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中国农村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保障缺失和不足问题，这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民及农村特殊群体的基本利益，也关系到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标。但由于“三农”问题的复杂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建立在各地尚处于摸索阶段。由于商业保险与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在发挥社会“安全网”和“减震器”的功能上存在一致性，因此探讨商业保险如何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2006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发挥商业保险在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作用，这无疑对商业保险进行了定位。2006年6月《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努力发展适合农民的各类商业保险，要积极探索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的有效方式。但事实上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是否能发挥重要作用，还是有一些不同看法。
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由于商业保险是属于所谓的“高端”保障商品，并不适合收入不高的农民，商业保险在农村发挥作用不大，农村保障基本上只有依靠政府保障和农民自己。应当说，这种观点并非毫无道理，但由此断言商业保险难以有效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最多只发挥很次要的补充作用，这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虽然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提倡建立以社会保险、企业补充保险、个人储蓄与商业保险为基础的“三支柱”社会保障模式，但在当前的中国农村，第一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险严重缺失和保障能力低下，由于缺乏像过去那样的集体经济的支持，第二层次的补充保险在全国多数地区可以说根本就不存在，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处于各自为政的探索阶段，普及面窄，保障程度低，保障的有效性取决于当地政府的主导能力、当地财力以及制度设计的科学有效性。与其相比，商业保险受到的制度等方面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即使是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可以选择适当的保障。由于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具有一定的替代效应，在其他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和不足的情况下，商业保险应当发挥其重要作用。
其次，提及商业保险，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商业保险是“贵”的，是高档品，收入不高的农民买不起。无可否认，有一些保险产品，比如高额的养老保险等产品，一般农民确实难以承受，但仍然有不少保险产品是农民急需而又可以承受的。比如，农民及农民工投保意外伤害保险，两三万元的保额一年保费不过百元左右，青壮年农民担忧万一意外身故二老的养老问题，那么可以投保定期寿险，即使10万元保额每年也不过交二三百元保费，即使某些保费费率较高的产品，保险公司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营销，比如中国人寿河南林诸支公司一名营销员创造性地按半份向农民销售某终身寿险，半年就销售了152份。同时，由于地区之间以及农民内部收入的差异性，也有很多收入较高的农民对商业保险既有消费需求也有消费能力。因此商业保险并不是农民享受不起的“奢侈品”，而是农民风险保障的“必需品”。
第三，商业保险的介入可以使得其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能够更有效地运行并发挥其功能。从经济学角度讲，农村社会保险等大多数保障项目是一种优效品，具有准公共物品特性，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虽然这类物品主要应当由政府提供或主导，但一般并不需要由政府直接运营或主办，而是委托或者特许商业机构经营。事实上，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在社会保障管理上已经将一部分由政府统一承担的职能让渡给市场来执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商业保险机构在产品开发、风险管理、精算等方面具有政府管理经营所不具备的诸多优势，具有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先天条件，从当前的农村社保建设的经验看，那些纯粹由政府一手包办的项目，多数都存在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大，运营成本高，效率低下等制度障碍，而商业保险介入的多数制度运行效果相对较为良好。
综上所述，商业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构建中应当而且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二、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我们可以将商业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区分为两类不同的制度安排，一是商业保险作为二级制度安排成为农村社会保障的一个组成部分，可称之为直接参与式；二是商业保险作为其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运行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发挥其独有功能，可称之为间接参与式。
(一)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和舒尔茨关于制度模式的分类，商业保险属于影响所有者配置资源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可以较好地促进农民之间，农民和保险公司之间配置风险。由于制度可以为合作创造条件，而农民缺乏风险分散和转移的渠道，且农民自发组织建立某种风险分担制度的交易和谈判成本很高，而商业保险制度则可以大大降低这种成本。
1.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需求分析
从农民群体的制度需求看，随着中国农村的非农化、市场化、城镇化，在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保障个人化和土地保障能力日益下降的今天，传统的“土地家庭”这种保障模式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新情况。由于农村第一、二层次的社会保障的缺失或严重不足，各类农民群体对保险保障的潜在需求很高，大量的农村保障与保险调查报告都得出类似的结论。当然，要将名义保险需求转化为农民的实际需求还受到诸多条件尤其是支付能力的限制，但这种潜在的巨大需求对促进商业保险在农村的制度安排有效实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从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只有当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大于变迁成本从而带来正的潜在利润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才会发生。而当前商业保险公司正面临着这样的机会。首先，随着经营商业保险主体的不断增加，大中城市的保险竞争日趋激烈，城镇市场的保险开发已经逐渐趋于阶段性的市场饱和状态，而广大的农村保险市场长期以来为多数公司所忽视，保险资源远未得到开发，潜在市场机会较大；其次，虽然从总体上看，农民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但由于地区差异以及农民群体收入结构的不平衡，东中部地区及收入较高的农民既有强烈的投保需求，也有一定的支付能力；第三，一些特殊农民群体，比如农民工、失地农民等对一些特色保险有强烈需求，收入不高的农民也希望能购买一些低保费的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可以在农村市场取得较好的业绩。
2.商业保险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供给分析
在农村建立商业保险制度是一种由市场主导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影响保险公司制度供给的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的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障碍的约束和路径依赖。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开发程度低，这是潜在市场机会，但也正因为如此，保险公司的经营也面临着较高的制度实施成本，前期的投入成本较高，包括设立农村营销部，宣传推广、设计开发有针对性的保险产品，而且可能面临农民群体相对更高的赔付风险；其次，虽然传统的家庭式保障已经难以为继，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养儿防老”、“有灾难找政府”等观念仍在部分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而原有的“土地家庭”模式虽然保障程度低，但风险小，成本也低，再加上注重眼前利益得失的农民厌恶风险，很多不愿以当前确定保费支出“损失”换取未来不确定的保障，再加上对保险的不了解以至偏见，农民宁愿固守那已经并不可靠的保障，这种对传统保障模式的路径依赖将严重制约新的商业保险制度供给。
综合而言，目前建立农村商业保险的制度安排，农民和保险公司的制度需求都是较强的，制度需求主要受制于多数农民的经济能力，从制度供给上看，主要受商业保险制度实施成本以及现有制度路径依赖的影响。
(二)商业保险间接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政府和市场就是两种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但任何单一的制度安排通常都存在一定的缺陷。具体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以商业保险为中介有几大优势。
首先，实施一项农村保障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和未来的制度运行风险较高，政府必须基于审慎原则进行全方位调研与分析，政府虽然在宏观制度设计上有优势，但对于具体的技术性项目的设计则缺乏专业经验，而商业保险公司作为长期从事风险管理的专业机构，在制度设计、费用测算、未来偿付能力评估等方面可以参与制定方案，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制度设计的成本，从而促进农村社会保险制度安排的供给。
其次，通过商业保险作为中介可以有效疏通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的其他制度障碍。比如目前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项目，由于现有的社会保障实行城乡分割、区域统筹的政策，造成农民工的频繁流动与保险关系转接困难，导致不少地区的农民工无奈选择退保。据统计，农民工集聚地广东东莞市2005年有105万农民工参加了基本养老保险，但当年就有高达40万农民工选择退保。上海市针对这种情况实施的“农民工综合保险”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做法是政府负责征缴保费，为外来务工人员向一家全国性商业保险公司购买养老、医疗、工伤等一揽子保险，一旦农民工离开，其养老保险等关系可转入户籍地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分支机构，这样就打通了现行社会保险保障区域分割、城乡分割的制度障碍，有效发挥了社会保险的功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三，以商业保险为中介可以有效减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供给的实施成本。比如重庆市政府主导建立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模式，就是由政府主导，将部分补偿安置费加上政府补贴的部分保费委托保险公司统一建立保险基金，利用保险公司在保险技术、网点、资金运用等方面的优势，由保险公司按照与政府的代办协议管理和发放养老金，政府不再设立专门机构和人员，而主要进行制度监控，这样充分发挥了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的优势，这种商业保险“代办型”模式的制度实施成本明显小于政府“主办型”的实施成本。
三、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模式选择与利弊分析
按照政府与商业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安排中各自的职能和责任，商业保险公司可以有四种介入方式与模式作为选择。
(一)商业保险独立经营模式
在该模式之下，商业保险公司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直接向农民提供风险保障。这种制度安排的优越性在于其运行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一方面，它体现了市场意义下的“公平”，这对于一部分支付能力较强的农民特别有吸引力；另一方面，农民群体可以根据自己的保险需求偏好和支付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和保额，也有权选择不投保，避免了其他社会保险违背“一致同意”原则实施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弊端。但是，由于商业保险只具有市场意义上的公平，而不具有福利价值评判上的公平，会导致部分农民由于支付能力受限而无法享受保障，也无法实现不同经济水平农民之间的财富互济效应。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其好处是可以根据各地农村市场状况自主确定业务发展目标。
一般而言，农村商业保险制度安排主要应当侧重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东中部发达农村地区和农村中高收入群体；二是针对农村中低收入群体设计销售一些他们急需的低保费基本保障产品，比如定期寿险、低额住院保险等产品；三是针对特殊农民群体需求开发和销售一些度身定做的保险产品，比如农民工意外伤害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等产品。
(二)商业保险委托代办模式
在该模式下，保险公司受政府委托管理和经办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包括政策咨询、业务管理、费用报销支付、管理专项基金等，其管理服务费用由政府财政支付，不从保障基金中提取，基金透支风险由政府承担。
这种模式可以发挥商业保险所具有的社会管理功能，政府也能减轻新设经办机构和增加人员编制的压力，节省制度实施的运作成本，而集中精力专门从事资金筹集、政策调研和业务监控等工作，实现政府从办农保向管农保的职能转变。同时，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独立于政府的市场主体，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外部干扰，充分运用商业保险的风险管控技术，对资金运作、保险金给付制定严格的风险管控措施，有效降低挪用保障资金、虚假给付保险金等人为风险。而且保险公司较丰富的客户服务和理赔管理经验以及较多的网点也方便农民的费用报销与支付。从保险公司角度看，可以利用自身业务平台取得中介业务收益，而且经营风险不大。
但是，在该委托模式下，由于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风险，保险经营的专业性又较强，政府可能难以有效监控保险公司行为。因此，有必要引入专业监管，对保险公司接受委托管理业务的信息披露、运营标准等作出强制要求，并按照常规保险业务实施定期不定期的现场检查，以减少和避免“委托—”关系中常见的道德风险；从保险公司角度，由于经营的连续性要求，最担心出现政府由于财政压力而无法及时足额拨付管理费用，从而造成保险公司的长期“负债”经营的不利情况，因此，有必要以书面协议形式从法律上明确委托代办双方的责权利，降低单方“赖债”风险。目前，重庆市开展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正是采用该模式，取得了较好效果。相对各方而言，这是商业保险介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较好方式。
(三)政府主导的商业团体保险合同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以投保人的身份将所筹集到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为农户投保团体保险，与保险公司就保障条件、保险责任、赔付限额等一系列项目达成一致协议，签订保险合同，由保险公司按约定事项向农民提供保障，并承担全部风险，政府不再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与基金透支风险。
这种模式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方之间责权利分明，政府与保险公司就是投保人和保险人的保险合同关系，避免了保险代办型和保险合作型模式所出现的责任关联和不易区分而导致的双方发生纠纷的困境。由于投保农民群体风险相对特殊，通常缺乏准确的经验损失数据，双方都不易合理确定保费，如果保险公司为争取业务低价承保就极有可能造成该业务亏损，保险公司将承担全部赔付和赤字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出现公司为减亏而将赔付标准控制过严损害农民利益的情况，同时，由于政府已经将保障责任转嫁给保险公司，可能导致保险经营缺乏基层政府的支持，不利于农保业务的有效开展。
(四)政府与商业保险合作管理模式
在该模式下，政府负责政策制定和农保费用的筹集，保险公司负责经办农保业务和管理农保基金，有的规定可从基金中提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基金发生盈余时公司可在一定限额内按比例提取，如发生赤字，由政府和保险公司分担。这种模式目前应用不多，但仍有一些案例，以保险业参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截至2005年6月，在江苏、山东等六省68个试点区市县中，按上述标准分类，使用代办模式的有36个，团体保险合同模式的有22个，合作管理模式的有10个。
该模式的优点是可以充分发挥政府和保险公司各自在政策管理和业务经营上的优势，由于双方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双方都有动力积极支持和协助对方，这对共同搞好农村社保工作十分有利。但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较为复杂，不像前两种模式那样双方责任明确，尤其是出现基金赤字的情况时，政府可能归咎于保险公司管理不善，风险控制不严，而保险公司则会归咎于政府拨付的保费过低，如果制度设计考虑不周，就很有可能造成双方互相推诿责任导致合作失败。
综合来看，上述模式各有优缺点，相对而言，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委托代办模式相对较好，其次是保险合同模式，而合作管理模式则必须要求合作机制设计科学合理，但在严格风险管理的情况下，从长远来看，合作管理模式值得推广。当然，具体采取哪种模式，还要考虑各地的具体情况和不同的保障项目和保障群体，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加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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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因素的重新解读
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必须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种观点肯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范围和程度的根本制约作用。有的学者通过分析建国以后我们建立的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所引发的弊端，以及引证这种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现实，来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的决定作用。有的学者则通过对欧洲发达的福利国家的检讨，来说明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搞社会保障，必然会重蹈福利国家的覆辙，且经济和社会后果将更加严重。
同上述学者一样，我们也肯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保障实施的范围、程度和给付标准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但是我们也不否认非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影响，并对上述论证中所涉及的前提和论据提出如下不同的看法。
首先，建国以后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确存在着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问题，但更根本的缺陷却在于排斥市场机制，抹煞个人责任，由政府大包大揽，资源非流动，人员单位化，在偏离权利与义务一致性的同时，追求静态的、绝对的公平。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恰恰就是要克服这一根本缺陷，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调动政府、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积极性，实施社会化、市场化管理，以达到保障社会成员基本的生活权利，使他们共享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成果。所以，把原有社会保障制度难以为继的事实完全归咎于超越经济发展水平是不妥当的。
其次，20世纪70、80年代欧洲福利国家的教训当然应该借鉴，但是它们在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福利国家之初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即所起的正功能，现在往往被众多的研究者忽视了。“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复苏和繁荣，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功不可没，而这一制度也是超越当时欧洲经济发展水平的。一种公共政策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存在着边际效用递减的趋势。与其说福利国家政策的失败在于其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还不如说是无视其边际效用递减的事实而对它不断固化、加码的结果。
