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研究数据的匮乏及视角的单一，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及论文中，几乎没有片言只语提及红卫兵美术运动。由中国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煌煌巨著《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介绍了1949年到1989年的中国美术发展，唯独缺少了1967年，因为1967年被认为是没有美术事件的年代。其实1967年正是红卫兵美术运动的高潮，而非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随着「文革的发展，红卫兵美术运动迅速崛起。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检阅红卫兵，林彪等在大会上发表讲话。Www.133229.COM
此后，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艺术院校红卫兵也初试锋芒。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在北京王府井荣宝斋玻璃橱窗里贴出大字报〈砸烂「荣宝斋！〉，这也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红卫兵美术文献。大字报写道2：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们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冑就是你们的黑后台。……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
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标语，散发传单，发出通令、倡议书，抄家游斗，捣毁神像、文物，烧毁字画、戏装。北京师范大学「井冈山谭厚兰带领人马到曲阜砸孔家店；山东冠县红卫兵挖武训坟，抬尸游行，焚烧尸骨；海南岛的红卫兵砸海瑞的墓……美术界的「反动学术权威也被红卫兵打得人仰马翻，遭到骇人听闻的迫害。「红色恐怖遍及全国。各种「封资修的生活艺术遇到灭顶之灾。「飞机头、「螺旋宝塔式等等被视为稀奇古怪的发型，「牛仔裤、「牛仔衫和各式各样的港式衣裙以及「黄色照片书刊等，均在彻底荡涤之列。有家服装店贴出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由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发起，在全国范围内将大街小巷大片墙壁和大门涂上红油漆，书写毛主席语录和各种标语，创造「红海洋。毛主席纪念章数量之多，空前绝后， 蔚为奇观。
苏联诗人、前卫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 ）曾经豪迈地宣布：「街道是我们的画笔，广场是我们的调色板。未来主义者则号召：「我们要破坏博物馆、图书馆。但苏联的未来派还是停留在文字上，而中国的红卫兵却将之付诸行动。
1966年12月上、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制定有关规定，改变了工厂和农村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动乱扩大到工厂和农村。大批工人、农民拉起造反组织，也带上红卫兵袖章。「红卫兵的含义急剧膨胀，不再是青年学生的专利3。本文使用的红卫兵概念也是广义的。
二 红卫兵美术报刊及美展
到了1967年，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美术院校（系）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有燎原战斗团、革联红旗兵团，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有反修兵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有东方红公社等等。各普通大学、中学红卫兵及工农兵也拿起画笔做刀枪，宣传画与漫画处处皆是。1967年5月，北京和全国各地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除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同时在北京舞台上演，全国红卫兵美术报刊也纷纷创刊，美术展览也拉开帷幕，标志着红卫兵美术达到高潮。
1967年红卫兵美术报纸数量之多，可谓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从1911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中文报纸美术副刊约出版139种，已被称为中国美术报纸出版的黄金时代。而在1967年，仅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红卫兵美术报纸的数量就相当可观（参见本文附表）。此外各地还有不少红卫兵美术报纸，如辽联鲁迅美术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团总部《红鲁艺》，长春市红色美术兵革命造反团《红色美术兵》，江苏省暨南京市无产阶级革命派《新江苏》报编辑部《新江苏画刊》，红卫兵成都部队宣传部、红色美术兵合编《红涛》，开封市红造司一军美校「六．一六《美术战报》编辑部主办《美术战报》，山西大学「八．一八红旗战斗队、山西人民出版社红画兵战斗队《山西红画报》，河南二七公社郑州工学院革联《郑工画刊》等。
「文革时期的美术信息主要是靠红卫兵美术报纸和刊物（当时的红卫兵美术杂志，如《美术风雷》、《新美术》等）保留下来，美术史家找不到更多的美术原作及其它原始资料来研究「文革美术状况。
1967年的红卫兵美术展览颇为频繁。5月23日，「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美术战报》第4期（1967年5月23日）发表了报导画展的〈好消息〉，《满江红》、兵美术刊物也都报导了此次展览。这次展览由北京84个革命造反派组织联合举办，展出版画、漫画、宣传画、新语录画数百件。
5月25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巡回美展在天安门广场开幕，后又在工矿企业、农村人民公社、解放军连队巡回展出。
1967年6月，由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首都中等学校红代会主办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展出。该展是「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在中央文革首长的亲切关怀下，在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大力支持下，由红卫兵自己办成的4。整个展览会分序幕厅和四个馆展出。第一馆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第二馆为「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第三馆为「横扫社会上牛鬼蛇神，第四馆为「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此展并非纯粹的美展，但展出了大量的水粉画及雕塑，反映了「文革时展览及美术的功能。
如果说前面谈到的展览都是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举办的，那么到同年10月，举办全国性美展的条件已经成熟。「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展在共和国建国18周年之际在中国美术馆开幕。这次展览规模空前，包括国画、油画、版画、宣传画、泥塑和工艺美术品共1,600多件，作品来自全国各地。该展的巡回展出队还带着部分美术作品和幻灯深入农村和山区展出。值得一提的，是中央工艺美院学生王为政的《炮打司令部》一画参加了此次展览。最近吴冠中状告上海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拍卖《毛泽东肖像──炮打司令部》，王为政此画再次引人注目。
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了安源工人运动展览也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开幕。展览由「首都、江西和安源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筹办，《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在这次展览会上展出并引起工农兵观众的极大兴趣。
这些革命美展被认为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丰硕成果，也是美术界天翻地覆的大革命的一次大检阅5。工农兵给予了好评。当时著名的学毛着模范尉凤英、李素文参观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尉凤英「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参观了画展，她说6：
广大的工农兵拿起画笔，歌颂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每一幅画都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都能反映出我们伟大领袖最相信群众，和群众心连心的动人场面。
当年参加美展的作品一般不署作者姓名，红卫兵美术报刊也不署作者及编者的姓名，大多是署红卫兵组织的大名。如当时最具权威性的《美术战报》（1967年4月20日创刊），编辑部成员为工代会首都实用美术红色造反兵、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等9个组织7；权威性的《美术风雷》杂志，主办单位有中央美术学院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等9个组织8。和西方现代主义艺术迥然不同，文革美术作品不署个人姓名，强调集体创作，反对突出个人，消灭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红色现代艺术突出的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流露的是「国家无 意识。
三 对美术权威的颠覆
红卫兵认为「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美术界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霸占无产阶级美术阵地，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风花雪月充斥画坛，腐蚀革命人民，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9。他们要和工农兵一道打破反动学术「权威垄断画坛的局面。红卫兵的主要批判对象，一是走资派，从刘少奇到美术协会负责人；二是「反动画家；三是旧体制，如「旧美院、「旧画院。
红卫兵将斗争矛头直指「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要「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界的黑手。他们归纳了刘少奇的「罪状：打着「发展国画这面黑旗，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其表现为：鼓吹有益无害，排斥工农兵的革命斗争；贩卖「全盘继承论，巩固封建文化阵地；反对中国画家改造思想深入工农兵的斗争生活；反对党对中国画事业的领导。此外，他还为毒草出笼大开绿灯，鼓吹「以古讽今，利用「古代画家大搞反党活动10。
对全国美协，红卫兵则主要批判「美术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总头目蔡若虹（蔡当时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驻会副主席）。他们认为蔡一贯抵制毛主席的文化艺术方针，从1951年起就反对毛主席对年画工作的指示，提倡封建题材旧年画，抵制新年画创作，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巩固其在美术界的统治地位。蔡被指责为美协裴多菲俱乐部的罪魁祸首。
全国美协秘书长华君武是另一位主要批判对象。华被认为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实干家，主要罪行有：华是30年代上海资产阶级右翼漫画家，反党漫画老手；华反对歌颂毛主席的美术创作，反对毛泽东思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在批判「反动画家方面，齐白石是万炮齐轰的对象，当时甚至还成立了美术界批判齐白石联络站。他们责问：齐白石是「美术界的鲁迅，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11？并举例说明齐白石在每个革命阶段，都是反革命派。他们还否认齐白石的「艺术革新，「甚么『艺术革新？完全是欺世之谈！「如果我们文艺阵地上充满了这些东西（指齐的画），那就必然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忘记阶级斗争，听任敌人的进攻，看着社会主义江山变色……为了消解有关齐白石的神话，他们还传播这样一个故事：1956年1月23日，有三个外国人来看齐白石。会见时，翻译介绍完了外宾姓名，齐白石这个奴颜媚骨的老武训狗性大发，立即屈右膝，表示要下跪，当时因左右有人搀扶，才没有真跪下来，有人用「老先生年纪大了，腿软为借口，遮盖过去。这种见洋人就打颤的民族败类，哪里有甚么民族气节12？除此以外，陈半丁、潘天寿、叶浅予、黄冑、石鲁等一大批画家也都遭到严厉的批判。
美术学院的教育体制也遭到红卫兵猛烈抨击，指其为「封、资、修、大、洋、古的教学内容，「修正主义的大染缸等。
红卫兵是叛逆者，具有强烈的造反精神，颠覆既定的美术秩序是他们的必然行为。这种行为表现为对中国传统艺术和美术界权威画家的批判，也表现为对美术组织路线的批判。相对而言，令人奇怪的是红卫兵对西画的批判较少。毛泽东1967年8月4日在张际春（原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信上的批示，或许能提供问题的部分答案。毛泽东说13：
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走齐白石的道路。
毛泽东强调人体模特儿写生，强调走徐悲鸿素描的路，江青也表示她喜欢油画，这是西画的路子。美术界红卫兵与毛泽东的思路一致，在对「封资修艺术的批判中，着重对「封建文化、「封建艺术予以批判。
四 图式的革命与建构
虽然大批判是闹剧，但红卫兵对「反动学术权威和传统艺术的愤恨，似与他们对「文革前的官方权力话语反感有关。在「大破大立的口号下，他们提出要创造出「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
红卫兵美术作品主要是宣传画和漫画。宣传画多为木刻或用墨汁与广告色画的「假木刻，其次是水粉画。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展览中，也展出油画、水墨画和雕塑作品。
鲁迅曾说：「当革命时，版画运用最广。鲁迅的话在「文革中再次应验，木刻在「文革中极大地发挥了战斗作用。红卫兵战报及大字报栏，出现得最多的是木刻与「假木刻。这些木刻绘画语言鲜明，人物多为特写，造型夸张，工农兵胳膊粗壮，肌肉隆起，手持巨大无比的毛笔、钢笔作刀枪，背景则是超现实的象征场景。
毛泽东肖像木刻也形成独特的图式语言，最有代表性的是沈尧伊创作的毛泽东肖像。红代会中央美院革联、红旗兵团印制的毛泽东肖像，多出自沈尧伊之手。沈尧伊（1943.10.1-
