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71-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1 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毛泽东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毛泽东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毛泽东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毛泽东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毛泽东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土地改革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江泽民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江泽民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江泽民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江泽民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 2期上发表的《论江泽民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 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 问题的认识历程。
3 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 济南市行政学院 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 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毛泽东、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毛泽东、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毛泽东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毛泽东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 2003年第1期上发表《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毛泽东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江泽民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史悠久，有的可以说是伴随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一起成长起来的。以南京农业大学的农业经济管理学科为例，其前身可追溯到 1920 年金陵大学设立的农业经济专业；农业经济专业的研究生教育则开始于 1936年。此外，早在 20 世纪初，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便开始了有关土地利用、土地经济与政策和农政学的研究。正是有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农林高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科基础较好，特色也非常鲜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林高校迎来了大发展、大提高，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为此，本文分别从学科建设、科研机构、科研人才、科研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五个方面梳理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现状①。
（一）学科建设
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普遍取得了较大成效，据不完全统计，在已有的全部人文社会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法学、文学、哲学、历史学以及艺术学 8 个学科门类中，农林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普遍覆盖了 5- 6 个学科。而在 28 个主要人文社科一级学科覆盖面上，农林高校覆盖最多的是华南农业大学，共覆盖了 14 个。在国家重点学科上，由于农林高校本身的特性，在“985 工程”和“211 工程”农业高校中拥有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国家重点学科，最多的是南京农业大学，有 2 个国家重点学科，分别是农业经济管理和土地资源管理。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学科在其他高校亦有分布（见表 1）。正是依托学科的发展，农林高校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增长迅速，从现有的数据看，南京农业大学的博士、硕士学科点数量最多（见表 2）。
（二）科研人才
人才是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保障，农林高校的师资队伍就是其科研人才,其中高级别职称、高学位的人才发挥着促进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重要作用。一般而言，高级别职称人才数与学科实力呈正比例关系。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高级别职称人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正高、副高职称的人数比在这两个学科上比较平衡。而在其他诸如哲学、法学、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上，正高职称人才数量普遍较少甚至没有，副高及副高以下职称人才较多，两者比例严重不平衡。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社科类教师有 393 人，占全校教师总数的 26.99%，其中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共有在岗正高职称教师共 31人，两院副高职称教师共 46 人，两者比例约为 1:1.5，两院正高职称教师占全校人文社科类正高职称教师总数的65.5%。在人文、外语等学院中，正高职称教师很少，而副高职称教师数量较多，两者比例悬殊。这种现象在农林高校中比较普遍。除教师队伍外，农林高校自身培养的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后流动站的研究人员也是科研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在校人文社科类研究生均超过 1000人，他们参与课题研究、撰写科研论文，综合起来的力量不容小觑。
（三）科研机构
科研机构整合集中了学科、人才等资源，是开展科研的“集团军”，也是农林高校开展科研的重要基地。 纵观目前的国内、国际科研热点、难点和重点，很难由某一学科、某一专业或者几个专家进行专门研究，迫切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开展合作研究。由于我国学科专业划分较细，专业范围较窄，加上人事管理制度又较为僵化，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和人才聚集。要打破这种现状，就必须根据高校的科研实力，结合国家、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成立专门的科研机构，整合学科、人才、信息等资源进行综合研究，并取得突破。目前，农林高校既有特色鲜明，与“农”密切相关的科研机构，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比如“国际农村发展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也有区域特点明显，将高校科研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的研究机构，如“江苏省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广东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还有的农林高校根据自身的学科发展，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物联网与现代农业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战略与决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科技翻译研究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
（四）科研项目
