的名称，就不难看出这一从“新闻”到“信息”的大趋势。在上述27个教育机构中，至今仍以“新闻”命名的，仅有4个，甚至一贯流行的“大众传播”称谓也只有6个，而挂起“信息（情报）传播”招牌的最多，达9个，并呈越来越多之势（参见表4）。
尤需注意的是，日本始终没有出现过“新闻学院”。仅有的两个学院级机构，一称“情报学院”（文教大学），一称“传播学院”（东京经济大学）。在这类学院中，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学科也好，大众传播学科也好，自然都只是广义（社会）信息（传播）学科的组成部分之一。以东京经济大学传播学院为例，它下设“个人与共同体”、“组织与产业”、“异文化”三个系，分别展开有关“家庭、社区等传播”、“企业、社团、行政机构等传播”、“宗教、语言等异文化之间传播”的研究和教育，这就完全打破了历来的构架，不再以具体传播学科而是以社会活动领域作为划分、确定培养目标类型的基准。正如该学院创立宗旨所指出的，在信息化社会中，一切领域都迫切需要信息（情报）和传播的专家。为此，培养大批信息和传播的“通才”，就成了高等教育的一个重点和方向。
其次，再看本科教育，更能进一步体会上述信息化的强烈冲击和影响。与专门教育相比，这个层面显得格外热闹。500多所大学中，开设相关课程的，现有140多所，比70年代初的30多所，翻了两番。同期，课程数也从300多门迅速攀升为1500多门。有趣的是，这些课程名称所使用的关键词的变迁，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闻”从狭义向广义即“大众传播”乃至“情报传媒”扩展的轨迹（参见表5）。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新闻学科的消失。事实上，“新闻”、“传媒”及“报纸”、“广电”等微观性、操作性课程也在不断增加，只是速度相对慢一些。但无论如何，在讲授宏观性、理论性课程时，从“大众传播”及至“情报传播”的高度来把握“新闻”和各种“传播”现象，确已成为主流。
概而言之，在整个社会急速信息化（导致各行各业都空前急迫地需要新闻和传播知识）的条件下，普及教育得天独厚地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就现状而言，整个传媒界中，新闻类毕业生仍只占少数，但可以肯定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上述普及教育的发达，进入传媒的各类毕业生中拥有一定的新闻相关知识的越来越多了，这自然受到传媒的欢迎。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学校实施“通才”教育的方针，正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包括传媒在内的用人单位的需求。
最后，从职业训练层面看，则可以发现日本新闻教育机制的最大特点——新闻（大众传播）工作者的培养或者说最后造就，主要靠传媒自身而非学校，即传媒仍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对年轻职员进行系统的以实务为主的职业训练。与此相关联，在每年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中，传媒一般不特别青眯新闻院系专业的毕业生（如前所述，由此而造成专门教育的相对滞后）。由此可见，日本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主要是通才教育，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
3．从新闻到“情报”，从东京大学到上智大学。以上是对日本新闻传播教育全景式的勾勒。接下来，拟通过个案分析，获得对细部的了解。
在日本高校现有的20多个新闻院系专业中，创建于1932年的上智（SOPHLA）大学新闻系是最古老的新闻教育机构之一。比它再早的，唯有成立于1929年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它是1949年由东京大学新闻研究室改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年又更名为东京大学社会情报研究所。
由此一般认为，上智偏重教育，东大偏重研究，可以说，上智的办学模式，具有充分的代表性。
综观“上智模式”有以下特点：
3．1 教育宗旨——由“专才”变“精英”。早年，上智与其他新闻院系专业一样，曾经以“培养记者（及编辑）”为唯一目标。如今，适应信息化形势的需要，改为培养“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通用型人才。强调即使不进传媒，也要成为“富有良知的社会一员”。
