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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为民宗旨，就是要通过全面、充分、有效地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法律保障，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工作的司法效益。就目前情况看，提高司法效益要注意处理好刑事、民事和行政审判中的三个关系。在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打击与乘飞机关系。审视我们近年的刑事审判工作，程度不同地存在重打击轻防范的倾向，“严打”有力，预防不足。法院应进一步更新司法理念，切实发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作用，群防群策，做到两手都要硬，法院还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挽救工作，不仅要在审判中体现这一原则，还要将其延伸到社会，坚持经常性的回访，加强与居委会、村委会及社区的联系与沟通，探索做好矫正工作，以提高行刑效益。在民事审判上要处理好裁判与疏导的关系。一个时期以来，群体性诉讼案件日益增多，矛盾突出，处置不当，就会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影响社会稳定。法院应提高运用法律手段，化解的能力，不能简单地一判了之，应当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宣传、教育的功能，耐心细致地宣传、解释，努力化解矛盾纠纷。在行政审判上要处理好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即正确处理好法院与政府及行政执法机关的关系。要把监督寓支持之中，一方面要加大司法审查的力度，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树立司法权威。
二、要在弘扬司法民主上下功夫
一、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的关系
现代会计划分成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大分支是适应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结果。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两者是同源而分流的。它们的联系是:
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都是以现代企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数据为依据，通过科学的程序和方法，提供用于经济决策与控制的，以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财务会计主要为外部利益关系集团服务，提供受托主体履行和完成经济责任的信息，以满足外部利益集团的需要，因此财务会计是一种社会化的会计；管理会计主要为企业内部各个层次的委托人服务，为其提供加强经济管理、提高全面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信息，是一种个性化的会计。它们的区别是:
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服务对象、依据标准、提供信息的类型、主要内容、所运用的程序和方法、报告的形式和时间范围、成本计算方法及国际化内容等方面。
服务对象:是两者的根本区别。财务会计以企业外部使用者为服务对象,管理会计为企业的内部管理当局服务。依据标准:财务会计严格遵守一定的规范和依据,提供的信息以统一的标准即公认的会计准则为依据;管理会计则是企业内部个性化需求的产物,提供的信息不受公认会计准则的约束。
提供信息的类型:财务会计主要以已完成或已发生的交易和事项作为加工对象,所生产的信息面向过去,以货币信息为主;管理会计则主要以预计企业要发生的和企业未来的经济行为为加工对象,所产生的信息面向未来,货币性和非货币行信息并重。
主要内容:财务会计以准则为指导,主要考虑有关经济事项的确认和报告问题;管理会计则以预算会计和责任会计为主要内容。
所运用的程序和方法:财务会计的程序包括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采用的方法是描述性方法;管理会计的程序没有规则可言,方法以分析法为主。
报告的形式和时间范围:财务会计按照公认会计准则的要求,以一定的期间(年,季,日)来编制,报告的形式较为固定;管理会计提供的报告不受固定期间的限制,报告形式也比较自由。
成本计算方法:财务会计领域中成本的计算是严格按照公认会计准则所采用的方法来进行的,采用的是全部成本法(制造成本法);管理会计领域成本计算的方法比较灵活,根据不同目的可选择变动成本法、作业成本法等。
国际化内容:财务会计的国际化主要研究各国不同的国际惯例,以致力于国别会计的协调化和趋同化;管理会计的国际化研究则是在跨国经营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的,不要求实现协调化和趋同化。
二、关于管理会计的性质
1.管理会计是一个决策支持系统。传统观点认为管理会计是预测决策会计，具有参与决策的作用。事实上，管理会计作为财务会计揭示历史和现实会计信息的一种延伸，旨在揭示未来信息，为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这主要表现在：（1）从外部信息使用者而言，管理会计只是为其提供决策可用信息，决策活动是由信息使用者自身完成的；（2）从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者而言，不同层次的决策活动也是由其自身完成的，管理会计也只是为他们的决策活动提供依据；（3）各决策主体进行决策时，不仅依据管理会计提供的信息，而且也考虑从其他方面取得的信息；（4）各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不仅取决于决策对象的客观情况，而且取决于决策主体的心理偏好，而这是管理会计所不能描述的。这意味着在管理会计中认为收益最大的项目，并非都能为决策主体接受。
管理会计为决策主体提供决策支持是以系统信息的提供为特征的，表现在：（1）管理会计作为财务会计的延伸，是以提供未来价值信息为主要内容的，它具有综合性；（2）管理会计不仅提供预测信息，也提供可资参考的决策信息或意见；（3）管理会计以提供价值信息为主线，将各种非价值信息也价值化，或者为价值信息提供补充说明；（4）管理会计不仅提供决策支持信息，也提供决策执行信息。
2.管理会计是一个规划与控制系统。与决策支持系统不同，管理会计作为一个规划与控制系统，是由其自身来完成系统功能的。在两权分离分层管理的条件下，决策者不可能亲自监控决策目标的执行，决策者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控决策目标执行的保证，以及监控结果的反馈信息。
管理会计执行对决策目标完成情况的监控是一种自控制，它是在企业内部建立责任体系，进行分工协作，形成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决策执行运行体系。
管理会计执行对决策目标完成情况的监控也是一种会计控制，表现在：（1）控制标准是预算，而预算是会计实现其控制功能的重要形式。（2）控制的组织是预算指标的逐级分解与责任中心的建立。它是一个会计指标的分解过程。而责任中心是按收支的可控性设立的，也是反映对各责任中心进行会计核算的要求。（3）控制过程的信息反馈也是以会计报告形式实现的。（4）决策执行结果的考核也以各责任中心的会计报告为基础。（5）为确保各责任中心的会计报告是否真实，建立内部审计与内部牵制。
管理会计是一个反馈控制系统，一方面管理会计通过预算与投资者的投资报酬要求对接，并通过预算分解转化为一个企业全方位实现投资者投资目标的过程，使得投资者的要求建立在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另一方面，管理会计把各责任主体和整个企业执行预算过程的信息及时反馈给投资者和经营管理者，以利采取相应的控制措施。
三、关于管理会计的内容
从管理会计与财务会计的关系和管理会计的性质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管理会计的内容包括预测和决策以及规划和控制，也就是通过预测作出决策，各种决策的有机统一形成规划，以规划为基础进行控制，以保证决策实现。这种分类从横向体系上说明了管理会计的内容，我们还必须进一步研究管理会计在纵向线索上按哪些主体要素贯彻始终。笔者认为形成管理会计的纵向线索，要实现以下结合：
叙事家大致有三种：只能感受生活的表征层面中浮动的嘈杂，大众化地运用语言的，是流俗的叙事作家，他们绝不缺乏讲故事的才能；能够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运用个体化的语言把感受编织成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叙事艺术家；不仅在生活的隐喻层面感受生活，并在其中思想，用寓意的语言把感受的思想表达出来的人，是叙事思想家——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这样的叙事思想家，他用感受思想，或者说用身体思想，而不是用理论或学说思想。基耶斯洛夫斯基对时代生活带着艰苦思索的感受力，像一线恻隐的阳光，穿透潮湿迷朦的迷雾，极富感性的语言带着只属于他自己的紫色的裂伤。
七十年代，波兰电影艺术大师K.Zanussi开创了“道德焦虑电影”，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把“道德焦虑”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基斯洛夫斯基认为，在自由主义社会中，人的道德处境更为孤绝。因为，自由主义社会没有国家道德、民族性道德、阶级道德一类的或虚构、或强制的全民道德。个人的道德承负及其软弱无力在自由主义社会中更充分地显露出来，所谓自由主义伦理，首先是对个人的道德承负力的脆弱的体认。在自由主义社会，个人的道德壮况是怎样的呢？基斯洛夫斯基仍然通过个体性的道德困境来探讨自由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负担。自由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博爱，《蓝、白、红》三部曲要探讨这些价值理念的私人含义。任何价值理念都不是抽象的，社会制度中的大理念也体现为具体的个体私生活事件。要想知道生活制度的理念的味道，最恰当的办法是体味在这个生活制度中生活的个人眼里噙着的泪水。
《红》提出的是一个康德式的问题：爱怎么可能？
时装模特儿瓦伦婷生得光彩照人，无论她穿什么时装，都令人沉浸在温暖的红晖中，像这个令人心寒而又诱人的世界上一切受害者的庇护人。一天傍晚，她开车回住处意外撞伤一只狗，怜惜感驱使她带着狗寻找主人。
狗的主人是位独居的退休法官，性情古怪，整天在家监听邻居的婚外情电话。瓦伦婷劝说退休法官不要干这种不法行为，不要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好奇，退休法官却问她体味过爱的晕眩和恶心没有。
四十年前，老法官还是一个法律系学生，有一位漂亮的女朋友。一天，他偶然看到自己的女朋友“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他离开了她，一直把爱锁在心底，让它噬嚼自己的身体。
瓦伦婷住处对街，碰巧也住着一位法律系学生，名叫奥古斯特。瓦伦婷不认识他，只是经常从窗户看见他匆匆忙忙进出大门。奥古斯特像在重复老法官的命运，一天，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双腿张开，其间夹着一个男人”。
瓦伦婷如茵的气质显得天使般的纯粹，把喧嚣、阴森的周遭世界照得有如神话中的绿色深渊。“这份美是纯的吗？抑或永远都有些缺陷？”基斯洛夫斯基问。老法官和奥古斯特的未婚妻是纯美破损的象征，纯美破损不意味着邪恶和不道德，而只意味着生命的过程：由想像的、可能的爱转变为现实的爱。在老法官的引示下，瓦伦婷困惑不解地看到，爱情的开端和终结就在未婚妻向并非未婚夫的男人张开的双腿和丈夫躺在另一个女人的双腿之间。人世间有纯粹的爱吗？或者，生活中有能够保全精神的情爱吗？基斯洛夫斯基的问题是，生活中是否有圆满的两情相悦？“纯粹的情爱想像的破损，很多时候是因为人们固执地要寻求两个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完全相契的个体在中相合几乎是没有可能的，这只是一种情爱的美好想像。”纯粹的爱情只能是同一个苹果的两半重新再合，可是，一苹果被切成两半后，分别被生命的无常抛到无何他乡，一半遇到另一半的机会已近于零。
基斯洛夫斯基有意让瓦伦婷与退休法官的相遇显得像被切成两半的同一个苹果，又让他们相逢在错过的时间夹缝中。四十年的时间距离没有消磨掉精神，身体却已远去。基斯洛夫斯基说，《红》的真正主题是：“人们有时候会不会生错时代？”“我们可能修正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被切成两半的苹果的命运是老天爷犯下的错误吗？会不会是人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犯下的错误？老天爷从来没有许诺被切成两半的苹果应该重合，甚至根本就没有一个苹果被切成两半这回事，它只是个人的精神望的想像而已。情爱这个词容易激发人的美丽想像，其含义要么是残破的，要么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虽然一再强调命运的无常，基斯洛夫斯基没有变成一个佛教徒或道教徒，他固执地要祝福瓦伦婷。瓦伦婷和奥古斯特相互住在对街，也许，他们就是一个苹果的两半。他们每天都迎面而过，而每天的相逢就是错过。基斯洛夫斯基最后安排了一场偶然的海难：船上大多数人都死了，瓦伦婷和被爱灼伤后逃离的奥古斯特是极少数幸存者。缘分是在灾难中出现的。老法官喘息的目光从电视新闻中看到海难现场，把弥留的祈愿留在了瓦伦婷和奥古斯特偶然间相依的脸上。
白色在法国三色旗中象征平等。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平等大概是最具诱惑力的乌托邦观念，像一把在人类的头颅上和躯体间挥舞着的深锯齿的镰刀。《白》要问的不是平等的政治含意或经济含意，而是伦理上的性情含意。两性的婚姻瓜葛这一最私人的层面显然是体察平等的性情含意恰当的场所。卡洛和他的妻子好不容易从波兰移民到法国，突然变得性无能。到了法国后，语言不通使卡洛丧失了一切生存能力，而他的妻子不仅有姿色，还会说上几句刚够情场沟通的法语。这已经足以说明卡洛突然变得性无能的原因了。
卡洛的妻子以法兰西风格提出，自己渴饮爱河而不得，痛苦不堪以致患上忧郁症，以丈夫性无能为理由上法院诉讼离婚。卡洛一再声言很爱她，她只提出一个简单的要求：请出示性能。情爱是建立在性能力的平等之上的，一旦这种能力的平等不在了，两情之爱就成了撒在水泥地上的碎石子，卡洛就跪在这散乱尖硬的碎石上：卡洛给妻子打电话，妻子在电话里用与另一个男人的沉欢来回答。
性能力是随机而生的个体生理个心理基质造化的偶然结果。至今还没有一种平等理论主张个体身体论的平等。然而，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识形态影响到个人的性情，改变了个体的身体交往的伦理感觉。卡洛要重新得到妻子的爱，必须证明自己的性能力。情爱成了争取平等的私人性斗争，被还原为个体之间偶然的相对平等。
