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济效应的研究状况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效应研究，主要还是从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方面的影响状况进行跟踪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
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国内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态度，比如国外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同时增加投资国和东道国的国民收入，是一个双赢的投资行为。因为发达国家向高度工业化国家迈进时期，对外直接投资为发达国家的资本和产品过剩提供进一步获取高额利益的途径，并且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旺盛的投资供需形成了当时的双赢发展态势。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探讨，是伴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而开始被跟踪研究的。国内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着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产出增长。由于我国区域差异较大，进一步分析各区域对外投资的效应也具有现实意义，比如认为我国东、中和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同时东、西部地区的GDP增长差异也由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引起。可见从不同层面说明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关系，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又能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资金支持，但这种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较小而处于较低水平。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三个方面。肖怡楠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的贡献体现在平衡国际收支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加快资金流出，从而适当平衡国际收支顺差。吴建军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给投资国带来的增长效应不明显，表现为对外投资不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并且从短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GDP的影响并不显著，但长期则呈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可见，多数国内学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是影响不显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影响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当前对外投资流向主要是资源类行业，可能对我国当期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时滞。所以，持续跟踪研究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二）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通过衡量生产率的变动，体现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另一方面是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分析。从对生产率影响看，国内学者主要是通过实证研究检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生产率的提升在我国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资本存量较高的东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明显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认为这种促进作用小于国内研发资金存量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所以，自主研发才是提高技术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同时，还有得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的观点。从对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看，研究普遍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正的影响作用。白洁实证检验了1985年到2006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R＆D投入和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发明专利和外观设计表征的技术创新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研发投入作用不显著。也有学者加入技术吸收能力与国外研发资本存量溢出等指标，得出2003－2010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对国内创新能力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但是持续对外投资会获得更高的生产率及技术溢价。多数成果也论证了对外直接投资正技术溢出效应，而持不同观点的认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还较小，产业和地区分布不够均衡，导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未能充分体现出来。可见，学者对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术创新能力作为被解释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作为解释变量，没有考虑到国外研发资本存量对提升母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影响。在验证逆向溢出效应存在性时，忽略了之后效应。而且，多数实证研究忽视了技术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对于能否消化吸收外来技术至关重要。因此，继续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技术获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效应分析
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调整效应也存在观点不同的研究，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调整效应的验证，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未能明显提升我国产业结构，并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例变化，仅与第二产业有正相关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进行宏观绩效分析，发现2009年以来的对外投资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效应，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国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多数文献的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升级效应，实际上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优化效应影响会不断增加。有的研究从分产业角度研究对外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产业具有明显的升级效应，但对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实证结果有差异，也有认为我国第二、第三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正相关，第一产业与对外直接投资呈负相关［。但普遍认为对外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可见，实证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有影响，但其影响大小、方向（正相关还是负相关）有不同。多数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存在，但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不佳，影响了对实证分析产业升级效果的全面认识。相信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规范，逐渐引入长期和短期影响，会使研究结果更客观。
（四）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
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贸易效应研究观点主要表现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作用、互补作用，或同时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也有认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补作用，可见其研究结果的不确定。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替代效应的最早始于蒙代尔，认为资本越自由流动，替代国际贸易的作用就越明显。随后国内外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断进行论证。实践检验表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替代作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替代效应则相对较小。进一步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大小决定其贸易替代的影响作用程度。比如，项本武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出口贸易规模的扩大，但对外直接投资对从东道国的进口也形成了替代效应。也有从长期关系来看，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对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进口产生替代，对初级产品进口和制成品出口产生补充。可见，在研究替代效应上并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多数观点认为在短期内存在替代效应，但长期则是互补效应，或者局部是替代效应，但整体不是替代效应。总之，得出具有替代效应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存在贸易互补效应的分析认为，多数对外直接投资具有创造和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成果支持对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国出口具有补充和促进作用。国外学者一般认为对外投资和贸易在发展中国家为互补关系，在工业化国家则不明显。大量的实证结果也证实了上述结论，通过不同的计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结论是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对出口贸易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也有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尽管对出口贸易产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应，但由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处于较低阶段，这种刺激效应还较为有限。而柴庆春引入时间因素后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在短期和长期中的表现不同，短期内直接投资的流量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著，从长期来看，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可见，目前研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互补效应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果。关于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多数认为互补效应处于主要地位，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起到创造作用，对进口贸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过引力模型对投资与贸易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既存在互补关系也存在替代关系，并且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总体而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均表现明显的互补关系。也有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都不明显。显然是否存在贸易效应与对外投资规模密切相关，实际上到2010年之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开始大幅增长，今后对外投资的贸易效应会日益显著。可见，以后的研究会以更长远、更全面、更系统的视角探究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五）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观点各异。有的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就业存在替代关系，并且资本替代劳动的现象较明显，但同时认为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促进高新技术行业的就业，一定程度上可以优化就业结构。与此相反，也有认为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的就业刺激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对就业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效果较小。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就业效应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就业效应不明显，但增加了我国建筑业的就业岗位。从对外投资对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影响程度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效应程度较小，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会提高相应的影响程度。也有研究发现在短期内，我国对外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大于刺激效应，表现出在当期对外投资会减少就业，从长期看对外投资与就业表现出长期正相关，有利于增加就业。
不可否认，某些模式在一定时期一定环境中展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但每个模式都有其特定生长、发展及益于优越性发挥的社会、历史、文化土壤，也都有其特定无法规避的限制因素。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不存在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的、永恒的真理。因此，对任何舶来品都不应盲目照搬甚或顶礼膜拜。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绝不能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也应善于有选择地借鉴舶来品的长处，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辨证取舍、择善而从。此外，借鉴利用舶来品不应超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和消化吸收能力。中华文化就像一个框子，对任何舶来品都应首先大体地“框”一下，符合规格或接近规格的就可以坚持，不合规格的那就需要根据中华文化进行转化、整合，然后才可以输出发展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理论。这点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对其固化与教条都可能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即如何保证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扭曲的？目前似乎还没有统一确定的标准。有人可能会问是否可以套用“三个有利于”标准，假如可以，那俄国及东欧诸国如果在今后的某个时期实现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那么它的那种转型是不是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不是。所以，这方面的标准还有待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发展。我们虽然无法做到用未来的实践确定现在的理论是否正确，但我们可以用历史的方法通过过去实践对理论的检验来总结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对理论坚持和发展的参考。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已经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才能基业长青，才能造就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因此，实践中我们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更要高举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伟大旗帜，因为它们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大旗插到了中华优秀文化的沃土上，更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总而言之，任何一个经济模式、制度、机制和文化等舶来品，不论其有多么先进多么优越，都只是我们在实践中学习或利用的对象，都应该根据中华文化以及具体国情加以转化。二、关于中国文化与舶来品问题
在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是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这两大阶级都高度组织化，全国绝大多数受雇佣的职工都参加了总工会（LO），而全国绝大多数企业主都参加了雇主协会（SAF）。两大阶级性组织，各自都有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系统，两大阶级既对峙又合作。两大全国性组织定期谈判和签订工资及劳保协议，政府只是在双方有重大争议时才介入。从斯德哥尔摩高处看，全国总工会（LO）和全国雇主协议以及国会三座大厦，彼此近距离地鼎足而立，似三根柱子支撑着这个资本主义框架下的“福利国家”。从以上描述可以看出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体为寻求更大的利益而组织联合成较大利益团体在利益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力量。瑞典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是与工人阶级联合斗争所表现的强大力量分不开的。在单个工人与单个企业主谈判的过程中，工人往往处于劣势，难以维护自身利益，更不用说扩大利益了。在一个无法实现民主的国家里，普遍的现象是强势集团总是不断“剥削”弱势集团。在民主国度里，政府从公共利益出发采取有效措施可以降低剥削的程度，但对弱势群体而言，关键还是要实现自身的更大更有效的联合，从而不断增加在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可能性。瑞典的实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工人与企业主两大阶级都实现了高度组织化，两方可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进行利益谈判，避免了利益在分配中的一头独大、过分倾斜的局面。而在有重大争议时，政府会介入进行调节，尽量避免矛盾激化。这种政府调节下的二元力量的均衡既保证了工人的利益不受损害而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又使企业主的利益不被过分剥夺而保证了企业主的积极性，从而使国民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不断实现帕累托改进。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争夺是难以避免的。矛盾是普遍的客观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一个强势公正的政府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出现斗争双方任一方的过分强大。但随着民主意识的深入与建设服务型政府呼声的日益高涨，政府力量不断削弱。这种情况下，政府可以借鉴瑞典政府的做法，对斗争双方或者博弈双方，尤其是其中的弱势群体组织，进行恰当地引导与培育，不断实现斗争双方力量均衡，避免因力量差距悬殊而导致社会利益分配的极端不公等。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时，各阶层实现共同富裕而利益不断趋同，利益集团也将完成历史使命而趋于不断消亡。
三、关于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兼容问题
循环经济三原则（3R原则）指的是：减量化（REDUCE）原则，也称输入端控制原则，即：减少原料和能源消耗，达到预定的生产目的和消费目的。从经济活动的源头节约资源和减少污染，再利用（REUSE）原则，即：延长产品的服务寿命，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资源化（RESOURCE）原则，也称输出端控制原则，即：将废弃物转化为资源。
2德国的循环经济实践
2．1生活垃圾废弃物。这里所指生活垃圾废弃物是指生活垃圾通过回收利用处理已无价值的部分。在德国，州政府负责管理和监督生活垃圾废弃物的收集和处理，1993年德国颁布的《生活垃圾处理的技术细则》给出了严格的规范和目标：（1）到2005年，所有的生活垃圾必须预先处理（焚烧）使其充分矿物，方可进行填埋；（2）到2005年，所有的有机生物垃圾必须分别收集，并以有机肥料的形式再循环。
2．2废旧电子电器（WEEE）回收与资源化。WEEE是发达国家增长最快的废弃物，主要由家用、娱乐、办公、信息、通讯、工业、医疗、实验室等的电子电器组成，在德国，WEEE回收处理体系由市政系统，制造商、社会、专业危险废弃物回收处理公司等组成。德国WEEE回收处理企业需要政府许中，由法定管理部门审核发证。这类企业规模都不大，德国从事WEEE回收处理的企业有600家左右，以微型企业和小型企业为主，这类企业分为三类，制造商专业回收处理公司，社会专业回收处理公司和专业危险废弃物处理公司。
2．3包装废弃物回收与资源化。德国《包装管理条例》推荐两种途径管理废度物：一种形式是生产厂家通过批发和零售渠道直接回收产品馐，另一种形式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私营系统组织回收，分类和再利用，作为后者，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二元处理系统DSD”应运而生，DSD建立于1990年，是在德国工业联盟和德国工商企业协会支持下由95家公司发起组建，至1997年已达600家，DSD是一家私营企业，依地享受政府免税政策，DSD的任务是在全国建立一个面向家庭和小型团体用户的废旧包装回收，分类和再循环体系，会员企业的义务是需缴纳与其产品包装数量相匹配的注册费，其权利则是被允许在其产品包装上加印特别的“绿点”标志，凡有“绿点”标志的产品表示其包装可以回收利用，DSD负责对这些包装废弃物组织回收。
2．4农村生物质废弃物的处理利用。为解决农村生物质废弃物的处理利用问题，德国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沼气发电的优惠政策，1990年实施《电力输送法》。规定电力运营商有义务接纳（上网）在其供电范围内生产出来的可再生能源电力，2004年实施修订的《可再生能源优先法》，其中有关生物质发电的优惠政策会对利用沼气发电的农场进行价格补偿，规定先建设的沼气电站，给予基本补偿，以后每晚一年建设投运，按基本补偿价格递减1%~5%，另外有奖励价格措施。
3发展循环经济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佳选择
3．1循环经济很好解决我国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和人均资源绝对不足的问题。
占世界人口总量22%的中国人民，要在21世纪实现小社会和达到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水平，理论上，我国应拥有世界资源的22%来进行自我发展，或者中国人均的消费资源量也要达到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消费资源，实际上，不但，我国所拥有的人均资源量大大低于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资源量，而且，中国所拥有的资源总量远低于世界资源总量的22%，那么，我国必须依据生态学，生态经济学，“零排放”，“3R”原则等有关循环经济学原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减量的资源投入经济系统中实现资源—产品—再资源—无限循环利用资源的经济过程，很好地解决了我国资源不足的问题，实现了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2发展循环经济可以有效地解决我国环境问题。
循环经济实现资源高效循环利用，污染物的“零排放”，拒绝和否认废物，实现“废物”资源化，有毒，有害物质再资源化，拒绝和消除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循环经济可以实现我国城市大气污染的，形成南方酸雨的，水域污染等造成环境污染的污染物质，无毒再回收，再资源，同时，实现生产过程污染物的“零排放”，这样，令所面临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如生态退化，我国耕地盐碱化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实现我国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
3．3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我国经济健康发展
循环经济很好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二个必要前提：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它以资源—产品—再资源—新的经济过程代替传统的资源—产品—环境污染—再投入新资源—产品—再环境污染的经济过程，不难看出，传统经济过程最终会导致资源枯竭和环境的崩溃，新的经济过程必然导致资源的不断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不断改善，即利用循环的资源代替终将枯竭的资源，用优美的生活，生态环境取代终将危机生活、生产者生存的环境，循环经济还追求极高的经济效益，还追求人本主义的极高经济增长，它是在保证资源可持续和环境可持续的前提上的经济可持续高效发展。
4发展循环经济的措施
（1）制度支撑。
a.计划和布局制度。工业企业循环经济发展计划应以国家环境保护计划为基础，包括企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方针、分期目标、考核目标、计划性对策和重大项目等事项。
b.循环程序和示范制度。不合理的再用或再生利用程序往往导致不同的经济，环境后果，为了保证循环经济循序渐进地发展，应重视循环程度的制定，通过建立重要技术，工艺，设备和区域的示范制度来带动面上循环经济的发展。
c.市场准入制度。企业循环经济离不开市场的推进，但市场的推进必须符合市场规则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主要表现为：投资是否符合一定的数额标准，技术和设备是否符合国家的规定，环境影响评价结果是否合格等。
（2）管理支撑。
a.建立循环经济统计体系和信息平台。
这是对循环经济进行有效管理的基础，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物质流量表，对于企业和地区进行循环经济管理缺乏基本的数据信息，针对目前缺失的物料和能量利用的数据，建立相应的综合性的数据统计和信息系统，在企业建立基本物质流量表，企业之间实现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关联和交换，逐步形成生态型企业网络。
b.建立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企业需要逐步把资源和环境代价计入成本，真实反映，科学评价企业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通过设置经济运行指标，资源消耗指标，循环再用指标，废弃排放指标，建设保障指标和发展潜力指标，指导工业企业循环经济建设，使抽象的循环经济具体化。
（3）技术支撑。
循环经济的技术思路，是通过对经济系统进行物流和能流分析，运用生命周期理论进行评估，旨在大幅度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及污染物产生和排放，在生产过程中应用先进技术，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的深度，广度和精度，从而降低资源消耗耗的强度。因此企业要强化循环经济领域有关技术研发工作，把重点放在降低生产过程的资源，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科技标准司.循环经济和生态工业规划汇编[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朱兑若.国为什么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N].人民日报，2004-01-12.
