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文化的前因后果
鉴于文化概念极其复杂的歧义性使得定义文化概念的种种努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于困境的教训，本文的“文化”一词仅指向文化的核心—哲学。
1.西方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前因后果关系的重构 近代以来，科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日趋断裂成为“鸿沟”彼岸的“两极”。其直接后果：一是导致了“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双峰对峙”。二是导致了人文科学的危机，人文科学曾经生机勃勃的时光一去不复还。三是导致了科技完全脱离人文的指引而走向异化。
正是在科技与文化关系断裂及其衍生的日益严峻的现实面前，西方思想界展开了科技与人文之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努力。1977年8月11日-19日，在第15届国际科学史会议上，李约瑟博士提出了“将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征象”的观点。1998年1月，在诺 贝尔奖得主的巴黎集会上，其宣言的开篇便是：“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该语无疑蕴涵着这样一种基本判断一一科技与人文关系断裂其根源在于西方原子论哲学文化背景，而在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哲学文化气一元论智慧中科技与文化的关系呈现的则是另一番情景，并有助于克服科技人文关系断裂所导致的人类生存危机。致力于科学技术（包括医学）与文化之间沟通的努力，“中美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学术研讨会”称之为“合理重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实际上只是还科学技术与文化本然关系的真面目。因为，“所谓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正是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过程中形成的两种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它们应该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2.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中科学与文化的“共轭”关系 袁立指出：“在中华科学学术体系中，社会政治科学必须以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其中对人文学术的把握又是从自然科学成果到社会科学成就间的必然联系环节”，“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可冀先生的观点，这种关系即“共轭”关。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因后果
文化是医学诞生的土壤，中医学作为人类医学文明具体形态之一，其成长同样是一个文化过程，其发生、发展与变化同样离不开在相应文化中的前因后果。
1.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步演进 据笔者与诸多同仁的研究结论，中医学在其身后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古代文化始终保持着同步演进的关系，这种“同步”主要包括两个内涵：首先是性质上的同步。如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的以表知里、类比推理、类比说理医学实践与气一元论哲学文化背景相呼应；宋元时期理学思想的广泛渗透与“辨证论治”思想的全面推行；明清时期随着西方原子论哲学思想的东渐，出现了医学的本体论实践等。其次，是高峰时相以及高度上的同步。每一次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都伴随着一次中医学的发展高峰，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医四大经典的问世，标示中医学发展的第一次高峰并从零星的积累走向体系的形成；晋、隋、唐时期，我国传统文化发展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同样带来了中医学发展的第二次高峰，出现了医学高度综合及其伴生的分科兴盛局面等。
2.中医理论的哲学化 中医学理论有着浓重的中国古代文化色彩，有人把这一特点称之为“中医学的哲学医特征”。笔者则主张用“医学理论的哲学化”来进行概括。
2.1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 中医学的一系列概念的确大量地来自于哲学概念的移植嫁接改造应用，归纳起来有精、气、隐显、有无、形神、阴阳、五行等所派生出的数量可观的医学概念，如脏腑之精(气）、藏象、形脏、神脏、脏腑阴阳、五脏系统之间的生克、胜复、制化、乘侮、母子相及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的这种移植与嫁接决不是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这主要因为这种运用无一不是“改造”中的运用，且不论嫁接等情况，即便是不经嫁接的概念，在中医学中常具有不同于哲学的内涵；另外，经过移植，同样的概念也常并不保留哲学领域中的全部运用特征。
2.2哲学理论作为说理工具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的多学科知识在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又提供了重要的说理工具。如精气学说使藏象学说构建了精为脏腑精气生成之源、精气运行不息促进脏腑生理机能的藏象理论。阴阳学说用于说明脏腑的阴阳属性，脏腑精气分阴阳，阴阳的对立统一推动脏腑的生理机能活动，并维持了脏腑自身的协调平衡的理论等。
2.3哲学命题作为推理前提 在中医学术史上，历代医家不仅运用取象比类于比喻说理、论证阐发，而且运用类比推理以发见新知。就藏象学说而言，据笔者的研究结论，藉类比推理所发生的主要理论成果甚多，如心化赤为血、肺气“肃降”、脾宜升则健、肝主疏泄、肾者主蛰等。
综上可见，“医易同源”“医道同源”与“医儒同源”正是对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千丝万缕联系的概括。
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同
中医文化十分广泛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众多学派的理论成果，但中医文化又决非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械的拷贝甚至抄袭，其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理论思想的高度上呈现的是同中有异的关系，这又为中医文化研究构思提供了最终的依据。
1.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同 就研究的对象看，中医学研究的是人，“人的存在……是儒家的基本关注之点”。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国两个重要学派一一儒家与道家，差不多都是以生命为其根本”。
更为本质的是，中医学视野中的人乃“形与神俱”的完整的人，身心一元的人，而且是把这一完整的人放在天地自然、社会这一最为广阔的背景和联系中来进行考察的，即要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素问·气交变大论》）。这又与中国古代文化“究天人之际”的要求与对象相契合。如《汉书·司马迁传》说：“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北宋哲学家邵雍所主张：“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等。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在研究对象的重叠上至少有3点：一是人以及人的形与神俱规定；二是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界宇宙的关系；三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称人与社会的关系。
2.中医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异 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象在相同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一面，所不同者乃侧重点与理论目标不同。正因为侧重不同，中医学的援哲人医既体现了哲学理论的运用，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哲学理论，如《论语·乡党》记载：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季康子送药，孔子拜谢接受，然后说：“我孔丘不了解这药的药性，不敢吃啊”。可知孔子于医之未达，也正好说明中医学的补充发展作用。
梁漱溟先生总结自己一生的思想来源时说：“中国儒家、西洋生命派哲学和医学三者，是我思想从来之根柢”。日本学者小野泽精一等针对日本中国思想研究中疏落医学的问题指出：“历来的哲学史中没有把医学思想纳入，倒是应当奇怪的事”。
中医西传历经300多年，时至今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传统的中医学与现代西方医学共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西医学都是“研究人体生命过程以及防治疾病的科学体系”。可见，二者至少具有三点共性，即研究对象相同—— “人体生命过程”，目标一致—— “防治疾病”，且都是“科学体系”中的一员。但是，二者的语言文化差异折射出中医学文化所具备的人文特征和西医学文化，尤其是现代西医学文化，所具备的典型的科学特征。
语言是文化的结果，一个民族所说的语言是这个民族总的文化的反映；但也可以说，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部分，⋯ ⋯语言与文化都共同发展了几千年 。
1 象形文字、拼音文字与思维模式