再次，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在经济发展最早、水平最高的英国，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德国最先建立起来的。德国能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和德国国内的政治社会背景即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密切相关。可以说，它既是无产阶级为争取自己合法权益而进行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也是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变化，将其作为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正如当年首倡社会保障制度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所说：“一个期待养老金的人是最守本分的，也是最容易被统治的。”后来，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在1935年，当时正值经济大危机的恢复时期；西欧、北欧福利国家的建立也是在战后经济很不景气的时期。再联系到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美国，迄今为止仍有数以千万计的国民缺乏起码的疾病、医疗保障的现实，至少可以表明一个事实：社会保障制度并不必然地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它与政府的政策取向以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及文化因素密切相关。
最后，企图建立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完全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企图达到纯粹理性化的社会目标，这本身就是非理性的，因为社会并非人为设计出来的。既要使社会保障在国家经济萧条、社会成员遭受经济风险时起到社会“减震器”、“安全网”的作用，又要社会保障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有些学者在谈及我国当前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时，只强调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必须和农村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忽视国家作为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公平的主体所应尽的责任，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导致将农村社会应受保障的群体长期置于一个被忽略的地位。这恐怕也是造成下述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在中国的过去还是在中国的现在，农村社会保障都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些关于社会保障的理论探讨和政策设计中，还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农村社会保障”。显然，这无益于农村的稳定，也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
二、对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非经济因素的分析
1.土地政策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土”是农民的命根。实行土地承包到户的家庭经营是中国农村改革中最本质、最重要的成果。现行的土地政策满足了农民祖祖辈辈想要拥有土地的夙愿，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在充当农业家庭经营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同时，也成为农民最基本的保障依托，从而形成了以土地为基础、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
现行的土地政策客观上构建了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农民有土地保障，工人有企业保障。由于农民有土地保障，国家得以将社会保障的重心转移到城市，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城市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在农村只实行国家救济和社区互助为主的剩余式保障制度，致使农村长期停留在低层次的保障水平上。占全国人口近70％的农民只享用全部社会保障费的11％，而占全国人口30％多的城镇居民却占用了全部社会保障费的89％。从年人均占有社会保障费上看，城镇人均占有达455元，农民人均占有仅为15元，相差整整30倍。
城乡二元的保障格局使得农民的身份长期以来难以改变，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其向城镇的流动。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农村逐步向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方向发展，相当一部分农民（而且这部分人员呈日益扩大之势）摆脱了土地的束缚而成为非农劳动力，他们在遭受经济风险时不可能再从土地上获得生活保障。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加入WTO以后面临的新形势，留下来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要承受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威胁，原有的“土地保障”也日益靠不住了。
为了稳定农业生产，1998年以来中央多次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农村土地承包期一律五条件地延长30年不变，并且强调“减人不减地、增人不增地”。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旨在鼓励农民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土地的产出率，从而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了新问题，即土地缺乏必要的重新分配和流转机制，影响了农村的社会流动，难以形成社会公平。对于这个政策，许多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并不太赞成，这明显违背了政府的初衷。因为政府提出土地承包30年不变的政策，本意是试图通过稳定农村土地承包权来稳定农村社会，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但这一政策使得经济落后地区的农民不可能平等拥有土地使用权，而在经济落后、土地并不富余的地区，农民享有平等使用土地的权利，已成了满足其生存基本需求的必要途径。
另一方面，贯彻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有限的土地无法实现规模经营，土地产出的低效率显而易见。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政府开始引导农民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然而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身就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对于承受力较低的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个难题。要知道，越是接近生存边缘线的家庭对风险的忍耐力就越小，“安全第一”准则的合理性和约束力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较小而稳定的利润，放弃较大但不确定的利润，因而不会轻易接受种植业结构的调整。看来，政府应当在土地政策之外，通过实施逆向财政政策、失业补偿、福利计划、社会医疗和负所得税等机制，以保障农村居民的最低限度收入。这些机制和保障措施能使农村居民同城里居民一样，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2.人口因素
从农村人口的数量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共80739万人，占总人口的63.91％。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直接影响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行以独生子女政策为核心的计划生育，虽然遏制了农村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了人口压力，但与此同时也增加丁家庭中年轻子女的负担系数，降低了农村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原有的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农村保障体系日显捉襟见肘。
从农村人口的年龄结构上看，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现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共8811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负担老人的系数是9.92％，中华人民共和国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为7.1％，这表明我国已经进人老龄化社会。其中，农村老年人要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3／4或2／3.综合两者的估计，农村老年人约占全国老年人总数的70％左右，可见农村已经先于城市进入了老龄社会。现在，农村老年人不能像城市老年人那样退休、享受国家发给的养老金，主要还得依靠家庭赡养。这无疑增加了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使得原本就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的城乡家庭进一步分化，农村家庭难以摆脱弱者的境地。
从农村家庭的结构上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得农村家庭逐渐向核心家庭过渡，子女数目的急剧减少导致每个子女所负担老人的系数明显加大。这不仅使老年人口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出现了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子女数目的减少反而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值，家庭关注和经济开支的重心都转移到了子女身上，影响了对老年人的赡养。二是年轻人成为流动进城打工队伍的主力，使得在家的老年人更加孤独寡助，家务繁重，有时还得承担田间的劳动。三是传统的互助共济的兄弟姐妹网络不复存在，削弱了老年人及其家庭对风险的承受力。农村老人随着年龄的增大，获取经济来源的途径越来越少，传统的权威受到冲击，家庭养老不能不通过老人自我养老的方式来加以补充。老人通过种菜、捡破烂、做杂工等途径来获取少量的报酬以维持生活，并尽量节约以减少开支。
从农村贫困人口方面来看，1978年农村有2.5亿人生活在赤贫状态，经过20年卓有成效的扶贫工作，1998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下降至4200万。农村贫困人口大多生活在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生产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脱贫任务无比艰巨。这部分人口的返贫率高达30％。扶贫可以消除绝对贫困，但无法消除相对贫困。这些年来，农村人口内部的贫富差距在拉大，1999年东、中、西部地区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88元、1423元、1111元；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拉大，据估计1999年的城乡贫富差距达到5倍左右。
总之，农村人口的生活状况、农村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和生活质量、农村家庭养老压力的增大和养老功能的弱化，所有这些都迫切要求政府在农村迅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农村贫困人口也急需得到政府给予的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是人口因素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正面推力。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人口基数特别是农村人口中的贫困面太大，又抑制了政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积极性。因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将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要有足够充实的财政作后盾，政府会因财力不足而推迟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时间。更何况，在当前实行农村家庭保障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还没有完全丧失的情况下，这种推迟也还能找到令人可以接受的借口。
3.政治因素
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在现代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始终受到政治和市场双重力量的支配。如果说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话，那么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再次分配就主要取决于政治体系的运作了。
JohnMyles曾以公共退休金政策为例，描述了政治因素在社会财富和资源的分配过程中的作用。由于市民社会和包括政府在内的各种公共机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相互依存，因此需要更综合、更仔细地考察和评估政府所追求的目标究竟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制定某种公共政策？他们又是怎样将决定了的公共政策付诸实施的？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不可小视。政府机构及其官员握有改变社会、经济和技术配置的权力工具。
其次，政治体制不同，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也不同。考察西方各国后可以发现，民主政治一般能够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通过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或体现自己所在群体利益的政治集团，来影响国家的立法与政策的制定，国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很自然地会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同专制政治的国家相比，民主政治的国家通常都有较为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社会保障的水平相应也比较高。这说明民主政治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民主政治也会给社会保障体系的正常运作和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因为政治家会将社会保障作为竞选的“筹码”，胡乱许诺，相互攀比，导致社会保障的过度膨胀。日益膨胀的社会保障体系会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削弱企业和国家的市场竞争能力，甚至使整个国民经济因不堪重负而崩溃，最终破坏社会稳定，也反过来阻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持续运行。
除了执政党和政府以外，利益群体的作用也非常巨大。工会组织成为劳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推动力量，妇联组织是妇女、儿童权益的主要代表和呐喊者，工商联组织则会直接维护工商业者的利益。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的作用，建国后曾一度建有的农会早已不复存在，目前农民没有自己的特有组织，也没有正式的利益群体为农民作“代言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一直得不到重视而被长期搁置，同广大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和“代言人”作为坚强的后盾，恐怕不无关系。
应当看到，社会公共政策扎根于各阶级之间以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关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和大众偏好的幻境中。因此，需要我们真正从履行“三个代表”思想的高度来认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尽快付诸实施，以真正体现代表全体人民群众（当然包括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内）的根本利益，而非仅仅代表某个区域或某个特定群体的利益。
4.文化和心理因素
每个社会无论大小，都必然为自己编织一张知识、信仰、习俗、语言、兴趣、制度和法律的“网”，个人从出生到死去，一直处在这张由社会组成的“网”里，在这里，人的心灵逐渐发展；在这里，人的心灵打上烙印。这就使习俗、宗教、成见、爱好和语言得以发展并永远保持下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不能脱离这张“网”，即不能脱离社会文化和心理氛围的影响。
在我国，儒家思想文化长期以来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孝”是儒家价值观念的核心之一，普通老百姓将“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事妻子”作为一种义务，乡村至今还保留着儿子继承遗产与养儿防老的习俗。传统文化的这种影响甚至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家庭为其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生活上的关心和精神上的慰藉，家庭保障在农村保障中起着核心作用。可见，传统文化和现行的土地政策共同强化着农村的家庭保障，政府通过对这种家庭保障的正确引导，一方面使之在农民可以进行一定的社会流动的情况下，维系着农村的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有可能集中精力和财力来解决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然而，家庭保障毕竟是一种非制度化、非社会化的保障形式，它的存在不能取代政府在农村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义务，而且它也越来越不能适应农业规模化、非农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新趋势。
在农村实施社会保障制度需要政府和农民的共同努力，也就是说，除了国家财政予以必要的扶持以外，农民自身也应缴纳一定的社会保险费用。可是这种并不为过的要求，却难以得到农民的理解和支持。农民作为小生产者，看中的是眼前的现实利益。他们希望得到政府的关心，希望政府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以维持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由于其过于现实的考虑，他们不会付出自认为并不必需的支出。比如在未生病的情况下，农民不愿付钱去配合政府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年轻人则认为养老是件非常遥远的事，几十年后还不知道国家会执行什么样的政策，因而对参保不感兴趣。农民过于现实的考虑和不愿缴费的心理，往往又被以下两种现象所强化：一是基层政权机构和干部的乱收费，二是一些干部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它们都加深了农民对政府推进农村社会保险的努力的怀疑和不信任。如果说服农民缴纳社会保障的个人基金，需要较高的社会成本；如果强制农民缴纳，其社会风险将更大。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运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政府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时应当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既要顾及国家财政和农民家庭的经济承受力，又要考虑非经济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重新认识并充分重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中的非经济因素，有利于我们拓宽目前的研究视野，避免陷入“经济因素惟一论”。全面分析各种非经济因素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正功能和负功能，有利于我们扬长避短，因势利导，逐步建立适合当前国情的、符合社会保障发展趋势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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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儿童是指0¬—14周岁孩子【1】，中国人口调查中划分年龄阶段的第一档也是0—14周岁【2】。所以本文所指的儿童概念是指0—14周岁的我国大陆孩子（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于2005年底开展了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工作。这次调查以全国为总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采取分层、多阶段、整群概率比例的抽样方法。所以本次调查的人口数量比较新的也是比较准确的数据。全国人口中（未包括港澳台地区），0—14周岁的儿童人口为26478万人，占总人口的20.27%，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周岁儿童人口的比重下降了2.62个百分点【3】。
（一）教育方面
我国近2.7亿儿童中未入学率约1%，也即大约有270万儿童失学，这其中大部分是农村儿童【4】。我国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由1990年的96.3%提高到2000年的99.1%；小学5年巩固率由1990年的71.4%提高到2000年的94.5%；小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92%，男生为90.2%；中学净入学率中女生为48%，男生为52.2%【5】。由于发展不平衡，我国贫困地区仍有适龄儿童无法入学。
（二）健康卫生方面
