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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新聘护士实施护士礼仪培训
2.1帮助新护士提高对礼仪培训的认识:医院服务质量的高低主要在于服务态度，而护士端庄的仪表、优雅的举止、文明的语言，有助于消除患者对医院的陌生感和惊惧感，增强安全感，促进身心早日康复。再则护士主动热情、周到细致的礼仪服务是解决护患矛盾、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行之有效的方法，一旦新护士明白了这些道理，对“要我学”护士礼仪规范变成了“我要学“。
2.2结合临床实践，制定培训内容：护士应当遵守的礼仪规范包括护士的仪表、举止、服饰、交往、语言、公务、涉外礼仪等。而我们选择了可以直接体现护士风貌、有效与患者沟通的实用性较强的护理人员仪表、语言、行为举止。
3效果
经过1周护士礼仪培训后的新护士再到临床进行生产实习，端正了服务态度，认识到尊重患者就是尊重自我。对患者来有“迎”声，走有“送”声，操作中“请”字当先，“谢谢配合”不离嘴，真情为兵，微笑服务处处体现。并且提高了个人修养，融洽了护患关系，增进了与患者之间的感情，更快更多的掌握了护理专业技能。100%的新护士认为礼仪培训很有必要。
4结论
以汉语和英语为各自母语的社会群体，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各自的民族特点与民族色彩。这些特点和色彩在语言之中的渗透，必然带来英汉互译过程中的障碍。奥泽洛夫曾说：“翻译艺术中存在一个奇妙的辩证法，并为无数时间所证实：接近原著有时反而脱离原著，脱离原著有时却是接近原著。”早在 1971 年，前苏联的两位教授就在一本名为《对外国人进行俄语教学中的国情学的语言方面的问题 》 的小册子中，第一次提出了“语言国情学”这一术语，探讨了单词、成语、句子、体态语言等手段所传载的民族文化信息。钱钟书先生也曾就翻译问题作过“好译本消灭自己，坏译本消灭原作”的精辟的论述。
下面就从几个方面略举数例，谈一谈英汉语言中所伴随的文化差异，供大家参考。
一、动物的喻义
不同的动物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赋予着不同的象征意义。例如，鹅在汉民族的观念中是纯洁美丽的象征。早在唐代就有骆宾王对鹅的咏颂：“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而英语中的 goose（鹅）却是指代“傻瓜”、“笨蛋”，这取决于鹅的呆头呆脑和行动不灵便。而英语中用 as drunk as a mouse形容“酩酊大醉”，用as happy as cow形容快乐，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再如对狗的印象，在中西方国家更是有着天壤之别。狗在汉民族的文化史上，自古以来就是卑鄙的代名词，于是在汉语中衍生出了无数有关狗的贬义词：狼心狗肺、狗仗人势、狗急跳墙、狐群狗党、狗血喷头等等。郭沫若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很不喜欢狗。这情绪似乎是一种国民的情绪”。
二、植物的象征
把各种花卉草木人格化，是文学作品中的常用手法，这在中国秦时代的文学作品中就有突出的体现，其中屈原的不朽诗作 《离骚）最具代表性。在《离骚》中，屈原歌颂江离（香草名）、春兰、秋菊，以讴歌公正高洁，斥责“茅”、“萧艾”（蓄草之类），以表现其卑视流俗的性格。例如“兰芷变而不香兮，荃葱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不同的植物在英汉语言中的喻义却有所不同。例如，在汉语中，花还常喻或与有关的事物，象：拈花惹草、花街柳巷、花魁、烟花女等等。而英语中的flower（花）却没有这层含义，这类概念的语句常用street（街）这个词，如walk the street（），woman of streets （、野鸡），live on the streets 等等。又如，中国人传统上认为，莲花出污泥而不染，最为高洁，而英美人却一向认为百合花最为纯洁，故有 as pure as lily （象百合花一样纯洁）之说。再如，汉语中以黄莲喻苦，象“苦若黄莲”。而英语则说 as bitter as wormwood（苦若艾蒿）。这些都是历史文化和伦理观念发展的产物。
三、颜色的隐喻
中国人习惯颜色表达不同的情感与好恶。这在京剧脸谱中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常见的“红白喜事”说法，即用“红”象征喜庆，“白”暗指丧事。自古以来，喜事总与红色有关，如结婚张贴红喜字，逢年过节挂红灯笼，新娘要穿红衣裙，蒙红盖头等等。而丧事的人家则要穿白衣、戴白帽、贴白纸。对此，西方人是不太理解的。因此，对此类文字，在汉译英时，我们除了要表达出字面意义之外，还要对其引申义做扼要的说明。例如“红帖”：red card ― card announcing a happy event （ betrothal，birthday ， etc . ） ； “红包”：red package ―① a gift of money to children， servants on holidays； ② now generally a bribe with money。“红”还含有政治意义，如“红小鬼”、“又红又专”。后者如果直译为“be red and expert”，会让英美人士莫名其妙。而在西方国家，“白事”却是用黑色来表达的。参加丧礼的成员要穿黑衣、带黑纱，在死者遗像四周钉上黑框等等。黑色在英美国家则喻示着不幸和灾难，例如： Black Friday （黑色星期五）、Black Hand （黑手党）、black tidings（坏消息）、black box （黑匣子，用机失事后分析原因）。另外，中国人常用“戴绿帽子”比喻“妻子有外遇”，而英语中的 green （绿色）没有这层含义，却含有幼稚、忌妒的意思，如 green hand（生手）； as green as grass（无经验）、green with envy （十分忌妒）。
四、人名、地名的文化积淀
在漫长的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许多人名、地名也被赋予了浓厚的民族特征。如人名方面，中文用“林黛玉”作为“弱不禁风”的代名词，用“诸葛亮”作为“智慧”的化身；英文用 Uncle Sam 指代美国，用 John Bull 代表英国人。地名方面，中文里的“泰山”常比喻敬仰的人或重大、有价值的事物，如“有眼不识泰山”、“轻于鸿毛，重于泰山”、“泰山北斗”等。而“五陵”原指汉朝最著名的陵墓，皇帝曾把四方豪门及外戚迁往附近居住，故后世用“五陵”指代富豪贵族聚居之地。杜甫在《秋兴》之三中，就曾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睦衣马自轻肥”的诗句。
结语：从以上的例证分析不难看出，无论是英译汉还是汉译英，都要求译者要尊重汉英语言社会成员不同的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接受能力等，采用各国人民喜闻乐见、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努力做到“信、达、雅”。否则，就会闹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因此，翻译工作者加强对汉英国俗语义的学习和研究，对于认识复杂而有趣的双语现象，切实提高英汉互译水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二、鼓励学生主动学习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开启学习兴趣大门作为高职护理学基础教学方法中的首要步骤，旨在引导学生加强学习的动力，主动摄取相关知识与技能。主要改进方法如下。
2．1以详细的资料与生动的图片取代传统以往教学中的文字叙述，增进学习趣味。
2．2将国内外护理方法进行对比结合我国目前护理专业的现状，分析就业前景，增进学生信心。
2．3开展多元化见习课与实践课堂，组织学生到院内进行参观，了解护理人员工作情况，激发学生兴趣。
2．4组织学生定期参加护理专业的学习研讨会，观看教学视频，激发学生主动学习动力。
