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你像黑洞般神秘/释放出无声的引力/再不要抽身远去/来吧让你我遭遇/
Oh,forgetHeandforgetShe/Itaketoyou,youtaketome/
这是我曾经写下的一首诗《我和你的商籁--读马丁·布伯哲学有感》[1]，它是有感于存在主义神学家马丁·布伯[2]的思想而发的：在他看来，"他"或"她"是一种与"我"对立的、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在者；只有化"他"为"你"，在"你-我"对话的情景里，我们才能返回到本真存在的"我"。这与另一位存在主义者萨特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的体悟一致，是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但不幸的是，自从人类跨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以来，这种"我-他"异在的生存处境就一直是人自身的一种基本的存在论事实。这个事实在古今中外的思想意识中一再反映出来，西方世界最近的一个著名例证就是美国学者亨廷顿的喧嚣一时的"文明冲突"论。而其实在中国，近代以来直至今日，我们津津乐道的"中西文化优劣比较"，就其以"中-西"文化二元对峙作为其全部立论的基本预设而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我-他"异在的态度模式？西方人固然视我们为"他者"，而我们未尝不视他们为"他者"？所以，西方人固然需要反省他们的西方中心主义，而我们中国人又何尝不需要反省自己的某种"华夏中心主义"？然而很无奈，我这里仍然在区分"我们"和"他们"。可见我们自己的这种以异族为"他者"的意识可谓根深蒂固，并渗透于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本文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古代汉语人称代词"你"、"我"、"他"的语义分析，反省我们自己的这种"他者"意识。
1．他：缺席的他者
中国传统的他者意识，最明显地反映在第三人称"他"的用法上：我们用"他"来指称那个异己的、陌生的、危险的"在者"。谈到"他"时，我们心中常常是充满着疑惑、猜忌、甚至敌意的。跟对话中出场的"我"和"你"不同，"他"总是不在场的，我称之为"缺席的他者"。
在汉字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俗体字，最初写作"它"。最古的字书《说文解字》尚且没有"他"字，只有"它"字，段玉裁注："它，其字或叚（假）''''佗''''为之，又俗作''''他''''；经典多作''''它''''，犹言''''彼''''也。"徐灏笺注："古无''''他''''字，假''''它''''为之；后增''''人''''旁作''''佗''''，而隶变为''''他''''。"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是"佗"的隶变俗体字，当出现于秦汉之际；（2）"佗"是"它"（作为代词）的假借字，也是后起的用法。[3]（3）"它"是"蛇"的古体字，这是众所周知的。《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弯曲）垂尾形。"《玉篇》："它，蛇也。"宋代罗泌《路史·疏仡纪·高阳》"四它卫之"，罗萍注作"四蛇卫之"。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浙江三·湖州府》说："杼山上有避它城，……盖古昏垫时民避蛇于此。"以上都是没有疑问的，问题在于，段玉裁和徐灏及许多人都把作为人称代词的"它"视为假借字，这就值得商榷了。在我看来，"它"字的意义从指称蛇虫到指代人物的演变，这并不是假借，而是词义的引申。
这要从上古的成语"无它"和"有它"谈起。《说文》："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当时蛇多，所以人们见面时常相问：没有蛇吧？这相当于后世见面问候的套语：别来无恙？段玉裁注："相问''''无它''''，犹后人之''''不恙''''''''无恙''''也。"既然成为了一般见面问安的套语，则"它"的含义也就泛化了：不仅指蛇患，而且指一般的忧患，或如高亨先生所说的"意外之患"（详下）。进一步联系到当时部族之间战争频繁的事实，"它"在问候中更多地是指称的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例如《国语·周语下》谈到单子"能类"，并引《诗经·大雅·既醉》"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认为"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它矣。"韦昭注："类，族也"；"它，它族也。""不出于它"即不出自外族。所以，"无它乎"的通常意思是问：没有外族来犯吧？相反，如遇外族侵犯，便是"有它"。对此，我们可以《周易》古经的"有它"为证。《周易》共有三处谈到"有它"，大抵均指作为敌对势力的外族：
一是《比卦》初六爻辞："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高亨先生《周易古经今注》指出："（《说文》"它"）''''重文作"蛇"''''。是古人称意外之患曰''''它''''。此爻云''''终来有它吉''''，大过九四''''有它吝''''，中孚初九''''有它不燕''''，义并同。殷墟卜辞亦有''''有它''''''''亡它''''[4]之文，义亦同。筮遇此爻，终有意外之患，而不足为患，故曰''''终来有它吉''''。"这里指出"意外之患"是对的，但还不够，未能说明何以"不足为患"而"吉"，这是因为高亨先生讲错了"来"字，以为虚词而无实义，于是"终来有它"就成了终于有它，可是这就应该导致"凶"，怎么能说明"吉"呢？实际上：其一，此"意外之患"乃指异族外患；其二，此"来"意思是"徕"，是使动用法"使之来"；"终来有它"是说终于招徕了异族，亦即通过诚信（孚）亲辅（比）的手段安抚了异族，故"吉"。
另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爻的"终来有它"也就是卦辞的"不宁方来"，即亲徕了不安分的异邦（应提起注意的是，当时的一"邦"一"国"其实就是一个部族）。高先生自己解释"不宁方来"就谈得很好：
"不宁方来后夫凶"殆古代故事也。王夫之曰："''''不宁方''''谓不宁之方，犹《诗》言''''榦不庭方''''。"其说甚韪。宁，安也。方，犹邦也。《诗·荡》"覃及鬼方"，《抑》"用逷蛮方"，《常武》"徐方绎骚"，诸"方"字皆犹"邦"也。古金文亦或用"方"为"邦"义。"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显然，这里的"不宁方"即是"它"，"不宁方来"就是"终来有它"。"有它"（存在异己的外族）则凶，"终来有它"（亲徕了异族）则吉。所以《象传》解释《比卦》说："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这就是卦名"比"的意思，也是"终来有它"的意思。
二是《大过》九四爻辞："栋隆，吉；有它，吝。"高亨先生解释："栋高者室巨，室巨者家大，自是吉象；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如上所说，所谓"寇盗"当指来犯的外族。当时部族之间经常互相侵袭，这在《周易》古经多有记载。这句爻辞的原意应该是说：筮得此爻，得吉；但是如遇外族来犯，则吝。此卦与《比卦》都是讲的通过"亲比"的手段安抚招徕异族的道理，不过具体途径不同：《比卦》似乎是用当时流行的盟会的方式，高亨先生解释《比卦》时便谈到了盟会的事实：
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不宁方来后夫凶"。《国语·鲁语》："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竹书纪年》："帝禹八年春，会诸侯于会稽，杀防风氏。""不宁方来后夫凶"疑即记禹杀防风氏之故事也。
而《大过》则是用的婚姻的方式，故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老妇得其士夫"。
三是《中孚》初九爻辞："有它，不燕。"字面的意思就是：有蛇，不安。高亨先生解释："燕，亦安也。……然则''''有它不燕''''者，有意外之患则不安也。"这一卦实际所记载的，就是一次外族来犯，所以，下面九二爻是一首饮酒誓师的歌谣："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接下来的六三爻，便是一首抗击外族侵犯的战斗歌谣："得敌，或鼓，或罢（同"鼙"），或泣，或歌。"笔者曾经指出："''''中孚''''，发自内心的诚信"；"从诗意看，''''鸣鹤在阴''''一节乃是战前誓师，取信于众，以求同仇敌忾，当为''''中孚''''之意的来源。"[5]值得一提的是，"有它不燕"帛书《周易》作"有它不宁"。宁即是安，联系到上文讨论的"不宁方"，这可以作另一种解释：此处的"有它不宁"显然就是"不宁方"的意思。这就是说，作"不燕"是指"我"不安，作"不宁"则指"它"不宁。但无论作何种解释，此卦都是记载的一次外族来犯的事实。
以上《周易》"有它"诸例表明，"它"总是指的异己的外族，亦即危险的他者。与"有它"相对的即"无它"，自然是指的没有意外之患，具体来说，就是没有外族的侵犯。
与此相关的，还有"非他"这种说法，指的是很亲近、对自己无二心的人。例如《仪礼·觐礼》，天子招见司空时说："非他。伯父实来，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将受之。"郑弦注："言''''非他''''者，亲之辞。"既称为"伯父"，即未视之为异己外族，故言"非他"，表示亲信。又《士昏礼》谈到婚礼过程当中约定见面的一个礼节，女方之父与其女婿的对话："主人对曰：''''某以得为外昏姻之数，请吾子之就宫，某将走见。''''对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请终赐见。''''对曰：''''某得以为昏姻之故，不敢固辞，敢不从？''''"郑弦注："非他故，弥亲之辞。""非他故"即"得以为外昏姻之故"，因为婚姻使得外姓变为同族，故言"非他"。这两例都涉及部族之间的关系。既然"非他"表示亲近关系，"他"或"它"当然就表示与此相反的疏离关系。这就表明，中国古代的他者意识是与族类意识密切相关的，这就是《左传·成公四年》中的一句名言：我们相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意识后来进一步发展为所谓"华夷之辨"，即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严格分别。
关于他者意识在"他"或"它"上的表现，我们还可讨论以下几点：
其一，一般来说，"他"或"它"当初并不是特定的人称代词，而是一般的远指代词，意思是"彼"（今所谓"那"），既可以指人，也可以指物。段玉裁注《说文》："它……犹言''''彼''''也。"《正字通》："他，彼之称也。"《集韵·戈韵》："佗，彼之称。"这种"远指"的意味，蕴涵着一种疏远的态度，正是以他者为一种"异己"（alienated：异化、疏远）的在者的意思。"他"之为"彼"，含有两种意义：一是"物我"对待的"物"，一是"人我"对待的"人"（他人）。而这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异己的在者。所以《玉篇》说："它，异也。"《吕览·贵生》注说："他犹异也。"因此，"他"总是被排斥在外的，这正如《国语·周语中》所说："且夫兄弟之怨，不征于它；征于它，利乃外矣。"兄弟之间即使有怨，也是"非他"的关系，这里，"他"总是被"下罚场"了的，即是说，"他"决不在那种能够体现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你我"对话的语境之中。下面我们还会看到，"他"即便是出场为"你"，仍然不在这种语境之中，而至多是一种"在场的他者"。
其二，这种既指人、也指物的"它"或"他"，更多地是指的非人的物。所以，"他"或"它"常常被冠于物前，例如《诗经·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左传·隐公元年》"制，巌邑也，虢叔死焉。佗邑惟命"，《史记·高祖本纪》"于是沛公乃夜引兵从他道还"，等等，"他"或"它"都用以指物。因此，"他"或"它"之为"彼"，作为一种异己的在者，更多地代表了一种"非人"的含义。可见"他"或"它"兼指人与物，这是一个重要信息，表明他人作为"他者"，与"物"无异。体现在部族关系上，在古代意识里，中原以外的都不是人，所以，那些氏族部落的名称往往都带一个"犭"旁或者"虫"旁，例如"狄"、"蛮"之类。四川的古称"蜀"是一种蠕虫，重庆的古称"巴"也是一条虫，可能是大蟒蛇。[6]当时有一个经常侵犯中原的部族，被称为"猃狁"，意思是长嘴狗。只有"我"亦即中国人才是人，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谈到"我"时再作讨论。
其三，以上两层观念都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来看的，他者乃是异己的在者；如果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则"他"或"它"乃是邪恶不正的东西。故《玉篇》讲："它，非也。"《礼记·檀弓下》："或敢有他志，以辱君义"；郑弦注："他志，谓私心。"《大学》引《尚书·秦誓》语："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郑弦注："他技，异端之技也。"是说此臣专心善道而无异端邪术。《汉书·卫绾传》说："（因为卫绾）忠实无它肠，乃拜绾为河间王太傅"；颜师古注："心肠之内无它恶。"所以扬雄《法言·问道》才说："适尧、舜、文王者为正道，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上文所说的古代成语"有它"和"无它"，也都有这种意味：无它则善则吉，有它则恶则凶。我们还注意到一种突出的汉语现象：古人凡是谈到不在场、但自己尊敬的或者亲近的人时，是决不会用"它"或"他"相称的；反之，凡是谈到"他"或"它"或"彼"时，都是充满疑忌、警惕、甚至敌意的。