卡洛在法国死皮赖脸地缠着已经诉讼离婚成功的妻子，受尽种种羞辱，只有返回波兰。回到本土，卡洛不仅发了一笔横财，性能力也意外地恢复了。他还爱着妻子，装死请人发讣告，唤妻子回来接收财产。她回来发现卡洛不仅没有死，还恢复了性能力，而且这能力的表达不带责备。基斯洛夫斯基提醒人们一个司空见惯的事实：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而且这两项条件相互勾连。爱情是个体差异（这可能变成不平等）因素偶然达成的平衡。基斯洛夫斯基在问爱恋中的人们，难道真有纯爱？没有利害权衡？生理的资质、智力和情趣，乃至心理素质和脾性，都是个体的人身资本，更不用说如今的国籍身份、财富能力和职业位置。然而，个体之间真的会有平等？基斯洛夫斯基置疑质疑的不是经济平等或政治平等，而是个体性情上的平等。纯粹的情爱不是与人身资本不相干，而是两情（性）相悦，无论相悦是由人身资本的什么要素构成的，与平等与否不相干。寻求平等的情爱，不是纯粹的情爱。
基斯洛夫斯基的作品大多由自己编剧，编构故事是他思考生活的方式。通过叙述某个偶然事件，基斯洛夫斯基或构造或置疑某个伦理观念的含意。基斯洛夫斯基编构的这个探究平等的故事带有喜剧成分：通过性能力的不平等挑明平等诉求的虚幻性，嘲笑现代意识形态中过于夸张的平等伦理。人类最好不要去充当平等的代数师，为了算出永远算不精确的平等数，用相互伤害在相互的肉体上画计算公式。
个人自由不仅是政治理想，也是伦理理想——个人对美好生活的欲望自由，然而，由于个体生命的在体性欠缺，这种理想是难以实现的。自由主义伦理碰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困难：既然承认人身的在体性欠缺与对美好的欲望之间的不平衡是恒在的，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是易碎的，又如何可能把维护个人生命理想的自由欲望作为政治制度最低限度的正当性条件。
《蓝》探讨的正是自由伦理的欠缺。《蓝》是三部曲的第一部。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白、红》的顺序倒过来看也可以。我觉得，倒过来看，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思想的逻辑更清晰。
《蓝》的故事开头是一个幸福家庭驱车远足。朱丽叶，一个富有艺术气质的女人，丈夫是作曲家，他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偶然的车祸在宁静的大自然陪衬下打碎了幸福。
朱丽叶在医院里醒来才知道丈夫和女儿都在车祸中丧生。活着还有意思吗？朱丽叶吞了一大把什么药但没有死成，医院制度不允许死的自由欲望，只认可不自由的死。
朱丽叶落入生命的漂浮境地，不知道自己该置身何处。朱丽叶才三十出头，正是女人成熟到懂得何谓生命时刻的年龄，按哈耶克的消极自由来讲，朱丽叶的美好生活想像是可以实现的：她丈夫的助手安东一直暗恋着她，唯一偶然目睹车祸的小伙子也在追求她。*可是，朱丽叶感到自己身上的消极自由是不堪承负之轻。丈夫和女儿的死对她突然面临的个人自由投下了无法摆脱的阴影。最低限度的自由只是想像中的尤物，在真空式的自由中，个体会失去生存的自重。
自己的过去使朱丽叶无法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她必须逃离自己的过去，这是获得欲望自由的第一步。朱丽叶主动打电话叫来安东，可是，仅仅一次肉体之欢就让朱丽叶感到过去的影子使自己无法享有的感觉。朱丽叶逃离安东，搬到另一城市，让自己淹没在陌生的生活世界中。她拒绝协助完成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她丈夫太有名，是欧共体的作曲家。已逝的丈夫就像自己隐没不去的身影，成了她的在世负担，吞噬了她亘古无双的魅力。基斯洛夫斯基要表达的是：即使在个人情感这一最为属己的领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有限的。有两件事对朱丽叶改变自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朱丽叶住的公寓里有一为喜欢跳脱衣舞的女邻居（生性喜欢欣赏自己的身体激起的是一种消极自由），一天深夜，这脱衣郎突然从舞厅打电话给朱丽叶，请她马上去一趟。原来，这位脱衣郎在台上脱衣时，发现自己的父亲坐在下面。纷乱的悲戚令她不能自已，她需要一个人的体谅。
谁能、谁愿意体谅一个在社会目光看来不道德的脱衣的如此悲戚？
朱丽叶答应去看她。朱丽叶问她为什么要干这一行，脱衣的回答是：“我喜欢。”朱丽叶看到，脱衣其实同她一样，嵌陷在自身的过去和自己的生命愿望和矛盾之中。脱衣的“我喜欢”必得面对父亲的眼睛，正如朱丽叶的“我想要”必得面对自己虽然已经死去的丈夫和女儿。
朱丽叶的丈夫是著名作曲家，他死后传媒把他的私生活变成了公共话题。朱丽叶一直试图避开传媒的议论，但她还是从电视节目上得知自己的丈夫曾有情人，而且正怀着一个他们的孩子。朱丽叶要想摆脱过去的束缚，在私人情感领域中获得自由，看来不可能了。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蓝》要探讨自由的欠缺。什么样的自由的欠缺？私人性的情爱自由的欠缺。个人的喜好和情爱可能是个人生命的自由想像最切身的空间。在私人情感中人是否能充分享有自由理想？私人性的生命愿望和喜好自由吗？脱衣郎面对自己的父亲、朱丽叶面对自己丈夫的情人时，发现了自己私人自由的在体性——而不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限制，她们都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过去。
朱丽叶找到自己丈夫的情人，没有责备，或要求感情赔偿，把丈夫所有的遗产——存款和一栋楼房——转交给她。朱丽叶不再逃避，而是面对自己的过去。她领悟到，获得情感的自由需要另一种爱的能力。朱丽叶停下寻求自然权利的自由的脚步，转身走向安东，同他用长笛和钢琴的对答谱写丈夫未完成的交响曲。在这部名为“欧洲”的交响乐中，基斯洛夫斯基注入了自己对这另一种爱的能力的信心。他虚构了一为名叫VandenBudenmayer的中古作曲家，《欧洲交响乐》是依Budenmayer的音乐思想来谱写的。朱丽叶对安东说，交响乐的结尾必须让人们记起Budenmayer的音乐，这是她丈夫的心愿。
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社会剧烈变动，政治上的动荡纷争进而导致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诸子百家蜂起立说，形成中国思想史上蔚为壮观的文化景观。在那样波澜壮阔的背景下，诸子着书立说，希望凭藉自己的思想理论而建构一个自认为理想的社会，儒、道、墨、法等诸家无不如此。从这样的层面看，诸子学说是一种管理学说，有着强烈的政治、社会管理的色彩。墨家是先秦最重要的学派之一，《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在先秦时代，墨家学说足以与儒家思想相颉颃。墨家不遗余力地宣传自己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其主张虽不为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但并不能减损其思想的意义与价值，在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
如果从管理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墨家思想，那么，兼爱则是墨家管理思想的伦理基础，尚贤、尚同是其管理原则与方法，贵义则是管理思想的最高目标。墨家的管理思想，是力图构建一个人人相爱平等、社会安定、生活安足、崇尚道义的理想社会。
一、兼爱:企业管理的伦理基础
《吕氏春秋·不二篇》说:墨翟贵兼，“兼爱”是墨家伦理思想最根本最典型的特征。“兼”是整体、全部的意思，《经上》说:“体，分于兼也。”“兼爱”也可以说是“尽爱”、“俱爱”、“周爱”。“兼爱”的另一层意义是“爱无差等”。可见，兼爱是一种平等的无差别的爱，无血缘、亲疏、贵贱之分。兼爱思想与儒家“仁爱”有着鲜明的不同。孔子说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学而》)孔子说“仁”，只是属于君子的，只有贵族阶层才能够实行“仁”，践履“仁爱”，而那些重利轻义的“小人”是没有“仁爱”可言的。“仁爱”的等级化显然不是下层平民所能接受的。墨家从下层平民的利益出发，针锋相对地提出“兼以易别”，在墨家看来，儒家的“仁爱”实际上是一种“别爱”，要用“兼爱”来代替它。《兼爱上》说:“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在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中，孔子没有明确说明，而孟子则标举人性善的旗帜，指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墨家很少直接谈论人性。但是，综观《墨子》，其自然人性论思想比较明显。墨子认为，古代社会是个纷乱动荡的社会，其原因是大家只爱己身而不爱他人，《兼爱上》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因此。·在《墨子》中，兼爱常常与交利并用，“兼相爱，交相利”，兼爱有互爱互利的意义。墨家对“利”也有自己的诠释，《经说下》说:“义，利也。”墨家所指的“利”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公利，而非一己私利。只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社会稳定，生活安足;反之，就会社会动荡。墨家说仁人应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与儒家罕言“利”有着根本不同，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辩中认为只有小人才会重利，割裂义与利的辩证关系;而墨家则把义与利有机统一起来。
从管理哲学的层面考察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台湾学者王蓑源先生指出:企业管理是科技整合的实践。然而，其中以政治管理的影响最早，现代企业管理兴起于欧美，其早先就曾引用政府和教会的管理经验。而且企业管理与政治管理的性质也最接近，虽然二者任务不同，但管理对象一样，都是人，先把人管好，一切都好办，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现代的企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人的管理。如何定位劳资关系，即雇主与员工、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对于调动整个企业中人的积极性至关重要。现在大家都在讲“以人为本”，那么，在企业中实行“以人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劳资双方平等的、互爱互利的关系，惟有如此，在制定企业各项规章制度中，才能够充分考虑到全体员工的利益，充分调动广大员工的参与性和积极性。劳资双方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利益冲突，但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共生关系，利益是一致的，企业的兴衰存亡与企业员工有直接的关系。在企业内部如果能够充分贯彻墨家的兼爱思想，就像《兼爱中》所说的“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员工视企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会充分发挥，就会实现企业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进而实现企业的效益。
二、尚贤与尚同:企业的管理原则
“尚贤”是墨家思想的第一个论题，由此可见尚贤在墨家思想的重要地位。墨家所说的贤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德才兼备的人，当然，这里指的是具备墨家伦理思想的人，与儒家圣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儒家的圣人观中，圣人应该是具备仁义德性的。儒家所说的“仁”是从人性内部自然发展出来的，孟子认为，人天生就具有仁、义、理、智“四端”，推而广之，就成了人的四重常德。而墨家的贤人应该是能够实行兼爱思想的人，兼爱是社会的需要，是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需要，兼相爱，交相利。因此，墨家所说的贤人应该是功利主义者。在《尚贤上》中，墨家提出了贤才的标准:“厚乎德行，辨乎言谈，博乎道术。”墨子认为贤良之士是国家的财富，《尚贤上》说:“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事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
“尚贤”是“为政之本”。在《墨子》一书中，《亲士》《尚贤》诸篇反复论证贤良之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亲士》说:“人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以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尚贤上》说:在一个国家中，“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对于贤能之才，不仅要储备，而且要予以重视，并给与丰厚的报酬，“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也。”(《尚贤上》)
那么，如何寻求贤能之士?《尚贤上》以古代圣王为例来说明，“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对于用人应该打破门第、血缘、远近、亲疏关系，“唯才是举”。这与儒家又有显着的区别，儒家认为:“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儒家一般不把“小人”包括在贤人之内。墨家以兼爱为伦理原则，小人与君子在才能与品性上没有根本的区别，不应该为求人才划定界限。对于贤能之士，墨家认为要做到各尽其才。《耕柱》篇指出:用人“譬若筑墙然，能筑者筑，能实壤者实壤，能欣者欣，然后墙成也。为义犹是也，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然后义事成也”。《节用中》也说:“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鞲、匏、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
尚同与尚贤是相辅相成的。《墨子》认为，在一个国家中，如果政令不一，只能导致社会动荡。因而，尚同与尚贤一样，是“为政之本”。《墨子》指出，贤人治理国家，应该一统天下之义，才能政令畅通，社会稳定。从组织关系讲，要做到下级服从上级，以上级的意志为意志。用现代政治学来评判，《墨子》尚同思想是一种开明专制。对于开明专制的评价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事实上，《墨子》也对贤能之士提出了监督与约束机制，《尚同中》就指出:“已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其义其上，而无有下比之心”。《尚贤上》更指出:“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而且，对于贤人还要“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尚贤中》)。可见《墨子》并不是无原则的“尚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墨子》的尚贤与尚同思想虽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的，但在企业管理上同样也有借鉴价值。从企业竞争的角度看，当今企业竞争，是资本的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因为只有人才才是企业最根本的因素。广泛的延揽人才，不分远近、亲疏、学历、城乡之别，并做到知人善任，才可能使企业具有竞争力。在企业内部，应该建立一整套有效的激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使能者上，庸者下。人无完人，在用人上不可求全责备，知人善任，用其所长，避其所短。美国管理学家杜鲁克就曾告诫管理者:“一位经营者如果仅能见人之短，而不能见人之才，刻意挑其短而非着眼于展其才，则这样的经营者本身就是一位弱者。”这与《墨子》的尚贤思想有相通之处。现代企业要善于发现人才，用好人才，使人尽其才。
