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1-0014-01
一、多种学科资源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作用
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基石。作为校内公共必修课，每一位学生在讲座中感受到当前丰富而多变的国内形势与国际形势，也会体会我国政府针对当前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而做出的政策选择。形势与政策课程使大学生从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和道德修养，增强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现实责任感。
1.形势教学的时代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着自身的鲜明特色，分为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形势与政策课没有固定教材，源于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一直处于变化当中。教育部社科司每个学期都会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例如，2013年上半年教育教学要点就以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会议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分别列出国内和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国内和国际教学要点，都包含多个层面的热点问题。国内教学要点有：学习十精神，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握2013年经济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等。2013年上半年国内形势政策教学要点，包涵了经济部分、政治部分、社会管理部分等，涉及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在教学中深入浅出的讲好这些专题，必须有坚实的专业基础和功底。2013年上半年国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有：认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学习十报告关于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阐述等。这些国际要点涵盖了国际贸易、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
每一期国内形势与政策教学要点，包括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社会形势等，基本涵盖当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五位一体”的布局。每一期国际形势政策要点，包涵国际经济形势、国际政治形势等，基本涵盖国际经济规则、国际政治规则的不断调整和变化的态势。这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每学期都会讲述国际经济形势，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决定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大国关系的调整、国际军事布局的变化。通过单个经济专题的讲述，使学生明晰当前国内国际形势的大致走向和趋势。在此基础上，需要分专题、分模块具体分析各个经济、政治、文化等国内外形势的现状和走势。形势教学的时代性决定了多学科资源在形势政策课程中的运用。
2.政策教学的时效性需要多学科资源在教学中发挥作用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在形势阐述的基础上，明晰党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和对国际形势做出的政策部署。讲述在党和政府在形势基础上的政策等一系列抉择，是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衔接性环节。政策既包括原则性、理论性的大政方针，如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内涵、党的十精神要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点等，也包括针对经济社会发展具体形势做出的具体阶段性政策措施。
二、多学科资源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1.教师专业结构的单一性与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有自身的特点，形势内容讲授的多样性和政策内涵的深入性共同构成了课程教学的特色。形势讲述涉及国内和国际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文化形势、社会形势等多方面。形势内容讲述的多样性，要求教师能够把握好所讲的形势热点难点专题。
2.教师教学水平与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包括形势教学和政策教学两大部分。政策教学是形势与政策教学的重要环节，可以使大学生明晰当前国家政策的选择、变化和走向趋势，能够使学生形成对政策变化的初步分析，而不是停留在政策变化的表面简单现象。进入新世纪，在新的经济、政治、社会等形势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分析当前经济、政治、社会政策的变化、选择和走势。
三、以多学科资源推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提升的路径
1.整合多学科资源，扩展多学科教师结构
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需要不断整合多学科资源，拓展多学科教师结构，适应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的特点，提升课程教学效果。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包括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虽然有多个学科的教师授课，但是整体而言，教师专业结构显得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形势教学内容多样性需求，也不能满足政策教学深入浅出的需要。高校要提高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水平，必须整合多学科资源，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科资源投入，吸纳多元化专业教师成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专职和兼职教师。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专业结构应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思想政治教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多样性特点非常鲜明，不同的专题体现不同的专业特色。国内经济形势和特征专题，应当体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分析模式。
2.加强教师自我提升与培训，提高形势政策教学质量
除了高校重视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队伍建设，加强多学科资源的投入之外，现有形势与政策教师队伍的自我提升也非常重要。现有形势与政策专职教师，从事形势与政策教学实际工作，其课堂教学实践经验不断增强。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研室可以按照不同教师的专业特色进行加强。教师讲授专题可以根据自身专长进行划分，然后长期从事某一方面的专题讲授。这样以来，长期的教学实践会积累更多的教学经验，也使教师不断加强某个方面的专业素养。另一方面，形势与政策课程所属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应当重视对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积极参加国家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普通高校形势与政策课骨干教师培训班，参与全国、各省组织的学术理论研讨会等，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师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授课水平，特别是提升形势与政策课程专职教师队伍的整体水平，以此提高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实效性。
要探讨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首先应该明确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然后将结合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观点,论证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而文化又影响三大优势,最后得出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文化通过影响三大优势进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
一、文化的内涵与经济作用
(一)文化的内涵
现在世界上关于文化的定义和内涵的解释大约有一百多种。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即人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人化的形式的特殊活动。这种概括,将那种仅仅同劳动生产相连的狭义文化扩展为涵盖人类创造物与人类自身活动的广义文化。按照对马克思文化哲学的理解,可以把文化结构区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精神文化也称为观念文化,以心理、观念、理论形态存在的文化,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也是本文所指的狭义文化,它包括语言和符号、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民族主义以及涵盖以上因素的企业文化等。
语言和符号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都起着沟通的作用,还是文化积淀和贮存的手段,反映、传授和创造文化。形体语言是沟通的另一种形式,在不同文化中,相同的手势或其他动作可能有不同含义。价值观念是一个社会的成员评价行为和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合意目标的标准。它决定人们赞赏什么,追求什么.选择什么样的生活目标和生活方式。同时价值观念还体现在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产品之中。伦理道德通过教育和社会舆论等力量,使人们具有善与恶、荣誉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并逐渐形成一定的习惯和传统,以指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风俗习惯是人们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方向、方法和式样,规定语言和符号使用的对象和方法,是价值观念的具体化。是文化中真正能够持久的基质,凝聚着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另外,民族主义往往会使一个民族自信自强,也形成了本国产品的一种最为坚实的保护屏障,一定程度上排斥了对外交流。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中人们的群体心理和群体行为习惯,包括企业共同遵守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方式。
(二)文化的经济作用
探讨文化的经济作用,将借用文化资本的概念。经济学家们传统地将资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制度资本等。1990 年,布迪厄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从此文化资本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并逐渐受到经济学家们的关注。每个人,即使他没有接受任何正规教育所代表的人力资本投资,但他一定习得了一系列的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从生产的角度来看,这一系列价值观、信念、看法和思维方式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资本。
袁晓婷,陈春花(2006)认为:文化资本对经济增长既有直接的影响,也有间接的影响,如图1所示。
1、间接影响
文化资本制约着人们对资源、技术、制度等要素的选择与合理配置,决定着人们需求的变化和观念的创新,影响企业家的创新和决策,还有它的规模报酬递增特性推动着一个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人均收入持续地增减。
2、直接影响
文化资本能够影响人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及其中的互利交易。
二、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
三大优势决定对外直接投资源于英国学者邓宁(John H. Dunning)于1981年提出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又称OIL模式。目前也有争议,为此,有必要对该理论进行述评。
(一)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简述
邓宁认为,企业的国际经营决策是由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这三组变量决定的。这三组变量的不同组合决定跨国公司在出口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之间的选择。如果同时具备三类优势,企业就可以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组织国际生产。对外直接投资是充分利用三类优势的最佳方式。具体而言,三大优势含义如下。
(1)企业优势
企业优势是指一国企业拥有但外国企业无法获得或拥有的有利经营条件、资产及其所有权。它又称为所有权优势、竞争优势或垄断优势。企业优势分为四类:第一,技术优势。主要包括专利、专用技术、管理经验、销售技巧、研究与开发能力等。第二,规模优势。包括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第三,人才优势。第四,金融和货币优势。
(2)内部化优势
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通过扩大自己的组织与经营活动,将其所有的资产内部化而拥有最大收益的优势。企业内部化的动机是避免外部市场不完全性对企业经营的不利影响,把中间产品的交易成本降到最低水平,防止技术外溢。
(3)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为外国企业在该国投资设厂提供的更有利的条件。它的大小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区位优势决定着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地区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二)对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修正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吸收了过去出现的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精华,能够解释企业进行三种主要国际经营活动的原因,是迄今为止比较完备的跨国经营理论。但它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为这些企业并不同时具备三大优势,也不具备发达国家企业的绝对优势,他们的很多投资为技术寻求型、资本寻求型、资源寻求型、产业结构转移型等。所以,有必要修正它。
1、三大优势可以相互替代
中国学者林叶1991年在《中国跨国公司论》一书中对邓宁的折衷理论进行了修正:发展中国家不同时具备三种优势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由三种优势相互替代产生的。当内部化优势(I)分别大于所有权优势(O)与区位优势(L)时,内部化优势就弥补了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劣势,就可能发生寻求最大程度地发挥内部化优势的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同理,可以发生寻求区位优势或寻求所有权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在人均GNP低于400美元的国家仍可能发生对外投资,这是某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决定的。
2、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
笔者以为,企业优势应是相对优势,不仅相对于东道国企业,也可相对于母国同类企业。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寻求技术、资本与资源等,甚至是被迫跟进国外市场。它们并非都具有相对于东道国企业的优势,但是一般都具有相对于本国同类企业的优势;否则,它们很难率先或跟进跨出国门。后来出现的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技术地方化理论、规模经济理论、产业结构转移论等都与企业的相对优势有关。
因此,修正后的国际折衷理论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可见,三大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三大优势从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呢?
