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文章对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文献做了系统的梳理，从制度发展、固定成本融资、流动性限制、汇率波动、不同的融资方式、产业融资特征、保险市场的不完善以及金融创造新贸易等不同的角度对这些文献做了详尽的分类和处理，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进展以及有待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国际贸易；制度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决定两国的贸易流。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Kletzer & Bardhan(1987)加入金融因素后的HO模型表明，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近年来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获得了更加稳健的证据。 一、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letz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Baldwin(1989)第一个建立了金融市场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他证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的企业面临更低的风险溢价和更低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分散专业生产风险商品的风险。Rajan & Zingales(1998)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使用更高比例外部融资的公司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Levine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能使资金更好地分配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的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特点在信贷限制上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他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领域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差异。Beck(2002)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发现在1980～1990年期间，使用更多外部资金的产业的平均出口额在金融发达国家更高。Manova(2005)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贸易量有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中的公司。此外，他还认为在本国金融发展的任何水平上，自由化都提高了外部资本的可得性，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发展独立于其他制度的证据。 二、固定成本融资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固定成本融资对贸易的影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很久以来就被国际贸易的文献所认可。公司融资研究表明，对那些无形资产或者难以观察的资产，以及公司或者个人特定型资产进行投资的融资问题特别严重。Roberts & Tybout(1997)发现，一个公司的当前出口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以前的出口经验。他们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样本中发现，以前的出口经验提高出口的概率达到60％。他们由此推断沉没成本在公司的出口决策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Bernard & Wagner(2001)对德国的研究以及Bernard & Jensen(2004)对美国的研究以及Becker & Greenberg(2004)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包含了前期成本和金融摩擦的出口模型中，Becker & Greenberg(2004)用双边贸易数据证明更发达的金融系统与更高的出口相联系，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很大时，金融发展对出口的边际效应更高。 (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了异质公司的新贸易模型认为，如果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国家将出口商品给潜在的贸易伙伴，这样他们能获得正利润。除了生产力问题，流动性资金的限制也可能影响公司的进人决定。有大量研究流动性限制对公司重要性的文献，Gemer & Gilchrist(1994)指出，当货币紧缩时，小公司的生产缩短，这是流动性限制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Campa & Shaver(2001)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商受到的流动性限制比非出口商少，也发现出口商的现金流也比非出口商稳定。他们认为正是国外销售的所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放松了出口商的流动性限 制，而不是反过来。但Chaney(2005)通过一个具有流动性限制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公司面临了更少的流动性限制这才使得他们能出口，而不是反过来。在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的经济中，或者外部资金成本很高的经济中，公司将不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进人出口市场。 三、融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融资贷款对贸易的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信贷进行的，供应商通过交易双方的商业银行给外国买家贸易融资贷款。对买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来源于国外供应商的贸易融资贷款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Jinjarak(2004)用美国4位数产业的数据证明融资成本决定了国贸模式。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说，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影响的传递率与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贸易贷款使用正相关。此外他使用美国商业银行和七国集团债券的贸易融资贷款的数据，发现贸易融资贷款的数量与总进口额、进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银行债权额正相关，在系统性银行危机期间，融资成本和国贸模式的关系也依赖于贷款安排(比如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规模(是否是货币中心，是大还是小)以及债权人的种类(是商业银行还是官方银行)。 (二)债务融资对贸易的影响当一个政府向外国借钱时，他可能会拖欠偿还本金和利息。在主权债务的主流模型中，借款人通过把债务和贸易限制联系起来以威慑拖欠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贸易限制和其他商业限制来强迫这些国家支付债务，对拖欠国施加贸易限制是主权债务文献中最经典的惩罚。但Joshua Aizenman(1991)指出，在本国债务危机和其他金融扰动期间，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的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有保障，这将减少债务国的经济混乱和提高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Jeremy I.Bulow(2002)指出，债务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贸易和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最大化资本流。Tomz(2004)研究了19和20世纪债权——债务关系连接的重要性，他发现没有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证据表明国际债务的拖欠会引起贸易制裁。Jinjarak(2004)也强调了为了解决国际债务问题，除了借入国和债权国讨价还价能力之外，金融政策不能与贸易政策相分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认识到各国融资成本和债务状况不同，还必须理解经济中不同部门贸易和金融的联系。 四、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具有负面影响Arize(199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八个欧洲经济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对于样本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是ERM(Exchange Rate Mechanism)成员国。Doroodian(1999)运用(G)ARCH模型分析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数据表明，汇率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Barkoulas，Baum & Caglayan(2002)的研究发现，源自于微观结构冲击和基本因素的汇率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流的变动，然而和政策创新的噪音信号相联系的汇率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贸易流的变动。Baak & Listrijono(2003)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东盟1990-2002年的数据，结论是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减弱。 (二)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Cotur(1985)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汇率波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Gagnon(1993)模拟了有调整成本的动态最大化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or & Lastrapes(1989)运用VAR模型发现汇率波动只解释了进出口的一小部分变化。Brada和Wei(1993)运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发现即使汇率波动减少了贸易，和受限制的商业政策相比，其效应要小得多。Ruhl(2003)认为高频率的汇率波动只会引发贸易粗放边际的微弱调节，这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波动对贸易流动影响如此小，而对关税和配额的变化却如此大。 (三)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正的影响Koray ＆ Lastrapes(1983)使用(G)ARCH模型发现汇率波动的增加可能和国际贸易的增加相联系。Assery & Peel(1991)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cKenzie和Brooks(1997)发现了美国和 德国进出口和汇率波动有着正的和显著的联系。Chaney(2005)研究了存在流动性限制情况下贸易的粗放边际。他认为当汇率升水时，一些现存的出口公司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停止出口；但同时，以外币表示的本国资产价值提高，那些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公司开始出口。在一些情况下，实际汇率的升水可能实际上导致了总出口的增加。 五、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关系 (一)金融与创造新贸易关系Eaton，Kortum & Kramarz(2001b)使用法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法国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变化来源于出口商数量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公司出口的变化，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双边贸易关系。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资本化的提高将在总体上导致双边贸易关系的数量提高，特别是在那些更加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但是大量双边贸易持续为0的现象与上述论断矛盾。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认为，从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伙伴之间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新的双边贸易的发展。Acemoglu & Zilibotti(1997)证明在资本稀缺的国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宁愿投资低回报但启动资金要求较少的项目，这样不利于新双边贸易关系的形成。Antoine Berthou(2007)认为金融发展和出口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他的模型表明：(1)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具有正的影响；(2)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低和很高的国家，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概率以及对贸易伙伴间出口量的影响更大；(3)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金融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比对贸易伙伴之间出口量的影响小。 (二)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反过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关系。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六、国内研究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11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七、结论 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是一个比较前沿的领域，国际国内的研究都还很少，很零散，很不系统。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也多是选取不同的数据和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也因数据的选取差异以及实证方法的差异而不同。虽然国外学者在国家、产业和企业 三个层次上都研究了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除了从技术层面具有说服力之外，实践层面还很难说是国际贸易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影响了国际贸易。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两者互动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领域。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8)07-0070-04
标准的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以及新贸易理论认为，要素禀赋、技术和规-模经济是比较优势的来源，并以此决定两国的贸易流。而金融发展水平可能对国际贸易模式有重要影响。Kletzer & Bardhan(1987)加入金融因素后的HO模型表明，金融领域的发展给一个国家更依赖于外部融资的产业带来比较优势。因此，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可能也是比较优势的一个来源。沿着这一思路，许多学者近年来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证探索，获得了更加稳健的证据。
一、金融制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Kletzer & Bardhan(1987)分析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对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的融资功能。他们认为信贷限制较低的国家会专业化于使用外部融资的产业，而信贷市场限制较高的国家要么面临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要么面临信贷配给，因此将专业化于不需要外部融资的产业。Baldwin(1989)第一个建立了金融市场是比较优势来源的模型，他证明金融市场更发达的经济更容易分散需求冲击的风险，生产风险产品的企业面临更低的风险溢价和更低的边际成本，金融市场更发达的国家能更好地分散专业生产风险商品的风险。Rajan & Zingales(1998)认为在金融发展水平非常低的国家，外部融资的成本非常高，使用更高比例外部融资的公司也必须承担更高的借款成本。Levine等(2000)认为，金融发展能使资金更好地分配和减少信息不对称，这会导致外部融资成本的减少。不同国家之间的公司特点在信贷限制上也会产生信息不对称。他发现在OECD国家，金融领域对产业专业化的影响大于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的差异。Beck(2002)利用56个国家36个产业的数据，发现在1980～1990年期间，使用更多外部资金的产业的平均出口额在金融发达国家更高。Manova(2005)也认为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对贸易量有正的影响，特别是那些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中的公司。此外，他还认为在本国金融发展的任何水平上，自由化都提高了外部资本的可得性，自由化对贸易结构的影响进一步提供了金融发展独立于其他制度的证据。
二、固定成本融资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固定成本融资对贸易的影响进入出口市场的固定成本的存在很久以来就被国际贸易的文献所认可。公司融资研究表明，对那些无形资产或者难以观察的资产，以及公司或者个人特定型资产进行投资的融资问题特别严重。Roberts & Tybout(1997)发现，一个公司的当前出口状态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它以前的出口经验。他们在哥伦比亚公司的样本中发现，以前的出口经验提高出口的概率达到60％。他们由此推断沉没成本在公司的出口决策中必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Bernard & Wagner(2001)对德国的研究以及Bernard & Jensen(2004)对美国的研究以及Becker & Greenberg(2004)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包含了前期成本和金融摩擦的出口模型中，Becker & Greenberg(2004)用双边贸易数据证明更发达的金融系统与更高的出口相联系，特别是在固定成本很大时，金融发展对出口的边际效应更高。
(二)流动性限制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虑了异质公司的新贸易模型认为，如果国内公司的生产力达到了临界水平，这个国家将出口商品给潜在的贸易伙伴，这样他们能获得正利润。除了生产力问题，流动性资金的限制也可能影响公司的进人决定。有大量研究流动性限制对公司重要性的文献，Gemer & Gilchrist(1994)指出，当货币紧缩时，小公司的生产缩短，这是流动性限制重要性的进一步证据。Campa & Shaver(2001)使用了20世纪90年代西班牙制造公司的面板数据，发现出口商受到的流动性限制比非出口商少，也发现出口商的现金流也比非出口商稳定。他们认为正是国外销售的所提供的稳定现金流放松了出口商的流动性限制，而不是反过来。但Chaney(2005)通过一个具有流动性限制的垄断竞争模型认为因果关系与之相反：他认为正是因为一些公司面临了更少的流动性限制这才使得他们能出口，而不是反过来。在流动性受到广泛限制的经济中，或者外部资金成本很高的经济中，公司将不具有足够的生产力进人出口市场。
三、融资方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融资贷款对贸易的影响大约一半的世界贸易是通过信贷进行的，供应商通过交易双方的商业银行给外国买家贸易融资贷款。对买家来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买家，来源于国外供应商的贸易融资贷款是外部融资的主要来源。Jinjarak(2004)用美国4位数产业的数据证明融资成本决定了国贸模式。对于每一个产业来说，汇率变动对进口价格影响的传递率与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和贸易贷款使用正相关。此外他使用美国商业银行和七国集团债券的贸易融资贷款的数据，发现贸易融资贷款的数量与总进口额、进口产品的差异化程度以及银行债权额正相关，在系统性银行危机期间，融资成本和国贸模式的关系也依赖于贷款安排(比如贷款期限)、商业银行规模(是否是货币中心，是大还是小)以及债权人的种类(是商业银行还是官方银行)。
(二)债务融资对贸易的影响当一个政府向外国借钱时，他可能会拖欠偿还本金和利息。在债务的主流模型中，借款人通过把债务和贸易限制联系起来以威慑拖欠行为。特别是他们使用贸易限制和其他商业限制来强迫这些国家支付债务，对拖欠国施加贸易限制是债务文献中最经典的惩罚。但Joshua Aizenman(1991)指出，在本国债务危机和其他金融扰动期间，贸易依赖度较高的产业的外部融资可能会比较有保障，这将减少债务国的经济混乱和提高他们未来的支付能力。Jeremy I.Bulow(2002)指出，债务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培养贸易和提高投资效率，而不是最大化资本流。Tomz(2004)研究了19和20世纪债权――债务关系连接的重要性，他发现没有明确的或者隐含的证据表明国际债务的拖欠会引起贸易制裁。Jinjarak(2004)也强调了为了解决国际债务问题，除了借入国和债权国讨价还价能力之外，金融政策不能与贸易政策相分离。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他认为不仅需要认识到各国融资成本和债务状况不同，还必须理解经济中不同部门贸易和金融的联系。