3．2 课程体系——通识/研究。与上述思路相配合，上智的课程设置比较合理、灵活，请参阅表4。四个学年中，一共有三套课程：必修课、必修选择课（分为A、B、C三个系列，每个系列至少选一门）、任意选择课。专业课程数计32门，约140个学分，要求从中最少修满96个学分；公共课程数除必修课（外语、体育、人类学）的16个学分之外，还要求在全校公共选择课中修满24个学分。也就是说，总计取得136个学分的学生，就可以毕业了。如表4所示，这一体系既力图避免各门课程在横向上的重复，又考虑到尽量保持各个学年在纵向上的连贯。另外，有一门贯穿后三个学年的所谓“研讨”课，很值得一提。其具体做法是，让每个教师带领约10名学生（由学生根据本人志趣、教师专长等自由选择、决定），开展从小组讨论、实习、个别答疑直至毕业论文指导等活动。这也可称是一种“导师制”，虽然只算1个学分，却大有益于教学相长以及师生关系的密切化。
3．3 人员结构——教授多/讲师少。上智的一个突出优点是，人员极其精干。这所诞生于1913年，具有教会背景的私立大学，现有在校学生总数超过10000人，而专职教师仅约500人，另有兼职教师约400人，职员约300人，共计约1200人。与此相联系，新闻系每年招生约70人，在系学生总数约300人；现有专职教师8人（其中教授7人，讲师1人），兼职教师7人（主要聘自传媒，担任实务、操作性课程），职员2人，共计17人。我的母校国立琦玉大学是两长一短三学期，短学期几乎全是兼职。
3．4 毕业出路——半数媒体、半数事务性工作。据统计，建系75年来，上智大学新闻系培养了3000多名毕业生，其中约一半在传媒任职，成为业务骨干或行政要员的也不在少数。这说明，其竞争力还是比较强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前述日本特有的“传媒重实务、学校重理论”的大气候下，专门教育机构的作用比较有限，即如上智这样老资格的院系专业，也不例外。但尽管如此，它的若干经验，对我们仍不乏参考意义。
扩而言之，从整个日本新闻教育事业的沿革、布局、机制和动向中，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些启迪。新闻教育要由单学科教育向多学科教育转变，从侧重应用教学向重视素质教育转变，要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美育人格、提升能力的思路，呼吁社会给予大学生更多的社会实践机会，各界人士支持教育，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以及高修养的社会一员。
参考文献
1 日本集英社编.日本数据.1995:57页
2 日本大众传播学会编.大众传播学研究.第43期，三岭书房. 1993:84页
20世纪初，以黄远生为代表的记者群体出现，规模庞大，他们见证并且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反应出时代的变迁，从这一群体身上显示出当时社会变迁下的新闻职业化发展的路径。
一、新闻职业化的萌芽
记者出现在民初，并非偶然，有它的历史必然性。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沿海城市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开始发展，对信息的需求随之不断增加。报纸为人们提供与信息和商品的流动相关的消息。访员成为这一时期的信息探寻者，他们以撰写消息为生，俗称 “包打听”，即记者最初的形态。随后，逐步出现了一些受雇佣的能力比较强的访员，他们开始有了一些自己的职业观念，重视自己的职业地位。
到了民初，外勤记者不仅要完成采写，同时还要署名。访员与民初记者的从业道路、薪水待遇以及社会名望都不相同，这使记者们的自尊心受挫，将经历都投入到业务的提高上。他们对新闻事业的性质、业务、伦理开始了新的探寻。是否专属为报纸服务已不是外勤记者与访员此时的本质区别，从思想上树立新闻职业观念，正确履行采访职能，这种观念上的转变标志记者职业的诞生。民初，袁世凯对新闻事业发展阻碍，言论自由的丧失，报纸失去话语空间，新闻事业的报刊由政论时代转向新闻时代。
中国报纸向新闻时代演变，还有些客观因素。一战爆发，中国民族工商业得以发展。这促使人们对新闻信息需求的增加，经济报道开始加强。另外，国内外的变局唤起了人们对时局的关注和对新闻的需求。报纸上的新闻报道普遍得到加强。一些内幕、独家的报道受到读者欢迎。
二、黄远生的新闻活动
1、黄远生的新闻生涯
1912年，黄远生先后在北京主笔《少年中国》周刊，担任梁启超主办的《庸言》月刊，兼任《时报》、《东方日报》、《申报》特约记者，并在多家报纸上发表文章。黄远生“像彗星一样，一时显著于报界”，与刘少少、徐彬彬（凌霄）有民国初年新闻界“三杰”之称。袁世凯称帝野心公开暴露，黄远生才决心与袁氏报纸决裂。