中国文字是3 000多年以来一直保留着象形书写法(与拼音书写法相对)的唯一文字。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注：东汉·许慎撰，我国第一部收字齐全、形音义综合考辨、编排科学而系统的字典]与《黄帝内经》所反映的思维模式、哲学观念以及人体解剖、疾病和治疗知识，得出以下结论：《说文》中蕴涵的中医学知识与《内经》一脉相承；《说文》所体现的“天一地一人”宇宙思维模式与贯穿《内经》的“天一地一人”生态医学思维模式同出一辙；作为《内经》理论基础的“气、阴阳、五行”学说可通过《说文》追本溯源；《说文》主要通过分析汉字的造字结构、追溯汉字源流及本义，是研读《内经》以及探索研究中医学起源的重要书籍。以象形字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及其所代表的意义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保守性。这对于促进中医学家的类比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发展，以及用《内经》奠定的这种思维特点去影响其后的历代医家，发挥了无形的巨大作用。从阴阳、五行、精、气的象形字到《内经》广泛的取类比象，再到明清医籍对字的形音义的校勘、考辨，都显现出中医学思维之链中象形汉字的深远影响。
英语是拼音文字。英语单词的“形”与发音直接联系，对其语义的理解是以听觉为基础，从而跳出了以事物具体形象为材料的视觉思维框架，为发展以抽象概念为基础的逻辑思维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抽象推测、概念思维和范畴区分以及对这个世界力求得出客观判断的传统。实际上，医学英语词汇中所含的纯英语词汇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医学英语词汇都是由医学词缀通过构词法拼缀而成的，而医学词缀多来自拉丁文和希腊文词素。由于深刻的结构性差异(包括世界观、思维模式乃至语言)，产生了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和翻译的极大困难。从一种文化角度研究另一文化，往往把一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都“走私”进来，而这套世界观和思维体系能否被对方文化传统接受、并相互融合呢?以“气”为例。《说文·气部》：“气，云气也。象形。”“气”在甲骨文中作“气”，象空中流动的气流，蒸发升腾，其象如云，不久消失，又为无形。因此，“气”是无形的，无处不在的，可聚而有形的(如可凝而成水)。此时的“气”可英译为air。随后，包围、充斥在人类空间的“气”，被抽象化为一种哲学意义上具有物质含义的“气”。春秋战国时期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就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医学家抓住时机，适时地将“气”引入医学。这样，“气”就成了先秦自然哲学与医学的中介、桥梁。到了《内经》时代，“气”不仅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亦是人体的基本物质，且可化而为血、为精、为津液等，它所主持的人体正常生命功能活动为“神”。《内经》的全部理论与技术，几乎无一不与“气”相关，且各种各样的“气”名目繁多，有阴气、阳气；清气、浊气；天气、地气；正气、邪气；营气、卫气；四时之气、藏府之气、经脉之气；等等。此时。“气”早已不是air，也不是energy或vital energy或atmosphere，只能是qi了。现在，对大部分西方人来说，qi已不再陌生。
2 中医学术语、西医学术语与中医英译
现代术语学所观察到“专业术语的产生大部分是由普通语言衍生而来”的情形，在中、西医学中都可以清楚地得到证明。熟悉中医用语的人应该能够察觉，中医书籍中的用字大部分是普通语言用字，且比较广泛地出现在同一成书年代的其他著作中。魏逦杰博士和文树德教授都主张将中医学的基本术语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表一般概念的日常用语，如头、脚、胸、腹、心、肝、血等；一是从日常用语所引申出来的中医学专有名词，如窍、穴、卫、邪、命门、三焦、督脉等。由于前一类用语大多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大部分文化种群都有这类概念，而且各种群所使用的不同语言也都存在着表达这些概念的词汇，因此翻译时，采用译人语的对应词应该是最准确的方法；后一类代表中医专门知识的词汇则大多源自于隐喻(metaphor)的命名方式，即由普通语言、以类比的方式形成，翻译时，可以通过字对字直译的方式加以译解，也就是将字面上的意思译出来 。如窍译成orifice，穴译成point或hole、卫译成defense、邪译成evil、命门译成life gate、三焦译成triple burner、督脉译成governor vessel。关于西医学术语，魏逦杰博士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用词构成，如fever、chill、cough、cold、influenza等；第二类则是由西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conjunctivitis、anemia、hypertension、arteriosclerosis、hyperchlorhydria等；第三类由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enuresis、lochia、pharynx、1arynx、dysphagia等。第一类词语，尽管通常由医师使用，但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而且大部分正常成人都能够分辨这些名词所指的情形为何。第二类词语中虽然有些词(如anemia、
hypertension、conjunctivitis)对一般非专业者可能并不陌生，甚至还被他们所使用，但是非专业者并无法以医学的准确性诊断出这些病情；这些名词所反应出的专业知识与一般的认知有很大的距离。第三类词语则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或设备便能加以了解或确定。魏遁杰博士认为，应该绝对避免使用纯然“严谨专业性的”第二类西医学名词术语翻译中医学概念，认为这样“必然会破坏了他(指‘译者’)意欲传达的这个知识体系(指‘中医学’)的完整性”，并相信只有第一类与第三类西医学名词术语才能用于翻译中医学概念H 。笔者颇为赞同。笔者认为，中医学术语基本上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借用自普通语言的词汇组成，如心、肝、脾、肺、肾、发热、头痛、咳嗽、心悸等；第二类由中医用以描述特定专业概念的词语组成，如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等；第三类由中医学来源词语组成，如《说文解字·广部》中的某些形声字—— 疝、疸、痈、疡、痔等。而当初西医中译时所“借用”的中医学词汇也是相应的第一类和第三类，也就是说把heart、liver、spleen、lung、kidney和measles、leprosy、malaria、epilepsy分别译为“心、肝、脾、肺、肾”和“麻疹、麻风、疟疾、癫痫”是基于全人类对人体和病的共同认识。而同时，我们也应从西医中译实践中吸取教训：采用第二类中医学名词术语翻译西医学术语所引起的中西医学概念混淆不清的状况不应在中医英译中重演。如将typhoid，typhoidfever译为“伤寒”，typhoid或typhoid fever指的是“infection ofthe intestine caused by Salmonella typhi in food andw ater”，临床表现为发烧、腹泻，甚至有血便，是肠的感染性疾病(infection of the intestine)。而中医学中的“伤寒”，广义指外感热病的总称，狭义指外受寒邪，感而即发的病变 。
3 医古文、医学英语与中医英译
让我们先观察比较一下下面两段短文：(1)“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日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素问·宝命全形论》)。(2)“Man is metazoon，triploblastic，chordale，vertebrate，pen—tadactyle，mammalian，eutherian，primate．．．The out—lines of each of his principal system of organs may be traced back，like those of other mamm als，to the fish—es．’’(L．A．B．一orradaile) 。 (译文是：人属于后生动物，系五趾，三胚层高级动物，属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纲，灵长目⋯⋯象其他哺乳动物一样，他的每一个器官系统的轮廓可以追溯到鱼类)。以上都是从“发生学(genetics)”角度来界定人生命的起源，若仅从语言学角度考察，第一段四、六字成句，文辞简练、优美，具有诗一般的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而第二段含有大量的专业术语，语句平实、严谨，属于科技英语，谈不上文辞、韵律的优美。中医学的核心知识都来源于古典文献，即“文言文”。实际上，自《内经》问世以来，中医语言就基本定格在“文言文”。而“医古文”是文言文的一种，是文学语体。由于中医学术语具有高度多义性、同义性和模糊性，医古文又异常简练、具有丰富的修辞格，因此极易造成中医语言语义模糊，并引发学术之争。因此，中医学中的“咬文嚼字”现象— — 校勘、训诂或注释中医古典著作，更是渊远流长，并延续至今，从而体现出中医学所具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特征。而医学英语语义明确清晰，所表达的理论具有可证伪性，属于科技英语，是科学语体。因此，在译介中医时，尤其是中医古典著作时，绝不能像西医中译一样仅注重传达原文所体现的医学知识，同时也应对原文所体现的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特征给予必要的关注，因为这些特征本身就是中医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基于上述观点，笔者认为应坚持严谨应用保持中医概念系统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名词术语英译原则，并在现有的基础上推出一个体现中医典籍文化的更完美的翻译体系，使建立在中医典籍文化基础上的中医学顺利、持久地走向世界。
参 考 文 献
1 夏征农．辞海[缩印本(音序)]．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2006．
2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 — 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49，170．