与尚贤对应的尚同思想，虽然诚如梁启超所说在政治上容易导致开明专制，但在企业管理上却有相当的价值。企业管理与行政管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企业民主与政治民主不一样。在企业内部，虽然决策也要求民主化，可是一旦形成决策，就要一同企业之义，全力以赴。而且市场瞬息万变，如果完全套用行政管理的民主决策程序有时会痛失机会。企业的民主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一种民主的监督与约束机制，防止管理者滥用权力，而不应该在决策上盲目追求民主。当然，企业用贤能之士作为管理者，他们就应该具有一种典范的作用，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言不信者行不果”。
三、贵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责任
在墨学“十论”中，虽然没有“贵义”一说:但是，在整个墨家思想体系中，贵义与兼爱密不可分，成为墨家伦理思想的一部分。《墨子·贵义》一开头就说:“万事莫贵于义。”儒墨两家都言“义”，在儒家那里，义是与利相对应的词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者是对立关系。在儒者看来，“义，事之宜也”，做应该做的事就是“义”，至于结果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相反就是不义，儒家反对见利忘义。由此可见，儒家所谈的“义”是就动机来说的。墨家对“义”有自己的界定，《经上》说:“义，利也。”《大取》也说:“义，利，不义，害。志功为辩。”“义”与“利”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问题。前面说过，墨家所谈的“利”不是一己私利，而是社会公利。在墨者那里，“志功为辩”，“义”与“利”、动机与结果得到了有效的统一。必须指出，墨者虽然是功利主义者，但不是那种只重结果而不论动机的人，“合其志功而观”是墨家义利统一观的思想基础，《鲁问》以鲁阳文君与墨子对话的形式表达了这一观点。鲁君谓子墨子日:“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学，一人者好分人财，孰以为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朱可知也。或所为赏与为是也。钓者之恭，非为鱼赐也。饵鼠以虫，非爱之也。吾愿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观焉。”
墨家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义利关系，认为:“义可以利人，故日:义，天下之良宝也。”(《贵义》)在墨家那里，做对个人、社会有益的事就是义。因此，墨家大力提倡“贵义”，教化天下之人，《鲁问》说:“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义，而教天下以义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进于义，则吾义岂不益进哉!”:
就现代企业而言，不须讳言，追求利润是企业的目标之一，没有利润，企业就没有发展壮大的资本，就失去发展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润成了企业唯一的目标或者终极目标，有益于社会、国家才应该成为企业的最高目标。所谓企业最高目标，是相对企业的共同精神或共同价值观念而言，或者说是企业的理念。美国学者杜克在其所着《管理学》强调管理的使命，认为:“任何讨论管理的书籍，不以所要完成的使命为开始，则是不了解管理。”企业的存在不仅在于利润，还有它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在制定自己的目标时应该考虑到社会效益，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就不至于出现短视行为，才能使企业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目前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笔者想以墨家的“贵义”思想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就是一种科学发展观。
二、强化思政工作在人事管理工作中的应用
1.将思政工作落到实处
想要让员工切实感受到家庭般的关心，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就不能让思政工作只是空话，要确保把思政工作落到实处，而且要落实到医院每个员工，渗透到内部工作的每一个细枝末节。想要带动员工的情绪，首先要带着最真诚的关切之情与员工进行思想上的沟通，要坚持以真情实感打动员工，用赏识与激励留住员工，而且要建立起以员工需求及自身利益为主导的岗位聘任、职位晋升及薪酬福利体制，保证医疗机构内部不会存在的现象，并对内部员工所关注的焦点与难点问题进行关注、分析与解决，倾听员工的心声、切实解决员工关注的问题，为员工办实事、解决难事，才能够让员工更加忠诚、更加积极，总体来说，就是要将思政工作由空讲向实做转变。
2.将思政工作与制度结合
医院内部的思政工作，不仅是为保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而产生的，也是为让员工能够更加自主自觉的对自身工作进行约束而开展的，所以在医院内开展思政工作时，应当在尊重员工自身思想与需求的同时，加强对相关医疗法规政策的渗透，与医院的规章制度相结合，提升员工的规范性，强化员工对自身的管理。在这一点上，要动之以理，让员工充分了解到，只有一个有章法、有秩序的医疗机构，才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现代医疗行业中得以存活与发展。而医院的发展，对于员工自身的利益与工作前景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只有每个员工都对自身进行更加严格的约束，严守职业道德，避免违法违章现象，才能够确保整个医疗机构有条不紊的运行，获得更好的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持续为员工提供更好的福利。所以，在关心员工的前提下，思政工作的每个环节当中也都要充分体现出党和国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标准，让思政教育工作更加有章可循。
3.加强思政宣传工作
加强对内部思政工作的宣传，是能够进一步扩大医院思政工作影响范围的有效措施，通过思政讲座、看板、内刊及优秀员工评选等形式，能够让员工充分了解到正面的、积极的思想观念对于工作有着怎样的帮助，对于自身的发展又有着怎样的益处。进而对自身进行内省，并找出自身的问题进行提升与强化，特别是看板与宣传视频这样耳濡目染的传播方式，员工每一次看到，就等于给了自己一次警示，这样员工才能够更加自觉的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让自己的工作更加规范。
4.强化员工减压工作
在任何企业当中，员工只有自身的工作充满积极性、热情及自豪感，才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成效，而在医院这样工作压力较大的机构，员工的积极性与敬业精神自然是更为重要的。医疗工作是关乎大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工作，所以在每天面临生死，掌握病患生命的工作背景下，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而这种压力，不但会对其工作的效率产生影响，甚至会对医护人员自身的观念、性格及心态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内部的思政工作是尤为重要的，医院只有营造出更好的工作氛围，才能够让员工以更加积极正面的心态面对每一天的高强度工作，才能够确保内部的医护人员能够长期、稳定的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医院可以通过聘请心理专家开办心理讲座以及定期为员工进行心理疏导的方式，减轻员工的心理负担，并以更丰富的激励体制，来带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样才能够确保员工以更加积极、正面的心态投入到后续的工作当中。
一般而言，石油企业行业特殊，经营范围广，合作单位多，合同种类多，履行周期长。唯有做好合同的精细化管理才能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绩效。合同订立阶段的主要内容是投标和合同谈判。在这一阶段，精细化管理的核心是准确衡量和确定投标合同合理的价格。因此，在投标报价前，石油企业就应采用精细化管理思想，组织管理人员、专门人员技术人员成立专项合同工作机构。按照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表格和标准化的分析方法，负责对合同内容涉及的市场价格、竞争对手、成本投入、预期利润等进行调研分析。同时，要做好合同文件的编制、递交以及合同保函获取等工作。并重点对材料价格调整方法和原则以及计价规则、计量支付条件、合同预付款和保留金的支付与扣回的条件及比例、变更与索赔处理办法和程序以及缺陷责任期和保修期进行仔细审核、校对，寻找可能出现的纰漏。发现问题，及时呈报决策部门，邀约合同单位进行洽谈，修订。避免因问题遗漏造成合同履约风险。
（二）合同的履行阶段精细化管理
所谓精细化管理是指秉承“持续改进，不断创新，追求完美”的思想，在合同管理过程中立足专业、科学量化，强调细节、务求精确。石油企业合同履行阶段是合同管理的核心。在履行阶段实施精细化管理尤为必要。具体实施中，要特别重视以下工作。
1、建立量化的考核制度
科学的目标管理体系、精细化的岗位职责体系和标准化的考评体系是合同履行阶段精细化管理的基础，也是避免权力寻租、杜绝黑箱操作，降低履约风险的必有途径。因此，石油企业在合同履行阶段，首先就应制定明确公示管理目标和岗位管理制度并形成和职位晋升、工资、奖金调整挂钩的量化考评体系使企业涉及合同业务的班子成员人人明白企业管理目标，各个知晓自身岗位职责。从而积极、自觉、高效履行自身职责。
2、组建业务水平高的项目经理部
合同履行的结果取决于合同项目组织的科学程度。因此，配备具有较强履职业务能力水平的项目经理部是合同精细化管理的一个有效途径。石油企业履行合同初始阶段，就应根据合同业务需要，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选用合适的项目经理和配备专业团队，分配其相应的职权范围和绩效考核和激励措施。强化合同履行各环节的管理水平，激发相关人员对合同履行的积极性，以提高项目绩效。
3、实行考核责任书制度，权责落实到具体人
明确责任是合同精细化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它要求企业和项目经理部必须关注内部承包考核责任书的内容，将相应权、责和奖惩措施分配到具体的责任人。使其履职既受制度约束，也受激励措施鼓励。努力为企业自身多元化、全方位的目标服务，认真执行包括质量、安全、进度、成本、利润、管理费、人力资源开发职责，精心维护企业形象和公共关系。因此，石油企业对合同相关人员实施内部考核责任书制度，不能仅限于企业经营中的成本、收益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企业合同涉及的价格、进度、安全和质量目标、技术经济、政策风险和社会效益等等内容。以相应的权责分配和激励措施，使企业和内部考核责任书签订人都能积极主动地为圆满履行合同而努力，全面提高石油企业经营效益。
4、进行项目资金管理
保持项目收支平衡与合理推进的统一是石油企业合同管理精细化管理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具体实践中，首先要特别重视加强资金管理的预见性，要根据企业合同执行计划和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及时编制“资金使用计划”，对计划期内的收支平衡情况进行预测和把握，以便于资金调度，确保满足资金需求。其次要建立支付台账，详细记录与写作方签订的协议内容及合同预支付总金额、当期支付额、到上期末累计支付额和到本期末累计支付额。对存疑问题要及时与财务管理部门对账，定期查缺补遗。同时，要充分考虑项目实际的需求、承受能力和财务成本，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做好资金筹集、调配工作，有效保障资金供给。
一、引言
定向增发具有发行门槛较低、审批流程简单、融资方式灵活的特点，被认为是融资“pecking order”中仅次于公开增发的次优选择（Ferreira and Brooks，2007），已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重要途径，2010年至2012年沪深两市定向增发融资额分别为3300亿、3588亿和3441亿，后两年融资规模均超过IPO。
定向增发在国内股权融资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原因，除了近年来的政策支持，重要的一点是其用途并不限于融资功能，实施定向增发主要基于三个动因：首先是对大股东实施增发以收购资产，甚至是母公司整体上市；其次是引入新的战略投资者，提高公司竞争力，或是实现战略重组；第三则是为新的募投项目筹集所需的项目资金。
二、文献综述
总体来看，定向增发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解释发行中的折价现象和股价的市场效应两个方面，并由此延伸到大股东利益输送、定增前后企业的绩效变化、定向增发的投资价值、定向增发盈余管理等领域。研究的出发点主要是信息不对称和问题。
（一）定向增发的基本现象
定向增发折价、短期市场效应是定向增发现象研究的主要结果。
1、折价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私募的折价率约为11.3%-20.14%，而台湾地区的定向增发折价率约为20%。
2、短期公告效应
对于折价发行的定向增发股票，市场上基本上持乐观态度，而定向增发中的短期市场效应（公告效应），则并未发现一致的国际证据。Wruck（1989）最早研究发现，宣告日前后存在4.5%的异常收益，Hertzel and Smith（1993）发现1980-1987年间，NASDAQ106家定向增发公司的公告期超额收益为1.72%。一些学者对日本、挪威、美国、新加坡、瑞典等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结论。但是Chen et al.（2002），Anderson et al.（2006）的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正异常收益。
国内方面，戴爽（2007）选取已实施定向增发的57家上市公司作为统计样本，发现了11.8%的异常收益，章卫东（2007）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规模的公告效应，且面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定向增发将获得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此后陆续也有学者发现股改后定向增发存在正面宣告效应。