四、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汇率波动对国家贸易具有负面影响Arize(1996)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八个欧洲经济体进行研究的结果表明：不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实际汇率波动的增加对于样本国家的出口需求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不论这些国家是否是ERM(Exchange Rate Mechanism)成员国。Doroodian(1999)运用(G)ARCH模型分析印度、韩国和马来西亚的数据表明，汇率的不确定性对贸易量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Barkoulas，Baum & Caglayan(2002)的研究发现，源自于微观结构冲击和基本因素的汇率不确定性减少了贸易流的变动，然而和政策创新的噪音信号相联系的汇率不确定性却增加了贸易流的变动。Baak & Listrijono(2003)运用重力模型分析了东盟1990-2002年的数据，结论是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有负面的影响。但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影响减弱。
(二)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明显Cotur(1985)发现几乎没有证据支持汇率波动和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Gagnon(1993)模拟了有调整成本的动态最大化模型，得出了相似的结论。Kor & Lastrapes(1989)运用VAR模型发现汇率波动只解释了进出口的一小部分变化。Brada和Wei(1993)运用双边贸易的引力模型，发现即使汇率波动减少了贸易，和受限制的商业政策相比，其效应要小得多。Ruhl(2003)认为高频率的汇率波动只会引发贸易粗放边际的微弱调节，这解释了为什么汇率波动对贸易流动影响如此小，而对关税和配额的变化却如此大。
(三)汇率波动对国际贸易具有正的影响Koray ＆ Lastrapes(1983)使用(G)ARCH模型发现汇率波动的增加可能和国际贸易的增加相联系。Assery & Peel(1991)使用了误差修正模型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McKenzie和Brooks(1997)发现了美国和德国进出口和汇率波动有着正的和显著的联系。Chaney(2005)研究了存在流动性限制情况下贸易的粗放边际。他认为当汇率升水时，一些现存的出口公司在国外市场失去竞争优势，停止出口；但同时，以外币表示的本国资产价值提高，那些受到流动性限制的公司开始出口。在一些情况下，实际汇率的升水可能实际上导致了总出口的增加。
五、金融与国际贸易的其他关系
(一)金融与创造新贸易关系Eaton，Kortum & Kramarz(2001b)使用法国出口商的数据分析发现，法国总出口的绝大部分变化来源于出口商数量的变化而不是每个公司出口的变化，这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形成新的双边贸易关系。Rajan & Zingales(2003)认为资本化的提高将在总体上导致双边贸易关系的数量提高，特别是在那些更加依赖于外部资金的产业。但是大量双边贸易持续为0的现象与上述论断矛盾。Helpman，Melitz & Rubinstein(2005)认为，从1970年以来世界贸易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贸易伙伴之间出口数量的增长。而不是新的双边贸易的发展。Acemoglu & Zilibotti(1997)证明在资本稀缺的国家，风险厌恶的投资者为了更好地分散风险，宁愿投资低回报但启动资金要求较少的项目，这样不利于新双边贸易关系的形成。Antoine Berthou(2007)认为金融发展和出口的关系可能是非线性的，他的模型表明：(1)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可能性以及贸易伙伴之间的出口量具有正的影响；(2)在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低和很高的国家，金融发展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的概率以及对贸易伙伴间出口量的影响更大；(3)初始金融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金融对两国成为贸易伙伴概率的影响比对贸易伙伴之间出口量的影响小。
(二)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也有少数学者反过来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关系。Blackburn和Hung(1998)认为通过规模效应，贸易自由化能加速金融市场的创新和发展，降低金融中介成本，产生更高的增长率。Aizenman(2003)从理论上研究了国际贸易开放对于金融自由化的影响。他认为贸易自由化使得金融控制成本增加，最终导致金融改革的发生。也就是说，金融自由化是贸易自由化的副产品。Do & Levchenko(2004)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跟实际产出存在着均衡的关系。产出的变化会影响到金融发展，由于国际贸易会影响产出的变化，因此国际贸易也会影响金融发展。然后，他们用一个多国实证检验证明了自己的模型和立论的正确性。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在国际贸易和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一个互动的关系。
六、国内研究
在目前所看到的文献中，国内的研究相当少。白当伟(2004)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抑制、金融约束以及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并用世界77个样本国家1965-200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是金融发展的确是影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他对中国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之间不存在长期关系。郭云峰与刁德霖(2005)简要地介绍了2002-2004年之间的一些文献。齐俊妍(2005)介绍了国外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的一些理论和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梁莉(2005)认为贸易开放度是金融发展的格兰杰原因，是贸易开放促进了金融发展而不是与之相反。沈能(2006)认为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上看，我国金融规模与国际贸易正相关，且两者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从反馈份额看，更多表现在金融规模对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效率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且不存在任何因果关联。此外，他还考虑了在财政分权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其结论是：(1)金融发展有利于地区开放度提高；(2)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涉不利于外贸；(3)我国部分地区的出口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非正式金融。
［中图分类号］F715.51；F83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339(2012)02-0031-06
一、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问题的由来传统贸易融资一般仅限于各种贸易结算方式（如信用证或托收）项下的票据贴现、进出口押汇、国际保理、福费廷等。但近年来逐渐兴起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使贸易融资的流程增加了一些动态的因素，使金融机构在风险管理上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从实务角度看，贸易融资行为是以贸易订单下的应收账款为基础，辅以货权质押的方式进行融资，具体形式包括票据贴现、订单融资、动态存货抵押贷款等。现代贸易融资往往需要金融机构与物流企业保持连续的密切合作，甚至由物流企业跨越传统界限而成为融资的主角。现代贸易融资的创新要求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不仅要与贸易流程相结合，也要能够合理地进行金融创新来完善自身的风险管理活动。这与未来我国资本市场全方位、多层次的发展方向是吻合的。
对于银行等面向贸易融资的金融机构而言，要发展贸易融资，需要有更强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应收账款为基础的融资如信用证打包放款、出口押汇、卖方远期信用证融资、出口发票融资、开证授信额度、进口押汇、国际保理、福费廷等，［1］往往有相似的贸易行为背景，却拥有程度不同的风险；以存货质押为基础的物流融资，涉及制造、运输、仓储、加工等各个环节。这会使金融机构的贸易融资资产有着较为复杂的风险结构。由此，改善资产质量，合理分配风险就成为银行必须考虑的经营方向之一。［2］
银行分散风险的主要方式除了在业务上进行合理的风险配置之外，对部分资产进行证券化也是解决之道。资产证券化是金融机构将资产打包，并经过独立机构将风险与银行其他资产隔离开来之后，形成可公开发行证券的过程。在过去30年间，最引人注目的资产证券化行为就是房屋抵押贷款次级债券，它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也是引起金融危机的元凶。在我国资产证券化发展尚不充分、金融抑制程度仍然较高的现状之下，发行有现金流支撑的证券仍不失为银行机构分散风险的途径之一。
［收稿日期］2011-12-13
［作者简介］罗云峰（1978-），男，江西九江人，绍兴文理学院讲师，管理学硕士。
二、文献回顾贸易融资与资产证券化都不能算是新兴的话题。在贸易融资研究中，有部分成果是围绕着各种票据融资与存货质押融资的操作流程展开论述的，另一部分文献从银行机构的结算业务、风险管理乃至货币政策的执行等方面，对贸易融资活动展开分析；在资产证券化方面，也有大量的文献针对其内含的投融资理论或实际操作流程展开分析和论证。
徐亚琴（2009）认为，目前的出口商业发票融资应当是一种应收账款担保贷款，银行对企业做出的各项要求，包括提供的商务合同、发票及报关单等证明文件，以及对银行做出的法律上的保证，实质上是在证明借以担保的是企业的“合格应收账款”［3］；Rutberg（2003）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银行对不同结算方式下的风险控制进行了评述。［4］
存货质押类融资的理论和实务探讨则更为丰富，原因是基于存货类动产质押的融资活动历史悠久，在欧美市场上的运作已有百余年的历史，而我国国内的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开展也渐入佳境。李传峰（2010）利用Var方法建立模型，给出了标准仓单质押贷款业务最优质押率的计算结果［5］；贺学会（2006）认为仓储金融的基础――仓单系统的建立与完善能够实现标准仓单的金融化，可以使商业银行的业务从传统的静态质押贷款向基于现代供应链金融思想的动态质押贷款发展，并由此开拓更多的金融创新品种［6］；李毅学等（2007）深入分析了国内外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演化过程，认为国内外的存货质押融资业务的发展有质押物范围渐趋宽泛、业务监控动态化、仓储企业与银行合作渐趋紧密的特征。［7］23-25
随着供应链融资思想的深入，存货质押与应收账款质押逐渐融合，成为金融机构所提供的综合融资业务的组成部分。石飞（2010）将应收账款融资、保兑仓融资和融通仓融资等金融创新行为的特点整理之后，认为它们都应归入供应链金融这一框架之下［8］；李毅学（2007）对国内外物流金融的实际运行做了比较分析，认为通过供应链上的贸易关系而形成的物流金融，包括存货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和订单融资等业务，是供应链金融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7］25-26；章文燕（2010）从市场整体出发，指出了供应链金融的库存质押融资、委托贷款和共同经营三种模式［9］；夏泰凤、金雪军（2011）使用动态博弈模型对银行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认为供应链金融实质上是一种“银行―物流企业―供方企业”的三方契约关系，物流企业承担银行对动产的监管职能，能够给银企合作以充分的信息，从而节省交易成本。［10］
目前，我国贸易融资活动的瓶颈，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些基础的制度背景。慕晓丰（2010）对应收账款质押融资业务的法律与制度背景进行了分析，指出根据我国现行的《物权法》和《担保法》，应收账款质押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应收账款的转让、清收和使用、质押后的管理，以及违约风险。［11］
传统资产证券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主要集中于不动产抵押或质押贷款而产生的次级债券，但目前基于存货质押贷款的次级债券也逐渐出现在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张军洲（2005）认为小银行向大银行出售贷款资产的同业交易是资产证券化的根源，而独立的、有政府背景的资产管理机构已逐渐具备了将基础贷款转化为不同期限的次级债券，在资本市场上销售的能力［12］；宣昌能等（2009）对欧美资产证券化的模式进行了分析和对比，认为欧洲的表内证券化模式优于美国的表外证券化模式，是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之间的一个较好的平衡点［13］39-40；胡志成（2010）从资产抵押权的角度对资产证券化问题展开研究，认为抵押权从属性决定了其流通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减抵押权的从属性而增强其独立性，有利于证券化资产的流通［14］；纽行（2001）描述了部分小型机构开创的网上贸易融资二级市场模式，指出成熟的二级市场有助于银行实现结构性贸易融资，为进出口商量身定做融资方案。［15］
关于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的市场发展状况，许多实务界人士对此做出了述评。由于我国目前并没有系统的资产支持证券发行与流通市场，过去发行的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实际上多以商业银行次级债的形式出现，并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饶曦（2005）从补充资本金的角度对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的市场行为进行了分析，认为商业银行次级债对于投资者而言有着比习惯性认识更大的风险。［16］
三、贸易融资证券化的实质与必要性分析资产证券化是一种非常灵活的金融创新工具。甚至有实务界人士认为，凡是能够在未来产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均可塑造成资产支持证券。［17］原始资产转化为资产抵押证券的过程一般包括资产重组、风险隔离和信用增级三个部分。［18］资产重组便是通过操作将原始资产的现金收入转化为稳定的现金流；风险隔离是将原始资产的风险与原始资产的发起方分离开来；信用增级使资产抵押证券达到公开发行的信用水平。从实务角度出发，即使是未来现金流并不稳定的资产，也可以通过“信用增级”和特定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即SPV）的运作，实现稳定的现金流。
贸易融资是一类较为特殊的资产。从目前的贸易流程看，它是一种以存货或应收账款为抵押或质押而形成的具有不同期限的融资。传统的进出口押汇、福费廷等融资形式在贸易融资中占了主要位置。［19］在供应链金融理论逐渐渗入实务界的背景下，物流企业逐渐能够对存货或应收款状态进行更为严格的监控，从而使商业银行能够更好地对贸易融资资产进行风险控制［20，21］，也为资产证券化中的资产重组部分内容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贸易融资资产的证券化能够进一步优化银行机构该部分资产的风险结构，从而给贸易融资留下了更大的空间。［22］
尽管贸易融资资产是商业银行的优质资产之一，但由于贸易企业具有资产负债率高、资信级别不高的特点，贸易融资资产也是一种风险管理难度较大的银行资产。［23］因此，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一方面需要把贸易融资资产作为资产结构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需要增加其份额；另一方面由于资产结构的改变而需要更好地管理风险。由此，商业银行需要以一定的方式对冲贸易融资资产的风险。而证券化恰好能够有效地对冲风险，尤其是在采用“真实销售”的表外证券化模式时。
综上所述，贸易融资实质上是以贸易应收款索取权为基础的商业信贷，在此基础上可能辅以货物的不同程度的质押权，从而形成风险程度不同的信贷资产。［24］对于银行而言，融资的风险程度取决于融资企业和合作企业的信誉、贸易活动的真实性和物流企业的管理能力。［25］金融危机过后，我国贸易活动已有回升的态势。2010年，全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34.7%，其中出口增长31.3%，进口增长38.7%。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而从结构上看，贸易活动在地区上具有更为多元化的趋势。贸易的增长和环境变化使得贸易融资的需求更加庞大和多元化，也给商业银行开展与此相关的应收账款融资或存货质押融资业务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从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理论看，我国是典型的对金融市场实行严格管制的发展中国家，由此抑制了金融系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金融市场的拓展、金融创新活动以及金融监管活动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在此过程中，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方向始终是各方关注的政策热点问题。资产证券化正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它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政策发展的方向。
我国资产证券化业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到2005年已有多种资产证券化品种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和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从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品种看，以房屋抵押贷款为基础资产的次级债券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最为成功的资产支持证券之一。但这需要稳定的房产市场作为前提，否则过度的证券化将导致金融系统的连锁反应。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系统性金融危机便是最好的例证。
综上所述，在现有背景下的资产证券化市场中，市场主体与政策层都会有相应的行为。从市场角度看，商业银行需要充分地优化资产结构，并为日益扩大的贸易融资需求寻找政策允许下的空间；而政策制定者也需要针对在目前背景下适合发展的资产证券化品种，制定监管规则，从而为拓展资产证券化市场打开突破口。而贸易融资资产的证券化恰好符合了目前背景下市场层与政策层的要求。
四、贸易融资资产实现证券化的困难目前我国的贸易融资资产风险主要由商业银行承担，这使货币政策和信贷额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融资的额度。尽管从理论上说，任何资产都可以进行证券化，但是由于现行金融体制的制约，要使贸易融资资产实现证券化，存在诸多困难。
（一）证券化模式的选择
从目前资产证券化的历史看，西方较为成熟的资产证券化有美国的表外证券化和欧洲的表内证券化两种模式。［13］35由于其独特的银行业结构和分业经营的监管制度，美国采取的是系统风险较高的表外证券化模式，而欧洲银行则采取了表内证券化模式。这使得两者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有较大的反差。前者所引发的次贷危机直接导致了系统性的金融危机，而后者则因为严格监管和担保机制严谨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恐慌。在两种证券化模式下，商业银行承担的风险有较大的差异。
对于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而言，至少存在制度层面上的两难问题：由于金融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政策格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打破，因而商业银行在短期内难以从事证券发行活动；而如果采取类似美国式的表外证券化模式，又将为金融系统埋下风险隐患。
通过2005年以来的制度进展，我国部分资产支持证券已能够在银行间债券市场、证券投资基金投资市场和社保基金投资市场上发行和交易。如前所述，如果商业银行采取表内证券化模式，则不仅面临着混业经营上的困难和制度障碍，也难以同时承担商业银行风险与证券发行承销风险；由于商业银行吸收的贸易融资资产在风险程度上参差不齐，新兴的供应链金融模式产生的动态质押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贸易融资，却也给风险评级带来了更大的挑战。由此，当采用表外证券化模式时，商业银行与特别目的载体SPV之间应当形成“破产隔离”，此时SPV和信用评级机构将面临难度较大的资产整理、信用评级和信用增级工作。［26］
贸易融资资产一般是180天以内的信贷资产，属于短期资产，这会使资产抵押证券的期限变得很短。［27］对于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抵押证券，一般要求基础资产为长期资产，以便于资产池能够为证券购买者提供相应的现金流。因此，在应用表外证券化模式时，商业银行会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以基础资产的期限来确定证券的期限，那么这就成为短期融资证券，会影响发行范围；如果通过商业银行的动态管理将短期信贷转化为SPV的长期资产，那么就演变成了以银行的信用为抵押发行证券。这将使得银行难以实现具有风险隔离特征的“真实销售”。
由此，商业银行将不得不考虑采用表内证券化模式或介于两者之间的模式。在基础资产仍处于银行内部的状态下，资产风险仍然需要由商业银行来承担；而且这将挑战目前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在这样的环境下，贸易融资资产的证券化不仅是商业银行自身的问题，也与制度的演进息息相关。
（二）证券化过程
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的难度，在证券化过程中的一些操作步骤上也有广泛的体现。无论采取欧洲的表内证券化模式还是美国的表外证券化模式，商业银行都必须首先对基础资产进行整理，将其转化为便于专业机构管理的资产。从资产属性上看，贸易融资资产由于其短期性、流动性等特征，的确可以归入优质资产一类。但是我国目前的商业银行大多没有根据贸易流程成立专门的机构，进行风险控制。［28］这也正是贸易融资未能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在证券化过程中，商业银行需要对基础资产，即贸易融资资产进行更为细致的管理。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贸易融资业务中，如果应收账款质押与存货质押能够结合起来统一处理，会使资产质量大大提升。然而，由于贸易活动的多变性，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在应收账款质押模式下，被质押的应收账款往往以信用证、托收项下的票据形式出现，而近来出现的订单融资模式，使融资风险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贸易企业的信用度和贸易活动的真实性；存货质押融资模式的风险则取决于物流企业的信用度，以及它们与商业银行的合作程度，不同的商品种类（主要体现在可在期货交易所开具标准仓单的大宗商品）也会影响融资的风险程度。风险因素的多元化，使得商业银行难以将所有融资业务的质押方式和质押率做统一的处理。