3 魏遁杰．中医西传与翻译问题．医学与哲学2001；22(7)：51— 54．
引言
随着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而医学人才专业能力、职业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医疗服务质量。因此，医学教育中，必须强化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在现代社会里，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已成为医学生培养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对培养专业的医学人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人文素质教育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过程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可以提升医学生的人文素质，为我国现代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1.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文明史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友爱、友善、诚信、守法、爱美”等，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优秀的精神成果，是进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丰富思想资源，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引导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而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专业、素质高的医学人才，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医学人才质量。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提供丰富的素材，让医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熏陶医学生，从而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有着直接的关联性。
2.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就当前医学教育工作来看，过重的强调医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忽略了人文素质，以至于所培养出来的医学生难以满足医疗事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医疗服务要求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医疗服务事业的从事者，医学生人文素至关重要。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仅仅是指医学专业知识的教育，同时还包括了医学人文精神修养，要求医学生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要具备人文关怀意识。随着现代医疗事业的发展，对医学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想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在进行医学教育的同时，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医学生的人文意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道德观，从而为我国现代医疗事业培养出更多的专业性医学人才。
3.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融合
3.1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构建完善的医学人文教育体系
传统的医学教育理念中，对人文素质教育还不够重视，偏重于专业技能的教育，从容使得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成为了制约他们发展的一个短板。现代社会里，对医学生人文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育理念下所教导出来的人才难以满足现代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面对这种情况，针对医学生的教育，就必须树立科学的医学教育理念，要在继承中国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基础上，以“人的全面发函理论、人文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医学教育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融合，积极构建完善的人文教育体系，从而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前面发展，不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3.2树立文化自觉意识
所谓文化自觉意识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文化的一种合理认知，换句话说，就是人们对一种文化的产生、形成过程、特色以及发展趋势都有一定的认知，能够在文化环境下增强自主地位。中国传统文化是一P重要的精神财富，能够只一人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加大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也是我国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应当自觉树立文化意识，将传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人文精神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核心内容来进行教育，将人文精神贯穿落实于医学生培养之中，从而不断提升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增强医学生的社会责任担当，引导医学生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思想观。
3.3加强医学人文师资建设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教师人文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了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医学生而言，他们深受教师的行为举止的影响，教师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可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地养成好的行为习惯，增强自身的人文素质；反之，教师人文素质差，就会影响到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为此，在医学生认为是指教育中，要加强教师的培养。教师人文素质的提高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学习，让教师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医学精神，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医学人文素质。同时，要强化教师专业知识的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文化水平，不断优化教师知识结构，从而更好地服务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3.4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环境十分重要，好的环境提高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为此，在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要想提高医学生的人文素质，就必须重视环境的营造。针对校园环境，学校应当要突出医学特色，在建设校园文化中要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人文元素融入其中，突出医学特色。在教学楼、科研楼、科学馆等建筑以及道路上可以以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来明明，如扁鹊楼、华佗路等，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校园环境，让学生在充满传统医学人文精神的环境中学习、成长，不断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
3.5开展丰富多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医学实践活动
中图分类号：G642.44； R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9-0056-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医学生的德育教育难以量化，但通过中医文化的传承，通过在急诊真实场景的体验与演练，中医文化蕴含的和谐医患关系得以体现，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思想逐步形成，医患沟通能力得以提升，通过中医文化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思想渗透，让医学生的诊治疾病过程渐渐充满人文沟通和文化认同，以培养出更多具有仁爱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大医。
参考文献
[1] 温长路.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 2010， 3（1）： 58-61.