3、长期市场效应（公告效应之谜）
与短期公告效应相反，Hertzel et al.（2002）发现，市场对定向增发的长期反应为负，三年持有期异常收益为-23.8%。Krishnamurthy et al.（2004）和Marciukaityte et al.（2005）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这一问题被称为“Puzzling announcement effect（公告效应之谜）”。
公告效应之谜在我国目前尚无定论。吴育辉等（2010）分析发现，增发后的6个月时间段，股票具有更高的累计超额收益率。章卫东、李海川（2010）的研究表明，资产注入类型、注入资产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将显著影响到定向增发股票的长期收益率，而与短期市场表现无明显关系。邓路等（2011）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前后5年业绩显著好于配比公司，定向增发后两年内总体上表现强势特征，原因是投资者对定向增发的公告反应不足。徐静，余斌（2012）则发现了公告效应之谜的现象，即短期内定向增发股票市场反应为正，而长期的市场反应为负。
（二）定向增发的影响因素
对于定向增发的影响因素，一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形式的新股发行都具备的一般性影响因素；另一类为定向增发的特有研究成果。
1、定向增发的一般影响因素
（1）价格压力假说
Scholes（1972）指出，每只股票彼此之间不可完全替代，因此需求曲线应该向下倾斜，任何股票的发行都会导致价格下跌。有大量文献实证研究了股价和发行规模之间的关系，但是得到的结果并不明确。Loderer et al.（1991）对增发宣告异常收益与需求的价格弹性进行了检验，但是并未发现需求的价格弹性导致了负的异常收益。盖锐、熊发礼（2010）指出再融资将会导致企业长期财务指标下降，尤其是以包括定向增发在内的股权再融资行为。
（2）投资机会假说
Miller and Rock（1985）指出公司的投资需求为定值，任何再融资行为都是对未来现金流预期下降的结果，从而构成了公司未来收益的负面信号。Healy and Palepu（1990）认为股票发行体现了预期未来收益的波动性变大，经营风险将出现上升，再融资行为是一个“坏消息”。贺薇（2011）也得出了类似结论。顾馨、李双杰（2012）以2006-2009我国主板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定向增发对股权结构的改善有积极影响，70%左右的上市公司增发实施后业绩指标出现提升。
（3）财富转移假说
股票发行伴随着财富在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重新分配，Galai and Masulis（1976）；由于股权融资可以降低公司的债务风险，超预期的股票发行会使得财富从股东向债权人转移。因此，股票增发导致公司的D/E比例下降，同时出现负的异常收益，DeAngelo and Masulis（1980）。但是在韩国市场，Kang（1990）和Dhatt et al.（1996）发现配股前后伴随着正异常收益，其根本原因是股权融资使企业出现财务困境的概率下降。
（4）流动性假说
交易受限股票的折价均值达34%，Silber（1991）；Brennan and Subrahmanyam（1996）、Fiori（2000）等发现，股票的流动性与收益率负相关。考虑到定向增发股票往往存在限售条款，因此其应当存在发行折价，并具有正的异常收益。
2、定向增发的特有研究成果
（1）监督效应假说
Wruck（1989）的监督效应假说指出，定向增发会带来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或是产生新的大股东，随着大股东利益与公司趋同，大股东可能凭借自身的影响力改善公司的资源分配，或者促使公司进行有价值的兼并收购，那么公司价值将得到提升。值得注意的是，Hertzel and Smith（1993）以及Wu（2004）的实证结果并不支持监管假设。
（2）管理层权力扩张假说
Wruck（1989）还发现，如果定向增发导致管理层滥用权力，公司价值将会下降。基于此，Barclay et al.（2007）提出管理层权力扩张假说解释定向增发，他们认为管理层只会对不会影响其地位的友好投资者实施增发，因此定向增发对于非参与（不干涉公司管理）投资者来说是不利的，而折价现象正是对这种非参与的补偿。
（3）大股东利益输送假说
Cronqvist and Nilsson（2005）发现家族企业为不稀释控制权，不愿意选择配股和公开增发，Baek et al.（2006）通过对韩国企业集团的研究，对此提供了证据证明。张鸣、郭思永（2009），何贤杰、朱（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影响上市公司进行定向增发的重要因素。李传宪、何益闯（2012）指出大股东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借助定向增发进行隧道行为，而股权制衡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约束这一行为。邓路等（2011）也未发现直接证据支持大股东将定向增发作为实现利益输送的工具。从投资者保护，监管大股东行为的角度，郭思永（2012）提出，良好的投资保护环境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财富转移行为。
（4）信息不对称假说
Hertzel and Smith（1993）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定向增发的折价程度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正相关。他们认为，在支付一定的搜寻信息成本前提下，投资者可以观察到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企业的内在价值，而定向增发的折价就是为了补偿信息获取成本。同时，定向增发本身也释放了公司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投资者的认购就是对公司价值的鉴证。因此，定向增发公告会带来正的市场效应。Lee（1997），Kahle（2000）的研究支持了公司会凭借信息优势在股价被高估时实施股权再融资的结论。Anderson et al.（2006）对新西兰的研究发现，分析师关注较少的企业，认购者对企业的价值挖掘付出了较高的成本，折价将作为他们投入信息成本的补偿。
（5）市场时机
Huson et al.（2006）提出，定向增发的定价和数量受资本市场的状况影响。当股市市值上升时，定向增发数量也会增加；定向增发折价与市场收益正相关。耿建新等（2011）发现公司长期经营业绩与长期回报率会出现下滑，其原因不是市场对短期公告效应过度反应的修正，而是投资者对募投项目过度乐观。卢闯，李志华（2011）研究发现市场错误定价是投资者情绪和定向增发折价的中间变量，投资者越乐观，定向增发折价越大。徐静、余斌（2012）进一步发现，无论是长期或是短期，市场低迷时定向增发的市场反应较之牛市行情下的市场反应更好。
三、总结
近年来，我国A股市场定向增发相关问题研究已经日渐成熟，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我国定向增发市场开展较晚，研究样本的时间跨度相对有限，且市场环境、制度安排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很多研究结果仍有待进一步验证。
首先，除了最简单的融资目的外，国内的定向增发还被广泛应用于如并购重组、整体上市等领域，《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对以重大资产重组、引进战略投资为目的的发行和以筹集资金为目的的发行采取了不同的定价方式。然而由于定向增发一般以相对二级市场价格折价发行，定价水平较低，大股东通过定向增发谋取私人利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如何进一步的优化和改进定向增发的定价机制，修正其缺陷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大议题。
其次，国内发行周期长于国外的私募发行，一般来说，从董事会预案公告到定向增发完成需耗时半年到一年，更有甚者可以达到两年以上。这其中主要包括董事会预案公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证监会审核通过，发行批文颁布，承销路演，股权登记。
最后，国内定向增发还面临着“九折规则”的约束，《管理办法》在定价基准日的规定上具有模糊性，公司可以自由选择基准日。目前A股市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定价基准日普遍选取董事会预案公告日，其原因可能是以董事会预案公告日作为定价基准日，方便董事会通过盈余管理等手段，对发行底价区间进行控制。
人类社会已跨人21世纪，21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信息要求的巨大增长是图书馆事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机遇，也对图书馆管理体制和服务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在知识社会中进行图书馆管理创新是图书馆理论和实践领域面临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
一、知识经济对图书馆传统服务的冲击
图书馆从简单的传播中介性向复杂的传播中介及生产性质转换。传统的思维将图书馆定位于中介属性，即在文献与读者、图书馆网络与资源共享中起简单的信息传递作用。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的信息的生产、传播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这就要对图书馆性质重新定位，充分利用其自身的知识载体优势，各种流动的信息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使图书馆不但具备传播中介性能，更要具备生产性能；图书馆不但是搜集、加工、整理、储存的场所，更应把搜集的知识信息重新优化组合，形成新增值的知识，再传播出去。
知识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创新性。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血脉”。知识经济的创新即对知识和信息不断进行优化和组合．产生新的知识。图书馆对知识创新的过程并不陌生．而现有图书馆对外界信息尤其是实效性强的信息获取和利用却比较迟缓，导致了信息流通不畅。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图书馆必须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创造性思维与组织过程，提供一个全新信息符号，创造一整套新的服务内容。
知识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网络化。传统图书馆的馆藏以印刷型文献资料为主体，此外还包括部分视听型、缩微型、机读型等非书资料，图书馆的读者服务活动就是围绕上述文献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开展的。随着现代生活节奏加快，电子信息资源将成为未来图书馆信息资源的主体，图书馆读者服务的内容也将逐步由传统印刷本馆藏的提供向电子信息资源存取方向拓展。为此，图书馆必须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并改变传统的馆藏模式为数字化馆藏模式，既节省了时间、资金、资源，又实现了高速度、大容量，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知识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它的发展取决于知识的占有，人才资源的作用将更加明显。它所需要的人才是具有多学科知识的，不仅要具备熟练的信息操作技能，更重要的是应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分析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即图书馆员应是多功能、全方位的开拓型、创新型、复合型人才。而目前大多数馆员知识结构单一，专业技能水平低下。要想跟上时代的步伐，图书馆应及时调整和优化知识结构，培养新一代的图书馆信息服务工作，使他们尽早转化成为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提高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二、图书馆管理应更新观念
随着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人类生存方式已进A高度技术化的阶段，与此同时，图书馆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图书馆管理应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创造性地运用计划、组织、人事、领导及控制等职能，对人力物力资源进行虽佳配置；应符合中国的文化背景和国情，力求自我创造，更新观念，实现最大效益。
图书馆可以被视为宏观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组成社会的其他要素相互联系，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将对图书馆体制、结构、职能、管理手段提出新的要求。图书馆自身也是一个系统，其内部各部门是互相影响的。这要求我们树立整体观念，使图书馆内部各要素协调一致，形成整体的最佳功能，实现图书馆管理的整体优化。
要树立科学观念，改变只凭经济和行政干预手段管理图书馆的现状，走科学与民主相结合的决策之路，这也是图书馆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图书馆的现代化还要求管理者应该具有社会意识和超前意识，用发展的眼光审视图书馆的现在和未来。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内开放，把图书馆管理的设想、计划、方案通报给全体职工，让他们积极参与图书馆管理，树立强烈的责任感；二是对外开放，拓宽图书馆的发展空间，吸收国内外管理科学的成果，重视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实现文献共享。
图书馆的现代化还要求其管理者树立创新意识，不墨守成规，要敢于改革传统的方法。在观念上讲创新，在服务中求创新，在管理中抓创新，在为读者提供信息中搞创新。图书馆员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图书馆信息工作具有竞争的活力。根据图书馆发展的客观规律，针对社会各界对文献信息的大量需求，选好突破口，提高服务质量。
树立创新观念，还应认识到知识管理是伴随着知识经济出现的一种创新管理。图书馆的组织必须打破传统的金字塔式架构而趋向扁平化，图书馆的管理者应破除“守摊”思想，改变单枪匹马、闭门决策的模式，营造开放和信任的工作环境，使员工自愿地、主动地去创造、去超越，实现智力和知识的碰撞。应该懂得如何集结人才．创造最佳团队，突出人才配置效益。
图书馆精神是图书馆管理活动中的一种无形的、重要的激励因素，它能激发图书馆员的进取心、责任感、事业心、求知欲与献身精神，而且具有持久效应。在图书馆管理中，我们应大力倡导图书馆精神。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内部的组织管理层均须具备现代化的精神，力求创新，以适应时展的需要。同时．在管理上必须采用新的观念，运用科学和民主的方法，发扬协调合作的精神，完成图书馆的历史使命。