2．你：在场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决定了古代汉语全套人称代词的语言游戏规则，以至第二人称"你"也蜕变成了一种"他"，区别仅仅在于："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同为他者，无论"他"还是"你"都是异己的在者："他"不是"你"的不在场，"你"反倒是"他"的在场。这就正如古诗所说："子不我思，岂无他人？"[7]这就是说，面对着"我"的"你"，心里却并没有"我"，因为"你"并不是本真的你，而只是"他"的出场而已，即便你我是在对话，你也在"王顾左右而言他"，此刻的"你-我"仍如"他-我"一样，"尔为尔，我为我"[8]，仍然不能达到真诚的沟通，更谈不上"相视而笑，莫逆于心"[9]。"我"和"你"的关系本质上仍然不过是"我"和"他"的异在关系，这种疑忌关系突出地体现在《左传·成公元年》的那句著名的祈愿中："尔无我诈，我无尔虞！"这个祈愿正好反证了现实的"你我"关系只是"尔虞我诈"的关系。
第二人称"你"字的出现较晚，是从"尔"、"汝"（古或作"女"，假借，读亦如"汝"）演变而来的。[10]《广韵·止韵》："你，汝也"；《语韵》："汝，尔也。"《集韵·语韵》："女，尔也。通作''''汝''''。""汝"本是水名，"女"本指女人，即它们作为人称代词都是假借字。汉语的用字，除第一人称外（讨论详下），第二、第三人称都是用的假借字，即都没有本字，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设想，"我"的观念的产生早于"你"和"他"的观念？[11]如其然，则根据下文对"我"的分析，似乎自我意识从其产生之际，就由于跟族类意识密不可分而已经异己化了？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是否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自我？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已不是本文的篇幅所能允许讨论的了。
作为人的存在的异己化的结果之一，"你"也染上了浓厚的他者意识的色彩。例如《广韵·止韵》："你，秦人呼傍人之称。"这里所谓的"傍人"（旁人），显然就是视"你"为异己者的意思："你"虽然在场，但只是本不在场的"他"的出场而已。"你"的这种他者意味，在用法上的表现，就是它往往不用于尊称、爱称，而只用于上对下、尊对卑之类的称呼当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详见下文，这里我们仅以《晋书·国传六·后秦姚氏》里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弋仲性狷直，人无贵贱皆''''汝''''之。"是说弋仲这个人性格很直率，不论贵贱之人，他都直呼以"你"。这种用法被注明"无贵贱"，即被视为一种不合礼仪的、即不符合语言游戏规则的用法，因为对尊贵的人是不能直呼"你"的。反过来说，"你"是对卑贱者的称谓，而卑贱者是"我"不应亲近、而应疏远的在者。
这种游戏规则与"它"一样，也跟族类意识有关，上文说到高亨先生解释《比卦》"不宁方"，作为上古成语又作"不宁侯"，对于这种异己的外族，他所引证的许多例子都称之为"汝"、"女"、"尔"、"若"：
《礼记·考工记》："祭侯之礼，以酒脯醢，其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汝。''''"《大戴礼·投壶篇》："鲁命弟子，辞曰：''''嗟尔不宁侯，为尔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汝。''''"《白虎通·乡射篇》："礼，射祝曰：''''嗟尔不宁侯，尔不朝于王所，以故天下失业，亢而射尔。''''"《说文》："侯，乡飨所射侯也。其祝曰：''''毋若不宁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射汝也。''''"《仪礼·大射仪》"董侯道"郑注："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是"不宁侯"为古代成语。不宁之侯谓之"不宁侯"，不宁之邦谓之"不宁方"，其意一也。
但第二人称"尔"或"汝"的用法似乎经过一番演变，这个演变过程似乎正是人们丧失本真状态、亦即他者意识渗入第二人称的过程：它本来是可以通用的，那是一种本真的用法；后来才转变为专门用于上对下、尊对卑的称呼。《正字通》说：本来"我称人曰''''尔''''"；"古人臣称君皆曰''''尔''''。《诗·小雅·天保》称''''尔''''者九，《大雅·卷阿》称''''尔''''者十三；《书·伊训》、《太甲》称尔、汝亦肰（然）。"例如《诗经·卫风·氓》："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郑风·萚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由此可见，"你"与"我"本来是互为主体际对话者的，正如《诗经·皇矣》郑弦笺注："尔我，对谈之辞。"但是，后来却成了上对下、尊对卑的称谓，例如《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请之而不肯，女焉能行之！''''"《魏书·陈奇传》："尝众辱奇，或''''尔汝''''之，或指为小人。""尔汝之"意为以"尔"或"汝"相称，以表示轻侮的意思。例如《孟子·尽心下》："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朱熹集注："盖''''尔汝''''，人所轻贱之称"；焦循正义："''''尔汝''''为尊于卑、上于下之通称。"其实，在人际关系的本真状态中，以"尔汝"相称本来是表示亲昵的，但在"你"的观念异己化之后，这种称呼反倒成了一种难得的境界。例如杜甫《赠郑虔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只是作为醉中"忘形"的结果，"你"才流露出本真性。又如韩愈《听颍师弹琴》："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是在"儿女"（男女）热恋中的"忘形"，此时才有"你"的本真性。这也从反面证明了只有在"忘形"（忘却世俗）的情景下才能回复到本真的"你"。
与此相应，作为指示代词的"尔"也从本来的近指之"此"（这）转变为远指之"彼"（那），即逐渐疏远化了。"尔"本近指，如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所说："尔犹此也。"近指之"尔"与"迩"（即近）相通，如《周礼·地官·肆长》所说："实相近者，相尔也。"此种近指之"尔"也作"汝"或者"女"，吴易莹《经词衍释》说："''''尔''''犹''''此''''也，《书》''''尔不啻不有尔土''''、《诗》''''既作尔歌''''是也。通作''''女''''''''汝''''。《诗》''''今尔下民''''，《孟子》引作''''今此下民''''，《左传》昭十二年''''子产过汝''''，十八年''''子产过女''''，皆言''''过此''''也。""尔"作近指，又常作"如此"讲，段玉裁注《说文》"尔"字："''''尔''''之言''''如此''''也。"《六书故·数》："''''如此''''之合为''''尔''''。"其中的"此"亦近指代词。但随着"你"的疏远化，"尔"后来就变为远指了，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卷七说："尔，犹彼也。""彼"即远指代词。例如《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此"此疆尔界"即"此疆彼界"。《世说新语·赏誉》："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这里的"尔夜"意为"那晚"。《敦煌变文集·维摩诘经讲经文》："尔时居士种种说法，教化王孙，令往菴园。"这里的"尔时"意为"那时"。从近指向远指的演化，正反映出"你"的观念的疏远化（alienation）："你我"之间产生了"此疆尔界"的隔膜，"你"也变成了他者。
3．我：内在的他者
这种他者意识不仅决定了"你"的、而且同样决定了"我"的语言游戏规则。如果说，尽管"他"是缺席的他者，"你"是在场的他者，但对于"我"来说，它们同样都是外在的他者；那么，"我"就不过是一种内在的他者而已。换句话说，"我"不过是已经丧失了本我的存在状态，即是本我的异化形式。这里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但是实质内容不同：我所谓"本我"是指的本真的我，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但在我看来，在中国古代的自我意识结构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结构之间，是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的："我"作为内在的他者，类似于弗洛伊德的"自我"，是由两个方面相互渗透而成的：一方面是"本我"即本真的我；另一方面则是"超我"，它是作为外在的他者的"他"和"你"渗透于潜意识结构中的结果。《论语·学而》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亦即我反省我自身，就是用超我来监督自我。至于中国潜意识结构中的本我，则是需要我们加以发掘的--或许，这需要我们返回到"前轴心时代"去？
当然，汉语"我"这个概念的产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它代表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是这种自我意识，正如对"它"的意识一样，一开始就是与自身所属族类的存在相关的，亦即是与其他族类即"它"相区别对待而成立的。如前所述，古代的"它"跟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关；而"我"亦然，《说文解字》解释"我"字："我，施身自谓也。……从戈、从千"[12]；"一曰：古''''杀''''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认为："契文''''我''''象兵器之形，以其柲似戈，故与''''戈''''同，非''''从戈''''也。卜辞均假为施身自谓之词。"两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我"与作为武器的"戈"有密切关系。郑樵《通志·六书略二·会意》说："我也，戍、戚也，戊也，皆从''''戈''''，有杀伐之义。"例如《尚书·泰誓中》"我伐用张"，《孟子·滕文公下》即作"杀伐用张"，证明了"我"蕴涵着对于异族的杀气。
但我认为，把"我"作为第一人称代词来用，这并不是文字的假借，而是意义的引申：持戈杀敌，这大概就是当时的"我"作为族类成员的首要职责，因而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部族敌人的意识相互关联的。我们在前文曾提到的《周易·中孚》那个例子就是一个明证：外族来犯之际的"有它，不燕"和本族投入战斗之前饮酒誓师的"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是把"我""尔"和"有它"联系起来的。唯其如此，"我"经常被作为一个战争术语，表示敌我双方的一方。例如《左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汉书·李广传》："虏亦不得犯我。"这种充满着杀伐气、硝烟味的用法，至今依然，例如"我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等等。
关于这一点，段玉裁对《说文》"我"字的解释"施身自谓"的说明值得注意：
不但云"自谓"、而云"施身自谓"者，取施与（之义）……施读"施舍"之施，谓用己厕身于众中；而自称，则为"我"也。施者，旗貌也；引申为施舍者，取义于旗流下垂也。《释诂》……又曰："台、朕、赍、畀、卜、阳，予也。"……愚谓有我则必及人，故赍、畀、卜亦在"施身自谓"之内也。
这里有三点是特别值得留意的：一是"有我则必及人"，这就是我们在上面说过的，对自我的意识是与对他者的意识不可分割的。二是取"施与""施舍"之义，这就是说，这时一个人就必须舍弃那个纯粹本真的自我，亦即"施身"[13]。三是"用己厕身于众中"，这是"施身"的实际结果，就是使"我"同于在场的本族的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讲，这就是本真的自我的"沉沦"。
古代汉语"我"也作"吾"。"吾"为第一人称的本字而非假借，这在第一人称诸字中是唯一没有异议的。《说文》："吾，我自称也。"这个字从"口"，表示称呼。有意思的是，唐代刘威《遣怀寄欧阳秀才》诗："平生闲过日将日，欲老始知吾负吾。"这犹如著名的《明日歌》所说，日复一日地虚度年华，老来忽然悟出这是辜负了自己。这句诗实在可以做本文的标题：主格之"吾"辜负了宾格之"吾"，成为了后者的内在的他者，亦即本真之我的异化存在。可见主格作为主体意识的自我，并非本真的自我。[14]这与庄子《齐物论》所谓"吾丧我"的用法正好相反：主格之"吾"似乎是本真的自我，宾格之"我"似乎是内在的他者。[15]"丧我"便是克服异化的我，回复本真的我。如此说来，《论语·子罕》主张"毋我"，这与庄子的"丧我"可谓异曲同工。