中图分类号：G642.44； R2-4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6-1533（2016）09-0056-02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curriculum for constructing the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GENG Yun**， FANG Bangjiang***（Department of Emergency， Longhua Hospital，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0032， China）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rained relationship and contradic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current emergency medical environment， the courses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in the clinical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tudents were set up. The students can be helped to establish a good idea for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 and patient and to train some mature skills for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o as to cultivate excellent tal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KEY 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emergency teaching；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中医文化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孕育着丰富的人文元素及人文精神，漫漫历史长河里，逐渐形成了以“仁”为中心的职业道德观，它以包容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为中医学生的人文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观点认为，对中医学的认识，要从文化起步，从文化立论，这将成为中医学传承、创新、发展、振兴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1]。然而长期以来，中医文化对于医患关系的作用却常常被忽视[2]。如何借助中医文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使其服务于临床医师的成长，已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新课题。笔者所在科室承担了近年来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急诊相关的本科、研究生、留学生教学任务以及学生的临床带教任务，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近来，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急诊医患沟通相关课程的建设，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教会医学生了解病人的心理和需求、加强医学生对相关医疗法规的学习等来不断提高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取得良好效果，现介绍如下。
1 急诊医患关系现状
近年来，医患关系问题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据原卫生部统计，至2006年，我国恶性伤医事件共10 248起，到2010年上升至17 234起[3]。另据中国医院协会组织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调查》显示，每年每所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平均次数从2008年的20.6次增加到2012年的27.3次，发生医院的比例从2008年的47.7%上升到2012年的63.7%。被调查的30个省的316家医院中，96%的医院有医务人员遭到过谩骂、威胁，64%的医院有医生遭受过患者的攻击并明显受伤[4]。恶性伤医事件不仅影响了医院正常诊疗秩序，危害到医务人员生命安全，也打击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而急诊科作为医院24 h接诊患者的一线科室，医院的窗口单位，以接诊患者多、病种复杂、社会矛盾突出，且患者就诊时间无规律、病情紧急、发展变化快，以及工作风险性高、强度大、任务繁重等特点成为了医患纠纷的高发地。在急诊科人满为患的诊室里，各种争吵轮番上演，更有蛮横患者竟暴打医生。不知从何时起，治病救人的医生变成了高危职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会医学生如何解决好医患矛盾、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尤其是在应对急诊这样高风险医疗专业的时候怎样面对，成为当前医学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构建基于中医文化的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
2.1 中医传统医学文化优势
中医学历经了数千年的发展，博大精深，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防病、治病经验，也蕴含了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及医学伦理知识。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代，儒家的“仁学”就开始向医学道德渗透，无数悬壶济世的“苍生大医”从中汲取营养，留下如“杏林春暖”、“橘井留香”、“一针二命”的佳话；春秋时期《黄帝内经》中已出现了有关如何处理医者与病家关系的阐述，如第二十九篇《师传》：“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便，开之以其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呼？”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更是对医德修养等作了精彩的论述，其卷首即论述了“大医精诚”的思想：“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侯，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即提倡在医德上对病患应一视同仁，在作风上不得炫己毁人、谋取财物，在诊治上亦应努力纤毫勿失。如东汉名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言中强调医生要多为患者着想，不应“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唯名利是务”。清代名医王孟英也认为应：“医以活人为心，视人之病，犹己之病，凡有求治，当不啻救焚拯溺，风雨寒暑勿避，远近晨夜勿拘，贵贱贫富好恶亲疏勿问，即其病不可治，亦须竭心力以图万一之可生。”由古至今，传统医学文化推崇医患交流沟通，体现了医学活动的正义、公正、尊重、理解、信任、厚德、仁慈、责任和同情，充满了人性的体验、人情的慰藉和情感的相互交融。
2.2 发挥传统医学文化优势有效减少和规避医疗风险
中国传统医德思想孕育着医患和谐的思想，传统医学文化认为医患关系的指向理应是一种“为人之道”，而非仅仅是一种“为学之器”，这样的思想为现代医学人文精神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对于缓和现阶段紧张的医患关系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值得广大医学生从中汲取精华，进一步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医德修养，规避医疗风险，从而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目前，由于医患关系的特殊性以及急诊医患纠纷不断增加的现状，在临床医学教学过程中，加强对医学生急诊医患沟通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我们提出在中国传统医学文化的指引下，通过加强对医学生医患沟通意识的培养、在急诊临床实践教学活动中培养医患沟通能力等来不断提高中医学生的医学素养。
2.3 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课程的实践
2015年起，我们聚焦于“立德树人”的目标，针对目前急诊医疗环境中医患关系紧张、医患矛盾突出，开设了针对中医院校临床专业医学生临床实习时期的急诊医患沟通课程，通过基于中医传统文化构建急诊和谐医患关系教学，包括理论课程与实践训练的综合性教学，尤其是通过开展模拟急诊接诊实训的教学培养医学生的医患沟通能力，提升面对危急重症患者及家属时的临床沟通技能，具体方式如下：
1） 传统讲座模式 安排有临床经验的教师进行授课，将临床常见病例、医疗纠纷等与同学们分享，更能生动地体现实际工作中医患沟通的复杂性、重要性。
2） 急诊情景模拟 根据教学内容，教师课前准备好若干个适宜的简单案例（情节简单），可课堂上临时抽取学生模拟情景表演。演示后，教师和学生围绕其内涵和学生的表现进行简短的评价。下课前，教师进行评价和总结。
3） 学生感受分享 在急诊科建立针对实习学生的“我想说的”留言册，收集同学们面对急诊复杂医疗环境以及上级医生进行医患沟通、医患矛盾处理的感受。
通过1年以来的探索与实施，急诊科留言册上留下了许多在急诊科实习的学生们的感受：有学生表示，古代良医的精神值得敬仰，要像他们一样，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付诸于医者治病救人的实践中；有学生通过情景演练后认为，在越险恶的医疗环境中，越应该秉持友好、善意的交流态度和患者及家属沟通，表现出中医学生独有的“中医气质”；有学生表示，在急诊这样特殊的医疗场所，通过参与真实的抢救工作，通过聆听上级医生与患者家属进行临终谈话等过程切实感到生命不易，想自觉地主动地学好专业来帮助更多患者……这些切身的感受，体现出博大精深中医文化对医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3 结语
医学生的德育教育难以量化，但通过中医文化的传承，通过在急诊真实场景的体验与演练，中医文化蕴含的和谐医患关系得以体现，医学生的医患沟通思想逐步形成，医患沟通能力得以提升，通过中医文化倡导的“以人为中心”思想渗透，让医学生的诊治疾病过程渐渐充满人文沟通和文化认同，以培养出更多具有仁爱精神和济世情怀的大医。
参考文献
[1] 温长路. 中医药文化与中医学的中和观[J]. 环球中医药， 2010， 3（1）： 58-61.