黄远生的思想受他所处时代和他本人所处阶级的局限，也曾一度被袁世凯所利用。1915年，袁世凯逼黄远生写赞成帝制的文章，聘他担任御用报纸《亚细亚日报》上海版总撰述，还表示事成之后，许以重赏。黄远生坚辞不就，与袁世凯决裂，并在上海各报刊登《黄远生反对帝制并辞去袁系报纸聘约启事》，表示“以国体问题与贵报主义不和”，以示决绝。此后，他逃离北京，先到日本，后辗转赴美。1915年12月27日被枪杀。友人以诗纪念他，称其“同是记者最翩翩，脱手新闻万口传”。
2、黄远生择业思想的社会根源
在黄远生眼中，中国官吏分为：“盗、丐、流氓” 三种，这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职业观的冲突之处。旧官僚作为社会阶层的合法性问题作为社会矛盾点，在黄远生的新闻报道中明确体现为对官吏文化和官僚阶层的批评，他将“党人政客”与中国官吏并称，足以见其立场和思想。
以前， “职业”仅是个人为图解决温饱问题，赚取利益的谋生手段。而黄远生认为“职业”本身可以对国家的人才兴盛做出贡献，而个人也不必再混迹于官场。“为民生社会请命”是黄远生当记者的基本出发点，他的职业实践与他的道德理想是相辅相成的。
在1915年11月的第12卷第11号《东方杂志》刊出黄远生的《忏悔录》。当时的黄远生经历了民初政治风云变换，在文中，黄远生说自己四年的新闻记者生涯中曾“指斥乘舆，指斥权贵”，但“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事也。”他虽立志不做官，然而几年的记者生涯令让他感到这样的处境与做官无异。在现实生活中，新闻理想变得脆弱不堪，中国的社会状况并未因有了“职业”、“分工”就有所转变，黄远生虽是记者，但也未能完全脱离官场。在《忏悔录》中，黄远生这种对新闻职业的消极评价，体现出职业人对职业、社会的思考。这种思考不仅仅局限于职业道德问题，更是对新闻从业者的身份问题的思考。他用自己的亲历亲为使记者得到了社会的认同与尊重，他的职业观是新闻职业化起步时期中国记者职业观的典型代表。
三、新闻职业化的内在渴求——新闻团体的成立
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创办和记者出现。作为受薪雇员，记者在初期并没有认识到其自身所应具备的职业地位，也未充分认识到记者的社会责任。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新闻记者是自由职业人，记者的职业角色定位已经完成。新闻记者从一个文人向一个自由职业者转变，也就难免与国民政府出现冲突，记者的职业特性——言论自由决定了这一属性。新闻记者对国家新闻检查、控制等方面的不断挑战使得新闻事业迅速成长。
在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中，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是最独特的一个，每次公开表态，均引发公众关注。任职5年来，王旭明经历了百余场新闻会和上千次记者采访，持续与一些媒体及评论人唇枪舌剑，“教育买衣论”、“媒体无知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名校生养猪论”，为媒体对其表态之浓缩。在2008年6月28日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和他谈及范美忠的话题。王旭明说了以下一段话：“我们可以不崇高，但是不能允许。”白岩松补充说：“更不能给提供的场所。”这是王旭明在电视镜头面前又一次“口无遮拦”地直抒胸臆，当时，他还没想到不久之后会有这场谢幕。在5年的任职期间，几乎每次，只要王旭明刚出现、说话，都会被媒体、公众抓住尾巴进行批判，有人称他是给教育部“添堵”的官员，有媒体甚至曾公开发表时评长文要求王旭明辞职。面对一次次批评和质疑，王旭明几乎都公开回应、雄辩滔滔。然而，7月下旬，这位新闻发言人还是在一片舆论声中去职，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据他自己戏称，是“提了半级”，但在回答记者他离开“新闻发言人”职位时的感觉时，他说“欲哭无泪”，多少显得有些无奈。
在过去的5年里，这位富有争议性的发言人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时常卷入新闻事件之中。遗憾的是，放大的新闻效应往往是王旭明个人的效应，他的个性化表达导致了对教育政策的更大争议，这种争议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往往需要由中国教育部门来承担，教育部能够忍他5年，也堪称奇迹。肖余恨在《现代快报》上发表文章称，“对王旭明的个性化风采，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我也是喜欢的。毕竟，他有真性情，率真、透明，这样的人很适合交朋友。不过，新闻发言人是一个有着非常高的专业要求的职位，新闻发言人是一种新闻制度，‘发言人’只能是这个制度的符号――这个符号的发挥空间是有限的，必须恪守职责和底线，不能哗众取宠、喧宾夺主。