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金融市场化程度和民营经济发展
（一）中国金融市场化情况
本文利用樊纲等（2011）计算的我国金融业市场化指数代表金融发展水平，这个指数包含对金融业竞争和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两方面的考察。其中，金融业竞争程度用民营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例表示，信贷资金分配市场化程度用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中所占份额来近似反映。1999-2007年中国平均金融市场化指数的变化趋势，这一时段内，中国金融市场化水平一直不断提高。东部地区的平均金融市场化程度要高于中、西部省份，中部地区平均金融市场化程度要高于西部地区（邓伟，2011）。2007年金融市场化指数前五名依次是：浙江、上海、广东、辽宁、江苏，均为东部省份。
（二）民营经济发展情况
参照司政等（2010）的方法计算民营经济发展指标，将民营经济部门占国民经济总体的工业产值比重、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就业比重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指标，三者权重依次为0.288、0.377、0.335（樊纲、王小鲁，2003）。图3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标的总体变化趋势，东中西部的指标差异。在民营经济增长过程中，东部地区始终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又高于西部地区，而自2001年后，西部与中东部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分析
根据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列示在表1第一列。该结果表明，金融市场化指数越高（体现为民营金融机构吸收存款比重越大，和民营企业在银行贷款份额越高），即金融市场发展越好，民营经济就越发达。两者的弹性系数为0.0483—金融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民营经济发展指数就会增加0.0483%。这是符合现实情况的。国有商业银行很多情况下不以盈利为主要目标，它们为了完成提高信贷资产质量的行政任务，普遍存在“惜贷”现象，在发放贷款方面主要服务于国有企业，对中小及民营企业存在歧视，这种情况导致国有银行的资金配置效率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民营金融机构和偏向民营企业业务的金融机构更加市场化，它们主要依据企业的盈利能力等因素发放贷款，这些机构吸收的存款越多，效率越高、盈利多的民营企业就越可能获得较多贷款从事生产经营，进而促进经济发展。以东部地区为参照组，中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大，其弹性系数比东部地区大0.229，而西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大0.206。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于东部地区，所以与东部相比，中西部的发展潜力更大，同等程度的金融市场化指数提高在中西部地区会更多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另外，分析显示东部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对民营经济发展影响是负的，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民间金融发展较快，融资不畅的民营企业更多依赖于民间融资机构和渠道，这导致本文基于正规金融的金融市场化指数对于东部地区来说不是一个完整的代表指标。
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而利率市场化后，随着存款“脱媒”情况的缓解，可贷资金总量的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居民与企业贷款需求的能力也将增强，这必然减少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贷款利率放开后，银行等金融机构能够根据不同的收益与风险比来为不同的投资者制定个性化利率，理论上所有的投资者都能够获得贷款机会，这同样大大减少了参与民间借贷的主体。因此，社会对民间借贷资金的需求也必然减少。再次，民间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可能下降。寻求民间融资的主体主要是从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贷款的居民与企业，这些主体中不乏一些信用良好，但是缺乏抵押品或是担保的居民与企业，不乏一些拥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项目但资金缺乏的投资者，也不乏一些选择风险高收益高项目的风险偏好投资者。贷款利率管制时，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不能有效的根据收益风险比来制定贷款利率，因此它们也没有将这些潜在的贷款对象区别出来的能力与动力。利率市场化后，根据收益风险比，这些潜在的贷款者实际上是银行增加收入的较为优质的贷款对象，根据不同的贷款利率这些主体都有极大的可能获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而一旦银行等金融机构将这些主体从民间借贷市场“夺走”，势必将拉低民间借贷市场主体的信用水平。
二、利率市场化下民间金融的发展机遇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深，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将面临资金供给下降、资金需求下降、借贷主体的信用水平下降等冲击，我国民间金融市场似乎走向了“死胡同”。但实际上，民间金融不可能消亡。从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发展来看，即使在当前金融市场最为发达的美国，其民间金融市场也保持着相当的活力。相对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民间金融特有的优势并没有改变，利率市场化带给民间金融市场的不仅仅是冲击，也有机遇：首先，民间金融的相对优势犹在。一是民间金融资金规模小，覆盖率高。
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信贷规模，民间金融规模很小，10万以内甚至几千、几百一笔的借贷金额普遍存在，这种规模的借贷对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规模效应太低，不利于成本控制。同时民间金融无处不在，覆盖全国各地没有死角，这是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二是民间金融程序简单，快捷方便。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一笔贷款的发放，必须对贷款者的信用水平、资产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全面的审核、审批，过程复杂且耗时长。而民间借贷的主要贷款对象往往是“熟人”、“亲人”，或者“熟人”、“亲人”所推荐的关系户，其信用水平、资产状况等在平时的生活交往中基本确定，并不需要进行专门的考察，也不需要复杂的审批过程，借贷的程序简单快速，这对一些急需资金“救急”的居民与企业可谓“及时雨”；三是信息不对称性更低。对于银行来说，完全掌握贷款者的信息是十分困难的，难免出现信息不对称而招到“骗贷”。而对于民间借贷，借贷双方的关系较为密切，在长期的交往中，相互的了解也较为细致，信用考察也更加针对性，因此，一定程度上，民间借贷的信息比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更加透明。四是民间借贷能够接纳的风险比银行等金融机构更高。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虽然理论上可以按照收益风险比来确定贷款利率从而发放贷款，但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要通过人行、银监会等相关监管机构的监管，必须控制不良贷款率，这就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无法接纳风险过高的贷款，即使贷款者能够支付较高的利率。而民间借贷则不受这些政策限制，只要有主体为了获得高收益而愿意承担相应的风险，就能实现供需双方的资金融通。
其次，民间利率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率将趋向统一。长期以来，我国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远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其原因在于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非法金融活动拉高了民间利率。利率市场化后，银行等金融机构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能力将大大提高，这会抑制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利率市场化，政府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将更加严密，民间高利贷、标会、地下钱庄也会进一步的受到抑制，因此，长期来看民间利率的综合水平有降低趋势。这极大地保证了贷款者的利益，降低了贷款者的融资成本，有利于民间金融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当然，由于民间借贷风险依旧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根据收益风险对称原则，民间借贷利率依旧会长期的高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
再次，民间金融市场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其市场定位将更加明确。利率市场化要求经济社会具备完善的市场运行与监管机制，因此，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制度必将趋于完善，民间金融市场将更加规范，民间金融的违约风险将极大的降低，民间金融市场不再是投机倒把的场所。在政府监管与法律制度的规范下，民间金融市场对风险的识别能力也将极大提升，这极大地提升了民间借贷市场的信用度。居民与企业转向民间借贷的原因将主要是为了获得民间借贷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具备的独特优势，而不是为了“圈钱”、“骗钱”，民间金融也不再是高利贷的代名词，民间金融市场将作为正规金融市场的补充而长期存在与发展。