目前，各级各类基金已成为促进各高校科研水平提升和发展的重要保障，争取到的项目数量、项目级别、经费总额不仅是衡量各学科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更是衡量高校科研实力的主要指标。从现有的数据看，“十一五”期间，农林高校获取的科研项目无论是数量还是到位经费总额均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其中，部分农林高校还获得了高级别的项目，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等④。充足的经费为开展科研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在所调研的农林高校中，部属高校“十一五”期间到位经费普遍超千万，其中中国农业大学最多，超过 1个亿。再从经费分布看，高级别的项目（省部级以上）到位经费占经费总额的一半左右，显示了农林高校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
（五）科研产出
一般而言，学科、人才和项目是农林高校开展人文社科科研的基础和前提，而由于人文社科科研的特殊性，产出很难用一至两个指标来衡量，包括论文、著作等都可以算作科研产出。但如果从科研管理的角度来衡量，论文（尤其是 CSSCI 来源期刊论文） 可作为体现人文社科科研产出的重要指标。一般来说，科研实力越强，论文数量也就越多。从论文数量上看，农林高校年发表 CSSCI 论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见表 6）。除了在国内核心期刊上，部分农林高校人文社科成果已走向世界，迈出了学术国际化步伐。据调查，“十一五”期间，中国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分别有 55 篇、31 篇和 5 篇论文在 SSCI 或 A&HCI 来源期刊上发表。但同时也应看到，无论是国内核心期刊论文数量，还是国外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农林高校间差别很大。再从已的学科看，依据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对社会科学的划分，各学科之间论文数量的差别亦比较悬殊，经济学和管理学最多，其次分别为：图书情报学、教育学、社会学、哲学以及历史学（见表 7）。
二、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特点
与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多元性，民族性，本土性以及真理检验的直观性，价值实现的潜在性和间接性，成果多样性等特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在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有的学者还用“软 / 硬”程度来描述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差异，认为人文社会科学是软科学，而自然科学是硬科学。以上是人文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外部或内部特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也一样具备。除此之外，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还具有自身的特点。
（一）历史悠久，传统学科优势更优
民国时期的金陵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前身之一）农业经济系的卜凯教授，就对中国农村村情进行过调查，完成了《中国农家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等著作。建国后，经过院系调整，南京农业大学的行业高校特色更加突出，农业经济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学科在全国排名中名列前茅，在农林高校中处于非常突出的位置，是其人文社会科学科研的主要力量和“核心竞争力”。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对科研资助力度的加大，农林高校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包括学科、人才、项目以及平台建设均快速发展。以科研项目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与“农”相关的比例高达 95%以上。
（二）坚持特色，人文社会科学多学科开拓发展
毋庸置疑，农林高校中农林经济、土地管理、农村发展等学科实力强大，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高校扶持力度的加大和高校自身的发展，新兴学科不断涌现，非传统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发展迅速。这从院系设置上就可以看出，过去文学、法学、哲学、教育学以及艺术学等学科在农林高校中地位较低，但现在大多成立了人文学院、文法学院、外语学院以及艺术学院等。以科研项目和成果为例，在已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其他高级别的社科基金项目中，非“农”项目不断出现，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十一五”期间共获近 30 项资助，到位经费 200 多万元，涉及学科有哲学、理学、法学等，显示了不俗的实力。此外，论文数量也有了一定的增长，从表 5 可以看出，除经济学和管理学外，图书情报学、哲学等都有一定数量的论文。再从科研机构设置上看，非农林特色科研机构不断出现，如“日语语言文化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民族艺术研究中心”（华南农业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翻译与文化研究中心”（华中农业大学）等。
（三）学科交叉融合，新兴领域涌现，平台建设加速
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类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力地促进了学科的发展，许多科学难题和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学科交叉联合攻关过程中获得了可喜的进展，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也是如此。而且，随着学科交叉的深入，不仅是社会科学内部进行交叉，与自然科学也开始进行交叉，以“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转基因”等课题为例，就不仅是纯粹的自然科学范畴，还涉及到历史、哲学、伦理、管理等社会科学内容。所以不仅有自然科学学者参与，还有社会科学学者参与研究。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近年来社会热点课题如“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政府管理”等已经无法以社会科学中一两个学科进行研究，必须进行高度融合的跨学科共同研究，这样就非常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如“中国农村政策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农业法环境法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在这些科研机构中，各学科之间高度交叉融合，打破了以往地区、学校以及院系之间的壁垒，这类平台往往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某一重大问题为研究对象，聚集并整合人才、信息、项目等资源，开展团队研究，形成合力。纵观农林高校的跨学科科研平台建设，从逐步重视到快速发展，目前每个学校都拥有了一定数量的这类科研机构。
（四）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
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不平衡、不协调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地区之间不平衡，即东部或经济社会发达地区农林高校人文社科科研水平较高，科研能力较强，而中西部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一般地区则较低。从重点学科数量、人才规模、到位经费以及高质量论文数量等方面看，排在前列的农林高校大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第二，各农林高校之间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在“985 工程”“211 工程”高校以及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实力远高于其他农林高校。以 CSSCI 期刊论文数量为例，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年产出一百篇到几百篇不等，而一些地方所属农林高校只有几十篇，差距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间不平衡、不协调。人才、项目、平台多集中在经济学、管理学两个学科上，其他学科实力远逊这两个学科，且大多处于单兵作战，独立进行科研，少有团队合作研究。成果上看，产出最多的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学科，这两个学科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 60%以上。而目前科研大多是交叉研究，以平台“中国新农村建设研究院”为例，研究的不只是农村经济、土地管理，还包括法律、教育、文化等内容，现有的学科分布显然不能满足需求。人文社会科学内部不平衡、不协调的现状将影响到农林高校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三、 建立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的必要性
