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件运动始终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物质运动的普遍联系之中，它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其过程与形式具有多样性、不平衡性等特点。【摘 要 题】文件理论【关 键 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 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12-0093-04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兴起于我国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农村改造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笔者拟从乡村建设运动整体和历史事件两个角度，分别探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职业教育研究的不同视点，意在抛砖引玉，丰富职业教育史研究。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研究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包括农村经济、县政建设、公民训练、乡村自卫、平民教育、合作运动等内容，渐及各项农村社会事业，与政府的农村复兴策略相呼应。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核心部分，乡村建设运动是广义的职业教育推广过程，以政府机关、民间团体、学校机构、社会试验组织等为主体的乡村建设团体虽然从不同的方面入手，但以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为形式的职业教育贯穿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历程。职业教育是乡村建设运动中平民教育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思想、理论、模式及特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逐渐生成。职业教育推动了乡村建设运动，也需要在自我反思的理智情境中推广，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丰富近代农村研究的视野。另外，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过程呈现出一些较为先进的职业教育成果。比如，除了创办专门的职业学校、民众培训班之外，在师范学校和小学还添办了各类民众培训班。在各类职业教育过程中，运用了巡回教学、流动教学、露天学校、小先生教学、生活导师制、巡回书库等灵活多样的教学途径和方法，并同时开发了书法教材、识字课本等教材。笔者认为，提炼并归纳乡村建设运动的思想与实践，对当代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课程开发、教学方法、职业教育研究等均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同时也能为当代农民培训提供诸多的培训模式和发展路径。
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成果包括史料、专著和论文。
首先是代表性的史料。主要有乡村工作讨论会编辑的《乡村建设实验》（第一、二、三集），千家驹等人编著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其次是专著，包括近代版和当代版。近代专著有：古M著的《乡村教育新论》，古M编著的《中国农村经济问题》，陈兆庆著的《中国农村教育概论》，陈序经著的《乡村建设运动》。当代专著有：郑大华著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徐秀丽主编的《中国农村治理的历史与现状：以定县、邹平和江宁为例》，李德芳著的《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研究》，王景新等人编著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当代编辑的专著还包括个人文集或全集，如《梁漱溟全集》、《晏阳初文集》等。
再次是论文。主要有祖秋红的《现代化视野下的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张蓉的《中国近代民众教育思潮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赵祥斌的《神圣与世俗之间：齐鲁大学乡村建设研究》（山东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何建华等人的《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骆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3期）。
最后是以往的研究成果展现了众多试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叙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情况，并进行了性质评价。研究思路从宏观走向微观，研究内容较为全面，涉及了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其乡村建设思想、经济建设、政治制度改革、平民教育、合作建设等各项事业。但是，以往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的研究意在肯定或否定乡村建设运动，容易忽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发展模式;多数研究限于单个或几个主要的机构团体或乡村建设派别模式，忽视了其他团体或机构，研究内容往往重复、单调;有的研究对乡村教育运动中的职业教育推广工作未能从专业理论的高度去审视，未能突出职业教育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共性与个性。
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选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团体，对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研究运用如下研究方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教育研究方法，并借鉴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理论视角解读历史;运用个案研究法，选取尽可能多的乡村建设团体机构作为个案;运用比较法，在职业教育办学过程和特色方面进行比较;运用考古研究法，追踪溯源，实地考察，进行相关问题的考证研究。
在研究框架和研究内容方面，分为两大部分。首先，以学校式、社会式的职业教育作为维度，展示各类机构团体创办职业教育的情境。在政府机关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中央机关、省级机关、市级机关、县级机关为代表的政府机关，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民间团体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改进社、合作组织、慈善机关等为代表的民间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学校机构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大学、小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为载体的乡村建设机构，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在社会试验组织与职业教育方面，介绍以民众教育馆、民众教育委员会、实验区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团体，叙述它们创办职业教育的过程和内容。其次，从乡村建设运动中抽取案例，归纳职业教育的整体构建和个性特色，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与职业教育的关系。例如，分析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要素，概括职业学校的办学模式、专业建设、教材开发、师资养成的特征以及社会效应，概括农民培训的模式。
在研究过程中，还将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选取实验区并以个案形式叙述实验区的职业教育发展是进行研究的关键环节。归纳职业教育的实践模式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另外，乡村建设运动涉及了众多的团体和人物，人物的职业身份、政治面貌、思想生成、社会背景以及党派因缘，牵连广泛，关系复杂，厘清团体机构及人物对职业教育推广的作用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困难之处即是创新之处，可以进行如下尝试：一是在选取有代表性的乡村建设实验区时，要考虑地域特色、办学规模、办学特色、办学人物等因素，除了大型的试验机关如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江苏无锡教育学院等之外，还要选取一些鲜为人知的团体或学校，如河南遂平酷山职业学校、栖霞乡村师范学校等，以此丰富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二是从小事件看大道理，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过程置于宏大的社会背景下，突出团体与政府的互动。三是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人物的职业教育思想与理论，确保个案的陈述充满逻辑性、实践性、动态性。四是将众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运用当代职业教育理论框架，审视乡村建设运动中的职业教育发展，确保所归纳的职业教育过程充满理论指导性与现实可操作性。五是强化乡村工作报告的诠释与解读，突出文本思想内涵的比较与分析。六是史料研读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与职业教育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是民国时期从事实地乡村建设事业的工作者组成的一个工作讨论团体，于1933年7月在山东邹平成立，同时召开第一次集会，后又分别于1934年、1935年在河北定县、江苏无锡集会。乡村工作讨论会检讨同人所从事的乡村工作;报告工作上的心得与困难;联络感情，研究切实互助方法;交换知识经验，互相切磋商量如何改进工作技能技术。尽管由于战争等原因，乡村工作讨论会未能继续下去，但其在民国农村建设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前途乃至民族命运，影响至深且巨。
在研究成果方面，除了前述所有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资料外，还包括以下专门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首先，近代报刊对第一次集会的研究，可见王伯平等人的《乡村工作讨论会纪略》（《乡村建设》，1933年第3卷第1期）。对第二次集会的研究，可见黄丽泉的《在定县参加第二届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后》（《新农村》，1934年第17期）。对第三次集会的研究，可见俞振辉的《参加全国乡村讨论会第三届年会回来》（《泸农》，1935年第3卷第5/6期），西超的《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印象》（《中国农村》，1936年第2卷第1期），罗石民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报告》（《广东蚕声》，1936年第2卷第1期），叶蕖均的《出席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第三届年会的经过》（《民教月刊》，1936年第1卷第3期），常文熙的《专载（一）参加第三次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记》（《社会经济月报》，1935年第2卷第10期）。其次，近代媒体的新闻报道中所涉及的开会通告，可见《民间》（1935年第2卷第8期），《民教半月刊》（1935年第22/23期）。关于第三次集会的报道，可见《崇农》（1935年第4期），《民间》（1935年第2卷第12期），《中华教育界》（1935年第23卷第6期）。再次，当代的专门研究可见姜新的《无锡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述》和《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评议》。
关于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学术界对乡村建设运动关注甚多，成果颇丰，对乡村工作讨论会却略有提及，专门研究相对不足，未能深入挖掘乡村工作讨论会在推动乡村建设和民族自救中的社会影响和理论建树。其二，所有的研究大多处于文本描述或评价层面，致使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研究处于静态层面，忽视了人物思想来源的继承性、动态性和批判性。其三，乡村工作讨论会由各个团体组成，以往的研究大多限于单个团体的研究，忽视了乡建运动主流和团体与支流之间的关系，导致乡建运动研究处于分散状态，未能突出共性与个性。其四，对乡村工作讨论会与南京国民政府及国家政策实施的互动研究不够。
民国乡村工作讨论会集结了乡村建设运动的经验、做法和教训，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集大成式反思。乡村工作讨论会的三次集会过程同时也是三次教育界大事，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集会过程和报告文本加以分析也是进行职业教育研究的契机。在三次集会以及所汇集的乡村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是备受关注的时代主题，从三次集会过程以及乡村工作报告中探寻职业教育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种农业职业教育研究的新路径。第一，将所有参会团体置于同一历史坐标系内，可展现各团体及人物不同的农村职业教育思想、理论和出发点。第二，能够更加整体、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第三，乡村工作讨论会融入了人物的思想与理论，具备了一定的乡村建设理论支撑，归纳、提炼了乡村建设理论，为当代农村职业教育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可资借镜与参考的发展模式与路径。
从历史事件入手研究中国近代农业职业教育也是职业教育史研究的一个角度。从研究思路来看，首先，要从社会大背景上纵向梳理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经过以及三次集会召开的具体过程，并确定事件经过中的关键点。其次，要分析各份演辞与报告，追踪溯源。再次，要将人物思想、理论与集会过程相融合，力求在文本上立论并提炼出具有时代性的农业职业教育主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可分为以下部分：第一，探讨乡村工作讨论会成立的社会背景，涉及中国农村、农业的近代变迁、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兴起以及本会的发起经过。第二，叙述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召开，即邹平集会、定县集会、无锡集会。可以分别叙述集会过程，包括筹备情形，涉及开会通知、大会程序及工作报告条例;参会人员情况;开会经过;工作报告内容;集会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等。第三，三次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比较与分析。主要是三次集会的目标与宗旨;参会人员的数量、资格与来源;汇报内容的比较;涉及团体及机构的缘起与设立、工作经过、实验心得和未来计划;三次集会的议题分析与比较;重要人物的思想、理论的分析与比较等。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与批判。时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成立目的以及具体活动过程进行了现实的审视，具体包括江问渔、徐宝谦等人对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反思;李紫翔、孙晓村、张志敏、千家驹、吴半农、孙冶方等人对邹平和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乃至农村建设运动所作的分析与批评。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现实思考与启迪。乡村工作讨论会的历史定位，包括新建农村实验区的扩大，农业职业教育的发展，农业农村研究的加深以及技术的推广等;乡村工作讨论会的社会理想受挫的原因，包括战争、经济、政府政策方面的因素等。
在研究过程中，必须抓住以下几个关键部分。第一，作为当时全国性的乡村建设协作团体，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及三次集会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面临破产、天灾人祸、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乡村建设与民族自救成为时代主题，三次集会以及所包容的农业职业教育无疑是顺应了时代的呼声，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第二，乡村工作讨论会以复兴民族国家为前提，以创造中国新文化为目标，以振兴农村经济为中心，以普及农业职业教育为抓手。第三，在三次集会的各个环节融入人物的思想与理论，使人物的演辞与报告充满动态性、历史性、实践性;强化演辞与报告内容的诠释与解读，每份演辞与报告都是客观与主观相结合的成果，所有内容及发表之意见，均富有价值，既反映了当时客观的社会环境和当地发展情势，也是报告人等主观思想与理论的结晶，要突出文本在职业教育思想内涵方面的比较与分析。第四，乡村工作讨论会提炼了乡村建设在文化教育、农事经济、自治组织等方面的发展模式，涉及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以及制度、机制建设等问题。第五，乡村工作讨论会呼唤民生政府，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是一个永久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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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in the Rural Construction Movement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 Zhan-ping
中图分类号:G8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5-0142-03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ers in Track and Field
DING Ligang, WANG Faxiang, LIU Runzhi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e document on track and field training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coaches to l earn advanced concepts and excellent training approaches. Therefore, it is nece ssary to review the track and field documents in the core sport journals. The s tudy on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 the proportion of each event, and the citationin track and field documents still have a long way to go in China. While thereis a blank in the study on the researchers, so the article aims to fill thisblank.