但在我看来，对"吾"字还可以有另外一种解法，其本义是防御之"御"，即与"我"字一样，都是武装防御的意思。许多古训均如此说，例如《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广韵·模韵》都说："吾，御也。"杨树达先生在《积微居小学述林·本字与经传通用字》里指出："《毛公鼎》云：''''以乃族干吾王身。''''徐同柏读''''吾''''为''''御''''，此以经传常用字读之也。"古典文献确有这种用法，例如《墨子·公输》："厚攻则厚吾，薄攻则薄吾。"孙诒让《墨子闲诂》解释说："''''吾''''当为''''圄''''之省。"其实无所谓"省"，《说文》明确指出："圄，守之也。从口。"此"圄"即守御、防御之"御"，也就是"吾"。汉代有官名"执金吾"，字面意思就是拿起武器防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说法："吾者，御也，掌执金革，以御非常。"《续汉书·百官志四》对"执金吾"的解释也是："吾犹御也。"可见"吾"与"我"一样，都是抵御异族的意思。
这里的关键，从文字学上看，是如何理解"吾"字的从"口"。其实，此"口"应读为"围"，意思是"域"，意指部族据守的疆域，也就是"国"。"国"古字作"或"或"域"，也都从"口"，《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或，邦也。从口，戈以守其一。一，地也。域，''''或''''或从''''土''''。"段玉裁注"国"字："古''''或''''、''''国''''同用"；又注"或"字："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他紧接着解释道：
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各守其守，不能不相疑，故孔子曰："''''或''''之者，疑之也。"[16]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口"而为"国"，又加"心"为"惑"。
“古代汉语”是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必修课之一，从建立初始到现今已有六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其教学经历了多个发展时期。
一、 萌芽时期（1952—1960）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相继设置古代汉语这一课程以来一直到1960年相关古代汉语教材出版，这一时期是古代汉语教学的萌芽时期。
这时期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内容不确定，不统一。课程没有教纲、没有教材，教学内容由教师而定。并且在不同的高等学校中，在不同的时期内，其教学内容也不同。
创立初始，教学目的和教学要求也不一致。因此，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大纲》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基本问题作了比较详尽、具体的规定，确定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和教学方法。这样，就使古代汉语教学趋于规范化和标准化迈出了重要一步。《大纲》也成为了5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研究最重要的标志性成果。此后语文教学论文，1957年至1958年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对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古代汉语教学目标逐渐明确，即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为教学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59年，北京大学进行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改革，把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部分结合起来，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此外，许多高等学校都以培养阅读古书能力作为目的，改进了古代汉语的教学。
这一时期的教学方法也是单一化，由教师讲授为主，采用“满堂灌”的教学模式。
学科建立之初，没有教材，学生主要听教师教授，教师一般把教案当作讲义，因此教学内容得不到统一。1959—1960年期间，古代汉语讲义印制及相关古代汉语教材相继出版面世杂志网。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出版，由于内容复杂繁多，教材并没有推广出去。但作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古汉语教材，在古代汉语教学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60年，马汉麟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读本》出版，虽然内容过于简单，但却是古代汉语新、旧教学观念的一次转变。总体来说，虽然这两部教材存在许多缺陷语文教学论文，但它们开创了古代汉语教材的先河，为后来多种版本的古代汉语教材的出版，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发展时期（1961—1965）
60年代初，北京大学根据《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探求新的教学途径，并取得了宝贵的经验。这一时期，有了统一的教材，即王力版的《古代汉语》出版。
1961年，古代汉语教材编写小组以北京大学的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进行改写，制定一部统一的古代汉语教科书。1964年，由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出版。这本书包括三个内容：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这三个内容不是完全分离，互不相关的三个部分，而是以文选为纲，其他两个部分与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王力先生创设的“三结合”教学体系对各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部教材的出版成为中国古代语文教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代表了那一时期全国古代汉语教学的新水平。同时对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具有指导作用，对以后古代汉语教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直至今日，王力版的《古代汉语》教材也是最权威，使用最广泛的教材。现今大多数高等院校仍然使用。并且，国内的古代汉语课程都是按照王力先生创立的“三结合”教学体系来进行的。
这一时期教学方法上仍然采用以教师教授为主，课堂提问方式为辅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停滞时期（1966—70年代末）
文革时期，古代汉语初具规模的教学体系遭到破坏，教学无法正常进行。因此，古代汉语教学进入停滞时期。
四、成熟时期（80年代—9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各学科进入恢复发展时期，古代汉语教学又逐渐恢复。80—90年代末语文教学论文，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逐渐逐渐增多。古代汉语教学研究范围越来越广，涉及问题越来越全面。教材建设、教学理论探讨、教学语法体系研究构成了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基础框架。如：
在教材建设方面，从创立之初到90年代，据粗略统计古代汉语教材有40多种不同版本的教材。例如：王力本和郭锡良本采用文选、常用词、古代汉语通论三结合体例；许嘉璐本采用通论、文选、教学参考合编型；张世禄本采用文选、通论结合型。其中文选、通论、练习结合型被认为是最富有创建性的新形式。其中文选的选材范围也较以往有所扩大，向前推至商周，向后延至明清。教材版本的多样化也为古代汉语课堂教学向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和前提。
在理论探讨方面，认为教学对象与五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认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学应该与中学生的文言文教学相互区别开来。同时，一些学者提出了研制古代汉语计算机教学辅助系统软件，将现代科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中。这一观点对现今现代教育技术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教学中提供了前提与可能。
在教学安排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时逐渐减少。因为教学对象在入学之前相比八十年代以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古文阅读基础；另一方面，古代汉语下属的各门学科，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古代汉语的分支学科的细分化也使古代汉语的知识范围有所减少。
总之，九十年代以后，古代汉语教学进入了全面发展新时期杂志网。古代汉语教学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课程目的、课程性质、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等理论问题得到深入研究和探讨；古代汉语教材版本多样化；教学语法体系也得到进一步深化等。
五、完善时期（新世纪—至今）
进入新世纪之后，古代汉语的研究依旧沿着王力的研究思路发展，但却是在不断系统化，趋于完善。
教育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单纯的知识积累转变为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因此教学方法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教师的讲授侧重于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的介绍、重点难点的分析；强调学生对古代汉语特点和规律的把握。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学、练习，并通过适当的课堂讨论活动加深对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在教学安排上，尽管课时减少，但课程的性质不能改变，课程的质量不能降低语文教学论文，做到课时减少而教学效果不降低。因此，教学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化。“文选”分为精读和泛读两部分，精读部分为课堂教学部分，泛读部分为学生课外自主学习部分。将知识传授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在课堂教学的基础上通过做作业、学期论文等方式让学生在实践中进一步理解、掌握知识。
由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入，也大大提高了古代汉语教材的知识新颖性和先进性。许多高校也逐步组织课题组编纂古代汉语丛书，古代汉语教材更趋于多样化。
随着科技的发展，一些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逐渐进入古代汉语的教学课堂。教学手段上实现了革新，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多媒体技术相结合，实现了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立体化，使古代汉语课堂教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课堂多媒体教学丰富了教学内容，增强了教学的直观性、生动性和多样性，改变了以往课堂枯燥、乏味的局面，使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有趣。
综上所述，古代汉语教学经过五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并逐渐趋于完善。我们的对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随着它的发展而不断深入。未来的古代汉语是要向交叉性、边缘性方向发展。只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互为取长补短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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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玉洁.改革古代汉语教学的探讨[J].高等研究与实践，1995.
[3]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9.