我国1993年也曾出现过股指期货交易的试点，但当时市场条件不够成熟，使这一创新性的试验中途夭折。经过证券市场的多年快速发展，目前已经基本具备了推出股指期货的条件，市场也对此提出了现实要求。因此，推出股指期货已是势在必行。
一、证券市场快速发展，股指期货功能凸显
1股指期货的基本功能
在任何市场上，股指期货都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经济功能：一是价格发现功能。股指期货市场价格是由套期保值者、投机者根据供求信息和市场预期通过公开竞价达成的一种市场均衡价格，其变动也反映众多市场参与者对未来股价预期的调整，因而成为股票现货市场未来价格走势的指标。二是平抑股市波动，防止暴涨暴跌。由于股市中存在着众多的套期保值者和套利者，当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的偏离超过一定幅度时，市场套利行为使期货价格向内在价值回归；三是增加市场流动性。股指期货具有交易成本低、杠杆性高以及现金交割等特点，满足各种投资者的需要，其流动性远远超过了股票现货市场，带动了股市的活跃。
微观上，对投资者而言，股指期货也具有多种功能：一是套期保值。通过股票组合与股指期货合约的配合使用，能够规避系统风险。正如默顿。米勒所说：“只要有自由市场，就会存在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只要存在未来价格的不确定性，就需要期货市场”（刘也，1995）。如香港恒生指数期货交易中，以对冲风险为目的的交易约占到20%左右，充分反映了恒指期货对套期保值者的巨大存在价值。二是投机功能。股指期货的杠杆效应满足了投机者的需要，使投机者愿意承担套期保值者转移的风险，以获取高额利润。三是套利功能。根据各自的风险厌恶程度不同，套利者能够在不同的偏离程度上，对股指期货的波动进行套利交易，获取收益。
2股指期货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特殊功能
上述都是股指期货所具有的一般，在不同市场经济国家都具备。但我国证券市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因历史原因具有许多不同于一般证券市场的特征。在此情况下，股指期货不仅具有上述各种基本功能，还能发挥其特有的功效：
（1）促进市场深化，拓展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发展空间。在快速扩容过程中，我国股市出现了市场广度和市场深度不相匹配的状况，金融工具单一，投资工具选择有限，市场深度明显不足。随着理性的机构投资者增加，我国证券市场上原有投资品种单一的局面已经不能满足投资者的需要，因此投资品种的创新也随之出现。如除了股票和国债之外，又增加了基金、可转换债券等新的投资工具。但金融工具单一、投资工具选择有限的局面尚未获得较大改观，成为大型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券商业务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强力约束。从国际上大型投资银行的业务构成来看，衍生产品的交易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如美林证券的股票和股票衍生工具交易收入分别从1996年的1245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1634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添惠的股票和股票衍生工具交易收入分别从1996年的1181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2056亿美元。如果我国长期与金融衍生市场相隔离，国内大型券商将无缘进行衍生工具的交易，向跨国投资银行的转向将成为一句空话。
（2）建立风险对冲机制，增强投资者风险控制能力。对投资者而言，投资风险主要有两类，即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投资组合的分散化能够规避非系统性风险，却无法规避系统性风险。从相关实证分析的结果看，美国、英国和法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比例分别为268%、345%和327%，与此同时，我国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占总风险比例却高达657%.可见我国股市不仅波动幅度大、整体风险高，而且系统性风险在总体风险中的比重也较高（张人骥，1998）。投资者对系统性风险的规避有两种策略：一是随着股市波动，在“做多”与“做空”之间顺势转化；二是运用其他金融工具，进行风险对冲。但我国目前既没有做空机制，又缺乏风险对冲工具，所以投资者要规避系统性风险只能从股市退出。而股指期货作为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既能满足投资者规避系统性风险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货市场没有做空机制的缺陷。
（3）发挥政策的市场效应，增加政府调控能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国民经济的需要，随着证券市场发展、国民经济证券化比率的提高，证券市场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去年下半年政府不断出台股市利好政策，但股市却没有作出预料中的反应。除了券商的融资政策外，对市场长期利好的政策当属三类企业及保险资金入市，但市场反应不如人意。主要原因在于制度决定了这些潜在的股市上的机构投资者是风险厌恶者，与此同时，股市却没有提供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因而即使政策放开，它们也并没有太大的入市动机。也就是说，股市的实质性利好没有得到三类企业实质性的回应，因此政策力度被股市制度缺损所削弱。经验表明，政府调控股市同样需要股市本身的完善和规范。而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在相当大程度上缓解这种制度缺损。即使在弱市中，投资者通过股指期货的方向操作，也能在现货市场低风险的大胆投资，从而有效增强政策对市场的刺激作用，发挥政府调控功能。
（4）提高国有企业在证券市场上的融资能力。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和解困的一条重要渠道就是加大资本市场的融资力度，使国有企业增加资金来源的同时，降低负债比率，优化资本结构。但这必须建立在一个有效率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市场上要有足够的投资者和资金来承接国企的股票发行。国家放开三类企业和保险资金入市，只是为增加股市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实际情况还要看三类企业和保险资金是否有入市的激励。若没有股指期货的推出作为前提，在缺乏避险工具的情况下，其入市动力将受到极大约束。在此意义上，股指期货的推出有利于国有企业的股票发行。
（5）提升本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对于证券市场的开放，股指期货的推出能带来两方面的利益：一是提高市场完备性，增强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金融市场的竞争力；二是给我国机构投资者及时提供市场磨炼的机会，增强机构投资者将来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在国际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一体化的趋势下，各国和地区之间证券市场的竞争力主要在于市场机制的完善性和交易品种的丰富性。为了提高本国或本地区证券市场对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新兴证券市场都采取实质性措施来拓展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其中股指期货因其与股票市场的天然关联性，成为首选的衍生交易工具。各国不仅以本国股票指数作为股指期货的标的物，还进一步采用别国指数作为股指期货标的物。
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为了与香港竞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1986年推出了日经225股指期货交易的基础上，又在1997年1月9日同时推出了道。琼斯台湾股指期货和摩根。斯坦利台湾股指期货，并于1998年10月、11月相继开设泰国及马来西亚股指期货交易。与此同时，香港期货交易所也于1998年5月26日正式推出台湾指数期货与期权。因此，激烈的竞争迫使各国家和地区加快金融衍生市场的发展。如果将来亚太邻国或地区抢先推出以我国股票指数作为标的的股指期货，那么，国内未来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竞争力将大为削弱。随着我国加入WTO的迫近，证券市场的开放只是时间问题，为了提高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应该未雨绸缪，积极探索衍生金融产品的开发和监管，为未来挑战作好准备。此外，我国机构投资者没有经历过金融衍生工具的投资，将来难以与国际上投资机构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在股票市场尚未开放的情况下，积极进行金融衍生市场投资，不仅能使我国投资机构通过“干中学”提高本身驾御市场的能力，提高与国外机构的竞争能力，而且也能以较小代价及时发现问题，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监管水平。
二、现货市场日趋完善，期指交易条件基本具备
1市场快速扩容，市场容量不断增加。我国股票市场从90年代初的试点到现在，仅仅用了10年左右时间，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历程，形成了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架构。无论在市场容量、交易手段、清算体系，还是在监管规则等各方面，都有了飞跃式发展。不仅如此，股票市场的快速扩容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持续下去。首先是国有企业改革需要股票市场的长期支持。其次，目前占GDP比重60%以上的非国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需要证券市场的有力支持。因此，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国股市扩容将是一项长期工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证券化比率的平均水平也在50%左右，远远高于我国目前30%左右的比例。若同时考虑到我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那么即使证券化比率只达到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股票市场仍然还有相当大的扩容空间。