Key words: track and field;document;analysis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2004年-2008年间发表在13种体育 核心期刊上的田径科研论文为研究对象。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在中国知网查阅并研究了13种中文体育类 核心期刊5年间发表的与田径相关的科研论文。
1.2.2 数理统计法
对本文需要研究的14项8 324个数据输入EXCEL数据库;对2 826条引文的引文学科属性 、引文类型、引文名称3项10 511个数据输入EXCEL数据库,其中完整引文2 377条8 726个数 据进行了统计。
1.2.3 专家访谈法
对北京体育大学多位田径和文献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进行访谈,对本文研究对象的选 取进行了咨询。
2 分析与讨论
2.1 田径运动研究的总体概况及发文指数
2.1.1 田径运动研究的总体概况
田径运动是现代竞技体育的基础大项之一,与游泳项目,水上运动并称综合运动会三大 夺金项目。因此,在当今竞技发展中体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今对田径运动的研究主要 集中分布在田径运动训练学,教学研究,运动人体科学,裁判器械和心理等方面。这种分布 趋势反映出田径运动的研究热点,现实需求和科研投入的流向等实际情况。
2004-2008年5年间,在我国13种体育类核心期刊中,与田径运动相关的科研论文共有53 4篇。其中以运动训练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为356篇,占全部田径运动科研论文总量的66.7% ,以田径教学作为研究主题的论文为53篇,占全部田径运动科研论文总量的10.1%。这两方 面的论文占到全部田径运动科研论文总量的76.7%。由此可见,当今田径运动的研究热点重 要集中在运动训练学领域和田径的教育教学论两方面,并以田径运动训练研究作为主导的基 础上,研究如何促进我国田径运动员的专项训练水平和竞技水平。
2.1.2 田径运动各项目研究的发文指数
2004-2008年田径各项目科研论文的发文情况详见表1,5年间,体育科研工作者在我国1 3种体育核心期刊中共发表科研论文534篇。从时间角度分析,我国田径各项目科研论文的数 量基本呈稳定趋势,2005年的发文数量为119篇,居首位;2008年97篇,与其他4年 的发文数量相比较,发文数量较少,其原因是2008年为奥运周期的末期,主要研究工作已经 处于收官阶段,体育科研工作者的精力由奥运前期的备战工作转向为运动员的服务工作。在 奥运前期的准备阶段,国家科技部实行了“奥运科技(2008)行动计划”,其中的重点之一 就是“从解决运动训练实践中的难点和关键点出发,应用现代科技理念、手段,集成先进, 科学的训练方法,全面提高我国运动员的科学训练水平和运动竞技水平。”根据这一总体要 求,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田径各项目科研的发展。
投稿日期:2010-03-01
作者简介:丁立刚,馆员,体育硕士,研究方向体育教育训练学。表1 2004年到2008年5年间534篇田径各项目科研论文发文分布
年份短跑跨栏跑中长跑竞走跳远跳高三级跳远撑杆跳高铅球链球标枪障碍铁饼全能总和200817 71412 10 10 5 1
71262 3 97200717 41312
10 11 4 3 6410 64 3107200615 615713 13 1 7
91842 4 105200526 817812 10 3 2
122384 4 119200422 10 8 417 95 5
52561 7 106总和97 35 674362 53 1818
3910 28 30 1321534
如图1所示:近5年间我国田径论文在13种核心期刊的发文总量在数量上从2004年到2007 年间有着明显的提高,这也正是奥运周期期间我国田径科研工作者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为我 国田径运动员能够在北京奥运会上创造更好的成绩。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年,这一年的论文 数量相对减少也是在情理之中,所有的科研工作者都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奥运赛场,对奥运 期间各个国家优秀运动员的表现进行科学的监测,学习国外优秀运动员的训练方法和赛前从 心理到生理的热身准备。
图1 2004-2008年发表在13种核心期刊的田径论文总体情况2.2 对田径各运动项目研究发文作者的研究分析
科学发展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在认识真理、探索真理的过程中,不但要付出艰辛的劳动 还要勇敢的面对传统的观念、习惯势力以及来自权威的挑战。另外,科学学指出:人类的科 学劳动,因其具有创造性、复杂性,相对于任何物质生产劳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就显 得更为需要。因此,作为一个科研工作者需要的不同的素质,每一个科研者展现给出来的是 不同的智慧和创新理论。
2.2.1 作者群的职称结构分析
职称就是职务名称,在理论上职称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以及成就 的等级称号。就学术科研论文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职称越高,其专业科学技术知识与 科研能力也越高。 根据表2的统计可以发现,不同的职称的科研数量和科研作品的质量都不 一样,并且其论文的学科交叉运用能力体现不一样。
首先,我国的田径科研者的职称与的数量存在着很大的关系,中级职称和副高 职称的研究者占到大多数,其科研数量占到41.3%,其次是正高和初级职称,学生 的发文数量相对最少。同样,对150篇不同的文章的引用文献进行抽样调查中可以发现,文 献引用率最高的是具有副高职称的研究者,以下依次是正高职称和中级职称研究者。但副高 职称研究者与正高职称研究者的比例相差较大,约为45:23。而其中外文文献的引用则能表 明一个科研者的吸纳外部新事物和对当前国际最新科研关注情况的一个反映,表中反映出来 引用外文文献最多的是具有副高职称的科研者,其比例占到了46.4%。另外,发表的文章其 学科交叉运用能力体现也不同,能够更好的运用各个领域的知识总量来发挥自己科研能力最 高的依然是具有正高和副高级职称的科研者,两者所占比例大约为41.7%、36.8%。这说明 他 们拥有较高的多学科知识综合能力,能开阔自己的思维,拓展思路,从而更好的交叉运用不 同学科的知识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科研。具有硕、博高学历的科研者在不同职称科研者中所 占的比例分别为正高12.8%、副高36.9%、中级41.5%、初级8.0%,反映了近两年我国田 径科 研工作者的队伍正在朝着年轻化和高学历的方向发展,但是年轻者和年龄稍大的科研者在学 历方面差距极为明显,有待改善,而副高级职称科研者高学历人数剧增可逐渐解决这个极端 化的问题。
表2 不同职称研究者的论文数量分布
研究者分布学生初级中级副高正高总和科研者总体分布33216514751398具有硕士、博士学位作者21718215189文章学科交叉的硕博作者4605327144引用外文文献的硕博作者1317453297 2.2.2 作者群的年龄结构引文分布与发文分布特征
科研是一种主观能动的创造活动,而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的创造力、理解力以及记忆力 都是不相同的,科学上把人主观创造力最好、记忆力最佳的时期称之为最佳年龄区。最佳年 龄区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人种、学科、民族等,因此不同的个体的最佳创造年龄也是 不同的。 但是,从宏观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总体来说,论文的科研的创造 的最佳年龄区又是相对稳定的,这个现对稳定的最佳年龄区的研究对于能够揭示当今论文科 研者的年龄和其论文科研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表3 不同年龄作者的研究领域的发文分布
主题61～73岁56～60岁51～55岁46～50岁41～45岁36～40 岁31～35岁22～30岁总和人体科学010281315241运动训练41572135635218215教学01347917849心理0012363015裁判器材0231342116其它0030332112总和4212031621029331364
在引文方面呈现的规律是:科 研工作者在年龄初期阶段引文数量较多,随着年龄的增长,引文数量逐渐减少,但是到41～ 45岁这个年龄段,引文的数量和引文的科学属性都有明显变化,数量上急剧增多,而引文 学科属性上也变得更加交叉多样,该年龄段科研者能够更好的运用各个领域的知识来丰富自 己的科研。科研主题上各个年龄段的科研者都集中在运动训练和运动人体科学主题上。通过 表6分析,我国田径运动科研工作者的年龄与其科研能力存在着以下规律:在2004-2008 年的田径运动科研中,不同的科研年龄段内科研数量由多到少依次为36～40岁、31～35 岁、41～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其中36～40岁的科研工作者的 科研成果最多,发表了102篇论文,占到了所有科研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该年龄段为田径 运动的科研高峰年龄段,即田径科研创造力相对稳定的年龄区。61～70岁年龄段,由于发 表的论文数量较少,不具备普遍规律,另外22～30岁的科研工作者大部分科研主题比较分 散,没有固定的科研方向,科研能力还不够成熟,因此未纳入分析范围。
2.2.3 作者群的机构属性特征分析
从表4中可以得出,我国田径方面的运动科研者的主题依然普通高校和体育专业院校机构, 两大单位呈现特点也不同,普通的高校发文数量为最多的占据绝对优势,而体育专 业院校在机构平均发文数量上则居前,并且成果科技含量也明显高于普通高校 ,表明体育 院校机构研究者仍是提高我国田径运动科研水平的主体。另外,通过对作者群的机构属性还 可以了解我国研究机构、各类院校的人才组织结构、学科交流态势、机构学术水平分布、科 研发展状况等情况。
表4 作者不同工作属性论文数量分布篇
主题小 学中学研究部门训练部门普通高校体育院校总和人体科学325836运动训练1158176125316体育教学351651心理11314裁判器材7815其它639总和1188260163441 2.2.4 对论文作者分析
通过对2004-2008年我国田径运动科研论文作者研究的发现,现阶段,我国田径运动 科研论文作者无论是二人合著还是三人合著都显示出无规律态势。究其原因,首先,田径运 动的学科特点决定。田径运动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其研究以研究人员的个人智力因素为最佳研 究模式,同时起决定性的作用的是研究人员的个人和小规模的二人合著模式。其次,我国田 径运动还是相对落后于世界水平的项目,所以导致我国田径发面的课题较少,规模也相对较 小。最后,我国田径运动科研方面与其它学科交叉渗透研究不够,科研课题难度与规模的加 大与田径科研工作者科研观念的限制性也决定了这一现象的产生。综上所述,这些原因导致 了我国田径运动研究者二人合著与三人合著指标率呈现出无规律趋势。
表5 2004-2008年独著合著论文数量分布篇
年份独著2人合 著3人合著4人合著2004324717120054938173200647322062007434128720084639129总和2171979426
期刊论文作者的合作规模是科学智力合作规模,一般用合作度指标来考察和评价。通常 用篇均论文作者数来统计科研劳动组织规模在期刊论文中的真实体现,不可能了解合著论文 的合作作者信息也不可能进一步准确考察出某一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智力合作规模。主要是由 于传统检索刊物以及文献数据库中对作者人数著录规则的限制。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考 察评价科学共同体智力合作规模,即区分并统计出检索刊物和文献数据库中两人、三人及以 上作者合著论文数量,还有合著论文中两作者、三人及以上作者合著率这些指标。同时使用 此方法对我国田径运动科学智力合作规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作一研究并分析其原因。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 从本文调查研究的结果看近5年我国田径论文的发表总量呈现平缓趋势,数量上没有 明显增长,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田径训练、理论教学等方面。其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阶段 性特征。
2) 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田径运动科研论文研究内容已涉及到了田径运动的各个专项,且 内容较为丰富和广泛。但各个专项的相关研究内容却呈现不平衡状态。这对田径运动的整体 发展水平是不利的。
3) 参与田径运动科研的年青学者太少,使得科研思路不够开阔。
3.2 建议
1) 加大我国田径科研的力度,尤其是在运动人体科学方面的研究。只有运动员和教练 员
更加深刻、彻底的领会技术动作,才能够使运动成绩提高显著。在训练方法上也会少走弯路 。所以加大我国田径科研的力度,是势在必行的。
2) 多鼓励年青学者参与到田径运动科研事业当中来,给田径运动的科研注入新鲜血液 。
参考文献:
[1] 董伦红.体育信息管理的理论构建及应用系统开发研究,2002.
[2] 许治平.我国体育类核心期刊田径运动科研论文文献计量学分析,2004.
[3] 韩珏.关于“情报”与“信息”称谓之争的思考[J].图书馆建设,1998(51).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始终重视政治传播的开展，并将政治传播作为发展组织、开展革命的重要手段。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渠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过程、影响受传播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1]p25。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为了普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瞿秋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撰写了大量通俗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为党在五卅时期思想宣传事业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途径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作为中共中央局委员的瞿秋白迅速投入斗争。他参加中央和江浙区委会议，商讨方针策略，部署下一阶段工作。瞿秋白既亲临前线，又深入不同群体，借由不同的传播渠道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实践中指导工人运动，推动五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
