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经济学萌芽是从1938年威廉姆·吕彼克用法文发表的《农业国的工业化问题》。一般把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初。这是结构主义兴盛时期t经济学在这一阶段得到迅猛的发展；第二阶段，60年代中期。这是新古典派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复苏并出现依附论，这是发展经济学发展昌盛时期，紧接着在7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断节。直到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三发展阶段，这是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时期，这个时期发展经济学达到了理论成熟的时期，很多著作以及一些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学家渐渐地在理论上有所创新。
二、发展经济学的定义
广义的发展经济学概念是：凡是研究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都可以算是发展经济学；狭义的概念是：发展经济学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或者说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问题。
三、发展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过战后50余年的探索，人们对增长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在研究方法选择上，以及方法论认识上均达到了较高水平。不过，即使如此，人们尚无法解释与经济发展相关的许多问题。可见该学科知识体系的复杂性。了解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些研究方法，这有助于在研究过程中减少因研究工具短缺、选择不当带来的各种困难，也有助于更方便、更科学地解释问题、解决问题。可以大体划分为三类：实证主义、规范主义和实用主义。实证主义的哲学观点认为，只有通过观察(感觉)获得的知识才是可信赖的，旧的实证主义甚至认为推理亦不可靠，而较新的实证主义则信奉事实的逻辑延伸产生的知识也可以认为是可靠的，称为逻辑实证主义。自然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直接可以观察到的事物，即有形的事物及其关系才是真实的，认为只有当理论或命题能够用数量表示时，这种理论才是有效的。
四、发展经济学的发展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中工业化理论对中国特色工业化道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那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工业化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定义。前世行副行长、经济学家钱纳里把工业化界定为“一般可以由国内生产总值中制造业份额的增加来度量”，我国的张培刚教授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技术创新角度对工业化进行解释，认为“工业化是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础的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概括起来说，工业化的实质就是高效率的工业部门比例上升，低效率的农业部门比例下降。
其次是工业化理论历经几十年发展所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也成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参照物。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这是发展经济学研究工业化问题的最初阶段，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刘易斯认为，主导经济发展的是工业部门，决定经济成长的关键是工业部门自身的扩张过程，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工业化的前提条件；他还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工业化战略：农产品出口，强调国内市场和制成品出口。
新古典学派这种发展观点，显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事实上，市场机制起不了合理调节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利益并不能普及人群。贫困，失业、社会矛盾、资源不能充分利用等现象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增无减。除了前述对发展的基本看法外，发展经济学也承袭了新古典学派的研究方法，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的规定性。
在国际经济旧秩序之下，发展中国家在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处于不平等的、脆弱的地位，从而在贸易条件、商品出口、跨国公司投资各方面都蒙受损失。但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却往往从发达国家的角度去解释和辩护，从而模糊了是非界限。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及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从远古的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到今天的宇宙飞船、太空探索；从结绳记事、仓颉造字的传说到今天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美丽的诗经年代，到网络文学、手机短信、BBS大行其道，这其间产生了多少令后人无限景仰的作家或是文学家呢？他们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里有的身世显赫、权倾朝野，有的贫贱卑微、不闻于世，但作品却大都传承下来，彪炳青史。
中餐、汉字、京剧、中医等等所以风行世界的精髓之所在，乃是国学。大多数国人乃至西方社会都认为最伟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孔夫子。
但国学日渐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伴随的是传统丧失，道德败坏，思想迷茫，精神颓废，中华民族的信仰危机日渐凸现。崇洋，唯利是图，亦步亦趋，许多人一味的盲目追逐经济利益，由此形成了全社会的整体道德沦丧。
从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大清国门开始，我们多从器物上，抑或制度上迫切的，同时也是无奈的向西方靠近。而博大精深的国学却被那么轻易的扫进了故纸堆。不禁一声叹息，也许我们矫枉过正了，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和“”几乎将传统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彻底毁弃。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今日不禁为之扼腕浩叹。
中国自汉唐盛世以降，一直为世界所推重，且我们一直也自诩为天朝上国，所以被尊为“礼仪之邦”，实国学之功也；修身齐家，兼济天下的伟怀培养，亦国学之力也。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社会经济的发展，更为迫切的需要相应的社会意识及其道德形式，为之开拓前路并保驾护航。特别是向市场经济过渡和使市场经济发展完善，不仅仅需要更为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硬性约束，更需要具有良好的社会意识与高尚的社会道德作为社会发展的软环境。高尚的社会道德无疑能够为市场经济得以和谐发展提供更深层面的保障。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指出，他在赞颂西欧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现代文明的机械理性正在吞噬着人性，认为文明的发展可能要以文化的堕落为代价，最终导致道德沦丧，最终因精神家园的荒芜而失去方向甚至感到绝望。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针对良好的道德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作用的最佳诠释。因此，中华民族若想和平崛起，社会要想和谐发展，恐怕社会思想、文化道德的相关建设更须先行。
“国学”，这个词的本义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载：“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一代汉学宗师和著名教育家孙诒让在其《周礼正义》中即指明：“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
但近代，尤其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于国学的论争赋予了这个词汇更多重的涵义。这次论争是针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一次扬弃。有汰除，亦有传承。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自我重新定位。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自新文化运动以降，人们对国学的认识和理解便有差异。并且不断的赋予更多的个人化色彩，以为我所用。国学针对西学而言，可称中学，针对新学而言，可称旧学。
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创办《国学报》，提到了“以保国粹为主义”。
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
1922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与古代有所不同,这个时候的知识精英们不仅把国学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同时也是作为教育机构而存在的。
章太炎在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这本《国学概论》庶几可视为论述国学的第一本专著。
陈独秀则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
胡适则认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坦言：“比如说国学，我不反对搞国学，但国学这概念到底是什么，我就不清楚。”
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国学讲习记》）。邓先生的国学概念显得很宽泛。国学当可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据学、伦理学等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儒家思想贯穿并主导整个封建社会的中国思想史，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尤以经部为重。《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套丛书，编撰于乾隆年间，由当时的大学士纪昀以及王念孙、戴震等大学者完成。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指出：“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的定义是辞书编纂者们的事情,对国学的理解阐发则是我们个人的事情。国学既是知识、智慧，也是中国人的气象、精神，更是我们当下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该不该使其成为一种主导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活方式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毫无疑问，国学的概念迄今为止，尚无统一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国学即国故，可简单译为“GuoXue”或意译为“Sinology”（《简明英汉词典》释为汉学，这里的“汉”，非单指汉族而言，而是意指整个中华民族）。狭义的是指以儒学为主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包括古代诸子百家。还有一种说法，把国学分为狭义和广义，狭义上的国学就是指经、史、子、集，而广义上的国学则包括中国所有的学术与文化之总和。
中国不论是实现民族自立还是未来的崛起依靠的不仅仅是国学，更多的应该是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现代科技。这是勿庸置疑的。但是国学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儒学是一门需要“身体力行”、“经世致用”的学问，以读书为通天的快捷方式固然不对，但是以为宵衣旰食、皓首穷经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儒家知识分子同样也是不对的
四书之《大学》开宗明义的指出为学之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重振国学，对于国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心，推动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也有重要意义。在此，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传统文化，她为我们提供了厚重的思想底蕴，让我们重拾文化自信。
复兴国学近年来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第一、苏州第一个现代私塾——菊斋私塾成立于于2005年9月28日，这天恰是孔子诞辰纪念日。创办者创办私塾主要目的是弘扬国学，培养儿童的古典文化底蕴和优雅情怀。私塾教学内容主要是经学、韵文，古乐、书画、茶道等。
传统蒙学知识，有助于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增强其基本的文化素养，而《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则加深了儿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培养其文化内涵及自身修养。韵文课程的开设其目的是培养儿童对传统文化中以诗词为核心的韵文的欣赏能力，为以后的写作能力培养及审美观的形成和建立大有裨益。
现代私塾的出现，反映了社会有这种现实需求，而不仅仅是一种传统的东方文化的惯性使之然。在日本，今天依然存在很多私塾，只有我国目前实行的义务制教育制度，中小学教育一律公办。
第二、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主办的首次“2005全球联合祭孔”活动于孔子诞辰日同日在世界各地举行，孔子故里曲阜，成为全球祭孔活动的主会场。全球现有孔庙1300多座。
第三、从2004年开始，我国在海外陆续设立了以教授汉语和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的“孔子学院”，受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重视，目前已有80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37个国家和地区落户。至2006年底,中国已经与全球5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23个建立孔子学院的协议。
第四、2006年9月3日，由网友们发起的一场汉服宣传活动在无锡举行。数十名来自苏锡常及上海地区的汉服爱好者身着宽袖长袍出现在闹市街头，向市民宣传汉服特色以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所谓“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汉族，又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难道就不能将自己民族的服饰传承下来吗？于是汉服复兴以前所未有之势，席卷了神州大地。风闻全国各地都有身着汉服的网友出现在公共场合以期得到更多的关注。更有全国政协委员提议确立“汉服”为“国服”，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在中国的博士、硕士、学士三大学位授予时，穿着汉服系列的中国式学位服。”
第五、一向以“中国人文社科领域重镇”而著称的中国人民大学率先组建国学院，并且聘请当下的“国学大师”冯其庸为首任院长。
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旗帜鲜明的打出“脊续文脉，重振国学”的口号（虽然到底是“脊续”还是“赓续”大家吵得不亦乐乎，个人以为还是“赓续”稳妥些），纪宝成校长同时在媒体上发表长文疾呼“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他的这一观点倒是得到国内许多知识分子的响应。
第六、中文搜索引擎百度网最新打造的国学频道()已于06年初悄然登台亮相。
百度的CEO李彦宏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是沉寂百年的国学得以复兴的最佳时机，而百度作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有责任承担起复兴中文、弘扬国学的历史使命。
百度国学频道由百度与著名专业国学网站——国学网（）联手打造。