三、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随着护理专业的不断发展，在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时提高教职人员的综合素质同样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教职人员可在以往的教育观念基础上，加强并树立新型的教学观念，以适应当今需求。主要方法有:每位教职人员需在授课之间组织定期定时的集体备课，互相交流经验，讨论在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积极寻求帮助;各教职人员需配合时代需要，将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在教授书本上的内容之外，结合护理事件实例，与临床应用相结合，定期举办临床实践［3］;积极参加学术研讨会或技能操作比赛，以此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专业知识与技能，促使高职护理专业的基础教学工作不断革新与发展;教职人员需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给予不同的教学目标，做到“因材施教”，学会换位思考，了解学生真正要学习的知识与技能;在教学过程中需摆脱以往传统教学方式，使课堂富有创意，激发学生独立自主的发展。
环境与人本就是和谐统一的，我们人类作为大自然的一部分，更应该对环境的保护倍加用心，才能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在建筑设计中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住到了设计的整个过程，但是要怎么样才能实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真正达到和谐统一呢？这就需要对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只有认识这一点才能让建筑设计在满足人们使用功能的同时，更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和与环境和谐统一。建筑设计通俗来讲就是要解决室内空间的使用功能以及满足人们对美观的要求，在这一观点的促进下城市文化和城市规划才能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一、空间的概念
什么是空间的概念？著名建筑学者教授冯纪忠在讲座提到——建筑空间，好比一把茶壶，壶体的空间大，壶嘴是一个小小的空间。空间一词用于建筑是近百年前的事情了，后来城市设计，城市空间的植入，成为城市空间……一直以来，建筑被西方人视为实体，是塑造主体，建筑师雕塑像雕像描绘的建筑物本身。在上世纪末，建筑行业是经历了一场革命，人们看到以前看不到的“空间”，建筑师以往的哲学大厦倒塌，一切似乎是“颠倒过来”一般。中国长期以来还没有把建筑单体作为主体去描绘。中国建筑工匠的关注的是建筑之间的院落，李云珠已在“中国模式”说：“中国的建筑是在平面上展开的”中国建筑工匠，被认为是“庭院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缔造者。中国古代建筑，以“家”为中心组织架构，“家”是指作为一个基本组织单元，由几个四合院建筑构成，所谓“没有院就构不成群”，而院和院的空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产生了丰富多彩的建筑空间效果。西方建筑师更注重建筑单体，花很大精力在建筑单体的形状。因此，西方建筑形式对于中国古代建筑形式而言显得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在城市空间设计上，中国的城市发展比较早，中国很早就致力于建立城市空间。西方建筑师告诉我们什么是空间：这是一种图地关系。房子作为实体，周边环境为基础，我们只看房子；如果房子作为基地，房子周边的形状出现了，这就是空间。
二、生态环境艺术
除了建筑本身的设计是要符合美学特质，其设施也要满足生态环境基本要求，城市绿色空间系统是唯一的生活的城市基础设施，在维护城市生态平衡和改善城市面貌方面，其他设备没办法来替代建筑在这方面的作用。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这一重要支撑条件让我们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更和谐的生态环境。只有搞好城市绿化，创造美丽，清洁，健康，舒适的生活环境，才能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目前全球环保人士呼吁保护我们的家园，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作为一个设计师，尤其是建筑设计师，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营造舒适生活空间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三、建筑设计与环境艺术的关系
绿色植物的季节性变化和易修剪的特点使其在营造建筑外部空间环境中成为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独特的地域景观建筑的外部空间环境不仅同建筑形象有关，而且同建筑室外绿化景观密切相关，空间环境的特定性是建筑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的重要特征。生长环境和民族文化喜好的不同使各地域的自然植物景观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而建筑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结合，不仅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地域景观。虽然现代资讯共享带来人们生活方式、审美取向的日渐趋同，使建筑风格的同化现象不可避免，但迥异的建筑室内外绿化景观却为城市面貌带来迥然不同的人文视觉景观，这种不易消融的特点使其成为一幢建筑或一座城市最不易磨灭的印记。从城市区域规划出发设想建筑与大环境的结合：建筑的整体轮廓上，与周围的现有建筑呼应，立面上虚实对比、色彩处理与环境格调相协调，流线上，符合环境的肌理；从人的感觉出发想象建筑局部小环境的处理：通过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感受塑造空间，“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复合而复杂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可变性也就决定了“环境问题实质是发展问题”认为自然界“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存的基础”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延续都依赖于自然界所馈赠的给养；同时，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到人的生活轨迹中，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要素。人类的建筑活动作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毫无疑问具有明显的实用功利目的，但同时又必须兼具审美意识和精神情趣。
四、节能生态型建筑的塑造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3-0164-01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首先，“保护”不是“保存，’简单的记录不是有效的保护;另一方面，“保护”也不是“造假”，生硬地恢复己经成为历史的传统生活也不是合理的保护。面对着无形的，时刻都在变化着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保护呢?究竟通过怎样的人为干预手段可以使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焕发新的生命力，健康地传承下去呢?本文试图以福建省晋江市福全古城为例，以实务的角度讨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