三、文化全面影响三大优势
以下将逐一分析文化全面影响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大优势。
(一)文化影响企业优势
文化对企业的人才、技术、产品、管理等优势都有影响。
1、文化影响着企业的人才的吸引、获得与培养
企业提倡“诚信、团队、合作、创新”的价值观,吸引人才效果显著。当一种企业文化使职工得到职业化训练,并形成其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的对称结构时,企业内就会成长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反之,有损企业的人才优势。比如,儒家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唯上、唯君、唯父”、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等消极思想限制了人才的涌现与培养,从而削弱了对外投资的优势。
2、文化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保护与传导
僵化的企业文化不利于传导与创新技术。此外,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我国企业缺乏对自己的无形资产借助法律加以保护的意识,对自己的产品技术尚未采用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措施加以全方位保护,导致无形资产泄露、被外方人员盗走,造成一些很有优势的无形资产流失。
3、文化影响企业的产品优势
以变化、新奇、差异、个性等为特征的企业,定位于“领先使用者”细分市场,产品优势是“时尚”。相反,以稳定、有序、规范、无差错等官僚文化为主体文化的企业,其产品性质为“长寿型”,其产品优势是“质量――成本”,对应的细分市场是“从众者”和“保守者”。
4、文化对企业优势的其他影响
互利合作的文化使管理等都更有保障。一种凝聚力强大的企业文化可以提高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谈判权利,获得更多的利益。一个自由的、不受国家干预的文化中成长的企业,能更好的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时刻保持竞争力和活力。
(二)文化影响内部化优势
跨国公司内部的文化差异增加了管理成本从而削弱了内部化优势。
1、机制
内部化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它对国际市场的替代,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创造出企业内部的国际分工和交易体系,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节约或取得更大的效益。内部化的收益大于其成本时才会有意义。内部化的收益一定时,其优势大小取决于其成本的高低。内部化的成本主要是企业扩张增加的管理成本,而国际企业的文化差异与摩擦是导致管理成本增加的主要原因。胡浩(2004)认为对文化差异的测量一般是通过Kogut & Singh 设计的文化差异指数来度量的。一般认为文化差异较大时,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的绩效水平会较差, 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会造成交易效率的下降、敌意的产生或显著的不适、经常的文化冲突等等。
2、表现
刘宗明、石文慧(2006)总结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模型主要由权力化程度、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 女性主义和长/ 短期取向等维度构成的。企业层面的文化差异往往也都是国家文化在这些维度上差异的不同体现。根据Hofstede的研究结果,赵曙明等人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与中国等六个国家在上述五个维度上进行比较(赵曙明,张捷,2005),结论是中外企业文化化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类型、沟通方式、认同程度、等的差异都会影响内部化优势。彭新万(2003)指出: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的跨文化管理问题主要有:管理理念、价值判断、风俗习惯三者不同引起的问题。不同的文化环境要求不同的管理方式,在某一文化中适合的组织战略、结构和技术在另一文化中却可能导致失败。
(三)文化影响区位优势
区位优势涉及到东道国的整体环境,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等软硬要素。东道国文化的异同与优劣会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一般而言,越接近本国文化、人文环境越好的国家越有利于作为投资的东道国,因为社会文化方面的交易费用较低。
1、东道国文化的异同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我们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越接近本国文化的东道国越有利。
孙焱林与胡松(2004)运用1997年的数据估计中国与其FDI的主要来源国(28个DECD国家和5个非OECD的亚洲国家和地区)之间的Gravity模型。Gravity模型预测到中国的FDI中有80%来自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通过定量分析说明了中国之所以吸引的许多FDI,是因为与其他国家相比,其拥有较大的文化和地理优势。中国和亚洲主要的FDI来源国(包括日本和几个新兴工业国(地区))有很多相同的文化关系,而且和这些来源国的地理距离很近。我们强调文化和地理对FDI的影响并不意味着FDI政策、市场规模和政治稳定性等因素对吸引FDI没有关系,事实上,后面列出的一些因素帮助东道国达到或是提高其吸引FDI的潜在值。”
2、东道国文化的优劣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
东道国优良的文化环境会增加外来直接投资的区位优势。儒家文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巨大成功就是明证。儒家管理集治国、治家、治生、治身为一体,是体现“天、地、人”和谐统一的完整体系,而其中又以治国为其最高成就。具有现代意义的儒家管理在国家治理方面的成功,尤以新加坡、韩国等最为典型。相反,东道国的文化环境恶劣甚至敌对可能会导致严重错误。如伊朗革命后社会中长期积累的对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憎恨情绪最终导致了新政府在革命成功后把大批外国石油公司所有权收归国有。
3、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
东道国文化的类型可以分为保守型与进取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差距大与权力差距小等,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意愿从而影响区位分布。比如保守型为主流价值观念的国家,对外交流的欲望不会太强烈,所以不利于贸易投资的发展,而进取型相反。东道国文化的类型还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与开发地点。周凌霄(2006)对此有比较系统的分析。“跨国公司在进行投资时应该把研发部门布置在文化环境有利于实现更高研发效率的国家。权力差距越小、不确定性规避越低、鼓励个人主义与男性主义的国家为最佳地点。”
三、小结与启示
综上所述,文化全面影响了企业优势、内部化优势与区位优势,从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所以,文化是全面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如图所示)。该结论的启示是一国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对外直接投资。
文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机制“菱形图”
参考文献
[1]徐行言主编:《中西文化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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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焱林,胡松:《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4年第10期。
一、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9世纪初，李嘉图在斯密的绝对优势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成为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100多年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基本上没有跳出比较优势的范畴。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由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竞争优势论异军突起，尤其是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的出版，引发了理论界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关系的热烈讨论。
波特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企业和产业层次向国家层次、从参与国内竞争向参与国际竞争演进的过程。他早期的研究，如1980年的《竞争战略》和1985年的《竞争优势》在分析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到了1986年的《全球产业竞争》，波特开始将其理论架构延伸到国际竞争的背景当中。而成为里根政府产业竞争力委员会成员的经历，使波特意识到国家环境对于企业竞争的成功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因此他开始探寻一个国家创造并保持其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终于在1990年出版了《国家竞争优势》。可见，产业竞争力始终是波特研究的核心。当研究重心提升到国家层面和国际竞争后，波特将衡量一国某产业是否具有竞争优势的最佳指标确定为该产业是否具有向众多国家持续、大量出口的能力。这样，在客观上，竞争优势理论对传统的由比较优势引发国际贸易的理念提出了挑战：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究竟哪个是国际贸易的真正动因？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梳理代表国际贸易理论主流的比较优势论与新兴的竞争优势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明确国际贸易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竞争优势》刚刚问世，国内对此理论还缺乏系统的了解，因此，这一时期的相关文献中的某些认识违背了波特竞争优势论的本意，从而不能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作出正确的评判（注：如熊贤良虽然开创性地指出了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一致性，但同时强调一国货币汇率的低估会导致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的分离，使该国在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也能具有竞争优势。而波特认为低估本币虽会带来一时的出口增长，但这不具有可持续性，并将损害该国长久的竞争优势，因而并不认同这种由汇率因素引致的优势（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对波特的竞争优势论已经有了全面的了解，但在就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对比中，都把比较优势的概念仅仅停留在20世纪30年代的资源禀赋论的层面上（注：波特本人在其著作中谈到比较优势时，将这一概念限定在资源禀赋论的层面，并认为在现代经济中比较优势概念应该让位于竞争优势概念（参见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再版序第1页，正文第11、14页），国内学者的上述观点可能是受此影响。），由此，符正平（注：符正平虽然注意到了当代就比较优势内生性和动态性的研究成果，但在与竞争优势的对比时，仍主要将比较优势的概念停留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时代，强调比较优势采用的是“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没有将当代比较优势论的研究成果充分纳入其对比分析中。）认为竞争优势概念与比较优势概念是互补的，且在当代，竞争优势更为重要；洪银兴、谢娟认为必须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盛晓白甚至认为竞争优势的概念全面超越了比较优势的概念，将会取代比较优势，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
俄林在1933年创立的资源禀赋论虽被誉为是比较优势论的集大成之作，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过这半个世纪的发展，比较优势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源禀赋的理念了。随着里昂惕夫之谜的提出，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20年的大发展时期，再经过20世纪70～80年代的整合归纳，形成了被称为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系列贸易理论，使比较优势论得到了极大的完善和发展。所以，理应将20世纪80年代初的、经过发展了的比较优势论与这一时期诞生的竞争优势论进行比较，才能准确地把握两者的联系和区别。
由于对国际贸易成因的阐释是国际贸易理论面临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也是学术界就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关系论争的一大焦点，因此本文将就比较优势论和竞争优势论对这一问题的解释进行比较。又由于比较优势论基本代表了至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和主流，因此这一比较也将揭示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贡献及其地位。
二、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
（一）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历程
1776年亚当·斯密提出绝对优势论，认为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异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展了绝对优势论，提出比较优势论，认为只要两国在生产成本上存在相对差异，即生产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存在不同，就能产生互利贸易。由于斯密和李嘉图所使用的成本概念是指劳动成本，即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将其转化为商品的货币成本后，便会发现不论是绝对优势还是比较优势都意味着具有货币成本绝对低廉的优势。正如李嘉图本人在阐述了比较成本模型后，紧接着指出：“因此，毛呢在葡萄牙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输出国所费的黄金多，就不可能输入葡萄牙；葡萄酒在英国所能换得的黄金如果不比葡萄牙所费的黄金多，便也不可能输入英国”。又由于斯密和李嘉图使用的都是完全竞争模型，因此生产的货币成本等于销售价格。所以，对李嘉图的以上表述可以归纳为，只有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货币成本（同时也是其国内销售价格）绝对地低于另一国家国内同一商品的销售价格（同时也是其国内生产成本）时，国际贸易才会产生。俄林将此概括为：“贸易的立即原因，永远是按货币表示的商品能从区外比在区内生产更便宜地买进”。
1933年，俄林在继承赫克歇尔的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资源禀赋论，指出各国在土地、劳动力，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禀赋方面存在的差异，是最终导致各国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的根源。这样就将国际贸易的成因进一步建立在了外生性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的客观基础之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比较优势的范畴内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被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诸多理论分别引入了技术要素、人力技能要素、研究与开发要素、信息要素、规模经济和管理要素等等内生性的生产要素，丰富了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格雷和兰卡斯特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引入了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异质性为每种商品提供了有别于其他同类商品的特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相对于同类商品的非价格形式的垄断优势。商品的异质性成为了继商品价格的国际绝对差异之外的另一种引发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林德提出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摆脱了以往从供给角度阐释国际贸易成因的束缚，开辟了从需求角度进行研究的新视角。国际贸易动态理论则认为，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因素。由筱原三代平提出的“动态比较成本说”指出，一国可以通过政府政策干预，开发要素资源，形成比较优势。
强调内生性生产要素的作用、引入商品异质性的概念、关注需求因素、提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观念，国际贸易新理论极大地补充和完善了比较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使当代的比较优势理论远远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资源禀赋论的理念。
（二）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尚待整合
为了便于和竞争优势论的比较，笔者将比较优势论解释国际贸易成因的逻辑结构大致归纳如图1所示。该图仅仅是将比较优势范畴内的众多理论简单拼接而成的，事实上还不存在一个能够涵盖整个逻辑结构、完整地描述国际贸易成因的理论。