三、改变服务方式，扩大服务范围，实现图书馆管理创新
图书馆管理创新是对图书馆的各类资本的聚集、选择、整合、开发和使用，对文献资源、馆舍与设备、事业经费和预算外资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本等的有效管理和运作的创新。
图书馆的管理创新关键是要改变服务方式，即建立电子化、网络化的信息服务方式，不仅实现馆内资源的电子化、数字化，还要形成用户利用电脑便可远端即取即用与立即传播等超越时空的特性。在网络技术的支持下，对读者提供全天候即24小时的服务，不同的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和安排，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间在网上利用图书馆．而不必受图书馆开放时间的限制。现在随着图书馆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地区、跨国界的馆际互借也较以往更为方便、更为迅速。这种服务空间障碍的克服，将使全世界的图书馆成为一个互相联系、资源共享的系统。这一切从读者方面来说是节省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图书馆方面来说是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
另外，图书馆还应吸收现代晟新的资源，进行最新资源组织与管理的研究，这不仅会扩展业务范围，而且可用以节约传统服务的成本与费用．并通过提供新的、再加工的系统化信息产品，形成以用户为中心，向用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主动式服务，使图书馆从传统只为到馆的读者服务为主转向以全球用户为服务对象，充分利用网络化这个渠道先收集信息，通过深层次加工整理，形成有使用价值的新信息，然后提供给读者。应指出的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任何国家不可能在所有的高新技术领域全面领先，必须相互补充．相互协作，取长补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只要是有创新特色的信息，就会赢得不同国籍用户的欢迎和使用。为进一步发展，图书馆还可以着跟于未来，采用一系列现代虚拟技术，建立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虚拟图书馆等，其特点：一是成为全球性网络或数字化资料网、信息及知识银行、储藏库、档案库及资料库等。二是以宽频网络传送多媒体资料给分布环境下的使用者。三是通过人工知识智能、专家系统等来探索全球信息。四是即时传送，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
图书馆管理创新，还要注重图书馆内部工作机构的创新。按照以读者为本位的现代管理理念和部门功能的思路，打破图书馆已有的按文献进馆后的处理流程所设置的七部一室的传统模式，建立三部一室的新模式：文献加工整序部、文献信息服务部、现代技术应用部和办公室。即：将采编、分编、典藏三个部门组成文献加工整序部，负责全馆的所有入藏文献的采编、搜集、交换，入帐、整序、加工、分编、数据录入、典藏移交、复审、剔旧、回溯数据库建设，实现书刊采编一体化，全面掌握全馆文献的数量、分布及去向，这样做有利于数据的标准化、规范化，从而提高数据库的质量文献服务部包括全馆各类直接为读者提供服务的岗位，即各类文献资料的流通、阅览、检索、参考咨询、宣传辅导、用户教育、文检课教学等部门，提供以传统印刷型文献为主的系列服务。现代技术应用部由多媒体、复制、光盘检索、网络等部门组成，开展电子信息服务，开发馆藏数据库、特色数据库，并负责全馆技术设备的维护，为文献加工整序和文献信息部提供技术保证。办公室负责管理全馆的行政事务。文献服务部和现代技术应用部作为全馆服务工作的直接窗口，是全馆工作的核心，文献加工整序部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办公室则是业务部门的后勤保障。三部一室的结构模式体现了读者第一的思想，强化了现代化信息服务的功能，并且有助于精简机构、减员增效，形成一套新的管理机制，有利于目标管理的实现，更适应计算机网络化管理的需要。
知识社会图书馆管理创新的实质是一种知识创新的过程，它是创造一种更有效的新的资源整合范式，它需要全方位推进，多途径实现。我们不妨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根据我国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在图书馆管理研究领域引入现代科学的崭新成果，鼓励图书馆管理理论的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4-0130-02
一、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定位中贯彻人文关怀理念
在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中，人文关怀通常指的是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学生的个体需求，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学生的自由全面发展。
传统上，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是思想政治教育课。思政课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倡导主旋律与主流意识， 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当然，这一定位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把思政课教学作为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然而如果我们只局限于这一点，在教学中就很容易陷入说教中，使学生感到厌烦，而不是把学生吸引过来。
因此，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还应该有第二个层次：方法课。
教师要认识到一点，那就是思政课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思想政治理论，而是掌握理论、运用理论去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对大学生而言，一门课程如果不能对他自身的成长、发展起到任何作用，他是不会感兴趣的。这种行为虽然有些功利，但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必须让学生意识到，思政课对他们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对他们的人生是有帮助的，这个帮助就是能用课堂上学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解决他们在现实以及未来人生中的一些问题。
最后，我们对思政课的定位还应该有第三个层次：人文素质课。
通常我们认为大学生素质的具体内涵包含了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人文素质和身心素质等许多方面。大家都承认思政课着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但往往忽视一点，那就是，思政课其实也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
今天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与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缺失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大学生缺乏必要的人文知识，对政治理论难以理解，课堂上一讲理论就心生厌倦，昏昏欲睡，甚至做一些与课堂学习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学生对教学内容不感兴趣，不跟随教师思考，就越来越缺乏思辨能力，人文素质的提升存在问题，这两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循环，造成了今天高职院校思政课教学的尴尬处境。要改变思政课教学的现状，必须从思想上改变以往的认识，注意发掘思政课的人文资源潜力， 明确思政课的人文素质教育功能。
二、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贯彻人文关怀理念
（一）教学内容的人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集合了多门社会和人文科学的综合素质教育，其目标应该是全面提高学生的个体素质，如果教师单纯按照规定的教材内容来教学，是很难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因此，在教学内容上，教师可以整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内容，甚至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作为指导，结合学生自身的认识水平，自行设计教学内容，探讨当前国家、社会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引导学生思考、讨论甚至是开展辩论，也就是说教师应尽量将教学内容设计成一个个的问题，吸引学生来探讨问题，解决问题，这样既贯彻了思政课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也体现了思政课作为方法课，人文素质课的定位。
在教学内容的设计上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与时代相结合，弘扬主旋律，释放正能量。当下的中国，许多主流价值被遮蔽和消解，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被杂乱无章的多元价值混淆，社会在很多方面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取向，出现怀疑历史、戏弄经典、颠覆传统、社会冷漠、信仰缺失 、道德失范、思想混乱等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一定要把握时代主题，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把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引导到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正确轨道上来。
二是与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社会热点问题是时代的主题，也是青年学生关注的焦点，思想政治教育应抓住这些热点，引导学生思考，形成正确的认识，同时也锻炼了学生认识问题、分析问题乃至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是与学生自身实际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要发挥作用，就必须了解学生的思想与追求，鼓励他们对未来的向往与憧憬，同时也要将学生中普遍存在的一些不太恰当的思想、行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设计到教学内容中，在教学中注意对学生的引导，尽量解决学生思想与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成效。
（二）教学方法的人文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的人文化简单来说，就是以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与个性发展为目标， 通过研讨、案例分析、小组学习、学生登讲台等以学生为主体的形式， 增强思政课教学过程中的人文色彩， 使以往严肃、枯燥的政治理论课变成充满人文精神、追求自身理想的一种实践形式，这种形式能提升人的文化素养和精神境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也不再仅仅是灌输枯燥的政治理论的过程，而是培养人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过程。
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注重师生的双向交流，思想政治教育与其他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当然的“ 教育者” 和“ 被教育者” ，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双方是平等的。那些表面上、形式上的“ 教育者” 只不过是暂时的。所谓“ 教育者” 事实上也必须是“ 受教育者” 。因此，在教学方法的采用上不能是“单向”的，更多的要侧重于教师与学生的双向交流。
二是注重精神陶冶，切忌僵硬说教。正如前文所说，思政课教学的目标与其他学科的教学目标是不同的，思政课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信念以及品德，最终将这些思想、信念等转化为符合法律和道德要求的行为。而人的思想、观念、信念、品德形成与科学知识的学习不同，它不是单纯的认知过程，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过程，这一过程注重的是生命个体的体验和感悟，强调个体内心情感的激发。因此，教师只有在教学中将自身对社会、生活的深刻体验和领悟通过情感传达给学生，才能感染学生，引起情感的共鸣，达到真正的共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三是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当今世界，科技日新月异，青年学生对互联网，对各种新媒体如微信，微博尤为热衷。在教学中，我们也可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兴趣，吸引学生参与。
四是与实践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终目的是将正确的认知转化为恰当的行为，因此，要特别注重开展全方位的、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如参观考察、围绕某一社会热点组织辩论赛、带领学生参加志愿者活动等等，通过引导学生置身于真实甚至有时可以是模拟的社会生活情景中，从中产生相应的情感体验，通过自身的思考，形成正确的认识，最终推动其认知向行为转化。
（三）教学效果考核的人文化
传统的思政课的考核方式就是期末的一张试卷，主要是看学生是否掌握了教材上的内容。这种考核方式其实是不能真正反映学生头脑中的思想，教师也无法真正了解课程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学生只需要死记硬背就可以应付考试，得到分数。
思政课作为一门综合素质课，考核方式必须与其定位相适应。因此，在考核方式的设计上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过程考核和结果考核并重，考核要反映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的过程中各项能力尤其是思辨能力的提升，单靠一张试卷或一本作业是无法完全反映的，教师应更加注重学生在课堂的发言、讨论甚至是私下与教师的交流，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以及实践后的心得体会。
