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忽视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
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中，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问题已经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掉。随着高校扩招，社会和经济发展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与高校毕业生不断增长的矛盾日渐突出，大学生就业成为了理论界热议的话题和实践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围绕着大学生就业，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内容、方法、特征等等问题成为了理论界深入研究的问题。然而，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却被“雪藏”于理论之中，没有人进行专门挖掘。在实践中，由于全社会关注的是大学生就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者、实施者关注的重点往往也是就业。他们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价值取向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定的约束，但是模糊的价值取向往往被忽视从而始终敌不过现实，往往理论让位于了现实，就业与否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大学生在择业时的功利性和狭隘心态，导致鼓励“大学生到基层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往往成为了一种流于形式的口号。
（二）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滞后
当前，所有高校都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帮助学生就业的同时积极教育和引导学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健全，新时期的大学生思想活跃、独立性强、情感丰富、富于理想、易受外界干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能及时、有效地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于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解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进而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缺位，从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和实效性。比如，有的学生认为大学毕业后的收入很可能不如农民工收入，读大学的时间还不如自己到外面打工挣钱。面对这样一种读书无用论思想，如何从价值取向角度帮助大学生认清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实现二者统一是需要我们予以回答的。
（三）片面理解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
长期以来，由于对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研究的忽视导致在实践中对于该价值取向的理解不统一或者不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开展工作，因此，对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片面性。比如，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以及择业观的形成和完善并不能一蹴而就，因此要达到学生在就业过程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理想和国家统一需要长时间的过程。由于片面的理解，在定位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时，往往只重视择业的学生，忽视其他在校生。其实，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应该覆盖所有在校学生，只是必须根据学生所处的阶段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片面理解也使得我们把学生就业作为判断思想政治教育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忽视了学生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实际困难。
二、坚持就业指导中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
价值取向应处理的几对主要关系纠正当前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存在的主要问题，辩证地把握大学生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需要我们正确处理以下几对关系。
（一）做好就业指导与突出人文关怀
就应然的角度而言，人文关怀应当内含于就业指导当中。然而，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过去人们通常会简单地认为就业指导是技术性工作，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学生找工作，从而割裂就业指导与人文关怀的关系，要么忽视人文关怀，要么轻视人文关怀。随着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贫困学生、单亲家庭学生、少数民族学生等特殊群体的择业问题备受关注，人们越来越重视就业指导中的人文关怀问题。尽管如此，由于体制、机制、方法等原因，当前就业指导与人文关怀还存在水乳难融的问题。对此，我们必须摆脱传统思维，正确处理就业指导与人文关怀的关系，将二者炼成“一块整钢”。正确处理二者关系需要我们摒弃以就业为导向的工作机制，并在做好就业信息收集、，求职技能培训，学生择业观树立等等就业工作的同时，在择业学生中建立特殊困难学生排查、帮扶，心理问题学生预警、干预，家校联动,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培养等等人文关怀机制。
（二）积极引导与学生主体角色定位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和客体性问题时，学生往往片面地被理解为教育的客体，成为了被灌输、被教育的对象。思想政治教育者忘记其实学生本人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者，他们也是主体，而且内因是根本，只有让学生成为主体，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效果。即将毕业的学生多数都在校外实习、求职，实习的忙碌、求职的压力使得他们很少和教师保持有效的沟通。空间的距离，时间的难以把握，教师也难以对这部分学生实施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择业过程中的思想问题自己就是最好、或许是唯一的“老师”。因此，就业指导中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尤其需要学生实现由客体到主体的转化。这样的转化需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主导作用，教师应该在就业指导中对学生进行积极引导，培养学生独立精神，提高战胜挫折的勇气，掌握克服困难的方法，帮助他们认识自我，定位自我，最终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三）学生个人价值实现与社会价值实现
毫无疑问，就业指导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帮助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这就像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指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无数的事实已经证明，青年只有在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中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我们要通过长期、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克服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市场经济不良思想的影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和择业观，把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国家需要统一起来，刻苦学习，努力奋斗，修身成才，将青春奉献给国家建设。这样，学生的人生价值、人生理想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事业中,我们不仅需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必经之路,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是社会主义道德核心(为人民服务)、原则(集体主义)在政府工作领域的具体体现。作为现实社会中的一种主体道德,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最能集中体现社会对职业道德的要求,社会职业道德水平如何,也通过党政干部的职业道德水平反映出来,对整个社会的道德方向起着主导作用,具有指导性、示范性,是全社会效仿的榜样。
党政干部作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因素,良好的职业道德是履行执政使命,将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落到实处的必备条件。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广大党政干部发挥忠于党、国家和人民,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也是党政干部职业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落实。
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确保公路文化健康发展。
公路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建设公路文化的重要保证和必要措施，而建设公路文化又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良好基础和必不可少的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只有搞好公路文化建设，才能为公路行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二、完成标准定位，提升单位软实力。
在公路文化建设中，必须准确地完成单位与社会关系的定位和单位内部职工与单位关系的定位，使职工明确认识到个人价值是不可能离开单位单独去实现的，只有融入到单位之中，在实现单位整体价值的同时实现个人价值。在解决好两者关系定位的基础上，强调政治、思想、道德情操的引导，从而使单位职工的凝聚力在公路文化的建设上得到提升和加强。
三、以人为本，提高职工素质。
单位根据自己的发展要求，实施文化型管理，培养学习型职工。从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出发，给职工提供充分发挥自身水平、展现自我的舞台，充分挖掘职工潜力，把职工个人成长与单位发展结合起来，制订提升职工素质的规划，提高职工对单位的归属感，促进职工思想政治文化和专业技术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管理工作。
以机制建设为保障，通过思想教育引导和规范职工的行为，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职工教育，调动公路职工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努力构建具有行业特色的公路文化。
五、培养职工职业道德，增强敬业爱岗爱路意识。
通过进行行业责任教育、传统教育和对公路行业先进模范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公路人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营造良好的“学、比、赶、帮、超”氛围，增强每个职工爱路、爱岗、敬业和顾全大局的责任意识，凝聚职工道德，使每个职工认识公路文化在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六、加强学习培训，提高队伍素质。
以创建学习型单位为载体，采取会议、座谈会、培训、举办学习班、技能比武等各种方式开展文化、技术、专业知识、管理知识、职业道德、普法知识等教育工作。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培养一批有理想、有文化、有技术的适用型人才，提高职工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增强干部队伍的反腐倡廉意识和拒腐防变能力。
1.1.1关于发展阶段划分的不同观点。
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方面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从目前搜集到的文献来看，学者们主要有六个观点：“三段论”、“四步说”、“六段说”以及“七步曲”。
（1）三段论。
三段论的影响最大，也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观点，代表人物主要有邓晨光、张国镛、魏礼群等。其中邓晨光在“科学发展观研究综述”中把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即明确提出阶段、理论成熟阶段、深入实践阶段。张国镛、徐东在“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分析”中比较系统的指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的时间划分。他指出从萌芽到基本形成阶段时间上应从1999年3月到2003年7月；从2003年7月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是从提出到基本形成阶段；从丰富发展到形成体系阶段是大致从2005年10月到2007年10月。魏礼群在“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的提出和形成阶段。第二是从2004年3月到党的十七大召开之前的历次会议的不断丰富发展阶段。第三是以党的十七大的召开为标志的不断完善成熟阶段。
（2）四步说。
邹谨，齐德全在“简论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贡献”中指出：通过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贡献的考察状况，可以从四个阶段来把握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可以根据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会议讲话和考察，把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分为：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深入贯彻落实阶段。