比较优势范畴内的每种理论都对国际贸易的成因提供了一种独到的看法。虽然各理论之间有着一定的互补性，但总体而言，汇聚于比较优势范畴内的理论为数众多，略显纷繁、杂乱，具体表现为从形式上看，各理论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比如，作为比较优势来源的各种因素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相互影响？对于这类涉及数个理论间相互关系的问题，我们尚无法直接找到答案。此外，比较优势理论体系内对同一主题的论述又往往散见于诸多理论之中。比如，就生产要素在比较优势形成中的作用这个主题，资源禀赋论和统称为新要素理论的许多理论各就某一特定种类的要素的作用作了静态的阐述，产品生命周期论就产品生命周期中由于产品要素密集性的变化而引发的比较优势的转移作了论述，“动态比较成本说”提出了要素的动态开发可以扭转比较成本的劣势、创造比较优势的观点。因此，有必要对上述理论进行归纳，形成统一的要素理论。
三、竞争优势论对比较优势论的整合与完善
从客观上看，在对国际贸易成因的解释方面，竞争优势论整合了比较优势论的观点，并有所补充和完善。
（一）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
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一书中指出：“竞争优势有两种形式：成本领先和标歧立异”。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对此进一步表述为：“企业要在国际竞技场中获胜，它的竞争优势不外是以较低的生产成本或与众不同的产品特性来取得最佳价格”。
可见，竞争优势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上由低成本所带来的低价格竞争优势，另一种是由商品异质性所带来的竞争优势，这与比较优势的两种表现形式，即由同质商品的价格（成本）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以及由商品的品质差异产生的比较优势，恰好能够一一对应。可见，竞争优势的概念与比较优势的概念是等同的，都揭示了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
（二）竞争优势的来源与比较优势的来源
波特创立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来分析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在客观上也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众多解释的整合与完善。
1.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4个关键要素。波特认为，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来源于其所在国的国家竞争优势。他用国家竞争优势菱形描绘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4个关键因素。
(1)生产要素。波特把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种。初级生产要素包括天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技术人工和半技术人工等，这些要素是被动继承的，或是仅需要简单的私人及社会投资就能拥有的。这与比较优势论中的外生性生产要素概念基本是一致的。高级生产要素通常是创造出来的，包括现代化通信的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力以及大学研究所等，它们是比较优势论中的内生性生产要素，如信息、人力技能、技术、研发的载体或创造者。波特进一步指出，除了在天然产品或农业为主的产业以及对技能要求不高或技术已经普及的产业，初级生产要素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低。一个国家想要通过生产要素建立起产业的强大且持久的竞争优势，则必须发展高级生产要素。但同时，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与素质又是创造高级生产要素所不能缺少的基础。可见，竞争优势论的生产要素观不仅整合了比较优势论中的众多要素理论，而且其就两类生产要素的相对地位与相互关系的论述更是对要素理论的进一步完善。波特还认为：“生产要素优势有它重要的动力特征，象知识、科学或产品改善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标准就是持续发展的”，“生产要素如果不能持续升级和专业化，它对竞争优势的阶值就会越来越低”。因此，他主张政府、企业、行业协会和个人应共同对高级生产要素进行持续性的投资，刺激其发展。竞争优势论强调对生产要素进行动态地开发和升级以获得持续性的竞争优势，这和比较优势论中的动态理论不谋而合。
(2)需求条件。波特认为，国内市场的需求会刺激企业的改进和创新，是产业发展的动力，同时，内需市场的大小对企业能否形成规模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观点与林德的代表性需求理论是完全一致的。林德的理论进一步通过国家间存在需求结构的相似性来解释发达国家间的水平贸易现象。但波特认为，这样的解释尚无法说明偏好相似的国家间贸易的流向。他指出，即便是需求结构相似的国家，仍然存在着各自特有的需求特点，而正是这些需求的差异之处使不同国家在不同产品或产业上具备了竞争优势（注：波特曾举瑞典为例，该国的发电厂集中在南部，而能源密集型产业集中于北部，这种独特的内需市场的特点使得瑞典在远距离高压电传输设备中领先全球。）。
(3)相关及支持性产业。波特开创性地把产业集群理论与国际竞争力的形成联系起来。他认为一个产业若要形成竞争优势，就不能缺少世界一流的供应商，而且彼此之间必须维持紧密的合作关系。如果在一个国家的一定区域内能为某个产业聚集起健全而且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从而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则不仅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而且有助于改进激励方式，创造出信息、专业化制度、名声等集体财富，更能改善创新的条件，因此，更容易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这个观察问题的角度是比较优势论所未曾涉及的。
(4)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虽然产业内贸易理论已将比较优势的研究从国家和产业层面部分地引向了对微观企业行为（如销售政策、品牌战略）的探讨，但波特作为企业战略管理领域的教授，他对竞争优势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的竞争战略入手，逐步推进至对国家竞争优势的研究，因此他对于微观企业层面的阐述更为独到和深入。波特认为，企业的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往往随产业和国情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各种差异条件的最佳组合便形成了国家竞争优势。来自本国竞争者的压力会使企业时时有落后的忧患意识和超前的欲望，是推动企业创新的动力。更为重要的是，“强劲的良性国内市场竞争与随之而来的长期竞争优势，事实上是外国竞争者无法复制的”。这些观点都是比较优势论所忽视的。
2.四个关键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强调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这是竞争优势论的一大特点，也是比较优势理论体系所欠缺的地方。波特认为：“如果企业只依靠一项关键要素竞争，除非能由此扩张出其他关键要素，否则连保持经营都会有困难。”国家竞争优势菱形中的每个关键要素的效果都建立在其他要素的配合之上，各要素是相互依赖的，每个要素都会强化或改变其他要素的表现。波特在其著作中详细列示了每种要素对其他3种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指出：“要能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企业自我强化的优势，才是外国竞争对手无法模仿或摧毁的。”可见，4个关键要素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制约、相互强化的一个系统，从而使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成为一个融合的整体。
四、竞争优势论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的地位
综上所述，竞争优势的概念和比较优势的概念是一致的，而国家竞争优势论客观上是对比较优势来源的解释中所包含的众多理论的归类和整合。同时，由于波特的研究历程是从企业到产业再到国家，与比较优势研究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路径正好相反，由此产生的不同视角使竞争优势论较比较优势论有所创新，尤其是竞争优势论中关于企业战略、同业竞争以及产业集群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的研究弥补了比较优势论在此领域的空白。
竞争优势论对国际贸易成因的描述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结构，可以把它视为是对经过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比较优势论就国际贸易成因的探索成果的一次初步成功的整合和进一步的完善。但是，该整合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比如，就分析手段而言，比较优势分析采用的是一般均衡的分析法，指出一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同时必然也拥有比较劣势，因而几乎每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注：在忽略运输和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出现两国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成本比例完全一致的现象。），而竞争优势分析主要采用的是局部均衡的分析方法，只是通过各国环境存在差异并且资源毕竟有限的角度认为每个国家应该能够找到在本国生产最为有利的商品，但这仅仅是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可见虽然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形成互补，但毕竟无法涵盖一般均衡分析的全部，给竞争优势模型留下了遗憾。
竞争优势论创立至今不过10余年，还是一个年轻的理论，其自身仍处于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之中。通过对比较优势理念更为深入和全面吸收，经过不断磨合，竞争优势论将进一步确立其在国际贸易成因探索历程中作为阶段性成果的地位。同时，比较优势的理念仍将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理念，在竞争优势的外衣下不断充实和完善，继续指导各国的贸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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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DI)近年来迅速发展，OFDI活动中的区位选择成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经典的OFDI理论。虽然对企业OFDI区位选择做出了不同视角的解析，但跨国企业仍常常面临如何选择东道国的问题(Assafetal.,2012)，从大量国家中选择东道国已经成为一种复杂和消耗时间的困难决策（Saen,2011）。
1“O-L-I”范式
Dunning（1980）在垄断优势理论以及内部化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并在其后的研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O-L-I理论范式，使O-L-I成为OFDI集大成式的经典理论范式，至今仍被众多的OFDI相关研究所采用（Stoian&Filippaios,2008）。
1.1企业所有权优势
新国际贸易理论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引入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等理论观点，而关注企业异质性则成为了其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主张（孔欣和宋桂琴,2011）。Melitz（2003）提出了基于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异质化模型，生产效率、R&D投入等指标成为过去相关研究对企业异质性优势的表达（何奕和童牧,2012）。O-L-I范式对所有权优势的界定范畴要宽泛于以企业生产效率为主要表达的企业异质性，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亦不断将新的内涵引入到企业所有权优势中，但也使得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内涵与边界至今尚缺乏稳定和清晰的界定，即使就O-L-I范式本身而言，企业所有权优势与企业内部化优势之间在内涵与外延边界上也是不清晰的。
1.2内部化优势
过去相关研究关于内部化优势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Rugman（1981）和Chi（2015）提出，如果跨国企业不具备超越东道国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以及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那么企业则不会以OFDI模式进入该东道国。一种观点OFDI所带来的内部化收益低于OFDI的交易成本付出从本质上而言属于企业经营活动的绩效，这是一种将内部化优势视为内部化绩效的观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内部化优势是跨国企业利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Cassonetal.,2009;Milleretal.,2016）。如果内部化优势被视为企业知识和能力，那么内部化优势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之间的区隔则变得模糊。
1.3第四种优势——（母国）国家优势
包括O-L-I范式在内的经典OFDI理论主要源于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普遍缺乏OFDI经典理论所提出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但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OFDI近年来却迅速发展且具令人瞩目的成长空间（Bianchi,2011;Gaffneyetal.,2016）。因此，在O-L-I范式提出的东道国区位优势基础上，部分学者提出了将跨国企业母国优势引入到OFDI研究中（Boehe，2016），进一步探讨在缺乏个体化的企业所有权和内部化优势的状况下，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否借助于母国国家优势实现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东道国市场的OFDI。但由于国家优势被限制于自然资源禀赋的思想下(裴长洪和郑文,2011)，（母国）国家优势在过去研究中并没有得到研究重视（Ramamurti,2012）。
1.4企业OFDI的空间集聚与第三国效应
过去OFDI相关研究多采用”东道国-母国”双边研究模型，但空间不是同质的而是异质的，企业OFDI的东道国选择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区位布局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受到其他企业OFDI选择的影响（Blonigenetal.,2007)）。Boubacar（2016）检验了东道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力对跨国企业进入该国实施OFDI的正向影响，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第三国具有挤出效应（马述忠和刘梦恒,2016）。空间模型以及第三国效应研究使得将过去OFDI研究中“以国家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扩大为“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视角”成为一种可能，甚至是一种研究发展需要。Rugman和Verbeke（2004）宣称，跨国企业应该考虑的是国际区域化战略而不是全球化战略，Banalieva和Santoro（2009）亦指出，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球化导向不强的情况下，区域导向能为企业带来良好绩效，暗示着对于发展中国家企业而言，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区域化几乎是其全球化的全部。
2D-A范式（距离-优势范式）
如图1所示，D-A范式核心部分由国家距离和FCR优势构成，国家距离在顺（逆）梯度扩张下，形成了环境差异下的跨国企业东道国选择的优势和劣势，而FCR优势则一方面直接影响OFDI区位选择，另一方面对国家距离效应形成调节作用，弱化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负向影响，扩大国家距离形成的OFDI正向影响，起到了提升跨国企业内化力和东道国引力的效应。
2.1国家距离
跨国企业选择进入的东道国与母国在经济发展、文化特征以及制度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复杂差异，即国家距离，对企业FDI经营活动形成了巨大挑战（Drogendijk&Martn,2015）。国家距离是企业国际化经营活动中的关键影响要素（Hutzschenreuter&Voll,2008），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东道国选择的影响机制已经成为目前乃至于未来推动企业FDI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Assafetal.,2012;Sumit&Kundu,2015)，国家距离对跨国企业FDI的影响机制受到研究关注与期待（Sumit&Kundu,2015）。Ghemawat（2001）以文化距离、制度距离、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等四个维度构建的国家距离“CAGE结构维度模型”是相关研究中的经典模型，CAGE中的部分或全部距离维度被后期学者广泛用于相关研究中（Campbelletal,2012）。地理距离是指母国与东道国在地理位置上的空间距离，Hofstede（1980）以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等维度对各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进行表达，亦有学者从价值观、语言差异等方面对国家文化距离进行表达(綦建红等,2012)。制度距离是指国家之间在规制、规范和认知等方面所存在的差异(Kostova,1996)。母国与东道国的经济距离则显示了消费者财富以及企业产品（服务）成本与质量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异（Ghemawat,2001）。跨国企业的内部化优势、母国国家优势促进跨国企业选择进入东道国的作用机制在于其降低了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地理距离、文化距离、经济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等国家距离所形成的跨国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内部化东道国不完美的市场活动。地理距离的计量模型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采用两国首都之间的地理位置距离，文化距离的计量包括Hofstede的文化多维计量模型。经济距离和制度距离由于存在两国之间相对发展水平的高低，史伟等（2014）建议在传统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引入扩张方向，从而揭示顺、逆梯度下经济距离、制度距离对OFDI的不同影响。
