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论文样例十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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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论文

篇1

1、美国

与2003年第三季度的强劲增长相比，美国第四季度GDP增长大幅减缓，折合年增长率为4.0%，约为第三季度增幅(8.2%)的一半，而2003年全年GDP增长3.1%，仍呈现强劲复苏态势，但低于华尔街预期。200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个人消费、出口、设备与软件支出、库存投资及住宅投资。但第四季度的数据表明，以上部分指标的景气状况有所缓和。

从财政和货币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层面来看，2003年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主要得益于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尤其是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金融市场的宽松环境。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走势和国际金融市场前景，除了尚不明确的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以外，市场的注意力仍应集中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之上。虽然2004年1月28日美联储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于1.00厘的45年低位不变，但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环境仍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通胀方面，美联储关心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仍然低位徘徊，美国经济仍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两种可能。美联储局货币政策最为关注的3个方面:经济增长、就业及通胀压力中，只有经济增长是明确支持利率上调的政策倾向。从大选因素来看，决定联储加息最重要的因素应是劳动市场，但数据表明，美国劳动市场第四季度并不明朗，即使是近几个月失业率有所下降，但四季度末5.7%的失业率仍然是美国联邦政府无法接受的。因此，虽然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加息迟早要到来，但未来的货币政策走向仍主要取决于未来劳动市场的表现。

表12003年第三、四季度美国主要经济指标简要比较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消费支出增长

6.9%

2.6%

耐用品支出增长

28%

0.9%

非耐用品支出增长

7.3%

4.4%

政府支出增长

1.8%

0.8%

联邦政府支出增长

0.7%

各州和地方政府支出增长

0.9%

企业投资

12.8%

6.9%

非住宅投资下降

1.8%

3.0%

设备和软件的支出

17.6%

10%

建筑支出下降

2.4%

住房支出增加

21.9%

10.6%

整体个人投资

14.8%

12.4%

出口

19.1%

进口

11.3%

2、欧元区和欧盟成员国

总体来看，2003年由于各成员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在赶超美国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经济体方面进展缓慢。全年各成员国的失业率平均高达8.1%，劳动生产率增长仅大约为0.5%-1%的水平，2003年末欧盟各国的人均GDP也只相当于美国的72%。

从欧元区成员国2003年第四季度的表现来看，2003年11月份，欧元区12国工业生产比上月微升0.1%，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为1.2%。11月份工业生产虽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但增长幅度如此之低，表明复苏力度不如预计的那样强劲。在欧元区成员国中，爱尔兰和德国11月份的工业生产增幅分别为1.4%和1.3%，荷兰和卢森堡的增幅则相对较高，分别为2.1%和1.9%，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法国的工业生产却下降了0.4%。在将未加入欧元区的英国、丹麦和瑞典计算在内后，欧盟15国2003年11月份的工业生产比上月下降了0.1%，但与上年同期相比仍上升了0.9%。通货膨胀方面，欧元区2003年1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预计将由11月份的2.2%重新降到2.0%，即降至欧洲中央银行设定的通货膨胀目标上限。

2003年全年情况，德国GDP比前年下降了0.1%，是1993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财政赤字总额为860亿欧元，占该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4%，连续第二年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3%的上限。全年劳动市场状况方面，在欧元区12国中，西班牙的失业率最高，为11.2%，卢森堡的失业率最低，为3.9%。在欧元区经济大国中，德国和法国去年12月份的失业率分别为9.2%和9.5%，均与上月持平。

欧元区之外的主要欧盟成员国英国的2003年四季度数据表明，11月份制造业产值较上月下降0.7%，这是该数据自2002年10月份下降1.5%以来的最大降幅；同期工业产值下降1.0%。与2002年同期相比，2003年11月份制造业产值增长0.7%，工业产值下降0.4%。通货膨胀方面，英国通胀压力仍然非常低，短期内也不太可能上升到2.0%的目标水平。

3、日本

虽然2003年12月份日本工业产值出现了4个月来的首次下降，较11月份减少1.0%，但由于10月份和11月份工业产值双双攀升，第四季度的工业产值依然大幅提高，较前一季度增长了3.6%，工业生产依然处于复苏阶段。四季度工业产值推动力来自出口尤其是对亚洲邻国的出口非常强劲，而12月份的下降主要是因为机械设备的生产较上月下降了2.7%。2003年，日本全年工业产值增长3.2%，为2000年来的首次增长。2003年日本的年平均失业率为5.3%，比历史最高的2002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第四季度末失业率为4.9%，为近年来首次低于5%。日本经济好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工矿业生产持续增长。二、企业收益改善，设备投资增加。三、企业倒闭减少，失业人口下降，家庭消费开支出现增长。

尽管日本经济出现了令人欣慰的好转，但影响复苏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主要包括：通货紧缩还在持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居高不下，中小企业筹资难度未减；个人消费虽然出现回升，但消费增长主要依赖部分高收入者。另外，日本企业设备投资的持续增长

主要依赖出口主导型的汽车、电子机械类大企业投资的增加，而中小企业的设备投资却在下降。虽然面临各种各样的困难，但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中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日本政府经济结构改革逐步出现成效，2004年日本经济将继续呈现缓慢上升态势，逐步进入以出口为主导的低速增长阶段。日本政府预测，2004国内生产总值的名义增长率将为0.5%，实际增长率将为1.8%。

表2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指标

08/03

09/03

10/03

11/03

12/03

美国

非农业职位增长(万)

-4.1

12.5

13.7

4.3

0.1

失业率(%)

6.1

6.0

5.9

5.7

工业生产(较上月±%)

0.0

0.6

0.4

1.0

0.1

零售额(较上月±%)

0.6

1.0

-0.3

0.9

0.5

CPI(较上年同期±%)

2.2

2.3

2.0

1.8

1.9

欧元区

失业率(%)

8.8

零售额(较上月±%)

-1.1

-0.3

0.0

工业生产(较上月±%)

-0.6

-0.4

1.3

0.1

CPI(较上年同期±%)

2.1

2.2

2.0

2.2

2.0

M3货币供应增长(年率%)

8.2

7.5

8.1

7.4

7.1

日本

失业率(%)

5.1

5.2

4.9

工业生产(较上月±%)

0.5

3.0

0.8

1.0

CPI(较上年同期±%)

-0.3

-0.2

0.0

-0.5

-0.4

M2货币供应及存款证(较上年同期±%)

2.0

1.8

1.5

1.6

1.5

4．亚太和拉美地区发展中国家

受SARS疫情的冲击，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第二季度经济增速普遍出现放缓；但第三季度，中国、印度、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台湾等地区的内需加速增长，以及美日经济的复苏，大大改善了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

2003年，菲律宾GDP增长了4.5%，略高于2002年的4.4%。印度在2003年经济增长率达到8.4%，连续7年实现了快速增长。韩国由于内需不振，GDP增长率仅为3%。2003年越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为1996年以来增长最高的一年。新加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0.8%，而在第三和第四季度的增长幅度分别达到了1.7%和3.7%，由此可见，在经历了一年的经济困难之后，新加坡的经济状况呈现强劲复苏趋势。2004年预计将增长3-4%。2003年，印尼经济增长3.8%，其中国内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2003年，香港经济第一季度增长4.5%，第二季度萎缩0.5%，第三季度增长4%，预计第四季度增长可达4.2%，全年增长将达3.2%，2003年10至12月，香港失业率为3.3%，综合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下降1.9%，仍没有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

对于东亚国家的整体经济增长状况，亚洲开发银行认为，2003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将达到6.1%，2004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为6.6%。尤其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引擎。

拉美地区在阿根廷危机逐渐稳定之后，也开始走向了复苏之路。2003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率为1.5%，城市失业人口达1670万，失业率达10.7%。平均通胀率8.5%，工资水平平均下降4.7%。2003年拉美国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阿根廷，增长幅度将达7.3%，哥伦比亚增长3.4%，厄瓜多尔和墨西哥分别增长2.0%和1.2%，巴西的增长率只有0.1%，委内瑞拉经济将下降9.5%。乌拉圭仍处于2002年危机阴影中，其2003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5%。2003年，拉美的外贸将连续第二年出现顺差（顺差额预计为370亿美元）。2003年，拉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1%左右，投资率约为18%（按1995年价格计算）。拉美的通货膨胀率将从2002年的11.4%下降到2003年的8.6%。

二、全球股票市场

受美国等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强劲反弹的影响，加上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宽松货币政策环境，在美国官方公布了200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高达8.1%之后，全球股市也迅速做出了反应。2003年四季度，股市高歌猛进,到12月底道琼斯指数突破10000点大关,纳斯达克也冲破了2000点。

1、美国

受美国经济强劲复苏和各上市公司三季度财务状况的持续好转的影响，美国各主要股票指数涨幅非常明显，2003年末，以大型企业为代表的道琼斯30种工业指数同比上涨了25.3%，重新突破了10000点大关；而随着全球IT行业在下半年的全面复苏，以高科技企业为主的NASDAQ指数涨幅更是高达50%，冲破了2000点心理大关；代表市场整体水平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也相应上涨了26.4%，达到了1111.92点。

表3美国主要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收盘)

主要指数

2003-12-31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道琼斯30工业指数

10,453.90

8,985.44

8,341.63

25.3%

NASDAQ综合指数

2,003.37

1,622.80

1,335.51

50%

标准普尔500指数

1,111.92

74.51

879.82

26.4%

注：股票指数涨幅均指相对去年末的波动（下同）。

2、欧洲

2003年，欧洲各主要股指结束了2000年以来的持续跌势，出现较全面回升，某些股指上涨的幅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市场。其中伦敦金融时报指数年底较年初上涨了13.6%；巴黎CAC40指数则上涨了16.1%；法兰克福DAX指数涨幅最高，达到37.1%；意大利MIBTEL指数涨幅为13.9%，西班牙马德里SMSI指数上涨27.4%。与美国各股指相比，欧洲某些股票指数的涨幅仍有不小的差距，原因在于欧元区经济景气状况仍然不如美国经济。与此同时，美联储利率长期低于欧洲央行利率水平，这也成为欧洲股市表现不如美国的重要原因。

表4欧洲主要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1

2003-6-30

2002-12-30

涨幅

伦敦FTSE100指数

4,476.90

4031.20

3,940.40

13.6%

巴黎CAC40指数

3,557.90

3084.10

3,063.91

16.1%

法兰克富DAX指数

3,965.16

3220.58

2,892.63

37.1%

意大利MIBTEL指数

19,922.00

18,360.00

17,485.00

13.9%

马德里SMSI指数

807.98

719.87

633.99

27.4%

3、亚洲和日本

表5亚洲各主要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0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香港恒生指数