[4]李彦.古代汉语教学模式转变的探索[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古代汉语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其涵盖的知识相当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学，还涉及天文、律历、姓氏名号、礼仪风俗、车马宫室、职官地理等相关知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在。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已经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化典籍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些典籍大多以文言文写成，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讲授对象就是文言文，因而在课堂教学中，必须把中国传统文化体现出来，以实现古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承功能。现结合笔者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在古代汉语教学中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一些看法。
一、从汉字入手，注重解析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中华民族文化是世界上没有断流的文化，汉语汉字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其本身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利用汉字表意性强的特点，结合字形分析，不仅能让识记古词汇的过程更容易，同时也能让学生从中了解中国语言文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为对学生来说，从汉字入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以下略举几例。
1.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宫室建筑。
《周易系辞下》（包牺氏之王天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後世}人易之以宫室。”《说文》：“穴，土室也。”字形从“宀”，像房顶，下应为“凵”，组合起来，其实“穴”是一个半穴居的土屋，下“凵”是向下挖掘成口袋状的洞穴，“宀”是在地面上用草扎制的屋顶。段玉裁注：“引申之凡孔窍皆为穴。”《说文》：“宫，室也。”徐复《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据半坡圆形房屋遗址复原，其房屋乃在圆形基础上建立围墙，墙之上部覆以圆锥形屋顶，又于墙中部开门，门与屋顶斜面之气窗孔呈‘吕’形，此种形制房屋，屋顶似穹庐，墙壁又似环形围绕，故名为宫。”
通过字形分析可见，最初人们是选择天然的洞穴居住的，后来发展到半穴居的土屋，后来才有地面式建筑。
《晋灵公不君》载：“其右提弥明知之，趋登曰：‘臣侍君宴，过三爵，非礼也。’遂扶以下。”这里有两个动作“登”“下”“趋登”，教材注释：“快步走上堂去。”那为什么要有“登堂”和“下堂”之说呢？“堂”，《说文》：“堂，殿也。从土，尚声。”字形从“土”，意思是堂下有用土夯成的地基，所以“堂”是有屋基的正室，因为地势较庭为高，所以有阶，进入堂就有一个登阶的过程，堂后有室，故而成语有“登堂入室”，文选中也就有“登堂”和“下堂”之说。
2.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车战。
《烛之武退秦师》载：“晋军函陵，秦军锬稀！苯滩淖⑹停骸熬，用如动词，屯兵。”《说文》：“军，圜围也。四千人为一军。从车，从包省。”段玉裁注：“包省当作勹，勹，裹也。，勹车，会意也。”“军”是个会意字，从“勹”从“车”。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字从车，从勹，会意。古者，车战，止则以车自围。”
古代以车战为主，以战车为中心，一辆战车上有甲士三人，有步卒七十二人，合称一乘。军队驻扎时，用兵车作为掩体，围绕在军队驻扎地的周边。所以，“军”可作动词表示“屯兵”，后引申作名词。
3.从汉字入手，了解古代的礼仪。
《晋灵公不君》有“稽首”这种礼节，如何行礼？《说文》：“稽，留止也。从，从尤，旨声。”“稽”是“停留”的意思。孔广居《疑疑》：“，木之曲头止不能上者也；尤者，色之美者也；旨，食之美者也。美食、美色皆足以留滞人。此三体会意也。”可见，“稽首”这种礼节在行礼时，头要在地面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应当是一种比较郑重的礼节。
二、合理补充教材，注重文史知识的讲解，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
古代汉语文字繁难，学生很容易有畏难情绪，常常是学生学得苦，教师教得累。若能将生涩的文言文放在丰富多彩的文化背景中，不仅能够使学生加深理解，让课程妙趣横生，更能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以下略举几例。
1.适当补充相关历史背景的介绍。
《宫之奇谏假道》载：“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复”是“再一次”“又一次”的意思，有学生追问：“第一次借道是什么时候？”教师就需要补充《左传・僖公二年》所载：“晋荀息请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宝也。’对曰：‘若得道于虞，犹外府也。’公曰：‘宫之奇存焉。’曰：‘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且少长于君，君昵之，虽谏，君将不听。’乃使荀息假道于虞。”从中，学生既了解了第一次借道的经过，也对虞侯的贪婪以及宫之奇劝谏不成的原因有了一定的了解。
《齐桓公伐楚》载：“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齐桓公伐楚，为什么要侵蔡呢？补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的有关记述：“蔡女为桓公妻，桓公与之乘舟，夫人荡舟，桓公大惧，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复召之，因复更嫁之。桓公大怒，将伐蔡。仲父谏曰：‘夫以寝席之戏，不足以伐人之国，功业不可冀也，请无以此为稽也。’桓公不听。仲父曰：‘必不得已，楚之为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君不如举兵为天子伐楚。楚服，因还袭蔡，曰：余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听从。因遂灭之。此义于名而利于实，故必有为天子诛之名，而有报仇之实。’”通过《韩非子》的记述，我们既了解了文选所记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管仲的深谋远虑也有了初步的认知。
2.适当补充相关风俗的讲解。
《郑伯克段于鄢》载：“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郑武公在申地娶女子为妻，为什么要到申地娶妻呢？原因是“同姓不通婚”的风俗。郑国是西周王朝分封的最后一个诸侯国，郑国最早的诸侯是郑桓公，他是周厉王的小儿子，是周宣王的弟弟。所以郑国以“姬”为姓，这就意味着，郑国的诸侯不能从周王室以及其它的姬姓诸侯国娶妻。而申国为姜姓国，符合异姓通婚的风俗习惯。
《触龙说赵太后》载：“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为之泣。”有学生奇怪，为什么要握着脚后跟哭泣呢？据刘向《说苑・修文》的记载，古人亲迎时，男方要带上“屦二两”即鞋两双到女家，出嫁女的母亲要在夫家送来的两双鞋子中取一双给女儿穿上，然后整理女儿的发笄和衣裙。在穿鞋、正笄、整衣的同时，母亲就要作最后的叮嘱，让女儿善待公婆，对丈夫不要生出二心，千万“无敢回也”。然后，出嫁女拜辞母亲，母亲在房门口亲自把女儿交给女婿。接着，女儿在堂上拜辞父母，在大门口拜辞诸母，最后随夫上车。“持其踵为之泣”正是母亲“取一两屦以履女”时一个很自然的动作。因为要亲手给女儿穿鞋，自然要“持其踵”，而“为之泣”就是一边给女儿穿鞋一边叮嘱说：“无敢回也”。
3.适当补充相关礼仪的讲解。
古人的见面礼分为揖、拜、稽首等。这些见面礼在文选中经常出现，如不加区别，对理解文选会有较大的影响。揖，又称揖让，是最普通的见面礼，行礼的时候，左右手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并拢，左掌与右掌背交叉或平叠，掌心向内，左右拇指相扣，两手合抱于胸前，拱手为礼。这种礼节多用于文官。拜，也称拜礼，古人一般拜两次，称为“再拜”，如《齐晋之战》：“韩厥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这种礼节较揖礼更为恭敬，行礼时，下跪后两手拱合，低头至手与心平。稽首则是最为恭敬的见面礼，多用于下级拜见上级，晚辈拜见长辈，臣子拜见君王。行礼时，先拜，然后双手合抱按地，头伏在手前边的地上，头要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以示尊敬，整个动作比较缓慢。《齐晋之战》所载“执絷前，再拜稽首，奉觞加璧以进”是春秋战国时期，战胜国的将领俘虏战败国的国君时所施的礼仪，手持绊马索进前，行再拜稽首之礼，恭敬地进献美酒。可结合《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子展执{而见，再拜稽首，承饮而进献。”子展在俘虏陈侯时以同样的礼仪对待陈侯。
4.适当补充车马制度的相关知识。
《齐晋之战》提及齐军和晋军主帅所在的战车以及车上三人的位置，若不明白他们各自的职责，对下文的理解就会有障碍。所以要补充古代战车中位置的相关规定：古人坐车，以左为尊，所以战车也是一样，一般尊者居左，主射；御者居中，主驭；车右自然在右侧，手持长矛或长戟，除了保护尊者，防止敌人靠近战车以外，还必须在车受到阻碍时，让车子顺利前行，故而车右一般都是孔武有力之人。因为主帅的战车之上有指挥作战的战鼓，所以尊者居中，御者居左，车右仍然在车子的右侧。
《齐晋之战》还有“骖\于木而止”一句，所以要补充说明骈、骖、驷。两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骈，三匹马拉一辆车称为骖，四匹马拉一辆车为驷。驾车的马是三匹或四匹，就有骖马和服马之分，中间负责驾辕的，为服马，两边的马叫骖马。
三、转变观念，采用多种先进手段和教学方法，完成传统文化的传承
教师应当改变教学观念，古汉语的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更应当精心选取教学内容，塑造学生的品格，注重弘扬民族精神。如在讲授《论语》《孟子》《礼记》等儒家经典时，要能结合当前的大环境，引导学生理解古代为人处世的准则：《论语・学而》中注重自身道德文化的修养；《论语・微子》中“我行我义”的精神风范；《礼记・教学相长》中通过不断学习来发现不足，发现困惑，然后不断进步；《孟子》：中“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这些内容都反映着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通过教学能够让学生体悟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运用多样化的先进教学手段，如运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用图片、视频再现古代历史、诗词画面，引导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让学生准确、生动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利用互联网，通过QQ群培养学生的自学意识，通过提供自学参考书和网站的方式，让学生有目的、有针对性地自主学习，变被动为主动，真正通过古汉语的教学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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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9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1-0022-02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40049）；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一般项目（SKQNYB11005）
作者简介：雷黎明（1978―），甘肃通渭人，文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研究。
词汇教学是古代汉语教学的重点之一，历来受到古代汉语教师的高度重视。古代汉语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而一个单音词一般由一个汉字记录，这种密切而特殊的字词关系使得古代汉语词汇教学中对古文字的引入和渗透成了不可回避的路径。具体说来，引入古文字形体，分析其构形理据进行词汇教学，其重要作用主要有：
一、有助于学生准确把握词义的源流
汉语词汇中的单义词数量很小，绝大多数是多义词，而多义词的几个意义并非同时出现，是在词义发展变化过程中逐渐引申、派生出来的。在多义词词义的引申、派生过程中，有一个词义是其他词义引申的起点，是维系整个词义系统的枢纽，这个意义就是词的本义，是词义系统的源；其他词义都是在这个本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词的引申义，是词义系统的流。在词汇教学中，如何让学生准确把握词义的源流演变成了一大难点。而引入相应的古文字字形，分析其构形理据则成了突破这一难点的有效途径。
如“粪”在典籍中的词义主要有：（1）扫除。《左传・昭公三年》：“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礼记・曲礼上》：“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之上。”《说文》：“粪，弃除也。”（2）屎，大便。《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正字通・米部》：“粪者，屎之别名。”（3）肥料。《文选・张衡〈东京赋〉》：“却走马以粪车，何惜与飞兔。”“粪车”即运粪肥的车子。（4）施肥，使肥沃。《礼记・月令》：“（季夏之月）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广雅・释诂四》：“粪，饶也。”在现代汉语词义系统中，“屎，大便”义是它的常见义，而其他词义的使用频率较低。这四个词义到底哪个是它的本义，彼此间又有怎样的一个词义源流脉络呢？“粪”的繁简形体都难以反映其本义，而“粪”甲骨文作■（合一八一八一）①，由廾、■、帚和三点构成，会一手持帚，一手持■（箕），扫除秽物（用三点表示）之意；或又简省帚作■（合一九五六），亦会用双手持■（箕）弃除秽物之意。可见“扫除”义是“粪”的本义，由此再引申出弃除之物“屎，大便”义，继而引申出“肥料”及“施肥，使肥沃”义，如此分析则“扫除――屎，大便――肥料――施肥，使肥沃”的词义派生源流一目了然。
再如多义词“年”，典籍中的词义主要有：（1）谷物成熟。《书・多士》：“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孔安国《传》：“有丰年于此洛邑。”（2）时间单位，即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诗・豳风・东山》：“自我不见，于今三年。”（3）年纪，岁数。《左传・襄公九年》：“晋侯以公晏于河上，问公年。”“问公年”即询问公之年纪。（4）岁月，泛指时间。《文选・曹植〈求自试表〉》：“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李善注：“傅武仲《与荆文姜书》曰：‘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时间单位”并非“年”的本义，但在现代汉语词义系统中却成了“年”的常见词义。由于汉字形体的演变，我们已很难从“年”的楷书形体探究其本义了，而如果引入其古文字形体，则其词义的源流演变路径就较为清晰了。“年”甲骨文作■（合二八二四九），从禾、从人，以人载负禾谷表示谷物丰收之意；金文继承甲骨文形体作■（舀鼎），或于人上增一横为饰而成千形作■（番君召鼎）；战国文字从人、从千形“年”字并存，如■（陶文）、■（楚简文），而从千形“年”字为《说文》篆文所本，《说文》：“■，谷熟也。从禾，千声。”可见“谷物成熟”是“年”的本义，《合》二八二一九：“辛巳受年。”谷物一般一年成熟一次，因而引申出年岁义。《尔雅・释天》：“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刑《疏》：“年者禾熟之名。每岁一熟，故以为岁名。”再由“年岁”义引申出“年纪，岁数”“岁月，泛指时间”等其他词义。如此，则“年”的上述四个词义之间的源流关系就较为清晰了：谷物成熟――时间单位――年纪，岁数――岁月，泛指时间。