2.2企业特定优势
企业特定优势由两个部分构成，第一个部分为国内所有权优势，包括生产效率、经营规模等；第二部分为内部化优势，即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的知识和能力。第一部分在过去的研究中已有较为明确的计量模型，而第二部分目前尚无确定的计量模型，根据本文“内部化优势为企业经营异质化市场知识和能力”的界定，建议采用国际化经验作为企业内部化优势的计量指标。Han等（2016）指出，差异化的东道国，尤其是在制度差异化的东道国运营经验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化其它东道国的市场缺陷。Miller等（2016）认为在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高时，那么东道国异质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正向作用，暗示着东道国异质化开始阶段会增加管理成本但有利于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与提升，当内部化积累到一定程度便能够实施对异质化水平较高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从而提升企业的OFDI绩效。企业内部化优势构建关键是知识的转移（Cassonetal.,2009），国际化经验有利于减弱制度距离对跨国企业知识转移的负向影响（陈怀超等,2014）。Fan等（2016）则进一步指出，企业国际化过程就是企业经验化的学习过程，东道国当地的知识有助于企业学习后在相似地区的复制，并将不同的知识整合为全球化的知识。过去相关研究以“跨国并购或新建企业数量”或以“东道国经营机构数量”计量国际化经验（阎大颖，2009)，但东道国机构数量、跨国并购数量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对异质化市场的经营经验，本文建议在上述计量模型基础上增加采用国家距离计量跨国企业已进入东道国之间的异质化水平，从而更全面地计量跨国企业经营异质化国际市场的知识和能力水平。
2.3母国国家战略优势
在自然资源禀赋之外，Maruyama和Wu（2015）将国家品牌视为母国优势的构成，但Zeugner-Roth和Žabkar（2015）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母国品牌成为OFDI优势的可能性不大。即使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品牌资产的提升将减弱母国劣势，而发达国家品牌的来源国效应促进了这些国家跨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Maruyama&Wu,2015），因此国家品牌是母国国家战略优势的考量之一。中国和希腊的OFDI发展或许能为研究提供启发。相关研究指出，希腊跨国企业的积极进取与扩张与政府的“希腊-巴尔干重构战略计划”以及战略资本投入是密切相关的（HellenicCentreforInvestment,200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得益于“走出去”的国家战略(Cozzaetal.,2015)。上述研究表明，较之于资源禀赋与国家品牌，促进OFDI发展的国家战略更可能成为母国企业OFDI发展的核心母国优势。在国家战略支撑下，母国对OFDI战略性东道国或战略性国际区域的文化宣传、外交努力、金融合作、国家资本的引导等，则会形成基于国家战略的母国优势，为国内企业进入该东道国或东道区域提供政策上的引导、环境上的安排以及先行企业的示范等。在这样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母国企业将不断提升在该国或该区域的空间集聚，国内供应链的部分或整体式OFDI，缺乏个体化优势的跨国企业借助国家战略推动下的东道国或东道区域集聚，以低交易成本的整体协作实现对东道国不完美市场活动的内部化。Chi（2015）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对国家政府行为与OFDI的关系予以重视。
2.4东道区域优势
东道区域优势的引入是将过去“东道国——母国”的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空间多边研究框架，且将研究对象从国家发展为国际区域。基于国家距离模型将全球国家聚类为若干个国际区域，即形成若干个区域间彼此差异而区域内国家彼此相似的国际文化圈，制度圈，经济圈。在相同的区域内，企业在不同东道国之间的扩张面临较小的交易成本，知识的溢出效应以及第三国的促进效应明显。将东道区域作为新的研究对象，不仅能够将跨国企业区位选择从双边研究框架发展为多边空间研究框架，从更广泛的视角揭示母国企业区位选择的空间集聚效应、企业东道国选择的发展机制，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自身特定优势较弱的情况下借助国家战略优势形成协同下优势增益的机制。
3未来研究展望
本文所提出的D-A(FCR)理论范式是在对经典OFDI理论及其它相关研究理论、实证结论进行梳理和辨析，并结合发展中国家企业特点及其OFDI实践活动发展的基础上所提出的OFDI创新理论范式。D-A(FCR)范式以国家距离为基础，从微观企业层面、宏观国家以及国际区域层面对企业OFDI动机及其实现的支撑能力构建一定的理论阐释，但尚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验证、修正与完善。此外，D-A(FCR)范式的模型化尚需未来的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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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际化战略与组织形态论。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包括业务层和企业层两个方面。公司层国际化战略包括三个类型：国际本土化(multi―domestic strateSie8)、全球化(global strateSies)和跨国战略(Transnational StrateSy)。国际本土化就是将战略和业务决策权分散到各个国家的战略业务单元，由这些单元向本地市场提供本土化的产品。国际本土化注重每个国家内的竞争，认为每个国家的市场需求、行业结构、政策法律和社会意识都不相同。实施国际本土化战略能够对每个市场的需求特性做出更准确的反应。全球化战略则认为不同国家市场的产品更趋于标准化，应采取由母国总部集中控制的国际化战略，即不同国家的业务单元互相依靠，由总部进行一体化管理。跨国战略是国际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试图实现全球化协调性和本土化的灵活性的统一。战略管理学认为企业层面国际战略的选择依据是目标战略资源的特性。Rug-mall和Verbeke定义了两种企业专属优势(Finn―SpecificAd-vantages，FSA)。一种是地域限制性的(10cation―bound)。顾名思义，这种资源优势局限于某一地区不可转移流动，如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另一种是非地域限制性的(non―location―bound)如技术知识、管理能力等。这些优势不受地域限制，但在不同企业之间可能难以整合，或本国企业为保持垄断优势不愿扩散给合作者。若企业国际化是为了寻求东道国某种地域限制性资源，则倾向于国际本土化战略，赋予国外子公司较大的独立性，使其能灵活适应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该地域限制性优势资源。反之，若企业具有并想保持自身某种非地域限制性优势，则会实施全球化战略，以保证本国母公司对分公司的控制力度。
近期另一些研究将系统论和组织形态学的异质同形(i-somorphism)范畴运用到跨国公司的国际组织结构中，并以此为分析跨国并购成因的切入点。异质同形是指任何组织无论基本功能和行为目标如何，都必须不断变更自身结构，内化各种外部制度要求，藉此合法生存地位，因而形成不同组织与周围制度环境的同构化趋势，即“异质同形”。从系统论角度看，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国外子公司可视为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组织的集合。Kostova和Zaheer，Rosenzweig和Singh，Davisetal等都指出，跨国公司子公司面临着内部与外部双重同形化的压力。前者是指要与其母公司的组织行为协调，后者则是指要与东道国相关利益群体相融，两种压力的重要性根源于企业选择的国际化战略。他们认为如果实施全球化战略，则主要受母公司的组织模式影响，如果是国际本土化，则与东道国制度的同形化更为重要。反之的相互作用将决定跨国企业的进入方式。更进一步，两种压力则会选择新建投资这种控股程度最高的方式；相反，如果满足外部同形化，则会通过并购发展海外分支。
Harzing将上述系统论和公司层国际化战略的观点融合起来，通过对22个国家122家跨国公司的调查发现，如果跨国公司各地区差异较大，则会偏重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通常将以并购方式发展海外分支，以灵活地适应当地的市场环境。反之，如果强调企业全球经营的整体协调性，则会采取全球化战略，保持总部的权力集中度，此时采取新建的可能性更大。另如Brouthers和Brouthem通过考察136家进入欧洲的日资企业发现，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开辟欧洲市场时主要采取国际本土化战略。由于与当地文化差异较大，日资企业更青睐于收购，以便比新建投资更容易取得东道国合法地位。
2．企业组织能力论(Organizatioaal Capability，OC)。组织能力论沿用了行为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和演化理论的基本逻辑。与交易成本理论不同，组织能力论把企业视为一系列内嵌知识型资源的集合体，并通过企业的动态和复杂交错的组织过程转化为企业的特有技能。该理论认为市场失灵不是来自外部合作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在传递和吸收隐形资源时各个企业内生的组织能力差异。组织能力论将判断企业内部化可行性的视角放在价值创造上，而不局限于节省交易费用，强调与其他企业合作即使会产生较高的交易成本，但如果能从中拓宽企业的能力边界，依然可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Madhok沿用了组织能力论的“价值创造观”，并结合所有权优势资源特性，提出进入模式选择的新命题。他认为，是否通过并购实现市场内部化的决策及效果，既与并购双方优势资源的互补性和可吸收性等产业技术因素相关，也决定于收购企业吸收和利用各种隐性知识的组织能力。企业知识的隐含性越高，或者在国外要从事的业务的技术特性、市场环境极大地超出现有经验，则组织各种隐形知识的成本和风险都十分可观，此时通过合资模式获取这些外部资源比建立并购或新建子公司更合理，这不仅可以减少因组织能力缺陷造成的内部化成本，还可以避免新建投资因运作上的路径依赖导致的吸收新资源的刚性。
同样基于组织能力论，Hennart、Park和Morosini等人分别考察日本和意大利跨国公司在合资新建与并购之间的选择，都发现如果投资者研发越密集，对企业的组织能力要求越高，则合资比并购更受青睐，因为这样更容易在新企业中整体移植自己设计的管理系统；Brouthers和Brouthels对多地区样本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发达国家高技术产业通常采取新建投资的方式进入发展中国家，因为企业的技术、管理、人力等隐性资源的优势并购后很难有效整合或扩散到其他合作者。他们还指出如果投资者对目标企业的部分互补性资源感兴趣，则只有这部分有价值的资源易于消化，即能够较容易地被剥离提取出来时才会采取收购行为，否则采取合资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
3．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Dynamic Capabilities)。
Teece、Pissano、Shuen和Winter把企业动态能力定义为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能够迅速适应制度惯例的变革、灵活调整经营模式、及时整合和重组内外部资源、补充资产技能，从而自我更新竞争优势的能力。自我更新的主要途径是企业组织不断学习知识和诀窍、适应制度惯例变革。本质上讲，组织学习能力反映了企业为适应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变化，周而复始地积极积累经验所形成的长期生存方式。
并购与新建投资的基本差异是，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将其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因此比新建企业增加了双方在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和员工协作等方面的企业文化方面的整合风险。整合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出资国和东道国之间的社会文化差距。不少研究者发现社会文化差距对进入模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鉴于此，近年一些学者试图将组织学习能力与国际经验积累结合起来，分析与进入模式的内在联系。这一视角的研究刚刚兴起，尚未形成统一的研究结论。早期观点认为，考虑到潜在整合难度，文化差异越大，实施合资或新建企业的可能性就比收购更高，而文化具有相似性的国家之间的收购会更为频繁。
然而Hamel、Vermeulen和Barkema；Beckman和Haun・sehild将动态能力与组织学习论引入进入方式的决策分析，得出了不同结论。他们认为，并购可以促进跨国企业向东道国合作者吸取和补充经营经验，还有助于获取竞争对手的更多信息；而新建投资只是在利用企业既有的知识和经营模式，比并购更容易形成认知学习惰性和日常运作的路径依赖，因此不利于企业增强动态能力。这一假说与不少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是吻合的。如Morosini等人对52家实施跨国并购的意大利的MNC发现并购双方所在地的文化和社会制度差异与并购后的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具有学习性组织特征和动态能力的企业，可以通过与文化差异较大的东道国企业合作，及时适应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制度规范，拓宽企业的管理经验、丰富经营模式、激发创新思维，挖掘出更高的潜在价值。
Barkemaetal等人、Vermeulen和Barkema延续这一思路，比较考察了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在企业的绩效表现和存活率，证实当两地的文化意识差异大、并购后企业需要双重文化适应的情形下，由于新建投资企业存在组织惰性，灵活适应外部制度惯例的动态能力较差，因而生存持久性明显低于跨国并购的海外分支，从另一角度验证了基于拓宽知识边界、提高企业动态能力的跨国并购内在动机。
4．国际经营阶段论(Organizational Learning theory)。交易费用论认为，由于收购比新建企业简单，投资成本和风险也较小，故缺少跨国经营管理经验的企业更偏向于从购并方式开始拓展国际市场，而丰富的国际经营经验有助于高控制度的进入方式(独资新建)的成功实施。Brouthers和Brouthers、Barkema和Vermeulen均发现区域多样性，海外投资历史、母国出口所占营业额比重等国际经营经验指标，与实施新建投资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
Johanson和Vahlne也发现，跨国公司是否对外并购往往受制于与目标企业之间的“心理距离”。如果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背景越大，两国的“心理距离”也越远，这会严重阻隔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的信息交流，直接增大并购后企业的整合风险。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人文环境相似的国家为并购东道国，或先通过合资和新建子公司积累经验，再以渐进方式，进入文化背景较生疏的地区。
Huber、Cavusgil、Bambergel和Cui等学者将组织学习能力范畴引入交易费用的研究框架，发展出国际经营的动态阶段论。他们认为，管理者要善于洞察国际市场环境、把握时机，通过不断进行组织变革和经营创新，分阶段地推进国际化进程。随着自身经验和资源禀赋的积累，逐渐提高进入方式的控制程度。具体而言，企业在国际化起步阶段，应先全面搜集海外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如果观测到海外投资潜在收益可能性，可从出口和技术许可证等非股权模式开辟东道国市场；在对东道国有较深了解并有足够的市场基础上，再拓展并购、合资、战略联盟等形式的合作，最后通过独资兴建企业，将东道国的优势资源合理整合到跨国企业内部。
同样根据组织学习论，Kogut和Singh、Hennart和Park等人的研究却未发现国际经验与进入方式存在显著联系。这说明，文化差异的实际影响效果还需综合考虑母国市场降低文化不确定性的能力和母国企业的文化风险偏好程度及长期国际化路径选择。
Barkema和Vermeulen还发现产品多元化与新建投资的可能性呈非线性关系。他们认为尽管国际经验积累有助于产品多元化，但是过度分散的产品类型也有害于企业整体的信息管理。因此，产品极度多元化反而说明企业的经营认知能力较低，此时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并购投资的方式。
5．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perspective)。资源基础理论以Madhok提出的“价值创造观”为出发点，认为选择何种进入方式取决于本国企业核心资源与东道国目标资源的产业特征和相互关系。是否采取并购在于双方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否提高企业核心能力和创造更大价值。
Anand和Delios首先将企业的优势资源按照地域流动性进行分类，把知识技术诀窍、研发能力等无形资产视为上游资本，把产品营销网络、品牌优势等与市场竞争相关的资源视为下游资本。前者比较容易在国际上扩散，即不受地域限制被替代，而后者则流动性差即难以随投资的地域变化而转移。因此，他们支持Mitchell的观点，认为如果东道国在技术和R&D方面有相对优势，则跨国公司会倾向于收购当地企业以提高技术优势，相反，如果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下游资本方面处于劣势，需要在当地补充时，收购拥有这些下游资源的东道国企业将是明智的选择。Anand和Delios结合OIL的分析范式进一步指出，投资者是否通过跨国并购所要获取的东道国战略资源的性质不同，对自身核心资源的优势水平要求也不尽相同。如果目标资源是品牌、营销能力等下游资源，则只有其核心的技术知识等上游资源在行业内具有绝对优势，采取并购比新建企业更加便捷；如果跨国并购的动机在于拓展技术密集型等上游资源的垄断地域，则只要其核心资源在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就可以通过并购实现。类似地，冯春丽和刘海云的模型分析也指出，对于东道国在技术上处于国际劣势地位的产业，跨国公司倾向于合资或独资，而在较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更倾向于股权合并。