国学网的知名度无论在网民口碑中还是在现实的文化学术交流中都是极高的。现在，国学网日访问人数达数千，页面浏览量以十万计，其中不乏国内的国学大师和国外的汉学专家，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学网开通于2000年5月1日，为集传统文化传播和学术交流于一体的专业网站。据了解，国学网开通5年多来，累计花费超过百万，全由尹小林自己筹集，而国学网本身没有向用户收过任何费用。尹小林现任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所长，国学网CEO。在他领导下，曾成功推出了大型中华古籍全文数据库《国学宝典》网络版，这项由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开发的中文古籍数据库工程，目前收录了古籍3800多部，总字数逾8亿字，收入书籍数目与总字数均超过了清代钦定修撰的《四库全书》。第七、被媒体称为“全国第一家全日制私塾”的孟母堂成立于05年9月，在运行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就被上海市教委叫停，孟母堂不得不悲剧性的谢幕。
现行的教育制度无疑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的当轴者却没有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责任，提倡十几年的素质教育依然丝毫不见成效。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却对媒体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成功的，我们不禁哑然失笑。我们甚至要面对就连义务教育这样低级的目标都尚未实现的尴尬局面。但这就是我们的国情和现实情况。
当你看到“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再穷也不能穷教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人民教育人民办，办好教育为人民”等等类似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亚洲开发银行的报告说，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70多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免费的义务教育，除了发达国家以外，亚洲绝大部分国家，包括人均GDP只有中国三分之一的老挝、柬埔寨、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国都实行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时候你会作何感想？当你看到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一的时候，你又会作何感想？
孟母堂的各位老师秉承“读经典、尊孔孟、诵莎翁、演数理”的宗旨教授着不同年纪的儿童，塑造着他们幼小的灵魂。这种对经典的回归，是对现行教育制度不足的补充和完善，虽然并不一定就是现代教育制度建设的良好范例。孟母三迁，其目的何在？无非就是为了取得对教育的主导权，而之中权力的取得是理所当然的。孟母堂所代表的也不过是学生家长从现行教育体制中对教育主导权的争夺。而社会公众在关注这一现象的过程中，充分发泄了对现行教育制度的不满。我们在目睹这一来自现存教育体制外悲情并且无奈的反击中，不得不叩问我们的教育体制，是否应该容忍更多的反思，而不是本能地消极地面对，并且挥舞手中的权力大棒，直接将胆敢挑战其权威者扼杀。作为受教育主体的我们是否应该把握更多的主导权呢？可惜的是教育主管部门却作出了一种令人惋惜的举措，他们明确否定了全日制私塾孟母堂的教学形式，称其“打着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名义”违背了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精神。可以由此看出，教育部捍卫现行教育体制的决心未有松动，并且也不愿意积极的面对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某些已暴露出来的弊端的反感。随着孟母堂的倒掉，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对现存教育体制的失望，同时还看到了社会公众对于传统文化的渴望。
第八、以《大长今》为代表的韩国电视剧集在中国的热播，生动的展示了以儒家传统文化为内核的家庭伦理、生活礼仪、饮食服饰乃至中医药文化。它们是那么的似曾相识，正是这种文化上的回归深深的吸引了国内的民众，所以才会在大陆引发韩剧的热播。而我们自己的电视剧制作却走入了一个相对狭隘的误区，展示的大部分都是香车美女陪伴下的豪富巨贾，以满足长久以来处于物质极度匮乏中的国人对财富的渴望和想象，却较少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仅有的历史剧不是戏说，便是恶搞，而且大家拍戏都是一哄而上，甚至发生撞车，造成满银屏的辫子戏，令人无法不产生视觉上的审美疲劳。
中国是一个相对缺乏宗教传统的国家，自从汉代董仲疏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以后，儒学逐渐开始作为官方哲学的意识形态出现，当然，其间亦有反复，桓宽所著《盐铁论》一书即有所反映。其后，儒家思想迅速崛起，直至完全居于统治地位。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唯有勇敢的创新，将国学在新时代下发扬光大，传承下去，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只是一味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便失去了国学原本的意义。当下，只有秉承儒家传统中经世致用、兼济天下的精神内核，相容并包诸子百家之说，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方为正途。
第九、06年的“十一”黄金周期间，在成功的推出了以易中天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之后，于丹的露面，达到了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高峰，于丹何许人也？她本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学历是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目前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主任。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央视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一”黄金周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她讲得很好吗？并不是。至少那些学院派的教授们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红透半边天。她的《于丹〈论语〉心得》在中华书局起印60万册。她在这本书的后序中曾这样介绍，孔子以及《论语》的温度：“它不烫手，不冷漠，略高于体温，亘古不变。”
央视国网站的教育频道如是评价该栏目：《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于教授这样发表她对古代文化的看法：我从来不认为古代文化消亡，应该说，古代文化见之浩繁，也有诸多层次，不是说所有的文化研究在民众中都能做到复兴这个概念的，我们只能让大家对国学——这种中国人血脉的源头，能够心存牵伴，能够在21世纪我们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时候，找到中国人朴素的人生坐标，找到心里头的一种生活原则。
《论语》是一部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根据当时孔子的言行记录整理而成的儒家经典著作。现存《论语》二十篇，万余字。《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的思想，是一部传世之作。为什么《论语》能历千年而不衰，始终魅力无限呢？在于《论语》这部经典著作自身所体现出的人类永恒的道德取向以及价值判断。其影响遍及政治、思想、文化、教育、伦理道德等诸多领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标识。论语》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主流文化的活水源头。
宋代第一位宰相赵普曾经有语“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的魔力和魅力。《论语》没有成系统的故事情节，有的只是零星语录，吉光片羽。初读它，难免失之浮光掠影、支离破碎，但它的魅力恒久远，千载以降，仍在激励着我们，感动着我们，教化着我们。
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复兴国学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为复兴国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至少可以使我们在金钱至上的经济主导一切的社会中，在重重的迷雾中辨清自己前进的方向。宋朝哲学家张载那句雄浑大气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着我们，那种舍我其谁的恢弘气魄无时无刻不在感召着我们，促使我们勤学，上进，积极，勇敢。从费孝通到启功再到张中行一个又一个大师级人物的相继离世，使我们扼腕浩叹，也许我们将要迎来的是一个大师匮乏的年代。清末民初，那是个大师涌现的年代，梳理下思绪，充满了敬意而又尊崇的心情道出那些名字吧：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胡适、钱钟书、钱穆、冯友兰……
我们必须拥有放眼世界的眼光、全球化的意识来对待国学。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着共同的矛盾和冲突。包括各种危机的出现都是这些矛盾的体现和衍生。比如全球化的生态危机、能源危机、甚至包括伦理道德危机在内的社会危机,都迫切地需要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们提出化解的办法。这是关系到人类能否继续在这个星球上继续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课题。而国学中蕴涵着的理念和智慧对于指导人类社会实践是有着重要作用的。国学的意义在于，我们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继承，逐渐的找到自我，并将其有价值的东西传承弘扬，为我所用，弃其糟粕。而不是像上个世纪中叶发生那样以文化革命之名义，行割裂文化之实际。一个民族的过去怎样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这个民族的未来，所谓“读史可以明智,知古可以鉴今”,本义即在此。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的自己的传统和历史。
刘军宁先生在《南方周末》撰文说呼唤一场文艺复兴也就成为自然。他说：“中国一直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可是直到今天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备发生文艺复兴的条件。今天的条件也许不是绝对成熟，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成熟。……文艺复兴不是要复古，而是要从古典文化中寻找普世价值，同时让普世文化在本土传统中扎下根来。”
国学研究当前的研究态势呈现出一种盲目而焦灼的状态。都想要进入研究，但是都不知道该如何入手。因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对于国学的理解，所以进入的姿态和角度也有很大的不同。无论怎样，国学的优秀部分始终是我们最深厚的思想文化底蕴的基础，我们必须承认。至于国学的研究这是个宏大的课题。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研究与阐释并行不悖。最好的研究状态就是没有最终的结论和定义。若一切都已经明了，国学研究的价值也就不复存在了。西方现代文明是我们研究自己传统文化第一参照物，包容天下的心态、平等的文化视角，纵览世界的博襟才是国学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古今结合是我们最主要的研究方法，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是我们的研究目的，天下为公是我们的终极理想。不论任何社会都有共同的最起码的道德评价标准，比如和谐、诚信、公平、善良、自由、勤奋，这些道德观念或曰价值观念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体系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所必需具备的不言自明的基本要义。
复兴，不是复古。国学复兴是一次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平崛起与国学复兴可以说是互为条件的，崛起不是民族主义意义上的崛起，而是中华民族摆脱一个世纪以来被奴役、被压迫的尴尬境地之后的一种文化自觉，是对中华文化的回归与体认。从建国后的政治独立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振兴再到眼下的国学复兴。这一次是我们真正的走向全面复兴。我们坚信，只要秉持开放且包容的心态，假以时日，那么国学一定可以起到振衰起弊之功效。并且和平崛起的文化内涵呼唤国学的研究发展与之相互呼应，同时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恰恰是国学理念的精髓之一。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崛起并非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我们不仅期待着，同时也在为之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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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军队建设是一个有机整体，革命化是灵魂，集中体现着我军的政治本色，是保持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正确方向的旗帜；现代化是中心，是解决军队建设主要矛盾、适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和打赢现代战争的迫切需要，是革命化正规化建设的实践基础；正规化是重要保证，是军队建设走向高级阶段的客观要求。“三化”之间相互依存、紧密联系。各个方面的工作只有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军队建设才能顺利发展；也只有各方面共同进步，才有军队建设总体水平的提高。我军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左”的倾向，也出现过“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倾向，都对军队建设造成了严重破坏。贯彻科学发展观，必须认真总结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军队“三化”建设的系统性辩证性特征，把“三化”建设放在军队建设的大系统中辩证思考，各就其位，各显其能，各得其所，不断提高军队建设的整体水平。
军队“三化”建设协调发展，首先，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军事实践、武装官兵头脑，强化军魂意识，抵制错误思潮，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的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我军永不变质。要培育官兵坚强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战斗精神，为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其次，始终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都要围绕中心、服务中心、突出中心、保证中心。现代化是一个由科技进步牵引和推动的发展过程，核心是提高作战能力。信息化具有军队现代化的本质规定性。所以，要以信息化为主导，以提高作战能力为标准，实施科技强军战略，扎实开展军事训练，加速武器装备发展，积极推进整体转型，全面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部队信息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再次，大力加强正规化建设，把依法从严治军真正落到实处。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维护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的严肃性、权威性，严格按照条令条例管理教育部队，推动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秩序的正规化。
科学统筹信息化建设和机械化建设的关系
随着科学技术和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战争形态正在从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转变，信息化已经成为军队建设的方向，没有信息能力的军队将被未来战争所淘汰。发达国家军队都加快了信息化建设步伐，以谋求战略主动权和竞争优势。我军现在总体上还处于机械化半机械化发展阶段，面临双重历史任务。形势逼人，时不我待。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和实质，科学统筹信息化建设与机械化建设的关系，认真研究军队信息化建设的规律和特点，明确并解决好发展目标、建设思路和途径方法等重大问题。
要自主创新地探索我军信息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军队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先机械化后信息化。然而，一般规律并不排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跨越或缩短某些发展阶段，提高军队建设起点，同时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建设，使军队的火力、机动力和信息力协调发展。如果我们按部就班地在完成机械化后再进行信息化建设，就难以赶上发达国家军队的建设步伐。而且，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快速发展，也为我军加速完成机械化和信息化双重历史任务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技术条件。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走跨越式发展道路。在建设过程中，要防止把机械化与信息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半斤八两地平均用力，而是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以信息化带动机械化，以机械化促进信息化，努力推进两者的复合式发展。
