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3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073-02
“三区”联动最早是在2002年由上海提出，主要是指科技园区、大学园区和社区的联动发展。本文的“三区”联动指的是城镇化和工业化下城郊农民社区、工业园区和农业产业区的联动。
一、“三区”联动的研究现状
“三区”联动涉及城镇化和区域产业优化两个研究领域。城镇化的概念最早由西班牙工程师塞尔门于1867年在其著作的《城镇化的理论问题》中提出。西方经济学关于城镇化已经有了很多成熟的理论，其流派主要有区位理论、结构理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和生态学派理论。区位理论主要包括农业区位论、工业区位论和城市区位论。区位理论认为城市是一种社会生产方式，它以社会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和物质过程在空间上集聚为特征。农业区位论从地租、农产品特征和运输成本差异出发，建立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圈层布局模式。工业区位论引入了运输、劳动力和聚集三个区位因子，确定工业生产的最佳区位及相应的工业布局。城市区位论的分支中心地理论认为，中心地为居住在它周围地域的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地方，中心地的基本功能是作为影响区的服务中心。美国城市规划学家弗里德曼把增长极模式与各种空间系统发展相结合，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认为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中，通常具有强烈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中心区和边缘区相互依存机制的形成，是通过中心区自身经济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对边缘区的支配态势。一方面，中心区通过向边缘区输送商品，吸引边缘区的资本、劳动力从而对边缘区产生着极化作用；另一方面，中心区又通过向边缘区的创新扩散、信息传播和产业关联效应带动边缘区的经济发展。王吉明（2008）认为，建设新农村和城镇化的实质和核心是要解决农民问题，消化和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化需要产业支持，要在以业兴镇、兴业强镇中不断发展特色产业、支柱产业。
从区域产业优化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经历了产业区位论、比较优势理论、增长极理论、产业集群理论、产业生态学理论等阶段。现阶段，利用产业集群的相关理论研究区域产业优化问题较为普遍，马歇尔在1890年将大量种类相似的中小型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聚现象称作产业区。韦伯等进行了工业区位理论研究，运用模型对产业集聚优势的因素进行了量化研究。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90年代系统地提出了以产业集群为主要研究目标的新竞争经济理论，把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引向了新的领域。产业集群理论强调区域分工的重要性，强调发挥区域内各种资源整合能力的作用。产业生态学要求人类在经济、文化和技术不断发展的前提下，探索合理的方法，维持可持续发展。根据产业生态学的理念，合理的产业布局要使各产业的地域聚集在结构上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各产业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协同进化的局面。
从查阅到的资料和文献来看，2010年以前国内对于“三区”联动的研究聚焦于大学校区、科技园区与公共社区三者紧密结合下区域创新互动发展模式的探讨。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以“三区”作为主题，模糊匹配搜索2005―2012年的期刊研究成果，可以查到的文献较多，其中95%的研究内容都是大学校区、产业园区（或科技园区）和公共社区之间的联动问题，针对城镇化的“三区”联动的研究文献较少。在以往的各项研究成果中，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某个市（州）城镇化、工业化某一方面如何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一题，专门针对某个城郊农民社区化、工业园区化、农业产业化联动建设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
二、“三区”联动的建设机理
“三区”联动建设机理主要基于城郊产业间的关联程度和产业集群。“三区”联动建设的依托是城郊社区，支撑是工业园区，基础是农业产业区，通过资源的聚集、共享、融合、转换，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和资源的有效配置。
产业链是以产业间分工协作为基础，以产业部门为主体，以其投入产出为纽带，依据特定的逻辑联系和时空布局形成的上下关联的、动态的，集价值链、供应链、销售链、研发链、需求链、风险链等为一体的链网状产业组织系统。产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环节反馈信息。产业链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生产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关联形态，“对接机制”是产业链形成的内模式。城郊农民社区、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区联动建设模式应建构于大量存在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交换的产业链基础上，通过市场前景比较好的、产品关联度比较强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以劳动力为联系、产品为纽带，上下联结、延伸形成的链条。
产业集群是集中于一定区域内特定产业的众多具有分工合作关系的不同规模等级的企业与其发展有关的各种机构、组织等行为主体，通过纵横交错的网络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空间积聚体。研究表明，农村产业集群显著地促进区域经济增长。Henry，Mark和Drabenstott（1996）的研究显示，美国早期80年代和90年代，产业集群是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主要表现在对扩大就业和提高企业员工收入的促进作用。Gibbs，Robert和Bernat（1998）的研究表明，在农村地区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集群内企业员工的收入比非集群企业员工的收入高13%。Todd M.Gabe（2005）对缅因州产业集群的分析显示，产业集群水平高的农村地区存在大量的商业投资，说明产业集群发展可以吸引资本向农村地区流动。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的竞争力“钻石模型”是对“三区”联动建设机制分析的经典模型。“钻石模型”强调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行动，同时关注集群与外部以及集群各要素间的交互关系。“钻石模型”揭示了在发展新型工业化、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工业产业、农业产业单一集群问题，还要关注工业产业与农业产业关联集群问题以及集群各要素（劳动力、土地、市场、环境）的交互关系。刘世锦（2003）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产业集聚与产业竞争力密切关联的阶段。此时，如果某个区域并不具备某个产业集群的条件，强行要上这种产业，失败的概率将大大增加。
工业化与城镇化以及农业产业化，为城郊社区的产业发展、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以及城郊乡村面貌的改善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主要表现为大量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工业与城市的扩张以及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有学者认为，城郊乡村社区的发展取决于农民的减少与否（张立勇，2002），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最大益处在于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解决了城郊乡村社区劳动力效率低、劳动力浪费等问题。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则较好地解决了农业边际收益较低的现状，在传统农业实现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后，农业在产业结构、产业化经营水平、科技及其他投入及保障性水平、农产品市场体系方面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投入产出率及科技贡献率等方面大幅提高，农业的天然弱质性必然会出现相当程度的改观。而在工业化、城市化及农业的现代化等市场力量的推动下，农民无论是流向二、三产业，还是从事现代农业的经营，农民收入的增长成为现实，农民的弱势得到改善，这无疑是将来农村社区发展的主要趋势。
三、“三区”联动的建设体系
都市圈中的农业由于受工业化和城市快速扩张的影响，其发展必须突破现有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走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实质就是农业生产经营市场化和社会化导向的结合，这决定了在农业生产经营中必须追求商业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
一、我国都市农业的内涵以及比较优势理论的贡献
（一）我国都市农业的内涵
我国都市农业概念的首次提出于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农科院在国内首次召开的都市农业国际（中日）研讨会。由于起源和发展历程的不同，我国都市农业的概念与西方有着本质的区别。我国的都市农业一般是指位于城市周边地区，在城乡边界模糊地区发展起来的、可为都市居民提供绿色、安全的优质农副产品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高度集约化、多功能化的农业，通常是在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由城郊型传统农业向城市型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来。因此可以说都市农业在空间范围上是一种都市边的农业。
我国都市农业概念的内涵，应是从市场定位角度出发、针对都市市场的农业，而非是地理角度上的都市中的农业。可见，我国都市农业并非是地域经济上的概念，而应该是一个市场导向的概念。
（二）比较优势理论对都市农业发展的贡献
“绝对比较优势”理论是由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的，他的理论实质上描述了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异，即当每个人生产技术存在绝对差异时，如果每个人都专门生产自己擅长的产品而去交换自己不擅长生产的产品，这样每一方都会获益，社会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而产品的成本则会降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相对比较优势”理论是对斯密的理论的发展和充实，李嘉图认为，只要生产技术存在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在机会成本上的差异，从而使个人或群体在不同的产品上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现代“资源配置”理论则认为，产品的相对成本不仅可以由技术差异决定，也可以由要素比例和要素的稀缺程度决定，在劳动力相对充裕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成本就相对较低，而在资本相对富足的地区，资本密集型产品就更具有比较优势。
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我国都市农业，不难看出一些共性的问题。首先，城市化的过程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耕地减少的形势，与普通农业区相比，市郊农业区土地资源处于劣势，都市农业应该尽量避免发展土地密集型产品。其次，都市农业发展所依托的大城市工业化程度基本都处于中、后期阶段，城市的资本和技术处于相对比较优势地位，科技农业、精准农业、设施农业等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产品潜力巨大。再次，大城市郊区人多地少的现状，客观上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这不但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如蔬菜、水果、花卉等提供了人力资源，也为配套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现在各大城市郊区纷纷推出的科技农业、观光农业、体验农业等，都是发挥其比较优势的体现。
二、比较优势理论在昆明西山区都市农业发展中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在都市农业中的应用为主线，在这里避开比较优势理论的局限性不谈，因为每个经济理论的发展都是从假设多到假设少、从特殊到一般的过程，不管是“绝对比较优势”理论、“相对比较优势”理论还是现代“资源配置”理论，经济理论的本身也是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仅以昆明西山区为例，原因在于经济理论的运用必须是一个因地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过程，不仅每个城市的基本情况不同，甚至同一城市的每个区、每个区的每个乡镇也各有自身不同的比较优势。
（一）西山区发展都市农业的潜力
1、西山区发展都市农业的比较优势。与昆明其他城区相比，西山区在发展都市农业方面的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区位优势。西山区位于昆明市主城西南部，省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部份。城区面积大，城乡融合面广、城乡界限不明显，消费市场大。区内驻有中央、省、市国家机关、科研单位、大专院校、大型企业250余家，既是昆明市核心区，又是昆明主城西区发展空间较大的都市农业区。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便捷的水陆交通，为农产品外销，农业招商引资，生态农业、观光农业的发展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2）产业发展基础优势。近年来西山区委、区政府始终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城市带动农村，农村服务城市，大力发展以“农家乐”为载体的山村生态旅游休闲农业，以农业科技示范园为窗口的观光农业，以设施农业为龙头的现代高效农业。初步形成了独具西山区特色的团结苹果、火腿、老酱、葵子油、花椒油、富善草莓、海口西瓜、“水森源”生态蔬菜，“子弟”和“天使”土豆片等名、特、优、新农产品知名品牌，有力地推进了农业产业化进程。（3）旅游景区景点较多，生态环境较好。西山区有92%的山区面积，森林覆盖率达57.6%，生态环境较好，农业和生物品种资源丰富，拥有名胜古迹和旅游景区景点20余处。随着现代新昆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步伐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西山区作为都市后花园地位的显现，为生态农业和都市休闲农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有猫猫箐农家乐旅游和团结观光旅游发展的成功基础及经验供借鉴，团结镇已成为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0个生态旅游试点乡之一。
2、西山区已经具备发展都市农业的特征。随着昆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西山区现有的农业基础、综合实力及农业内部结构，使得西山区已经具备了发展都市农业的基础。主要体现在：（1）西山区城乡发展的具有一体性和同一性。西山区3个乡镇均位于昆明市周边，无论是种植业、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还是乡村旅游业，都以满足市区的需要为生产经营的主要目的，并为此服务。（2）西山区农业发展已经突破生产性内涵。随着3个乡镇种植结构的优化和特色产业的发展，西山区农业除了具有生产、经济功能以外，同时具有生态观光和社会文化等功能，并且围绕都市经济中的主体第三产业来寻找都市农业的发展契机与机遇，全方位、多渠道积极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3）西山区农业发展表现出集约化趋势。西山区现有农业资源条件明显不同于其他地区，西山区现有农产品中科学技术应用较为广泛，农产品的种类多，附加值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市场化、农业生产具有区域化格局、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高，部分地区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