我国有许多贫困儿童由于家庭经济贫困而得不到良好的健康营养与卫生医疗保证。营养不良的儿童约占9%（占儿童总人数，1997—1999年数据），相对于年龄体重不足的儿童10%（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相对于年龄身高不足的儿童17%（占5岁以下儿童的比例，1995—2000年数据）【6】。
儿童卫生保健方面投入不足，虽然在儿童计划免疫项目增加了乙肝疫苗、水痘疫苗等的接种保证了儿童的健康成长【7】，但农村中的医疗水平有限、经费投入不足，使得农村儿童保健方面出现了严重障碍。中国儿童现在有7.6万人感染艾滋病【8】，虽然相对于全国儿童总数比例不高，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三）儿童福利院服务方面
1995年全国共有儿童福利院73所，收养孤儿、弃婴和残疾儿童7000多名【9】。全国有托儿所、幼儿园共18万家，在园儿童2711万人，教职工共116万人，其中教育者87万人【10】。对流浪儿童的服务由过去通常是纳入收容遣送范畴改为专项的儿童福利范畴，到1997年底，全国已投入资金8000万元，建成72个这样的场所，能为流浪儿童提供健康检查、医疗、衣食住、非正式教育、心里咨询和行为偏差矫治等多方面服务【11】。
（四）农村留守儿童现状
农村儿童有23200万人，农村留守儿童约有5800万，农村平均每四个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结构如下：
从这图中可以得到农村留守儿童（0—14周岁）为4799.5万人【12】。
2、我国儿童福利政策与分析
为了保证儿童健康成长，国家通过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享受抚养人的连带社会保险等几个渠道，推出一系列保障儿童健康、教育的措施【13】。
这些措施有成效也有不足，分析如下：
（一）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
儿童保健与儿童计划免疫旨在保护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成长，从小就预防疾病做到了从源预防，成效非常大。
在计划免疫项目有一些项目是免费接种的，但也有一些是收取费用的，虽然近几年来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但新增的大多需要收费，本文认为收费不可取。职工子女的接种劳务费可由家属医疗或子女筹医疗项下部分报销【14】，而且职工族收入高又稳定，可以支付得起这项开支。可农村子女的这项计划免疫费用是家庭生活开支，虽然金额不大，但也是不小数目，农村农民由于“近视”效应，认为花费金钱去做免疫不划算，更有令人费解的是打三针预防就打一针或二针，原因是“打了这个没用，没有看到孩子异常，挺健康的，少打一阵可以省些钱买包奶粉”。
农村儿童保健近几年来发展很快，乡村医生医疗水平和设备大大提高和改善，儿童的健康得到了很大的保障。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国家对农村医疗卫生方面投入不足，医生得不到良好的培训和生活保障，医疗设备也相对落后，这一点城市儿童保健做得比较好。所以农村儿童保健事业不容乐观，大多数医生不具有本科学历，许多医生只是跟其他医生做了一二年学徒，参加医生培训个把月就在当地开个诊所，其中有不少是庸医，值得政府和社会关注。农村中缺乏一支良好素质的技术医疗队伍和良好医疗设备是制约农村儿童保健事业发展的直接因素。
（二）儿童抚育津贴和儿童福利设施
凡领取独生子女证的职工独生可以享受儿童抚育津贴，而且可以享受托儿补助费【15】，而农村儿童则不能享受抚育津贴。在英国，国家为家庭内第一个子女（未满16岁，学生未满19岁）每周发放10.4英镑（约合15美元）的津贴，其余子女每人每周8.45英镑。此外许多国家的政府还为婴儿提供一定的食品和婴儿用品或者提供相应的现金补助，这些津贴都是给本国国民所有的儿童【16】。这一点我们还做得不够，有些观点认为给所有儿童提供津贴有两个障碍，国家经济实力和家庭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国家经济基础条件方面本文想指出“少儿强则国家强”，我们国家若想更强大必须让儿童“强大”，从本文第一栏中儿童健康、卫生现状可以发现许多儿童有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欠缺，用一部分财政预算给儿童津贴上从国家长远战略考虑非常值得，关于如何保证津贴费用真正到儿童身上，下文再做论述。无论哪个产业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无贵贱，农民子女有权利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用家庭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限制儿童平等享受儿童抚育津贴是错误的观念，国家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利。
在儿童福利设施方面国家加大投入，目前已经建立起比较规模的托儿所、儿童福利院等，但是农村的儿童福利设施相对比较落后，从上文指出的农村留守约有5800万可以看出农村儿童福利设施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三）儿童免费教育
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年满六岁的儿童都要接受教育，从2007年开始，全国开始实行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学生只交书本费即可，从理论上保证了全国所有儿童都能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事实上，我国仍有许多儿童失学和辍学，如上文指出我国约有270万儿童失学，大部分是农村儿童，中学净入学率比小学经入学率低，儿童的教育不仅关系到儿童的一生也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兴衰。保证所以儿童能够真正完成九年义务教育是我国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儿童失学有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经济贫困所导致的。家庭经济贫困使有些父母支付不起孩子的书本费及相关费用，同时有些儿童因为家庭经济贫困引起了内心的自卑感不能与同学相处从而导致失学和辍学。
（四）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工作，留在农村所在地而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他们一般由祖父母、亲戚、邻居等照顾。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基数十分大，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就有一个是留守儿童。祖父母年龄大，知识水平低根本不能教育和监管孩子，他们只能督促不能教导，在亲朋好友家的那些留守儿童，因为不是自己生的小孩，往往不会尽心教导。许多家长也知道这一点，可是他们最无奈的事“要想出去赚钱，孩子不放在祖父母、亲朋好友家管放哪管”。可见农村的儿童设施水平比较低，政府对留守儿童问题不够重视，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人身权、受监护权、发展权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社会福利问题关系到千千万万儿童和农村的权益。
四、加强儿童社会保障的措施
国家对于保护儿童权利的许多措施取得很大的成效，儿童的整体平均素质和健康水平有很大提升，但由于政府把保护儿童利益放置于保护妇女权利一起，限制了儿童社会保障进一步发展。同时由于目前儿童社会保障覆盖面比较窄，农村有许多儿童没有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及失依儿童的社会保障做得不够到位，究其深层原因是家庭经济困难导致许多儿童失依与留守农村。有些观点认为儿童的生活水平不能与国家挂钩，这是家庭家长原因怨不得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在保护儿童权益身上，不能破坏游戏竞争规则。本文认为这种观点核心目的是倡导拉开距离，保证竞争的不对称性。中国人有一种弊病观念：自己富，则不希望别人富，喜欢别人都穷；自己穷，不希望别人变富，自己不能富则希望人人都穷，这里不做讨论。认为国家没有太大责任保护儿童权益的观点不可取，完全忽视了国家、政府的社会责任。每一个儿童的事都不是小事，不能因为个例而忽视，国家有义务保护每一个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和损失，保证农村儿童和城市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同时社会和家庭也有责任和义务保护儿童权益，本文从政府、社会、家庭三方面分析如何加强儿童社会保障。
（一）政府方面
1、儿童计划免费免疫与加强儿童保健投入
扩大儿童计划免疫项目，普及麻疹、风疹、腮腺炎联合疫苗等的接种，对计划免疫内的项目全部实行免费。由国家财政预算拨付，同时增加预付新疾病的财政预算，防止新增的疾病对儿童健康造成威胁，延长儿童免疫年龄，保证0—14周岁儿童均可获得免费免疫，切实从源头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增加对儿童保健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儿童保健投入。农村农民对卫生健康方面并不熟悉，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农村由相当一部分儿童存在营养不良，体重不足，身高不足等健康问题，如何消除这些健康问题是政府的一大任务。加大投入，培养一支素质比较高的农村医疗队、巡回各个乡村，免费为农村儿童做健康咨询，推广营养配餐，保证儿童营养健康；培养农村当地医生，提高农村医生素质与技术水平，严厉打击农村的庸医与高收费情况；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投入，更新医疗设备，特别加大对儿童常见病门诊的投入，降低医疗费用；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配备1名或若干名专业医疗师，维护当地儿童的健康权。
2、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改善儿童福利设施
（1）扩大抚育津贴范围，保证农村儿童也可以享受抚育津贴，给每一个0—14周岁儿童发放现金或购物券津贴，由于农村许多农民文化素质不高，可能会把儿童现金津贴转化为生活所用。为了保证儿童津贴真正服务于儿童可以发少许现金津贴，更多的发放购物券：0—3周岁发放奶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若干奶粉超市购买奶粉，边远山区的由超市运载到村委会，然后家长持券购买，这样可以减少家长变卖购物券；4—9周岁发放营养配餐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地点购买；10—14周岁发放食品如鱼、肉等购物券，由家长持购物券到指定的地点购买。
这里须指出一点比较好的奶粉和营养配餐一般都只是超市有，所以家长也比较愿意上超市为孩子购买。但农民没有去超市购买肉、鱼等食品习惯，一般都认为集市比较便宜又方面。可以在乡镇集市设立一换券站点，持券者持食物到站点，站点服务员见物换券给予现金补贴，站点服务员由当地银行在每次市集时派出一名工作人员即可，这样就可以避免家长因缺乏购物的选择性而不去购物，也考虑到购物券不能在自由市场流通。在这里有人会问要是这家长到站点换券之后再把食物退回买主而把钱变为他用，那该如何？首先要明确农民并不是不想为孩子营养着想，而是怕麻烦，担心在指定地点购物吃反亏，所以才不去购物而想着变卖购物券。如果给予他们方面，自然会取得预期效果，如果真是人人都是那样换到钱而退货那就真没办法了，除非看到孩子吃到食物，否则什么措施都没用，购物券更多的考虑到家长是为孩子健康着想的。
对于担心给农村儿童发放抚育津贴而引起计划生育政策难以落实，只要把抚育津贴和母亲节育联系在一起即可，母亲在一年内节育后，她的孩子即可获得儿童津贴，这样既可以把计划生育真正落实到农村，也可以保护儿童健康成长（关于母亲节育年限可以视各地具体情况而定）。
（2）增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缓解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救助问题。从农村中每4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是留守儿童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儿童福利系统是非常脆弱的。本文认为我国的福利设施建设更多是从城市角度出发的，政府及多数人认为城市时非常必要建设儿童福利设施。因为城市人“不善良”，大多数城市人不愿意照顾他家孩子、收留街上浪儿，城市居民一般都有工作，也没有时间照顾儿童，所以必须给城市中的儿童提供福利帮助。而农村人民因为善良，看见流浪儿动了恻隐之心会收留，也会愿意照顾他家小孩，农民因为时间比较空闲所以本家孩子可以很好照顾，把整个农村看成是儿童收养站，所以农村中儿童福利设施比较少。其实应该加大对农村儿童福利设施的投入，给农村失依儿童和留守儿童提供直接的帮助。同时也可以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和外出工作农民的后顾之忧，如农民工的孩子有比较好的安置，他们就会安心在城里工作，农民农忙的时候也可以专心耕作。
3、儿童教育全免费与免费午餐
（1）虽然我国实行免费九年教育，但还是有一部分儿童因为贫困而失学。对于九年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免除而且要免除书本、资料费，免费提供书本和相关资料（考虑到国家经济条件，小学不提供相关书籍，初中每门课程提供一本辅导书）。给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助学金、奖学金，而且要落实到每一所中小学（从笔者角度出发，当地县城乡村中小学暂无助学金、奖学金制度，生活补助也很少有，但并不代表学校没有贫困生，而是没有这项资金）。让每一位贫困生不会因为贫困产生自卑感和失去自信心而失学。
取消小学和初中生不能留级的规定，应该充分考虑每一位学生智力的差异性，切实提高基础教育质量。
鉴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条件，实行全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和补助有很大的困难，但至少要保证小学要全免费和补助。因为小学生往往没有判断力，很高兴能不去学校上学，要是家长因为贫困而不关心孩子学习则会产生很大的失学率。如果国家不介入会使义务教育不能落实到每一个儿童身上，所以必须对小学生一定要“狠抓”。至于初中生已有一定的判断力，知道学习的重要性，更多的会主动争取。
落实教育公平的政策，改善外来民工子弟就学条件。政府要统筹管理，提高外来务工人员待遇，增加教育设施，降低收费标准。有条件的可利用已有资源开办寄宿制学校，假期学校等，逐步建立起社会监护体系，放宽按户籍入学的政策，让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能在父母工作地入学。
（2）在乡村中小学提供免费午餐，推广营养配餐，既可以节约农村家庭开支也可以保证儿童营养健康，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4、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加强农村治安建设
留守儿童大量存在和不断增多的原因，儿童卫生健康和教育问题的产生，主要都是农民生活贫困。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家庭收入增多自然会给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与健康饮食，同时也不会“丢妻弃子”离开农村到城里打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大量存在的措施。为此，各地党委和政府要想方设法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尽快提高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
政法部门要加强执法力度，净化农村社会环境。当前农村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犯罪、吸毒、等不良现象在农村大量存在和扩散，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对留守儿童非常不利，他们缺乏判断力和控制力而容易陷入困境，所以执法部门必须对农村治安加强建设，严厉打击各种犯罪不良行为，保障农村儿童生活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
（二）社会方面
目前，我国许多公共服务部门逐步开始市场化，官办机构竞争导致了分层日益明显，拥有众多资源的机构收取高费用，于是可以投更多的资金用于改进服务设施（从而再次提高收费标准），而资源较少的机构则因为缺乏资金而难以发展，服务水平低。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已经为贫困者获得公共服务设置了经济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力量则是填补公共服务缺口的一种重要方式，政府必须支持社会力量的救助措施。
1、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
本文主张政府建设福利设施，然后由社会力量管理福利设施，但同时也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儿童福利设施领域，这里不再赘述。在儿童福利机构中，改变政府“万能型”的儿童福利行政模式，寻求管理模式社会化、资金来源社会化、服务队伍社会化的新型福利模式【17】。由专业的管理人员和专业的服务队伍管理福利设施给儿童提供人性化、个性化服务。配备专业医疗师、心理专家解决儿童困惑和心理阴影。社会应该关注福利院中儿童的成长，减少对他们的歧视和不友善，帮助儿童走出心理困境。农村福利机构更多地关注为留守儿童提供服务，在管理儿童过程中实行“一对一”管理模式，并不是要求为每一位儿童配备一位服务人员，而是在管理过程中实行个性化管理而不是大众化管理，那样会陷入“万能型”政府行政模式。
实行资金来源社会化可以扩大资金来源，保证儿童福利机构正常运转。
2、保护失依儿童权益
失依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失去生身父母和其他具有亲情关系的成人照顾的儿童，他们或是由于父母亡故；或是由于法律原因不能与自己的父母共同生活；或是其他各种原因无法得到成年人的正式照顾（更多是流浪儿童），只能由社会中的他人或是福利机构帮助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18】。对于失依儿童推行福利社会化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办法。让失依儿童有所“依”除了儿童福利院收养，更多的让社会家庭接纳，让失依儿童体会到“家”的温暖。对于家庭收养失依儿童办法在下文讨论。
3、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发挥社区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和教育作用
在社区内加强各户家长合作，把留守儿童组成几个队，并由当地服务机构或志愿者带领，家长参与监护。引导儿童积极参与思想道德的修养活动，使脱离学校和家庭的留守儿童能在社区继续接受思想道德教育。
4、发挥学校教育功能，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
学校要增强孩子对学校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对留守儿童要给予特殊的关怀，应配备心理老师，以便于对留守儿童及时疏导教育，建立留守子女家长（监护人）与学校的定期联系制度。实行多向管理，真正形成家长、学校、临时监护人共同教育管理留守儿童的教育网络系统。
学校要多活动，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许多留守儿童因为缺乏母爱或父爱而变得沉默寡言，学校应该帮助他们走出消沉，培养以学校为家，以同学友情为关爱的制度，多开展一些班级、校级集体活动，提高儿童的合作、协调能力，从集体活动中体验生活的快乐【19】。
5、社会关注及预防艾滋病在儿童身上传播
目前中国大约有7.6万儿童被艾滋病感染，预防艾滋病传播不是一个家庭可以完成的事，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合作才能预防。社会应该加强让艾滋病源远离儿童，教导儿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学校应该加强儿童思想道德建设，家庭应该关注孩子成长，不能把病源带入家庭，感染儿童。
社会对于艾滋病儿童应该给予温情关怀，而不是仅仅捐钱，这样会使儿童认为他们是被社会“抛弃”的“孤儿”。社会更多的要给予感情关怀，帮助他们树立积极的人生观，给予他们精神安慰，一个微笑、一次握手都是温馨的情感关怀。
大多人忽视儿童的恋爱，认为儿童无恋爱或没有可谈的，一般都不讨论它。但在儿童的恋爱方面，本文想指出人生的恋爱观是从儿童小时候不知觉与知觉中培养和树立的，培养良好的恋爱观（这恋爱观是人生恋爱的启蒙思想观）是儿童保持健康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家庭方面
1、农村家庭要转变观念，重视孩子的全面健康发展
留守儿童出现的诸多问题，除了农村现实生活环境的制约外，也有做父母的自身认识和观念上的偏差，大多数父母认为，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有书读就行了，很少有家长关注孩子的教育以及孩子真正需要的东西。对于孩子，他们真正需要的是家庭温暖，而家庭教育是孩子的启蒙教育，也是影响人一生至关重要的教育。良好的家庭教育气氛，有利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下一代。如果父母真是无能力教育孩子，可以在社区组成一个团体（如上文所指），由服务机构或当地知识分子志愿者给予教育指导。家长除了让孩子衣食无忧，也需要同他们建立情感沟通，一个电话可以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关心，感受到家的温暖。父母一年至少要回一次家看望自己的孩子，让孩子体会到父爱母爱。经常也要与学校联系，形成“家庭—孩子—学校”三边管理，重视孩子全面健康发展。
对于儿童的营养问题，所有农村家庭必须高度重视，并不是让孩子吃饱饭就可以，更要注意营养搭配。这一点政府、福利机构与家庭必须建立信任模式，推广儿童营养配餐，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2、家庭收养
本文认为对于失依儿童更多的实行家庭收养，家庭收养可以给孩子一个“家”的概念，让孩子有所依，使他们体会到生活的精彩，同时也可以减少福利机构人员和资金投入。
对于家庭收养首先应鼓励城市居民收养，名额不限，以不影响收养儿童正常发展为前提。本文认为鼓励城市居民收养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城市居民素质高；第二是经济基础好；第二是户籍制度。家庭收养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失依儿童长远发展和终身大事。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提供良好的家庭教育；城市居民一般都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水平较高，可以给孩子提供良好的生活保障；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由收养关系登记到城市户口，对失依儿童将来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鼓励乡镇经济基础较好的居民收养失依儿童，乡镇居民文化素质较高，经济基础较好，失依儿童进入乡镇家庭也是比较好的选择。
最后是让农村家庭无子女但确实希望收养一孩子的家庭收养。
基于这样的排序选择并不是本文观点利益化，而是基于孩子的长远考虑，若一家庭经济困难而给与他们收养，一方面增加家庭经济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儿童的长远发展，更有可能的是会被受到家庭虐待。
4、评估
本文从现行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出发，讨论如何做好农村儿童社会保障，虽然分为三个大部分：政府，社会，家庭。但其中有些措施并非一方可以完成，它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的努力。
扩大儿童抚育津贴范围和加强儿童保健措施可以保证儿童健康成长。