（3）六段说。
张宁在“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可分为六个阶段即形成阶段、初步发展阶段、蓬勃发展阶段、成熟阶段、贯彻落实阶段、继续完善阶段。张宁的阶段论是对三段论的进一步细化，但是在时间上的界定不清晰。
（4）七步曲。
韩振峰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与发展的历程”中把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历程分为七个步骤简称七步曲。他更细致的从科学发展观内涵的丰富发展以及地位变迁的层次，把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归结为：正式提出、地位的最早阐释、科学表述的正式形成、战略地位的重要提升、理论框架的初步概括、理论体系的充实完善、指导地位的最新阐释七个阶段。
1.1.2.最具影响的具体发展阶段论。
三段论，是当今学术界影响力较大的一种观点，代表着当今学术界的一种潮流。通过对比不同的阶段论观点，可以发现他们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主要争论的焦点在于两个问题。一是科学发展观形成的起点问题；二是科学发展观的成熟阶段的时间界定。张国镛“科学发展观形成发展过程的阶段分析”较为详尽的阐述了自己关于科学发展观上升为指导思想发展历程的三段论思想，较为合理的分析了这两个阶段，并基于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合理的理论依据，因而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
（1）从孕育到萌芽阶段。
张国镛提出的这个阶段一般称为“萌芽阶段”，他指出此阶段时间上应当界定为1999年3月到2003年7月。他指出同志在1999年3月10日和2003年4月，分别提出的“科学的发展观”和“全面的发展观”应当看作是科学发展观开始孕育或者说是其起点。而后，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发展，我们要更好地坚持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这是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和“全面的发展观”的延伸，是科学发展观理论的雏形。
（2）从萌芽到基本形成阶段。正式提出阶段的时间范围应当是从2003年7月到2005年10月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他认为2003年7月到10月，在总结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教训及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是提出阶段。之后的2003年10月到2005年10月，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真正进行详细阐述和充实，并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作了深入阐述而且还对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是基本形成阶段。
（3）从丰富发展到形成体系阶段。
他把科学发展观真正形成体系的时间段归结为2005年10月到2007年10月。他认为在这一阶段，不仅继续丰富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对其作了重新的界定，而且对科学发展观的产生背景、理论和实践意义又重新作了全面的阐述，并且对全党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新的更高标准的要求，从而使科学发展观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完成了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历史地位。
1.2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过程。
科学发展观的产生源自实践的需要，它的发展成熟也离不开实践的检验。当前学者针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落实情况，把它的实践期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初步实践阶段和深入实践阶段。从时间上来看，初步实践大致从党的十六大开始到十七大召开前截止；深入实践阶段是指从党的十七大开始到党的十召开前这一期间。
1.2.1初步实践遇到的问题。
步入新世纪，我国已跨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科学发展观正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党为跟随时代步伐，顺应广大恩民群众意愿，抓住和利用战略机遇期，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各种困难的新理论。同时，作为一个全新的事物，首先它需要时间让人民去了解和接受；其次，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体系，所面临着重要的历史任务，因而实践初期便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1）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
彭易芬在“对中共十五大以来关于效率与公平问题认识的研究”中指出，效率与公平问题，是社会主义追求的核心价值理念，同时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但是在现实中，效率与公平很难保持平衡关系，往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我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制订了不同的分配政策，但是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科学发展观价值观念的引入，也是为了解决当前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如何合理的协调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成为科学发展观初步实践所要解决的必然问题。
（2）如何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关系上。
牛兰英在“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中指出，经济与社会作为现代生活中的两个重要问题，两者之间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无论是邓小平还是同志，都对协调两者的关系给予了自己的解答。他们都认为，经济建设是协调两者关系的重点，同时坚持搞社会建设也有利于经济建设的持续稳定发展。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在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而谋求化解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着力改善民生，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如何协调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也是科学发展观实践的目的。
（3）如何处理城乡、地区关系上。
赵黎明在“城乡消费差异、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中指出，在改革开放广泛深入取得巨大经济成就之时，城乡差距过大的问题愈来愈明显。尤其表现在城乡消费差异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两个方面。胡鞍钢在“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研究”中指出，发展不平衡性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之一，它是在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的发展速度不平衡性更加明显。地区差异不仅局限于东西部的差异、省内差异也日益明显。。
（4）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上。
曹新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研究”中指出，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发展进程中必然会遇到工业化和城镇化引发的环境问题。反观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我们仍然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在经济发展基础上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冯刚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当前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在经济、制度政策、思想意识、法律等四方面存在欠缺，成为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实践科学发展观所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科学发展观为广大党员群众所接受的重要举措。
（5）如何看待新旧政绩观上。
有学者在“为什么说当前的社会矛盾本质是新旧发展观和新旧政绩观的矛盾”中指出，现有的政绩观和旧的发展观念滋生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加剧了社会治安的严峻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威胁到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科学发展观作为新的发展观念，有利于排除弊病，缓解社会矛盾，但是仍需更多的时间去实施。李俊清在“论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中指出，一直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被一些领导干部理解为以GDP增长率为中心，由此滋生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政绩观。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正确的政绩观的灵魂和指南，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党和人民的需求的评价尺度，在相当长时间内部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如何践行新的政绩观，实现科学发展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1.2.2初步实践取得的成效。
科学发展观初步实践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严峻的社会问题得到缓解，各方面的积极性都被引导到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来。
（1）“十五”期间的成效。
朱之鑫在“‘十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巨大”一文中指出，在这一阶段内，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行动指南取得了显著成效。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增长质量进一步改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取得新进展；就业和社会保障得到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不断改善；开放型经济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迈上新台阶；科教兴国战略稳步实施，各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进一步增强。
（2）“十一五”期间的成效。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在“‘十一五’规划实施进展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应对措施”中指出，在纲要实施两年（2006—2007）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并取得了新的进展。具体来看，各项改革发展任务稳步推进，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以“三农问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地区经济协调发展为目标的各项任务都取得显著成效。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民生改善事业取得新进展，全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生活质量普遍提高，科教文卫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
1.2.3深入实践遇到的问题。
随着科学发展观地位的逐步提高以及科学发展观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这一理念逐步被更多的党员群众所接受。如何引领科学发展观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实现科学发展、提高引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素质、落实五个统筹实现科学发展观等成为深化实践的重点。
（1）如何引领科学发展观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
周杰在“论科学发展观与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中指出，当前我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再加上市场经济条件的制约注重个人、关心个人利益是必然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个人功利主义、极端利己主义，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也是对人类文明进步理性化的哲学总结。从本质问题中，透视除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代表着公众永恒性的理想追求以及知道社会生产生活和人们行为的普遍性的范式和原则。当前的任务就在于引领科学发展观成为全社会的行为准则。
（2）如何引导各方面积极性实现科学发展。
在“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实现更长时间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中指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在于引导各方面的积极性。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挑战仍然存在，如何利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以促进和谐、快速、良好的发展成为关键。