2机构投资者迅速增加，为股指期货的运行准备了合适的交易主体。股指期货主要面向机构投资者。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和各项规则的限制，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以散户为主，机构投资者仅仅限于证券公司。目前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发展股市的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促进证券投资基金发展、允许三类企业入市和保险资金入市，为我国股市投资结构的优化创造了良好条件。首先，目前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已有20多家，规模都在20亿元以上，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资金总额已经达到了500亿元左右，占流通市值比重约6%，成为证券市场投资中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其次，券商增资扩股使券商作为投资者的力量大为增强。目前已有湘财证券、湖北证券等16家券商进行了增资扩股，资本金总额从增资扩股前的不足70亿元增加到增资扩股后的22232亿元，平均每家券商的资本金达到1235亿元，为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目前资本金在10亿元以上的券商有18家，在市场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第三，三类企业入市又为股市增加了机构投资者的力量。我国三类企业不仅数量多，而且规模大、实力强，三类企业的入市将极大改善我国股市投资者构成，优化投资者行为。第四，保险资金目前通过投资基金进入股市，扩大了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促进了投资基金的发展。而且在将来条件成熟时，保险公司与养老基金以独立主体进入股市时，将成为股市重要的稳定力量。
3法律和监管体系不断完善，有助于股指期货的风险控制，首先是《证券法》的实施，为股市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最为有利的基础。其次，与证券市场密切相关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司法》、《会计准则》等的逐步完备，也有助于股市运行的规范发展。第三，伴随着股市的成长，经历了股市上各种风风雨雨，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手段也逐渐丰富和完善。这些都为我国股指期货的推出提供了有效的风险监控体系和法制环境。
三、我国实施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
1股指期货的国际现状及其借鉴。
在亚洲地区，中国大陆金融市场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此外，美国是世界上金融衍生市场最发达的国家。因此，我们选择美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金融衍生市场作为比较与借鉴对象，以构造出符合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发展现状的比较完善的股指期货方案。从表1可知，新加坡和香港地区的股指期货交易都集中在一个交易所内，而美国却分散于各个期货交易所，并且每个期交所拥有不同的标的指数，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采用标准。普尔指数，而纽约期货交易所采用纽交所综合指数等。从股指期货的合约看，包含内容都相一致，但具体量化指标有所差异。表1股指期货的国际比较国家（地区）股指期货开设时间交易所美国香港新加坡标准。普尔500指数期货（S＆P500）824日经225指数期货（Nikkei225）909主要市场指数期货（MMI）844价值线指数期货（VLF）822纽交所综合指数期货（NYSE）825欧洲顶尖指数期货（Eurotop）9210恒生指数期货（HIS）865台湾指数期货985日经225股指期货86道。琼斯台湾股指期货971摩根。斯坦利台湾股指期货971泰国股指期货9810马来西亚股指期货9811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堪萨斯城期货交易所纽约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香港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注：上述美国股指期货的标的指数尚未包括目前正在交易的所有指数。
2我国实施股指期货的方案设计：
股指期货方案的设计必须考虑到我国具体情况，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以充分吸引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套利者的积极参与，达到“以流动性创造流动性”的目的。
（1）标的指数选择或重构。目前在考虑标的指数的选择时有两种选择：①直接以沪深两市的现有指数为标的指数，在两个市场分别推出以各自指数为标的的股指期货，即上交所推出上海综合指数期货或成分指数期货，同时在深交所推出深圳综合指数期货或成分指数期货。其优点主要在于：一是可以直接利用现有的股价指数，无需重新编制新的标的指数；二是每个市场都有最高关联度的股指期货，有利于市场投资者套期保值。②由于股价指数编制方法以及我国特有的股本结构上的原因，以现有股价指数作为标的指数有缺陷。首先，我国综合股价指数是以全部上市股票为样本，以各股票发行股数为权重，但由于国家股和法人股不能上市流通，因而指数变动不能准确反映股价的实际变动情况。其次，两市的成分股指数虽然以样本股票的流通股数为权数，但包容股票样本过少，既缺乏市场代表性，又容易通过刻意打压和拉升高权重股操纵股市，影响市场平稳运行。因此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以流通股为权数的、统一的成分股指数，作为股指期货交易标的指数。
（2）合约规模。股指期货的交易主体主要是机构投资者和资金规模较大的专业投资者，因此每张合约价值的设计也应满足机构投资者的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可以设定为50×标的指数。
（3）最小报价单位。最小报价单位是指股指期货交易中每次报价变动的最小单位。为了增加市场流动性，可将最小报价单位定为05个指数点，即25元人民币。
（4）合约交割月份。可直接采用国际上通行作法，以3、6、9、12月作为股指期货合约交割月份。
（5）保证金水平。鉴于我国股市价格波动较大，在开办股指期货交易初期，其保证金比率可先设定为20%—30%.随着股指期货交易的逐步成熟，保证金率再逐步降低。为了增加股指期货交易的流动性，应允许用现金、国债等多种支付手段作为保证金。
（6）每日涨跌幅限制。由于推出股指期货初期风险防范的重要性，可以在一段时期内把涨跌幅限制在10%以内，以后随着交易、监管等各方面条件的成熟，可以考虑适当放宽。
（7）交易所选择。目前国际上趋向于证券交易所和金融衍生交易所的合并，如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和德国期货交易所、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和瑞典衍生产品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股票交易所和荷兰衍生金融交易所、香港联交所和期交所的合并等。因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交易所地理位置的优势不复存在，交易所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为投资者提供快捷、低成本的管理各种复杂的交易策略的能力，专业化和分割化的架构模式越来越失去效率。适应这种国际上的演变趋势，提高交易所运作效率，我国应把股指期货交易直接放在证券交易所进行，这既有利于投资者管理复杂的交易策略，也符合我国推出股指期货这一衍生金融工具的初衷。
四、股指期货的投资方式选择
股指期货市场上存在着三类交易者：套期保值者、投机者和套利者。套期保值者主要是为了降低已经面临的风险，投机者通过预期资产价格的变动来获取收益，并承担相应风险，而套利者则通过瞬间进入两个市场的交易，锁定一个无风险的收益。与此相对应，存在着多种投资方式。
（1）指数套利。大量指数套利者的存在能够促使股票指数理性调整。即使在成熟市场上，股指期货价格仍会出现偏离，而出现市场套利机会。在我国股指期货开办之初，实际价格对理论价格的偏离机会将会较多，指数套利将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投资活动。无风险指数套利的关键在于判断两个市场的价格差异。对股指期货而言，就是要判断股指期货的实际价格与相对应的理论价格之间的差异。当期货实际价格大于理论价格时，卖出指数期货，买入指数中的成分股组合，以此可获得无风险套利收益。当期货实际价格低于理论价格时，买入指数期货，卖出指数中的成分股组合，以此获得无风险套利收益。
（2）套期保值。套期保值有两类：一是空头套期保值，持有股指期货合约的空头，对现有股票的投资组合进行保值；二是多头套期保值，即持有股指期货合约，卖空股票组合。由于我国还没有作空机制，投资者只能进行空头套期保值。套期保值中关键有两点：合约选择和套期比率。投资者进行套期保值后，一般只能获得无风险利率。合约选择主要是合约期限的选择，一般遵循交割日最近原则，即选择与套期保值到期日之后最接近的那个交割月份。
最优套期比率的决定如下：定义ΔP=P2-P1为套期保值期限内股票组合的价格变化，ΔF=F2-F1为套期保值期限内股指期货价格变化。ρ为ΔP和ΔF之间的相关系数，σP和σF分别为ΔP和ΔF的标准差，N为套期比率。在套期保值期内，投资资产的价值变化为：ΔP-NΔF.
令P是投资于股票组合的资金总量，F是单个股指期货合约的价值，则ΔP/P、ΔF/F即投资者收益率的变化。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可以通过ΔP/P和ΔF/F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得出β系数。并且有：ΔP/P=a+βΔF/F.代入上式，ΔP-NΔF=aP+βΔF/FP-NΔF.只有当βΔF/FP-NΔF=0时，（ΔP-NΔF）的价格变化方差最小，保值效果最优。此时有：N=β（P/F）。
（3）不完全套期保值。投资者并非一定要在套期保值与指数套利之间选择，还可以通过改变买卖股指期货的份数，来改变整个组合与市场的相关性，即β值的大小。把β降低为β1时，卖出股指期货合约的数量为：（β-β1）P/F.把β增加到β2时，购买股指期货合约的数量为：（β2-β）P/F.