一、福全古城概况
福全古城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福全村，地处晋江东南部，北距泉州40公里，东临台湾海峡，北接深沪镇，南连围头湾。是一座具有600多年悠久历史的晋江市唯一保存相对完整的古城。
（一）古城历史沿革。号称“百家姓，万人烟”的福全古城具有悠久的历史。唐代光启年间，林廷甲来福全戍守。至宋代，福全已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大商贸港。据《海防考》载“福全西接深沪与围头、峰上诸处并为番舶停泊避风之门户，哨守最要。”《闽书》称“福全汛有大留、圳上二澳，要冲也。”《万历泉州府志》载“北自乌屿，南属东石，中间若福全所，永宁卫，龟湖，浔美诸处，各有支海穿达，能荡涤氛瘴，通行舟楫，利运鱼盐。”明朝皇帝朱元璋为巩固海防，下令设立沿海卫所。明洪武二十年，江夏候周德兴造建福全所城，置福全守御千户所，曾经多次抗御海上入侵的盗寇，有力保障了闽东南地区的安宁。
（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6年美籍华人许瑞安教授主编出版了《福全古城》一书。2007年关瑞明教授主持并编制了《福建省泉州福全古村的保护性规划》文本，并于2007年5月入评为第三批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确立了福全古村的文化价值和学术地位。
二、福全古城的保护与开发
（一）加强古城基础设施建设，设计福全古城区域文化的品牌标志。在古城改造中必须继承和发扬古城的历史文化，做到既全面保护好古城风貌，又要改造其落后的基础设施，紧跟时代步伐，实现古城文化与现代生活创新意识的有机结合。通过保护古城格局、街巷、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等，并结合古城保护配套建设新区，安置居民拆迁建设，满足古城居民居住以及古城发展需要，主要建设污水排水工程、道路硬化工程、自来水工程、绿化工程、架设路灯、休闲健身路径、建设文化广场，实现保护与拆迁和谐开展，使福全古城成为晋江市的一个文化旅游点，以促进古城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福全古城城设四门，即南门、北门、东门、西门，可以以古城的四座城门作为区域文化品牌标志，为福全古城设计一个具有蕴涵区域文化特色的品牌标志，使之成为区域文化的品牌象征，成为文化古城的商标。
（二）发扬和传承民间民俗文化。福全古城保存并传承下群众喜闻乐见的嘉礼戏（提线木偶戏）、布袋戏（掌中木偶）、大鼓吹、南音、高甲戏等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在此基础上定期举办民俗文化节来传承古城的民间民俗风情。
（三）开发福全古城文化旅游。古城的旅游资源丰富，保存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有古城墙、古街古巷、蒋氏家庙、蒋德Z故居、翁思道故居（昭信侯）、福全妈祖庙、福全城隍庙、许厝潭、林氏宗祠、无尾塔、元龙山关帝庙及大量摩崖石刻、碑刻等。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是福全古城打“文化牌”的一个重要手段。统筹规划福全古城旅游整体蓝图，整合人文、历史、民俗、生态、商贸、休闲等旅游资源，以保护优先，适度开发，挖掘福全古城文化底蕴，大力发展旅游经济。发展文化旅游可以通过历史的足迹，寻求文化的内涵，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发挥好文化遗产的功能，把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游古街古巷、古城遗址、观民居、宗祠，打造一条探寻古代文明的古遗址文物旅游线路。
（四）加强福全古城的整体推介。创建福全古城这一区域品牌是一项系统工程，在“文化古城”品牌建设中，要充分考虑福全古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人文渊源演变等多种因素，使现代文明和闽南文化在打造古城文化品牌中成为主调和基调。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注重品牌运营与资本运作的协调发展等；同时，敢于创新整合和文化包装并进行广告宣传，加大对文化古城的宣传推介，探索制作一套融汇闽南文化、古城形象、发展前景等内容的宣传媒介提高古城的知名度。
三、总结
《渔业法》第十八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养殖生产的技术指导和病虫害防治工作。”为了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提高养殖效益和水产品质量，规范养殖行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执法管理工作，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强化执法效率，创造和维护良好的渔业养殖秩序，依法打击侵害养殖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努力增强养殖者的法律观念和维权能力，积极鼓励养殖者充分利用现有水域滩涂资源发展水产养殖业。本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发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实现依法兴渔、科技兴渔、以渔富民的目标，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在当前新形势下，保护内陆水域养殖者的合法权益，确保养殖渔业的健康发展，需要着重抓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增强养殖者的法制观念，依法规范养殖行为
为了促进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减轻养殖者的负担，增加渔民的收入，渔业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养殖者法律法规的培训和指导，开展送法入户活动，让养殖者懂法、守法和依法养殖，强化养殖者的渔业安全生产意识；让养殖者明白国家鼓励发展养殖业的方针、政策和对水产养殖水域滩涂实行养殖证制度的重要性。只有持证养殖，合法权益才受法律保护。养殖权是养殖者依据法律规定在一定水域滩涂从事水生动植物养殖的权利，为了保护水域滩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养殖者在取得租赁、承包、使用养殖水体的养殖权时，应当签定承包合同或养殖协议，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力、责任和义务，必要时可聘请律师代为办理并进行公证，依法完善养殖措施，以有效规避养殖纠纷，减少麻烦，放手大胆地从事养殖生产。只有不断提高养殖者的法律意识，使其熟知国家发展养殖渔业的政策，养殖者的合法权益才不会受到侵害。
二、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心，努力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