要用综合集成方法搞建设。军队信息化建设是一项技术复杂、投资巨大的系统工程，信息化战争的突出特点是一体化联合作战。综合集成的思想适应了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争的要求，已成为许多国家军队建设的基本方法。在信息化建设的总体筹划和宏观指导上，要优化结构，调整布局，突出重点，集约使用力量和资源，防止和克服条块分割、自成体系、重复建设等问题，形成纵向衔接、横向联动、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建设格局。在具体建设实践中，要以一体化联合作战为牵引，综合集成各种作战信息系统，构建高效的作战体系，按照“建战一体、点面结合、人装互动”的要求，把信息化建设过程作为实战准备的过程，着力提高部队在未来信息化战场上的战斗力；通过点上的聚力攻关和大胆实践，为面上部队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科学统筹部队整体建设和官兵全面发展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我党我军历来非常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民利，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实行三大民主、坚持官兵一致原则。推进部队整体建设和促进官兵全面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官兵素质是军队现代化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我军履行历史使命、完成各项任务的决定性因素。人才是建军治军之本，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人才，是实现我军现代化、赢得未来战争胜利的根本大计。所以，必须抓住人才建设这个关键，为部队全面建设打牢坚实基础。
促进官兵的全面发展，核心是提高综合素质，这是推进部队整体建设的基础工程。只有遵循人才成长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科学素养和人文精神的全面培养教育，坚持集中育和正确引导个性发展相结合，才能有效促进官兵全面发展。科学文化知识是综合素质的基础，不具备良好的科学文化素养，高素质和全面发展就无从谈起。创新精神是综合素质的核心和最高要求。要营造有利于官兵创新素质提高的良好环境，充分尊重官兵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引导官兵积极参加部队建设和改革。要采取多种措施提高官兵综合素质。把依托国民教育、军队院校教育、部队各种培训基地教育、换岗锻炼培养等结合起来；把脱产学习和在职学习结合起来；把依靠传统教育渠道和运用诸如网络等远程教育结合起来，多途径多渠道地为官兵学习成才、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科学统筹军队内部诸种结构的关系版权所有
新形势新任务不仅要求推进军队发展，更重要的是坚持科学发展。我军现在总体上还是一支陆战近战型、社会多能型武装力量，这种状况若不改变，势必严重制约和影响军队从机械化向信息化的整体转型。可见，影响我军协调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结构问题。抓住了它就抓住了重点，就找到了军队建设的新突破口，就找到了部队战斗力生成的新增长点。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军队建设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优化结构，理顺关系，加强体系建设，提高整体效能。
结构决定功能。结构影响发展速度和质量。不同的碳分子结构，有的是松软的石墨，有的是坚硬的金刚。同质量的官兵，不同的排列组合，战斗力迥异。世界上有的发达国家军队，数量少、规模小，但是结构好、质量高、发展快。这些经验可资借鉴。科学合理的结构是军队建设协调发展的前提。推动军队结构优化和升级，关键是加强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贯彻“精兵、合成、高效”的原则，在压缩总体规模同时，把着力点放在调整结构，理顺关系，构建体系，提高效能上，使军队内部结构相互协调，功能相互补充。比如：优化军兵种结构，减少装备技术落后的一般部队，加强高技术军兵种和应急机动作战力量建设，提升军兵种高技术含量；优化官兵编配结构，改善官兵编配比例；完善领导指挥体制，减少指挥层次，健全作战体系，强化指挥功能，提高作战体系的联合化信息化水平；剥离军队承担的社会职能，深化改革，压缩精简机关、非作战单位和非作战人员，扩大生活保障社会化的范围和程度；优化人才培养结构，从信息化条件下部队战斗力生成的人才需求出发，重点建设好“五支人才”队伍，大力培养新型高素质军事人才。总之，要坚持科技强军战略，依靠科技进步推进军队内部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使我军建设真正实现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不断提高我军履行历史使命的能力和本领。
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思想。这个科学发展观，总结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也吸取了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如果进一步对这个科学发展观进行文化思考，那么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也内涵着一种新文明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发展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传统工业文明局限性的一种批评，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超越。因此，落实这个科学发展观，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新文明观的支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具有新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意义；但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具体落实到各个国家和民族，又必然要和各自国情和文化传统结合起来，形成具有各个国家和民族特色的新的发展观和文明观。本文拟主要分析中国在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过程中，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情的新文明观的必要性。
一、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现代化建设中，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不但签署了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通过的《21世纪议程》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而且忠实履行会议承诺。1994年中国政府颁布实施《中国21世纪议程》，制定出了2000年环境污染得到控制，重点城市环境质量有所提高，自然生态恶化的趋势有所减慢的具体目标。同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领，明确要求经济发展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通过“两个转变”，达到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实现由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率向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高效率的转变，减少资源消耗量，降低单位产品能源耗量，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增强环境保护的能力和手段，逐步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实施可持续发展的科学战略和前景目标，令人鼓舞。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大陆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等方面所面对的困难的挑战，冷静地承认中国大陆刚刚迈上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
二、中国大陆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应该看到，中国大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其中突出的是人口膨胀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消费压力、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这就不能不使中国大陆还面对着如何彻底走出“非持续性发展”社会的艰难课题。
第一，人口膨胀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突出。现在中国大陆人口已超过13亿，而且每年仍以1300万?1400万人的速度增长，每年新增国家财政收入的1/4被新增人口所消耗。我国自然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人均资源占有量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且日益下降。自然资源总量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越来越大。如我国可耕地面积占世界的7%左右，（人均占有耕地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可耕地还在以每年平均30万公顷的速度递减。）却要供给占世界24%人口食物。尤其是总体资源的结构性短缺严重，如在重要金属和非金属矿藏中，像石油、天然气、铅、金等矿产储量不足，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要。而且中国大陆人口对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不仅仅来自数量上的日益庞大，还来自每个人消耗资源、能量快速的增长，在人均资源减少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分母的加权效应”。
第二，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严重。对中国大陆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矛盾的严重状况，及其对中国大陆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少学者都做了分析。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估算资源消耗时，必须区分资源消耗和资源浪费两个概念，这对于人口多、资源短缺的中国大陆，以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环保的方式运用自然资源，解决资源短缺与资源浪费的矛盾，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三，现代农业型污染、传统工业型污染、城市型污染与环境的矛盾日趋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过了生态圈的同化能力和负荷能力。中国人口列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于1973年，大力强调环境保护也始于1973年。由加强“三废”治理，到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取得了一定成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中基本上没有造成总体上大的环境恶化。但是由于中国的环境破坏由来以久，尤其是经济增长方式一直以粗放型为主，新老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污染问题对中国大陆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和影响不能低估。
一是现代农业型污染突出。目前中国传统农业型环境问题减弱，现代农业型环境问题日趋强化。表现为当前我国在农业生产上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大量使用，造成污染加剧。中国大陆每公顷耕地所施的化肥量已是美国的三倍，印度的四倍。而且无论化肥施用总量，还是就分项考察其增长速度均超过粮食等农产品增长速度。这种化肥施用上的高投入，造成土壤板结，土壤质量下降；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田用水特别是稻田用水排入河湖，成为一些水系水质下降、污染严重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原因。
二是传统工业型污染仍然严重。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中，传统工业在一定意义上本身便是污染产业。因为这些传统工业的能源多来自煤炭，而且煤炭主导型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短期内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特别是中国农村迅速崛起的乡镇企业，绝大多数为传统工业，且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经营管理不善，资源和能源消耗高，绝大多数没有防治污染设施，严重污染问题已经构成一部分乡镇企业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的关键性问题。
三是城市型污染也在加重。城市的环境污染不限于工业生产，还有居民生活、交通等多方面的因素。随着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生活消费型污染越来越突出。城市的空气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污染、水质污染、垃圾污染、噪音污染严重。而且许多城市河段也受到严重的污染，大量垃圾堆积在城市郊区或投入江河湖海，成为新的污染源。这种状况已经在威胁着城市居民的生理和心理健康，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
总之，中国大陆人口、资源、环境的现实矛盾状况表明，中国亟需从“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
三、中国要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需要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国情的新文明观
中国在现有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条件下，如何落实科学发展观？如何实现由非持续性发展社会向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社会转型？笔者认为，重要的文明保证或文化支撑，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文明观。
资源是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条件，而自然资源取决于地理和生态环境。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正是由环境恶化引起，而环境恶化又同人口及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密切相关。因为使环境恶化的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的人或人群，是他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而任何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内含着一种文化观念和价值追求，或者说，都是一种特定的文明观。当前全球性资源、生态、环境问题，说到底是由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造成的，或者说，传统的工业文明本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性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中国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不仅不能重复西方工业化国家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重演传统工业文明的整个历史；而是亟需自觉适应时代潮流，在全社会树立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又适应中国国情的、并和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的新文明观。
这种新文明观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社会文明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之中，体现在人的价值观念、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之中。
