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联解体、两极格局终结后的90年代到现在,国际恐怖主义与过去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 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多元化。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恐怖组织袭击的目标主要是政府首脑、军事首领、国家机关等。其中,政府首脑是恐怖袭击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恐怖组织主要是想通过打击政府的各种目标直接改变政治进程。主要事件有:1981年8月,伊朗总统拉贾伊、总理巴霍纳尔被暗杀;1982年9月,黎巴嫩当选总统马耶勒被暗杀;1984年10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遭炸弹袭击,幸免于难;1984年11月,印度总理英迪拉被暗杀;1986年2月,瑞典首相帕尔梅被枪杀;1988年6月土耳其总理被枪击轻伤;1989年11月黎巴嫩总统姆阿马得被炸身死;1991年,印度总理甘地被暗杀;1993年4月,南非共产党总书记哈尼遭暗杀;1993
年5月,斯里兰卡总统普里马达萨遇刺身亡等等。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除继续沿袭这种方式使许多政府首脑遇害外,还开始将无辜平民和许多外国游客作为袭击对象,大规模屠杀平民的事件剧增,这是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出现的新特征,同时也是当前恐怖主义活动中最令人忧虑的现象。
在恐怖主义制造的各种恐怖活动如爆炸、绑架、劫持飞机、杀害人质等事件中,无辜的平民成了他们实现目的筹码。例如:1995年3月20日,东京地铁毒气事件造成12人死亡,约有5500人中毒;1996年2月,耶路撒冷连续发生两起爆炸事件,死伤300多人;1997年9月18日和11月7日,埃及接连发生两起袭击外国游客事件,共有70多名外国游客遇害。1999年8月,车臣竟然炸毁了俄罗斯境内的4座居民楼,导致近300名平民死亡。 (2)(1)
第二,恐怖活动作案主体多样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失衡、人炸、粮食短缺、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与此相应,恐怖主义也从原来单一的政治恐怖主义向多目标的恐怖主义演化。当今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诸如反对核武器的研制和部署、抗议环境污染、爱好野生动物、反对科学进步等各种组织。有些组织已经不再是单纯地进行和平的游行示威,其中一些狂热分子也开始效法恐怖组织的做法。美国在90年代就发生过系列邮包炸弹案,是因为该组织反对科学进步。这些恐怖组织和个人并无明确的政治意愿和动机,盲目仇杀或制造爆炸事件只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和愤怒,或者是为了证明他们自身的存在。美国的“地球解放阵线”就是一个激进的环境保护组织。他们大肆进行纵火,曾焚烧过华盛顿大学的一幢教学楼,以此来抗议该大学在植物上进行生物技术研究。
第三,恐怖手段日益高科技化。
90年代以来,开始采用高科技手段从事恐怖活动,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加入到了恐怖集团中,拥有无线遥控的地雷等爆破器和先进的通讯、交通运输工具,使恐怖活动更加隐蔽。制造和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可能性和危险性也在进一步增大,并把袭击的范围扩大到经济和信息领域。例如: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投放了大量的沙林事件充分表明,世界上的一些已经具备了制造生化武器的能力,已经开始把生化武器用于恐怖活动。 (1)
(2) 胡凡,《国际恐怖主义与反恐斗争》,国防大学出版社,1999年5月版. 李慧智,《反恐学》,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除了生化武器以外,将来也有可能使用核武器对有关国家和人群进行攻击。随着苏联的解体,其庞大的核武器部分失控,一些核技术、核原料、核设备成为猎取的目标。例如: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也多次发生丢失核机密的严重事件。穆斯林极端武装分子在受审时证明,本拉登也曾试图购买铀,用来制造核武器。
随着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家安全的概念已从传统的领土安全扩展到包括信息安全、经济安全等在内的全方位安全,国际互联网将成为恐怖活动的新领域。一些恐怖组织开始选择以网络恐怖主义替代传统恐怖主义。已经开始对网络进行过多次重大攻击,其中包括重要的政府网站和金融网站,使其处于瘫痪状态。此种恐怖主义活动所产生的破坏性丝毫不比传统的恐怖主义的小,造成危害的速度更快、范围也更广,而袭击者本身的风险却非常小。
第四,恐怖活动组织方式日益国际化。
当前恐怖组织分工明晰,组织计划性很强,活动资金与武器的获取、转移、利用,活动的策划等都有相应的人员负责,有各自的组织纪律,有步骤、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恐怖主义活动的特性日益明显。冷战结束后,恐怖组织开始共享情报、技术、资金和人力,并且开始进行跨国性发展,即在本国以外组织武装团伙。同时各恐怖组织之间开始建立联系,形成了一定的网络。例如:本拉登的恐怖组织在沙特、苏丹、埃及、也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等国建立了都基层组织,所以进行恐怖活动时也是分工协同,互相配合。(1)
恐怖主义的这些新特征和发展的新趋势,加剧了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恐怖主义行为制造的悲剧令世界人民震惊和不安。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社会应该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恐怖主义活动予以防范和打击。下面简略谈一下反恐策略和原则。
二、国际反恐的原则和策略
随着恐怖主义的跨国化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地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自恃强大的美国为了打击本拉登的国际恐怖网络,也不得不奔走于世界各地,寻[！]求其他国家的支持。所以,在国际反恐战役中,各个国家必须遵守(1) 张毓诗,《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
一定的原则,采取一定的行之有效的策略,才能将反恐怖斗争进行到底。
第一,杜绝反恐怖的“双重标准”和“以暴制暴”的反恐怖方式。
个别大国在对待反恐怖问题上一直采取“双重标准”,使
得国际反恐局势不容乐观,甚至出现越反越恐的局面。例如:美国将对实施“9·11”恐怖事件的组织定义为恐怖主义组织,而面对俄罗斯车臣分裂分子则采取绥靖政策,并把俄罗斯对车臣的打击视为侵犯人权的现象,其用意不难理解。美国在反恐怖方面采取的这一政策,实质上分化了国际反恐阵线,进一步助长了恐怖组织的嚣张气焰。伊拉克战争即是个别大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偏离了反恐轨道,违背反恐初衷而采取“双重标准”的典型案例。同时在反恐方式上,一定要坚决杜绝无限制的“以暴制暴”。单纯的以暴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对抗,只会陷入如同恐怖主义一样的怪圈里。所以,对恐怖主义进行军事打击不是万能的,只有综合整治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例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后,当地的局势不但没有缓和,恐怖主义反而愈演愈烈。这充分说明了单纯的武力报复是不可取的。 (2)(1) 第二,必须加强反恐的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反恐。
恐怖主义组织分散于世界上许多国家,并且国际也发动跨国恐怖活动。所以仅靠单一的国家,难以杜绝恐怖主义的袭扰。各个国家必须联合起来进行反恐。当前国际反恐怖合作形式主要有两种:双边反恐怖合作和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双边反恐怖合作主要出现在有着共同的边界,同时有一个或数个恐怖组织对两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但是这种合作只能解决一些局部性的恐怖主义问题。例如:英国和爱尔兰、法国和西班牙、美国与以色列、埃及和苏丹等,都已经达成相关的反恐怖合作协议、协定、公约等。地区性反恐怖合作发展得比较迅速,90年代以来,有许多国家加入了地区性组织,加强反恐怖斗争合作。例如:上海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海湾合作委员会等。
但同时美国的单边主义反恐怖政策抛弃了联合国的主导作用,伊拉克战争就是其单边主义政策结下的一颗恶果。战后的伊拉克动乱不断,暴力行动频频升级,并将整个中东局势拖向更危险的境地。美国在反恐怖斗争中一意孤行地采取单边主义政策,严重破坏了反恐战线的团结,影响了反恐怖斗争的效果,给反恐怖斗争带来严重的损失。
第三,反恐怖合作应以联合国为中心。 (1) 杨扬,《国际反恐:任重道远》,党政干部学刊,2005年第1期
杨洁勉,赵念渝,《国际恐怖主义与当代国际关系——“9·11”事件的冲击和影响》,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