渔业养殖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水产业的发展，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要充分行使法律赋予自身的权力。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坚持勤政清廉、亲民安民富民；做养殖者维权的使者，不辜负渔民的期望。对国家确定的重点养殖水域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执法力度，利用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体，宣传大力发展养殖渔业的重要性，提高人们自觉尊重他人养殖权的法律观念，对干扰养殖渔业生产秩序，偷捕、抢夺他人养殖水产品，破坏他人养殖水体、养殖设施造成他人损失的，要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决不姑息迁就，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对养殖水体造成的污染事故，要及时采取行政措施、法律措施、经济措施，并按照《渔业污染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调查取证，核算损失，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依法为养殖者挽回损失。努力维护良好的养殖环境和渔业生产秩序，真正体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积极为养殖渔业的发展保驾护航。
三、增强养殖者的技术水平，转变养殖效益的增长方式
二、进行归纳总结，抓内容要点
《医用化学》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知识点比较多，并且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要注意对知识点的归纳总结，使知识网络化合系统化。同时各知识内容存在着许多相近和相似的地方，这些地方也是最容易混淆的地方，同时也是要掌握的重点，所以在教学中要抓住内容要点。例如溶胶和高分子溶液，性质相近，容易混淆，针对这个知识点，就要多归纳总结，抓内容要点，可以从二者的溶解性、透光性、分散相、分散系、热力学稳定性、光学想象等几个方面进行区别，这样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和掌握。
三、应用多媒体教学
采取随机的方法，选择广州某区基层镇级8间医院护理人员236人。没有年龄限制，女性。
1.2调查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基本信息+亚健康的基本知识+如何应对亚健康)对护理人员发放问卷，并且调查人员当面讲解问卷中的各项问题和填表要求后，由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收回。拟调查人员300人，实调查290人，发放问卷290份，实收回问卷260份，有效问卷236份。
1.3评价标准
本次研究将护理人员对亚健康的认知情况分为三个等级：“仅听说过”定义为听说过亚健康这一词，但对定义模糊，对如何处理亚健康问题不清楚或知之甚少；“初步认识”定义为知道亚健康的定义，对亚健康概念、应对方法有初步的了解，只是粗略的认识，不全面；“深入了解”定义为对亚健康这一词的定义清楚，了解亚健康包括生理、心理及社会适应三方面的一种健康低质量状态，并能熟练掌握病人亚健康的应对方法。
2结果
236名护理人员中对亚健康仅听说过的有17人，占7．21%；有初步认识的有196名，占83．05%;对亚健康有深入认识的23名,占9．75%。
3讨论
本次调查研究显示：护理人员对亚健康有初步认识的占大多数，为83．05%，然而对亚健康有深入认识的仅占9．75%，7．21%的护理人员对亚健康仅听说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很多。①可能是护理人员参加工作后，没有认真参加继续教育学习，没有与医学发展步调保持一致；②是镇级基层医院仍有相当部分年龄较大护士为无专业护理学历人员，或者是后来参加成人护理专业学习人员，学习强度不够。③是与镇级基层医院基础相对较差，没有认真开展继续教育有关。护理人员对亚健康的认知情况普遍较差，建议卫生部门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提高护理人员对亚健康和健康的认知情况，从而提高护理人员的健康知识来促进护理人员健康教育工作。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措施：①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开展一些日常生活的健康常识对护理人员的健康受益更大，做讲座不仅可以增加护理人员健康知识储备，更是给护理人员一个警醒，提醒护理人员首先提高自己的健康意识。②提高基层医院护士亚健康基础知识。目前国内的各大护理院校教育中对亚健康知识相关教育很多，但护理人员在工作后较少有机会参加亚健康方面的培训。因此，为了尽快提高基层医院护士的亚健康知识水平，各级护理学会应为基层医院护士提供系统的亚健康知识教育课程，医院护理部要鼓励护士参与各种形式的有针对性的亚健康学术讲座等，带动护士对亚健康知识和管理技巧的掌握，并为护理专业学生增设必修或选修亚健康课程。③护士需积极参与对病人的亚健康管理。大部分护士认为评估和诊断患者的亚健康主要是医生的职责。亚健康管理是一个持续质量改进的过程，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在临床工作中护士接触患者的机会很多，护士能及时发现患者除现症外其它方面的亚健康，但是要充分发挥护士在亚健康处理中的作用，只有给她们提供更多的参加“亚健康”学习的机会，才能提高她们亚健康的知识水平，更好地对群众开展健康教育。④规范亚健康患者的管理处理实践。制定标准化、正规化、系统化的亚健康实践工作指引，为提高护士对亚健康患者的评估能力，并建立亚健康的监督和评价体系，加强对亚健康的监督与指导。努力培养亚健康专科护士，促进亚健康专科的发展，提高亚健康管理水平，从而有效改善亚健康患者的生活质量。
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而影视出现的比较晚，被称为“第七艺术”。影视尽管从早先的艺术门类中汲取营养，但它不是哪一种艺术的分支或变种，而是一门具有独特表现力的综合艺术形式。影视艺术依靠光学技术，已经从戏剧、文学等所创造出的表意手法和认识手段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形成一种独立于文学之外而又频频眷顾文学的生存状态。我们可以形象化地把文学看作是众多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而影视等艺术则是它养育的“子女”。它们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却又以不同的表现方式给人类提供着心灵的滋养和精神的愉悦。文学和影视各自生成的演变史大大丰富了文学与图像符码各自的叙事能力。它们之间血脉相连，具有一种内在互动的密切联系。
一、影视和文学在相互融合中变异与借鉴
法国理论家乔冶・萨杜尔说过：“一种艺术决不能在未开垦的处女地上产生出来，而突如其来的在我们眼前出现，它必须吸取人类知识中的各种养料，且很快地就把它们消化。电影的伟大就在于它是很多艺术的综合。”影视艺术作为一门综合艺术，综合了其他各门艺术的多种元素，并经过自身主体性整合而呈现出特有的艺术表达功能，具有时空统一性、声画可融性、表现综合性和形象逼真性的艺术特征。影视艺术是在文学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利用现代社会的科技手段才蓬勃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线形方式来安排信息的“马赛克式”艺术，是通俗的、大众化的、生活化的。受众从中寻找知识、思想，也寻找感官愉悦，建立情感依托和精神支柱。正如宗白华所说的：“在这里，物的感性的质、光、声、色、热等不是物质所固有的了，光、声、色、热中的美，更成为主观的东西。”
