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主动获取知识的方式对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是为了人类的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前情报学理论研究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新的发展动向和新的发展路径。国内外许多情报学家都致力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就从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和发展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
一、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
纵观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系统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己走过了几百年。如果单从图书馆以保存文献为主要功能这一对象来说，从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只是由于战乱被毁掉了，但从前人留下的史书记载可以得出这一事实确实存在过。到今天图书情报学随着当今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完善和迅猛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离不开的一种文化职能机构。简言之，图书情报学就是在以图书馆为主，包括各种资料室、信息中心、情报中心、信息咨询机构、情报研究所以及培养各种图书情报人才的各大学的图书情报院系、各种类型的出版社、科研机构等当今社会主要的信息机构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图书馆是他们的核心和发展源。
二、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情报学在当今时代是如何发展的呢?这是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图书情报学也不例外，当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原有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时，就预示着这一学科面临看重大变革。要实现这一跨越，有两个方法，一是发明新的理论方法。二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发现新的理论或方法，发明新的技术。在社会科学中，大多为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方法、技术。
过去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借阅全凭手工，费时又费力，效率低，又容易出差错。自从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图书馆管理后，这一状况彻底改变。借阅管理目录查询都由计算机自动管理，效率高、差错少，使图书馆管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而现代科学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交叉综合，不仅是相似相近的学科之间进一步综合化，甚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由于学科之间的移植而形成交叉学科。现代科学中不存在截然独立的学科。在自然学科研究中参照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反之亦然。综合化趋势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本学科的系统理论，还要了解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有关理论，使其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科研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过去的简单的文献情报学发展到当今的高科技图书情报学的综合学科，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代替了过去的手工操作和半机械化，填补了学科之间的鸿沟，使相近学科，甚至相差很大学科之间研究储存人类有价值的知识及先进的科学资料也能得心应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人员素质也应相应的有较大的提高，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由过去的低级操作人员变为今天掌握高科技技术的高级人才，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才能更好的、更高速的为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得心应手的高科技信息和高科技情报。才能将图书馆办成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及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公共场所。
图书馆做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那么图书情报学也在给人们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这个公共场所中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超前的科学价值。这是因为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文化、资源的协调发展是离不开的。
广域图书馆与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是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域图书馆的基本特性包括：是介于书库与数据库之间的多维空间典藏图书馆；是介于各种馆藏内涵之间属于多元内涵与干系的图书馆；是具有执行栓释资料功能，发挥大媒体结构的复合图书馆；是继传统图书馆之后，充分提供资料、信息和知识化多频多元服务的新一代图书馆；是超越过去图书馆服务范畴，组成图书馆服务集成网络，并且创新价值的新世纪图书馆。因此，广域图书馆是集合了技术、政策、管理与经济效益于一个经营模式中的图书馆。总而言之，广域图书馆是图书馆思维与图书馆业务的大集合，也是图书情报学新拓展的坚实基础。将广域图书馆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了切合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新功能；面向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信息和科研情报集散的枢纽功能、情报加工的增值功能及情报营销的市场功能。同时并能达到：收藏与展示相结合、收藏与研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及途径
图书情报学在一体化结合的发展中，要想得到长足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做为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当今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图书情报学科的现有地位，如何给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美好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准备让图书情报学以何种新的服务方式和发展方式面对广大读者及其新的需求，这是图书情报学面临的新课题和必须去迎接的新挑战。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过去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各种体制、法规就不健全或者比较单一，那么这种挑战带给我们的困难就更大，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的时候，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上去，还能有所创新，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未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具有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集成化、智能化等几个明显的特征。
如今有人提出地球村，全球研究村等概念，也就是说到某个时候这个地球村只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运行良好，内部协调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到那时侯，图书情报系统将在人类社会化、文明化、信息化的发展中扮演主体的角色，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系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基于人们对未来地球村的构想，我们完全可以构想我们的一体化地球村图书馆。
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是三个重叠性很大的概念，但他们的内涵是逐步深化的，而集成化和智能化则是基于前面三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们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层次的应用。当现代图书情报学系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己经发展到了“地球村”时代。可是如果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我们的平均水平还处于半机械化、机械化时代，而国外具有先进水平的图书情报学系统正在进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至少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两代的发展水平。这个差距如何尽快弥补上，并且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相当关键的。所以要尽快赶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必须采用跨越式的和一体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图书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科技保障。
求知是人类的本性，主动获取知识的方式对人们具有重要意义。图书馆学是一门努力提高客观知识社会记忆能力的实用性科学，它的宗旨是为人们主动获取知识提供最佳工具与方法。图书情报学是为了人类的求知而建立起来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当前情报学理论研究正在蓬勃地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新的发展动向和新的发展路径。国内外许多情报学家都致力于图书馆情报学理论方面的深层研究，从不同的层次、不同的角度阐述了对图书馆情报学的见解，不断把图书馆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就从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可持续发展和发展途径等基本理论问题做些研究和探讨。