1.问题的提出
以美国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标志，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已有百年历史，相应经济法理论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也有80多年的进程。特别是德国和日本，其经济立法之丰富，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之兴盛，实为西方他国难能所及。许多学者认为，经济立法和经济法理论为德国和日本从后进国成为先进国，从战败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新见解在进入90年代后已甚少见①，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显然也不如80年代红火。这是为什么？我们知道，现在日本经济出现了大问题，从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而德国经济并没有出现这样的经济结构问题。这与两个国家不同经济法认识是否有关系？
我国已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应向何处发展，是经济法理论界必须直面的课题。他山之玉，可以攻，现我们将外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经济法理论演进作一简单介绍，也许有助于我国经济法理论之研究，特别是有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2.德日经济法理论之演进
学界公认，现代经济法产生的标志是美国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但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并发展却在德国，日本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经济法理论。根据德、日经济法理论和学说产生、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现代经济法产生初期至二战结束前的经济法理论学说（1890—1945）、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90年代以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学说。
2.1.现代经济法产生后至二战期间现代经济法理论学说
德国在学术上开始使用“经济法”一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一战结束后，Hedemann教授在1917年于耶那大学建立的“大经济法律考察研究所”改名为“经济法研究所”。他经年开设经济法课程，编著经济法通迅半年刊，并撰写学术著作②。日本学者孙田秀春1924年的著作《劳动法总论》中专门有《劳动法与经济法的关系》一文，对德国经济法研究作了介绍，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从此开始③。这个时期德国和日本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以下几种④：
（1）德国
A.世界观说：这是Hedemann的学说，他认为，以具有现代法特征，并渗透于现代法的经济精神为基调之法为经济法。他自称此说为世界观说。正如18世纪中以“自然”为该时代的基调一样，在现代则以“经济性”作为时代的基调，而以此经济性为特征的法为经济法。这种学说较为抽象，它强调现代经济法是具有现代法特征的法，而所谓现代法是以经济性为基调的。作为最早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学者之一，Hedemann以极为抽象但十分准确的“经济性”紧紧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精神。
B.集成说：该学说的代表是Nussbaum，他认为，凡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为目的规范的总体就是经济法。因而，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法律，如财政法，以及只以个人生活为对象的法律，如民法，则应排除于经济法之外。这一学说其实是把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出现的新法律现象，用“经济法”的综合概念来对待的。但它也正确地认识到了现代经济法中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性，试图将这些新的法律现象加以组合。
C.组织经济说：这是Goldschmidt所倡导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组织经济固有之法”，而所谓“组织经济”是以改进生产为目的而规制的交易经济和共同经济。这种学说影响甚大。显然，Goldschmidt真正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真谛-由国家通过法律来组织社会经济。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主张把社会学方法和经济政策的观点加以结合起来把握经济法，这种认识将对经济法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区分开来。
D.企业法说：这是Kaskel的学说。他认为，经济法是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但关于经济企业者的法并不全是经济法，只有规制“企业管理或完成经济企业者的事业而产生的关系，才是经济法的对象，所以，劳动法和商法不是经济法。他的这一见解，由Haussmann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者认为，正如商业活动领域限定传统商法的特定素材一样，今日的经济活动力的重点不仅限于商业，而且也表现在生产、加工、银行和金融等各个方面，这种企业活动的法律，要求与商业企业活动的法律具有同等的资格。企业法说强调了国家对社会经济基本主体的企业活动的规制，这是符合社会经济现状的，特别是符合现代经济中企业发展现状，因而看到了国家与企业的现代经济关系。
E.方法论说：该学说是以社会学方法来研究经济法的，如Rumpf认为，以对法律领域中经济的客观实际部分所作的法学上的全面探讨，理解为经济法的研究，企图从这一论点出发，来建立综合民法和商法的经济法的基础，并使这样的私人经济法与公共甚至国家经济法既对立，又在整个法学体系中使二者处于统一综合的地位。Geiler也认为，经济法无非是在有关经济生活的法律领域中，适用法学研究的社会学方法而已。方法论说尽管只是从法学方法上来看待新兴的经济法的，但这种学说无疑以一种高屋建瓴之势剖析了新兴之经济法为什么以及如何注重社会目的、作用和效果，以实现社会不同利益的整合，达到社会利益之协调的。它使得人们能够首先从社会之意义上把握经济法，而非部门意义中寻求经济法之要义。
F.机能说：该学说是基于法律的机能，并以经济统制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认识。如F·Bohm主张作为经济法的中心概念，必须考虑到国家统制经济和特定经济政策意义上的经济秩序以及有关的经济制度。Heamerle主张以国家统制经济特有的法律为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经济加以组织和管理之法，并认为经济活动因受国家决策方针的拘束，而逐渐失去自主性。机能说强调了国家通过经济法对经济的统制功能，看到了经济法在现代社会中以国家之强力进行新的利益分配的工具性价值，虽然它过于注重了经济法中国家的力量，但也无疑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特有的经济统制作用。
G.协调公私法冲突说：这是Klaussing提出的学说。他指出，经济法是涉及受企业组织及其经营活动影响的有关企业经营的法律规范总和。这些企业早在19世纪就受商法调整了，现在理论家则试图确定一种新的经济规范来撞击旧的规范。这两种体系正在你争我夺，但至今不仅没有人承认新的规范体系占有统治地位，而且新旧两者的结合也没有出现。因此经济法的任务在于试图找到自治规则和国家调控规则这两者冲突的协调和结合。这种学说基于公私法理论而认为经济法试图调和二者围绕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发生的冲突，其实质是认识到了经济法与传统私法的紧密联系，因而如何通过二者的协调达到企业经营在公与私上都更好的效果。
（2）日本
日本学者将德国经济法理论引进日本以后到二战结束，基本上是照搬德国的学说和认识，自己的独特看法基本上还没有⑤。
2.2.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
二战后到80年代是世界各国经济立法大发展和成熟的时期。所谓大发展是指这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立法特别是德、日、法等在经济调控和微观规制上全面展开，并因此带动广大发展中国家相继仿效；所谓成熟是指这个时期的经济立法逐步走向理性，而不是简单地越多越好，即由量变转为质变。相应地，经济法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
（1）德国
A.冲突法说⑥：ErnstRudolfHuber认为，经济法是调整经济活动主体，即企业家与劳工，在经济活动中的自由与受拘束之间的冲突的特别法。其特征为个人自由与团体或国家对其所为拘束间的冲突。他将经济法的内容体系分为：①经济私法，其内容涉及企业法及私法自治原则；②经济行政法，内容涉及国家机关对私经济秩序的管理、干预和引导，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③经济刑法，关系对违反经济法的刑事惩罚；④经济基本体制法，关系对经济秩序与经济体系（市场经济、管理与引导之经济、国家直接支配之经济或混合体系等），所作的基本决定。
GerhardRauschenbach也认为，经济法是一种冲突法，它以国家行政措施之干预，追求公共的整体利益和社会协和为目标。他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及劳工法的区别，但认为同宪法及行政法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经济法的内容包括四部分：①经济基本体制形态，经济法中的基本权利及国家经济活动；②国家经济机关的组织，各种职业公会和私法上的经济团体；③卡特尔法；④经济引导与经济监督。
这种学说是对二战结束前协调公私法冲突说的发展，其发展表现在它们认为经济法协调公私冲突已不限于企业，还包括劳工。而且更重要的，他们开始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区分开来，认识到了经济法与宪法和行政法的紧密联系，因而比较好地处理了经济法与现行法律体系和法律实践相衔接的问题。
B.机能说：Nipperdey认为，经济法系以保障和促进经济发挥其适当机能为目的的公法和私法。其体系安排应顾及传统的法学分类，因此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私法，规定私人企业的组织形态、私人企业财产法、企业与企业及其顾客之间的关系；③经济行政法，规定国家监督、保护、引导、管理和影响经济的法律措施，以及国家自为经济活动的公营事业；④经济刑法；⑤经济诉讼法，规定对有关经济法上争端的诉讼问题；⑥国际经济法。这种学说是一种综合经济法说，但其强调了通过公私法的协同和整体性，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共同发展，因此该学说把握住了现代经济法的“经济性”精神。
C.经济总体关系说：WelterSchmidt-Rimpler认为，经济法的任务在于探求总体经济的运行，在怎样的范围内经由自治自决还是公权决定，能达成一正确合理的秩序，以实现法追求正义的价值。所以，凡对经济的形成具有作用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自治自决或公权决定的规定，皆为经济法。但这些法律规范应涉及总体经济的运行，不能仅是个人经济关系的规范，借此以同民商法相区别。他认为经济形成的形态分为竞争秩序与国家引导管理两种。因此经济法的内容有：①竞争秩序的法规；②国家引导与管理的法规，包括经济机构组织与措施方法的规定。其中引导与管理措施又可分为对企业等的直接管理和通过关税与捐税、公开市场操作等由其它国家机关调节市场供需、金融货币经济辅助等措施间接引导和影响经济活动。经济总体关系说一方面准确认识到了经济法的任务，即如何解决私法自治和公权规制以形成合理经济秩序；一方面则为经济法的内容作了合理界定。该学说可谓在现代经济法的精神和实体上都十分成熟。
D.经济协调法说：这是WalterRSchluep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经济协调法。它将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自由竞争、国家统筹管理的计划经济或两者的混合）予以法律规范化。他认为经济法体系包括经济基本体制法和协调法，并认为经济基本体制法是制定经济协调体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宪法中规定有使一定协调模式制度化的任务，经济法应使此任务得以具体实现。此外还有一些在宪法中未明确规定的协调模式。
该经济协调法说紧紧抓住了经济法是“政治所决定的经济协调模式的法律规范化”这一关键点。这一看法是以前观点所没有的，以前的观点虽然都看到了经济法的国家对经济促进、协调、组织等作用，但它们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经济法从整体上讲其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的法律化，因而经济法是和宪法、行政法所不能截然分开的。
E.经济指导管理法说：GerdRinck认为，经济法系以追求总体经济的正确性及社会的正义为目的，而对独立的营业活动加以引导、辅助或限制的法律及国家措施的体系。简言之，经济法是经济指导与管理法。他强调不宜将企业法纳入经济法体系。具体来说，经济法内容体系包括：①经济基本体制法；②经济指导与管理措施；③各个别经济行业之秩序；④职业公会及经济团体；⑤反不正当竞争法；⑥反限制竞争法。
F.经济政策工具说：ErnstSteindorff认为，经济法系追求正义，并为实现总体经济的公共目的而作为调整经济活动的工具的公法与私法。经济法以其作为经济政策的工具，并且是一种带有调整作用的工具为特色。他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①经济与宪法；②国际间的联系；③企业；④卡特尔法；⑤不正当竞争；⑥公营企业；⑦社会保护与经济监督；⑧劳工法与经济法；⑨经济之调整；⑩具有特定目的之调整以及能源法。
Wiethoelter也从政策角度表述了经济法。他认为，经济法是立足于解决大量没有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出发点，而解决这些问题是共同经济本身所应承担的义务。经济法是一种缺少政治本性的政策性法律，它的存在不得不考虑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措施。⑦
G.FritzRittner之说：他认为，规定经济运行的法律规范，不论其系公法还是私法性质，皆同其他已存在的法域有不可分离的关联，因此不可能给经济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经济法概念仅可简单描述为所有对经济加以形成及对经济的运行加以规定的法律规范的关联结合。他不怀疑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领域。他强调经济法不仅仅具有经济政策的工具性质，也不能使经济法成为行政法的特别领域，而沦为经济行政法。认为经济与社会关系的形成主要依靠个人和私法自治，因此，维持和保障此种形成作用的法律规范，即卡特尔法，才是经济法的基本和主要内容；而国家以行政措施对经济所为之引导与管理，仅扮演补充角色而已。
（2）日本⑧
A.与市民法对比来理解经济法的见解：这种学说由福光家庆所提。他认为，“近代所有权法”（市民法）的体系和品格是针对近代法而言，其妥当性虽然应给予肯定，但适应社会经济的变迁，作为其反省形态的“社会所有权法”的体系和品格，业已超出近代法的体系，累积成为新的“经济的法”。⑨
B.将约束和统制列为经济法中心概念的见解：如高田认为经济法是从国民经济整体立场来约束经济之法；而丹宗昭信则认为经济法是“国家统制或规制市场支配之法”。这里所说的“市场支配”是指限制自由竞争的状况，并认为，国家为了维持竞争秩序而介入市场的法就是本来意义的经济法。
C.“作为维持垄断阶段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经济政策立法”的见解：这是今村成和教授的看法。他认为，经济法是“以依靠政府的力量支持因垄断发展而失去自主性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法律之整体”。另外宫坂富之付教授也认为，经济法是“反映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国家介入经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为目的的经济政策的法律之整体”。
D.经济法是以“经济性从属关系”为前提的见解：如正田认为，经济法是“规制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固有的垄断为中心的经济从属关系的法”。并认为，经济法是由“通过规制经济支配者的活动，在经济的从属关系上，限制其进行恣意的活动，或处于支配地位的经济主体任意进行交易”的经济规制法，和“以反映允许经济从属者为了提高经济地位而结成的经济关系为中心的法制”的经济关系法这两个部分组成的。
E.国家干预与协调的见解：这是金泽良雄的观点。他认为，“经济法不外是适应经济性即社会协调性要求的法律。也就是主要为了以社会协调的方式来解决有关经济循环所产生的矛盾和困难（通过市民法进行的自动调节作用的局限）的法律。换句话说，经济法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以‘国家之手’（代替‘无形之手’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的，即社会协调性要求而制定之法。”
2.3.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日经济法理论发展