儿童的基础教育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也关系到国家的未来。真正落实儿童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使每一位孩子同等享受教育权，保证儿童在同一起跑线上发展。
对于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涉及到众多农民的利益，改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服务，加强农村社区建设和加强学校教育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措施，通过这项措施可以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也可以保护儿童的切实利益，培养儿童的合作精神，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家庭收养是一种有效解决失依儿童的措施，体现给失依儿童提供社会温情关怀，真正改变失依儿童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能够获得良好的发展家庭环境。推广家庭收养可以减少福利机构投入。对于家庭收养还需要注意一点，应避免儿童受到家庭暴力和虐待，所以在收养前必须考核收养者家庭背景及家长文化素质，以免家庭收养产生负效应。
在儿童社会保障方面必须加强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与联系，净化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给无助儿童多一些关怀，给农村儿童多一些帮助。
六、总结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高度重视对农村儿童权利保护，是我国各方力量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政府重视儿童福利问题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前提。社会力量加强服务范围，填补公共服务缺口就会有解决问题的可能。家庭关注儿童的全面发展是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的关键。
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复杂而巨大的工作，它涉及到千千万万儿童权利和父母的利益，但我们不能因为工作困难而放弃对儿童权利的保护，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推广儿童社会保障，使全国儿童都可以享受到社会保障发展的成果。儿童社会保障是一项“网络型”项目，许多措施需要政府、社会、家庭三方合作才能实行与落实，在儿童服务社会化过程可以提倡志愿者服务，让更多的人关心儿童的成长，构建和谐社会。本文提出的措施并不是万能的，需要在推行儿童保障过程中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不断评估与完善。
七、后语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问题，更多偏向于讨论失依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的权利保护。很少涉及残疾儿童等社会福利问题，并不是指残疾儿童社会保障不属于儿童成长过程中的社会保障范围，而是限于相关数据与篇幅条件限制以及本文在构思中是把残疾儿童社会保障划入残疾人社会保障范畴，所以没有纳入讨论范围。未出生婴儿其实也是儿童范畴，许多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与他们在母亲怀孕时期健康发育分不开的，如果从儿童大范围内讲，儿童社会保障年龄应该从母亲怀孕开始计算，但由于数据和操作性问题本文最终没有把未出生婴儿纳入讨论范围。
文中许多数据是从《2002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和相关文献获得，所以有不少数据是过时的，本文已在相关数据标出年限，其中只作本文写作参考。文中有不少观点是超越目前国家经济实力的，如国家向全社会儿童提供抚育津贴，暂时不符合国家经济现实条件，但这是我国儿童社会保障的发展方向，本文并不强调实行过激的儿童社会保障，而是从实情出发逐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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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美国社会保障署编：《全球社会保障．1995》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96年，366页。
11、[17]，王彦斌，赵锦云主编：《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昆明模式”》，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8页。
12、[18]，王彦斌，赵锦云主编：《儿童福利社会化重构—“昆明模式”》，中国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4页。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参考文献：
1.朱崇实。社会保障法［M］。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2.崔秀荣。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环境条件［J］。当代经济，2004（1）
3.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
我国社会保障体制逐步从“国家保障”向“社会保障”，从“福利型保障”向“风险型保障”转变的大背景下，如何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师社会保障体制成为一个值得社会各界认真研究的课题。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世界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经过长期的孕育和发展，已趋于成熟和完备，其教师社会保障体制也较发达。因此，我们有必要考察和比较英、美、日等发达国家的教师社会保障体制，以求启发和借鉴。
一、农村教师社会养老保险
（一）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险功能削弱
农村同样是4-2-1的家庭结构，子女的负担很重。赡养老人只有传统道德这一个约束力，而这个约束力也在日益递减。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深入，农村教师的养老观念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养儿防老的观念则在逐渐减弱。
（二）土地生产资料的功能削弱
大部分农村教师家庭已经摆脱土地的束缚，参与到现实的社会保障中。近年来农民的承包地被大量征用，补偿却是极少的土地补偿费。所以完全依靠土地来养老的选择是不可行的。
二、农村教师医疗保险
从2006年起，中央和地方财政不断增加投入，加强以乡镇卫生院为重点的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和医疗救助体系。但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并没有多大改善，主要原因表现在：
（一）经验不足
由于这一制度的长期中止，现在重新实施，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教师群众自己，都缺乏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验。
（二）资金筹集十分艰难
其中的问题是，中央财政的资金到位是没有问题的，地方财政的资金能否到位或是到位后能否持久还是一个问号，同时个人缴纳的分是以乡镇人均纯收入为基数计算的，这里就存在一个报表数与实际数的差距，如果报表数水分少，与实际接近，人民群众还能接受，否则将引起人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
（三）观念难转变
对于大多数教师群众来说，一年拿10元钱并不困难，但一旦你去向他收取这10元的合作医疗基金时，就变得十分困难。原因在于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实行过程中有太多的反复，导致了许多教师对此持怀疑态度。
（四）合作医疗管理操作难
合作医疗额外（非必要）成本过高。享受合作医疗的都是定点限额报销，村中心卫生室、镇卫生院、县医院都规定有不同的报销比例，年门诊费、住院费也规定有不同的报销额度，年累计报销也有最高限额，不得突破。
三、关于国外教师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
（一）中、美、日三国教师社会保障的相关研究
1、英国。英国教师的社会保障体制表现出这样一些特点：国家以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为载体，在社会保障体制中扮演主体性的角色；教师作为国家公务雇员和其他社会公民一样平等地纳入全社会的保障体制；其特殊的制度设计在于，教师社会保障义务由国家、雇主和个人共同承担，但教师承担的义务比例相对较小；教师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下可以享受到充分全面的社会保障而无后顾之忧。
2、美国。美国教师的社会保障体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全社会的保障体系完整，内容广泛；大部分州也是将教师作为国家公务雇员纳入现代社会保障体制；其制度设计特殊性表现为，国家、地方和教师三方承担强制性社会保障义务，教师在其中的责任和压力较小；尽管其保障程度不高、标准不一，但美国教师在工作生活中获得相对完整的社会保障。
3、日本。日本教师的社会保障体制表现出这样的特点：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社会保障机构统一、保障业务按险种采取不同层次的举办形式；教师身为国家（地方）公务员，享受国家公务员的社会保障待遇；其制度设计特殊性也表现为国家、地方政府和个人共同承担。
（二）英、美、日三国教师社会保障体制的借鉴意义
1、坚持“准公务员”取向。人民教师严格按照国家教育计划和培养目标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担负着为国家培养下一代的职责。教师的资格认定、聘用与管理的主体都是政府，因此，教师不可避免地带有“准公务员”或“公务雇员”的色彩。
2、坚持“基本保障”取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社会保障水平，这是前提。因此，我国教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应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出发，从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开始，循序渐进。
3、坚持“全面全体”取向。这是社会保障必须遵循的普遍性原则。在我国，教师社会保障的“广覆盖”原则由三个因素决定：社会保障的基本原理要求；社会的公平性要求；构筑统一的教师人才市场的客观要求。
4、坚持“多种层次”取向。在开展社会保险即基本保险的同时，还要举办好教师补充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保障项目。
5、坚持“公效结合”取向。公平与效率既互相制约又互相促进。教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也应体现出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教师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则应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责任由政府、学校和教师共同负担。既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与医疗需求以体现社会公平，业务交叉与个人缴费和贡献多少挂钩以提高效率。
6、坚持“政事分开”取向。将政府对社会保障的行政管理和保险事务经办分开，执行单位和监督机构分设，即“政事分开”。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管规划、管政策、管制度、管标准，不直接管理基金的收缴和营运：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经办，受政府和社会监督，从而有效解决机构重叠、政出多门、业务交叉、资金分散、成本上升、管理不善等问题。
四、关于我国农村中小学教师社会保障的现状综合分析
下面通过对农村教师基本待遇、农村教育基本经费等方面的分析来揭示农村教师社会保障基本缺失的现实。
（一）农村教师基本待遇低，社会保障资金缺位
1998～2002年间农村教师收入有了明显改善，绝对数增长了6039.04元，但增长速度明显慢于城市教师收入的增长。到2002年，农村教师和城市教师收入的差距甚至拉大了，前者仅相当于后者收入水平的35.26%，农村教师的收入也低于全国收入平均水平。社会保障费是基本待遇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待遇低意味着社会保障费很低或者没有。
（二）农村教师社会保障形式和筹资渠道单一，社会化程度低
长期以来，我国教师社会保障主要采取政府或学校统包形式，尤其是在农村，教师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95%依赖于所在学校和地方政府。一些地区的农村教师即使享受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但却享受不到课时津贴、公费医疗和住房补贴，甚至政策性调资也不到位或者没有。这种由学校统包的、社会化程度低的保障形式一方面加重了学校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严重阻碍了教师队伍的流动和优化。
（三）农村学生生源萎缩，农村教师面临失业压力
当前农村中、学生生源急剧萎缩，使越来越多的农村教师面临失业的压力。一旦农村教师失去教师岗位，现有的教师社会保障制度根本起不到真正的“保障”作用，同时，这也给尚未完善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制度施加了更多的压力。农村教师面临更多的失业不确定性，心理压力很大，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四）农村教育基本经费得不到保障，危及教师社会保障的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经费因各种原因得不到保障，加之农村中、学生生源的急剧萎缩，对完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极为不利。高等教育资比例不降反升，而用于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所占比农村教育基本经费得不到保障，不利于我国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教师福利待遇的提高，使农村地区的学校和地方政府根本
无力关注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问题，完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所缺乏坚实的经济基础。
五、促进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对策
本文从促进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正常运行的前提和物质基础等方面提出完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思路和相关对策。
（一）加快推进农村教师社会保障的社会化进程
所谓社会保障的社会化，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覆盖全体社会成员；二是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是法定的、完善的，管理机构必须是统一思想且具有权威的独立机构。
（二）建立和完善农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
待遇低、工资拖欠不仅影响了农村教师的工作责任心和进取意识，而且使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资金严重缺位。因此，建立和完善农村教师工资保障机制是完善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前提。如果教师的工资无法得到保证，社会保障也就真正地形同虚设。
（三）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
当前，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聘用制的广泛推行，教师职业不再是“铁饭碗”，教师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时刻面临失业的危险或工作单位的变动，教师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就显得更为重要。对于农村教师而言，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促进农村教师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重要环节。
（四）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中的责任
确保农村教育经费落实只有农村教育上了层次上了水平，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才有真正的保障。而农村教育的发展，需要政府财政的大力支持。
（五）规范管理方法和程序，理顺管理体制
我国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混乱，已严重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发展。现在我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划分成几块，分属许多部门实行封闭式的条条管理。由于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和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因此，可以考虑先建立一个协调机构，在此基础上再建立统一的教师社会保障管理机构，将农村教师与城镇教师的社会保障纳入统一规划。
六、国内对农村教师社会保障研究的评价
有关教师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与实践基本上是以城镇教师，尤其是大城市教师为主，学者们通常是在关注教育公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教育财政支持等问题的基础上来统筹考虑教师保障问题，但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问题往往被忽视了。有少数学者关注了农村教师权利保障和待遇问题，但他们更多地是从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角度来研究，未上升到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层面。农村教师社会保障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教师队伍的稳定和农村教师素质的提高，关系到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和全社会的稳定，也是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农村教师的社会保障应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更加广泛与深入。
教师社会保障问题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也是社会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在教育自身的范围内得到解决，新修订的教育法应当规定中央政府在制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时，明确而具体地陈述义务教育投入及分担比例等实质性问题，从而为解决教师工资问题提供法制层面上的根本保障，让农村教师的生活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
中文摘要……………………………………………4
英文摘要……………………………………………5
前言…………………………………………………6
一、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6
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8
三、在贫困的农村建立社会保障的重要性………10
四、对于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12
参考文献……………………………………………17
辞谢…………………………………………………18
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专业班级：
指导教师：
摘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在以农业为主的我国越来越重要了,尤其是在贫困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更是得到人们的关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从无到有发展到现在,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但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依然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保障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低，资金来源不足等。研究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并提出可行的实施方案，对于建设和谐社会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贫困地区
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research
abstract:alongwithmarketeconomydevelopment,the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hasbeenbeingmoreandmoreimportantbyagriculturalprimarilyourcountry,inparticularinimpoverishedcountryside,thesocialsecurityquestionobtainspeople''''sattention.sincefoundingofthenation,ourcountr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growsoutofnothingdevelopetothepresent,hasobtainedtheinspiringresult,butstillhasextremelyseriousissueintheimpoverishedcountrysidearea,likethesafeguardcoverageisnarrow,thesafeguardlevelislow,capitalsourceinsufficiencyandsoon.studiestheimpoverishedlocal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questionandproposedthefeasibleimplementationplan,saysregardingtheconstructionharmonioussocietyhasthevitalsignificance.