（3）如何提高引导科学发展的能力和素质。
宋士新在“领导干部须提高领导部队发展的能力素质”中指出，部队建设（党）的建设能不能又好又快发展，关键在领导，关键在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是胡主席对部队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因此必须把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特别是领导不对科学发展的能力作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任务来抓。
（4）如何落实五个统筹真正实现协调发展。
王法仁在“高度关注利益调整引发的社会矛盾—关于落实‘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方针的一点思考”中指出，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强调“五个统筹”的战略方针，这是党中央结合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情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真正落实五个统筹是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
1.2.4深化实践取得的成效。
科学发展观的深入实践进一步解决了初步实践遇到的问题，使经济社会发展登上了一个新的层次。通过深入实践的过程，科学发展观逐步深入人心，整个社会步入了科学发展的阶段。
（1）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深入人心。
曹翠生在“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在当前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已成为全党共识。在接下来的“十二五”建设中需要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以促进学习型政党建设跃上新的发展阶段，推进学习型政党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2）转变发展观念实现绿色发展。
陈仲常在“中国GDP能源消耗强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解析”一文中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能源消耗量不断攀升的同时，GDP能源消耗强度却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2008年以来，我国政府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表现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保障能源安全，并初见成效。
（3）成就辉煌的政治体制改革。
郑言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与基本经验”中指出，中国的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和全面推进的过程，在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同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民主制度和民主机制不断健全完善，进一步丰富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内涵和形式；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执政能力显著提高；行政改革取得巨大突破，初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体制；公共权力结构日趋合理，逐步实现运转高效；各种政治关系得到调整，社会和谐稳定。
（4）五个统筹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个统筹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王卫星在“我国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进展及对策”中指出，新世纪以来到2009年，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政府加大对农村扶持力度，新型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格局正在形成，农民生活质量和农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在“五年来坚持经济社会发展积极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中指出，政府逐年加大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扶持力度，着力关注民生，有效调调了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关系。武翠翔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中指出，自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把统筹人与自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后，党的十全会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的关注力度。巴志鹏在“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两个着力点”中指出，自十六大以来，党的历次会议积极调整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提升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境界。到党的十基本达成了深化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目标。
2研究的思考与展望
党的十正式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标志着科学发展观发展到了全新的高度。针对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发展历程的命题研究在我国学术界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通过系统总结当前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难发现还有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之后，关于科学发展观发展历程研究在层次上停滞不前，为此在接下来的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以下问题：
2.1确立新的研究视角。
学术界针对当前科学发展观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过热，并由此引发学者在研究角度上跟风，导致研究内容重复较多。如何在接下来一个阶段推陈出新，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历程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需要学者们立足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党的十的召开把科学发展观的地位提升到了空前的高度，为科学发展观发展历程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契机。
二、环境心理学简介
环境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运用心理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物理环境与人的心理活动的相互作用的规律，为环境的设计和规划提供依据。环境心理学的发展要提到格式塔心理学派。1951年法国心理学家勒温将人的行为、人格和环境的关系概括为一个公式：B=f（P，E），认为人的行为是人的心理人格和自然环境的函数。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类面临一系列环境危机，包括环境污染、城市噪声等，有关的研究也进一步发展起来。1978年贝尔（ParlA.Bell）等三人合著出版了《环境心理学》，认为环境心理学是研究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从噪声入手，分别对个人空间、拥挤与人的关系、城市发展和城市设计等问题进行研究。环境心理学与环境科学、生态心理学等学科关系密切。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充分发展，希望心理学界同仁积极开展探索与研究，以取得相应的成果，满足社会需要。
三、心理技术应用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
心理技术应用研究工作要顺利有效开展，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指导思想。基于它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指导思想应当是：坚定方向，拓宽领域、深化研究。
1.坚定方向坚定方向，就是要始终坚持心理学应面向社会生活，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而不能局限在实验室和教室里。要坚定地服务于党和国家的重要任务。例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搞好经济心理研究；在思想教育工作中要搞好心理教育活动；发生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时，应及时到当地开展心理救助、心理辅导工作。要正确处理心理技术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的辩证关系。尽管在实际工作中有分工，有的人偏重理论研究，有的人偏重实际应用，但都应扣紧技术这个中心环节，要密切联系、相互学习提高，保证科学性和高质量。要正确处理应用服务工作中服务与报酬的关系。为群众服务时取得一定合法收入是正常的，单纯为了牟取金钱利益则是错误的。
社会生产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所以，人口的生产必须与物质的生产相适应，这就要求了我国在制定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律法规时，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二)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观点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辩证统一体。然而，人作为生产者是有条件的，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所以，必须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
(三)人口状况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观点
人口状况如果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就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完善人口政策与法律法规，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党和国家以当前的基本国情为根据，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紧密联系起来，坚持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相结合，坚持了人的生产性和消费性的辩证统一，坚持了人口状况与社会发展的协调互动，制定了“单独二孩”政策，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使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相结合，保障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持续、健康、稳定地发展。所以说，“单独二孩”政策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又一次创新和实践。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在人口数量上，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控制人口数量，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人口素质上，有利于合理分配教育、卫生等社会资源，提高社会成员的体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源源不断的动力。三是在人口结构上，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规模，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二、“单独二孩”立法的基本原则
立法的基本原则是贯穿立法活动的行为准则，它体现了立法活动自身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是立法指导思想的规范化和具体化。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是整个国家立法的一部分，但有其特定的目标和内容，指导这一立法的原则既要体现国家立法的一般要求，又要有针对性。笔者认为，“单独二孩”政策的法律化应坚持下列基本原则:
(一)实事求是原则
立法必须尊重客观实际，实事求是，才能根据具体的条件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方面，实事求是原则要求认清我国人口现状和计划生育工作基本情况。我国人口数量庞大而素质不高，人口老龄化严重，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不同地区、民族、阶层均存在差异，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方面，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颁发了相当数量的法律、法规，在实施过程中，有成功，也表现出了不足，这是目前我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制化的现状。“单独二孩”政策的法律化，就必须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把保持合理的性别比例，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放在核心位置，把计划生育工作中需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范的各种事项纳入立法的范围，克服现有立法的不足，适应新的需要，使制定出来的法律、法规能切实地得到遵守和执行。
(二)民主立法原则