（二）西山区发展都市农业的空间布局
西山区在已有的特色产业基础上，应该在宏观上总体规划，营造良好环境，制定农业产业区域空间布局与总体规划，积极推广“一镇一特色、一村一特产”，防止过度竞争、提高市场集中度，保证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对3个乡镇农业特色研究，建议将全区农业划分为以下3大农业功能区：
1、团结精品特色农业区。目前西山区农业生态旅游中，团结旅游小镇作为成功案例已经具有良好的口碑，对外来游客有较强的吸引力。整合全镇资源特色，团结镇农业生产在全区的比较优势主要在药材、水果和畜牧业3个方面，其中药材全区唯团结镇独有，园林水果产量占全区总产量的67.4%，畜牧业也占到全区的61.7%。建议把主要特色产业的生产基地充分利用起来，作为配合农业生态旅游的景区来建设，使之成为生态农业观光园区（观光果园、观光农场等），使其在进行经济生产的同时，附加旅游开发价值，从而促进全镇农业经济效益的全面提高，把团结镇发展成为与城市发展相配套的精品特色农业区。
2、碧鸡环湖生态农业区。碧鸡镇在全区3个乡镇中，种植业和畜牧业比重最低，特色产品主要是草莓和花卉。截止2007年底，碧鸡镇草莓产量136吨，属于该镇特产；花卉种植面积52公顷，占全区总种植面积的51.2%。碧鸡镇在全区的比较优势在于生态环境最好，林业收入最高，截至2007年底全镇林业收入达到835万元，占到全区林业总收入的60%，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旅游资源。建议充分发挥该镇资源优势，依托现有的旅游资源，以发展生态农业作为切入点，追求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平衡，努力建成全区苗木基地、花卉生产基地，同时加快推进滇池西岸湖滨生态带建设，逐步把碧鸡镇发展成环湖生态农业区。
3、海口高新农业示范园区。海口镇围绕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服务工业型都市农业。海口镇在种植业和畜牧业方面仍然具有一定规模，蔬菜、瓜果的种植面积连续几年超过团结、碧鸡两个乡镇，2007年底蔬菜、瓜果种植面积达到924公顷，应当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相对较为丰富的优势，提供充实的菜篮子和果袋子；海口镇的乡镇办企业收入连续几年稳居西山区3个乡镇之首，2007年全镇乡镇企业收入达到143929万元。因此继续大力引进和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能够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提升产业化经营水平。建议采取发展特色型“卫星园区”的方式，搭建工业发展平台，抓工业功能区建设，把城市的生产功能延伸到农村，形成海口高新农业示范园区。
三、结论与启示
上海市和北京市曾经借鉴了日本的成功经验，都市农业的发展卓有成效，现阶段，随着我国其他主要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大城市也纷纷学习上海和北京，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发展都市经济的政策和规划，提出发展都市农业的战略首先应该满足发展都市经济的条件，即城市的发展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每个城市发展都市农业都应该是个案研究，甚至要细化到每个区、每个乡镇，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分析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最后，政府应该在宏观上总体规划，尽可能做到“一乡一特产、一村一特色”，提高市场集中度，确保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益。
发展都市农业的要求是在工业化与城市化高度发展（工业化中、后期）的过程中提出来的，在目前我国加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发展都市农业的意义在于都市周边的农业不仅具有提供生鲜、加工食品的生产，还具有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为市民提供绿色观光休闲场所的功能，而且都市农业也是缩小城乡差别、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在这种地带，经营农业会有相对高的经营成本和更高的机会成本，因而单纯农业经营的相对比较利益会低于经营其他行业。这就要求城市必须因地制宜、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推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发展都市农业，以改变单纯农产品的经营格局，形成物质产品与服务产品相结合的高投入、高成本、高产出、高效益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凌耀初,胡月晓.都市农业产业定位问题研究[J].山东经济,2006(4).
2、方志权,吴方卫.城市化进程与都市农业发展[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
3、昆明市西山区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分析[Z].西山区统计局,2008(10).
关键词：城郊农业；争议问题；边界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2-0044-03
引言
从字面意思分析，“城郊农业”是从区域的角度定义一种特殊的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农业。这一类型农业的区域标志是在城市郊区，有其自身的特征、类型、发展和演进的规律，因此引起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国内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我国城郊农业问题展开研究，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研究成果。但有关城郊农业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第二，城郊农业的起源，我国城郊农业发展的初衷是什么？第三，城郊农业的范围或边界应如何界定？第四，城郊农业与现代农业、农业产业化、休闲体验农业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对于这些争议，也有学者进行了专门研究，但还存在以下不足：（1）忽视了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2）对国外城郊农业发展经验借鉴和理论学习方面，过多的学习了西方国家的经验和研究，而在当时的发展背景下，前苏联学者的经验和研究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更大，但国内学者对前苏联学者的研究重视不够；（3）对“城郊农业”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尚存在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特色主要是：第一，通过对我国发展城郊农业的初衷的回顾，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指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主要区别与联系；第二，对城郊农业的起源，提出了本文的观点；第三，对城郊农业的边界问题进行了探讨。 毕业论文
一、城郊农业与都市农业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区别与联系，学界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都市农业是比城郊农业更高水平的农业（陈龙庭，1998；干经天，2002；刘恒茂，2004；于静涛，2005；薛艳杰、吴永兴，2007）。陈龙庭认为，“都市农业有别于城郊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一种高级形式。”于静涛对“城郊型农业”和“都市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对“城郊型农业”产生、演进和发展的过程，以及城郊农业在发展中走“开放性农业”和“创汇型农业”的历程进行了描述，指出城郊农业发展面临的六个动态变异和四大矛盾。这些描述比较符合现实城郊农业的境况。在对“都市农业”的分析中，于先生指出“都市农业”是由上海学者提出的，并指出其依据是“因为上海是大都市，所以其农业必然是都市型农业”，认为都市型农业是比城郊型更高级别、发展程度更高的农业，并从要素、生产、供给、主体、规模、市场、竞争力和效益八个方面对都市型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进行区别。
第二种观点认为，没有必要纠缠于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的异同，它们的相同之处在于，位于大中城市与传统农区的结合部，既有受到市区经济辐射的优势，又受到被市区吞噬的压力，城乡关系比较密切（赵树枫、张强，1998；方志权、吴方卫，2001）。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笔者认为，城郊农业和都市农业从本质上并没有不同，其差异主要在于这一类型的农业所依附的城市规模的大小，若所依附的城市是都会城市，则被称为“都市农业”，若所依附的城市为中小城镇，则被称为“城郊农业”。因为大城市较强的带动和辐射能力，其周围的农区率先发展起来，因此，“都市农业”的提法比“城郊农业”更为普遍。 但是，笔者认为，采用“城郊农业”的概念，可能更符合我国实际。
（一）“都市”和“城市”的异同
根据余菊生等人（1998）的研究，都市农业（urban agriculture）最先起源于日本。“都市农业”一词最早出现于1930年版的《大阪府农会报》杂志上。日本学者青鹿四郎是这样定义都市农业的：“是指分布在都市工商业区、住宅区等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的特殊形态的农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温室、观赏植物、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生产程度较高，同时又包括稻、麦、畜牧、水产等的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2—3倍，集约化生产程度很高”。该文献还指出：在日语里，“城市”被写成“都市”，“城市农业”也相应地被写成“都市农业”。但，“城市”和“都市”一词在汉语语境里是有区别的，从内涵分析，“城市”包含“都市”，“都市”是大的城市。 作文 /zuowen/
1977年，美国农业经济学家艾伦尼斯发表了《日本农业模式》一文，正式提出了“urban agriculture”的概念。并指出：“urban agriculture”是一个地域经济概念，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各种间隙地，或位于经济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很高或快速城市化的都市区域内，紧密依托城市并服务于城市，集约经营，具有多元化功能和明显的“城市性”特征的现代农业产业。“urban”翻译成中文，既可以翻译为“都市的”，也可以翻译为“城市的”。“都市”、“都会”另一个准确的英文词汇是“metropolis”。
关键词： 农业院校；农村社区；社区建设
Key words: agricultur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rural communities；community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3-0003-02
0 引言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保证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决定因素。农业院校的科技工作担负着科技教育，科学研究，技术推广诸项任务。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许多的地方农业院校纷纷从城市中心，向城郊地区迁移。在农业高校郊区化的趋势下，农业院校与城郊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那么，如何才能使农业高校发挥地缘优势，与周边农村社区相互合作利用农村社区开展长期的实践研究，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农村社区推广农业技术成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成效，促进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
1 地方农业院校对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
1．1 对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问题中效率问题使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受到了不良影响。故应提高效能，通过提高农业技术创新，加强农业人才培养，以缓解人才资源不足及农民科学文化水平程度不高的现实问题，充分利用人才资源推动现代技术和信息含量，促进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
农业院校在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理论方面有其显而易见的优势，而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迁入郊区后，与农村、农业、农民靠得更近，对他们的需求也就了解更多，这样可以利用地缘优势因地制宜，实地指导，帮助农民解决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中遇到的相关农业问题，满足农村社区的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农村社区提高其农业产量，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改善农村的经济状况，推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建设。
1.2 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影响 从文化角度看，当前我国农村的文化现状与构建和谐社会发展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广大农民对精神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这是我国农村文化发展问题的突出表现。农村文化生活在组织和管理、硬件设施、经费投入等方面都存在缺陷，文化生活形式较少且单调。因此，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净化农村文化环境是一个艰巨而又迫切的任务。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及健康素质的显著提高，良好的道德风尚、和谐的人际关系进一步形成，在文化层面有利于推动和谐社会的发展。
以大学为载体的大学校园文化是通过历届师生的传存和创造所积累的精神成果。它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对农村文化建设发挥着超越、引领和辐射作用。城郊农业院校与农村社区毗邻，对农村社区的文化辐射作用更为深刻。尤其是大学生社团所起到的文化辐射作用，由于大学生时常以社团为单位开展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居民可以时常参与进来，以此丰富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同时大学生社团进入社区开展的一些服务工作，使得农村社区的居民与大学生的接触增多，对大学的新文化、新信息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1.3 对社区服务建设的影响 强调农村社区的社会服务，是因为中国农村社区服务欠缺。农村人口生活质量和生存质量与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因此，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核心。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服务还包括了许多公共服务的内容，如：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等与此相关的服务。