美国向来绕开联合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但是效果甚微,反而将自身陷入战争的泥潭。从反恐怖战斗三年的时间看,联合国应成为反恐的大本营,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反恐合作是最终方向。在消除恐怖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一些国际组织尤其是联合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单靠一个国家或若干军事强国的武器和军队是不足以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它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需要就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达成理解和共识,建立起相互信任、和平共处的机制。
关键词：增值税转型；石化业；影响力；纳税人标准
一、增值税转型改革的背景和内容
为全面应对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时要求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鼓励企业技术改造。
所谓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指将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即在征收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目前国际上普遍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即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此次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自2009年1月1日起，在维持现行增值税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全国范围内（不分地区和行业）的所有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抵扣其新购进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额，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结转下期继续抵扣。为预防出现税收漏洞，将与企业技术更新无关，且容易混为个人消费的应征消费税的小汽车、摩托车和游艇排除在上述设备范围之外。同时，作为转型改革的配套措施，将相应取消进口设备增值税免税政策和外商投资企业采购国产设备增值税退税政策，将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将矿产品增值税税率恢复到17%。
二、对石化行业产生的影响
作为此次改革试点中行业之一的石化行业，受改革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
（一）增值税改革对石化行业及其重点公司的影响
增值税改革对利润和现金流影响的计算方法：假定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金额为FA（且未来几年均保持在这一金额），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为10年，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7%，所得税税率为25%；城市维建及教育费附加比率为10%。
增值税改革对净利润的影响：
第一年净利润增长={FA*17%/10+（FA*17%*10%）}*（1-25%）=0.0255*FA
第二年净利润增长=FA*17%/10*(1-25%)+0.0255FA=0.03825*FA
第三年净利润增长=FA*17%/10*(1-25%)*2+0.0255FA
=0.05100*FA
增值税改革对现金流的影响：现金流变动额=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销项增值税和城市为减税-所得税增加额
第一年现金流变动=FA*17%+FA*17%*10%-﹛FA*17%/10+（FA*17%*10%）﹜*25%=FA*（0.17+0.017-0.0085）=0.1785*FA
第二年现金流变动=FA*（0.17+0.017）-﹛（FA*17%/10）*2+FA*17%*10%﹜*25%=FA*（0.17+0.017-0.1275）=0.17425*FA
第三年现金流变动=FA*（0.17+0.017）-﹛（FA*17%/10）*3+FA*17%*10%﹜*25%=FA*（0.17+0.017-0.017）=0.1700*FA
由此可以看出，增值税改革后，净利润和经营性现金流均呈现增长态势，企业的经营环境也将得到有效改善。
（二）增值税改革对石化行业的影响增值税改革将有助于石化行业盈利的提升
2007年石化行业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加了585亿元，如果固定资产投资的进项增值税能全部单列，并从固定资产成本中扣除，那么石化行业将节省99.45亿元，假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为10年，那么每年节省的折旧费用将达到9.9亿元。
（三）增值税改革对重点公司的影响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是所有上市公司中固定资产投资最多的两家上市公司。因而从绝对额来看，这两家公司受增值税改革的影响最为明显。假定增值税改革从2009年1月1日起执行，同时未来几年的投资与2007年基本持平，即中国石油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800亿元，中国石化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为1100亿元（且这些固定资产投资都属于允许抵扣的固定资产范畴）。
值税改革将会使石化公司现金流状况明显好转。数据显示，在增值税改革后，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的经营性现金流每年增长300亿元和200亿元，这将大大缓解两家公司目前现金流紧张的局面。
三、负面影响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增值税转型改革给石化行业带来利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负面影响。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去年以来的货币和银行信贷的宽松，导致了投资的高速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以GDP增长率2.9倍的速度增长，部分行业也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投资过热的迹象。此外，人民银行报告显示，2003年末，广义货币M2余额22.1万亿元，同比增长19.6%，尽管年末略有回落，但是5～11月份，广义货币增长都在20%以上，货币的过量供应，有可能积聚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后会表现为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2003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由负转正，特别是生产资料价格和粮食价格上涨较快，分别从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方面推动物价上升。在通货膨胀压力逐步加大的情况下，对于增值税的转型会进一步加剧局部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的压力的忧虑也不无道理。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看，在经济出现逐步下降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推进投资的作用，可以起到保护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经济增长旺盛的时候，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有可能加剧通货膨胀的程度。实际上，在资本有机构成越来越高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愈快，固定资产投资愈多，消费型增值税也就越刺激投资的膨胀。增值税转型形成对通货膨胀的刺激效应。为了保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我们不能不对消费型增值税刺激投资膨胀的影响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研究。
增值税转型对就业的影响不容忽视。有利的一面是，由于增值税税负的降低，企业愿意买更多的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从而刺激出口的增长，这可能会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而不利的一面是，机器替代工人。一是由于设备的更新，技术的进步，会淘汰掉一部分技术跟不上设备更新速度的工人。此外，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企业雇用一个工人需要缴纳更多的税费，而税负的降低，使得机器设备的成本也有所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与机器设备的成本之比相对于增值税转型之前有所上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机器手代替人工手。在我国目前就业压力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虽然增值税转型对就业的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孰大，尚需长期观察，增值税改革对就业的影响必须引起重视。