过分张扬的个性，往往会失控于对这一职位的本质的理解。王旭明当新闻发言人这5年，我们记住了他的什么？他的‘中国教育成功论’？他的‘教育买衣论’？他的‘媒体无知论’？他的‘名校生养猪论’？这么多引起争议的话题，导致公众对教育政策的非议，本身就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失误。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话，老是被媒体‘断章取义’，甚至‘断章取义’成为一个条件反射，这就不能不检讨他的新闻发言是不是有问题了。”对于王旭明的离任，教育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也表示，作为新闻发言人，对于政策的解读要求一是一、二是二，不让你有个性和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国办和外交部等单位的新闻发言人，每句话都是经过严格考量的，但王旭明在所有新闻发言人中显然是与众不同的。“与众不同”或许是公众舆论所需要的，中国所需要的，但未必是现有新闻发言人制度所需要的。这或许是王旭明离职真相之所在，也或许正是“中国王旭明”的宿命之所在。
二、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特点及其要求
王旭明曾说：“想要把政策说明白，念文件看似最明白，其实并不明白，要把那些内容吞到肚子里滚烂后再用自己的话反刍出来，才能让记者明白，让百姓清楚。而这个过程还要尽量做到形象、具体、生动、有效。”“我希望做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新闻发言人，我想公众期待看到的也是一个能哭会笑、有着丰富感情的人，哪怕偶尔有一点失态，而不仅仅是政策的传声筒。” 实际上，王旭明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实践的。笔者认为，王旭明秉持的这一理念及其理念的追随者，可能把新闻会和记者招待会、以及新闻会上的新闻发言人与记者招待会上的主持人，融为一体、混为一谈了。
其一，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的定义不同。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的解释是：新闻会是指国家、政党、社会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比较小的部门为兼职)新闻人员，其一般是该职能部门中层以上的负责人，在一定时期内就某一重大事件或时局的问题，约见个别记者，有关新闻或阐述本部门的观点立场，并代表有关部门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招待会是指党政部门、社会团体或个人邀请新闻记者参加的公开新闻会，它既为发言人(或主持人)提供了同一个场所面对较多记者的机会，也为新闻界提供了获得新闻材料的一种有效而又简便的采访方式。显然，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是有区别的。但现在国内对两者的称呼上有些混用。外交部每周举行两次新闻会，虽然频繁，但对此基本也没作区别。外交部新闻会也常被其称之为外交部记者招待会。 实际上，新闻会，顾名思义，是新闻的活动。一般由发言人先新闻，再回答记者提问。而记者招待会往往不先新闻，而立足于回答记者提问。新闻会一般指政府或部门发言人举行的定期、不定期或临时的新闻活动。规格较低，活动时间较短，一般半小时至一小时左右。如外交部新闻会、国台办新闻会等等。记者招待会更适用中央领导、部长或部门领导人。如总统记者招待会、总理记者招待会、部长记者招待会或大使记者招待会等等。 新闻会现在的趋势是由发言人自己主持，自己新闻，自己点记者提问、自己回答提问。但记者招待会一般设一主持人，主持人不回答问题，回答记者提问的是由他请来的总理、部长或其他领导。
其二，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的角色不同。新闻发言人是一种制度，是对公众知情权有效履行的途径之一，是沟通媒体、社会公众和政府部门的重要桥梁。新闻发言人必须拥有良好的气质形象、人文素养和人格魅力，不仅对新闻具备敏感性，而且对国家的政策、法律、法规有较好把握和理解，对其所在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未来有较深入的研究。新闻会的发言人是指受委托的新闻发言人，他们代表政府、政党、团体发表意见，表明立场，评论观点。