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评价体系的建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0年，国务委员刘延东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颁奖大会上发表了《紧扣时代主题 扎根社会实践———努力构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的讲话，提出要改进科研评价，确立质量第一的评价导向。此外，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高校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力军”，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林高校是研究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态势良好，为进一步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的快速发展，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
（一）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内在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呈现出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突出地表现在：一是传统学科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新兴学科不断涌现，为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是建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基地，成为理论研究的重要平台；三是培养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四是产出了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五是部分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开始走向世界，开始了学术国际化进程。但遗憾的是，目前尚没有专门针对农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没有比较成功的评价体系）。与自然科学一样，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但目前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建设仍然滞后于人文社科研究事业的发展，导致人文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学术失范、评价失真现象，影响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氛围的形成，阻碍了人文社科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发展，也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地位的提高。在目前各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断发展、平台建设加速、科研人才不断涌现以及学术国际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势在必行。
（二）建立人文社会科学评价体系是农林高校实现整体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著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转贴于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9]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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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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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刘建中：近代中国农业生产力的综合考察 历史教学92.1
22.刘志一：科学技术史新论 辽宁教育出版社88
23.刘国培：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和传统文化 昆明师专学报87.1.2
24.孙声如：我国传统农业的间套混种与当代立体农业的新发展 古今农业90.7
25.吴承明：a.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88.2
b.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 中国经济史研究89.2
26.吴承明.侯方：评外国学者对旧中国经济不发达原因的分析 经济学动态81.9
27.吴 慧：a.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农业出版社85
b.清前期粮食的亩产量.人均占有量和劳动生产率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28.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历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试论中国古代农业史的分期和特点载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诸问题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论春秋以后我国畜牧业的发展 东岳论丛80.4
c.我国古代的农牧关系 平准学刊第一辑 商业出版社85
d.试论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与现状 载现化农业论丛 农业出版社81
e.中国农业史上的“多元交汇”——关于中国传统农业特点的再思考 中国经济史研究93.1
f.中国古代农业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4.1
b.“桑稻争田”与江南农业生产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农史85.1
31.李凤岐.邹德秀：从现代农业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看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
农史研究83.1 农业出版社出版
32.邹德秀：a.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新农业改革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中国近代农业科学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国古代农业与中国社会发展 农业考古89.2
d.中国农业文化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杨直民.董恺忱：集约农业发展过程和趋势的初步探讨 学习与探索80.1
34.陈 平：a.单一小农经济结构是我国两千年来动乱.贫穷.闭关自守的病根
学习与探索79.4
b.社会传统与经济结构的关系 学习与探索82.1
C.中国单一小农经济结构分析 学习与探索83.1
35.陈 江：清代经济增长轨迹试析 思想战线91.6
36.陈学凯：论中国特征的农业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学学报88.1
37.姜义华等：《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前言 重庆出版社88
38.佟屏亚：a.在现代农业中发扬传统技术 农业考古85.1
b.试论“生态农业”思潮及其影响 中国农古88.4
c.我国吨粮田的实践与思考 农业考古90.2
39.张企曾：农史研究与农业现代化 农业考古83.1
40.张立文：传统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89
41.张沁文.王文德：生态农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农业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国农业发展的历史特点 古今农业88.1
b.中国古代农学对天时.地利.人力关系的论述
自然科学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庆琳.王朗玲：论水利农业与中国封建制度 学习与探索91.6
44.郑炎成：论中国传统农业技术及其向现代农业技术的跃迁 农业考古89.1.2