（4）直接针对股指期货的投资。由于高杠杆比率的作用，此投资方式风险较高，但收益较大。事实上，目前在发达金融衍生市场上，股指期货的交易者中，此类投机者最多，它们承担了套期保值者转移的风险，提高了市场流动性。与股票组合的投资相比，股指期货的投资有如下优点：一是不需要花费精力于个股的选择；二是充分运用高杠杆比率，获得高额投资收益。
五、优化制度环境促进规范发展
比较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效率的提高，必须要有一整套“互补性制度安排”作出保证。股指期货交易与整个证券市场的外部环境关系密切，需要解决一系列制度和技术问题，因此在推出股指期货时，必须建立与完善相关制度。
1法律法规的完善
考虑到《证券法》制定时国际金融形势的背景，和对衍生金融市场风险的担忧，我国《证券法》第35条规定：“证券交易以现货进行交易”。同时，《证券法》总则第2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股票、公司债券和国务院依法认定的其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适用本法。本法未规定的适用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应用指南》中对该条款的解释是：“证券法是按照以下原则来确定所调整的证券种类的：一是证券法调整的证券应限于资本证券，其基本形式为股权凭证（如股票、投资基金券等）和债券凭证（如公司债券、金融债券、政府债券等），这两类证券是我国证券市场交易的基本品种，已有了一定的经验。而对于证券期货、期权等衍生品种，暂不列入本法的调整范围”。因此，由于历史原因和经验上的限制，我国股指期货这一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没有包括在《证券法》的调整范围之内。
股指期货交易若由《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进行规范，则又与现在设立股指期货交易的目的或初衷相违背。《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总则第4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目前设立股指期货主要在于为机构投资者提供避险工具，提高市场的运作效率以及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若放在期货交易所进行，不利于证券投资机构（包括三类企业）回避风险。我们认为，虽然没有法律上的冲突，但现阶段开设股指期货交易明显存在着法律上的缺陷。但衍生金融市场的发展是国际化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不能因噎废食。因此，宜在适当时机对相关法律条文作出修正。
2引入做空机制，完善市场运行
目前我国股票市场只能做多、不能做空的状况导致了市场不对称问题。因为股指期货交易具有作多和作空的双向性，与之对应的股票现货市场却只能作多，这样形成了单边套期保值，即只能进行买进股票、卖出股指期货进行套期保值。但当股指期货价格被低估时，却无法通过“卖出股票、买入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影响市场自动调整价格的功能。因此，应在条件成熟时引入股票卖空机制。为防止卖空交易出现的风险，可以通过高保证金比率进行有效控制。
3优化股权结构，促使股指平稳运行
为了使股指期货能够准确反映股票价格的变化，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有利于投资者的套期保值，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选择应该选择流通股作为权重。但股指期货标的指数的构建选择流通股作为权重也存在着股权结构缺陷所带来的一些问题。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固有的不足，存在着相当比重的非流通股，而这些非流通股正是要解决的对象。在将来逐步降低流通股比重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股价不变的情况下股指却随着流通股比重的增加而上升，股指期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这样无疑会降低投资者套期保值效果。于是，要在流通股作为权重的情况下，消除股权结构优化对标的指数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技术层面上，交易所采用“派式连锁”计算法，在非流通股转为新流通股的上市当日，其市值不计入指数。而在第二天开盘前自动计入指数，从而消除了非流通股上市对指数的冲击；二是制度层面上，现有上市公司要加快股权结构优化的步伐，新上市公司应在股权结构上提出规范要求，防止重蹈覆辙。
4加强监管，控制交易风险
（1）股指期货对现货市场的负面影响
股指期货虽然能使单个投资者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但整个市场的风险却只能转移而无法消除，在一定情况下，市场整体风险反而可能增加。股指期货交易具有“双面刃”性质，其对现货市场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股指期货交易和由此而生的指数套利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会影响市场的稳定。1987年10月美国股灾被认为是华尔街股指期货程序化交易所致；1987年香港联交所的股灾也认为是恒生指数期货引起。尽管实证研究表明两者之间并非是因果关系，但股指期货交易确实可能加剧市场波动程度。二是作为标的的股票现货和期货市场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股指期货有可能因此成为投机者操纵市场的工具。亚洲金融危机中对冲基金利用股指期货冲击证券市场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股指期货的高杠杆性对现货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尤其是恐慌性时期，市场具有“自增强机制”，往往会导致灾难性后果。
1980年代以来，企业、银行名义上已经成为独立核算的经营主体，但受政府主导的投资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影响，银行对国有企业仍无法形成严格的预算约束，国有股东也无法对银行形成硬的预算约束，即所谓“双重预算软约束”(施华强2004)。企业在预算软约束的激励下不断扩大投资规模，银行部门在国家信用担保支持下无节制地提供信贷资金，中央银行的角色则是实施信贷规模、利率管制等政策以维护这种利益格局。具体而言：
一是企业信贷资金需求的低利率弹性。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对国有企业经营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国有企业内部激励约束机制的不健全，造成经理人员利益最大化目标与企业利益最大化目标相背离。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造成国有企业追求规模最大化和费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易纲2005)。国有企业在规模最大化的目标驱动下产生过度信贷需求，进一步造成信贷资金的紧张和抬高贷款利率。这种信贷需求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往往只考虑信贷资金的可得性，而较少考虑利率水平对企业盈利水平的影响。不仅如此，有的企业长期亏损、资不抵债，仍可以获得所谓“安定团结贷款”，有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或司法部门的纵容下，恶意拖欠银行债务，这都使得利率对于信贷需求的约束作用被严重削弱。
二是商业银行资金供给中的风险外部化。斯蒂格利茨和魏斯(1981)在不完全信息信贷配给模型中指出的，银行会选择使自身预期利润最大化的均衡利率水平发放贷款，而不是追逐最高水平的利率。但是对于国有商业银行而言，贷款利率水平对银行预期利润的影响完全是单调递增。具体而言，随着国有银行商业化的进程，银行基层经理人逐步掌握了较大的经营自和一定的利润分配权，充分利用国有银行对资金市场的垄断能力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成为一种理性选择；但另一方面，国家为维持向国有企业输送资金的体制，不得不向银行提供隐含的信用担保，这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外生化。在可以负盈不负亏的激励机制下，商业银行当然选择不断提高贷款利率。在1992、1993年金融投机热潮中，许多商业银行绕开贷款利率上限规定(如通过银行下属的信托公司放款或账外经营等)投资于高风险项目，表现出风险偏好的经营特性。
三是中央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和流动性支持。这期间，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间接货币调控机制和金融监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央行对商业银行的管理还局限于传统的行政化管理，包括规模管理、利率管制、信贷政策等。国家从支持国有企业投资扩张的战略出发，将利率长期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只是国民收入分配的手段，而无法起到有效配置资金的作用。特别是在高通胀时期，中央银行为稳定商业银行存款来源而提高存款利率，但在国企部门反对下，无法相应提高贷款利率，最终形成贷款利率偏低和存贷利差过窄的局面。不合理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刺激了企业的信贷需求，虽然央行对此实施了贷款规模管制，但在特定的政策环境以及银行采取倒逼策略的情况下，央行往往要通过追加再贷款保证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
显然，由于存在严重的预算软约束，企业和银行都存在着严重的追求高风险的人问题，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甚至助长了问题的蔓延，金融市场必然长期处于贷款规模和贷款利率同时上扬的巨大压力。因此，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现实选择就是规定贷款利率上限，以防止利率过高对经济运行产生伤害。
2．人风险意识提高及贷款利率上限的取消(1994-2004)。
1993年的金融过热开始令中央政府认识到，以微观低效益、银行高风险为代价的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政府为此对原有的金融政策进行全面调整，出台了《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并采取措施整顿金融秩序，撤销大批非银行金融机构。1997年的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上，中央要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每年下降2—3个百分点，同时金融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被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其政策取向也由通过各项优惠政策维护国有企业利益，转变为加快推动银行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实施国有银行体制改革、对银行开展审慎监管、建立间接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等。在上述政策措施逐步落实的背景下，企业和银行的行为机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进一步加快贷款利率改革变得必要且可行。一方面，企业部门的资金需求特性发生较大变化。1993年宏观调控以来，大批国有企业出现效益持续下降，原来很容易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面临日趋严重的流动性不足。这反映了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内生的“私人部门储蓄—国有企业"的资金融通模式已逐步被打破，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解决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安置下岗职工、核销呆坏账等)后，被逐步、彻底推向市场。从1996年开始，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和重组，其中包括股改上市、推行“抓大放小”政策、若干城市试点国企破产兼并的优惠政策。实际上，经过几年的整顿和重组，国有经济部门从整体上已经不必依赖于国有银行的资金支持。同时，非国有企业的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到2001年，非国有工业企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55．6%，而这一比例在1980年是20％。总之，作为社会资金的主要需求者，企业部门的资金约束硬化，风险意识得到增强，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明显提高。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风险意识显著增强。需要指出的是，以往许多学者过分夸大产权改革的作用，似乎只有实现彻底的私有化，商业银行才会实现理性经营。近些年关于控制权理论的研究指出，完善的外部监管、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对商业银行经营行为的改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刘芍佳等1998；钱颖一2004；傅立文等2005)。从外部监管看，由于意识到改善金融资产质量对于整改进程的重要意义，近几年中央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都对商业银行施加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商业银行在努力满足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比率等指标的过程中风险意识显著增强；从市场环境看，随着竞争水平不断提高，以及预见到加入WTO后来自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中资银行的危机意识日益强烈；从管理水平看，商业银行内控制度逐步完善，全面实现了一级法人治理，管理架构趋于扁平化，建立了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风险意识增强意味着，商业银行的资金供给曲线已经不是完全与利率水平正相关，而是在考虑了风险因素后，在一定利率水平以上向左方弯曲的曲线。
1998年以来，人民银行多次对扩大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调研。结果显示，商业银行已经能够比较好地适应贷款利率浮动空间不断扩大的政策环境，在产品定价的行为上表现出合理性，能够按照贷款利率补偿资金成本和风险溢价的基本原则决定贷款利率。各地商业银行贷款定价基本呈现对大型优质客户利率下浮，大企业执行基准利率，中小企业利率上浮的特征(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课题组，2004)。这样，2004年彻底放开贷款利率上限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的一个展望
全面放开贷款利率意味着商业银行的存贷利差不再由金融当局决定，这对商业银行自主定价和保持利润的能力是一个重要的挑战。从各国经验看，利率放开往往导致利差不足、竞争加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增大。因此，能否放开贷款利率，关键在于商业银行能否自我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在我国情况看，关键要考虑两方面因素：
首先是由于商业银行还没建立起对基层经营单位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过度强调贷款风险使商业银行盲目追求低风险项目，贷款利率存在向下的巨大压力。1990年代后期以来，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由风险意识淡薄转变为高度重视防范风险，这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风险意识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外部监督压力使然，而不是由于对真实利润的关注所造成的。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追逐高利润、高风险转向绝对的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具体表现为，许多银行的审批权高度集中于总、分行，信贷投向集中于重点企业、优势产业，贷款风险责任追究过于严格，激励相对不足。信贷人员对贷款风险要承担重大责任，但个人收益不高。