另一些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分析从内部化的可行性角度分析了资源特性与选择进入模式的关系。如Kim和Hwang，Delios和Beamish，陈浪南等，以及Brouthers和Brouthers等的研究发现，企业核心资源(主要是无形和知识性资产)的垄断
性和独占性越强，或特有资源的隐含性越高(如生产组织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等不易在不同的组织间转移扩散)，或特有技术决窍的比较优势愈明显，投资者越倾向于独资新建和控股收购等控制程度高的进入模式。因为市场交易会使这些专有的优势资源贬值，而通过并购实施内部化的整合成本和难度也较大。另外为了分担巨额研发经费和分散技术创新的风险，则以战略联盟或强强并购为宜。
二、研究缺陷和发展方向
尽管跨国并购决策理论的研究已得出不少具有突破性的实证结果，但还尚未形成如OIL分析范式这样逻辑紧密、成熟完整的理论体系，主要有以下几个缺陷。
第一，现有研究结论存在差异。这一方面受实证检验样本对象、考察时期等方面局限性制约，也和分析因素不全面有关。如对于国际经营经验，同样基于组织学习论，Huber及Cavussil根据经营经验与进入方式控制程度的正相关关系推出国际经营阶段论，而Kogut和Sinsh等学者则未发现国际经营经验对进入方式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又如Brouthers和Brouthers发现投资规模越小，一般更倾向于采取新建方式，而Hennart和Reddy等学者则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目标企业规模越大，对其实施兼并的整合风险越高，此时采取合资经营的方式更为明智。Cho和Padmanabhan等学者则未发现投资规模与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有显著关联。
第二，研究视角缺乏相互协调性。如组织能力论把文化差异和心理距离作为整合风险的标志，因此与实施并购为负相关关系。而持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观点的研究则认为文化差异可以拓展企业的知识边界、激励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潜在价值，因此文化差异反而采取并购较新建投资为宜。实际上对于同样的外部因素，对进入模式可行性的具体影响不仅取决于样本企业的组织能力和风险偏好，还与企业的国际化战略导向有关。因此如何针对不同的样本特征、综合多种影响因素、选择恰当的分析视角还有待探索。
第三，研究对象比较片面。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投资母国的并购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发起的跨国并购的动机和影响机制还仅有刘易斯・威尔斯和唐纳德・莱克劳等十分有限的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为东道国的软环境的分析也十分欠缺，如政策与法制的开放度、文化包容性等，这些都是发展中国家能否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决策因素。特别是近年来不少新兴市场和经济增长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国际化进程起步阶段即向发达国家实施并购，对此蛙跳现象，现有跨国并购理论尚不能作出充分解释。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以跨国公司为样本，这些结论是否适合于中小企业，以及如何加以修正都仍待研究。
第四，研究思路不完整。大多数实证研究采取因素分析法或回归模型法判断选择的决策因素，却忽视了结合事后绩效来全面分析跨国并购决策的实际有效性。实际上国际投资方式的选择是跨国企业发展中的动态连续性战略，是否选择跨国并购与其决策的有效性往往具有内生互动关系。大多以因素分析法或Iogit回归法判断选择的影响因素，实际上将绩效与战略决策隔绝了。因此应建立更精确的内生选择模型，如把并购与新建投资的事后绩效及存活率纳入模型。
第五，研究方法不充分。目前对于企业内在的营运能力、独特优势、国际经验等无形资源的度量仍不成熟健全，尚无准确度量的理想方法。这也有碍于精确研究企业层面的跨国并购动因。未来针对跨国并购选择动因的研究可以沿着两个方向深入。
其一，禀承折衷理论的三因素研究范式，针对跨国并购的新特征，丰富跨国并购在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方面的特有内涵。并结合企业一般并购的影响因素，分析通过跨国并购如何能够实现国内并购无法获得的全球性协同效应。为此，在研究方法上，一是要拓展内生性计量模型，将并购决策、运作和绩效全面结合起来分析；二是充实样本对象，加强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小企业并购问题的考察；三是建立多维度有机结合的影响因素体系，不仅包括传统国际直接投资涉及的宏观产业因素，更需关注企业特定因素。如Dunning已开始关注外部资源对跨国公司竞争优势的意义，将战略联盟整合到OIL范式中，进而中将并购因素纳入OIL模型，这些都为该领域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路。
比较优势理论是同际贸易理论的基石，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间贸易的基本动力(鞠建东等，2004)。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曾说： “如果经济学理论可以选美的话，李嘉图的比较优势一定会摘得桂冠”。针对比较优势理论，已有诸多从假设前提、理论的相对静态性等角度对其提出了批评和质疑。因此，这一理论尽管美丽，但仍存在一定不足。
就成本而言，现实的国际贸易活动往往受到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干扰，国际贸易叶的交易成本不容忽视。例如，在宏观层面，美国一方面力图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贸易自由化，但另一方面在全球金融危机袭来时义举起了贸易保护主义大旗，对其诸多产业实施贸易保护，这种在贸易政策上“出尔反尔”的做法表明了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普遍性；在微观层面，在大量国际贸易业务中进行国际结算时常常采用“信用证”方式，这本身就表明商业信用还存在着很强的不可靠性，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较为突出。而且，近年来伴随着中国巨额贸易顺差的是环境污染的加剧和生态平衡的破坏，甚至有学者指出“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马建英，2009)；张友国(2009)则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环境贸易条件恶化，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的环境规制力度不够，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市场外部性成本。还不能成为生产者决策的有效约束条件。可见，国际贸易活动中存在的与生态环境影响相关的成本格外重要。
鉴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双重考虑，本文拟在回顾比较优势理论历史渊源和成本观的基础上对之展开评论，并认为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需要进一步广义化——除了考虑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还应结合贸易理论和贸易现实的新进展纳入制度和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等要素。本文进一步地提出了基于广义要素的“全成本”(FC，Full Cost)概念，认为包含生产成本(PC，Production Costs)、交易成本(TC，Transaction Costs)、环境成本(EC，Environmental Cos[s)、代际成本(IC.Inter-generational Costs)等在内的“全成本”乃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
一、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成本观及评论
(一) 比较优势理论的历史渊源和成本观
围绕着“为什么以及如何(Why＆How)发生分工与贸易”这一基本主题，国际贸易思想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古罗马古希腊时代。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分别有对交换和分工的好处的描述。15世纪到18世纪的重商主义学说，由于将金银看作唯一的财富形态而将参与交换的商品排除在财富之外，进而认为贸易是一种“零和博弈”，这与现实中“双赢”乃至“多赢”的贸易现象格格不入。可以说，重商主义对贸易的本质缺乏深入认识。那么，驱动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围绕这一问题，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侧面作出了各自的回答，从而形成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等不同时期的种种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的视野中，比较优势理论产生于古典经济学时期，但在新古典乃至当代经济学中仍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看，不同时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直在从不同侧面寻求产生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1)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技术绝对或相对差异所导致的绝对或相对生产成本差异。一般认为，由于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无法解释世界上绝对先进与绝对落后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和贸易现象，比较优势理论是对绝对优势理论的修正和拓展，并奠定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2)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国家之间要素禀赋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以赫克歇尔(Heckscher)和他的学生俄林(Ohlin)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在要素禀赋方面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是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原因。(3)新贸易理论则分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报酬递增前提下由于生产规模不同所导致的生产成本差异。(4)新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产生比较优势的新因素。进入21世纪，发端于梅勒兹(Melitz，2003)建立的异质性企业理论，后来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New--New TradeTheory)将分析视野由宏观、中观层面细化到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并认为产业内企业的异质性、契约体系的质量、企业组织选择等均能形成一国的比较优势(赵君丽、吴建环，2008；樊瑛，2007)。
在国际贸易理论演进过程中，哈伯勒(Haberler)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引入“机会成本”概念重新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所谓机会成本，是以一定数量的有限资源从事某种产品生产时所放弃的用同样资源生产其他产品可获得的最大利益。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解释，“如果做出不同的选择，机会成本就是‘某一种可能是’的预期价值”，“成本必定完全由选择者来决定，而不能由其他人决定”，“机会成本必定是主观事物。他存在于选择者的头脑中，并且不能由居于选择者之外的其他人去具体化或进行测量”。按照基于机会成本的比较优势理论，基本的国际分工与贸易模式为：一国生产并出口机会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进口机会成本相对较高的产品，才能带来贸易利益。所谓比较优势就是不同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差异(Krugman＆Obstfeld，2004；林毅夫、李永军，2003)。
(二) 对比较优势理论成本观的评论
两方经济学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是“稀缺”。因为要素是稀缺的，于是需要将其在不同的用途之间进行配置、选择，因为有选择，就会产生机会成本。从主流贸易理论的发展史看，除了新新贸易理论对交易成本较为重视，西方贸易理论所讨论的形成比较优势的成本，主要为生产成本。本文认为，造成这一现象背后的实质性原因在于相关贸易理论对稀缺要素的认识不全面。从方法论上看，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将一门理论的研究纲领分为“硬核”和“辅助假说”，“辅助假说”围绕“硬核”形成了一层层外同保护带。李建德(2000)解释道，研究纲领的内核是“一组关于该学科在研究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研究纲领的保护带则是“依据这一组规则运用于现实世界时所得到的种种具体的假说”。根据这一思想，本文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中，其理论内核在于“比较”，比较的基本对象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机会成本”；而该理论的保护带则体现在对稀缺要素和机会成本外延的界定。从主流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分析，比较优势理论的内核至今仍然成立，而其保护带则可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具体分析范围的变化而发生适应性调整，进而可能出现一些在以往分析中不曾被纳入的稀缺要素和成本项目。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劳动、资本、土地等传统要素的使用会产生生产成本，生产成本固然重要。但与此同时，随着对制度、体制等问题认识的逐步深化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人们也认识到在防范机会主义行为的过程中制度是稀缺的。贸易的本质在于产权的转移，在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制度的作用不可或缺，使用制度要素对传统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必然会发生形形色色的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此即交易成本。而随着经济实践中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凸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确立，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成熟、完善，生态环境日益成为稀缺要素，于是与此相关的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不可或缺。但问题是在上述考虑的基础上，为什么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没在21世纪之前的贸易理论中得到足够重视呢?笔者认为，从更深层次来看，这与主流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有关。从基本假设看，其一，主流贸易理论沿袭了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信息完全充分等假设，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对交易成本的分析；其二，主流贸易理论仅在纯粹的经济系统内考虑问题，尚未意识到生态环境的稀缺及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的代价和成本，在其理论框架下没有引入环境成本；其三，主流贸易理论对“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未给予足够重视，在其分析框架下不可能引入对代际成本的分析。从方法论上看，
“边际革命”之后，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强调“工具导向”，一种新的理论观点能否被纳入已有理论体系取决于其在数学上是否容易被整理。交易成本在计量和模型化方面的困难导致交易成本难以被纳入；生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在产权界定上的困难进而导致完善的环境市场难以形成，缺乏完善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导致环境成本难以被纳入； “代际”问题(实质为“时间”问题)在思维上的复杂性及后代人在诸如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谈判中的缺位，使得代际成本难以被纳入。本文认为，内容重于形式，不能因为形式化上的困难而否定了上述成本在理论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
二、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制度与生态环境
(一) 基本假设
本文从时空一体化思维出发，引入更贴近现实的人性假设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与本文在人性、时间、空间等方面的情况作如下对比，见表1。就人性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行政人”。假设比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更贴近现实，水文采用“行政人”假设；就其作用的时间范围来看，“经济人假定确实有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至多限于当代人之问。而可持续发展作为处理人类代际关系的准则，应该是比经济人假定层次更高的规范”(章铮，1998)，本文采取“可持续发展”假设；就经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看，考虑到“大自然制造土壤，参与氮循环、碳循环和水循环。大自然所做的这一切都具有经济价值，但是经济学家却称其为‘外部因素’，意思是经济方程式中没有这些：经济学家把维持我们生存的真实世界外在化了”(铃木，2008)，本文在经济一环境大系统中讨论国际贸易问题。