12,575.94

9,577.12

9,321.29

34.9%

日经指数

10,676.64

9,083.11

8,578.95

24.5%

汉城综合指数

810.71

669.93

635.17

27.6%

新加坡海峡指数

1,764.52

1,447.89

1,341.03

31.6%

4、拉美各国

表6拉美各国股票指数2003年变动情况

主要指数

2003-12-30

2003-6-30

2002-12-31

涨幅

阿根廷MerVal指数

1,071.95

765.61

524.95

104.2%

巴西Bovespa指数

22,236.00

12,973.00

11,268.00

97.3%

墨西哥IPC指数

8,795.28

7,054.99

6,127.09

43.5%

三、外汇市场

1、美元

2003年美元兑世界各主要货币的汇率，呈持续下跌态势，一改前几年强势美元的格局。美元兑各主要贸易国一揽子货币，自2002年末以来下跌了10%以上。其中，美元兑日元下跌约13%；兑欧元下跌了约16%；主要原因在于上半年美伊战争的影响；以及在下半年，美国政府为了使经济快速复苏而采取的弱势美元的政策，加上巨额且不断增加的贸易赤字和国内财政赤字等原因，是美元下半年仍无法走出下跌阴影的主要原因。

而在第四季度，美元兑日元的汇率更是冲破了1美元兑110日元大关，继续向100日元的心理支撑点方向迈进。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在四季度也突破了1美元兑0.8欧元，达到了1美元兑换0.78欧元，创欧元诞生以来的新低。预计弱势美元的趋势在短期内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2、欧元

2003年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欧元一直处于升值的态势。一方面有美国经济和欧元区经济调整和经济基本面的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欧元正逐渐向它的合理购买力回归。但是在2003年第四季度，美元再次连续贬值，突破了1美元兑0.8美元的合理购买力比价。显然这对刚刚出现复苏迹象的欧元经济是极为不利的，从德国的出口表现来看，2003年德国出口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法国首次出现了经济衰退，失业率持续高居不下等，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弱势美元造成的。因此，强势欧元和弱势美元对欧元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在2004年仍将有所体现。

2003年欧元兑日元的汇率，可谓是起伏不定，5-8月一度达到1欧元兑140日元，但是8月初以来，逐渐向125-130合理水平回归。然而在第四季度末，欧元兑日元汇率再次升值到了135日元。同样，强势欧元也会削弱欧元区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3、日元

2003年，日本全年工业产值攀升3.2%，为2000年来的首次增长。2003年日本的年平均失业率为5.3%，比历史最高的2002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是日本年均失业率13年来首次比上年减少。以上数据表明，2003年日本经济逐步走出长达10年的萧条期。相应地，日元也呈现强势地位，尤其是兑换美元的汇率，2003

年从年初的1美元兑换135日元连续升值到105日元左右。短期内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但是，正是日元过于强势，四季度出口逐渐下滑，才造成了2003年四季度日本工业产值出现了萎缩。这一方面与三季度的合理回调有关，但与四季度日元连续升值也不无关系。因此，强势日元对于刚刚走出萧条期，甚至仍处于通货紧缩困境中的日本经济显然是弊大于利。

四、各国利率

1、美国

2003年12月9日，美联储召开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利率决定会议上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于1%不变，并重申将“相当长一段时间”维持利率于低档。但2004年1月28日，虽然美联储决定仍维持1%的联邦基金利率不变，但删除了对“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变承诺。这表明，美联储为了让市场消化加息的预期，可谓是用心良苦，同时也为日后调高利率做了充分的准备。但上文谈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主要取决于经济复苏程度、通胀压力和劳动力市场的状况。尤其是最后一个因素，在没有明显起色的时候，美联储不会轻易修改当前的利率水平。

2、英国

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英镑汇率的走软、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为了防止通货膨胀重新抬头，英国成为西方第一个提高利率水平的国家。主要原因在于即使是在美国和欧元区2002年整体萧条的情况下，英国的经济增长也从未转向负数，就业率也继续保持增长。这意味着英国的富余生产能力有限。因此，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将进一步加大提高利率的压力。2004年2月5日，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再次调升利率水平，将附买回利率从3.75%提高到4.00%。

3、欧元区

2004年1月8日，总部设在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决定将欧元区12国货币的主导利率维持在目前的2%的水平，承认欧元汇率过高对欧洲企业出口带来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逐渐复苏的经济增长以及消费需求部分地抵消了欧元升值带来的冲击。当然，强势欧元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欧元区的物价稳定也起到积极作用，通货膨胀仍然在2%目标之内。因此欧洲央行决定维持目前的利率水平。

表7全球主要国家及相关地区最新指标利率一览表

篇2

、文化营销全球化影响的是全球消费者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于什么是文化，十个人可能有十种不同的回答，从市场调研、谈判、定价、促销、商品的款式、包装到销售商的选择与佣金的确定，文化渗透于所有的营销活动中。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消费者对物质内容的要求各有其特点，有的要求产品实惠、有的讲求产品的档次和品味，有的注重美感。日本人设计的产品普遍小巧、精致、玲珑，这与日本特有的文化分不开的。企业如何满足这些“上帝”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采用全球文化营销是个切实可行的好方法。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的重要途径。当今全球市场的竞争，更多地体现着“文化竞争”的特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往往成为企业开拓市场的障碍，许多在国内市场畅销的产品因不适应国外市场的文化传统、文化观念而失去这一市场。因此，企业要开拓市场就必须令其营销活动渗入文化，必须赋予产品文化品位、文化意境、文化格调。

文化营销全球化是企业创造全球长期优势的必然选择。一个企业要在全球范围内长期占领市场，必须使其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长期为目标市场接受。然而，随着社会信息网络化、科技现代化、交通便利化程度越来越高，似乎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各企业之间模仿、借鉴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不同企业的产品特征却越来越模糊、越来越不易为消费者辨别。企业致力于寻求能长期、稳定、排他地占领市场的良方，而文化营销便具有这一特性，文化优势是极不易被他人模仿、借鉴的。

二、文化营销全球化的动力

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的首要标志是“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他们在世界各地从事生产活动，从而大大推动了各国商品在国际间的流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年世界投资报告》提供的数据，目前全世界共有跨国公司母公司%万多家，其境外分支机构已发展到了多万家，占世界总产值以上，国外分支机构销售额达万亿美元，大大超过)万亿美元的世界出口额。生产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提高了各国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程度。全球货物贸易出口额达亿美元，进口额亿美元，“地球村经济”呈现出强大的发展空间，传统意义上的国内、国外市场界限将消失，市场无国界，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世界统一市场将会全面形成。企业生产与市场全球化，必然要求营销全球化。为了获得全球竞争优势，企业营销应突破时间和地域的限制，企业应及时了解消费者的需求欲望，而网络化的出现，使得营销全球化更为方便、快捷，从而加速营销全球化过程。这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企业竞争的地域也逐渐由区域扩展到全球范围，使企业营销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企业只有适应这一变化，才能在激烈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其中，根据各国文化差异进行全球文化营销，将成为企业全球化竞争的重要手段。入世的推动。入世，意味着中国将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入世后，中国能与占世界经贸(以上的世贸组织成员国在多边基础上、在市场经济的原则下进行国际贸易，这必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入世使得商业日益繁荣与发达，人们更加富裕，有了更多的能力与机会去创造文化活动，人们追求的生活方式更加不同，同样也造就了不同文化的自我复兴。企业认识到商品意识和文化营销的重要性，从而注意吸收和借鉴国外的营销文化。同时，中国传统的文化将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企业营销中的文化蕴量将随着入世的到来而显得越来越厚重。

三、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经济全球化使我国企业面临着不容忽视、且亟待解决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根据文化差异而成功地进行市场细分成为企业制胜的诀窍，只有那些审时度势、把文化差异转变为资产的企业才能够为文化不同的各国市场服务。而现阶段，中国的文化营销在全球化进程中，仍存在着巨大的障碍。

跨国经营观念落后的障碍。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历程实在是太短了。几十年来，中国搞的计划经济形成的是卖方市场格局，那时，企业不要说文化营销，就连市场营销都不必谈。改革开放后，由计划经济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也逐渐过渡到买方市场，受到了巨大冲击的企业传统的经营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还无法与经济全球化相适应，我国企业仍热衷于提不起人们的购买兴趣、刺激不了人们的购买欲望，只会造成顾客竟相观望和忠诚度下降的“价格大战”，这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中外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障碍。要真切地了解营销环境中的文化差异，那就需要知道文化构成的各个方面，主要有物质文化、语言文字、审美观、、风俗习惯、价值观念，根据文化对营销的意义，本文仅从文化传统、消费者的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的文化潮流三个方面探讨各国的文化差异。文化传统是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各国的民族精神、传统观念必然体现在商品消费中；文化观念是一种社会心理，从消费者的购买习惯、审美观念、价值观念一直到消费者的思维方式、需求心态和满意程度都属于这一范畴。因此，产品必须有“情”，必须与消费者“情投意合”；文化潮流表现为一定时期的消费潮流，或者说，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往往决定了当时的文化潮流，每个国家的文化都不是静止、古板的，它在缓慢地变化着，任何一种现有文化都是对以往文化的变革，因此，一旦形成一股文化潮流，那么，它对市场的影响将是迅速且长久的。以下列表对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国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观念进行对比，以进一步说明各国的文化差异。中外营销环境中巨大的文化差异，是中国文化营销全球化难以逾越的屏障。

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文化差异障碍。产品在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而在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文化差异的影响力是不同的。在投入期，由于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产品的特色和它在市场的垄断地位使得企业经营持“惟我独尊”的理念，把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消费者，忽视市场的文化差异，以一种文化涉入另一种文化。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竞争的压力使企业不能忽视文化差异，也不能把弥补买方和卖方之间跨文化差异的费用转嫁给国外顾客，为了成功，企业必须考虑文化差异，为不同市场设计、生产、营销不同的产品。北京前门肯德基“变脸”为青砖大瓦房即说明了这一现象。肯德基刚进入北京市场时，其店面与全世界各地肯德基的标识一样，并凭其独特的服务、环境、标识，令中国消费者体验美国文化，忽视中美的文化差异。但随着中国快餐业竞争压力的加大，他就不能再忽视文化差异了，通过适应中国文化的要求，适当改变店面，以加深消费者的印象，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在衰退期，消费者对原文化的重视减弱而去追求新的文化要素，因此，在这一阶段，企业要在全球市场中生存下来的唯一法宝就是顺应文化的变化潮流，解决文化多元化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将成为文化营销全球化的障碍。

四、跨越文化营销全球化障碍的思考

文化传统、文化观念及文化潮流等文化差异左右着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营销活动时，如何在了解、把握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中实行文化营销策略，是企业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立足全球市场的关键所在。