高校有面向社会服务的职能，然而，有观点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作用，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往往也游离在经济发展的边缘，作为生产辅助型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教育因子的作用，作为生活服务提供非功能集聚的文化因子和信息因子的作用，尽管大学有着能动地为区域位势提升，赋予人才培养与人才集聚作用，知识传播与知识创新的作用，但其社会服务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区域优势作用，表现出的特征仍然是依附型和从属型。
不可否认的是，虽然目前高校的服务作用表现为依附型和从属型的，但是仍然不可忽视其对社区服务建设的推动作用。农业院校的学生团体可以组织起来在农村社区之中进行实践和服务活动，一方面可以在实践中更好的学习理论，运用理论，发展理论。一方面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活动，提高农村社区居民所享受的社区服务质量。同时，在这种服务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促进农村社区服务组织的发展和学生团体的完善。
2 地方农业院校促进周边农村社区建设的优势
高校的迁入对周边城郊社区的影响是显著的。高校郊区化对郊区人口化、经济化、文化和居住环境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对郊区出行环境、消费环境、休闲环境和文化教育环境具有优化功能。相比其他高校，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方面有其特殊的优势：
2.1 较强的教育优势和灵活的兴农方式 农民是科技成果的直接受体，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普及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开展教育培训是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的主要途径。农业院校作为农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中心，拥有一大批既懂技术又掌握教学方法和教育形式的专门人才。其优势所在正是通过这些人才改变农民的思想, 提高农民素质和劳动生产率。同时农业院校的兴农工作内容、形式、范围等可视农村的需要及自身特点等情况来确定，一般不受政府行为的控制和指令性计划的制约，灵活方便，适应性强。
2.2 较强的技术人才和科研成果优势 农业院校在科教兴农工作中，不仅能充分利用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兴农队伍资源，同时还有大批学生直接参与兴农工作。学生不仅向农民传授知识，还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中，形成农业院校兴农工作所独有的特色，这是其他兴农部门无法比拟的。农业院校的大批科研成果可直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在科教兴农中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3 农业院校在推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的缺陷
3.1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缺失 我国各大农业高等院校综合化热潮持续高涨，由于农业高校招生、就业压力大及高校评估指标的引导，不少高校削弱了农业传统学科，发展非农专业，为提高自身竞争优势，向综合化大学的目标进军，因此，农业相关教育资源严重向非农专业转移甚至遭到抛弃。农业院校因为其专业特色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尤其特殊的优势，但如今农业院校的专业特色的缺失，使得其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农业院校自身的发展，更不利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
3.2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条件的缺失 近年来，为了完成自身课题和职称评定，我国高等农业院校科研人员闭门做学问，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严重脱节，对最新农业生产信息缺乏了解，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行性和推广性，使人力资源和科研经费严重浪费。因此，在校师生和教职员工应走进工农，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巩固专业思想，使其成才目标更加明确。
3.3 高等农业院校师生务农兴趣的缺失 长期以来，农业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低、收入少，农民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具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质性，使得大多数人尤其是大学生的非农偏好和“脱农”观念根深蒂固。它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职业理想及高等农业教育目标的实现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高等农业院校应加强在校师生“务农”思想教育工作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使学生学农、务农、立志献身于农，避免造成农业教育的重大失误。
3.4 农业院校的宣传和能力方面的制约 农村社区对各种实用技术、信息具有很大的需求，农业院校也有实力对各种实用技术进行解答，为农户提供其所需的使用信息；然而农业院校对于农村社区所需的生产规划、种植结构调整等宏观发展问题的解决能力有限。农业院校对自己的宣传不到位，农业院校本身的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不为广大农村社区所熟悉，农村社区对农业院校的各种服务项目不了解，农村社区在遇到了技术难题和需要有关信息时很少求助农业院校。
4.1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注重发展交叉学科、综合学科、边缘学科，特别是代表21世纪前沿性科技领域的学科，增大农业高新技术型学科专业的比例，组建跨学科的复合型专业。进一步调整农业类专业数量，拓宽专业口径，更新教学内容，增强专业的社会适应性；减少社会需求量明显不足的长线专业，积极发展农工、农理、农经、农管交叉的专业和农业科技相关的新兴、边缘和高新技术专业。专业结构的总体格局，不仅由单纯农业产中生产技术向产前、产后拓展，而且要重视向适应性农业、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空间延伸和海洋开发农业、新能源农业、文化消费型农业拓展，是学科、专业总体布局结构适应“三大产业”模糊化的现代农业的需要。
4.2 加强农业技术推广的队伍建设 农业技术推广的关键因素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其素质和知识结构直接关系到农业推广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培养农技推广人员的职业心。农业推广的社会性要求推广人员具有优良的工作作风和对工作的热爱，为农业现代化事业贡献力量。其次，要充实高级农业专家进行农业技术推广以改善队伍的知识结构。最后，要创造条件改善农技推广人员的待遇以争取吸引更多的农业专家从事农业推广工作。
4.3 建立农业院校服务专家团 建立一个由教师科研人员组成的农业科技和信息服务专家团，从事技术推广和技术、人才和信息搜集分析的信息服务。为公共事业部门及企业部门等的技术推广和咨询、培训教育、项目申请和产品的经营等提供策划、组织和实施等服务。并利用高校的教育职能和优势，定期到农村社区举办农民技术培训班。通过制作技术教育产品，利用校园网提供远程技术讲座以广泛宣传和推广新成果、新技术和新产品。
5 小结
随着高校的郊区化，越来越多的农业院校迁入了郊区，与城郊的农村社区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农业院校由于其专业特色，对于城郊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有其自身的优势。农业院校的迁入对城郊农村社区的建设起到的实实在在的促进作用。但也应看到，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农业院校的学科建设和科技推广机制，使城郊农业院校能够更好的推动周边农村社区的社区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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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论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还是在经济的意义上都有呼声。尽管总的说来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呼声还没有形成大的气候，但是凡是研究、关注或者涉及到这个问题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坚定地认为，应该极大地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过相比之下最近几年在经济意义上的呼声要更高一些。
1．关于提高农民在政治上的组织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不少的专家学者主张建立反映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发表于《中国农村经济》1992年第6期的《关于试办"农民协会"的若干问题》，洪大用发表于《社会学与社会调查》1992年第6期的《当代中国农民利益集团的几个问题》，陈寄根在《改革与战略》1993年第6期所写的《建设中国农民协会的探讨》，谷文晓在《内部文稿》1993年第10期上所写的《建立农民组织，保护农民利益》等文章，都主张建立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这一阶段人们对建立农民组织的关注更多侧重的是能履行政治功能、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组织，如李修义在上文中对农民协会的设计就是："农民协会既要反映会员的愿望和要求，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又要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桥梁和纽带作用……"洪大用所用的术语是"农民利益集团"，更加突出了农民组织的政治功能，他认为建立农民利益集团，有助于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农村的繁荣和发展，有助于协调社会各利益集团间的关系，有助于促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关于农业、农村问题决策的民主化等。
另外一些政治学者从政府过程的角度也主张应该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如南开大学政治学系的朱先磊教授在"当代中国政府过程"、"当代中国阶层分析"等课堂上就经常发表这样的主张。程同顺发表于《乡镇论坛》1996年第11期的文章《农民究竟应该怎样表达自己的利益》，从政府过程的利益表达环节提出，中国农民在利益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是利益表达却呈现个体化、分散化的特征，这就使农民的利益表达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反映农民的整体利益，表达效果缺乏应有的力度，不能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因此从保护农民利益的角度应该建立一些反映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项继权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的论文《农民协会的组织功能和作用》，则系统考察了爱尔兰农民协会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和途径，揭示了在现代社会中农民的组织化对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业发展和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2．关于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
最近的关于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研究集中在提高农民在经济上的组织化水平，主要侧重的是提高农民建立、参加经济组织的水平。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非常多，在此无法-一列出篇目。与论文相比较，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著作不算太多，主要有：秦柳方等主编的《中国各种经济合作社》，张晓山所著的《走向市场：农村的制度变迁与组织创新》、魏道南、张晓山合著的《中国农村新型合作组织探析》，牛若峰、夏英主编《农村合作组织发展概论》等；论文集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组织与制度研究室的《大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李惠安主编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国际研讨会论文集》等。
另外，其他很多有关农业经济的著作中都有关于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的相关论述。赵昌文在其专著《农业宏观调控论》的第5章中把"引导和组织农民提高组织化程度"作为中国农业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认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从而实现政府意志与目标的需要。""政府引导农民走向市场的关键在于依托现有的组织资源，加强农民之间、农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合作和联合，逐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农民在市场中的地位。"陈吉元等人合著的《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第1章中把组织创新作为农业转型的微观载体，提出"在保持家庭承包制稳定不变的基础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走合作的道路，按照市场机制建立起农户之间，农户与产前、产后经营部门之间的联合与协作。"并认为这是目前形势下农民经营组织创新思路的现实选择。陈文科等人合著的《中国农民问题》一书第8章的标题是"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作者在该章详细讨论了各种农民组织，特别地肯定了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蓬勃发展。作者对农民协会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农协提高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为农村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探出了新路。
当然，关于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理由，各个专家、学者各有侧重，有的主要是从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角度来论证的，有的则是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来提出的，还有的是比较综合性的，从各个方面来论证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下面我们仅以近年的论文为限分别介绍：
第一，从促进农业产业化的角度提出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从这个角度提出这个主张的人比较多，如乐大成等在《农业产业化-一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文中，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的几点建议中，其中就有"大力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秦庆武在《论农业产业化与农村合作制的结合》一文中指出，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的重要原因就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育缓慢，因此必须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大力发展农村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郭红东等人通过对浙江省慈溪市胜山镇农业产业协会的调查，也得出结论说，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是农业生产专业化与市场化的必然要求。应把农民合作组织作为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理想载体重点发展。牛若峰在其论文《也论合作制》中也探讨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问题，他指出，国内外实践证明，农民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必备和重要组织形式。