但是作为“遗传”，文学和影视艺术必然有其相通之处，理论家荒煤就说道：“我们电影要上一层楼，主要靠文学，没有文学的基础，电影是上不去的，世界上许多著名电影，大多是长篇小说改编的。”这或许有点绝对化，但却说明了文学对影视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召力。当代中国文学在题材选择、主题发掘、人物塑造、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方面给影视艺术的发展以多方面的启迪。正如当代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所说：“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没有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文学为影视艺术提供再创造中必定会产生变异，那么它就不大可能像中国文学那样成为只供特定接受群体欣赏的单纯艺术；对受众而言，它也就不会仅仅局限在有限的审美领域，而是要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它超越了艺术的美学范畴而扩展到整个社会文化之中，影响到人民的生活方式、语言方式、交际方式和思维方式，人类通过它而获取了一种新的语言符号――视听语言(这是文学所没有的)，这种借助图像符号的视听语言，使人无意识地被灌输和储存信息。视觉上的刺激性带来心理上的挑战感，而画面和音响效果的配合，能使人内在的情感受到充分提升和升华。而视觉图像成为这个世界最基本的面貌，而分析和批评图像被看作当代人最具有发展潜力的能力之一。正是在显示和认识现实中，当代人实现着完全意义上的沟通、对话和共享。
而对文学来说却没有这么明显的优势，在这方面，它是以弱势出现的，因而影视的强势功能也慢慢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影视艺术确实带给文学诸多启示，仅就蒙太奇技巧对文学的影响就不可低估。自它诞生以来，格里菲斯、爱森斯坦等相继拓宽蒙太奇的实用领域，使蒙太奇成为当下影视中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之一。而且影视中的其他技巧如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声音过渡、特写等都开始被小说和戏剧借鉴而应用。
总之，当代中国文学的多种元素被影视所同化与吸收，发生了质的变化，使影视艺术成为时空综合的视听艺术，而影视的先进技巧也被文学所模仿和利用。所以，当代中国文学和影视艺术在“技”和“道”的层面上互相学习，互相渗透，在新的文化语境中作出适合各自生存发展的明智的审美选择。
二、影视和文学在相互改编中各自坚守与创新
自改革开放以来，商业化和商品化的大潮荡涤着人民稳定的心理结构，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存状态乃至整个社会的行为模式都在解体中重构，实用功利主义原则抢占了话语霸权的制高点，并以强者风范渗透到包括文学、影视等艺术在内的一切精神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以现当代文学与影视的默契在风雨飘摇中凸显出变异和凌乱的势头，而改编(以小说居多，不仅是精英小说，还包括武侠和言情小说)则成了这一桥梁的“捷径”。
一些影片把人们所熟悉的典型形象搬上了银幕，再现了各个时代的历史风貌，使经典文学作品得到了新的意义诠释，有力地促进了影视艺术的发展，同时也为名著改编影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而有些影片演火了，也被改编为小说。那么改编应遵循什么原则呢?鲁迅先生在给孟十还、山本初枝等的信以及《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和《(阿Q正传>的成因》等文章中，针对别人改编他的作品或他人改编别人的作品发表了许多中肯意见，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改编要尊重原著的创作意图，二是改编要正确地把握人物性格逻辑。”改编既要有坚守原有剧情的孤独意识，又要有拓宽新视野的合作精神。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力图挖掘民族文化的第五代导演，如张艺谋、陈凯歌等就做出了榜样。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天才的专业禀赋、传统的文化底蕴以及时代赋予的开放性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艺术殿堂里纵横捭阖，并把自己深刻的哲学、文化和历史的思考融进了影视本体，他们的经典之作几乎都是改编而来：张艺谋成名作《红高梁》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而成；《黄土地》其母本为柯蓝的散文《深谷回声》；张军钊《一个和八个》源于郭小川同名叙事诗；刘恒《伏羲伏羲》改编成《菊豆》等。在改编中，他们仍然保持与原著思想的一致性，坚守阵地。
但由于带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主观艺术体验，又以一种非合作的姿态去审视本文，使其呈现出与原著不尽相同的艺术风格和个性色彩。影视对文学作品进行二度创作，有利于导演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而且相对缩短的生产――流通时间更符合影视商业产业化的运行规则，所以目前我国影视改编文学这种“投机取巧”的方式，不仅使编导者名利双收，而且让文学及其创作主体也因此而获利受益，作家借助影视抬高身价，文学文本也备受青睐。
但是，影视与文学毕竟有很大的不同，德国学者克拉考尔 说：“小说和电影也互有不同：它们形式特征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所抓取的世界也互不相同……这些形式特征表现在对时间、速度、空间和表现角度(视角)等元素的处理上……”又说：“一切小说都侧重于表现内心的发展或存在的状态。”“电影倾向于表现一种仍然跟物质现象紧密地仿佛由一根脐带联结在一起的生活，而它的情绪和理智内容即来自这些物质现象。”现当代文学名著本身就是一个较完美的结构体系，其中的形象塑造和内涵张力具有无法替代的稳定性，所以改编可能造成其稳定系统的失调，这对改编者的创造力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它要求编导者有创新的勇气和新颖的视角，重新构建一个和谐的稳定系统。而这种系统的转变最明显受到影响的便是“话语”的“改头换面”，所以需要探讨文学和影视的“话语”。
然而，影视艺术作用的结果反映在人们对影视与小说关系的认识上，表现了小说对影视艺术的屈从和依附，于是便产生了“趋影视体”小说。就文体特征而言，“趋影视体”主要表现为叙事的大众化和话语的程式化。其结果是小说与影视剧本之间的差异被削弱，小说的“味中之味”被消解。这种文体在追求环境描写的视觉造型、简洁明快的对话和蒙太奇结构，更多地融入了影视艺术的技巧、技法，体现了鲜明的影视化倾向，同时仍保持小说的独立品行。特e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小说家在影视作品基础上进行再度创作，将视听符号向文字符号转换，这就是产生的小说“后生”现象。
三、影视和文学以不同的话语模式影响着对方的叙事方式
从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讲，观赏艺术(当然包括文学和影视)的过程就是受众对艺术文本的解读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靠视觉暂留视像的生理机制，而且还依赖于受众的想象、联想与记忆，依赖于对形象与情景的再创造。受众对艺术文本信息的接受，是一个感知、理解、想象、情感多层次复杂构成的心理活动过程。
尽管在文本本体上影视与文学话语模式不同，但文学的叙事方式与其想象世界之间和影视的叙事方式与其虚构世界之间有不少共同点，即都可以采用各种组合切割的叙述方式。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伴随当今日新月异的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数字媒介”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媒介形式由传统的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逐渐向新型数字多媒体移动产品过渡。其中发展最令人侧目的是平板移动设备（Tablet Devices），如苹果公司2010年推出的新产品iPad仅两年的时间达到近六千万台销量。尽管平板设备的技术创新吸引了许多目光，但对它的关注多集中于市场、产业和技术研发的方面，而对它的媒介特征和文化意义鲜有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值得重视的是，平板设备已经导致了一系列新的文化现象，并逐渐开始在一些传统手机和电脑没有涉足的领域发挥作用，越来越明显地突出自己不可替代的媒介特殊性。本文从美国学者里维·曼诺维奇“文化界面”的概念出发，对这一新的媒介特征和它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作尝试性的思考。