20世纪90年代是经济法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这时的经济法研究已经明显地少了过去那种学说缤彩纷呈的局面，代之而起的是更多研究经济法实务和经济部门法的理论。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进入9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更多的是从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角度或者经济政策角度研究经济法问题.人们不再试图突破传统公私法划分而创造一种至少与公私法并列的“经济法”，而是力争在现有法学体系内和司法体系中去论证经济法的地位和性质。对此，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德国加入欧盟和世贸，而使更多学者关注欧洲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之缘故。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显然，人们不可能仅仅因为出现新的经济法现象而抛弃仍然起到重大作用的旧经济法现象。笔者认为，这是由经济法的性格使然，而非其他原因。
日本进入90年代以来，其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主要集中在以反垄断为核心来论证经济法的范围，如根岸哲、杉浦市郎编的《经济法》（法律文化社1996年版）、江上熏的《经济法·反垄断法概论》（税务经理协会1992年第7版）等著作。有的学者还从经济行政法角度对经济法重新认识，如佐藤英善的《经济行政法-经济政策形成及政府介入的方法》（成文堂1990年版）。可以说，这时日本的经济法研究同90年代以前已发生重大变化，特别是金泽良雄说已逐渐失去其存在根基。
3.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评述及启示
从以上德、日经济法理论演进史可以看出，它们的经济法理论学说研究经过了一个萌芽、产生、发展、兴盛和平静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西方经济特别是崇尚国家主义的德国和日本由赶超经济到战争经济，从复兴经济到兴盛成熟经济（德国）甚至停滞经济（日本）的过程。在现代经济法产生至二战期间，德、日经济法理论还处于探索阶段，因而显得还不成熟，还显得有些感性，如集成说、还只是看到了经济法中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影响；即使是机能说也只是看到了经济法的表面现象-经济管制。但尽管如此，这时它们的经济法理论探讨仍然是极为丰富的，并已基本上把握住了经济法的方法、功能等。
在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80年代期间，德国经济法理论的发展已突破了以前经济法研究的感性认识而愈加理性化并趋于成熟和稳定。这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已明确将经济法与民商法和劳动法加以区分开来，从而使经济法能够摆脱同样涉及经济活动的民商法和劳动法的影响，而成为自为的一极。第二，看到了经济法与经济体制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认识到了经济法中政治的因素和影响，如政策说、经济指导管理说等。第三，确立了竞争法在经济法中的核心地位，由此使得经济法与传统民商法有了一个十分恰当的衔接点，而且使得经济法对经济的干预或者说管理有了一个张缩基点。因此经济法成为了既与政治具有紧密联系，又是一个法律性十分强的东西，它必须遵守法律的基本原理和构成。而在日本的这个时期，其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成绩也是巨大的，显然这和日本通过大量经济立法推动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出现有关。但可以看到，日本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对经济的规制和协调、干预方面，也就是说，日本经济法理论这时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力量的巨大，但在它与民商法的关系上并没有真知酌见。特别是，这个时期金泽良雄说在日本基本上占据主导地位.而金泽良雄说的核心思想是强化国家主义，强化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以“代替‘无形之手’”。这种观点一方面强化了国家的权威，一方面则弱化了企业和个体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以至于市场经济中应有的自由企业体制没能真正建立起来。
进入90年代，德国经济法研究更加成熟，经济法学界基本上围绕国家与经济的关系来研究认识经济法，从而将经济法的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上。将经济法研究引入到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并非意味着经济法理论的消灭，而是经济法理论的自然升华。这是因为，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首先必然要求国家通过相应宪法确立国家经济干预权限，确立国家和政府能不能干预及干预的度，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基本经济权利，如财产权、营业自由权等都成为经济宪法基本内容，而国家和政府必须尊重这些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其次，经济法作为国家经济干预之法，就必然意味着国家和政府的力量对经济和市场凡体的管理，这显然要求经济法必须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要求。现代行政法所确立的依法行政原则，是经济法基本的原则和原理。德国法学界如此之探讨经济法，有效地解决了经济法能不能干预和如何干预的量，事实上也就是自由竞争和国家调控的关系，并因此真正实现了国家与个体的互功。事实上，德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特别是二战后，一直没有忽视作为国家干预之法的经济法与个体自由之法的民商法的关系，正是在此理论指导下，其经济立法和实践特别注意在发挥国家的力量，充分尊重和发挥企业、个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国家只是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一个自由而合理又合理发展的空间。
日本经济法理论研究在这个时期也开始充分重视经济法中国家与个体自由的关系，金泽良雄说不再有市场，反垄断法成为经济法的研究中心，行政程度成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内容。这表明，日本经济法研究业已走出以法论法的研究时代，经济法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国家与个体经济的关系，确立基础与补充的关系。
总之，我们要看到，在德、日经济法理论学说演进过程中，恐怕没人否认经济法的作用—国家通过经济法有力地推动了其经济的复苏和前进。但是，经济法毕竟是国家经济干预的工具，而工具则意味着运用得当与否。从德国经济法发达史中可以看到，德国经济法之运用是比较恰当的，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之研究一再强调了经济法与民商法的关系，民商法为基础法，经济法则为补充法。为保证或实现经济法之补充作用，其经济法研究最终框架在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之内—以约束政府经济行为，以严格依法行政来保证政府经济行为之合法性与合理性。日本经济法也曾十分成功地运用了经济法，相应之经济法理论也确实为日本经济之复兴起到了应有的指导作用—全面干预、整体推进、迅速拔高、政府参做的尽量做。但是当进入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就开始出现了长期的停滞，日本经济法理论界也由此开始反思其以往的全面经济干预的理论，开始理性地对待经济法中的竞争法和经济行政法，以期能够在现有法学体系和司法框架内解决经济法到底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以及怎样做这些的问题。也许，这是日本经济终究要再次复苏的前兆。
4.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展望—代结语
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自80年代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特别是90年度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经济法理论研究可谓更上一层楼。但综观林林立立的众经济学说，无一不是从功能角度论述经济法如何如何的。从功能角度看，经济法显然国家干预之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或管理经济之法等，但功能论只能看到研究对象—经济法在干什么，而如何很好发挥其功能并避免其负面作用，则是功能论难以解决的。日本经济法学说研究演进史告诉我们，一味强调国家经济干预、组织、管理，是一种政治学研究经济法方法，而并非真正法学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首先是相应权利、义务体系的建立。当涉及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时，首先必须考虑到相应宪法确立相关关系，以达到权利与权力的平衡；其次是如何规范国家和政府的行为，这显然是行政法原理的涵盖之下。德国经济法理论所确立的经济宪法和经济行政法理论，是十分值得我国经济法理论界借鉴的。如果说，日本经济法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反面教训，德国经济法演进则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
注释：
①参见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②同上①，第8～9页。
③参见[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④说明，本部分经济法学说主要来源于同上[日]金泽良雄书第6～14页；[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法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5页。
⑤参见[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
⑥以下德国二战后至80年代的经济法理论学说除专门注释外均来源于廖义男著《企业与经济法》（台湾大学法学丛书之18），台北1980年版。
⑦RudofWiethoelter：DiePositiondesWirtschafsrechtsimsozialenRechtsstaat，in：FestschriftfuerFranzZum70.Geburgstag，Karlsruhe1965，S41转引于常鸿宾、刘懿彤《德国经济法概述》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1页。
⑧以下日本该时期的经济法学除专门注释外主要来源于[日]金泽良雄著，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21页。
⑨[日]福光家庆《经济法的概念》，《神户法学杂志》第3卷第3号，第496页转引温烨《日本经济概说》载史际春主编《经济法总论》（教学参考书），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⑩参见[日]丹宗昭信、厚谷襄儿编，谢次昌译《现代经济法入门》，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7页。
11.参见同上③，第7页。
12.同上①，第28页。
关键词：对外经济合作;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1对外经济合作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IMF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的历年数据，对中国1982-2005年的对外经济合作（FEC）和经济增长（GDP）等时间序列进行经济计量实证分析，检验对外经济合作和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1)单位根检验。对GDP和对外经济合作完成额（FEC）数列进行平稳性的ADF检验，结果见下表：
说明：(1)D(*)表示对变量的一阶差分;(2)检验类型括号中的C表示检验平稳性时估计方程中的常数项，0表示不含常数项；T表示时间趋势项，0表示不含时间趋势项；最后一项表示自回归滞后的长度。
由表2可知，GDP和FEC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即他们都是非平稳序列；他们的一阶差分在5％的显著水平下也没有通过平稳性检验；而二阶差分在1%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这些变量具有二阶单整性Ⅰ(2)。
(2)协整检验。根据协整理论，如果一组非平稳时间序列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该组合不具有随机趋势，那么这组序列就是协整的，从长期看这些序列具有均衡关系。协整检验从检验的对象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的协整检验，如Johansen协整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协整检验，如CRDW检验，DF检验和ADF检验等。本文将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检验结果显示，u^t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因此可以确定u^t为平稳序列，
即u^t∽Ⅰ(0)。上述结果表明：GDP和FEC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计量经济模型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用回归分析工具处理一个经济变量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依存性问题，但并不能有效说明该经济变量与其他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就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单向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
经上述检验可知，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两种格兰杰因果关系：（1）FEC的变化是GDP变动的原因；（2）GDP的变化是FEC变动的原因。
2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合作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对外经济合作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又会推动对外经济合作。
为了使我国经济健康平稳的发展，必须从以下方面推动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
(1)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主要分布在亚洲，同时近年来，中国和非洲之间的联系逐步加强，非洲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经济合作联系最为紧密的第二大洲。要想促进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需要不断开拓国外新市场，在发展亚洲、非洲和欧洲对外经济合作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州的经济合作。
(2)在国际工程承包方面，资金短缺，规模小，市场范围窄、管理水平低仍然是困扰中国公司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对于中国公司而言，要扩大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和提高层次，减少过度分散带来的不利影响。一方面，要求中小企业间实行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大型承包企业兼并中小企业，鼓励中小承包企业相互合并、联合与资产置换。与此同时，中国公司也应该正视现实，拓宽融资渠道，改善管理水平，更广泛地开拓国际市场，使自己在竞争中求得发展。
(3)在劳务合作方面，应该在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努力提高我国劳务输出的层次，扩大国际市场分额，提高人员素质。要不断扩大我国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必须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外向型人才队伍，因此，企业除了要通过各种培训方式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以外，也应该把人才队伍建设纳入战略规划，制定出具体的目标、计划和实施措施。
(4)要逐步重视对外投资和对外经济援助。我国统计年鉴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只包括了对外承包工程、劳务合作和设计咨询三项，随着对外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对外投资与对外经济援助也要引起高度地重视。
(5)企业之间强强联合，实现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经济合作。
参考文献
［1］张国清.对外经济合作在贸易结构调整中的作用［J］.国际经济合作，2004，（9）.