民主立法原则，是指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立法主体通过开放透明的立法程序，使其意志得以确立和法律的保障。首先，立法主体的组成要体现民主性。立法主体不应只包括由立法机关的专门人员，还应有执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和专家学者的参加，而且应该尽可能多地直接听取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其次，立法过程的要公开化和透明化。立法过程公开化和透明化包括：公布法律草案，公布审改的各种观点，让人民了解情况，以便人民发表意见。“单独二孩”政策的法律化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原则。早在2007年，数家官方的研究机构就已接受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委托，就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完善展开调研，从而充分调查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仔细听取了有关专家和不同家庭的意见。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单独二孩”政策得以确定。随后，各省市积极展开调研和听证，并对相关法律规定作出了修改，切实保障了民主立法原则的实现。
(三)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要求在国家立法时既要有一般的、原则性的指导和规范，又要针对不同情况作出灵活规定，即允许各地区根据自身情况作出灵活的变通性规定。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立法过程中，应当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原则，既要重视普遍性和共同性，又要尊重特殊性和个别性。一方面，“单独二孩”政策的确立为各省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的立法提供了原则性的指引;另一方面，各省市应正视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差异，灵活得制定适合本省市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比如，各省市可以在“单独二孩”的实施时间上作出变通规定，以实现本地区、本民族的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当然，地方在立法时也应当做到立法统一，处理好“本地特色”和国家大局的关系，实现立法的原则性的灵活性的统一。
(四)权利保障原则
权利保障原则是指立法主体在制定和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时，就家庭和个人的权利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并提供制度保障。国家在的法律调整中，其目标和任务是维护整个社会、民族在人动中的利益，使国家健康发展、繁荣昌盛。立法必须保证这一目标和任务的实现，赋予国家有关部门管理人动的权力，家庭和个人在人动中应该服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目标，但是，这并不等于可以忽视家庭和个人权利，因为家庭和个人是社会的细胞，在人动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单独二孩”的确立和施行需要坚持权利保障原则。首先，对“单独二孩”条件的规定应当具体明确;其次，对符合“单独二孩”条件的对象的生育申请程序应当简化;再次，计生管理工作中应当尽量采取缓和的措施;最后，应当做好宣传工作，使家庭和个人能够知晓所拥有的生育权利。
1.在新课改理论指导下提高素质教育教学体系的思想
爱因斯坦说：“唤起独创性的表现与求知之乐，是为人师表至高无比的秘方。”新教改的全新理念是：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强调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获取新鲜知识的能力，并且还使学生具有分析问题和交流合作的能力，是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学会和形成正确价值观念的过程。
1.1全面提高素质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
1.1.1要全面地准确地了解学生：学生是教育的主体，不了解学生就无法从教，这就是关注学生，关注学生的心理、性格、兴趣、能力和身世，要掌握学生先天生理造就和后天环境培养中的差异性与共同性，才能因材施教，因人而教、因需而教；
1.1.2要民主的平等的对待学生：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树立师生是学校里的伙伴，学习中的益友，生活上的知己的良好观念，为学生养成积极乐观的学习精神奠定基础。
1.2全面提高素质教育是以教师为主导的思想
1.2.1教师要培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不只在课外了解掌握和评价学生，还要在课堂上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态度和接受课程内容的程度，创设境界，积极诱发，适时补救。
1.2.2教师要引导关注学生的参与意识：在学生自主学习时，教师要正确引导使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关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理解水平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思维扩展程度和空间想象能力；
1.2.3教师要强调关注学生的合作关系：经验认为，合作式的学习方法是近年来教育教学改革最成功的方法。
1.3全面提高素质教育是以学校为督导的思想
学校是搞好教育教学的园地，而学校以领导为核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起着一定的督导作用，新教改的成就在于学校领导监督指导、在于一线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也在于接受教育的学生的创新和提高，所有这些都必须在理论指导下，才能全面地提高素质教育效果。
2.在新课改理论指导下提高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思想
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曾说：“不论教育者怎样地研究了教育学理论，如果他缺乏教学机智，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教育实践者。”因为课堂教学是具有变化的，做一个机智的教育者必须要懂得把握和处理教学过程中随时出现的细节。
2.1注重常规细节的预设，提高小学语文课堂高效：在教学中，为实现预定的目标，或为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或为突破重难点，我们有必要进行教学设计，对每一个细节进行认真的思考；由于事先在备课中注重了这些细节的预设思考，在每节的课堂里，都将会创造出教学互动的亮点，也就提高课堂的高效生成。
2.2关注个性细节的创设，演绎精彩课堂教学魅力：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还特别注重以下几方面的细节；
2.2.1创设精彩的导入情境，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课堂教学前，精彩的导入是激发学生求知欲、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内在动力，精心打造导入细节，创设适当的导入情境，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这样才能收获最佳的教学效果；
2.2.2给学生留下思考的空间，让学生思考与探究：对答如流的喧哗课堂并不是有效成功的课堂，静思沉默的时刻也许是知识生成的关键时候；在教学中，只有留给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和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学生才能拓展思维，弘扬个性，达到不教是为了比教更好的效果；
2.2.3捕捉突发的教学细节，点缀精彩的教学课堂：在自主合作探究的教学实践中，教师要敏锐发现、善于捕捉有价值的细节。
2.3重视课堂教学细节，显现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教师的一声问候，一个抚摸，一句赞美，一次沟通，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看似无意而又寻常的举动背后，却真实地体现着教师的爱，蕴涵着民主平等和谐亲密的师生关系；
2.4教学互动实施，加强高效意识激发课堂氛围：新课改“要求学生与教师在‘互动’、‘对话’中对知识进行‘创生’、‘改造’”，进而实现“动态生成”，它强调教学过程应当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的互动过程”，课堂教学应该焕发生命的活力，这个活力表现在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平等中的首席，自身必须是满怀热情的，能够引领学生积极参与学习过程，能够和学生分享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3.在新课改理论指导下奠定小学语文作文基础的思想
《新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式下，语文教学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就得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才能更进一步的触类旁通举一反三，抓好作文的写作，提高学生运用语文知识，综合语文文化，提高写作水平。
3.1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性：“兴趣是比责任更好的老师。”诚然，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显得尤为重要。
3.1.1从小学生的心理入手：小学学生都有爱听故事、爱看动画、爱读日记的兴趣，再通过故事、动画、日记的听看读过程中，因势利导提出写作的过程和方法，采取专门培养和无意引导的手段，施以技巧；
3.1.2从小学生的认识入手：小学生认识的范围主要有故事寓言书，电视动画节目，自己所学的课本，巧妙运用、综合思考、及时引导，采取循环渐进潜移默化地方法；
3.1.3从小学生的环境入手：小学生学习生活的环境主要是家庭和学校，接触的人主要是父母和老师，教师应该结合小学生的父母，既给予信息提示，又指导空间思考。
3.2促进学生写作的想象力：培养小学生的想象力使之运用在写作中，是小学语文教学的主要方法，也是目的之一，具体方法是：
3.2.1利用讲授美文机会适时提问和引导；
3.2.2借助信息图像设置实施提醒而激发；
3.2.3采取作文评改选优方式实施讲解而促进。
3.3增强学生写作的成就感：在指导方法上下功夫，让学生写出规范性和理性的好作文。
一、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重新认识当前学校德育工作
我国当代教育家吕型伟曾预言:“如果说21世纪的教育有什么值得担心的问题，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德育。从20世纪以来，世界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同时，人类的道德在不断地滑坡，而且似乎至今还没有找到遏制的办法。”如何面对新的时代和新的变化，如何提高学校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四有”新人，是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我认为，同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如何做好幼师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从根本上提供了行动指南。学习“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以此来审视我们过去的德育工作，存在的问题非常清楚。
1.针对性不强，远离现实生活
长期以来，与传统计划体制和产品经济相适应，我们学校德育目标有两大特点:一是模式化，不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德育目标单一，缺乏针对性;二是理想化，脱离学习现实生活和道德认知水平，对所有学生都提出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德育往往是以内容为中心的德育模式，只局限于向学生传授一套固定的道德品质规范，只重视道德价值的指示，不重视道德价值的澄清;具有明确的规定性和必须服从的强制性，以至使这种德育具有“灌输的味道，缺少一种自由探究、审慎思考和推理的思想”，严重影响了德育工作的实际效果。
2.创造性不足，科学化程度不高
当前德育投人与收人明显反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学校德育在内容上已滞后于社会的变革。具体表现为大题大作，内容空泛，一般化号召多，笼统说教的多，严重混淆道德理想与道德现实之间质的差别。在当前新形势下，幼师生的成长规律、思想发展特点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德育工作必须根据新的形势和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性特点，在内容上加以更新，切实地、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安排德育内容。
3.德育方法陈旧单一
以往学校德育工作采取系统道德知识灌输、行为规范训练、重视教育者人格示范和现实生活中榜样典型的诱导，集体影响和舆论的扬抑以及奖励措施强化等方法，这些方法曾在一段时期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今天依然有其积极的效果。但从学生品德心理发展特点、时代特征以及道德内化过程看，存在着重道德理论灌输，轻道德选择能力培养;重道德规范约束，轻人格培养;重道德榜样示范，轻个体自觉的倾向等。
以上问题导致幼师生思想道德素质现状不容乐观。幼师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价值观多样化、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淡化和庸俗化的倾向。特别是当前封建腐朽思想沉渣泛起，各种思想观念激烈碰撞，文化的多元化，以及加人WTO后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更加凸现，对于正处在成长期的幼师生的心态或多或或少会出现偏颇和失衡。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按照“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指导幼师生德育工作，让他们深刻认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融人灵魂，最终内化为当代幼师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健康向上的人格。
二、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在现代科技和全球化的驱动下，德育工作者必须从“三个代表”的战略高度锐意创新，通过生动活泼的德育教育，科学引导、寓教于乐，帮助当代幼师生健康成长。同志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讲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户细致，潜移默化。”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文化活动，是幼师生陶冶情操、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重要途径。