二是考核要注重学生的差异化，思政课作为人文素质课，更要体现以人为本，不同个性的学生可以根据他们擅长的方式采用不同的考核方式。
综上所述，在注重以人为本、强调人文关怀的社会发展理念指导下，对传统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定位重新审视，客观而全面地认识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充分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人文关怀价值，整合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加科学地确定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 参 考 文 献 ]
[1] 葛茂林.简论“两课”教学原则和目标的发展与完善——兼谈大学生完美主体人格的塑造[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12）.
郁欣
【摘要】
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因此，情况似乎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却表明，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
胡塞尔；马克思；理论；实践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4-0030-07
作者简介：郁欣，江苏南京人，哲学博士，（广州510275）中山大学学院讲师。
①［德］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98页。
②［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5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
④《现象学方法与文选》，张庆熊主编，牟春、钱立卿、李杨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第130页。
⑤有关马克思认识论的思考及其与现象学相互关系的讨论，可参阅［美］T.洛克莫尔：《论马克思的认识论与现象学》，郁欣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现象学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潮，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海德格尔曾称道说，现象学在各种不同的领域中主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决定着这个时代的精神。
①
则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实践纲领，它不仅塑造了现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且持续保持着对当代政治的巨大效应。然而，现象学以探究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看起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对胡塞尔来说，现象学似乎唯有理论的关切，而对现实世界的实存和可能的实践性改造实行先验的悬搁，“它的唯一任务和功能在于阐明这个世界的意义”。
②
与其相反，马克思则注重社会历史批判和对世界的实践性改造。对此，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作了明确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③
因此，令人瞩目的是，在胡塞尔的先验唯心主义的纯理论态度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态度之间的尖锐对立。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胡塞尔那里，严格的理论思考一直就包含有现象学明察的最大程度的实践“应用”，而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时期则展示出“一种新的认识论姿态”、“一种整体实践的深广转型”。对于胡塞尔来说，认识批判本质上与理论和实践的综合密切关联，而理论与实践的综合本身是一种“新式实践”、一种“普遍的批判”。
④
对于马克思来说，从其博士论文直至《资本论》，他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革命的实践”扬弃哲学理论，而扬弃本身恰恰是哲学理论在社会-政治的生活中的实现。
⑤
因此，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而言，试图在二者之间进行综合的努力，既存在于马克思那里，也存在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而且为一种富有成效的对话提供了可能。
一、胡塞尔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理想支配着胡塞尔一生的哲学思考。在他看来，作为严格的科学，哲学是这样一门学问：“它可以满足最高的理论要求，并且在伦理-宗教方面可以使一种受纯粹理性规范支配的生活成为可能。”
［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页。
显然，当胡塞尔开始将其哲学建立为一门严格的科学时，他坚持哲学只能在一种理论性的认识批判的意义上促进人类的生活。这种态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其现象学的主导观念。对他而言，现象学“标志着一门科学”，但它“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思维态度”。［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页。借助这种方法，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得以严格的方式实现。按照他的观点，这种普遍的科学性的理念是希腊哲学诞生时就天生于欧洲人性中的目的，它是“摆脱了一切其他目的的理论兴趣的，即纯粹为了真理而对真理感兴趣的系统结果”。［德］胡塞尔：《第一哲学》上卷，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65页。为了能够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亦即实现了最终奠基或最终有效性证明的科学，胡塞尔主张必须克服掺杂有任何实践目在内的素朴的理论态度，而“必须在科学理论的自身沉思中研究能最终证明自身正当的科学之规范”，并且最终达到“由科学理论的指引和从科学理论上证明为正当而来的科学形态”。同上，第266页。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作为一种意向活动，生活指向真理，即使不是明确地指向真理，因为生活对要求的正当性感兴趣。真正的理论意味着通过先验的自身反思所实现的理论上的最终奠基或最终的正当性证明。
胡塞尔与马克思的思想交汇
《现代哲学》2015年第4期
然而，严格的理论要求实际上并不排斥先验现象学的某种实践蕴涵，尽管胡塞尔一开始曾有意识与现象学的实践应用保持距离。这种实践蕴涵从20年代起得到了愈益明确的展示，它与胡塞尔对哲学职责的理解密切相关。按照他的理解，哲学生活旨在达到一种“真正的人性”，即“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于清醒地对自身负责，在任何时候都想遵循‘理性’”。同上，第267页。而遵循理性意味着，将那些获得最终正当性证明的科学规范的理念“以其牢固和绝对的有效性从原则上规定人在每一个领域中的行为”，旨在“从最终有效性这个最后源泉出发为它的行为之绝对合规范性进行辩护”，以便“帮助盲目求索的人类达到最深刻之自身意识，达到对它的真实的和真正的生活意义之自身意识”。同上，第267页。胡塞尔认为，哲学的最重要的职责是“首先赋予这种生活意义以最终合理的形态，即全面地被澄清并被理解了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最终证明为正当的理论之形态”。同上，第267页。他坚信，“这种系统地在诸原理科学中展开的理论，一定会通过论证而突出那种完整的规范体系，即人类为了能够成为真实的和真正的人类，由纯粹实践理性而来的人类，必须满足的那种体系”。同上，第267页。在他看来，这是“自希腊哲学诞生起欧洲人就固有的目标，即想成为由哲学理性而造就的人，而且只能作为这样的人而存在——从潜在理性向明显理性的无穷运动，并且通过以它的这种人类的真理和纯真性而自我规范的无穷努力而造就成这样的人——的这种目标”。［德］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6页。尽管这是其后期对哲学目的的表述，但胡塞尔很早就已将对理论真理的探求与“责任”或“批判的责任”联系起来。对他来说，正义的行为，亦即负责任的行为，意味着认识到伦理价值和理论真理之意义的行为。因此，责任只不过是对理论上的有效性要求的主观的相关表达。对于后期胡塞尔来说，这种理念是主导性的。在他那里，主体的责任本质上是关于理论真理本身的现象学问题。
在其生命最后的多灾多难的十年，胡塞尔开始强烈地担忧那种通过纳粹主义及其哲学家的政治神话的产生和第三帝国的极权主义的实践所明显表现出来的反理性主义的狂潮，他将欧洲文明的这种不断增长的非理性主义看作现代科学理念的“危机”的必然结果。鉴于这种令人痛苦的危险境遇，他充分强调现象学对人类的功效，即它既能在理论领域又能在实践领域重建理性的统治地位。
作为一种真正的理论，先验现象学如何与实践活动相联系呢？
在胡塞尔那里，这首先在于对一切缺乏对其先验锚地的认识的实践批判，也同样对一般的科学理论进行批判，因为一般的科学理论的目的恰恰是实践性的，它们没注意到其理论行为和态度的先验根基。胡塞尔对现代科学态度的批判是其后期著作中最令人瞩目的特征。在他看来，科学和传统上以建构为特征的哲学理论为实践的兴趣所引导，并且执持于实存的现实以便改造它，因而从根本上说实践性的。相反，现象学则以一种无涉于实存的现实的理论为目标，是关切一切认识的真正基础。它的兴趣领域超越于现实存在之上。现象学还原悬搁一切实存，而只保留现象，亦即当一切实存被意识构造和呈现于意识时的意义。科学和建构性的哲学由实践的需要和问题产生，而现象学的构造理论则摆脱了一切自然生活的兴趣，因为它寻求的是处于完全的自身明见性之中的认识的确然性。因此，构造是由意向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现实的存在者作为有效的意义呈现给意识——对世界的塑形和重塑形。
胡塞尔指出，这正是任何科学理论与其现象学之间的区别。一切科学理论都源于人的实践需要，而现象学理论——尽管没有丧失对自然的世界生活的任何兴趣——旨在澄清功能性的实践的构造和科学理论的构造。在此基础上，它探究现代科学对人的实存的意义，探究实证科学规定现代生活的智性趋向和社会政治趋向。在胡塞尔看来，“单纯注重事实的科学，造就单纯注重事实的人”，而从原则上排除了关于整个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同上，第16页。这导致人们屈服于非理性主义的潮流。按照这种非理性主义观点，“人们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规范，就如同流逝的波浪一样形成又消失，理性总是变成胡说，善行总是变成灾祸”。同上，第16页。对此，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中发出如此的诘问：如果是这样，这个是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生存还能有意义吗？历史的事件不就变成了由虚幻的繁荣和痛苦的失望构成的无尽的链条吗？他认为，现代科学和技术已经遗忘和抑制了对人的生活世界的意识。生活世界的物质性历史事件被那些作为客观的自在存在的事件的抽象结构所抑制。胡塞尔将异化问题看作现代西方文化的一种不断增强的核心问题，因为科学开始是无意识、后来则是有意识地遗忘和抑制了人的实存的伦理维度。凌驾于自然态度和先验态度之上的科学-技术的态度的历史将哲学和科学带入混乱。
因此，胡塞尔基于“危机”意识的历史目的论批判，就在于揭示和重新发现西方文化中人的目的的统一性，以便将人和社会从由科学的世界图像所导致的破裂状态中拯救出来，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与人对自身和世界的直接理解不协调。西方文化的目的，亦即自我与世界、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科学与哲学的统一必须被恢复。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理论不仅是一种更严格的科学，而且是唯一能将人类从业已遭受的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哲学。这危机本质上是迷失于关于人和世界的科学图像，在这种科学的世界图像中，每一个科学家都只是一个匿名的过程的可替代的人，而每一个人都作为一个对象被分析和操纵。现象学旨在为人的自身理解提供地基，将人从科学的他律和技术的操纵中拯救出来。
正是在此“危机”意识的背景下，胡塞尔在1935年的《维也纳讲演》中明确而具体地谈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谈论“一种新型实践”。在他看来，与一般的科学理论的实践性本质相对，真正的理论态度虽然也是一种职业态度，却完全是非实践性的，它是“建立在对于它自己的职业生活领域中的一切自然的实践，也包括较高层次的服务于这种自然领域的实践的蓄意的悬搁之上的”。同上，第383页。胡塞尔指出，这种悬搁的实行并不意味着“理论生活从实践生活的最后‘分离’”，也不是“理论家的具体生活划分为两个互不关联地实现的生活连续体”，因为“普遍态度的第三种形式仍然是可能的”，即“在从理论的态度向实践态度的过渡中完成的两方面兴趣的综合”。同上，第383页。他认为，这样地综合，即使得在封闭的统一体中，并且在将一切实践都悬搁起来的情况下，所产生的理论（普遍的科学）也能够“以一种新的方式服务于人类，服务于在具体的存在中暂时是并且永远是自然生活的人类”。同上，第383—384页。胡塞尔强调，这是以“一种新型实践”的形式实现的，即“以对一切生活和生活目的，一切由人类生活已经产生的文化构成物和文化系统进行普遍批判的形式实现的，因此也是在对人类本身以及对明确地或不明确地指导人类的诸价值的批判的形式中实现的”。同上，第384页。他认为，这种“新型实践”的目的在于“通过普遍的科学的理性，按照各种形式的真理规范，提高人类，将人类转变成全新的人类”，亦即“能够依据绝对的理论的洞察而绝对自我负责的人类”。同上，第384页。显然，胡塞尔所谓的“新型实践”本质上指的是普遍的理论与普遍的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
