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模型介绍
1.1.1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建立描述变量的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建立的模型，通过对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回归分析，以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避免了经济学先验理论的羁绊。VAR（p）模型的数学表达式。
1.1.2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是包含协整约束的VAR模型，常应用于具有协整关系的非平稳时间序列建模。如果上述VAR（p）模型中yt所含有的k个序列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它们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不包含外生变量xt的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数学表达式为。其中的ecmt－1＝%Tyt－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T是协整向量。系数矩阵&反映变量之间的均衡关系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速度。Γi是系数矩阵，所有作为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
1.2变量选择
1.2.1城镇化率（UR）本文采用人口城镇化率（UR），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数的比重来衡量农村城镇化水平，该比重越大，说明农村城镇化水平越高。
1.2.2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占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比重（NXF）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使用NXF作为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评价标准，比例越高，支持力度越大。NXF＝农村信用社贷款年底余额／全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2.3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指标（NXD）本文采用农村信用社每年年底的存贷款余额之和占GDP的比重（NXD），作为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指标。NXD＝（农村信用社存款年底余额＋农村信用社贷款年底余额）／GDP于是，可以知道本文中yt列向量就是向量［UR，NXF，NXD］T，后文就是以此向量建立VAR和VEC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的。
1.3数据说明文章收集了我国1981－2011年之间的年度统计数据作为样本，所有样本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局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尤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农村信用社近年来的改革，为了切实反映农村信用社改革前后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状况，数据将改革后部分省区的农村商业银行数据纳入其中。
2实证检验与分析
根据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实证分析需要，本文利用Eviews软件，对UR、NXF和NXD三个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基于VAR模型的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基于VEC模型的方差分解分析。
2.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UR、NXF、NXD序列是时间序列数据，在建立模型进行相关检验分析之前，首先要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以防虚假回归等问题。本文选用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来进行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知，原序列UR、NXF、NXD的ADF值均大于5％临界值，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UR、NXF、NXD都是非平稳序列。D（UR）、D（NXF）、D（NXD）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小于临界值的，一阶差分都是平稳过程，即时间序列UR、NXF和NXD都是一阶单整的。
2.2协整检验本文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UR、NXF、NXD协整关系。判断农村城镇化水平、农村信用社的金融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状况三者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是在VAR模型中完成的，通过LR、FPE、AIC、SC和HQ准则选择VAR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即建立VAR（2）模型。在VAR（2）模型下对三者之间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2说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UR、NXF、NXD之间存在且仅存在着一组协整关系。可以认为城镇化率、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和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说明了UR、NXF、NXD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但不能确定三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此，本文基于VAR（2）模型检验城镇化率（UR）、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NXF）和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NXD）之间是否有显著的Granger因果关系。结果如表3。由表3在5％显著性水平下：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NXF）、农村信用社发展状况（NXD）明显不能Granger引起城镇化率（UR）；UR、NXD也外生于NXF；而UR、NXF能够Granger引起NXD，即农村城镇化水平、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是农村信用社发展的Granger原因。
2.4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的估计经过Johansen协整检验表明UR、NXF、NXD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于是可以建立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VEC模型估计结果为。可以看出，NXF与NXD的短期波动每增加1％，城镇化率将分别增加0．0016％、0．0186％。UR与NXD的短期波动对NXF短期变化影响分别为负和正。UR与NXF短期波动对NXD短期变化影响为负。从ecmt－1可以得出城镇化率、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是：UR＝－0．4966NXF＋1．6784NXD＋0．1197。分析协整方程，从协整系数可以看出，长期内城镇化率与农村信用社对农村城镇化的金融支持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并且由于正向作用系数为1．6784大于反向作用系数－0．4966，金融支持和农村信用社发展水平在长期内的等量提高总体上能带来城镇化率的提高。
1.2VAR模型的设定经济理论往往不能为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提供一个严格的定义，使得在解释变量过程中出现一个问题，即内生变量应该出现在方程的哪边。VAR模型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就避免了结构方程中需要对系统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建模问题，在预测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中比传统方法更准确。LRC、UR和LRI同是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建立VAR模型的前提。模型的滞后阶数选择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反复试验，滞后阶数选择为5，即建立LRC、LRI、UR的VAR(5)模型。从表3给出的VAR（5）模型的整体检验结果来看，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足够大（165.9479），AIC(-10.72253)和SC值（-8.3420）值足够小而且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表明模型整体效果不错。为了检验得到的VAR(5)模型的稳定性，采用AR根的图表来验证，如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VAR系统中所有根的模的倒数小于1，即位于单位圆内，得出的VAR系统是稳定的。
2脉冲响应与方差分解分析
2.1脉冲响应分析建立了VAR模型，模型系统中的系数非常多，如果考虑整个VAR系统中的互动关系，单个系数往往只反映了一个局部的函数关系，并未能够捕捉全面复杂的动态过程。基于本文建立的VAR模型是稳定的，因此，采用cholesky分解方法得到正交化的脉冲响应函数，建立与VAR相关的脉冲响应分析，借此全面地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图2、图3分别显示了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了脉冲响应冲击的作用的滞后期数，滞后期设定为20年；纵轴表示农村居民消费的变化，实线代表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4、图5分别显示了城镇化率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图2、图3；纵轴表示城镇化率的变化。图6表示了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随机误差项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纵轴是农村居民收入的变化。首先我们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化率的响应情况和作用路径。（1）由图2可以看出，当给本期居民收入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时，前2期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本为0，之后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逐渐增大，在第三期达到峰值，使得农村居民消费增长0.05%，之后又呈现波动状态，直到第八期下降到0，之后又上升到第15期的0.03%，此后趋向平稳，并出现收敛。说明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冲击，农村居民消费是上升的并最终趋于稳定。（2）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标准冲击时，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消费前两期的正向效应为0，此后一直增长，到第四期达到峰值，消费增长0.09%。之后出现波动下降，趋于平稳，到17期又有一个峰值，达到0.08个百分点，表明城镇化的推动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短期内迅速增长，长期收敛并呈现明显的正效应。其次，我们来考察城镇化率对农村消费和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响应。（1）由图4可知，本期给农村居民消费一个标准差的正冲击时，城镇化率在第一期基本没有反应，第一期之后，对城镇化率的正效应逐渐增大到19期的0.019并趋于稳定，这表明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促进城镇化的发展；（2）给农村居民收入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城镇化率小幅上升，直到第五期峰值0.007，之后呈现下降和平稳趋势，也就是说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冲击促进了城镇化率的提高，但作用有限。最后，本文分析下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冲击的响应结果。如图6可知，当给城镇化率一个正向的标准差冲击时，对当期农村居民收入基本为0，此后开始有正的响应，第2期为0.05，第三期又下降到0.03，之后又上升到第四期的0.05并接着保持平稳。结果表明，城镇化率的提高，对农村居民收入有一个稳定的促进作用。