汉字特殊的表意性使得汉字形体，特别是古文字形体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所记录的语词的词义，因而在古代汉语词汇教学中，充分引入相应的古文字形体来探求词义的引申路径，将是传统训诂学中“形训”方法的成功实践，也将会极大地帮助学生准确把握词义的源流。
二、有助于学生深刻理解古今词义的差异
“时代在发展，词义也就在不断变化。”[1]在汉语词汇系统中，有一部分词的古义和今义是不同的，这种古今词义的差异给我们的阅读造成了很大的障碍，也成了古代汉语词汇教学的难点之一。在实际教学中，引入记录相关词语的古文字形体，分析它们的构形理据，则会有效地帮助学生较为深刻地理解这些词表义范畴的古今差异。
如词语“足”，表示人体器官古今有所不同。在现代汉语中，“足”一般为“脚”所代替，只在特定组合，如“足疗”“足球”等中出现，指人体踝骨以下的部分。“足”的这一词义出现较早。《左传・昭公七年》：“孟之足不良，能行。”《韩非子・外储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说文》：“足，人之足也，在下。”然“足”还用来表示人体下肢的总称。《六书故・人九》：“足，自股胫而下通谓之足，上象髁，下象跖。”可见上古“足”所指人体器官范围大、小不同，而演变至今则仅用来表示人之脚。为让学生较为深刻地理解“足”的这种古今词义差异，可引入其古文字字形。古文字“足”与“疋”本一字，都为象形字，只因取象角度不同而分化。甲骨文作■（合二三六二三），金文作■（■师），正象人体下肢及脚之形。金文中出现了■（申簋）形，上部为口形，当为俯视人体腿部所得之形。杨树达：“股胫跟全部为足，足从者，象胫股周围之形。人体胫股在上，跟在下，依人所视，象胫股之当在上层，象跟之止当在下层。然文字之象形，但有平面，无立体，故止能以上止下表示也。”[2] （P.82 ）可见古文字字形的引入能够帮助学生更为深刻地理解“足”的古今词义差异。
再如常用词“走”，其所表示的词义古今是有差异的。在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一般用来表示步行，两互向前迈进；而在古代汉语词汇系统中则表示跑义。词义经过了从“跑”到“步行”的古今演变。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理解“走”的跑义，可以引入它的古文字形体，“走”字金文作■（休盘），从夭、从止，而“夭”字甲骨文已见，作■（合二七九三九），金文作■（夭觚），“象人摇摆双臂奔走之形，为走之初文。”[3] （P.755 ）“走”上“夭”的形体非常形象地体现了其奔跑义。
汉语词汇系统表义的历时差异与词汇的演变一样，贯穿古今，而且表现在词义范围、轻重及褒贬色彩等诸多方面，但是不论如何，总会在这些语词的记录载体上留下蛛丝马迹，特别是在形体演变剧烈的古文字阶段，这种印迹更为清晰。要让学生较为深刻地理解这种古今词义的差异，相关古文字字形的引入非常重要。
注释：
①括弧中为甲骨文字形出处，“合一八一八一”表示该字形出自《甲骨文合集》第一八一八一片，下同。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424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j.cnki.kjdkx.2018.01.060
1古代汉语实践教学的内涵
马克思认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主要的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课题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实践是一切知识获得的前提。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高等学校应着眼于国家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在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能力培养，特别是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坚持社会需求为导向，深化教学改革，构建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体系。”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掌握科学方法和提高动手能力的重要平台，有利于学生素养的提高和正确价值观的形成。[2]
实践教学是教育体系范畴的一个重要組成，一般是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以实际操作为主，获得知识与技能，提高综合能力的一系列教学活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3]实践教学力主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性地位，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手段。实践结果表明，单一的知识教学不可能实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不同的活动与不同的素质发展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对应性。在实践教学中，通过实验、体验、实习、课程设计、论文、调查等具体的实践环节，可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能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个人潜力。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应用性和针对性很强的专业，古代汉语课程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专业必修的基础课，在学科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该课程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较强的工具性。主要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研究在上古口语基础上所形成的古代书面语言，以及东汉以来所发展而成的古白话。虽然古代汉语课程本质上属于语言学课程，要求学生认知汉语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但从当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古代汉语课程的实际教学情况来看，通过有限的课堂教学，很难达到这样的教学效果。从学生角度来看，现在的学生普遍接触古文很少，基本上对古文没有太多感性认识，毫无古文功底可言；另一方面，从课程本身来看，汉语的历史发展演变问题是一个难度较大的理论问题，本身既涉及普通语言学的基本理论，又要求对汉语历史演变特征细致描写，对于古文阅读能力薄弱的本科低年级学生，课程难度极大。鉴于此，要求古代汉语课程具备较强的理论性，既不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也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教学目标。王力先生曾指出：“其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书的能力。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通过这一课程的学习，使我们能更好地掌握古代汉语，以便阅读古代文献，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4]当前，古代汉语课程工具性特点和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这一课程目标已取得学界的普遍共识，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这一目标的设置也是可行的。
古代汉语课程所涉语言时代跨度大，教学内容多，任务重，教学难度大。当然，本科阶段的古代汉语教学，其教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强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能够一定程度上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并通过古代汉语的学习，帮助学生认识古今汉语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提高学生语言文字的修养，增强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因此，古代汉语课程的这一目标就要求在教学上要有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只有通过实践教学才能让学生充分提升古书阅读能力，牢固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提高学生语言文字方面的修养。
2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施原则
2.1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结合
古代汉语课程为语言学课程，本身具有较强理论性。考虑实际情况，在教学中又必须以古代汉语语法、词汇、语音等方面的基本理论为工具，以此指导学生的古书阅读，帮助学生从对古代汉语的感性认识逐步上升到理性认知，能够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教学效果。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实施的过程中，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相辅相成，实践教学建立在理论教学的基础之上，在基础理论的充分掌握的前提下展开实践教学，理论教学应当培养学生古代汉语方面的实践能力服务。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阅读一定量的古籍作品，并在阅读中对其中特殊句式表达、虚词运用等语言现象作出某种程度的总结概括，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总结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培养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问题意识和主动探究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古书阅读的实践中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性认识，并进一步指导古书阅读的实践活动，切实提高学生古书的阅读能力。从近几年的教学情况看，不少学生能够自发地在阅读文言文的过程中做好读书笔记，并能在读书笔记中整理出质量较高的课程作业。理论和实践结合，大大加强了学生对古代汉语知识和现象理解的广度和深度，养成了学生自觉观察古代汉语现象、搜寻古代汉语材料的习惯，培养了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古代汉语教学的水平和质量。
2.2知识掌握和能力发展相结合
知识是发展能力的基础与前提，而发展能力则是掌握知识的目的与归宿，而能力的提升又可进一步促进知识的掌握与深层次理解。二者相辅相成，关系密切。上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哲学家波兰尼明确指出，人的知识存在两种类型：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5]所谓显性知识，即能够用各种明言符号加以表述的知识。隐性知识是指那种我们知道但难以言传的知识，本质上是一种理解力，即领会经验、重组经验的能力。二者共同构成个体总的知识体系，而显性知识又植根于隐性知识。隐性知识是个体获得显性知识的背景与向导，支配着个体的认知过程。而隐形知识的获得，并不能仅靠理论教学，必须以实践为途径，在实践教学中获得隐性知识，从而提升能力。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学生的隐性知识的获得显得更为重要。学生一方面要掌握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必须将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内化为阅读古书能力的提升。这一过程离不开实践活动，只有学生亲力亲为，在对相关古文一定量的研读练习过程中，才能系统构建起自己古代汉语完整知识体系，促进自身运用知识的能力发展。
2.3信息反馈与课程调节相结合
教师在充分发挥教学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教学过程真正处于师生协同活动，相互促进的状态之中。其实质就是要处理好教师与学生，教与学的关系。教师与学生从教和学的活动中及时获得反馈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教与学的情况，并能够及时有效地调节和控制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达到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的目的。在古代汉语实践教学中，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充分利用练习、作业、见习等环节，建立并疏通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信息交流渠道，强调学习过程中学生学习方法、学习效果以及自主性等方面信息反馈的及时性与通畅性，在实施实践教学的环节中不断改进教学策略与方法，优化教学程序，提高教学效率，促进学生阅读技能的提升与古代汉语能力的发展。
3古代汉语实践教学实现途径
3.1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的调整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构建起以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要素相结合的内容体系，给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堅实的基础，也给建国后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体系建构指明了方向。时至今日，虽有各类古代汉语教材不断面世，但王力先生主编的这套古代汉语教材，经过不断修订，仍然是当前高等院校古代汉语课程的主要教材之一。该教材内容丰富、体系完整，至今仍具有经典价值，但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从当前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学实践及当前古代文献研究现状来看，完全按教材内容进行教学就容易忽视专业特点和古代汉语教学的实践性特点，因此对教学内容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非常必要。
（1）增加有关汉字方面的教学内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主要是培养具有熟练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技能，适应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专门人才，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要能胜任面对国外母语非汉语的学生汉语教学的任务。而汉字历时数千年的发展演变，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和构形特点，国外学习汉语的学生往往对汉字的兴趣极为浓厚，这要求该专业的学生需要扎实掌握汉字的有关知识理论，能对一批常用字的构形以及字形的发展演变做出正确的分析。汉字构形多与意义相联系，加强汉字教学也能促进古代汉语词义方面的学习，可以提高古代汉语知识的理解能力与运用水平。
（2）调整文选部分的篇目。古代汉语教学主要培养学生的古代文献的阅读能力，这一教学目标的设置无论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或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学生都是合适的。因此，文选部分是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任务之一。目前的古代汉语教材文选部分，所选篇目较为丰富，但内容以文言文为主，并主要按时代编排，虽自成体系，也颇能遵循汉语发展的时代顺序，但不利于教学过程的循序渐进。如教材将《左传》《孟子》等先秦部分难度较大的文言文置于初始段的教学中，无疑增加学生的学习压力，对自主性学习有一定的障碍。故在不破坏汉语时展的顺序性的同时，有针对地按照文选的难易程度很有必要。如将相对较容易的《战国策》以及学生较为熟悉的《论语》中的一些章节置于教学前期，学期后段再学习《左传》《孟子》等，由易而难，有利于学生学习。