如前所述，贸易融资模式的创新为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在进行破产隔离的时候，这种挑战便被传导给SPV、信用评级机构以及二级市场。尽管在物流企业功能逐渐强大的背景下，贸易融资的风险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将资产“真实出售”给SPV之前，必须对相应贷款进行明确、系统化的风险管理，从而使信用评级与信用增级活动得以顺利进行，这对商业银行而言也是一个考验。
通过商业银行与现代物流企业的合作，基于存货抵押、质押或担保的融资拥有比较高的安全性，因而也使得资产质量较高。而从资产证券化的流程上看，要使贸易融资资产得以标准化，必然需要资信评级机构、物流企业、会计师事务所等众多机构的合作。总之，在贸易融资资产形成和证券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和其他机构需要有更强的经营能力和协调能力。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现金流的期限如何转换是证券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前所述，贸易融资资产一般具有期限较短的特点。由于贸易应收款的波动性，实际现金流与假设不一致的可能性很大，在银行合规管理中，不合规的资产会从列表中删除，新的合规资产会增加进来。［29］按照典型的表外证券化的模式，商业银行组成的“资产池”就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
五、贸易融资资产证券化的政策分析综上所述，贸易融资资产的证券化，需要解决基础资产管理、证券化模式选择和证券化过程等多个层面上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正处于新一轮发展之中，以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经验看，制度的突破与银行商业模式的创新往往是相伴而行的。
（一）基础资产管理
商业银行对贸易融资资产进行风险管理的思路主要集中在事前选择、抵押品和抵押率制度，以及在贷款发放之后抵押品的动态管理上。一般而言，账期合理，有标准化、高质量的合同条款为支撑，贷款主体具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应收账款比较容易得到商业银行的肯定。［30，31］在此基础上，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与物流企业的合作，使贸易融资资产的违约风险进一步降低。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在这种模式下进行贸易融资的发放需要建立更为系统、动态的风险管理制度。
另外，贸易融资资产也应当按照账期进行分类管理。一般而言，贸易融资往往以1年以下的短期信贷为主，也包括（例如福费廷）长期信贷。针对不同期限的贸易融资资产进行分类管理，是进行信用评级与增级，并由此进行证券化的基础。
（二） 资产证券化制度的选择与实施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淡去的背景下，我国的资产证券化制度正处于缓慢推进的过程之中。对于管理层而言，需要兼顾发展这部分金融市场，以实现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同时也需要比较谨慎地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戒，避免产生过大的系统风险。因此，两全的思路会体现在证券化制度的各个部分上，包括证券化模式的选择，以及与其相适应的信托制度和商业银行风险监控制度。
如前所述，基于信贷资产的资产证券化模式可分为表内证券化和表外证券化两种。前者会带来较低的系统风险，但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和监管带来难题；后者则可以有效地隔离风险，但可能会带来较高的系统风险。与此对应的是，证券化模式的选择将直接决定金融机构是否实施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制度，如果采取表内证券化的模式，将意味着商业银行将要对证券化资产的现金流发放负责，这必然要求商业银行混业经营。而表外证券化则不存在相应的问题。因此，在进行制度选择的时候，需要权衡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监管成本和实施表外证券化模式时带来的额外系统风险之间何者更低。
在表外证券化业务中，商业银行与SPV之间存在逆向选择问题，即商业银行将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冲动可能更足。这需要监管部门能够保证SPV了解充分的信息并将其披露给投资人，由此商业银行需要将贸易融资资产根据融资企业资信、质押或抵押单据等因素制定合理的定价模型，并将这些信息在“真实销售”过程中给予投资人充分的告知。当“真实销售”完成之后，产生的现金流通过两种方式到达投资人：一是直接从原始资产，即贸易应收款所在地流向投资人账户――即“过手证券”；二是SPV将原始现金流进行整理后按照证券发行协议那样付给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前一种方式中投资人不必承担来自SPV的道德风险，但可能存在原始资产的现金流不能到位的风险；而后一种方式中投资人可以得到稳定的现金流，但要承担来自SPV的道德风险。由于贸易应收账款大多是单笔、短期的票据贴现，因而现金流的稳定依赖商业银行和SPV的运作。由此，在表外证券化业务中，制度完善的方向主要是针对物流业、商业银行以及信托业在规范经营和信息披露上的监管。
而表内证券化业务则意味着商业银行不仅要对来自贸易企业的应收账款进行管理，还必须自行成立SPV承担证券的发行承销，并对证券的偿付承担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完善的方向主要是针对商业银行在贸易融资和发行承销两个部门业务的混业经营中的规范操作和信息披露。
目前，资产证券化的政策环境正在逐步完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2005年实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中对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方式和发行渠道做出了规范，确立了资产支持证券由特定目的信托受托机构发行，资产支持证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发行和交易的规则。这初步确立了资产证券化过程中的中介机构，并初步建立起相应的市场。在投资主体上，合格投资者的数量和种类也在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证监会的《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资产支持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将各类证券投资基金也纳入了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交易市场之内。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渐淡去，我国资产支持证券的市场范围将更加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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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to Securitization of Trade Finance Asset
Luo YunFeng
一、营商环境是衡量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指标
建立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是我国深化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我国自贸区建设的目的之一。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升市场效率，降低企业成本。正如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考什克?巴苏所指出的：一个经济体的成败取决于多种变数，其中往往被忽视的是那些方便企业和营商的具体细节。我指的是那些决定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执行合同的速度与效率、贸易所需要的文件等等的法规。在这些法规上做出改善实际上是没有成本的，但却能对促进增长与发展起到变革性的作用②。
目前，对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最为系统、全面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一次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③。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营商环境通常包括开办和注销企业的流程和法律、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各种行政许可，等等。除了较为宏观的经济政策，细节性的法律条文虽然在平时看来对市场或GDP而言影响力有限，但是却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运行顺畅，那么经济的运行就会顺利。否则，就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并且导致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大打折扣。因而，法治化是建设营商环境的应有之义，也是改善营商环境的基本价值所在。
二、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对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意义重大
广东自贸区由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和珠海横琴三个片区组成，按照建设方案，三个片区的定位各有侧重：南沙侧重于为先进制造业配套的服务型金融，前海侧重于资本开放型金融，而横琴侧重于为国内或跨国商品贸易提供贯彻贸易活动整个价值链的全面金融服务④。尽管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的金融服务功能定位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要建立起高效率的现代金融服务业，而这本身也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重要内容。建立现代金融服务业，相应地有必要配套建设高效、便捷、公正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既是自贸区营商环境改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自贸区建设现代金融服务业的重要保障。
1.普通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难以完全适应和满足自贸区金融创新的需要。自贸区建设奉行商事自由原则，通过设立“负面清单”来规范区内企业生产经营行为，允许区内的企业以相对更自由地模式运营。对于金融业而言，企业的经营模式和业务种类更具有创新性，金融创新会更活跃，金融创新产品层出不穷。这些具有高度创新性的金融产品和业务必然专业性和复杂性更强，由此产生的金融纠纷也更为复杂，对纠纷解决的专业性要求更强，有必要建立更贴合自贸区金融创新实际需求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2.多元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提升自贸区的商事效率。自贸区营商环境更强调效率，故而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也需要特别注重纠纷解决的成本和效率问题。一般而言，以诉讼的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历时最长，并非最优方式。尽管无论何时诉讼都是纠纷解决的最后底线，但是能够以调解、仲裁等替代性的形式更有效率地解决金融纠纷，无疑是更契合自贸区建设的初衷。
3.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求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要与世界接轨。国际上，由于强调效率和保密，商事纠纷的解决更多地以非诉讼的方式。例如，香港地区对金融纠纷采取先调解、后仲裁的程序。由于诉讼的结果要为其他国家或地区所认可，需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司法合作程序，难度较大、效率不高。采取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更多地体现出纠纷主体间对纠纷解决方式的“合意”，其结果也容易得到参与调解的各方认可。
三、自贸区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自贸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建设之初不少工作一片空白，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有限，存在的挑战与困难都不可低估，在金融纠纷解决机制方面亦然。
1.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供给不足。相比较国内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有其特殊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位，但在营商环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例如，在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执行合同”⑤是其中一个主要指标。目前，虽然广州在中国众多城市的“执行合同”指标中名列第一。但另一个指标――“司法质量指数”⑥中，广州远远不及上海、北京。通过两个指标的对比可以发现，“执行合同”指标排名第一意味着广州的法院系统在合同诉讼方面的效率是最高的，那么广州在“司法质量指数”指标中落后原因很可能是替代性纠纷解决的不足。
2.配套法制创新不足。广东自贸区成立以来，主要的法律依据仅有广东省政府颁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管理试行办法》，配套文件不足导致许多新问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和约束。在金融纠纷解决领域，诉讼和仲裁方面并没有针对自贸区出台特别的规定；行业协会主导的调解方面，广东自贸区三个片区所在的行业协会出台了有关自贸区的规定，但一来法律层级较低，二来内容多是宣示性的，可操作性不强；在由行业主管部门受理投诉和由企业受理投诉方面，也没有针对自贸区的特别规定。
3.与国际接轨不足。自贸区要建设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各项制度都应与国际对接。事实上，目前我国自贸区内的法律制度并与国际法尚未对接，面临非常现实而困难挑战⑦。众所周知，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由于国内法律制度已经和高标准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一致，其设立的自由贸易区的区内、区外在服务贸易、投融资制度等方面基本不存在法律冲突。作为国际法和国内法对接的试验区，广东自贸区尽管定位于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示范区，但是在法律上仍难以完成对接。例如，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取得了显著成效，如果能引进其作为广东自贸区的金融纠纷调解的组织，无疑能增进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的专业性和公信度，为自贸区金融纠纷的便利解决提供一个高效率的渠道。但是受限于《仲裁法》以及自贸区尚未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如何引进境外金融纠纷解决机构仍处在理论讨论的层面。
四、广东自贸区建立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建议
未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既要结合广东自贸区的区位特点和优势，又要从国情出发，充分考量国家对广东自贸区建设的要求和标准，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的作用，做到各方面协同发展。
1.做好顶层制度设计，明确自贸区内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价值定位
对于自贸区的金融争端解决机制建设，应首先确定正确的价值追求和其内涵，以此为指导指定各阶段的机制建设⑧。时间是金融行业的重要价值尺度，自贸区更是追求时间上的高效率。自贸区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不仅要维护公平，更要追求高效。所以在制度设计上，必须作出清晰地定位，不能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搞成面面俱到的金融纠纷解决工具，而是能使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各自所侧重的领域内发挥效用即可。
此外，自贸区建设的主管机关应当意识到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提升自贸区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到未来自贸区对金融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需求，留足政策空间，做好顶层设计。
2.充分利用好自贸区的试验权限，尽快出台实施配套制度
作为国家第二批建设的自贸区，广东自贸区需要加快配套制度建设，通过建章立制使得自贸区内的金融纠纷解决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因此，有必要依据自贸区的特色建立健全各项配套制度。例如，尽快构建广东自贸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由具有成熟经验的机构来主导该中心的日常运作，并且对积极接受调解的企业给予一定的通关、税收、投融资等方面的优惠。在仲裁方面，一是要给予自贸区内的企业更大的自主选择仲裁权利，二是要积极发展网上仲裁、简易速裁、临时仲裁等新的仲裁形式和方式，使得企业参加仲裁更加便利。在诉讼方面，要注意自贸区内企业多是进行跨国（地区）的贸易，涉外经济纠纷较多，多配备涉外经济案件的审判人员，配备翻译等司法辅助人员，做好司法配套工作。
3.与国际接轨，大力发展替代性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
如前所述，由于自贸区更注重效率，所以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相对而言更适应自贸区建设的需要。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与自贸区同步，与国际接轨。一是要主动遵循国际商事规则，尊重国际商事惯例，在调解和仲裁中适当借鉴和引用国际条约。例如，我国已加入《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那么要争取做到我国仲裁机关和加入该公约的外国仲裁机构之间裁决能互通互认；二是要充分践行自由贸易之真谛，尊重企业自治，由纠纷双方自行约定纠纷的解决方式；三是探索建立专业化的商事调解机构，将调解与仲裁、诉讼联动合作，增强调解的威信度和公信力，以最便捷地方式为企业解决纠纷。
注释：
①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创下多个全国第一广东自贸区一年新增金融类企业2.5万家[EB/OL].南方网.http：//economy.southcn.com/e/2016-04/22/content_146422384.htm.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news.cnfol.com/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0-0004-06
一、问题的提出
服务贸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也是新形势下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特别是在全球产业结构加快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的今天，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1980年到2006年的26年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由3650亿美元扩大到27108亿美元，增长了7.4倍，占世界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7增加至1/5。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从1982年不足20%提高到2006年的2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2005年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比1982年增长了35.5倍，占全球的比重不断上升。其中，服务贸易出口增长近29倍，年均增长15.9%，是同期世界服务贸易平均出口增速的2倍。1982-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从0.7%增加到3.1%，提高了2.4个百分点。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世界排名从1982年的第28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位，进口排名也从第40位上升到第7位。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落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1%，而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70%，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达到了52%。2005年，我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量占全球总量约3%，逆差高达92.6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与货物贸易出口的比例为1∶9，远低于世界平均1∶4.2的水平(美国这一比例为1∶2.6)。[2]
这种现状远不能满足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对服务贸易的要求，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除了经济结构不合理、服务业竞争力整体水平低、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外，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是制约其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下文将从产业结构调整理论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视角分析对服务贸易进行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并提出构建我国服务贸易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二、服务贸易与金融支持的界定