2.2方差分解通过脉冲响应函数能捕捉一个变量的冲击对另一个变量的动态影响，而方差分解则可以将VAR系统中的一个变量的方差到各个扰动项，以便我们进一步分析特定变量的变化中各种结构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比较这些相对的重要性随时间的变化，就可以估计出对特定变量的影响时滞和影响效应大小。本文分析农村居民消费LRC和城镇化率UR的方差分解结果，通过Eviews7.2在VAR环境下得到的方差分解结果见表4、表5。表4的结果表明，农村居民消费LRC的误差在前两期主要受自身冲击，第二期还在89%左右，随后有下降的趋势；农村居民收入LRI和城镇化率UR对农村居民消费的预测误差解释能力越来越强，其中农村居民收入在第七期达到了17.27%，城镇化率的解释在第五期更是达到了41%左右，二者在第七期的冲击能解释农村居民消费的50%以上。表明了短期下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而在长期中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不可忽视，同时城镇化率对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有积极的影响效果，这与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相同。城镇化率的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预测方差的贡献在一开始就达到了10%，但短期来看，城镇化率的变动主要受自己的冲击，此后有明显的下降幅度，农村居民消费的贡献逐渐增加，从第一期的1.78%到第七期的46%左右，超过了城镇化本身。说明短期城镇化本身的冲击是城镇化率变动的最主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对城镇化率的长期变动具有很深的影响。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农村居民收入对城镇化率的变动有一定的贡献，但有限，这与前面的脉冲的脉冲响应分析的结果一致。
2.农村教育社会环境的“去农化”城镇化是一个“向城”的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把农村的“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出，农村理应在发展的过程中处理好“城镇化”与“农村个性化”的关系。从“城镇化”层面而言，农村教育自身发展和其功能都需要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而“城镇化”，国家和政府在农村教育内容、师资、经费等方面确保“城乡一体化”，并且使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与本地城镇人口在住房、医疗、就业、社保等方面“同城化”。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那些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入学、就业、社会福利方面没有得到平等的制度保障，造成“一城两个世界”或所谓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从“农村个性化”层面而言，农业、农村、农民将长期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存在，这就得考虑农村现代化发展如何平衡农业生产方式、农村居住环境、农民素质的现代化与农村文化个性的保存问题。而对这些问题，当下农村教育表现为农村基础教育的“向城化”和农村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的“经济化”，整个农村教育发展包裹在“以城盖农”的社会环境中，其价值明显倾向于以城市文化为导向。
二、误区所带来的危机
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教育发展误区可以看出，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过程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二者的实践运行并不能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这当中存在着不少“本末倒置”的发展所潜藏的危机。
1.农村教育“发展”中的“败退”随着农村城镇化的推进，农村教育似乎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越来越多的孩子可以到乡镇中小学就学，学生不再为学费、生活费而担忧，校园学习和生活环境不断优化。然而，这些只是农村教育发展的“可视化形象”，并不能代表农村教育质的改观，农村教育质量是以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等来衡量的。而这些方面，农村教育表现出的是只有“发展”而无“改革进步”，较为凸显的是农村中小学生辍学频发、师生关系和家校关系紧张、农村社会成员对教育的信心和热情降低。此外，相对隐蔽却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教育陷入工具化泥淖中而不能自拔，整体的办学倾向于“升学考试”而没有“以人为本”，大部分农村学生成为“升学考试”的陪衬品。总之，农村教育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着“发展”中“败退”的危机。这种危机在于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远离了教育的本质和人的精神品性的提升。
2.农村经济“增长”中的“虚无”农村经济增长并非等同于农村经济“量”的增长，农村经济“量”的增长是“数字化”的，“量”的增长背后的动力结构可能是非均衡的，也就是说，贡献农村经济总量的可能仅仅是由某一或部分产业发展为主导的，然而全体农村成员很难共同分享到经济总量增长所带来的益处。此外，还存在着农村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什么样的生产力的问题。如果农村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通过劳务输出、低效益的农业劳作的基础上，那就使得经济增长没有质量的保证。所以，农村教育经济价值在于把经济的增长转移到依靠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上来，然而现实中的农村教育也常常简化了农村教育的内涵，把农村教育的功利性当成了其全部，而忽略了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人的创造性和个性的培养，把人变成一种单向度思维的“功利人”和单向度技能的“工具人”。这样的农村教育受众自然无法保障后续农村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活力，使得农村经济虽有增长却显得后劲不足。
3.农村文化“繁荣”中的“颓废”城镇化发展中文化的“繁荣”指的是来自于城市的主流文化在农村中的“生长”，各种现代的歌舞节目不断被农村社会成员所“翻版”，农村文化展现出“歌舞升平”的景象，城市的各种“广场舞或T台秀”之风吹遍农村大地。然而，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是农村自身的文化个性在什么地方？基于农村土壤生长起来的文化事项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如何继承？这是不得不思考的。如果农村文化丧失了自我个性也就意味着农村的消亡，未来不断拓展的城镇化只会是一个有形的“城中村”。因此，农村教育尤其是农村成人教育必须承担起保存和发扬农村文化个性的重任，让农村社会成员自觉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传统文化背后凝聚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思维，传统文化的消退乃至消失将导致农村社会成员价值精神的无所依托，特别是未来的城镇化发展很难达成“城乡一体化”，相反会使乡村文明退出历史舞台。假使如此，农村文化或以农村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只能在梦里寻求。
三、误区的消解策略
城镇化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时展趋势，要使其良性而非畸形化地发展，其中重要的方面是农村教育须要摆脱发展中的“倒错”误区，回归真正的教育之道。
1.回归“以人为本”的农村教育价值取向教育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极其丰富的概念。教育的本质在于培养人，人的发展包括了以物欲满足为目的之物质生命、以人性善的彰显为导向的精神生命和以美的自觉为宗旨的艺术生命的统一，如果把作为手段的教学技术当成教育目的，把经济、物质的追求当成生命的终极价值，教育就不再具有“育人性”。因此，农村教育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要确立起“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通过培养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相统一的健全的农村社会成员主体来参与社会生产生活，其内涵在于即使农村社会成员具有适应农村城镇化和现代化发展的谋生技能，同时又能够具备反思生活、生命的自觉意识，以及与时俱进的维持终身学习的动力，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村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2.确立“主体需求”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农村教育“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实践中不能追求大一统的“实体化”目标，而应表现为对“个性化”的丰富追求，要基于不同农村社会成员接受教育的“主体需求”而设计农村教育实践服务体系，这种实践服务体系具有“多元一体”功能，以人的发展为基础积极促进农村城镇化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和谐发展。当然，这里所说的农村教育服务体系主要是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成员而言的。比如农村教育应该在类型上涵盖所有的农村社会成员，包括农村幼儿教育、中小学生教育、分流的青少年职业教育、从事生产的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等，并且每一类型教育实施过程中在凸显其主要目的的同时，需要尽可能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这就要求农村教育内容和方法必须是“专业+通识+实践”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关注于一个方面。只有如此，农村教育才能成为全体农村人的教育，才能将教育变成他们生活的组成部分或存在方式，而非变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农村学校教育独尊的局面。总之，只有农村教育满足了人们的需求，有利于人们解决生产、生活和生命中的矛盾，人们自然会重视教育、热爱教育。