一、图书馆情报学的形成
纵观我国图书馆情报学系统的发展历史，风风雨雨己走过了几百年。如果单从图书馆以保存文献为主要功能这一对象来说，从公元前一千多年以前就出现了最早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只是由于战乱被毁掉了，但从前人留下的史书记载可以得出这一事实确实存在过。到今天图书情报学随着当今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完善和迅猛发展，也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离不开的一种文化职能机构。简言之，图书情报学就是在以图书馆为主，包括各种资料室、信息中心、情报中心、信息咨询机构、情报研究所以及培养各种图书情报人才的各大学的图书情报院系、各种类型的出版社、科研机构等当今社会主要的信息机构持续发展过程中所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中图书馆是他们的核心和发展源。
二、图书情报学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情报学在当今时代是如何发展的呢?这是因为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图书情报学也不例外，当学科发展过程中出现自身原有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时，就预示着这一学科面临看重大变革。要实现这一跨越，有两个方法，一是发明新的理论方法。二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学领域，往往是发现新的理论或方法，发明新的技术。在社会科学中，大多为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自然科学中的理论、方法、技术。
过去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借阅全凭手工，费时又费力，效率低，又容易出差错。自从计算机技术被引入图书馆管理后，这一状况彻底改变。借阅管理目录查询都由计算机自动管理，效率高、差错少，使图书馆管理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而现代科学的一大发展趋势是交叉综合，不仅是相似相近的学科之间进一步综合化，甚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由于学科之间的移植而形成交叉学科。现代科学中不存在截然独立的学科。在自然学科研究中参照引入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有关研究成果，反之亦然。综合化趋势促使各个学科的研究人员不仅要了解本学科的系统理论，还要了解相关学科，交叉学科的有关理论，使其知识结构更加合理，科研能力大大提高。同时对图书馆情报学的研究、发展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由过去的简单的文献情报学发展到当今的高科技图书情报学的综合学科，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代替了过去的手工操作和半机械化，填补了学科之间的鸿沟，使相近学科，甚至相差很大学科之间研究储存人类有价值的知识及先进的科学资料也能得心应手。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情报学这一学科人员素质也应相应的有较大的提高，与现代科学发展相适应，由过去的低级操作人员变为今天掌握高科技技术的高级人才，只有这样，图书馆才能更好的服务社会，才能更好的、更高速的为现代高科技的发展提供得心应手的高科技信息和高科技情报。才能将图书馆办成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及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公共场所。
图书馆做为人类知识的公共记忆装置，那么图书情报学也在给人们提供客观知识服务的这个公共场所中对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超前的科学价值。这是因为情报学与社会、环境、经济、技术、文化、资源的协调发展是离不开的。
广域图书馆与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是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广域图书馆的基本特性包括：是介于书库与数据库之间的多维空间典藏图书馆；是介于各种馆藏内涵之间属于多元内涵与干系的图书馆；是具有执行栓释资料功能，发挥大媒体结构的复合图书馆；是继传统图书馆之后，充分提供资料、信息和知识化多频多元服务的新一代图书馆；是超越过去图书馆服务范畴，组成图书馆服务集成网络，并且创新价值的新世纪图书馆。因此，广域图书馆是集合了技术、政策、管理与经济效益于一个经营模式中的图书馆。总而言之，广域图书馆是图书馆思维与图书馆业务的大集合，也是图书情报学新拓展的坚实基础。将广域图书馆与情报学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了“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形成了切合图书情报学一体化发展的新功能；面向社会的文化教育功能、信息和科研情报集散的枢纽功能、情报加工的增值功能及情报营销的市场功能。同时并能达到：收藏与展示相结合、收藏与研究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在当今的高科技时代持续发展。
三、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及途径
图书情报学在一体化结合的发展中，要想得到长足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把人才资源、先进技术和雄厚的经济基础做为有机的结合才能实现这一目标。面对当今科技迅猛发展，各种新技术，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主要是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日新月异，如何才能继续保持图书情报学科的现有地位，如何给图书情报事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一个美好的发展基础，也就是说准备让图书情报学以何种新的服务方式和发展方式面对广大读者及其新的需求，这是图书情报学面临的新课题和必须去迎接的新挑战。尤其是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来说，过去的基础比较薄弱，而且各种体制、法规就不健全或者比较单一，那么这种挑战带给我们的困难就更大，尤其是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明显的时候，将以何种方式弥补上去，还能有所创新，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未来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方向具有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虚拟化、集成化、智能化等几个明显的特征。
如今有人提出地球村，全球研究村等概念，也就是说到某个时候这个地球村只有一个宏观意义上的运行良好，内部协调的图书情报学系统。到那时侯，图书情报系统将在人类社会化、文明化、信息化的发展中扮演主体的角色，并且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就是图书情报学系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基于人们对未来地球村的构想，我们完全可以构想我们的一体化地球村图书馆。
电子化、网络化、数字化是三个重叠性很大的概念，但他们的内涵是逐步深化的，而集成化和智能化则是基于前面三个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他们都是现代信息技术的高层次的应用。当现代图书情报学系统发展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己经发展到了“地球村”时代。可是如果从发展阶段进行比较，我们的平均水平还处于半机械化、机械化时代，而国外具有先进水平的图书情报学系统正在进入电子化、网络化时代，至少与国外发达国家相差两代的发展水平。这个差距如何尽快弥补上，并且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战略的选择是相当关键的。所以要尽快赶上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必须采用跨越式的和一体化、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图书情报学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科技保障。
〔分类号〕G350
Bibliographic Coupling Analysis of 6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u Zhengyong Jia Konghan Jia Yuwen Dong Yan
Management School of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116029
〔Abstract〕Based on bibliometrics methods and the data of CNKI, this paper makes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6 Chinese core journal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2005, including paper coupling, author coupling, coupling intensity, coupling ratio, the paper of most coupling, so as to provide a reliable and objective criter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these 6 core journals. It also discloses som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es.
〔Keywords〕paper couplingauthor couplingcore journalsCNKIbibliometrics
论文耦合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开斯勒(Kessler)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这个定义是以论文本身为基础的，即以被引证文献为耦合链把某些引证论文联接起来，从而体现引证论文之间的相互关系[1]。论文耦合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技文献之间的潜在规律，对研究情报学、图书馆学、文献学，以至科学学和预测学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几十年来，论文耦合的研究始终因其独特之处吸引着不少学者，而且其理论和方法还在进一步完善和深入，但总体而言，我国对论文耦合现象还未全面进行研究，特别是近几年更鲜有所见。
因此，下本文通过统计CNKI的数据，对2005年国内6种图书馆学情报学核心期刊的论文耦合情况进行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与比较，以期得出一些重要的有益结论。