第二，从帮助农民进入市场的角度提出应该提高农民有组织化水平。俞勤等人的论文《论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向专业合作社发展》，针对当前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低的状况提出，专业合作社是解决农民进入市场困难的最佳选择，"农民只有联合起来形成大规模销售和购买组织，才能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和谈判地位。"饶泽榜等人关于湖北省天门市农民运销组织情况的调查也认为，从长远看，农民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发挥规模效益，把参与流通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层次。朱信恺等人的论文《关于我国农村中介组织体系的理论构想》也提出，扭转"三农"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形势，首先要使"三农"逐步走向开放，提高分散农户的实力，其次要把分散的农户有效组织起来，使之有效进入市场。范小健在《关于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服有关问题的思考》中提出，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合作社的形式引导广大农民发展商品生产、进入市场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成功的选择。潘劲在关于"中德农村合作社发展"双边研讨会的综述中提出结论也说，合作社是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是连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桥梁。它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农业国家尤为重要。因此，目前中国应该大力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尤其是发展由农民自主兴办的合作社。闵学冲的论文《发展专业合作社，振兴农村合作经济》，从保护农民利益、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实现农村经济制度创新、实现农村经济组织创新和重新唤起农民的合作意识等五个方面提出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必要性。黄祖辉在论文《农民合作：必然性、变革态势与启示》中也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农民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组织的基本理由。
第三，还有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农民组织的必要性。丁泽霁等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道路选择与面临的新形势》一文中援引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应该建立各种农民协会，发育农民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成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后盾。当每个中国人都站在政府后面的时候，中国政府就会成为谈判中的赢家。未来决定世界走向的将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NGO），在WTO谈判中，外国人感到真正缺少的是来自中国农民的声音，尤其是在国际互联网上还没有出现过。而各种农民协会的意见将会在未来国际谈判中占有重要份量。
限于资料和篇幅，肯定还有不少相关著作和论文涉及到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是关注这个问题的人，都几乎会毫无异议地认为，提高当前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大有必要的。
二、分歧之一：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
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关心这个问题的人们的一个共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所有不同方面、所有细节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像对其他一切问题的研究一样，争论和分歧仍然是存在的。这些分歧有的来源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歧义性，有的则源自人们的见仁见智。
关于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的分歧并不严重，主要根源于农民组织的类型，履行政治功能的农民政治组织、履行经济功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农民社区基层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自然是不一样的。由于中国目前只对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其法律地位已经明确规定外，其他两种类型的农民组织都尚无相关法律规定，因此人们实际上都是对设想中未来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作规划和构想。
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最具有政治性，他说，"目前，我国工人有工会，妇女有妇联，青年有青联，文学艺术工作者有文联，科技人员有科协或社联，……。这些组织不仅表达不同社会成员的利益要求，维护各自的利益，而且还发挥着监督政府以及互相监督的功能"，"然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没有组织起来，这与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不相宜的。"可见，洪大用所设想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与工会相类似，是一种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团体人。程同顺从农民利益表达的角度所提出要建立的农民组织，实际上与此是一样的。赵昌文虽然主要关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但他也提出，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各种专业协会和日本农协的经验，逐步建立起引导和组织农民并能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种组织可先按产品、区域建立，再由下而上、由专业到综合，成立全国性的专业组织和全国性的综合组织，以便沟通农民与其他经济主体之间的信息，并以此增强农民在政府中的谈判能力。
李修义所设想的农民组织主要是农民协会，他与前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承认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是社会团体法人，是在政府和农民之间起沟通和综合作用的民间组织，但是又不同于工会等社会团体，它是一种经济性的社会团体法人。他认为；农民协会的实质是农民自愿参加的具有法人地位的民间自治经济团体。农民协会的法律地位应该是"社会经济团体法人"或"经济类社团法人"。从中国《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来看，农民协会应该属于社会团体法人。因为它不是企业法人，因此不能办成经济实体，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它不是机关法人，不能把它办成政府机关；不是事业单位法人，所以其经常性活动经费也不能国家财政负担。在社会团体法人中，又具有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之别，各级工会组织、文化学术团体等是非经济性的社团组织，而农民协会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需要说明的是，各地农民自己创办的农民协会与李修义、赵昌文所说的农民协会是有很大区别的，李修义的农民协会尽管是经济性的社会团体，但是还是有比较强的政治功能；而各地农民的协会有的是经济实体型的，有的是社会团体型的，但即使是社会团体型的，也大都履行一些比较专业化的经济功能，要提供很具体的技术服务、信息交流服务，有的甚至还开展一些物资供应、运输、销售等经营等。
而最近几年专家学者所说的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业经济学中所说的农民组织则主要是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除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外，主要还有两大类，一为专业协会，二为合作社（包括合作基金）。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实际中的专业协会与合作社往往很难区分，有的实际的合作社取名为"协会"。而有的实际中的协会可能又运用别的名称等。这就给理论研究与实际的结合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规范农民组织的名称恐怕也是大有必要的。
总之，由于不同学者所关注的农民组织的类型不同，因此这些不同的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也就各不相同。除总的俄，对于同一类农民组织的法律地位，人们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
三、分歧之二：关于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属性
对于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能不能算得上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理论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这个争论也被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甚至21世纪。关于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仍然存在着两种观点。大多数人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在农村的地位不可替代，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这类组织总体上存在着"官化"的倾向，农民的自主参与程度较低，不能体现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因而也缺少活力，需要进行较大的改革才能真正变成农民自己的组织，起到更大的作用。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体现了较大的天然地域性和行政化的特征，不能与新型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相提并论。
持第一种观点的有赵昌文、陈吉元、陈文科、范小健、潘劲、朱信恺等人。如赵昌文在《农业宏观调控论》中提出要"增强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的引导功能"，陈吉元等人在《21世纪中国农业与农村》提出要"完善农村集体服务组织"。陈文科等人认为，农村社区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是农民在保留农业合作化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家庭承包为基础、土地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村中最普遍、最基础的集体经济组织，有很大的优越性，也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范小健把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形式之一，但是指出了它存在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服务协调能力不强、行政色彩浓厚而合作属性淡化、与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职能不清等问题。潘劲认为，社区合作组织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应该根据国际合作社的原则对其进行改造和完善。李俊超等人也承认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并且还专门比较了社区合作经济组织和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它们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朱信恺、鲁靖也把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三种类型之一。
第二种观点主要以牛若峰为代表。牛若峰对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持一种相当低调的态度，他认为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名无实"，只是"为与官方和学界认同保持一致"，他才使用社区合作经济的概念。社区合作经济在很多情况下是集体经济的遗产或社区集体经济，一般是以社区性和某种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其成员因为是该社区的人并与土地或其他集体所有的资产相联系而自然地成为其一员。他们并无经典的合作社成员那样的自愿入社、自由退出、民主管理、按交易量返还利润或按股份分红等权利，因而"不加区别地将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称为合作经济组织是不准确的、勉强的"。解决这个问题可供选择的办法是，按照股份合作制原则，以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和农民承包土地使用权为基础，在相应的社区内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实行土地股份合作制才能使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成为真正的名符其实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四、分歧之三：关于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
"两社"即农村中的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这两个组织；本来属于农民根据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组建起来的合作经济组织，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它们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了官办、半官办的组织。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深化农村体制改革中在如何对待"两社"的问题上，人们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应该按照国际合作社的原则重新改造两社，使其恢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本来面目呢，还是应该根据现在的状况把它们按照一般的商业企业组织来对待，而不再承认它们的这种名不符实的合作经济组织地位了。围绕着这个争论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中图分类号：f833/8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5-0015-05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十八大”报告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农村经济的关键是提高农村金融发展水平、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距，而探究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因素乃是基本前提。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一般包含在区域金融差异研究之中。宋宏谋等以农村信用社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1979～2000年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1]；伍艳等发现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供给的区域布局不均衡[2]；黎翠梅分析我国在农村金融相关率方面区域差异明显，且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3]；高新才等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市场化进程的区域差异以及政府行为的区域差异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4]。