篇3

要探索传统贸易理论（或比较优势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或新贸易理论）在中国现阶段的适用性问题，首先必须从一般理论意义和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历程分析这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一）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前提假定

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质是自由贸易论，其基本理论立足点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思想，考虑的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置经济资源的问题。比较优势论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这是一种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方法。尽管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理论史上遭到了众多的批评，但其理论大厦历经100多年的风雨却从来没有被摧毁过。比较优势理论是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国际范围的延伸，它所倡导的是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上的贸易互利论。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可以达到整体世界经济的帕累托最优。因此，比较优势理论具有坚实的理论根基。从理论的应用来看，传统贸易理论较客观地解释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现象。但比较优势理论解释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如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跨国公司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作用空前加强、产业的规模经济明显等现象。

新贸易理论正是抓住了比较优势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对其进行否定，认为国际商品市场具有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两个基本特征，从而合理地解释了国际贸易领域的新现象。以古鲁格曼、赫尔普曼、迪克西特等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其精髓和要义集中体现在规模经济理论中。规模报酬递增意味着厂商存在内部规模经济，也即大厂商比小厂商有成本优势，从而可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的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在这种前提下，同行业厂商数目少，各厂商生产有差异产品，从而每个厂商一定程度上都是价格制定者而不是价格接受者。这就是说，假定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异质的，那么即使在资源禀赋相似的情况下，各国出于规模经济考虑来专业化生产有限类别的产品也必然产生国际贸易。即除比较优势外，规模经济成为国际贸易又一独立动因，通常用来解释行业内贸易现象。由新贸易理论必然逻辑推演出战略性贸易政策，即一国政府借助研发补贴、生产补贴或出口补贴等政策手段，保护国内市场，扶植本国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实现规模经济，抢占国际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或者通过进口征税攫取外国垄断利润。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有限保护政策。

单纯就理论本身的适用性而言，两种理论的主要分歧点在于对国际商品市场结构的把握和判断上。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就是绝对成立的；反之，如果国际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那么，攫取垄断租金必然成为各国或各经济主体追求的目标，因而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其合理性。为此，我们需要从国际贸易历程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效果来进一步分析。

（二）从国际贸易历程看两种理论的适用性

反对比较优势论的观点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他们认为，比较优势论的完全竞争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较优势论虽然在短期内有利于世界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长期内却导致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化。具体来说，由于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初级产品，技术进步慢，需求弹性低，且规模收益递减，完全竞争特征明显；而发达国家主要出口技术产品，需求弹性高，且规模收益递增，这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就是一种“不平等贸易”，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趋恶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一味奉行比较优势论，将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贫困陷阱”（普雷维什，1950）。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情况看，确实出现了各国经济差异越来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有限的贸易保护政策存在合理性。问题是，实行有限保护政策是否就意味着完全否定比较优势论的适用性？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较优势论，并作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基础？我们认为不可。

第一，尽管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没有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国际贸易规模变得更大了，各国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了。以1996年为例，低、中、高收入国家外贸依存度分别达到了43%、52%和40%（世界银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来，在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关的各经济指标中，要数出动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程度最高；而且，至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长期使其经济增长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长率的水平上（瑟尔瓦尔，1983，第351～360页）。这说明，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表明，尽管各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程度不同，但均从中获益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第二，尽管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因素，但商品的竞争程度一般大于国内市常一方面，世界经济的自由贸易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随着各国间贸易壁垒的解除，自由竞争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对众多国际竞争对手的反应，某一经济主体要想在一个广泛的国际市场上长期控制某一类产品的价格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相反，比较优势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战略上更具有适用性。

第三，尽管战略性贸易政策在理论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贸易条件，但实施的难度很大。从理论上看，

这一政策实施成功的关键在于行业的不完全竞争特性，至少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既面对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又面临条块分割的国内市场结构；而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成功还取决于单方面采取战略性行动，即假定外国没有采取相应报复措施。显然，这种理想状态不可能达到，日本在钢材业实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国的报复。相反，比较优势理论不存在招致报复性的问题，它是一种“双赢”政策。

显然，无论从两种贸易理论的假定前提还是世界贸易实践来看，比较优势理论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具有更强的适用性，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前景并不乐观。更具体地说，探讨一种理论政策在某个国家的适用性问题，就是要研究这个国家是否具备这种理论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设与实施条件。我们认为，中国现阶段尚不具备战略性贸易政策赖以实施的前提和条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业及企业规模经济不明显。战略性贸易政策所实施的行业要求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特征，这就首先要求这些行业在国内市场上具有规模经济。据发达国家经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对象包括商业航空部门、半导体、电信设备部门、汽车部门等。而在我国，这些行业地理集中度偏低，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达不到最小有效规模，不足以与国外同类部门相抗衡；另一方面，企业“遍地开花”，重复生产，过度竞争严重。国内市场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这些行业的规模不经济。

其二，容易导致新的市场扭曲。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对自由贸易的干预，它可能带来两种市场扭曲。第一，扭曲微观经济主体。中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许多重要产业多属于国有企业，尚未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内部转制，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带有行政色彩，企业现有的垄断地位是一种行政性垄断，而不是由市场竞争中自然产生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压力，无法实现规模收益递增，因而不能胜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微观主体角色。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强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业或企业产生更多的政策依赖性，甚至引发大量的非生产性寻租行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全面实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补贴或经济支持，这往往过多用稀缺经济资源，导致过高的机会成本，从而削弱我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出口。同时，对战略性贸易产业或企业进行垄断性保护，让其在“温室”中成长，也牺牲了市场竞争的效率，不利于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

除了以上制约条件及招致外国报复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战略性贸易政策还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条件及应用领域限制。比如，鉴别战略部门需要大量、及时、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误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国现阶段不宜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不但是经济理论逻辑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国现实经济利益保护所必需。

二

（一）比较优势理论与中国现阶段对外贸易地位相适应

第一，中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发达国家。克鲁格曼(1998)认为，“行业内贸易、行业间贸易的相对重要性取决于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而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可以用资本劳动比率这一指标来衡量。他的基本观点是：国家之间若资本劳动比率非常相似，则行业内贸易占据统治地位；相反，若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率截然不同，则所有的贸易都会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有资料显示，与我国贸易的伙伴国多为与我国资本劳动比率差别大的发达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美国、欧盟是我国的四大贸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为例，当年我国出口额为1837亿美元，对上面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国出口总额的73.3%，而对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原苏联、东欧国家的出口所占比重还不到27%。由此可见，我国的对外贸易理应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第二，中国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临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控价能力差。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判断市场结构是否属于完全竞争类型关键在于两点：一是进入市场的生产厂商数目；二是厂商是否为价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产者甚众且产品之间差异不大的属于完全竞争市场，最典型的例子是农产品市场；反之，生产者较少且产品之间差异大的归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比较典型的如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虽然我国在“八五”期间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我国目前出口的工业制成品中，绝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轻纺产品和一般机电产品，而精加工和高科技产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复，1999），这意味着我国大多数出口产品仍属于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资料的独占性、规模收益和专利技术等形成垄断的因素，在国际市场上没有控价能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如纺织、服装、制鞋、加工装订业务等诸多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品雷同、产业相似、竞争角逐日趋激烈，但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国际竞争力，而这些产品都属于比较优势产品。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站稳和拓展国际市常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现阶段仍具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比较优势理论伴随着这种转型而得以在外贸领域贯彻和适用。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外贸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较优势而取得的。具体现现在：第一，外贸结构逐步反映了要素禀赋。从进口品的结构变化看，农业密集型产品大幅度下降，资本密集型产品增长最快；在出口结构方面，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较快增长，虽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份额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产是对进口原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其中进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这类出口实质上仍属劳动密集型（张军，1998）。第二，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我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将我国劳动力同外商的资金、技术、市场相结合，贯彻和体现了比较利益思想。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比重不断上升。由是观之，我国已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初步建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模式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模式。

我们认为，目前，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在我国还远未发挥其潜力，仍有很大增长空间。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贸易形式的转换过程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劳动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转换成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特别是对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充裕、就业压力巨大的大国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们运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标进行衡量，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明显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约为3.5，远远高于系数值为0.5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香港地区、韩国、台湾地区1980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显示比较优势系数分别是6.98、4.95、5.24，这就说明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长空间。

当前，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各国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日益融为一体。只有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各国的对外贸易实践，才能顺应这股国际潮流。要言之，无论是从经济理论的逻辑推演还是从贸易实践看，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现阶段贸易战略的理性选择。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瑟尔瓦尔.增长与发展，金碚、李扬等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篇4

本文的主题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以及它对于免受政治影响而采取的措施。在展开主题之前，先简短地介绍一下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和职权。

一、国际刑事法院的历史

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国际刑事法院的提议可以追溯到二战后对轴心国的主要战犯进行审判的那段时期。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向人们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为了避免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和战争罪再次发生，我们有责任将这些罪犯绳之于法。20世纪50年代，联合国在其框架内起草了一份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规约，以及一部关于反人类战争罪的法典，并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但非常遗憾的是，冷战的开始将这一进程带入了暂时的停滞。

冷战结束后，启动这一进程又看到了新的发展希望。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令人发指的事件，使国际社会确信：开展国际刑事审判的时机已经成熟。前南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的成立为建立一个常设国际刑事法院这一宏伟目标奠定了基础。1998年的夏天，来自160多个国家及250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聚会罗马，商讨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有关内容。1998年7月17日罗马会议表决通过了该规约，其中120票赞成，7票反对，21票弃权。

令人惊喜的是，缔约国的总数很快就达到了《罗马规约》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60个国家批准的规定。在该规约表决通过后的第四个年头，也就是2002年7月1日它正式生效了。由此，国际刑事法院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际机构。到今天为止，《罗马规约》一共有103个缔约国。

二、国际刑事法院的机构设置

国际刑事法院主要由四大部门组成：院长会议、分庭、检察官办公室和书记官处。我所在的分庭是最主要的部门，包括预审庭、审判庭和上诉庭，由18位庭审法官组成。第二个部门是负责管理国际刑事法院行政事务的院长会议，由院长、第一、第二副院长三位法官组成。第三个部门是检察官办公室，主要负责对本法院管辖权范围内的犯罪进行调查和。书记官处则负责非司法方面的行政管理和服务。

三、国际刑事法院行使的司法管辖权

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限定在整个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灭绝种族罪、反人类罪及战争罪。这些罪行在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中都有明确的定义。国际刑事法院现行的管辖权只涉及规约生效后实施的有关犯罪。因此，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不具有追溯力。罪行发生地或犯罪被告人的国籍国是缔约国，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联合国安理会根据《联合国》第七章行事，也可以向法院提交案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安理会根据第七章行事具有强制性质，即使犯罪发生地国或被告人国籍国都不是缔约国，法院也可以行使管辖权。