(一)服务贸易的定义
根据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是指：“从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境内提供服务；在一成员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消费者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商业存在提供服务；一成员的服务提供者在任何其他成员境内以自然人的存在提供服务。”值得注意的是，这四种提供方式的定义并不是服务贸易分部门的划分。事实上，许多服务贸易部门，都可能同时具有以上几种提供方式。为了谈判、统计等工作的需要，世界贸易组织对服务贸易有一个部门的分类目录，将服务贸易分为商业服务、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的工程服务、分销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金融服务、与医疗有关的服务与社会服务、旅游及与旅行有关的服务、娱乐文化和体育服务、运输服务、其他服务等12个类别。每个部门下又再分为若干分部门，共计155个分部门。这一分类目录与联合国中心产品分类目录(Central Product Classification，CPC)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技术上的困难，人们引用较多的数据并不是按照这一分类目录统计的，而是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业分类办法统计的。在1997年以前，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四版》，将服务分为运输、旅游、其他商业服务三类。从1997年开始，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将服务分为13大类，其中包括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定义中排除的政府服务。[3]
(二)金融支持的定义
目前舆论界和学术界对金融支持还没有明确的定义，经过研究，本文将其归纳为两大类：第一种是商业性金融支持，即通过金融市场对服务贸易企业进行融资，包括以银行信贷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和通过股票、债券、基金、信托投资等方式筹集资本的直接融资；第二种是政策性金融支持，即国家通过政策性的贷款或担保，为在金融市场上筹资比较困难的新兴服务贸易企业和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便利，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政策性银行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的贷款，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服务贸易企业出口提供的担保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国服务贸易项目提供的援助贷款等。
三、金融支持服务贸易的理论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理论视角的分析
金融支持作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对服务贸易产业的调整、升级、发展壮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支持通过资金引导机制和信用创造机制，改变了资金供给水平和配置结构，从而推动了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1.资金引导机制。资金引导机制主要基于商业性金融支持的利益竞争和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校正补缺，共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协调发展。在实现资金导向和资源配置功能过程中，商业性金融机构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收益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对服务贸易行业的投资性项目进行评估，促使资金从低效行业向高效行业转移。它主要通过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兼并收购以实现服务贸易产业组织的合理化；或者通过鼓励发展风险投资性金融机构，建立和拓展多种形式的风险融资渠道，以解决企业发展的资金困难，有效推动服务贸易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以美国最具代表性。同时，商业性金融机构也通过一定的组织制度，对使用资金的服务贸易企业实行经济控制和监督，促进信息沟通，减少资金配置中的短期行为，提高投资收益。政策性金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资金导向的倡导与矫正补充上。一方面，政府通过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调整货币供应量，为实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提供了宏观氛围，为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政府往往出面建立若干官方或半官方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向商业性金融机构不愿或无力提供资金，以及投入资金不足的重点、新兴的服务贸易行业进行投资和贷款；制定实施如政策性优惠贷款、对商业性贷款的政策性担保；或采用信贷选择政策，由中央银行根据产业政策进行信贷配给或行政指导，直接干预民间金融机构的信贷，从资金方面积极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引导民间投资等，从而达到有效实施服务贸易产业政策、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以日本最为典型。
2.信用创造机制。金融支持的信用创造机制实质是通过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加速资本形成，促进生产中资源的节约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把潜在的资源现实化，从而推动服务贸易产业结构调整与服务贸易总量增长。适当的信用扩张与发展能更好地调动社会闲散资金，从而加速和催化资金的形成。在信用创造机制作用下，资金投向不再限于已存在明显效益的行业或项目，而往往以资金的增值返还为出发点，选择具有一定超前性以及有广泛的前向、后向和旁侧扩散效应的服务贸易行业项目进行投资，催化服务贸易主导产业、相关产业及其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的构建与调整更迭，在资金良性循环基础上促进服务贸易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实现经济的发展提高。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视角的分析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作为贸易理论的主流在现实中遇到了很大困难，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际分工格局呈现为：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服务产品，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服务产品；发展中国家则刚好相反。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结构不但不能通过发展外向型经济得到升级，还会进一步低级化。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解释和指导现在的服务贸易实践。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出现，迎合了现实的需要，对促进服务贸易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哈佛大学的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该理论着重讨论了特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地位的各种条件。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国内企业或行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和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波特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分析钻石模型，对“特定国家会成为特定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企业的母国基地”现象进行了合理的解释。波特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四组因素决定的，它们是要素条件、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这四组因素的每一组都可单独发生作用，但又同时对其他因素产生影响，这四组因素结合成一个体系，决定了国家的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告诉我们：在开放型经济背景下，一国的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状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发展具有很强的能动性和可选择性，固有的比较优势不应成为谋求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障碍。虽然我们抛弃了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意义上的比较优势，但要注意在新的层次上培植服务贸易竞争的比较优势。原因是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每个产业中都具有竞争优势。在波特看来，具有竞争优势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定产品或产业的环节上。”这种比较优势不是先天资源禀赋，而是后天形成、需要创造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培植服务贸易产业竞争比较优势不能封闭进行，需要通过金融支持的资金效应和政策效应，将国内、国际资源引入到服务贸易产业。我国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仅要获得服务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所带来的比较利益，更要借助金融工具提升和优化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提高技术密集型服务产业的比重，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对旅游行业、高科技产业、文化产业等具有未来竞争力的服务贸易行业或企业进行金融支持，以创造和提升服务贸易比较利益结构，推动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四、构建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体系的对策建议
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针对我国服务贸易金融支持总体不足的现状，本文建议应加大对服务贸易的政策性和商业性金融支持力度，努力构建我国服务贸易的多元化金融支持体系。
(一)加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力度
1.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机构或部门。历史经验证明：世界上服务贸易发达的国家，都有一整套促进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体系。如美国与服务贸易融资有关的部门有美国贸易开发署、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小企业商务管理局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美国贸易开发署(USTDA)是由国会直接批准成立并且提供资金的独立机构。由于USTDA提供的项目主要集中在与美国服务贸易出口关系密切的交通、能源、水利与环境保护、医疗、矿业、资源开发、电信和信息技术与服务上，其对美国服务出口的作用正不断增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是一个自负盈亏的独立机构(政府公司)，OPIC近年来大多数的投资项目都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有关。在过去30多年的历史中，已支持了数百个累计金额达1640亿美元的美国对外私人投资项目，支持了690亿美元的出口，其中相当大部分是服务贸易出口，为美国创造了超过26万个就业机会；小企业商务管理局也是美国国会批准成立的独立机构。由于服务贸易企业大部分属小企业，因此也是小企业商务管理局的主要服务对象。该局通过出口经营性资本金计划、国际贸易贷款计划、“出口快车”专项向出口企业提供短期经营性资本金贷款的担保、小额贷款融资等支持；美国进出口银行可以提供生产性资本金贷款、出口信贷担保和买方信贷等业务。近年来，进出口银行专门开办了面向中小服务企业服务出口的专项贷款，设立了“资本项目限制性援助基金”。2002年以后，进出口银行专门设立了服务贸易出口融资专项，开发出适用于服务业出口的融资工具，在一些服务部门中进行尝试。对一些重大项目则改被动式支持为主动介入，常常提前出具支持函或贷款保函。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和提供保险、担保的机构，或在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中设立专门为服务贸易融资的部门，以更好地为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服务。[4]
2.增强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实力。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来看，能够支持服务贸易的机构主要是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但这两家机构的实力都较为有限：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成立时注册资本金仅有33.8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4亿美元)，到2000年财政将其资本增加到50亿元人民币。根据进出口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06年末，累计发放贷款6000多亿元，贷款余额2317亿元。其中，截至2005年末支持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贷款约1400亿元。2001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以注册资本金40亿元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约核不足5亿美元)成立，至2007年，累计支持外经贸业务金额约600亿美元，占同期我国一般贸易出口总额比例仅有2-5%，远远低于全球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12%至15%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出口信用保险涵盖率20%-30%相比更是望尘莫及。[5]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信保公司自身的承接能力有限，目前这样的承保比例，已接近信保公司可以承担风险的边界，对其业务开展形成了掣肘。由此可见，我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货物贸易的支持尚且力不从心，更难以实现对服务贸易的全方位支持。因此，应补充两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其内部设立服务贸易企业融资、保险和担保专项，同时，对国家支持的重点服务贸易行业和企业实行优惠利率贷款，设定较高的担保额度，从而有力推动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
3.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创新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实现支持方式的多样化，是政策性金融对服务贸易全方位支持的必要条件。除了现有的贷款、信用担保等支持方式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更多地引入市场化思维方式，以服务贸易的特点和贸易双方的需求为导向，积极开发新的服务方式。以文化产业为例，2006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华谊兄弟公司的影片《夜宴》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担保”的金融支持模式：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充分发挥其在海外资信调查、收汇风险补偿的优势，为华谊兄弟公司影片的海外销售提供了出口信用保险，帮助其在事前、事中、事后评估及分析风险，并承担收汇损失保险责任。同时，对华谊兄弟公司影片拍摄的资金需求给予担保支持，使其能采用更灵活的方式开展海外发行，提高了发行收益。[6]这是我国文化行业企业与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促进文化产品出口的首次合作尝试，开创了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成功先例。
4.建立服务贸易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服务贸易企业的信用担保体系有四种模式：一是政府信用担保；二是以自我服务、自担风险为主要特征的互助担保；三是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担保；四是再担保机制。首先，应由政策出资建立专门为服务贸易担保的机构。在美国，各州的出口促进机构直接为服务贸易企业的出口提供担保，如加利福利亚世界贸易委员会就可以为本州出口商提供担保额高达90%的出口贷款担保。其次，应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行业内部的服务贸易出口担保体系。以印度软件业为例，印度软件协会是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全国贸易机构，拥有大约850个成员，成员公司总收入在印度软件产业中占到了95%的份额。[7]印度软件协会为成员公司提供融资担保和软件质量担保，有力地提升了成员公司在软件外包业务方面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应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协会在服务贸易行业的主导作用，鼓励它们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担保和产品质量担保，从而促进服务贸易企业产品的出口。
5.积极争取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除了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等五大跨国开发银行每年所提供的建设与开发贷款项目数以千亿美元计，我国政府应在商务部内设立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并成立一个项目咨询中心，通过商务部的各种信息提供工具、网上查询、热线电话和24小时自动传真等方式项目信息，提供商务咨询，主动与相关企业联络，并向其提供对策与具体支持。就具体项目而言，可考虑利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诸多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发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旅游资源。2007年，甘肃省成功利用世行贷款44533万元人民币进行自然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6.设立服务贸易出口专项担保基金。我国服务贸易企业专业化程度高、投入多、有形资产少，所以风险比较大。仅仅通过内源融资需要长期积累，而进行外源融资却由于风险评估等问题使得融资渠道狭窄，笔者认为可由商务部服务贸易协会牵头成立一个由全国或省为单位，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服务贸易企业共同出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出口专项担保基金，以使我国服务贸易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扩大对外贸易，解决现行服务贸易企业贷款担保融资难、风险大的问题。
7.建立无形资产价值评估体系，为服务产品抵押创造条件。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最主要的信贷方式还是抵押贷款或质押贷款，抵押物往往是固定资产或流动资产，质押物一般为有价证券，而服务产品等无形资产作为抵押物的最大障碍就是不能准确评估服务产品的变现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贸易企业抵押贷款的实现。因此，建立文化产品、核心技术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评估体系，准确评价无形资产的价值，使其作抵押物成为可能，将有利地促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企业贷款的支持。需要指出的是，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杜绝盗版行为，保障以文化产品、核心技术为抵押物发放贷款的商业银行的合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使无形资产作抵押物成为可能。
(二)开展多种方式的商业性金融支持
1.应打破以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大力发展民营地区性中小银行，建立起层次化的间接融资体系。地区性中小银行的注意力可集中在本地的优质中小型服务贸易企业上，深入地了解客户，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以为其提供更好的债务融资渠道。
2.银行体系需建立适合服务贸易企业特点的审贷机制。目前，企业申请贷款时往往需要有效担保，并落实抵押，但是服务贸易企业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没有过多的固定资产，所以并没有大量的合格抵押品，也不易落实担保，而这些企业往往由于大量的短期预付垫款，需要期限较短的流动周转资金。银行机构应根据服务贸易企业的业务特点创新对流动资金贷款的风险评估，建立起适合它们的审贷机制和信用评级模型。
3.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支持力度。由于服务贸易对象的特殊性及收益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存在“惜贷”现象，可借鉴国外经验，引入履约保证机制，增进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的支持力度。以影视贸易为例，履约保证机制中的承保人通常是履约保证公司(即保险公司)，投保人是电影制作公司，贷款人是商业银行。银行在收到履约保证公司出具的保证制作完成的书面保证、制作公司还款能力的评估、影片完成后的收益评估、可收取利息后，批出贷款给电影制作公司。随后，履约保证公司会派出专员，监察所有可能影响制作完成的环节，以确保拍摄计划能按照原定日程和财务预算完成，否则，履约保证公司将为银行承担因计划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履约保证公司的收费一般约占电影制作经费的1%-3%，实际收费依据电影制作所涉及的风险程度而定。这一模式，加强了集资者的信贷能力，尤其有利于中小影视制作公司向银行借贷，《夜宴》模式即是采取了履约保证向银行融资的方式。可见，引入履约保证机制，是在保险公司的参与下更好地发挥商业银行对服务贸易金融支持的有效途径。