瑞托斯·劳拉詹南（2001）提出了金融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概念[5]。随着金融地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学者尝试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研究中，如田霖（2005）将各种金融地理因素一起纳入实证分析，认为经济、科技、文化、开放、基础设施、劳动力等金融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综合竞争力有显著影响[6]；卢佳、金雪军（2007）实证表明：地理位置等新经济地理因素对区域金融发展均有显著影响[7]。但目前国内从金融地理学角度研究农村金融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试图将金融地理学理论创新性地运用于我国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之中。假定各金融地理因素均对农村金融产生影响，且影响程度不同，并运用模糊曲线法考察各金融地理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以期拓宽金融地理学在农村金融发展方面的应用领域，为国家实施惠农政策、缩小农村金融发展差异提供理论指导。
二、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考察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影响因素的前提是衡量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国内关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不多，本文借鉴区域金融研究中指标构建思路[6-8]，进行一定调整和整合，从金融总量、金融结构、金融效率、金融环境四个方面来构建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运用因子分析法得出量化的各省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06～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银监会网站农村金融服务图集。我国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是合作性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等相互依存，面向“三农”的协同过程[9]。下面选取五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农村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和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的农村地区金融数据。为了使数据平稳可靠，取2006～2010年的平均值作为基础数据。
（三）研究方法
1.因子分析法。
因子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利用因子得分可以对样本进行分类和综合评价①。
2.模糊曲线法。
金融地理贡献因子和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关系是复杂的非线性形式，模糊曲线法不需要建立数学模型就能识别最有效的输入变量，比较适合解决金融地理因子的贡献程度问题②。
本文综合考虑特征根值大于1、累积贡献率大于85%两个标准来提取因子，由表2可以看出，前五个因子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即前五个因子可以解释原始变量90%左右的方差，已经包含了14个统计指标绝大部分的信息。
由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可知，公因子
f1在网点分布密度、金融从业、人均存款、人均贷款的载荷值较大，可代表农村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公因子f2在金融相关率、金融市场化率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结构；公因子f3在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gdp、农村财政支出载荷值较大，代表农村金融环境；公因子f4在贷款增长率、存款增长率载荷值较大，代表金融增长潜力；公因子f5在存贷比、贷款产出率和储蓄动员率有较大载荷值，代表农村金融效率。综合得分f=（43.351f1+15.954f2+14.059f3+10.197f4+7.144f5）/90.706。由此，可以计算出各省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见表3）。（二）因子分析结果
从表3可以看到，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得分排名前10名的除了内蒙古和四川以外都是东部沿海的省份，内蒙古由于在金融资源覆盖水平和金融增长潜力方面表现突出，使得它的综合得分较高，排名第三位。四川省在农村金融环境和金融增长潜力排名较好，综合水平超出西部其他省份，排在第十位；河北、福建、海南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海南省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现象尤为突出，排在第30位；中部地区的江西、山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低，均排在后10名；西部地区的陕西农村金融综合水平较好，排在18位。可见我国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在各省之间存在差异，且和东中西部行政区域划分不尽相同。 四、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差异的金融地理因素分析
（一）金融地理因子的选取与计算
为了更好地解释各省（区/市）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差异的因素，依据金融地理学理论，引入经济、环境、设施、劳动、文化、科技、开放、聚集八大金融地理学因子作为解释性指标（见表4）。环境因子包括了自然条件、地理区位和经济区位。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原料和能量的来源，农业生产尤其依赖阳光、温度、降水等自然条件，故以基础能源资源储量、受灾面积代表自然条件。从地理区位上看，距东部海岸远近是影响东部和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区位因素，与我国降水量分布规律大致相同，故以年均降水量代表各省农村的地理区位。而所在省份gdp占全国gdp比重能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所在地区经济实力，能代表经济区位。
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各种设施的总和，它能直接间接作用于农村经济，用发电装机容量、人均拥有机械动力、公路里程数来衡量农村设施因子。劳动力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和素质高低也是农村经济发展重要影响因素，用农村就业率、农村金融从业比重、劳动力文化水平来衡量。
文化观念是包括风俗、习惯、禁忌、价值观念等在内的社会意识。和谐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助于增进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关系和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利于农村互助金融的发展。选取农村文化站数量和农村文教娱乐支出比重来衡量文化因子。
科技进步已成为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选取农村固定投资投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科学研究数量以及各省技术成交量来衡量科技因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策略使得对外开放水平对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影响较大，国内很多学者均从实证角度证明了开放对我国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有显著影响，选取农村进出口额和农村外商投资总额来衡量开放因子。
另外，借鉴田霖（2005）博士论文中聚集力指标，将人口密度和产业密度作为聚集因子来考察人口聚集程度和产业结构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
（二）各因子的贡献程度
根据模糊曲线原理以及运用matlab编程计算③，输入各个省份的样本数据，就可以得出每个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见表6）。表中显示：各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均产生正向贡献，依其重要程度依次为科技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设施因子、开放因子、环境因子、劳动因子、聚集因子。
科技因子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为0.3863，在所有因子中贡献程度最大，说明农村科技水平成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经济因子作为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因素，其贡献程度为0.2115，排名第二位。文化因子贡献程度达到0.178，排名第三位，说明农村文化建设对农村金融发展有着重要促进作用。设施因子、开放因子和环境因子的贡献程度比较相近，均在0.16左右，说明这三个因素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重要程度相近。聚集因子的贡
程度只有0.08，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作用较小，人口密度和产业集中度对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影响不大。
五、相关政策建议
缩小农村金融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农村金融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金融资源扶贫功能，帮助缩小城乡经济差距，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根据金融地理因素分析结果来看，农村金融发展依靠的是各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协同作用，我们不能忽视各地农村中除经济以外的科技、文化、设施、地理环境、劳动力等影响因素，要依据客观规律和各地自身情况，抓住关键金融发展因子。
1.继续贯彻“科技兴农”方针，深化农村科技体制改革。增加对农村信息、计算机和科研的资金投入，促进金融资本与科技创新的结合，提高农村金融有机构成，从而发挥科技与农村经济、金融的良性互动作用，提高农村金融的发展实力。
2.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培育良好信用环境。增设农村文化站点，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增强农民间情感交流和沟通，增进社会信任，提高守法意识、信用意识，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的信用环境。
3.顺应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夯实农村经济基础。政府应抓好农村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交通运输条件，构建和完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制度框架，夯实农村经济基础。
4.适当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拓宽农民创业融资渠道。政府应积极为返乡农民工提供创业培训、融资指导服务；农村金融机构应加大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杠杠效应。
注释：
①本文建立的农村金融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指标数量较多，且指标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使用因子分析法比较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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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金融改革；路径研究；杨凌示范区
0 引言
长期以来， 由于商业银行普遍面临的盈利压力和股东约束，往往都更倾向于参与到竞争激烈而利润率更具吸引力的城市金融领域。在从专业银行体制转向商业银行体制的过程中，各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收缩县级以下机构，加上农村信用社普遍强调商业化转型，使得农村金融对县域以下市场的服务逐步萎缩。事实上，许多县域以上的区域已经处于金融竞争日益充分的状况，而多数县域以下的、亟待金融支持的区域，却一直难以得到足够的金融支持。对此，应该在金融机构布局、业务重点等方面努力改变这一局面，构筑多层次、广覆盖、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本文在现代金融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上，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为研究对象，从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通过分析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现状、各改革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改革的成效，总结杨凌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经验，综合评价两年来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的成果和遇到的问题。
1 文献综述
1.1 国外研究成果：
从历史演变的过程来看，国外理论界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主要经历了农业信贷补贴论、农村金融市场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论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分别从信贷补贴导致农村金融市场政治化、金融深化和金融抑制以及不完全竞争市场为出发点，探索了农村金融市场机制的演变过程，并且指出农村信贷补贴最明显的后果就是信用需求的夸大和信贷有价证券购买力的损失，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研究基础。
1.2 国内研究成果： 按照周小川（2004） 的划分，中国农村金融改革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范畴，广义的农村金融包括国家对农村资金流动的引导、农村融资媒介的创新和发展等；狭义的农村金融改革具体是指当前所进行的农村信用社的改革。近年来有关农村金融改革的论述越来越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存在的问题和争论依然很多。