《新闻学词典》称新闻发言人为，国家、政党、机关、团体任命或指定的专职新闻人员，其职责是在一定时间内就某一重大事件、局势、问题举行会议或约见记者，向新闻界发表有关信息及意见，并代表有关方面解释或解答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我国的外交部、公安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商务部、民政部、科学技术部、卫生部、水利部、教育部等部门都设有专门的新闻发言人。据2003年11月13日的《南方周末》报道，“各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大多是办公厅或法规司的负责人”，“各省的发言人中，有70%以上由政府办公厅负责人担任，还有些人的职务是政府秘书长、政府研究室主任等”。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或主持人)一般是指地方和部门的行政长官乃至国家的首脑人物，诸如国家元首、总理、外交部长等经常举办记者招待会。
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83年，外交部率先任命了新闻发言人，目前我国已有15个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覆盖了全国近一半的省级行政区。但是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几乎都是兼职的，国家行政职务系列上还没有新闻发言人的系列，在正式职位名称上也没有这个名字。目前全国已有几千人接受过新闻发言人培训，他们都是所在部门的中层以上干部。目前我国只有少数的企业设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2005年，国务院要求部分大型国有企业、医院、学校和金融机构建立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继续完善突发事件新闻机制。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如有的地方要求出任新闻发言人的必须是该部门的“二把手”；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其中第二类现象最多。
其三，新闻会与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的风格不同。由于新闻会多政府对社会重大问题的看法，包括政策、国际问题等，因此要求新闻发言人有训练有素的语言、不卑不亢的态度、确定统一的口径。新闻发言人应该有渊博的知识，熟悉国内国际情况，懂得交往礼仪规范。他们应该有对整体局面的把握和对政策底线的坚守。新闻发言人阐述的往往是官方的立场、观点和看法，淡化“个人”的色彩，强化“制度”特色。正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一位领导指出的，“新闻发言人不是自然人，他应该是一个制度人。因为在他的背后，有一套制度作为支撑。”
8月25日，他带儿子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称接诊医生开了8毛钱的药，“孩子就治好了，能吃能拉”。陈刚怀疑深圳市儿童医院过度医疗，要求医院撤销科主任，退还3900元住院费，赔偿10万元。
9月7日，有媒体以《婴儿被诊断要做10万元手术 最终吃8毛钱药痊愈》为题报道此事。当时众多媒体刊载及转发此新闻，众口一词地宣称“近日，深圳一医院对一初生婴儿治疗，费用约10万元。换了家医院后，仅用8毛钱的药就治好了孩子的病。”随即引起广泛舆论关注。
事件随后引发医患信任危机，深圳市儿童医院多名患儿因“8毛门”事件影响，患儿家属拒做手术，导致多名患儿病情恶化。
9月12日，陈刚被爆再次带小强到广州儿童医院求诊。病情疑有反复。
此后事态呈急转直下之势——10月19日小强在武汉同济医院小儿外科接受手术，诊断为先天性巨结肠。
10月28日，小强痊愈出院。武汉同济医院方面介绍，小强此次治疗花费为23886.43元。与当初深圳儿童医院的预计费用接近。
患儿出院时，其父亲陈刚委托同济医院向社会公布了他的一封感谢及致歉信，信中感谢同济医院治好了孩子的病，同时也向深圳儿童医院道歉。陈刚在公开道歉中说：因为自己对专业知识的无知和一时冲动，使得深圳儿童医院受到社会舆论的冲击。
患者因无知和冲动，错怪了医院，可作为媒体，应该是一个客观的记录者和公正的旁观者，在医患发生冲突时站在不偏不倚的公允立场，用扎实的调查而不是想象去报道冲突双方的声音，不能先入为主地选择站在某一方利益的立场上。