1统计数量说明与引文基本情况
笔者基于CNKI的统计数据，对其中收录的2005年出版的《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情报资料工作》这6种图书情报学核心期刊为统计源，提取其中的4 235篇引文作为统计样本，运用文献计量学方法与CNKI搜索引擎生成的数据，对样本进行了定量与定性统计分析。来源期刊中的“动态”、“通知”、“简讯”等消息性文章不计入统计中。在此需要重点说明的是本文统计结果全部基于CNKI收录与生成的引文数据，与6种期刊的印刷版本中的原始数据有一定的误差(见表1)。
从表1 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为76.78%，低于2004年6种来源期刊的论文引文率96.12%[2]。这种误差的原因主要是CNKI在论文录入时有引文漏录或CNKI系统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但本文只对具有引文的论文进行耦合比较，不影响结果。
2统计结果的分析与评价
2.16种来源期刊论文耦合比率
本文通过期刊某段时期论文耦合的篇数占全部具有引文的论文量的比率来反映6种来源期刊的耦合情况，以进行定量的比较。根据CNKI所录的包括图书馆学情报学在内的所有期刊论文耦合比率，统计2005年6种期刊论文与6种期刊2005年以前收录的论文耦合比率及2005年6种期刊的论文耦合比率(见表2)。
《情报学报》和《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其他学科期刊或论文的耦合率最大，分别是6 955%和6 987％，这说明这两刊的研究范围最为宽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更加频繁、渗透更加深入。同时也可看出其余来源期刊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比率也很高，相差不大，这说明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论文的著者知识面比较开阔，易于采纳其他学科的新思维、新方法，善于借鉴和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特别与计算机科学、网络技术、管理科学等密切结合，产生了相当多的科研成果，使本学科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大大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2005年以前发表的论文与2005年发表的论文耦合比率最高的是《中国图书馆学报》与《图书情报工作》，其次是《情报资料工作》和《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学报》和《大学图书馆学报》却比较低，这说明《中国图书馆学报》和《图书情报工作》的论文具有比较高的时间上的科研延续性，论文的某种属性较大，相关性较高，包括论文的主题、引证的数据、资料或背景较为相近或具有延续性。相反，《情报学报》与《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率很低则说明其论文的延续性较低，但开创性较高，研究方向比较开阔与宽泛，创新性强。《情报理论与实践》与《情报资料工作》则位于上面两者之间。
在2005年发表的论文中，耦合比率的顺序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资料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中国图书馆学报》、《情报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从中可以看出前几种刊物的耦合比率都相差不多，唯独《大学图书馆学报》的耦合比率比较低，这可能与《大学图书馆学报》本身的引文率相对比较低有关。据统计，《大学图书馆学报》的引文率在几种刊物中一直是比较低的。例如，2004年6种期刊的论文引文率依次是:《情报学报》100%、《情报资料工作》99.32%、《情报理论与实践》98.39％、《图书情报工作》97.32%、《中国图书馆学报》96.03%、《大学图书馆学报》82.31%[2]。论文引文率高说明借鉴能力强，反过来论文引文率低也可能是原创性高，当然，这种引文率低也是相对的，《大学图书馆学报》的绝对引文率也是很高的。
从6种来源期刊的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差不多，但相比之下，情报学的论文耦合比率要高一些，特别是在与其他学科的论文耦合上，这说明情报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联系略强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自身发展演变要快于图书馆学。
2.2耦合强度比较分析
论文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论文的数量的多少，反映了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论文之间的相关度越大。著者耦合强度指被引证的著者数量，揭示了一种学科专业人员在结构成分组成上的相关度，耦合强度越大，则引证著者之间的相关性越高。根据CNKI提供的数据，本文统计出了6种来源期刊2005年刊登的论文的论文耦合强度和著者耦合强度(见表3)。
上。6种期刊中论文与著者平均耦合强度最高的是《情报学报》(1.37)，从中不难看出情报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要高于图书馆学的论文耦合强度，说明情报学的论文的相关性要高于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学者相关度要大于图书馆学，被引证的论文与著者的数量多，也反映了情报学的研究更宽泛一些，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更强一些。
2.3论文耦合最大分析
期刊中每篇论文与其他论文耦合所形成的相关网络大小是不一样的，对期刊中与其他论文耦合最多的论文进行定性分析，可以看出期刊论文的某些相关属性，为包括文献规律在内的文献研究提供分析基础。
从表4中可以看出，2005年6种来源期刊中与其他学科期刊中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情报学报》第1期的论文《基于粗糙集加权的文本分类方法研究》(590篇)，作者是胡清华，谢宗霞，于达仁;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558篇)，作者是吴慰慈。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6种来源期刊中这两篇论文所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与其他学科或论文的交叉渗透最深，涉及面最广，是2005年图书情报学最为重要的论文之一，其作者也是图书情报学比较优秀的学者，对这个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看出图书馆学情报学所涉及的范围。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与2005年以前的论文耦合量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5期的论文《竞争知识与竞争知识管理――关于情报与情报学本质的探讨》(26篇)，作者是龚蛟腾;其次是《中国图书馆学报》第2期的论文《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1995－2004)》，作者是吴慰慈。可以看出，这两篇论文在各自期刊中的传承性较强，与以前的论文形成的相关网络最大。对这些相关网络进行研究，可以分析出各自期刊论文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变迁情况，对图书馆情报学的未来发展能做出某种科学上的预测。
6种来源期刊2005年的论文耦合最大的是《图书情报工作》第10期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发展中的缺憾及思考》(7篇)，作者是陆刚，其次是《情报理论与实践》第3期的《论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作者是向英明。这反映了关于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情报学的科学发展观的主题在2005年的论文中具有最大相关网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2005年图情学研究的最大热点。
2.4耦合强度最大分析
对期刊中耦合强度最大的论文与著者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期刊中联系最为紧密的论文和著者，能为学科中的论文检索与学者之间的交流提供方便，可以组成相关著者群，为进行学术交流建立通讯网提供线索。从表5中可以看出，《图书情报工作》、《情报学报》、《情报资料工作》的最大耦合强度都为4，《中国图书馆学报》与《情报理论与实践》的最大耦合强度为2，《大学图书馆学报》中凡是有耦合关系的论文耦合强度均为1，因此可以分析出，图书馆学情报学2005年联系最为紧密的是表中耦合强度最大的几篇论文，他们反映出2005年图书情报学研究最为一致的主题。例如《图书情报工作》2005年第7期的论文《当代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的变革及应用研究取向》就与第5期的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化与合理性》有很强的相关性，两篇论文应该结合起来研究。表5中论文的作者可以建立必要的通讯网，加强之间的学术交流，读者在阅读本主题的论文时，可以集合起来阅读，收益会更大，同时，也可为学科专业课题提供定题检索的途径，提高查准率和查全率。
2强化情报资料的审核
图书馆中情报资料的编辑和审核属于图书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审核过程中，需要应用科学的方式，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将其中不适宜的资料信息剔除出去，以便服务于一定的科研与社会发展等科技活动。图书馆中，情报资料是有效审核的开始，也是整体编纂工作的根本。图书馆中情报资料的审核与整编工作，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加强资料的审核，能够有效增强情报资料的质量。对资料进行审核，一方面能够提升工作人员对资料的了解，在审核过程中也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情报资料中涉及自然学科的知识，在审核的过程中对确定情报资料属于哪个范围也有很大的帮助。随着经济的发展，情报资料对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整编与管理过程中要实施更加科学化的方式，分析其中蕴含的意识形态，对提升社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从我国情报资料使用价值出发，将其引入到图书馆的意识形态中，能够防止泄漏到反动的群体中，将具有参考价值的情报资料引进到其中，反映了意识形态，促进了图书馆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引言 随着科学研究的探索性、组织性和综合性日益增强，在世界范围内，由多个单位、地区，以至多国研究力量进行合作研究的比例呈稳步上升态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跨国项目和跨国论文合著的增长，为了较好地了解国内外合作情况，国内外学者对论文合著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自然科学领域中科研合作现象的探讨〔1〕，也有少部分学者对数字图书馆领域的合著现象做了研究〔2〕；国内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刘盛博等对中国科技管理领域论文合著现象进行分析〔3〕，陈悦等对中国管理科学合著现象做了研究分析〔4〕，国内专门针对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合著现象的研究较为少见。