第一，以党报党刊为宣传阵地。瞿秋白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及时正确地报道全国民众反帝斗争的情况，批判帝国主义的造谣诬蔑。他支持党中央创办《热血日报》的决定，并担任主编。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及时报道五卅工人运动的状况，引领工人群体进行斗争。他发表的社论，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是动员和指导革命群众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檄文，其立论的依据和论证的思想内容，既蕴涵党性原则，又贯彻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社论严格按照党的的精神，宣传口径与党中央的主张和政策相吻合，结集各阶层群众于共产党的旗帜下。《热血日报》能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理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于是成为党领导五卅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传播载体。
第二，与戴季陶论战。戴季陶是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作为中国中央常务委员、宣传部部L的他，在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先后发表《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等小册子，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瞿秋白先后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章，痛斥“戴季陶主义”的反动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戴季陶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改良主义。瞿秋白通过论战和批判，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打击了资产阶级新的进攻。
第三，深入工人群体。瞿秋白特别重视联系群众，了解工人的生活疾苦和真实思想，经常亲自找工人谈话，核对材料。为了有的放矢地进行宣传工作，他还经常深入工人生活区调查研究，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更好地为工人发声。
第四，发表演说。1925年12月，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作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这“是全国人都注意的问题。而且这不单是学理上的问题，是实际的问题”[2]p225。报告分析当前的政治形势，揭露破坏国共合作、反对共产党的活动。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阐述当前斗争的重要意义。
二、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内容
瞿秋白在他的文章中深刻分析五卅运动发展的形势，及时提出斗争任务和策略，总结运动的经验教训，抨击用心险恶的阶级敌人。这些传播内容是他正确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战斗性及指导意义。
第一，关于中国革命敌友的问题。五卅运动发生后，很多人还分不清斗争的敌友，于是瞿秋白撰写社论《谁是敌谁是友？》指出，英、美、日等帝国主义都是中国人民的国外敌人，国内的敌人是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因此要对他们丢掉幻想。瞿秋白指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朋友只能是同样受压迫的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农民以及受到列强压迫的其他弱小民族。
第二，指明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方针。从日本纱厂工人罢工开始，瞿秋白就一再揭露和抨击日本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同时，他根据日本资本家采取关厂抵制的政策，提出使工人经济斗争转变为反帝民族斗争，同当时正在兴起的反帝运动相汇合。瞿秋白以大量具体事实，彻底揭穿了帝国主义制造的种种谎言，指出五卅事件的政治实质和根本解决之道――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极大地帮助群众认清事件的真相，继续坚持斗争。瞿秋白在《热血日报》上发表社论，揭穿帝国主义的阴谋，明确五卅运动的斗争方向和目标，不断依据时局的变化情况指导群众斗争。
第三，宣传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领导权。瞿秋白在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具体阐明革命要由无产阶级而非资产阶级来领导的真正原因。他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同时处在最受压迫的地位，所以不但要改善这一群体本身的经济地位，而且要代表其他劳动阶级的利益。瞿秋白还分析了无产阶级具有的优点，例如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因而能够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
三、瞿秋白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成果
当时对于群众来说，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陌生的外来文化，瞿秋白十分重视将枯燥的理论观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群众基础。瞿秋白的传播实践使马克思主义初步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明显带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革命的学说为己所用，因为时代迫切需要能够解释现实、引导普通大众的思想学说。瞿秋白非常重视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实践基础。
第二，实现传播渠道的多样化，扩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群众基础。瞿秋白不仅在党报党刊发表社论、文章，还利用大学讲演等渠道，多方面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扩大五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面。瞿秋白作为传播者，充分了解不同对象的关注点和需要，在传播活动中积极接受反馈。这些都为大众化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第三，注重传播的通俗化，顾及受众的文化差异。通俗化不是庸俗化，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将其转化为贴近群众的生活语言。五卅惨案爆发后，为了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瞿秋白积极深入工人群众，贴近工人生活，在报道工人运动时使用通俗白话即工人听得懂的语言。在编辑《热血日报》时，瞿秋白还巧妙地运用民间文学形式，比如孟姜女调《救国十二花名》，叙述五卅运动时期工人群众的抗争史，呼吁工人群众团结一心御敌。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关键词】文件运动规律/阶段性/螺旋式……
【正文】
文件（档案）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物，它与所有的客观事物一样，总是在一定条件下按照一定规律阶段性、螺旋式地向前发展变化的。其阶段性表现为文件（档案——下同）运动的周期性，其螺旋式表现为文件运动周期的连续性与循环性。在档案学研究中，其阶段性特点已为档案学家发现并概括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螺旋式特点则为档案学家们所忽略，近年来，国内档案学者有所研究，但主张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其认识仍未超越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笔者认为，文件运动的阶段性和螺旋式正是文件运动微观与宏观的两个互补性规律，并就此略陈管见。
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的微观规律，既是世界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一般原理，也是各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个别结论
文件从现行——半现行——非现行是一个相对独立而完整的运动过程，通常称作文件生命周期，它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阶段性在文件运动中的一种表现形式。最早发现文件运动周期性特点的是美国档案学家，最早形成理论成果的是英国档案学者，该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以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现已相当成熟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国际化的加速，各国文件、档案工作实践的发展，国际档案界对该理论的认识和运用也显现出求同存异的时代特性，即在不断增强和扩大共识之时，也很重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这一特征既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也顺应了世界多元化发展潮流。
首先，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形成过程和运用范围来看，它实际上是国际档案界集体智慧的结晶。现代世界档案学史表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实践和理论源头来自：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文件中心和文件生命周期论述，正式提出则是由英国档案学者在1950年第一次国际档案大会上完成的，其后又经加拿大、阿根廷等国档案学家的丰富和发展，才不断完善起来。作为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科学总结，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清晰地揭示了“文件”转化为“档案”的阶段性质变的基本规律与特点，而且普遍适用和作用于各国档案工作实践。尽管各国国情不尽相同，对该理论认识和接受的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是，只要建立了档案工作的国家大多受到这一理论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具体运用情况来看，各国又结合本国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文化背景与文档工作实际，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反映和表达，又表现出一定的实践与理论的个性。我国档案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有典型意义，如20世纪的60年代初曾三从我国文档工作实践中发现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80年代陈兆＠①提出的“文件运动周期理论”，90年代何嘉荪提出的“文件运动规律”等。这些中国式的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不仅具有我国档案实践和理论的特色，而且丰富了世界档案学理论宝库，为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更加国际化充实了新内容。
第三，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重大贡献。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虽然只是反映文件运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理论，但是，从半个多世纪档案工作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绩来看，其贡献是不可低估的。一是理论贡献，它对于深入研究和把握文件运动的周期规律、正确认识和处理文件与档案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科学地指导文档工作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二是实践贡献，它对于科学合理地组织文档工作流程、切实有效地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促进文件向档案健康有序的转化，具有极其重大的实践意义。三是创新性贡献，除包括上述两大贡献外，它还对进一步探索文件运动的基本特征，拓宽研究视野和提高认识层次，为发现文件运动的其他规律，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文件和提供了可能性，因此，档案学界称它为20世纪档案学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二、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作为文件运动整体性变化的宏观规律，既是文件运动周期性质变的扩展和深化，也是文件运动周期之间质变的内在逻辑联系
从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角度来认识，文件运动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信息系统，它是根据利用者需要，通过人工干预使“文件”与“档案”两种不同的社会价值循环转化的一个信息流。其特点有时间的无限性、空间的转换性、内容的一致性、价值的互变性和动态的可控性等；其实质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在文件运动中的具体表现，也真实地反映了社会主体对文件和档案的需求愿望、利用目的及工作机制的发展变化。现作下述简要分析。