keywords:socialsecuritycountrysidesocialsecurityimpoverishedarea
社会保障是一国政府为全体国民（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因各种原因失去收入来源而生活贫困时，向他们提供的生活保障。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不考虑到我国的地区差异。我国贫困地区人口比重大，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而且集中了我国大部分的贫困人口，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更艰巨，贫困农村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更为突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紧迫性更为明显。我国目前正在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限于城镇地区，尽管从1991年开始已经在发达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商业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试点，但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地区仍是一个空白。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建立较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其迫切性及意义不亚于城镇的社会保障。
一、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现状
建国50多年来，我国部分农村地区建立了一些初步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于保障人民生活安定，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都曾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部分地区解决了部分群众“老有所医，老有所养”的问题。但是，由于它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随着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推进，它对农村社会发展的保障功能，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出来，存在多方面的弊端和问题。
（一）范围小，覆盖面窄
1994年，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乡镇虽达14854个，却仅占全国乡镇总数的31%，建立社会保障基金会的村委会仅占24％。没有建立社会保障机构的地区，尽管集体也以公益金和合作医疗基金的形式向农民收取社会保障费用，但由于个人缴纳的公益金只是赡养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社会供给性差，而且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农民没有积极性。而且大部分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以及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对农村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基本上是空白。这种情况，使国家无法对农村劳动者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极不适应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
（二）保障水平低下
由于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极低的发展水平，农民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也极其有限，所以他们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消费，也只能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保障。例如，自1992年开始在全国推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尽管民政部门和政府其他部门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但距离农民最基本的养老需求的满足尚有相当距离。农村的医疗保障制度也基本上处于同样的境地。农民很多情况下都陷入缺医少药、疗费昂贵、毫无医疗保障的窘境，社会保障无论是范国还是标准都是很低的。有调查显示，占人口80%的农村居民，仅享受社会保障的11%，可见保障水平之低。
（三）社会化程度低
目前，在我国农村推行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是真正的社会保障，而仅仅属于社区保障。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工作仅在小范围内实行。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推广，社会保障基金调剂范围小，在如何确定福利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国家没有一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数量规定。全国虽有1100个县开办养老保险，但参加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0%，积极推行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虽然解决部分群众“病有所医”的问题，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人口在保健医疗问题上对集体的依附关系，医疗保障只是社区化，而不是社会化。一般说来，经济较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亦较高，而经济不发达的西部地区，则集中了我国大多数贫困人口，许多人连温饱还未解决，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仍然很低。另外，农村地区各社会保障项目发展不平衡，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项目不全，而且各项目间缺乏有机联系，构不成整体优势。
（四）资金来源不尽合理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资金来源是以农民个人激纳为主，集体次之，国家为补充。这使国家和集体所体现的社会责任过小，不仅造成了资金来源的不足，降低了保障标准，而且也影响了农村参加养老和医疗等保障的积极性，加大了保障工作的难度。所以我国应尽快改变目前这种资金来源方式，寻找适合我国贫困地区实际情况的多渠道的来源方式。
（五）立法不健全，管理不够科学与规范
首先，管理体制不顺，表现为政出多门，管理多头。民政部门、计生委、基金会、寿险公司等机构涉及了农村社会保障，导致相互扯皮，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其次，有些地方的管理规章制度不健全，难以保证农村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再次，国内尚未立法，使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无法可依，由于多家分割，条块分割，职）权不分，缺乏监督，使本来已经够乱的管理体制更加混乱。
二、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的成因
（一）贫困地区的农村人口比重较大
贫困地区城市化仅为20%左右，低于全国20个百分点，这使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远高于我国其他地区。而且由于贫困农村城乡非农经济不发达，广大农村人口又大多积淀在农业领域。1999年，我国农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63.7%，而其它产业从业人员的比例又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农村人口比例大，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高，那么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任务和负担重，这是显而易见的。
（二）农民收入水平低下
贫困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面大，贫困率高，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其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低于其他地区。另外，贫困地区农业产值水平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低，加上非农产业落后，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扩大收入的机会也很有限。大部分地区的居民收入还处于维持生计水平的状态。收入的低下使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都很困难,根本不会考虑社会保障的问题。所以，农民收入低会严重制约其对加入社会保障网的积极性。在当前这种情况下，要农民自己出一部分钱，无疑还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三）政府财政困难大
由于一系列原因，贫困地区各级政府的财政困难较大。以1998年的统计资料为例，西部11个省区市财政收入共868.58亿元，财政支出则高达1678.21亿元，收支相抵，赤字为809.63亿元，财政赤字为当年财政收入的93%。分省区看，则各个省区市都有赤字。而东部地区地方财政既能办大事，又能有节余，并且还有潜力可挖，西部则支出不大，赤字不小，暂时也没有多大的潜力可挖。如果在现有财力的基础上再增加大笔的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地方财政可谓是雪上加霜。
很显然，贫困农村经济实力薄弱，三农问题突出，地方财力又很有限。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从总量上看首先是大笔的、而且是持续的支出，然后才是持续的受益。它的财政支付能力和农民的经济承载力的困难是问题的核心。解决支出的问题在先，办成好事的收获在后。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在先，形成良性循环在后。这是对在此地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难题所做的基本估计。
三、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性
建立和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对国民收入再分配、矫正收入分配市场失灵的有力手段，是促进社会公平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
（一）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作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动摇的目标，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尤其如此。因此我们必须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主要是防止城乡分化和农村内部分化。要防止两极分化，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便是一个重要的措施。社会保障可以在高收入和低收入之间进行分配，使整个社会收入趋于公平，这不仅可以保障老、弱、病、残等农民的基本生活，而且也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不仅是农村社会的“稳定器”，而且是经济运行的“稳定器”。
（二）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符合利益对等原则和税收公平原则
从农民的角度看，他们不仅以上缴各种费税直接为国家财政做出贡献，而且还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间接为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政资金，且这种积累方式目前还在持续。按照利益对等的原则，政府以财政资金向社会提供服务及公共产品，作为这些服务及公共产品的受益者应该包括所有向政府上交税费的人。社会保障实际上就是政府向国民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与城镇居民一样，农民应该是享有社会保障的主体。税收公平原则的标准之一就是根据受益的多少，即享受到政府提供的服务水平，一般而言，多享受服务者多交税，反之则少交税，但无论如何纳税人都应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政府的服务。因此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也符合税收公平的原则。
（三）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是贯彻以人为本，应对人口老化，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条件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执行这一国策的难点在贫困地区的农村。在农村社会保障欠缺的情况下，除了土地，养儿防老是农民生活保障的第二道防线。农村老年人在年轻时，其全部收入投入家庭，主要是子女养育上，当其年老时只能由子女尤其是儿子来赡养。在这种社会存在下，要改变几千年来在儒家传统文化中形成的“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生育观念，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我国已明文规定“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可见，只有建立健全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逐步淡化传统观念才成为可能。
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的大量转移，“空巢家庭”增多、“3859”部队成为农村主力的情况日益突出，因此农村养老压力将十分沉重，未雨绸缪是智者的选择，对于国家也是这样，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才有可能度过这段危险时期。
我们常说要提高全民素质，全民素质主要是指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而农村医疗保障的缺乏严重威胁着农村人口的身体健康。在贫困地区的农村，有不计其数的农民不是因为医疗设施不健全便是因为昂贵的医疗费用而耽误了病情。社会保障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既保障公民的生存权，也保障公民的发展权，后者主要是指保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据统计，“八五”期间，我国1.45亿失学儿童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中国的贫困地区。要改变这诸多情况，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四）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
启动内需，一个重要的出路就是启动广大的农村市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村市场是非常可观的。但是当前农民消费水平比较低，据调查，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仅拥有电冰箱8.49台，彩电27.32台，洗衣机21.87台，摩托车10.89辆。没有社会保障的农民希望为自己和家人的生老病死积攒下足够的钱，为自己孩子的成长和教育积攒基础，这样就抑制了他们对高水平的消费。农民每年增加为数不多的收入很大部分会沉淀到储蓄中去，很多研究显示，中国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要远小于城市居民。所以没有社会保障的配合，只通过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减轻农民负担和向农村提供合适的产品并不一定就能取得理想的启动农村需求的效果。
四、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因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而面临新的任务。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家庭结构的变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趋势等客观现实情况，以及过去搞的社区型社会保障的夭折，迫使我们必须建立起中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这对我们既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又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建立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必须立足我国贫困地区的基本国情，即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地区发展不平衡。我国目前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做法和国际社会保障经验，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我国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按通用的社会保障方式，即按严格的收入比例、严格的时间和地点、严格的投保年龄建立起一种规范的管理办法，在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村相当长的时间内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建立我国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指导思想是：从农村实际出发，坚持以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为目的，借鉴我国城市和国外社会保障的经验和教训，以农民自我保障为主，自助为主与互济为辅相结合，社会基本保障与家庭保障、集体保障、企业保障相结合，实现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建立一个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和生育等全方位的、城乡一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和全体农民在面临年老、疾病、生育、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诸困难时，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能享有老有所养，病有所医。
（一）加大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
覆盖面是反映劳动者消除生、老、病、死、伤、残的后顾之忧，生活于有安定感的网络之内的比例数。覆盖面越高，社会越稳定，我国社会保障城乡的差别很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和社会保障水平都很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社会保障的发展，扩大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这样就需要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资金、技术和精力的投入，建立包括养老、医疗、工伤、教育、生育等在内的全面的保障制度。
（二）采取各种措施加速农村经济发展，从而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社会保障基金的多少直接受经济发展的制约，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必然要依赖经济的发展。因此，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根本，在于加速农村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不够发达，这就要求我们全力发展经济，同时要求我们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时，保障水平不能要求过高。
（三）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步骤分期实施
一般地区，先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入手，创造条件逐步展开。经济贫困地区，根据贫困地区农村的实际情况，要把社会保险与救济救灾工作统一起来，鼓励每一位农民参加社会保险，尤其要扶持贫困户参加社会保险，提高他们战胜灾害、脱贫致富的能力。保障范围由小到大，项目由低到高。逐渐从社区化的保障制度中走出来，建立全国范围的社会化的保障制度。总之，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要顺应农民的要求，尊重农民的感情，留有余地，循序渐进，以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心理上、物质上的承受能力。
（四）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
要给我国贫困地区的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无疑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因此，建设贫困地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首先要求国家投入资金。由于我国贫困地区农村人口多，国家财力有限，单一依靠国家财政来开展社会保障工作，是极不现实的。这就需要我们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如，通过有关政策来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来强化农村集体对保障资金的投入，采取政府积极引导和农村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推行强制性养老保险和养老储蓄，建立个人账户，不论集体补助多少连同个人缴费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属个人所有，让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社会保险的积极性，鼓励农民积极参加各种商业保险，因为商业保险适应性强，能适应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
（五）加快相关立法，提高管理水平
首先，在鼓励农民自我保障的同时，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是非常必要的。而社会保障又必须通过国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证，目前社会保障在农村进展不力，举步维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保障立法滞后，比如，在许多私营、三资企业中，常常以社会保险不是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为农民工设立保险。因此可见，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贫困地区的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有法可依，使贫困的农民感觉到社会保障有了法律的保护，可以很容易地落在实处。其次，要根据我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建立多层面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的管理水平。因为地区发展不平衡是我国的国情，就是在同一村庄，户与户之间的收入也各不一样，单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很难照顾到各方面的要求。在农村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必须改变以往“政出多门”的现象。各项保障项目都设立一个统一管理的机构，统一指挥，统一领导，让保障有统一文件，有统一的人员，把事情落在实处，确实让农民感受到社会保障的益处。