分析中国图书情报领域与其他国家该领域科技合著的特点及趋势，可为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本研究对1995年至2009年15年间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科技论文进行定量、定性分析，以期通过分析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现象，揭示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的特点和规律。 2数据来源 本文以1995年至2009年，SSCI收录的所有中国著者参与的图书情报领域方面的论文为基础，通过科学计量的方法对其进行统计分析，着重探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情况。按照学科分类法SSCI收录的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29129篇；按照作者单位选取中国著者参加的论文16962篇；以学科分类和作者单位为组合条件选取中国著者在图书情报领域的论文642篇，其中国际合著论文为277篇（数据于2009年12月从SSCI中抽取）。 3合著论文数量的时间分布 从历年数据可以看出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的文章基本处于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如图1）。自1996年起，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的文章每年都在两千篇上下波动，总体趋于平稳。而相较世界图书情报领域相对平稳的态势，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科技论文的增长相对较快。从1995年的0篇到2009年的119篇，十几年的时间里，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平均增长率为1．78，说明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呈稳步、迅速的增长趋势。其中国际合著论文的平均增长率为1．87，高于我国的平均水平，加之国际合著论文在图书情报领域论文中所占的比例接近40％，有四年比例甚至超过50％，表明国际合作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与国外专家的科研合作从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发展。国际合著论文明显增多，一方面是由于国家政策支持，鼓励开展国际性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也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国外发达国家对我国该领域的影响较大，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日渐与国际研究接轨。 4合著论文的质量分析 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数量的增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图书情报领域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的速度与规模。但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的效果、深度如何，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在此对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质量进行研究分析。在本文中，选用论文引证影响因子来对论文的质量进行评判。所谓论文引证影响因子，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论文的平均被引证次数〔5〕〔6〕，在同一时间段内，同一学科的不同论文，如果平均被引次数相对较高，那么该论文的平均质量较高〔7〕。从世界图书情报领域范围来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平均被引率为8．03，既高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文章6．04的平均被引率，又高于世界该领域4．65的平均水平，这几项数据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我国该领域文章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尤其是国际合著类的文章；从国内来看，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被引率高于中国所有被SSCI收录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被引率（如表1），说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文章的质量在国内国际合著文章里也处于一个较高水平。从整体上看，不论是在我国国际合著领域还是在世界图书情报领域，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质量都是很高的，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的效果较好，通过该领域的国际合作确实提高了文章的影响力。 5合著论文的第一作者分析 图书情报领域科技合作中的地位是否对等可以通过合著论文中各自第一作者论文的份额反映出来〔8〕。根据在合作中的地位，可把科研合作分为主导性合作和参与性合作。主导性合作可用本国第一作者国际合著论文数及其所占比例来表征，参与性合作则可用他国第一作者、本国为参与者的合著论文数及其所占比例来表征〔9〕。根据数据（如表2）可以发现，在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里，第一作者是我国的比例是49％，远高于所有被SSCI收录的第一作者为我国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水平。而且就影响力上来看，虽然同样是我国作者作为第一作者，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影响力也高于同期被收录的国际合著文章的平均值。再者，第一作者是我国的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文章的数量虽然在前期有所回落，但自2003年起就一直处于稳定上升的趋势。这表明在图书情报领域我国和其他国家的科技合作基本对等，参与性合作与主导性合作各占一半，在论文质量有所保证的前提下我国主导性合作的论文数量在逐渐增多，我国在该领域国际合作中的地位是不断提升的。 6合著论文的作者机构分析 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作者分布也是需要考察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论文的机构分布，可以了解该领域合作的一些基本现状。目前，我国参与合作的机构涉及31个国家的325个机构。（1）国家分布。在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参与合作的31个国家中，与我国合作最多的国家分别是美国、比利时、新加坡、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为了对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合作国家分布有一个较好的了解，我们对15年来世界图书情报领域发表的文章按国家进行分类统计，按篇数做了一个简单排序，除中国外，占前六位的国家分别是美、英等国（如表3）。在与我国合作最多的6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都是该领域发表文章最多的国家（如图2）。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受美国的影响较大，跟美国合著的论文篇数最多，约占该领域合著论文的五分之一。尤其是从1997年到2005年的这几年中，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曲线的走势，随着与美国合著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2001年美方全面收紧赴美签证，这个时期赴美参加国际会议的人数明显下降，因而与国际会议相关的国际科技会议合著论文的数量也有所下降〔10〕，在图2中显示为2001年后与美国合著的曲线呈下降趋势，随后我国所有国际合著的曲线也呈下降趋势。但随着我国国际多层次合作的全面开展，我国图书情报领域国际合著受美国的影响变小。如2005至2006年间，当我国与美国合著的论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之时，我国的国际合著文章没受其影响反而呈上升的趋势。（2）机构分布。在参与国际合著的325个机构中，参与合作次数大于2次的我国机构有30个（如表4），合作次数大于5次的国外机构有11个（如表5）。国内参与合著次数最多的5个机构中，香港地区就占了4个，其中合作次数最多的是香港城市学院。在此进一步对香港地区该领域的国际合著作了分析，发现香港地区参与国际合著的文章占到了我国该领域国际合著总量的42％，香港地区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语言上的优势是该地区国际合著文章数量较多的主要原因〔11〕。内地参与国际合著次数最多的是北京大学、中科院等机构，主要集中在知名大学，所涉及的地区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少数几个大城市。与我国合作的国外的机构也主要是大学，其中合作次数最多的是比利时鲁汶大学。#p#分页标题#e# 7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国际合著已经形成一个较为良好的局面，1995至2009年这15年中文献的增长表明我国与各国之间十余年的图书情报领域交流与合作发展速度迅猛，充分说明我国与国际的交流与合作需求十分强烈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文献质量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合著论文的质量要高于我国自己的论文，同时也说明经过国际合作的方式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进而对推动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科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今后的图书情报领域研究中，要进一步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和广度，使我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合著论文第一作者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的合作地位在不断提升，在研究中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研究中应鼓励更多的该领域优秀专家参加到国际合作的队伍中来，汲取国外先进的研发经验，发挥出我国专家的优势，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我国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水平。在研究中也发现我国在图书情报领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不足，我国大多数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仅局限在少数几个科研实力较强的国家，受其政治等外在因素影响也较大。我国需要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的范围，与在该领域发展水平较高的各国专家合作，开展更大规模的国际交流，合作方式也应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另外我国参与合著的地区和机构具有局限性，其中香港地区在国际合作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加之研究数据也表明其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研究水平相对较高，我国应继续加强香港和内地的内部交流与合作，同时内地专家需要进一步提高语言方面的素养从而能够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还有参与合著的大部分机构也只限于在自己的领域中各自为战，没有出现科研机构之间大范围、多元化的科研互动局面，未来我们要继续加强图书情报领域地区和机构之间的科研互动，促进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1.1选择数据库。本文选择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进行检索，从期刊来源、论文年代、核心作者等方面对图书馆知识管理论文进行分析统计。