（一）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文件运动周期内，“文件——档案”的转化呈线性运动状态，文件生命周期理论的科学性就是揭示了这一规律，同时其局限性也正在于此，所以，它无法对“档案——文件”的转化过程及其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档案——文件”的转化，作为档案利用中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首先在理论上正视和研究它的是何嘉荪、潘连根，他们称之为“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并试图用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来作其“回流”观的理论依据。然而，由于文件生命周期理论本身的局限性和研究者认识的局限性，何、潘两人仅勉为其难地作了一些形而上学的论证，并没有透视出该运动形式的实质。可见，就文件运动而言，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其中一部分规律，并没有穷尽它的全部规律。尽管如此，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仍然启发我们：文件与档案之间在社会利用价值上存在着一定或明或暗的必然联系。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文件运动规律秘密的钥匙。从文档工作实践和档案学基本理论来看，笔者认为，“文件——档案”转化规律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显性联系（明），“档案——文件”转化规律则反映了两者之间的隐性联系（暗）。前者已获得中外档案界的普遍认同，并已形成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而后者则刚刚进入档案学者的研究视野，正所谓“路慢慢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的对立统一和普遍联系中不断向前发展的，静止不变是相对的，运动变化是绝对的。“文件——档案——文件——档案”螺旋式发展的运动过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文件运动的普遍联系性表现在其价值定位的纵、横两个方面。
从横向来看，文件运动中各种价值的定位，总是与利用者的价值取向、需求意愿和预设目标的定位密切相关的，即文件（档案）一定的价值形态与利用者一定的需求期望值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从纵向来看，“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转化，总是与其自身价值实现方式的定位紧密联系的，即一定的文件运动形态与其一定的价值时态是基本一致、相辅相成的。因此，在一定的主、客观条件下，文件就是文件，档案就是档案，其价值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当主、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也就随之发生了。
2.文件运动的对立统一性表现在其价值转化的时、空两个方面。
从时间上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信息的现行价值与历史价值从对立到统一，“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信息的历史价值和现行价值的再对立统一。从空间上看，“文件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转移是信息的文件价值与档案价值由对立而统一，“档案管理者——文件形成者”的转移则是信息的档案价值与文件价值的再对立统一。决定上述转化的内因是文件和档案之间具有信息来源一致性、信息内容等同性及其利用价值可互变性，其外因是文件和档案的信息价值都具有社会需求性和可实现性，而且仅当内、外两方面条件都充分具备时，“文件——档案”或“档案——文件”的价值转化才由可能变成现实。
3.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基本形式及其特点。
（1）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呈现出文件生命周期连环结构的运动状态。如图所示：
附图
（2）分析上图，我们可以发现文件运动螺旋式发展的以下特点：a.从信息内容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均保持着信息内容的同一性，即此信息即彼信息；从信息存在来看，具有转化关系的各期文件与档案之间又都保持着时、空的独立性，即此文件（或档案）非彼文件（或档案）。这样就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不同的文件生命周期，为文件运动的持续进行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实践支撑。b.从信息利用价值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利用价值的扬弃，“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利用价值的再扬弃。从社会职能的角度来看，“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档案对前文件社会职能的否定，“档案——文件”的转化则是后文件对前档案社会职能的再否定。其中“档案”身兼二用：一为链接前、后文件利用价值和社会职能的路径；二作两次扬弃和否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梯，“后文件”的作用亦然。这样就使文件和档案遵循着自然形成规律、一个周期套着一个周期连续不断地螺旋式地向前发展，构成了文件运动的全部历史过程。
4.文件运动的基本规律、定律、判断和规则。
（1）基本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档案也可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文件。
（2）定律：当文件的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且具有备以查考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时，现行文件就直接转化为档案。当档案能在现实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时，档案可以并能够直接或间接转化为现行文件。
（3）判断：a.凡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现行文件都可以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是现实目的已经实现或基本实现了的前现行文件。b.凡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现行文件都必然直接转化为档案，凡档案都必是具有备以查考价值与历史文化价值的前现行文件。c.凡能在现行社会活动中发挥现行文件作用的档案都可以直接或间接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凡能转化为有效现行文件的档案都必须具有现行文件价值。
（4）规则：a.文件能直接转化为档案且只能通过档案来作用于后文件，而档案则不能逆转为和反作用于前文件。b.档案可以转化为后文件且只能通过已转化的文件来作用于后档案，而文件则一般不宜反作用于前档案。
三、文件运动规律给予我们的新启示
（一）文件运动具有多样性和不平衡性的特点。
文件运动作为一个物质运动系统，在一定主观与客观、内部与外部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下，通过文件与档案、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总是在阶段性质变规律的基础上按照螺旋式发展规律不断向前运动的。这一现象正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在文件运动中的综合反映。只有认识到这一点，建立在“文件——档案”运动基础上的现行理论中才会有“档案——文件”运动的合法地位。
（二）文件运动是文件的周期运动和周期连续运动有机结合的历史过程。
“文件——档案”和“档案——文件”作为文件运动两种基本形式，充分反映了文件运动规律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从普遍性来说，“文件——档案”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显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主流。从特殊性来说，“档案——文件”的转化是文件运动中个别存在的隐性运动方式，也是文件运动的支流，并常常为主流所遮蔽而令人“不识庐山真面目”。“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由于它们的客观存在，并在其价值规律的作用下统一于一个共同的运动体内，因此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件运动的历史过程。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文件运动规律不仅要揭示“文件——档案”的微观运动规律，而且也要揭示“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宏观运动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符合文件运动实际的科学理论。
（三）文件与档案相互转化是一定历史条件下文件、档案价值规律和社会需求规律相互作用的结果。
文件与档案之所以能够相互转化，一方面是因为利用主体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对客体价值的认知不断深化和需求不断发展，另一方面是因为客体价值可互变规律为利用主体的认知和需求提供了客观依据，两者相互作用就推动了“文件——档案——文件——档案”的周期性、螺旋式的向前发展。
（四）文件运动规律为正确认识文件与档案的性质及其关系提供了理论根据。
从表象上看，文件和档案似乎为同一种事物，但文件运动规律清楚地说明：一是文、档在物质形式上是一种继承关系，在实质上是社会职能完全不同的两种事物，有着不可混淆的界限。二是不同时期的文件、档案是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活动中根据利用主体的需要而形成的，它们在适用对象和具体作用上都有明确的分工，在时间和空间上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把“档案——文件”的转化认为是“文件运动的回流形式”的观点就值得商榷了：一是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二是将会产生时间可以倒流、历史可以篡改、档案可以伪造的误导。
综上所述，深入探索文件运动规律，对于电子信息时代深入认识文件和档案的本质属性、科学构建文档管理模式及其理论体系，都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倪道善等著：《文档一体化——网络时代的文件与档案管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何嘉荪、傅荣校著：《21件运动规律研究——从新角度审视档案学基础理论》，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版，
3.邹吉辉：《文件生命周期的实质是文件利用价值转化过程》，《兰台内外》1999年第3期。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15）04-0007-05
Reviews of Present Researches on Deng Zhongxias Thoughts and Life
BAI Linchi1，2
（1.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1， 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y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yang 473000， China）
Key words： Deng Zhongxias Thought； New Democratic Period；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Abstract： Deng Zhongxia is one of the outstanding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early stage. With advanced thought on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popularization of Marxism， h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m. At present， studies on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academic circles are mainly focused on his thought transformation course in youth， th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thought of Workers and Peasants Movement， thoughts on literature and arts and so on. Although great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in the studies， there exist a number of problems， such as lack of research dat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depth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few studies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should be dug deeper in future researches，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focus on exploring the differences and associations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and thoughts of other early leader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make accurate assessment of the status， impact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Deng Zhongxia thought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thos.