第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是建立在“人是自然的主人”、“人要征服自然”的观念上的，强调只有不断扩大和加强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生活才能更加富裕和幸福。因而逐渐形成了以无限度、无休止攫取自然为前提，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本质上是反自然的，是以“恶”的方式对待自然界。然而，地球上可供人类生活的非再生资源是有限的，地球上的可再生资源的再生速度也是有一定限度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给它造成的污染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度的。结果是“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大自然正在对人类进行着报复，污染了的环境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存，资源和能源危机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大陆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的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正是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的产物。因此要实现由粗放型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的增长方式的转变，就要摒弃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观把人类和自然界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即认识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不是征服被征服的关系、纯消费关系，而是互利共生、和谐共存的有机整体；人类保护自然就是保护自身，破坏自然就是破坏自身；人类的发展有赖于自然的和谐发展，自然的发展有赖于人类的科学发展；从而自觉以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规律来规范人与自然之间的合理关系，把生产、消费方式置于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维护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维护人??自然系统的平衡。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也为在当代中国社会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提供了思想养料。特别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上的。孔子讲“仁”，其内涵是“爱人”，同时又讲“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孟子明确地主张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宋学家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把宇宙比为一个大家庭，万物和人都是大家庭的成员，民众是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与我通。明代的王守仁在《大学问》中讲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时，主张凡有生命的事物，凡劳动成果和天生之物，都要尽力加以爱护，这是道理情操问题，关系到人性的改良。这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纳入道德领域来思考，已经提出了人类对自然要承担道德责任的问题。这就为在当代中国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富有伦理内涵的生态文明提供了传统文化基础。或者说，在当代中国把伦理关系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方面，把生态道德作为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既符合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践需要，又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优秀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第二，在人与人关系上，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建立新的公平观。
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产生，是由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危机引起，但非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解决，却不能局限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前者的展开程度必然影响到后者，而后者的发育程度亦必然制约着前者。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危机，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资源的浪费和短缺，环境的污染等，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人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引起的；而从本质上看，人与自然的危机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文化之危机。因为大量的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并不只简单地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间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资源和生态问题的利益之争，是受害者对公正的渴望。有些人和集团为什么对自然无限度、无休止的攫取，甚至破坏性的攫取，根源在于一定的社会的利益分裂和利益矛盾，在于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于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所产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中国大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已经基本上消除了私有制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人与社会利益的分裂和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个人、集团利益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对自然索取和占有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在社会中还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的矛盾，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团体利益之间以及团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矛盾，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眼前、暂时利益与长远、根本利益的矛盾。中国作为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来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政治压力，有来自内部迅速膨胀的人口压力和消费压力，并集中表现为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在这些压力下，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上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利益矛盾，就很容易使各利益主体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选择下策，即导致从50年代开始向“大自然开战”而逐步形成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说是接受了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而在现实社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润最大化的驱使下，有的厂商更是更大规模地开采能源，拼命占有可见资源，以最粗放的方式掠夺资源，又对废水、废气、废渣不作净化处理而大量排放，大大加剧了资源紧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的态势。于是，面对共同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有的人大量获利，有的人却受害。假如受害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那么环境就会受到更大的破坏；而假如受害者有生态文明的观念，那就无法再采用同样手段讨回公正。于是人们发现，人与自然关系危机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危机；自然资源和环境向人们的“报复”，呼唤的是社会公正。因此，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既需要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的文明关系，也需要确立人与人的新的文明关系。
首先，要求确立代内公平原则。因为在环境和资源都有限的中国，任何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经济行为，都要给周围地区和人们带来利益损害；任何过度的消费即浪费都是对他人的剥夺。在经济相对落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下，中国发展的最基本目标，应该是不断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基本需求，因此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生存需求应当优先于富有者的奢侈需求，先富起来的地区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所以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是整体的持续发展，它要求在全社会普遍建立任何利益主体的发展都不能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发展的原则，资源环境公正配置的原则，所有公民享受自然赋予上的公平原则，保护环境资源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公民的义务的原则。这种人与人关系上的新的文明，也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保护环境意识，人均资源意识，全面、协调发展意识，整体发展意识，团结互助意识，共同富裕意识。
其次，中国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还要求把代内公平延伸到代际公平，即强调对后展的足够公平，确立代际公平原则。在自然资源上，我们现在多消耗每一单位非再生资源，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将要少消耗同样多的非再生资源，我们现在对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如果超过其再生速度，就破坏了其再生性，就意味着我们的后代不能再开发利用了。这就要求，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基本需求，同时这种发展又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要给后代人留下更多的自然财富，以满足后代人能进一步发展的环境资源等自然条件。中国社会持续发展的基本目的是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这种代际公平，更是中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所要求，它反映在观念上，就是要在全社会树立为子孙后代负责意识，着眼于民族未来的发展意识，中华民族文明世代相传意识。
第三，在生活方式上，中国全面、协凋、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全社会建立可持续的消费方式。
可持续的消费方式是一种新型的消费文明，它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消费观的超越。与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相适应的消费方式，实质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而作为对这种消费方式的反映的消费观则是一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观，追求的是“一次性”消费或者“类一次性”消费，结果是迫使大量仍具有使用价值的可消费对象退出消费过程，作为废弃物被抛弃。这种“浪费型”的消费，还过度追求所谓“深加工产品”。当然，有些“深加工产品”在生活上必要的，但过度追求，既浪费了大量能源，又污染了环境。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人均消耗资源量急剧增加。美国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却消费掉了占全球25%的商业能源，排放出了25%的温室气体。也正是工业发达国家的这种高消费，使得人类的资源总消耗量按几何级数增长，给地球造成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这种以资源的高浪费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消费方式的危害已经越来越大。
当前，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正在向工业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标准看齐。而按照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方式和消费模式谋求现代化，人类要达到美国的消费水平，得需要20个地球。因此，从根本上说，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传统道德，是格格不入的。盲目追求美国式的消费方式，不仅要导致个人物质欲望的无限膨胀，而且要使中国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境。就是按照当前的生产发展对能源需求的增长估算，我国能源的供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而未来50年中国要面对的，则是三大人口高峰一齐出现的人口压力：总人口超过16亿，老龄人口超过3亿，过剩人口超过3亿。如何保证大多数人的就业和基本生活，都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此，中国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建立一个低度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降低资源消耗，杜绝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与此相适应，中国从现在起就应当建立勤俭、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反对盲目追求西方发达国家那种高消费、高浪费、高污染的物质生活方式，倡俭崇实、形成人人适度的节粮、节能、节钱的物质生活方式。所谓：“适度消费”并不是低消费，而是一种与现实国情、资源状况、可持续发展方式、中华民族传统的勤俭美德相适应的消费文明。
参考文献
1.《21世纪议程.联合国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文件》，国家环境保护局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2.《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21世纪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
那末，在当前影响学生积极主动地发展的原因是什么呢？怎样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呢？从当前的现状来看，学生被动应付，失去主体意识，是影响学生发展的主要症结。传统的教育观念总是把学生当作需要接受教育的被动者，教师主要是依靠重复、强化和外在诱惑甚至肉体的威胁来维持学习活动，产生学习效果。这种教学活动，没有学生的主动性，正如叶澜教授所说，这种教育可能蜕变为“训兽式”的活动。它不仅使学习质量和效益降低，更严重的是压抑了学生作为人所必须具备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展，影响了学生积极性。由此可见，促进学生主动性的发挥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前提。
据于以上这些原因，我们提出了“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的研究课题，以研究、探索能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规律及其方法体系。