《规划》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公平共享。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考察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现状，一方面，城镇化有力地推动了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转移，促使农村人口以逐年2000万的速度递减；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农村中老年人口由于缺乏职业技能和体力优势，只能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劳动。上述两方面情形的叠加，导致农村人口中老年人比例陡增，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老龄化。因此，强调“以人为本”，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的是指应以老年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核心是要关注老年人的发展权。这是因为，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各类加工企业和服务业等随之涌现，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各类社会基本保障、生活观念与生活方式等也日趋城镇化，所有这些，对老年人来说都属新生事物，他们在渴望适应新变化的同时不免心生畏惧。怎样才能在新形势下生存发展，并且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是广大老年朋友最揪心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应该是“老有所学”，加强和发展农村老年教育。因此，开发和开展适合老年人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和身心发展需求的教育内容和形式，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继续就业的能力，也能惠及他们晚年的幸福生活方式，更是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一条有效途径。
（二）“统筹城乡”：尊重农村老年人的教育权
首先，农村社区教育经费、软硬件基础设施等公共资源的缺乏，尤其是文化建设和文化资源方面的不足，致使农村老年人的各种教育需求得不到满足，严重地制约了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官方数据表明，近几年，中国年出版图书17万到19万种，其中有关“三农”的图书还不到4000种；城市发行网点在过去十几年间增逾3倍，而农村却减少了40％。在经济较为发达的浙江省，占人口60％以上的农民享有的文化资源还不足30％。其次，由于我国农村尚未建立和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和医疗保障制度，老年人的学习时间和教育投入受到了极大制约，他们不能像城里老年人那样有足够的自由支配时间和充裕的教育经费投入到自己喜欢的学习活动之中。其三，由于大多数老年朋友的青少年时期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再加上后来从事的传统农业又是一种经验型的生产模式，不需要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创新。这一方面制约了他们对接受再教育的期望，另一方面也难免产生不愿学、不能学的思想。相反，近年来城市老年教育却如火如荼，发展迅速。若长此以往，城乡老年教育的“马太效应”只会越来越明显。正是由于上述反差，促使《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适时提出“统筹城乡”，“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等相关规定和原则。这不仅政策上解决了青壮年和留守儿童户籍、住房、用工、教育等问题，而且从法规的高度尊重和保障了农村老年人接受继续教育的权利。
（三）“绿色生态”：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生存权
新型城镇化突出强调了“绿色生态”，“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城镇化进程，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追求空间规模扩张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近年来，其弊端不断暴露。新型城镇化为规避重蹈覆辙，因此特别强调了“绿色生态”，倡导科学生产、文明生活。从生产上看，现在的农业生产经营者主要是老年农民，他们继承了传统农业中的诸多陈旧观念和做法，如过度开垦、盲目跟风、环境污染等；而传统农业中的优长却无意间被抛弃，如精耕细作，因为需要付出较大的劳动强度而被摒弃，绿色生态的种植方法多被过度使用化肥、农药取而代之。因而，在发展现代农业时，需要进行科学生产知识的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使他们转变观念，更新种养殖方法。从生活上看“，绿色生态”内涵下包括了饮食卫生、环境卫生等，这都需要在饮食安全、养生健体、垃圾科学处理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宣传和教育。无论是“绿色”生产，还是“绿色”生活，说到底是一个关乎老年人有没有一个健康、安全的生存环境，关联着他们最基本的生存权能不能得到保障。要消除这些潜在或显存的隐患，行之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对老年人开展必要的教育。然而，农村老年人学习能力不足，接受信息的渠道又相对较窄，改变现实生产和生活方式又需要一个阵痛的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他们的实际，制定出与他们相适应的教育内容，将“生态文明、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理念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
（四）“文化传承”：凸显农村老年人的社会责任
新型城镇化不仅讲究加强城乡硬件建设，也特别重视所在区域的“文化传承”，提出了“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形成符合实际、各具特色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我国浩瀚的文化不仅仅集中于城市，而是大多散落在广大农村和民间，特别是非物质文化。对它们的保护与传承既需要政府硬实力的推动，也需要有人做好相应的保护和传承。青壮年多因忙于生计而离开农村，他们无心也无力去做文化的传承者，农村老年人成了“文化传承”的主体。虽然他们对农村有感情，对传统保护有意识，但是，文化传承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没有经过相应和系统的教育，即使有强烈的文化保护传承思想，也不能有效地完成此项任务，何况近年来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的浸淫，文化传承意识日趋淡薄。无论是增强保护意识，还是提升传承能力，都离不开对农村老年人相应的教育。同时，大多数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对社会贡献的下降，会普遍产生生存价值危机，因“老无所为”而消极对待人生。为再度激发老年人的工作热情和社会责任，帮助他们掌握想做又能做的“文化事业”，也不能离开老年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从文化程度上看，目前农村老年人的情况令人堪忧。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老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60岁以上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达到47.54％。其中，城市老年人口的文盲、半文盲率为31.08％；镇其次，为41.63％；而农村老年人口，为54.24％。由此可见，农村老年人口的文化素质如果不能有效提高，也就很难实现新型城镇化中“文化传承”的目标要求。
二、新型城镇化中发展农村老年教育的困境
加强农村老年教育的迫切性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但就目前农村老年教育的现状来看，要做到老年教育“城乡一体化”发展，还存在着许多困境。
（一）基于城乡不同文化浸润的学习意识差异
城乡不同的文化差异是城乡分野的重要原因。滕尼斯就把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分为两种类型，即以小乡村为特征的礼俗社会和以大城市为特征的法理社会。不同的文化浸润下，城乡居民的生活习惯、思想观念、价值意识、文明素养、生态环保意识、行为准则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尤其体现在学习意识方面。城市老年人之前多从事必须经常学习才能胜任的职业，如教师、医生、机关人员等，而农村老年人多从事传统农业，实体经商等，终身学习意识相对较为薄弱，相当普遍地存在“一次性教育”思想，对老年教育的认识还比较狭隘或存在偏差。在农村家庭中，老年人多被认为应该在家颐养天年，忽视其自身的发展，也没有建立起老年资源价值观。此外，基层旧的城镇化发展思想没有转变，新型城镇化思想没有完全形成，仍存在只抓经济发展的现象，不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尤其是老年人。基层干部缺乏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对老年教育在促进老龄化和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方面的作用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老年教育的宣传工作也就不够到位，进一步导致城乡学习意识差异。
（二）基于城乡二元体制制约的教育资源差距
我国多年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城乡发展呈现双轨制。虽然近年来二元体制逐渐解构，但是，由此业已形成的城乡老年教育办学经费投入机制及其他教育资源的差距问题并未得到真正改善，学校设施、教育场地、网络平台等基础硬件，管理队伍、师资力量、课程资源等必要软件，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多数城市老年教育的经费投入已纳入财政预算，而多数乡镇一级在老年教育办学中存在没有预算或预算不足的困境。软硬件方面都因缺乏资金支持而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影响农村老年教育的顺利开展。此外，农村老年教育资源整合力度远不及城市，周边的教育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盘活。教育资源共享问题亟待解决。课程资源问题上的表现尤为突出。对农村老年教育缺乏关注，相关调查研究也不够，课程资源在质与量上偏低，相比城市缺乏系统的课程资源，尤其缺乏网络教育资源。有限的课程内容仍更偏向于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不能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老年人的新教育需求有效对接。
（三）基于城乡地域环境影响的教育组织网络差别
农村和城市在地域环境上的差别也是城乡老年教育出现发展差距的一大原因。一方面，与城市相比，农村地域广、居住散、路况差，公共交通又相对落后。因此，现有的农村老年教育主要依托当地的成人学校、老人协会或老年活动中心开展，组织网络较为分散；另一方面，受制于通信条件，农村的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又大多滞后于城市，致使大多数老年教育机构没有构建起相应的网络教育渠道，老年教育无法从“在堂式”向“在线式”过渡，教学形式落后。相反，城市老年教育依托社区教育平台，已基本构建起市级老年大学、区级老年大学、街道老年学校、社区老年学习点四级网络，并普遍建立了“终身学习网”。可见，不同的地域环境，造成了不同的教育组织网络，进而带来了不同的教育差距。随着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小城镇居民的来源广泛，既有本地居民，又有部分市区居民迁入，还有外来经商、务工人员，人口构成异质化。因此，未来农村老年教育面对的教育环境将更加复杂，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教育组织网络已迫在眉睫。