检察官可以根据缔约国或安理会提交的案件情势来启动案件调查。至今为止，检察官办公室已经收到了三份缔约国提交的案件，涉及到几个非洲国家。实践证明，国际刑事法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成为了一个发挥作用的、有效的国际机构。

四、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

排除政治因素干扰，维护司法独立，这对任何一个法院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法官独立审判的前提下，司法部门才能正常地行使其职权，司法部门管辖下的其他政府部门才能公正地运作。1985年联合国大会签署的《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对此就作出了相关规定。《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人权公约规定了嫌疑犯有权由一个独立的法庭受审。而且司法机关也只有以保持其独立性来赢得社会对它的尊重。

司法独立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和国内法院同等重要，但国际刑事法院的独立性似乎面临着比国内法院更严峻的挑战。国际刑事法院有权行使管辖权的犯罪通常都是有国家支持的大规模犯罪。这些犯罪将会随着武装冲突的爆发而不断升级，并带有极高的政治风险。从以往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经验来看，被带到国际刑事法院受审的嫌疑犯极有可能是国家前内阁领导。由此看来，国际刑事法院运作于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因此，抵御政治压力，寻求司法独立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不得不问，国际刑事法院能否抵御政治压力而完整独立地进行司法审判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罗马规约》为我们提供了健全的机制来充分保护法院的独立性，并提供了使它排除政治干扰的安全措施。

五、国际刑事法院调查取证和选择案件的独立性

当涉及到检察官办公室选择调查对象以及之后的审判案件时，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组织机构，它的独立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罗马规约》规定了相关机制来确保国际刑事法院以及它的检察官不受政治因素的影响。正如之前提到的，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以及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发生的情势。这样看来，国际刑事法院势必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因为不论是缔约国还是安理会，很有可能会出于政治目的的考虑而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这种担忧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检察官在接到提交情势时并不是马上对其展开调查。相反，检察官要分析资料，认定是否存在调查的合理根据。只有在检察官认定确实存在调查的合理依据，才会对该情势启动调查。其中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由缔约国或安理会向检察官提交的仅仅是“情势”，也就是定义为暂时的、地区性的，包含人口因素在内的一种冲突，而不是针对某个特定的嫌疑犯的具体案件。因此，提交的情势不能指向某个特定的个人。之后由检察官来决定谁是嫌疑犯，谁该被审判。

如果是出于政治目的，缔约国或安理会都没有将那些明显需要得到国际刑事法院关注的情势提交上来，这又该怎么处理呢？在《罗马规约》的谈判过程中，就曾对此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一些国家认为，检察官只能在接到国家或安理会的指控或提交的情势后才可以开始或进行调查，否则有可能会给法院带来负面的政治影响。因为，如果缔约国或安理会不希望对该提交进行调查，那么检察官的调查工作将会受到来自这些国家或安理会的阻挠。

令人庆幸的是，我们最终并没有采取上述方案，而是规定：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指控或安理会的提交，只要检察官认定有合理的调查依据就可以自行开始或进行调查。这样一来，检察官就可以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独立地开展工作。需要指出的是，《罗马规约》还对检察官的情势调查权作了限制规定：检察官只有在获得预审庭的授权后才可以进行调查。由此三位法官将会仔细地审核检察官办公室的决定以避免其不合理性或避免出于政治考虑而作的决定。

需要特别提到一个在适用《罗马规约》时出现的例子，以此表明政治实体可以对检察官的调查产生直接的影响：根据规约第十六条的规定，联合国安理会可以在联合国的第七章的规定下行事，要求检察官在一定时间内(最长可达十二个月)停止调查工作。设立这个条款是考虑到国际刑事法院在一定时期展开的调查有可能会对联合国安理会在该地区建立和平局势造成不利影响。当然，一旦形势有所改变，检察官的调查还将继续进行。某些时候，人们更愿意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战争冲突，而不是将其交给法庭受审。因此，延缓调查的规定不会导致负面的政治影响，而是对上述事实的妥协。

六、国际刑事法院的财政独立

人们往往忽视了另一个涉及到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的问题——法院的财务状况。对于任何一个司法机构，它的财政开支和来源对于它的独立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家可以通过减少对司法机构的财政分配来达到对其施加影响的目的。试想，没有资金支持，那么调查和审判又从何而谈呢？资金不足的确给国际刑事审判工作带来了很大了困难。

《罗马规约》寻求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是：各规约缔约国必须向法院交纳一定的费用为其财政预算提供资金。法院借鉴联合国的资金估算方式对缔约国上交的费用进行估算。这种透明的、预先制定的财政体系可以排除其政治影响。法院每年都会提交一个财政预算报告，该报告经预算和财务委员会讨论，最终由缔约国大会通过，整个过程是透明公开的。

国际刑事法院独立性所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就是缔约国对法院的自愿捐助问题。能否通过对法院的捐助来对其施加影响？缔约国对这一点已经留意，并且在2002年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那些愿意提供自愿捐助的缔约国作出声明，表明他们不是出于影响法院的独立性的目的对其捐助。书记官员负责确认，接受任何自愿捐助都不会影响法院的独立性。如果对捐助目的有任何怀疑，法院即拒绝接受资助。书记官员还负责在缔约国大会上报告所有的自愿捐助资金来源，不论法院是否已经接受。由此我们才能够保证法院财政的透明度，从而排除任何不利的政治干扰。

同时，国际刑事法院的信托基金也给法院的独立性带来了挑战。根据《罗马规约》的规定，信托基金可以向法院管辖范围内的犯罪受害人及其家属提供援助。一旦对被指控方定罪，审判庭将要求向该案件中的受害者支付赔偿。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该基金也可以用来支付赔偿审判案件之外的受害者。该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于缔约国或其他组织的自愿捐助。为了免受政治影响，该信托基金的规章中规定当缔约国向基金提供捐助时，不得指定款项的用途，不论是出于任何特殊的目的或是针对某个特殊的受害者。

七、法官的独立性

毫无疑问，审判的独立性是最重要的。只有当法官可以进行独立审判时，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整体才能体现出它的真正独立性。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审判独立性有多个方面需要讨论。首先是法官选举和任期的法律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是通过缔约国大会选举产生的，每个缔约国拥有一票。竞选者必须在选举前提交个人申请，这样缔约国才有时间认真审核每个竞选者的资历和条件。竞选成功需要得到缔约国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的支持。由此，法官们将不再是代表他们自己的政府，而是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和信任。

通过选举任命的法官任期九年。从原则上说，一旦当选，就不存在再次参加选举的可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法院的独立性。法官在任职期间是全职工作，不能在法院以外的机构任职。法官的工资由缔约国大会决定，并且在其任职期间不得削减。这有效地避免了因财政压力给法官带来的不利影响。总而言之，《罗马规约》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手段来保护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同时与之前提到的联合国基本原则充分一致。

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们在工作中一直坚持独立性的原则。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被认为是近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发展历程。国际社会对它寄予高度的期望，希望它能够为饱受冲突之苦的国家建立法治以及持续的和平而作出贡献。非常值得欣慰的是，各国政府、国际性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对法院的每一步发展都报以极大的关注。但是法院及其法官都不能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他们要被外部的舆论所影响。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让步于外界的任何压力或者只是有这样的印象，都不利于法院今后的工作。法院在未来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并不总是受到大众的欢迎，但最终不是出于短期的政治考虑来评判法院，而是以它的工作质量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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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全球化金融领域国际竞争商业银行竞争力

商业银行竞争力是商业银行综合能力的体现，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的生存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总和。当前我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这种优势地位的产生大多是由我国的政策保护而取得的。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政策的进一步松绑，国外银行的进入会对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市场优势产生冲击。我国商业银行在这场竞争中势必暴露出一些潜在的问题，而如何保持住商业银行的持续竞争优势是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一、制约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因素分析

（一）治理结构因素

1.组织结构不合理。现存的银行机构还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管理模式，部门多、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各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对经营风险和责任谨小慎微，而对谋取局部的自身利益则违规操作，暴露出从内部而来的机制风险。对基层行贷款权的上收，严重扼杀了基层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种贷款项目的层层上报和逐级审批，延误了基层行良好的投资时机，而上级机构为平衡社会关系指令发放的贷款，下级只能听命，如此导致放款项目的评估、决策和运作出现偏差，背负巨额坏账或亏损。

2.制度不合理。在国有独资的产权模式下，国有银行形成了一级法人总行对分行、分行对支行多层次的委托关系。从委托人的角度看，国家的宏观经济目标与银行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不一致，使得国有银行具有内在的政企不分的制度特征。从人的角度看，银行经营管理人员事实上或依法掌握了控制权，他们的利益在公司战略决策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控制往往是通过经理人员与职工的共谋而实现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环境的不成熟，银行内部人控制问题尤为突出。

（二）整体经营素质因素

1.资本充足率低造成流动性风险较大。资本充足率（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之比）是资产安全性的衡量指标，按《巴塞尔协议》的规定，从事国际业务的银行，必须达到8%（其中核心资本不少于4%），以保障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远远低于国际大银行的平均值。资本充足率不足的直接后果，是抗风险能力不强、盈利水平低、竞争力差。我国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少，在主要依靠债务杠杆运作的过程中，银行的债务过高，即存款占总资产的比重过高，必须留有较高比例的备付金以应付正常的提款需要。而政府长期对国有商业银行的干预，导致呆坏账严重，金融资产质量低下，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盈利能力低。

2.我国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与业务范围狭窄。资产和资本总额、分支机构数量、跨国经营状况、是否开展证券、投资、保险等业务都是衡量商业银行规模的主要指标。银行是一个规模效益显著的产业，但在经营规模上我国商业银行明显处于劣势。我国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狭窄，品种单一。设备也比较落后，不仅电子化和网络化的服务设施层次低，而且服务软件和专业人才的水平也亟待提高。

3.金融人才缺乏。国际金融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随着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发展，最大的问题是缺乏既精通外语、计算机以及国际金融专业知识，又熟悉东道国区位优势、人文状况的复合型人才，同时也缺乏一套合理有效的人才竞争机制。由于普遍缺乏开展国际业务的人才和经验，致使我国商业银行经营国际化能力方面的竞争力明显不足。

（三）外部经营环境因素

1.资金价格管制的限制。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利率、汇率管制依然存在，长期的资金价格管制，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形成了利率、汇率波动无风险的思维定势，银行缺乏资金价格变动的风险意识，自然就不会主动规避金融风险，创新具有保值功能的金融产品。当银行不能很好地预测、防范风险，势必会降低自身的竞争力。