45.季羡林：a.“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创刊号93
b.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序 新华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树立社会主义大农业经营思想，促进我国农业的发展 经济研究80.3
47.俞荣梁：a.建立生态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补农书》的启示 农业考古85.1
b.生态农业的雏形——读《农桑经校注》琐记 农业考古86.1
48.席海鹰：论精耕细作和封建地主制经济 中国农史84.1
49.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技史稿 农业出版社89
50.梁家勉：a.从“三才”观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观 农业考古89.2
b.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 学术研究
51.梁树春：a.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农业现代化研究87.2
b.对石油农业和生态农业的再认识 农业现代化研究88.3
52.唐启宇：中国农史稿 农业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 农业现代化研究87.5
b.我国古代生态学思想和理论 农业考古90.2
54.郭文韬等：a.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 中国农史83.2
b.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86
55.钱 穆：农业与中国文化载于《港台及海外学者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文集中
重庆出版社88
56.游修龄：a.清代农业的成就和问题 农业考古90.1
b.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的历史启示——中国与日本的比较 古今农业93.1
57.章有义：近代东北地区农田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一个实证 中国经济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试论我国农业的历史特点农史研究第二辑 农业出版社83
59.董恺忱：a.世界农业发展述略——兼论东西方农业的特点 世界农业80.3.4
b.从世界看我国的传统农业的历史成就 农业考古83.2
c.传统农业.精耕细作和集约农法词义辨析 平淮学刊第二辑，商业出版社90
60.董恺忱.杨直民：试论我国传统农法的形成和发展 农史研究第四辑，农业出版社84
61.程洪：美国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趋势与特点 历史研究88.4
62.薛国中：16－18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 武汉大学学报90.2
63.薛涌：中国文化纵横谈——林维明教授采访记 社会科学86.8
64.许倬云：中华农业史导言 台湾商务书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概论 载中华农业史 台湾商务书店79*
66.任觉民.孔一士：谈现化农业的困扰及出路，兼论中国农业前途的抉择 香港(抖擞)80.5
67.李约瑟：历史与对人的估评——中国人的世界科学技术观，载李约瑟文集
辽宁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恺忱译)：论中国旱地农法中精耕细作的基础 中国农史81.8
69.饭沼二郎(董恺忱译)：古代旱农在世界农业史上的地位 平淮学刊第五辑上册，
光明日报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转引自张瑞德：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危机——近人研究成果的评述，（打印稿）
学号：
专业(领域)：MPA
指导教师：教授
论文题目：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一、选题的依据(1、选题所属研究领域；2、选题的应用价值；3、国内外相关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一)课题所属研究领域
1、论文选题属于公共管理领域，具体研究范围是X市农村社会稳定问题。
2、论文中的概念界定：
所谓“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指乡镇和涉农街道区域内的社会稳定问题。
(二)课题的应用价值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国家发展大局，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农村的社会稳定一直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也是国家管理和社会管理难度最大的一项任务。特别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呈现复杂化和尖锐化的特征，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农村社会稳定出现了新变化、新情况，加之全国各地政策、管理模式、风俗习惯、群众素质基础等各不相同，社会稳定问题也有其差异性，保持农村社会稳定已成为当前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看清现象，剖析案例，查找原因，研究对策是实实在在做好农村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
(三)国内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
1、国内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农村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专家和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社会和政府管理问题，特别是近十年来，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由于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由于农村资源的争夺，由于农村民主进程的推进，给农村社会稳定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稳定问题成为各级政府研究的重点问题，专家学者也发表了很多关于农村稳定方面问题的学术研究报告，主要研究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农村地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表现及原因。表现在体制机制问题、基层组织建设问题、群众自身素质问题、社会管理问题等；二是解决农村地区社会稳定问题的主要对策和建议，要在教育、普法、信息、政策、管理等方面下功夫。
2、国外研究概况及发展趋势
在发达国家维护社会稳定是一个系统工程，既有技术性的方面，也有体制性的方面。他们的社会矛盾大多集中在某一特殊问题，直接由基层引起的社会问题较少，针对社会的突出矛盾，集中研究和采取对策。由于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的不同，从经济上、贫富差距的解决上来看，社会保障是影响到社会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通过建立相对健全制度来缓解社会压力。
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参差不齐，社会问题也各有不同，总体上还是在保证政权稳定的同时，处理国内引发的各类社会矛盾。
二、研究内容和方法：(1、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2、研究内容要
解决的实际问题；3、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进度计划)
(一)选题的学术思想、特色和预期达到的成果和水平
1、农村社会稳定问题是摆在市乡两级政府面前最棘手、最普遍的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分析社会稳定因素，有解决矛盾普遍性方法和针对性方法。
2、本论文的特点是针对性、可行性和应用性。一是论文针对X市农村的社会稳定问题进行分析，具体对X市农村社会稳定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并针对X市社会稳定问题提出对策。二是论文可行性是在通过最具X市代表性的L镇社会稳定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剖析和总结的基础提出来，具有现实可行性。三是论文中既有社会稳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又对当期和今后一段时期社会稳定形势做了分析，在此基础提出的对策具有实际应用性。
3、本论文从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入手，列出社会不稳定因素，结合具体乡镇特点，分析原因，找准对策，为进一步引起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稳定工作的重视，为今后X市政府和维稳部门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二)研究内容及解决的问题