1.2数据的检索和选择。数据选择的时间跨度为2000--2013年。为了提高查全查准率，检索项限定为题名，确定的检索式为图书馆知识管理计量。
1.3检索结果。根据以上检索条件和检索式，于2014年2月对国内的图书馆知识管理方面的论文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出1708条记录。这些文章主要分布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医学卫生等，通过分类检索，可分别在图书情报学、科学研究、教育分别检索到1506、26、22条记录。
2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结果分析
2.1论文年代分布统计与分析。要了解某一领域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首先可以通过该领域学术的时间分布。根据表1来看，从2000-2013年，13年来图书馆知识管理文献量基本呈上升趋势。自2000年以来共发表相关文章1708篇，其中2000年发表的只有7篇，2001年有24篇，2003年增长到近100篇，至2005年达到峰值（全年发文量196篇），2006年文献量与2005年相比，有一定程度的下降，2007年和2008年又回升至接近2005年发文量，在2009年略有下降之后，2010年和2011年发文量又有所回升，近两年发文量比起2011年有所减少并趋于稳定。据统计可以得出，2005年发表的论文数是2000年的50多倍，这说明研究学者增加还是比较迅速的。
2.2文献学科类别统计与分析。对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共有50多种学科期刊发表了此类文章，其中表1知识管理论文年代分布
图书情报专业期刊(即信息与知识传播学科)发表的有1506篇，占88.17%(见表2)。
2.3发表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的图书情报学期刊分析由表2可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研究论文主要发表在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经济管理等期刊上。其中发文最多的是图书情报类期刊，说明该领域对知识管理研究最为关注，故本文特别分析研究了图情类期刊。通过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期刊发表的1506篇论文进行分析统计，发文量20篇以上的有18种期刊(其中核心期刊8种），发文量为692篇，占46.1%。发文刊物相对集中在《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和《现代情报》，发文量约占29%。其他的10多种期刊发文量差别不大，大多数都在2-6%之间（见表3)。核心期刊中，《情报杂志》，《图书馆学研究》的发文量比较高，而《情报学报》，《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大学图书馆学报》相对少很多，只有3、篇左右。可以看出，目前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文章出现在核心期刊的频率并不是很高，显而易见，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论文质量还有待提高。
2.4核心研究机构分析。本文以作者所在单位的总发文量确定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机构。在知识管理研究领域发文较多的机构中，以高校信息管理系为主。从表4中可见，郑州大学、南京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都在15篇以上。从这些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高校图书馆的研究者居多，公共
图书馆的作者甚少。可见公共图书馆对知识管理的研究不多，说明知识管理的核心机构的分布还不够合理，知识管理的研究还有待成熟和完善。
2.5国内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本文检索到的1708篇文献为统计分析，发现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论文共15篇，其中以邱均平，盛小平居多。其一，文献被引情况与分析。表5列出了被引次数大于20次的文献，其中包括被引论文的篇名，著者，来源期刊，关键词，被引频次等。其二，通过被引情况统计出的研究偏少，仅占总统计量的0.83%。
4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前景展望
4.1知识服务的研究应深人、细化。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将情报定义为:情报是使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发生变化的那一部分知识，即：K「s|+AI=K「s+As|，其中K「s]为原有的知识结构，I为吸收的情报量，K「S+AS]为新的知识结构。图书情报机构提供的服务要从信息服务向知识服务转变，应加强对知识转移、组织或个人的知识吸收能力的研究。
4.2加强知识管理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图书情报界的专家学者要根据自身的实践来研究知识管理，结合宏观和微观层面，使得图书馆知识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结合得更紧密。
4.3重视对国外知识管理的研究。我国知识管理研究起步相对发达国家比较晚，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要把握世界知识管
核心著者群。本文就在图书情报学刊物上发表知识管理相关文章的作者进行统计，发文在10篇以上的作者共有6人，其中发文最多的是邱均平，共20篇;随后是盛小平，发文15篇。对比表5可见，他们的论文被引频率也很高，可以推断他们应属于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的核心作者群，他们推动了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研究，同时也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经验。
3图书馆知识管理研究存在的问题
3.1重理论，轻实践，缺乏深度和创新。图书情报界的研究人员主要是对图书馆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理论探讨，关于应用研究不多，并且没有突出学科特色。
3.2对隐性知识管理研究不够。我国图书情报界对知识管理的理解还局限于显性知识的管理，忽视了隐性知识管理的研究，并且大多文章都是进行理论探讨，列举实例不多。
《情报科学》是教育部主管、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与吉林大学共同主办，是集理论性、实践性和知识性于一体的学术性刊物，是我国情报学研究领域较具影响的专业核心期刊。先后被评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吉林省科技类一级期刊，并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著名数据库收录。他所刊载的论文基本反映了我国情报学领域的学术水平和研究动态。本文运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选取《情报科学》2012年（1-12）期所刊载的387（书评除外）篇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从载文及引文两个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统计分析，并从中总结一些规律和特点，为促进图书情报学科研工作者学术交流提供参考数据。
1 载文统计分析
1.1 载文量
载文量就是某种期刊在一定时期所刊载论文数量的多少，是衡量一种学术期刊吸收和传递情报能力的主要指标[1]。一般来说，反映期刊信息含量的主要指标是期刊的载文篇数、平均每期的载文量、平均每篇文章所占篇幅页数及篇密度等。统计结果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总页数1907页，载文量为387篇，期均发文量为32.25篇，篇均页数为4.93，篇密度为0.20。以上数据表明该刊文献数量较多，文章篇幅适中，读者获取信息量相对较高，是图书情报学科研工作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学术性期刊平台。
1.2 基金论文统计
基金论文的生产力是衡量一个学科科研实力的水平、科研组织能力及学科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2]。基金论文率，即某一刊物所载的基金论文在刊载论文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基金论文率数值的大小，可直接反映刊物吸纳基金论文的能力，同时也可从侧面间接反映刊物报道本专业领域最新研究动态的能力。期刊刊载的基金论文率高，说明期刊学术水平较高，这是评价期刊和论文质量与学术水平的重要而客观的指标之一[3]。统计结果见表2。
从表2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所载基金论文192篇，占论文总数的49.61%，在同类期刊中处于领先地位，其中国家基金论文77篇，占论文总数的19.90%，有效地保证了《情报科学》明显的创造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
1.3 关键词
关键词是文章检索点的入口，同时也是论文论述的核心及重点，它为研究该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提供检索此文献的最便捷的路径。统计结果表明该刊2012年全年标引关键词为1468个，篇均关键词3.79个。说明该刊比较注重提示论文的主题和标引深度，为用户检索利用和文献的的开发与利用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表3列出的是使用频次前十名的关键词，从表3可以看出关键词词频最高的是图书馆和数字图书馆，这充分表明《情报科学》发表的学术论文，是以图书情报学为主的刊物。
2 引文统计分析