四、对策建议
（一）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监测，引导企业良性发展
做好石化经济运行中的调查研究；密切关注石油、化肥、农药等农资产品的生产运行情况，了解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政策措施建议，为保证工业、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做好服务；认真做好行业投资情况分析，对产能增长过猛、投资增长偏快的行业进行跟踪并及时与相关政府部门沟通，防止出现投资过热，引导行业又好又快发展。
（二）结构调整，促进发展
目前，石化行业的企业努力向上下游发展，延长产业链，已成为一种趋势，这对于有效应对当前原材料价格上涨，合理实现产业链的价格转移，提高自身竞争力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要把推动上下游产业一体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落实。
（三）通过各类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
另一方面，组建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实体，推出公益性岗位。
（四）重新认定纳税人标准
我国应吸收相关国家经验，重新调整纳税人划分标准，扩大一般纳税人范围，提高一般纳税人占全部纳税人的比重，使纳税人结构呈正常分布状态，以保证增值税拥有必要规模的一般纳税主体，确保增值税的抵扣链条广泛延伸、内在机制有效运行，以利于增值税管理，凸现增值税在石油化工行业的固有功能。
要提高我国石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就要取长补短，面对增值税改革大势所趋的现实。
参考文献
[1]邓勇．增值税改革对行业的影响．中财网，2008-10-21．
【论文摘要】 伴随着国际贸易的增长，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比以往有了明显的增加，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和新的形势。面对日益频繁、复杂的贸易摩擦，本文提出15条新对策以供业内同仁探讨。 【论文关键词】 国际贸易 摩擦形势 新对策 一、国际贸易摩擦形势的新特点 当前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呈现两个新特点：(1)正在上台阶；(2)日趋激烈化。上台阶是指正在上第三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是关税壁垒、行政保护措施；第二个台阶是世贸组织允许各成员国采取上到新的第三个台阶，即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是一国（地区）为维护本国(地区)公民、动植物、环境安全、防欺诈、保证产品质量和贸易秩序而采取的强制性的或自愿性的技术措施。这些措施将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商品、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进入该国（地区）市场产生影响。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手段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正确使用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维护本国产业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是过度使用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两种目的使用技术性贸易保护措施，使技术性贸易摩擦形势复杂化。 使用其他贸易壁垒手段也同样存在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国家、地区，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目的，使用不同的贸易壁垒措施，就使得当前国际贸易摩擦更加频繁化、复杂化、尖锐化。这将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的一个总趋势、总特点。 二、国际贸易摩擦新形势 1.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摩擦的总体情况 （1)运用贸易救济措施情况 面对激烈的国际贸易摩擦形势，贸易救济手段也成为中国应对贸易摩擦的手段之一。截至目前，中国对进口产品共发起反倾销调查44起，保障措施调查1起。案件涉及化工、钢铁、轻工、纺织、电子五大行业的42类产品，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案件集中在化工行业。国内参与案件申请的企业已近200家，遍布全国25个省(市、区)。 (2)我国遭受国外贸易救济措施情况 根据世贸组织统计，1995年～2007年，中国始终是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1979年～2007年，已有30多个国家（地区）发起了700起涉及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及特保调查案件，其中，反倾销调查近600起，反补贴调查5起，保障措施调查50余起，特保调查10余起，涉及商品4000多种。2011年，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了59起“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调查。 2.我国三分之二的机电出口产品将受到欧盟环保双指令影响 2003年2月13日，欧盟颁布了ROHS指令和WEEE指令，并于2005年下半年和200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欧盟双指令的实施将对我国三分之二的机电出口产品造成重大影响。这是国际上首批的应对欧盟两指令的行业标准。 3.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 2003年9月，美国纺织品制造商协会等组织提出针对中国针织布、胸衣和袍服实施保障措施的申请。2011年8月19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正式受理该申请。2011年11月18日，美国政府启动了贸易保障条款。尽管目前中美纺织品贸易争端已经落幕，但类似的事件并没有终结。 4.美国将收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 美国商务部透露，依照近期将出台的新出口法，美国将收紧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的禁运范围，同时“出口许可证”的受限范围也将从目前占全部出口的1.5%升至10%以上。 5.中欧鞋业争端 中欧成功解决纺织品贸易纠纷后的2005年6月，欧洲各地的制鞋业者举行示威，抗议自中国进口的皮鞋数量自2005年年初起激增近7倍。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向欧盟委员会建议启动针对中国鞋的“反倾销”调查。目前，欧盟延迟对中国鞋设限，主要由于中欧双方在贸易数据上存在着较大差距。 6.中美钢铁业争端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前不久向中国钢铁企业发出美国可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预警。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05年1～4月，中国对美钢铁出口同比增长247%。在中国等7个有“倾销”嫌疑的国家中，巴西、加拿大已经受到倾销指控。美国商务部开始就中国钢材“扰乱”美国市场搜集证据。 7.中美知识产权保护争端 以打击知识产权侵权为主的美国“337条款”已显示出越来越大的威力，2005年上半年，已有7种中国产品被立案调查，包括DVD、拖拉机、药品、汞电池、油墨打印机等。337 调查耗时短、打击面广、应诉复杂、诉讼费用高（一般都在百万美元以上），单个中国企业应诉难度较大。而不应诉就视为败诉，产品将受阻于美国市场。 8.中日纺织品争端 日本在2011年制定了《应对中国纺织品特别措施》。该措施规定，以最近1年中国对日出口纺织品的数量为基数，其增长幅度不能超过7.5%，毛制品不能超过6%。一旦中国产纤维纺织品对日出口剧增，超过此幅度，就可能扰乱日本纺织品市场，日方将对中国纺织品实施进口数量限制。 9.反倾销应诉不断有新成果，这将增强我国企业反摩擦的信心 最近，欧盟对我国的铸铁产品，主要是井盖类铸铁产品作出反倾销终裁。我国河北等地有5家企业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并得到零税率。另有5家企业获得了18%～37%的单独税率。涉案企业积极应诉取得了良好效果。 10.总体贸易摩擦态势仍在加剧 2005年上半年，我国遭受的贸易救济措施已经超过了2011年同期。而且总体贸易摩擦态势仍在加剧，形势更加复杂化，花样也不断翻新。贸易摩擦除了针对产品及其价格外，已经开始涉及到中国的体制和制度，最突出的是美国对人民币汇率的攻击，体现出贸易摩擦有深入和升级的趋势。 三、国际贸易摩擦新对策 1.战略上冷静观察，战术上积极应对 应该看到，出现贸易摩擦是必然现象。我们应当冷静观察，研究驾驭贸易争端的规律，制定我们的贸易战略。各地、各级政府贸易主管部门应该积极组织起来，加强应对指导，培训应对技能，提高应对策略，增强应对积极性，战术上做到知己知彼，不断打胜仗，开拓新局面。