2.中央银行监管的乏力。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监管效果不太理想。目前对商业银行的比例监控与监测仅局限于几张报表，只是作了一下几种比例关系的统计分析，不仅填报的数据真实性差，而且也缺乏必要的计算机汇总分析，缺乏硬性的考核办法和强硬的监管机制，无法迫使商业银行自觉调整各种比率。同时，商业银行内部缺乏必要的专门管理机构和人员，对比例监管只是应付，缺乏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这些都使中央银行的比例监控、监测流于形式。

3.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商业银行深受其累。由于商业银行受命于政府，将贷款发放给国有企业，而不是最安全的客户，在企业亏损倒闭，国有企业转型过程中这些贷款便成为银行的呆帐或坏帐，无处可寻。

二、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治理结构创新

1.组织结构创新。通过兼并重组与整合，逐步成为金融控股公司，达到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花旗集团和汇丰控股公司发展的道路，为我国银行组织结构的调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金融控股公司是一种比较成熟和完善的企业组织形式，作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建控股集团，是组织结构创新的有效选择。

2.制度创新。应该进行规范的公司化改造，一是规范董事会的权利，推广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二是合理安排股权结构，促进股权结构合理化、多元化；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建立明确的业绩考核与评价体系、建立董事会决策责任制度来实现。

（二）提高整体经营素质

1.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资本充足率，化解不良资产。通过减少信用放款，增加担保、抵押放款，压低银行风险资产占全部资产的比重；建立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应付未来可能出现的损失；以分拆、合并重组的上市融资方式募集资本金或准许其发行长期次级金融债券补充附属资本；尽快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利用呆账准备金制度；适量注入财政资金；成立专门的不良资产清理机构等来化解银行的不良资产。

2.开拓业务领域，创新金融产品，实现电子化技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网上业务，开展个人理财业务，开辟中间业务新领域，拓展国际银行业务，加快国际化进程。适时把握混业经营商机，推动业务持续发展，进行服务品种创新，拓展会计事务、融通保管等业务范围。此外，还应开展资信调查、财产评估等高附加值的知识型业务，发展保函、贷款承诺和备用信用证等信用服务方面的业务。总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转变观念，学习欧美等国家金融领域的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提高经营效益。

3.选拔高级人才，引进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充实人力资本。应根据人才结构现状、内部结构、发展需求以及人才使用的成本采用不同方式、不同渠道进行选拔、引进和培育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同时，还要完善对优秀人才的激励与管理机制。

（三）创造外部良好竞争环境

1.推进利率改革，降低银行的不良资产率。利率市场化，银行把利息和客户风险挂钩，银行不必惜贷，当认为某企业预期风险较高时，可上调利率，使风险通过利率溢价获得化解。

2.转换监管主体职能，加强宏观调控，促进合理竞争。中央银行应加强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监管，督促商业银行改进和完善经营管理体制和组织体制，同时建立和完善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制定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的指南。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作用，完善金融市场的竞争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3.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经济改组，优化国有经济结构，活化国有资产存量，以有效化解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风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施科学管理，切实提高服务质量，构建我国商业银行的特色文化，有效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

篇6

在国际上，要树立中国式的电视纪录片的品牌与标记，就必须具备中国神韵、中国气派与中国品格。笔者认为，电视纪录片在创作中要独树一帜，必须从品格、风格中下足功夫，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路。而真实是纪录片确立风格的基石，我们探寻真实之源、真实之趣、真实之品，这是至关重要的。

真实之源，来自现实生活；生活之源来自创作者的发现与挖掘。生活的本质就表现在真实地呈现其初始状态。对于纪录片的真实之说，虽然众说纷纭，但业界有代表性的界定是任远先生的见解：“纪录片直接拍摄真人真事，不容许虚构事件，基本的叙事报道手法是采访摄影，即在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用挑、等、抢的摄录方法，纪录真实环境、真实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真实的环境、真实的时间里发生的真人真事，被论者归纳为“四真”的理论，是“纪录片的生命”。

真实，是纪录片的生命。当然，对于真实还有各种各样的界定与说法，而青年电视学者胡智锋先生综合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颇有见地地提出：“从逻辑的方面，按照电视纪录节目再现与表现社会人生的深度，将真实划分为三个逻辑层面：外在真实―内在真实―哲理真实”。笔者认为，胡先生的见解既有理论归纳，又有实践依据，还有文化思考，可谓一石三鸟。

纪录片的真实之源，首先来自“现象的真实，事实的真实”，即生活表层的真实。目前，在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中，不少编导在发现和抓取生活真实时，是用了心思、费了力气，进行了一番思考，进而拍摄了大量水平不一的作品，促成了电视纪录片创作的发展与繁荣。

其次，我们看到生活的表象、生活的流程、生活的初始状态当然可以折射出生活之趣、生活之情、生活之理，但如何透过生活表层现象，进入其中层部位，乃至探寻到深层的生活宝藏，这是需要编导的眼力和功力的。眼力是至关重要的。编导要有较强的分析、辨别、筛选的能力，才能发现和抓取到生活中的真象和本质，才能真正体现出纪录片的真实要义。例如，著名电视制作人张以庆先生在其代表作《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幼儿园》中，在素材的选择上既倾注了浓郁的情感色彩，又对它进行了理性的过滤和梳理。

再则，生活之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作为纪录片的编导，必须面对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表象，作出真实的判断、价值的判断和艺术的判断、审美的判断，才能开掘出生活的底蕴，挖掘出潜藏在生活之源中的真实之源的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

真善美是纪录片创作永恒的追求和希冀达到的境界，这和其他类别的文艺创作有很多相通之处。正如古典美学大师王国维所说：“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由此可见，真实与深刻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互相依托的。只有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才能熔铸出编导深刻的真知灼见，才能使纪录片在真实中出品位，见风格。

在真实的时空中发生的真人真事，就潜藏着深刻的内在美、诗意美和哲理美。如我国首次获得亚广联纪录片大奖的《沙与海》就是成功之例。该片用平行对比的手法，记录了沙漠牧民刘泽远和渤海渔民刘丕成两家人在不同环境下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他们与大自然搏斗时的付出与收获，以及人与沙漠、人与大海之间互相适应、和谐相处的真实生活情景。

纪录片追求真实的趣味与品位，也是当今世界纪录片创作的潮流。2005年法国导演吕克・雅盖拍摄的纪录片《帝企鹅日记》让世界眼前一亮。它以纯净优美的气质和深刻丰富的生命主题，引起世界影视界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

面对我国纪录片与国际市场接轨时的窘境与困境，我们有必要再认真研讨一下纪录片创作中的症结问题：首先，“在创作思维上，我国的纪录片保守和呆板，欠缺天马行空的创新意识和多元化的风格和角度，只是习惯固守于用一种所谓的‘纯观察式’的手法进行描绘。在技术设备上，我国纪录片的制作设备只是‘小米加步枪’，而把更多的技术资源投放到电视剧和娱乐节目中”

篇7

传统的动画角色造型设计规律为动画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经验，但伴随着时代的进步，影响其发展的新型因素也逐渐增加，尤其是技术性因素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

1动画制作技术

商业化的动画影片，目的是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因此，设计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在符合大众审美要求下，如何做到制作成本的最小化．传统二维动画繁杂的制作方式与大量财力物力的使用，已经无法与新兴的无纸动画相抗衡，在商业市场中的昔日雄风已是不复存在．在现今二维动画制作上，比较流行的软件有Flash、ToonBoom和Retas三种，它们虽同属于无纸动画制作工具，却因为开发者面向的受众群不同，因此在功能与效果上，也有着较明显区别．Flas，由于具备制作相对简单、成本低廉、占用资源小、画质清晰、便于传输与等优点而受到动画创作者的普遍推崇．在国内，也由刚开始的闪客文化，迅速壮大成为二维动画的中流砥柱．如目前赢得市场极大认可度的动画电视剧《喜羊羊与灰太狼》及其贺岁系列电影，就是这方面的成功典范．

但由于Flash在绘画上的人机结合性能较弱，模拟的真实笔触感不能够适应相对复杂的角色要求，加之软件本身采用分解动画的制作方式，就直接要求了角色造型上的尽量简单化．ToonBoom系列是一款优秀的矢量动画制作软件．具有十分先进的唇型对位功能，引入镜头观念，控制大型动画场面游刃有余，并且在绘画手感上特别灵动亲切．美国式的“圆套圆”绘制方式很适合用该软件制作完成．2009年，迪斯尼二维动画回归力作《青蛙与公主》，以及由湖南宏梦卡通推出的《虹猫蓝兔》系列电视剧、电影等优秀作品的制作，都是基于该软件完成．Retas系列是由日本Celsys株式会社开发的一套应用于普通PC和苹果机的专业二维动画制作系统，从1993年问世以来，已占领了日本动画界80％以上的市场份额，雄踞近四年日本动画软件销售额之冠．因为是日本为了适应本国动画制作而研发的产品，在性能方面更是倾向于日本“方套方”式的绘画风格，恰与ToonBoom软件系列形成互补之势．无论是传统二维动画，还是新兴无纸动画都是同属二维动画范畴，对角色的统一要求都是不能太复杂、容易绘制，而三维动画技术的出现则为角色设计的发展做了一次全新的诠释．因为是基于计算机运算的制作方式，二维动画所忌讳的角色信息过于复杂的表现死角，在三维动画制作中得到了相对简易的解决方式．当然，这一切轻松实现的前提，是必须拥有优良的软硬件条件，否则，丰富的细节将重新面临“不给力”的状况．

2衍生品开发技术

动画是一种特殊的娱乐产业，在现行的商业模式下，其盈利方式一般可分为三个环节：动画片播放、图书音像制品和动画形象衍生品的开发．相对于动画作品在电视台、电影院或网络上播映所获利润而言，其后的衍生品开发，在很大程度上占据着大额盈利比例．国内的动画产品开发概念提出较晚，但随着商业化模式运转的逐渐成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如“蓝猫模式”即是较早的成功案例．近年来，在这方面的大赢家则被《喜羊羊与灰太狼》获得，不仅做到了影片本身的成功，更是在衍生品的开发上也取得极大商业利润，已经涵盖玩具、文具、服装、日用品、饰品等多个领域．

探究其成功原因，除去优良的运作模式外，在最初进入市场时，就已经为后期开发这块“蛋糕”做好了充分准备，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广东原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主席苏永乐先生在谈到后期产品开发的成功时说：“比如喜羊羊的羊角为什么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动画片的长度？因为建模时这个长度最合适，再长做出来的玩具模型就要断掉了”；“《喜羊羊和灰太狼》中虽然角色众多，但都设计得表情夸张、颜色分明，也是为了方便印刷”．从这样简单的几句话中，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一劳永逸”，想获得成功就要在“我考虑的是如何把作品产业化”［4］的各方面下功夫．而当所有的艺术效果都在向这一目标靠拢时，产品开发环节中的技术，就更加成为影响动画创作的重要技术性因素之一，如图4所示．