适度规避风险本是商业银行经营的一般原则，但过度风险厌恶则与银行经营的基本规律相违背。贷款风险是基于大数法则的概率来度量的，贷款收益抵补风险的前提是银行必须忍耐合理的失败率，形成综合的风险和收益。如果迫于不良贷款压力，不能容许任何一家企业出现风险，其结果必然是：大批经营良好、对经济增长有积极贡献的中小企业得不到信贷支持；金融机构则围绕数量不多的优质客户开展激烈竞争，贷款议价能力基本丧失，这在一些票据融资项目上表现特别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过度追逐低风险项目以至于丧失了合理的利差，也是一种风险。从根本上说，利率机制的这种缺陷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管理模式存在激励不相容的问题，或者说，在制度设计上还无法使长期利润水平成为基层的真正经营目标。
其次是金融生态环境还不理想，商业银行必须维持一个合理的利差。周小川（2004）较早将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概括为金融生态，并指出金融生态状况对利率机制的作用具有重要影响。如对金融合同的法律保护不力，《破产法》不完善，造成经济主体对利率信号不敏感；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信用记录缺乏，造成信贷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情况较严重；会计、审计、信息披露等的标准过低，“骗贷”行为屡禁不止等。不难看出，金融生态的概念是我们在前文所述法制环境的一个更广泛的概括，金融生态不佳是金融交易中人风险较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结果是金融机构的信贷资产损失比例过高，客观上要求保持较大利差。为此，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较大改善，或者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达到合理水平之前，应继续维持贷款利率下限。
总之，贷款利率下限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银行能够维持相对合理的利差，避免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实际上从1999年以来，一年期存贷款利率之差始终保持在3个点以上，这表明了中央银行对低利率风险的一种关注。
参考文献：
［1］丁伯平等．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激励—约束机制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3;2
［2］傅立文,何卫江．市场竞争与国有商业银行的自生能力［J］.金融研究，2005；2
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2.与新型城镇化推进相适应
在北京远郊区县的乡镇地区，金融体系不完善的现象随处可见。机构类型单一，业务简单，分布不均匀，甚至出现金融机构的空白地区，乡镇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机制，经营效率低下。金融机构类型少且功能单一，除了银行之外几乎没有信托、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即使是银行也多为信用社和储蓄所，多数大型国有银行在上市前为了经营利润都纷纷撤出乡镇市场，有些原以农村市场定位的大型银行也在布局上更加重视城市网点设置，忽视乡镇网点设置。不管从国际经验看，还是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北京的城镇化仍然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走。与之相伴，相关的金融需求将是一个不断产生、持续释放的长期过程。既要按照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努力打造开放、多元、协调和创新的综合性城镇化金融服务体系，弥补金融资源的不足，又要加快金融创新，创造性地破解城镇化融资中的制度瓶颈，规避城镇化过程中的金融抑制问题。
一是提高金融服务覆盖面。进一步完善新型城镇化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民营性金融等多种形式并存的金融服务格局，不断提高城镇建设的金融服务覆盖面。发展壮大地方股份制银行，加快推动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型金融机构和组织发展。同时积极引入民间资本，为北京市乡村地区的金融市场引入活力，为乡镇地区融资提供更加高效、安全、快捷、多元化的选择，为城镇经济主体提供个性化投融资和保险服务。
二是配套扶持政策。特别是在相关监管政策上采取差异化监管方式，对北京市一些偏远乡镇，特别是经济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改制的金融机构，应从政府和监管两条线上给予资产或税收政策上的扶持和倾斜。积极鼓励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等银行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在乡镇建立具备完善功能的现代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平台机构，鼓励并推动其引入民间资本。
三是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应大力培育和发展县域农业担保、评估、公证等中介机构，规范抵押、担保等中介收费；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担保、农业小额贷款担保，政策性农业保险等机制，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在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互助合作保险的同时，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拓农村保险市场。同时，进一步创新金融服务和融资产品，增加环境保护、居民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资金投入，努力提升城镇化的“软件”水平。四是推动京津冀金融产业协作。北京市远郊区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靠近津、冀地区。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制约是否有存款保险制度的保障是影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根本因素。到现在，中国尚未建立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保险制度是保护存款人利益、维护银行信用的一种金融保障制度。当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时，有了存款保险制度，就可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原因在于银行业面临的是隐性的保险制度，缺乏合理的退出机制，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必须有存款保险制度才能得到保障。这些都是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少所致。实现存款利率市场化，无论对企业、消费者还是对银行，都可能带来或多或少的市场风险和经营风险。所以，中国的存款利率市场化采取的是谨慎的市场化。现在，国家真正对存款保险制度征求银行、企业、存款人的意见。但是，到现在，存款保险制度还没有真正地建立起来。
（二）商业银行内部条件的制约商业银行内部条件是否具备是影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主要因素。存款利率市场化，一方面，当商业银行完全习惯于所有的产品价格都以加点或者是减点来定价时；另一方面，当商业银行内部的资金核算也用市场基准来核算时，国家基本上就可以把存款利率放开了。这些都是目前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用一个新的基准来代替央行目前的存款利率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表现。新的基准可能是同业拆借利率，也可能是七天回购拆借利率。商业银行内部还难以完全用市场基准利率来核算。存款利率市场化对金融产品的定价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总之，存款利率市场化需要商业银行建立起一系列的风险内控投制。
（三）宏观经济环境的制约是否具备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影响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存款利率市场化离不开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除了需要竞争性的商业银行主体外，它还需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就如同价格改革一样，没有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很难真正地实现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宏观经济的稳定有助于银行和企业间维持稳定的关系。没有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不适时宜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是不利于经济良好发展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一方面，需要物价和金融市场稳定，不至于引起存款利率的大幅上升，能够为商业银行提供再融资保障；另一方面，需要经济处于上行周期，商业银行具有一定的信贷增长空间。这表明，宏观经济过热，资金价格利息会过高；宏观经济过冷，银行经营获利就会相对困难。
二、存款利率市场化存在的问题
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一直在积极推进。外币存贷款利率早已放开，但是，各类存款利率特别是人民币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利率的市场引导机制不明显，缺少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措施等诸多问题，所以，存款利率还难以完全市场化。这些都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程度密切相关。
（一）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伴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存款利率在不断地放开。自从1996年开放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开始，到现在已有近20年的历程。从新世纪开始，大额外汇存款利率、全国社保基金协议存款利率、县农村信用社存款利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等先后市场化。随后，中国人民银行放开存款利率下限。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一大突破，存款利率不断市场化。到2012年6月，存款利率可提高到基准利率的1.1倍。不过，到现在为止，这一改革还存在着不彻底性，特别是存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也就是说，目前的存款利率基本没有开放，还是非市场化。究其原因，主要是为了防止金融风险而稳定金融秩序，存款利率只是有限地放开而没有完全放开。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那就还不是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只有完全放开存款利率，让市场供求决定资金价格，才能有真正的利率市场化。
（二）利率的市场引导机制不明显存款利率市场化需要充分发挥利率的市场引导机制作用。没有这种引导机制，企业、消费者和商业银行之间难以根据市场供求进行资金价格决定，也就是说，存款利率难以市场化。这是因为利率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的是企业、消费者和商业银行。尽管金融体制改革在不断地推进，但适应这种体制改革的利率的市场引导机制仍不明显。不论是银行贷款、民间高利贷等，这都缺少有效的对企业的利率引导机制。利率高低对消费者没有太多的反映。商业银行的利率引导机制同样不明显。总之，利率的市场引导机制不明显导致了存款利率没有市场化。
（三）缺少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措施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存款利率市场化也不例外。否则，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在市场化过程中，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存款人利益的重要保护措施，而且是金融秩序的安全器。存款保险制度的缺少，导致存款没有保护，往往存款者利益受损。存款者在市场上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而且出现风险以后也没有保障的机制。存款利率市场化还没有为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作好方方面面的准备。以前之所以存款利率市场化缓慢，主要原因是缺少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措施，如存款保险制度、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等。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等配套措施。没有这些相应的配套措施，存款利率也会真正地市场化。只有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才能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没有完全放开，那还是不完全的利率市场化。利率受政府的干预过多，市场引导机制不明显，资金价格就不能由市场决定。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配套措施不健全，存款利率就难以真正地市场化。
三、加快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对策建议
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败得失直接影响着整个金融体制改革的效果①。这一改革涉及居民、企业等经济主体和整个金融体系，即使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存款利率的市场化改革也是十分艰难和慎重的，更不用说我国目前仍是处于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结构下，金融体系中的存款总量远远大于其他任何金融形式。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贸然放开存款利率，很可能会造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正是如此，未来的存款利率市场化还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一）放开存款利率，让市场供求决定其价格利率市场化进程始于1996年6月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正式放开。贷款利率下限于2013年7月被完全取消。目前，尚未完全实现市场化的主要是银行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虽然存款利率都有一定程度的上浮或下浮，但这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管制，也就是没有完全放开。这就需要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下放利率定价的审批权，该由市场决定的让市场说了算，先向下浮动，再过渡到完全由市场决定。没有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就没有真正的利率市场化。只有让市场供求决定存款利率，这样才能市场化。否则，存款利率没有真正地市场化。