中介机构把产业界、法律界、研究界团结起来、组织起来，积极应对新的贸易摩擦义不容辞。 2.推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中国外贸快速发展，但是粗放型的模式必然要受到中国自身的资源条件等限制，因此，必须向“效益导向型”转变，要以质取胜、以高技术取胜。优化出口结构，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缓解贸易摩擦的治本之策。国家应当制定新的政策措施，引导对外贸易总体格局和出口企业加快向效益导向型转变。 3.加强商(协)会职能，加快中介组织法制建设 在应对贸易摩擦中，加强商(协)会职能，对于搞好行业自律十分重要。一是要制定商(协)会法，确立商(协)会的法律地位。二是确立商(协)会组织的进入制度。中介组织应分两类:（1）公法中介组织，企业必须加入，为义务制；（2）私法中介组织，为自愿制。由此可以全部覆盖企业面，使之全部进入中介组织，以利于加强组织和管理，还可使公法、私法中介组织明确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作用。公法中介组织强化管理，可彻底消灭多年来企业间出口“竞相压价、恶性竞争、自毁长城、损人害己、损害国家利益”的顽症。 4.善用规则，主动出击 应对贸易争端不仅要在既定的规则下解决已发生的贸易争端，而且应积极参与制定规则、改进国际贸易规则。从规则上消除对我国出口不利的根源，从源头上降低贸易摩擦的风险。变被动为主动，变后期应对为前期预防。 5.收集国际标准和技术法规，制定我国应对策略 我国应建立专门的机构，收集研究主要贸易国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特别是那些正在制订中的规则。同时，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咨询点的窗口作用，收集相关的信息，了解各成员政府、工商及经贸团体采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具体规则，及早得到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信息，制定我国的应对策略。 6.建立相关的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机构，为国内企业提供服务 出口贸易涉及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问题越来越多，建立相应的信息服务机构，了解和掌握世贸组织各主要成员有关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为出口企业做好咨询服务工作，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中介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 7.尽快建立我国的技术标准和法规体系 用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等手段合法地保护国内市场和产业经济安全，已经成为国际通行做法。世界各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竞争已经提前到了研发期。我国是一个大国，建立我国的技术标准和法规，健全和完善认证制度，具有人口数量基础和国际意义，要在标准制定权上“占天时、夺地利、掌握制空权”。 8.推行认证制度，整顿认证秩序 推行认证制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和产品质量水平，获得国际市场信誉。要积极推行国际质量保证体系认证、产品认证，重视ISO9000系列标准认证工作 。目前，我国的认证制度和机构需要整顿。认证制度与收费制度不规范，认证流于形式，受证企业质量依旧低下。此类现象越来越多，不符合国际规则，也不符合标准本身，需要认真整顿，保证认证制度的良好前景。 9.加强我国产业安全工作 维护产业安全工作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应当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要加强对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研究，掌握新的贸易和技术标准。加强与境外同行的学习交流，总结经验、扩大思路、创新方法，制定一套能够适应我国产业安全工作并可以充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和措施。 10.积极开展产业损害预警工作 加强产业损害、进出口秩序预警应对工作，设立预警协调机制。贸易救济措施主管部门要指导产业、中介组织和地方主管部门对未立案的产业受损情况定期进行调查研究，通过预警工作，把产业安全工作前置化。 11.做好受损产业的跟踪工作 加强对受损产业的指导和协调，要把促进受损产业恢复发展工作作为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还要注意抓住国内重点产业（如化工等产业）和重点产品的安全工作；建立跟踪机制和统计制度，把指导行业开展产业安全的工作逐步提高和深化。 12.积极引导产业建立贸易救济联盟 联盟对企业的支持主要通过信息咨询、培训、科研支持以及贸易争端中形成合力等形式维护会员和产业利益来实现。联盟多以中小企业共同组建实体联盟为主，覆盖企业多，对产业保护力度强，及时对进口产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采取措施，保护联盟企业的利益。 13.创新市场准入制度 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要在保护国内产业安全工作中建立市场准入制度和落后技术产业、企业退出、转优机制，防止过度重复建设。要建立一套评估指标和技术指标，促进优势产业、高新技术产业，有前途、有需求产品的发展。限制和不支持落后产业的进入和发展。有鉴别、有目的、有区分地保护和支持受损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14.建立受损产业扶持发展基金制度 实践证明，仅靠贸易救济措施并不能完全、快速地消除损害，而且一些受到损害的幼稚产业也需要大力扶持才能继续发展。此外，为了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必须拥有扶持发展基金的财力支持和引导，才能实现产业的恢复发展和提高。因此，建立受损产业扶持发展基金制度是维护我国产业安全和促进我国外贸发展的必要条件。 15.建立我国的贸易保护体系 要制定适当的配套措施，与进口限制相协调，适当保护国内特定产业。对高技术产业、汽车产业、重点农产品等要协调运用配额和许可证管理，加强合法保护。要制定适当的配套措施，与保留的补贴项目相协调，适当保护国内产业。世贸组织规则允许的多项补贴项目，包括地方预算可以提供给严重亏损的国有企业补贴，一定范围的税收减免，国家政策性银行贷款，用于扶贫的直接拨款和贷款，科研开发基金，部分基础设施基金，减免税和退税，重要能源产品补贴，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的企业所得税减免，高科技企业以及贫困地区企业等所得税减免。要运用好这些规则，适当保护国内产业。
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9·11”事件促使美国对其外交政策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思和调整，重点是反思与调整其对大国的政策思路。布什政府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上台之初对中、俄采取的强硬态度，将其对中、俄政策基调由消极面较多转为积极面增加。布什在发动对阿富汗战争四个月后接连两次来华同主席举行会谈，双方就中美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建立高层战略对话机制、全面扩大双边合作和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年内访美等重大问题达成共识。中美关系走出了“撞机事件”造成的低谷和阴影，回归基本正常发展的轨道。最近，副主席对美国进行了成功访问，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良好发展势头。美俄关系明显改善，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双方对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和建立新的战略关系框架立场接近，达成初步共识，尤其在反恐战争中进行了全面合作。两国虽在美发展国家导弹防御问题上分歧依旧，但普京总统明确表示，美退出《反导条约》不会影响俄美关系。这些标志着美俄关系进入了以加强合作、协调为主要特点的新阶段。美国还密切了同欧盟与日本等主要盟国的关系，相互合作、协调明显增强。欧、俄、中、日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合作也有新的发展。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带动世界地缘政治重心地区——欧亚大陆局势趋向稳定与缓和。