），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他创作的《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画，构图的经营和黑白关系的组织，处理很纯熟，用刀概括，很有力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的西画素描基础，但又不似外国木刻人像画尽是「阴阳脸（指作品表现素描关系，因此人物脸上有大片阴影），头部刻划得很清楚，吸取了中国古代木版年画的某些特点，不唯美，不纤细，不繁琐，不怪诞。这批毛泽东肖像既体现意识形态意图，又体现审美理想。
漫画也是红卫兵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漫画奇迹。北京、上海，中小城市，甚至农村，到处贴满漫画，宣传品上也都是漫画。《美术战报》自1967年4月22日创刊以来，每期都整版刊登漫画。《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漫画选集》选发了部分打倒刘少奇的漫画成册，可见漫画在画展中占了很高的比例。翁如兰的漫画《群丑图》发表在1967年2月22日《东方红》（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主办）等红卫兵战报上。翁如兰当时是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父亲是知名学者，她从父亲朋友高层人士中了解到中央及文艺界领导人的个性特征，后来制作了这幅漫画。
「文革前被视为「高级艺术的油画，也成为红卫兵的革命工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展中，展出《东方红》、《伟大的战略部署》、《中阿两国远隔千山万水，我们的心是联在一起的》等油画作品。巨幅油画《东方红》描绘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的情景，与毛泽东一起走来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画面充满金光四射的灿烂色彩。
《毛主席去安源》是红卫兵美术向官方美术转化的一个关键，制造了一个红色油画的超级神话。此画署「北京院校同学集体创作 刘春华等执笔。刘春华（1944.10.15-
）曾用名刘成华，1959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附中学习，1963年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璜系，创作此画时他还是该系学生。「红、光、亮，高、大、全这些「红色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在这幅油画上得到充分表现。构图上，毛泽东处于最突出的位置；动态处理上，毛泽东稍稍扬起的头，紧握的左手，都含着深意；半旧的蓝布衫和旧雨伞，天上的风云，近景草木，远景群山，也无不具有象征意义。刘春华没学过油画，「不受旧框框、洋教条的束缚，采用了油画造型的手法，又吸收了中国重彩画细致的长处，形成了新的艺术特色。
此画自1967年10月展出以来，颇受好评。1968年中共建党47周年之际，决定推出一批艺术杰作以显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江青调看了不少美术作品后颇为失望，最后选中《毛主席去安源》。该画印刷品在7月1日随两报一刊发往全国各地，另印制了纸、塑料、铁皮等各种印刷品，还制成邮票、纪念章。据说，毛泽东也曾兴味所致将该画调至中南海欣赏；周恩来寝室中陈设着印在马口铁上后面带支架的《毛主席去安源》14。
从鲁迅提倡新兴木刻运动到毛泽东号召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其间又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的影响，到文革中终于由红卫兵创造了红色现代美术。上面提到的木刻、漫画和油画的三种代表作品，都形成了具有独特性和鲜明性的红色图式语言。而「红海洋则是极端红色化的波普艺术或环境艺术。
我们把目光转向当下，也能发现红卫兵美术的「文脉。1993年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wexenex艺术中心举办「支离的记忆──海外前卫艺术家四人展时，美国批评理论界的新星梅尔维尔（stephen melville ）教授对高名潞谈到：中国四位艺术家的作品都那么巨大，充满了整个展厅。这种空间意识似乎是一种带扩张性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或者说是政治空间意识，而美国艺术家所采取的则是很明显的艺术空间意识。似乎这几位艺术家都将观众看为公众整体或群体，而非单个的艺术观众（individual audience）15。这种空间意识，实际上与红卫兵美术有关。中国当代艺术家潜意识里的红卫兵情结，不是随时间可以抹去的。
注释
1 参阅邵大箴：〈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西方当代美术思潮述评〉，《外国美学》，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 于辉编：《红卫兵秘录》（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页190。
3 古阳木：〈红卫兵小报兴亡录──中国报刊史上的乱世奇观〉，《炎黄春秋》，1994年第3期。
4 〈前言〉，《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简介》，1967年。
5；9 中直文艺系统美术评论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颂歌──评「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美展〉，《新美术》，1967年第1期。
6 尉凤英：〈「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革命画展观后感〉，《无产者画刊》第3期、《美术战报》第5期合刊，1967年7月。
7 其余为：红代会北京电影学院东方红公社、中学红代会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反修兵团、首都出版系统革命造反委员会、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红军战斗团、中国美术研究所敢闯战斗队、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战斗兵团。
8 其余为：中学红代会美院附中反修兵团、中国美协美术馆红色造反队、中国美术研究所文革小组、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革命委员会、人民美术出版社红小兵战斗兵团、人民美术出版社门市部燎原兵团、中央美术学院雕塑创作室万山红兵团。
10 参阅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大联合临委会、红代会美院附中反修兵团、中国美术馆红色造反队：〈斩断刘少奇伸向中国画界的黑手〉，《美术风雷》，1967年第2期。
11 参阅美术界批判齐白石联络站、中直美术系统批判组：〈彻底清算刘少奇、周扬之流在美术界树立齐白石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美术风雷》，1967年第5期。
12 〈齐白石奴颜媚骨的丑态〉，《美术风雷》，1967年第5期。
13 《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14 参阅员冬鸣：〈《毛主席去安源》的作者刘春华〉，《「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
15 参阅高名潞：〈异域文化战场的挑战与冲突──关于「支离的记忆展〉，《江苏画刊》，1994年第8期。
附表：1967年北京、天津部分红卫兵美术报纸概览
报刊名称 出版单位 出版情况
《美术战报》 《美术战报》编辑部（中央美术学院燎原战斗团等近十个组织主办） 8开，创刊号6版，其它各期为4版，1-4期为旬报，后为月报，1967年4月20日创刊，同年8月停刊，共出 1-7期，并出一期增刊。北京。
《美术战报》 《美术战报》编辑部（由中央直属美术系统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 8开，8版，刊期不详，1967年9月创刊，同年11月20日改为《新美术》杂志。北京。
《美术战报画刊》 《美术战报》编辑部 8开，4版，1967年9月将1967年4月20日创刊的《美术战报》改为《美术战报画刊》，仅见第1期，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红色美术》 中央美术学院革联、红旗 第2期（约1967年6月出版）为4开，2版；第3期（1967年7月出版）为16开，封面加8页；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满江红》 红代会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东方红公社 8开，4版，不定期。1967年5月17日创刊，同年7月出4、5期合刊，停刊时间不详。北京。
《井冈山画刊》 北京工农兵文艺公社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井冈山 8开，4版，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美术兵》 红代会北京师范学院《美术兵》编辑部 8开，4版，仅见1967年9月1日出版之第5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红画笔》 红代会北京师范学院联总井冈山公社美术系《红画笔》 8开，4版，仅见1967年9月出版之增刊，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红画兵》 北京画院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8开，4版，不定期，1967年5月20日创刊，同年9月出版第4期，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巡回美展画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美展筹备处 16开，8版，仅见1967年6月创刊号，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红卫兵画刊》 首都红代会《首都红卫兵》画刊编辑部 8开，4版，仅见试刊号（约1967年5月出版），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井冈山》 首都红卫兵《井冈山》编辑部 8开，4版，仅见1967年7月17日出版之创刊号，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新八一画刊》 红代会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新八一》绘画组 8开，4版，仅见1967年8月1日出版之第2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教育批判画刊》 教育部革命造反派斗批改联络站 8开，4版，仅见1967年10月出版之第3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井冈山工人画刊》 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革命职工战斗团 8开，4版，仅见1967年8月31日出版之第2号，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千钧棒》 首都革命造反派《千钧棒》画刊编辑部 8开，4版，仅见第2期（约1967年2月出版）、第3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工农兵画报》 《工农兵画报》编辑部（编委会由工代会北京光华木材厂红色造反者红卫兵总部等七个造反派组织组成） 8开，4版，月刊，1967年5月20日出版创刊号，同年8月出版第4期，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无产者画刊》 首都工人《无产者画刊》编委会（编委会由北京第一机厂工人版画小组等五个组织组成） 8开，4版，仅见第2期（约1967年4月出版），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城建战报》 北京市城建系统革命造反联络总部 8开，4版，仅见1967年4月8日出版之第5期及同年10月出版之第12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地图战报》 工代会地图出版社革命委员会《地图战报》编辑组 8开，2版，不定期，1967年7月出版第3期，同年11月出版第9期，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北京。
《红画兵》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宣传组 8开，4版，1967年8月出版第5期，同年10月出版第9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美术革命》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革命造反委员会《美术革命》编辑部 8开，4版，1967年9月出版第2期，同年11月出版第6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美术战报》 河北艺术师院遵义红卫兵 4开，2版，仅见1967年5月23日出版之第2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延安文艺公社画刊》 天津市文艺界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天津工艺美术设计院延安文艺公社 4开，2版，第1期、第2期均无出版日期，约1967年5月出版，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红战刀》 河北大学革命造反公社《红战刀》 8开，4版，仅见1967年4月30日出版之第1号，刊期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八．一八红卫兵画刊》 河北艺师八一八
南开大学八一八 8开，4版，仅见1967年5月18日出版第4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打倒李雪峰漫画专刊》 天津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
河北艺师八．一八革命到底公社 8开，4版，仅见第2期（无出版日期）和同年6月出版之第8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漫画专刊》 河北艺术师院文化革命红卫兵 8开，6版，仅见1967年5月20日出版之第6期和同年6月出版之第8期，刊期及创刊、停刊日期不详。天津。
所谓现代派美术,是指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现代美术中某些流派——野兽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表现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的统称。现代美术最大的特点在于努力突破以至完全摆脱或否定西方写实美术的传统,强调表现美术家的主观精神和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探索。而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康德等所谓的感性形式。“现代派”一词是和某种新的,非传统的,区别于过去的艺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它既不同于以往的传统美术,也不包括现代的各种现实主义流派,现代美术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与现代的西方美术更不是同一概念。现对现代美术进行初探如下:
一、现代美术对传统的审美理想提出了挑战
现代美术的特点是“创新”,而创新则意味着变革,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批判,由此而导致的就是艺术的不断变化。较之艺术的墨守成规而言,这种变化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一个事物的灭亡意味着另一事物的产生,新事物总是在与旧事物的不断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现代艺术就是在与传统艺术的挑战和斗争中不断地发生发展的。随着国际艺术空间向国内逐渐开放,面对纷繁复杂和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现代美术对传统审美理想的颠覆在所难免。lw881.com每一时代的美术都有其特定时代的特色、局限性和它自身的审美倾向。就像我们的父辈对中国的戏曲痴迷并陶醉其中,而我们却对现在的流行歌曲趋之若骛一样。在科技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日新月异的今天,艺术也在产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层出不穷,法国观念派美术家伊夫·克莱举办一个“空无”展览,画厅里一无所有,观众所见的只有三堵白墙和临街一面的空橱窗。其主要的展品是一个出奇的观念。行为艺术更是跳离了架上绘画的范畴一步步地走入了人们的生活。
二、现代美术使得探索艺术发展的多元性成为可能
以求新为特点的现代艺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新的形式来表达艺术家的观点。在二十世纪初,西方绘画大致分成了两大著名的新走向。一路画家的作品与照片划清界限,其主旨是为了探究绘画自身的种种可能性,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派及抽象派画家即是如此;而另一路则是纷杂的现代主义,他们利用现代科技比如利用图像刻意融解绘画与摄影的分野,其中最极端者,即达达派的颠覆传统,直接使用照片拼贴起来而成为艺术作品;杜尚则在现成的图片《蒙娜丽莎》的脸上画上了两撇胡子。塞尚、高更等后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在巴黎展出以后,人们大为惊讶,原来绘画可以这样画啊。正是他们的作品冲破了人们常见的艺术语汇,使人们窥见了另一重新的天地。
三、现代美术是具有个人思想性的、主观性强烈的、有别于传统的产物
西方现代美学的开山鼻祖克罗齐曾提出:“艺术是直觉,直觉表现情感,艺术就是抒情的直觉。美就是直觉的成功表现。”现代主义是一个新的艺术创作观念和表现语言体系。它否定了传统艺术原则,不认为艺术的主要目的是由对客观事物的模仿和共性理想美的显现相结合,而是强调艺术主要是主观创造的产物,是个性表现的产物。传统艺术是审美,它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所以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中国的艺术,都是一种张扬美的艺术。但是,当绘画进入现代性以后,所谓的现代艺术变成了非常刺耳的不和谐形式。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所说的“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我们认为要想反传统首先就必须先研究传统,只有研究透了传统,才能有资格去反传统,如果对传统一点不懂,谈何反传统呢?对传统的艺术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现代艺术是建立在传统艺术基础之上的,不能是“空中楼阁式”的现代艺术,传统的东西研究好了,才谈得上去创新,成为现代艺术。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生活是艺术家成长的土壤,如果没有火热的生活,就不会出现伟大的艺术家。艺术家要用自己的个性表现共性,要具有前瞻的眼光,艺术家必须是走在时代前面的精神领袖。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在审美倾向上、审美趣味上,给观众以启发。艺术家要从时代前进的步伐中,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动中,汲取精神营养,从而使自己的创造有精神内涵,使自己的作品有较强的艺术生命力。当今社会,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不断宣告着新发明。新生事物不层出不穷,旧事物不断地被抛弃。一切都在飞速地更新。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现代美术的求新求变也随着现代社会特有的步伐而加快了频率。一切都在顺应时代的进步而发展变化着。同时,先进的、反映时代生活的审美理论必将代替落后的、传统保守的审美理论。
参考文献:
一、“留白”的美学意义
中国画中的“留白”,或者说是“布白”,是要求艺术性与审美性恰到好处的结合才可使画作达到以虚衬实、虚实相生的尚意境界。笪重光于《画筌》中有语:“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郭熙在他的画论《林泉高致》中说:“山欲高,尽出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则不远,掩映断其派则远矣。”如此“高”与“远”之境,当由“留白”之法予以实现。画中之白处,自当使人尽观睹妙想于幽远山水景致之间。当然,中国画中的“留白”不单单是局限于山水画中,这种审美性与艺术性于人物画和花鸟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
在中国画的二维的空间中,画家们始终在自觉而别具匠心的利用“留白”技巧来打破单一的墨色在画面上所呈现出的那种严肃。使画中的山水跌宕起伏。在精心构思与幽妙的黑白设置中,使画作在恬淡中达到无色之色的话语表述,从本质上使人在虚实相生主体与客体中因循心理的审美规律,求得艺术性与审美性的完美统一。133229.CoM八大山人有些山水画作品的画面上,会留有大面积的空白。这些空白?从美学的角度来分析,让人联想到禅宗思想对于八大山人创作观念的影响。对于禅宗而言,物质无常永恒,而白纸的空白与墨色形象的关系正如同虚空与墨色的关系,所以在八大山人看来,空白与形象同样可以画出完美的作品,而且从禅宗的角度来说空白可能比形象更加实在。这样一来,八大山人山水画就充满了空灵。有了荡漾,有了和禅境以及老庄哲学语义相同的意境结构。
二、“留白”—中国画造美之必须
中国画非常重视意境的传达和形式美的体现方式,“留白”则是构成中国画形式美及意境延续方面的重要内容,关系着作品的主题、意境、趣味等多种因素,是画面成败的关键之一。中国画始终都在讲形式美这个主题,在我看来,形式美的主题是以“留白”的表述方式再合以章法,笔墨技巧的精进来完成的。“留白”是无墨之用,这并不是过分抬高“留白”形式在中国画中的位置,而是个事实存在。中国画的留白,留得其所,便生气韵,便使画面上流动着生命,便使观者得以在那白而不空的空间徜徉。留白与着墨相对,两者互相依賴,相得益彰。沒有留白,便不能显出着墨处的美妙。如?黄宾虹的一幅《江山图》,画的正上方一高山巍然耸立,中腰下黑压压的山峦横断其面,中间留出一条白带,令高山与低峦形成了黑白、开合、虚实的强烈对比。那高山浓黑的整体中又间以几座虚淡的屋宇,以山路衬之,使高山更高;以屋宇垫之,令低峦更低。加之左下方留大片的虚白,水中着一小舟,两隐士端坐其间,使画面呈现出空灵静谧的无言美境。
中国画章法讲究立意定景,要求在画面上“远取其势,近取其质”,根据画面结构的需要,运用宾主、呼应、开合、藏露、疏密、虚实等对立统一法则来布置章法,并巧妙地处理画面的黑白,使无画处皆成妙境。八大山人山水画的画面设计性极强,每幅画的经营布阵都看似不经意而处处经意之极。八大山人将其山水画画面设计的意境空阔,余味无穷。范增先生认为:“八大山人之构图,断物造险之愿。古往今来,于《老子》书‘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参透,无过于八大山人者。我们可以在八大山人的《秋林亭子图》的构图中体会其章法布置:“由画面左下角层层生发,直至右上角,一鼓作气,冲出画面,右上方又拖出几组远山平坡,摇曳生姿,如音乐中的定音鼓一般。”此画布局黑白基本各占一半,此消彼长,虚实,藏露相互转换,浑然一气。八大山人善于在画面上制造矛盾,而又调和矛盾,使得画的节奏韵律感奇强。而这种“繁中置简,静里生奇”的能力,正是使八大山人成为最具形式特征的画家的最重要的一面。
画的意境是空,是远,是无形之大象。中国绘画的留白是布局的规则,画家可以在“留白”的过程中使自己的“经营”与造美能力得到自由的发挥。所谓有无相生、计白当黑、欲擒故纵、意到笔不到、书之妙趣在无笔墨处,等等,悟透这些,留白才会留得自觉,留得有章法,留得有生命感,从而给人以深远的意境。
三、“留白”造美的基本法则
黑与白、实与虚,是对立统一的,留白是为了延伸画面的意境,而写黑也有同样的功效,正所谓“黑团团里黑团团,黑团团中天地宽”。做到记白当黑黑白互用,使白为黑,以虚破实,往往可以使画面产生提神的效果。中国传统绘画中,“白”可以是天空、是浮云、是流水、是晨雾、同一幅画面上的不同位置的“白”处,因与不同的“实景”的配合,即产生了不同话语意义。由“白”带来的美感已得到共识,但这种“白”不是画者于画面上随意漏笔而成成。留白遵循一定法则的,这样才会产生更好的造美效果。
首先,“布白”要从全局出发,精心设计。只注重局部的虚实,必定造成画面的支离破碎,从而失去画作的整体美感。
民间美术是相对于宫廷美术、文人美术等美术形式而存在的，具有原发性的，直接来源于人民大众的美术形式。千百年来形成的将艺术强分尊卑，将民间美术视为粗俗简陋东西的观念使民间艺术的活力受到损害，许多优秀的民族美术成果不能保留下来，特别是工业革命之后，民间美术被视为落后的手工业而遭到抛弃。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其艺术价值远远超越了民间美术本身，具有极为丰富的哲学、美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内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凝集和结晶。
一，民间美术的起源
民间美术与原始社会的美术是一脉承传的，它们在发生、发展和艺术的范围、特点、规律等方面，都具有某种相似性。民间美术与原始美术一样具有艺术实用与审美共存的性质。不少民间美术还残留着原始艺术的痕迹，在今天所能看到的民间剪纸和刺绣中就保留着很多原始陶器上的，带有巫术色彩的图腾符号。民间美术起源于古代先民的劳动与生活实践，原始人在制造劳动工具的过程中，发现锋利、匀称、光洁的工具用起来特别的方便顺手，这种对实用性的追求逐渐演变成对视觉愉悦感的追求，古代先民在实用的造物活动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了审美，使之既能满足实用的物质需要，又能满足审美的精神需求。WWw.133229.Com比如说，新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发明了钻孔技术，他们用贝壳和兽骨制作的项链是装饰自己，吸引异性的最好工具，再比如说仰韶文化所遗存的带有各种纹饰图案的彩陶不但具有巫祭的色彩，更追求视觉上的对称感与韵律感。石器、项链、陶器这些艺术作品都是民间美术的最初形态，它以其稚拙、俭朴的形式为后来各类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民间美术的分类增多，做工也愈加细致多样了。从殷商到近代，民间美术都出现了兴旺的发展状态，并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竹编、草编、蜡染、泥塑、剪纸、年画、蓝印花布、绣帐帘、兜肚，挑花头巾、皮影等等民间美术作品都是基于实用目的而创作的，但同时却融实用性与审美性于一体。民间美术作为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的艺术形态，在几千年的古代文明历史中显示出了强大的艺术力量。
二，传统民间美术的传承方式
㈠言传身教
民间美术是一种带有原发性的美术形式，它在传承的过程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自诞生之日起就融合在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言传身教”是中国民众做人和育人的宗旨和手段，民间美术同其它民间文化一样一样也没有脱离这一传统。“言传身教”在民间所承担的技艺传播作用，体现在以家庭为中心的技艺传承环境中，是师徒、父子关系直接传授的方式。从事民间美术创作的大多是没有受过正规文化教育的农民，其创作经验不可能通过文字进行传播，技艺的交流只能通过“口头”这一最为直接俭朴的方式将其技术经验传播给下一代。口头语言不需雕饰，自然随性，因此能更生动直观的交流技艺。在这言传的过程中民间艺人们创作了一些便于记忆的口诀，可以让被传播者比较方便记忆起创作的规律，是对民间美术技艺规律的高度概括，如惠山泥人的创作口诀，关于泥人造型要“先开相、后装花，描金带彩在后头”；用笔要领“直线要直、曲线要曲”施彩讲究“红要红得鲜，绿要绿得娇，白要自得净。”民间皮影口诀：“若要娃娃恶，鼻子挨眼窝”、“文人一根钉武人一张弓”等等。在民间的师徒传承中“身教“的情况可能比“言传”多的多。在很多民艺传播者自身文化和能力的限制他们或不能准确的表达出其技术精要的情况下，以实际操作来教育徒弟，徒弟观察师傅技艺的“身教”就成为民间美术主要的传播方式之一。
㈡文字、图谱记载
殷商之后，文字的出现为民间美术的传播奠定了深厚的媒介基础，民间美术也出现了借助文字传播的方式，大大扩展了其传播的范围。出现了一些记载民间手工艺的理论专著和民间创作者所作的艺谱，前者带有官方修饰的痕迹，如先秦时期的《考工记》、唐代《工艺之法》、明代《天工开物》等等①
。而艺谱以物相传的民间美术，主要是通过谱子的形式传播的，如画谱、剪花样谱、影戏谱、年画版样等等，这些民间艺术形式都有程式化的范本有的是集体的创作总结，有的是名艺人亲手绘制的，有的则是借鉴其它艺术形式而从程式化的模式中套用而来的。②童虽其来源不一，但都是经过不知多少代人的日积月累而逐渐积淀、完善和再创作而形成的摹本，这种传播形式有利于普及和传播。有利于民间艺人的交流。
㈢民艺品传播
民艺品传播和图谱传播一样属于以“物”为媒介进行的传播。但是它并不是在创作者内部的传播，而是通过这些艺术品的购买者而将民间美术的技艺带到四面八方。这种参与商品交换，又不局限于行业内部的传播方式，使民间美术的传播方式更加广泛，其社会功能也随之增强了。
三，民间美术发展现状
民间美术的产生、传播、发展都是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随着现代化的文化浪潮进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传统民间美术赖以生存的小农经济迅速瓦解，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机械化、自动化为标志的大工业生产方式，已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取代手工劳动，在这种状况下，许多民间艺术品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而被很多人摒弃了。