1.德育目标层次性，注重针对性
学校德育作为一种理性实践活动，德育目标是整个德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为了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我们在具体分析了学生的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和政治思想道德水平的基础上，把德育的目标分解为三个层面:文明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高尚的伦理道德教育尤其是师德教育;正确的思想政治取向。各年级教育重点既互相渗透，又各有侧重。从“做文明人”到“做有高尚伦理道德的人”，再到“做有崇高理想和政治抱负的人”的不同层次要求，对于不同年级的学生，引导教育学生一步一级，拾级而上，这样才能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目前，尤其要向学生贯彻宣传“十六大”精神，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十六大”理论学习、知识竞赛、演讲赛、征文比赛等等。
2.德育内容全面化、务实化
德育要提高实效，在内容上必须作出重大改革。德育内容应该根据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德育任务、当前的形势及幼师生的品德水平确定的。幼师生今年迁人温师院校园，环境的巨变对他们的思想也有很大影响。所以，幼师生的德育更应针对性地、科学地、系统地安排内容，多年来，我们在坚持“读书、教书、做人、育人”的教育传统的同时，注意根据时展的要求和基础教育需求，重视了学生现代公民素质教育。如，公益意识、环境意识、学会关心、学会学习、学会生存的教育等，让学生强烈意识到自身所担负的时代责任;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有机地渗透德育内容，加强学生的引导教育和理论培训;狠抓了专业思想和职业理想教育，特别是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培养，以促进幼师生职业人格的养成。
3.德育的途径、方法多样化
(1)坚持德育面向全体和个别学生特殊性相结合
道德是立身之本，也是个体素质的核心。教育是激发生命，激发生命力，使学生能以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的事业，生命力首先是道德力量。因此，幼师德育工作一定要面向全体基本道德要求，不能降低标准。近期，我们在坚持幼师生道德教育常抓不懈之外，还加强了幼师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组织学生进行学习，畅谈学习心得，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党校学习。半个多学期来，全校760人中，参加学习小组的学生多达180人，向党组织提出人党要求的已达258人，已有110人参加马列理论小组学习，其中，已有50人被推荐进人温师院“业余党校”学习，有10位学生被推荐为人党积极分子。这种热爱党、向党靠拢的政治风貌，是从1984年温州幼师创办18年来前所未有的。认识共产党的先进性，歌颂党，在幼师蔚然成风。这种高涨的政治热情，在全体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从众心理效应。学生中生活上讲攀比、讲享受的人少了;不文明、不礼貌的行为少了;违规违纪的减少了。讲刻苦、讲上进的人多了;讲文明、守纪律成风;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为集体争荣誉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广大幼师生的师德意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开始树立。当然，群体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风貌大变的同时，也有个别学生跟不上集体前进的步伐，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在德育过程中，改变以往的自上而下的灌输方式，适当运用自我教育(自我强化、锻炼意志、自我调适、自我激励、自我反馈)，让这些学生主动拟定教育计划，积极采取强化措施，自觉进行思想道德转化和行为控制，对学生个人思想品德发展有巨大作用。
(2)注重学校德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发挥学生自我教育的独特作用
为改变过去德育教育“我说你听”的单一僵硬形式。多年来，学前教育学院把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实习、军训、公益劳动、社区服务、科技文化活动、志愿者活动、勤工俭学等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加强学生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作为必修内容，列人教学计划，认真组织实施。比如:学前教育学院与温州军分区干休所结对，部分学生组成青年志愿者，为老干部读报、演出节目和生活护理。老干部则以自己亲身经历向学生讲革命故事，讲革命传统，讲人生哲理，为学生解决思想上的疑难。在双向交流中，学生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老干部的晚年生活注人了生机。此外，每年利用暑假安排全校学生到各自家乡进行社会调查和幼教实践活动，有部分学生担任乡镇团委书记临时助理。去年4月份我院选出320位同学进行排练，参加今年10月12日的第十二届省运会开幕式的大型演出，精彩的表演受到组织单位和社会新闻界的一致好评。社会实践既是学生结合专业、发挥特长、消化学过的理论知识的实践，同时又锻炼了学生的才能，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社会，亲身感受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产生了良好的德育效果。超级秘书网
(3)注重德育与创建先进校园文化相结合，发挥先进文化的熏陶作用
良好的校园环境，对学生思想观念、道德情操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益于学生健康成长。温师院校园美丽宽敞，始终保持绿化、美化、净化的特色，其布置构思精心。从教学区到生活区，标语横幅一步一牌，橱窗的各类宣传专题、影展书画、讨论专栏，融合了思想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使学生身心愉悦，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美的熏陶。学前教育学院迁人温师院后，学生们感受最深的是大学校园文化气息浓厚、主题活动丰富多彩，如:大学生素质拓展月系列活动、各类讲座、小品表演赛、“十六大”演讲赛、征文赛、“新生杯”设计赛、排球赛等等，通过这些健康向上的主题活动，使幼师生们陶冶情操、接受教育，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情感。我们还根据幼师生的特点，精心设计活动主题，具有时代特点，如:我爱教师职业演讲赛、“十六大”手抄报、主题班会等，激励人们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等时代精神在学校深人人心。
4.德育队伍的建设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与发展，由原来的对毕业生“计划分配”转变为现在毕业生的“自主择业，双向选择”。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制度在赋予学生更多自的同时，也赋予了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自。我国高校自1998年扩招起毕业生数量逐年增长，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市场的需求，就业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大学生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同时，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也暴露出来，诸如过分注重工作待遇，盲目追求到经济发达地区就业，在求职过程中弄虚作假、毁约现象严重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大学生的顺利就业，也影响国家和社会长远、健康的发展。因此，目前我国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使大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过硬技能，还具有良好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道德修养。
一、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及根源分析
第一，大学生就业期望值高，就业观念落后。不少大学生受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没有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在择业时过分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而较少考虑国家的需要，在就业地域、待遇等方面要求过多，对发达地区趋之若鹜，对落后地区则退避三舍，向往国家机关和大型企业，对基层单位、私营企业不感兴趣，缺乏艰苦创业、自主创业的精神。目前大学生在就业问题上仍坚持“一次就业定终身”的思想，希望一次性就业、理想就业，不愿接受市场的选择，把自己所学专业当成固定的择业目标，择业范围过于狭小。
第二，大学生自我认知不足，职业定位模糊。自我认知是指对自己的需要、兴趣、能力、个性、行为和心理状态的认识，对自我存在的各个方面作出的评价。高校有部分大学生不能全面、客观、正确地认识自我，或者盲目乐观，过高地评估自己的能力，以为凭自己的能力完全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或者消极悲观，在就业过程中缺乏主动意识，不相信自己的实力，不敢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大学生自我认知的不足导致了他们的职业定位模糊，在择业时缺乏明确的方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该干什么。有的毕业生简历一投就是几十份，这种做法往往是劳而无功。对于自我认知清晰的毕业生来说，他们会结合自身情况、所学专业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有针对性地投简历并对用人单位及其工作岗位进行充分了解，以增加就业的成功率。
第三，大学生心理素质不高，出现择业心理障碍。就业是大学生走向社会的第一步，熟悉校园生活的他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使大学生的心理处于失衡状态，再加上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不完全性，自我调节能力相对滞后，各种心理障碍诸如焦虑心理、挫折心理、矛盾心理、盲从心理、攀比心理、依赖心理、自卑心理、自负心理等成为大学生中常见的心理问题，其中焦虑与挫折心理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往往希望一蹴而就，害怕失败。贫困家庭的大学生一心希望通过就业替家庭分担经济压力，一旦他们择业受挫，就会产生深深的自责和焦虑心理，对自己、对未来失去信心。
第四，大学生诚信意识淡薄，出现就业诚信危机。诚信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也是社会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但在激烈竞争的就业环境中，一些大学生不是从提高自身实力出发，而是挖空心思用一些虚假材料包装自己，假造各种荣誉证书、资格证书和考试成绩，杜撰子虚乌有的社会实践经历及学生干部履历等；部分大学生不能严肃对待就业合同，在和用人单位签约后随意毁约，这不仅导致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秩序的混乱，也使大学生的整体诚信度下降。
就业对大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职业的选择，也是对自己人生价值的选择。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由于大学生缺乏崇高的职业理想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职业价值标准的选择上表现出较强的功利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大学生疏于思想政治理论的学习，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索取与奉献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高校职业道德教育的缺失。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栋梁之才，他们到社会各行各业就业后，其工作状况将直接影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意义重大。因此，如何正确引导大学生把自己的职业选择与国家、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把个人理想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树立科学的择业观，是高校就业指导工作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目前，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不但要求大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强的实践和动手能力，而且还要具有良好的身体、心理、思想素质。随着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及社会人才标准的提高，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重点也应由以往的就业技能指导转向对毕业生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和职业道德的指导教育。大学生就业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就说明了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西方社会思潮在拓宽大学生的国际视野并增强他们自主意识的同时，也对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大学生中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盛行，这些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职业选择。而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大学生就业指引正确的方向。高校在就业指导工作中贯穿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提高大学生的认识水平、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认识到对他人和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同时，在就业指导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调节大学生的心理，促使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和社会，客观地分析自己的优势、劣势和发展潜力，确立合理的就业目标，舒缓他们的就业焦虑情绪，减轻他们的就业压力。