各国特别是大国的安全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促使其朝着削减国与国对抗，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总体安全的方向调整军事和国家安全战略。“9·11”和反恐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安全观。这可从三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层面是各国尤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重新认识什么是对其安全的现实威胁。在此之前，它们一直把中、俄等非西方国家视为对其威胁之源，并主要以此展开其安全战略布局。“9·11”后它们开始认识到国际恐怖主义才是对其安全的真正威胁，才是它们的主要敌人。美及其盟国表示，打击恐怖主义是它们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当务之急和中心目标。同时，对付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挑战非一国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进行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使得国与国安全关系中的“零和”性质降低，共存与合作共赢意识增强。第二个层面是各国重新认识怎样才能维护国家安全。在传统认识上，一个国家拥有庞大军事力量就能克敌致胜，维护本国安全。“9·11”打破了这种传统理念。美国军事力量世界第一，不但拥有最强大的进攻性武力，还拥有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并竭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以确保其绝对安全。但在奇袭下，所有这些最强大和最先进的攻防手段都不起作用，美国本土遭到空前惨重的打击。这表明，在现代条件下，在非对称手段袭击下，即使掌握绝对优势军力的国家，也无法确保本国的“绝对安全”。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7-0153-03
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对当前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分析，阐述了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是时代的主旋律、[1]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做出了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一系列处理国际事务、解决国际争端的新的科学判断。
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紧密结合国内国际形势，针对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增强理解执行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性的思想品德教育必修课。因此，为提高大学生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政策水平，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下简称理论体系）指导形势与政策课中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不但符合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要求，而且符合形势与政策课综合性、实践性和针对性的特点。
一、运用理论体系确定讲解国际形势部分的立足点
1.国际形势讲解要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
观察形势的立场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观察形势，能否抓住形势的主流和本质。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基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代中国的基本社会状况作了科学分析和判断，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经历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才能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是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立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历史阶段，是当代中国基本国情。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党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迅速激发了社会主义的活力，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我国外交成果丰硕，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只有立足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基本国情，才能更好地放眼世界舞台，判断国际形势，充分认识我国为创造改革开放良好外部环境所接受的挑战和做出的选择。
2.国际形势的讲解要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
民族振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方向。振兴中华是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毕生追求的目标。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本世纪上半叶，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两个宏伟目标，这就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讲解国际形势，要求教师立足于民族振兴的高度，使学生认识到国际形势部分要讲述的国家关系、世界组织、经济格局，都不同程度地能为我国进一步抓住利用国际资源、扩大对外开放的良好机遇提供决策帮助，引导青年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审视和观察世界，明确时代赋予青年人的光荣使命。
二、运用理论体系中的国际战略思想把握国际形势部分的讲解内容
国际战略是一个国家为了争取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国际环境，在一定时期内的对外关系中带全局性和相对稳定性的谋划。它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和一定时期国内外的实际状况，是其国内发展战略的延展。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国际战略理论，逐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学说，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其中的“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辨明时展主题、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实现机动灵活策略”的红线是分析和看待国际形势的正确指导。[3]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2-0021-07 收稿日期：2010-08-17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文献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
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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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4-01
一、多种学科资源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校内公共必修课，每一位学生在讲座中感受到当前丰富而多变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也会体会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而做出的政策选择。形势与政策课程使大学生从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现实责任感。
1.形势教学的时代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分为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教材，源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教育部社科司每个学期都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例如，2013年上半年教育教学要点就以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分别列出国内和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国内和国际教学要点，都包含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国内教学要点有：学习十精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握2013年经济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等。2013年上半年国内形势政策教学要点，包涵了经济部分、政治部分、社会管理部分等，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教学中深入浅出的讲好这些专题，必须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功底。2013年上半年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认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学习十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阐述等。这些国际要点涵盖了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