（二）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要求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放开存款利率管制是利率市场化中最为关键、风险最大的阶段，这就要求分步、有序地推进，防止盲目进行。利率市场化具体推进的路径较为明确，先长期后短期，先大额后小额，分阶段逐次加以推进，现在到了最后的阶段，即存款利率市场化展开以及必须的配套设施建设的阶段。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先开放大额存款利率再小额存款，先开放长期存款利率后短期存款等，从而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存款利率市场化可以自上而下地推进实施，但需要自下而上地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推动。在中国，这需要作好充分条件分阶段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需要强化财务硬约束，防止搞利率大战。有序地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既完善中央银行利率的传导机制，又完善政策利率对市场利率的传导机制，为全面实现利率市场化而做好充分的准备。
1.利率市场化对银行净息差的影响。净息差指的是银行净利息与生息资产的比值。存贷利差、资产负债结构产生变化等的共同影响，使得银行的净息差也受到影响。如果利率的限制被取消，那么银行之间很可能会通过调整利息的方法进行竞争，提高存款的利息，降低贷款的利息，这就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加剧，银行之间的竞争同时也会对利率市场化产生影响，使得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受到阻碍，然而这只是理论上的说法，根据当前的全球局势来看，结果并不一定如此。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利率市场化使得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减小，然而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出现了微小的浮动，而净息差得到了提高。如图1，从1979年开始净息差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后，在1976年开始有了微小的上升，到美国利率市场化结束时，净息差出现了明显的升高。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尽管利率市场化会影响存贷款的利息差额，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也会对净息差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以后，存贷款的比值上升，净息差也出现了明显的提高。同时，在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利率市场的资金来源稳定，银行的资金配置能力得到提升，利率市场化的负面影响也最终能够得到缓解。
2.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结构的影响。在负债方面，利率市场化提高了存款利息，银行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存款，然而也会使得银行吸收存款的成本升高。美国制定了Q条例对其国家的存款利息进行限制，使得美国存款的数量减少。在利率市场化刚开始的阶段，银行存款付息成本大大增加。然而当利率市场化完成之后，这一情况基本得到解决。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之间通过提高存款利率的方式进行竞争，将存款的利息调高，贷款的利息降低，而这样一来，银行的成本也增高了。同时，在当今市场环境下，原来在银行体系融资的大企业集团更青睐于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迫使银行寻求新的贷款客户，比如房地产和中小企业贷款，提升了银行资产配置风险偏好。
3.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业务转型的影响图2显示了美国非金融公司向银行进行借贷的份额变化。图中表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银行逐渐开始拓宽业务的种类及范围，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贷款占到所有业务的比例却是逐渐减小的。商业银行非利息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表外业务，因此从非利息收入的增长可以看出在这接近20年的时间当中，美国银行表外业务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表外业务特指银行业务中除去资产负债表的所有业务的总和。在美国利率仍旧受到管制的阶段，非利息收入占比长期低于20%，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当中，金融创新得到不断的提升，银行的表外业务也得到了深远的发展，非利息收入占到的比重不断升高，1979年时该比率为18.25%，而到了2000年就上升到43.11%，然而，净利息收入占到的比例却呈现下降的趋势。从结构上看，美国银行表外业务收入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与存款相关的服务收入、来自信托活动的收入、各种衍生交易收入和其他收入。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不同的方面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不能一概认为利率市场化只会对银行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使得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大，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资金，银行纷纷提高存款的利率，以此来吸引融资者，同时，还要适当降低贷款的利息，顺利放出融入的资金，因此，就会出现存贷款利息差额逐渐扩大的局面。与此同时，金融创新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得到重视，出现了更多进行融资的方式，降低了贷款利率的提升空间，这就加剧了存贷款的利息差额。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进程当中，银行受到的利息的限制逐渐减小，存贷款之间的利息差额减小，使得银行不得不进行转型，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投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更多的利益。
二、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进行金融创新
利率市场化使得银行的利息限制被打破，存贷款方面的业务数量逐渐减少，使得银行必须谋求其他业务弥补存贷款方面的缺陷，同时，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货币市场的利率以及存贷款方面的利率得到联合，使银行通过衍生品交易转移利率风险成为可能，同时也提高了贷款定价的准确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开展。因此，利率市场化促进了银行中间业务的产生和发展，使得其相应业务的收入份额得到提升，以此来弥补存贷款造成的利润差额。然而，从对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研究的结果可以发现，尽管美国的银行中间产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却并不是每一个银行都享受到了同等的待遇，只有少数极具竞争力的银行能够获益。建设银行作为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之一，具有足够强的竞争力，然而，如果建设银行没有及时抓住机遇，也是没有办法在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获益的，怎样乘着利率市场化的春风进行建设银行的发展呢？这是本次课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演化金融学的起源及在证券市场上的研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传统的金融理论在解释复杂的市场现象时遇到了困难，比如股票价格的异常波动，羊群效应等。在这种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应用演化的理论解释分析金融问题。演化金融学用生物进化理论来研究和阐释金融市场中各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规律，借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拉马克的遗传基因理论来研究金融市场，其核心思想是进化、突变和复制。研究范围包括行为金融学、演化证券学、金融危机理论、金融制度演化、货币演化等。目前，演化金融学正逐渐成为金融研究的大方向，国外已有不少的学者进行了研究，但国内的研究仍然十分滞后。演化金融学作为分析金融问题的新方法，虽然存在许多未解决的障碍，却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基于有效市场假说，Friedman（1953）意识到金融市场中也存在达尔文进化论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他意识到了演化思想在金融领域的重要性。随后，Fama（1965）认为通过市场机制，金融市场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是理性预期的策略生存下来，而非理性策略被淘汰，市场将在长期达到有效状态。但以上论证需在Eugene Fama（1970）的有效市场假说下才成立。由于证券市场并非完全有效，理性预期下的套利是有风险的。在长期里，非理易者亏损后会退出市场，但不断有新的非理易者涌入。Leonid和Ross（2006）分析了非理易者的动态演化过程，并得出非理易者在长期中可以生存且对市场价格持续造成影响。Blume、Easley（1992） 率先建立演化模型来分析金融市场，认为演化金融学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投资策略之间交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之后，Blume、Easley（ 2003）又证明了演化过程的最终结果并不一定能达到有效市场。赵鹏举、刘玉敏（2011）提出了一个应用生灭过程研究非理易者和理易者共存的证券市场演化模型，证明了非理易者即使平均而言是亏损的，他们也未必在证券市场中消失，非理易者在市场中的生存与消亡取决于其初始财富、其进入市场的速率以及其交易的盈亏情况等多种因素。
演化金融学理论认为，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是异质交易者且证券市场上存在学习机制，证券投资者具有学习适应能力，因此也有不少学者从交易者角度来进行研究。李备友（2011）在二分网络上研究发现，交易者之间不同的学习概率服从不同的分布，因此当交易者学习概率不同时，羊群效应的强弱不同。姚程（2012）进行了证券交易者的博弈研究，通过数值模拟分析得出，在市场规模有限的证券市场中，演化博弈结果既可能是理易者占优，也可能是过度自信的噪音交易者占优。演化金融学也可采用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建模，Blake，L（1995） 分析了圣达菲人工（ Santa Fe Artificial） 股票市场进行的实验，考察交易者通过学习是否可以达到理性预期均衡。
二、证券市场演化研究的现存问题
新古典金融学的基本假定有：理性人假定；金融市场完全竞争；金融市场信息有效。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悖，因此现实的金融证券市场中有许多现象是不能被解释的。基于此，演化金融学具有很现实的研究意义，但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一种科学只有成功的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由于演化金融学比起传统的金融学更加现实，它所探讨的金融市场更加的复杂、精确。演化金融学尚缺乏公理化的演绎分析体系，常用的计量分析工具对其进行检验困难，因此演化金融学尚不能完全成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演化金融学下一步发展需要转化为更加逻辑严密的定量分析，这样才能对证券市场进行更准确的模拟。
其次，真实证券市场价格变动，交易者的行为都更加的复杂，用常见的分布来模拟现实，或者不考虑理易者与非理易者的相互作用等虽然可以简化模型，却只能得到不精确的结果。借助演化金融学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学科，即基于主体的计算模拟技术来给这样的复杂系统建模，是演化金融学可采用的一种工具。但金融市场复杂和不确定性还需要基于主体的计算金融研究的完善与发展。
参考文献：
[1]FAMA E. The Behavior of Stock Market Prices[J]. Journal of Business， 1965， 38： 34 - 105
[2] Blume， L.， Easley， D. Evolution and market behavior[J].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992， 58： 9-40
[3]Blake， L.Experiment in Evolutionary finance.Working paper August1995 revised： 1995
[4] Friedman， M. 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 [M].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53
一．研究述评及问题提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在我国，产业政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是我国经济发展体系的中心，而金融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支持机制。对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金融学术界的重视。1970年以来出现的金融发展理论系统研究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1][2]，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方面工商管理论文，Greenwood（1990）[3]、King（1993b）[4]、P.Arestis(1997)[5] 、Beck(2000)[6]等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年来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金融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于产业结构问题的探讨，就我国国内而言，谈儒勇(1999)[7]运用1993-1998年的季度数据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我国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丛林(2002)[8]、张金瑞(1990)[9]、庄卫民(2003)[10]等分别对技术进步、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问题展开了探讨，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支持机理，此外，宋泓明(2004) [11]等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问题，为国内学者展开对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对于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问题的探讨，已经成为国内金融学术界的研究热点，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刚起步，已有的研究成果不是太多，龚仰军（2002）[12]等主要从宏观视角探讨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并局限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考察，没有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划分，来深入揭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调整的内在机理。顾海峰（2010）[13][14] 则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划分，并构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整体性框架，该框架理论认为，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过程，应包括金融支持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金融支持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等过程。其中：产业类型的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前提条件，产业结构合理化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中间环节与重要保障，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才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而顾海峰（2010）[15]则讨论了金融支持产业结构合理化演进的对策问题。
