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数字经济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以现代网络为载体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些经济活动旨在促进通信技术的高效应用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我国经济已进入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数字化符合时展的潮流。《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指出，2005年至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6万亿元扩张至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也从14.2%提升至36.2%，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做出了“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部署。2018年以来，数字经济带动我国就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其中在该领域就业人数达到1.91亿人次①，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特别是在国际经贸摩擦导致全国总就业人数同比下降的背景下，数字经济领域就业依然实现了11.5%的高速增长。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的经济分支，所吸纳的庞大人力资本对其发展的影响如何仍有待研究。本文从人力资本结构升级演变和空间联系的视角，来考察人力资本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领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驱动和产业结构优化，而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比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更能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因而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更为明显。虽然数字经济发展中智能化趋势替代了一部分重复简单的工作，但是却加大了对高技能人力资本的需求。国外学者对此提出了互补效应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MacDuffieetal.(1992)研究发现人力资源和组织政策之间的互补性影响了汽车装配的生产力和产品质量。Lchniowskietal.(1993)根据美国钢铁业的数据得出大量的人力资源实践在影响生产率方面是互补的。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关于数字经济的研究多集中在其影响效应方面，而对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因素讨论较少。PanWenrong(2021)认为数字经济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的创新驱动因素，温珺等(2020)则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创新的影响路径，张腾等(2021)关注了数字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赵涛等(2020)探讨数字经济通过提升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GrigorescuAdriana(2021)研究了东欧国家的数字化的技术效应和人力资本在人口福利的影响。因此本文将从人力资本这一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出发，探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

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理论机制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缺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力。由于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劳动力的知识技能要求较高，因此，在高等教育普及率大幅上升的背景下，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乃至人力资本结构层面的宏观变化对数字经济影响效果如何值得探讨。在分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的空间机制之前，必须先厘清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通过哪些途径直接作用于数字经济。Milgrom和Ｒobert(1990)提出的在具备更高效率的生产模式下，要素之间存在互补性，该行业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关键生产要素的投入。因此在数字经济行业中，信息技术和资本快速涌入，与之适配的劳动投入更倾向于高技能高素质人才。因此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相比于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应该更为显著。本文梳理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三条主要路径。

(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要素禀赋结构升级

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由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和持续的创新来推动，而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不仅仅是总体结构的升级，即从劳动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单个要素禀赋内部结构的升级也至关重要。以人力资本这个要素禀赋为例，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导致的人力资本结构的变化，高等人力资本比例的提高意味着可用于生产的知识与技能越多，生产效率得到增加，产出必然增加。而数字经济涵盖的产业或生产活动，需要的正是拥有先进知识与技能的专业人才，因此人力资本结构的高级化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促进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是技术创新的重要一环，创新也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数字经济是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合的产物，无论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都无法脱离创新，而人力资本结构从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中，将知识与技能成果转化为创新动能，从而带动数字经济的发展。高级人力资本掌握先进知识技能，为数字经济涵盖的生产性以及服务性企业在研发、生产、服务、管理等方面提供更为专业的指导。

(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产生的空间外溢效应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以及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都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交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特别是高铁的快速建设，大大缩短了行程时间，促进了劳动力在邻近地区的流动，鉴于此，本文还将考察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

三、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根据以上理论机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有直接传导与空间溢出两种效应，而空间计量方法能够很好地衡量变量之间存在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据此设定如下的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其中，下标i、t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Digecoit表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ASHCit表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χit，κ表示第κ个控制变量，ϖlnDigecoit代表被解释变量lnDigecoit的空间滞后项，ϖ为空间权重矩阵，νi代表个体固定效应，ν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ε代表随机扰动项。

(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

随着高等教育受众的增加，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力资本比重也在逐年上升。已有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力资本已经呈现出内部结构升级的发展趋势。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的测度，国内外学者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和高等教育人口所占比重(陈钊等，2004;袁富华等，2015)、人力资本基尼系数(Castelló＆Doménech，2002)、教育方差(Park，2006)等指标来反映。本文借鉴刘智勇(2018)构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的方法，采用分别测度五类人力资本①与基准向量间的夹角，根据变异系数法确定每个夹角的权重，加权得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指数(ASHC)②。

(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指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目前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型产业重点涵盖信息、电信、电子商务等行业，同时，依托于科技创新和互联网建设的快速发展，企业数字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广泛融合发展形成产业数字化，促进了新一轮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本文采用的指标是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三)其他控制变量

城市化水平(Urban)，用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FDI);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Ind_s);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Ind_t)。城市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得越完善，越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则有助于提升技术和劳动力素质，产业结构升级则会影响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方向。本文选取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所用数据均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在进行空间计量回归前，首先要对空间依赖性进行检验。经过全局莫兰指数检验，P值＜0.01，认为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存在较强的空间集聚特征，因此可以采用SDM模型进行回归。表1给出了普通OLS回归以及SDM模型在使用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嵌套矩阵①时的估计结果。从模型拟合优度来看，空间计量模型比普通OLS回归更加有效。从对数自然比值来看，使用地理距离矩阵空间权重矩阵的SDM表现更好。回归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不仅对当地数字经济发展产生影响，还对周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且在不同的空间权重下，其溢出效应的程度也不相同。ρ值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内生性交互效应。对地理距离矩阵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可知，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显著为正，这是因为人力资本结构的升级演变不仅能直接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还能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创新动能。

(二)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

表2列出三种不同空间权重下各变量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分解的结果。可以看出，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8.76，148.59)均远大于直接效应(0.69，0.46)，说明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程度对本地区数字经济产生的正向影响，比当地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当地数字经济发展的直接影响更为明显。依托于互联网平台的发展，数字经济打破了地理隔阂，使得劳动力在互联网平台上的流动比在实际地域间的流动更加活跃，造成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城市化程度越高，互联网平台发展越好，其溢出效应就更加明显。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间接效应比地理距离矩阵更为明显，说明基于经济发展在空间上联系的估计结果比传统地域空间联系更能体现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以及其他变量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立足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视角，对我国2013－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第一，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能明显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同时对周边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产生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第二，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相较于直接效应来说更为明显。第三，经济距离权重矩阵下的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比地理距离权重下的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大对互联网的投资力度，推进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在网络层面上的互联性。第二，加大教育投资，增加劳动者自主培养的渠道，既要从基础教育层面提升人力资本综合素质，又要从社会教育层面为已就业人群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资源，更着重于工作技能的提升。第三，要深入挖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更深融合发展空间，以生产需求拉动人力资本在数字经济行业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激励，从而增强数字经济就业吸引力，促进数字经济进一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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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晓萱 单位:南京审计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