1、论文主要研究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包括农村社会稳定的意义，不稳定因素及分析原因，解决方法，确保社会稳定。
2、论文目录
(三)技术路线和技术措施
1、技术路线
2、技术措施
(1)文献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章进行搜集、阅读、整理、分析。
(2)座谈法：访谈相关街道、乡镇、部分村的书记，就农村稳定、工作进行讨论、交流。
(3)调查法：查找相关维稳及政府组成部门在稳定工作中的文件和做法。
(四)进度计划
2011.6-2011.9论文开题报告与文献综述
2011.9-2011.11问卷设计、发放、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2011.11-2012.1完成论文前三章，论文中期检查
2012.1-2012.4完成论文初稿
2012.4-2012.5修改论文初稿，论文预答辩
2012.5-2012.6论文审查、修改，论文答辩
三、开题条件(根据专业学位情况填写)
(一)学术条件
本人1995年参加工作以来十五年在乡镇、街道工作，做过一般办事员、副职领导和主要领导，几乎每天都从事农村维稳工作，了解、思考、探讨、决策过农村稳定工作。2011年参加了大连理工大学MPA学习，已读完该专业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一系列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知识，具备了一定的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导师H教授从事公共管理和哲学教学和研究并经常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在H教授的指导下，使我具备了撰写论文的学术条件。
(二)设备条件
课题具备研究所需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打印设备等硬件条件。
(三)经费概算和落实情况
研究所需费用已落实。
四、文献综述和调研报告(要求3000字以上，可另附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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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5.2/G23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2-0158-0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本刊）由教育部主管、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主办。2001年1月创刊，双月刊。本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创刊即设立，截止2015年底已出版90期，专刊2期，刊发论文700多篇，占本刊总发稿量30%以上，作者遍布全国上百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此栏目是迄今国内大学学报中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时间最早、发文量最多、持续性最好的。
一、栏目建设宗旨、意义及优势
（一）栏目宗旨
关注社会现实，聚焦“三农”问题，依托学科优势，深入探索“三农”问题破解之策，积极为我国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富裕服务。
（二）栏目建设的意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达9亿之多，“三农”问题作为我国的重大社会问题，受到社会各方的重视和关注。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三农” 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先后发出10个国家1号文件，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作出了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大统筹城乡力度等一系列重大决策。
高校社科学报肩负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献计献策的重任。正是基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本刊积极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自2001年创刊之日起，就开始设置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研究”栏目，积极为破解“三农”问题献计献策。
（三）栏目建设的优势
本刊开辟“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具有地理优势和学科优势。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国家惟一的农业示范区――杨凌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在4 000多年前，中国农业始祖后稷在此地教民稼穑、树艺五谷，成功地推动了我国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创造了先古时期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使得杨凌成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发祥地。目前这里除农业高校外，还集合了众多的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企业，农业人才济济。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目前我国农、林、水学科最为完备的高等农业院校，在“三农”问题研究方面具有较强的学科优势。学校设有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金融研究所、农村社会研究所、农业历史研究所等农业研究机构。因此，本刊开设“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发表，服务 “三农”，而且也可以与培养人才和学科建设相得益彰。
三、栏目建设措施及经验
（一）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严把政治质量关
从设置“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之日起，我们就牢牢把握办刊方向和宗旨，在编辑出版过程中，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出版工作方针、政策，特别是在重大政治原则问题、敏感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未出现过任何政治问题。如本刊出版的1期专辑中有8篇我国台湾作者的稿件，编辑部对这些稿件进行了认真审核，还将这些稿件送陕西省台办，经有关负责人对其中的有些用词和提法进行了审核并加盖了省台办的公章，做到万无一失。
（二）积极约稿组稿，不断扩大稿源
编辑部坚持把“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放在目录突出位置，在人员和排版安排上给以重点倾斜。安排对此问题有一定研究基础的编辑负责该栏目，并聘请我校经济管理学院“三农”问题研究方面著名专家王征兵教授担任栏目主持人。
围绕既定目标，编辑部主动与学校相关专业师生和科研人员建立联系，跟踪他们的科研进展，随时掌握有关“三农”问题研究动态，积极组稿、约稿。并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有关“三农”问题研究的机构、学校的专家教授征稿约稿。随着栏目影响力的扩大，投稿量逐年快速增加。目前该栏目年均投稿量达到上千余篇，稿件刊发实现了优中选优。
（三）组织与导向并举，精心策划专题
编辑部针对“三农”问题积极策划专题研究，先后策划了“农业产业化与农民增收问题”“WTO与中国农业”“农业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农村养老与社会保障”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新农村建设”“农民工问题”“土地流转问题”“粮食安全问题”等专题，组发了一系列论文，有力配合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宣传，并为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参考。
（四）实行开放办刊，积极吸纳校外优秀稿件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始终以学术质量为稿件录用标准，坚持开放办刊。作者遍及全国上百所高校和科研单位，国外有关专家也积极为该栏目撰稿。
四、栏目突出特点及反响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设置紧扣重大社会现实问题，针对“三农”方面的难点热点问题推出了一批视角独到、见解新颖、注重实际、针对性强的精品力作。
（一）从研究思想上看，紧跟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现实