在这起“8毛门”事件中，当陈刚向记者述说婴儿吃完8毛钱药之后就痊愈了，记者需要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婴儿所患的是何病，八毛钱治愈的可能性有多大，此时就需要记者对相关专业知识了解与掌握的“功底”，以及运用多方求证。不少媒体基本是被声称“8毛钱治好10万元病”的陈刚牵着鼻子走的，缺乏专业的报道和独立的判断：本能地相信他是一个受害者，而医院是乱诊断乱收费，轻易被“8毛钱治好10万元病”这个爆炸性的、对新闻人极具诱惑力的不实信息所俘虏。如果对患者夸张的描述保持一点儿警惕，多听听医院的声音，就孩子的病情多采访相关专家，多听听专业人士的判断，新闻就不致于如此纵了。
这起备受媒体关注的“8毛门”事件，以让媒体难堪的方式关上了大门。无疑，在这起医患冲突中，媒体带有偏见的报道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职业伦理。在医生眼里，只有病人，然后是治病救人；作为一个报道者，眼中只应有事实和真相。
职业精神不仅指技术层面的原因，更需警醒的则是记者在道德上存在的优越感。怜悯弱者同情苦难，这种源自人性深处的情感，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节制，很有可能成为阻碍记者寻求事实真相的门槛。更值得担忧的是，建立在这种情感上的采访写作，很有可能会为报道预设立场，认为弱者天然正义，从而失去了捕捉事实背后真相的良机。
新闻职业精神与报道的取向
1.决定报道的导向
新闻职业精神，代表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传统媒体保持独立见解的核心要素是社会责任感。新闻媒体是社会的传感器、扩音器和减震器，因此，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对于创造舆论环境，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信息网络空前遍布的今天，新闻媒体更应当注重自身的社会责任，本着“真实、客观、正确”的原则进行事件的报道和传播，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明辨是非。
2.决定报道的真实性
对于媒体来说，网络是新闻的“报料库”，而不是新闻成品。同时，网络舆论也不等同于公众舆论。因此，我们既要了解网络信息，重视网络舆论，更要学会正确分析和判断网络信息的真伪。这种新闻专业精神，决定报道的真实准确。
2011年7月2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文章称，“据中国社科院《中国惩治和预防腐败重大对策研究》课题组的资料估计，中国目前有4000多名官员境外在逃。中纪委称，近30年来，外逃贪官携走资金达500多亿美元，平均每人卷走近1亿元人民币。”
《人民日报》为何也会出现新闻失实？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道歉启事”上，我们注意到这样一句话：“……经核实，此数据来源于网上未经确认的不实消息，造成对读者的不负责，也影响了报纸的公信力。”原来，问题正是出在信息来源上。线索源自网上，且没有经过查证，进而造成失实。
新闻职业精神要求我们对于网上信息及线索要特别注重查证、核实环节，对于无法求证或要素不明不全的网上信息，坚决不转、不信、不用。另外要善用逻辑思维，从网上信息的逻辑性、常理性上来进行真实性与准确性的判断。
3.决定报道的道德取向
在新闻报道商品化的时代里，一些媒体为了获得独家新闻而无所不用其极，已经越过了新闻工作者的道德底线。2011年7月10日，由于涉嫌窃听丑闻，有着168年历史的英国老报《世界新闻报》在谴责声中停刊。英国媒体的责任感和公信力随之而遭遇了一次系统性损毁。震荡为什么会如此之大？这是因为《世界新闻报》的行为，严重触犯了人们普遍认同的法理、学理和伦理底线。依法办事是一切国度媒体的准则。在利益驱使下，《世界新闻报》胆大妄为，不仅窃听，甚至删改原始信息，这就直接严重触犯了法理和法律。
媒体工作者的行为，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商业行为。媒体工作者除了守法外，还必须自觉遵守一些不成文的契约。例如，遵守社会伦理和公序良俗就是一种非契约的责任，如果谁肆意违背，那就会轻则受到唾弃，重则会被追究。
4.决定报道的社会影响
新闻职业精神，引导新闻采访生产的正确方向，最终落脚在以读者感受为中心的社会评价上。新闻职业精神彰显得越到位，定位就越精准，反映社情民意就越全面客观，社会评价度越高，反之则越低。
新闻要满足受众的知悉权，采访对象的选择非常重要。每年的两会，参会的代表和委员代表着全国13亿民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较高的新闻价值。记者在两会采访，在对象选择方面，需要依照报道主题进行精心确定。一个报道主题，应尽可能采访到不同民族、不同行业、不同知识背景的代表委员，这样采访到的信息才相对全面，才体现出新闻的客观性。