二、学生“主动发展”的心理特征
“主动发展”的内涵是，学生具有较强的学习主体意识，有较高的成就动机；热爱学习，求知欲强，能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参与教学活动；学会学习，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能主动地规划自己的学习任务和发展方向，并能通过自我评价不断掌握学习策略；有较强的选择、评价、研究信息和问题的能力，实现素质的全面提高，通过调查和观测，我们发现“主动发展”的学生有以下六种主要的心理特征：
（一）较高的成就动机
“主动发展”的学生有较强的成就动机，这种成就动机源于“成就需要”，他们具有克服障碍，施展才能，力求尽快尽好地解决某一难题的内心需求；渴望获得知识，提高能力，掌握本领。能够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学习任务，把失败看作成功之母，把成功看作进步的起点，学习中高度投入，乐于接受挑战，不断进取，努力实现自我提高的需要。
（二）浓厚的学习兴趣
“主动发展”的学生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喜欢学习，上课能积极参与，精力集中，在学习过程中能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勤于请教；喜欢读课外读物，积极参加课外兴趣小组，设法解决有一定难度的题目，并且主动地寻找具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他们的学习目标不是为了分数，而是切切实实地掌握和运用。
（三）稳定的学习情绪
“主动发展”的学生学习情绪稳定，不受或很少受外界刺激如奖励、惩罚、成功、失败的影响，始终能保持对学习的兴趣。他们善于自我调节，自我控制，自我治理。不因取得一点成绩、得到某种荣誉而沾沾自喜，得意忘形；不因受到挫折、遇到某种不愉快的事而心灰意懒，垂头丧气；能孜孜以求地朝着目标不倦地进取。
（四）顽强的学习意志
“主动发展”的学生意志坚强。为了实现自己的成就动机，能自觉地、独立地按照计划认真学习，基本不需要老师，家长的督促和管理；有毅力，学习中不怕困难，能认真克服困难，坚持完成任务，常常表现出百折不挠的良好品质；自制力强，乐于接受挑战性的学习任务，并迫使自己全力完成，同时又能抵御不良环境的诱惑，心定神聚，精力集中。
（五）较强的学习能力
“主动发展”的学生自学能力强，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科学、有效。他们爱好提问，善于思考，有较强的问题意识，能独立地思考问题，并在思考中寻找问题的解决，探究知识的规律，并形成探究未知世界的积极态度。思维品质良好。有较强的批判思维能力，能对认知对象有严密、正确的分析、评价，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它是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元认知能力较强，在学习中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策略。
（六）良好的自我意识和归因品质
“主动发展”的学生对自己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价，能正确地分析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学习困难，能及时地总结经验，坚持好的，改正错的，并能制定新的努力目标。这些人有良好的归因品质，当学习成绩不佳时，能冷静分析，把它归之于努力程度不够，并对今后的学习持乐观态度，并坚持努力，取得学习主动权。他们最推崇自我努力感，强调努力会带来兴奋、自豪，而不努力会产生内疚感。不论学习成败，都会促使他们投入更多的精力，显示出更高的学习积极性。
以上六个因素分为情意领域和认知领域两大结构。前四种为情意领域，后两种为认知领域。可以用以下函数式表示：A=F（B，C）
其中A为“主动发展”的水平，B表示成就动机、学习兴趣、学习情感、学习意志等情意水平，C表示学习能力、自我意识和归因品质、元认知能力等认知水平。也就是说，主动发展的水平主要取决于这六种心理水平，提高这六种心理品质，就能不断提高“主动发展”的水平，要提高这些水平，必须实施有效的教学策略，致力于提高这六种心理品质，发挥它们的整合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
为了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成就动机、浓厚的学习兴趣、顽强的学习意志。良好的自我意识等心理品质和较强的自学能力、探究与创造能力、实践能力、评价能力等“可持续发展”的心理能力，我们认为应当实施以下四种主要的教学策略：
（一）激活学生非智力因素的策略
非智力因素是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心理特征的总称。如果说，智力因素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工作系统，那么非智力因素就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动力系统。在教学中，非智力因素的动力作用对于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形成、智力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把激发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即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内在驱动力放在首位，重点培养学生较高的学习动机，激发浓厚的学习兴趣，养成顽强的学习意志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这些非智力因素的激发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方法：
1、让学生明确学习的重要价值。布鲁纳说：“要使学生对一个学科有兴趣的最好办法，是使他感到这个学科值得学习。”要逐步树立并不断提高为国为民，以实现国家和全人类的宏伟目标作为个人努力学习的目标为抱负的志向水平。
2、正确运用肯定和奖励的评价方法。奖励具有促进的力量，促进学生努力向前，让学生发现自己学习上的进步，不断获得学习预期的满足。
3、采取适当的竞争方法，适度的竞争有助于激发学习热情。竞赛可以采取自己和自己竞赛的方法，即争取今年的成绩要比去年好，不必和别人比，只求自己的进步；也可以暗中选某一同学为目标，在学习上同他比赛；还可以采取集体竞争的方法，组成班与班、组与组的竞争，在竞争中激发互帮互学的团结协作精神，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4、建立互尊互爱、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学校是满足学生需要的最主要场所，学生到学校里学习和生活，主要的需要是自尊和归属。（见裴姊娜：《发展性教学论》）。因此，教师要真诚地爱每一个学生，更不能歧视差生，班级要形成关心理解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让学生在班集体彼此尊重、共享快乐，从而真正满足主体的最大需要，激发起主动学习的强烈愿望。
德育在人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激发学生非智力因素必须以德育为灵魂，努力使学生成为一个学习动机纯正、学习勤奋、进取心强、互帮互助的主动发展的人。
（二）指导学生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策略的教学策略
自从60年代提出“终身学习”的概念以来，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的能力，是中小学教育的重要责任。培养终身学习能力的核心在于中小学生首要学习的是什么知识。正如笛卡尔所说，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因此，权威人士指出，今天所教的百分之八九十应该放在科学方法论、教育方法、推理方法、搜集资料的方法、从事实中做出结论的方法以及分析综合事实的能力上面。学会学习是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因此，要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学生主动发展，必须指导学生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策略。
指导学生学会学习，可以采用以下几种重要方法：
1、在教学中注重学法指导。一句名言说：“教是为了不教”，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老师教的目的应当着眼于学生的学。整个教学过程其实是一个“从教到学”的转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应当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注重对学生学法的指导，传授学法，使学生能“自为研索，自求解决”。
2、在教学中注重学生自学。学习是学习主体的信息加工过程。学习越来越应当成为学习者主动和学习者推动的过程。根据这一新的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应当注重学生自学，在自学、讨论的基础上达到知识的掌握。这种能动式学习不但使学习过程有效，而且使学习者本身主动而自信。
3、指导学生学会自由学习。所谓自由学习，就是冲破教育框架的束缚，在开放的环境中，自主地选择学习目标，选择学习内容。21世纪，人类将面临信息化时代，当各种信息扑面而来时，我们必须学会选择、学会思考、学会广泛而有效地汲取。因此，我们的教学不能圃于仅有的几本教材，指导学生自由学习，广泛涉猎，学会找到正确的信息源，同时又能抵御各种错误信息，形成良好的自学习惯。
4、指导学生学会自我评价。人对事物的看法是由自己来调节的，学生要学会学习，必须学会自我评价，学会自我调节和监控，通过对学习过程、方法和效果的分析，学会学习策略，并运用学习策略主动地规划自己的学习任务、确定发展方向、选择学习方法、培养并发展元认知。
以上四种措施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又是浑然一体的。通过不断地历练，达到学会学习、掌握学习策略的目的。
（三）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认知实践活动的活动性教学策略
许多教育理论家都反复强调，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地建构内部心理表征的过程，如皮亚杰、杜威、陶行知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都强调了要让儿童通过自己的活动，建构形成他的智力的基本概念和思维形式，都强调从生活中学习，在活动中学习的重要性。随着我国课程改革的发展，“活动教学”的思想再一次影响到课堂教学领域里来。我们把激发学生主动参与认知和实践活动的活动性策略作为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一条重要策略。
所谓活动性策略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充分挖掘教学中的活动因素，创设学生积极主动学习、自觉参与的课堂环境，开放的课外发展环境，使学生在充分的活动中、主动参与、主动思考、积极探索、达成认知、情感、行为目标的统一协调的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其核心是努力创设一种有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活动过程中实现教学目标。其具体方法有：
1、组织多种形式的课堂教学讨论、交流、辩论、竞赛等活动形式，完成教学目标。
2、组织学生通过实验、制作、动手操作，尝试错误和成功等活动，完成学习任务。
3、指导学生参加各种形式的学科兴趣活动，社会考察活动，各种内容的认知实践活动，培养并发展个性特长。
活动性策略是一个既古老（可追溯到人类开始有教育活动的远古时代）又新颖（一直到今天人们重新发现它的科学机理和应用价值，并正逐步被大家所接受）的策略，在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必将发出更加绚烂夺目的光辉。
（四）注重培养以质疑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为标志的探究能力的教学策略
质疑是一种在认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思维活动，而批判性思维则是在思维活动中对认知对象的肯定或否定的思维方式。在学习中敢于和善于发现问题，在认知过程中敢于和善于评判，甚至提出不同的批判性的意见，对于促进学习主体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事实证明，那些善疑的学生思维活跃，情绪高涨，认知发展更快。而善于批判思维的人将获得更多令人喜欢的结果。批判思维是知识创新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大量培养“具有能进行批判思维、有效交流和解决问题的高级能力”的人才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见朱新坪《批判思维的教学与迁移》《教育研究与实验》99年第1期）。
教学论认为：有意义学习是唯一能够有意义地影响行为的学习。这种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调节的过程，它是通过个人真实的体验来调节学习，无法由他人传达。通过这种方式学到的知识，有机地融汇到学生的整个个性结构中，而质疑和批判思维正是这种“有意义学习”的极好方式。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以质疑和批判思维为标志的探究能力，可以采用以下方法：
1、指导学生大胆质疑，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以学生的问题作为教学的出发点。
在学生自学的基础上产生的问题常常能显示出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要转变程式化的内容，以学生的问题来组织教学过程。教学的过程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问题教学模式”的主要代表者苏联的马赫穆托夫早就指出，教学活动的重心应当转移到学生的“学习棗认知”过程中来，教师应着重创设问题情境，组织学生的探究活动，让学生自己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2、引导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评议
学生可以从教学内容的正确性、推理的逻辑性、结论的合理性、语言表达的严密性等方面对教材以及教师的讲课进行肯定或否定的分析、评议。运用批注、写笔记、札记的多种形式训练批判思维能力。对教学内容进行评议是自古以来我国教学的优良传统。我们在教学中运用评议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培养批判思维，促进学生主动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
3、组织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是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它对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兴趣和需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进而形成一种探究未知世界的积极态度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性学习的实质就是通过主动地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掌握认识和实践的各种能力。它不以取得现成的结论性知识为满足，而是在不断地研究中逐步掌握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和积极的态度。
研究性学习要求学生经常接触研究性质的作业，设计专题性课程和研究性课程，让学生在处理信息、研究信息中发现真理、发展认知，培养和提高研究能力。
4．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和独创性的见解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方法。因为在教学活动中鼓励学生发表不同意义和独创性的见解，就是要求学生不是被动地掌握现成的知识，而是积极地开动自己的思维机器，主动地参与到对知识的内容与形式的构造中去，设法从个体水平上去改造、重组认识对象，努力赋于它一些独特的东西。简单地说，就是不能轻易地认可，而是要有效地去改造重构！
四、实践和初步成效
对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研究已经开展将近一年。认真构建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课堂教学模式是使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必然途径。我们构建的模式有“主动发展”语文教学模式。“自学交流”数学教学模式。“交际英语”教学模式、“操练－探究”物理教学模式。“精制－掌握”化学教学模式等20多种模式，这些模式力图贯彻以上四种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主动发展的心理品质，促进学生的主动发展，取得了初步成效。
这里以中学语文为例试加阐述：
中学语文以促进学生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为依据，构建了“主动发展”语文教学模式，在松江六中建立试验点，并由区语文中心组的青年骨干教师带头实践，取得经验，然后通过一系列区研究课向全区语文教师展示汇报，在全区形成了一个研究、探索、实践“主动发展”语文教学模式的热潮。
“主动发展”语文教学模式构建了四种课型：
1、讲读课。以自读质疑、自行评价反馈为主要方法，把时间还给学生。其教学结构为：（1）激活情趣，自读质疑；（2）提示重点，自悟深思；（3）选点精读，自冶情性；（4）引导总结，自行反馈；（5）延伸课外，自求提高。
2、课外阅读课。开展课外自读是提高语文素质、促进主动发展的必经之道。每周至少开设1－2节阅读课，程序如下：（1）出示主题，自选读物；（2）指点读法，自读评点；（3）组织交流，自结自评。
3、语文活动课。老师指导学生开展演讲，办报、采风与多种形式的语文课外活动，在活动中，增强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发展认知能力。其程序为：（1）提出要求，自定内容；（2）自编自练，相互合作；（3）交流展示，自行评价。