一、文化界面
在技术与人的交互过程中，界面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学者们对界面的考虑并非仅局限计算机显示器的“图像用户界面”（GUI）或“人一机交互界面”（HCI）的技术研发或用户体验的研究，而是从更为宏观的文化层面对它进行解读。
里维·曼诺维奇指出，计算机自诞生起，它的身份从一种技术性的存在逐渐地向文化性的存在转化。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的视觉文化元素，从文字、绘画、摄影到电影，都通过电脑的人一机交互界面被过滤一遍。他因此将电脑屏幕称为“文化界面”。此外，他从“文化界面”中发现某种结构性的力量。他指出文化符码不是一个中性的机械传送装置，在通常情况下符码会直接影响借助它所传播的信息。因此，曼诺维奇称之为“符码的非透明性”。他把这一概念植入计算机“文化界面”理论中，认为界面的编码模式隐性地，但又是决定性地“构造了用户对电脑的理解方式，决定了用户对通过电脑获得的信息进行思考的方式。界面把用户对不同媒介原有区别剥离掉，并代之以自己的逻辑概念施加给用户”。比如Widows操作系统父子级的文件组织方式预先假设了一种层级的世界观；而World Wide Web模式则是基于超链接的非层级的世界观，显然这两种模式对于用户信息的接受和处理影响和差异是巨大的；而且，当文字、图片和影像从传统书籍、绘画和电影中分离出来，一并无差别的显示在电脑显示器中时，它们原本的阅读和展示方式也暗中顺从于电脑界面的逻辑。
尼古拉斯·盖尼认为界面不仅是人与机器、真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沟通途径，也在两个系统之间构筑了一条边界。对于界面概念的分析既有助于弥合技术/人文二分法而引起的冲突，也有助于理解我们与位于人/机之间信息交流的方式，最终“理解新媒介如何运作以及其运作结果的影响”。在这一思想原则下，盖尼进一步把界面的概念从GUI的考察框架中释放出来，认为界面可以被理解为“体系中成对元素相遇处的位置或表面，这些体系可以由一个人和一个机器，或者两个人，或者两个机器来构成”。从这个角度讲，传统的媒介，如书或杂志也是一种界面，我们通过它与书写的文本交流。而在电脑中，不仅仅GUI，键盘、鼠标也都是我们与数字世界交互的界面。这样，盖尼把整个媒介被理解为一个界面，成为曼诺维奇所说的“携带文化信息的符码”。
界面更广义的形式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类似于曼诺维奇的“文化界面”，他同样强调媒介形式，而非信息内容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是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然而，媒介的内容或用途却是五花八门，媒介内容对塑造人际组合的形态也是无能为力……媒介研究的最新方法也不光是考虑内容，而且还考虑媒介及其运行的文化母体”现在的许多新媒体形式证实了这一观点，如手机和平板设备，它们虽然继承了传统电脑的技术模式，以及包含同电脑一样的信息内容，如文字、图片和影像等等，但作为一种新型态的媒介，它们的移动性和小型化为它们赋予全新的文化意义。所以我们不能仅简单从GUI或HCI来讨论平板设备的界面概念，而是从整体上把作为用户和机器、机器与世界和用户与世界之间的交互界面，并考察二者的文化信息是如何通过这一界面被沟通起来。为了便于论述方面，我们把GUI称为用户与媒介交互的“硬界面”，把作为整体的媒介形态称为用户与文化交互的“软界面”。
“硬界面”处理的是人与媒介信息的关系。曼诺维奇认为如果从“信息维度”讲可以把界面和内容分开来看，“信息维度”是关于“用户接受、观看和思考量化数据的经验”，也即用户与“硬界面”的交流中所遭遇内容：包括GUI设计中的视觉传达元素、信息组织模式和用户反馈方式等。曼诺维奇同时指出另一种“传统经验”或“审美维度”。审美维度关注的是人行动的特殊性和唯一性：“这种工作界面建立了唯一的物质性和唯一的用户经验，任何对界面的稍微调整，都对人的行为产生剧烈影响。”“软界面”的概念正是立足于此。“软”所强调的用户/界面的交流不是通过对信息中文字、符号或形式的概念理解，而是和作为媒介物体形态及使用方式的整体界面的作用：一方面媒介的物体形态本身就会携带文化意义；另一方面，用户通过这一界面使自己身体延伸到周围环境中，并在行为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中实现现象学意义上的具身化（Embodiment）。
比如，从媒介表征方面看，iPad在便捷性上似乎更类似于手机而非电脑：它触摸屏的设计以及可移动性都与手机一脉相承；可另一方面，书本大小的屏幕让它在硬界面的信息承载上比手机更有优势，这点又让其更靠近传统电脑的概念。这种模棱两可尴尬地位很难让人承认它是一种独立的媒介形式。但是当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使用时，这种混合的媒介性质却让用户产生一种全新的体验。这正是曼诺维奇所强调的具有特殊性和唯一性的“审美维度”的体验，这种体验单纯从媒介形式“臆测”，或从信息内容“分析”是很难把握住的。因为在这种模式下，“选择某种界面是出于某种工作内容的动机，内容与形式都不能被拆解为分离的层次。”77他们在用户的具体实践中统一起来，即我们所说的“软界面”的交互意义。如同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概念只有在使用、交流和具体的语境中才能鲜活的，对iPad界面概念的理解也同样不能仅从一个个的孤立概念人手，在移动性、大屏幕、可触摸、多功能这些分别被其他媒介所共享的零碎概念里去摸索它的整体意义是徒劳的，只有这些概念在一个具体环境下同时体现在iPad的“软界面”中时，它独特的文化语义会自发地绽出。
总之，从“软界面”的角度我们很清晰的看到iPad和电脑、手机之间的区别：手机界面主要沟通人与他者主体间的交流；电脑的界面沟通人与虚拟世界之间的交流；而iPad界面更加适于人与现实世界的交流。在本文中，我们无暇考虑手机和电脑的界面概念，只针对iPad的“软界面”和“硬界面”如何把我们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进行探析。
二、平板的软界面：与现实的勾连
对平板设备软界面的理解首先要考虑到它的物质形态。米勒称之为“物化”：“物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所有的表达，包括意识或潜意识、社会或个人，都通过物化获得特殊的形式。只有给定一定的形式，事物才能被设想。”对于米勒来说，“没有哪个主体能够先于物化过程。”所有的意义都隶属于符号携带者，物化对象以它特有的物体形式预设了它的使用方式，并由此构造出自身的意义语境。显然，这里的“物化”也是曼诺维奇“不透明的符码”的一部分，也同时是软界面的表征，它直接影响用户和它的交互方式，以及它在用户头脑中的印象。平板设备切除掉臃肿的机箱、琐碎的键盘和鼠标，只留下书本大小的一块玻璃薄板，它因此开拓了传统意义上数字媒介的使用空间和使用方式，让自己得以进入各种空间完成手机和传统电脑不能做到的任务。这种物体特征的变化是平板设备区别于其他媒介形态的关键因素。与其他数字媒介相比较的话，平板设备即不同于台式计算机或笔记本固定的“桌面”系统（Desktop）；也不同于手机可以随时随地使用的节点式的“蜂窝”系统（Cellphone）。它的物体特性赋予它“纸张”式的界面形态。