本研究认为，产业优化选择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论文网。因此，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过程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特别是国家进入“十二五”时期工商管理论文，随着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与实现背景下，本研究针对“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在金融发展视角下，以分析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为切入点，针对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选取上海市作为区域样本，分别从政策性金融层面与市场性金融层面系统性地提出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对策。本研究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与思路
（1）产业优化选择的原则
①比较优势准则。区域比较优势基准的理论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分析法以及赫克歇尔—俄林资源禀赋学说。虽然在区域各个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区域都具有某种资源的相对优势，但某一区域不可能同时具有各个方面的相对优势，这客观上要求重点发展那些可以充分利用相对优势的工业部门。区域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必须突出产业的地域属性，即强调与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②产业关联准则。根据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赫希曼提出的产业关联度原则，优先考虑那些对较多产业有带动和促进作用的产业。在他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依据投入产出的基本原理，对产业间关联度与工业化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部门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供需关系与其他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并形成产业链条，产业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效应。产业关联度越大，该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就越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越大。
（2）产业优化选择的思路
产业选择的思路就是基于产业发展潜力指标，来实现从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筛选功能。其中，发展潜力标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①技术进步潜力。20世纪50年代，索罗运用著名的索罗剩余计算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资本的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索罗之后，罗默、赫尔普曼等又进一步建立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内生模型。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只占5%左右，40-50年代上升到20%-40%工商管理论文，80年代以来已经达到60%-80%。一般主要从科技进步速度、科技劳动者比率、劳动生产率上升率等指标来衡量产业技术进步的程度。本研究选用技术进步速度作为衡量指标，其中：
科技进步速度n = Y/ Y - α·( K/ K) - β·( L/ L) ,这是由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推导所得, Y/ Y 为产业产出的增长率，K/ K为资本投入增长率，L/ 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率，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
②市场增长潜力。本研究选用需求收入弹性，作为衡量产业市场发展潜力的指标。所谓需求收入弹性是指某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与人均收入增长率之比，反映随着国民收入增加而引起的对各产业最终需求的变化，收入弹性大于1的产业和产品，说明随着收入的增加，需求增加更快中国论文网。只有需求收入弹性大的产业，在未来的发展中才能占有较高的市场份额，获得较高的利润。
③增长表现:本研究选用产值增长率作为衡量产业增长表现的指标。
本研究通过给科技进步速度、需求收入弹性、产值增长率等指标社定一定的评价权重系数，即可得到任何产业的加权平均值，该数值就反映了每个产业的发展潜力程度。最后，本研究通过选择加权平均值比较高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是本研究设计的产业优化选择的战略性思路。
三．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
产业优化选择机制包括具有明确的政策指向性的政府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无论在何种机制下，金融都会发挥重要作用，因为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资金向优质产业流动和集中的过程，需要金融的资金形成和导向机制来实现。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机制主要包括政策性选择机制和市场性选择机制。其中，政策性选择是指在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干预来实现产业选择时，金融的支持作用体现在通过政策性金融和政府对市场性金融活动的适当干预使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促进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市场性选择是指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使金融资源流向边际收益高的优质产业。两种产业选择机制并非是对立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产业选择也要通过市场性选择来实现，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作用。
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金融资源的初次优化配置来实现产业类型结构优化配置的过程。也就是说工商管理论文，通过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从一般性产业样本的顺利遴选目标。需要说明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据政府产业目录的比重大小，完全取决于金融资源在产业优化选择过程中的配置效率，也就是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因此，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以及下面将给出的金融支持对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直接关系到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效率问题。本研究认为，金融支持产业选择功能的实现应通过政策性金融和市场性金融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完成。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一方面，应逐步提升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作用程度，充分发挥市场性金融对产业选择的作用机制，使我国市场性金融更好地发挥产业选择功能。另一方面，也必须重视政策性金融的产业选择作用，特
别是关注政策性金融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无法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力度。国际上各国产业政策的实践证明，在任何发达国家产业政策实践中，市场机制作用总存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一旦出现市场机制作用“失灵”的阶段或范围，政策性金融就要发挥其功能和作用。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所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如图3-1所示。从图上可以发现，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工商管理论文，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
图3-1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图
三．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产业优化选择的目标在于从处于低附加值状态的一般性产业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必须强化金融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功能。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应体现政策化扶持原则，这种政策化原则不仅体现在政策性金融方面，也要体现在市场性金融方面中国论文网。以政策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机构或政府间接干预金融市场等手段，来引导金融对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政策性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遴选效率。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比较全国各个城市，上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产业生态环境、金融生态环境等优势，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潜力水平指标值很大，但因其处于发展初期而导致产值较低的发展水平，这时最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持。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
①通过本研究提出的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评价模型，政府从中选取产业发展潜力指标居前的若干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然后重新对选出的若干产业进行反复比较筛选，确定上海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②一方面，政府积极引导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在各自的政策性信贷领域参与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性信贷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应引导政府全资或控股的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开展对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担保业务，通过担保方式来支持上海已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
（2）政府应采取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这是通过政府干预商业性金融活动来实现产业选择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目标，也属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畴。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所表现出的低产值产业发展水平，难以满足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商业性金融资本的信贷要求，如果信贷利率过低，则损害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利益，如果信贷利率过高，则战略性新兴产业难以接受高启的融资成本。这时工商管理论文，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通过补偿市场利率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放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际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部分，来引导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支持上海的产业选择活动。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首先，政府对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信贷支持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等商业银行，实行财政补贴或贴息，引导商业银行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信贷支持活动；其次，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商业性担保机构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担保。再者，政府通过财政补贴或贴息方式，来引导信托机构、金融租赁机构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参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选择活动。