一、从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看我国收入分配体系
国民经济核算的收入法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份额以及应向政府支付的份额为出发点计算最终产出。按照这种核算方法，GDP的计算公式为：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IH+营业盈余。其中：劳动者报酬反映了劳动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产税净额反映了政府在总产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之和反映了资本所得。收入法国民经济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对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占有状况，对整个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中的消费、投资、税收行为。
图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国劳动者、政府、资本所有者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从图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在此期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而资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续上升。这一趋势可以通过影响劳动者的消费行为、政府的税收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同时，我国资本回报率自1993年以来处于上升趋势①，也影响了企业的投资行为。由图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产税净额占GDP比重较小且稳定，因此本文只考虑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变化趋势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体系与宏观经济内部均衡
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指的是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的状态。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均衡最突出的问题是物价指数高企，经济面临很大的通胀压力。国家统计局月度统计公报显示：自2007年3月CPI涨幅超过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达到8．5％。当前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引领的结构性上涨，如国家发改委曾在国新办新闻会上表示“现在物价上涨是一种结构性的上涨，在结构性上涨的因素消失之后，国内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在平衡的基础之上，可以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本文认为，自2007年3月开始启动的这一轮物价上涨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引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推动的、固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的新一轮物价整体上涨过程。食品供需失衡导致的短期物价结构性上涨是此轮物价上涨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层次原因则是失衡的收入分配体系造成的高投资率和低劳动报酬。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资率导致银行信贷扩张、流动性过剩并对物价稳定造成压力。如图1所示，由于资本在收入分配中获得了越来越大的份额，企业部门有了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基础。同时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国资本回报率持续上升，使得以逐利为目标的企业有了投资激励。因此出现了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代表的投资冲动。在中国目前的融资体系下，固定资产投资激增与信贷扩张有着密切联系。而信贷扩张又导致流动性过剩，成为通货膨胀的一个诱因。如图2所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与通胀率之间有着比较明显的相关关系。
其次，长期被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的回调要求使得劳动力成本有上升的压力。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持续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为41．4％，而同期美国这一数值为56．4％@。以第二产业为例，有研究报告指出③：较之于发达国家，我国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于英国的1／16，但雇员工资仅为其1／27；相当于美国的1／18，但工资水平为其12／1；相当于日本的1／15，但工资水平为其1／22。较之于新兴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韩国的1厂7，而工资水平为其1／13。较之于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马来西亚的1／3，而工资水平为其1／4；劳动生产率大约是印度的3倍，而工资水平大约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从长期来看，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经济自身回调的力量、劳动法律法规体系的完善，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劳动力成本也会逐渐上升。这几年频繁出现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调的最低工资标准，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表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必然从供给方面对物价造成上升压力。
因此，此次物价上涨过程既包括已经显露的压力——部分产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显露的使物价长期上涨的压力——劳动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轮．：勺价上涨过程有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在物价稳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难以出现随食品供给增加而使物价指数下降的情况。
除上文讨论的通货膨胀之外，国内许多宏观经济热点问题，如产业结构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项目屡禁不止、重复建设等问题，也与分配体系中资本处于强势、劳动处于弱势有关。也就是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丰厚的资本回报使得企业热衷于投资，没有动力进行技术革新和产业升级。本文结尾处的图4描述了这些问题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
三、收入分配体系与经济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国际收支平衡。目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着外部失衡的问题：经常项目维持巨额顺差，外汇储备不断增长。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外汇储备已经由2000年初的156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初的15898亿美元，八年增长了约1O倍。外部失衡的加剧，对经济的内部均衡也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突出的表现为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国内流动性过剩。
关于我国宏观经济内部失衡的原因，有两派主要观点：首先，外资类金融机构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华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汇率重估是保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以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有效途径”④。其次，国内一些研究机构和学者则从中国经济自身的特点出发，如二元结构、区域发展不平衡，认为汇率不是造成经济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单单依靠人民币升值无法解决巨额贸易顺差问题。
本文认为，除去尚存争议的人民币汇率估值问题，收入分配体系中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资本回报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劳动、强资本”现象也是造成我国外贸顺差不断扩大，经济外部失衡的一个原因。具体的分析思路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工资率增长速度，从而造成资本所得在产出中比重增大，企业部门利润空间增大。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收益减少，但企业可以通过降低利润来保持出口，所以会出现在人民币升值(主要是对美元)的情况下贸易顺差还在增长的现象。例如，2005年7月汇改时外汇储备为7327亿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长至16821亿美元。下面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来表述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变动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假定：①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的且只有家户与企业两个部门；②生产要素有劳动和资本两种；③产品的资本成本不变；④产品的售价与成本分别为P、C，社会总产品为Q，n为工资占总产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竞争条件下P=C，则全社会工资总额为：
W=aCQ(1)
对(1)式两边取对数，得到：
LnW=Lna+LnC+LnQ(2)
对(21式两边微分，得到：
一：+
C。0
将(3)式改写为：
C=W-Q(4)
其中e表示劳动成本变动率，表示工资率变动率，O表示劳动生产率变动率。由(4)式分析可得：时，即劳动生产率增速大于工资率增速时，产品的劳动成本会呈现出下降趋势。由于假定资本成本不变，这一变化将会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增强，贸易盈余扩大，部分抵消本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
下面以1992年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增长率数据为依据，计算各年劳动生产率指数与工资率指数，作图3。由图3可以观察到：我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指数高于工资率指数，且二者差值持续增大。考虑到制造业占我国外贸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达9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北京，2005年)，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之间的差距极大地增强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得贸易顺差即使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还是持续扩大，因为出口企业有相对大的利润空间消化本币升值对出口收益造成的影响。
四、结论
本文分析了我国收入分配体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问题，指出这一问题通过影响居民部门、企业部门的消费、投资行为，对我国宏观经济内外均衡的影响。本文的结论为：劳动报酬和资本回报的失衡，是造成我国通货膨胀、巨额贸易顺差等宏观经济内外部失衡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为扭转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本文认为可行的对策是：调整收入分配结构；an强人力资本投资；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劳动报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润、削弱企业竞争力。因为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两个因素。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即使在工资增长的情况下，企业部门也可以保证利润不变甚至增长。而且，提高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可以促进国内消费，避免我国经济过分依赖投资与出口所带来的危害。
【论文摘要】 文章阐述了对外投资在我国的经济效应，接着分析了当前我国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提出了促进我国对外投资健康快速发展的一些对策。 【论文关键词】 中国对外投资 经济效应 对策 经济全球化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我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要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我们必须要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从而获得更多的开放利益。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我国的对外开放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众所周知，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是对外开放相辅相成的两面，二者应该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要远小于吸引外资，按照邓宁(Dunning，2002)的投资发展周期论，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且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状况是正常也是在所难免的，但伴随我国经济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对外投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会逐渐呈现出来，这一点已由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历所证明。因此，研究中国对外投资就具有了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分析 中国要在本世纪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解决好经济增长与就业这两个重要问题。一方面，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高度重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另外，我国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业问题始终是国家关注的一件大事，所以我们一定要充分利用对外投资创造的各种效应来增加就业机会、解决就业问题。于是，下文拟从促进经济增长与就业两方面来探讨对外投资的经济效应。 1.经济增长效应 (1)生产要素配置效应。生产要素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源泉，而我国生产要素结构比例严重失衡，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于是，必须通过国际交换，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为此，对外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更好地利用国外自然资源。中国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短缺的国家，耕地和水，石油天然气、森林、橡胶、铜铁矿、等重要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石油天然气则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稀缺资源，现在已经在大比例地进口，有人估算到2010年，中国石油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将接近或超过50%（江小娟，2004），这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进口，因为它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通过对外投资参与国际资源开发，与那些资源丰富但缺少开发能力的国家合作，并且拥有对稀缺资源的股份，以保证我国重要资源供给的长期安全性。②更好地利用国外先进技术。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综合技术实力还是比较低的，人均技术水平也急待提高。到目前为止，我国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主要方式是引进资金与技术，但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仅凭国外引进已远远不够，对外投资可通过两种方式来利用国外技术资源。一种是国内有实力的大企业到海外人力资源密集的地方设立研发中心或者设计中心，这不仅可以利用和发展原有的技术优势，还能够保持和寻求新的技术优势（马亚明等，2003）。另一种是到海外收购或兼并有核心技术的国外企业，通过利用已有的核心技术、顾客资源和品牌优势，我们可以提高技术效率和技术竞争优势，从而缩短时间、降低风险，迅速获取经济效益（李蕊，2003）。③获得更多国外资本。中国对外投资极大地拓宽了利用国外资本的渠道，因为它不仅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从东道国或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到大量资金，由于实现了资本积累，从而突破了企业发展的资本瓶颈，结果企业可以扩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促进技术升级，实现企业良性发展。 (2)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工作的重点，由于我国还未实现工业化、信息化与现代化，加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们必须抓住对外开放的契机利用对外投资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①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升级。现在国内有相当一部分产业生产能力过剩，经济效益不好，企业发展滞缓，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商品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失衡所致，并非完全归因与产品的质量、层次与水平。其实传统产业的大部分产品适应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对外投资，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这些生产能力，将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促进国内结构调整，减轻国内企业困境。②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面对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综合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发 展水平，而高新技术则是其集中体现。然而，高新技术产业需要大量的技术开发投入，许多生产项目需要巨额投资，如果小批量生产，不能弥补前期的大量投资，企业就不会有投资的积极性。我国国内市场虽然容量巨大，但相对于一些高新技术产品，国内需求不足，必须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才能进行大规模生产和经营。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到国外市场与对手一起竞争将加速我国企业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国外企业的技术扩散也为我们高新技术发展提供了示范作用。 2.就业效应 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对外投资则是解决我国就业问题的一条主要途径。它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刺激效应，二是置换效应。前者是指对外投资导致国内就业增加，后者则是指国内就业被国外替代造成就业减少。对外投资主要通过增长出口来刺激就业，它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它的作用机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的跨国经营特别是对外投资办厂首先会带来资本品的出口，从而带动国内相关产业的出口，这必然会给国内就业产生拉动作用；第二、对外投资中的境外加工贸易中，所需原材料、零部件、半成品大多是从国内进口，增加了对国内产品的需求，关联产业的就业需求增加；第三、企业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国际化竞争力增强，加深了对国际市场的了解，扩大了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从而会拉动对母公司产品的出口，从而带动相关产业的就业；第四、我国对外投资多以制造业为主，相对而言，服务业的发展比较滞后，而在国外投资的竞争压力将会提高我国的服务水平，由于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增加就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伴随对外投资规模的逐渐扩大，将对我国就业产生积极影响。 就对外投资的置换效应而言，目前在我国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因为对外投资对就业置换效应的强弱与母国对外投资的动因有密切关系，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寻求廉价的劳动力资源，而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原因是带动出口和更好的利用国外资源，使生产要素配置更趋合理，再加上我国本身所具有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在长期内不会改变，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跨国经营中不会舍近求远，而会充分利用这个比较优势。所以对外投资对我国就业的置换效应很小。总之，对外投资不会减少国内的就业需求，相反会因为对出口的带动和服务业的刺激而扩大关联行业的就业需求，所以对外投资有明显的就业正效应。 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存在的问题 1.宏观规划和管理不够完善 由于国家及政府鼓励和支持国内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所以许多不具备条件的企业也急于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但它们在企业制度、技术能力、人力资源、品牌优势等方面均未达到进行国际经营的实力。政府在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方面还存在诸多不健全之处，同时对企业到国外投资的资格认定、业绩评估、过程管理等方面也还有许多不完善，造成了对外投资的企业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企业未达到对外投资的预期目标。 2.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虽然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以前有了大幅度提高，但与国外企业相比差距仍很大，在竞争中常常处于劣势。企业的投资规模偏小直接限制了规模经济的形成和市场竞争力的有效发挥；另外工作人员少，大多数企业只有几人或十几人，很少有几十人的，致使他们难以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导致企业很难沿着正常轨道顺利发展。 3.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由于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规模较小，资本相对稀缺，用于技术研究与开发的资金并不充裕，特别是对外投资主体多以资源开发和贸易性开发投资为主，它们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与压力，另者，我们对海外企业人才的培养也不够重视，缺乏高素质的技术与管理人才，结果我国对外投资行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水平、国产化程度并不高，核心技术仍来自于国外，自身没有升级换代的能力，这意味着要受制于人，且在市场形式变化时没有回旋余地。 4.企业管理水平偏低 由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的历史不长，经验不多，所以对海外投资的管理存在许多不足。首先，中国对外投资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它们在人事管理中往往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及人员变换机制，多数民营企业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其次，对企业财务管理不规范、不严格，缺乏一套科学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再次，企业投资决策欠妥。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缺乏足够市场调研，对市场需求和产品规模论证不够，投资企业的产品存在着市场需求较小或生产规模不经济问题，对重大事项的定夺 缺乏影响力，在选择合作伙伴方面经验不足；最后，对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往往存在着经营者谋取私利而损害企业利益的行为。 三、促进中国对外投资良性发展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规划和管理，为企业对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要防止“定指标”“下计划”式的发展方式，避免盲目发展、一哄而上，政府要做到真正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为目的，讲求实效；同时政府要简化审批手续，完善登记制度，加强对企业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 2.制定和完善促进企业对外投资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 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来规范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为，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由于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国外投资状况的不确定性，我国的企业还面临着来自诸多方面的风险。国家应鼓励支持国内有实力的各种投资主体开展对外投资，并在企业融资、税费负担、权益保护等方面给予配套支持；另外要为企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形成境外投资风险保障机制，鼓励企业前去投资。 3.加强企业自身建设，积极推进企业改革 要实现对外投资的健康快速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固然重要，但更加重要且急迫的是提高企业自身素质，从根本上增进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体而言，要至少作好以下几项工作：其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标准强化企业制度建设，形成企业多方利益主体的制衡机制，借鉴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的经验，逐渐改进完善企业制度；其二、加大企业研究开发和技术创新力度，将自我技术创新同技术模仿改进有机结合起来，不断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三、形成人才选拔、任用、转换、培训等一整套良性循环机制，使我国在同国外公司的竞争中始终保持人才优势。 参考文献： Dunning ，John. H. The selected essays of John. Dunning[M]. Edward Elgar.2002 潘岳主编:中国对外投资发展战略[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江小涓:吸引外资、对外投资和中国的全面小康目标[J]国际贸易问题，2004，（1） 马亚明等:技术优势与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扩散的分析框架[J]南开经济研究，2003，（4） 李蕊:跨国并购的技术寻求动因解析[J]世界经济，2003，（2）
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被忽略的原因
从理论上讲，出口对一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总需求的拉动作用，其大小由对外贸易乘数所决定，相对于政府支出而言，由于不存在挤出效应，因而其实际效果要大；二是资源配置效应，产业间贸易总是出口其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一般均衡的角度来考察，出口的产业或产品构成都是相对劳动生产率高于相对工资率的产品，因而出口的增长可以改善一国生产要素的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带动经济的增长；三是规模经济效应，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如果企业的边际生产成本是累积产量的减幂函数，企业可以通过出口做大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占取更大份额谋取垄断利润，从而提高一国国民的净福利，如果该产业在资本与技术密集度上高于其它产业，则还可以取得正的社会效应。日本的发展离不开钢材、家用电器、汽车、精密机床等产品的出口，从人口、国土面积、资源、技术等方面来综合考察，日本绝不能算一个大国，能在世界上持续保持超级经济大国的地位，没有国外市场的支撑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推行的向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的战略是值得商榷的。既然出口对日本经济具有显性作用，为什么在分析总需求各因素对经济衰退的作用时，会忽视贸易因素呢，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是净出口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太小，其影响可以忽略，（王洛林2001），以1995年为例，日本的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9.4%，而净出口只占1%，也就是说，消费增长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GDP增长近0.6个百分点，而净出口需增长60个百分点才能达到同样的作用；第二是“日本神话”的影响，认为日本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部门高效率依然如旧，竞争力一如既往（袁跃东2001），日本经济虽然衰退了，但贸易竞争力并未削弱。
在总需求各构成因素中，消费一般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在经济衰退时，刺激消费往往成为首选之策。但消费主要受收入、价格等因素的影响，预期的作用相对很小，从长期趋势来看，平均消费倾向一般都很稳定。在个人的一生中，今日的多消费将以明日的少消费为代价，以一国的平均水平来看这一趋势更加明显，因此在总需求的各构成因素中消费是稳定经济而非扭转经济趋势的因素，只有变动不居者才是解释经济转折的关键，政策作用的对象，这也正是凯恩斯看重投资因素的重要原因。在日本经济中，投资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在1986年11月至1991年5月长达54个月的“平成景气”期间，旺盛的民间设备投资就是支撑此次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同样，对于曾以“贸易立国”为经济发展之策的日本来说，进出口因素的作用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净出口只占日本GDP的1%，但进口毕竟是漏出因素，将其从出口中扣除必然低估偏估出口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正如税收与政府支出对经济的作用相异一样，我们不能将税收从政府支出中扣除，只算政府的净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以日本2000年上半年第2季度为例，商品与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度为0，但如果分开算，则出口的贡献度为+0.6，进口的贡献度为-0.6（注：转引自《2000-200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73页。）。
三、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直接市场原因
世界经济论坛所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认为，一国的竞争力指通过管理资产和经济过程、吸引力和扩张力、全球性和就近性以及通过把这些关系整合到经济和社会模型中去创造增加值和由此增加国民财富的能力，贸易竞争力反映了国内经济竞争力在国际上的表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可贸易的本国产品、产业以及从事贸易的企业在向本国开放的外国市场上所具有的开拓、占据其市场并以此获得利润的能力，体现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转引自《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第一辑）。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产业间的比较，竞争优势是建立在同类产业或产品之间竞争上的比较，对于资源贫乏，进出口都较严重依赖外国市场的日本经济而言，贸易竞争力尤其是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尤为重要。
竞争优势建立在技术含量、技术创新以及同类产品的价格上。整个1990年代，由于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对日本的进口亦持续增长，加之东南亚金融危机，日本进行自私的日元贬值，因此日本的贸易还是盈余的，但这种盈余并不代表竞争优势，一旦国际市场形势逆转，其出口即严重受挫，1993-1994年日本由于贸易黑字导致日元升值，立即大大削弱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汽车、家用电器等出口产品可以说是日本的支柱产业，因日元升值出口锐减，仅汽车一项，1993年就下降8.4%（注：转引自车《日本经济周期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第395页。），直接导致1990年代日本衰退的开始。出口指数［等于（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常用来表示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大小，其值在-1至+1之间，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竞争力越强，反之则反是。自80年代中期以来，代表日本竞争优势的制造业出口指数值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986年的0.48下降到1998年的0.27，软件业的出口指数95年、97年、98年均为-1，（注：转引自白雪洁《“IT革命”与日本的产业竞争力》，“日本学刊”2001年第3期。）。据日本经济产业省所做的调查表明，日本目前企业购买货物和服务的价格是美国企业的1.87倍，中国企业的5.57倍，表明日本的物价水平依然在全世界居高不下，具体说，日本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是美国的1.03倍，能源为1.53倍，服务价格为2.73倍，明显高于美国企业，与中国企业相比，日本的工业制成品是中国的2.49倍，服务价格是8.44倍（注：引自《国际金融快讯》，2001年8月6日，第143期。），企业成本高，加之质量差距与别国日益缩小，严重影响了日本产品的竞争力。随着中国以及东亚其它新兴工业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日本产品再也不像1980年代那样畅销全球，以彩电为例，与中国相比日本彩电的价格/质量指标肯定是高的，近几年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国产彩电的日益普及可为明证，尽管仍有一些爱时髦的人偏好日本货，但这样的愚行已不普及，消费者的货币选票胜过了一切计量分析。从总体的情况来考察，自1993-1998年，日本的货物出口所增非常有限，从3526.6亿美元增长为3740.4亿美元，而从1995年算起，则从4287.2亿美元降为3740.4亿美元（注：引自《2000年国际统计年鉴》。），1996—2000年，日本的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例下落了1.3个百分点（注：转引自课题组《世界经济走势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管理世界》2001年第1期。）。
四、日本贸易竞争力下降的结构原因