当代的民间美术保护者和美术理论家多是将民间美术作为一个古代生活形态的活化石来进行研究和保护，民间艺术品已经成为传统艺术的一部分而保存在博物馆之中，见证着一个古老文明曾经出现的辉煌。民间美术虽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而被人们保护和学习着，但实际上，它的发展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很多人对它的喜欢只是出于对一个存在着文化隔膜的逝去年代的怀念，民间美术在当代已经失去了其实用性，它和当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文化状态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在这种缺乏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民间美术变成了一种针对西方文化的入侵，而被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们所重新提起的“带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形式，很多专家对已经衰落了几十年的民间美术进行了重新整理与研究，这些工作对民间美术的保护与振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种不分精华与糟粕的保护方式使我们看到的民间艺术并不能完全代表我们民间美术的真实发展状态。甚至有些艺术工作者为了西方媒体对于“神秘东方文化”的好奇心和对“他者文化”的观赏需求，而制造了一些“伪民俗”的艺术作品，混淆了媒体的视听，使我国的普通民众不能产生文化的认同感，而对民间美术的发展处于漠然的状态。
四，民间美术发展的方向
各民族的艺术都属于世界艺术榷体中的一部分。只有保持了本民族的独特艺术特色，才能在世界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民间美术作为具有原发性与地域性的美术形态，是我国本民族艺术的最佳代言人。民间美术在当代社会的发展成为我国艺术界与文化界所要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工业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传统手工艺与工业社会的对立，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既不能放弃民间艺术形式，也不能违背社会规律，试图以民间美术来代替大工业时代的产品。要使作品更具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站在现代文化的角度对传统作更深入的研究，寻找工业文明与民间美术之间的互补点。工业文明带来了商品的大量生产与简单复制，而这种简单枯燥的文化形态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精神文化需求，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带有实用主义色彩的产品形式，它同时应该代表一种带有审美色彩的人文精神。民间美术以其丰富的审美形态与人文精神，而成为工业文明的有效补充，工业文明以其时代感与社会性而引导着民间美术的发展。两者的互补使人类文化最终向着一个更加健全、完美的方向延续。
注释：
① 潘鲁生《民艺学论纲》，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2年。
② 书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齐鲁书社，1981年。
参考文献：
1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简史》，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89年
中国传统绘画十分重视艺术审美认识 、人文启示的作用。对人格的崇尚是中国传统美术所追求的重要人文内容。中国传统美术描绘 自然的同时注重理想、情感 、志向等主观因素的表现。中国传统美术教学就已经明确了审美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格、心性 、品德 、人文等重要方面。以传统儒、释、道哲学为主体的文化体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美术精华在于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作品高逸的境界、超拔的精神、隽永的意味、精妙的笔墨是审视和衡量艺术品质高下的完整标准.缺失了其中的任何一方面.就相当于缺失了中国传统美术特有的艺术精髓在教学中.教师要重视对中国传统美术观念审美认识和启示作用.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和审美趋向，引导其对真、善、美的完整追求。才能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完善学生的人格，这也是当代艺术教育的方向。
现实主义问题在中国几乎谈了上百年。如果说它有被“边缘化”的状况，那也是发生在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间，其中的原因当然有目共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现实主义又被重提，关于它的讨论很多①，给人造成一种印象：现实主义似乎又重新回到了我们的艺术主流话题中。
这其实是一种假象，在一种希冀取得主流话语的努力中，人们看到更多的是一种似曾相识的话语堆砌。
奢谈现实主义的理论定义已经没有太多意义，还是让我们把问题拉回到规定情境中去。抽象地谈论现实主义既缺乏实证，也是我们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陷入误区的原因所在。虽然思想禁区早已打开，但实际上在人们思想中无形的禁区还是若隐若现。本文试图将现实主义放在两个规定情境中，一是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发端的法国，另一个是20世纪风云际会的中国，具体考察现实主义在这些时期中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为什么在欧洲对现实主义
美术的评价不高关于现实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过程，已经有众多文章加以考证，本文在此仅仅补充以往的叙述中相对缺少的几个方面。
一种思潮出现的合理性通常会被人们从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角度去加以阐释。Www.133229.cOm学术界一般都将库尔贝在1855年的《现实主义宣言》作为现实主义产生的标志。这一点没有错。但富家出身的库尔贝为何在《画室》中热衷于将各色人等杂陈，在《奥尔南的葬礼》中将下层人作为他绘画的主要形象，他的作品又为何会在沙龙中落选并导致他另立山头，以往的论述似乎都语焉不详。
库尔贝是反潮流的，因为他在当时的主导潮流也就是古典主义的强大技巧压力下有些透不过气来。古典主义认为艺术应当体现某种普遍人性，形成人物形象的“类型”，法国的古典主义强调贵族艺术的精神气质，认为悲剧反映上层社会生活，是高级题材；而喜剧反映下层社会生活，是低级题材（布瓦洛《诗的艺术》）。古典主义往往取材于古希腊、罗马，在宫廷贵族的生活的描画中注重典雅的气质、高贵的风格，而且所要表现的是人性的伟大。这也带来古典主义对艺术规范的讲求。当时执牛耳的安格尔就是典型代表，其画面辉煌明亮，各种质感无与伦比。以库尔贝作品所体现出的技巧能力来看，的确不能望其项背，于是另辟蹊径成为库尔贝的合理选择。
其实在当时的法国，反对古典主义的大旗并不仅是由库尔贝扛起来的，德拉克罗瓦的浪漫主义正针对的是古典主义的理性，但他在题材上却与古典主义颇为相似。在画面处理上德拉克罗瓦更多用令人激动的态势，使画面冲突激烈，但在技巧上与古典主义区别并不大。
库尔贝的反叛方式是在题材上选择具有反叛意义的图像，如那幅著名的《世界的诞生》（1866），就是描绘赤裸裸的现实：将女性的阴部以其本来面目向观众敞开，占据画面主体的丛林般的体毛分明是一种示威，画家在向上流社会示威，向以安格尔为代表的古典理想趣味以及以德拉克罗瓦为代表的激情甚至矫情示威，他所使用的武器就是恢复现实中毫无理想的本来面目。
库尔贝还画了男女交媾后的疲软松弛（《困倦》）以及妇人暗示性感的硕大臀部（《浴女》），他的画面展示的都是赤裸裸、不加粉饰的，也是毫无理想化色彩的现实。回头我们再来看他的《打石工》、《奥尔南的葬礼》，就不会像以往那样简单地从阶级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了。用研究库尔贝的专家巴里埃尔的话说：“‘现实主义’这个字眼连结着那些与美好社会的美德和风格相抵触的东西。因此去表现一个老妇人的起皱的胸部而不是一个年轻姑娘完美的胸部，就是‘现实主义’的。”②
库尔贝们的“现实主义”在法国的阵营中有米勒、杜米埃、柯罗等，他们缺少浪漫主义的激情，在技巧处理上仍沿用古典主义的办法但又能力偏弱，我一直在试图搞懂一个问题，究竟是他们的能力还是艺术观念决定了他们的作品中所共同具有的沉闷、灰暗的气氛。
就这样，前有古典主义艺术的大山横亘，后有印象派光彩夺目的追兵，现实主义流派被夹其中，论再现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现实主义流派愧不如前者；论绘画性夺人眼目，现实主义流派又远不及后者。这就是现实主义流派在美术史上的处境。
漫步在法国奥塞美术馆中，只要是有心人都会发现：法国人对印象派的待遇和对现实主义流派的待遇是两样的：印象派占据这个旧式老火车站的顶层，光线通明，作品也光芒四射；而在一层展厅昏暗的光线下，本来就沉闷的米勒作品越发暗淡无光，库尔贝巨大画幅的《画室》与《奥尔南的葬礼》面面相对，暗部的处理本就不是库尔贝的长项，在那个光线微暗的空间中，库尔贝的作品越发令人感到压抑。
现实主义流派被忽视还有一层原因：在库尔贝以后的欧洲，除极少数的例外，各国政治体制虽有变化，但一直缺乏利用现实主义作为统治阶层维护统治、提倡道德规范的土壤。以此看，法国人对现实主义流派重视不够不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现实主义流派在欧洲艺术史中的短暂还有更深层的原因，那就是西方文化源头深处的理念——理想化情结，这个情结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虚构的“理想国”中，后来又为宗教意识所接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个接力棒被古典主义接过来。在西方艺术理论奠基者亚里士多德那里，他一方面奠定了摹仿说的基础，一方面也坚持“按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摹仿”这样的观念。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理想在古典主义中是支撑，在浪漫主义中是骨架，甚至以后的现代派艺术中也体现出了一种对形而上的追求，而在现实主义流派中这种理想层面的阙如当然为西方人所不喜欢，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西方艺术史中，现实主义流派兴盛的时间短暂。
但是，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一样，却有着对现实的批判性，这也是它最为本质的特点，现实主义是对现代性带来的社会灾难的揭露、批判，它不会肯定现实，更不是歌颂现实。否定这一点，就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基本精神。
我们通过对法国现实主义的回顾，可以总结出它的几个特点：批判性、去理想化、反映下层生活。
二、中国式现实主义概念的转换
我们再来看中国现实主义的历程。
首先要表明的是，这里的“现实主义”并非指的是所谓的“现实主义精神”，而仅仅是作为一种思潮和流派。以往不少人谈现实主义喜欢从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出发，“精神”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措词，作为艺术的概念，它曾经被赋予了某些政治的内涵与色彩，这也是中国式特定的思维和中国特定的历史现实决定的。从“现实主义精神”来认识文学艺术历史，就导致了认为在中国现实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诗经》，而欧洲的现实主义可以追溯到阿尔塔米拉岩洞壁画这样可笑的结论。将现实主义视为一种“精神”就如同将其视为一种创作方法一样，不合逻辑。
多年来这种泛“现实主义”的提法曾大行其道，我以为它如同泛“浪漫主义”一样大而无当，有将其内涵任意放大的随意性。缺乏对概念的定性与定量，只能导致概念的消弭。这种泛现实主义的理论我们在李浴的《中国美术史纲》中看到了，他将美术史的发展总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种泛现实主义在实践上就更源远流长，下面我们一一展开。
中国式现实主义概念的转换受制于几项关键的因素：一是民族国家建立的需要；二是意识形态工具需求；三是从中国传统的文人艺术形态到全面写实体系的建立的事实。
中国的现实主义如同中国的现代性一样，应当是西学东渐后的“外导式”而非“自发式”的产物。文学界有学者认为以往被视为“五四”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的《阿q正传》实际上属于文学思潮中的启蒙主义，“五四文学是‘误读’了现实主义的启蒙主义”③，这个论点很有启发性。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性的引入，启蒙主义、现实主义等思潮都进入中国，在美术上首先是西方的写实方式的引入，无论陈独秀的“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美术革命》，1918）、蔡元培的“用科学方法注入美术”（《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的演说》，1919），还是徐悲鸿的“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中国画改良论》，1920），都是痛感传统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不足和描摹古人之弊端而发出的呼吁。虽然呼吁的是方法的改变，但改变的目的却是倡导“为人生的艺术”。这一点类似库尔贝时期的现实主义的土壤，然而又有着更为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个功利便是启蒙因素。
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还有足以代表启蒙思潮的代表作的话，那么该时期美术作品中反映启蒙思想的有影响的代表作却很缺乏。这是由于美术毕竟不像文学，白话文的提倡本身就是伴随着新文学和白话诗推出的，而白话早已根植日常中国人口语之中，只不过到“五四”时期，口语与书面的分离现象被完全打破；而美术的写实层面的技能和油画技术的传入，是需要教育的配合和时间积累的。
前面我们分析过，欧洲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以去理想化为主要特征之一，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下层社会的困苦或平实的生活。如果将这个视为现实主义的本义的话，那么在中国，最接近欧洲现实主义的作品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现实主义作品，如江丰《码头工人》（1931）、陈烟桥《拉》（1933）、罗清桢《逆水行舟》（1933）等。这些作品以下层人民为对象，描绘了他们的困顿、挣扎和反抗，而且这些画面在不同程度上都带有一定的表现主义因素。
这个时期版画形式的采用也有着特定的原因，鲁迅的提倡是一个重要因素。鲁迅出于同黑暗势力斗争的需要，大力推荐欧洲麦绥莱勒和珂勒惠支、梅斐尔德等人的作品，他们的版画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疾苦，虽然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意味，但其内在的气质却与欧洲的表现主义传统有着天然的联系。鲁迅和中国的版画青年们也正是在这点上与现实主义相接。鲁迅在评第二次木刻版画展览会时谈到：“木刻所给予强烈光线的展示、黑白对照的刻画、现代社会刺激的暴露，尤其在阶级意识上的启示。它是新兴艺坛上的生力军，是现代表现意识作品的最强烈的工具。”④夏衍在《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中说：“我们必须确立美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并须完成支配阶级所未完成的美术启蒙运动。”⑤这个时期的版画与欧洲的现实主义时期作品相比，除在细节刻画上有距离外，在反映下层生活和去理想化方面都十分吻合。