(二)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一：制度
主流贸易理论通常将制度视为一个外生变量，在制度给定的前提下展开理论分析，从而没有考虑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理论上，新制度经济学常常被视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对建立在新古典理论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却未能产生足够影响，这本身是值得反思的。现实中，贸易活动不仅受到种种正式或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而且广泛存在着各种交易成本。诺思(North，1990)曾指出，“欧洲长距离贸易的发展是南更为复杂的组织形式的内部连续发展所启动。”格雷夫(GrEif，1992)则研究了在商业革命时期(11～14世纪)制度对远途贸易兴起的作用，认为马格里布和欧洲地区远距离贸易得以复兴是由于商业革命带来的制度变迁造成的。纳恩(Nunn，2007)对新新贸易理论的经验研究表明，各国的制度可成为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这表明，制度差异可以产生比较优势并启动贸易。
《国际贸易》教科书L说，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或地区)之间商品或劳务的交换活动。显然，这个“国际贸易”的描述性定义看到了贸易现象本身，但缺乏对贸易本质的深入挖掘。科斯(1959)曾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通过分析相关案例，明确指出：“权利的界定是这场交易的基本前提……最终结果(促进产值最大化)与法律判决无关”，并且他认为这才是科斯定理的实质。作为最了解科斯思想的经济学家，张五常(2000)也再三强调了这一点。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看法，交换活动与其说是商品或劳务的交换，不如说是隐藏在商品或劳务背后的权利(即产权)的转移。依据科斯定理，国际贸易就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当然，产权进行转移(包括跨国转移)的基本前提是产权的清晰界定。在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的过程中，存在着种种交易成本。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引入适当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以约束交易方的机会主义行为便是必要的。但由于没有认识到贸易的本质，以往贸易理论对制度、产权、交易成本的考虑很不充分。正如茹玉骢、金祥荣(2008)指出，“由于分析工具的局限，以前的国际贸易理论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即与国内交易相比跨国交易更容易受到机会主义干扰的事实”、“一旦考虑到交易成本，那么两个国家的技术差异、禀赋结构差异的存在仅仅提供了开展国际贸易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真实世界的国际贸易活动，以合约为主线。一次成功的贸易活动，往往围绕交易前的准备、磋商谈判的过程、合约的履行而展开。其中，贯穿贸易活动始终的是合约，为了形成对贸易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合法合约并履行之，需要进行产权的界定、保护、转移，整个过程涉及到谈判(与语言、文化有关)、签订合约、执行合约(涉及运输、保险、商检、报关、结算等，还可能涉及索赔、争议的处理等)，由于不同国家往往语言不同、文化各异，涉及长途运输、产权转移中存在风险、需进行商品检验并缴纳关税、不同国家使用的货币不同、制度需跨国执行等原因，一般来说，与同等规模的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中往往存在更大的交易成本。合约实施制度，既有正式制度(如《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等国际条约、WTO规则、各国国内法等)，也有非正式制度(如INCOTERMS2000、UCP600等国际贸易惯例，各种
国际贸易的“潜规则”)，国际贸易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有机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贸易活动的基本“游戏规则”，可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贸易发展提供保障。
将制度因素内生化、并将制度视为一种要素，进而运用要素禀赋理论的分析思路，可自然得出结论：制度好的国家在制度(或契约)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一个国家要想实现从简单产品到复杂产品的结构升级，没有良好的制度支撑，是难以形成动态比较优势的。制度作为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它是形成比较优势的要素基础之一，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势必应纳入使用制度要素的成本——交易成本。
(三) 形成比较优势的新要素之二：生态环境
“环境及其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被传统经济理论忽略了”(Siebert，1974)。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生态环境视作公共物品，甚至认为它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未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但近年来随着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问题的进一步凸显，生态环境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其重要性也逐步为学者们所重视，并产生了环境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等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整体看，经济学为解决环境问题开出的药方可分为庇古手段(征税、补贴、押金退款等)与科斯手段(产权界定)，其中前者强调政府干预、后者侧重于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无论如何，与使用生态环境要素相关的成本需要有相应的责任主体来承担而不是外化给社会。因此，在实践中我国政府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明文指出，要“有效利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机制”，“将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环境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有效地利用经济手段和其它面向市场的方法来促进可持续发展”。
与理论层面环境经济学、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以及现实层面国家对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相比，在迄今为止的主流国际贸易理论体系中，生态环境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的。如前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且在比较优势理论的保护带中，稀缺要素的种类和成本项目可能会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步多元化、广义化。从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到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进入21世纪后逐步兴起的新新贸易理论等，都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视为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由于局限于经济系统内讨论问题，这些理论共同的不足之处表现为对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考虑不够充分，进而看不到(或视而不见)国际贸易中的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成本项目。“比较优势原理在贸易不涉及社会或环境成本的理想世界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真实世界里，经济行为主体必须承担每一项成本，全球贸易引起草根阶层的强烈反对。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最大经济利益，正确的贸易准则应主张谨慎使用自然资源。这一准则只有通过将贸易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内部化方可实现”(Venkat，2004)。
1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环境成本(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如前所述，生态环境要素在贸易理论体系中一直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存在的。考虑到生态环境在经济理论和现实层面的重要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名誉教授铃木(DavidSuzuki，2008)强调必须把“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本文进而认为，既然需要将“生态”重新引入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作为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和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有必要重新引入“生态环境”要素。“比较成本理论的最大缺陷是仅仅追求狭义的经济利益，而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价值。结果，表面上各国通过国际贸易各自取得了所谓的比较利益，但实质上有一方付出了很高的生态环境成本”(俞海山，2004)：在国际贸易中考虑了生态环境要素后，使用生态环境这一要素带来的成本(即“环境成本”)就进入了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2 比较优势形成过程中需纳入代际成本(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对稀缺要素的使用直接关系到“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而一旦考虑到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不得不考虑“现在使用某生产要素(含生态环境)所放弃的将来使用它可能带来的纯收益”，这就是机会成本意义上的“代际成本”。生态环境一旦因过度的生产及贸易行为而遭受破坏，单纯依靠当代人并不能使之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代际性。“目前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廉价出售‘生态精华’，这是借用和出售了其儿孙的资源，长此以往，必然会使发展中国家的后代面临资源枯竭的危险”(俞海山，2004)。事实上，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本身是稀缺的，若当代人对其使用量增多，则会减少后代人对它的使用。于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代际成本势必应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
总之，贸易理论需要考虑生态环境要素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既要使空间外部性内在化，也要使时间外部性内在化，从而需要新增两项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
三、结语：“全成本观”的提出
从本质上看，国际贸易是产权的跨国(或地区)转移。而贸易以生产为基础，生产(甚至运输)过程中离不开对生态环境的消耗。在国际贸易中，制度、生态环境要素都是格外重要的。由于传统要素、制度、生态环境等均可被视为稀缺资源且存在多样用途，对它们的使用都会产生机会成本，于是可在多种要素的框架下和多元成本的语境中重新理解“比较优势”这一术语。
制度是一种“整合资源的资源”、
“其他资源的粘合剂”，在经济社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则一方面为经济系统提供资源和原材料，另一方面则需容纳经济系统中产生的废弃物。在国际贸易领域，对产权的界定、保护和转移过程中，必然涉及对制度要素的使用，这会产生交易成本；而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对生态环境要素的使用则会产生环境成本；如果考虑到可持续发展和代际问题，还会产生相应的代际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本文认为，国际贸易所涉及的成本和补偿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将制度、生态环境(含可持续发展)因素内生化、并将他们作为与传统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等)并列的要素，那么，在“生产成本”(PC)的基础上纳入“交易成本”(TC)后，至少还要纳入“环境成本”(EC)、
“代际成本”(IC)等，于是形成了“四位一体”的“全成本”(FC)概念。可将全成本系统与它的四个子系统之间的函数关系表示为：
FC=f(PC，TC，EC，IC)
之所以将其写成抽象函数形式，意在表明全成本并非四类成本的简单加总，而是由四类成本有机耦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需要指出，本文尝试提出的“全成本”概念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类成本在全成本系统中的地位可能发生变迁和转换；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许还会产生其他更为稀缺的要素，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纳入由于时代变迁而产生的新的成本项目。从成本面上看，至少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在内的“全成本”才是形成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基础。虽然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各种成本的计量工作还存在诸多难题，但不可否认，通过尝试着将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代际成本等以“全成本”的概念统一于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在国际贸易的成本和价格形成机制中通盘考虑上述四大成本，可为一国理性参与国际分工、克服国际贸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缓解国际贸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和思路，从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在国际贸易中，需要制定相应贸易制度以约束人们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便于贸易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似乎是没有疑义的，于是，交易成本理所当然地应该进入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但在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上，还存在如何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之类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第一，若一国内部的企业出于个体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节省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所需支付的各种环保费用、降低企业的环境成本，不惜破坏作为公共物品的生态环境，这给整个国家带来的是“公地的悲剧”，在这里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冲突；同时会带来该国经济贸易发展的不可持续，长期看将增加代际成本，于是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存在矛盾。第二，若一个国家出于个体理性，将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则在降低该国自身的环境成本的同时，却增加了整个世界的环境成本，这时出现了单个国家的个体理性与整个世界的集体理性之间的冲突，这表现为另一种“公地的悲剧”，原因在于“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与此同时，从长期看，纷纷向境外转移污染的单个国家行为也会对世界经济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威胁，进而增大整个人类的代际成本，故存在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本文强调既要将空间外部性内在化、将环境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也要将时间外部性内在化、将代际成本纳入到比较优势的形成过程中，以化解短期理性与长期理性的矛盾。在形成一国比较优势的机会成本中纳入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意在表明：任何一个企业或国家只顾自身利益或短期利益的狭隘行为，均不一定能带来真正的比较优势。本文认为，只有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成本观作出一种新的综合，方能为解决各国在经贸发展中碰到的机会主义行为较为普遍、空间上的负外部性、时间上的不可持续性等问题提供对策和思路。而这种新综合，将是笔者近期的主要工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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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5-0-01