4.建立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市场，主要是要发展二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新兴公司提供集资途径，助其发展及扩展业务，为高增长的中小企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渠道和市场。相对主板市场，二板市场的上市标准和条件较低，可以吸引成长性好、质量优良的服务贸易企业上市，提高资本使用效率。不仅如此，二板市场还为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资本提供了退出渠道，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资本可以在被扶持的服务贸易企业成熟后通过在二板市场发行股票、出让股权的方式顺利退出，再转移到新企业中，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加快了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资本与服务贸易的良性循环。
5.大力发展多层次的公司债券市场。与发行股票相比，发行债券所筹集的资金期限较长，资金使用自由，而已购买债券的投资者又无权干涉企业的经营决策，现有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不变。从这一角度看，发行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股票筹资和向银行借款的不足，是许多企业非常愿意选择的筹资方式。但是，由于严格的发行限制、复杂缓慢的行政审批制度以及须主要银行提供信用担保等要求，公司债券发行不顺畅。在这一体制下，往往只有极少数的大型服务贸易企业才能发行公司债，绝大多数的中小服务贸易企业只能望洋兴叹。因此，应该从根本上改革目前的公司债发行审批制度，开启一条新的债券资本市场化的通道。同时，可以大力发展垃圾债等各类信用级别的公司债，为中小服务贸易企业提供灵活的融资方式，满足其多元化的融资需求。
6.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一个服务贸易企业成功与否，除了通常所知的技术、管理、市场等诸多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融资计划是否能够与其阶段性发展计划相匹配，并能得到顺利执行。风险投资体系，就是帮助服务贸易企业的服务产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的金融支持体系。服务贸易企业融资的主要问题集中在发展的前期和中期。此时，一方面，市场前景是不明朗的，常规的金融机构不愿进入，普通的金融市场也难以接纳；另一方面，由于要进行前期投资和市场开发，所需资金量又为一般个人所不能及。若无特殊的金融安排，服务贸易项目常常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被埋没。因此，需要大力发展风险投资业，鼓励风险投资行为并为其提供政策支持。
7.充分发挥信托投资公司对服务贸易企业的支持作用。信托投资公司支持服务贸易企业的方式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自有资金以投资人身份直接参与服务贸易企业发展，二是可以发挥其融资功能，为服务贸易企业发展提供资金融通服务，如通过发行信托产品或者设立服务贸易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吸引社会资金。三是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资产管理服务，比如信托可以接受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委托，以收益期权的方式向社会投资人出售，或者吸纳风险投资资金来推动知识产权的转化。四是提供咨询服务，充分发挥人才、专业等方面的优势，将科学技术与信托业务相结合，为服务贸易企业提供并购、重组等财务咨询、顾问业务。
参考文献：
[1]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2007年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7.
[2] 商务部服务贸易司.2007年服务贸易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
[3] Review Of Maritime Transport UNCTAD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DB/OL].省略，2007.
[4]沈丹阳.美国是如何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的[DB/OL]. 国家商务部网站.
[5]葛志玉.三大障碍制约文化国货"走出去"[DB/OL].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2008-01-07.
[6]路红艳.文化服务业发展现状与趋势[DB/OL].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2007-11-01.
[7]吕光明，吕珊珊.技术创新金融支持模式的国际经验[J].经济研究参考，2006，(15).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n the Financial Supports for the Services Trade
ZHAO Yong
目前已有的相关文献认为,一国的信贷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BaFIRhan和Kletzer(1987)运用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2×2×2模型,分析了国际信贷市场不完善对国际贸易流向的影响问题,在此基础上,Kiminori Matsuyama(2005)进一步细化了模型中的制度变量,研究内容扩展到国内信贷制度不完善对国内企业融资造成的影响等方面。Beck(2002)、Becker和Greenberg(2003、2005)、Hur,Raj和Riyanto(2004)、Abdul Qayyum(2007)、Quy-Toan Do(2006)、Manova(2008)分别从企业、国家和行业层面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了金融发展促进国际贸易的结论。
在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影响的研究上Yongfu Huang(2005)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分析两者关系,实证表明商品市场的高外贸开放度下有利于金融的稳步发展。Quy-Toan Do(2006)采用1970-1999年96个国家的金融发展数据和贸易数据,并借鉴Frankel and Romer的方法,研究得出金融发展程度对一国的贸易格局有很大的依赖,与前人所认为的发达国家较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发展方面存在的一种比较优势这一理论相补充,完善了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作用机制。Nils Herger和Roland Hodler(2008)在论文中综合考虑了文化、金融机构及国际贸易对金融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对本国的金融发展有极大的刺激作用。
国内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学者不多,白当伟(2004)开启了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的大门,验证两者虽有一定的作用,但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之后学者主要侧重于实证研究方面。孙兆斌(2004)运用协整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与出口商品结构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金融发展是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原因,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不是金融发展的原因。沈能(2006)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的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认为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徐建军(2008),其在总量分析的基础上完成了区域分析,研究表明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进口、出口的长期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中、西部。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都围绕国家层面的金融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展开分析,缺乏更小范围的基于农村信贷规模对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很大一部分也被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所替代,未能很好的反应两者之间联系。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发展问题尤为重要,农村金融、农产品对外贸易长期以来是服务农村经济的主要成分,理所当然地要为农村经济发挥作用,但他们之间有没有联系同样也是我们考虑的重点,本文以此为出发点,采用实证检验就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具体作用机制展开分析。
二、农村信贷发展与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理论关系
农村金融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属于不同的部门,但其间存在着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融合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两者是一种既可以相互促进又可以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十七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规范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动农村金融发展以适应中小企业需求,拉动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
(一)农村信贷发展对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
首先,农村金融发展作为一个推动因素通过提高储蓄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从而促进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Norman(1980)、Bhagwati, Panagariya,and Srinvasan(1998)、Levine(1997)指出金融发展理论具有动员储蓄、配备资源、便利风险分散、监督与控制、便利商品与劳务交换等五个功能,这些功能进一步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便于对外贸易的发展。乡镇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体,其融资渠道主要是农村信贷,为此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包括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邮政储蓄、农业保险以及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的发展扩大农村资金供应规模,能够为农产品对外贸易企业提供充足的资源,影响企业的R&D,为企业增强竞争力,提高我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其次,Svaleryd and Vlachos(2005)、Manova(2008)等将农村信贷规模视为影响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的禀赋因素。根据H-O-S理论,一国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贫乏要素的商品。由于农村信贷属于资本生产要素,有利于高层次结构的商品出口,提高了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改善了农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出口形势,有效的抵御贸易壁垒。
(二)农产品对外贸易对农村信贷的影响
同样贸易对信贷业发展亦存在积极推动作用。金融部门必须服务于实体部门,实体部门的发展状况自然影响金融自由化的成效。对外贸易的发展对金融业的资金运用、业务品种、服务手段、工作效率、利率和汇率的风险管理及应对贸易摩擦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为此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能有效提高农村资金的使用率,控制目前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吸收的存款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同时迫使农村金融改善金融工具,不单单只有存款和贷款来满足农产品对外贸易需求。总之,所有这些需求,对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和创新,促进农村金融产品的开发都有巨大的推动意义。
随着农村金融的发展和农产品对外贸易增长,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越剧明显,只有正确的处理和协调好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二者之间的关系,才能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的动力。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旨在反映中国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关系,为此选用的指标包括农村信贷规模与农产品对外贸易两个方面。对于农村信贷规模水平的衡量,从理论上来讲,应包括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但现实中我国的非正规金融例如民间信贷、私人钱庄等无法有效的统计,故主要考虑农村正规金融中的农村信贷。借鉴温涛(2005)中的指标,利用农村金融机构信贷比率作为衡量农村信贷水平的指标,用FIR表示,定义为(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农村总产出。在国际贸易方面利用贸易依存度来反映一国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水平,而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依赖农产品国际贸易取得产销平衡的程度(李应中,2003)。具体计算公式为:农产品外贸依存度=农产品进出口量或进出口额/农产品产量或产值,相应的农产品出口依存度用EXD来表示,进口依存度用IMD表示。
选取1978-2007年的年度数据作为分析数据集,之所以这样选择,主要是考虑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市场力量才逐步在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真正发挥了调节作用。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到2008年年历)、《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海关统计年鉴》(1985年到2008年)。由于统计原因,我们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异方差,分别记为LFIR、LEXD、LIMD。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清楚的观察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运用Eviews5.1对各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变量平稳性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问题的产生,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应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方法,根据基本时序图考虑变量是否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采用赤池信息准则(AIC)确定最优滞后阶数,根据ADF统计量判断是否平稳,若值小于临界值则该变量平稳。各变量的单位根结果如表1。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给定显著水平5%时,原序列LEXD、LIMD、LFIR都为非平稳序列,一阶差分滞后,所有差分序列的t统计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5%的临界值,表明至少在95%的置信区间下这些变量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协整检验
协整分析的基本思想是:如果两个同阶时间序列向量是非平稳的,而他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则这两个向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由于上述变量都是同阶单整的,因此,我们可以利用Johansen检验判断它们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在检验之前首先依据AIC或SC准则确定VAR模型的最后滞后期,结果见表2。
注:(1)其中r代表协整向量个数;(2)表中5%临界值为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检验的滞后期LFIR、LEXD为2期,LFIR、LIMD为4期。
由表2所给出的统计量和相伴概率明确表明在样本期间内,LEXD、LFIR和LIMD、LFIR这两组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各协整关系所对应的长期方程分别为(其中括号中数字为回归系数的t检验值):
方程:LEXD=1.270831 LFIR+ 0.617190
(0.15770)
Adj. R-squared= 0.779938
LIMD=3.861109 LFIR+1.549714
(1.04575)(1.41812)
Adj. R-squared= 0.755499
从方程的系数中可以发现农产品进出口和农村信贷规模存在着正向作用关系,且农村信贷对农产品进口的作用大于出口的。
(3)格兰杰因果检验
农村信贷与农产品对外贸易序列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必然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因果关系。在此,为了证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提供了一种检验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的方法。Granger(1969)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依据平稳性检验的滞后期来选择本检验的滞后期,根据输出结果的F统计量或P值判断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概率。
注:p值表示检验概率值,若P
从表3可以看出农村信贷发展不是农产品进出口的格兰杰原因,农产品进出口亦不是农村信贷发展的先导因素。这说明了农村信贷的发展不能有效的促进农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农产品对外贸易亦不能有效的带动农村信贷发展。
四、结论
关键词：供应链金融 国际贸易融资
引言
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是商业银行在国际银行信贷业务中，基于传统的国际贸易融资工具的有机组合与重新设计，从而创造出新的、有别于传统国际贸易融资工具创新融资产品，并且借鉴资本市场规避风险的一些技术推出的新的贸易融资避险产品、流程和国际贸易融资方式。目前，无论是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种类创新上，还是在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的技术和体系构架上，我国商业银行和国外同行之间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任重道远。针对目前中资商业银行进行国际贸易金融业务创新的现状，本文通过对国际贸易融资现状的分析，从供应链融资创新的角度入手，设计基于供应链金融的中小外贸企业国际贸易融资模式，从而帮助解决我国大量的中小型外贸企业一直存在的融资困难问题，使一些没有足够抵押物或足够信用担保的企业通过物流、信息流等方面的优势，实现更加有效的发展。
我国外贸企业国际贸易融资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随着国内金融市场渐渐与国际接轨，在我国国际贸易进出口额迅速增长的同时，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也发展迅速，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以其融资安全、流动性高和易于盈利的特点而越来越为商业银行所重视。如今，由于国际环境恶化和一些国家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可避免，同时由于金融危机过后国际汇率市场的不断波动，国内企业在大量不确定因素下对国际贸易融资需求比以往有更大的提高。
我国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缺乏创新导致贸易融资产品种类和结构单一，并且由于国际贸易融资风险管理理念保守、技术落后，使得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落后于国际贸易的发展。