邓中夏是中共早期优秀的实践家、理论家和革命家，他在学习探索与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动员工人运动、重视关怀农民阶级、创建和领导中共早期党团组织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邓中夏的思想和事迹进行探索与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起，研究者深化研究内容、拓展研究视野、丰富研究方法，从多学科、多领域、多角度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促进了邓中夏思想研究的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现有邓中夏思想研究资料
当前邓中夏思想研究的相关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邓中夏本人公开发表的著作。邓中夏一生共发表理论文章、时政评论、诗歌等作品500多篇，并写有《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这些在其人生不同时期所发表的作品，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邓中夏的思想本质和思想变化，是开展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研究的重要文字材料；二是关于邓中夏思想和事迹的著作。目前共有相关著作七本，主要有姜平的《邓中夏的一生》，魏巍、钱小惠的《邓中夏传》，杨军的《邓中夏思想研究》等，其中学术研究价值较高的是《邓中夏的一生》和《邓中夏思想研究》。《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资料详实，文风严谨，作者持论中肯公允，以时间顺序为线索，对邓中夏的生活轨迹和革命事迹进行了详细论述。杨军所著的《邓中夏思想研究》一书对邓中夏思想进行了相对详尽的梳理，较为详实的整理、挖掘了邓中夏的武装斗争、工农运动、文艺思想、青年教育等内容；三是关于邓中夏思想研究的学术论文。目前共有学术论文100多篇，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七个方面：思想与生平研究的综述，早期思想转变历程，文艺思想，民主革命思想，工农运动和青年运动思想，外交思想，在高校、军队和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二、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的研究内容
（一）邓中夏青年时期的思想转变历程
当前具有普遍性的观点认为，邓中夏青年时期经历了以下思想蜕变：即由封建文人向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由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曾天雄、李小辉、关海庭等都持此类观点。
（二）邓中夏的文艺思想
研究者认为，邓中夏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抛弃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无病，认识到了文学对社会的能动性和反作用。其中，廖美林认为：“邓中夏文学观的实质在于强调文学的阶级性及对社会革命的促进作用”。〔2〕华济时认为邓中夏强调文学“须多做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彻底露骨地将黑暗地狱尽情披露，引起人们的不安，暗示人们的希望”〔3〕，其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社会改造”〔3〕。胡荣祉也认为邓中夏的文学观“是要通过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象去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4〕，是要创作“能挑拨人们的心弦，激发人们的情绪，鼓励人们的兴趣，紧张人们的精神”〔4〕的作品。
（三）邓中夏的工运思想
工运思想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学术研究的重点。付延功的硕士论文《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徐大兵的学术论文《邓中夏关于工人阶级宣传教育的思想探讨》、夏霖的学术论文《邓中夏论中国工人阶级的特点》和杨军的专著《邓中夏思想研究》等都明确指出了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具体内容和历史贡献，客观如实地论述了邓中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重要地位。其中，付延功的《论邓中夏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贡献》一文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工人阶级进行全面分析、准确定位”、“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号召工人反抗反动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提出工人阶级要建立健全严密赤色工会组织”、“强调对工人阶级开展形式多样、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工作”、“主张要有正确的对敌策略和罢工战术才能取得胜利”、“阐明了工人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辩证关系”、“注意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和教训”〔5〕七个方面论述了邓中夏对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贡献。同时，该文也指出“邓中夏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工人运动思想，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工人运动理论做了重大奠基”〔5〕。
总体来讲，学术界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内容和历史贡献研究较多，对邓中夏工运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变化的研究相对较少。
（四）邓中夏的民主革命思想
民主革命思想是邓中夏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邓中夏思想体系的逻辑生长点。邓中夏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能够依据当时的革命形势和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看待、分析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在坚持武装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重视工农联盟、建立统一战线等问题上都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紧扣时代背景，把握了革命斗争的实质问题，给尚处于摸索阶段的革命斗争起到了思想领航的作用，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第一，正确界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依靠力量、对象及动力。尹灵芝认为：“1924年前后，邓中夏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和是国民革命的敌人；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的任务以及前途决定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必须由无产阶级来掌握；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充分发动农民，加强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关键；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的两个革命阶段。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邓中夏同志的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6〕
第二，清晰认识到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与现实可能。邓中夏1921年就著文主张“建立工、农、商、学、兵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7〕，邓中夏对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重要性的认识，关于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作用及相互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正确把握后作出的，因而是比较深刻、全面而准确的，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状况。
邓中夏是较早重视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他较早地把工、农、兵视作革命的主力，谭双泉认为：“邓中夏武装斗争的观点开始于1923年底和1924年初，应当说是我党最早重视革命武装的领导人之一”。〔7〕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邓中夏就吸取教训，将武装斗争作为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以后的工农革命运动中，他将武装斗争作为一项重要的革命策略加以坚持和发扬，为工、农运动保驾护航。
第三，准确点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只能属于工人阶级。“1924年11月，邓中夏在进一步总结工人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批驳了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两个幼稚’的谬论”〔6〕。他坚信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认为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阶级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强调了工农联盟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邓中夏的这些认识和判断是在“细致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把握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主流而得出的英明论断”〔8〕，这些论断是“比较系统，而不是零星散乱的；是既有理论的深刻阐述，又有实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特别是同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6〕。
第四，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观点。邓中夏认为中国革命“是由‘国民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阶段组成的。他们之间既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系，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要准备，以‘造就我们在政治上的深厚基础’，为将来建设‘工人政府’或‘无产阶级预备条件’；社会革命是国民革命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我们无产阶级参加奋斗之故’”〔9〕。
（五）邓中夏在高校、军队、国外等几个特定时期的思想和事迹
1.邓中夏在北京大学期间（1917～1923年）和在上海大学期间（1923～1925年）的思想和事迹
北京大学是邓中夏实现思想转变、进行青年运动、领导工人运动的重要场所。受等先进共产主义分子的感召以及“兼容并包、学术自由”民主氛围的影响，邓中夏的思想在北京大学期间发生了转变。关海庭、郭钢认为：“北大自由民主的空气帮助邓中夏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旧思想中解放出来，北大面向社会的学风又帮助他找到了人民群众这个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人民的关系，而当这些转变初步完成之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一开始传播就能迅速加以接受，形成正确的世界观，最终转变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10〕在上海大学期间，邓中夏思想逐渐成熟，在此期间他依托上海大学的优势平台，通过整顿教师队伍、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和章程、改进教学方法等一系列措施，为培养党的真正优秀的学者和革命人才做出了卓越贡献，最终将上海大学办成了享有“‘文有上大，武有黄埔’和‘北有五四的北大，南有五卅的上大’”〔11〕美誉的学校。
2.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期间（1930～1931年）的思想和事迹
目前，学界对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研究既有共识也存在争议，研究者一致认为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时对军队政治和军事素养的提升、深入实际把革命理论与群众相结合和深入推进群众路线的贡献“应予以充分肯定，不能因其错误而抹杀了他在湘鄂西工作的成绩”〔12〕。争议在于邓中夏在此期间是否执行了“立三路线”，对“立三路线”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参与，由此而延伸出以下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邓中夏在主客观上都执行了“立三路线”。刘宏认为，邓中夏“在到达湘鄂西苏区时，对当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是缺乏正确认识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对湘鄂西苏区的实际情况也了解甚微，加之接受的又是‘左’倾中央所布置的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任务，所以，他在红二军团执行的中心任务和进军方向以及是否坚持洪湖根据地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12〕。
第二，邓中夏在客观上执行了“立三路线”，但主观上不存在接受“立三路线”的思想基础。柯有华、张修全认为：“他错误地执行了李立三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把红二军团开出根据地攻打中心城市，使洪湖苏区受到了破坏，红二军团遭到了重大损失”。〔13〕，但同时，柯有华、张修全也指出要客观看待邓中夏对待“立三路线”的态度，因为“在湘鄂西，邓中夏无疑执行了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路线，这是事实。但他在执行中央冒险主义路线时尽量避免大的损失，并且有些地方，从实际出发，抵制和克服立三路线的影响，由此可见，他对于立三路线的认识也正是一个由不警惕到警惕，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的过程”〔13〕。
第三，邓中夏在湘鄂西期间积极纠正“立三路线”的错误并抵制“立三路线”。姜平、霄霞等以时间为线索分析邓中夏在湘鄂西苏区的革命活动以及邓中夏对“立三路线”的态度，姜平指出，“邓中夏是1930年9月10日到达湘鄂西苏区的，而他到来之前，湘鄂西苏区和红二军团已经受到柳克明等同志强制推行的‘立三路线’的严重影响”〔14〕。霄霞指出，“1930年9月1日，受中央的委派，邓中夏从上海出发前往红二军团所在地洪湖。9月12日，邓中夏到达洪湖红军后方驻地，一天四道命令，令红二军团撤回洪湖，这标志着三中全会的路线在红二军团开始贯彻执行。因此，1930年9月12日，是红二军团停止执行‘立三路线’和全面贯彻三中全会中央路线的转折点”〔15〕。
3.邓中夏在苏俄期间（1928～1930年）的思想和事迹