引文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能表明论文的科学依据和历史背景，又能显示一个学科的发展历程以及多个学科之间在内容上的联系与区别；另外，引文也能表明作者对前人成果的尊重以及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的提高、发展与创新[4]。由此可见，引文是衡量学术期刊信息吸收能力和相互渗透能力的重要指标。本文从引文数量、引文类型、引文语种、引文年代、引文期刊和引文专著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
2.1 引文量统计分析
引文量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论文作者对本学科和相关学科文献情报的了解和吸收能力。一般情况下，引文量越大，说明作者吸收文献信息的能力越强。从表4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篇均引文量13.46条，远高于我国科技期刊论文的平均引文量8.86篇[5]。这说明《情报科学》作者掌握的相关资料全面，注重科学知识的继承和发扬。
2.2 引文类型统计分析
引文类型把引文分为期刊、图书、网络、论文集、学位论文及其他（包括报纸、报告等），统计结果见表5
从表5可以看出，《情报科学》的引文主要来自期刊，占总数的68.46%，略高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学者利用信息的40%一60%来源于期刊，期刊之所以成为引文中的主要情报来源，是与其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内容新颖、传递速度快、出版连续和检索方便等特点分不开的，今后期刊仍将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获取信息的首选情报源。随着各种文献资源开放存取的不断扩大及人们对网络资源的认可，网络信息资源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占总数的12.00%，略高于图书。这也是图书情报学科研工作者利用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逐步增强的具体体现。
2.3 引文语种统计分析
引文语种的分布是测试期刊发文作者利用国内外文献和情报吸收能力的指标。从表6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全年引文外文文献达35.73%，说明该刊作者注重和善于吸收国外的最新研究信息，载文具有较高的信息容量。但引文语种较单一，获取英文以外的外文专业信息不足。
2.4 引文年代统计分析
对引文年代分析可反映出文献的传播利用及老化规律，从表7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引文高峰区在09-11年，这与国际公认的科技期刊的有效利用率的高峰期是三年的观点吻合。同时普莱斯指数在50%以上，比科技期刊各学科普赖斯指数的平均值50%高[6]。说明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始终站在学科发展的前沿，善于吸收和消化新知识，保证了本刊知识更新的速度，同时也说明本刊是图书情报界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代表性刊物。
2.5 引文期刊统计分析
从表8可以看出，2012年《情报科学》引用21次以上的期刊有19种，引用次数合计达1255次，占总的期刊被引次数的35.19%（1255/3566），被引最多的期刊是《情报科学》，为174次，其次是《图书情报工作》、《情报理论与实践》、《情报杂志》、《中国图书馆学报》和《情报学报》，被引次数分别为165、119、105、102和94次，这六种期刊的被引次数远高于其他图书情报学刊物，说明这六种期刊是目前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人员利用的主要情报源。他们代表着我国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水平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尤其是《情报科学》，被引次数最多，这肯定了其核心期刊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说明了该刊办刊比较有连续性，有自己的学术风格和专业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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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2)02-0010-03
1引言
信息循环理论是王宏鑫先生在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计量学研究活动中提出来的。经过20余年的研究与发展，已经成为王宏鑫先生学术研究的思想基础，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对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基础性的意义。但还缺乏系统的梳理与研究，笔者试图循着王宏鑫先生的研究思路，通过其研究论文的文本解读，对信息循环理论进行综述性梳理研究。
2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
2.1信息循环理论概述
2.1.1信息循环理论的基本概念基础
信息循环理论来源于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信息计量学的研究，起始于对“信息”、“情报”、“知识”这三个图书情报学中最基本概念的研究\[1-3\]。它认为：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情报是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知识是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的价值。并在文献“关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4\]中给出了一个公理化概念体系：
定义1信息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和运动状态以及关于这些的陈述,是物质的一种普遍属性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
性质1信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自然层次的信息(NI)，二是认识层次的信息(KI)，三是社会层次的信息(SI)。
定理1世界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次，即物质世界；一是信息层次，即信息世界。相应地劳动也应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劳动，即物质劳动；一是以信息世界为对象的劳动，即信息劳动。
定义2情报社会化的信息劳动。
定义3情报过程社会化的信息劳动过程。
性质2情报过程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可以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来描述。
性质3情报过程可以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
性质4情报过程中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
定义4知识是信息劳动价值, 即情报价值。
定义5知识结构是人类对世界及其发展的结构的反映。
性质5知识的积累过程是使知识结构逐渐与世界及其发展同构的过程情报过程。
定理2如果将同一的物质世界发展的不同层次划分为波普尔“三个世界”，那么客观知识世界的结构是人类认识活动对物质世界及其发展结构的反映。
推论1客观知识世界进化与发展使其结构逐渐与世界及其发展同构。
推论2客观知识世界是知识结构的客观化形式。
推论3诸如文献等认识活动的产品是知识(情报价值)积累的客观化形式，是信息劳动的产品，或称信息产品。
这一概念体系成为信息循环理论的基点。
2.1.2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概括
信息循环理论是基于对人类信息交流活动的考察。认为人类信息交流活动与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劳动实践活动一样久远、密切相关。早期，王宏鑫先生用两个循环图示描述信息交流活动（见图1）。
其中W是人们认识改造的对象；K′\[S\]是社会的或（和）他人的主观的或（和）客观的知识结构；K\[S\]是人（个人或团体）的知识结构；ΔI是人从社会实践活动中得到的信息；K\[S+ΔS\]是K\[S\]吸收ΔI后形成的新的知识结构；“＋”表示作用与联系。（a）很好地表示了人的认识活动，但没有表示出这种认识活动的社会性；(b)很好地表示了人的社会化认识活动与信息交流活动\[2\]。可以将(a)看成是(b)的一种特例，所以在之后的研究与叙述中都只是用(b)，被称为信息基本循环图式，并且成为信息循环理论的高度概括，标志着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按照信息循环理论，图书情报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能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理解的基础上得以解决。它有着广泛的思想理论基础。
2.2信息循环理论的思想基础
2.2.1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灰色系统理论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灰色系统理论关于“世界是物质的也是信息的”论断进行分析，这就是说世界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层次；一是信息层次。所谓物质是标志事物客观存在的哲学范畴，所谓信息是标志事物客观联系的哲学范畴。于是得出从本质上讲，信息是事物之间的联系的结论。
其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念结合上述结论，将人类劳动分为两个层次：以物质世界为对象的劳动；以信息世界为对象的劳动。信息基本循环图是很好地描述了第二层次的劳动，即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将情报定义为：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进而将知识定义为：以信息为对象的劳动的价值积累\[3\]。
2.2.2卡尔・波普尔的客观知识理论与布鲁克斯情报学思想
首先，对于卡尔・波普尔（Popper K R）的“世界3”理论不做多元论的理解，而是对同一个世界的不同层次的划分。因此信息循环理论能吸收借鉴“世界3”理论的合理内核，对信息进行分层研究\[3\]。
其次，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直接来源于对布鲁克斯基（Brooks B C）本方程：K\[S\]+ΔI=K\[S+ΔS\]，是对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的扩展\[5\]。后来的研究中K\[S\]+ΔI K\[S+ΔS\]统统改用K\[S\]+ΔI=K\[S+ΔS\]。更明确表达了其思想来源。
3信息循环理论的应用
信息循环理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应用过程中。由于信息循环理论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答情报学、信息计量学、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其主要被应用于情报学、信息计量学、图书馆学领域相关研究之中。
3.1在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
信息循环理论关于“信息”、“情报”、“知识”概念的认识，直接为情报学提供了概念基础。在信息基本循环图式的启示下形成了情报的劳动观。