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思路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18 世纪的英国，完成于20 世纪30 年代。以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为代表，这些理论为古典贸易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两个国家生产两种商品，如果其中一个国家对一种商品具有绝对的成本优势，而另一个国家对另外一种产品拥有绝对的成本优势，则这两个国家可以利用本国的优势，分别开展这两种产品的生产，并根据自身的需要进行这两种商品的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并都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绝对优势理论要求从事某种商品生产的国家对此商品生产具有绝对优势，否则不能从事此项商品的生产，也就不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而很多国家并不具备这一绝对优势。李嘉图将绝对优势理论进一步完善，他认为：每个国家不一定要生产各种商品，而且这些国家生产商品也不一定非要具备绝对优势，这些国家应该集中力量生产那些相对利益较大或相对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交换，满足自身的需要，并能在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理论，可以简单概括为“两优取重，两劣取轻”。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是对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完善，共同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商品的生产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要素，而且假定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因是生产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使各国生产商品时投入的成本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差异导致了商品的价格差异，进而各国进行商品交换，产生了国际贸易。要素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内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理论。
二、新现象对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国际贸易进入了空前发展的趋势。但是战后的贸易模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并不相符合。这与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结果并不一致。美籍学者瓦西里·里昂惕夫对模型进行验证后，发现美国的贸易与H-O理论不符合，这一结果的产生推动了战后一系列贸易理论的诞生。战后的贸易新现象也得以诠释。战后的贸易理论也在不断解释新现象和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和发展。当代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下列新现象，对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
1.发达国家间“水平贸易”的发展
遵循传统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国际贸易应该以垂直贸易为主，并且应该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开展国际贸易。但是，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核心地位。而且，这种地位始终保持不变，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这一贸易现象。
2.制造业的内部贸易形成与发展
具备规模经济特征的制造业，在战后其内部的国际分工变得愈加精细化。而且出现了发达国家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因此，其内部贸易的发展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因此，传统的基于规模报酬不变的贸易理论面对这同一产业内部贸易的增长也束手无策。
3.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已经逐渐从垂直分工的层面转向水平分工的方向。甚至出现了网络分工的新形势。制造业的发展逐渐具备产业链细分的特征，在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影响下，制造业国际转移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公司内部的贸易开展迅速上升。而这一增长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来讲也是具有一定的挑战，其宏观研究的传统理论难以解释这一内部贸易增长的现象。
4.区域集团内部贸易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源于20世纪50年代与70年代之间，形成了第一次发展的浪潮。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再次掀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高潮。几乎一半以上的全球贸易都产生在各个区域集团的内部。因此，面对这一区域范围内部贸易量的提升，仅适用于全球范围内的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诠释其原因。
三、国际贸易新现象的诠释
针对上述的国际贸易新现象提出的挑战，基辛、凯南、格鲁伯、费农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展开深入地研究，进而提出了新要素贸易理论，将原有的生产要素定义范围加以扩大，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加入考虑的范畴内，并且充分分析资本和劳动以外要素的功能，从而构建各自的假说条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其中，林德首次从需求方面探讨贸易的原因，得出了偏好相似理论。并且提出影响需求结构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水平。这些理论对发达国家的水平贸易做出了详细的诠释。此外保罗·克鲁格曼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不变的假设，进而提出了规模经济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国际贸易大量发生在同类产业内部的现象。他的研究结果成功地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而进入到20世纪90年，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再次出现促进了跨国公司内贸易理论以及产品内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参考文献：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
一、贴近实际，把握教学内容的稳定性与动态性
形势与政策课程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三个部分方面：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基本理论包括学习掌握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形势分析方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及中国的国情等；基本形势指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行业形势中相对稳定、具有一定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内容；热点问题是学生社会普遍关注、学生特别关心的社会问题。这些构成决定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同时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一方面，形势与政策教育要体现科学的、完整的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相对稳定的，党和国家的政策是相对稳定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是相对稳定的；另一方面，形势又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变化过程，不同时期呈现的问题、热点、焦点也不同。
正是因为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具有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只有贴近实际，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和政策的变化，专注社会热点，针对不同专业和层次的学生思想实际，不断更新教育内容，才能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才能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的稳定性和动态性把握好。
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专题“生态文明建设”反映了世界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更契合学生的生活学习实际，贴近他们的衣食住行。
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标志着一种新发展观的诞生。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人类对过去走过的发展道路重新进行评价和反思，在全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倡导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新的发展观成为全球共识。在国内，“绿色发展”被明确写入“十二五”规划并独立成篇，表明我国走绿色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十报告则明确指出了要建设美丽中国和五位一体的社会建设总体布局。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更是贴近了学生生活的实际，从寝室的居住环境、水电等资源的利用、学校公共环境的建设与呵护整个学校所在城市武汉乃至于中国大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都与他们的生活休戚相关。专题“生态文明建设”既实现了政策性与知识性、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又做到了稳定性与动态性的统一。
二、贴近实际，突出教学过程的规范性与灵活性
形势与政策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它的教学过程和其他课程一样要求严谨而规范，同时又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教学过程的规范和严谨是指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必须和其它课程一样有大纲、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等，要按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建立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灵活性则指具体内容教学的需要和学生的特点，可以采取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只有贴近实际，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规范要求才能建立切实可行的教学管理制度并贯彻执行；只有贴近实际，根据教学内容的不同和掌握学生的需求，才能设定准确有效的教学目标、设计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不断创新的教学手段，保证教学工作顺利进行。
1.贴近学生实际设定教学目标
首先，了解和掌握学生的主体特征。90后大学生的主体特征非常明显。他们热情、开放与沉默孤独并存，追求新鲜感，接受新事物能力强，责任感往往体现在关键时刻。同时大学生在成长阶段上正属于青年早期，呈现出体力高峰、智力高峰、社会需求高峰、创造高峰等高峰特质。他们的情绪波动极大、两极情绪表现突出，转瞬间或豪情万丈或意志消沉。
其次，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学习期望也较大。我院“关于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学如何做到‘三贴近’”的调查问卷中，“你希望通过‘形势与政策’课达到怎样的效果”一题中，33.5%的学生选择了A树立正确的“四观”、B及时获取国内外重大时事信息、C提高政治素养、D提高鉴别分析能力中的全部四项，45.2%的学生选择了其中的三项。这些都说明他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程度超乎寻常，对于国际国内重大事件、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
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
另外，通过对初高中阶段政治课程教学内容的了解和学生的课前交流、以前的教学经验了解，学生对于形势与政策的理论一般有初步了解，也基本认同，但是没有从理论上深入认识和把握，同时由于生活阅历的局限，对于怎样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理论去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进而解决问题缺乏清晰系统的认识。
同样以专题“生态文明建设”为例。学生认为保护环境、建设生态文明是必须的、必要的，但是大多数学生对于生态文明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的层面，缺乏理性认识，而一般高职高专院校的各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中并没有相关课程专门介绍生态文明，因此对生态文明的基本理论进行简要介绍是非常必要的，这也决定了课堂教学目标中知识目标为掌握生态文明的内涵特征和如何构建生态文明。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单纯是教给学生知识，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生活能力。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教师必须通过有效地教学策略和课堂组织帮助学生去观察分析问题所在并尝试提出解决办法，同时通过课堂活动发展学生之间更多的人际联系，能力目标的设定应该紧紧围绕这些内容展开。而我们文化建设和教育的最终目标之于学生是将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而其中理想的确立必须确立在明确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和历史使命的前提之上，基于此，在专题“生态文明建设”的教学中必须将情感目标设定为培养节能环保意识、绿色消费观念、对国家社会发展的信心与责任感。
2.贴近课堂实际选择教学方式
提高形势与政策的教学实效，必须结合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特点，积极探索新方式和新途径，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
以课堂为主轴，特色活动为辅助。形势与政策应把课堂教学作为主要的教学形式，借助课堂教学进行理论系统讲授，如十会议精神必须通过专题理论讲授来完成。教师要充分利用好课堂45分钟，采用专题讲授、案例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熟练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多媒体教学来有效完成课堂教学。作为辅助教学，安排丰富多样的特色活动，如邀请专家讲座、观看教学资料、实地考察等，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具体教学过程中，主角是学生。备课时，应以设计学生活动为主，教学中尽量激发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尽可能多地让学生有操作、实验的机会，培养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让教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蓬勃的生命力。而教师要充分尊重学生、理解学生、鼓励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引导者、促进者。
以专题“”为例。专题“”是我院形势与政策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采取了小组学习的方式。首先由老师讲授基本理论，然后根据教学内容，如日本主张的原因及为什么错误、大学生为保卫领土可以做些什么等不同的项目小组并设定任务要求，给予一定的时间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充分分析讨论并拿出小组结论并展示。最后由教师经过对各种情况的分析、归纳，作系统总结。在小组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小组学习营造了一种特殊的宽松的课堂氛围，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具体的小组学习进程中学生变成了课堂的主体，实现了从被动地学到主动地学的转变，学生在以小组为单位的讨论和作答中能真正地发挥主体效应。通过教师的讲授、学生自己的讨论分析作答、最后的归纳总结，达到了既有理论知识的传授，又有对学生实际能力的锻炼，同时又能增强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和责任意识。总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以基本理论、基本形势和热点问题为基本教育内容，与时俱进地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必须贴近实际、与实际相结合，才能把握好和体现出在自身内容体系、教育对象和教育方式上的特点和规律，才能真正吸引学生、抓住学生、调动学生，真实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有实效。