医学属于实践科学，以生命为其研究目的，中医学也不例外。中医学通过解剖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之后，并没有沿着“解剖”的路线发展出与其相对应的生理学，而是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战国时期“方士”的影响下，与古代“天人哲学”相结合，形成了以《黄帝内经》为代表，以“气化学说”为学术特点的理论体系。中医学界曾对中医生理学的学科构建作出努力，但最终因无法对解剖形体作出合理解释而失败，以至民国时期，中医界人士也开始怀疑和批判中医“生理学”的合理性。通过了解中医“生理学”的学术沿革，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医学解剖形体与气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建设和完善中医生理学的理论体系。
1中医学术特点的衍变
目前，有关中医学理论起源的问题，大多认为可远溯夏、商、周三代，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建立。战国至秦汉，国家完成了统一，“诸子思想”“百家文化”逐渐融并，促进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成熟与完善。《黄帝内经》便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书的，后世医家的学术思想，都是在该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因此，《黄帝内经》一直被看做中医基础理论建立的标志。
1.1中医生理学的内容
生理学是研究生物体的功能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1］。《黄帝内经》中有关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内容，多散见于各个篇章，不成系统，但涉及面非常广泛，内容大体包括：①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变化机制，如以“天癸”为中心的男女七八节律；②人体在不同生长时期的生理特点及其机制，如根据气血的盛衰和形体的变化总结出以“十岁”为基数的“好走”“好趋”“好步”“好卧”等生理特点（《灵枢•天年》）；③饮食的消化吸收、物质代谢及呼吸机制；④人体气血运行的日节律（营卫的循行）、月节律（气血与月之阴晴圆缺的关系）、季节律（五脏主时规律）及精神活动与形气盛衰的关系、形体与气化的关系等有关人体生理的多方面内容。因此，有人把《黄帝内经》看作中医生理学的古典巨著［2］。虽然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在民国至建国前后作出了尝试，但由于中医界自唐宋以来对解剖形体的忽视，始终没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医生理学理论体系；而中医藏象学和中医基础理论都没有对脏腑实质等形体问题作出合理解释，因此均不能取代中医生理学的意义。
1.2中医生理学的理论特点
《黄帝内经》有关人体生理学内容的特点为注重“气化”，即人体生命活动是在“气化”作用下完成的。“气化”的结果，通过颜色、气味、功能、形体变化等形式在“形体”上表现出来，重视“形神并重”或“形气并重”。魏晋隋唐时期的文化，保留了汉代遗风，在医学上仍有《黄帝内经》的学术特点，只不过对生理基础的态度，已不能与汉代同日而语。首先，人们对形体解剖的认识逐渐淡化；其次，方剂学的发展也导致对医学理论的探讨从生理转向了病理和临床。受各种历史文化因素的影响及《伤寒杂病论》的广泛流传，宋代以后医家出现了“重病理”和“重气化，轻形迹”的医学观念。《伤寒论》是历代医家推崇的中医临床著作，其重要内容正如恽铁樵所说：“《伤寒论》第一重要之处为六经，第一难解之处亦为六经。”可以说“六经”是打开《伤寒论》理、法、方、药一体性的钥匙。晋唐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医家，多从运气、病理、方法论等角度立论，从人体生理学角度解读六经的少之又少。试看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一书所参考的书籍———《素问》《九卷》《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所研讨的内容———五运脏腑、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等，可以推知张仲景掌握的医学内容涉及了人体的生理、病理及诊疗等多方面；而其所讲的六经，不会限于多数医家所认为的诸如经络、六气甚或辨证方法等。如果站在人体生理的角度看六经，可以说三阴三阳理论是在“形体”与“气化”基础上，对人体生命活动规律的高度总结和概括，即“藏象系统是由五脏结构性器官按六经脏腑经络三级阴阳规律组成，内合脏腑，外应五行阴阳，六气标本是其属性”［3］。宋代以后中医学的变革，除了唐代方书盛行引发“不重辨证”的时代影响以外，最大的原因就是宋儒的发展和理学的兴起。宋明理学对中医生理学最为明显的影响就是“命门学说”。以儒家为中心，旁采佛、道两家融会而成的宋明理学，针对宇宙的本原问题，产生了“理”与“气”的争论；而“命门学说”即是明代医家对生命“本原”或“原始主宰”思考的结果。但是与理学家一样，主张“命门为人身之大主”的医家都是在“有形世界”纠缠，一直没有进入“无形之道”的境界。因此，由《黄帝内经》建立起的中医生理系统，并没有因为“命门学说”有所动摇。此外，北宋张元素的《医学启源》，把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等，以五脏为单位划为五大系统，开启了后世部分医家著书立说的基本模式。近现代“中医藏象学”“中医基础理论”及部分医家的“中医生理学”等教科书，大都为此模式。但张元素并非首创，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可以看作该模式的雏形。严格说来，这种模式是以“气化”为中心的中医“解剖学”，仍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中医生理学系统，并且忽略了脏腑实质和解剖形体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等问题。其他如李杲的“脾胃论”、朱震亨的“相火论”及其他医家对脾肾关系的论说等，基本都属于对中医学理论体系中某个部分或个别单位的功能的发挥。综上所述，中医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其学术特点也因不同历史时期文化的差异而有所衍变。中医生理学作为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包含了“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对生命的全过程及生命活动的具体机制都有详细的描述，但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唐宋以后，众医家分别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充实了中医生理学的内容，但对“形体”认识的不足，影响了后世对中医理论的准确理解。直到今天，中医的“形体”仍是阻碍中医学发展的首要问题。
2中医“生理学”的渊源
清代考据之学的兴起，影响了医学界对经典的回顾［4］。部分医家并不满足于仅对理论进行解读，更在日常生活中认真体察阴阳的变化，感悟医学的真谛，对人体的生理基础进行深入思考。明代肖京在《轩岐救正论》中总结了中医学“气化”特点。清代以张志聪为代表的“钱塘医派”，不仅发展了中医学的“气化论”，同时对阴阳的变化、气血的生成与运行之道、经络对“形体”与“气化”的沟通等生理基础性问题均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此后陈修园、唐宗海等多尊崇该学派的“气化”思想。另外，乾隆年间黄元御所著《四圣心源》的前半部分，也可视为以“气化为中心”的生理学内容。此后，西医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影响了中医界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反思。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西医“生理学”书籍由日本传入中国，更加促进了中医生理学的学科建设。
2.1生理学的概念
“生理”一词，中国古已有之，但并不具备医学意义。医学上的“生理”在光绪年间已经出现，如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1896年）载有“生理门”，严复在1898年题为“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中提到“生理之学”，1907年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编著的人体生理学著作《生理学课本》。该时期“生理学”实由日本传入，“斋田氏、高桥氏之《生理学》流传坊肆”。在此之前，“欧美新说东渐，通行之生理学为全体新论、全体阐微、全体通考等”［5］。此后，“生理学”作为学科名称逐渐在中国医学界确立，中医界相关著作也相继问世。西医入华之前，中医学界多用“医理”“理”“道”“医道”等概念来概括包括养生、生理、病理、诊疗、处方、用药等有关人体生命活动的全部内容，与现代医学生理学意义相近的名词是“内景”，但其内容主要介绍各脏器的位置、不同部位的名称及饮食的代谢过程，是人体生理的小部分内容。实际上，中医学对中医生理学的认识，受中国传统文化直接影响。