（3）增加古代汉语的练习部分。当前的《古代汉语》教材并未设计练习部分，学生无法在预习中充分把握学习目标，明确学习的重点和难点；课后也无法通过练习检测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不利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教学和学生的自主学习。因此，可以在教材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基础上，适当增加课后思考与延伸学习的设计。结合教学的重难点，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思考练习环节，使学生学习的目的性更强、自主性更高。并且对教学内容中涉及到的一些重要问题，专门列出有关重要的参考文献，以供学生按图索骥，巩固学生所学知识，拓展学生学术视野，促进学生的探究性学习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
3.2课堂教学方法的借鉴与革新
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大多以讲授法为主，通过教师对相关问题的讲解分析，使学生理解掌握所学知识，学生互动较少。这种教学方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让学生系统掌握所学知识，但不利于学生的自主学习，也无法真正理解所学知识，更无法真正应用，难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因此，借鉴新的教学模式，改进教学方法势在必行。如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可以结合自主探究教学模式，优化课堂教学环节。在要求学生充分预习的前提下，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先准确地揭示课程学习目的，通过适当引导，使学生围绕学习目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在教师的引导下，围绕问题进行个体探究，经过类比、分析、归纳等，得出初步结论，并完善结论。教学中给予学生自由探究的时间，通过课堂讨论、合作交流发现新知。鼓励学生敢于质疑问难，发表不同意见。如在教学文选时，可将具体章节落实给每一学习小组，通过自主探研、小组讨论，对文选中的重点句式、重点字词加以研讨，并在教师的引导下总结相关句法特点、词义演变规律，以获得并巩固新知。这样既凸显了古代汉语课程的实践性特点，也强化了学生学习的实践性，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
3.3实践环节的优化设置
首先要优化设计好练习环节。利用多样化的作业形式加强学生实践。如阅读训练、课程论文、文言文创作等，尤其是要加大文言文的阅读量，以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能力。其次，充分利用大学相关社团、系、院乃至校级平台发起并组织一些有关古代汉语方面的活动，如有关古代文化方面的知识竞赛，汉字听写赛，词语理解赛等，这些活动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古代语言文化的兴趣与热情，加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再次，可以充分利用好系、院的学生实践基地，如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孔子学堂等，让学生真实感受古籍形态，熟悉古代文献，感知古代文化，培养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热情。还可以充分利用地方文献，帮助教学的完成。如嘉兴南湖景区的揽秀园，荟萃了文徵明、何绍基、董其昌等历代文人所书碑刻九十余块，可让学生利用课余，走出校门，研读并整理这些珍贵的古代碑刻文献，标点翻译其中的一些篇章。通过辨文识字，离章析句，感知古代文献的整理方法，加深对古代汉语课程的认知，开拓学生眼界，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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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下简称王本），是以北京大学古代汉语讲义为基础，并参考各校古代汉语教材而制定的古代汉语专业教材，于1962年11月付梓出版。王本被作为全国高等院校的通用教材，以其科学的体例、精选的文章获得了广大师生的欢迎和认可，时至今日，时间过去近半个世纪，它仍通行于全国高等院校，在学术界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高度重视，奠定了在古代汉语教学领域的先导地位。针对王本展开的学术研究角度之多，范围之广，成果之丰，是同类教材望尘莫及的，这些研究成果中既有学术专著，也有大量学术论文，下面我们进行分类描述。
一、研究专著
（一）《注释商榷》
《注释商榷》（下简称《商榷》），萧泰芳、张儒、马麦贞、白平著，是一部具有开创性和时代性的学术著作，书中对王本（1980年修订版）文选部分700余条注解提出了修正意见以供商榷，并在原书注释的基础上，补充注释了60余条，对于自己存疑但暂无他解的解释，只是提出个人的看法，决不妄下定论，这成就了《商榷》一书严谨科学的学术风格。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一书进行了系统研究，对书中注释过程中运用到的训诂考据方法作了归纳总结，从考证版本用字、解说文字、辨析句读、解析词义及语法分析等多个角度对书中内容进行了爬梳整理。文中，孙、张二位先生对《商榷》一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是“训诂学运用于实践的新成果；它堪作为今天高校学生学习训诂的活生生的读物，学习古代汉语的良好、有效的辅导教材。”并高度认可四位学者严谨朴实的治学精神，认为四位学者充分运用古今考据、释义方法及语言学理论，对王本注释进行商榷性解释，立论有据，结论可信。
《商榷》一书的出版，对古汉语、训诂学的教学都有着重大意义，对王本的编写修订也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但是，书中尚有一些不足之处，有学者对书中的部分释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期使之尽善尽美。
孙良明、张茂华两位先生对《商榷》中训诂释义标准过于严格的问题，从语义关系分析与语译二者相区别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允许有两可现象存在。同时指出书中某些分析欠深透、明白，某些提法过于绝对化，但二位先生认为这些瑕疵不会损害本书的价值，此书仍然是当代训诂学实用方面的范例。
另外，武晓玲《献疑》一文，从四个角度指出了《商榷》中的不足之处：一是王本的注释本来不误而误驳；二是王本未注而《商榷》误注；三是王本注释欠妥而《商榷》注释待商；四是《商榷》排版或引书有误。在摆出问题的同时，作者又借助于相关考古学及文献学知识，提出了具体修正建议。
（二）《王力注释汇考》
《王力注释汇考》（下简称《汇考》），富金壁、牟维珍著。本书按原书分为十四单元，并附录《诸说杂考》10则，《论文选录》3篇等。书中既有作者对王本注释的独到见解，又有引用其他学者观点之处。对于王本与其他学者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作者通过辨别分析来摆明自己的观点：王本中不误而其他学者撰文以为讹误的地方，以维持原注为原则；王本注解不足或有解释有误的地方，参以其他学者的观点，广为细说、引而申之。《汇考》一书选文具有代表性，注释精粹扼要，深入浅出，可以作为学习古汉语的参考读物使用。
二、研究论文
王本是一部学习古汉语的经典之作，其影响之大，从收集到的研究论文数量之多也可窥见一斑。笔者共收集到学界研究论文50余篇，论文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个中优劣，有待考量，下面分类进行归纳。
（一）整体评介性文章
建国之初，国内高校相关专业相继开设了古代汉语课，但由于课程初建，教育部尚未颁发统一的教学大纲，导致学界对古代汉语的课程性质认识不清，各校教学内容杂乱不一，由各自任课教师自定，古代汉语课程建设非常不规范。1956年，国家高等教育部颁发了《古代汉语教学大纲》，明确了古代汉语作为基础课的学科性质，确定了古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及教学方法等，这为古汉语的教学和教材编写指明了方向。王本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之后，古汉语教材编著取得了丰硕成果，不断有高质量的教材涌现，至今已有40多个版本面世，并且多个版本通行全国。目前，国内多位学者专门著有文章将王本与其他通行本进行比较评析。
摘 要：古代汉语教材是古代汉语教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与运用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开创了“三结合”体例，影响深远。李国英、李运富主编的《古代汉语教程》是王力后又一部优秀的作品。本文以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为参照对象，对比分析两部教材的不同、各具特色之处。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材；对比分析
古代汉语课程的设置追溯到1952年，经历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各师范院校及综合性大学的相关专业开设之初，没有明确的教材，教学内容“不是按学科本身及学生实际需要来确定，而是以教师的爱好和所长为转移。”①1959年，朱星先生主编的《古汉语概论》作为第一部古汉语教材正式出版，但由于内容庞杂，试用一年以失败告终。
一、教学目标、适用对象与体例的不同
教学目标的制定对于古代汉语教学研究的深化及教材的编写都有重要的意义。不同古汉语教材的教学目标不尽相同。王本教材的首要特色是明确肯定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性质是工具课而不是理论课，设置这门课的首要目的就是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正因为王本是工具书，所以适用对象一般是大学师范学生及相关专业学生。
二、文选部分的不同
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是从感性认识开始的，语言的学习更是离不开感性认识，感性认识越丰富，积累的就越丰富，学习古代汉语更是如此。要获得感性认识唯一的办法就是阅读大量的古代文献。王本提出“以文选为纲”，强调“本书文选占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此说来，王本将感性认识提高到了重要位置。全书文选共计247篇，选文既全面又重点突出，覆盖了散文、骈文、辞赋、诗、词、曲等方面的作品，重点是散文，散文的重点放在先秦。
其一，篇数寥寥无几，除去汉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文选，真正地散文篇目只有13篇。可以说，少量的文选是为通论服务的，是对通论的补充与实践，缺乏充分的感性认识。而王本与之相反，通论是为文选服务的。王本每篇文选下都配有相应的注释，李本只有文选，没有注释，对于学生而言，阅读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正因为缺乏工具性，才相应锻炼学生自主查阅资料的能力，同时提高了实践能力。
其二，李本虽然缺乏大量的感性认识，但是文选部分全部使用繁体字，保留异体字，并且不加标点，目的是让学生直接接触古代文献的原貌，以增加古代语感，提高解决阅读障碍的实际能力。李本教材长期作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材使用，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汉语课程有一个优良的传统，就是“比较注重文献的阅读和古注的利用，从陆宗达、萧璋、俞敏等先生提倡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实践证明，让学生从原材料出发，学习之初就直接接触古人的文献、注释，对培养学生的古代语感和解读古书的能力很有好处”。②保留古著原貌是其他版本教材鲜有的，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
三、通论部分的不同
通论是古代汉语教材重要的组成部分。王本全书通论32节，涉及面广，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讲授内容基础、易懂。王本作为工具书，不追求知识的深度，只传授基础知识。这些知识包括文字、音韵、训诂、语法、修辞、句读、文化常识等，内容浅显易懂，不枯燥，学生很感兴趣。
（二）不求全面，不求系统。王本古汉通论并不是把所有知识体系全部罗列出来，例如讲音韵时只是简单涉猎基本音韵知识，并没有将各个时期音韵系统做详细阐述；语法方面的通论虽然章节较多，但也只讲了古今语法差别较大的地方。内容的取舍围绕提高阅读能力展开。
李本通论占全书大部分章节，相比王本的“感性认识”、“工具书”而言，李本可以称为是“理性认识”、“语法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系统性强
1.全书除前言外，包括文字学、词汇学、语法学、音韵学、修辞学。主编李本的各位老师认为，词汇、音韵、语法是构成古代汉语的基本要素，文字是书面形式，修辞从表达角度看是运用，训诂从理解角度看是阅读。这六方面同样重要，不可偏废。
2.同王本相比，李本的体统性还体现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王本通论从词讲到字、句型又回到词的讲解，章节的安排上杂乱无章，缺乏规律性。而李本系统性强，从汉字到词汇、语法，再到音韵、训诂、修辞。
（二）内容全面
从全书的六章来看，不仅涉及古代汉语的字、词、语法、还有训诂、修辞、音韵等知识。王本也都有所涉及，但与王本注重字、词、语法，忽视训诂、修辞、音韵不同的是，李本在各个章节的安排上做到篇幅一致，六章平均分配。也就是说李本不偏废任何一个知识点，各个章节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每个知识点都做到了全面、系统的讲解。
第一章文字部分，与王本只讲汉字的字形结构与字际关系相比，李本从汉字的性质、特点、起源、发展到汉字的结构、字际关系，从汉字的起源到现今汉字的发展，这种追根溯源、循序渐进的做法有助于认识与理解问题的深化。
第二章词汇部分，在王本的单音词、复音词、古今词义的差异、本义与引申义、同义词辨析等内容的基础上，增加了古代汉语词汇的发展这一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主要是词汇发展的表现，包括新词产生的方式、同源词等，对词汇的发展做到了清晰的认识。现代汉语中有这一部分的内容，而其他古代汉语教材鲜有此内容，这就做到了与现代汉语的衔接。
第三章语法部分，词法、句法与王本大致相同，增加了句法成分的省略与数量表示这两部分。
第四、五、六章是音韵、修辞、训诂这三方面的内容，从概述，重要学说、专论等理论发展到实际的应用都有所讲解。
四、常用词和补充资料的不同
王本采用文选、通论、常用词三结合的方式，每单元后附有常用词。常用词的编写由于当时编写教材时没有专门的辞书，可以算是一部小型古汉语词典。因此，在书中编入常用词，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生词的查阅。
李本除了文选和通论，还另外增加了问题讨论和补充材料部分，没有常用词部分。问题讨论部分提出了一些有争议或教材中没有详讲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讨论或者进一步归纳的。
王本是古代汉语教材的的开山之作，从内容到体例都为古代汉语教材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是古代汉语教材建设的里程碑。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对象和教学目标的变化，王本教材也出现许多不适应教学的方面，如内容缺乏系统性、全面性等。李本作为一本系统的古代汉语“语法书”，内容全面，还原古书原貌，利于培养学生实际阅读古书的能力。（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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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9)09－0154－05
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语言学界其实并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一问题。目前的语言学对于现代汉语在语言工具形式的层面上研究得非常好，也非常细致，但在语言的内容、思想的层面上，研究还非常欠缺。其中，对于现代汉语的西方思想资源问题，就既有根本观念上的偏颇，又有具体观点上的误解。对于中西交流对现代汉语体系形成的影响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不足。本文试图重新探讨这一问题。