从根本上来说，在国际市场上日本产业竞争力的下降是由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相互作用的结果，提高生产技术，扩大产品差异化程度，是日本企业提高竞争力的一贯法宝，而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最具生产技术外在效应的行业，是产业技术提升的火车头。但与美国相比，日本已大大的落后，虽然日本的信息技术起步并不算晚，且一度也有过独创性见解，但日本产业界过于偏爱新高制造技术，在信息技术领域缺乏战略构想，只注重在速度、容量和功能等计算机硬件上赶超美国，对软件技术落后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在IT领域日本至少比美国落后20年（注：引自《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6期。），加之十年衰退，损害了企业自身的调节能力，日本的企业研究开发支出从1990年到1999年所增非常有限，失去了发展知识经济的先机。与东亚其它国家相比，两者的经济结构差距及产业技术差距也在日益缩小，竞争日趋激烈。1994年，克鲁格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了“虚幻的亚洲奇迹”一文，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自此以后，人云亦云，对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持怀疑态度的人越来越多，东南亚金融危机似乎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怀疑，都把技术水平低，产业层次低作为危机的深层原因，认为在东亚的雁形模式发展过程之中，日本居于雁头地位，在产业的垂直分工上，由日本生产并出口深加工工业品，东亚其他国家生产并出口农副产品和初加工工业品，在生产工序的分工上，日本致力于研究开发技术密集型生产工序，出口中间产品，进口制成品，东亚其他国家则侧重于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进口中间产品，出口制成品，由此而形成的产业传递与产业分工格局，由日本居于金字塔的顶层，“四小龙”为中间层，底层为东盟，中国则大体居于中间层与底层之间，在技术上严重依赖于日本的技术出口，在市场上则严重依赖对日本中间产品的进口，形成了对日的大量贸易赤字，技术上缺乏创新能力，市场需求上缺乏提升能力（王允贵2001）。
以上分析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客观现实，尤其是克鲁格曼认为靠流汗(perspiration)而非凭创新(inspiration)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有限，这一看法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深思，但东亚各国经济依其在“雁陈行列”中的不同位置而有不同程度的生产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不能笼统地一笔抹煞，对此我们至少可以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既然技术层次低和产业同构化是东亚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为什么危机过后，日本经济回升乏力，而“四小龙”与东盟却复升势头强劲；第二，1980年代以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主要是由跨国公司对东亚的直接投资推动的，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与行为方式既受母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的影响，也受东道国国家目标、消费者目标以及市场竞争行为的影响，为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一般更多的带有当地特征，难道跨国公司行为、当地政府行为以及当地市场特征的影响可以忽略吗？
东亚各国产业转移与分工布局的理论阐释以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论与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论为基础，小岛清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入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日本来说边际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业的中小企业为处于比较劣势的边际性企业，对外投资应由此开始。弗农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经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的发展，内容逐渐由理论设想而接近于现实，模型由发达国家开发并生产新产品，从国内、国外市场获取垄断利润，当产品在设计和生产方面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准化后，国内外模仿者纷纷加入，市场竞争加剧利润下降，此时发达国家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发达国家中寻找合适的生产区域，实现产业的转移与分工的调整。这两种理论对解释1970年代以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具有一定说服力，但带有狭隘的民族情结，在“可持续转移”上受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这样的国家持续创新能力的限制，当跨国公司在贸易与投资一体中的作用日益加强时，其理论阐释力则俞益下降。
长期以来，由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而形成的东亚贸易格局，日本确实是生产并出口技术密集型的中间产品，东亚其它国家作为加工基地完成劳动密集型的组装过程，向美国出口。对日本而言，组装是劳动密集型，但对东亚新兴工业国而言却是技术密集型，因而这样的产业转移仍提高了整个区域的技术层次。从动态来考察这一技术层次的提升，随着资本的积累，收入小平的提高，教育的日益普及，东亚新兴工业国吸引外资投资于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及国内企业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都已具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东亚国家也不可能只是关心静态的资源配置效率，持续的经济增长与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是贸易政策的首选目标，出口导向战略代替进口替代战略就是服从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通过减免税等生产扶持手段、出口补贴等激励政策以及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手段，生产成本沿“学习曲线”下降的新产品、新产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具有明显社会技术进步效应与扩散效应的产业得到了生产与发展。1980年代中期，“四小龙”通过结构提升就已实现了工业化，并确立了高科技企业领先发展的局面，从而成为东亚地区内部资本、中等技术和中间产品的供应者。
自1980年代开始，跨国公司开始角逐东亚市场，从而为技术提升注入了新的机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收入增长迅速，市场容量不断扩张，劳动力成本便宜，兼有就近生产和垂直分工生产的双重区位优势，欧美跨国公司也日益青睐东亚市场，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都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场所，中国的巨型市场使之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受资国。东道国尽管让出了部分生产市场，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先进技术代表了跨国公司的迁入优势，通过跨国公司互相之间的竞争，东道国成为技术转移的受惠对象。与当地企业相比，跨国公司要支付由于文化、法律、制度、语言等方面差异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先进技术、管理技能、规模经济以及产品的差异都是弥补成本差异进而获取垄断优势的重要措施。当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难免会有知识外溢，特别是随着需求日益多样化增长，专业化和分工越来越细，中间产品的设计与创新也更加频繁，知识形态的产品不断增加，知识外溢将使技术转移钧旋毂转。为克服这种市场失灵，跨国公司采用垂直型投资与分工，以内部市场取代不完美的外部市场，将知识形态的核心资产通过内部交易由母公司转移到东道国的子公司，甚至将研发机构直接设在子公司，以公司内贸易代替了国际贸易。有人担心跨国公司的垂直型技术转移对东道国没有外在效应，其实只要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技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与市场需求的增长优势能够保持，就可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资金是流动的，但市场是永恒的。而且在跨国公司的竞争压力下，国内企业会主动更新技术，提高管理，使新技术扩散到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根据江小娟、冯远(2000)等人的调研，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国内高新技术企业的水平，北京48家跨国公司中全部或部分使用国内空白技术水平的占76.3%，其余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占23.7%。谢洁(1998)用国产化程度衡量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技术扩散，发现超过93%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有技术扩散行为。
1.从学校角度来看，缺少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保障机制
从表面上来看，各个高校都很重视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但是，实际上，这种重视往往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过程中，学校既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机制，也缺乏和企业进行沟通的正规渠道。学校不是通过官方渠道和企业协商有关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事宜，而是通过实习指导教师的私人关系开拓校外实习基地。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校外实习基地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大打折扣，从而也使得校外实习基地的长期有效性受到影响。
2.从企业的角度来看，缺乏与学校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
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校外实习基地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企业的高度认同。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企业一方面抱怨毕业生动手能力不足，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缺乏与学校合作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大规模的扩招，使得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远远超过了企业的接纳能力，受企业规模、办公场地的限制，企业很难满足毕业生的实习要求；其二，即便一些企业具备接纳毕业生实习的能力，但出于经济效益、商业机密以及生产安全的考虑，这些企业也缺乏接收毕业生实习的积极性。
3.从教师自身的角度来看，也缺乏建设校外实习基地的积极性
一般来讲，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官方渠道由学校主管职能部门负责联系和建立；二是通过私人关系由指导教师以院系的名义负责建立。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由于学校缺乏对教师的有效激励机制，使得教师缺乏对现有实习基地进行有效维护的积极性，更缺乏开拓新的实习基地的积极性，从而导致校外实习基地的建设难以长期持续推进。
4.从师资队伍的角度来看，能够胜任实践教学的教师严重不足
开展实践教学离不开具有实践教学能力的师资队伍，因此，培养一支具有较强实践教学经验的师资队伍是搞好实践教学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国大多数高校中，从事教学的教师队伍主要由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构成，大多数教师取得博士学位后直接在高校任教，缺乏在实际部门的工作经验，虽然各高校已对教师提出了在实际部门进行挂职锻炼的要求，但由于时间太短，再加之教师需分批派出，就目前而言，这个政策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路径
在目前的教育体制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之前以及现有的社会大环境下，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路径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探索。
1.加强校企合作
目前，在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过程中，各高校采用最多的方式是校企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高校如果还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指望企业为其无偿地提供实习基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做法是各高校在利用企业为其提供的实习基地的同时，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企业提供相应的服务，实现互利双赢。
2.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交易会
各种各样的交易会也可以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校外实习基地的一个构成部分。各高校可以与主办方协商，将这些交易会作为学校的校外实习基地，学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为交易会提供服务，而参加交易会也可为学生提供实习锻炼的机会。
三、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立校外实习基地的长效机制
建立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有利于高校的实践教学的开展。然而，高校追求的目标和企业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找到高校和企业的利益契合点，使得双方的合作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尝试。
1.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教育主管机构的强力推动
为了能够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级专业人才，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然而，实行产学研合作教育，仅仅靠高校自身的推动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必须在政策层面进行引导，教育主管机构负责具体落实，方可产生效果。最近几年，在推行教育教学质量评估的过程中，教育部已经将产学研合作作为对高校进行评估的重要内容之一。
自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不仅积累了宏大的物质财富，更为重要的是掌握了日益精进的认识、改革、驾驭、奴役自然的技巧与能力，在此基础上，显见的结果是由此而伴生的人类蔑视自然的野心及欲望，正在不受任何约束地膨胀。对于仍然徘徊在自由王国之外的人类来说，这种无知的欲望加上强大的技巧力量将招致灾难性后果。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卡逊的环境科普著作——《安静的春天》已经将这一后果昭示于全体人类面前，这一警世之作的全部意义集中于它启迪了人们对自身行为的反思，这一反思催生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孕育及发展。从一开始，可持续发展观就把生态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中心问题加以研究，这在其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理论学说中逐一得以浮现。
一、罗马俱乐部的经济零增长论
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以研究“世界性的问题”而闻名于世，以麻省理工学院米都斯(DennisL.Meadows)教授为首的研究小组于1972年颁布了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引起了世界范畴内的广泛关注。
《报告》考察了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耗费等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指出世界经济与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遭遇一个“极限”，“我们可以有信心说，在现有系统没有重大变化的假定下，人口和工业的增长，最迟在下一个世纪内一定会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全面的衰退和崩溃。与《安静的春天》不同的是，《报告》虽得出了令人悲观的结论，但却拒绝放任悲剧性前景的降临，“无论如何，我们的态度是一种很严肃的忧虑，而不是绝望的害怕。”对此，《报告》提出了保持“全球均衡状态”的设想，以此作为应对危机的根本思路，其核心观点是“工厂资本和人口在规模上不变。出生率等于死亡率，资本的投资率等于折旧率。所有投入和产出的速率；包含出生、死亡、投资和折旧保持最小。”他们认为只要“自觉把持增长，促使增长结束”就会实现“更好的”结果，即“可以保持，没有突然的和不可把持的崩溃；可以满足全体国民的基础物质需要”。
《报告》主张经济零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发展与进步的抛弃与否定，“在均衡状态中，需要不变的量只有人口和资本。而那些不需要大量不可代替的资源，或不产生严重的环境退化的人类活动，可以无限地继续增长。”为避免可能发生的误解与偏见，《报告》在总结部分进一步阐明这一原则性认识：“我们毫不含混地支持这种论点，给世界人口和经济增长强加上一个制动器，而绝不是导致冻结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这份报告的悲观主义结论，已经而且无疑将继续是一个争论的问题。”正如《报告》所预言的那样，经济零增长论一经提出就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对它的主要非议集中于《报告》把经济与生态的关系简单对峙起来，宣扬一种抑此扬彼的机械主义论调，无疑是过于消极、片面的。显然，《报告》所主张的经济零增长论并非是解决经济与生态抵触的一剂良方，而只是在现有技巧、理论学说、社会政治框架、国际合作体系等都存有不足与缺陷的前提下，为完成“一场思想上的哥白尼革命”而赢得时间。