在苏俄期间是邓中夏走出国门、开阔眼界、了解各国工人运动情况、学习外国经验、创作《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等的重要时段，学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助于完整勾勒邓中夏的人生历程，真实了解邓中夏的性格，体会邓中夏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勇敢的斗争精神。王文珍《邓中夏在逆境中》一文和姜平《邓中夏的一生》一书都论述了邓中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坚持真理、维护正义、维护党的独立自主和团结统一，同王明、米夫集团进行了艰苦的斗争。《邓中夏的一生》一书还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重要会议的情况进行了论述，介绍了邓中夏在此期间为中国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所做的辛勤努力与积极贡献。总体来讲，当前对邓中夏在苏俄期间活动和思想状况的专题研究还比较缺乏，今后应进一步加强。
4.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的思想和事迹
研究者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邓中夏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能够合理运用策略、准确分析和把握问题的实质，提出了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三步构想”策略，做到了斗争步骤清晰、斗争目标明确、反应及时有效，彰显了其高超的领导和组织才能，尤其是“邓中夏自始至终都把‘收回香港’作为省港罢工的最高政治斗争目标，所以省港大罢工既是对五卅运动的有力支援，也是我党在没有掌握政权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收回香港的最初尝试”〔16〕。江敏锐撰文《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从“体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建立统一战线的方法与实践”、“邓中夏对宣传武器的掌握”、“从全局出发制定的斗争策略”〔17〕四个方面对邓中夏在省港罢工期间的活动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三、邓中夏思想及生平研究的问题和展望
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在繁荣发展、逐渐深入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研究资料的欠缺。1928～1930年间邓中夏在苏联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等会议的相关资料不足；记录邓中夏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的实践活动和思想观点的文字资料也较少。二是对邓中夏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思想的内涵、发展历程和方法路径，邓中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思想与时代背景的关系，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内容对思想的贡献等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深度挖掘存在不足。
今后对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第一，强化邓中夏思想的深度研究，探究邓中夏思想的深层次内涵。作为早期兼具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杰出共产党人代表，邓中夏在工运思想、农民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无产阶级掌握革命领导权等问题上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和超越当时一般认识水平的鲜明观点。但是，现有研究对邓中夏上述思想和观点的产生根源、时代背景、创新点和理论内涵等方面的深层次探讨相对欠缺，今后在研究中要继续深度挖掘，追本溯源，深入理解邓中夏其人、其事、其思，探讨其贡献和历史地位。第二，加强邓中夏思想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思想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邓中夏生活的年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邓中夏的思想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其他优秀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思想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研究邓中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和演变的原因，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关联，邓中夏民主革命思想对党的决策的影响等问题时，必须将邓中夏的思想与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和观点进行比较，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待相关问题和观点。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邓中夏思想，把握其思想内容和思想变化，对其做出正确评价。第三，要拓宽邓中夏思想和生平的研究视野，将邓中夏思想纳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进行研究。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中的个体，个人思想认识和观点的变化，必然受到当时历史环境和社会大思潮的影响。因此，进行邓中夏研究时不能只囿于思想本身的考量，在整理和发掘邓中夏文章、事迹中蕴涵的思想观点时，应跳出原有的研究窠臼，拓宽研究视野，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也即列宁所述的“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18〕的原则，把邓中夏的思想放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辩证看待邓中夏思想的贡献与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地描述问题，做到“了解之同情”〔19〕，从而正确评价邓中夏思想的地位、作用、特点及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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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著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著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5-0048-09
1919年，是中华民族在存亡危机面前，各种爱国力量汇聚而进发的年代。1919年5月4日爆发的，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关节点。的时代特征和先进性突出表现为民族性、群众性、革命l生和开放性。
从北京学生运动发展到上海工人政治罢工，是达到高潮、进入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是，关于尤其“五四”上海罢工的领导力量和组织行动等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至今学界仍存诸多歧异。研究、研究系、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等政治力量和会、同乡、同业组织等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或有助于理解上海罢工得以实现的领导力量和政治社会渠道。
一、运动的领导力量：进步政治力量与爱国社会力量的联合
有没有领导力量?回答是肯定的。那么，领导力量是什么?学界的认识并不统一。1939年以前，学界一般认为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这种情况，随着20周年纪念，在1939年和1940年连续发表有关的文章而改变。尤其是1940年，提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后，学界开始提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观点，特别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这种观点日渐占据主流位置。1950年，邓拓发表《谁领导了?》一文，指出“，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1954年，华岗在《史》一书中强调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1962年，朱务善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提出“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的观点。针对此观点，学界展开辩驳。一些学者强调，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1963年，孙思白指出：五四时期“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目标等，凡足以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诸特点，已经初步的具备了”。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范畴”。到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具体提出“以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有学者提出“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观点。以上为中国大陆学界8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主要观点。
这一时期，中国台湾学界“一直有意地忽略‘五四’的历史”。反而是海外学界对的研究颇为重视，包括对运动领导权的研究，与国内学界观点不太一样。周策纵在1960年出版海内外学界关于研究的第一本通论性著作《史》一书，认为促成的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日本对华政策之国内反映，二是留学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使知识分子和新生的经济力量基于共同的爱国意识而结合是核心。1971年，陈曾焘出版《在上海》一书，认为五四时期在上海发生的社会运动是一个民众运动(popular movement)，包括了社会中非官僚的一切民众，而非群众运动(mass movement)。中国社会民众首次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动员团结起来。对于的领导人物，该书强调绝无牵涉任何政治党派在内，它只是一群爱国学生的爱国行动。70年代，叶嘉炽《五四与学运》一文指出，学生是的主角，组织学生联合会，并与社会上的工商团体结合，造成锐不可当的势力，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然而，学生为了寻找一有力量并可倚靠的盟友，对政党发生兴趣，也因此使学运失去独立性。陈明銶《五四与工运》一文指出，自19世纪晚期开始，劳工界的觉悟，逐渐形成组织行动的能力，在时期，劳工界也参与了各项活动，贡献甚著，同时，五四的新思想、社会风气和学界的活动，也深深影响到工会的组织与发展。由于不少有强烈政治倾向的学界人士直接参与劳工组织，于是五四及其后的劳工运动也倾向于政治化①。陈曾焘在《正名》一文中认为，“真正的领导者是谁?……人民的动员是由启蒙知识分子领袖与学生干的，与共产党并无任何瓜葛，也不依赖他们”。不过，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从1960年周策纵的著作出版开始，直到80年代中期以后才开始得到大陆学界的关注。
与领导权相应的问题，如运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问题，学界意见同样存在分歧。1962年，朱务善提出“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的爆发是自发性的”，“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质变，而不是全部质变”。对此观点，学界颇多分歧，有学者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②。80年代以后，有学者则强调，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
进一步梳理相关学术史，可以发现围绕的领导力量问题，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北京学生运动和以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知识阶层和工人阶级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自发、自愿的学生运动和政治性罢工。“六三”工人大罢工是政治罢工，不是经济斗争，工人在罢工斗争中，开始打破行会观念，实行同盟性罢工。这一观点，如前所述，是承继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内党史学界、革命史学界将对领导力量的认识延伸到各个具体的阶级力量，因此，五四工人运动的领导力量也就是整个的领导力量这一观点并发展而来。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领导了“五四”时期的北京学生运动和上海罢工，这是在20世纪20-40年代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观点，经过40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中后期又重新提出。到90年代，有学者更明确地提出是的领导力量。对于这种观点，特别是认为领导的观点，从20年代起就受到质疑。1926年，蔡和森认为：“时，整个说来，是站在群众运动之外的”。后来，也说过：“没有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具有社会动员作用，与同乡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有密切关系。，特别是意义重大的、以“六三”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是在各地同乡组织的领导下进行的。海外中国学研究者多持此观点，并影响到国内研究者。他们或强调同乡组织在近代政治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作用及社会生活中的中介调节作用；或探讨“五四”时期在工人中间存在的社会网络及其在罢工中所起的作用。有的西方学者更强调指出：“动员商人、协调工人、使他们的积极性与学生行动相配合的是各地同乡会。这些团体传播信息，组织会议，抵制洋货和罢工的命令，而且还负责维护公共秩序。另外一些组织就更加激进，如上海学联或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按区域集合当地的商人)，但这些新组织的基层单位仍隶属于同乡会。……6月5日，工人加入到罢工的行列，……运动还是由各地同乡会指挥”。西方学者的视角有独到之处，但在合理地揭示五四工人运动相关重要问题方面难免偏颇。不过，这种观点也有助于中国学者多角度、多层面探索期间传统社会力量与运动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拓展研究思路和史料范围。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认识的领导力量问题呢?显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两次讲话，对于我们认识的领导力量问题具有经典意义。1939年，在纪念2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是由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等在内的不同“社会势力”组成的一个统一战线领导和参加的革命运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说：“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的这个观点既反映出的群众性，又符合对领导力量的科学、客观的认识，是研究的经典性论断。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僵化、教条、错误理解关于的论断。如认为中上海工人罢工是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自愿、自发的行动，难免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领导力量的论断存在僵化、教条的理解之处；又如，虽认识到包括同乡组织、帮会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在五四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但又忽视了政治力量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发挥作用的渠道，对同乡组织等传统社会组织内部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分析不够，有过度强调同乡组织作用的倾向。得以持续发展，不仅仅是传统社会组织作用的结果，更是国内爱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新旧社会组织作用力交织在一起所获得的重大成果。这可从“五四”工人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应当看到，在1939年和1940年两次对领导和参与力量的论述，确是平实之论。征诸史实，“五四”上海罢工运动，是在民族、独立的大义面前，革命和爱国的政治力量、传统社会组织与工人群众结合爆发出巨大力量的产物。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指挥机关、领导力量，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形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革命运动。