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差异
在语言工具的层面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都是汉语，它们是汉语发展的两个阶段。它们之间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不同不具有本质意义。但在语言思想的层面上，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对于语言来说，最重要的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现代汉语也是这样。在语言形式上，这三因素同等重要，不能说语音不重要。比如同样是讲汉语，如果语音不一样，交流很困难。当然，也不能因此说语音比语法和词汇更重要。但在思想、思维的层面上，词汇更具有本质性。比如，同样是现代汉语，地区不同，语音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不从根本上影响思想的表达，并不影响现代汉语的性质，不能说浙江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不同于湖北某方言的现代汉语。但词汇就不一样，词汇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就表现为术语、概念和范畴的不同以及话语方式的不同，因而思想方式、思维方式就不同，对问题和现象的言说就不同，从而就使语言体系在思想的层面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提倡白话文来进行语言变革，其“变革”主要来自于词汇。作为现代汉语的白话和中国古代的白话，在语音和语法上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差别是词汇上的，古代白话主要是民间口语，其作用是日常层面上的交际，几乎就没有思想层面上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不具有完整性、体系性，而现代白话则是借用古代白话的形式，其词汇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与古代白话不可同日而语。
现代汉语是白话的形式，但它既不同于古代“语录体”的白话，也不同于民间口语的白话。周有光说：“‘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起初像小脚放大的‘语录体’。1930年代的‘大众语’提倡彻底的口语化，文体改革趋于成熟。”现代汉语是融会各种语言成分构成的，它并没有和文言文完全脱离关系。是综合古代“语录体”、民间口语白话、文言文和西方语言等成份而构成的。而在这些成份中。西方语言因素是促使汉语发生变革的最重要因素，是西方语言在思想层面上，即在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上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白话，从而导致中国语言发生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性质转变。
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进行比较，我们看到，二者在文字上并没有什么变化，都是汉字，现代汉语在“字”上增加很少，主要是增加物质性名词如“镭”等，对于语言体系来说，这种增加极其微小，甚至可以忽略不计。在词汇上，现代汉语词的双音节倾向明显，词缀和类词有所增加，词缀附加法构成的合成词大量增加，但这都是形式上的，对于语言体系的转变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真正造成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语言体系差异的是词汇，现代汉语增加了大量的新词，而这些新词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西方，或者直接译自于西方语言，或者经过日语中转而来。西方语言以及语言文化对现代汉语的影响，最重要的是改变了汉语词语的意义，增加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改变了中国人对现象和问题的言说，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思想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看到，随着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的确立，中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各种学科话语体系，比如哲学话语体系、文学话语体系、历史话语体系等，并且这些话语体系之间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从而形成了整体的现代汉语思想方式。
二、古今汉语词汇的思想意识差异
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在词汇上最明显的变化是从西方输入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中国现代思想领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成为主流和中心。比如“科学、民主、自由、人权、个性”等，这些词语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现代思想的“关键词”，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不仅仅只是导致了现代汉语作为体系的形成，导致了汉语的现代转型，更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使人们的思维方式、思想方式以及具体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发生了现代转向。
以“科学”为例。现代汉语“科学”一词来源于西方，其英语原词为science。古汉语中也有“科学”一词，但它是“分科举人之学”，即“考科举之学问”的简称，这和西方之“科学”是风马牛不相及之两回事。据历史学家冯天瑜考察，最早借用古汉语词语把science翻译成“科学”的是日本启蒙哲学家西周，并从此定格。在西周之前，日本还曾把它翻译成古汉语词语“学问、文学、知学”等。而最早把西周翻译引入中国的是康有为。“五四”时期陈独秀曾音译science为“赛因斯”、外号“赛先生”，但仅风行一时。在语言形式上，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并无二致，但在词义上，二者具有实质性的差别。古代汉语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格物”、“格致”、“质测”等只能说相关，其内涵与“科学”完全不一样。由此可见，从工具论的角度来比较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词形上比较古代汉语的“科学”和现代汉语的“科学”，引申不出有意义、有价值的结论。西方“科学”在词语的意义上进入汉语，其意义在于，不仅仅只是在相应的层面上输入西方现代的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输入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等各种技术，输入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各种人文社会科学。还在于输入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对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理念，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与中国古代的“格物”、“理学”相比，“科学”是一种全新的思想方式。并且与古代的“气、道、理”等相隔膜、相冲突，很难融合起来。所以，“科学”虽然可以独立地加入到古代汉语词汇中去。但它很难独立地在古汉语中生存。“科学”作为一种思想意
识，作为知识体系，在语言上实际上体现为一种话语体系。所以，仅仅认同“科学”这个词是远远不够的。“科学”被真正认同是“科学”话语体系的被认同。“科学”首先是建立在具体的物理学、生理学、数学、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哲学、历史学、诗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基础上的，所以，“声、光、电、元素、力学、感觉、知觉、悲剧、喜剧、道德”等构成了它的基础词汇，而抽象的诸如“知识、规律、理性、逻辑、推理、判断、抽象、具体”等构成了它的关键词。这些数量众多的词语构成了“科学”话语体系，也可以说是“科学”思想体系。正是在这样一种话语体系中或者说在这样一种思想方式下，各种具体的科学才得以不断地衍生。所以，中国现代输入西方的“科学”，绝不仅仅只是输入“科学”这个词，而是输入“科学”话语体系。
“民主”在思想的层面上也是一个西源词，即英语的democracy，“五四”时音译为“德谟克拉西”，外号“德先生”。 “民主”也是古汉语的一个古老词语，早在《尚书》和《左传》中就开始出现，如“简代夏作民主”、“天惟时求民主”、“其语偷不似民主”，但这里的民主是“民之主”的意思，也即“为民作主”，或“民之主宰者”。这和西方“民主”的“人民自主”、“人民的权力”意思恰恰相反。最早把democracv翻译成汉语“民主”的也是日本学者。但在日本，democracy一词也译为“民权”。在日文词典中，“民权”意为“政治上人民的权力”，这正好契合democracy的本意。也就是说，在日本新汉字词中，“民主”、“民权”本为一个词。但有意思的是，在现代汉字词中，“民权”和“民主”的语义却大相径庭。在这一意义上，现代汉语“民主”仅只有古汉语“民主”的字形。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民主”和古汉语“民主”属于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在古代汉语中，“民主”是和“封建、君、臣、纲常、仁、礼、儒、忠、孝、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意义是在和它们的关系中确立的，它们共同构成一种中国古代“君王”话语体系。所以，孟子虽然也有重民思想，比如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但在古汉语语境中，或者说在古代“君王”话语体系中，这种重民思想本质上仍然是轻贱民众权力的，它不过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策略，不过是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的一种诠释。而现代汉语的“民主”则来源于西方，它与同样来源于西方的“人权、个人主义、自由、个性、宪法、平等、社会、公正”等在语义上相互联系，共同支撑，从而构成现代“民主”话语体系。古汉语中的“君、臣、纲常”也构成了它的语义场，但对它的意义影响不大，主要是一种背景。
“五四”时期，刘半农曾创造了一个汉字“她”。它表面上是造字，是发明，在语言学上具有文字学意义，也可以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进行解释，但本质上“她”是西方第三人称“阴性”的翻译形式，也即英文she的翻译。事实上，刘半农提出这一想法时虽然还在国内，但论证它却是在英国留学期间，其立论的理由正是英语的人称理论。所以，“她”虽然是独立创造的汉字，但本质上仍然是西源词语，仍然可以看作是从西语中借用而来。 “她”是典型的现代汉语词语，从这个“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性意识以及更为深层的人权、自由等思想体系或者话语体系的形成过程。在词的形式上。“她”没有太大的意义，没有这个词，并不从根本影响表达。事实上，中国古代是用“他”或“伊”来表达的。但在思想上，“她”的意义重大，它反映了现代人女性意识的觉醒，象征着对女性独立人格的尊重。在中国古代。“她”为“他”所包容，实际上是“她”缺乏独立性；现代汉语把“她”从“他”中分离出来，实际上是从深层意识上让男女平等“合法化”，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性别意识具有难以估量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他”和“她”就不仅仅只是指代，同时还包藏着意识形态性，具有性别政治的意味， “使得性别可以在新的语言中塑造社会性的权力关系”。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我们看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当了人的解放的急先锋。“她”作为概念的产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今天的女性文学研究特别发达，与这种深层的语言基础也不无关系。
三、现代汉语词汇融会所成的话语体系
西方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西方词汇大量进入汉语，从而改变了汉语的构成成份，特别是大量思想性术语、概念和范畴的进入，增加了汉语的话语方式，也即增加了汉语思想的表达方式，从而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产生具有了语言基础。更重要的是，西方语言方式以及与语言方式相。致的大量思想文化现象深刻地影响了汉语，使汉语词语在思想内涵上发生了变化，既具有传统的内涵。又增加了西方的维度，从而既能够言说中国传统文化现象，又能够言说西方文化现象，兼容中西方两种思想方式。在词语的构成上，这一部分词语构成了现代汉语思想词汇的主体部分。由此，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既不同于古代汉语体系，也不同于西方的语言体系(比如英语体系)，既与西方语言具有亲和性。但同时又承继传统，不失中国性。下面我以“文学”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中国古代文学非常发达，并且在世界文学史上独具特色，产生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独特的文类和文学成就，产生了屈原、李白、杜甫、曹雪芹等一批世界级的文学大师。古汉语也有“文学”一词，但它不具有纯粹性，有时也指学术。中国古代有时也用“文”或“文章”来泛指文学，但无论是“文学”还是“文”或“文章”，都不具有专属性。古汉语中的“文学”缺乏西方术语的高度抽象性和系统性，内涵模糊不清、外延游移不定。事实上，古汉语中没有西方意义上的高度抽象的“文学”概念，甚至也没有次一级的同样是高度抽象的“诗歌、小说、戏曲、散文”等概念。有的只是具体的《诗经》、“楚辞、诗、词、赋、曲、小说”等。在古代汉语中，文学话语从属于“经、史、子、集”的“四部”话语体系。在这种话语体系中，现代汉语中的文学被分割在不同的“部”中，比如同样是诗歌，《诗经》和一般的诗词不同“部”，《诗经》在“经”部，一般诗歌在“集”部。同样是“韵律”，“韵书”属于“经”部中的“小学”类目，“词谱词韵”属于“集”部中的“词曲”类目。“集”部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类目。而“词曲”又分为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等“子目”。“词集、词选、词话”和“词谱词韵”相提并论。这和现代汉语“文学”完全不同，在现代汉语话语体系中，“词选”构不成文体类别，“词集”和“词选”是作品范畴，“词话”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词谱词韵”属于语言学范畴。现代汉语中的“文学”基本上是西方“科”话语的产物，它和“部”话语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两种话语体系中的概念在自己的系统内各司其职，不能混用。
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也不完全是横移西方的“文学”概念，它实际上是借用西方概念并综合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成，所以它也适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比如，现代汉语的“诗歌”概念实际