三、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
(一)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将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
第一，建立一支以辅导员、班主任为主体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首先，辅导员、班主任处在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第一线，直接面对学生，对学生的了解比较深入，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其次，辅导员、班主任便于把就业指导工作融入到学生的日常教育管理工作中，有利于增强就业工作的实效性。因此，辅导员、班主任不仅要关注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思想状况，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要负责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辅导，配合就业指导部门的工作。突出辅导员、班主任在高校大学生就业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对学生的理想信念、责任意识、价值取向、学习态度、职业规划、社交技能、心理素质、意志品质等方面进行指导，是高校贯彻“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增强育人效果的重要举措。
第二，将就业指导和思想政治教育融为一体。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主阵地，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200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作出了调整和部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学生的需要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要结合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积极参与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设计、编写、授课，把大学生最关心的就业问题带入课堂，让学生感到思想政治理论不是高挂在学生生活之上的，而是贴近学生生活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提出要“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结合大学生就业这一热点，围绕当前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思想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根据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矛盾，提出针对性的解决办法和措施，使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能够学以致用，进而解决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的思想、心理问题，推动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深入开展。
(二)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引导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就业
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同志指出：“一个有远见的民族，总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青年；一个有远见的政党，总是把青年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的民族，我们的党就是这样的党。”实践出真知，基层造就人，这既是历史经验，也是人才培养的规律。
高校要通过形势与政策教育，为大学生分析全国宏观就业形势，帮助大学生确立合理的择业期望。把引导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业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和舆论宣传的重要内容。通过社会实践、讲座、报告等形式，使高校毕业生树立以热爱祖国、艰苦奋斗为荣的观念。同时，以多种形式对高校毕业生开展有针对性的就业动员，大力宣传当代大学生在基层创业成才的先进典型，努力营造有利于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校园氛围。
(三)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大学生诚信意识和责任意识
第一，加强大学生择业观教育。择业观是职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大学生择业行为有着重要影响。每个大学毕业生都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希望到自己满意的单位就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大学生的这种职业理想应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要把正确的职业理想与务实的就业定位结合起来，如果总是坚持“非高薪不干、非大企不进、非省会城市不去”的择业观，在现实中会处处碰壁。无数事例说明，只有把自己的理想与国家、社会需要统一起来，把个人的就业选择同现实的条件结合起来，职业发展才有现实的基点，理想的实现才有可靠的平台。
[关键词]剩余收益经济增加值业绩评价市场增加值红利银行
目前许多美、英公司都使用EVA财务管理系统来评价企业业绩，西方学术界也出现了大量的文章对其进行探讨。有鉴于此，我们集中地论述了EVA系统的理论基础、对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调整、基准EVA的制订以及与之相关的激励制度，以探寻EVA作为一种监控和激励企业经理工具的内在性质，并希望以此为构建我国企业的业绩评价与激励系统做一参考。
一、剩余收益：EVA的思想渊源
早在19世纪40年代，一些西方会计学者就将一系列未来现金流的现值重新表述成目前账面值与未来剩余收益的现值之和(Preinreich，1938；EdwardsandBell，1961；Peasnell，1982)。奥尔森(1989，1995)、费尔森和奥尔森(1995，1996)对该方比如，AT&T,CocaCola．Chrysler．QuakerOats等等。法进行的理论分析工作更使得该方法的可信度日益增长，目前它已成为在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财务会计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框架。我们就借助于这一框架来推演作为EVA财务管理系统基础的理论公式。
要使由一系列未来现金流现值之和表述的公司价值等于由目前账面值与未来剩余收益现值之和表述的公司价值，其首要条件是满足净盈余会计联系，即：
Bt＝Bt-l+NIt-Ct………………………(1)
上式中Bt表示时刻t权益的账面价(包括债权和股权)，NIt表示时刻t—1到时刻t的期间内的会计利润，Ct为该期间对所有者的净支付。净盈余会计联系要求所有影响账面价值的利得与损失都应包括在利润中，即从一个期间到另一个期间账面值的变化等于利润减去股利净支付。该假设允许基于未来盈余和账面价值表示投资者获得的未来现金流，这里的收益是基于股东的角度和利润的实体观来定义的。如果采用利润的实体观，净资产等于股东权益加债权；如果采纳利润的所有权观，净资产等于股东权益。每个期间的剩余收益(则)被定义为该期间的会计利润与该期间的资本成本之差，用公式表述为：
RIt=NIt-(rXBt-1)………………………(2)
这里的r是资本成本，表示收益返还率，假设它是常量。NIt表示该期间的会计利润。
我们用所有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表述公司价值：
上式中Vt表示t时刻公司权益(包括债权和股权)的价值，r是折现率(假定为常量)，Ct+r代表来自未来期间的现金流，应用净盈余联系，将上式用剩余收益加以重新表述：
如果令τ趋向于∞时，Bt+r／(1+r)τ趋向于零，则方程(3b)又可表示成：
方程(3c)的成立必须以净盈余联系为前提，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稳健会计的处理方式可以改变方程(3c)右边的两个项目的相对数量，即在t时刻压低权益的账面值，但是将提高后续期间的剩余收益。斯特恩·斯图尔特将账面值和利润的传统会计计量加以调整，并将调整后的剩余收益结果称之为经济增加值(EVA)。这时，又可将方程(3c)表示成：
上式中的Bt是经斯特恩·斯图尔特调整后的账面价值，方程(3d)提供了EVA财务管理系统的理论基础。经济价值Vt与账面价值Bt之所以不同主要在于利得与损失的确认时间不同。经济价值超过账面价值的部分被认为是企业未确认的商誉。方程(3d)为该观点提供了一个正式的表述，即企业未确认的商誉是未来EVA的现值。如果企业创造的经济价值超过了它投入的资本价值，则该企业是成功的。市场是企业是否成功的最后仲裁者，因而企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最后必然导致企业股权和债权的高市值。斯特恩·斯图尔特将市值超过投入资本的部分称为“市场增加值”(MVA)，并用公式表述成：
基于上述表述，一个企业是否成功主要在于其创造的未来EVA的现值。但是，有人认为，这样定义成功存在一个困难，首先，账面价值反映了所有者投资或再投资的数量(即投入资本和留存盈余)，这构成了评估未来成就的基准。第二，账面价值按年累积成就，即确认在过去的EVA中和未分配给所有者的数额。过去确认的利得越大，Bt就越高，所以MVAt就越低。他们认为应从投资基础中排除留存收益以解决该问题。而且，就在目前和将来通过MVA测试而言，过去对利得的会计确认为此制造了负担。仅仅在企业刚开始运营时，方程(4)是对企业价值的明确计量，因为在该时点，不存在不完善的会计计量歪曲企业过去的业绩。
我们用ROAt表示资产收益率，由于ROAt=NIt/Bt-l，所以，还可以将EVA表述成：
MVAt=NIt－rBt-l＝（ROAt一r)Bt-l………………..(5)
NIt是经过调整后的净收益。经过以上的论述，我们认为：因为可以将EVA植入一个正式的价值评估模型中，并能将其分解成包括获利能力的项目，所以，它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引人注意之处，即能够基于会计数字表示价值动因。比如，将方程(5)带入方程(3d)，能直接产生以EVA为基础的会计价值评估模型。
二、EVA：基于剩余收益对GAAP调整的产物
(一)对剩余收益作为单期间业绩计量指标的指责与回应
首先，批评者认为，投资费用是沉没成本，所以考虑固定投资的利息费用不可能提高生产决策的质量。而且，在资本量一定的情况下，由于忽视分部之间的相互作用，将主要的投资决策推至企业的下层会导致企业价值的损失。对此，斯特恩·斯图尔特指出，许多现代公司已经成长得过大而不能很好地加以管理，因此应授权给管理者使他们成为准所有者，投资决策权可以下放给分部。所有者不能回避早期资本投资的成本，作为准所有者的管理者也不能回避。所以，沉没成本的利息费应被作为剩余收益思想的一个主要优点而不是缺点。
第二，批评者认为，基于单期间剩余收益指标的激励制度会导致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剩余收益是基于公认会计原则(GAAP)来计算的，由于会计系统自身存在着未能成功反映经济真实的危险(包括没有确认特定重要的资产)，可能使管理者并没有正确地关注企业的长期经营。其实会计系统所计算的实体的账面价值使其等于实体的经济价值，而通过对剩余收益调整而得出的EVA可以避免该缺陷。
(二)斯特恩·斯图尔特对GAAP的调整
斯特恩·斯图尔特调整了GAAP的120多个方面以得出EVA。但是，他们指出，对特定的公司而言，可能只需要进行10个左右的调整。斯特恩·斯图尔特对GAAP调整的目标在于创造一种能使管理者像所有者一样行动的业绩计量方式，他们的调整基于以下三个目的：
1．对稳健会计影响的调整。这里，我们仅列举了四类敏感的会计处理来说明EVA对稳健会计的调整。(1)对无形资产会计处理的调整。斯特恩·斯图尔特认为应将所有无形资产投资(比如商誉、研究与开发费(R&D)、广告费用、教育和培训费用)予以资本化，以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对于商誉，他们既反对将商誉费用立即冲销的会计处理，也不赞成将其资本化并予以摊销的做法，他们赞同将其资本化但不予摊销的会计处理，认为外购商誉代表企业的一种投资，该企业必须为其创造有竞争力的收益，商誉应该以全部数量在EVA资产负债表上列示；(2)对石油天然气行业而言，不成功的勘探费用代表发现有生产能力领域的部分真实成本，所以此类成本应该被资本化而不是费用化。而目前的会计处理实务会使管理者过度地厌恶风险；(3)存货计价方式应按后进先出法予以调整，并在报表附注中增设“后进先出准备”的非正式帐户，以消除其稳健的会计效果；(4)关于负债的确认，他们反对递延税会计。首先，递延税负债会计强化了稳健主义，由于递延税负债可以被预期在未来支付以致于它的现值为零。第二，该处理减弱了管理者制订高效税务计划的动机。
2．防止盈余管理的发生。斯特恩·斯图尔特的一些调整在于消除管理者平滑会计利润的机会(至少是使其机会最小)。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坏账准备、担保、存货减损。他们提出，与这些项目相关的费用应该以现金基础来确认。有证据表明，当业绩计量指标与经理红利计划相关时，应计制被利用来管理盈余(比如Healy，1985；Holthauseneta1;1995；Guidry，1998)，但是，目前没有实证证据表明坏账准备、担保和存货减损就是盈余管理的手段。
3．消除过去会计误差的调整。斯特恩·斯图尔特提出了一个防止由于过去会计计量的误差而使投资者作出错误撤资决策的程序。如果一项资产的账面值不等于其经济价值(历史成本会计下该现象是非常普通的)，可能影响管理者作出经济、正确的留存或撤资决策。
应当说，斯特恩·斯图尔特的方法是与传统会计实践的成果相结合的。他们对GAAP修正的目的在于防止管理者的短期行为和玩数字游戏。但是，在单一期间什么构成了卓越的管理业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单一期间的会计计量所能做到的。各种会计调整是否能以一种方式组合，与EVA中的收益概念相一致，关于这一点还并不明确。甚至在调整之后，正的EVA不一定就表示卓越的管理业绩，负的EVA也不一定就表明价值已经遭到减损。斯特恩·斯图尔特也明确指出，即使在他们的调整之后，各种系统偏差仍然存在。
三、基准EVA的制订：对GAAP调整的再调整
尽管斯特恩·斯图尔特对GAAP进行了诸多修正，但是偏差仍然存在。这些偏差来自于会计师记录企业交易的方式。许多企业的支出中包括“利益”的购买，这些“利益”并不直接与它们联系的项目或行动相关，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干中学”，它的成本隐藏在每天的运营成本中，这可能使企业资产自身的账面价值小于经济价值。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还有可能大于其经济价值。这种情况发生在周期性产业和“夕阳”产业，如果在折旧计划没有很好的调整以反映资产价值减少的情况下，未来EVA将可能为负。所以，由于经济环境和会计处理不完善影响的存在(也就是上述调整并不能完全消除它们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将EVA评价业绩的基准定位为零，而应相应地定位于零以上或以下。斯特恩·斯图尔特把这称之为“不同天赋”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些企业中，由于竞争优势的过去意外所得和以前的投资将使得目前的管理团队在未来获得正的净现值相对容易，而在其他的产业，目前管理团队获得甚至为零的EVA就可能代表极大的成功。
如果“零”值EVA不是一个合适的基准，那么EVA的标准应该怎样制订?