（四）基于城乡社保双轨制带来的老年人可学习时间的差量
联合国人口基金与全国老龄办的调研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城乡之间的老年人收入来源差异巨大。城市老年人中，有66.3％的老年人主要依靠离退休养老金生活，但在农村，仅为4.6％。这主要由于我国社保体制仍存城乡双轨制，农村社保待遇较城市低。因而城市老年人中仅有6.6％的老年人需要靠劳动获得收入，农村老年人却占到了41.2％。这使得传统农村老年人参加老年教育缺乏经济保障，以及随之带来的时间保障的缺乏，对农村老年教育的顺利开展形成巨大阻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地或被适当流转，以发展现代农业和多种经营，进一步完善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农民不再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大大解放了农业劳动力；或被征用，通过一次性买断或以土地入股等形式，在国家明文杜绝“新式圈地运动”的政策背景下，使失地农民在制度上得到现在和未来一定的经济保障。经济压力减小后，为老年人增加学习时间提供了可能。可见，新型城镇化中农村的发展状况是既带有礼俗社会的烙印，又与城市文明慢慢融合，在此背景下的老年教育发展既不是传统农村型延伸，也不是现代城市型的复制，而应该有其特有的发展路径和相应的策略。
三、新型城镇化中农村老年教育发展策略
（一）摒弃“一次性教育”的思维定势
考量当下农村老年教育困境“，一次性教育”思维仍然是束缚农村老年教育发展的精神桎梏。首先，农村老年人由于长期从事的是经验型的传统农业，这给他们烙下了“学习一次够用一生”教育观念的深深印记。随着农民市民化时机的突然来到，他们显得应对无措，束手无策。其次，老年人家庭成员对老年教育的认识也没秉持终身教育理念，家庭有限的可支配教育资源偏向“厚此薄彼”，对下一代教育的投入有余，对老一辈教育的反哺不足，致使青少年过度社会化，老年人过早家庭化。再次，村社组织、基层干部还没真正意识到老年教育的重要性，他们或许对老年人的物质生活照顾得多，但对老年人的精神需求考虑得少。究其原因，说到底也是“一次性教育”观念作祟。因此，加强新型城镇化中的老年教育，首要的对策无疑是解放思想，观念先行。为此，我们应该发挥各方合力，通过出社区小报、发宣传读物、办终身学习周等活动，大力宣传终身教育思想。此外，还可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报道老年教育学习信息，塑造老年学习者的典型形象，起到示范引领的作用；总之，加强“终身教育”思想的宣传，目的是为了摒弃“一次性教育”观念，把学习内化为自觉行为。
（二）终止“城乡二元体制”的行为惯性
与城市相比，农村教育资源向来短缺。要解决这一历史欠账，必须改革城乡发展的二元体制。首先，教育设施建设应实现城乡一体、资源共享。除了凭借新型城镇化契机优先增加农村教育资源外，还须通过整合辖区内，尤其是城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公共教育资源，如图书馆、公园、科技馆、电影院等，为农村老年教育服务。这样既能解决当下老年教育开展过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也能充分盘活和利用城市闲置的教育资源，让农村老年教育在城乡统筹中真正获益。其次，教育经费投入应城乡均衡、农村适度优先。农村老年教育经费普遍不足的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地方政府在预算社区教育人头经费时执行“不同民不同价”的二元规制。随着农村老年教育受众增加，若不能改变既有政策，经费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应适度向农村倾斜，缩小城乡差距，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老年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再次，课程开发与师资力量应城乡兼顾、合作共建。针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教育的现实需求，课程开发和师资共享方面应该做到城乡兼顾、合作融通。一方面，应积极开发适合“自己的”课程，同时借鉴城市成熟的课程资源和培训菜单；另一方面，通过城乡合作共建，互聘互通，聘请地方乡贤、文化传人、能工巧匠、时代楷模、专业人士等为主体，建立师资库，组建“讲师团”，以确保老年教育有稳定和多样的师资力量。
（三）增强教育组织的网络依赖
健康有序的老年教育离不开完善健全的教学组织网络。一是加强架构管理组织。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老年教育可以在县乡举办老年学校，村组成立老年教育辅导站，各村组配置老年教育专门单位，逐步形成农村老年教育三级网络，实现农村老年教育有序发展。各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充分利用乡镇党校、老年协会、成人学校、中小学校的现有组织管理力量，实现共同发展。此外，依靠“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发展“农村老年教育”也是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农村老年教育的发展新趋势。二是搭建学习网络平台。在不断改进传统教育模式的基础上，应充分依托电大远程教育网、现代通信网络“、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网”等网络平台，开展老年教育的在线学习、移动学习，丰富教学形式，形成城乡远程教育资源共享、互利、互惠、双赢的联动机制。
（四）加强城镇化环境下的适应性教育
1.加强与市民化要求相对接的现代文明教育。
新型城镇化中的农民市民化，这一“化人”的工程，涉及的不仅仅是居住空间、职业、户籍的转换，老年农民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思维方式、价值体系都面临着调整和改变。文明新市民教育是农村老年人在新环境中的重要一课。文明理念、文明礼仪、交通安全意识、法律法规、环保教育、形势教育、人际沟通能力、社会参与能力等都是文明新市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面对老年人老年阶段的身体和心理变化，有必要进行设立突发状况应急技能培训、养老保健养生和心理健康知识、生命教育等相关课程。此外，第三代的培养是农村老年人平日生活中的重要任务，接受隔代亲子教育可以让老年人在家庭中扮演好教育者的角色，进而从“业余”家庭教育者转变为“专业”的家庭教育者，以较好改善和处理隔代关系。
2.加强与多样化岗位需求相衔接的职业技能教育。
随着农村土地的流转和征用，农民不再机械地从事繁重的农事，逐渐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农民的就业呈现多样化。尤其是低年龄段老年农民，就业需求强烈。他们从事的职业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未完全脱离土地的非传统老年农民的适应性教育。他们将土地流转给其他农户和经济组织，集中开发成农场，并仍参与农场的工作，但是需要学习新的耕作知识和技能，也需要服从农场主的管理，学习新的制度要求。第二类是完全脱离土地的老年农民的适应性教育。这类老年人在土地流转或征用后不再从事农业工作，逐渐转向二三产业。为及时对接新的岗位要求，他们需要进行新的技能培训，进而较好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第三类农村老年人根据自身的能力和社会需求，自主“创业”，或自主经营小商品，或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但是他们的“专业技能”却并不全面，多数只停留在经验层面，需要适时地发展其职业能力，实现再就业。
二、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农村城镇化是国之盛策，民之福生，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和政策引导不足，导致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总体水平仍较为落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1、农村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
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和就业的功能，是农民生活与生产的主要来源，土地被农民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陷入困境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城乡二元化结构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完善，进城农民也没有完全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企业经营效益不高，进城农民的收入不稳定；三是土地流转形式单一，信息服务不到位，流转操作不规范，没有形成市场化运行的土地流转机制；四是对于企业和大的承包商而言，由于农业生产投入多，农作物生长周期长，可能会面临不确定的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尤其是偏远地区，很难激起他们土地流转的热情。
2、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
大量农村劳动力已经成为了城市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他们却被城市边缘化，称之为农民工，没有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一是由于进城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其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就业农民无法市民化；二是进城农民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相对较低，在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就业竞争没有优势；三是就业农民所期望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形成了短缺与剩余并存的现象，这些原因导致了部分就业农民处于城市与农村的游离状态。
3、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约因素
我国城市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却仍然比较薄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是以新农保为主，以企业保险、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老年居民养老补贴制度为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实现了基本保障全覆盖。但这却是低水平的全覆盖，一是农村社保的种类少，项目不全；二是农村社保的实际获益非常有限；三是城乡保障制度不统一，没有建立城乡保证制度统筹制度，尤其是失地农民生活保障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导致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成为城镇居民，进而导致农村户籍制度难以进行。
三、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的对策
农村城镇化建设应是以城镇为轴心的、以便利交通枢纽为网络、以农业水利为命脉、以集团经济为主体多元化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形成新农村特色的城镇群居体系。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较为漫长的阶段，必须长远规划、脚踏实地、因地制宜、循序渐进。
1、根据地区差异化分步实施农村城镇化建设
我国农村是一个极为复杂、极为不平衡的特殊生活区和特殊劳动群体聚集地，由于受地理条件、人口分布、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影响，各地区农村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应先在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建设农村城镇示范点，取得经验和效果后再进一步推广与实施，将农村城镇化建设与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开展农民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等目标结合起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灵活合理流转，集中农村土地资源，逐步形成农业现代化的集团经营模式，促进传统农业向农业特色化、产业化和现代化方向迈进。