然而，在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娱乐明星和体育明星占据了新闻版面的不少篇幅。这些人在两会新闻中出现的概率，远远多于普通代表委员。两会新闻的泛娱乐化现象，被舆论所诟病。
与此同时，不少部委领导依然是记者竞相采访的对象。在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媒体扎堆采访一个部长，对公众来说是接受重复信息，对其他代表委员来说则失去了阐述观点的机会。
在全国两会上，农工委员肖燕军就曾批评过采访对象取向的问题：“在两会这样一个行使权力、参政议政的场合，过分关注采访对象的身份，而忽视这些采访对象参加两会的真正目的和诉求，实际上是对两会本质的偏离。”
恪守新闻职业精神要避免的误区
1.避免偏听偏信，盲从误导，进而影响报道的真实准确
2012年6月11日，温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向媒体通报特大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件侦破情况。该案主要犯罪嫌疑人，正是此前虚构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而颇受关注的温州人林春平。
6个月时间，“温州人林春平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事件从神话沦为笑柄。梳理“林春平事件”报道的全过程，我们发现，随着新闻竞争的日益激烈，一些传统媒体独立见解缺失的问题比较严重。
媒体独立见解的第一个核心要素是“信”，即媒体公信力。传统媒体最大的优势就是媒体公信力。但在“林春平事件”上，一些传统媒体恰恰失误在这里。
最先报道此事的温州一张纸媒仅凭林春平在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招聘高管赴美银行工作的广告，在仅有新闻当事人单方说辞而未加调查求证的情况下，采写了《“春平”提供的美银行工作机会令人心动》一稿，引发了媒体对 “温商收购美国大西洋银行”事件的竞相报道。这种求“快”求“奇”的“快餐心态”，让个别传统媒体在保持独立见解上丢弃了最核心的竞争法宝——媒体公信力。
2.避免越轨侵权，违背伦理道德规范，进而影响报道的社会评价
近几年，新媒体舆论监管法规滞后，传统媒体盲从追风，甚至突破法律底线，是舆论事件的又一诱因。除了媒体理性和责任感缺失外，总会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在舆论事件的关键环节或重要时刻兴风作浪。过度介入、过度势利，滥施媒体“暴力”……这样“最残忍的采访”激起普遍反感——
31岁的安徽阜阳人杨武与妻子王娟（均系化名）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租房开了间修电器的小店，2011年10月23日晚，杨武的同乡、社区治安联防队员杨喜利来到他们家，毒打并了王娟，杨武出于恐惧，在杨喜利对妻子施暴的过程中始终躲在杂物间未敢出来制止。面对后来的责骂，杨武称自己“软弱、窝囊、没用，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
11月8日，某媒体发表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 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报道。
这篇报道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报道这条新闻，多家媒体的记者找到杨武家，用摄像机、相机、话筒和录音笔将杨武及王娟团团围住，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逼问事件经过，一直逼问到王娟用被子捂住脸，杨武痛哭流涕地下跪哀求。
这些媒体的表现，在网络上激起了普遍的反感，许多人都直呼这是“最残忍的采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对此冷峻评论道：“有一种现场，呈现的不是专业性，而是无德、无知、利益至上。”连首发该报道的媒体内也有记者在微博上质疑：“这样长枪短炮地对着一个刚刚遭遇不幸的女人，于心何忍？”他呼吁：“忏悔吧！记者首先必须是一个具有基本道德判断的人，而不是冰冷的信息传播机器。”
此事件在新闻界内部引起了广泛评论，许多记者也都将这些媒体的做法斥之为“媒体暴力”。 在许多人看来，媒体在报道此事件中的表现足以让人警醒和反思。新浪微博上的一项关于此事件中“最该反思的是什么”的调查显示，截至11日17时45分，2853名投票者中，有43%的人将票投给了“媒体不应泄露受害人隐私，并造成二次伤害”，另有22%的人认为“媒体报道失当，如指责丈夫杨武窝囊怯懦等”。
如何增强和提高新闻职业精神
1.着力增强权威性