1.2.1 对广义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 很多学者从制度变迁的层面分析了农村金融改革的诸多问题。其中，代表性的有张杰，尚长风（2006）从农村金融市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的角度，强调改革的方向应该着眼于理解正式金融与非正式金融应有的地位，改革的方向应遵循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金融生态与金融资源配制的内在均衡逻辑1也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金融体制创新才能改善农村金融市场，如李建军（2010）认为正规金融由于金融抑制的存在供给不足，合作性金融也受到自身条件的限制，非正规金融所具有的制度缺陷也会影响其金融支持作用
2。因此，必须要从根源上把握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方向，加速金融深化，才能推进农村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1.2.2 对狭义农村金融改革的研究：
农村信用社改革至今，热点的问题突显为产权结构和历史包袱两个问题，同时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局限在这两个方面，而且涉及到农村金融需求、农村合作金融发展以及农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与发展问题无疑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
从制度变迁的角度论述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文献很多。何广文（2009）提出，农信社改革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建立农村信用社的市场约束机制，就要逐步完善农村信用社利益相关者的治理模式，创新农村信用社机构体系；在强制性制度供给体制下，张国（2009）认为农村合作金融改革由于惯性，在省联社的管理模式、各基层分联社人的选择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4。从发展环境来看，改革金融资源错配和管理链条的长短都将影响改革的绩效。
在实证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谢平、徐忠（2006）通过对贵州省及其样本县农户和金融机构的问卷调查和分析分析表明，只有让公共财政发挥应有的作用，才能进一步改革农村金融体系，形成商业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制5。
1.3 文献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农村金融改革问题研究的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虽然从不同角度对农村金融改革问题进行了研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也会发现，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突出表现在：对于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研究多集中在信用需求、产权结构、制度变迁和市场机制等因素上，针对特定区域，从农户层面通过案例分析对农村金融改革成效进行理论总结的还很少。
2 对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框架的构建
在以上农村金融改革理论基础上，结合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的实际情况，本文基于系统论基本原理构建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理论分析框架，深入分析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的特殊性和普适性。
我们认为在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系统由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农村金融改革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和农村金融改革制度保障子系统四个子系统共同组成。其中，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处于基础地位，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未来发展方向和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子系统为农村金融改革提供了制度保障，为农村金融改革保驾护航。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建设途径和支持政策子系统和制度保障子系统三者处于整个系统的，三者相符相依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外部支持（农民以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参与农业生产），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是整个系统的核心，承载着实现农民增产增收、提高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责任。基于上述观点，我们给出了农村金融改革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2-1所示）。
在农村金融改革中，农村金融改革基础条件子系统是整个农村金融改革系统的起点，在整个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推广提供了先决条件。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载体，不仅是农民脱贫致富的希望，更是农民改善生活的保障。作为农村金融改革的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子系统位于金融改革系统的核心位置。
农村金融改革不仅需要良好的基础条件、政策支持和专业化的农民合作组织，还必须要政府提供足够的制度保障，这不仅能给农村金融改革正常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重要的是关系到金融扶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广和发展。
3 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分析
在农村金融改革理论支持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对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现状、改革主体关系和改革成效三个不同维度的深入分析，总结出在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从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个层面综合客观评价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问题，以期望为进一步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供政策参考。
3.1 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现状分析：
杨凌示范区全称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唯一的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目前，杨凌示范区共有工、农、中、建、长安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共8家银行机构，1家证券公司，12家保险公司，1家小额贷款公司。截止2012年6月底，示范区人民币贷款余额29.43亿元，较年初净增1.88亿元，同比增长17.42%。其中，涉农类贷款余额16.65亿元，占各项贷款余额的56.36%，同比增长67.34%。中小企业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的10.6%，同比增长82%。
3.2 农村金融改革主体关系分析：无论是农户的经济行为，还是政府的调控行为，都依赖于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农户是经济行为主体，政府通过引导和规范农户行为来保证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各种金融产品和服务则是联系农户与政府之间的纽带，是调节各项经济活动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手段和工具。政府出台相关金融扶持政策以后，农户通过金融机构提供的信贷产品、保险产品和期货期权合约等形式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最终完成生产资料筹集、风险管理和生产销售活动。在整个传导过程中，金融产品和服务充当媒介的作用，成为政府相关政策实施的载体和渠道。因此，一套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必须集农户、金融机构和政府三者职能于一体，集中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才能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3 杨凌示范区农村金融改革试点的成效分析： 杨凌示范区金融改革试点成效显著，2011年示范区区内金融机构全年贷款增速达24.65%，位列全省首位。从此杨凌示范区走出了一条极富“杨凌符号”的特色农村金融创新的崭新道路。
截止2012年6月底，杨凌示范区共成立327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8700多户，有效的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剩余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公司+基地+农户”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重点围绕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了“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创新银保富、订单贷款等模式，通过设立农村产权抵押融资试点风险补偿金，构建全方位涉农担保体系，缓解企业融资困难。杨凌示范区还积极探索，在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成立土地银行，推行合并调整、反租倒包、企业租赁、自愿互换、入股合作五种土地流转模式。吸引了大量外来资本的介入，而且成功带动传统农业产业化转型。
4 综合评价
自2009年，国务院《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国家层面上明确了杨凌示范区发展战略定位以来，杨凌示范区面对新的历史时期和难得的发展机遇，提出了建设全国农村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全新目标。改革试点两年多来，杨凌示范区以解决金融体系不健全和涉农企业融资困难两大难题为突破口，抓住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的机遇，大胆实践、积极探索，在金融机构、农户和政府三个层面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同时也遇到了许多问题。
4.1 农户视角：
农户是农村金融改革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最终受益者。一方面杨凌示范区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把开展农村产权抵押贷款作为破解农业融资难题的一种大胆尝试，将农村土地经营权、农村房屋、农业生产设施、活体动物即果树等资产纳入农村产权抵押物范畴，最大限度盘活农业生产资料资产，基本解决了农户和涉农企业融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多元化、多层次的“三农”金融服务需求，促进现代农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不仅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提高了农民收入水平。另外，杨凌示范区成立了面向中小企业的担保公司，与各家银行紧密配合，创新开展“集合担保贷款”，同时积极发行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将创业投资资本投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来，通过资本的力量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因此也涌现了一批极具发展潜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2 金融机构角度： 目前，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也取得的很大成功，集中表现在金融机构设立和改制取得突破、集合担保的创新、金融生态的改善三个方面。2008年10月份以来，邮政储蓄银行杨凌支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杨凌示范区支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杨凌支行、杨凌农村商业银行都相继成立，标志着杨凌农村金融开拓创新、改革发展取得重大成果。
为了进一步改善杨凌示范区的信用环境，提高社会信用意识，构建诚信和谐的银企关系，示范区金融办、人行杨凌区支行多次在社区开展征信知识宣传活动，并通过建立优先放贷、差别利率等优惠信贷政策，鼓励农户形成诚实守信意识。从而规范了企业与农户行为，创建了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4.3 政府层面： 杨凌农村金融改革的顺利进行得到了有关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首先，为加强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能，示范区管委会明确加大了解决 “三农”问题的投入力度，努力创建全国中小企业融资和农村技能改革创新试验区。其次，为了破解杨凌金融改革难题，管委会努力争取多家金融机构落户杨凌，不断深化银政和银企合作，而且创新担保模式，推动企业直接融资。这些举措有力支持了科技示范推广、农业科技创新以及国际合作等各项工作，特别是为杨凌示范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4.4 客观存在问题： 但是，由于杨凌农村金融改革仍处于起步和探索阶段，改革当中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问题。从农户自身来讲，一方面由于小农思想根深蒂固，农民只想着“利益共享”而不愿接受“风险共担”；另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也面临着规模化不强、法律主体不明确以及推广难等诸多问题。从金融机构层面来说，农商行改制的遗留问题、各商业银行支农政策性与企业效益性之间的矛盾以及农发行对新型农业扶持力度不强等问题，都严重限制了农村金融改革的发展
6。从政府的政策效应来看，由于政策传导机制过于冗繁，造成传导动力不足、政策信号失真，政策扶持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政府一直倾心于大刀阔斧的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忽视了土地流转负面效应
7，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孤寡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问题。这些都制约着现代农业的发展，在农村金融改革的后续工作中，政府和金融机构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其主导作用，还富于民、让利于民，仍有不少工作要做。
参考文献
[1] 张杰，尚长风.我国农村金融结构与制度的二元分离与融合： 经济发展视角的一个解释[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5）：60-65.
[2] 李建军，制度范式下的中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与改革路径研究[J].安徽行政学院学报，2010（1）：77-80.
[3] 何广文.农村信用社制度变迁：困境与路径选择[J].经济与管理研究，2009（1） ： 50-54.
[4] ：张国.制度变迁下农信社改革的路径依赖与选择[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9（9）：30-32.