该栏目论文或直击“三农”问题的难点，提出独到的见解；或紧跟“三农”问题的热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引起各界对该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发表后受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度重视，被刊登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经济要参》上，为国家高层领导决策提供参考。我校著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王征兵撰写的《农民贫困的根源分析》、浙江大学农村发展研究室主任黄祖辉撰写的《现代农业能否支撑城镇化？》、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两区同建”破解中国新型城镇化难题》均引起广大读者的高度关注，这些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也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
（二）从研究方法看，注重实际调查，并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许多文章是作者深入实际，走进农村，走入农户家中所做的调研。这些作者利用调研所得的大量数据，进行了科学分析，得出可信的结论，提出可行的对策。2013年第5期本刊特约的浙江师范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景新教授撰写的《影响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的倾向性问题及建议》，是他带领由10多个教授、副教授及博士组成的课题组用了3年多时间在全国范围内跟踪调研后所成的力作。
另外在研究方法上注重文理融合。我校有很好自然科学研究基础，运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具有很大的优势。对此我们进行积极引导，鼓励有关研究人员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探索，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如用自然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数量关系来分析调研资料。近年来，本刊发表了不少这类文章，成为刊物又一突出特色和亮点。
（三）从基金论文比看，论文受资助比例高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在本刊栏目中基金论文比最高。栏目坚持与相关学术研究课题的联系，及时跟踪相关学术信息，刊发相关优秀学术成果。特别是近年来，该栏目文章90%以上由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以及其他省部级以上基金资助。这些项目在文章发表后有不少获得省部级奖励。
（四）从作者队伍上看，既重名家，又不薄新人
海纳百川，质量为本。“三农”问题研究栏目选稿始终坚持以学术质量为原则。因此，我们在保持刊发权威专家学者论点的基础上，还吸纳年轻学者的学术观点，刊发了一批观点新颖、视野宏阔的新人新作。该栏目作者中有博士、硕士，也有本科生；有博导，教授、副教授，也有讲师、助教。有高校师生、科研院所研究人员，也有企业和 “三农”一线人员，很好贯彻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五）从产生的社会反响看，受到了著名文摘、新闻媒体以及广大作者、读者的广泛关注
该栏目论文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稳定方面和学校的相关学科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些文章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及《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如杨翠迎等撰写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被《新华文摘》转摘，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被《经济要参》全文刊登。周孟亮等撰写的《农村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偏差》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张丛的《二元体制下农民工城市化的障碍解析》和文春晖的《创新农村金融机构监管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陈为京等撰写的《加快建设多元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全文转载，并获省政府奖，有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刊发的文章被大量引用，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带动了该领域问题的研究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该栏目刊发的论文被引10次以上的有300多篇，被引20次以上的超过100篇，被引50次以上的10篇。2007年刊发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于有限财政责任理念的制度安排及政策构想》一文，目前已被引147次，下载1 300多次。
“三农”问题研究栏目从2001年创刊设立，一直保持到现在，从未间断一期。栏目立足社会现实，紧扣“三农”方面难点和热点问题，刊发了一批有思考、有分析、有措施、有对策的理论文章，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陕西省新闻出版局审读室早先编发的《审读工作通讯》先后5次对该栏目这种突出办刊特色、贴近社会现实的做法给予了肯定和表扬。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并刊发了题为“立足前沿 突出特色 服务‘三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三农’问题研究栏目成果斐然”的专题报道。
世俗信仰不仅源于世俗文化的土壤，也是世俗理论的某种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这种独特之处对有关信仰的理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许多具有世俗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民族就是世俗的上帝，没有上帝的民族崇拜民族。为什么崇拜呢？因为那里的‘活’有着意义。”③早在先秦时期，百家迭起、诸子争锋，世俗理论的发展异常繁盛、气象万千，基本确定了中华文化独特的世俗化道路。尽管先秦诸子在具体观点上异质多元，但是，他们对美好社会生活的向往，对合理制度与和谐秩序的求索，对社会避乱达治、长盛不衰之道的探寻，表达了一种共同理想。这是一笔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中的世俗信仰包含着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宏阔的历史视野，对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和回答，对“天下大同”的美好追求。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社会学对民族生存和国家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感，具有某种崇高、神圣的意味。
二、农村社会学对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贡献
中国社会学从早期朦胧中起步，随着中国踏上近现代进程开始了自己的叙事。农村社会学也在此过程中不断成长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从农村社会学经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体现着文化自觉、理论自觉的学术品质。
1.以本土化中国化为旨向的农村社会学
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是我国农村社会学的一贯基调，无论是在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对策研究或是方法运用方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一鲜明的风格。