《报告》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引导人们理智地透析出生态问题的本质即经济与生态关系的抵触。这份报告，尽管“仅仅是第一步”，但却是具有深远意义的开创性的第一步，正如波托马克协会主席威廉?瓦特在《报告》前言中所说：“我们希望，《增长的极限》会在所有社会得批判性的注意，并激发争论。我们希望，它将鼓励每一个读者思考增长与进步的等同关系及其结果。而且，我们希望，它会导致一切领域里有思想的先生们和女士们明白：如果我们要保护这个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们居住的星球，现在就需要一致行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报告》更像是一份划时代的“行动宣言”，启迪人们在解析生态与经济关系的世界性难题上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上的答案。
二、戴利的稳态经济论
美国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E·戴利(HermanE.Daly)1971年出版了《走向稳态的经济学》，开始提出稳态经济学概念。1996年出版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论述稳态经济论，被视为“对于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必读的著作”，他本人也被誉为“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戴利认为经济子系统是被生态母系统包围的，二者之间不断进行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由于人类活动(尤其是经济活动)的加剧，使得经济子系统的空间区域日益膨胀，逐渐压缩生态系统，乃至有扩展至生态边界、导致生态系统崩溃的危险，即由“空的世界”日益走向“满的世界”，这是人类目前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的本质。为缓解这一危机，消除生态问题，就需要对经济系统的扩张施加一定的约束和限制，为此戴利提出了“稳态经济”——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耗费以保持整个社会长期生存和稳定的一种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流量的恒定水平必须是生态可持续的，能在长久的未来保持人类生活在一个足以有优越生活的标准的或人均资源使用水平。”
稳态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断定经济规模。戴利认为“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断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提出要用“经济的装载线”——这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确保生态安全。戴利还提出了最大规模与最佳规模的区别，并且把最佳规模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其对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具有了全新的意义，“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规模增长没有超越生物环境承载能力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整个理念就是经济子系统的增长规模绝对不能超出生态系统可以永久持续或支撑的容纳范畴。”
稳态经济论所主张的可持续发展不同于丹尼斯在《增长的极限》中所提出的对于经济增长所施加的简单的、粗暴的甚至是危险的方法，这就是“用质量性改良(发展)的经济范式来代替数量性扩展(增长)的经济范式作为未来进步的道路。”因此，稳态经济论成功地将人们对于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关注，由过去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转移到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追求上来，这符合经济与社会现实发展的需求，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研究上迈出了重要一步。然而不可否定的是，稳态经济论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上的基础策略是对经济增长实施一定程度的自觉的约束与限制，这与《增长的极限》的基础主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稳态经济论只能是立论于经济与生态关系抵触对峙基础上的改良方案，而对于经济与生态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尤其是二者之间的协同发展的认识明显不足，这注定了稳态经济论只能限于理论研究层面，而很难应用于具体实践活动。
三、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
20世纪末一批环境经济学家，包含卡蒙纳(Commoner，1991)、戴斯卡布塔和米勒(Dasgupta，Maler，1994)等人在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的关系时，经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恶化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逐步加深，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得以改良，环境状态随经济发展水平呈“倒U型”态势，这是一种类似库兹尼茨(Kuznets)曲线的动态关系，因此称为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似乎印证了这样一种客观联系，即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不大，生产方法自发地遵循生态规律，因而经济活动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并不危机自然界的生态修复功效；但工业革命以来，由于技巧进步速度加快，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资源的耗费开始超出资源更新与生态修复能力；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成为主流经济形式，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制度、技巧、意识取得长足进步，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实现良性互动。环境库兹尼茨曲线的存在，表明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初期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并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经济增长将有助于环境的改良。
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论证了生态与经济的复杂关系，即在一定条件下的对峙关系可以成功转向为统一关系，实现共生共进的良性互动。这为进一步改变经济增长模式，通过经济发展的积极的能动作用，实现经济与生态共同发展供给了理论根据，为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开辟了一条新道路。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的提出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对经济与生态关系的处理上，不再是对经济活动的单纯的约束与限制，而转向积极有效地引导与规范，使经济发展成为促进环境质量改良的有效手段。
然而，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作为可持续发展思想史上的一个阶段性理论成果，仍然有其难以克服的理论缺陷与不足。首先，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是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实践为例，显然并不具有令人信服的广泛性。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环境成本已通过不公平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转嫁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遵循并且按照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所指明的所谓的“发展规律”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高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阶段的跨越，那势必会削弱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结果可能是不仅不能成功实现发达状态，相反却会出现生态与经济的同步衰退与崩溃。其次，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只是一个实证性研究的成果，只是注意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联系，但却没能给这种联系以内在逻辑自洽的理论解析，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对经济与生态关系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给出明确的回答。最后。环境库兹尼茨曲线说在处理经济与生态关系问题，本质上是一种不作为的消极态度。它认为只要人们自觉遵循经济与生态关系变动的发展规律，通过经济发展由低级阶段上升到高级阶段，生态与经济关系会自动进入一个良性互动状态，这一认识的根本性危险在于它放任了生态危机可能在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就会爆发，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从而危及人类的整体性生存。: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1)私有化。它是整个经济转轨的核心和基础，其基本内涵是出售和处理国有企业及国有资产。当时政府规定，私有化从小型国有企业的所谓“小私有化”入手，继之推行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大私有化”，整个私有化预定到1995年末基本完成，届时70%左右的国有企业转为私有。其目标是，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
(2)自由化。其基本内涵是：全面放开价格，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彻底抛弃物资计划调拨制，同时全面废除国家计划和国家计划管理机构；给企业以充分自由，同时断绝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和一切其他资助，让企业在市场上自谋生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目标是彻底改变所有制关系的话，那么自由化的目标则是彻底改变经济体制和经营思想，力求尽快地和彻底地铲除计划制度，尽可能迅速地形成自由市场体制。
(3)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种西向化不同于通常的对外开放，具有特殊内涵：第一，转轨方针制订者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必须全面引入和效法；第二，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是不可能的，俄罗斯的社会经济转轨符合西方国家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也会愿意提供援助；第三，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向外资首先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尽可能多地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总之，西向化方针的实质是：投靠西方、依赖西方、模仿西方，全盘西化首先是美国化，这乃是激进民主派提出并坚持的俄罗斯社会经济转轨模式的主导思想。
(4)休克疗法。如果说以上3个特点反映了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方向和目标的话，那么休克疗法则体现了激进民主派实现这种目标的基本方法和手段。其基本内涵是：在实行全面的自由化，特别是全面放开价格的同时，实行严格的货币紧缩政策，把稳定卢布、控制通货膨胀、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作为政府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均应让位于或服务于货币紧缩政策，处于次要地位。在这种方法的炮制和推行者看来，这是俄罗斯尽快摆脱经济危机、实现经济稳定的惟一有效途径。从表面来看，休克疗法只是一种方法问题，只是一种局部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是激进民主派整个社会经济转轨指导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休克”这种极端手段，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打碎旧制度，尽快建立起他们所向往的资本主义制度。总之，它集中体现了激进民主派社会经济转轨的政治目的和意图，是其整个经济转轨模式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点我们还要单独加以说明。
激进民主派的上述经济转轨模式虽然是在美国顾问帮助下，按照美国样板设计的，但在推行过程中却走了样，形成了一种严重扭曲、极其畸形、俄罗斯特有的转轨经济形态，其基本特点大体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官僚性。民主派力图通过经济转轨特别是私有化形成一个广泛、强大的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实际上，这个阶层并未形成，在广大居民相当普遍地贫困化的同时，却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突出地表现为少数金融寡头的经济乃至政治势力急剧膨胀。据透露，现在俄罗斯九大金融-工业集团控制了大部分最有实力和发展潜力的工业部门、大部分商品进出口业务、金融证券业务、近50%的基建投资。这些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原苏联的党政官员，现在则成了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他们与政府官员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所谓上了“克里姆林宫电话簿”、持有“克里姆林宫、白宫出入证”的人。他们靠私有化和金融投机发家的同时，又把巨额利润通过各种途径移到国外。
(2)强制性。激进民主派高喊自由化、民主化，实际上这种经济转轨模式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的。事实表明，这种模式严重脱离俄罗斯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也缺乏群众基础，它一开始就受到绝大多数政党、派别、社会舆论、企业界、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抵制，在整个社会，支持和认同这种经济政策、方针、模式的人是极少数。而且，随着这种模式矛盾的暴露和加深，反对者日益强大、增多，支持者日益减少、衰落。
(3)政治性。这首先表现为，激进民主派之所以制订和强制推行这种经济转轨方针，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目的，即尽快和尽可能彻底地摧毁旧计划体制和旧所有制关系，以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尽快形成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和一个强大的有产者阶层，以增强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至于它在经济方面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则是第二位的，次要的。此外，坚持和反对这种经济转轨方针和模式，从社会经济转轨伊始就成为俄罗斯政治斗争和对抗的核心和焦点，并且贯彻始终、愈演愈烈。总之，不仅这种模式本身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而且由于它的强制推行，使俄罗斯整个社会生活政治化了。
综上所述，俄罗斯这种经济转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由西方国家策动的，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制推行的极其特殊的官僚垄断性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既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更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其失败、消亡是不可避免的。下面就这种模式的主要矛盾及其后果做些分析。
(二)休克疗法的主要矛盾和后果
休克疗法不仅是俄罗斯经济转轨最重要的方法，而且作为一种金融货币政策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最直接，因此，我们首先加以分析。众所周知，这种办法并非俄罗斯首创，在俄之先，拉美、东欧一些国家已经采用过，其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应该承认，在经济转轨之初，在骤然开放市场、放开价格的情况下，为遏制通货膨胀，适当紧缩银根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俄罗斯确实存在着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采用这种办法的客观需要。问题在于，俄政府将这种紧缩政策长期化，政治化，变成了一项基本国策，将其视为是否坚持改革的重要标志。俄罗斯实行货币紧缩长达7年之久，而且紧缩到了极其荒谬的程度，创造了世界纪录。一般说来，货币发行量(M2)应与GDP规模相适应，西方国家一般为GDP的80%～100%，苏联时期为了保持卢布的稳定，大体控制在社会总产值的70%左右，这已经是偏低了。而俄罗斯自经济转轨以来，在休克疗法支配下，货币发行量平均不到GDP的20%，最高年份也未超过60%，现在还不到15%。从实践来看，这种极端的货币紧缩政策，使得俄罗斯经济休克长期化，带来了严重后果，是政府最不得人心的经济政策之一。其矛盾和弊端造成了如下几个明显的恶性循环。
第一，它造成了企业支付危机，破坏了生产运行的正常条件。由于缺乏支付手段，各企业近一半的产品供销不得不用易货方式，相当多的企业不得不用产品发工资。这是企业之间三角债和工资拖欠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生产大滑坡的重要原因之一。生产萎缩使国家税源枯竭，为满足政府必不可少的开支，不得不增加税种、提高税率，这使企业税赋如毛，税负超重，这又使生产进一步下降，税源更加枯竭，造成税收危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它造成了政府债务危机。税源枯竭，税收不足，必然造成国家预算赤字。为弥补预算赤字，大体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发货币，向银行透支；二是举借国债，发行国库券。在休克疗法、货币紧缩方针指导下，俄政府选择了后者。结果是政府的国内外债务越积越多。到1998年中，俄政府外债约1400亿美元，内债近800亿美元，两项合计已达GDP的50%以上，加上政府的各种拖欠已近GDP的100%，俄罗斯经济成了名副其实的负债经济，每年的偿债支出约占预算支出的1/3，这又成了增加预算赤字的重要因素。现在，俄政府只能依靠举新债还旧债过日子，借债越多支出越多，预算赤字越大；预算赤字越大越要靠借债弥补。这是第二个恶性循环。