2、以县域为单位先科学规划再有序推进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大幅度下降，各级村、组集体面临着规模缩小的问题，土地粗放经营甚至土地闲置的现象日趋严重。应以县域为单元，做好规划与布局，首先，要对农民群体进行细分和推测，计算就地农村城填化的农民总数；其次，以县为单元进行总体部署，在县域范围内，根据城镇规模与人口比例集中建设数量确定的小城镇；再次，要事先规划好支撑产业，确定产业所能容纳的就业农民数量，以及建设相应的配套生活设施，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最后，把握规划原则，保护耕地，耕地是最珍贵的资源，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少占耕地，还要建立完善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即对于进城后的农民应退出在原村的宅基地和住房，杜绝农民闲置大面积住宅不用的情况下又占据新资源的现象。
3、实施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由于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农民群体已经高度分化，大致为四类：一是以纯农业为生的传统农民，二是徘徊在在城乡之间农民，三是完全脱离农业长期居住在城镇的现代农民，四是生长城镇基本没有农村概念的新生代农民。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逐步解决现有2亿多和每年新增1000多万农民工的半市民化问题；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照分类推进的原则，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转为城市居民，全面放开小城镇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小城镇的限制。
4、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有相当数量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征用，农民赖以生活与生产的土地被流转与征用后，就变成了失地农民。农民失去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应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保障。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首先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其次，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最后，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建立定额补助、责任分担、缺口自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机制，探索可靠稳定的多渠道筹资机制和有效运营、严格监管的机制，促进社会保险基金平衡。
5、构建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农村城镇经济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当地农村城镇的资源优势，实施品牌战略，促进优质农业资源向高端品牌化产业转化；二是着力发展农村城镇的工业园区，以工业园区提升资源集约利用，实现能耗综合控制、产业集聚、延伸农业产业链，以工业化带动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将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有机结合，实现对农村城镇经济的辐射和带动功能，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为农业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创造条件；四是建立健全农村城镇金融政策扶持体系，引导大中型银行延伸至农村城镇，并加快农村城镇股份制银行的发展组建步伐，拓宽农村城镇资金供给渠道。
6、以信息化促进农村城镇发展
一是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技术，依托通信网络实现农业生产环境的智能感知、智能预警、智能决策、智能分析、专家在线指导，为农业生产提供精准化种植、可视化管理、智能化决策，实现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生产手段、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二是以信息化拓展农业产业化活动空间，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农业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农产品市场效率；三是围绕农村城镇的主导产业、特色产品等，建立交易平台等电子商务系统，产品购销信息，拓宽产品销售渠道，促进城镇企业与居民利用电子商务系统进行产品交易；四是通过信息化手段推动农村教育、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等文体事业发展，促进农村城镇管理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教育资源共享，积极发展智慧医疗，提高农村城镇的文化旅游服务水平，以信息化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等。
农村城镇化，是指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工业化的同时，参照城市先进的经济技术社会标准，在我国广大农村建设中小城镇。它具体包括农业人口逐渐向非农业人口转移，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向第二、三产业，多数居民要转到统一规划布局的小城镇之中。农村城镇化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的载体，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导向、拉动作用是农村所不可比的，因此，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的城镇化建设，现代化社会亦把城镇化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鉴于此，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各地政府就逐步加大了当地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力度，使得过去一度发展停滞的小城镇建设日趋活跃，到目前为止，全国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不可否认。农村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但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问题，在农村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们更注重直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伴随着城镇化建设而带来的环境问题也以惊人的速度摆到了国人的面前。不少小城镇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严重，垃圾围城现象普遍存在，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日益加重，影响了农村城镇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对农村城镇化建设中的环境问题不予以足够重视，就会与农村城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为此必须在借鉴世界各国小城镇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探索解决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新途径，采取有效措施来解决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本文将主要从环境保护角度来探讨我国农村城镇化建设环境优化的对策方法。
一、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加强环保意识
人是城镇生态环境系统的主体，是城镇生态环境的设计者、建设者和管理者。人的行为对城镇功能的好坏起着支配作用。当今许多城镇问题都是由于人缺乏环境保护意识导致的，因此必须从普及和提高意识着手。目前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类作用的加强，存在着过分强调人的主观性的思想，片面地按照人类需求来改造环境，与自然对抗，违背自然规律，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警示，不能无限度地向大自然索取，人和自然之间应当保持和谐、协调的关系，才能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农村城镇化建设应该体现生物圈和技术圈协调，人与环境和谐相处。
二、制定城镇环境建设规划，实现农村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
城镇是一个多功能、多层次的生态系统，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经济功能，忽视城市的环境功能，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在实践中人们对城镇生态系统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以及局限于眼前利益的行为，是造成城镇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根源，因此必须掌握城镇环境和生态的特点及规律，搞好近期和长远城镇环境建设规划，特别应做到保护和节约水资源，防治城镇水源污染。严禁在城镇市区建设污染水源的工程项目。改变城镇能源结构，合理利用能源，解决大气污染问题。对城镇生活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尽可能使其资源化加以利用。只有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才能实践城镇环境的优化。
三、建立健全环境保护财力保障机制，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
目前，小城镇是以上缴财政收入为主，自身不是一级独立财政，无法把必要的正当的环境投入列入财政预算和计划中实施。加上小城镇自身财力不足，除了各项财政支出外，难于支持一般的环境保护工程的资金需要，所以，小城镇应当把环境保护目标纳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搞好综合平衡，加强对环境项目的财政倾斜和信贷投资，创建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小城镇，用足用好按规定筹集的环保费用，根据“污染者负责、开发者保护”的原则解决环境优化问题。政府着力加强城镇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危险废物处理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保障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正常运行。四、强化政府对农村城镇化建设进程中的环境管理