一、抓好自身建设，是学会工作健康发展的保证
本届理事会自上任以来，首先，狠抓了组织机构建设，明确了工作分工，由常务理事会集体领导，一名副理事长主抓学会工作，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设有*农机学会办公室，财务实行独立核算，配备学会兼职干部，学会有九个专业委员会。学会工作符合社团管理条例。第二，把学会章程和社团条例作为工作依据，严格按照章程规定履行工作的义务和职责，从体制上防止行政化倾向管理，发挥了跨部门，跨地区、相对独立的特点，在全区创造性的开展学会工作。第三，加强了与上级主管部门及理事单位的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和指导，并充分发挥专业委员，地州市农机学会的作用，联合开展学会活动，使农学机会工作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四，规范行文，加强了文书档案管理，建立了学会资料、专家资料库，为农机学会业务工作的进一步拓展做了准备，使农机学会工作逐渐步入科学化规范化的健康发展轨道
二、组织调查研究，是学会工作发展的推动力
农机学会是一个多学科、综合性、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具有人才荟萃、知识密集的优势，针对我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战略中的重大问题，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撰写论文，进行考察和调查研究把学术研讨与决策论证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好参谋和助手。“十五”以来，学会紧紧围绕自治区农机化发展目标，每年把我区农机化发展中的热点关键问题确立为学术研讨主题，通过学术研讨会发现和挖掘闪光点，组织有关专家，深入调查研究，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撰写决策建议。*5年组织召开了西北五省（区）农机学会协作工作会议暨西部大开发与农机化发展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是：饲草畜牧业、草原机械化西部大开发。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五省区农机学会理事长、秘书长、理事、专职工作人员,*农科院农机化所、*机械研究院、*农业大学、兵团农垦科学院，还邀请了华东片区浙江农机学会、江西农机学会16位代表、专家、教授、学者共9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收到各地具有地方特色学术论文43篇，4篇论文在大会上作了重点交流发言。22篇论文评为优秀论文；举办了自治区农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高研班，期间同时举办了为期7天的项目管理培训班，来自全疆各地农机系统的94名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培训班邀请*农业大学的知名教授以及我区农机行业的专家为大家授课，授课内容涉及当前农业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农业政策法规、农机推广项目管理以及先进的农机化新技术。学员们在培训期间参加了在奇台召开的全疆保护性耕体学员们经考试合格，均取得了《继续教育岗位培训合格证》。积极参加对我区农机化“十一五”发展规划的研究，以学会为主体的专家组参与对规划的制定和论证。
三、开展学术交流是学会工作的立会之本
“十五”以来，组织开展综合性、跨学科，开放式的学术交流活动3次，编辑、出版论文集2部，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等相互交流的形式不断丰富和创新学术交流的方式和手段，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质量，把学术权威性和代表性显示出来不断提高农机学会的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2年8月在新源召开了“农机化发展问题研讨会”，同时组织“玉米青贮机械研讨会”有13个企业，30余种玉米青贮机械机型参加现场演示，现场观摩人数达600余人；*3年七月和喀什农机学会在莎车县共同举办了*3年农牧机械展示会暨现代农牧机械化发展研讨会，大会收到论文43篇，经专家评出6篇论文在大会上交流。为科研院所，生产企业，技术推广部门搭建了一个技术交流和成果转换的大平台，丰富了会议内容，开阔了视野，针对性强，专家们的建议通过学会反映到了有关政府部门，供领导决策，已经引起农机界及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4年8月在塔城成功举办“农机化推广体系建设研讨会，共收到论文49篇，收入论文集34篇，其中23篇论文获优秀奖，5人在大会上交流。
四、科普工作点面结合是学会发挥科普主力军作用的体现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参加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的“三下乡”服务，深入博州两县一市八个乡镇发放蒙哈等科普读物，期刊，图书，磁带，VCD，宣传手册，悬挂横幅，出示展板，咨询等形式为农民朋友提供技术服务，受教育群众8万余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当地领导高度赞扬。还积极参加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农机化科技年活动，根据当地农民朋友的需求，为期提供技术咨询，免费发放了《地膜覆盖机械化技术》，《农田机械化》，《畜牧机械产品目录》，《农机用户购机知识问答》，《获推广许可证农机产品目录》，《农机产品质量投诉及受理程序及范围》，《保护性耕作机械化技术》等科普图书，资料等共19种，计6000余册（份）。
按照自治区科协的要求推荐评选了第二届中国科协西部开发突出贡献奖2人，成立“优秀学术论文评审组”，为自治区第七，八、九届自然科学优秀论文申报评选，*6年会员杨军、兰秀英获自治区第九届自然科学论文一等奖，陈发获二等奖。*6年11月经中国农机学会七届六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评为“*2～*6年中国农机学会先进集体”。
由学会协办的《*农机化》汉文版，《*农村机械化》维文版技术期刊，始终坚持为农业、农机化发展和农机工作者服务的宗旨，宣传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交流农机化发展的新经验、新做法，传授农机技术，普及科学知识，提供市场信息，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农村机械化》*5年度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科技厅评为优秀科技期刊。
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变量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差问题:一是利用联立方程组分别估计以水资源利用与农业经济增长为因变量的两个方程;二是运用向量自回归(VectorAuto-regression，VAR)模型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作用机制。彭水军的研究指出，相比于联立方程方法，VAR模型可以较少地受既有理论的约束，同时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分析系统中各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8］。鉴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并采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基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因果检验和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依存和因果关系，从而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为相关研究和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1研究方法和数据
1．1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面板VAR方法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该方法最早见于Holtz-Eakin的研究，由于其放松了传统VAR模型需要较大样本观测值的要求，目前在相关问题的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9］。本研究构建的面板VAR模型如下:yi，t=α0+∑kj=1αjyi，t－j+ηi+i+εi，t(1)上式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yi，t包含两个向量，分别是水资源(waterit)和农业经济增长(gdpit)。同时考虑到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本文在模型的设定中引入了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变量ηi，表示可能遗漏的和地区特征相关的因素(例如区位、自然条件以及经济发展不平衡等)。i表征时间效应，用来解释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i，t为随机扰动项。
1．2数据说明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除中国台湾、香港、澳门以外的31个地区1998－200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借鉴王学渊等以及刘瑜等的研究，本文以农业用水总量表征水资源，其中1998－2001年的农业水资源数据来自于《中国水资源公报》，2002－2009年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在农业经济增长指标的选取上，本研究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表示。同时为了消除物价波动的影响，将各年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折算为1998年可比价，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最后，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和农业用水总量进行对数化处理，以消除异方差和数据的剧烈波动。考虑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显著，各区域农业经济增长和水资源演化的关系未必会遵循同一经验规律，因此，本文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进行考察。其中，东部地区包括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11个省(市、自治区)，中部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8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重庆、青海、宁夏、新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12个省(市、自治区)。
2实证结果与分析
实证分析的思路主要包括四步:①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面板数据的稳定性，为协整分析奠定基础;②进行协整分析，以检验水资源是否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③如果确立了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应用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短期和长期的因果关系检验;④对变量进行面板VAR分析，以考察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双向动态影响关系。
2．1面板单位根检验
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包括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等五种方法。考虑到各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进行检验，结果见表1。由表1可知，当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农业经济增长(lngdp)和水资源(lnwater)的水平值进行检验时，检验结果表明不能完全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变量是非平稳的(尽管有些检验方法的结果并不理想，但并不影响总体效果)，而当对这两个变量的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时，均显著地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都是一阶单整序列。
2．2面板协整检验
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接着进行面板协整检验，以检验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根据Pedroni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方法，以回归残差为基础构造出7个统计量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10］。从表2中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的所有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所以，东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有Panelv统计量和Panel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是，Pedroni的MonteCarlo模拟实验结果表明，在小样本条件下，PanelADF和GroupADF统计量较其他统计量有着更好的性质，PanelPP和GroupPP统计量次之，其他则最差，所以Panelv和Panelrho统计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存在面板协整关系的结论没有影响。因此，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lngdp和lnwater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3面板误差修正模型检验
协整关系只反映变量之间在长期内存在因果关系，并不能明确两者间因果关系的具体方向。因此，本文运用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法，建立基于面板的误差修正模型，以分析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间具体的因果关系方向。本文构建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如下:Δlngdpit=β1+∑kj=1θ1jΔlngdpi，t－j+∑kj=1γ1jΔlnwateri，t－j+λ1ECMi，t－j+μ1it(2)Δlnwaterit=β2+∑kj=1θ2jΔlnwateri，t－j+∑kj=1γ2jΔlngdpi，t－j+λ2ECMi，t－j+μ2it(3)(2)式和(3)式中，Δ表示一阶差分运算，ECMi，t－j表示长期均衡误差。如果对于所有的i，λ1、λ2为零的原假设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因果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如果γ1j、γ2j为零的原假设被拒绝，说明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因果关系成立，反之则不成立。表3报告了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检验结果。从表中可知，对东部地区而言，模型(2)的ECM项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反向误差修正机制成立，水资源是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原因;模型(3)的ECM项系数尽管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农业经济增长并不是水资源变化的长期原因。因此，在长期内，东部地区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考察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可以发现，在短期内，东部地区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同理，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2．4面板VAR估计
面板VAR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是面板矩估计(GMM)，说明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第二是误差项的方差分析，说明误差项的影响因素大小;第三是冲击反应图，观察变量对冲击的反应情况［11］。由于本文重点在于定量把握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因此，着重分析前两个部分。