正是所指出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领导力量的“统一战线”，各支力量在各自的领域内发挥着领导作用，汇聚成了的洪流。
二、运动的民族性和群众性：政治领导和社会网络的结合
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运动，其民族性因而得以凸显。同时，在近代中国实现了工、商、学界的联合行动，实现了国内各爱国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联合，是一场广泛动员的、各阶层民众都行动起来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其中，“六三”上海工人运动是达到高潮和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它也是真正群众性的体现。这需要结合上海罢工运动中的领导力量、爱国和进步政治力量究竟对五四工人运动有何影响，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来运动工人罢工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认识。
学界基本认同1919年上海发生的56次罢工中，有33次与有关。在期间的上海罢工中，参加罢工的工人所属行业，主要有纺织业、丝织业、机器业、钢铁业、电车业、铁路业、轮船码头业、邮政业、电报业、烟草业、火柴业、印刷业、铜铁业、水木业、漆业，等等。在这些罢工中，同乡、同业和帮会组织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即在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等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构成的爱国政治力量统一战线领导五四工人运动过程中，同乡、同业、帮会等中国传统社会组织发挥了重要的联结、发动作用。积极引导社会基础广泛的传统社会组织加入到中，也是群众性的重要表现。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包括爱国学生在内的爱国知识界，是上海罢工为代表的“五四”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力量。他们对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思想启蒙，使国民对民族救亡行动“若观对岸之火，熟识无所容心”的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上海罢工前夕，工人一再声明罢工是出于自愿的。他们说：“我们都是穷人，但我们绝对不要我们的国家变成朝鲜第二，那里的一片景象是惨不忍睹的”。不过，这类话语并非缺乏世界知识的工人所能“自发”讲出来的，实际上，这从反对“二十一条”、《中日共同防敌协定》以来，就是爱国知识分子和学生口中、宣传中经常的话题，从知识界弥漫到了工商界乃至工人中间去的。甚至在留美学生中也充满了这种话语。当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消息传到留美学生中间的时候，一部分学生就提出，“中国应当战斗，学习比利时的抵抗而不是朝鲜的屈服”。虽然早期共产主义者、爱国学生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也遇到过工人的拒绝，但影响力是现实存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积极加入到利用、引导传统社会组织网络，通过激发其革命性来发动工人运动的行列。
不仅早期共产主义者，其他爱国政治力量成员也不断向工人宣讲“朝鲜亡国惨史，及青岛山东失败，关于吾人生死存亡”，在求新厂向工人宣讲的吴琢之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关系密切，还是中华工业协会的重要骨干。虽然运动发生时，仍处于明存实散的状态，没能以统一、有力的革命政党面貌来领导运动，但各政治团体在运动中发挥了一定的领导作用。人蔡元培、接近的罗家伦等学生在五四学生运动中起到领导作用。当运动中心由北京转向上海的过程中，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的重要成员邵力子、叶楚伧等人及其影响的复旦大学学生团体起到重要作用。在上海罢工运动中，是一支重要领导力量，与关系密切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工会等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均发挥重要作用，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遍及上海工业界绝大多数行业。
传统社会组织起到连接进步政治力量和工人的桥梁作用。五四前夕，人汇聚上海，成立了各省同乡会，作为发挥革命力量的桥梁。同业组织出面组织的罢工，也充满了政治力量和传统社会合力作用的内容。纺织业、丝织业的罢工，丝业公所发挥着作用；印刷同业组织在印刷业的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水木业、漆业的罢工也是以同业组织的形式进行的，等等。但是，传统同业组织并非孤军奋战，它们与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在罢工中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联合。实行同业全体罢工的机器业、钢铁业、电车业、铁路业、轮船码头业、邮政业、电报业、烟草业、火柴业、纺织业、丝织业、印刷业、铜铁业、水木作、漆业等，与同资产阶级民主派、早期共产主义者等政治力量有关系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党等工人组织有着密切关系。虽然不同行业、工种的工人在罢工中的具体表现存在着多样面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民族危机面前采取共同的行动，他们通过同乡同业组织、在爱国进步的政治力量的介入下准备开展持久合作。在机器业、钢铁业、铜铁业罢工中，铜铁机器公所和中华工党的作用是很突出的。6月6日，求新厂工匠呼吁“工界中人……全体罢工，与商学界一致行动”。6月8日，铜匠公所“开全体会议。铜匠之到会者计千余人，公议对于时局办法，决定自今日(9日)起，同业全体一律罢工”。9日，铜铁匠工人实行罢工，“各由各帮领袖组织百余人为一队，手擎白旗，……示作商学两界后盾”。6月12日，当上海罢工第一波高潮趋于衰减时，2000多名技工、工头和普通工人聚集在宁波旅沪同乡会的会所——四明公所，议决成立一个工人组织来领导罢工进行到底。
在“五四”上海罢工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同乡同业组织、具有进步政治力量背景的早期新型工人组织，传统社会组织中的帮会在爱国政治力量的推动下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积极作用。瞿秋白就说过：“五四上海第一次总罢工，……也居然能以旧有的会党式的工人组织自行指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反映了这一状况。
新型工人组织与帮口、帮会的联合，是进步政治力量发动工人运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五四”时期上海罢工中率先行动的是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2万余名工人。作为日资兴办的内外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日民族关系紧张的状况下，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在这种民族危机背景下，5月中旬，与进步政治力量关系密切的中华工党和中华工业协会等早期新型工人组织在日资棉纺织厂工人中进行活动是必然的，但其活动的局限性，使它们仍须通过同乡会、行会、帮会来进一步产生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发动者、摇纱车间工头李凤池，是中华工业协会骨干，又是洪门会党成员。这种看似不得已的结合，却较大程度地发挥出政治力量在工人运动中的关键作用。中华工党是“五四”时期与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关的上海工人运动组织，在水木作、漆业、印刷业、机器业、铁路等行业中有重要影响力，其领导人韩恢既是人又是青帮首领；“五四”前后上海工人运动颇为活跃的鼓动者和组织者朱卓文，既是洪门首领之一，又是中华工党创始人之一。一些进步的工商业资本家不仅在“罢市”斗争中发挥着作用，在罢工运动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邓中夏也说过，上海工人“此次罢工据说有些简直是资本家命令罢的”。在上海大罢工中表现突出的求新机器厂工人罢工，得到求新机器厂经理朱志尧等的支持。上海厚生铁厂厂主朱卓文也大力支持本厂工人参加大罢工。
学生运动与上海工人罢工也有密切联系。除了学生在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外，中，上海复旦大学校工组成中华工界联合会的第一个分工会，并联系各学校校役组建中华工界联合会总会，与上海的核心复旦大学学生团体联系紧密；中华工业协会骨干李大年是归国留日学生，在上海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都发挥着作用，等等。这一切说明，在“五四”上海罢工中，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结合。
综上可知，作为一次广泛动员的、真正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不仅有学生总罢课、工人阶级的同盟性罢工，更有国内各爱国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结合，并积极引导传统社会力量加入到民族救亡的爱国运动中。这正是群众性和民族性的典型体现。
三、运动与革命：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升华
的革命性和开放性，不仅体现在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的结合，还体现在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经验的总结，揭开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新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十月革命和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还使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得以重生。对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的观察和借鉴，对经验的总结，直接推动当时中国两大革命政党——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正在改组的中国，以苏俄为榜样来进行民主革命。正是这两大革命政党的合作，造就了大革命波澜壮阔的历史。后，国共两党都在真诚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总结五四工人运动的经验，但阶级本质决定国共两党理论思维的差异，导致国共两党在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将理论与工人运动实际结合中出现重大差别。对于马克思主义本质、原则及其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在理论认识上的差别，以及坚持与背弃的差别，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成败，从正反两方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及其对中国革命成败的决定意义。
人在改造世界的根本理论、处理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以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孙中山就有意倡导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他在1915年曾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表现出对社会主义运动有独到的见解。获悉十月革命消息后，孙中山受到极大震动，他迅速行动，在1918年“致电苏俄，祝其革命之成功，并鼓励其努力奋斗。时各国正嫉恶苏俄，列宁得总理电，大为感动，视为东方之光明”，为双方建立联系打下基础。他很快任命特使与苏俄接洽，并有了学习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思想准备。前后，正是孙中山护法运动屡遭挫折，考虑重组一个统一、有力的，全力思考重组政党的理论建构的关键时期。但矛盾的是，孙中山借鉴苏俄政党组织模式的过程中，并未真正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决意建构能铸造一坚强政党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孙文学说》就是这种期许的产物，“文近著《学说》一卷，除祛其谬误，以立其信仰之基”，并得到党内理论家胡汉民、戴季陶等的了解和支持。孙中山重视通过强大的政党力量发动学生和工农群众起来革命这一苏俄的重要经验，但他因辛亥革命时期对会党的历史经验，而对在中国工人群众中有着重大影响力的传统社会组织持僵化的排斥态度。1919年10月，孙中山重组中国，但显然理论建设和政权模式存在距离，加之自辛亥革命后总是站在社会领导的立场和心态来认识问题，出现严重僵化，对苏俄模式和经验、俄国革命中工人阶级的作用、中国无产阶级的实际，都因其理论思维的僵化性而出现种种误读、误解。这些根本性缺陷使改组也未能有效改变其组织松散、乏力的状况，也是导致其变质和失败的深层原因。
共产党人对五四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是实事求是的。“五四”后，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导人瞿秋白、邓中夏、李立三都深刻地分析了在中国“现代式的”工会运动开始以前，在工人中间起重要作用的组织形式，其中“上海劳动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这对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至关重要。共产党人并不回避这些传统社会组织，而是正视并深入体察这些传统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及其存在的弊端，从更广阔的视野来分析作为秘密社会的帮会力量问题、同乡同业组织问题，思考的不仅仅是限制其封建性消极因素，更多是考虑如何深入到普遍存在于工人中的这些“社”与“会”，接近他们，加入他们，分“离”之，改造之，使之成为革命的力量。这是“五四”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辉煌历史的基础。