譬如，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早期社区学派确定的学术旨向是：农村是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中国基层社区。……必须进入从这基层社区所发展出来的多层次的社区，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才能把包括基层在内的多层次相互联系的各种社区综合起来，才能概括地认识“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庞大的社会文化实体。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事实上，这一旨向是费老取得卓越成就的学术基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江村经济》一著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开创一个新风气，“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他看重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认为“研究自己民族的人类学”是最艰巨的，并强调“通过熟悉一个小村落的生活，我们犹如在显微镜下看到了整个中国的缩影”。马氏因之将中国社区研究视为“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形成。这种从一个个村落的研究积累逐渐扩展到对中国的整体认识，后来被Firth称为“微型社会学”，再后来被Freedman称为“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期”。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社区研究在引入功能主义理论、田野调查等方法和社区研究策略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又如，李景汉的社会调查研究也是坚持社会学本土化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中，定县调查尤为经典。他根据第一手资料明确指出，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尤为严重而急切，因为中国尚在农业经济时代，若土地问题不得到解决，农业经济就会发生危机，整个社会经济亦将陷于崩溃。“我们不能不承认土地问题是农村问题的重心；而土地制度即生产关系，又是土地问题的中心；其次才是生产技术及其他种种的问题，若不在土地私有制度上想解决的办法，则一切其他的努力终归无效；或有效，也是很微的一时的治标的。一个政府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府，一个政党是不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人是不是一个革命的人，很可以从其对于土地制度的主张来决定。”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报告》，《社会科学》第1卷第2、3期，1936年。通过实地调查李景汉对土地问题、土地制度、农村、农民以及政府、政党及革命等重大问题形成了极为深刻的认识。
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派明确认识到：“只有通过本土化、中国化的途径，才能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开花、结果。”郑杭生：《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5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最早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化重要性的代表性人物。1938年他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理论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新阶段》，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第202页。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又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1938），参见《选集》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提出，对中国社会学的民族特性、中国特性和中国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坚持并推进了本土化中国化的学术旨向。“三十年来，农村社会学与中国农村的巨大变革相伴相随，其研究内容日益广泛和深入。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考察，也有微观层面的探索，可以说，时至今日，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已经覆盖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随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国社会的巨变，农村社会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当代农村社会学研究者给予了深入观察和追踪研究。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准单位制”结束，所有制关系的多样性，农民职业结构的日趋多样化，农村新阶层（如农民工阶层、雇佣工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和个体劳动者阶层等）的特点及影响，农村组织及其关系的日趋复杂，村民委员会自治与村党支部的关系、村委会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农村基层组织的分类、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管理等研究。此外，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开辟了更为广阔的领域，涉及了流动人口、农民工群体、户籍制度、农民工与市民、农民工与本地农民、农村留守人群（留守家庭、妇女、儿童、老人等）、农村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研究，等等。
2.追求主体性和自觉性的农村社会学
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在这一领域得到了突出体现。农村社会学对于反映中国社会的历史性和实践性、具体性和特殊性，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对我国社会的本土实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给予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解释。具体地说，在知识性的载体和实体性的载体这两个方面，中国社会学的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都直接得益于农村社会学的不懈努力。
首先，就知识性载体而言，农村社会学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学知识体系的积淀。早期中国社会学中的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学派，在农村社会研究和调查过程中形成了丰硕的成果。在理论上如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理论及生育制度理论、的中国社会阶级理论和矛盾论及实践论等等。在社会调查方法上运用并改造了功能主义方法、田野工作法、社区研究法、个案方法等，并形成了更有本土特点的具体方法，如提出并使用的典型调查法、座谈会法，对于社会调查方法的发展具有原创性的贡献。他亲自进行的中国农村实地调查就有30余次，如《寻乌调查》（1930）、《兴国调查》（1930）、《长冈乡调查》（1933）、《才溪乡调查》（1933）等。坚持认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办法是向社会做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1页。
自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社会学重建，农村社会学翻开了新的一页。譬如，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农民的思想观念（传统道德、婚姻、生育、礼仪、时间等观念）以及竞争观、乡土观、知识观和人生观，还有文化、社会化、社会交往、社会变迁等，都涉及到了基础层面的理论研究。在中层理论研究方面，涉及了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经济结构、收入结构、家庭结构、组织结构、职业结构、社会资本、精英类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模式、途径、样态等研究。同时，农村社会学对分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如家庭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乡村治理学、法社会学、犯罪社会学、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亦有重要贡献。钟涨宝：《农村社会学》，参见郑杭生主编：《中国社会学30年（1978-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在社会调查方法方面，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不仅奠定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文明的共同基础，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的差异性、多样性、多元化、个性化的深厚来源。所以，农村社会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就成为了最具新意和探索价值的一个领域。如比较研究方法、历史方法、各种社会调查、各种社会实验以及实地观察法、文献法、问卷法、访谈法等。在定性方法方面，则注重引入和发展人类学的方法（田野工作法、民族志、访谈法、观察法、个案法），对实地素材给予深度解析。在定量方法方面采用了各种研究技术，如调查技术、抽样技术、统计方法和技术等。同时，农村社会学也紧跟大数据时代的定量要求，依托国内各类数据库资源，运用各种统计分析方法（如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logistic模型等），对农村社会宏观层面现象（经济发展、社会变迁、文化教育、人口变化，社会结构变化、社会分层现象，区位特点、区域差距等）的研究能力得到了明显强化，也为农村社会的政策对策制定提供了更加准确的依据。