（六）坚持国家政策指引，农民自我保障为主，集体补助为辅的保障原则
社会保障也有度的问题，社会保障若过于浓厚，农民从社会保障中得到的好处越多，他们就会减少劳动供给，产生一种惰性心理，只等着社会的补助，而自己不去劳动，导致社会和经济效率的损失，国家财政负担过重。所以社会保障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设法引导农民产生自我保障的意识，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保障，把集体保障作为辅助方面。务必要处理好“养穷人”与“养懒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要制订一个适度的保障标准，即社会保障的均衡点。在这一点上，既能够使低收入者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制度的保障，同时又不会丧失寻找新工作机会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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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3.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实现社会保障权，维护人权的需要。社会保障权是公民的一项重要的人权。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把“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我国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承认人人有权享受社会保障。要实现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必须尽快建立起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二、我国现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不足
1.立法层次低，法律体系不健全。社会保障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效力仅低于宪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社会保障法》仍处于起草阶段。国务院及相关部委颁布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大多以“规定”、“试行”、“暂行”、“决定”、“意见”、“通知”的形式出现，农村社会保障的相关内容，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的通知、命令等等。如民政部出台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关于进一步做好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颁发的《2002年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安排》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立法使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它带来的结果将是社会保障立法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关于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在许多方面仍属空白。目前还没有一部基本法来规范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仅有1994年由国务院颁布，2007年3月由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一部较高层次的行政法规，其他方面均缺乏法律的规定。民法、刑法、劳动法等部门法中缺少相应的配合，现有的零散颁布的各种条例、规定、通知和规定，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衔接，不能形成配套法律体系，使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
2.现行社会保障法规、规章适用范围窄。从各种有关社会保障行政法规、规章的适用范围来看，其适用对象主要为城镇的各种企业。如1999年1月国务院259号令《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事业单位及其职工，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其职工，社会团体及其专职人员。失业保险的征缴范围是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和其他城镇企业及其职工，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广大农村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的范围。:
3.实施机制弱、缺乏法律责任机制。现行社会保障法规中缺乏法律制裁措施，目前最为突出的是对挤占、挪用、截留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得不到及时的惩治。我国刑法缺乏对这些行为规定为犯罪进行惩治的条款。一些地方政府利用掌管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便利条件而挤占、挪用和挥霍的情况时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挥霍，致使农民的“保命钱”大量流失，一些地方将农保基金违规存入地方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机构有的因经营不善亏损破产，致使存入的农保基金无法取出造成损失，形成支付危机。
4.缺乏法治环境，维权意识差。在农村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缺乏法治宣传与教育，农民缺乏法律知识，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不强。法治意识淡薄，办事靠经验、凭感觉。长期以来，形成了政策盲区，维权弱势。如：有的企业通过召开职工（或股东）大会，拒绝参加社会保险。2004年12月1日颁布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加大了劳动和社会保障执法力度，在各地成立了专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使社会保障“执法形象”得到改善。加强覆盖农村的劳动保障监察员队伍的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提高农民维权意识，是改善农村社会保障执法环境的重要途径。
三、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建议
1.建立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首先，建议正在起草的《社会保障法》将农村的社会保障放在与城市同等重要的位置，有了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基本法才可以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纳入统一的法制轨道。然后在社会保障基本法律的基础上，进行急需的《农村养老保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立法工作。以及农村社会救助；农村社会福利；农村军人及军属优抚等单行法规、规章的制定。其次，建议在修改社会保障相关法律时，将能够适用农村的内容包括进去。将其中歧视、排除农村和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加以删除、把农村和农民纳入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的覆盖范围，如修改《劳动法》时，适用对象包括农村生产经营主体。在此基础上逐步制定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
2.强化解决农村社会保障的司法机制。建议在人民法院设立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庭，专门从事审理劳动和社会保障争议案件，在条件成熟后，可借鉴国外普遍实行的专门法院审判方式，建立我国专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院。既可以增加人民法院的办案效率，又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农村长期以国家救济和农民互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农民的权利意识淡弱，更缺乏法律知识，由于权利主体的强势地位，难以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昂贵的诉讼费用，因此，还可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争议仲裁和调节机构，既节约司法成本又可以省去农民的讼累和诉讼费用。另外，要加强对农民解决纠纷的法律援助和律师协助。目前律师主要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中，而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难以得到律师的帮助。诉讼费用的高昂也使困难农民望而却步，法律援助的实施可以有效地解决以上难题。
3.与其他法律部门的立法内容衔接。为保证社会保障法律规范的有效实施。建议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时增加对挪用、挤占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制裁措施；必须通过立法解决社会保险费的收缴问题，加大强制收缴社会保险费的力度，对欠缴、拒缴社会保险费的，建议在正在起草中的《社会保险法》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民法中增加对于企事业单位拒不为员工支付社会保险金的，致使员工的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的，该员工可通过提起侵权之诉寻求救济。2007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一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作为建设用地的，应当依照土地管理法等法律规定办理。而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规、规章规定土地补偿费、安置费中没有包括社会保障费用。因此，建议失地农民的养老、就业、医疗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从征地补偿费、安置费和政府土地出让金中安排，计入征地成本，由用地单位或当地政府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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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在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养老文化特别是哈萨克族养老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哈萨克族人长期以来形成了敬老爱老、社区互助、邻里帮助、家族保障、牲畜保障和以孝为核心的传统养老文化。但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对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积极引导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构建符合新疆区情的现代养老文化是我们当前要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由习俗、传统、道德、信仰、仪式、礼节、礼貌、惯例、制度、理想与价值观相关联而构成的网络。在这样一个概念中理解养老文化主要是指家庭或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物质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养老资源方面的思想观念、社会伦理、价值取向和制度规范。其中民族养老文化是指由特定的民族或地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礼节、惯例、价值观、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构成的具有独立特征、结构和功能的文化体系，是代代沿袭、传承下来的针对养老问题的基本的看法、道德规范等文化积淀。笔者认为，所谓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是指哈萨克族人长期受草原文化、游牧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熏陶而产生并代代相传的关于养老观念、养老思想、养老理想、养老习惯和养老价值观的有机统一和总称。
哈萨克族文化得以吸收各种古老文化的精华，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形成以家庭养老、家族互助、邻里帮助为主，社区互助为辅的多层次、多渠道的特殊的养老文化。其内容主要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三个方面。从内涵上看，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既有养老方面的认识，又有关于老年人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养老传统和养老习俗，主要包括关于家庭、经济和宗教方面的理念。其养老体系主要包括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自我养老等三个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具有民族性、继承性、多样性、连续性、独立性及融通性等特点。其中，以孝顺父母和敬老爱老为基础的孝文化是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和支柱。如果说西方国家的社会化养老是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可以说是哈萨克族人的一种道德观念和行为规则。家庭养老、家族保障和社区互助是这种传统养老文化的必然选择，家庭和谐和代际传递是这种养老文化的直接体现。
二、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的基本内容
(一)家庭养老
1.强调自力更生，以孝为核心。家庭养老目前是哈萨克族最主要的养老方式，也是传统的自然经济、封建伦理思想、宗教理念和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家庭养老不仅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的运行，主要靠的不是现实行为，而是源于文化的动力。哈萨克族特殊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思想和草原文化对家庭养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首先，哈萨克族人世世代代生活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中，人烟稀少，交通很不方便，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原始游牧生活。由于生活相对原始、封闭，经济不发达，所以家庭成员之间，阿吾勒之间互补性和依赖性很强，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融拾。其次，、哈萨克族人彼此相处很密切，同一阿吾勒、阿塔内的人经常在邻近的地方放牧，对方的脾气、好恶、生活状况，甚至其祖宗三代都了如指掌，虐待老人或对父母不孝者必然遭到周围人的谴责和唾骂。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认为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上下、尊卑的关系，子女有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哈萨克族人生活环境造就了哈萨克族人深沉、勤劳、坚韧、独立自主和自食其力的性格。哈萨克族老人一般健康长寿，自理能力很强，经常从事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不是干家务，就是照顾小孩或养育后代，满足自己继续付出情感和享受尊敬的需要。哈萨克族家庭非常尊敬老人，家中大事由老人当家做主，这种敬老、爱老的传统对子女的养老行为具有极强的约束力和强制力。
2.“还子”防老。哈萨克族传统家庭是以父亲或丈夫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家庭。哈萨克族家庭一般规模较大，平均家庭人口为5. 94人，以两代人为核心的主干家庭居多。多子女的家庭，在儿子长大成婚后即与父母分家，另立门户(多在父母毡房旁边设一新毡房居住)，父母身边通常要留下一个最年幼的儿子，作为养老送终的依靠。独生子一般不分家，尽赡养之职。哈萨克族传统家庭中普遍存在“还子”习俗。所谓“还子”是指每对新婚夫妇，要把婚后生的第一个孩子送给亲生父母。祖父母把孙儿当作自己亲生的最小儿女看待并加以宠爱。祖父母和孙儿之间的关系被看作父母与儿女之间的关系。哈萨克族人的还子习俗增加了婴儿的存活率，减轻了年轻父母的生活负担，让孤独老人在孙辈的身上重温自己的童年梦，找到新的生活乐趣，驱散年老所带来的忧郁，真正享受天伦之乐;在抚育过程中，老人与孙辈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还子作为促进代际关系的重要纽带，为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提供了潜在的文化支持和社会基础。
3.知足意识强，老人养老需求不高，家庭养老成本低。在哈萨克族社会中自给自足的畜牧经济和自然经济处于主导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经商意识不强烈。自然灾害、战争比较频繁，物质资料不丰富，家庭经济收人微薄，养老能力十分有限，自足意识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不知足是人最大的耻辱，知足的人是人中豪杰，人只有学会知足，其品行才能完善，不懂得知足就是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对现状不满，也被视为是一种贪婪的表现。哈萨克族人相信“荣华富贵和人生磨难”是命中注定的，不可改变，也不能怨声载道，只能容忍，满足现状。因此，哈萨克族牧民生活非常朴素，养老保障水平低，老人养老需求非常简单，只求吃饱吃好，心情舒畅，健康长寿，别无他求。
4.土地保障。草场和牲畜不仅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且是养老的可靠保障，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一般来说哈萨克族家庭都有植树造林和种草的传统。青草和树木不仅是一种防沙固沙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家庭经济和养老的基本收人来源，这为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文化支持。
5.祖先崇拜。由于哈萨克族是古代许多氏族、部落融合而成的，所以部落意识与祖先崇拜等观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其祖先崇拜意识远远超出对创世主迎萨甘的崇拜。哈萨克族人认为牢记自己七代祖先的名字，是每个哈萨克人的历史责任，给子女传授前辈的系谱，是哈萨克族父母应尽的义务。景教特别是佛教对哈萨克族养老文化都有深刻的影响，信奉佛教时期古代哈萨克人有这样一个习俗:如果老人去世，那么他的儿子、女儿或兄弟就会做一个与他相似的偶像，加以崇拜。伊斯兰教在9世纪初开始传人新疆，16一17世纪成为哈萨克族官方信仰的宗教。此后，哈萨克族传统养老观念就具有了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哈萨克人一般对自己祖先的灵魂和墓地特别崇敬，普遍认为祖先会把生命的力量赐予自己的后代。有些地区的人们在天旱时或灾年时，到祖先坟地求雨，祈求神灵保佑。这种宗教理念有利于孝顺父母、关心老人、尊重老人等养老习惯的产生和发展。
(二)社会互助
1.强调团结，热情好客。哈萨克族人主要生活在天山北部草原，地广人稀，自然环境恶劣，灾害频繁。因此，哈萨克人特别强调团结合作，认为团结是福，没有团结就不能生存。哈萨克族人作为热情好客的民族，把客人看成是真主的恩赐。哈萨克族民间有这样的话:“父母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只要沿途有哈萨克，那怕你走一年的路，也用不着带一粒粮、一分钱，也不会挨饿”，“好客人来到，羊要下双羔”。哈萨克族人过去常常以登门客人的多少作为衡量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受人欢迎、爱戴的尺度。吝音或小气者是最为人们所鄙视的。
2.互助。哈萨克族传统文化特别强调和谐，一贯以帮助别人、热爱公共事业、团结乡亲、遵行礼仪、不侵占他人财务、珍惜友情，不做乡里乡亲所厌恶的事等为每一个哈萨克族人应具备的美好品质。在草原上老人一旦遭受水灾、火灾、风灾、雪灾等自然灾害而生活困难时，部落的人都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尽力给以资助。如某出现拒绝资助的人，则会被全部落的人歧视或侮骂。如果老人欠了债务无力偿还，得了疾病无力医疗，全部落均会协助帮忙，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互相帮助被哈萨克人看作是美德，如果谁拒绝帮助有困难的，那么他就失去了被别人帮助的权利，同时还会被同部落的人看作是破坏礼俗的人。哈萨克族人的互助思想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伊斯兰教教义普遍认为孝顺父母是子女的天职、虐待父母罪孽深重，人与人之间不应互相仇视、互相伤害，而应当相互同情、相互怜悯、相亲相爱，帮助老人功德无量，人应多多行善，尊老爱幼的人是最高尚的人等等。伊斯兰教教义还规定天课是每个富人的义务，富有者必须把纯收人的一部分拿出来帮助那些老人和穷人。民间关于互助的思想代代相传，这种思想至今在民间影响颇深。哈萨克族人的这种互助思想不仅增强了本民族内部的亲和力，而且也为老年人的生活提供道义力量、生活照料及物质保障。 (三)精神保障
敬老是新疆各民族的传统习俗，哈萨克族青少年从小就接受过尊老敬老教育。哈萨克族人认为不论你年纪多大，地位多高，如果你不尊重老人，便受到人们的谴责和唾弃而威信扫地。“不论在什么场所见到老人，都要边祝福边握手，吃饭、喝茶、开会、娱乐，都让老年人坐上席，请老年人先吃，然后其他人才能吃喝。进毡房门和行路，都必须请年长者先行。老年人骑马到别人家作客，年轻人必须出迎并扶老人下马，然后牵马、饮马、卸鞍、喂马，老人临行时必须把老人扶上马。晚辈不能当着自家老人的面抽烟，更不能喝酒。如果对老人不尊敬，则会受到人们耻笑和处罚。”对长辈的尊重还表现在:青年人不得直呼长者的名字，妇女不能从长辈面前走过，要从身后绕行;在过节的这一天，要把羊头奉献给老人。在宰杀羊只招待客人进餐时，主人将羊头献给客人。客人要用小刀割下一块面额肉捧献给在席的长者。哈萨克族传统伦理道德规定年轻人必须怜悯老人，对身体虚弱和年老多病的老人应严加关怀和帮助，裹读老人普遍认为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无论老人有天大的罪过，都不能顶嘴，也不能还手，必须忍耐、礼让。这种尊老美德普遍存在，使老人心情舒畅、能够无忧无虑地安度晚年。
三、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对新疆农村养老保障的影响
(一)在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文化因素，坚持家庭养老模式的主导地位
首先，家庭和社会的和谐是哈萨克族家庭养老文化的宗旨，敬老、侍老、助老、娱老是其精髓，是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社会稳定的基石。哈萨克族人代际关系相对融洽，家庭成员之间分工明确，家庭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保障主体，也是老年人的精神乐园。如今，北疆牧民总体收人比较低，个人养老能力较差，老人对家庭的依赖正在显著增加，哈萨克族老人在物质上并没有过高的要求，只要吃饱穿暖就行，但精神需求甚高。在现实中，如果忽视精神赡养，只重物质供养，往往适得其反。哈萨克族牧区普遍存在的敬老爱老、祖先崇拜和还子传统为牧区的家庭养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家庭养老的精神养老职能是任何养老模式不能替代的。其次，北疆地区集体经济基础薄弱，国家养老方面财政投入不足，牧民参保能力有限，对于经济极不发达的北疆农村地区来说家庭养老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和现实基础，有效减轻了政府和社会的养老负担，弥补了新疆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不完善的缺陷，又为政府的养老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比较符合新疆的区情。