同样是版画，40年代解放区的黑白版画是中国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个密集点。其表现的内容主要是翻身的喜悦、生产的热情和革命斗争几大类。由于受到民间文艺的影响，版画反映现实的方式几乎是连环画般的记录，从题目的直白就可以看出来，比如：“选民登记”（古元）、“调解婚姻诉讼”（古元）、“新年劳军”（王流秋）、“文化货郎下乡”（刘迅）、“打水浇地防旱备荒”（戚单）。题目与画面一样朴实无华，是一种现实的实录，当然，也是一种“有选择”的实录。
解放区黑白木刻与30年代的新木刻运动相比，在指导思想上有了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趣味上转向了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表现”的色彩淡化甚至逐步消失；二是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反映下层民众疾苦被放弃。这个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文艺政策的影响，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讲话》中提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也批判了“写黑暗”和“写黑暗与光明并重”的主张，指出要“以写光明为主”。当然，这种对“光明”的描绘在延安木刻中还是停留在农民“翻身”的喜悦层面上，再进一步的歌颂乃至欢呼性描绘，则是在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逐步壮大起来的。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人认为徐悲鸿的《愚公移山》、《田横五百士》、《九方皋》等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这种看法明显是对“现实主义精神”的误解。实际上从作品取材于历史和传说、以寓意象征的方式表达情感的特征看，他的这些作品更接近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与他所师从的法国老师达仰的作品更为接近。真正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在外敌当前、共赴国难的大环境中并不占主流，我们在较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作品如蒋兆和的《流民图》（中国画，1941）、司徒乔的《放下你的鞭子》（油画，1940）、冯法祀的《捉虱子》（油画，1945）等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抗日战争的需要促使中国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走向主流，而真正奠定这个主流地位的是《讲话》成为文艺指导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的文艺政策的全面贯彻。
1949年以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在两个方面，即文化政策导向和学院教育都开始全面学习苏联，引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法，以此代替以往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原因很清楚，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意识形态，艺术应该为党的政策服务，高尔基曾说：“十九世纪俄国的批判现实主义是揭露社会黑暗，批判社会弊端的，对新的社会主义来说，其写实的形式语言可以延续采用，但内容必须变批判、揭露为歌颂、表扬。”⑥约干松也说过：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⑦。
新中国建立以后，文学艺术的主导原则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逐步过渡到“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两结合”在1958年前后成为文艺创作的指导方针。郭沫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说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⑧在这里，现实主义原来具有的批判性彻底消失，而现实主义的去理想化随着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也变成极端的理想化。
为了表现理想化，在文艺作品中就得将繁琐的、非主流的现象、形象和细节尽可能消除，这样才能充分理想化，理论家王朝闻说：“既然无产阶级的艺术不仅要正确反映现实，更要推进现实向前发展，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把没有社会意义的、与现实无关的身边琐事（如挖耳之类）和显示现实发展方向与过程的事务（如人民大众的战斗、生产以及旧统治者的残酷、腐败……）等量齐观。”⑨
中国艺术的现实主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展到登峰造极阶段。1966年出现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是一个重要标志。《纪要》提出树立的“革命文艺”样板，在各门艺术中引进了戏剧化因素，夸张英雄化处理，同时更加重视群众化，事实上是将新古典主义的戏剧化和英雄化因素发展到一种极端。即使在被认为相对比较可看的1972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三十周年作品展”作品中，我们仍可看到许多作品中的“两结合”与“三突出”方式，从浪漫到矫饰，这次展览也给我们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
随着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化，现实主义遭到了艺术家前所未有的质疑，从80年代中期以来，它失去了以往的主流地位，对广大艺术家来说，现实主义只是一种局部的、个人化的选择而已。
总结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它走了一条逐步脱离现实主义产生时的本义而更多被赋予中国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观念的道路；从形态上看，中国式的现实主义（特别是1949年以后）更接近于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的欧洲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是相对于17世纪的古典主义而言的。因为新古典主义美术运动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关，所以也被称为“革命的古典主义”。在法国，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的中心、民族统一的奠基者而出现的，新古典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其主要代表画家有大卫、安格尔等。
“新古典主义”大致有以下特征：1.在政治上拥护王权，提倡个人利益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2.与学院体制的建立联系在一起。3.崇尚理性。4.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学，通常选择严峻的重大题材（古代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形成寓意。5.在审美上强调对崇高感的追求，试图表达英雄主义情绪，反对贵族社会倡导的巴洛克和罗可可趣味。6.人物形象的类型化。
“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革命是以社会主义苏联为蓝本的，其历史任务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由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压倒了实现现代性的任务，革命取代了启蒙。社会革命需要新古典主义，也产生和延续了新古典主义，法国大革命如此，苏联革命如此，中国革命也如此。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手段的中国革命，需要政治理性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新古典主义文学思潮的支持”⑩。
中国新古典主义既具有一般新古典主义的特征，也有自己的特殊性。首先，中国新古典主义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尤其是强烈的政治理性主义。苏联的新古典主义在主张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尚注重艺术的客观性（反映论），而中国新古典主义更强调艺术的意识形态性，却不太强调艺术的认识论意义。这在《讲话》中有明确表述，其鲜明地宣称“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到二十多年后的《纪要》阶段则完全将艺术视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其次，中国新古典主义切入艺术往往不是采用私人视角，而是采用阶级视角；不是采用多方面的生活视角，而是采用单一的政治视角。
第三，中国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想主义和乐观精神。它突出了理想主义，并认为这是区别于“批判现实主义”的特征。《讲话》中提出：文艺“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这种理想主义的因素在“文革”时直接体现为英雄化和人物处理戏剧化方式。表面上是一种浪漫主义，但却缺乏浪漫主义激情而更多有着理性化色彩。
最后，中国新古典主义形成了自己的形式规范。它遵循了一般新古典主义的人物类型化原则，并接受了苏联新古典主义的形式规范如“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被确定为“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是个性的本质，阶级性成为典型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中国新古典主义发展出了特殊的形式规范，包括“三突出”的创作原则。
如果说中国的新古典主义与欧洲新古典主义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可能是它很少有欧洲的贵族气质和高雅风格，相反，中国新古典主义作品具有平民气质和通俗化风格，多强调工农大众所喜闻乐见。让我们以几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来进行说明。这里选择的不是历史政治题材的作品，虽然这类作品数量巨大，而且最能代表新古典主义风格，这里选择的只是表现普通人生活的作品。
石鲁的中国画《古长城外》1954年参加了第二届全国美展，描绘了牧羊人在听到火车声后又惊又喜的场面，可以说代表了50年代中国绘画的成就，也形成了一个用绘画来表现现代化给人民生活带来变化的模式：在古老传统生活中插入现代化符号。这个时期描写现代化建设场面的作品很多是在山水画的格局中加入大坝、铁桥、建筑工地等。
古老的长城——放羊的一家人——铁路——捂住耳朵（火车已临近）形成了一连串符号化和戏剧性的表现，而题目《古长城外》点题，既歌颂了新政权带来的变化，也是对工业现代化的讴歌。作者的社会理性和主题创作的方法都初步地显示出来，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还没有看到十年、二十年后的那种英雄化处理。
沈加蔚1974年创作的油画《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站岗》，画面上是三位在乌苏里江中国边防军岗哨上的士兵，他们在瞭望塔上警惕地向对方瞭望。画面的时代背景是中苏珍宝岛冲突。这幅画在当年影响很大，曾作为独幅画被印刷了几十万张。为创作该画，作者先后两次去哨所体验生活。作者在回忆创作时曾提到有两个因素影响了他的绘画，一是站在铁塔上耳旁就回响着那首在当时很走红的歌曲《我为伟大的祖国站岗》；二是他立志要塑造出边防战士顶天立地的高大形象。于是他将瞭望塔提高，原铁塔只有二十余米高，而画面上的铁塔有近百米。两个战士的造型也具有了强烈的戏剧化造型特征。这幅画被送到北京后，有关领导看了后却不大满意，认为战士的脸色太暗，于是指定改画组将战士的脸庞画得红光满面，作者只能接受(11)。虽然改动并不算败笔，但于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作品的现实主义程度完全是为了政治主题服务的。这种超级理性并不像大卫当年绘制《荷拉斯兄弟之誓》那样完全出于画家个人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一种社会理性所决定。
杨之光1972年创作的中国画《矿山新兵》，在很多场合下被称为现实主义代表作品。在经历过“文革”大批判造型轰炸之后，这幅画令人眼前一亮。该画描绘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女矿工，她在第一天领到安全帽后抑制不住喜悦之情，在她的身后是火热的矿山景象。作品可谓造型朴实，形象清新，细节选取令人称道。但据作者后来回忆，当年他去煤矿体验生活时，这个女子生活中的原型是一位刚刚在矿井的事故中遇难矿工的妻子，她当时是顶替丈夫职务进入矿山，画家对她写生时，她的神情还相当悲伤。但画家若不将人物的喜悦心情表现出来就无法通过上级对作品的筛选。于是“三突出”、“两结合”的原则理所当然地战胜了可能的人道主义表达。画面主人公以喜悦展现了一种对于工业化生活的向往，而对工业化给人带来的伤痛只能视而不见。
我们当然还可以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那时期的许多作品，所谓历史题材是这方面的典型，而表现日常生活的画面背后也隐含着政治。在此我想引用杨小彦的一段话：“在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有力支配下，艺术并不需要这样一个‘现实’，它只需要有力地表达现实中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这是理解从法国古典主义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再到中国的‘毛泽东时代的美术’的关键所在。”(12)
总而言之，多年来在中国所推崇的现实主义，在艺术思潮上仅仅是新古典主义的中国变种，所谓中国式的现实主义，它经历了反映底层生活——反映正面生活——歌颂光明——极端化讴歌——拨乱反正的过程，灿烂终归于平淡。随着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任务的基本完成和重建现代性任务的再度迫切，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接续了“五四”启蒙传统，完成“五四”未完成的建设现代性的任务被提上日程，与此相应，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则退出了历史舞台的主流。
三、要不要重提现实主义