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纸张形态逐渐固定下来，它的本身的物体特性，如大小、厚度适于携带特定的信息，并以某种方式传播。伊尼斯对媒介形态和传播信息的分析有利于对二者关系的理解。他认为“某种媒介更加适合于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它也可能更加适于知识在空间中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纸张显然比节点式的“蜂窝”能够携带更多的信息，而且更适于信息的储存、记录和整理；但是在通讯方面，它是延时的交流，如寄信或留便条，而不是像蜂窝那样跨空间、共时的交流。从这一点来说，蜂窝是空间性的，纸张是时间性的。另一方面，与“桌面”相比较，它又是轻便快捷的，能够携带信息在不同的空间展示，而不仅局限在桌面上；但是对于信息的承载和处理，“桌面”显然具有更大优势。它不仅可以存储大量的信息，而且充足的“操作空间”允许我们同时使用多种工具进行多项工作，并由其适合于高强度、持续性的专业任务。纸张对此则无能为力，它相对有限的信息和操作空间适于时间较短的，目的单一而明确的工作。所以桌面是时间性的，纸张是空间性的。在这三者的比较中，它们有各自产生、传播、记录信息的方式以及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占有方式，这决定了它们有各自存在的场域，不能相互替代。
如上面所分析的，iPad在整个数字媒介系统中，以纸张的界面形式区别于其他媒介。这种区分得到的结果是媒介与用户相互占有程度的降低。电脑固定的座位和屏幕暗示用户可以对它长时间的使用，而且它所提供的复杂、多重且相互连接的信息让“主体以一种深度沉浸的方式淹没在现时中，他挣扎于控制所接受到的大量信息并考虑如何对它们分类、存储和恰当的进行反馈，所以，他一直处于慌忙之中。”这种无时不刻的当下感和现时性让使用者几乎完全的“浸泡”在电脑的虚拟世界中，而和现实世界彻底的分割。这些现象在青少年沉迷于电子游戏和网络的案例中屡见不鲜。手机的移动性的确把人从固定的座位和割裂的虚拟空间中解放出来。但“对于人际之间的信息交流而言，手机就是你的社会关系的载体”。为了保持始终的社会联系，手机难以离开身体须臾；手机的另一个限制是它的私人化特征，它里面常常储存许多私人信息，这也迫使人们对这种媒介产生强烈的依赖性。所以对于电脑来说，媒介是从时间上的占有用户，对于手机来说媒介是从空间上的占有用户。反观iPad纸张式的软界面，让它的媒介占有性就小很多：它无需处理电脑那样复杂的信息，而且界面设计采用的单线程模式每次只能处理一个任务，如浏览网页、短时间的阅读和游戏、制定日程或工作安排、网上购物等，这使它和主体间减少了时间上的占有；此外，iPad的移动性并非像手机那样在移动中仍然能和主体交流，如边走路边打电话，而是体现在可以自由地嵌入到现实环境中，让用户在各种环境中相对静态的使用。比如乘坐地铁、在咖啡厅休息或等待某事某人的“过渡空间”中使用。这使它减少了与主体之间空间上的占有程度。iPad纸张式的软界面的特性，即短时间的单项任务，让它在时空上总是投射向一个预期目标并暗示用户一个期限，等待用户完成任务并从界面抽身到现实世界中。
这种占有关系的减弱，让平板设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海德格尔所说的“上手”的工具。他认为，我们同工具最“切近的交往”是使用，即一种“当下上手状态”。而“上手之物之为用具，其存在结构是由指引来规定的”。指引是指每个工具都是因其它的东西而产生效用，是一种“为了…而用”的结构，这一结构不是明确和封闭的，因为“上手之物”总是和世界其他的存在者相联系。我们和它的照面打交道的时候，是把它同周围环境一起带人寻视。“寻视概览并不把捉上手的东西，毋宁说它获得了周围世界之内的一种定向”。海德格尔称这种关系为“因缘”，世界整体正是通过上手之物和其它存在者的“因缘”关系呈现出来。
由于平板设备软界面的纸张特性具有这种与环境的“因缘”结构关系：一方面，它本身暗含一种有期限的确定的任务要求。即“作为效用之‘何所用’的可能的具体化”。这种具体化让它成为向我们自我敞开的“上手之物”；另一方面，它可以自由的嵌入现实环境中，“能够让当下的周围世界随时通过某种上手的东西向寻视呈报出来”，它的存在性也因而通过在不同环境中与现实的指引关系而被理解：它可以是清晨床头的闹钟、教室里的学习工具、或是汽车里GPS导航仪。总之，相比电脑和手机，它作为“上手之物”的工具和现实世界的结构关系更为紧密。
三、平板的硬界面：面向增强现实
硬界面和软界面不是相互割裂的，软界面为硬界面提供了一个理解的视域背景。iPad软界面与现实环境的“因缘”关系直接反映在App（应用程序）中。App的开发越来越面向实际生活环境，除了我们上文提到的在生活、学习中的使用例子，许多App允许平板设备进入更多的公共领域，比如在公司中被用作会议文件，在餐馆中被商家用作菜单，甚至被用作医患之间的远程诊断工具。平板设备硬界面设计趋势正是朝着在它软界面自在的文化特征发展，即在数字时代，重新把人与现实联系起来。
自电脑出现以来，许多学者对它将人从现实中割裂出去产生忧虑。在谈到电视屏幕时，罗兰·巴特说：“真实被方形的屏幕切除出去了，（屏幕）是一个纯粹被切出来的、不可逆转、不可毁坏的清晰边界；它周围的一切都被放逐到虚无，而屏幕内的东西，虽然没有身份，却被提升为本质的、光明的、可见的。”而计算机屏幕界面也进一步成为这种割裂现实的帮凶，马克·波斯特指出“界面设计……必须显示出某种透明度，也就是说，要显示为不是一种界面，不是一个介于两个生物之间的东西，而同时还要显得令人迷恋……构筑人与机器之间的边界，让技术更吸引人，把技术转化成‘用剩的设备’而把人转化为‘半机器人’，转化为与机器唇齿相依的人。”平板设备的出现有望把我们重新拉回现实。当它作为闹钟、书籍、地图或者菜谱时，位于界面后面的不是一个与现实平行并异质的虚拟空间，而是真实的世界本身。用户每次使用界面，它成为一个“上手工具”嵌入在真实时空中，并指引向现实生活世界。
平板设备的技术发展趋势暗合了当下“有形计算（Tangible Computing）”的概念。这是美国学者保罗·杜里西所提出的，他认为“现在的交互技术发展趋势不仅考虑键盘、鼠标和显示器等物理设备，以及对话框、菜单等虚拟设备，而且还要考虑计算机如何植人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生活。”这种科技思想希望把现实生活和计算机技术无缝的结合起来，让科技生活向所谓“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而非“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发展。“在虚拟现实的发展道路上，交互发生在一个虚拟的、电脑生成的世界……而增强现实走的是相反的方向，它把电脑移入真实世界，交互的环境是用户的世界，而不是系统的世界。”这种“增强现实”特征之一是“泛在计算性”（Ubiquitous Computing），泛在计算是“将计算能力无缝地整合到日常物品和行为中。”这在平板设备的纸张化的软界面中已经初显端倪。
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是翻译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由于两种语言存在巨大差异，再加上文化的干扰，从而使得一种语言中的很多表达在另外一种语言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达，这就是不可译性。奈达在《对等的原则》一文中提到“语言间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对等，因此也没有完全准确的翻译。译文的总体印象只会接近原文，而不可能在具体内容上一致。”英国语言学家、翻译家Catford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不可译性分为“语言学上的不可译性”(1inguistic untranslatability)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cultural untranslatability)。本文就将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不可译性在英汉互译中的体现。
一、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语言的不可译性指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形成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这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1)源语的多个词汇或语法单位共有一个语言形式，这无法在译语中得到合适的体现。(2)源语的一个词汇或语法单位有多个语言形式，同样，这也无法在译语中得到合适的体现。英语和汉语这两种非亲属语言在进行转换时，必定存在很多障碍，也就是不可译。本文所指的语言上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以下方面：