(二)坚持弘扬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取长补短
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犹如一把双刃剑，影响着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构建。一方面，哈萨克族传统养老文化把个人的养老、尊老行为上升到道德和宗教的层面，对个人养老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从而促进家庭幸福、代际和谐及家庭美德的建设。哈萨克族绿色文化、社会互助、氏族保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理念为社会化养老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行善，邻里互助、天课等风俗习惯为社会化养老提供了潜在的资金支持、组织保障，有利于向土地换保障、牲畜换保障等现代养老模式的过渡。哈萨克族人自古以来产生的草场公有制和团结合作、互利、互助传统以及部落、氏族意识向以合作经济为载体的农村养老模式的过渡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和舆论环境。另一方面，哈萨克族居住比较分散，家庭养老意识很强，这种家庭养老文化的强化不利于新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普及和发展。哈萨克族人的知足思想始终影响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进取心，最终会导致牧民收人的减少、家庭养老能力的弱化和牧民参保能力的下降。哈萨克族人因受封闭的游牧文化的影响，经常与世隔绝，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对社会养老保障认识不足，对于外来文化，新文化特别是现代养老文化产生一种由来已久的敌对心理，少数民族牧民普遍存在“四怕”思想，即怕政策变，怕不兑现，怕钱贬值，怕干部换，尤其害怕国家政策的大起大落，因而投保积极性不高。这种封闭保守思想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顺利普及。因认识方面的误区，部分牧民总是把农村养老保障与乱收费混为一谈，甚至有些年轻人认为父母参加农村养老保障是自己不孝顺和软弱无能的表现，感到屈辱，怕别人说闲话，从而反对父母参加养老保障。哈萨克族人的大家庭、大家族观念严重影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进行和现代生育文化的普及，导致人口快速增长，牧民收入的急剧下降，牧民自保能力、投保能力的减弱和国家负担的加重，从而妨碍家庭养老模式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变。
关键词：农村，社会保障，合作医疗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定义
农村社会保障是指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基层社区为依托，由国家、社区、公民群体及个人合作兴办，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和个人消费支出集中资金，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向农村社会成员中，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者、遭受自然灾害者、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者提供物质帮助，以保证其基本生活的需要，促进农村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制度。
二、现阶段我国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必要性
（一）现阶段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安全网
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体系，它通过对没有生活来源者、贫困者、遭遇不幸者和一切在失去劳动能力或工作岗位之后的劳动者给予救助，满足其基本生活需要、消除其不安全感、来维护社会稳定。当前，我国农民经常面临自然灾害、市场风险等不确定因素，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存在，很可能就导致农民家庭生活的不稳定，进而影响农村社会的安定团结。因而，现阶段大力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稳定农村社会的一道重要防线。
（二）实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全社会公平的调节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制度与竞争机制相联系，使社会成员间在收入分配方面不均等。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就需要运用政府的力量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社会保障的各项措施对社会成员的收入进行必要的再分配，将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适当转移给另一部分缺少收入的社会成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弥补市场经济缺陷，缓和社会矛盾。
（三）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手段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激烈的竞争必然会使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劳动岗位，从而使其本人和家庭因失去或减少收入而陷入生存危机。社会保障通过提供各种帮助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获得基本的物质资料，维持基本生活水平，从而使劳动力的再生产成为可能。有了基本生活保障，农民不再因生计问题而去破坏森林植被，围湖造田，从而会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保护。同时，通过社会各方面筹措的农村社会保障基金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投资于农业生产，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的矛盾，对农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四）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深入进行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被征地农民人数越来越多，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纯农户逐渐减少，农民分化加剧，人口流动增强，新型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步形成。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不但要求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面接纳进城农民工，而且也要求尽快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为广大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且随时接纳返乡农民工的转保。因此，加强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已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五）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中国人口政策的持续实施
当前，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然而目前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使农民在年老丧失劳动能力后，基本生活没有了保障，就迫使他们通过多生孩子来强化家庭保障。
三、农村社会保障现状和面临的问题
（一）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形式单一，水平低，覆盖面小，社会化程度低，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我国有80%的居民住在农村，但农村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的边缘，有相当一部分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保障体制之外，而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在不断扩大，2004年已达3.21/1（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2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分别占全体居民的18.3%、10.7%和13%，还没有达到国际上20%的最低标准。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打破传统农村集体、家庭和土地等故有的保障形式空间，使得农村公共福利事业发展缺乏主体
在计划经济下，国家对农村社会保障只进行适当投入，大部分主要依靠集体和家庭投入，土地作为稳定性高的一种保障手段得到充分利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集体、家庭和土地等传统保障手段的功能受到大大的削弱。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增多，农村家庭规模缩小，家庭社会保障功能不断弱化。再者，随着非农就业机会开始增加，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大量外出，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向，土地相对收入不断下降，土地保障功能也趋于下降。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更加重了农村的养老保障任务。
（三）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缺乏统一的管理办法和监督体系。从管理机构上看，突出表现为多头管理、政出多门，最终导致了一系列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关系问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因病致贫、返贫问题等。
四、我国实施农村社会保障的对策
（一）政府为主导，建立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政府的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制定社会保障政策法规并监督其执行，建立、完善和管理社会保障体系以及承担最后的财务责任。政府之所以要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的公共物品属性，同时，社会保障领域的市场失灵、政府权威及其强制力所带来的管理上的成本收益优势以及政府的最终财政责任也是其介入社会保障的重要原因。因此，必须由政府来精心策划养老、医疗、救济等社会保障计划，以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二）继续完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时与城镇医疗保险接轨
我国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然而，由于筹集资金总量有限以及政府为了控制道德风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也设置了起付线、共付水平和封顶线。当前共付部分仍然很高（共付比例在多数地区达到30%～50%），对于低收入的农民来说更难支付现金部分，这就限制了这种保险对贫困家庭的用处，贫困家庭依然因无力垫付大病的全额医疗费用而放弃求医；其次，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也就更有可能享受政府提供的补贴以及相应的医疗保障。这样客观上形成了富人越富越有保障，穷人越穷越没有保障，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转移支付和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下步政府应尽可能加强投资力度和宣传，改革医疗保障享受条件，寻求科学的缴费方式，同时建立医疗费用控制机制，缓解医疗基金的压力。与此同时，适应城镇化的需要，逐渐提高医疗基金的统筹层次，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城镇大病统筹保险接轨乃至合并。
（三）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作为合作医疗制度的补充
医疗救助制度是医疗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救助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医疗保险制度尚不普及之时，其重要性更为突出。我国大部分地区将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然而仍有少部分人群没有参保或参保了但无法享受的，而这些人群往往却是最需要救助的单位。为此，在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基础上，还应加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为确实有困难、无钱看病的人群实施医疗救助。
（四）实现社会保障与家庭保障共筹资金，建立多渠道的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筹集体系
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历了从萌芽起步到不断发展完善的半个多世纪历程，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和改革相关的规定，使得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健全和完善，并成为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一）农村社会保障的萌芽起步期—20世纪30年代至“二战”结束前
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医疗保险，萌芽于20世纪30年代初。为解决当时农村医疗设施不足及减轻农民医疗费用负担沉重等问题，首先建立了让农民参加的“普通国民健康保险互助会”（在城市建立“特别国民健康保险互助会”），但当时的农村医疗保险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1938年7月首次制定的以面向农村居民为主的“国民健康保险法”，标志着农村居民的公共医疗保险正式起步。40年代初农村医疗保险得到较快普及与推进，至“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几乎全国所有的市町村都实施了国民健康保险。这一时期，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仅限于以公共医疗保险为主的国民健康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其他社会保障尚未实施。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重建时期——“二战”结束至60年代
“二战”结束初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国民陷入极度困难中，几乎有约1／3的日本国民需要救济，否则难以生存下去。为此，1946年政府颁布了“生活保护法”。“生活保护法”指出，“国家对于生活贫困的所有国民，根据其贫困的程度，给予必要的保护、提供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以达到促进其生活自立的目的”。1950年从保障国民的最低生活水准出发，对“生活保护法”进行了全面的修改。与此同时，为了扭转因严重通货膨胀与财政困难导致农村医疗保险制度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1948年修改了“国民健康保险法”，规定由市町村公营国民健康保险，50年代中期开始相继实施开征国民健康保险费、建立保险准备金贷款及安排国库经费专项补助制度等一系列措施，使国民健康保险制度得以重新恢复并建立起来。1959年政府再次修订并颁布新的“国民健康保险法”，决定从1961年4月在全国所有市町村全面开始实施，并要求全国的农产、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均必须强制加入这一医疗保险。至此，日本面向农村居民及个体经营者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正式全面实施。
从50年代中期起，为了维护广大农民及个体经营者的利益，日本政府着手酝酿建立面向农民、个体经营者的国民养老保险制度。1959年首次颁布了“国民养老金法”，开始将原来未纳入公共养老保险制度的广大农民、个体经营者依法强制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中。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日本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均必须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并从1961年4月开始全面实施。因此，到60年代，以农村公共医疗和养老保障为支柱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并开始得到迅速普及，从而进入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均享有养老金”的时代。
（三）农村社会保障的补充、完善时期——70年代至90年代
从70年代开始至90年代，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变化，包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日本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得到补充、改革和完善。1971年制定了“儿童津贴法”并于次年开始实施，农村困难家庭的儿童津贴也被纳入其中。1973年制定了“老人医疗费支付制度”，规定凡年满70周岁以上或卧床不起的65岁以上老人享受免费医疗制度。随着人口老龄化步伐的加快，为减轻政府日益沉重的财政负担，1982年颁布了“老人保健法”，规定70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由医疗保险的有关制度共同负担。1985年修改了“国民养老金法”，规定从1986年4月开始，工薪阶层及其配偶也必须加入国民养老保险，使得国民养老保险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基础养老保险”。1986年和1991年两次对“老人保健法”进行了修改，制定了全体国民负担老人医疗费的制度。为应对21世纪的高龄化社会，解决卧床不起、痴呆等老人的照顾、看护问题，1989年制定了《高龄者保健福祉推进十年战略》，井从1993年开始在全国市町村制定了地域保健福祉计划，要求全国地方政府在21世纪到来之前应积极建设与完善供高龄者使用的各种设施。为了克服过去对老人公共护理制度的缺陷，1997年底首次正式颁布了“护理保险法”，并从2000年4月起开始正式实施。该法律规定，凡年满40周岁以上的公民均须参加护理保险。至此，到20世纪末，日本已经建立起了完全覆盖农村地区、包括广大农村居民加入的公共医疗、养老、护理等各类保险和公共福祉及老人保健等在内的、比较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二、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点
从广义上看，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涉及社会保险（包括医疗、养老、护理保险）、公共援助（如生活保护）、社会福址（如老人保健）、儿童津贴、农业灾害保险等主要方面，其基本内容与特点如下：
（一）农村社会保险
1、“国民健康保险”
一是参加国民健康保险的对象主要包括农民、个体经营者、无业者、不能享受“雇员健康保险”的退休人员及上述人员直系亲属以内的抚养家属等，亦即主要是以没有固定职业与稳定收入的群体。它适用于日本全国所有地区此类身份的市町村居民，通常又将其称为“地区保险”。
二是承担国民健康保险的保险运营主体为全国各市町村的地方政府，即以区域为单位，由地方自治体负责此类保险费的征收和管理。由于农户、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收入，因此他们须每月定期到当地的社会保障事务所缴纳国民健康保险费，其征缴办法不同于“受雇者保险”（第二、三类参保者）可事先强制性地从工资中扣除医疗保险费的做法。
三是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财源构成。
（1）主要来自于参保者缴纳的保险费，其保险费率根据各家庭的收入水平进行调整，按每户不同定额收取，各市町村对此类保险费的赋课方式、征缴数额有一定的差异；
（2）国库补助保险费的50％（远远高于其他各类的医疗保险）；
（3）被保险者个人及其被抚养的家属负担实际医疗费的30％。
四是退休人员加入国民健康保险制度。从1984年起，国民健康保险制度由原来主要面向农民和个体经营者，增加了高龄退休人员（包括从其他保险制度中退休下来的高龄者）。由于大量加入了60岁的退休者，使得国民健康保险的医疗费负担比过去加重，国民健康保险的经费收支面临新的问题。
2、国民养老保险
（1）基础养老金制度。日本的国民养老金制度，原来主要面向农民和个体经营者等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1985年国家对养老金保险制度实行了重要改革，其中最主要的是将国民养老金作为全体国民共同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具有参保资格的人员分为三类：20至60岁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第一号被保险者）；厚生养老金制度的加入者（第二号被保险者）和第二号参保者的配偶（第三号被保险者）。这种一元化的养老金制度，目的在于缓解各种养老金保险者之间原来事实上存在的负担不平等、国民养老金财政负担沉重等问题。截至2002年3月底，日本全国加入“国民养老金”的第一类被保险者累计2154万人。
（2）基础养老金的缴费办法与财源构成。基础养老金保险的加入者，按不同参保对象实行分类缴纳保险费。其中，第一号被保险者实行每月定额交纳保险费（每月为1.33万日元），凡是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对象者，个人提出并经审查后，可免予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凡加入期间在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参保者均可领取基础养老金，即“国民养老金”。加入该养老金制度40年的参保者，退休后每月可领取6.7万日元（最高金额）的养老金。基础养老金的财源构成，国库负担1／3，其余2／3来自第一号和第二号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费。
（3）实行“国民养老金基金”制度。该制度于1991年开始实行。它作为80年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产物，目的是缓解参加基础养老金的第一号参保者与其他各类养老保险参保者的差距，即向不满足于第一层（基础养老金）的人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其主要特点是：规定凡年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个体经营者等养老金的第一类被保险者，均可任意加入。凡自愿加入者，每月需交纳“附加保险费”，年满65岁后，除可获得基础养老金外，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凡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金保险费及申请加入“农民养老金基金”者，则不得再申请加入国民养老基金，已加入的中途不得退出。此类养老金的支付分为无期与有期两种，标准金额可自主选择，同时享受税制的优惠。截至2002年底，全国47个都道府县都建立了“地区型”国民养老金基金，目前加入国民养老金基金的人员有76万人。