每一期国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社会形势等，基本涵盖当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五位一体”的布局。每一期国际形势政策要点，包涵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等，基本涵盖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政治规则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态势。这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每学期都会讲述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国际军事布局的变化。通过单个经济专题的讲述，使学生明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大致走向和趋势。在此基础上，需要分专题、分模块具体分析各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内外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形势教学的时代性决定了多学科资源在形势政策课程中的运用。
2.政策教学的时效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在形势阐述的基础上，明晰党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政策部署。讲述在党和政府在形势基础上的政策等一系列抉择，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衔接性环节。政策既包括原则性、理论性的大政方针，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党的十精神要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等，也包括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形势做出的具体阶段性政策措施。
二、多学科资源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专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有自身的特点，形势内容讲授的多样性和政策内涵的深入性共同构成了课程教学的特色。形势讲述涉及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等多方面。形势内容讲述的多样性，要求教师能够把握好所讲的形势热点难点专题。
2.教师教学水平与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包括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大部分。政策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使大学生明晰当前国家政策的选择、变化和走向趋势，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政策变化的初步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变化的表面简单现象。进入新世纪，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的变化、选择和走势。
三、以多学科资源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提升的路径
1.整合多学科资源，扩展多学科教师结构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多学科教师结构，适应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特点，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包括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虽然有多个学科的教师授课，但是整体而言，教师专业结构显得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需求，也不能满足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需要。高校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水平，必须整合多学科资源，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科资源投入，吸纳多元化专业教师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专职和兼职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专业结构应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多样性特点非常鲜明，不同的专题体现不同的专业特色。国内经济形势和特征专题，应当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模式。
2.加强教师自我提升与培训，提高形势政策教学质量
除了高校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多学科资源的投入之外，现有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的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现有形势与政策专职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实际工作，其课堂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增强。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可以按照不同教师的专业特色进行加强。教师讲授专题可以根据自身专长进行划分，然后长期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题讲授。这样以来，长期的教学实践会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也使教师不断加强某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应当重视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积极参加国家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参与全国、各省组织的学术理论研讨会等，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特别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专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1“三贴近”的概念界定
“三贴近”是我们为了研究和表述的方便，定义的一个概念。简单地说，“三贴近”就是指“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三贴近”就是要使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要尽可能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学生。贴近实际就是要使形势与政策教学在我们党的大政方针指引下，贴近我们时下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贴近我们的国内国际实际情况，做到我们的教学有的放矢；贴近生活，就是要使我们的教学在内容选择上，尽量多考虑选取与现实生活贴近的内容，避免“高、大、空”；贴近学生，就是要让我们的教学反应学生的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仅增长学生的知识，而且增强学生分析、判断形势与处理相应问题的能力。我们课题组的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就是要通过“三贴近”原则和方法，改进我们的教学，提高教学质量，增强教学效果，使之真正发挥好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主渠道作用。
2“三贴近”的实施要解决的难点
2.1领导重视难
高职院校不少领导都认为必修的基础课和概论课程， 再加上每学期学工处牵头的党课和团课以及政治辅导员日常管理中的教育， 思想政治课程占用课时太多了，况且当今信息传播渠道广，不少领导也认为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主动获取有关形势与政策的信息，再开设形势与政策课已是多余。因此，16节的短课时形势与政策课程往往被有些高职学校压缩，课时不足，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2.2教学内容选取难