政府在协调农村城镇化和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政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环境保护提到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地位中来，各级政府要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把握城镇发展规律，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落实环境质量领导负责制，切实做到责任到位、投入到位、措施到位。具体措施是：(1)提高环境保护司法的能力，改变目前环境保护制度在农村执行率低下的局面;(2)改排污浓度限定为总量限定，以实现从浓度控制到总量控制的转变，以及生产末端治理到生产过程治理的转变;(3)提高排污收费的标准，促进企业治理污染;(4)形成可再生资源利用补偿费，促进企业节约利用资源，并利用资源补偿费扶持可再生资源的培育;(5)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统计和检测体系，为农村环境管理提供坚实的基础;(6)在科研资源配置上向研究、开发和推行有利于环境和资源保护的应用技术上倾斜;(7)从税收、信贷等方面对环保企业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扶持。
五、协调农村持续发展的三大目标关系，实现城镇环境优化
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我国农村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有三个：一是产量目标，二是收入目标，三是环境目标。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持续发展。所以维持一个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推进的一个重要目标。
然而上述三个目标是对立统一关系，实现产量目标和收入目标就有可能损害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农村城镇化推进也有可能对农村环境造成损伤。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大目标下，任何目标之间的冲突应该依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加以处理。比如实现产量目标和收入目标对环境目标不利时，则前两个目标应服从于环境目标。当然服从环境目标并不绝对意味着缩减生产和减少收入，服从于环境目标的实质在于通过调整生产技术模式，发展生态技术，使其增加生产和收入，推进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持续性融合在一起。
六、发展循环经济，保护农村城镇化建设环境
循环经济是“自然资源——产品和用品——再生资源”反馈方式的经济增长过程，能够实现废弃物的再生利用和减量排放，有利于农村城镇的环境保护。一是大力推行环境无害化技术，比如污染治理技术、废物利用技术、清洁生产技术等。清洁生产技术在环境无害化技术体系中属于核心地位，是实现循环经济的基本形式。二是调整乡镇企业生产布局，大力发展生态工业，按工业生态学原理和循环经济理念，围绕主导产业，聚集资源循环利用的企业共生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经济高效型、生产环保型的生态工业园区。这种模式要求改变传统的区域工业布局，围绕主导产业的生产企业，配置一些能利用该企业排放物的其他企业，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企业共生组合。三是加快城镇垃圾处理产业化，加强垃圾处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实现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和加工的专业化协作、企业化经营。农业为工业可提供原料，工业企业产生的废物经过加工处理返回到农业，从而形成工农业相互促进的物质和能量循环。
参考文献：
[1]杨士弘:城市生态环境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叶堂林:小城镇建设的规划与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
[2]包景岭骆中钊李小宁等:小城镇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设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农村城镇化是农业人口向城镇地域集中和农村地域转化为城镇地域的过程，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在于搞好小城镇建设，而搞好小城镇建设又势必无法回避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果我们对城镇化建设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就会与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背离，进而直接影响到当地城市化、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在新形势下如何兼顾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选择一条既能保护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城镇经济、环境与资源协调发展的城镇建设之路，对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宜居城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
1.人口增长过快。人口和自然之间应该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农村城镇化既可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以减少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2.生物多样性减少。生物界多种多样的物种是大自然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基础，而我国则是物种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土地资源短缺。土地资源短缺问题，在河北省乃至全国都表现得很突出。小城镇是农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固有产物。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认识还不够清楚，把握还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使农村人与地之间的矛盾变得更为突出。
4.地面沉降。由于城镇地域建筑物密度的增大,以及城镇排水系统等地下设施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雨水向土壤的渗透；再加上人们对地下水的过度抽取，导致了地下水位的不断下降，进而引起了地面沉降。地面沉降的程度越大，其沉降区的分布范围也就越大。地面沉降不但可造成地面标高的损失，以及河道行洪能力的下降，而且还可造成房屋破坏、地下管线扭断破裂，进而对当地经济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5.土壤污染。由于城镇土壤分布多呈现零星分布状态，面积相对小而孤立，土壤的生态系统较为封闭，物质循环与转化过程较为单调和缓慢，土壤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较少，因而其污染物代谢和降解功效，以及环境载荷能力相对较低。当城镇频繁的人为活动所产生的大量固体废物进入土壤，一旦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就会造成土壤污染。因为有机废物是可以分解的，而无机废物如不加以处理就会永远侵占我们的土地资源。
6.乡镇工业污染。随着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城镇环境污染也正在从点到面、从局部向整体蔓延。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这是与乡镇工业的粗放式经营有密切关联的。工业生产活动在城镇地区的集中，如果治理不周，工业企业所排放出来的废水、废物、废气和废渣等污染物会在一个位点上集中。当这些污染物排放超过自然系统本身的净化能力后，就会产生环境问题。
7.生态环境恶化。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城镇的生态环境。由于城镇建设规模的急剧扩张，使得城镇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速度难以跟上城镇发展的需要。到现在，一些城镇尚无系统排污管渠和集中污水处理厂，城镇污水大多是未经处理而就近排放；有的城镇其生活垃圾还主要采用的是露天堆放等简单处理方式。而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和随意堆放的固体垃圾，极易对城镇周围的环境造成破坏。二、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环境恶化的成因
1.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目前大部分城镇都坚持“城镇要建设，规划要先行”的方针。但也有些城镇的建设带有一定的随意性，缺乏科学合理的城镇规划指导，盲目追求“高、大、新、全”，从而导致城镇建设摊子铺得过大，城镇布局有些零乱、土地配置有些失当、功能分区不太明显，不仅给城镇的管理带来不便，而且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加大了城镇环境的治理难度。城镇规划布局的不合理，直接导致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恶化。
2.缺乏环保意识。城镇环境保护是政府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的重要职能，但一些城镇人民政府却往往忽视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导向，未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到应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仍未从根本上改变。重开发建设，轻环境保护；重当前利益，轻长远利益；盖厂兴镇不治污，毁林建房不绿化的现象在一些城镇依然存在。更有些人误以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可随意利用之物。
3.自然资源的过量利用。自然资源能否合理利用将直接关系到环境保护的成效。在人类将自然资源加工成产品、又将生产排泄物返回到自然环境中去的循环往复过程中，如果不能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使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那么生产排泄物将会积聚过多，就可能会造成污染。反之，如果能够循环、综合地利用自然资源，提高自然资源的转化率，那么，其生产排泄物就必然会减少，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压力从而也就相应地会减少。
4.环境监控能力薄弱。一是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缺乏强制手段、操作性不强，排污收费和违法行为处罚标准偏低，在客观上造成了环保执法难的问题。二是环境管理体制无法适应环境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环境管理的工作机制不健全，对外无法有效行使统一监管职能，对内无法形成上下联动、协调一致的局面。三是环境执法能力建设薄弱、执法装备落后，也严重影响了环境监控的正常进行和环境执法效能的提高。
5.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城镇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对城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与城市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相比，小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明显滞后于小城镇建设。相当一部分城镇的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与城镇的建设发展速度不相适应，跟不上城镇环境保护的需要。垃圾和污水的收集处理能力不强，清洁能源的使用率不高，使一些常规技术很容易解决的诸如烟尘、污水、垃圾等污染问题难以得到解决。