俄国十月革命和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影响之重大是众所知晓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探索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领导工人运动的影响同样重大。，促使中国的一些先进分子开始转换思想路径，不仅接受并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总结五四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经验，这就促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中看到工人阶级伟大力量的先进分子，在运动期间和运动后就自动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有力地促进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群众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早期共产党人探索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运、学运结合起来。当然，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工人领袖在面对中国工人的实际情况时，一度也存在着僵化、教条和混乱的状况。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决议就把铲除帮口、改组手工业工会，按照产业性质组织工会，作为党领导工人斗争的基本任务。1922年5月，《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宣言》指出，“作为一个阶级，工人们决不要分地域，决不要分党派”，“工人们，都应该按照产业的分类法，组织在各种工会里，而且要把各地按产业组织的工会，联络起来，组织各种全国产业总工会”。从长远来看，现代工会逐步取代传统社会组织在工人中的领导作用是适宜的。但是，立足于20年代初期中国工人社会的实际，根据当时日本调查者的报告，到1926年，上海工人的80％都属于4种秘密结社(在理教、青帮、红帮、天地会)中的一个，其中最大的是青帮。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教条地按照理论来实施“取代”工作，遭遇种种挫折是可以预见的。在工人中间开展工作多次遇挫后，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上海劳动运动最大的问题是帮会问题”，主张共产党员应该重视帮会工作。而帮会从无数次传统起事失败后自我反省，有渴望寻找新思想、新因素的内在需求，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追随和响应革命的心态。这是“五四”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发动工人运动一个重要的有利因素。
在工人运动实践中，将理论、政策变为现实的过程中存在的巨大鸿沟，迫使共产党人在困惑、窘境中作出改变。这一时期，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相比，政策、策略能够根据实际斗争需要而作出灵活务实的调整，同时通过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迈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稚嫩而重要的一步。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改造工人阶级的同时，对于传统社会组织的策略是“只有钻进去，先接近它，然后才能瓦解它、利用它、争取它”。当时，作为共产党主要工作对象的不熟练工人阶层，同时也是青帮等帮会影响力渗透最深的阶层。因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李启汉就是通过加入青帮，在上海小沙渡纺织工厂展开工运工作，在工人中扎下根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初做职工运动的起点”。在工人运动中，还投入大量学生组织工作者，以求养成工人的阶级意识。1922年，李立三在湖南与旧式工人组织头目(工头)的哥老会(红帮)首领喝“鸡血酒”，得到其支持，使多数参加了红帮的安源煤矿工人参加罢工；1925年，他在领导上海“五卅”运动时灵活调整策略，与青帮的徒弟和小头目结成良好关系，使之与大头目分离，实行“在青帮内部展开阶级斗争”的策略，取得成果。
与此相对应，传统社会组织也不断适应这种新的时代性变化。比较起来，传统社会组织中，秘密社会性质的帮会是最难以驾驭的。而地域性同乡帮口中，其首领与同乡工人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行为较为正常，中共工人领袖采取交朋友的办法，把他们团结到党领导的工会中，让他们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这是工会组织得以在传统组织力量强大的工人群体中建立起来的重要原因。1921年底，党组织派包惠僧等人团结京汉铁路工人中的湖北帮杨德甫、江南帮黄桂荣、福建帮林祥谦等帮口领袖组织京汉工人俱乐部，极大地促进了京汉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使林祥谦等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领袖。
中国共产党以灵活务实的策略，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帮会还是同乡、同业组织，在组织工人进行经济和政治性罢工斗争时，一般都具有两面性，既有被激发革命性的积极一面，也有被旧势力利用来对工人进行分化和破坏的消极一面。这种两面性同时也出现在传统社会处理与政党的关系上，这一点在“四·一二”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记述的在“五四”时期上海罢工中“李凤池是六三的领袖，曾坐过牢，以后变成工贼”，就很有代表性。这也促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和分析工人中间存在的各种势力，总结五四以来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理论，充实和发展了党的指导思想。
综上所述，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广泛动员的、各阶层民众参与的、具有全民性质的、真正伟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虽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领导机关，但它却是中国进步的政治力量和爱国社会力量形成的统一战线领导的、各阶层民众都行动起来的革命运动，实现了空前的社会动员，开始在世界上主动为争取民族权利而斗争。的民族性、群众性、革命性和开放性，就在于它不局限于一党一派的运动，广大知识分子、学生、各爱国党派走向社会，与各社会阶层发生联系，将政治力量的领导力和同乡、同业、帮会等传统社会组织网络的发动力充分结合，推动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升华，尤其是推动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对社会动员经验的总结，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群众运动发展为中国政治和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则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萌生的坚实基础，这是中国民主革命成败的一大关键。
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海纳百川的理论觉悟，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宽阔的理论胸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开放体系的杰出体现，表现出远胜于中国的理论勇气和成熟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彻底的革命f生和开放性，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革命性、开放性，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今天成就的根本和保证；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僵化，导致了它的变质和失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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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科博会共举办展览会、论坛和科技经贸合作项目推介等活动78场。超过18万中外人士通过展览会、论坛和科技经贸合作项目推介等参与交流，2056家海内外企业参加了展览会。其中，以“让北京更美好，让奥运更精彩”为主题的科技奥运展览，是本界科博会的最大亮点。
主题报告：拉开科博会帷幕
在5月20日举行的开幕式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出席并作主题报告，北京市市长郭金龙致辞。
万钢在主题报告中，首先介绍了全国科技界响应党中央、国务院号召，为抗击地震自然灾害正在进行的工作。地震发生后，科技专家在第一时间利用卫星遥感、遥测等先进技术手段，为科学研判灾情提供支撑，同时开展了对次生灾害的预测、预防工作。当前，科技界已经启动对灾后重建科研工作的部署和安排。
万钢说，成功举办了十届的科博会已经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高新技术发展的重要桥梁，成为展示中国高新技术成就的重要窗口，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为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
今年的8月8日，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期盼的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举行。八年前，在北京申办第29届奥运会成功的那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北京就向世界作出了庄严承诺：北京将以“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为主题，把2008年北京奥运会办成“有特色、高水平”的一届奥运会。“科技奥运”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之一，也是奥运史上首次明确地把科学技术的作用与举办奥运会相结合，这将对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基于以上背景，本届科博会紧紧围绕“科技奥运与科技创新”这一主题，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建设生态文明等内容充分体现在各项活动中；特别是，充分展示科技奥运成果，向国内外宣传“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理念和实践成果。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国际奥委会也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环境问题看作是继体育和文化之后奥林匹克的第三大要素。北京奥运会广泛应用节能减排、环境保护集成技术，大大促进了节能减排工作。中国已投入数十亿元建设科技奥运，以造福社会。有理由相信，即将开幕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将成为中国举办大型活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成功典范。北京奥运会上将使用的新能源汽车，使奥林匹克中心区域的交通实现“零排放”，在中心区域的周边地区和奥林匹克交通优先路线上，实现“低排放”；太阳能、风能和地热等绿色能源在奥运场馆的采暖、制冷和生活热水等方面的供应达26％以上；在奥运主要场馆及设施大面积使用半导体照明和地(水)源热泵等高效能源利用技术，实现节能60％～70％；奥运场馆(区)多年平均雨水综合利用率超过80％，奥运场馆内中水回用、污水处理再生利用率达到100％：实现市区道路路网群体交通诱导覆盖率达到80％以上，奥林匹克交通优先路线平均时速不低于60公里。这些科技成果都在本届科博会的展览会上展出。
北京市市长郭金龙在致辞时强调，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北京科博会已经成为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科技品牌活动，在展示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传播前沿思想理念，促进科学技术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科博会以“科技奥运与科技创新”为主题，对于宣传科技奥运理念，展示科技奥运和我国自主创新成果，加强国际经济科技合作交流，增进各国人民对中国和北京的了解，具有特殊意义，也必将对进一步做好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十一届科博会得到了国际组织和海内外政界、科技界和产业界的热切关注和参与。联合国副秘书长沙祖康先生、诺贝尔物理奖评委会主席皮尔，卡尔森先生、欧洲半导体协会主席万豪敦先生等分别在主题报告会上做专题演讲。
展览会：科技奥运唱主角
本届科博会展览会包括科技奥运展，省、区、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展，外国国家展，中关村自主创新成果展，汽车科技展，循环经济展，新媒体创新成果展，青年学生科技作品互动展，电子信息与现代通信技术展等。其中，科技奥运展成为展览会最大亮点。
科技奥运展以“让北京更美好、让奥运更精彩”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科技奥运建设支撑“绿色奥运”、丰富“人文奥运”的显著成效，共推出了140余项将应用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项目。
科技奥运展馆共分为总体篇、支撑篇、工程篇、信息篇、城市篇、合作篇等六个篇章。其中，总体篇以“实践科技奥运理念，支撑绿色奥运建设”为主题，系统地层示了科技奥运的理念与内涵，使人们了解了科技奥运的历程、时代特征和具体内容，展示了科技对支撑绿色奥运、丰富人文奥运的总体成效，主要包括领导关怀、科技奥运的理念与工作目标、总体部署与进展成效、火炬传递等相关内容；支撑篇以“节能减排，绿色奥运”为主题，通过展示科技对奥运绿色交通、绿色能源利用、高效节能和生态环保建设的关键支撑作用，体现了科技奥运的显著成效，主要包括了新能源汽车等奥运绿色交通、绿色能源供应、高效节能技术、环境保护与生态改善4个展区；工程篇以“科技支撑，精品工程”为主题，以奥运场馆为载体，通过科技攻关、自主创新，解决工程建设难题，采用成熟可靠的先进技术，创建有特色、高水平的奥运精品工程，展示奥运场馆建设的关键技术创新成果及其对我国建筑产业的拉动引领作用，主要包括场馆建筑设计创新、建筑施工新技术与新材料两部分；信息篇以“信息服务，以人为本”为主题，展现面向赛事、媒体、公众的奥运信息服务保障，重点展示了直接应用和服务于奥运的国产TD-SCDMA、高清晰电视、手机电视等关键信息技术和产品，体现了信息通讯技术对奥运信息服务的核心支撑和对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的拉动与引领，主要包括奥运赛事与大型活动信息服务、奥运媒体信息服务、奥运通信保障和公众综合信息服务四部分；城市篇以“科技保障，奥运之城”为主题，以科技创造更加美好城市生活为重点，展示了通过智能交通技术建立快捷、高效、安全的奥运城市交通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奥运交通保障科技、奥运气象保障科技、奥运安全保障科技和奥运食品安全4个展区；合作篇以“精诚合作，共铸辉煌”为主题，以“行动计划”各成员单位共同参与、分工协作、高效推
进科技奥运建设为重点，集中展示了各成员单位在体育科技、兴奋剂检测等领域，以及北京中关村园区企业积极支持和参与科技奥运建设的成果。
在“科技奥运”的理念下，高校也发挥自身的科技资源和科技力量，积极参与奥运关键技术的科技攻关。在本届科博会的科技奥运展中，北京大气污染及奥运空气质量保障、体育馆钢结构创新设计、高清晰电视(HDTV)芯片、奥运电动客车电池箱自动更系统、北京08数字博物馆、虚拟马拉松、2008北京奥运会中英文智能对话福娃、奥运体育场馆防火系统设计技术应用、基因兴奋剂的检测方法研究等参展项目都有高校参与的身影。
专题论坛：主题紧扣时代需求
本届科博会期间，还举办了“高新企业自主创新与品牌建设国际论坛”、“高新技术产业金融创新国际论坛”、“中国生产业发展高层论坛”、“科技创新与城市安全论坛”、“资源节约与循环经济论坛”和“能源利用与新能源开发国际论坛”等6场专题论坛，直面科技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难点。与以往相比，本届的论坛主题紧扣时代需求，新鲜而有分量，更加务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