2.2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医生理学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与中国文化有密切关系。秦汉是诸子思想相互融合与各家学说逐渐统一的时期，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在此背景下日渐完善，《黄帝内经》是其代表作。中国文化向来被认为源于“伏羲画卦”，至黄帝时期进入“初期集成”，中国原始科学文化也在此时建立。尧舜时期，不仅继承了早期的“科学”，同时发展了“人文”，大家所熟知的“天人合一”观念，便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产物，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6］。因此，属于实践科学范畴的中医学，具备人文哲学属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医学属于生命科学，从考古发现和现有资料记载来看，在其理论建立之初，已经对形体解剖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7］；而中医学之所以没有发展出现代医学意义上的“解剖学”，除了中医学对“形体”的认识与现代医学不同之外，与其带有人文特点的“气化”思想有关，这并不代表中医学轻视“解剖”。后世医家对“形体”的冷漠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中医学的理论包含形体与气化两部分内容，而气化理论则与形体解剖并列存在，而非形体的附庸。因此，“形气并重”成为秦汉之前中医学最大的理论特点，这也是中医生理学的重要内容。该时期中医生理学最主要的任务是为养生修炼和临床诊疗作理论指导，与后世医界只重临床有很大差别。清末汇通医家，都“主张以中医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8］。这与中医生理学“形气并重”的特点不无关系。建国以后，伴随中西医结合的发展，中西医基础理论，即中西医生理学的结合成为中西医结合的基础目标［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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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闪增郁，张智，陈燕萍，等.《内经》奠定了中医脉学的生理学基础［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6，12（12）：888.
［3］许济泽.六经藏象系统揭秘［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2-3.
［4］李经纬，张志斌.中医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574.
［5］张如青，黄瑛.近代国医名家珍藏传薪讲稿：生理学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4：2.
［6］南怀瑾.南怀瑾选集•第四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45-154.
［7］廖育群.重构秦汉医学图像［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244.
[作者简介]唐焕韶，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范晓莲，柳州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社科部副教授，广西柳州545006
[中图分类号]G6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08―0152―03
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要求。作为培养祖国医学事业继承者和接班人，传承医学文明、先进医学文化和医学专业知识技术的医学院校，如何结合医学院校特点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在把医学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医学生的同时，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让医学生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武装头脑，培养出既有高水平的医学理论知识与技能，又有良好医德医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未来医学人才，是我们必须努力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一、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教学
理论课教学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和主阵地，要发挥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原理理论课教学主渠道和主阵地作用。教育部近年政治理论课程设置加大了实践课的教学环节比重，突出了“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这一变化为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理论课教学要紧紧围绕“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内容是什么、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和核心是什么”这些基本理论思想来引导学生理解“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抓住青年大学生、医学生根本特点，按照“实践化、人性化、教学方法创新化”要求，抓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时代特征及文化特点，融会医学专业课和医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规律特点，力求理论课教学每堂课有新的内容、新的方法、新的形式，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避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板书化、形式化、空洞化。
总书记提出：“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人文社科部“三论”教研室等部门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不断改革和创新教学环节，求新务实，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一是请进来，不定期聘请校外专家学者到学校给学生开展专题讲座。如聘请柳州市委党校教授、市委讲师团领导、企业家来校讲评邓小平是如何规划我国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柳州市作为广西的重工业城市如何实现“在全国工业城市中柳州环境最优美，在全国环境最优美的城市中柳州工业最发达”目标的，如何加大周边区域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基础建设力度，尽快实现“一小时经济圈、二小时经济带”规划；还聘请中国人民303医院、市人民医院、工人医院医疗和护理专家、先进模范人物讲授医学生的专业技能素养、人文素质养成和医疗行业优秀党员践行“三个代表”的先进事迹等。二是走出课堂，组织学生参观驻柳41军塔山战役纪念馆、柳州城市建设规划展、年产达80万台微型车产销全国第一位的通用五菱汽车公司等，让学生亲身感受革命先烈的无私奉献精神和各行业坚持科学发展观、努力工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三是利用现代多媒体技术，利用图形、模具、动漫、声像影视作品等。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效果。
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培养，打造教学名师
要生动地、高质量地讲授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程，提高理论教学效果，必须加强对理论教学教师的理论业务培训与社会实践活动，提高任课教师的教学艺术水平和社会实践经验。一是必须要让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老师每隔3～4年，就到医学行业单位挂职锻炼或下基层单位体验实践半年至1年，避免教师从学校毕业就一辈子“扎根”三尺讲台，只有理论知识、没有社会实践经验的现象。要让老师除了书本上的理论外，还有社会实际事例可讲。如下乡镇党政机关及基层医院、卫生院考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情况，考查2009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我国“新医改”方案进展，了解和收集我国在医疗改革中实施的惠民政策取得的实效，调查和记录在医疗战线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病人服务，品德高尚医术精湛、用自己的言行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医务人员。通过用这些体现党和国家关注“三农”、关注弱势群体的惠民政策，以及医疗单位、医务人员爱岗敬业的典型事迹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结合起来，构成理论与实际体会、教学引导与情感熏陶、普遍教育与榜样感染的教学主轴线。要让教师以亲身感受，融会自己的医学情感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讲得“有血有肉”，让老师讲得轻松，学生听得有味。二要对教师定期进行政治理论课和医学科普课程的轮训，组织学习、深刻领会医学院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内容、精髓。三要经常开展备课会、教学示范课等，把握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结合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医学界实际点评社会热点问题，让医学生看得到、想得到、学得到、记得牢，并指导今后的从医人生。此外，每学期要定期召开师生专题教学座谈会，让医学生反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学习的感受、效果和要求，不断提高每位教师教学艺术和水平。