“情报学的哲学概括”一文\[7\]基于信息循环理论考察了情报学的知识交流学派、知识吸收学派、情报技术应用派、语言符号派、系统学派,认为这些学派和学说没有一个能够提供对情报学本质的完全令人满意的分析, 但都揭示了同一情报学现实的各个侧面, 而信息循环理论可以把各侧面联系起来。指出情报学起源于人类各种各样信息交流活动，并且为情报学提供了实践基础。提出劳动的两个层次的划分，确立了情报的劳动观，为情报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于情报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4\]一文基于信息循环理论，对情报学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动力及“双律性”发生结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尝试性地建立了情报学的公理化概念体系。得出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是情报学实践基础与理论基础的高度抽象化描述, 是情报学建设的基石, 是情报学内容与形式的高度概括的结论。在研究情报学学科建设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形成了信息循环理论基本内容的简单概括。
3.2在信息计量学中的应用
“最大引文年限与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文\[8\]基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对最大引文年限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认为“最大引文年限”是“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通过广泛的统计数据证明了用“最大引文年限”测度“科学交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合理性及重要意义, 从而建立了科学劳动与物质生产劳动的可比性测度。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评价意义。
“知识论情报测度基础”一文\[9\]运用信息循环理论对基于情报（信息）的知识属性的情报（信息）测度基础进行了讨论，使布鲁克斯情报（信息）测度与知识结晶学理论、“思想基因”理论形成了有机的联系。相关结论也充分体现于论文“关于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的研究与扩展”\[5\]与“关于文献计量学计量方法发展阶段研究”\[10\]中。尤其是从知识结晶学得出的f=lnW(t+t)-lnW(t)与布鲁克斯基本方程等价的结论，为信息计量学的测渡论奠定了基础。
论文“信息计量学的基础与发展研究”\[11\]和“信息计量学理论基础研究”\[12\]基于信息循环理论认为：信息计量学就起源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劳动过程的实践。是对这个过程的各个环节、层次、层面的信息现象进行的计量研究，揭示其规律所形成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其逻辑起点包括：第一层次是信息基本循环本身；第二层次是W+K′\[S\]、K\[S\]+ΔI=K\[S+ΔS\]；第三层次是W、K′\[S\]、K\[S\]、ΔI、K\[S+ΔS\]。不仅探讨以广义信息论为基础的广义信息的计量问题, 也探讨整个信息循环过程要素的计量问题, 不仅包括技术方面的问题, 而且包括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信息计量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信息的基本循环过程及其测度研究”\[13\]进一步研究了信息计量学的测度理论。
3.3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
首先，从发生学意义上回答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的起源问题，图书馆的社会定位问题。信息循环理论认为：图书馆的发生与发展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图书馆起源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所描述的劳动过程的社会实践。图书馆的发生发展受与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人类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同时也有其自身发生发展规律\[6\]。论文“图书馆观念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与实现”\[14\]进一步指出：图书馆的发展过程包括体制改革、机制创新、活动开展、观念更新4个基本环节，其中图书馆观念是发展的革命性因素。“观念的变革”推动着图书馆体制的改革、机制的创新、活动的开展。纵观图书馆发展历史，图书馆观念的发展有文化建设观和社会建设观两条主线。图书馆是社会文化的推进器、社会化组织环节以及社会制度安排。图书馆的功能价值定位于信息交流的中心、自主学习的乐园、文化进步的阶梯。服务艺术是实现图书馆观念的方式、方法、策略和技巧，是用户正确利用图书馆的保障。
其次，由于“信息基本循环图式”与“解释学循环”的天然联系，信息循环理论也为图书馆学的解释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它是把人类的信息交流活动，社会化的信息循环过程，看做是人类社会化的解释活动，并且把图书馆看作这一社会化解释过程的重要环节来研究的。并认为：图书馆学是以社会系统中图书馆事业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是对图书馆现象的本质、内在联系、社会功能、发展规律等方面认识成果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这种系统化和理论化过程就是对研究对象的理解与解释过程；理解与解释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关系；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方法的引入为图书馆学研究带来新的活力；“理解与解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致和辨证统一, 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 也是图书馆学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和原则。这三个层次构成图书馆学解释的宏观结构\[15\]。
4结 语
信息循环理论的思想贯穿于是王宏鑫先生学术研究研究活动的始终。经过20余年的研究与发展，初步形成了理论体系，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比如赵丹群的论文“新世纪信息计量学研究进展评述”\[16\]着重评述了信息循环理论对信息计量学的贡献，再如邱均平先生的《信息计量学》\[17\]高等学校核心教材也将信息循环理论的相关内容收入其中。信息循环理论对图书情报学理论研究具有开拓性、基础性的意义。本文仅对王宏鑫先生大量研究论文中直接相关的成果进行了综述性梳理研究，以期对信息循环理论有一个全面概括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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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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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0-0347-02
随着计算机化、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不断发展，知识传递更新速度越来越快，读者对信息服务质与量都有更高需求。一些图书馆所建立一些书目数据库只是将信息简单地数字化和有序化，无法根据各类读者需要组合成特定知识体系。知识仓库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由于图书馆与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日益紧密，建设专业知识仓库已逐渐提到各个图书馆议事日程。在知识经济时代，为了适应读者需求，对各种外部和内部知识与信息进行数字化改造和有效管理，并建设有利于知识传播、共享和交流的知识仓库，是图书馆信息化、知识化建设当务之急。
1. 图书情报发展历程
1.1 兴盛时期 图书馆情报事业源于19世纪中期，由于科技进步、教育发展，各城市各大、中专学校图书馆也纷纷建立，从根本上冲破了封建社会藏书楼旧模式，确立了真正意义上图书馆。20世纪50年代，科技发展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使经验图书馆学显露出严重的局限性。许多学者引入信息论及相关理论，以信息交流模式解释图书a馆活动，建立了情报学，使图书馆工作多了一些科学成分。同时出现了大量学派，发现了大量图书情报理论、基本原理和图书情报活动发展规律，世界各国图书情报学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好发展时期。
1.2 缓慢时期 20世纪70年代以后，图书馆事业进入了调整时期，由于社会经济与技术种种因素使得图书事业出现了难以琢磨时期，图书情报事业研究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
1.3 发展时期。20世纪末以后，信息技术发展到一个新高度，图书情报事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信息环境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信息存储数字化与信息传递网络化以及商业化的现代信息服务体系迅速兴起。数字化网络技术发展完全动摇了传统图书馆活动的基础。但是，图书馆学理论必须考虑从基础理论与概念到应用学科，核心技术与方法整个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问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发展及信息服务增加，信息服务机构开始多样化，一批市场化运作信息服务机构应运而生。
1.4 信息化时期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文献资源走向信息化。图书馆情报演变成了信息资源建设时期，被称为文献信息资源建设。20世纪90年代初，当世界大多数国家还在对信息记录、传播手段和方式所带来变化始料不及的时候，美国率先进入了电子图书馆研究阶段，而且还在进行大规模文献资源普查和文献资源布局的大讨论，而在讨论过程中，美国图书研究馆协会（ARL）就将成员馆资格和定级标准确定为根据其对计算机网络资源检索质量来决定，而不是图书采访质量来决定。在1991年ARL成员馆中就已经有了80%以上馆规划和实施了强调获取而不是拥有政策，服务和资金再分配，电子网络图书馆基本形成，美国最先进入电子网络图书情报时代。到1995年以后，诺大的地球一夜之间变成“地球村落”，文献资源建设理论充分占有文献资源，所不同的是文献资源建设强调了信息建设整体意识，应当说这在当时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
2.我国网络图书情报现状与存在问题
2.1 我国网络图书情报现状