（3）政府应通过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来积极引导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并购活动，并利用资本市场强大的资金支持功能，从而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资本市场的金融支持。
具体的政策支持流程为：政府制定地方性产业政策，明确对投资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给予营业税、所得税等税收优惠，并引导上海或外市的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功能，通过增发或配股方式来并购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营企业股权，一旦并购成功，意味着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资金支持。
四．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优化选择的政策设计
市场性金融支持上海产业选择的思路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手段，来引导市场性金融对上海产业选择的支持活动，从而实现上海市场性金融支持产业选择的功能，优化上海产业选择的效率，提升上海一般性产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转换效率。市场性金融支持活动必须基于市场化原则开展金融支持活动，这明显不同于基于政府干预原则的政策性金融。具体而言，主要从以下方面给出支持政策：
（1）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良好协作机制的构建，并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具体的政策支持组成体系主要包括：
①政府应积极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利于金融支持活动的开展。改善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工商管理论文，政府要加强企业的诚信建设，发起建立企业诚信信息数据库，确定企业的信用等级，公布企业的信用执行状况，为金融信贷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对于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市场性金融支持尤其重要，因为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不仅仅取决于产业（项目）本身，还取决于信贷主体（企业）的诚信状况。
②政府应积极推进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良好的银企协作机制有利于降低金融信贷风险的发生。商业银行信贷是基于风险内部化的，如果没有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则商业银行将承担全部风险，根本无法实现风险的转移与分散功能，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承担载体往往处于发展初期而无法提供足够的贷款抵押或质押标的，因此，一般而言，由于商业银行与贷款企业之间存在较大的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而放弃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贷款。于是，由政府推进而建立的上海金融组织与企业组织之间的良好协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已显得尤为重要。
③政府应充分发挥上海地方性金融组织在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方面的示范性作用。处于发展初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呈现低产值发展水平状态，难以获得一般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青睐，而这时作为市场性金融机构的上海城市商业银行、上海信托公司、上海金融租赁公司、上海财务公司等地方性金融机构，在坚持市场化运作原则下，优先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当然，这需要政府的引导与协调，因为政府毕竟拥有大部分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控股权，所以这样的政策性协调、市场化运作机制对于支持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全是可行的工商管理论文，也是容易操作的，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支持典型模式。此外，还可为其他非地方性商业金融机构参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活动启到了非常重要的示范性引导作用中国论文网。
（2）地方性产权交易市场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尽快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形成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引导机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载体企业可能因无法获得银行信贷支持而缺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这时，如果上海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交易市场，则载体企业可以在产权交易市场通过企业产权的转移，使拥有资金实力的新股东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载体，从而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立与完善上海的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一种直接融资的可行路径，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建立与完善，有助于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引导机制的形成，也是对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间接融资的重要补充，拓展了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渠道。政府应尽快进行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上海产权交易市场的筹建工作主要包括制定产权市场的参与主体、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形式、产权市场的交易标的的评估与定价、产权市场的交易规则、产权市场的监管制度等交易监管政策，并提供科学有效的交易风险管理方案、高效的交易操作软件、固定的交易场所、专业化运作的工作人员等一系列软硬件设施。
五．结论与展望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的过程应包括产业选择、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三大过程，其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类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合理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比例结构的优化配置，产业结构高级化过程的主要功能是实现产业技术结构的优化配置。而在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整个过程中，产业优化选择过程的主要目标是从低附加值的一般性产业样本中，遴选出具有高附加值潜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产业优化选择过程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目标的重要前提，而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实现必须依赖于金融支持。本研究主要探讨区域性产业优化选择的金融支持机理与对策问题。本研究构建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机理性架构，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和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对产业优化选择的支持过程。其中：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工商管理论文，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是通过市场性金融支持机制作用于信贷体系与资本市场体系而形成的。金融支持产业优化选择的过程，就是通过政策性金融支持体系与市场性金融支持体系之间相互协调作用，通过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保障产业优化选择目标的顺利实现。该研究成果将为政府制定科学高效的产业发展政策与金融财政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与决
策参考，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升级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战略意义是显而易知的，在国家关于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现实背景下，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外金融学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使命。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出台，彰显出理论研究严重滞后的现状，为了更好地指导战略性新兴产业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与高效性，从事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无疑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本研究成果将为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作一前期研究基础，为金融学术
界继续深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作一良好的铺垫。
参考文献
一、国内外碳金融市场简介
2005年欧盟正式启动排放权交易体系，成员国以《京都议定书》为标准确定各自碳排放量和企业配额，EUETS实现了市场中资本与排放权的自由流通，成为全球首个和迄今最成熟的碳金融市场。
中国的碳市场以清洁发展机制（CDM）为基础而发展，在CDM市场交易量中所占比重一直维持在70%左右[1]。随着2012年我国开始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七省市推行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试点，碳金融市场建设逐渐起步。
目前对碳金融市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案例和实践，即针对碳金融市场在发展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交易活动以及市场价格等问题，而对相关理论基础及创新研究关注较少。
二、碳金融市场相关理论创新
（一）碳排放权交易与分配制度理论
碳金融市场的理论基石是市场交易理论，即市场是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环境经济学中有三种减排途径：政府管制、碳税和市场交易，其中政府直接管制和征收碳税都存在政府干预，从而增加交易成本、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因此市场交易制度越来越受到青睐。
“外部性”研究奠定了碳排放权可交易的理论支撑[2]，为了使外部成本内生，国家应征收“环境税”――环境资源是一种政府所有的商品，政府可将环境污染物分割成标准单位即排污权，而污染者则必须购买这种“商品”，市场机制下供求均衡点即可以实现环境资源的最优配置。
目前排放权分配方式主要有两种，免费分配和公开拍卖。免费分配是根据企业历史排放量，按一定比例确定其可获得的排放权量（“祖父制”）。其优势在于企业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来弥补减排成本，不涉及政府与排放企业之间的费用转移，但如果排放权初始分配额过多或不足，就会失去原本的约束效果。公开拍卖方式不会出现分配不当的问题，且拍卖所得收入可用于环境治理和税收调整，但在拍卖过程中，如果仅有部分地区拍卖，则可能出现竞争扭曲和碳泄漏等问题。
目前理论研究更倾向于拍卖方式，而实践中仍以祖父制为主。在碳市场形成初期，配额免费分配增加了利益相关者参与排放交易的信心与动力，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
（二）独立第三方（）理论
碳市场商是指通过代行交易主体在买卖碳排放权或审核碳排放额度时的权利并从中获得一定报酬的独立组织或法人。根据理论，基于市场信息不对称的行为最优结果是委托人和人均不能以损害他人利益来增加自身收益，即“帕累托最优”。为了达到这一结果，过程中会发生监督成本、守约成本和剩余损失等。
目前，EUETS的交易活动较活跃，特别是小排放量企业常通过中介来实现交易成本最小化；而大型排放权交易主体由于交易频繁且大型企业间联系密切，往往采取内部交易，因此行为很少[3]。在我国，商的主要任务是核准CDM项目减排量。目前该类组织的收益主要自于企业的合同分成，因此很难避免企业寻租下商的职能偏离。
（三）金融自由化和市场一体化理论
金融自由化最早由麦金农[4-5]提出，主张放松金融市场管制，包括利率自由化、业务自由化、准入自由化、资本流动自由化等。金融市场一体化是指国内外金融市场之间逐步趋向于互联统一的整体趋势。基于金融机构形成的市场关联以及各国金融市场之间交易量的攀升，金融市场价格决定机制开始相互影响，同类金融工具在不同金融市场上的价格趋于一致[6]。
目前碳市场的金融衍生品创新层出不穷，为碳市场提供了更多的风险管理和套利手段[7]。但从2011年开始，金融危机导致碳市场价格暴跌、交易量萎靡，也暴露出碳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过程中的问题：自由化和一体化加重了金融脆弱性，在危机爆发时可能加速关联市场和实体经济的衰退，这与我们对传统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的分析是类似的。本文认为碳金融市场自由化和一体化理论可在以下几点加以完善：
首先，金融市场的发展须掌握好节奏，分阶段制定发展规划；其次，碳金融市场建立是从区域范围开始的，但减排必须在全球框架下实现，因此与国际碳金融市场对接是各区域市场发展的落脚点，否则联合履约合作将成为一纸空文。但由于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属性，一旦碳金融市场放开，又必然会通过资本流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国金融市场，因此在制度设计之初，必须做好市场自由化的定性分析、阶段性部署准备和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管理工作。
三、小结
本文从市场交易和分配理论、理论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与一体化理论等方面，对国内外碳金融市场发展过程、特点及相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以期与目前研究较多的案例分析相结合，为我国和全球碳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一些启发。
参考文献：
[1]乔志伟.清洁发展机制及其面临的形势[J].工程研究，2011（01）
[2]林永生.碳金融市场：理论基础、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2012（03）
[3]张利飞.排污权交易机制研究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1（04）
[4]Ronald I. Mckinnon.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