三、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医学专业特色相结合的校园文化建设
优良的医学院校校园文化不仅能不断满足医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基地、示范区和辐射源。加强医学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一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电视、网络、橱窗等舆论阵地，营造医学生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氛围。要结合医学院校各自专业的特色，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融合到专业教育实践中去，要引导医学生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开展校园文化活动，使学习实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二要加强校园医学人文精神构建，寓当代中国教育于丰富多彩的文
化、科技和体育活动中。三要加强对医学生理论社团的指导和管理，发挥好医学生理论社团的重要作用。近年来，笔者所在学校及其他医学院校涌现大量医学生理论社团，如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会(简称“红色协会”)、爱国者联盟、青年自愿者协会等社团组织，它们在组织引导医学生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医学院校的大众化上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医学院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要十分重视以学习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目的的理论社团的组建、管理和指导，形成校、院(系)、班三级网络，为理论社团配备学术造诣较高、热心医学教育公益事业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和党务工作者担任指导教师，经常地聘请专家为医学生讲学。同时校、系二级党政领导部门结合党团组织活动。以党团带社团形式开展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活动，为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场地。通过形式多样、富有实效的活动，实现医学生教育与自我教育过程的有机统一，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真正内化为医学生的精神支柱。
四、突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实践教育
社会实践是从理论认知转化为行动的过程，又是经由实践检验理论是否正确的唯一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之一。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以实践的手段达到普及的目标，取得知与行的高度统一。因此，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必须坚持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针，突出社会实践教育，引导医学生躬行实践，知行结合，在实践中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一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如组织医疗队“三下乡”、“社教”、“红色旅游”、纪念革命重大节日等形式的实践服务团、宣传团、考察团，支持、指导医学生到社区、企业和村镇中宣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努力争取和借助社会教育资源，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社会实践基地的建设。二要在医学专业实习、军事训练、劳动、勤工助学以及其他社会服务活动中有机渗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使医学生在服务和接受服务中受教育，长才干。三要创新学生公寓理论学习阵地。随着教学形式和学分制改革的逐步深入，高校后勤社会化的发展，公寓文化对学生学习、生活和成才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必须加强对学生公寓的管理，大力加强公寓区宣传阵地建设，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公寓，把公寓理论学习与宿舍文化建设结合起来。
五、充分利用互联网传播平台，创建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
当前，互联网已成为科学技术信息化迅猛发展的标志性平台，已成为人类和大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工具。医学院校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充分利用网络资原，在校园网开辟理论学习新阵地。开展开放式学习和互动式学习，扩大覆盖面。要建立、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网站，设立学习、宣传和研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主题栏目。在主题网站中开设形式多样的、新颖的、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化普及化的能吸引医学生的宣传栏目，如“名师授课”、“理论寻根”、“学习动态”、“文章点评”、“师生对话”、“伟人轶事”“大师指点”等互动性好的栏目，把对当前一些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讨论作为引导医学生学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导入点，适时开展有关问答以及讨论、对话、交流活动。
加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教育是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措施，医学院校必须结合医学教育特点多渠道和多形式开展，形成理论与实践、学校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模式，同时要加强理论研究，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思路、新举措，全面深入地推动医学院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从而促进医学生思想政治和专业知识技能综合素质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一、中医学的哲学问题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
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 ──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 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 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 糯д咭谎庖谎芯渴且浴兑拙纷栽诘恼苎嘉某信岛屯贫ú⒁酝饣男问讲椭幸窖У恼苎嘉摹?/P>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 “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成人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 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 《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 “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 皇常上Я舜砉舜松H辉蛞讲豢梢晕抟祝撞豢梢晕抟剑枘芗蚨兄蛞字浠龊跆欤街擞糜珊跷摇！?/P>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中图分类号】G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2-0022-02
高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已不是封闭和单一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已经与外来文化发生了深刻渊源关系的文化系统，并且因不同外来文化从不同方向上的传入和渗透，形成了藏东卡若文化、雅鲁藏布江中、下游流域的曲贡文化以及藏北细石器文化。但是，的旧石器，与西面印度、巴基斯坦则截然不同。[1，2]