1 语音的不可译性
英语和汉语隶属于不同的语言体系，拥有不同的语音系统，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有些语音现象在另一种语言中不存在对应的形式，导致翻译的不准确。
谈到语音的不可译性，许多研究者都会以赵元任先生著的《施氏食狮史》“石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为例。此文写于20世纪30年代，限制性地使用一组同一读音但字形不同的汉字来行文，四种声调以及卷舌音等汉语特有现象使该文成为不可译典型。该段文字用汉语口语尚且无法表述清楚其意思，翻译成与之具有同等意义和语音特点的英语更是不可能。
又如，英语中的句子：“Cat，cat，cat，catch thefat rat fast.”如果将其直接翻译成：“猫，猫，猫，快抓住那只肥老鼠”，就只能将其意思翻译出来，而失去了源语中的那种语音效果所表达出的着急、催促而又朗朗上口的意境。
2 文字特征的不可译性
汉语是表意文字，而英语是表音文字，两者在书写上大相径庭，故两者的文字特征无法互译，如：“于是，暮色中匆匆的人群里，总有我赶路的身影，雨里、雾里、风里、雪里，只盼着早些回家……”，原文这四个“里”字结构简短又对称，读来有一种节奏感和旋律美，读者能感受到主人公的步履匆匆和急于回家的迫切心情，而在英文中却无法再现。
再如：汉语中有一种拆字的写作技巧，具有明显的方块字特征，基本上无法将其转译。有人就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写了这样的一首诗：“水有虫则浊，水有鱼则渔，水水水，江河湖淼淼。木之下为本，木之上为末，木木木，松柏樟森森”。这首诗的不可译性就在于它巧妙地运用了汉字结构特点，拆开表达，采用了对仗的修辞手法组成诗句，却仍然传递一定的意义。不论如何将它翻译成英语，修辞效果和原诗的语义不可能同时保留。
3 语法结构的不可译性
英语属于屈折语，有形态变化，而汉语为分析语，从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形态变化。因此，在英汉对译过程中，一种语言用语法手段表达的内容，另一种语言有可能用词汇手段来表达，反之亦然。此外，与英语相比，时间顺序原则是汉语最普遍的语法规则，有独立的理据和很高的诊释力。汉语语法参照逻辑领域的原则多于参照语法的规则，而英语参照的多是语法范畴内的规则。因此在英汉互译的过程中无法实现“等值”，这在英汉语长复句的对译中尤为突出，
例如：“But though all increases of power andknowledge depend on human effort, the idea ofthe Progress of humanity, from which all theseparticular progresses derive their value, raises adefinite question of fact, which man' s wishes orlabors cannot affect any more than his wishes orlabors can prolong Life beyond the grave.”这个长句包含四个从句，在翻译时有些从句如果直译，肯定会造成译语的歧义，因此在翻译时，只能将其拆分开，变成几个独立的句子。译文为“然而，尽管力量和知识的全部增长依靠人类的努力，但人类的进步的观念(所有其他特定的进步均从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却激起一个关于事实的明确问题。人类意愿或努力无法对其产生任何影响，正如人类的意愿或努力无法延长人类在进入坟墓之前的生命一样。”
4 语言修辞的不可译性
英汉两种语言正是有了各自的修辞手法，才变得生动、耐人寻味。在翻译实践中，“译文若不能正确表达原文的修辞手法，就不能忠实地表达源语的内容、思想和风格，即使大意差不多，也会削弱原文的语言感染力”。但是，要把源语中的修辞译成另一种语言就相当困难。
例如：A ca／1Don ball took off his legs，s0 helaid down his arms，如果将此句译成“一发炮弹打断了他的双腿，所以他放下了武器”，岂不忽视了arms的另一个意思“上肢”，又怎能表达出“……，他只好垂下了双臂”的双关谐意呢?此外，英语回文无论以单词形式出现还是以句子形式出现，在汉语中体现或表达都极其困难。如：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这是英语中的著名回文。它充分利用了英语的特色，以字母“R”中心向两侧展开，字母完全一样。有人籽其译为：在看到埃尔巴以前我曾极有能耐。这大概只能是句子意思的顺译，而其回文的妙味及雅趣如何表达则成了问题。类似madam，radar及rotator这样的单词回文，在汉语中绝无仅有，它们翻译转换成汉语回文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叠词是汉语的一种常见的语言修辞形象，即将两个音、形、义完全相同的词重叠使用，增加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然而在翻译的过程中既要追求其意美、形美，又要苛求其语音上也体现出源语的效果，几乎很难做到。以我国宋朝著名词人李清照的《声声慢》及我国翻译大师许渊冲的译文为例。原
词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许渊冲先生的译文为“I look for what I miss，I know not whatit is，I feel so sad，so dear，so lonely，withoutcheer，……On parasol-trees a fine rain drizzles，as twilight grizzles，”原词为七对叠词置于词首，描写女词人在秋日黄昏的那种孤独凄凉，难以言传的愁情。许渊冲大师的译文确实传达了词人愁绪满怀的苦闷。韵律的处理也很巧妙，然而原词中的叠词效果却鲜有在译文中体现。
二、文化的不可译性
不同民族由于历史背景、、风俗民情、社会条件、思维方式以及语言结构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文化，文化差异给翻译带来的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 文化词汇的空缺
文化词汇的空缺是指译语缺乏表达源语反应特有文化现象的对应语。以一种语言为参照，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场中都有可能有“词汇空缺”，由此产生不可译现象。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宗教观念的影响，很注重家庭伦理关系，父系与母系双方纵向和横向的亲属关系分明。这就导致了汉语亲属称谓上的具体性和繁杂性，与西方较简单的、笼统的称谓有明显的区别。英语中的aunt在汉语中的等值成分有“姑姑”、“姨妈”、“婶婶”、“舅妈”以及对一般长辈的尊称，若无特定的语境，aunt一词无法找到对应的翻译。再如汉语的“饺子”、“麻将”、“磕头”等一些中国特有的事物，在英语中也很难找到对应的翻译。
2 指称词语义的文化冲突
这里的冲突指的是词语文化信息符号的语用意义在语际转换中呈冲突形式。源语中某些词语所指称的事物在译语文化中存在并有相应的指称词，但一种语言文化对该事物所赋予的联想意义与另一种语言文化所赋予的联想意义不尽相同，甚至相反。英国诗人雪莱在诗作《西风颂》里对“西风”大加赞美，但“西风”在中国人的眼里不是什么“水波的灵动”而是寒冷和凄凉，难以使人产生美好的憧憬。相反“东风”在中国才是指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暖风，象征着新的希望和憧憬，如“东风夜放花千树”、“东风化雨”之类的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