目前，我国的中小企业数量为2930万户，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5%以上，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60%以上。中小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外贸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据统计有超过80%的中小企业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的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市场，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有效地开展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有力地提升自身竞争力，与国外先进同行进行竞争，提升市场份额。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际市场需求疲软，国际贸易量萎缩，许多中小型外贸企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愈演愈烈，而与此同时，由于国内特有的经济体系特点，各大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主要客户往往是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这导致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局限于一些较为弱势的民间筹资和拆借或者是政府小额救济式的贷款，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缺乏金融信贷支持的困难。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能对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提供有效支持的我国中资银行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与外资银行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当前我国国际贸易融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是国内商业银行对国际贸易融资的重视程度不够。许多国有商业银行受传统观念的局限，往往不能认识到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在优化银行资产结构、扩展银行盈利渠道方面的作用。此外我国外贸企业对商业银行的金融支持停留在传统的信贷理念上，在其需要资金支持时不了解国际贸易融资的作用，从而使其主观上缺乏使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动机，致使国际贸易融资的需求错位，引起商业银行的错觉而使其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更加忽视。
二是国内商业银行贸易融资管理体制不健全。专业化经营是开展国际贸易融资的必要前提。国外先进银行如花旗银行、汇丰银行都已经成立以事业部形式组织的国际贸易融资部门，专门负责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营销推广、物权跟踪、业务监控等工作。而我国商业银行受限于以往传统的组织结构，往往将一个完整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流程分布到各个不同的职能部门中，导致业务衔接不畅，各个部门间缺乏协调和了解，使得整个业务流程无法一体化、高效化，业务主线不明，职能边界不清，完全无法满足国际贸易融资的时效要求，由此可知体制因素也制约了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
三是现有的授信管理不适应贸易融资产品的特点。国际贸易融资业务授信规模核定随意性强，标准不一。各家银行在核定国际贸易融资授信规模标准上有较大区别，有的银行将国际贸易融资视同流动资金贷款处理，有的银行则根据融资品种的不同放大一定的倍数，融资政策的制订多是根据自身对国际贸易融资的理解，缺乏深入、科学的研究。国内银行在对待国际贸易融资上习惯以传统授信的方法为基础，以净资产和资产负债率等指标核定对国际贸易企业的授信额度。银行的信用等级准入制往往对资信状况一般的企业客户要求提供抵押担保，这种制度使大量净资产减少，但贸易关系可靠，物流、现金流稳较的潜在企业客户被银行拒之门外。
四是产品设计和技术手段落后。国内银行的传统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常常不适应现今结算方式的快速转变。技术系统的落后和产品设计理念的保守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对于现今使用得越来越多的记账式国际结算手段缺乏有效的技术支持，使其白白丧失了很多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发展机会。国内银行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多针对供应链单一环节融资，较少提供整合化服务方案。
五是进出口企业资信状况不甚理想。我国进出口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型外贸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受限，加之国内社会信用体系的缺失，往往容易在遇到困难时不遵守与银行的信贷协议，从而导致商业银行在国际贸易融资业务中利益受损，打击了银行发展国际贸易融资的热情。
六是相关法规建设滞后。目前为止，我国对国际贸易融资创新方式并无专门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也基本上没有任何判例。如我国虽然已经加入了FCI，并且接受了“国际保理惯例规则”等规范，但这些规范还不能用于指导监督我国国际贸易融资业务的具体实施，我国亟待建立一套指导国际贸易融资业务发展的法律体系。这种监管方式的缺位也给国内银行开展国际贸易融资业务造成困扰。
中小外贸企业供应链融资创新
供应链融资是一种创新的国际贸易融资方式。供应链融资要求商业银行更新信用评价体系，扩大贸易融资的业务范围，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减小了进出口企业的贸易融资成本。因此，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金融创新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融资创新强调商业银行对资金流和货物流的有效控制，强调对上下游规律、行业信息、结算规律、运输和仓储、商品性质等了解和掌握。该贸易融资创新通过掌握国际贸易背景而开展的特点离不开供应链的存在。供应链和国际进出口贸易链所涉及的存货、预付、应收等众多环节产生的金融需求，为商业银行开展贸易融资提供了理想的业务资源。
对于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融资创新，商业银行强调链上企业之间的稳定合作。因为链上企业高度相关的合作关系可以增强供应链中单环节承受意外风险冲击的能力，从而保证供应链上商品流的顺利流通以实现融资收益。假定供应链融资中银行提供结构性国际贸易融资的贷款利率为：ri=r0+ci+Piλ+ki(δ-r0)，其中：r0为资金的利息率，ci是银行供应链融资的操作成本，Pi表示融资企业的违约可能性大小，λ为供应链融资失败带来的损失。ki(δ-r0)即为银行进行供应链融资所要求的风险回报，ki即企业的信用级别。
因此银行的供应链融资业务回报有：
，其中Li为国际贸易融资金额。
作为与银行合作业务较多，资信等级较高的客户，供应链融资环节中的核心企业Ec往往可以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从而得到比供应链上其他企业EO更有利的贷款条件，因而商业银行对二者的风险溢价要求也不一样，应满足kEc≥kEO。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贸易融资产品给商业银行带来的回报为：，其产品的贷款成本和违约概率均应当由供应链的核心企业决定。而供应链融资中，链上核心企业贷款利息支出为。令πs表示同时期核心企业的资金收益水平，πE0为其初始收入，PiLi为供应链融资过程中合作企业的违约给核心企业带来的损失额，从而核心企业的利润可以计算为πEc(1)=πEc0-CEc(1)。供应链上与核心企业合作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利息支出便可以缩小为CEi(1)=Li×ri=Li×r0+Li×ci+Li×PEcλ+Li×kEc(δ-r0)。由于供应链融资产品的使用，中小外贸企业的运营周期缩短，其固定时期内的营运收入必然增加，资金使用效率的提高必然带来额外的收益：πE(1)=πE0-CEi(1)+πs。
相反，如果没有基于供应链的结构性贸易融资，相关各方的收益将降为：
核心企业：πE(2)=πE0-CEi(2)+πs，有CEi(2)=Li×ri=Li×r0+Li×ci+Li×Piλ+Li×ki(δ-r0)
中小外贸企业：πEc(2)=πEc0-CEc(2)，其中
由此本文认为基于供应链融资的国际贸易融资产品的博弈模型如图1所示。
通过博弈各方的受益分析可知πB(1)≥πB(2)，πEc(1)≥πEc(2)，πEi(1)≥πEi(2)，应用动态博弈理论可知，在节点2与3上，中小外贸企业将倾向于使用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因而，节点B中，通过分析收益向量1和收益向量4，外贸供应链上的核心企业也将使用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所以在O节点，商业银行提供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方案是有利的选择。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设计出一种适用于各种带有核心企业的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创新产品。在该创新产品中，其产品设计应当首先使得πEc(1)≥πEc(2)，并且保证(πEi(1)≥πEi(2))I(πEi(1)≥πEi(3))，所以为中小型外贸企业设计的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的资金成本上限为：
，同时满足：，因而商业银行进行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设计的最佳资金利率为：
。
综上，基于供应链的国际贸易融资的创新意图是通过资信较好的核心企业带动链上的中小型企业共同实现国际贸易融资，因为这些中小型企业在与核心企业合作贸易的同时，往往具有较良好的运作状况和财务状况。通过供应链上的国际贸易融资，银行可以在风险较低的前提下扩展一些较为优秀的中小型外贸企业，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争取更多的核心企业客户，从而有效而安全地扩展国际贸易融资。
参考文献：
1.Harry M.Venedikian,Global Trade Financing[M].New York,John Wiley &Sons,Inc,2000.
2.Weiss, Judith.Disclosures about the Credit Quality of Financing Receivables and the Allowance for Credit Losses[J].GAAP Update Service,8/30/,2010,16(10):1-8.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1-0084-06
一、引言
从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角度看，服务业终将逐步取代工业而成为一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推动力。目前，全球贸易结构正从货物贸易逐步向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已迅速发展成一种继对外直接投资和货物贸易之外的非常重要的国际经济活动，一国服务贸易的发展逐渐成为衡量该国国际竞争能力和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之一。在这样的全球服务贸易迅速发展趋势下，中国的服务贸易也快速发展。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664.61亿美元，2012年达到4 730.37亿美元，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高达18.21%，远远超过2000—2012年世界服务贸易的年均增长率9.41%；其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从2000年的304.31亿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1 909.39亿美元，2000—2012年年均增长率为17.26%，同时间段，世界服务出口贸易年均增长率仅为9.63%，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2.00%提高到2012年的4.32%；旅游服务出口、运输服务出口、其他服务①出口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从2000年的53.34%、12.06%、34.60%转变为2012年的26.79%、20.43%、52.78%。数据表明中国在实现服务贸易规模扩张的同时，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已开始从传统服务出口为主逐渐向现代服务贸易出口比例不断增大的趋势转变。
一国或一地区金融业的有效发展，一方面能刺激储蓄，将储蓄转变为投资；另一方面能提供更多的外部融资，提高一国或地区资本禀赋积累，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此外，金融业的有效发展能为技术创新提供人力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费用投资和实物投资，从而间接促进一国或地区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形成；在出口过程中，金融业的有效发展为出口企业应对国际资信风险、汇率风险、市场风险等出口风险提供风险转移保障。自1994年开始金融业全面配套改革以来，1999年中国金融业开始新一轮的快速增长，2007年金融业增加额同比增长52.33%，2008年和2009年其增长势头有所放缓，2010年开始，中国金融业增加额恢复大幅度增长。2000—2012年，中国金融规模总量②从304 933.07亿元增长至2 087 473.10亿元，增长倍数接近6倍，可以相信，中国金融业在一定程度上已实现有效发展。
灵活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为服务业出口企业提供资本、融资平台支持，引导资本进入服务业，使资本成为相对便宜和富裕的要素投入生产，从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实现贸易结构的优化，即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向资本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趋势转变。因此，在中国服务贸易和金融业迅速发展趋势下，本文拟以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溢出效应。
二、文献综述
随着对外贸易和金融的迅速发展，国内外学者在对外贸易与金融的关系、对外贸易对金融发展的影响、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在金融发展对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上，早在1987年国外学者Kletzer和Bandhan在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的基础上，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金融发展程度对两国贸易结构的影响，认为高度依赖外源融资发展的行业在信贷约束较低的国家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低度依赖外源融资发展的行业在信贷约束较高的国家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出口。Beck（2003）[1]也从资源配置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对一国贸易的影响，基于56个国家36个行业的数据建立模型，实证分析结果与Kletzer和Bandhan得出的结论相同，金融发达的国家中依赖外源融资的行业拥有出口比较优势，且认为是技术因素决定了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Becker等（2013）[2]从企业角度研究金融发展、固定成本和贸易的关系，认为出口需要巨大的前期成本，一国发达的金融体系能实现企业外部融资，从而促进一国的出口水平。Hur等（2006）[3]利用42个国家27个行业的行业数据分析认为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中拥有更多无形资产的行业具有高出口份额和贸易顺差。
国内学者在我国金融发展对外贸的影响研究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和少量的理论综述研究。陈建国和杨涛（2005）[4]利用1992—1999年数据分析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在该时间段内金融发展的滞后和金融的低效率制约中国出口结构的升级。张晓涛等（2012）[5]在更长的时间区间内研究金融发展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能显著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国内学者还进一步将研究视角扩展到金融发展对区域对外贸易和具体产业对外贸易的影响，陈恩和黄桂良（2009）[6]表明金融发展对广东对外贸易有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杨丹萍和毛江楠（2010）[7]认为金融发展对中国纺织业进出口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近年来，国内学者也越来越关注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的影响，马琳（2013）[8]认为现阶段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进出口具有单向的显著促进作用。林发彬（2011）[9]用金融中介率或贷款运用效率衡量的金融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行业差异。李丹（2012）[10]以美国为例研究资本积累对服务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认为资本投入可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推动服务贸易结构优化。
国内学者一般基于以下几种视角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生产贸易出口和消费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从传统服务和新型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角度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产业内服务贸易出口和产业间服务贸易出口在服务贸易出口中所占比重的视角研究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从运输服务出口、旅游服务出口和其他服务出口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或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其中，运用的最多的是基于从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服务在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分析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如刘丽慧等（2013）[11]从该视角研究服务贸易结构。而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运用出口复杂度衡量一国或地区出口商品结构的方法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并且，焦点已慢慢转向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度和分析上。黄永明和张文洁（2012）[12]认为国家层次的出口复杂度能衡量一国出口商品结构和资本技术知识禀赋，一国出口商品的出口复杂度越高，则出口商品的附加值和技术水平越高。董直庆和夏小迪（2010）[13]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研究中国服务贸易技术结构优化问题。戴翔（2012）、张雨（2012）[14]和Mishra等（2011）[15]借鉴Hausmann等（2007）[16]提出的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度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
由国内外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发达的金融市场为行业出口提供资本、融资平台支持，促进无形资产高的行业的出口，对贸易结构升级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在金融业和服务贸易将成为经济发展主题的中国，本文试图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商品结构的短期和长期溢出效应，探讨金融发展对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变迁的影响。
三、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一）变量选取
本文试图用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衡量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出口复杂度的测度方法有收入和出口相似度两种指标，收入指标假设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的技术和质量水平与该国或地区的收入相关，出口复杂度是该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的加权平均数，权重为该国或地区的出口相对比重；而出口相似度指标从一国或地区出口产品与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商品集的相似程度角度衡量该国的出口复杂度[12]。在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测度上，戴翔（2012）、张雨（2012）[14]和Mishra等（2011）[15]借鉴Hausmann等（2007）提出的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测度方法度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因此，本文同样借鉴Hausmann等（2007）提出的收入指标测度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该方法分两步进行，首先测算服务贸易出口中各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TSI），公式如下：
然后测算一国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公式如下：
其中，ES（Export Sophistication）为一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xk表示一国服务贸易分项k的出口额，EX表示该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TSIk表示服务贸易出口分项k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本文选取能衡量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的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中国金融业发展程度为解释变量。除了受金融业发展的影响，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还可能受该国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因此，为使模型准确反映一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影响程度，本文也将技术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