4、写作指导课。运用研究学习的方法，让学生通过呈现的材料自行研究作文规律，老师不是简单地讲授写作知识，而是让学生自行归纳。其教学过程为：（1）呈现材料，自读深思；（2）寻求规律，自行探究；（3）交流讨论，自行训练。
经过试验点老师和区骨干教师的积极实践，班级课堂教学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喜人景像，课上学生或自读，或质疑，或讨论，或评点，学生成了学习的主人，而老师则以辅导者的身份引导学生自学。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大为浓厚，学习能力、探究能力大为增强。教师只要尝试运用主动发展的教学策略，他们的班级就呈现蓬勃向上的主动发展的崭新风貌。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明显高于平行班。
1.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主体性
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特别重视人的主体性。有的西方汉学家认为，中国思想的精髓就在于强调流动的主体性。对于流动的主体性，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纵向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直是在生生不息的流动，在每个时代都焕发各自夺目的色彩。从法律发展看，历史上有不同的法律、法典，从秦律、汉律、唐律直到明清律，生生不息的发展流动。从横向空间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空间主体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空间功能在不断的转换。这说明中华民族具有一种空间上主体的流动性。中国的教育法律文化要注重这样的主体性。法律的主体性就是要强调法律的价值导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含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始终贯穿的是法律的价值，都蕴藏着法制的精神。教育法律上的人更有特点。教育法律上讲的“人”，比简单的法律上的“人”含义更加深厚。比如说在教育法律上，把人分成未成年人和成年人，比刑法、民法上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含义更深，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更加深刻的关注。教育法律的主体性有其独特的属性。学生作为教育法律的主体，和一般的“人”是不一样的，和一般的公民也不一样。比如学生有发展性，发展性是学生的本质。发展可能不是一个成年人最核心的本质，但对学生来说，发展性是最核心的本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在发展，是在流动当中发展的人。学生具有开放性，他的心思是开放的，可以接受好的东西，也可以接受坏的东西，所以古人讲“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再比如教师，教师也有不同于一般的人的特点，教师具有神圣性，古来今往、各大文明的早期文化都强调教师的神圣性。孔子所谓的教师“万世师表”，强调的也是神圣性。神圣性就是具有献身的精神。现在有的教师没有这种神圣性，有的是世俗性，比的是工资待遇。此外，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也有它的特点。
2.教育法学关注法律的教育性
有人会问，法律是刚性的东西，怎么还有教育性？法律不是天生就是刚性的、利益导向的。古代的法律注重法的精神性、道德性、价值性和教育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法律越来越追求解决利益问题、解决权利问题。在这样的法律引导下，社会大众的思想就变得越来越世俗，越来越利益化。有的人出来维权，维的不是尊严，而是金钱。这样一些观念在法律上得到了正当的确认，法律的精神性、教育性日益降低。1878年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律内克讲，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为什么守法变成最低的道德，为什么守法、执法不能成为最高的道德，甚至起码达到道德的中间度？按照这个逻辑，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僭越道德的行为越来越多。这个问题要在法律当中得以解决。教育法学要关注法学的教育性，在执法立法的同时想到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思想价值，要促进人们的精神发展，只有这样法学才会有新的活力。
3.教育法学关注教育的规则性
过去讲教育的时候，更多的是说“教育就是爱”。是的，这个话没有错，强调教育的弹性，是很重要的，但也是不完全的。教育也要强调规则，甚至是某种程度上的强制。比如说，《义务教育法》就特别强调它的强制性。如果教育法学在教育的规律性和规则性方面取得进展的话，就会解决学校和教育活动当中的很多问题。现在在教育问题上，有一种观点是学校不敢作为，老师不敢作为，政府不敢作为，因为一旦作为，就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批评和指责。所以，必须要加强教育的规则性。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则性，教育事业就不能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二、教育法学面临的问题与任务
教育法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独特魅力和价值已经日益显现。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有待于得到进一步重视。教育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以“教育法学”或“教育法律”与政策命名的博士、硕士学位点，但是教育法学的学科地位还有待提升。在很多高校，教育法学的博士、硕士培养还位于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学原理等专业下面，作为一个培养方向进行招生。甚至在一些高校，师范专业的本科生、甚至是教育学专业的本科生都没有将教育法学列入必修课。在法学研究当中，教育法学往往被列为行政法学的一个方向，也缺乏独立的学科地位。教育法学学术著作的创新性有待于进一步突出。近些年，出版了一系列题为《教育法学》或近似的学术专著，但是一些教育法学专著照搬法理学、民法学、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而缺乏教育法学的独特性视角，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已经形成一种相似的固定结构，即首先比照法学的概念对教育法学的基本原理做些移植工作，在分别对现有的各部教育法逐一进行阐释”。这也是教育法学难以在法学研究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重要原因。因此，今后的教育法学研究，尤其是教育法学方向专著的出版，要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突破。要突破教育法学研究对其他法学研究的依赖性，就必须加强教育法学本身的原创性，形成教育法学自身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使得其研究在原有基础之上取得新的突破。交叉学科的复合型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教育法学属于典型的交叉学科，其研究需要教育学和法学两门学科基本理论的复合型应用。但是由于研究者知识结构的单一性，法学研究人员往往仅从法理的角度对教育法律问题进行法理性分析，而脱离人的发展规律的教育法学研究无疑是机械的教育法学研究，甚至有可能是局限人的潜能和个性发展的教育法学研究。另外，教育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教育学的研究思维与研究范式，缺乏对法学研究的深入学习、借鉴。教育法学的研究也是法学研究体系当中一个部门法的研究，脱离法律的语言、法律的思维、法律的体系、法律的理论，这种研究是难以取得可持续进展的。所以，以上这些情况使得属于交叉学科教育法学研究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应当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教育法学的实践指导作用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过于集中于学术性的探讨，这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研究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法学的分类当中，有以研究内容区分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分法。而教育法学的研究，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更加偏重于应用研究。但是，在当前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应用研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同教育法学偏重应用法学的分类都是不相适应的。在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教育的依法行政、学校的依法治校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校长、班主任和教师对于教育行政管理以及教育教学当中基本的法律问题掌握还缺乏一定的引领，需要更多的学者深入学校教育教学一线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让教育法学的研究成为真问题的研究，并且通过教育法学的研究确实推进基层学校依法治校的进程，提高办学水平。教育法学的研究视角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在当前的教育法学研究当中，对于新出台的教育法律法规关注较多，对于当下教育热点问题关注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但是教育法学的研究更要发挥引领实践发展的作用，在研究的视角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对于即将立法的教育法律，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应当充分对其立法的体例、立法的原则和立法的内容进行充分的研究。对于尚未纳入立法机关视野的教育法律、甚至是今后的教育立法趋势，教育法学的研究人员都应当进一步的关注。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为教育立法服务，发挥教育法学的应用法学作用。
发展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所热切关注的一个永恒课题。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就一直以发展为核心来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不发达的困境。在发展经济学六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展经济学家对于发展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对于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逐步形成了比较全面的新发展观。因此，对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进行梳理和分析，对于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1新发展观问题研究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模式向新模式转变，即经济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而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追求实现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生活方式不断提高和文明化，而所谓新发展观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观念体系，它涵盖了当展经济学家对于对发展问题的许多新认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的方式应当具有可持续性。可持续发展观对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发展看作是不依赖外部环境的孤立系统的这一重要缺陷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它认为经济发展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经济发展的子系统与外部生态系统之间相互关联，互相影响，必须反对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无限制索取。只有这样，发展才能持续下去；
2.发展的目标应是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它们最终是要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新发展观把发展看作是一种不可剥夺的人权，认为发展过程必须是公民真正参与的过程，是本着公平和公正利益分配原则稳步提高所有人福利的过程”，“在此进程中所有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最终都将逐步充分实现；
3、对发展的机制和手段做出了一些新的思考。新发展观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极不充分，因而，政府和市场失败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理论上讲这可以通过法律程序来纠正，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交易规模普遍较小，司法成本通常超过了调节争端的预期收入。由此，新发展观另辟蹊径，提出了配置资源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只有实现国家、市场与社区三者的互补结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笔者认为，新发展观的产生不仅昭示着发展理论的研究正在向更大的领域扩展，同时也标志着发展经济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新发展理论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和不足，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首先为发展目标的泛化。汲取传统发展观把经济增长作为惟一发展目标的教训，新发展观把经济增长、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环境保护、人的自由实现等等都纳为发展的目标，虽然面面俱到，却不免使人无所适从。面面俱到的发展目标在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各个发展目标并不完全具有相容性，各目标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这方面很大程度上被新发展观所忽视；其次是缺乏对不确定性发展的关注。新发展观提出的发展方式和手段基本上都属于确定性发展和随机性发展——尤其是确定性发展，这种对人类发展理性的过分推崇，难免会造成发展的某种迷失；最后为发展的视野狭窄。当今时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速发展，世界各国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任何一国的发展都不可能再是国别范围内的封闭式行为。然而新发展观的发展视野基本上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界限之内。超国别范围的共同体、非国家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影响，新发展观都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更缺乏建设性的理论体系建
2在新发展观模式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思考
笔者认为，当展经济学家植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通过系统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优点和不足，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新认知。与传统发展理论相比，新发展观在许多方面都有所突破。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国情及新的发展观的要求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1）树立以科学技术为先导，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科学技术观。
经济的发展，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归根结底都依赖或取决于科技进步。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结合西方国家的经验来看，美国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放在首要的地位，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任正副主任，以加强国家对科技的领导作用。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二战后的50年中，美国生产率增长的1/3应归功于科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就亚洲来讲，日本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时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作用，1959～1979年，日本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引进技术33854项，居世界第一位。因而要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必须牢固树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观念，以科学技术为先导，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及增长方式的转变。