我们再一次回到方程(3d)和(4)，它们将提供一个制订合适EVA基准的出发点。因为，MVA可表示成所有未来被资本市场所预期的EVA的现值和。斯提芬(斯特恩·斯图尔特公司的执行官、补偿咨询实务的前负责人)指出，应该使用在MVA中被扣掉的预期EVA作为制订未来EVA的基准，将目前MVA转变成一套未来EVA基准要求有一些假定，即关于非零的预期未来EVA将遵循时间序列。他回顾了两个方法。一个简单的方法是假定目前的MVA是预期在一个有限的“竞争优势”期间获得的未来EVA的现值。他指出，这个方法虽然简便，但是通过参照在持续经营公司的EVA和MVA的观察，MVA通常并没有在一个短期间内消失。因此，他提出一个替换的方法，该方法假定非零值EVA将无限期地持续，或者至少在任何可预测的期间之外持续。最近，斯特恩·斯图尔特的文献中提到了基于“预期的EVA改进”制订EVA的基准。这个方法能在两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如果对会计基本原则的调整不能消除EVA作为计量企业非正常收益的偏差，这时集中于EVA基准上的变化可能获得成功。第二，EVA改进的模型化将预期EVA与一个增长的资本基础的比例作为常量，这与假定市值与账面值比率可能在未来保持不变相一致，这意味着将依据一个永久利得的基准来判断管理者的业绩，即假定任何新的投资总能得出与过去投资相同数量级的正利得。
我们现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以市场为基础制订EVA基准的方法的要旨。假定预期EVA将永久地以一个几何方式成长。进一步假定，预期企业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都以与EVA相同的增长率增长，因而预计市值与账面值比率将保持不变。在以上前提下，方程(3d)又可以表述成：
Vt=Bt+EVAt+1／(r—g)=Bt+Bt(M—1)……………………………………(6)
上式中的g(gEt[EVAt+1／Bt]=(M—1)(r—g)……………………………………………(7)
在这个例子中，期望EVA率(即方程左边的项目)与市值对账面值的溢价率、资本成本率与增长率的差额正相关。假定其他的条件相同，在t+1时刻的EVA如果小于(M—1)(r—g)Bt，则表示管理者的业绩是不令人满意的，所以迟早将伴随有企业市值的下降。
这个方法简要地例证了以上通过参照未来EVA的市场预期制订EVA基准的方法。但是，利用零值EVA作为基准可能是更好的，因为上述方法将导致一个困难的问题，即：将在多大程度上允许未来EVA的市场预期得出EVA的基准?EVA的实践者不得不尽力克服该问题。比如，假定一个管理团队具有很好的声誉，这会导致市场对他们有更高的未来EVA预期。如果在开始期间制订EVA基准时，这些市场预期被包括在内，那么即使管理者获得了高预期的EVA，他们也不能受到奖励。这并不是一个假想的例子，Carm(PitneyBowes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个EVA的坚定支持者)就提出了相同的考虑。制订标准以此来奖励管理者，是因为他们付出的努力，而不是他们的“天赋”，该项任务是非常困难的。一种方法可能达到这个目的，它需要以一个“剥离价值”的基础制订EVA基准，即如果用一名具有平均质量的管理者来替代企业的该管理者，通过参照市场对企业价值的估计，来制订该管理者的EVA基准。
基于以上论述，我们认为，EVA的偏差是客观存在的，因为对经济情况人为地反映不管多么完善，总存在着一定的偏差，但经过不断地调整至少是对经济真实的一种逼近。所以，我们基本赞同斯特恩·斯图尔特的调整思路。
四、EVA系统中的红利银行
斯特恩·斯图尔特指出，应设置红利银行用以管理以EVA为基础的红利奖励。他们的系统与许多公司实际的制度并不一致，所以，我们首先描述了常规的红利计划。
(一)常规的红利计划
许多常规的红利计划具有表1所表示的特点：在企业业绩较低的时候，管理者没有红利。业绩水平一旦达到了L，管理者开始获得红利，随着业绩的增加红利不断增大。但是，在超过U之后，管理者将不能获得额外的红利。在表1所描述的情况中，管理者并没有处于准所有者的位置，一个准所有者的红利支付应随业绩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当业绩超过U时，此类红利支付计划并未能有效激发管理者努力工作的动机。而且，如果企业业绩一直小于L，它也不能刺激管理者努力工作。
之所以实行这样的红利计划，其原因在于：在U点，如果管理者知道依据期间业绩的红利额没有界限，他们将会有强烈的动机从事加速收入确认的行为。他们将可能利用会计操纵或以未来的损失为代价进行投资决策以改进目前的经营业绩。L点的存在，是由于存在法定的和劳动力市场对具有较差经营业绩企业管理者的收入水平规定的界限。
(二)EVA系统中的红利银行
在一定程度上，EVA是用于避免操纵盈余进而影响红利支付的行为发生。尽管利润操纵(期间之间利润的再分配)改变了这些利润的现值与相关的红利，但是此类利润的再配置并没有改变EVA的现值。从方程(3d)中能看出这一点：将利润提前确认所带来的“货币时间价值利益”能通过在未来期间EVA中所征收的资本费用予以消除。因此，如果红利直接与EVA相关，这时就可以避免通过各期间的利润操纵来改变红利支付。然而，如果红利未反映全部(包括现在和未来的)的操纵影响，价值不变性将遭到破坏。比如，管理者未来收到的红利可能为0，或者如果管理者能在由于目前的正EVA所导致的未来负EVA效应将影响未来的红利支付前更换工作，这时价值不变性将发生改变。因为此时EVA系统之下，管理者仍然有动机加速收入确认。也就是说，在EVA系统下，仍然不能避免管理者操纵利润行为的发生。
从1956年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到1966年“”之前,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的理论探索,史称“十年探索时期”。在这十年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取得了一系列宝贵成果,并在这些理论成果指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探索中也发生了一些失误,形成了一些错误认识,并受这些错误认识的影响而走了一段弯路。对于这种正确指导思想和错误指导思想交织的现象,著名党史专家胡绳将称作是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在这十年中,“两个发展趋向”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党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指导中,而且也存在于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上。本文试图对党在十年探索时期文艺指导思想上的两个发展趋向的状况进行一番梳理,并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以为今天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迪。
一、党的:正确发展趋向的良好开端
在即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跨入社会主义大门之际,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对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发展文学艺术事业,阐发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导思想。一个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发挥。在之前,在1956年4月提出并初步阐发了“双百”方针。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专题报告,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则做了进一步发挥,说:“为了繁荣我国的科学和艺术,使它们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1]这一论述对于文艺工作来说,在指导思想上有两层新意:其一,认为艺术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正式明确了文艺工作新的价值取向――“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为后来的“二为”方向提供了来源。其二,关于“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论断,给“百花齐放”的方针赋予了风格上的意义,进一步扩大了这一方针的内涵。再一个是确立了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如何对待旧的文艺遗产和外国文艺的指导思想。刘少奇指出:“在我们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进行批判的时候,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2]在这之前,刘少奇在一次同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还说:对传统文艺进行改革,衡量该改不该改的标准是“有害则改,无害不改”。[3]意谓对文艺遗产需要采取批判加保留的态度。在同一次讲话中,他还说:“自己好的要保持、发扬,外国好的也都要吸收。”[4]这种论述,在思想内涵上成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指导思想的先导。
周扬在的大会发言结合文艺工作实际,论述了三个具体的指导思想:其一,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反对简单政治化的意见,说:“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以及对待文艺工作的简单化的、粗暴的态度,却严重地束缚了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成为了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5]他认为,为了克服这种错误倾向,“政治性应当力求和艺术性相一致”。[6]这种论述,适应了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其二,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既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也强调为人民服务,并反对把“为工农兵服务”做狭隘的理解,说:“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已经在为人民服务的共同思想基础上更紧密地团结起来,这就为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7]还说:“提倡文艺作品表现工农兵的形象,创造我们时代的先进人物的典型,是完全正确的。同时我们也提倡题材的多样性,作家完全有自由去选择他所愿意写的题材。”[8]其三,在文艺创作方法的问题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文艺也需要浪漫主义的思想,说:“社会主义的文艺应当是最富于理想的,它应当是真实性和革命热情的高度的结合。革命浪漫主义,是我们所需要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这种浪漫主义。”他批评说:“有的人承认现实主义,就不承认浪漫主义,是没有道理的。”[9]也就是说,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应当成为社会主义文艺方法的方向。
党的所取得这些积极成果,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全面开展之际,党在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上表现出了正确发展趋向的良好开端。
二、反斗争:错误发展趋向开始发生
党的之后,党在文艺指导思想上的正确发展趋向仍然保持着继续发展的势头,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在1957年2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3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于“双百”方针作了更加全面的论述。之后,周扬在1957年5月所作的《解答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几个问题》,又对的论述作了更详细的阐释。在周扬的阐释中,有两个提法特别引人注目,一个是关于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他认为:“对于作品中不好的阴暗的东西,有时容易辨别,有时却不容易辨别。所谓毒草,我的看法就是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至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有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东西是否算毒草,我看还可以研究,不然毒草未免太多了。”[10]这与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香花”,而“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都是“毒草”[11]的说法相比,打击面显然更小。