1982 年我国正式联入因特网，尤其是1995年万维网（www）出现后，海量电子信息资源犹如狂风暴雨从天而降，面对因特网上的信息海洋，图书馆进入了电子网络时代。我国网络情报发展和建设均晚于美国等发达国家，1993年我国第一次引进网络图书馆概念，开始对国外网络情报理论翻译和学习，1997年我国才开始实践。2000年起，我国网络数字图书情报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开始向技术性研究及相关领域扩展。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网络信息内容组织、存储、管理等方面，这些研究工作对我国网络情报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技术保障。
2.2 我国网络图书情报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近年来，国家支援的几个建设项目已经形成，将对我国网络情报起到主要促进作用。但是，我国网络情报建设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2.2.1 我国网络情报中只是侧重技术解决，相关法律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我国网络情报工作在规划上比较丰富，但尚在发展阶段，真正意义上综合应用还十分有限。因此，比较偏重于技术研究和应用，而对法律、政策问题涉及较少。
2.2.2 网络图书的理解还存在误区，国内不少建设项目把网络情报工作片面化，如网络图书情报仅仅是馆藏图书的数字化。
2.2.3 网络图书馆建设相对单一，尚有待于各方面支持与密切合作，还需要计算机界、通讯网络工程界、出版界、图书馆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2.2.4 人才、技术、合作应是网络图书建设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我国人才短缺是一个突出问题，不仅表现为技术人才短缺，管理人才短缺，知识理论型人才也奇缺。
3.网络图书情报特点
3.1 信息检索与网络图书情报传播网络化
目前，传统网络图书情报服务受到了前所未有挑战。网络图书馆利用因特网为各类读者提供不同网络化信息服务已成为当前和未来趋势。网络图书馆信息可用超文本技术使其信息互连，把网络以目录形式组织起来。使用户更能按不同种类目录浏览。网上知名图书馆主页均有通过分类目录、目次索引提供访问。而利用传统方式查询是远远不能解决在网络图书中准确、正确查询信息问题，只能借信息检索智能化来解决。
3.2 网络图书情报信息网络化与信息存储
图书馆的基础是书刊文献信息资源，而网络情报的基础是数字信息资源。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资源。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导致了人们对信息需求量与日俱增，反之社会进步又促使信息量飞速增长，网络普及和电子出版物等新型手段使得信息和使用更加便捷。这样的形势对网络图书馆来说，信息收集费、处理费和存储费也相应不断增大。从图书存储信息度量单位由KB、MB到GB、TB至PB就是一个网络图书馆拥有海量存储好例子。从网络图书馆存储介质由传统的纸质转变为多种媒体、数字信号，可以处理多种媒体信息，如文字、声音、动画三维体、虚拟空间等。从目前常用的电子图书馆采用的文件格式有TXT、DOC、PDF、HIML、SGML、XML、WAV、GIF等。数字化资源是电子图书馆的物质基础，是图书情报学所必须具备的，包括一次文献、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有些媒体信息仅对其数字进行处理远远不够，需要图书专业人员进行信息内容进行加工，使其之间各种关系相互勾连，读者更容易找到电子资源，信息组织形式从原来纸张的顺序，线性方式变为直接的网络方式。
3.3 网络图书情报发展与信息技术网络化。
现代信息技术是电子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等多种技术的综合，计算机技术大大提高了人类生产、加工、存储和检索信息的能力。通讯技术扩展了人类获取和传递信息的途径，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相比它对图书情报工作主要意义在于：信息记录方式不再是模式和线性，而是数字化、非线性。数字信息媒体可随机存取检索，可交互式组织再现和可快速远程传递功能等显现卓越优势。这种区别是本质的，不仅改变了信息载体表现形式和信息形成方式，决定了图书情报机构所能采取的信息工作方式。同时，极大地活跃了社会信息交流，增强了广大用户的信息需求，表现了图书馆学、情报学与现代信息技术日益紧密结合。现代信息技术与图书情报理论紧密结合，创造了交叉发展的学科优势。
4. 网络图书情报的资源与利用
4.1 互联网上丰富的信息资源
与图书馆文献资源紧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来互联网发展迅速，早在2002年美国市场研究机构就了一项统计报告，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到7亿人。
因特网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信息资源库，根据2013年底统计，我国互联网网民6.18亿，手机网民5亿，域名总数1844万个，仅以CN结尾的总数为1083万，网站总数为320万个，在这丰富的信息资源中不乏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信息资源。
4.2 互联网上的自然和社科图书、报刊资源
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传统图书馆主要收藏对象――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越来越多地被搬上互联网，数字图书馆、数字化期刊群是其集中形式。
数字图书馆使信息传递交流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突破国界和语言限制。读者可不受时间、空间和文献数量限制，自由索取自己所需文献资源，除特别情况外，可以是全天候开放服务。
我国电子期刊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期刊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国内公开出版的核心期刊与专业特色期刊的全文；《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CCND）》收录国内公开发行的各种报纸全部内容。
4.3 互联网上自然和社科灰色文献资源
互联网还蕴含着丰富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的灰色文献。因特网出现后，几乎任何组织或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非正式出版文献，互联网上灰色文献越来越丰富。有大型学科综合网站，有一些专业性学术网站，还有一些科学技术普及网站，尤其是近期政府机构、教育及研究机构、学术协会等学术团体机构等等都建立了各类网站。特别是专业性学术网站，集中了很多学术性信息资源，如研究动态、专家学者、专业论坛、重要文献、组织机构、学术期刊、统计数据、法律法规、学术会议等专业信息。
学位论文、会议文献也是自然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信息资源。近年来，一些单位开始尝试将学位论文制作成数据库在网络上，比较成功的学位论文数据库有中国期刊网的《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资源系统《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CDMD）》等。
5.网络图书情报的发展
5.1 自动分类、自动标引技术已实际应用。
自动标引、自动分类技术研究开发历史并不短，各种实验系统不断研制出来，在许多关键技术上均有重大突破，但多年来自动标引技术是“机器鸟”，其外形很逼真，但终究飞不上蓝天。也就是说自动分类、自动标引技术还停留在实验室中。尽管如此，对自动分类、自动标引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停止。随着技术发展又有了更强大需求推动力，已有迹象表明，自动分类、自动标引技术与搜索引擎技术结合将有良好前景。
5.2 规范化语言继续存在和发展。
当自然语言开始应用与检索的时候，就有人提出规范化情报检索语言寿终正寝，当网络时代到来时，特别是面对因特网海量信息。也有人提出情报检索语言将成为昨日黄花。事实上不管自然语言应用技术如何发展，规范化受控语言都会有继续存在必要和不断发展空间。面对因特网信息检索，查全率已不是有效衡量检索指标，而检索率却显得无比重要。规范化检索语言将是保证检索率的重要手段。
5.3 情报检索语言标准化、国际化。
因特网把世界各地距离缩短了，世界变成“地球村”。世界范围内信息交流和共享已经成为时尚。在这种背景下，情报检索语言标准化、国际化、兼容化日显重要，有利于消除网络信息检索障碍。尽管如此，情报检索语言国际化、兼容化取得了许多不可忽视成就与进展，但面临新技术，需要解决问题还很多。
5.4 情报检索语言电子化、网络化。
情报检索语言利用电子计算机编制与管理技术已发展成熟。如今绝大多数分类表和词表都利用计算机辅助编制，实现了编、管、用一体化。即使是传统情报检索语言都有电子版，这不仅使情报语言编制与维护工作量减少，而且更加科学，更加合理，更主要是电子版情报检索语言易于与计算机结合为一体。随着网络技术发展，情报检索语言上网已成为必然趋势。
5.5 分类语言、主题语言和自然语言将一体化。
图书、情报、档案进行统一管理的成功的例子有美国。早在1984年，美国总统负责的委员会得到一份关于信息差距的调查报告，并针对政府信息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该委员会提出在每个机构中设立一名主管信息的高级官员，全面负责本部门的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直接参与最高层的决策管理。美国国会在1996年2 月通过了，《信息技术管理改革条例》，该条例要示政府进行信息工作改革，并在各政府机构设立信息主管职位，信息主管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本部门信息资源的管理、开发、评价、指导、设计、利用等工作。为了配合信息主管的工作，每个部门还成立了专门的办事机构。自此以后，政府各部门纷纷设立信息主管。(9)我国可借鉴美国成功的经验，档案馆、图书馆、情报机构的信息资源都属于国家财产，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出发，借政府上网工程的锲机，设立信息主管，以政府信息资源建设为主线，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协调和管理。促进图书馆、档案馆、情报机构和政府网站的共享共建。
2．3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导航系统
将网上的政府网站的信息、图书馆、档案馆、情报网站的信息资源进行整合，建立政府信息资源导航系统(GILS)。在政府网站中有许多不受著作权保护的信息资源，如政策法规信息、专利信息等。在档案资源中有许多过了保密期可以进入公有领域的信息。充分整合这些免费的信息资源，以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GILS则可实现这些功能。GILS利用网络技术和国际标准来搜集与标引信息，以便用户能以各种途径检索到网上公共信息。它有点类似于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可识别整个政府机构的信息资源。科技论文。科技论文。描述这些信息资源中的可用信息，以及提供获取这些信息的帮助。(10)鉴于目前中文信息网站的现状，有必要建立政府网站、图书馆网站、档案馆、情报机构网站的导航系统，实现资源的统一检索，一站式检索。
总之，从我国目前的现状和长期形成的历史看，图书、情报、档案一体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科技论文。即要从思想观念上改变传统、封闭的理念，又要从理论研究上进一步探索，而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上改变传统的管理体制的弊端。切实落实图书、情报、档案的一体化工作。需要政府、图书馆、情报机构、档案的共同努力和密切合作才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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