形势与政策课程课时少，要讲的内容很多，在如此繁多的内容中要精挑细选，一要有基本原理，二要有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三要有关系到国家和学生个人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仅仅要达到这三个基本要求，每个要求要讲深讲透，就必将大大超过国家规定课时。因此，在内容选取上，思政课领导和教师都感到非常头痛。
2.3形势与政策解析分寸把握难
形势与政策课程虽然只开两个学期，每个学期只开8节课，一个月上完，但它绝不是一门好上的课。我们思政课教师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都有这种感受：已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不愿讲，因为结果已明了。就好比是一场盛大的足球赛，但结果已知道了，再有耐心的球迷也不愿再看了，所以，教师讲起来味同嚼醋，学生也耳朵起了茧子，很不乐意听。对正在进行中的事件，又不敢讲，怕出错。比如中日之争，很多教师对争端的来龙去脉并没有完全讲透，对可能的结果不敢拿出自己的观点，人云亦云，不能吸引学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分寸难于把握。
2.4形成普遍认可的固化教学模式难
这门课程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内容多、杂、涉及面广、缺乏系统性，因此难于有一个统一的固化的教学模式。虽然笼统而言，就是多媒体辅助教学模式，但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学生准备和课堂状况，利用熟练的教学艺术，灵活运用教学方式方法，将PPT课件内容活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优化教学效果。
2.5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教学效果难
高职学生总体来讲，基础比较差，而且学习方法和能力欠缺，对文化课学习兴趣不浓。形势与政策的内容不仅我们思政课堂上讲，党课、团课也讲，辅导员训话也讲，像国际国内热点问题，互联网上更是铺天盖地的报道评论，很多东西，你没讲，学生都已知道了，可能你讲的还没有网上评论的令学生信服。因此，要激发学生兴趣难，教学效果难于保证。但也不能不讲，学生知道了这个问题，是好事不是坏事，关键是要进一步引导他们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分析形势，正确处理热点事件的能力，涉及到国家政策，学会理解国家政策出台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科学性。
3如何使形势与政策教学做到 “三贴近”
3.1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贴近实际
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和“十二五”规划发展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社会矛盾较为明显的大变革、大发展和大跨越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和价值诉求，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也不断发生着变化。形势与政策教学要贴近实际已成为在新形势下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必须表达的现实诉求。
第一，贴近国内外经济和政治形势实际。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联系日渐紧密，国内经济形势与国际经济形势已经无法割裂。由于大学生关心的专业发展和未来就业等问题都与宏观经济有着紧密联系，因此讲解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十分必要。2008年底以来，在这一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可以结合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理论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经济波动的规律和未来前景进行分析，使学生对金融危机的性质有更深刻的认识，对国家和个人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近年来，国际政治形势变化多端，处于敏感时期，地区冲突时有发生，像叙利亚问题，中菲、中日、中美关系问题比较错综复杂。因此，对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冲突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也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贴近我国外交战略与国际环境实际。中国崛起不可阻挡，但是中国崛起必然引起世界格局的重新调整，会出现许多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和新情况。这些问题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也是学生十分关心和需要了解的。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和世界大国关系的基本立场和采取的政策，如中菲仁爱岛、中日问题，我们的基本立场和采取的政策，体现了中国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和培育中国和平发展环境的努力。这些讲解使学生对中国外交战略有更充分的认识和理解，摆正自己在对待国际关系上的态度与行为。
第三，贴近我们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我们的形势与政策教学要密切联系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包括中央会议和全国/两会精神等。如十提出的美丽中国梦、新型城市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都应该根据中央精神和政策要求进行重点讲解。
第四，贴近高等职业院校实际。随着高等职业教育办学的深入发展，其重点已由粗放型发展转向内涵建设。高等职业院校按照“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要求，努力为国家输送操作型、技艺型、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3.2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贴近生活
3.2.1联系现实生活，精选教学内容
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热点问题主要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我们大学生需要关注的国家大事。如，从文化传承看国家软实力建设、分析、建立创新型国家、从中东北非局势看国家的稳定富强、未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等。二是吸引大学生关注的社会焦点。如，如何看通胀下的经济形势，从毒胶囊事件看我国食品安全保障体系的构建，如何看待和认识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影响与应对，如何看待我国4万亿元投资扩大内需，以及土地流转、食品药品安全、网络民意、从微博发展看网络规范等。三是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热门话题。如，如何看待大学生就业形势、从大学生村官看就业择业等。这些问题，不仅在大学生中有很高的关注度，而且有很强的时效性、针对性，极易引起共鸣。
3.2.2贴近学生生活，创新教学模式
（1）改革和创新教学方式
第一，系统讲授与专题讲座相结合。
要抓好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系统讲授，设立专题，把问题讲深讲透，帮助学生全面认识和正确理解党的基本路线、重大方针和政策。同时，结合实际，组织举办专题讲座，定期聘请校外领导或专家对国内外发生的突发事件、重大事件、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及时跟进讲解，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趁热打铁，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二，理论讲解与课堂讨论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在进行理论讲解时，要善于引领学生关注生活，在具体知识的呈现中充分做到把基本观点、原理融入鲜活的题材中，把理论观点的阐述寓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中，切实提高学生学习的效果。同时，要采用多维互动式教学模式，组织学生围绕其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讨论，吸引绝大多数学生参与教学活动。讨论方式有小组讨论、师生对话、看录像短片畅谈观点等。
（2）课堂教学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形势，正确理解政策，不能离开学生利益的满足，要把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学校可以结合学分制，对学生听课、讨论、写报告等进行累计积分，并使之成为这门课程学习成绩的一部分。
（3）改革和创新教学手段