（2）具有培养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验之一是，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是伴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而实现的，而技术含量的提高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作保证。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素质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重要的得多。从美国等国家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和该比重提高的速度看，这些国家都十分重视发展教育事业，这是使这两个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条重要措施。而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变，政府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建立多层次教育体系及职业培训机制，其开发和投资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
（3）积极促进结构调整，适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
广义的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等。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与区域结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必须将农村的过剩劳动力转移出来，并进行合理的产业分工及产业引导，进而实现工业现代化。发达国家普遍走过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就是从粗放型经济到集约型经济。面对日益严重的能源危机，我国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低能耗的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改造高能耗的传统产业；提升第二产业的技术含量，提高其劳动生产率；以促进投资结构的演进来推进产业结构升级。这样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4）政府具备较强的驾驭经济的能力，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能够进行适度干预。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发展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需要政府进行发展管理来弥补以确保经济稳定健康发展。在一定的社会形态和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占主导地位，应主要由市场的力量来决定。西方国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我们从产业合理化入手，在政府的干预下，通过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则可能实现经济集约化程度的快速提高。因此，政府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分必要的。
（5）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粗放式的外延扩张，以“高投入、高消费、高排放、低效益、难循环”为特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虽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但却造成矿产资源和能源日趋短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后果。据统计，2003年，我国消耗了世界钢铁总产量的30%，水泥总产量的40%，煤炭总产量的31%，实现GDP却仅占世界的4%，并使资源基础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陕西省在石油和煤炭等能源开发上也经历了同样过程，付出了沉重代价。因而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理念，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6）依据经济发展的进程科学选择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
综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历史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不是由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经济发展的进程所支配，跨越客观发展阶段而人为地进入某种经济增长方式对一国经济发展进程而言，未必是最优的，甚至效_果会适得其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对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立刻全面由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过渡到低投入、高效率的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在现阶段我国选择集约化投入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继续扩大要素投入，更具有客观现实性。当然，在投入时我们应该不断地提高要素投入的效率和要素组合的优化程度，逐渐提高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为经济增长方式向低投入、高效率型转化创造必要的基础和条件。
（7）具备良好的经济体制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机制。
我们所谓的体质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发展经济学研究体制应把体制作为发展的因素。构造合理的经济运行模式，实际上是寻找一种合理配置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的机制。以发展为纲来研究体制问题，使体制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定要有相应的市场体系。市场是市场经济活动的舞台，是企业参与市场竞争、资源进行市场配置的空间和环境。市场状况如何，市场体系是否完善，市场机制是否健全，决定着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这是西方国家经济增长方式成功转变的经验，也是苏联东欧国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失败教训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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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目标之后,“*”、“211工程”的建设资金全部投入纺织、材料、染整、服装四个国家重点学科,7年来不断收获坚持特色、重点突破的成果。
首先,学校在教育部评价体系中的众多空白点陆续取得了“零”的突破。其中包括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精品课程、国家教学名师、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长江学者、长江讲座教授、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111引智基地等。目前,学校已有5篇论文被评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包揽了“纺织科学与工程”学科历届全部的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从2003年起连续六年获得11项国家科技三大奖;纺织类三大检索论文2004年跃居世界同类学校第一,2005年和2006年已经超过世界九所同类学校的总和;2004年学校成功举办了世界纺织大会的第83届年会,这是此项具有百年历史的大会第一次登上中国大陆;“纺织科学与工程”在全国80个一级学科评估中名列第一,并在2007年新一轮国家重点学科评估中成为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其次,特色学科努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产生了一批“顶天”和“立地”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如“航天级高纯粘胶基碳纤维”为我国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无毒轻质内层防护材料、高性能介质玻璃封装材料、仪表特种玻璃、宇航员排泄物收集装置等为“神五”和“神六”的发射成功做出了贡献,年产1000吨级的莱塞尔生产线成为上海首批科教兴市29个重大项目之一等。学校连续三年获得了“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的殊荣,其中一项是服务于国防建设的碳纤维,一项是绿色环保的莱塞尔纤维,一项是舱外航天服。
按照一般的观点,发展的速度和力度是与投入的强度成正比的。但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凭借学校当时的声誉、地位和实力,简单地与兄弟学校“拼投入”肯定不行,而必须更多地依靠更新观念和改善管理,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校的内功上。
首先,在财务安排上统筹兼顾硬件和软件、大师和大楼、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处理好“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我们确定:“211”经费集中支持国家重点学科建设,自筹经费支持非重点学科建设,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能争取社会资源的项目决不动用学校资源,确保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经费,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投入,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主要依靠政策争取社会资源。
2002年,学校开始了占地1500亩的松江新校区一期建设,总计投入11亿元。这个投入相当于学校当时三到四年的总收入。在启动新校区建设的时候,校领导班子不断提醒自身和告诫全校师生员工,建设新校区是学校突破发展的空间瓶颈、改善办学条件所必须的,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但是同时我们千万不能忘却学校是大师所为而不是大楼所为的至理名言,学校的发展归根到底是靠内涵而不是简单地靠硬件条件。经过周密的筹划和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实现了基本依靠盘活学校存量资产,建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的新校区。新校区建设资金中9亿元靠盘活存量资产,其中包括置换一个占地86亩的老校区5亿元,加强学校资金管理后举内债约4亿元,另外靠政府拨款和银行贷款各1亿元。实现了新校区建设不动用日常运行预算且银行贷款较少的财务管理目标,确保了学科建设、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的相应投入不受到冲击和干扰。
通过新校区建设,学校的校园面积达到近2000亩,是原来的2.8倍;可用的办学资源的建筑面积达到77万平方米,是原来的1.8倍。期间,学校还上交给教育部一个176亩的无锡校区,结束了异地办学的历史,校区的个数反而由4个减少到3个。在新世纪的七年内,学校的固定资产增加到15.3亿元,是原来的4.5倍。学校的整体办学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办学效益得到了较大提高。
其次,在学科建设上统筹兼顾特色发展和多科性大学建设目标的关系。这也是学校的眼前发展和长远发展的关系。在学校的目标定位中有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认为要马上发展成综合性大学,另一种则认为学校只要坚守特色,不要发展其他学科。我们认为学校在发展特色的同时,必须根据现实的资源条件,按照有限和相关的原则,努力建设学科生态,逐步拓展为有特色、多科性、高水平大学。为此,我们确定了“增强特色,拓宽基础,加强交叉,按需发展”的学科发展战略,同时要求非重点学科要“借船出海”,出了海要形成“百舸争流”的态势,力争形成“特色带整体,整体促特色”的充满活力和生机的学科建设新局面。
【内容摘要】发展经济学是诠释发展中国家如何由贫穷落后走向繁荣发达的经济学，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主题，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对我国后发展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更是具有普适性。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一个国家如何由穷变富的问题，实质上已涉及到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亚当斯密关于经济发展的构想是: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是国民财富和社会财富的集聚与增长。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劳动力人数的多少决定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这是发展经济学的雏形。但是，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则产生于二战后。当时一些国家为摆脱殖民压迫，纷纷独立，迫切需要发展经济。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在实践上，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当时战败国的经济复苏问题;要么对原有理论加以改造，这比较容易，要么建立新的理论，这相对困难。一些学者深入研究各发展中国家之后发现，其环境与发达国家最初完全不一样，传统理论无法复制和拷贝到发展中国家。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由于条件不同、问题很多、相去甚远，也无法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在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迫切需要一门新理论，由此发展经济学诞生了。早在1939年，克拉克(Clark，C.G.，1939)就出版了《经济进步的状况》一书，对后来经济发展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东欧与东南欧工业化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中具有引领性和开创性的历史地位，是发展经济学的标志性文献。
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发展经济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根据其政策演化和发展思路的差异性，发展经济学家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其结构主义思想，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后来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二战结束后，很多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经济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诸多阻碍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如: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滞后、经济变量弹性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为明显的刚性结构。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实完全不同，市场不完善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价格刚性，有时还会出现市场机制的失灵，经济在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难以达到均衡状态。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不是静态资源的重组和优化配置，而应建立在动态调整可投资资源和保证供给增长的前提下，使社会经济结构作出相应的调整。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社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结构主义还存在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上的局限性，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新古典主义复活而成为发展经济的新的主流思想。概括起来，新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一是社会的发展应是综合的发展，满足人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二是重视人力资本，纠正唯物质资本的缺陷;三是强调对外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显著拉动作用;四是新古典主义突出了市场机制、资源优化配置、微观经济基础等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同样，由于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中和理论上也存在诸多缺陷，于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开始盛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思想表现在如下:一是可持续经济发展观念的产生;二是新增长理论的快速发展;三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