6.城镇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不协调。一些城镇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经济效益往往见效快，而且效果比较明显；而生态环境效益则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累积性。一般说来，经济效益容易被人们所重视，因为它与人们的自身权益直接相关联。但如果只是追求一定的经济效益，而忽视相应的生态环境效益，往往就会适得其反。
7.城镇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不足。在环境保护人员投入方面，目前城镇环境管理人员的编制还偏少，特别是在环境监督第一线的基层环保力量更显薄弱，远远不能满足城镇环境管理的需要。而且，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人员又多半是从其他管理部门和技术岗位上转岗而来。在环境保护财力投入方面，政府、企业对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显不足。可以说，环境基础设施不健全，直接制约和影响了城镇生态环境的改善。
参考文献:
[1]叶堂林:小城镇建设的规划与管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6
[2]包景岭骆中钊李小宁等:小城镇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设计[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5
1.1改革开放前后我国户籍制度的变迁
1958年户口制的实施，正式明文规定禁止人口跨区域的流动，将劳动者固定于出生地。其后又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配套政策，户口制与每个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消费相结合，劳动者一旦脱离了自身的出生地就面临着生活上的危机。户口制的实施使我国城乡间的劳动力市场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城市工业增长无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改革开放后，户籍管理逐步放松，票证供应制逐步取消。1984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有了法令上的依据。尽管未能摆脱农村户口，却拥有了进城工作的机会。1988年，国务院和劳动部发出通知，除允许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外，甚至鼓励经济落后的省区，对省内有就业需求的劳动力进行组织，实行“集体输出”的劳动力的省际贸易。此后，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便不断加快。自2000年开始，我国部分大城市和绝大多数的中小城市，开始推行“蓝卡”、“绿卡”等暂住性户口，这象征着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户口的政策限制的放宽。201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就是通过消除城市户口上所承载的各种“特权”，进一步弱化户籍的旧有功能。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落实进一步户籍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标志着我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1.2城镇就业模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前，国有企业与城镇集体企业一直是城镇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被称为统包统配和固定工制度为主要特征的就业制度。在1980年8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会议中，制定了新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方向。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渠道由过去单纯依靠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安置，转变为国有、集体、其它经济等多种方式。1986年7月，国务院同时了四个重要的规定，指出企业在国家劳动工作计划内招用常年性工作岗位上，除国家特别规定外，统一实行劳动合同制，自此开始全面性的劳动就业改革。1989年和1991年，国务院颁布了有关国有企业中临时工的管理条例，条例规定企业可以直接与工人本人签订劳动合同，然后再报道请当地劳动部门批准备案。此后，国有企业不断招聘农民工。劳动者的身份也不再锁定于城市劳动力，而是根据劳动成本与工作性质的考虑，拓展到农村劳动力。通过逐步开放城镇非国有企业的设立，国有企业每年吸纳大量劳动力的负担得以减轻。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国企下岗失业的人数随之上升，导致国有单位所能支配的城市劳动力不断缩减，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越来越重要。到2000年时，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人数已达到1935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的17.2%，2012年底，非国有部门的劳动力人数为7808万人，占城镇单位就业人数的51.3%(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1，2013)。
2.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数据。本文通过对比已有的有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测算后，最终借鉴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与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研究员科学构建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测算体系并测算的我国1991—2012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发展历程，经济活动人口是指劳动年龄内(16岁及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参加或要求参加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总和，它是未就业劳动力与就业劳动力的总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是农村实际从业劳动力与农业实际从业劳动力的差额或二三产业实际从业劳动者与城镇实际从业劳动者的差额。
(1)第一阶段1991—1996，为快速增长期。
该阶段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1年的8928万人猛增至1996年的14208万人，5年间增长了59.14%。统计数据显示，1991—1996这六年间我国GDP的平均增速达11.9%，其中第二、三产业分别为16.25%、10.6%，而农业仅为4.3%，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为大量劳动力农村转移创造了良好条件。
(2)第二阶段1997—2002年，为下降调整期，年均增速为负数。
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由1996年的14208万人降至2002年11481万人。这一方面受我国国营企业改革影响，大量城市职工下岗分流，而下岗职工再就业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空间;另一方面，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相比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作为吸纳农村劳动力量最大的第二产业发展水平下降最为明显，它的大幅下滑显然会极大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
(3)第三阶段2003－2012年，为回升反弹期，连续九年实现增长。
2003年因“非典”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出现短暂下降，但2004年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随即稳步回升。到2012年我国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3829万人，在2002年11481万人的基础上增长了20.45%。
3.在农村劳动力不断转移下我国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推进
城镇化是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官方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1.27%，城镇化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常住人口。中国社科院日前蓝皮书称，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突破60%。我国1991－2012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镇化率)发展趋势图。口由1991年的3亿增加到了2012年年底的7亿，城镇化率由1991年的26.94%上升到2012年的52.57%。我国的城镇人口已经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并处于持续增长中。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院院长迟福林称，从国际经验上看，城镇化率处于30%－70%的时期，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国2012年的城镇化率为52.57%，正处在快速发展的区间，未来十年不仅有很大的成长空间，而且还会有一个较快的增长速度。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冯奎认为，与发达国家通常城市化率达到80%的水平相比，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滞后，未来还有20%－30%的提升空间，2亿至3亿人口将涌入城镇，加上现有的2亿农民工，届时，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
二、新农村建设是城镇化的动力与补充