可是,从1957年6月开展反斗争之后,由于发生了对阶级斗争形势过于严重的判断,在文艺指导思想上也开始表现出来,特别是在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上出现了错误的发展趋向:第一个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经过反斗争之后,“文艺为政治服务”被强调到极端片面的程度,要求文艺要“为当前的某一项政策,一项临时性的政治任务、政治事件,甚至为某一个政治领导者的瞎指挥服务”。[12]第二个是文艺批评标准问题。在1957年6月正式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补充了一段关于怎样识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基本上都是政治性的。这些标准影响到文艺界,便是把文艺批评标准简化成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的甚至还提出了“政治标准唯一”。这两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在当时基本主导了文艺界,使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政治功利性的“左”倾错误日益严重起来。
反斗争扩大化对文艺指导思想的“左”倾偏向还有两个影响:一个是关于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关系问题。由于在运动中对“写真实”理论进行了批判,并且由政治性取而代之,致使文学领域违背生活真实而一味迎合政治需要的附庸作品得以流行;另一个是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在运动中,暴露社会生活丑陋面的作品被批判为“歪曲了我们的现实生活”,由此开始大力强调“肯定生活,肯定现实”,导致文艺作品的创作只能一味歌颂,助长了粉饰生活的倾向。
三、从运动到“八个月纠左”:两个发展趋向交织与并存
1958年,伴随着“”和化,“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的“文艺跃进”和“浮夸文学”对文艺工作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和亵渎。不过,在“”期间,出于对民歌运动及其对该运动中涌现出的大量豪言壮语的关注和支持,引发了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手法的议论。在1958年5月党的二次会议上,他说道:“革命精神和求实精神相结合,在文学上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3]据此,周扬在6月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认为“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14]由此引起了文艺界对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热烈讨论,并打下了此后被文艺界长期作为一个主要创作原则的基础。
在1958年11月到1959年7月的“八个月纠左”期间,党对“”和化运动中已经发现的错误进行了一些初步纠正。与此同时,对文艺指导思想上的一些错误理论也进行了初步的清理。1959年5月,在与文艺界代表进行座谈时,从十个方面阐述了文艺界需要处理好的辩证关系,其中很多都是直接针对“”时期文艺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而说的,例如强调“既要有思想性,又要有艺术性”,认为“现在好多东西(特别是地方戏)不讲艺术性,单纯要求思想性,实际上,思想并没有通,搞得比较粗糙,显得庸俗。今后对这一点,一定要要求得严格一些”。[15]这显然是针对前一时期“”中大搞群众文艺运动导致作品政治性有余而艺术性不高的错误倾向而说的。另外,他还正确地阐述了“既要浪漫主义,又要现实主义”“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和实际相结合”“既要政治挂帅,又要讲物质福利”等辩证关系。遗憾的是,他的这次讲话既未公开发表,也未广泛传达,使得讲话中的正确指导思想未能在文艺界得到贯彻。
四、调整时期:正确发展趋向有所恢复
60年代初,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党对文化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对前一阶段的错误进行纠正。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最大。他在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阐述了许多对文艺工作具有长远性指导意义的思想:
首先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虽然是应该肯定的,但是“文艺为政治服务,要通过形象,通过形象思维才能把思想表现出来。”[16]他认为文艺作品“政治挂帅主要是看它是香花还是毒草,是否主义,政治上的敏锐要放在这个方面”。[17]也就是说,只要不是主义的作品,就允许存在,而不要上纲上线。他还批评了过于强调政治标准的错误倾向,指出:“政治标准不等于一切,还有艺术标准,还有个如何服务的问题。”[18]
其次是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他针对反和“”运动后文艺界出现的只提为工农兵服务的倾向,重申文艺的功能取向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制度下的人民大众服务”。[19]还说:“文艺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就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考验。”[20]这里说的“为劳动人民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意图都是在强调要扩大文艺的服务对象以适应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范围比革命时期更加广大的需要。
再次是在写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他说:“大敌当前,应当写敌我矛盾。但是,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人民内部矛盾。避开它,就不能写出更多的剧本。”[21]还说:“要敢于写人民内部矛盾,肯定正确的东西,批评错误的东西。”[22]这是把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具体化地引入文艺领域,其中所蕴涵的要以写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的思想,与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思想是相吻合的。
60年代初文艺调整的又一重要成果,是1962年4月由中共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这一条例在文艺指导思想上主要体现了两个精神:其一,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根本方针”,[23]要求必须进一步地贯彻执行这一方针;其二,在涉及文艺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了一条反对空头政治的主线:在文艺服务方向问题上,认为“把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简单地看成仅仅是宣传当时当地的中心工作,则是片面的,不恰当的”;[24]在文艺题材问题上,规定“可以写今天的生活,也可以写历史的事迹;可以写尖锐的政治斗争,也可以写普通的日常生活;可以写正面人物,也可以写反面人物;可以写敌我矛盾,也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等;[25]在艺术技巧问题上,批评了“把要求提高艺术技巧看成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以致不敢利用和吸收前人的艺术技巧和经验”[26]的错误倾向;在文艺批评问题上,规定“文艺批评文章可以着重评论作品的思想内容,也可以着重分析作品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27]在文艺人才问题上,规定“红与专应该很好地结合。不要简单地把钻研业务同脱离政治、个人主义等同起来”;[28]等等。
不过,60年代初期的文艺调整也存在历史局限性,这在《文艺八条》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在1961年起草这一文件时,曾经把“正确地认识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作为第一条,明确提出“不但需要表现强烈的政治内容的作品,也需要没有什么政治内容,但能给人以生活智慧和美感享受的作品”。[29]可是在正式下发时,这些内容都被删掉了。在原来的文件中,还专列了一条“正确地细致地划分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艺术问题的界限”,但在正式下发时,这部分内容被压缩后移到了别的条目中,而增加了“文艺批评应该鼓励香花、反对毒草”的内容。[30]这些都明显地反映出当时调整的局限性,同时也是党在文艺指导思想上再次出现反复和重新走向错误发展趋向的一种前兆。
五、八届十中全会到“”前夕:错误发展趋向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在《文艺八条》下发仅仅半年,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由于“重提阶级斗争”,反映在文艺指导思想上便是在会上说的:“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31]这导致了在文艺领域“左”的思想再度发展起来。这次会后,政治大批判运动在文艺界迅速开展起来。
接着,在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对文艺工作连续作了“两个批示”,第一个批示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2]第二个批示说,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3]。这“两个批示”是党的文艺指导思想的错误趋向急速发展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种过于严重的估计,导致了文艺界更大规模的批判斗争。
在错误发展趋向日益加剧的时候,正确的发展趋向也力图发生作用。1965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京大学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时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1965年9月,彭真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也是企图稍许缓和文艺界和学术界的紧张局势,把批评引上说理的轨道。但是,车没能刹住多久。1965年11月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一个更大更猛烈的批判浪潮掀了起来,直接引发了“”。
就在“”爆发前夕,、于1966年2月联手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为党在文艺指导思想上走向极端“左”倾化的集中体现。《纪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工作予以全盘否定,声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思想相对立的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一定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34]由此形成了所谓“文艺黑线论”。在对《纪要》的修改中,又加写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35]等话,于4月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这一《纪要》以及此前的“两个批示”,成为“”时期指导文艺领域大批判的主要理论依据。
总结十年探索时期党在文艺指导思想上两个发展趋向的历史经验,给今天以重要启示。要确保党的文艺事业健康发展,必须在指导思想上既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主旋律,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尊重文艺工作的特殊规律,在艺术的风格、形式、体裁和题材等方面,提倡多样化,鼓励自由创造。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教训便是,要避免把文艺与政治划等号,避免用政治标准取代文艺标准,既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又积极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即便是对于落后文化和对腐朽文化,也不应采用简单行政命令和政治批判的办法,而应采取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如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所说的:“思想斗争同其他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他还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36]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文艺指导思想上重蹈错误发展趋向的覆辙,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的需要,更好地发挥文艺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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