三、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即都存在着发达地区和和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地区。发展经济学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发展中大国又具有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小国的特征。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发展中的大国发展经济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发展中大国人口数量众多，消费需求旺盛，市场容量的绝对数相比较发展中小国要大。第二，发展中大国人口基数大，幅员辽阔，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实现产业的集聚、调整、优化，必须建设与之相适应的庞大的基础设施，同时满足不断增长的庞大的国内需求，需要资金数量大，依靠外援或外资几乎不可能解决问题。第三，由于发展中大国在工业化起步阶段缺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动因，实现的是内向型发展的政策，工业化起步阶段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必然选择。第四，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资源丰腴是发展中大国良好的资源禀赋，国内市场规模大，但是，发展中大国在经济发展中也存在如下难题:一是遗产和文明传统的重大影响;二是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低下的经济效率;三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四是落后农业与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五是内部发展与对外开放的适度选择。发展中大国与发展中小国相比较，其工业化过程亦不同:一是资本积累。发展中小国既可以自身积累，也可以依靠国际资本。而发展中大国则不行，尽管利用外资绝对量不少，但所占比例有限。二是产业结构。发展中大国的产业结构要求门类相对齐全，这是由发展中大国的资源状态和国内需求状况共同决定的。三是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发展中小国幅员小，国内统一市场较易形成;发展中大国幅员辽阔，建立交通和通讯网络需要巨额投资，且耗用时间长。所以，发展中大国不同于发展中小国，发展中大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更为严重，更为棘手。比如中国，存在三大经济地带，经济发展水平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处于末端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大。发展中大国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层级性。
四、发展经济学适用于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与其他国家的后发地区相比较，我国西部地区在自然环境、经济发展、历史条件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第一，我国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相对恶劣，自然资源丰富。第二，区域经济基础薄弱，二元结构典型。第三，教育科技落后，基础设施差，社会发育度低，资本形成能力弱。第四，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发展经济学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产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今，作为发展中大国的中国内部，亦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进地区和落后地区，即存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后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学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探索了良好的范例，提供了成功的借鉴，那么用它来解决一国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国内部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条件和现实情况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类似，所以，发展经济学完全可以用来解决中国后发展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在中国的后发展地区具有普适性。
五、发展经济学视角下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然要走工业化道路。但是，对工业化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所采取的工业化，既忽视农业的发展，又只采取单向的工业品导向，虽然使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但也导致了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不但农业发展严重滞后，而且工业发展亦后劲乏力。张培刚教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曾指出，完整的工业化是包括农业发展在内的工业化。后来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发展经济学没有完成使命，广大农村依然贫困，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农业的发展和农业与工业的协调。我国后发展的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类似，作为一个整体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而民族地区又更为落后，暂时还不具有全面进行工业化的现实条件，发展中国家在由传统的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化时，应具备较强的物质资源的储备，包括:数量庞大的、可使用的资本储备，劳动技能较高的、符合现代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储备;先进的科技发展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在整体上还不具备这些条件。从资本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资本形成能力弱，资本使用效率差;从适合现代工业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来说，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水平低下，具有一定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资源稀缺、素质差;就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管理制度的适应性来看，就连东部沿海地区目前都还不够成熟，何况西部民族地区;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地势地貌和气候和水资源等特征，其基础设施相当落后，其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当困难。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应该是这样的路径选择:一是继续做好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工作。因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如果还没解决温饱问题，怎么奢谈现代化。二是在国家扶持下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关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现代化工业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三是调整产业结构，形成一批有竞争力的优势产业，西部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不能搞重复建设，要从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有潜力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四是发展科学技术，注重人才培养。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化，毫无疑问应是后发展的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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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论文范文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
摘要：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
关键词：新时期;发展经济学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新突破
(一)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全球来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也越来越频繁，国家与国家间的各项贸易数量和金额相比之前都有了大幅的增加。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发展经济学理论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各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有关机构等国际性组织作用的逐渐凸显，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日益增强。经济发展的问题成为全球而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斯特里顿((Streeten,P)就曾经说过，我们应该及早地从全球的视角去考虑各国之间政策的相互影响力，从而分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害同盟关系。从他的主张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当今时代，从全球范围去考虑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经济学理论研究所必需的新视角。
(二)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方法出现新发展
随着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在借鉴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开始从过去同类型的研究转向不同类型的对比研究。从哲学的角度上来分析，这就意味着发展经济学家放弃了对普遍理论的研究而关注个别理论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情况进行分组分析或个别分析，从而改进了研究的范围和力度，加深了研究的深度。一般来说，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分类研究大致有三种：第一种是以地区的差异来分类，主要是依据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第二类是以地区的发展业绩来分类，参考因素主要包括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点等;最后一类是以地区的发展条件，这一种分类主要是考虑了地区居民的整体素质、当地外部资源等。根据这种分组研究，不但对研究的范围有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在同一组内，也方便对各个国家进行对比分析，促进了发展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的更新。
二、结语
新时期发展经济学论文经济发展问题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一个古老而永恒的研究主题。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的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只会研究的愈来愈深。因此，通过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危机及新发展趋势的分析，对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而又是通过这些分析，尤其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分析，能更好地为发展经济理论的丰富发展奠定一定的方向依据。
二、我国广告学发展的注意事项
1.基础性地探讨发展广告学理论构建、研究维度等问题。任务一门学科的构建都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理论作为支持，很多学者都认为发展广告学只需要一味地依靠广告学理论就可以，不需要有研究理论框架，其实这是不全面的，广告学学者陈刚在发言中提出了广告学发展理论和广告学的具体关系，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话题，而姚曦教授却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发展广告学的前提就是广告学发展理论，要有理论作为基础，然后才可以对广告学的发展有一个详细的规划。杨海军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广告学论坛上也提出了广告学理论框架的问题，阐述广告学的发展自身也是存在问题的，要不断进行批判，寻找其中的错误观点加以改正，从而形成完整的广告学理论结构。
2.给予发展广告学研究应注意问题的小贴士。近些年随着对广告学关注的学者越来越多，广告学相关的资料文献也越来越全面，对于广告学的研究发展也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广告学概念的阐述不仅是表面上所表达的意思，要发掘更深层次的东西，陈刚教授作为广告学研究的专家也重点强调了广告学的发展不应该是在传统广告学理论基础上照搬照套，要进行改革创新，要进行多方面的辨析，要多听取他人的建议，要根据我国经济市场和社会形态进行制定，要符合广告企业、消费者的实际情况，要在管理模式上进行创新，要制定发展方向，构建体制结构，增强广告学发展注意事项。
三、发展广告学研究的三个重要领域
1.后发达国家广告行业的现实和理论的发展性问题。我国广告学产业的引进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我国正处于经济复苏时期，广告学的引入给各个行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世界广告学发展中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相较之国外发达国家的广告学产业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无论在发展起点还是发展机遇上都是有所不同的，但是我国广告产业市场十分广阔，这样也就促进了我国广告学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总结经验和制度，尤其是在国家的“十二五计划”后，国家对我国广告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政策支持，鼓励广告企业积极创新，研发发展管理体系，使我国广告学不断朝着服务性产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