(1)面板矩估计。面板矩估计系数的有效性要求去除面板VAR模型中的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效应。本研究采用横截面上的均值差分法去除时间效应，前向均值差分法去除地区固定效应。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看出:①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地区，抑或是西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均高于0，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比较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水资源系数大小，可以发现水资源系数随着滞后期的推移而不断增大，这表明我国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②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滞后一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显著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的农业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对水资源的显著影响，并且在滞后一期的影响为正，滞后二期的影响为负，这说明中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初期会带来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但随着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中部地区的水资源耗费量将逐步得到控制;在西部地区，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无显著影响。
(2)面板方差分解。为了更清楚地刻画和度量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程度，本文进一步采用方差分解的方法，获得不同方程的冲击反应对各个变量波动的方差贡献率构成。表5给出了第10个预测期和第20个预测期的方差分解结果。综合方差分解的结果可以发现:①10个预测期与20个预测期对方程分析的结果影响变化不大，说明经过10个预测期以后，系统已基本稳定;②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波动均主要来自于自身，两者对自身波动的贡献比率均在70%以上;③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在20%－30%之间，其中西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部，再次为东部;④农业经济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在12%－20%之间，其中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最大，东部次之，西部相对较小。
3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建立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VAR模型，在省级层面检验与分析了中国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研究发现:
(1)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这说明在长期内，水资源对农业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并且可以通过误差纠正机制，保持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协整关系。
(2)中国不同区域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差异。在东部地区，短期内水资源和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长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在中部地区，短期内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长期内水资源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西部地区，无论在短期内，还是在长期内，均只存在从水资源到农业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了农村区域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中引入了项目管理，使农业管理水平有所提高，农村区域发展效率更高。
1项目管理的发展背景
中国农村地区项目管理的实施源于二十世纪50年代美国，主要是在设备维修中采用了项目管理办法，不仅实现了管理专业化、技术化，而且提高了管理效率。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项目管理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很多与投资相关的活动都被列入到项目管理范畴，而且对项目质量和项目管理的预期效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项目管理理论逐渐形成，并应用于各个行业领域中，主要的运作宗旨是运用管理的思维对项目进行运作，将所有可利用资源进行整合，使项目管理效率有所提高。2002年，中国召开了第一届项目管理研讨会，将项目管理纳入到学术层面进行研究。在研讨会中，对项目管理进一步强调，要求将项目管理纳入到行业领域中，特别需要纳入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引入项目管理模式，不仅可以提高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而且还促使农业产业市场化经营。项目管理所发挥的作用是引进资金，采用合资或者合作的形式加大农业资金投入，推进农业生产。随着项目管理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农业产业就会逐渐国际化方向发展，具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2农村经济发展中项目管理的应用
将项目管理引入到发展农村经济中，提高管理质量和管理效率，就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探索创新农村经济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充分发挥政府在资金运行方面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发挥项目管理功能，促进农村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从现行的农村项目管理情况来看，正在由原有的单一管理向多元化、服务化方向发展。将项目管理落实到具体的农村经济运行中，就要在管理思维模式和管理方向上有所转变，以使得农村经济发展平稳推进。
2.1根据农村区域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项目管理制度
项目管理是系统化工程，运行复杂，需要更多地考虑到农村发展实际。在统一规划的同时，还要科学谋划，这就需要对项目管理制度进一步逐步完善。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1.1对项目各个环节的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在项目前期工作中，所涉及的管理内容很多，包括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的编制、评估和审批等等。当项目管理进入到具体实施阶段，就需要对项目法责任制度、合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以及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完善。项目完成后进入到验收阶段，就需要执行验收检查，过程中，还会涉及到项目验收制度、固定资产移交管理制度等等。
2.1.2专项项目管理制度的完善。农业发展具有专业性特点，在项目管理中要将专业特点体现出来。将农业相关的专门管理制度制定出来，就是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项目制定管理办法，诸如农村的优粮工程项目、农村沼气项目等等，都要将相应的管理办法制定出来。
2.2注重项目管理体制的创新
农村经济区域发展是动态化的发展，在按照国家宏观政策不断调整发展方向和发展节奏的同时，还应对农业产业的发展项目不断地调整。因此，农村项目管理上要相应地对管理体制予以创新。其一，从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创新，要做到项目公开化，包括农村经济项目的申报、立项等等，都要做到公开、透明，采用竞标的方式选择资质深、行业信誉度好的单位承担责任。特别是项目投资方面要做到公开化，包括投资的范围、项目运行中所获得的预期效益，以及投资的额度，所获得的成效等等，都要予以公开。其二，从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创新，要做到项目社会化。农村经济区域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包括农业的生产、各种惠农补贴以及招投标等等，都要在社会环境中进行，并扩大社会覆盖面。如果部分农村经济发展项目为农户可以直接受益的项目，就可以通过实施“奖建制”的项目形式或者“代建制”的项目形式，对区域范围内的龙头企业加大投资力度，并给予必要的奖励，特别是在贷款方面予以优惠，以鼓励农户更积极地投入到农业经济区域发展建设中。其三，从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对项目管理体制进行创新，要做到项目市场化。农业项目管理具有服务性特点，属于是公益性的项目。所以，项目的运行资金普遍由政府划拨，采用招投标的形式确定管理单位，以使得项目运营成本降低。对于农业生产性项目或者所运行的项目具有补贴性质，就可以采用多种运行方式，以将投资在短期内回收，诸如股份制运营、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或者将有偿资产转让获得收益，加速资金运转。其四，从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对项目管理体制要发挥监督的作用。所有的项目信息都要定期地公布，包括项目的名称、投资情况、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承担项目运行的单位、项目运行的地点，都要向社会详细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项目管理单位还要将举报平台设立起来，群众可以电话举报，也可以邮箱举报。对于举报信息，项目管理部门要及时反馈，并对项目管理方案进行调整和完善。通过接受舆论监督，强化监督检查工作，提高项目管理的公信力。
2.3项目管理队伍要进一步强化
2.3.1建立专业的项目管理队伍。为了提高项目管理质量，推进农村区域发展，就需要建立专业化的项目管理队伍。农业经济区域发展的建设项目内容所涉及的理论学科比较多，而且每一个项目都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为了促使项目管理发挥时效性，就需要将致力于农业发展的专家队伍建立起来，包括农业技术领域、农业项目工程建设领域、农业财务管理领域等等，都要由专家级的管理人员构成，以促使农业项目更好地发展。
2.3.2引入管理中介机构。农业经济项目管理要实现专业化，就要从农业社会性发展的角度出发，引入管理中介机构，并将项目论证体系构建起来，以对农业项目建设投资合理规划。引进项目监理机构对农业项目实施监督管理，通过管理的权威性对农业发展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解决。特别是监理部门对项目管理质量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就促使建立机构对项目运行情况严格要求，以保证项目运行符合有关规定且安全可靠。
[参考文献］
[1]孙富江.农村区域发展与管理中的利益互动关系研究[D].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2]胡云香.农村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潜力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工农区上半年宣传思想工作总结 文章作者：惠英 文章加入时间：2005年9月9日9:59 上半年xx区宣传思想工作汇报 中共xx区委宣传部 2005年7月4日 市委宣传部： 今年是我市提出的项目建设暨招商引资年，也是工农区实施“贸工换位”战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一年，工农区委宣传部牢固树立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大局意识，结合工农区区情实际，在理论学习、社会宣传、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突出“一切为了发展”这个主题，创新载体、创新形式、为实现我区“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战略目标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 一、把握主线，理论武装工作在创新中扎实开展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教育为主线，结合“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动阵地的作用，继续开展了“文艺辅导员进社区”活动，湖滨办事处、育才办事处“夕阳红合唱团”、黎明小学、欣虹小学、东方红小学的文艺小分队也在我区各项大型活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春节前，在三江宾馆二楼举办了工农区“迎新春联欢会”，正月十五举办了工农地区秧歌表演赛，几支秧歌队分别在新世纪广场、文化广场、艺术广场等进行了表演，活跃了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在“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在科技大厦举行了三八节表彰大会暨文艺演出，隆重表彰了来自企业的三八红旗手，使私营企业主深受感动。“六一”儿童节与区教育局联合举办了工农地区小学文艺调演，6月20日工农区在文化广场举行了工农专场演出，25日在市京剧团剧场举行了工农区“庆七一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歌咏比赛”，评出获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等10个参赛单位。并于6月25日、27日、28日三天参加了市里在站前广场举行的歌会。今年5月9日，区委宣传部、机关总支联合组织了工农区机关及办事处工作人员拔河比赛，增强了干部的凝聚力。 总之，上半年全区宣传思想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存在许多问题和不足。一是“特色社区”创建工作不细致，不到位。二是外宣工作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三是宣传工作经费投入不足。 今年下半年，除完成日常宣传思想工作外，以“看项目、找差距、促发展”活动为主题，重点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抓好正在全市开展的“看项目、找差距、促发展”宣传教育活动。紧紧围绕“看项目、找差距、促发展”活动这个主题，全区两级中心组要依次组织专题学习讨论，同时安排两次宣传教育报告会，在区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安排“三煤城”项目建设先进经验宣传教育报告会；在全区干部大会上安排经济形势任务宣传教育报告会。通过宣传教育、开阔视野、学习经验、找出差距，重新确定和调整充实经济发展思路，全力打好项目建设攻坚战。 二是要加大对我区经济发展思路的宣传力度。紧扣全区经济发展思路，并对区委、区政府准备实施的重大举措，进行超前配合宣传。着力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树立工业立区，商贸和私营经济协调发展上加大宣传力度；着力在加强宏观指导，提高服务意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上加大宣传力度。并对区委、区政府阶段性重点工作、重大活动，进行重点配合宣传。要通过对“贸工换位”的宣传，使广大干部群众从思想认识上到位，进而推动工作部署上到位，切实把发展工业项目放在各项工作之首。 三是强化外宣工作力度。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和手段，大力宣传我区的工业企业，商贸企业，建筑企业和餐饮企业；大力宣传我区的地理位置、资源产业等优势；大力宣传我区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和优惠政策；大力宣传我区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增强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下半年，准备编印《工农区招商引资指南》外宣画册，介绍工农区的区位优势和优惠政策，让更多的项目投资人来了解开放的工农、奋进的工农、充满商机的工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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