第三，俄罗斯政府长期推行货币紧缩政策的一个重要理由是治理通货膨胀，实现经济稳定。实践证明，这一目标并未实现。长期货币紧缩在造成生产滑坡、预算赤字、债务超重的同时，也就从根本上破坏了经济稳定特别是货币稳定的基础，为货币贬值、通货膨胀埋下了祸根。货币越紧缩，生产越滑坡，货币的根基越不稳，通货膨胀可能性越增大；通货膨胀压力越大又越要紧缩。这是第三个恶性循环。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卢布的再次恶性贬值，通货膨胀率再次大幅度攀升就是这种恶性循环的明证。自1998年5月金融危机以来，卢布汇率下降近2/3，通货膨胀率剧升为200%以上。多年的紧缩“成果”顷刻间化为泡影。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这种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带来了上述种种恶果，并且在推行过程中受到政府反对派以及为数众多的著名经济学家强烈反对和批评，政府为什么还要长期坚持这种方针呢?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
首先，盖达尔等人当年之所以接受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西方国家流行的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根据这种理论，对经济活动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有效率的政府，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手段。这可以说是俄罗斯推行以货币紧缩为核心的休克疗法的理论基础。
其次，盖达尔等人之所以极力鼓吹休克疗法还具有深刻的政治目的。这表现为，他们力图通过自由化政策以及全面放开价格等措施，尽可能快和彻底地铲除旧体制，尽快地建立起自由市场经济。因此，所谓休克可以说首先是让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休克。此外，休克疗法也是让一部分国有企业休克，首先是军工企业休克。在休克疗法推出之前，它的泡制者们就曾声言，在开放市场、放开价格、形成竞争的过程中，那些经营不善、产品没有销路、缺乏竞争力的企业破产、倒闭是不可避免的。它们的倒闭对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在他们看来，这类企业不仅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绊脚石，而且是旧体制、旧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和维护者。总之，休克疗法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节方法，它具有强烈的政治内涵。对于西方国家来说，通过休克疗法削弱俄罗斯庞大的军工综合体更是其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
再次，俄罗斯政府之所以长期推行这种货币紧缩政策也有西方国家迫使的成分。与盖达尔等人不同，叶利钦总统和前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在盖达尔等人下台之后，都曾明确指出，“今后不再推行这种不得人心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在切尔诺梅尔金当政的时期，人们普遍认为是推行了“没有盖达尔的盖达尔政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推行休克疗法，使俄罗斯经济已经难以摆脱西方国家的援助，具有很强的依赖性。生产大滑坡，税源枯竭，政府财政困难，使俄政府不得不向西方国家不间断地申请贷款，以解燃眉之急。而西方向俄罗斯提供援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俄罗斯的经济政策必须符合西方国家的要求和利益。这除了“坚持改革”，加速私有化、自由化这些基本要求之外，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是提供每笔贷款都要提出的前提条件。因此，多年来，俄罗斯政府在编制国家预算之前，总要与国际货币基金协商、谈判，其中货币政策，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率则是谈判的重要内容。这就形成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即货币越紧缩政府财政困难越难解决，越需要依靠西方的贷款来维持，而要获得西方贷款又必须坚持紧缩政策。长期以来，俄罗斯政府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这种种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
以上四个方面的恶性循环，使得俄罗斯经济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极其脆弱，经不起些许风吹草动。这乃是俄罗斯这次金融危机深层次的经济政策根源。从实践来看，这次金融危机虽然有东亚国家金融危机冲击、石油国际价格下跌以及政府更迭等客观因素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俄罗斯财政金融体系深刻矛盾积累的结果，尤其是休克疗法造成的负债经济崩溃的结果。首先，外资撤离，抛售他们购买的政府债券是1998年5月下旬俄罗斯证券、股票和汇率暴跌的直接原因；其次，8月份基里延科政府宣布延期偿还政府的短期债券引发了股市、汇市更加激烈的下跌。所有这些都是与政府债务超重紧密相联的，而休克疗法和货币紧缩政策则是形成负债经济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俄罗斯私有化的特殊破坏性
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危机加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休克疗法之外，俄政府私有化政策的破坏性也是重要因素。应该指出，在经济转轨前，苏联长期以来形成的全盘国有化格局是十分不合理的，适当出售一些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缩小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必要的。正因如此，即使俄政府的反对派也没有笼统地否定非国有化或私有化的必要性。早在社会剧变前，苏共和苏联政府已相继制订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纲领和法令，当年苏联政府提出的稳定经济的“500天计划”，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向企业职工和居民出售国有资产。根据该计划的制订者们的构想，当时苏联居民手中的现金达500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购买国有资产就可能一举数得：第一，大大减轻市场压力，避免恶性通货膨胀；第二，使企业获得急需的新投资，扩大生产，增加市场供应和政府的税收，减轻政府财政压力；第三，职工和居民成为企业的新所有者，给企业输入新活力，有助于改变企业的经营思想，提高经营效率。尽管这种办法还有待实践检验，但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摆脱危机的出路。
但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激进民主派推行的上述经济转轨方针，使这种改造国有企业的计划完全失去了实施的可能。这是因为，俄政府在休克疗法指导下，不顾条件地全面放开了价格，立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卢布大幅度贬值，使居民多年的积蓄几乎是在一夜间变成了废纸，使绝大多数居民骤然间全都陷入贫困的深渊，不要说购买国有资产，即使填饱肚子也十分困难。
在广大居民普遍贫困化的情况下，民主派政府为了实现其私有化计划，加速私有化进程，只有无偿赠送和廉价抛售国有资产。这就是俄罗斯无偿性大众私有化出笼的条件和背景。其结果是，俄罗斯的私有化具有了特殊的破坏性，如果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加以比较，这一点就尤为突出。
第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总体上是一个动员社会投资的过程，是社会总资本增量的过程。这表现为：私人购买国有资产会增加政府的预算收入，为政府再投资提供了可能，从这种意义上说私有化是国有资本存量和结构调整及优化的过程。这突出地表现为，政府将那些经营不善、已失去了政府占有和直接经营必要性的企业出售的同时，增加那些对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具有更大意义部门或领域的投入，如文教和高新科技开发等；此外，私人购买了国有企业之后，大多还要追加投资，对企业进行改造。
俄罗斯的私有化特别是那种大众私有化则不同，它直接变成了一个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过程。据俄罗斯国家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委员弗·利西奇金透露，俄罗斯已出售的12.5万家国有企业，平均售价仅为1300美元，其价格之低廉创世界记录。例如，拥有34000多名职工的大型国有机器制造企业乌拉尔机械制造厂仅卖了372万美元，拥有350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钢铁厂仅卖了373万美元，拥有10500多名职工的科夫罗夫军工厂只卖了270万美元，拥有54300多名职工的车里亚宾斯克拖拉机厂只卖了220万美元，而欧洲国家一个中型面包厂价值就达200万美元。至于向居民无偿赠送的“私有化券”，政府更是分文未得。据利西奇金援引政府财政部门提供的数字，从1992年到1996年期间，每年上缴预算的私有化收入仅约占预算收入总额的0.15%，仅1996年一年，因国有企业私有化造成的损失就比希特勒侵苏战争使国家财产遭到的损失还要多[1]。
第二，在西方国家，私有化也有向外国投资者出售国有股份的情况，而在俄罗斯，由于国内缺乏私人企业，居民贫困，无力购买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因此，大型国有企业资产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廉价卖给了外国人。更为严重的是，在西方国家，向外商出售国有资产是一个吸收外国投资的途径，而在俄罗斯则变成了一个国有资本大量外流的途径。这是因为，外国购买者相当多的是投机者，他们用廉价购买国有资产或股票，与本国的投机者相勾结，从事金融证券投机活动，并通过各种途径把投机利润和收入移到国外。据利西奇金估计，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流到国外的资金最少也有3000亿美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国有资产转化而成的。如果说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本国人手里，企业的资产仍在，仍然继续运转，那还是一种财产分配不公的问题，对企业和国民经济发展为害还不太大的话，那么国有资产流失是流入外国和本国的投机者手里，他们又设法将获得的资金移到国外，那就不简单是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能力流失和破坏了。
第三，在西方国家，出售国有企业，由国有变为私有并非惟一的目的，甚至不是主要目的。在这些国家，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根本目的是转变企业的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由官营体制转为民营体制或商业体制，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正因如此，在这些国家，除了私有化这个一般术语之外还有“财产私有化”或“产权私有化”和“管理私有化”或“经营私有化”之分，而财产或产权私有化即出售国有资产只是手段，管理或经营私有化即转变企业经营思想和经营方式，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则是根本目的。
在俄罗斯则不同，私有化变成了单纯地出售和处理国有资产和消除国有企业，至于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管理和经营效率如何，那是购买者的事，私有化方针的制订者们似乎并未将此放在心上。事实上，俄罗斯大多数大型国有企业通过私有化产权关系虽然改变了，形式上都变成了股份公司之类的新企业，建立了董事会之类的新机构，但管理方法并没有多大变化，大多仍然是由原班人马用老办法来管理和经营。从实践来看，大多数私有化了的大企业，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国有时期，甚至不如现在尚保留着的国有企业。
俄罗斯政府的反对派乃至政府系统中相当多的人士对丘拜斯等人的私有化政策早已提出了不少批评，说他们是“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是“完全不顾经济效果和社会后果”。实际上，激进民主派之所以不顾人们强烈的反对、不顾条件地强制推行这种方针和政策，有其深刻的政治动机和目的，那就是力图尽快地铲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尽快培植起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以增强其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消除旧制度复活的社会经济条件。对于他们要想达到的这一最重要的政治目的来说，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经济上的损失都是次要的。
第四，与西方国家相比，俄罗斯私有化的进程、速度是创记录的。只提出这一点就够了：积极带头推行私有化的英国，尽管存在着俄罗斯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私人资本，将其仅占国民经济10%左右的国有经济减少5个百分点，就用了10多年的时间，而俄罗斯在几乎还不存在什么私人资本的情况下，将其占国民经济90%以上的国有经济，在短短5年里削去了60多个百分点。俄罗斯私有化的这种超速度，是与它的目的和方法紧密相连的，也正是这种特有的目的、方法和速度，使之区别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正在进行中的私有化过程，决定了其特殊的破坏性。
(四)经济转轨西向化方针的得与失
从封闭性的计划经济向开放性的市场经济过渡，是所有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的一个共同方向，但正如第一节已经提到的，俄罗斯对外开放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西向化或全盘西化。这除了照搬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内涵是，激进民主派把经济转轨顺利进行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国家的援助上。在经济转轨之初，激进民主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声言，鉴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任务的复杂性，没有西方国家政治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俄罗斯经济转轨，建立起新型的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的。一些头面人物估算，为了使俄罗斯经济比较顺利地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和克服面临的社会经济危机，西方国家至少要在转轨期间提供3000亿美元的各种形式援助。在他们看来，俄罗斯经济转轨的计划和方法是在西方国家的专家帮助下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制订的，其社会经济转轨目标和方向又符合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因而西方国家的援助必将是慷慨的。
结果如何呢?的确，为了推动和确保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沿着西方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坚持下去，这些国家以及由这些国家支撑的国际经济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相当多的贷款和援助。据法国《世界报》报道，在从1992年至1997年末这一时期，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以各种形式向俄罗斯提供了495.8亿美元的贷款[2]。另据日本工业新闻报道，在此期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通过双边关系向俄罗斯提供的信用贷款为700多亿美元[3]。根据俄官方数字，现在俄罗斯外债为1400亿美元，扣除苏联时期约800亿美元的旧债，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的新债余额大体为600亿美元，与上述数据大体吻合。据估算，如果把各国政府和企业向俄罗斯政府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贷款和援助加在一起，大约共1000亿美元左右。这的确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即使如此，也只为激进民主派在经济转轨之初预想的3000亿美元的1/3左右。这说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援助并不像激进民主派设想的那么慷慨。
此外，激进民主派还曾设想，由于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西向化政策，就会为外国投资创造良好条件，西方国家的投资就会滚滚而来。但令人失望的是，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比他们的政府更谨慎，他们对俄罗斯的投资更是少得可怜。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的资料，自1992年初到1998年1月1日，外国投资累计额只为218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只为99亿美元，其余大多是投机性的债务投资[4]。
且不说西方国家的贷款、投资对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经济转轨以来，西方国家注入俄罗斯的资金远远少于俄罗斯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从以上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此期间，西方国家向俄罗斯提供的贷款、援助、投资加(下转第56页)在一起最多不过1200亿美元，而据估计俄罗斯通过各种途径流向西方国家的资金至少也有3000亿美元。总之，仅仅从资金流入和流出角度来看，俄罗斯经济转轨这种西向化方针也是得不偿失。其实质是，俄罗斯用自己极其稀缺的资金换来的是不堪承受的沉重债务和对西方国家难以摆脱的依赖。
还应看到，激进民主派这种西向化方针对俄罗斯经济的损害不仅仅表现为资金流入和流出的巨大逆差，更为重要的是，机械模仿西方国家经济模式给俄罗斯造成的政治、经济损失难以估量。此外，激进民主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投机性金融资本全面开放本国商品和金融市场，给本国企业的生产和国家货币金融秩序造成了严重危害。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市场销售的日用品和食品约50-60%是外国产品。这使相当多的本国企业丧失了竞争力和生存能力而处于倒闭边缘。投机性金融资本自由出入不仅为资金外流大开方便之门，而且成了金融危机的重要引发因素。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种种弊端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危机实质上是其经济转轨模式的危机，是其全面、彻底失败的标志。因此，摆脱这场危机的根本途径是，甩开这种模式的束缚，寻求经济复兴的新道路。现在，俄罗斯新政府和人民正在这方面进行积极探索，恰恰是这种新探索蕴育着俄罗斯经济复兴的希望。
[1]以上数据见〔俄〕《论坛报》1998年10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