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是一国在某时点的全部金融资产与全部实物资产的比值，戈氏金融相关比率不仅能衡量一国金融规模的扩张，还能衡量金融结构的优化程度。因此，本文用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衡量中国金融业发展，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M2表示广义货币存量，L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S为股票市价总值、债券余额和保费收入之和，GDP为国内生产总值。
用第三产业外商直接投资额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值衡量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用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衡量中国技术水平，用TC表示。
（二）数据说明
在测算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TSI）时，需使用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但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且工作量太大，因此，本文选取2011年服务贸易出口额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排名居前60名的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数据为样本数据，鉴于样本数据的可获性，最终选定的样本国家和地区为45个③，45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为85.94%。2004—2011年样本国家和地区的11项服务贸易分项出口数据源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人均GDP数据源自世界银行数据库，用计算的2004—2011年各服务贸易分项出口复杂度指数（TSI）的均值测度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ES）[15]，2000—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
在测算戈氏金融相关比率（FIR）时，2000—2012年M2、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股票市价总值和GDP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债券余额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债券信息网站相关数据整理得到，保费收入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保监会网站。FDI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商务部网站；TC数据来自历年国家统计局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四、实证分析
为探讨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金融发展、技术、外商直接投资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特别是金融发展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影响，即“溢出效应”，本文使用Eviews5.0软件对各变量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等。对变量指标取自然对数后不改变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并能使其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可能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因此，对变量指标ES、FIR、FDI、TC作对数处理，分别记为LES、LFIR、LFDI、LTC。
（一）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出现，在回归分析之前先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对时间序列LES、LFIR、LFDI、LTC进行平稳性检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
由表1可得，LES、LFIR、LFDI、LTC变量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四个变量的一阶差分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可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各变量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二）协整检验
本文采用Johansen迹检验法对LES与LFIR、LFDI、LTC三组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由表2可得，LES与LFIR、LES与LFDI、LES与LTC三组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拒绝了协整方程个数为0的原假设，不能拒绝协整方程个数为1的假设，因此，三组变量都存在协整关系，可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LES与LFIR、LFDI、LTC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建立并估计协整模型。
LESt=？茁0+？茁1LFIRt+？茁2LFDIt+？茁3LTCt+？着t（4）
其中，？茁0为常数项，？着t为误差项。用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得协整模型为：
从模型（5）可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0.909，拟合效果较好，三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较为合理。具体而言，在长期内，服务贸易出口结构（LES）与金融发展（LFIR）、外商直接投资（LFDI）、技术水平（LTC）呈正相关关系，即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和技术水平是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因素，其中，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具有长期溢出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结构改善1%，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将优化0.031%。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LES与LFIR、LFDI、LTC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检验结果如表3。
由表3可知，在滞后阶数为3的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的变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不是金融业发展变化的原因，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呈单向因果关系，再结合协整模型估计结果，可认为：金融业发展可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不会影响金融业的发展。
（四）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金融业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进一步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建立变量间的短期动态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
DLESt=？琢0+？琢1DFIRt-1+？琢2DLFDIt-1+？琢3DLTCt-1+？琢4ECMt-1+？着t（6）
其中，DLES、DFIR、DLFDI、DLTC分别为变量LES、FIR、LFDI、LTC的一阶差分，ECM为误差修正项，是协整模型（4）的残差序列，？着t为误差项。
对模型（6）进行估计，通过试验，在短期内，中国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不显著，固DFIR变量未纳入误差修正模型中，最终误差修正模型为：
从模型（7）可看出，模型的拟合优度达0.742，拟合效果较好；各变量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t检验，各解释变量的系数较为合理；ECM系数为-0.573，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动态均衡时，系统则以0.573的调整力度将模型从偏离状态调整到均衡状态。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中国金融发展为切入点，基于服务贸易出口复杂度的算法，研究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短期和长期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在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没有影响；在长期内，中国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金融业规模和结构的改善能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具有正的溢出效应，但其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在滞后阶数为3的情况下，金融业规模及结构的变化是服务贸易出口结构变化的原因，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变化不是金融业规模及结构变化的原因，金融业发展与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呈单向因果关系，即金融业发展可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但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不会影响金融发展。
基于上述结论，为实现中国金融业发展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长期可持续溢出效应，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完善金融体系，做大做强金融业。金融市场的有效发展与否关系到企业融资能力和成本，自1994年开始金融业全面配套改革以来，金融规模和结构得到很大改善，但仍需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改革，通过渐进式推进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和多层次金融机构体系，完善金融体系。实现金融体系的市场化要求改革现有靠行政手段管理的利率机制，建立灵敏、反映资金供求的市场化利率体系，从而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并积极培育高服务水平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及银行等金融机构，实现多层次的金融机构体系，做大做强中国金融业，从而促进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优化。
2. 合理引导金融机构贷款投放，加大信贷支持。根据服务贸易分项的出口复杂度指数测算结果，金融服务、专利和特许费和保险服务等属于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高的新型服务贸易出口分项。因此，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合理引导金融机构向服务业特别是新型服务业和融资能力差的中小型服务业发放贷款，同时，通过政府贴息和优惠利率加大金融机构对服务业特别是新型服务业和中小型服务业的信贷支持，可以为服务业企业正常稳健运营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整个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
3.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投融资渠道。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推进有助于服务业企业拓宽融资渠道，提高企业融资能力，获得充足资金支持企业运营，从而促进服务业发展，优化服务贸易出口结构[17]。在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过程中，要大力发展和完善创业板市场、企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及保险市场等，使服务业企业除金融机构贷款渠道外，还可通过发行短期融资债券、企业债券、境内外上市发行股票、股权出让、引进风险投资、金融租赁等方式筹集资金。同时，应渐进式开放民间借贷，允许民间资本流入服务业企业，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
注释：
①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库（UNCTAD）中的服务贸易分项是按照IMF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分类方法分类取得的，包括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和其他服务，其中，其他服务包括通讯服务、建筑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利和特许费、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共11类。
②金融规模总量由广义货币M2、金融机构贷款、有价证券构成。
③45个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中国、西班牙、日本、印度、新加坡、荷兰、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韩国、中国香港、加拿大、瑞典、瑞士、卢森堡公国、奥地利、俄罗斯、澳大利亚、挪威、泰国、希腊、土耳其、巴西、波兰、马来西亚、芬兰、葡萄牙、捷克、匈牙利、乌克兰、菲律宾、南非、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新西兰、塞浦路斯、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白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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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进程加深，中国经济也实现了从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迅速成长为世界经济中新崛起的贸易大国。2007年，中国出口赶超美国，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如今，中国这一贸易大国的地位已稳居世界前列。2011年，中国进出口贸易额高达3.64万亿美元。贸易规模扩大的同时，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实现了从以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而扩展到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结构形式。随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一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比重将渐渐替代前两种贸易结构指标，成为衡量一国贸易结构优化程度的重要指标。
对于影响贸易结构的因素研究分析中发现，要素禀赋的积累和技术进步两者起着决定作用。然而这些影响因素无不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金融发展理论指出，金融发展具有动员储蓄、资源配置、便利风险分散、监督控制及便利商品和劳务交换等五大功能，这些功能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影响一国比较优势，进而影响贸易结构的优化。
然而长期以来，国内对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与贸易结构优化的研究大都是平行进行，抑或是直接探讨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总体之间的关系，而针对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优化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近年来，在国外相关理论研究日益丰富的基础上，国内相关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胡岩（2003）通过运用1981～2002年的相关数据，考察了中国金融发展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论认为金融发展有利于中国贸易结构的改善。阳佳余（2007）和包群、阳佳余（2008）以贝克（2002）的计量模型为基础，利用1990-2003年的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制成品出口以及贸易规模的差异化影响。同时，在解释变量中考虑了其他影响贸易结构的因素，如要素禀赋、经济发展规模和FDI等。孙兆斌（2004）对我国金融发展和出口商品结构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肯定了金融发展是制成品比重提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史龙祥、马宇（2008）运用中国1992-2005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融资能力改善存在优化出口结构的作用，但并不像理论所述的那样显著。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很少引入高新技术产品 出口所占比重变量作为衡量贸易结构优化的指标。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促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一系列措施的相继出台，中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步入快速增长的轨道，不仅出口额大幅增长，而且出口额占全国出口总量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大大优化的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再者，高新技术产品因其高附加值及高技术含量，受到资本和技术影响较大。因此，将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作为衡量贸易结构优化的指标来研究金额发展对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显得更加合理和有效。
1 实证分析
1.1 理论模型及方法介绍
考虑到国内已有实证文献大都是基于双变量系统对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优化影响进行研究，而忽视了其他影响因素。本文将采用时间序列的处理方法LA-VAR模型，在包括出口商品结构、金融发展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研发投入、FDI等五变量系统中，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广义脉冲函数等工具，实证分析金融发展对贸易结构优化的影响作用。根据理论分析以及他人研究经验，本文以Beck（2002）的模型为基础，构建如下的模型来进行检验：
其中，HIt即High-tech Industry，作为贸易结构指标；FINANCEt为金融发展指标；OFt即为其他控制变量；εt表示随机扰动项；i则代表年份。
在实证过程中将会运用到的Granger因果关系是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定义的。一般分为“基于水平（lever）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和“基于差分（difference）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前者因未考虑单个变量的非稳定性和变量系统的协整性而存在一定的问题；后者进行检验过程中容易使得信息丧失且要求首先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因为其应用受到了限制。而当研究者不关注变量协整性而只是关注因果关系，或者说协整关系并不存在但是需要研究其因果关系时，就可以考虑采用Toda和Yamamoto（1995）提出的“基于扩展（lag-augmented）VAR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此方法可以再不考虑单位根的个数和变量协整性的情况下进行检验，具体过程不再阐述。
Pesaran和Shin（1998）提出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识别变量系统对冲击或新生扰动的动态反应以确定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同时可以解决脉冲响应函数（IFRs）对于初始变量的正交化，次序影响结果这一问题，从而可以得出唯一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
1.2 变量选取及数据描述
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数据统计均始于1990年，本文将采用1990-2010年度贸易结构、金融发展指标及其他变量时间序列数据，具体如下：
1.2.1 贸易结构指标
一、我国行业间与行业内服务贸易的表现
目前,对服务贸易的分类和统计口径有两种,一种是按照国际收支(BOP),另一种是按照外国附属机构实现的服务贸易(FATS)。BOP下的服务贸易是以所在国的常住单位作为标准进行统计的,因此对商业存在与当地之间的服务贸易不给予统计。而FTAS下的服务贸易则包括了商业存在与当地之间的服务贸易,因此扩大了BOP下服务贸易的统计范围。本文选取BOP统计口径下的服务贸易作为分析的对象。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按照国际收支手册第5版的原则进行编制公布。在其中,服务贸易具体被分为13个类别,具体见表1。
简单地说,服务贸易的结构就是这13类服务业在整个服务贸易中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间的比例关系。但是,在国际贸易中,行业内分工和行业内贸易(IIT)日益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并且和行业间贸易(OWT)相比,IIT更能增进一国的物质福利,降低经济结构的调整成本。因此,我们可以通过IIT的独特视角来分析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特征。在对IIT的度量上,人们提出了静态指标(如G-L指数)和动态指标。为了能考察IIT变化的动态特征,人们更多地是选择Brulhaut(1994)提出的A指数。对于第类服务业来说,A指数的具体公式如下:
上式中,和分别表示和上年相比,第类服务业的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变化量。A指数的范围在0,1之间。A取值越接近于0,表示一定时期内贸易增量为行业间贸易;越接近于1,表示一定时期内贸易增量为行业贸易。表1统计了我国总体服务贸易和13类服务业的A指数,其中总体服务贸易的A指数是在对13类服务业的A指数加权后得出的。结果显示,在总体上,我国的服务贸易以IIT为主。但是结合我国服务贸易的显示性竞争比较优势指数1(CA指数)来看,CA指数一直小于零――由1997年的-0.26上升到2007年的-0.17,这说明我国的服务贸易在整体上并不具有竞争优势。这又是什么原因所致呢?还需要分类别来看。表1的A指数显示,我国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三类服务业进行地主要是行业间贸易;运输、旅游、通讯、咨询、广告、宣传、计算机和信息虽然在有些年份进行地是行业间贸易,但总体上转向以行业内贸易为主;建筑服务,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受文化、政治等因素影响较大,所以表现出行业内贸易和行业间贸易交错出现的现象。
二、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成因
剔除建筑服务,电影、音像,其他商业服务以及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这四类行业间和行业内贸易交错出现的服务业,考察剩下的两大类服务业对我国服务贸易的逆差影响。结果如表2所示,1998―2008年,以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行业间服务贸易逆差在扩大。而以运输,旅游,通讯,咨询,广告、宣传,计算机和信息为代表的行业内服务贸易逆差虽然在2003年之前也是不断扩大,但是在2003年之后就不断减少并在2008年出现顺差。两种类型服务贸易的比较说明,行业间服务贸易的差额无论是在绝对值还是在占比上都大于同期行业内服务贸易的差额(2003年除外)。由此可见,行业间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也是导致我国服务贸易总体上以行业内贸易为主但不具备竞争力的重要原因。对行业间服务贸易展开进一步地分析,我们会发现:
1.从要素密集度来看,在行业间服务贸易中,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三类恰是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受金融发展水平影响较大。这是因为,在一个运行效率良好的金融体系中,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就意味着该国或地区越能够大规模地动员储蓄,并且能将其有效地配置到效率和回报较高的部门中去,从而促进投资、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提高,最终会相应提高这些服务业的要素禀赋。然而,以银行主导为特征的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在整体上的经营水平上与国际水平差距很大。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们盈利的主要来源还是来自存贷差。因此,我国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整体上明显缺乏活力和竞争力,还未能对储蓄资金进行有效地配置,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服务业要素禀赋的提高和优化。实际上,据2007年资金流量表的数据显示,非金融企业用于实物资本投资的资金有59%是来自自有资金,来自金融中介机构的比例极小。
2.从货物贸易对服务贸易的相关性来看,我国迅速发展的货物贸易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服务业的出口贸易。研究发现,保险服务业进口与货物贸易的进出口负相关,即不论是货物贸易进口还是出口都会推动保险服务的进口,且进口弹性系数较高,为0.75;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的进口与货物贸易的进口正相关,弹性系数为0.19;金融服务与货物贸易的关联性较小。
实际上,进出口货物贸易,往往需要国内外服务型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这意味着,货物贸易中蕴含着服务贸易的机会。例如进行进出口贸易的货物,在其生产的上游阶段需要市场调查、法律咨询、产品研发与设计、风险资本筹集等服务;在其生产的中游阶段需要质量控制、设备维护等服务;在其生产的下游阶段则需要会展、广告、分销、运输等服务以及贯穿生产全过程的金融、保险、管理、培训等服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制造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还没能控制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业务和技术,因此在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内无法提供相关服务,只能转而依赖服务贸易的进口。
3.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贸易效应来看,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服务业出现贸易逆差,更多是由FDI的进口引致效应所致,即所谓的贸易创造效应。这是因为FDI的贸易效应会受投资阶段的影响。一般来说,进口引致效应是最早出现的,随着国外机构以商业存在形式的服务提供开始取得规模经济效益以后,FDI的进口替代效应才会开始出现。中国入世以后,随着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的保险、金融服务业、专利使用和特许等服务业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国外机构提供的服务凭借其在信息、技术、成本等方面占据的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国内服务企业的国内外市场空间。
三、改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状况的建议
上面的分析说明,要改善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状况,需要提高以运输,旅游,通讯,咨询,广告、宣传,计算机和信息为代表的行业内服务贸易的水平,但是更需要推动以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行业间服务贸易向行业内贸易的转变。而从行业内贸易的特征来看,行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还有赖于我国服务贸易的出口结构的改善。在这里,主要是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这三类服务业的出口比重的提高。具体来说,可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通过提高金融发展的水平,尤其是通过提高金融中介机构的发展水平来实现。如上分析,金融发展和贸易结构存在内在关联机制。相关研究也表明,金融发展提高了对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的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在我国,对一些发展迅速且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服务业,往往不能及时获得外部融资支持。因此,我们有必要促进我国金融中介机构地多元化发展。这样,一方面金融中介机构的数量及业务种类的增多能增加优惠贷款的提供,使得具有较高增长率的服务业更容易获得融资便利;另一方面,即使当其中某一种金融中介渠道发生梗阻的时候,其他金融中介渠道能够能继续满足不同行业对流动性的需求,从而继续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
二是把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有机结合起来。以保险服务、金融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为代表的行业间服务贸易大多属于生产型服务业,它们可以为三次产业的实物生产和服务生产过程提供大量的中间服务投入。而货物贸易则是联结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一个重要载体。我国货物进出口贸易的规模庞大,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优化货物贸易的进出口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生产型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结合,从而在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同时大量输出服务。
三是在服务业引资方面需要重视其动机。在相关的论述中,大多强调把引资重点放在服务业上来,促进外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现代服务部门转移。但是这种论述忽略了FDI的动机。对FDI的贸易效应,不同理论体系有不同的观点,如国际贸易的禀赋理论支持FDI的贸易替代效应,而新贸易理论则支持FDI的贸易创造效应。之所以有如此差异,主要原因还在FDI具有不同的动机。一般来说,成本导向型FDI有利于增加服务贸易的出口,市场导向型FDI则有利于扩大服务的供给能力,满足国内需求,并和国内同类服务企业以及服务贸易进口形成竞争关系,从而减少了进口。
随着我国服务业市场开放承诺的不断兑现,具有不同动机的FDI的不同贸易效应也会逐步显现。因此,我们在服务业引资方面,需要重视具有不同动机的FDI所造成的影响,避免国内服务业因此受到不当地冲击。
注释:
1. RCA指数只考虑了服务贸易出口所占的相对比例,并没有考虑服务贸易进口的影响。Vollrath(1988)提出的CA指数,它是从出口的比较优势中减去该行业进口的比较优势,得到该行业真正的比较优势。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3-0183-03
一、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文献综述与机理分析
1.机理分析。H-O-S 理论认为，资源禀赋条件的差异以及各种商品不同的生产技术系数是国际贸易中各国比较优势的来源，一国应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商品而进口密集使用其贫乏要素的商品。金融部门是一个重要而特殊的部门。金融体系具有降低风险、有效配置资源、动员储蓄、便利交易和加强监督管理功能（Levine，1997）。发挥这些功能能够增加资本积累、推进技术创新，继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金融发展影响对外贸易的途径（如图1 所示）。
2.国外相关研究。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依赖技术比较优势，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以及垄断竞争产品差异化框架下的分工进行分析。近年，经济学已达成共识，即社会、经济、法律与政治制度等是经济绩效的核心决定因素。因此，与技术和禀赋的作用相类似，制度的比较优势也是国际贸易方式的重要因素。Kletzer 和 Bardhan（1987）就信贷市场不完全如何影响国家间分工和贸易模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提出：一国的比较优势受金融制度影响，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生产外部融资需求高的制成品部门具有比较优势。Beck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关系，在对65个国家1966―1995年近三十年的数据所做的跨部门数据显示，金融发展水平与制成品出口/GDP、制成品出口/总出口等反映贸易结构的比率之间呈现正相关。从降低风险的角度研究，Eaton，Grossman（1985）认为，当金融市场不尽完善时，将引起贸易干涉，一国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会影响一国的商业政策。Feeney 和Hillman（2001）建立了一个关于本国金融市场功能和国内风险分散的模型。Ju and Wei（2005）发展的木桶理论将金融发展比较优势纳入新古典的 Heckscher-Ohlin-Samueson框架。Rajan & Zingales（1998）从行业层面证明了国内金融发展对行业生产和成长的促进作用。
3.国内的相关研究。中国学者也做了相关研究，主要从实证上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和金融发展的关系。孙兆斌（2004） 认为，金融在资本积累和配置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使之成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的关键性因素之一。陈建国、杨涛（2005）对1992―1999年间中国金融发展对于出口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做了初步的实证分析。齐俊妍（2005）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将金融发展因素引入H-O的理论框架中，说明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禀赋和促进技术进步影响一国的比较优势。沈能（2006）以1980―2003年数据为分析样本，采用Geweke分解检验和协整分析方法，就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检验。
近些年来，浙江省的外贸经济一直快速稳定地发展，对外贸易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同时，在浙江外贸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浙江省金融的发展呈现出多样性、高效性、超前性和国际性的特征。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有关数据分析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增长的关系，并试图从宏观金融层面提出促进浙江省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相关指标数据选取
1.金融发展指标。国际上通用的是Goldsmith 和Mckinnon的金融发展指标――金融相关率（FIR），即金融资产与GDP 的比率。在中国的省域研究文章中多采用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作为金融资产，考虑到浙江省私营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在浙江省进出口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图2），我们认为，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额可以较好的衡量浙江省金融中介的发展对于出口贸易的影响。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我们以金融机构的短期贷款中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与个体私营企业贷款之和代表非国有经济获得的银行贷款。这一指标同时也反映了金融体系的资金配置效率，记为FI（经过基期价格调整）。
2.对外贸易指标。本文将以下两个指标作为对外贸易发展的指标，其一经过基期价格调整的对外贸易总额，即浙江省进出口总额；其二是出口结构指标，我们采用的是工业制成品与初级产品出口额之比。前者反映浙江省进出口的规模，后者则反映出口贸易的结构变动，分别记为IE和EX。从数据可收集性以及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出发，本文分析1994年以来浙江省金融发展和对外贸易的关系。为了消除数据中存在的异方差，这里采用自然对数建立VAR 模型。三个变量定义如下：lnFI = log（FI） ； lnIE = log（IE） ； lnEX=log（EX）。
三、金融发展与浙江省对外贸易关系的协整和格兰杰检验
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同时考察变量的单整阶数，即对变量及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
1.单位根检验与协整检验。时间序列lnFI，lnIE，lnEX，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即是一阶单整。时间序列lnEX、lnFI、lnIE 的单整阶数相同，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本文使用Johanson（1995）协整检验方法对时间序列金融发展水平FI，对外贸易规模IE和对外贸易结构EX进行协整检验。在进行Johanson协整检验前，首先确定VAR 模型的结构。
用赤池（Akaike）信息准则（AIC）或用施瓦茨（Schwartz） 准则（SC）选择最大滞后期k值。经过选择，k=1。同时，我们用LM统计量检验残差序列有无自相关，怀特（White）检验是否存在异方差，JB（Jarque-Bera）检验残差的正态性，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各方程回归的残差序列均满足正态性，不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且VAR模型的全部特征根的倒数值都在单位圆内，表明VAR模型是稳定的。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最合适的协整检验模型为协整空间中有常数项而不含趋势项模型。lnEX，lnFI 之间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果（见表1），显示变量之间有且只有一个协整关系； lnIE、lnFI 之间Johanson协整检验结果，显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
2.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和协整关系。由Johansen 检验得知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结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与出口结构变化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可以建立包含一个协整方程的向量误差修正（VEC） 模型。模型结构选择保持与Johanson 协整检验结构的一致性。这里省略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具体形式。
ECM=LNEX-1.504878LNFI
（0.22930）
Log likelihood：9.418420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为更好观察金融发展、贸易规模与贸易结构的动态关系，可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ΔlnFI 与ΔlnIE，ΔlnEX是平稳的。基于此，我们对ΔlnFI 与ΔlnIE，ΔlnEX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同时对存在协整关系的lnEX与lnFI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水平下，ΔlnFI 与ΔlnIE，ΔlnEX都不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短期，金融发展不是对外贸易增长的Granger 原因，同时贸易增长也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 原因，贸易结构优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 原因，同时金融发展也不是贸易结构优化的Granger 原因。从长期关系来看，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结构变量之间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即金融发展水平与出口结构变化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4.对实证结果的现实分析。（1）浙江省金融发展对该省对外贸易结构在短期内影响不大，而长期看来，金融总量的增加与贸易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此结果说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优化了浙江省出口贸易商品结构。但是浙江省现在的金融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出口商品结构呈低度化特征，制成品出口中还是以劳动密集型商品和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为主。（2）浙江省金融发展与贸易规模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短期金融发展与贸易规模也不互为Granger原因。金融总量的增加在短期内对对外贸易增长作用不明显，金融发展没有实现对外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如在浙江省出口企业中占有相当比重的浙江省中小企业，出口贸易融资很大程度上不是依赖银行信贷，而是民间信贷，即非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我们本文所选择的金融发展指标中，没有体现这一融资形式，主要是出于民间融资的统计难度。另外，我们的金融发展指标也没有考虑证券股票等融资方式。因此，浙江省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规模间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有待扩展。
四、政策建议
目前，浙江省的国际竞争力都是建立在劳动力基础上的比较优势，贸易结构的主导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若贸易结构发生变化，需要形成以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所以比较优势面临着向更高级化转换的需要。当前浙江省金融部门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落后，制约着浙江省出口结构的升级。因此，促进金融发展对出口部门都有着重要意义。通过金融发展，可以为出口企业提供更加有效的融资渠道，以高效的资本配置支持其产业和出口商品结构升级，提升在国际分工和竞争中的地位。浙江省目前金融资产规模实现了超常规的发展，金融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关联度逐渐提高，但金融效率整体不高，相关金融市场存在制度性缺陷，金融工具单一等金融发展滞后因素制约着出口结构的升级。
为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必须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省内金融业的发展，包括大力发展金融中介、加强信用体制，提高信贷配置的效率； 另外对非正规金融予以适当的指导，从规范角度对它们进行管理，让社会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推动证券市场发展，规范市场行为以及提高金融服务整体水平，为企业提供有效的直接融资渠道，以满足对外贸易对金融支持的丰富多样的要求。对于不同行业的外贸企业，不同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都要有不同的融资方式和渠道，特别是对于沉没成本比较高的高新技术产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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