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的教学手段要生活化现代化，变抽象为直观。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和影视音像资料，建立素材库、制作精良的多媒体教学课件，把文字、声音、动画效果融为一体，营造立体的、动态的、活泼的教学氛围，给课堂教学注入浓烈的生活气息，增强教学效果。在形势与政策教育中还可以广泛利用电视教学，同时也可以创建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体网站和栏目，根据学校和学生的实际设置动静结合的频道，设置大量的贴近学生生活、拓展学生视野、活跃学生思维的栏目，开通由高水平教师主讲的网上专家论坛，设立专家网络邮箱，适时引导学生在线交流，开展在线答疑，建立网络教学考核评估系统等，满足学生对知识广延性、开放性的需求，使教学更加完整、连续、形象、生动、有效。
3.2.3适应社会需求，加强实践教学
现代社会要求教育必须走向社会，走向生活，这样才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这就意味着教育向生活回归。因此，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既搞好课堂教育，又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
社会是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第二课堂。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既能增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又能达到学以致用，实现由学校课堂向现实生活的延伸，对进一步帮助学生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认清形势发展趋势，深刻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内化为奋发向上的强大动力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
3.3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贴近学生
3.3.1尊重学生，构建新型平等的师生关系
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活动中，教师要放得下架子，要尊重学生，与学生一起构建新型平等的师生关系。
要实现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贴近学生，就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理解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善于与学生沟通和交流，善于换位思考，让学生在课堂中具有与教师一样的平等权利和独立人格，使他们在其中有自己的思考、尊严和感情，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和追求。只有尊重学生，构建新型平等的师生关系，才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让学生认为这位教师值得关注，进而关注这位教师的课程，最后爱上这门课程。
3.3.2运用灵活有效的语言艺术
语言是教学的重要工具和载体，教师语言表达的好坏，直接影响其课堂教学的气氛和教学效果。教师的课堂语言要精炼、准确、清晰、音量适中，逻辑性强，还要注意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幽默风趣有感染力。而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贴近学生的过程中，教师除了要在达到前述的语言要求外，还应注意教学语言的生活化、艺术化。形势与政策课任教师要尽可能把书本教材中抽象化、概念化的文本语言转换成通俗易懂的生活话语，密切联系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把抽象的概念范畴具体形象化，这样可以让原本枯燥乏味的概念变得具体生动起来，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物，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受到感染，有所收获。
3.3.3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师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可以有效借助多媒体的视频、声音、图像、五彩缤纷的文字效果创建出与课堂相适应的教学情境，唤起学生的注意力和兴趣，使很多枯燥的教学问题直观化、趣味化，这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同时具体化、形象化的PPT课件形式有利于学生理解教学难点。形势与政策课程中的一些教学难点，通过多媒体辅助，将视听说融为一体，通过鲜明的色彩、生动的画面和形象的声音有机组合，创设出生动直观的情景，不仅有利于学生理解，而且能有效唤起学生学习热情。
3.3.4采用探究式教学法
探究式教学，顾名思义，就是以研究性的形式完成教学和学习的过程，实现教学的目标。探究式教学是一种新型的开放式教学活动，教师是问题的提出者，通过合理设计的问题为导向，让学生在课前自我探究，自我发现，寻求问题的答案，最后在课堂上进行讨论、争辩、评价，得出问题的合理答案。探究式教学，有利于发挥学生好表现的天性，激发其学习热情，并通过这个过程提高学生团队合作、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演讲和辩论等多方面的能力。总之，探究式教学方法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不仅适应了现代教学发展的要求，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综合能力。
3.3.5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群
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群，发微博等形式，进行网上答疑，有效解决学生有关形势与政策方面的困惑。教师一方面通过网上互动交流，拉近与学生的距离，使学生愿意与教师交流，进而喜欢上这门课；另一方面，一些需要学生课前预习或理解的形势与政策教学专题相关概念、术语、问题，可以借助交流群这个网络平台提前布置下去，每位学生在群里或匿名或署名，发表看法，畅所欲言。同时，也可以利用这个网络平台，广泛听取学生对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意见， 有利于促进教师进行教学反思。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社政司.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Z].2004.
[2] 胡旭阳，费英勤.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探索[J].思想教育研究，2005（6）.
[3] 张松德.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创新与实践[J].云梦学刊，2006（3）.
[4] 孙洪艳.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探究[J].成人教育，2009（11）.
[5] 苑爽，李庆霞.实践教学是提高 “形势与政策 ”课教学功效有效途径[J].理论界，2009（9）.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一）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二）竞争优势的来源与比较优势的来源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四、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参考文献】
[1] michael e. porter.patterns of national competitive success.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0,march-april,76.
[2] 熊贤良：《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分离和结合》，《国际贸易问题》，1991年第6期。
[3] 翼名峰：《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国际贸易问题》，1995年第2期。
[4] 符正平：《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兼论新竞争经济学及其启示》，《国际贸易问题》，1999年第8期。
[5]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兼论国际贸易的比较利益理论的缺陷》，《经济研究》，1997年第6期。
[6] 谢娟：《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研究》，《国际经贸探索》，2001年第4期。
[7] 盛晓白：《简评竞争优势理论》，《国际贸易问题》，1998年第8期。
[8]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15页。
[9] bertil ohlin：《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68年版第3-4页。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转贴于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