真正符合现实主义本义的创作事实上在中国已经退隐了几十年，我们还可以将刘文西画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画《祖孙四代》和梁硕90年代的雕塑《城市农民工》作一个比较。他们都是描绘一个农民家庭，如果说前者还有着所谓革命浪漫主义痕迹的话，后者则是彻底地剥去了表层面纱，将一个城市的看客形象群体赤裸裸地呈现在观者的眼前，这里没有矫饰，没有浪漫，有的只是必须面对的现实，无论从现实主义内容或是写实的手法的要求来看，这一类作品都最为符合现实主义本义，但在众多洋洋洒洒的肯定现实主义的文章中，却无人提及这件或这一类作品，为什么？因为它（他们的形象）不能振奋人心，不能体现“时代精神”。
真正的现实主义描绘，我们在改革开放后的“伤痕”美术，在90年代初的“新生代”美术中看到了它们的痕迹，他们描绘的是真实的生活。如果说“伤痕”美术中还留有宏大叙事的影子的话，那么在“新生代”作品中则将宏大叙事彻底放弃。在技巧上，“新生代”画家又采用了典型的写实技巧。他们的作品虽不振奋人心，但在去理想化这点上他们却最接近现实主义的源头。他们的作品不矫饰，不无病呻吟，所表现的是身边的近距离所见，而所谓自嘲与无聊也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日常感受。但在人们对现实主义的呼唤中却似乎漠视他们的存在，许多文章津津乐道的还是“十七年”的新古典主义作品，足见对现实主义的误解之深。
有人认为当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太少而试图大力呼吁，他们所参照的坐标仍是“十七年”的新古典主义作品的图像，他们忘记了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二十多年来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原先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已经日趋多元化，原先的最高和惟一的作品展览模式——全国美展的至高无上地位早已是明日黄花，原先以政策文件精神代替艺术思想的年代也已经一去不返，原先以写实为惟一表达途径的格局已经被真正的百花齐放的表现形式所取代。
今天仍有现实主义作品在活跃，虽然它们已经不再是这个时代艺术的主流。在以下层生活为对象的作品中，人们已经多年很少看到真正的农民，就像工人的形象在日常创作中也早已淡化一样。现实中离城市最近的是农民工，在王宏剑《阳关三叠》（油画，1999）中，我们看到了外出打工农民的集体精神状态，也似乎看到中国文人对背井离乡情结的描述的影子。在上述梁硕的雕塑《城市农民工》中我们看到完全异在于城市的农民工的呆滞的目光。从陈卫闽《菜地变房子》（油画，2001）中我们看到画家用鲜艳甚至有些艳俗的色彩来描绘城市与农村结合带中先富起来的村民盖的楼房，这个表现对象在城市人的眼中是一个最不确定、变化最快、最急于赶时髦而又不伦不类的，作品幽默的气息使我们会心一笑。艺术已不再承载着沉重的政策使命，只是表现艺术家个人的视线或思考，仅此而已。
其实，“重提现实主义”的重要背景之一就是鉴于当下艺术中许多非架上艺术的活跃和呈现出了一些问题。但在评判当代艺术以及当代实验艺术中，现实主义标准已经基本上甚至完全失去了评判的能力。如果谁仍然想用现实主义的标准去衡量大量非架上的装置、影像、视像、行为作品的话，他就会发现这个旧有的工具是多么无效，但无效并不说明工具的失效，只能说明工具不能滥用。
今天重谈现实主义，如果忽视了当代中国艺术创作中越来越走向主流的当代艺术，那它的适用面就极其有限，这一点不言自明。
我们当然不应否定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无论艺术如何发展，它如何令人感到面目皆非，试图摆脱艺术与现实的关系，就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不可能，这已为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所证明。在现实面前，还是让我们去掉“主义”二字，因为它太多义，甚至疑窦丛生。我们应当提倡的是面对现实，面向当代，用艺术去表达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那样才能真正体现艺术的社会责任感。
①中国百家金陵画展编委会《中国百家金陵画展论文集》，江苏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
②热拉尔·巴里埃尔：《库尔贝：现实主义者？》，载《世界美术》1994年第1期。
③杨春时：《现代性视野中的中国文学思潮》，文化研究网（）。
④⑤转引自黄可《上海的美术院校和美术社团》，载《朵云》第47期。
⑥奚静之：《中国的写实主义与俄苏美术》，载《艺术家》第296期。
⑦约干松：《苏联造型艺术的情况和任务》，载《美术》1957年第4期。
⑧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载《红旗》1958年第8期。
⑨王朝闻：《新艺术创作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设计是连接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桥梁，人类寄希望于通过设计来改造世界，改善环境，提高人类生存的生活质量。经济发展和城市大量建设，给建筑师提供了无穷的设计机会。
室内设计作为一种学科随着与应用科学，艺术一起不断的深入发展，为人类提供更新，更进步的空间和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理念，思维空间，从而推动着社会生活的精神文明进步，提升大众的生活品质，为大众真实地服务着。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年的历史。如果说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的第一代（也就是二十几年前从美术中分离出来，扯起现代艺术设计大旗的艺术家和设计师），为完成了开天辟地的使命，那么，发展到今天的现代设计，则需要我们新生代艺术家和设计师，探索和建立中国现代艺术设计理论。从古到今，从原始到成熟，在发展形式上，属于时间维的纵向状态，趋向于潜伏期。与设计艺术相区别，艺术设计更多属于现状的研究范畴。属于空间维的横向状态。趋向于爆发期。可以说当设计艺术处于空间维的横向发展机会中关注的越多，受重视的程度就越大，那么潜伏期也就相应的爆发，其实目前我们所处于的中西文化的碰撞，正是设计艺术的发展爆发期。WWw.133229.COM
对于一种潮流时尚的追求，是社会人们要求进步的一种表现，而从事表达实现这一追逐的设计师行业的设计人不应只站在商业因素的左右去“巧妙”变化，更应该深入了解室内空间艺术设计的实际内涵，体现人文关怀的一种精神，彰显自己艺术修养和品位人生的态度，去引导时尚，真实地实现大众愿望而服务于大众，不只是简单的“迎合服务”的商业因素左右求全。
民族风格的新发展是一件让各国设计师们共同追求的课题，现代社会单纯的说某种东西是民族风格是会让人发笑的。新风格的出现也是新文化到来的预兆。运用传统的文化思想的香味，结合今天的科学技术创造出的作品自然会产生新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她的世界文化既民族综合创新探索追求。现代世界室内空间设计流行的风格就是民族共存，共追求的新风格。对传统的认识价值，包括文化史、民俗史、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建筑史、科学史、技术史、教育史等等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的历史。现代室内空间设计是一部存在于空间环境之中的大型的、直观的、生动的、全面的史学书。
不断延续风格，潮流与社会经济活动的需要，相互贯穿与延续，深入考量，而不是把自己的范畴圈起来，在狭义的范围内玩起“设计”的游戏，这将在未来的工作效果与格局受到很大的拘束，这对刚刚投入到室内设计这个领域的设计人非常不利。所以设计师在将来的思维空间中以地方概念为出发，综合全面的学习多元化知识信息并能主动地融入与国际接轨的观点，检视设计方案，创造自己的风格，多元思维，全面，科技，生态的维系目标，必将随社会发展而发展，同行服务于大众，树立设计师自己的社会价值。
设计师本人就是一个比例尺。无论在任何环境里必须拿出这个比例尺，对所处的空间进行比例、尺度的比较分析，时间长了自然成了一种职业的习惯。设计意识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对空间、环境、形态、比例观察而产生的一种职业习惯。
设计作品的表现手法异常之难是不难想象的。不同的空间，不同的设计要求，给人能够对话的引导是设计师在设计中寻求的道路。找到适合现代室内空间环境，探讨室内空间环境设计是每一位设计工作者在现时环境空间设计领域里追求空间表现的一个课题。
要改变、引导全社会对传统观念的新认识。在现实的环境里找出一条中国民族风格的新表现方法。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国人的建造物里面肯定有适合今天社会文化的精华，努力去寻找定会找出新的表现形式，寻找它为民族风格的发展发行了一张在空间设计领域中跨进21世纪室内空间设计的门票。
在室内空间设计物身上附加照搬古代文明符号，是设计上最要不得的东西。文明的历史香味飘进了现代建筑空间，同时香味也飘进了室内空间。而这种香味指在某种程度掺进传统的精神。它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消化基础上所产生的一种时代风貌。这就是设计者今天要追求的时尚，它既要强调历史性、文化性，同时还要产生时代性。
认真对每一个细节进行分析，是对一个设计师的设计水平综合评判的唯一标准。把握整体大方的形态，仔细刻画是势态、形态、姿态加强的重要视点。新一代设计师追求的应该是去掉镜框的作品，有新的构思。
设计师是提高修养、品位的时候了。对比例、尺度、色彩和造型的完美和谐与统一，是这个时代的要求，精品应该诞生在对环境和条件深入的调查与理解。 对维护传统风格、夺回传统风格、唯我独尊、以自我为中心的设计心态应严加克服。积极探索，试图超越，设计观念的异彩纷呈是检验一个设计师的标准。
切记设计师匆匆忙忙，顾此失彼 建筑物在功能、构造方面，现代人比古代人更科学了，可空间、环境、形象、风格在当今社会里确实成了设计师的一大研究主题。
设计行业的更新 我国的室内空间设计师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一支初具实力的职业设计人才宝库，无论从人数量和素质上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准。同样也面临着设计人才的更替，设计队伍重组及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室内空间设计师作为一个热门职业的同时也存在着潜伏的危机。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室内空间设计逐步走上了正轨。同时出现了大批的年青设计师。 室内设计师队伍面临着一个不可抗拒的人员交替。正如改革开放初期老一辈室内空间设计师还发挥着作用，但队伍的中坚力量已由出生于5060年代的第二代室内设计师所代替。等到了进入21世纪，接力棒将传到80年代出校门的新一代室内设计师的手中。这一代的设计师们将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他们在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也将决定中国室内空间设计今后创作及发展方向。
相信，21世纪的未来人类生活方式的革命将对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室内设计产生巨大震撼。人类的生活需求更趋于个人的“专有”。设计师是一个为各类人服务的综合产业。也许这种革命性的变革，会把我们今天所坚信不移的生活理念“砸”个粉碎，但我们如果已准备好自己的知识，坚信，室内设计将会给日益发展的人类社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室内设计将更加“以人为本”，给人类更加关爱。
参考文献：
1引 言
严格来说，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具有丰厚而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光有辽阔的疆土所提供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上千年的制陶历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有民族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精神滋养，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先民对陶瓷物质特性和人文品格的深透而独特的理解与把握。这一切，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以及人们接受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1999年以来，密集的展览和活动使中外陶艺家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总体水平。
尽管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与中国的独特国情密切相关，或者受传统的因素影响过大。在此，笔者对中国现代陶艺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有所裨益。
2陶艺作品的风格仍不够多样化
陶瓷本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现代艺术中的种种风格、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风格、超写实主义、具象风格、装置风格、极少主义、怪诞主义等，在陶艺领域都可以得到体现。wWw.133229.cOm有很多陶艺家仍然仅仅沿用原有的“实用”、“装饰”手法，仍然沿用传统陶瓷语言样式，缺少对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表达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镇，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现代陶艺仍然是以画为主，有很多陶艺家只懂临摹古董。有些人还没有把陶艺作为现代艺术中独有的语言与媒体，观念仍然停留在产品设计上，尽管很多陶艺家已经有了现代设计的意识，但这一观念终究不能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在西方，无论是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精神，还是对材料非单纯可视性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艺术的中国经验。中国的现代陶艺转型较迟，所经历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观念，而且没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中国陶艺一贯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一直在传统的边缘徘徊，而这种对艺术传统的过度崇拜，也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不过，我们从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学习西方时，也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艺家必须亲身实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3国内陶艺缺乏创造性