参考文献：
在谈到本届大会在主题和内容设置上的考虑时，周明伟说，第三届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是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特别是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上任半年多以来，在一系列重大对外交往的理论和实践取得重要突破的背景下召开的，也是在国际舆论发生一些新变化，产生一些新趋势的背景下召开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将这次理论研讨会的主题确定为“全球传播：新趋势·新媒体·新实践”。
具体的议题有一部分是延续了第一、二届研讨会的话题，但也有一些新的话题。议题包括中国梦的国际传播，国家传播战略的理论和实践，国际传播的话语体系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国际舆情和国际受众研究，国家形象和城市形象等，内容相当丰富。
周明伟强调，大会议题总体来说还是围绕着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围绕十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重要举措，围绕国际舆论环境的一些新情况、新趋势展开讨论。归纳来说，主要是围绕四个方面的议题进行讨论。
第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和发展理念的传播。周明伟认为，国际社会在延续二三十年关注中国，特别是关注中国经济辉煌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关心中国经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关注一系列经济数字发生重大变化所体现出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理念、理论、道路和中国文化发展的新成就，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因此如何向世界说明中国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追求，既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也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一个重大课题。
第二是中国的话语影响力和话语权问题。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在中国同世界联系的紧密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很多新的理念，一些中国特色的概念表达同国际社会的既定表达产生了冲突或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方式。”目前中国话语的影响力，解释中国道路、理念的能力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相适应，还有很大差距。
他提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要不断适应并影响原有的规则及话语体系，也要形成我们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让自己的话语体系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挥作用，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艰巨的挑战。我们的话语权建设有多大影响力，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际形象，影响到所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
第三是新技术应用和新媒体传播。周明伟说，这是过去两届研讨会中重要的关注点，也是大家讨论比较充分、热烈的一个话题。但是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又产生了很多新的情况，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传播的形式和内容都进一步向着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由新技术的发展带来的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也是这次会议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的国际传播如何适应，如何运用新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我们每一个传播工作者要关注的内容。”
第四是中国国家形象传播。周明伟曾多次对媒体谈到，在媒体之外，现在传播中国形象的载体越来越多地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和中国人所承担起来。他强调，如何提升我们中国制造产品的形象，提升中国人的形象，通过系统工程来丰富中国产品和中国人在传载中国形象过程中的作用和能力，这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不断创新
谈到作为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讨会的承办方——中国外文局，近年来在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实践创新方面的探索时，周明伟说，在过去超过十年的国际理论传播研究过程中，外文局始终围绕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重大课题和国际社会的重大关注来研究国际舆论趋势，研究应对策略，研究各种新的对外传播尝试。不断的创新和探索是这些年传播理论研究取得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因为这种创新精神和探索精神，使外文局有机会集聚到国内一批优秀的传播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形成了相对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优势。
周明伟特别提到该研讨会的承办方之一——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他说，今年正好是对外传播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这次会议也是其十年研究成果的重要巡礼。“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依托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整体实践成果，在搭建平台，形成氛围，聚集资源方面取得了成绩。”
在对外传播实践的过程中，外文局另外一个持续下大工夫做的是本土化战略。周明伟介绍说，本土化战略首先依托于外文局六十多年来多语种、多媒体的对外传播实践，包括10多个出版社、将近30多个网站和20多本杂志。外文局书刊本土化的历程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但在过去10年发展迅速，无论是语种、地区范围都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和进步。实践证明，书刊本土化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与所在国的文化交流，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
“我们将争取更多的资源，更深入地推进外语书刊的本土化，并且依托它们延伸我们各种文化产品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好外语书刊用别人的语言讲中国故事的作用。”周明伟说。
期待研讨会形成理论优势
周明伟认为，对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是一项新事业，这项事业是同中国改革开放相关联的，是从中国同国际社会打交道，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交融、交锋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
他进一步介绍，此次会议收到论文260多篇，总体来说，无论是相对于前两届理论研讨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而言，或者是整体反映中国目前理论和实践的水平而言，都有很大的进步，研究领域的广度和研究具体问题的深度也有很大的进步。但同时，他也客观地提出，现在的研究还有一定的局限。“得到专家一致公认的、整体优秀和全面优秀的论文，无论是数量和质量上都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也将成为我们办好这个研讨会的重要动力。”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9-0010-0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和苏联之间开始对抗和较量，东西方形成对峙之势，终于爆发了冷战。20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两极格局宣告终结。冷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纷纷调整其对外战略，国际关系随之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
一、国外学术界的研究
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外学术成果有限，在这里只是对笔者所收集到的外文著作和论文进行分析。
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不久，塞谬尔·亨廷顿教授在他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了“文明冲突论”。 塞谬尔·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去构建冷战后世界的新秩序。此书的第四部分就是作者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知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S·奈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提出了“新国际冲突论”。在他的著作《硬权力与软权力》的第四章详细描述了冷战后的几种冲突。他认为迅速的权力转移是大国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约瑟夫·S·奈还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国际关系中起作用的不仅有军事、经济的“硬权力”，还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构成的“软权力”。约瑟夫·S·奈在他的另一部著作《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中提到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形势：以军事力量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作用在相对下降，“软实力”在日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针对冷战后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均势论”，这个理论在他的著作《大外交》中有所提及。基辛格认为冷战后新的国际体系将向多极化均势方向发展。《大外交》的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提到了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基辛格认为冷战后的世界秩序类似于 18、19 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也提到了冷战后的世界形势。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主导地位最终让位给一个基于地缘政治现实并能够发挥作用的全球合作结构。”
近几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理论取得了长远的发展，对外贸易总量迅速扩大，入世以后，我国经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因此，要充分发挥本国的比较优势，就必须完全了解我国对外贸易优势理论以及国际对外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一、我国对外贸易的传统理论展望
1.传统优势理论回顾
(1)绝对优势理论
法国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市场利益驱动下，社会一切经济主体需要按照自己的绝对优势进行分工，实行专业化生产，然后利用市场完成交易，从而实现社会福利的最优化。一旦交易活动超出本国范围之内，就出现了国际分工或者国际贸易。这一古典经济理论说明了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
(2)比较优势理论
英国一位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两个生产力水平不平衡的国家，如果一国在生产某种产品时处于绝对优势，而另一国生产某种产品时处于绝对劣势，但是只要这两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有所差别，那么各国所生产的相对优势产品也能从国际分工或者国际贸易中取得收益，国际总体福利水平也能够得到提升。
2.对外贸易方式回顾
最原始的对外贸易方式是用货换货，目前国际市场上存在的所有经济贸易方式，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在国际贸易逐渐增加的过程中，外贸易方式的产生是为了适应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需求而逐渐形成的。伴随着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日益突出以及国际贸易的逐渐开拓，国际货物买卖状况和营销手段、销售过程也在迅速变化和进步，国际贸易方式也逐渐多样化，由传统的贸易方式发展到广泛的现代贸易方式。传统的贸易方式主要由单纯的单边商品完成进口和出口关系，现代贸易方式是指主要实行广泛的技术、劳务和资本等合作的贸易方式，这种贸易方式的转变，使国际贸易实践过程中的商货交易、合作经营、合资企业、加工贸易、补偿贸易、技术转让和国际租赁等新型国际贸易方式成为可能，旨在实现国际贸易中的一切利益需求。
二、新形势下国际对外贸易理论
1.国际对外新贸易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970以来，国际贸易出现了垄断竞争以及产业内贸易等新现象。对于这类现象，法国贸易理论学家曾经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解释。在现代贸易中，大多数国家相互进口、出口的产品主要是种类相同但是品牌相异。在此类贸易交易中，产品的差别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市场垄断竞争的过程中，产品与产品之间的相似性使其互相代替的可能性逐渐扩大，最终导致竞争的产生；而产品与产品之间的差异性将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垄断竞争。提高产品的差异性，那么产品的可替代性就会变小，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也就逐渐变低，最终形成的结果就是生产厂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产品的价格变化。对于这种变化，传统贸易理论是解释不了的。
2.国际对外新贸易理论的缺点
当今社会的主流贸易理论就是新贸易理论，但是新贸易理论的产生并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形式。这是国际新贸易理论的唯一缺点。比如说，如果新贸易理论假设全国市场机制基本趋于完善，对正处于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些新贸易理论机制缺乏目的性和实用性。
三、优势理论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对策
1.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成本的提高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处于初级阶段，依据传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所进行的生产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是拥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近代中国如果努力发展资本技术以及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的进口和出口关系，将会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才和技术要素的投入控制。而对于那些继续坚持传统的以要素察赋和以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可以为新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积累资金和技术，最终为技术创新、生产要素突破和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
2.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
就我国经济来说，所谓的广义比较优势是指后起者优势，它是比较优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后起者优势是指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在其所走过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汲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有效经验，再联合本国的具体形势，做出明智的发展策略思想，加快缩短本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因此，我们必须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成功经验，努力联合自己的基本情形，利用后起者优势充分发挥我国原有比较优势的重要措施。
四、结语
总而言之，随着国际对外贸易理论逐步走向成熟，新形势下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发展也变得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要汲取国内外先进经验和科学技术水平，努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成本的提高。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