上来自于对中西方两种诗歌的归纳，它的外延既包括西方的自由诗、散文诗、民谣、格律诗，日本的俳句等，又包括中国古代的诗、词、赋、骈文以及现代诗――新诗。所以，现代汉语“诗歌”的概念既不同于英文的poesy或song，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诗”、“韵文”等。小说也是这样，现代汉语中的“小说”在概念外延上既包括西方的fiction、story、novel、fairy tale等，也包括中国古代的志怪、传奇、话本小说(平话)、笔记小说、文人小说以及现代小说，实际上是综合中外各种小说而成。现代汉语的“散文”更复杂，它主要是从西方的prose和essay而来，和中国古代的“小品文”比较接近，但同时也兼融了中国古代的各种散文。在中国古代，散文最为复杂多样，作为概念，它最初相对于“骈文”而言，后来相对于“韵文”而言，所以文类非常宽泛，“四部”中几乎每一部都有现代所说的散文。比如诸子、行状、杂史、奏议、诉状、论说、述序等。更重要的是，现代汉语的散文不仅仅只是综合了中西方的散文文类，同时还发展了散文，增加了很多散文新文体，比如报告文学、通讯报道等，这样，现代汉语的“散文”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概念。
正是在现代“小说、戏剧、诗歌、散文”及更具体的“美文、杂文、抒情散文、抒情诗、叙事散文、叙事诗、散文诗”等术语、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汉语的“文学”话语系统。这种话语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汉语对于文学的言说不同于古代汉语对文学的言说。中国古代谈论文学，用得最多的是这些概念或术语：“志、情、景、气、道、理、韵、文、质、形、神、境、兴、观、群、象、妙、奇、意、辞、虚、实、喻、风、骨、浅、平、雅、真、直、曲、味、趣”等。而现代汉语谈论文学多是用“形象、典型、内容、形式、风格、评论、欣赏、文体、体裁、真实、审美、体验、思想、结构、反映、表现、主题、文学性、创作方法、叙事、抒情、文本、作家、读者、接受、继承、革新”等。这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文学话语体系。中国古代文学话语体系属于古代汉语思想体系，而现代汉语文学话语与西方文学更具有亲近性。属于现代汉语思想体系。对于同一文学现象，古代汉语所谈论的不同于现代汉语所谈论的，其思想和观念也很不一样。同一文学对象，其表述不同，其性质也就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四、现代汉语的性质及其形成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词的形式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在思想的层面上。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具有实质性的差异，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但现代语言学对这种差异性，对古代汉语是如何向现代汉语转变的、以及这种转变的思想史意义，却研究得很不够，现代语言学关于古代汉语词汇和现代汉语词汇的比较研究对于现代思想史、现代文化史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但这不仅仅只是中国语言学的问题，也是世界语言学的普遍问题。
语言是如何变化或变异的，现在越来越受到语言学界的重视，这种研究在西方称为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change或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但反思西方语言变异研究，我们看到，西方语言学研究语言变异并不是为了解决思想问题，也不是为了解决思想史问题，而仅仅是研究语言现象，所以他们研究的重点是语音变化、语法变化以及词语形式变化，而对于语义变化以及语义变化的思想价值则缺乏追问。语言为什么会变化?西方语言学把原因追溯到家庭、性别等方面，我认为这是肤浅的。
关于语言变化。西方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是：“语言的变化是一种连续不断的、非常缓慢的过程。”“语言变化不是像陨石一样从天空掉下来的。变化一般是从语言中已有的因素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只是借用并且夸张了这些因素而已。这就像时装的变化。”对于西方各种语言变化在描述的意义上，这可能是客观的。这个结论也切合古代汉语内部变化和现代汉语内部变化，但它显然不适用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两种语言之间的转变。汉语从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变异，其变化之快与之大，可以用“革命”一词来表达。现代汉语的形成并不是在古代汉语内部逐渐完成的，而是以突进的方式进行的，其中与西方语言以及西方文化有很大的关系。现代汉语并不是从古代汉语中脱胎而来。性别、家庭以及社会变迁等都是现代汉语形成的原因，但导致现代汉语成为新的语言体系的最重要原因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现代汉语实际上是西方文化、思想以及社会对中国影响在语言上的表现。对于思想文化来说。语言具有深层性，中西方交流最重要的结果不是产生了中国现代社会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而是产生了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一旦形成，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沿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就具有不可逆转性。
现代汉语学术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语音、词汇、语法等语言形式方面，对于在思想层面上现代汉语是如何形成的以及这种形成对现代思想和现代文化有什么意义和作用，对于现代汉语与现代学术之间的关系，对于现代汉语的“语言政治性”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深入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种偏颇和缺陷。所以我主张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对现代汉语形成的作用，并进而研究现代汉语作为语言体系对现代思想和学术的规定性和制约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探索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和创新问题。语言不仅仅只是日常交际工具，还是人类思想文化的深层基础，语言体系与思想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语言学不应该只是研究语言技术，同时还应该研究语言的思想性，从而从语言的角度解决人类思想的发展演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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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吏[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
专业代码、名称及研究方向 人数 考试科目 参考书目 备注 008 文学院(电话:89683067、89683519) 147 文学院所有专业均不接受单独考试。 135102戏剧 30 01 舞台剧与影视剧写作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4 英语二③623 艺术基础（戏剧影视文学）④902 剧本写作 复试科目:0810 创意与编导
《戏剧艺术十五讲》董健、马俊山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3年。联系电话：89686486。 02 舞台剧编导 03 影视剧编导 04 演出管理 130300戏剧与影视学 6 01 戏剧戏曲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6 戏剧与电影基础（含戏剧与电影理论、中国戏剧、外国戏剧、中国电影、外国电影）④978 评论写作 复试科目:0809 戏剧与影视专题 参看“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网站“招生与培养”栏（njuxy.cn/student.htm） 本专业为江苏省重点学科。在戏剧与影视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电影学 03 电视艺术学 05010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01 欧美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7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西方文论 03 中外文学关系 050106中国现当代文学 01 现代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6 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当代文学 050105中国古代文学 01 先唐文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唐宋文学 03 元明清文学 04 近代文学 05 域外汉籍研究 050104中国古典文献学 01 古籍整理与研究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5 中国古代文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中国文化史 050103汉语言文字学 01 古代汉语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4 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现代汉语 03 中国语言学史 050102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01 理论语言学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3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社会语言学 03 方言学 04 对外汉语教学 05 语文教学和语言文字规范 050101文艺学 01 文艺理论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 或 202 俄语 或 203 日语③615 文学（含文艺理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④935 语言及论文写作（含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及论文写作） 复试科目:0802 文艺理论专题
凡大专院校中文专业的基础课程教材均可视为考试参考书。 “中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内择优录取，招生规模81人，初试合格参加复试者，按专业及外语总分排序；参考书目适用于初试及复试。 02 文艺美学 03 西方文论 04 中国文论 045300汉语国际教育 30 01 汉语国际教育 ①101 思想政治理论②201 英语一③354 汉语基础④445 汉语国际教育基础 复试科目:0801 专业综合（语言学概论、作文） 《现代汉语》黄伯荣、廖序东著，高等教育出版社；《古代汉语》（第一册、第二册）王力著，中华书局；《语言学纲要》叶蜚声、徐通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文化要略》程裕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当代中国》张海林著，南京大学出版社；《跨文化交际学概论》胡文仲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刘珣著，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专业学位，学制2年。咨询电邮：chenguang@nju.edu.cn。
一、高职院校古代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乏可供使用的教材
《古代汉语》课在高校开设三四十年来，其教学内容的安排，有各种不同的类型，并各自形成了不同类型的教材。大致有以下五种：
1.只讲通论（或称常识）。代表教材有周秉钧的《古代汉语纲要》（湖南教育出版社），高等师范院校教材。
2.通论与文选相结合。这是大多数《古代汉语》教材的编选方式。代表性的有：
①周本淳主编的《古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高等师范院校教材。②赵廷琛主编的《古代汉语》（河南大学出版社），山东省中学教师培训教材。
3.通论、文选、常用词相结合。代表教材有：
①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中华书局），普通高等教育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②郭锡良主编的《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国家教委文科教材办公室推荐教材。
4.通论、文选、练习、参考资料相结合。代表教材有许嘉璐主编的《古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高等师范学校教学用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5.通论、文选、题库相结合。代表教材有：
①赵光智主编的《古代汉语》（齐鲁书社） ，山东省教肓委员会“九五”立项教材。②邹德文主编的《古代汉语》（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1世纪高职高专系列教材 。
（二）忽视了实践教学
高职教育最大的特点是要求“教、学、做”一体化，强调 “学中做、做中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这个特点决定了高职古代汉语教学必须加大实践力度，增加实践学时，建立语言实训室和实训基地，提高学生运用古汉语的能力。但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忽视这个问题，除了常用的多媒体教室外，可供学生体验、实践的语言实训室、实训基地少而又少，制约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三）教学内容不合理
自从王力先生确立了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教学内容体系后，其合理性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并成为众多高校古代汉语课程的首选教材。但是也应该看到，《古代汉语》系列教材在高校使用的这几十年里，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高职院校，对知识的选取，往往偏重于一些简单的文选和理论常识，和初中高中文言文学习有很大的重复，练习题设置不够合理，实践性的内容很少，导致学生对所学内容缺少新鲜感，学习兴趣不大。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对教学内容加以调整，势必会对古代汉语教学产生不利影响。
二、高职院校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几点建议
（一）根据实际情况选编教材或者讲义
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第一步，首先在于教材的改革。目前我国国内教材针对高职院校的教材各有其特点与不足，每个高职院校的学生水平、教学安排有不尽相同。因此，根据自身教学条件，合理选择，自编教材或者讲义，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笔者建议在教材编写中应体现五个特点：科学性，系统性，创新性，实用性和趣味性。
（二）完善教学设备，突出实践教学
在信息时代，要充分利用教学媒体作为古代汉语的载体。《古代汉语》的教学媒体应是以文字教材为主，文字辅导教材、录像、CAI课件等为辅助的多媒体所有的有机结合。为了充分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教师应在制作多媒体上下功夫，录像教材和CAI课件不应是对教材知识点的简单重复，应增加新的内容。在制作录像教材和CAI课件时，在文字设计上，语言知识点背景介绍、课文内容分析可以用不同的文体、图标、颜色清晰地列出来;在声音上，用富有形象性，感染性，启发性的语言，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在图文处理上，多采用“动”态的效果表示出来。
（三）科学设置课程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