在《现象学：不列颠大百科全书条目》中，我们可以读到胡塞尔关于这种最高形态的综合的实践蕴涵的论述。他认为，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形态的综合，现象学反思认识到实践所应遵循的规范，这些规范揭示了一种真正的人类生活（也被称为“先验的人类生活”）——它是一种理性不断进行自身反省的生活——的理念。胡塞尔指出，通过其先验的明察，现象学认识到它自身在可能的先验人类生活中的作用，认识到“自己是一种（先验）人类在普遍的理性实践的工作中普遍自身反省的作用”。［德］胡塞尔：《胡塞尔选集》上，倪梁康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362页。这种“普遍的理性实践”“通过揭示而得以自由地向处于无限之中的、绝对完善的普遍理念所进行的追求，或者，换言之，向一个——处于无限之中的——完全存在于和生活于真理和本真之中的人类的理念所进行的那种追求”。同上，第362页。因此，它本质上执行的是一种理性自身反省的功能，亦即对本真的人类生活的实践理念或规范的相对实现进行理性的反省。这种实践理念是普遍的和无限的，因为它始终是调节性的理念，而绝不会完全实现。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就是无限追求这种实践理念的历史运动，通过这种历史运动，那种“天生于”人性中的普遍理性得以揭示。作为西方文化的原初目的，这种实践理念既是理智的真理，同时也是人类的道德责任。
二、马克思的“革命的实践”观
在马克思那里，理论为实践决定，因而依赖于实践。然而，实践对理论的这种优先性并不意味着，实践活动可以没有理论的指导。相反，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者都始终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实践”。这种“革命的实践”当然不是指在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实用主义的意义上的实践。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教导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可能消灭哲学”，而哲学的实现“只有否定现存的哲学、否定作为哲学的哲学，才能得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59页。因为在他看来，哲学旨在批判地改造世界，而“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是这个世界的观念的补充。它对世界采取批判的态度，却对自己本身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此，他强调，如果不消灭哲学，就不可能有哲学的实现。这表明了马克思对待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鲜明态度，正如他在《提纲》中所宣称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6页。恩斯特·布洛赫（ErnstBloch）称许马克思这一命题是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ErnstBloch，MarxunddieMenschlichkeit，Rowohlt，1969，S.107.
布洛赫所谓的“哲学上最伟大的胜利”究竟意味着什么？澄清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深刻理解马克思在解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所具有的革命意义至关重要。为了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考察的是“理论”和“实践”这两个术语在马克思那里的确切含义。
对于马克思来说，意识尽管能对存在的过程进行反思，但最终却为人的劳动或人的生产所决定，而劳动或者人的生产则又称为“实践”。在他看来，当理论因劳动分工过程中人的活动的分裂而不知道其起源于实践时，它就变得自高自大起来，而沦为一种思辨的抽象，一个幽灵，伪称自己是实践的制片人。因此，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追随康德，采取了否定理论理性的鲜明立场，但却不同意康德反过来提升实践理性的地位的做法。
在《提纲》中，马克思将黑格尔后期哲学的两种主要意图对立起来。第一种意图是检审人类活动的恢宏场景的不同景观，并且以一种系统的方式做出解释；第二种意图是使彼此冲突的力量和解，而且一般说来，是在作为绝对精神的各种表现的对抗之间进行调解。在对黑格尔哲学的解释中，马克思显然使用了与黑格尔一样的概念手段，即作为黑格尔的核心方法的辩证法，但却采取一种鲜明的批判立场。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谓的“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因此，他批评说“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这种主张和要求清楚地表明，黑格尔的自身意识的辩证法的全部成就在马克思看来只是一种异化的形式。而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祛魅，成就了一种关于“革命的实践”的新哲学，它聚焦于“异化”概念，将其作为主要的批判对象。
借用黑格尔的异化概念，马克思描述了人的理智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活动的客体化和物化。当这一系列活动与人分离而成为独立的法、制度或商品时，它们就不仅获得了独立的实存，而且对作为它们的真正制造者的人构成一种有害的控制。于是，人的思想投射和人的劳动产品就被剥夺了其社会关系的特征，从而脱出人的掌控，而且它们使人服从于非人属的客观规律。产品的异化同时也是人自身的异化，因为人的活动被外化为物了，他自身也只变成了他人和自己的一个物、一件商品。追随费尔巴哈对基督教和黑格尔主义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宗教和形而上学以相同的方式起作用，并且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生产执行相同的功能。它们使人异化，经济的、宗教的、哲学的和政治的活动却掩盖了这种存在于劳动本性中的异化，它们都遮蔽和歪曲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藉此，国家被看作摆脱现实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虚幻的公共生活。意识也以同样的方式“被生产出来”，用马克思的话来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法、艺术、宗教、形而上学等观念，这类意识形式只有通过对物质生产的考察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去解释所有不同理论产品和意识形式，追踪它们在物质生产这个基础中的起源。通过执行其批判的任务，哲学揭穿了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虚假的超越要求，使人们返回那种产生“唯心主义的诡计”的直接的自然实存。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对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批判最终演变为对任何形式的唯心主义的总批判。最终，人的异化只能通过生产力的现实运动才能克服。马克思的异化批判表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所代表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法、国家、哲学、宗教和制度这类上层建筑，经济的、社会的过程生产和塑造一切形式的社会生活和理智生活。可以说，正是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批判，马克思才确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因此，马克思在《提纲》中的那个著名命题，就不止于哲学家从思辨的沉思转向革命的实践的一种情绪性表达，而是想通过哲学的自身理解来发动一场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哲学既要求去改变世界，同时也是一种在改变世界的过程中的理论活动。它必须致力于主要社会弊端的改善，必须有助于消除人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其他的哲学方式能够胜任这一使命。改变世界的过程恰恰是哲学自身的关键点。因此，哲学的任务正在于将自身与革命的实践相同一。在这里，革命不应被理解为改变某些生活条件的活动，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改造整个人类实存的彻底行动，这只有通过改变构成整个人类实存的基础的条件才能得以实现。这种改变被称为“革命的实践”。对于马克思来说，认识活动、哲学的理论理性——由于脱离了社会的和伦理的实践——只是这种“革命的实践”本身的一种功能。哲学的范畴最终只有在其与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关系中才能得到解释，因此，一切真正的认识本质上都是实践-政治的认识。在他看来，实践理论是最高的哲学范畴，在其实现中既有哲学的使命，也有“革命的实践”的使命。而只有对现存事物及其现存形式进行彻底的革命化，才能建立哲学与现实的绝对同一性。对此，马克思在《提纲》中曾有明确的表述：“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三、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对话的可能维度
上述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对胡塞尔和马克思这两位思想家的立场和观点所作的描述表明，双方都试图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作一种综合的努力。在这种综合的理论进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具有类似的“危机”意识，以及“危机”意识所引发出来的强烈的现实关切，尽管这种“危机”意识在二者那里是以不同的面貌表现出来；还可以看到他们由“危机”意识所促发的“异化”理论批判，当然，异化在双方同样是具有不同的理论维度和思想内涵。因此，可以预期在二者之间进行一种理论上有意义的对话的可能性。
然而，现象学以探索意识本质为特征，则以社会历史批判为己任；一方以先验唯心主义为哲学旨归，另一方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双方毕竟在哲学立场存在着根本的对立。细致深入的文献对比研究也许会轻易表明，两种哲学分殊不同的思想世界。胡塞尔以对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批判著称，其中就蕴含有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的批判性元素。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探究的是一个不言而喻地被给予意识的世界，它相信关于现实的结构的真理是自在的真理。而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则从科学所揭示的“真实的”世界回返主体性。尽管现象学在哲学史上刻下了“回到事实本身”的座右铭，并且在胡塞尔思想后期更是具有回返前科学的生活世界的理论诉求，但它距离任何形式的唯物主义都很远。也许我们可能会说，在胡塞尔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素朴的和盲目的；而对马克思来说，胡塞尔的现象学则是唯心主义的和内容空乏的。
但是，这种哲学立场上的对立并不妨碍这一事实，即两位哲学家所具有的共通性可能比我们看到的更多。首先，在与社会-政治的现实的冲突方面，双方无疑具有共同特征。尽管他们建议不同的实践方式，胡塞尔专注于理智上对主体性的重新发现，而没有明确指明实践的议题，马克思则聚焦于阶级斗争的政治行动，但他们对异化世界中本真的人性则具有共同的关切。其次，现象学与无疑都能从彼此对理论和实践领域的明察中受益。虽然每一方各自都具有其固有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也许能借助他方的思想元素而得以克服。
就本文的问题关切而言，我们试图检审胡塞尔的现象学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上的主要相似点和区别。
已然确认的是，胡塞尔后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深度关切着人类社的真正目的的确立，这种确立了真正目的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主体间以理性方式相互依存状态的人格的自治共同体，这些人格拥有其自身理解和自身责任。胡塞尔晚年关于主体间性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自由和自律的确认，亦即对自我决定和处于利益相关性中的人格的确认。他把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态度中存在的内在危险归于自然主义的颠覆性，因为这种自然主义倾向于将人的主体还原到客体化的自然。像实证科学和和技术一样，非先验的哲学——譬如，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等——旨在用精确的算计来控制和改变世界，而不是以纯粹的理论行为去解释它。从先验现象学的立场看，现代科学根本意义是一种人类心灵源于实践目的的精神成就，而不是一个由独立自足的必然性所构成的精神体系。
就胡塞尔晚年所关切的论题而言，很难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危机看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那样的话，现象学就可被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而被归入的辩证法体系了。但两位思想家的确独立地在不同的层面上描述了相同的异化方式，由于这种方式的异化，主体通过科学和技术使自身客体化了。这种客体化了的主体作为一个异己的存在物与他相对，并将他规定为一件单纯的商品。以此方式，劳动控制了劳动者，不仅是工人，也包括科学家。可以说，这种异化思想是胡塞尔与马克思之间的核心交汇点。
当今世界，市场经济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全球经济主体。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人才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资源，已经成为优秀企业追逐的目标。人力资源管理不可避免地成为现代企业经营者重之又重，慎之又慎的课题。从我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成为当今人力资源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当今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借鉴意义重大。
一、传统文化中的选贤任能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选贤任能思想
1、关于选贤的思想
“凿石索玉，剖蚌求珠”。[1]人才选聘是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步，必须经过细密的寻觅、访求、发现、挖掘。这样才不致使优秀人才被埋没在表象遮蔽之下，而难以得到崭露头角之机。唐代的韩愈在其《进学解》中，亦曾提出过“爬罗剔抉，刮垢磨光”之说，即“对人才必须要做一番精心的打磨和锻造，须重视通过后天的有效培养与指导，来为人才剔除缺点，增大亮色”。[2]
2、关于任能的思想