陶艺家应该尽可能以陶瓷为媒介，去表达自己所追求的某种精神或审美上的价值，放弃对物质性、实用性的追求，多一点强调精神价值和审美价值。有些陶艺家太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把现代陶艺当成工艺品，没有表现出现代人的理想、个性、情感心理、意识和审美价值，没有运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等手法把陶艺视觉化，还没有把“器”转化为“艺”，还是把实用放在第一位上。对于陶瓷的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没有把握好。从目前状况来看，强调形式、泥性、肌理、釉色美感仍是陶艺主流，作品的深度显得不足，基本还是在遵循陶瓷的工艺技法范围内进行。在我国，官方的界定还是将陶瓷划归入工艺品之列，或是工艺美术范畴，长期以来倡导的是实用、美观、经济的产品化要求。陶瓷审美的评判标准是严格、规矩、精美，中国的陶瓷艺术太受传统观念的束缚，还没有脱离实用的观念。在西方，陶艺已经较早地与实用陶瓷分离，形成独立的、纯粹的艺术形式，加上其良好的现代艺术环境，现代陶艺得到空前的发展，陶瓷材料的丰富表现性和创造性也得到充分的展现，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和挖掘也由观念的更新推动了发展。许多中国陶艺人怀着“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思路，从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中寻找所谓的“本土化”风格。但在传统文化中，陶艺是作为工匠存在的，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古训使中国的文人雅士不屑与之为伍，造成了中国制陶缺少理论的指导，甚至以视觉造型上以及釉色上的完美无缺和复杂的装饰为追求目标。中国艺术教育一贯是技巧重于材料，功利重于游戏，缺少对材料的关注和放松的心态，这正是陶艺不可或缺的元素。不可否定，灵感之源是传统，传统是一块丰富的沃土，传统的价值随着时代的推移，表现出某种相对性，并显示出与时代同步的积极方面，就此而言，能不能“再发现”传统的价值，也是评价一个艺术家高下优劣的重要标准。
4现代陶艺未能引起普通大众的持续关注
中国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关注与讨论仍然较少。例如去年在景德镇举办的世界陶瓷博览会，参加的大多是搞陶艺的人，搞其它艺术门类的人甚至也很少参加，更不用说是普通大众。人们对于现代陶艺的概念还很模糊甚至有一种误解，认为陶艺仅仅是陶艺家的工作，不是普通人所能做的，缺乏对陶艺的关注。目前，中国虽然有些地方出现了陶艺热，在专业界，京城各大商场甚至办起了陶艺作坊，电视等媒体也纷纷介绍，但是也只是在某几个瓷区和都市中基础较好，也只能成为一种时尚和文化消费，是一种有钱人的游戏。总的来说，它的群众基础还是相当薄弱，没有培养出一个大范围的陶艺欣赏群体。与此同时，市场上大量粗制滥造的陶瓷制品大量充斥，也给许多群众造成了负面影响。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由于陶艺在我国有着太深厚的传统，因此无论是对于进行创作实践的艺术家还是理论工作者，实现陶艺的现代转型都是一件艰难而收效缓慢的工作；另一方面是陶艺一直以来都是以工艺品的身份而形成自给自足的圈子，很少与“纯艺术”拉上关系。
据资料介绍，陶艺教育在台湾的比例为：高等院校11%都设有陶艺课程，高中学校有8%、初中和小学有50～60%左右都设有陶艺教育课；而我们内地省份中陶艺教育推广最好的是深圳市，中、小学合在一起也只有3%的学校有此类课程。在美国各大院校里，陶艺总是被列为一个主要的专业。作为一种文化的普及，陶艺的培训项目在美国很多艺术中心里都有设置，在百姓的家庭里面也经常看到主人甚至是孩子们自己创作的陶艺作品，因此在美国，陶艺已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种类。
我国陶瓷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有着深厚的普及教育的基础和条件。陶艺教育是培养情操极好的课程，像日本的插花、茶道一样，人们可以从学习中受益良多。我国有如此深厚的基础和条件，却沦落到今天的局面，这与院校的陶艺教育几乎是零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造成陶艺发展缓慢的重要因素。对陶艺教育的忽视直接影响到我国陶艺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应齐声呼吁陶艺普及教育的到来，迎接中国陶艺的新生。
5部分陶艺家缺乏较全面的艺术修养
在陶瓷艺术的创作中，艺术家是主体，他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文化水平等人格素质，以及他的生活实践范围、思想与情感的社会化程度、具体的人生体验等生存状态都对他的陶艺作品有影响。众所周知，艺术是相通的。但是有些陶艺家只是了解陶瓷这一种艺术，而对别的艺术种类不关心或不熟悉。其实，一个陶艺家可以从其它的艺术中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手法并将其运用到陶艺创作中。有些陶艺家缺乏一定的文化素养，对社会不关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够，仅仅是展现一种纯粹的形态；有些陶艺家静不下心来，对陶艺自身语言的一些规律没有把握好，浮躁、不扎实，创作心态没有把握好；有些陶艺家与外界交流不够、较闭塞，没有掌握一定的信息量，另外与外国同行的联系也比较少，以上这些问题严重影响陶艺家的创作。现代陶艺也如同绘画、雕塑、装饰等现代艺术形态，是全方位地向当代文化展开的一门艺术。当代优秀的陶艺家应该深刻地掌握陶艺的特性，培养现代意识，以积极参与当代文化的势态，把中国陶艺推到现代艺术的前台。在此，一方面要求陶艺家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位置，调整陶艺家与公众的关系，更多地走向社会；另一方面，陶艺在创作上应该走向开放，将陶艺家和公众的界限变小。真正的陶艺家应该积极参与展览、研讨会，与群众打成一片，不应该孤芳自赏。另外必须要勤奋，与世界上许多陶艺大师相比，有些中国陶艺家还表现得不够。
纵然艺术家的“主体性”是有限的，但是任何一种艺术形式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内容与形式，一般来说，艺术本体价值的实现，就是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一种贡献。所有的陶艺家都应该注重自己本身的修养，实现本体价值的艺术便是真正的艺术，因为它能帮助人们从精神上超越现实。
6陶艺理论的构建没有跟上陶艺创作的进程
陶艺理论的构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又缺乏平衡。陶艺创作发展很快，日新月异，而理论方面却发展缓慢，没有对陶艺的创作起到指导的作用。目前的陶瓷理论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了实物史料的搜集与专题研究上面。现代陶艺的理论与批评几乎没有，陶艺界甚至整个艺术界对于“现代陶艺”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含糊不清。现代陶瓷理论在逻辑上没有较为完整的理论文字，批评上有时能见到一些文章，但是大多是将陶瓷的学科批评作为陶瓷的历史评论和文化批评，缺乏对陶艺理论建设的高见。有很多陶艺书籍只是介绍一些作品，没有涉及到理论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的思维。“现代陶艺”的概念问题，因为有沉重而丰厚的陶瓷传统作为对应物，概念问题就已不单纯是一个名词的辨析，而是一种根本性观念的选择，可是今天陶艺家在谈论它的时候，仍然说不明白；再如陶艺中的“设计”和“装饰”问题，又牵扯到实用和非实用性的争议等，这些瓶颈，成为制约近十几年来中国现代陶艺整体水平无法提高的问题。有些陶艺理论大多只是介绍陶瓷成形的技法，或只是介绍一些好的作品，没有教人从心底激发对陶瓷艺术的热爱。陶艺理论应该指导人注重陶艺的品质，使大家对陶艺语言的探索、语言的规范形成一种共识，在本民族的基础上，把陶艺向前推进，充分体现中国人的情感和情趣，使作品的语言更简练，去掉那些粗野、浮躁、哗众取宠，以及急功近利的想法。
7结 束 语
尽管现代陶艺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但不可否认，中国现代陶艺发展的时间不长、风格样式也不成熟，更没有形成人数可观的高水平创作队伍。面对现代陶艺的发展现状，陶艺家们还有许多扎实的工作要做，抛开浮躁，纳入新生力量，在继承、延伸基础上真正做到创新与突破，达到质的飞跃，走上与世界艺术同步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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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的传统渊源流长，历数千年而不变，蔚为中外画史之奇观。而且，这种传统的深刻与持久，随着时间之推移，其内容和形式经过不断的融汇、锤炼、积淀、愈益形成一种传统的伟力，愈益鲜明、精纯而独到。以至许多方面均难乎为继，而令创新者久久束手徘徊。透过这些表象，我们可准确无误的识别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独特审美符号，领略到中国绘画所体现的文化内涵。
在中国绘画的研究中，一些学者都不约而同地从中国的经典哲学里，找到了绘画美学的起点，看出了中国绘画所包容的哲学深度。
南朝刘宋时期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指出：“圣人含道应物……山水似形媚道。“以形媚道”即是说明了绘画是以物象的“形”来反映这种哲学思考的。“道”字在老庄哲学中是一个自至关重要的词，它作为老庄则学观念中最核心的概念，表述着极其复杂和抽象的哲学范畴。wwW.133229.COm客体的实在不是艺术表现的目的，而只是一个中介物，力图表现的是冥冥之中的“道”或“天”。客体(山水、人物等等)只是一个载体，一种符号，关键在于它所表征的“道”。而绘画则能表现一种“非方非默”的状态，能把它描绘出来。因此，中国绘画被看作是表现“道”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它能在有限的空间里迹化出“道”所阐译的哲理。
因此，真实地再现客观对象便从来也与中国传统艺术无缘。pf杰拉德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艺术虽擅长于山水画，但并不着眼于描画任何现实的风景，而是根据源于现实而又包含着象征和哲理的灵感，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创造。
老子哲学中所具有的某些朴素辨证法思想，如“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即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万物交感运动的观念，都曾渗透在中国绘画的表现技巧中，并被广泛的应用。在中国绘画的创作过程，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下笔运作时，提出“存心要恭。落笔要松”：在处理客观物象与主观理性关系方面，强调“似与不试之间”，得“不拭之拭”：在画面布局技巧上，要求具备宾主、开合、聚散、疏密……等关系：在笔墨技巧上应体现运笔的轻重、起伏、疾徐，用墨的浓淡枯润等等。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的绘画语汇都直接起源于谈论哲学和宇宙观的用语，虚实、气理、向背、心意等。能体现这些辨证关系的经典之作是《石涛画语录》。
中国文化崇尚“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艺术的实质是道家精神，道的特征与天地之美的契合，这庄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正不折不扣地是魏晋南北朝问中国艺术史上山水题材的勃兴的思想渊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老庄那里，充满了对天地之美的热情赞颂，和对与天地之美相牟的独立、自由的理想人格的倾心向往。从艺术审美意义上看，它集中体现为以人情观物态、使自然人化的思维方式，并把与自然精神的契合作为审美的理想追求。追求主客相融的审美境界，注重表现主客体的生命精神，轻视对物象外在表象的摹仿。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绘画追求天地之大美，着力表现天地万物的生机活力，表现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的生命情调，表现这种大化生命的宇宙精神。因此中国传统绘画注重体现生命、生机，追求气韵生动。“气韵生动”作为中国传统美学的基本范畴，对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绘画从南齐谢赫的“随类赋彩”到剂浩提出的“水晕墨章”，很明显是一个由重视色彩表现到重视水墨表现的绘画观念转变，这就是阴与阳的哲学思维主导下的特殊色彩意识。“运墨而五色具”的思想是中国画的一个传统，“墨分五色”——这一色彩魔方吸引了无数历代画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哲学的玄想思维的作用。应该说，水墨世界从真实感上言是无色的、虚幻的，但它却因此而具备了一种独特的“无色之色”，是十分哲理化的表现，具有特殊的“理趣美”。用相对单纯的黑白(纸地)色来表达天地万物、正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概括力。
中国绘画中的儒学因素，过去人们往往只用“成教化”、“存乎鉴戒”来解释儒学的艺术功能说，是很片面的。其实，孔子是把艺术更多地视为白反自修、成就人格、求仁得仁的内省功夫的一部分。于是，我们看到，孔子儒学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是循着一条这样的原则的：关注人伦事物，但不曲意媚合强调个体独立价值和个人内心情感表现，但不宣扬“个人主义”：提倡推以及人的方式对忧患有自觉的认识和敏感的体验，但不渲染，不夸张，不愤激，而保持达观、平和的态度和勇于牺牲的现身精神，这里面闪耀着人文理想的光辉。作为一种传统，它对忧患意识的偏爱和对敦厚之风的执着，把艺术表现意识导向了沉郁、豁达、宁静、超脱的内在境界……这或许是孔学儒家对中国艺术传统的形成的最大影响。因此，在中国绘画的表现中，有时既强调变化，也注重和谐，绘画语言虽有起伏，但不张狂，有催人泪下的艺术打动力，但格调平和，合乎法度，显然是儒家“中庸”思想在绘画表现中的具体体现。
中国绘画所表现出的空灵旷远的意境，富有哲学的思索，最终使人感到自然天成、不可言状的生动气韵，禅宗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从南北朝的宗炳到清代的八大山人，其中画史上重要的画家大都将禅宗封为圭臬。宗禅要求“不立文字”、“以物观物”，靠的是直觉的领悟，无需理智的分析和那种相互对立、比较的感受。这把中国土夫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审美观推进到更奇异、更神秘、更空澈晶莹的世界。更沉迷于对宁静、淡泊的审美境界的探求，和对瞬间即是永恒的壮阔幽深的宇宙情感的体验。它在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静默观照”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借助于自然、简练、含蓄的表现手法，使画面的意境深远、耐人寻味。以疏简、草略风格独立于中国绘画之林的“减笔”画风，其形成可以说直接源于禅宗思想。最能体现禅宗精神的是宋代的“减笔人物画。其笔势粗阔、减练豪放，墨色浓淡多变，不拘于形。但由此而表现出的视觉形象却流露出一种“笔情墨趣之外”的丰富内涵这些作品如同禅家解经，并不关注客观现实是什么，而旨在通过疏逸的“戏墨”追求禅的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所以，“画贵有禅趣”，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绘画于禅宗的关系另一方面作为对中国绘画品评的一种标准大大地扩展了中国绘画的表现深度。