次旦扎西等一批藏学专家考证了上述现象形成的原因，认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喜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相当明显，它不仅是南亚大陆和东亚大陆之间的自然生态与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成为了两个大陆之间的文化分界线。高原虽与南亚大陆接壤，但它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北面，在地理单元上属于东亚大陆，所以它在文化系统上与其东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而不与其西部和南部的文化发生渊源关系是顺理成章的事[1，2]。”
藏族学者丹珠昂奔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列举了诸多的历史考证，专篇论述了“与印度、泥婆罗的文化交流”[3]。丹珠昂奔指出：“从历史的大背景看，在周缘民族中藏人较早受到汉、波斯等民族的影响，苯教文化即是。作为文化影响其渠道是多样的，其时间也是久远的。”“关于印度文化对藏文化的影响……是从吞弥·桑布扎去印求学、赤尊公主入藏等为始点。”[4]“学经、译经的开始，从根本上讲是以佛教为主体的印度文化对藏族的传统文化产生影响的开始。”[5]。次旦扎西等学者的考证，对丹珠昂奔著作中的“始点”说，提供了原因的说明；而丹珠昂奔介绍的认证，则是对次旦扎西等考证的佐证。我们由此看到，印度文化对藏文化影响的“始点”和“开始”，定时在吐蕃时期即唐代，比中原战国时期的经典史料《黄帝内经》记载的藏汉医学交融，要迟整整一千年。
藏医是在文化传承中形成的特色鲜明的民族医药。历史上的藏医药学不仅纵向遗传了中医药学，而且还在吐蕃时期以后大量横向吸收了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古希腊医学以及尼泊尔、巴基斯坦传统医学的许多营养。
例如，《闍罗迦集》和《妙闻集》被认为是最古老的阿输吠陀经典医著。古印度阿尤吠陀(Ayur-veda，梵文音译，意为生命之学)，是印度传统医药学(天竺医学)体系的主要代表。在《闍罗迦集》第一卷二十章二十八节中，把印度古典医学分为八科：“1.身体治疗(kayacikitsa)，2.特殊外科(salakya)，3.异物去除(salyapahartrka)，4.关于毒物、体毒、错误的配合食用而引起之异常的治疗法（vlsagarairodhi Kaprasamana)，5.鬼神学(bhutavitlya)，6.儿科学(kaumarabhrtya)，7.长生不老学(rasayana)，8.强精法(vajikarana)。”[6]以后印度佛教僧人义净，又将八科列举为：“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于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7]而藏医药《四部医典》，也将疾病分为八个学科的分支：1.普通疾病科，2.儿科，3.妇产科，4.神志科，5.创伤疮疡科，6.中毒症科，7.养老科，8.滋补壮阳科。并将“八支”写入《四部医典》原著的书名，此间明显存在阿尤吠陀医学对藏医药的影响。
关于疾病的种类，印度阿尤吠陀认为“疾病共有404种”。《四部医典》也记载说，由“龙”引起的病有101种，“赤巴”引起的病有101种，“培根”引起的病有101种，另外还有邪恶鬼祟引起的病101种。这404种疾病中，101种可不治自愈，101种可服药治疗而愈，101种经诵经祛邪可愈，101种治而不愈。这种有违现代科学的总结，显然是藏医药在未经实践检验的历史条件下，对吠陀医学“疾病有404种”主观论断的迎合。
又如，对病因的认识，阿尤吠陀认为世界是由四大元素即地、水、风、火组成。人体也由“四大”元素组成，人体是肉体与意识的统一。人死后肉体腐败，意识也随之消失，所谓“地还归地，水还归水，火还归火，风还归风，悉皆坏败，诸根归空”。《四部医典》则承袭了“地、水、火、风、空”之说，用以解释藏医药的疾病观，也体现了印度医学的影响。
阿尤吠陀还提出了气、胆、痰三体液说，认为三体液构成身体的七种成分，即血、肉、脂、骨、髓、精和经消化之食物。气、胆、痰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平衡即破坏，疾病就会产生。[8]《四部医典》则创建了“龙、赤巴、培根”为构成人体生命活动能量物质基本要素的“三因学说”，认为“龙”属气，遍于身体各部分，变化急骤；近“赤巴”则生热、近“培根”则助寒。因而“龙”病是百病之根。“赤巴”属火，“培根”属水，性重寒，“培根”乱则生寒，灭人体正常之火，虽居于上，但寒盛可注于下。三者必须平衡，太过或不足，使龙、赤巴、培根发生容量及存在部位的变化，就成为引起疾病的“三因”了。以上三体液和三因虽然不同，但在论述上也存在相似之处。
外科是古印度医学的特色之一。古印度医将外科手术操作分为切除、牵引、抽吸、缝合、摘出、划痕等多种，并能运用药物进行麻醉。擅长运用100余种外科手术器械，较合理地处理骨折、脱臼、蛇咬伤等病种。由于古印度法典常以割鼻、割耳的方法惩罚犯人，使印度整形外科十分发达。藏医药在器械的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其外科治疗方法中著名的放血疗法，也与印度医学存在渊源关系。[9]
引进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相关知识为己所用，是文化进化过程中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正常现象也可能被扭曲。借托于藏医药博大的含量和多向的吸取，有人提出了“藏医外来说”[10]，甚至以《四部医典》存在一些与古印度医学相似的内容为理由，把《四部医典》说成古印度阿尤吠陀医学的译本，据笔者考证，这都是缺乏文化根基的主观想像。
首先，在阿输吠陀经典医著《闍罗迦集》和《妙闻集》，与《四部医典》前述种类的相同之处不超过十分之一。主张“译本说”者可能没有读过原著。
其次，与《闍罗迦集》和《妙闻集》雷同和相似的内容，不是《四部医典》的核心，部分枝节内容的形似与核心的神似具有本质的差别。
再者，《四部医典》与印度阿尤吠陀医学存在根本的冲突点。例如印度民族历来把牛奉为神物，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等地都明确禁令杀牛，而《四部医典》则倡导“牛肉是最好的食物”，[11]对立于印度民族的信仰，并抗衡于印度医学的“吃山羊肉最好”之说。“译本”翻译出这样对立的内容，世界未见先例。
更重要的是，藏医药是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的民族医药，与印度医药缺乏完整理论体系具有质的差别。世界上曾经兴盛的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罗马等四大传统医学体系，在后来的发展中，欧洲传统医学与实验生物学相结合诞生了现代西医学；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则由于理论最完整、医疗实践最丰富、疗效最确切，以及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资源条件，迄今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而其他古代传统医药，均由于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随着西医的扩张，已逐渐走向消亡而渐渐被世人遗忘。世界现存的其他传统医药，多是传统经验和方法技术，在被作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产”受到关注和研究而已。唯有包括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医药体系的传承中源远流长，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层次、性质各不相同的藏医药学和印度阿输吠陀医药学，是不能等同并见的。
此外，文化传承基因才是确定学科归属的根本依据。藏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文化传承，根本在于认识论和方法论。恰恰是在这最重要的点上，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是没有建立关系的。
总之，以古印度医学为代表的非中医传统医学与藏医药的关系，类同西医与中医的关系，确实存在许多的影响和相互的借鉴，但无论他文化的贡献多大、影响多大，也是未能产生核心影响的横向的文化“扩散”和“播迁”而已。《四部医典》体现的认识论、方法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相当完整地纵向传承于中医文化，证明了藏医药和中医药的联系是直接联系、内部联系、主要联系和本质联系。而古印度医学部分经验知识的横向传递，也体现了“事物既可以出现，也可以不出现；既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事物的表面特征和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
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Bvecdict.R.F.）说：“那种想给所有的文化都贴个标签，把文化塞进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12]藏医药与印度医学为代表的相关非中医传统医药学的联系和关系，证明了藏医药文化传承的历史也大量地体现着外来文化“扩散”和“播迁”的结果，因而体现着也算丰富的间接联系、外部联系、次要联系，但这些联系只是为文化人类学如下观点作出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当不同社会的人民相互发生了直接的或间接的接触和交往，便有可能发生文化播迁现象，一种信仰、观念、风俗、医学等等从一个社会传到另一个社会，于是就使得这两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带有不同程度的相似性”，[13]即“非本质联系”。所谓“藏医外来说”，只是一种缺乏理论根基的外来的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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