“技术—艺术”模式下的中国动画造型设计

中国动画角色造型设计由于对“民族性”的片面理解，长期限定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中，以民族色彩浓厚的艺术人物造型为依据进行“继承式”设计，造成多部动画片角色严重雷同，而缺乏鲜明个性，成功形象屈指可数．近年来虽渐有改善，却依然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加之面临着动画发展中艺术形式多样化和技术日新月异的双重局面，动画的角色设计进入到重新审视时刻．而“技术—艺术”理念旨在将动画角色设计过程中技术性的制约与艺术性的社会需求紧密结合，突出反映一方面因素在另一方面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去适应目前国内动画产业发展中资金不足、思维混乱、后期开发疲软等现状，以全面辩证看待问题的方法，去探索符合市场的动画设计．

目前，国内商业动画发展程度尚未成熟，该阶段下的创作会很大程度受限于制作成本、制作手段、后期制作工艺等方面限制，这些因素会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动画影片的制作技术来看，二维方面目前占据大的市场份额的是Flas，已经为中国动画提升做出了很大贡献；三维方面采用的基本上是Maya与3DMAX两种国际流行的制作软件，但由于软件本身技术层次的不断提升，以及与其配套使用的周边技术不断更新，导致国内三维制作技术无法掌握最新的核心动态，因而大幅度滞后．故此，在设计角色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软件层面上所设置的“关卡”．

篇8

随着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及其形成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都是由行政性的强启动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经济衰退一般都会带来总体经济水平绝对量的下降，（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发生了五次经济周期波动：（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经济周期波动均出现经济的负增长。）造成经济的重大破坏。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四次经济周期波动（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则没有出现经济的负增长，属增长型的经济衰退，即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最低点，其经济总量的绝对水平并不下降（见表1）。出现这一情况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国仍处在短缺经济的状态下，市场制约的因素几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另外，它与如下情况也有一定的关系，即随着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扩大，我国已逐步采用了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措施，从而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和波动系数缩小，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增强。

表1中国GDP增长率的历次波动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在较长的转轨时期中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这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难以一步到位，经济周期波动仍呈现明显的“计划同期”（注：即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成为周期波动的直接原因，经济周期为国家的集中计划所推动。）的特征。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统收统支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方式表现为国家以向国有企业财政拨款的形式进行投资。在这种投资方式下，企业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国家，并具有争夺国家投资的强烈冲动。因此，每次经济增长的启动，一般都同时带来经济的“过热”，从而使经济周期带有明显的人为“计划”推动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初期，这一情况几乎没有改变。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几次因经济“过热”引起的经济大波动，均起因于国家投资的扩张。其中，第一次经济大波动发生在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计划者的冲动，即在当时确定了大量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为了克服这次经济波动的后果，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处于经济调整时期。

第二次经济大波动始于1984年。该年年底，我国决定把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并把部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下放。由于我国的“预算软约束”是一种制度性的软约束，它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产权关系。因此，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尚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只是把国家投资的财政渠道改为银行渠道，是不可能结束银企之间在资金链条上的体制性“软预算”约束状态的。正因为如此，在基本建设投资由拨款改为贷款后，便发生了银行竞发贷款、基本建设规模迅速扩大、社会消费需求膨胀、货币发行失控的情况。当时，政府曾设想以“软着陆”的方式缓解经济生活中日趋严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实际上财政、信贷“双紧”政策几度夭折，经济继续升温，通货膨胀不断升级，并在后来演变为1988年8月爆发的抢购风潮。这次由扩张性货币政策引发的工业超高速增长，在遭遇资源制约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即此前的两位数的高增长率和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已不复存在。当年，通货膨胀率第一次达到两位数，这迫使国家于该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实行紧缩的经济政策。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国有投资率先回落。1989年非国有投资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据此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持续发展推动时代的转折”。

在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体制下，国家与企业间的预算关系必然使企业表现出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谓投资“饥渴症”、与此同时，国有银行也把向国有企业提供资金看成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现的坏账寄希望于由国家的财政拨款冲抵，因而往往导致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期间，银行的信贷规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没有挡住又一次经济过热的到来。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第三次经济过热主要是由社会集资规模的急剧扩大和国有银行资金大量以非贷款方式流出（银行办企业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国家重新启动国有投资（以比非国有部门高出10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增长），并带动非国有部门投资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长率高达72％）后，经济过热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长率分别高达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从减少国有投资入手，开始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出现持续多年的经济“软着陆”。

以上情况表明，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式的改革，在转轨时期，旧体制因素仍广泛存在。它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调控方式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

1.国有投资的扩张与收缩仍是经济周期波动的直接推动力。资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间，我国实际投资增长与GNP的实际增长的相关系数高达79.5％，即GNP实际增长波动的近80％可用投资来解释；名义投资与名义GNP的相关关系系数则高达99％，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波动基本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页。）而在经济景气循环中，国有投资总是起着经济启动和收缩的先导作用。在国有投资确实启动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跟进；在国有投资收缩从而结束了经济景气时，非国有投资才会快速退出。

2.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过渡，未能解决预算软约束的问题，即对国有部门投资资金的无限供给会通过信贷膨胀的形式表现出来。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使用国家的财政拨款与使用国有银行的贷款并无本质区别，资金来源渠道的改变并未形成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硬约束。在此情况下，企业仍强烈地表现出“投资饥渴症”，只不过是从争夺财政拨款转而表现为争夺银行贷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银行贷款的规模受到国家的硬性限制时，企业也会力图通过其他形式筹资，如银行办企业、企业非法集资等。而一旦经济过热难以为继时，国家只能采取强制性的紧缩措施来控制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经济的剧烈震荡。

3.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源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特殊的产权关系，因此，只要企业归国家所有，企业的经营损益就最终仍由国家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直接由国家财政承担；当企业的资金来源于国有银行的贷款时，企业的经营损益通过国有银行这一中间环节间接地由国家财政承担。正是由于这种“软预算”约束，造成国有企业仍然缺乏竞争性和经营效益。这从国有企业的高额微观负债可以明显看到。1980年，国有企业的负债率为18.7％，到1994年，对12.39万户国有企业（含商业、金融业）清产核资，资产负债率高达75.05％，若扣除实际损失挂账，则高达83.3％。1995年国有企业亏损与赢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亏损则比赢利高出近1倍，国有企业基本上丧失了偿债能力。据工商银行调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产案8138件，其中后两年为5128件，占受理总数的63％，在破产加速后，银行的亏损率达85.1％。（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投资、周期波动与制度性紧缩效应》，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页。）在此情况下，国家财政不仅必须（如通过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而且要承担国有企业高负债导致的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国家成了潜在的国有企业债务的最终承担者。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微观负债最终总是要转化为政府的宏观负债的。很显然，宏观经济能否平稳运行，宏观经济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宏观政策本身，而且还需要微观层次的制度保证，即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转折及其效应

如上所述，由于转轨时期存在着两种体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在从传统的直接调控走向通过市场中介的间接调控的过程并不顺利，特别是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滞后，使经济发展从“计划-财政主导”阶段向“银行融资推进”阶段的过渡也受到严重的障碍。更为引人关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甚至发生了重大的逆向转折，即通过发行长期国债，增加对国有部门的投资，重新强化了国家主导经济发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也给我国经济带来一定的影响。但应当指出的是，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尚未开放，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1998年，我国外贸的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于该年5月曾出现负增长）。因此，客观而论，我国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强度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国内的经济形势。

自1993年7月实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后，我国经济的增长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长率分别为13.5％、12.6％、10.5％、9.6％和8.8％，而且，这种下滑趋势在继续（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为7.8％和7.1％）。在市场长期疲软的情况下，企业的兼并、破产加剧，失业人数剧增，国有企业下岗分流的人员每年约达1000余万人。与此同时，由于制度环境和经济形势的制约，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密集运用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改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降低准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措施。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产生明显的政策效果，经济下滑的趋势依然。很明显，货币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当狭小。

在此情况下，我国从1998年开始实行连续数年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1998～2002年，我国共发行长期国债6500亿元（注：②这一数字尚不包括用于临时财政支出的特殊国债。例如，1998年，为了提高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国家一次就发行了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各年的数额分别为：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和1400亿元），用于安排国债投资项目。这种超高强度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同效应。

1.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成效

应当肯定，在遭遇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经济增长滑坡的情况下，我国有必要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较大规模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从而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动了经济的继续发展。据有关部门测算，国债投资对GDP增长率的拉动，1998年为1.5个百分点，1999年为2个百分点，2000年为1.7个百分点，2001年为1.67个百分点左右。按照这个比例计算，1998～2001年，国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在各年GDP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0％、28％、21％和20％。（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经济环境趋紧、国内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这对于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无疑是必要的。

其次，国债投资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缓解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而引起的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其中，在国债投资的支持下，我国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国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枢纽工程25个、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75项、蓄滞洪区安全区建设22个，并拓展节水灌溉面积6500万亩。这些工程已在经济中发挥实际效用。在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方面，1998年以来的3年中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建设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公路新增通车里程约17.4万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国公路总里程达140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1.5万公里），铁路新增长度2070公里（其中复线里程586公里），水运航线、民航机场建设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项目。此外，粮食仓储设施、农村供电设施、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也取得重大进展。

最后，部分国债资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发长期国债后，预算中原准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资金，被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的保障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发放等。该年发行的高达2700亿元的特别国债，则被用于充实国有独资银行的资本金。这些均属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对于缓解改革风险、保持社会安定以及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转轨进程中某些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有明显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首先要分析的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负效应，即它重新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垄断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导致旧体制因素的复归。

其一，强化了一些部门的垄断趋势和国家机关的行政控制。

传统的计划经济是一种国家垄断和政府控制的经济，经济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断打破国家的经济垄断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从而促进经济的市场化和活跃经济主体之间的平等竞争。然而，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国家成为主导经济增长的主体，是与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别是国债投资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部门，更强化了国家对这些部门的垄断性控制，并进而强化了整个国家的行政垄断和直接管理。在推动扩张性财政政策过程中，我国出现了行政控制明显加强的趋向。例如，在粮棉购销体制改革后，由于个别地方出现抢购现象，国家曾经又恢复了对粮食和棉花的收购体制，取缔和禁绝私商的相关活动，由粮食部门和供销社垄断粮食和棉花的经营；当一些产业部门出现生产能力过剩时，价格的下跌本是正常现象，但国家在此情况下不是通过鼓励正常竞争促进产业集中和产业进步，而是倡导搞所谓行业“自律价格”，实际上是想通过价格卡特尔来抑制竞争，等等。