媒介的职业精神，来自对职责的坚守。媒体的责任源于传播的影响力。因此，媒体的责任首先不在于具体的报道事件，也不是具体的报道技巧，而是应该站在整个社会的高度，以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去辨别事实和是非，并传播给大众。这就需要着力增强报道传播的权威性。
增强权威性，就必须从媒体人员的采编作风抓起，使新闻材料更准确真实、接地气、贴近生活实际，以“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为契机，着力提升新闻工作者正确引导舆论、回应社会关切、服务百姓生活的能力。
实践证明，媒体工作者通过“走转改”，多了真情实意，少了虚情假意，多了触景生情，少了隔靴搔痒，多了实话实说，少了无病，报道的权威性得以大大强化。
2.要着力提高辨识力
“真实、全面、客观、公正”，是所有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理念，准确、严谨更是财经记者最基本的职业素养。在当今全民理财的时代，财经新闻更关乎老百姓的钱袋子。一个数据错了，媒体可以更正，但投资者和企业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新闻专业精神要求对新闻事实把握得精准、全面、客观，及时识别不实的新闻线索及来源。提高媒体的辨别力，一方面要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增强“把关人”意识，另一方面要和政府部门、有关机构、专家学者建立长期联系，多方求证和检验，全面客观地分析传言。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3年5月7日下发通知，针对“深圳女孩当街给残疾乞丐喂饭”、“天然气将大幅涨价”、“流浪汉因拆迁变富翁”3起媒体虚假失实报道，通报了调查和处理情况。这正是媒体采编人员失去了辨识力、被网上不实信息牵着鼻子走而导致的。
这就需要媒体重点打造“学习型记者”，一专多能，博学多才，有丰富而开阔的知识面和生活积累。这是提高辨识力的最有效途径。
3.着力打造“思考型记者”
新闻专业精神强调传媒工作者的职业精神及新闻产品对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媒体讲求新闻规律、市场规律，不能停留于对社会表面喧哗的直播，更不能对负面情绪盲目推波助澜，而应践行职业精神，以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通过理性表达和真实报道，引领公众良好心态的形成，以维护健康的社会诚信和公信生态。
遇到较为复杂的局面及状况，记者应该刨根问底，多问几个“为什么”，还原事实真相。
从2011年以来，各媒体相继开设了求证真相的栏目及版面，如《人民日报》开设了“求证”栏目，浙江《钱江晚报》开设了“真相”栏目，《楚天都市报》于2011年5月起开设《楚天求证》版。以上都是传统媒体为还原事实真相而进行调查的有益尝试。
4.着力提高议题设置能力
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仍然可以有所作为、大有可为。负责任的媒体仍然应该高度重视议题设置能力。这就是新闻专业精神所强调的“有效引导”。
在日常报道中，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报道，还是舆论监督报道，都要掌握报道分寸，不说过头话。另一方面，媒体应该更多地遵从新闻规律，把握适度的原则，尽量从新闻规律出发，从建设性出发，从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角度出发，全面客观地报道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加强舆论监督报道，促进问题解决，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
面对网上热点纷繁复杂、网络新闻真伪难辨尤其是舆论引导呈现的“传统媒体追着网络走，网络追着意见领袖走，意见领袖追着坏消息走”现象，2010年8月7日，新华社推出了 “中国网事”全媒体栏目，有效地打通网络舆论场和传统舆论场，壮大了主流声音，压缩虚假和“三俗”信息传播空间。
参考文献：
[1]《从“林春平事件”报道看媒体的“马其诺防线”》，《新闻战线》2012年第9期
[2]《“准确”永远比“好看”更重要！》，《新闻记者》2012年第3期
[3]《新闻中科学精神缺失的表现》，《新闻前哨》2013年第2期
[4]《媒体行为的底线意识》，《新闻前哨》2011年第8期
[5]《求证：探寻喧哗背后的真相》、《真相：谁来终结网络谣言？》，《新闻战线》2011年第4期
[6]《社会舆论事件中的媒体自律》，《新闻战线》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