中国文化的民族心理是“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终归“道器不二”、“心物不二”、“物我相忘”、“天人合一”。故而中国画的传统也是不离此道。在客体与主体真实与虚幻、自然与人生、物质与心灵之间找寻一种平衡和整体性的和谐。
中国文化宏深而博大，在众多丰厚的文化质点中，无论是哲学，还是书法、诗文、戏曲等等，中国绘画都与他们息息相关、辉映交融。法国华裔汉学家弗朗索瓦一陈曾经说过：要想看懂一幅中国画，必须具备高深的文化素养。它不仅道出了中国绘画在中国文化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而且，看出了中国绘画很大程度上浓缩了中国文化的某些特征。
中国绘画是一个白成体系的艺术领域。它的观察方法、表现方法和画面的视觉效果，都迥异于西洋绘画。“笔墨”作为构成中国绘画独特美学品格的外在符号，有着相对完整的审美价值。中国画画家作画时，有时仅用一只“单纯”的毛笔，蘸上看似黑团团的墨色，在具有一定渗透感的纸、绢上，或疾或徐地有节奏地挥动，即可迹化出一幅变幻多端、形神兼备的视觉形象。作为交流思想情感的绘画语言——“笔墨”，随着中国绘画艺术的日臻成熟，已从材料工具意义上逐渐脱离出来，具有了独立的审美意义。而且“笔墨”的内涵已远远超出了绘画“形式”本身它的形成反映了中国绘画高度概括、凝练的艺术思维能力。在表述媒介方面，“笔墨”从一开始就烙印上了中国文化“以简驭繁”的特征。
中国画注重“传神”，无论是人物、山水花乌，“传神”是对中国画艺术提出的总体准则，“以形写神”其实就是“以形媚道”，把对象表现生动有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与道契合才是最高终旨。中国绘画所注重的“表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思维特征。中国画画家对自然物象时，注重的不是如实的“再现”对象，而“撷取的是物象与情感因素交融之后在脑海中再度被唤起的、‘主观化’的、改变了的表现”。所以作画时它要求“沉思冥想，”把人引入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强调的是主观意兴的抒展自我情感的表达。所以“韵外之致，象外之意”，即是对中国绘画艺术思维方式的概括。
中国绘画与书法都以中国文化为生长背景，书法是以有限表现无限的“写意”的美学思想为指导的艺术，其审美价值不是对具体字形的刻意的描摹和再现，而是对其改造过了的概括的形象，文作者的抒情、写意和对作者与观众的诱导，启发和暗示一种意象联想而创造的线的空间结构的形象，是一种表情达意和象征的艺术，这一点对中国绘画影响至深，由于书法艺术在历史上成熟较早，南北朝时期即已五体俱各、法度完善，书家辈出，而绘画则晚于书法而成熟。很明显书法艺术丰富的表现技巧和原则，必然会渗透到绘画中去，而成为中国绘画艺术成熟的重要营养。“永”字八法，是古人以“永”字八笔为例，讲书法用笔法则，即侧、勒、努、磔、策、掠、啄、超八法。历代画家也无不注重以“书”八画。中国绘画能如此地消化这些养料，主要取决于书画相同的材料工具媒介和近似的点、线构成元素上。
对中国绘画“诗意”的提倡，是中国绘画的另～审美意向。中国绘画对“意境”的追求，特别是画中“诗意”表达，在唐代前后一直未被提及，虽然当时的文人画家们诗文修养极高，像王维等人的绘画作品，就已经“画中有诗”了。但是，它还没有达到完美的程度。然而，到了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的宋代，把诗的“意境”引入绘画之中，追求画面的“诗意”，即已成为当时绘画的主流。像苏东坡、黄山谷、米芾等人，都是极力倡导“以诗为法”的文人画家。这就大大提高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品味”，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绘画的文化底蕴。
中国诗极重视“意境”的表达，素以能引起读者想象、触发读者联想为上乘。许多优秀诗作各具特色，风彩迥异，情味相殊。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壮阔：有“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杜甫)的寒凉：更有“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的雄放。这些诗句，的确构成了引人人胜的“意境”。得之于“心”的诗句的“意境”和画的“境界”，有着许多的共通之处。诗与画在表现中，并不都局限于状物写形，往往超越视觉范围，重视视觉以外内容的传达，即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要求画家作画时“如骚人赋诗，吟诗性情”，将画家的诗情容入绘画“意境”之中。这种使绘画“诗化”的趋向，为中国绘画的表现注入了新的活力，并逐步成为占领统治地位的绘画审美标准。
中国绘画流派纷呈，从所掌握的阶层中，有宫廷绘画、文人绘画和民间绘画。然而，代表着中国绘画主流的文人绘画，为我们展示的则是“修身养性”的思想境界。文人画家大都释道老庄、陆王心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哺育出来的群体。他们对诗意、书意、画意之间意、韵、美的共同性具有深刻的理解。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审美品评标准。所谓雄浑、飘逸、清丽、闲适、幽澹、矿远、冷僻……这些概念的确切含义几乎都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没有相当深厚的诗文的熏陶与感染，很难领略得透彻。他们不象民间画家那样多半为生计而画，也不象宫廷画家那样奉旨行事。作为一种精神解脱的“清玩”，主旨是把绘画看做排遣情怀的一种方式，它即重视艺术本身的价值，更重视创造艺术的人格，无疑是中国高层精神文化生活追求在绘画上的沉淀。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绘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绘画浓缩了中国文化的许多特征，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之中。可以说：整个中国文化的灿烂历史都与绘画艺术息息相关。不了解中国绘画，就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文化的悠久和辉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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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绘画属于绘画门类的一种，与其它的绘画门类所要表现的意义有着一样的共同点。同时装饰绘画又有其自身的独特性，通过画面本身表达作者内心的装饰情感及思想内涵，并通过多种材料的制作，运用装饰规律作用于装饰空间。因为同属于绘画艺术的范畴，所以其内容也是用来反映生活中的事物、人文思想、记录历史、装点空间的。本篇着重分析装饰绘画画面中的点、线、面的价值和意义，它们在画面中相对于色彩而言是永恒存在的，并能够表达画面主题的基本语言元素，分析它们的特性可以进一步明确它们在表达画面主题时的各自差异，同时对于分析创作者的情绪语言也是很有帮助的。
1装饰绘画简介
装饰绘画以其特有的装饰韵味和独特的艺术语言陶冶着人们的心灵，美化着人们的生活环境，很早就成为了绘画门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门类。装饰绘画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彩陶艺术，以及夏、商、周时期的青铜纹饰，秦汉时期的瓦当和画像纹样，汉唐时期丝绸制品上的图案纹样，宋明时的瓷器纹样和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以及富有极其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手工艺。wWW.133229.Com以上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传统装饰艺术的强劲生命力和其特有的神韵。已故著名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在他关于装饰学的手稿中写到“装饰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也可以说装饰绘画是画家对自己内心精神世界的表现，与其他门类的绘画同样具有其时代的烙印，而点、线、面这三种造型基本元素在画面里所反映的视觉特征也明显的带有历史时代的气息，是研究某个历史时期绘画作品风格、特征的依据。通过对装饰画面中的语言表达因素的研究，对于研究装饰艺术的发展和造型规律、发掘和整理其规律，是很必要的一个课题。
2点、线、面的特性和功能
点、线、面这三种元素是人类在绘画发展历程中运用的永恒语言。抽象派画家康定斯基在论述点、线、面的特性和功能时说点、线、面是造型艺术表现的最为基础的语言和单位，它们具有符号和图形的特性，能表达不同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它们抽象的形态赋予了造型艺术的本质及超凡的精神。点、线、面在装饰绘画里，不论要表现的主题是具象的还是抽象的或是意象的都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它们是视觉元素的一部分，永远的体现着各种视觉上的感观。创作者在视觉逻辑美的前提下，可以真实的在画面上向人们再现具象的画面，通过发挥联想和幻想将现实与梦幻，主观与客观，真实与虚幻融汇，从而表现抽象的主题。
3点、线、面的情绪特征
正是前面所述的这些，来分析思考这三种元素作为一种媒介传达的艺术家们的情绪世界及存在的必然。它们的形成是人类主观要对所处环境，加以主观记录或客观的再现而产生的，是人类生理视觉的需要，也是人类具有抽象思维的一种验证。
3.1点点，作为绘画艺术中的最小视觉元素和语言元素，它的产生是必然的。“点”在现代几何图形中没有长、宽、厚，而只有位置。是画家在创作画面时，从具象到抽象，从复杂的
视觉世界中提取出来的最为简单的视觉语言元素。“点”在画面上的突出抹掉了空间在画面上的价值，使得空间变的更加意象了。我们欣赏北宋画家米芾的《萧湘奇观图》，这幅作品完全使用水墨并强化“米点”，不去沉溺于传统的山水画的那种用笔墨的勾皴来表现那些树林、山石，而画面效果也就有了那些“点”的组合出来的视觉信息，也成就了差异于在此之前的山水画的特殊的神韵。当我们欣赏米罗的那幅《米罗美术馆听觉室的共鸣板》的同时，发现了“点”的意义被米罗推到了一个及至，米罗要在画面里所要表现给人们的空间变的更加意象。画家米芾和米罗，将点、线、面抽象出来直接装饰他们的情绪世界，哪怕那是具象的感觉，但更多的蕴藏了画家个人的抽象情绪，而且在努力突出着“点”的韵律组合。他们力求从复杂的具象景物中提取更为简单抽象的图形语言因素，是为了更好的表达他们对那些景物的感知，从而让他们内心的那种情绪感染每一个人的视线，对于画面来说那不单是一种单纯的表达景物，而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升华与满足，是一种心灵上的装饰。“点”在装饰画面里运用是广泛的，可以理解为是对画面的一种说明，“点”没有本身的长、宽、厚的限制，只有位置的几何图形的这种特征，使它对画面产生的视觉冲击，对活跃画面气氛，平衡画面组成显的那么不可或缺。它同时也丰富了画面的层次，“点”的各种形式的排列可以产生不同肌理效果的“面”，这时点作为装饰绘画里略显单一的表达语言开始活跃起来，这是“点”作为画面语言出现的一种表现手段，同时也是艺术家的一种思维组合形式的体现，作为装饰画面里最小的语言单位它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流露，同时“点”作为一种符号，也就传达给我们一种独特的视觉信息，就像一段悦耳乐曲的音符，传达着一种视觉的慰藉。
3.2线“点”在空间里连续移动所产生的轨迹，使人类在视觉上抽象出“线”的存在。当我们欣赏一幅绘画作品时，“线”把画面中停留的那种瞬间的情感连接成一片，使我们的情绪潜移默化的随之流动着，这种情绪的流动是发自我们内心深处的，相对于这种视觉语言来说，它让我们感受着画面里充满的种种矛盾、聚合与分割。一个“点”任意移动所构成的图形，可以划出直线和曲线的痕迹。“线”作为几何学中的定性，比“点”的表达意象程度丰富的多。在二维的空间里，“线”只有长和宽，没有厚度的描述着绘画的主题。画家把对事物的观察，通过线条的组织表达画家的感觉，同时也为观赏者转述可视的形象。东方绘画艺术，尤其是中国画在线条的运用上，可谓匠心独具，传统的中国画线条很讲究线条的本身韵味，画家把本身的思想与情绪寄托于线条的长短，虚实，抒发着画家的感性认识。在中国书法和篆刻的艺术世界里，彰显着线条的恒久魅力，书法和篆刻可以说是把线的表现发挥到了极致，同时线条也把书法和篆刻艺术表现的淋漓尽致。
作为构成书法和篆刻的主要语言元素，艺术家赋予了线条灵性，意象的表达着艺术家的感情历程，篆刻中所传达的那种阴阳相生相克的视觉冲击，被线条分割、连接、融汇的那么自然与完美。对于装饰绘画里的线条而言，它是依附于形体之上的，同时线条也会独立于形体之外，而充分的表达着其自身的形式美。其一，现代装饰绘画的线条依靠形体的变形，变形而不破形，筐形而不媚形，变形使得线条显得不过于呆板而富于变化，同时也产生了线条的自身韵味和装饰性。例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婀娜多姿，线条圆润、流畅，四肢舒展，彩带似云飘拂。这时的线条在其造型上显示出了这一时期所独有的风格样式。其二，靠线条本身的组织、结构，线条的穿插关系以及虚实浓淡的变化，关键在于线条对于形体而言结合的和谐，且富于形式的美感。最重要的是变形后的形体能够很大程度地表现对象，更能抒发画家内心的那种装饰情绪，和追求那种独到的装饰性及风格。从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埃及、希腊、罗马等地区的装饰图案中可以领略线条在其装饰图案中的价值，其中的线条肩负记载历史、事件等画面的主题，同时也成为一种视觉符号。
3.3面从客观的角度来讲唯一存在于我们所处环境中的，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称之为“面”的视觉元素。与点、线等造型元素性质相比较，面的能量表现更占优势，任何点、线的扩展延伸都以面的形态出现，所以面在构成画面时以较大的形态出现，充分发挥其不同的量感，影响着整个空间的意味。去仔细揣摩克里姆特的作品《吻》，其中在人物服饰的创作上集合构成了大小不等微量元素但规律排列的面，使画面即充满节奏又不失图案的生动变化。面可以分很多种，其中包括虚面和实面，不同的面质给人不同的感受，同时在画面中创造着不同的空间感观，反映着创作者不同的情感思绪。在克里姆特的《人生的三个时期中》中，背景应用直线分割，把平板的空间分成上部分黑色平涂，形成实面，而下部分应用了不同肌理处理手法，形成虚面，这种虚实对比打破了背景空间的单调。在背景之间，主题人物之间，以及主题和背景之间应用了不同的实面和虚面构成了不同的亮度层次，形成了丰富的节奏感，同时不同的实面虚面表现的量感各有不同，充分传达了作者要表达的主题人物和思想。这些作品里所用的面已成为克里姆特表达自己内心世界的一种媒介，一种比文字更能透析自己心灵的语言，对于画家那是心灵的表述，对于画面那是一种装饰的表达。
4结论
装饰绘画作为绘画的一种，凭借着自身的独特性，美化环境装点空间。点、线、面作为装饰绘画的基本语言单位，充分发挥着自身的特性、构成的美感，传达着创作者的审美及情感，而其自身韵味和装饰性在装饰绘画中也充分的体现出来。作为装饰画面中基本单位元素——点、线、面将永恒存在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装饰作品中发挥着他们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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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
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