垄断的加强除了强化政府部门的行政控制外，还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在电力、通讯、铁路、民航等部门，这种利益集团往往依仗对国家经济资源的实际占有，千方百计地阻止民间资本的进入；它们画地为牢，排斥竞争，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损害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垄断会扭曲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造成垄断租金：一是通过垄断价格体现出来的社会福利损失，二是行业垄断部门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项费用，将自身低效运行的成本和发展投资的负担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根据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国垄断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大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内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却大大高于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1995～1999年期间，我国电力行业每个职工比其他行业职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该行业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资额为79.1亿元。1996年，在垄断行业的价格与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涨，而且上涨幅度大大高于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我国电力工业的资金利税率却仅为7.33％，与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铁路运输亏损13.8亿元，与1985年赢利64亿元相比，减利120％。市话亏损35.6亿元。邮政亏损70亿元。（注：过勇、胡鞍钢：《不可低估行政垄断造成的经济损失》，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7月13日。）由于垄断行业上缴的利润中包括了政府从国有投资中应得的回报、政府给予国有企业的大量补贴以及所得税返还、减免等优惠，因此，垄断行业多年来不仅耗散了本行业的巨额租金，而且也耗费了大量国家本应得到的财政收入。

事实表明，垄断的加强正在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当前，大部分被用于扩充国有经济的国债投资，实际上是民间资本转化而来的，这部分投资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当国有经济的发展加剧了经济的垄断时，垄断部门的寻租活动又必然阻滞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转轨过程中，在市场经济体系已初步确立的情况下，行政垄断的加强一方面表明国家计划经济权力的扩张，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垄断部门市场经济利益冲动的加剧，它实际上是这二者的结合。在此情况下，垄断行业的企业往往通过制定垄断价格，或依仗其垄断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种费用，最大限度地谋求本单位的经济利益，寻找并耗散其垄断租金。据2001年11月末的统计数字，国有企业赢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业大户，其中，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海油、国家电力公司五家企业的赢利合计占重点企业赢利总额的58％。（注：杨继绳：《凯思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有人担心，在当前的情况下，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国经济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二者的弊端。这种担心或许不是没有道理的。

其二，过分倚重财政扩张强化了转轨时期中金融市场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贷资金进一步集中流向国有部门。

金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神经中枢。在新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进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国家已逐渐摆脱在刺激经济增长中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倚重，转而着重通过调整货币供应量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我国在实行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后.也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的两大基本经济关系，从而使宏观经济管理逐渐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转为政府通过市场中介而进行的间接调控。在此情况下，提高金融调节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应是实现市场化的一个重要方面。然而，在国债投资日增、财政亦字扩大和银行不良贷款数额巨大的情况下，金融风险的积累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加之人们对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恋，因而在金融运作方式和监管方式上出现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强化。（1）金融发展出现了某种纵向一体化的倾向。例如，贷款权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国债投资扩大信贷发放的同时，信贷也明显向国家银行集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明显上升。该年1～11月，国家银行贷款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比重达78.5％，比上年同期高7.7个百分点，为近4年来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银行的合并，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等等。（2）经济启动主要依靠增发国债和银行的间接融资，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视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强化，中小企业（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为了刺激投资，1998年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连续三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并放宽了利率浮动的幅度。三次下调利率使贷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个百分点，由此减轻企业（主要是国有大企业）利息支出600亿元以上，降低国债利息负担300亿～400亿元。然而，对利率浮动的规定却对中小企业存在明显的歧视，即规定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对小企业的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现行的10％扩大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变。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现行的40％扩大为50％。（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货币政策分析》，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页。）很显然，关于利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对中小企业（主要是非国有企业）的融资是不利的。与此同时，民间金融仍基本上处于非法地位，这更使非国有经济和中小企业缺乏相应的融资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强和金融政策的进一步倾斜使信贷资金更加集中投向国有部门，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垄断地位。

3.扩张性财政政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隐患

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仅强化了国家的行政垄断，导致了某些方面旧体制因素的复归，而且也给正常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隐患。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财政赤字的迅速膨胀。1997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为582.42亿元。而在1998～2001年期间，各年的财政赤字则分别达到922.23亿元、1743.59亿元、2491.27亿元和2598亿元，年增长率分别为58.34％、89.06％、42.88％和4.28％。2001年的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倍。2002年的财政预算赤字更达3098亿元，比上年增长19.25％，并首次突破占GDP3％的国际警戒线。（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

由于国债资金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过长的回收周期和过低的投资收益率导致短期内难以获得投资收益，这就往往导致借新债还旧债的情况，使国债规模越来越大。2000年底，我国内债余额已达13000亿元人民币，外债余额达1500亿美元，内外债共计25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和2002年，债务余额进一步增加。（注：杨继绳：《凯恩斯依赖症》，载《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6月22日。）而且，上述数字尚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而这种隐性债务确实存在。它主要包括：（1）各级政府拖欠的公务员工资和养老保险欠款，以及国家粮食经营亏损挂账，等等。（2）地方政府（特别是县、乡两级）财政通过各种不规范的方法举借的债务（估计有1000亿元人民币）。（3）国有银行剥离出的1.4万亿元不良债权，经处理后，乐观估计能收回4000万亿元，损失的1万亿元将最终由国家财政承担。因此，我国的实际债务余额比公布的显性债务余额大得多。2002年3月，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回答与会者的提问时表示，当年我国的债务余额为8000多亿元，只占GDP的18％。显然，这里指的只是显性债务，如果加上隐性债务，比例将高得多。据楼继伟透露，到2002年，我国包括显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在内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世界银行曾估计是50％～70％，比较乐观的估计是40％～50％，而比较悲观的估计则达70％～100％。国外的经验数据表明，积累的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一般不应超过60％，我国的债务余额显然已突破了国际警戒线。

更为严重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使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财政支出的扩大，特别是国债的增加。2000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当年GDP的比例为36.81％，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8.63％。到2001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GDP的比例增长到38.43％，而国债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高达65％。这表明，GDP的增长主要是靠投资特别是国债投资推动的。中经网2002年8月2日刊载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宋国青的文章表明，1998～2000年的年平均总需求即名义GDP的增长率为6.3％，其中实际增长7.7％，价格下降1.3％。而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9.8％，财政赤字增长率达62.4％（因债务利息支出记账方式的改变，这里的财政支出和赤字的增长率略有高估）。很显然，以每年近20％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60％多的财政赤字增长率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肯定不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

还应指出的是，随着国债利率的下行，持有大量国债的金融机构积聚的风险更是不断增大。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于2002年8月2日的《2002年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表明，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的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比重达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量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在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投资人的情况下，存贷款利率的下行，一方面，大大压缩商业银行的赢利空间，对其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在国债品种、期限趋同的情况下，一旦风险突现，变现遭遇困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几点启示

篇9

1.宏观背景

（1）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

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经济区域化形成，为适应经济发展全球化和跨国化的需求，各国银行业通过大规模并购，以便为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金融一体化打破了资本流动的国别限制，加剧了各国银行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金融资源的争夺和利用，银行间的竞争也从国内逐渐转移到国际。银行获利的机会大大增加，但它们所面临的风险也相应增大。通过并购扩大银行规模，可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占领更多市场份额，同时多元化的业务和地域也能有效分散风险。

（2）金融管制的放松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金融监管当局为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和提高本国的金融运行效率，逐渐放松了对本国银行业的金融管制。金融管制的放松一方面使得一些银行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产生了通过并购向外进一步低成本扩张的需求，另一方面消除了银行间并购的一些法律和政策障碍，降低了并购的政策性风险，使得混业并购成为一种新的并购趋势。

（3）信息技术革命

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内的广泛运用，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之一。银行业务电子化、网络化成为未来银行发展的主要模式。银行竞争已不再表现为过去传统分支机构简单的铺张，而转向主要依靠电子化支付系统等技术手段的发达与先进程度。信息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大银行无疑在金融信息化产品的开发和应用上具备明显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共享电子化、网络化的金融资源是现代银行并购的一大特征。

（4）金融风险的易致性

金融一体化和金融自由化在提高各国金融运行效率的同时，也加大了各国银行所面临的金融风险。瞬息万变的经济金融环境、国际资本的频繁流动、银行体系的内在脆弱性，各国政府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同时，特别关注大银行，尤其是超大银行的经营运行状况，以防止其出现问题而导致大规模的金融恐慌。各国银行由此信奉“太大而不能倒闭”（TooBigtoFaU）的经营哲学，通过并购增大规模，在增强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又能潜在地寻求到政府的各种隐性担保。此外，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一些中小银行经常性地面临经营困境，有问题的中小银行虽然不会引起大规模的金融恐慌，但它同样增大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通过优势银行并购这些有问题银行可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稳定银行体系。

2.微观动因

（1）增强市场势力

银行并购后产生的最直观效应便是资本实力的增强，规模的扩大，同业竞争对手的减少，所占的市场份额相应地上升。较大规模的银行并购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区域性的垄断行为，在此基础上银行获得弹性较大的定价自，可以为其提供便利的长期获利机会。也正是因为如此，传统理论支持了政府对可能会导致垄断的横向或纵向并购活动的限制。但新的并购理论认为并购并不必然形成垄断价格，反而由于内部化后而节约交易费用使其价格下降，相应会使消费者和社会的净福利增加，这也是现代各国政府不再对银行并购过多干预的一大原因所在。

（2）改善银行效率

经过并购整合资源后的银行能提高各自效率，它们通常包含了管理层效率的提高或获取某种形式的协同效应，具体表现在管理协同效应（ManagingSynergy）和经营协同效应（OperatingSynergy），前者充分挖掘了被收购银行的生产资本与收购银行过剩的管理资本，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就产生了管理协同效应，后者是银行经营活动在达不到实现规模经济的潜在要求时，可以通过兼并以获得适度规模，将外部市场的交易费用内部化，降低交易费用，达到经营协同。此外，发达的银行并购市场使得经营低效的银行面临着随时被兼并的风险，这种外在压力促使银行管理层改善经营管理，从而达到增进银行效率的目的。

（3）追求转移效应

转移效应是由于市场势力、税法、会计惯例和证券交易法规以及政策规定等的作用而产生的收益再分配。从本质上说，这是兼并主体试图利用市场的不完善性加强自身在市场上讨价还价的能力以获取最大限度的经济利益，与此同时其他部门收益相对减少。银行并购的转移效应主要体现在税收转移、政府收入转移、资本市场价值转移、垄断转移等四个方面的效应。银行为追求转移效应动机而兼并所产生的社会资源的转移并不都是非效率的，关键在于社会资源被转移之后，在新的使用者手中能否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边际生产率是否提高。