发现、挖掘出才能出色的人才，如何任用，怎么使用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管理着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唐代柳宗元曾提出过这样一个原则：“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3]即从全局的发展态势出发，抓住时机，为不同岗位选聘合适人才，并让其充分发挥应有作用，这是当今人力资源管理者努力追求的一种工作境界。正所谓“任有七难，繁任要提纲挈领，宜综核之才。重任要审谋独断，宜镇静之才。急任要观变会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藏机相可，宜周慎之才。独任要担当执持，宜刚毅之才。兼任要任贤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内明外朗，宜驾驭之才。天之生人，各有偏长，国家之用人，备用群长。然而投之所向辄不济事者，所用非所长，所长非所用也。”[4]
3、关于人才考核的思想
古人考核人才有诸多方法，《庄子》中即提出过：“远使之而观其忠，近使之而观其敬，烦使之而观其能，卒然问焉而观其知，急与之期而观其信，委之以财而观其仁，告之以危而观其节，醉之以酒而观其则，杂之以处而观其色。”[5]这就是说，对人才各种品质的考察与论定，应该是放在各种相应事件的考验之后。关于对团队之考核，孙子亦有“校之以七计”之说，即所谓“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6]通过对该团体主要领导、次要领导、一般工作人员行为的观察，便能够大致断定这一团体具有何样的优势与劣势，发现问题，即应及时调整人员配备。以往静态的人员组织架构，已无法适应当今市场竞争的快速变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7]这些话明确启示着我们：只有灵活地、动态地随市场变化而及时调节人才的组织架构，才能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
（二）传统文化中选贤任能思想的影响
业经营的最高境界是企业文化的塑造。在中国传统理念强调情、理、法，如果铁面无私可能在企业里面什么事都做不成，因为不合情理。“所以中国文化背景里面，很多企业里面强调处理事情，处事当方，为人当圆。”[8]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今中国的企业管理没有影响也是不可能的，无形之中也会折射于企业管理和人力资源中。企业因何以聘用人，人必因其心而待之。人力资源管理的最高境界是人本主义的企业文化。如果能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打好文化这张牌，企业的管理就能提高到新的境界。
人才选择是否合适和合理，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我国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都对招贤纳士、延揽人才特别关注。因此在招聘中我们要充分借鉴古代的识人之道――全面考察。首先通过其外在的着装和相貌来推断员工内在的品性；其次通过一定的测试方法来考察员工，通过测试结果来判断这个人的智慧与能力；最后要对这个人的性格特点进行分析，找出性格中的优点和弱点，以便能充分合理的利用。
二、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人本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论及为政、治民、兴邦、创业等问题时，十分推崇人本主义，古人云：“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先务本而后务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9]孔子所创立的儒学更是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正所谓 “仁者爱人”、“爱人能仁”。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企业管理者也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只有充分认识到、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才能拥有持久的活力和创造力。
（二）传统文化中人本思想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将‘人’放在一切事物的核心位置，是一种‘人本位’的文化，讲究尚贤重才。”[10]当今世界，知识经济时代的莅临，人才成为企业中最重要最短缺的资源而管理的中心是人的管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本位”思想的核心。比如，海尔集团的管理就吸收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精髓。总裁张瑞敏提出“盘活资产首先应盘活人”，在企业中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他还用“海尔是海，有容乃大”来形容海尔的企业文化，使每一个员工都融入企业文化中，以身为“海尔人”而自豪。
人力资源管理是随着西方文化进入我国的，但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孕育着一些优秀的人力管理资源思想，所以，要利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对管理进行创新，建立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三、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之上思想及影响
有学者在比较了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后，将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称之为“技术理性文化”，而把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概括为“伦理道德文化”，这并非没有根据。中国人特别讲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之“道”，以及遵循这种“道”而形成的“德”（指行为主体的主观自律规范），并尤其强调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作用。儒家以道德至上为价值标准，建构起一整套伦理规范体系：首先，把有无“德行”作为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即孔子倡言的“君子谋道不谋食”[11] “君子忧道不忧贫”[12]；其次，把道德作为为人处世的行为准则，即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3]，主张“以仁爱之心待人”[14]，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无德之人不交；再次，把道德构成为文化教育的中心内容，所看重的不是知识传承，而是通过道德教化造就符合封建秩序的理想人格；最后，把道德状况视作国家兴衰的重要标志，以为“仁义存则存，仁义亡则亡”。[15]
（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至上思想的影响
儒家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崇尚道德的传统，其中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美德。比如诚信。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15]，即包含着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最基本品德，是一个社会赖以存续的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诚信作为一种道德要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相悖，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乃是一种以信用为基础的法治经济。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诚信代表着它的基本品质；一个企业，如果不讲信义、不守承诺，就不会有好的市场前景，也就难以健康、稳定地生存与发展。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人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把诚信作为企业精神和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贯穿于人力资源管理过程的始终：在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上，以诚信作为员工的基本素质要求，进行公平、公正地录用、考核和奖励；在组织内部管理上，力求营造真诚、信任的工作环境；在企业经营和市场开拓上，必须树立重合同、守信用的良好企业形象。这样，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立足之地，求取长久、稳定的发展。
当然，把道德抬高到文化价值体系至上标准的地位，也确实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造成中国人崇尚人文方面的知识、重视伦理关系的学问、习惯于虚伪的道德说教，而忽视对自然法则的研讨和科学技术的探究”[17]，导致多数人重人伦、轻科技，重关系、轻业绩的倾向，凡事皆从关系出发，在通达人情、熟谛世故方面耗费了太多的心思和精力。其结果，使正常的人际关系越搞越复杂、越搞越神秘，增加了组织的内耗，干扰了个人创造能力的发挥，影响了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如今，职场竞争靠的是个人的专业素质和实际技能，市场竞争靠的是企业的创新潜力和良好信誉，国际竞争靠的是国家的科技进步和综合实力。与此相适应，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格外强调社会公德的全民性、职业道德的具体性、家庭美德的基础性。这就必须摈弃传统道德中的陈腐观念以及人际关系中的庸俗做法。
四、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及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
“和”与“中”，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哲学范畴。它们尽管具有哲学命题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人际关系的协调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和处世观念。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18]，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就是以人际之间的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有序与平衡为价值追求。民间广为流传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谚语，则反映出民众贵和取向的社会心态。“中”的本意是不偏不倚，反对“过尤不及”。它既是认识事物的一种态度和方法，又是一种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儒家把尚中与贵和联系在一起，《中庸》中强调：“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19] “中和”观念被历代思想家反复强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沉淀为中国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为人处世的特有品格。
（二）传统文化中的和为贵思想的影响
贵和尚中的价值追求，总的看来能有效避免过激式对抗行为，减少人际摩擦与社会内耗，使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较为稳固持久，对社会具有良。但对“中和”气象的崇尚与追求，在消解、缓和正面冲突的同时，却滋长了人际交往中的“情面”观念，导致人际之间不满情绪表达的间接性和模棱两可、表里不一的市侩习气，使得人际关系难以形成坦诚轻松的交往风格。更为严重的是，对“中和”品格的推崇和执著，造就了民众忍让屈从的性格，压抑了人的个性发展，助长了不求进取、反对冒尖、无所作为的保守心理，致使民族精神中竞争与开拓意识的匾乏。
对现代企业而言，贵和尚中不失为维系组织内部员工之间和睦、上下级关系和谐、各部门配合协调的“豁合剂”。因为“中和”所追求的人与人之间相容共处、团结互助的旨趣，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主旨之一―“人本主义”的民主管理理念有相通之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始终强调将人力资源当作企业最可宝贵的财富，把吸引、保留、激励和开发人才，视为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目的，十分注重企业对员工以及员工之间的互相尊重、关爱和信任，努力为员工提供充满人性的工作、生活条件，多方面满足员工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力求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和工作环境，以使员工能深切感受到企业的温暖，进而以企为家、以企为荣，心甘情愿地为企业创造出优良业绩。这样，现代企业才能够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上佳与满足员工需要并举的双重目标和社会责任。但与此同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现代企业，势必采取法制化的管理措施，建立优胜劣汰的内部机制，倡导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方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科学的生产规程、严格的工作制度，来不得丝毫马虎；能者上、庸者下的激励手段，容不得半点情面；敢为人先、勇领时尚的进取精神，将不断打破旧有的平衡。而这一切，则要求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克服贵和尚中的价值追求所派生的“温情主义”、“嫉妒心理”、“保守思想”等负面影响，把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主要围绕调动员工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来进行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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