党的十八指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已经成为我国规划未来农村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思路和指导思想，是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是城镇化建设的动力和必要补充，更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经之路。如何用稀缺的耕地养活13亿人口，让每个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并且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就需要大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大机械生产以及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将有效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就又使得大批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增加了本就过剩的农业人口，也就加快了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速度。然而大、中城市的承载空间有限，不能满足大量流动人口的需求，所以部分农民就会选择向城镇转移，这也就催促了城镇的建立、发展和壮大。在向城镇转移的过程中，生活环境的变化影响了农民人生观和价值观、生活习惯和自身素质。农民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素质，由“靠力气吃饭”转向“靠技术吃饭”，为城镇化提供了人力和智力的支持。新农村建设还是城镇化的必要补充。首先，我国幅员辽阔，农村发展的基础和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交通不便，距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农村就地城镇化就是一个最优的选择。发挥其农业生产的优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为城市提供充足的绿色农产品，同时对农产品进行深加工，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其次，我国逐步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农村劳动人口老龄化趋势也愈加明显。据测算，到2016年，农业从业人员中50岁以上劳动力比例将达到50%。并且，农村留守人员也呈上升态势。这些留守人员大多是妇女、儿童、老人，他们往往都或主动或被动地留在农村，尤其是一些一辈子都生活在农村的老人，故土难离的情结使他们不愿意离开生活的热土。如何让这些农民和留守人员过上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农村生活，加强新农村的建设至关重要。最后，由于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甚至举家搬迁到城里，农业耕作缺乏充足劳动力，导致许多耕地撂荒、农村住宅废弃、田园荒芜。如何改善农村荒芜、废弃的景象，也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城镇化建设，更离不开新农村的建设，只有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理想。
韦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济学家，是工业区位论的奠基人。韦伯理论认为，区位因子决定生产区位，即将生产吸引到生产费用最小的地点。具体做法是根据运输费用来确定生产成本最小的地点，因此农产品加工一般会聚在城镇地区。城镇地区的交通业十分发达，信息传递也十分高效，为降低成本，农业产业主体也会集中在城镇区域。这种聚集既促进了产业发展的高度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而目前，对于中国农村发展状况来讲，农村的运输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农业产业主体会因地制宜地布局在农村地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给农村地区带来更多的生产要素，如资金，技术，设备等。生产要素是推动农村城镇化的重要条件，主要原因就是要素的流通和使用决定了农村城镇化的快慢。农业产业化要求以盈利为目，以经济效应为导向，此种导向必然会使产业生产主体降低成本。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比城市劳动力的价格低，这会吸引大量的农业产业主体到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工作，这也会加速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以前从事耕作的农民会因为更高的工薪去从事龙头企业雇佣下的工作，农村劳动力会以这种方式转化成城镇劳动力。这种最优区位布局驱动着农业产业化对农村城镇化产生作用。
（二）农业产业化通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村城镇化
在全球发生二次工业革命和信息产业革命后，大部分的生产劳作工具已经规范化，如生产线更是普及，规模经济发展得以形成，产业化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紧密相连。产业内部达到合适的经济规模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条件，农业产业化的发展需要充分使用规模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而如何使用规模经济也显得格外重要，使用标准化的分工，不断提高科技进步，高效率的融资和大企业的收购等，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规模经济效应。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要求劳动工具不断革新，所需的劳动力素质也不断提高，原本的耕地发展成为农业生产基地。目前，发展较为成熟的方式是龙头企业去经营生产基地，具体措施为建立农民与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利益联结机制是实行农业产业化的基本要素，农业产业化发展地是否成熟，最重要的就是在于利益联结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地发挥。在这个利益联结体里，不管是生产者，消费者，还是销售者，都会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但不是每个参与者的利益都是均等的，要根据其对整体效益的贡献来作出合适的分配，并且分配要以公平为原则，这样的利益联结机制才是有效的。目前，我国的农业大企业比较少，其吸收能力有限，并不能和农民的利益有效地结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这些龙头企业的运行效率就会很低。为了更好地与农民互动，可以让农民更加地融入到这个企业，可以通过农民参股的模式，农民会因为了自己的利益会积极参与到龙头企业经营工作中，龙头企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支撑力量，可以更好地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形成规模经济。生产基地的规模经济效益会使农业产业经营收入增高，农民反过来也会因为更好的社会福利而涌入城镇，这就壮大了城镇化的发展。这些涌入的劳动力资源在经济资源中是最不可或缺的，因为除了劳动力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需要劳动力要素去支配，其他生产要素只有和劳动力要素结合，才能产生价值，所以农业产业化使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不仅将人口城镇化，也促使了劳动力资源在城镇区域的合理配置，加速了城镇化的发展，为发展中的城镇创造经济价值。
（三）农业产业化的外部效益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时，它的影响就超出了农业的范围，其外部效益会影响到农村经济的方方面面，从而推动农村城镇化。比如发展生态农业旅游，这种旅游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就业收入，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农业产业化发展成熟可以带来的不仅是农村第一产业的发展，也促会促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如生态农业旅游，餐饮，物流等。由于第三产业即服务业会吸引大量的就业，对农村劳动力转化为城镇劳动力具有重要贡献，而且服务业与人们的生活联系紧密,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更能直接对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产生影响。因而，城镇化的发展不能忽视服务业，城镇化的发展应以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的结合点为着力点，这样农业产业化就能通过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此外，产业化的农业已经与单纯的第一产业不同，基本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需要拥有大量的资金，农业产业化也要与运输，计算机技术相结合，这些都为城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将城镇化过程中分散的资源聚拢后进行科学配置，使城镇化的发展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二、农村城镇化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一）农村城镇化可以抵消产业化的副作用
当农业产业化发展迅速时，产业主体所运用的技术会进步，设备更换的频率会提高，生产经营模式会向现代经营方式转变，对耕作土地面积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对人力的需求越来越小，因而农村劳动力已经超出了需求，农民会到城市去寻求就业机会，但是城市本身的就业吸收量是有限的，城市如果拥有过多的劳动力，会造成资源闲置，城市科学治理就会变得有难度，而农村城镇化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城市过度饱和的问题，所以农业产业化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农村城镇化。
（二）农村城镇化会促进农业产业走向规模经济模式
农业依靠自然资源，在自然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均所拥有的资源比较少，目前来看，农民依然会保留一定的土地并且耕作，但是更多的时间，他们会进城务工，获取更高薪水，土地耕作却变成了副业。这种情况会导致农村的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而土地经营权却不能及时转移到农业龙头公司，龙头公司就无法扩大企业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城镇化的发展会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劳动力转移的障碍清除，现有土地经营权就会得到合理的利用而不会荒废，所有的生产要素会随着市场规律的变化而科学地流动。只有规模经济体所需的各种要素资源都得到满足，农业产业化才会有机会发展。
（三）农村城镇化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良好环境
想要发展农村产业化，必需有城镇化发展环境。农村城镇化以它集中的生产资源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当农业经营发展成集约化，现代化模式时，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会转化成城镇劳动力，它们作为城镇人口，有着比之前更多的需求。城镇化可以拉动大量的需求，比如有更多与第三产业有关的需求，而在农村，最大的需求也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农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原来农民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被打破，他们需要以工作换取生存和生活用品，像房地产，旅游业，服装业等就会进一步的扩大，这种蓬勃发展的服务业会为农业的产业化提供服务，就会大大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增加的城镇人口比以前拥有更多的需求，要满足这些需求需要更多的生产，而单纯依靠传统工具生产已经跟不上日益扩大的消费需求。增加的需求会刺激农业进行产业化，因为只有发展农业产业化，采用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城镇化地区拥有比农村地区更多的研发技术资源，农业产业化必须以科学进步来提高产业经济效益。产业主体仅仅依靠增加产量来扩大市场规模是十分缓慢的，必须依靠科技进步才能反向刺激需求，产生新的分工，新的目标市场，提高生产效率。农村城镇化可以为农业产业化提供研发环境，刺进新的需求，间接促成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另外，我国目前农业仍然存在大量的小农经济，并且农村人口数目远远超过城镇人口数目，而人均可耕土地资源却少之又少，这就加深了农村人口和可耕土地的矛盾，这些是导致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的因素。城镇化的发展可以从整体上为农业产业化服务，有序地将农业剩余人口转移而不会导致社会问题，这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所必需的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