（4）银行管理层动机

通常情况下，银行管理者有着扩大银行规模的内在冲动和自身利益动机。有学者研究表明管理者的收入与公司的成长率有密切的联系。管理者的薪金、股票期权、晋升机会以及社会地位和权力与公司规模的扩大的密切程度要比与利润增加的关系更大。所以，公司管理者偏好于并购的外部扩张战略实现公司规模的扩大，从而达到个人价值提升的目的。此外，银行管理者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一旦经营管理不善，会有随时被其他银行兼并或职位不保的风险。通过兼并对手的方式，保持规模优势和市场竞争力，可以降低管理者职位被替代的风险。

银行业并购不仅从微观上改善了银行个体的经济绩效，而且在宏观上改善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已从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史中得到了证明。对于加入WTO后的我国银行业而言，并购更是具有其特殊意义：并购可解决国有银行均衡的组织制度无法与非均衡的经济发展相匹配的矛盾，并购是我国银行业市场退出的有效制度安排，并购是解决新兴商业银行发展瓶颈的有效选择。在目前情况下，股份制商业银行用以并购为主的外延式扩张方式取代那种逐步设立机构、“步步为营”的内源式扩张方式，具有很大的诱惑力。它们能够运用其相对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激励手段，以壮大的银行规模为依托，塑造更佳的银行形象，满足多元的客户需求，提高金融业整体绩效水平。

二、我国银行业并购重组的总体战略框架安排

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必然也要引来重组分化的新时代。并购重组应遵循三个原则：（1）以提升效率为主基调，扩张银行规模边界。中国银行业在并购之前一定要练好“内功”，在撤消无效率部门、提高内部管理水平之后，再进行联合，（2）以产权变革为核心，引导经营方式的变革。要使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实现商业化经营，从本质上说，应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激励机制问题，另一个是银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3）；以银行业长远发展为指引，制定中短期并购目标。具体可考虑以下战略安排：

1.建立与跨国大银行相竞争的国有大银行体系

主要指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组织制度的重新安排，按照经济、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资产剥离，精简机构，实现集约化经营。

（1）撤消或出售银行的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重点是撤并县支行及其所属网点机构，以最低存贷款规模、经济效益、发展潜力和管理水平等考核指标作为实施依据。（2）为减少管理层次和信息传递的漏损，应合并国有商业银行省（自治区）一级分行与所在城市二级分行，或从众多的一级城市分行中选择大区管辖行。（3）国有银行适当放出一部分分支机构，以资产评估后的价值作为国家股，吸收地方财政、企业单位乃至银行员工和社会大众的入股，组成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4）四大国有银行以国家作为最终所有者，在产权上有最终同质性，它们之间的联合重组具备可能性，通过强强合并，组成超级银行，发挥强大的国际优势。

2.建立支持经济发展的高效率的银行体系

主要应发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体制优势，鼓励它们与国有银行以及相互之间的并购，壮大规模，优势互补。股份制商业银行是经过了现代企业制度改造的新兴银行，它们的历史包袱轻，在资本结构、组织制度，人才资源、产品创新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以之为核心的银行业并购将是促进我国银行绩效提升的重头戏。国有银行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合并会激发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冲击国有银行僵化的经营观念，带来全新的管理理念，这是不可多得的社会财富，无异于“催化剂”的作用。而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并购则有利于相互之间的交流沟通和经营网点及市场份额的增长，是在效率基础上达到规模经济的便捷之路。各商业银行在兼并方面都蠢蠢欲动，如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将用发行股票所得的5亿元资金进行收购兼并银行同业，即国内外收购或兼并那些有基础、有发展潜力的银行机构，使其逐步成为浦发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

3.建立国际性运营的银行体系

我国银行业以跨国境并购为契机，实现金融业的国际化发展。我国银行业的国际化程度总体不高，除中国银行在海外有较多的分支机构外，其他银行在海外设立机构少，规模与国际化程度极为不相称。近些年来，各银行都加强了海外业务拓展进程，在国外设立的代表处，分行不断涌现。然而现在国际金融业存在一种趋势：各国对国外银行在该国设立分支机构的审查较为严格，对经营的业务范围也有限制。如英国伦敦的金融机构已趋饱和，当局不再审批外资金融机构在当地设立分支。

而收购海外银行恰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机构拓展途径，可迅速占领跨国“桥头堡‘。总体而言，收购此举比国内银行自主设立机构的作法有利得多：（1）可突破国外对外资银行机构设立和业务范围的监管，以旧有的银行为依托，打开地区市场，并通过注资，实现更广的业务范围，（2）省去一大笔新银行的开办费，并省去新银行开办之初亏损的机会成本：（3）直接利用被收购行长期以来所构建的完整的运作制度和人才体系，减少新银行跨国并购整合阶段的风险：（4）学习先进的银行业管理经验，（5）我国银行具备选择主动权，根据银行的发展目标，自主地选择并购对象，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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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挑战分析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逐渐涌入我国国内，那么给当前会计教育教学活动带来极大的挑战，未来会计工作人员不仅需要熟悉我国会计准则，而且还需要了解国际会计准则，从而使其更好地投入到跨国企业工作活动中，另外，随着我国面临越来越多经济贸易壁垒后，使得我国国内企业遭到不少经济损失，为此，需要尽快协调好国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的关系，并且，还需要加强提高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力，从而有效应对国内经济贸易壁垒现象。

2.关于科学技术以及网络技术带来的挑战分析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得以全面开发，并且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样，会计活动中也普遍应用到网络技术以及信息技术，其中，会计电算化应用软件在企业财务处理活动中得以普遍应用，其不仅有效提高了会计自动化程度，而且还有效保障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准确性。与此同时，随着会计活动电算化应用软件的出现，企业会计管理系统以及业务系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至于对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其具备一定的会计业务处理能力，而且还需要熟悉财会管理知识，并且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知识等也是当前会计人员应该具备的，从而全面提高企业会计处理水平。

3.关于知识经济的出现而带来的挑战分析随着知识经济的出现，会计工作人员需要不断通过学习以及积累相关知识才能够适应当前新形势发展需求，加上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会计知识以及积累经验不断更新与出现，则会计工作人员需要加强学习，并且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意识，从而更好地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另外，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强调知识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无形资产以及人力资本等逐渐成为了各企业综合竞争能力的决定因素，因此，通过加强企业内部会计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才能够为企业提高综合竞争能力而提供有力保障。

二、探讨新形势背景下我国会计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途径以及建议

针对目前我国会计教育教学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笔者结合会计教育理念、专业教育体系等来探讨会计专业课程设计以及教育方法，从而有效保障改革后会计教育教学能够满足当前会计人才培养需求。

1.关于会计教育目标的树立分析笔者认为当前会计教育应选择分层次方法而进行树立不同的会计教育目标，这不仅与西方先进国家会计教育目标保持一致，而且使得不同教育目标培养的学生均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从而有效提高本校教育水平以及教学质量。

2.关于会计教育课程的设计分析在对会计教育课程进行设计的时候，首先需要了解跨级课程体系所包含的内容，例如：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然后针对不同专业需求而科学的整合其他相关教学内容，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未来会计工作人员除了具备一定专业技能水平，而且还需呀具备一定相关技术技能，从而使其全面发展而更好地投入会计工作活动中。

3.关于会计教育方法的改革以及有效对策分析传统的会计教育教学活动中，主要由教学教师讲授专业知识为主，不仅不利于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而且还不利于培养学生们的主观能动性，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教学教师需要结合当前素质教育政策实施初衷目的来进行教学活动中，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以及教学模式进行改革与创新，并且积极引进当代科学技术产品以及网络技术等教学资源作为教学手段，不仅使得学生们从中获得专业理论知识，而且还有效培养了学生们与专业有关的应用技术能力，从而促进其全面发展而更好地投身于会计工作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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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立“过程考核”教学考核模式

随着高职生源的变化，学生的学习综合素质和学习主动性有所下降，传统的理论考试或理论+实践的考试评价方式只能评价学生的学习结果，如果复习不到位，还往往造成大面积的不及格局面。高职教育以知识够用，掌握职业技能为导向，所以，评价方式应以学生是否掌握专业技能为主，兼顾学习过程及学习态度。过程考核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测试的考核方式，这种考核方式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改进，能够使学生获得亲身参与实践操作的体验，并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锻炼团队协作的能力。《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是一门理实一体的课程，为了更好地评价学生掌握包装容器造型设计的能力，过程考核的评价方式是该课程在考核方式上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过程课程教学上要求学生自主或团队完成15个工作任务，前面12个工作任务是每个5分，共60分，学生完成每个工作任务中相应包装容器的设计与制作，设计图为3分，成品实物为2分，学生完成任务后老师当场对作品进行评价和给分。后3个综合工作任务为每个10分，共30分，综合工作任务的实施以学生小组的形式完成，每组中组长分配每个组员不同的小任务，之后选取一个学生对本组的完成的工作任务在班级中进行陈述，其他组学生进行分析评价。最后还有10分为学生平时分享和团队协作能力的表现。同时，老师在整个教学过程变得很轻松，只要讲解适当的理论知识，之后整个课堂就以学生为主，老师只需要对学生的学习情况的进行全面掌控，充当评价的角色，待15个工作任务全部完成，该课程的教学也结束了，学生的成绩也出来了。整套过程考核设计中体现了更加公平，以及注重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养成“过程即结果”的正确观点，有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也有助于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

二、结合专业竞赛

以赛促学为了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掌握专业技能，开展技能竞赛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学生通过对《包装造型设计》的学习已经基本掌握了常规包装容器的设计和算法，在这样的基础再进行包装类设计大赛不但是对学生已有知识的考察，同时也是让学生发挥创新能力的一个机会。因此，在教学的后三分之一的时间，举办院级的包装结构设计大赛，比赛时间为五周，学生根据大赛主题设计作品，作品交给评审组后统一评审，得出各个奖项。为了能广泛地调动学生积极参加比赛，各奖项不但设有奖金，还将比赛结果与《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成绩相结合。在参加的艾司科全国包装结构设计大赛中先后有2人获优胜奖，12人获优秀奖，参加全国轻工类包装设计大赛获一等奖三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参加江淮杯工业设计大赛获优秀奖2名。通过竞赛的激励，可以锻炼学生的专业技能，让学生获得荣誉，有利于学生更好地就业，而且将比赛与课程教学紧密结合，大大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基于工作任务的教学内容，以完成具体工作任务为目的的教学设计，“过程即结果”的考核方式及以赛促学的激励措施使得《包装造型设计》课程教学模式在包装技术与设计专业中已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同时课程组老师们编写了《包装设计》实训指导书，该指导书在总结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突出职业技能的训练，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创新性，充分满足教学的需求。通过改革，该课程的教学效果得到显著提高，教学效果连续3年达到优秀。

作者：郑美琴涂亮单位：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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