（4）实行“农民养老金基金”制度。日本政府于1970年制定了“农民养老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制度作为农民参加国民养老保险制度的重要补充，具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自愿性，农民除了必须强制加入国民养老保险外，是否加入农民养老基金，完全尊重农民的个人意愿，由个人自愿提出申请。二是申请加入者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条件。主要包括：年龄未满60岁，属国民养老金的第一类被保险者（不含保险费豁免者），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时间达60天以上者。三是根据加入者是否有资格享受国家财政补助其缴纳的保险费，该保险基金的保险费又分为“普通保险费”和“特别保险费”。凡未满足必要条件者，个人自愿交纳一定的普通保险费，年满65岁后每月除了领取“基础养老金”外，可再领取一定数额的“农民老龄养老金”；凡满足加入上述保险基金20年、年农业所得在900万日元以下以及1947年1月2日以后出生等3个条件，还可享受保险费的国家补助。财政补助的比例依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而规定不同的补助标准。凡符合条件缴纳特殊保险费者，其年满65岁后，除可获得“农民老龄养老金”外，还可获得“特别附加养老金”。
（5）建立三类特殊群体的“基础养老金”制度。为了解决老有所养及残疾人、保险者遗属的老年生活困难问题，经过多年的补充完善，日本政府为上述三类特殊群体分别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残疾人基础养老金”及“遗属基础养老金”。上述三类特殊群体除了必须是“国民养老金”的被保险者身份外，对于他们是否享受上述具有补充性的基础养老金，对有关加入条件、基础养老金的标准等均有详细具体的规定。
3、护理保险
作为整个社会保险新的组成部分，护理保险也适用于广大农村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其主要特点：一是接受护理者为卧床不起或患有痴呆症等疾病而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患者，其中第一号被保险者限于65岁以上需要保护者。二是实施主体为各市町村地方自治体，负责征收护理保险费并具体管理护理事务。护理保险费的缴纳，第一号被保险者缴纳的保险费依收入多少而异，凡每月养老金在18万日元以上第一号被参保者从其养老金中自动扣除。三是患者是否接受护理服务，需经个人提出申请并经当地专家严格审查。四是护理保险的财源，国家负担25％，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各自12.5％，其余50％来自护理保险费。护理服务的费用标准按服务的类型及患者的身体病患程度，划分为5种不同类型，其中患者接受护理服务时，个人只负担所需服务费用的10％，缺口部分的50％由公费负担，17％由65岁以上的第一号被保险者负担，剩下的33％由40岁至64岁的第二号被保险者共同负担。这一新型的社会保险，将老龄人口的生活护理负担由过去的单一政府行为转变为包括40周岁以上绝大部分参保者的社会行为，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也为包括广大无固定职业和收入者年老之后可能出现的护理服务需求提供了更可靠的社会保障。
（二）农村公共援助（生活保护）
经过多年的补充完善，迄今为止，日本依据“生活保护法”而建立起了覆盖全体国民的“最低生活费”保障体系。凡是家庭劳动所得扣除国家规定的各项最低支出标准而收不抵支者，根据需要生活保护者的年龄、性别、家庭成员构成、所在地区类别等有关因素，核定被资助者的最低生活费标准。具体涉及的补助种类包括生活、住宅、教育、医疗、分娩、生产、丧葬等8种。生活保护的实施主体为各都道府县及市町村，业务实施机构为当地的“福祉（保健）事务所”，其所需的经费来源，国库补助3／4，都道府县与市町村分别负担其余的1／4.据统计，2000年度日本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护的家庭有75万户，受保护人口达107.2万人，其中享受最低生活费补助的人口94.3万人。以2002年度3口之家、1级地区的生活保护家庭为例，其每月的生活费补助标准平均为16.4万日元。
（三）农村福祉（老人保健）
农村福祉是广义的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农村居民的公共医疗卫生与健康保健、农村居民的其他公共福利设施等。与城市大体一样，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老龄化问题日趋突出，农村老人福祉特别是老人的医疗保健在农村社会保障中占有特殊地位。涉及老人保健的政策最突出的有两大方面：一是“老人在家保健对策”，包括老人在家服务、老人短期进入养老院以及老人日常服务等方面的政策规定；二是“老人保健设施对策”，包括建设特别养老院、一般养老院及廉价养老院等不同类型的老人保健设施。老人保健的实施主体是各都道府县、市（必须设置）及町村（任意设置）的福祉（保健）事务所。80年代以来，日本农村老人的社会保健设施建设得到普遍重视，大部分地区的农村基本普及有设施完备、条件优越的养老院等保健设施，边远农村的养老保健设施也有较大改善。截至2002年底，日本全国拥有老人保健设施2.86万所，当年利用人数48.2万人，其中加入国民健康保险的75岁以上老人保健者为1.18万人。从2001年开始，70岁以上高龄者看病的医疗费用，个人负担方式由原来的定额制（每天530日元）改为定率制，即个人负担医疗费总额的10％，上限为每月3000日元。除患者个人负担以外，目前老人医疗费的财源构成（按2002年的标准计算）：6种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共同负担66％，国家财政负担约23％，都道府县与市町村分别负担5.5％左右。
（四）儿童津贴
该社会保障制度从70年代初期的社会救济功能逐步转向目前应对低生育率的主要对策之一。包括农村居民在内，现行的儿童津贴制度规定：凡经所在市町村认定后，家庭收入低于规定标准的，生育第1、第2个孩子者，在儿童未满6岁之前，每月每个儿童给予生活津贴5000日元；若再生育第3孩子者，则每月每个儿童可获得津贴1万日元。若家庭收入超过规定标准以上，则不享受此项津贴。除此之外，还有专门针对母子单亲家庭的儿童抚养津贴，凡此类家庭的儿童直至18岁之前可领取政府的儿童抚养津贴。上述儿童津贴的经费负担，根据不同的保险者对象而不同，属于第一类被保险者的儿童津贴，国家负担4／6，都道府县及市町村分别负担1／6.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儿童津贴制度起步晚、标准低、期限短（从2000年6月起从原来仅限于补助3岁以下调整为6岁以下），且还受家庭收入水平的规定限制，因此在发达国家中仍属较低水平。
除以上外，农业灾害保险也是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该保险主要以农作物保险为主，即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范围内的损失时，由保险公司给予其损失补偿。由于农作物保险的特殊性，投保农户一般可获得85％左右的灾害损失赔偿。农业保险基金由农民投保保费和政府补贴各占50％组成，即政府根据农民投保保费总额为基础，投入相同规模的资金，共同形成农业保险基金。农业保险基金由农协组织的关联部门——“农业保险合作社”负责运营管理，其最高机构是“全国农业保险合作总社”（下设各级农业保险合作社）。农户直接与当地的基层农业保险合作社联系，办理投保、索赔等事项。
综上所述，日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特别是随着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而相应得到不断的充实和完善，并在许多方面享有与城市居民、全体国民相近的待遇。随着日本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社会的到来（2000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17.4％，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32％），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着保障经费迅速增长、医疗与养老保险负担日益沉重、各类公共保险机构赤字增加等严峻问题。就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其存在的主要问题与不足：
一是国民健康保险收不抵支。由于持续多年的经济不景气，加上加入该保险的人口中低所得和高龄者的比例较高，致使2001年度全国国民健康保险费平均缴费率仅90.8％，为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当年该种类保险收支赤字余额达4147亿日元，为1997年开始出现赤字以来的最高赤字额。
二是国民养老保险欠缴率较高，养老金资金缺口较大。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1％，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年未缴纳的国民养老保险金额大约相当于487万人的养老保险费，加上由于经济持续低迷，收入减少，被豁免缴纳国民养老保险费的人员约530万人，累计大约近1000万人未缴纳保险费，因而导致国民养老金面临巨额资金缺口。
三是地区间、各保险制度间保险费率负担及享受的保险程度仍存在一定的不公平现象。以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负担情况为例，在一些人口稀疏和高龄化人口比较突出的地区，保险费、医疗费的负担较沉重，相反在城市或城郊的同类型保险人口的负担较轻；又如农民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最高限额仅每月6.7万日元，而工薪阶层加入的其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6万日元。
四是农村低收入家庭的高龄者无法承受家庭护理服务费用、一些偏远农村老人保健或医疗保健设施不足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
三、对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几点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拥有9亿农村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起步晚、标准低，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通过考察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与基本内容，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一）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主要限于城镇为主，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以及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需求，抓紧建立健全具有我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显得日益迫切。对于有条件而又自愿率先开展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地区，应当允许开展包括农村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等试点，并成为全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受到法律的保护。
（二）坚持因地制宜与自愿原则，避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刀切”
与日本的国情不同，我国入口众多，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广大农村地区更是千差万别。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承受能力、社会保障意识较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将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历史过程，要避免强迫农民参加各种社会保险的做法，坚持自愿原则，在沿海等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开展试点，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以确保农村社会保障工作的健康进行。
（三）保持已有政策的相对稳定
通过多年的探索，我国在一些地区农村合作医疗、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诸如坚持低标准起步，坚持个人缴纳资金为主、各级财政补助为辅的原则，坚持以个人账户为主积累保险资金的方法，坚持自愿参加与政策鼓励相结合的政策措施，坚持合作医疗经费统筹、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保障相结合的制度等等，这些政策应当继续坚持，并逐步完善。国家关于农村合作医疗、养老保险的原则性意见或大政方针，要基本统一并保持基本稳定，这是稳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前提条件。
（四）协调好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既要抓紧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又要认真研究如何协调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与城市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问题。诸如农村合作医疗的个人账户资金如何统筹、农村养老保险与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如何转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城镇如何衔接等问题，都值得认真研究。
1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缺失
1.1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缺乏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主要包括农村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三方面，涉及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障，“五保”供养，优抚安置，社会救济等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需要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作为其发展的支撑。但是，目前只有200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及1992年民政部制定并颁布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农村医疗保险、优抚安置、社会救济主要以政策为导向，靠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仅数量少，而且层次低，属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
1.2已有的规章存在不足
农村养老保险由于《方案》的实施，获得较大的发展。《方案》对保险对象和参保年龄、保险金的筹措、缴费标准、保险基金的管理以及农村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使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化、规范化，民政部于1992年之后相继颁发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服务费提取使用办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会计制度》、《关于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风险管理的通知》、《关于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工作章程》等规章制度，地方各级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使农村养老保险工作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但《方案》本身存在着一些不足，表现在：第一，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上，呈现出城乡差别。城镇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而农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辅，政府政策扶持”的方针，在农业税免征后，农村集体补助在大多数地区更加缺乏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变成农民个人储蓄的积累制，形同商业保险。第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单一，基金保值增值能力差。《方案》规定，基金保值增值主要是购买国家发行的债券和存入银行，虽然保障了基金的安全性，但使其保值、增值困难大。第三，基金违规使用现象比较严重。由于《方案>实施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法律规范，基金被挤占、挪用或贪污时有发生。
2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缺失的影响
(1)农村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缺乏约束，挤占、挪用资金常有发生。有的将社会保障基金借给企业周转使用，有的用来搞投资，炒股票，更有甚者利用职权贪污盗窃，致使资金大量流失，造成资金使用风险大，保值增殖困难，严重影响资金正常运转。
(2)农村社会保障政出多门。农村社会保障因项目的不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农村社会救济、社会优抚由民政部门负责，合作医疗由卫生部门负责，社会福利由民政部门、教育、卫生等部门负责。由于农村社会保障具体制定政策、执行政策政出多门，造成部门之间要么争着管，要么互相推诿。
(3)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稳定。由于立法的滞后，地方政府制定的农村社会保障政策，出台的许多措施具有行政性、过渡性、临时性特点，靠单纯的行政手段管理，制定和执行政策不免存在随意性，管理漏洞多，监督不力，国家投入的资金浪费、不到位现象严重。
(4)社会保障覆盖面小，保障程度低。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有农村社会救济、优待抚恤、五保供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刚刚开始全面推行，农村中大多数人还无法享受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水平也十分低下，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是乡村两级统筹，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了保障的程度，经济发达的乡村，社会保障程度高，经济落后的乡村保障程度偏低，而后者更为迫切需要社会保障。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主要依靠政策和行政手段推行，容易产生主观随意性，造成“人亡阵失”的后果。因此，从广大农民的需要出发，必须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立法工作，依法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明确农村社会保障的性质、对象、内容和标准，规范农村社会保障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3加快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
新修订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解决了农村税费改革后“五保”供养资金短缺的问题，使五保供养从农村集体供养转为国家财政供养。新《条例》的出台标志着“五保”工作更加规范化、法制化。作为我国第一部规范农村社会保障的行政法规，不仅为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而且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制建设提供了参考。现行农村社会保障主要涉及救灾、救助等社会救济、五保供养、优待抚恤等社会福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项目，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处于空白。
(1)加快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对已经实施的农村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农村新型医疗保险，国务院各主管部门可在全国各地实施的基础上总结经验，制定部门规章，完善实施细则。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可在原有《方案》的基础上，修订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方案(条例)》。此外，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因此各地应根据当地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特别对尚处于空白或者开始试点进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开展研究，具有前瞻性地制定农村社会保险的具体保障方法的规章或法规。在进行农村社会保障地方性法规立法时，既要考虑农村社会保障内容的特殊性，又要考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适应性及与城市社会保障的衔接性等问题，以保障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有序规范地开展。
(2)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单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开展和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急需有关方面的法律法规指导。因此，全国人大或国务院可在部门规章或地方性法规的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农村救济、农村优待抚恤等法律法规，使农村社会保障内容具体化，规范化、法律化，增加其可操作性。为国家出台综合性社会保障基本法律提供参考。
(3)制定农村社会保障基本法律。全国人大根据地方性法规和单项法律法规实施的情况，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原则、保障的主要内容及形式、管理体制、资金来源与发放、保障项目的标准、社会保障的监督、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以统领各单项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确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4)增强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意识。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重点是农村社会保障的立法工作，但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出台后，农民是否接受，是否满意将影响着法律法规的执行效果，因此不可忽视农民社会保障法律意识这一问题。农民养儿防老，以地养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加之农村大部分地区经济落后，农民收入较低，缴纳社会保障金比较困难，因而农民的社会保障意识还很淡薄。增强农村干部和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意识是健全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条件，是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实施的保证。要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使农民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重要性，积极参加，从而为农村社会保障的推进，为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宋斌文.当代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