其次，就实体性载体而言，从事农村研究的本土学者形成了学术群体和共同体，不断推动着具有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早期农村社会学已经对社会学中国学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如乡村建设学派、社区学派、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等，都是与农村社会学研究直接联系的。当代农村社会学继续推进了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壮大。譬如，人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通过家族与宗族组织等现象及其深层结构和功能需求分析，涉及了心理、文化、历史、制度及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等领域。又如，政治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围绕乡村治理问题，对村民自治、村级选举、农民政治参与、乡村关系、乡村治理类型以及乡镇政府的地位和角色、财政来源、运行困境与基层治理危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社会学取向的农村社会学在专业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如在高校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编写和出版《农村社会学》和《农村社会调查》部级教材、建设农村社会学部级精品课程和教学团队、在农村发展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建立农村社会研究平台等。在学术方面，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催生了多个分支领域，形成了农村发展、“三农”问题理论、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管理与治理、农村基层政权、乡村演变、乡村社区治理等研究，凝练出农村社会学的众多分支理论。农村社会学这种学术主体性和自觉性，很大程度上使社会学知识体系不再囿于纸上，从而体现了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学派的特征。
3.农村社会学的社会责任和学术担当
农村社会学有着特殊的天然品质，这就是它的乡土性和民族性，这是社会学的其他研究领域难以比拟的特质。因而也就不奇怪，一代又一代农村研究者将推动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视为当然责任，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如梁漱溟身处民族存亡之时，清楚地认识到“实民族历史上未曾遭遇过的命运”，“……故必从头作起。由此开展出来的社会，是一个全新的组织，为人类以前所无。”②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6、23页。他坚信“中国历史到今日要有一大转变，社会要有一大改造，正须以奔赴远大理想来解决眼前问题。抑今日实到了人类历史的一大转变期，社会改造没有那一国能逃。”②梁氏将自己对本土文化的虔敬之情、对民族命运的赤诚之心倾注到了农村社会研究中，不仅是乡村建设学派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著名的现代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及新儒学代表人物。虽然他一生并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海外留学经历，却成就了学术史上的一个传奇。
费孝通对自己早年的研究（如《江村经济》）很自谦，称之为一棵“无心种下的杨柳”，但其意义被视为“人类学跨过‘野蛮’进入‘文明’进行一次实地探索”。④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正是费老怀有的责任感和道义感促成了他在学术上的远大志向，这就是通过“社会学的中国学派”走出的道路，把研究文明国家的社会文化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奋斗目标，④进而抹平“文野之别”。费老的学术实践开辟了从异文化迈向本土文化、从“野蛮社会”迈向“文明社会”的研究道路，因而成为了社会人类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费老后来用“和而不同”这四个字来概括我国文化研究过程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费孝通：《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从而开创了中国社会科学“文化自觉”的先河，这一过程重塑了人类学和社会学。
陈翰笙是农村社会学的又一典范。上世纪20年代，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激烈争论，他开始着手对中国农村经济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明确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症结，进而确定中国农村的社会性质并指明其发展道路。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他主持了江苏、河北、广东的农村经济调查，形成的基本结论是：大地主是促成农村崩溃的主要因素，“现在中国的贫农，难有增加其土地之望。……国有及公有的土地，为大地主所掠夺，他们非法的然而在事实上垄断了这些土地的地租。”“土地所有与土地使用间的矛盾，正是现代中国土地问题的核心。”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参见《陈翰笙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44、59页。并指出：“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进行土地革命，使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是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农村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陈翰笙：《30年代的农村调查》，参见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49页。
诚如曹锦清所言：“回顾这六十年，复兴不可阻挡，我们要确立这个信心。中华民族要重新回到她曾经拥有的亚洲位置，这个趋势不可阻挡，这个目标一日不实现，中国的知识分子向前的思维运动就不会停息，这是近代告诉我们的。”曹锦清：《中国崛起时代的学术立场问题》，该文为作者在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新年第一次研讨会上的演讲，2011年1月8日，参见三农中国网，.当代农村社会学不仅秉承了学界先贤们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而且以更大的勇气对国内外既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评判、再认识、再提炼”。中国学者逐渐认识到，城乡社会变迁是工业化、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的两个侧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始终发挥着复杂的影响，这就使得理论视野更为开阔、研究内容方面更具涵盖力。在当代农村社会学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三农问题”的重新思考中，可以看到这一变化。
首先，土地问题。土地问题可以说是以往城镇化困境和挑战的关键，并仍然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土地制度的调整包括土地流转等都会涉及到巨大的利益转移，应当通过更好的制度安排让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获得更为合理的收益，促使农业用地实现适当规模化。其次，农业和农民问题。中国的粮食安全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安全的一个大问题，这就使构建现代农业和现代农村职业体系显得愈加紧迫。我国农业需要实现重大转变，形成规模生产和经营，提高农业的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使“维系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体系”和“促进食品安全的本地化食物体系”成为现实。再有，农村问题。在本世纪中期实现75%城镇化率、达到中级城市型社会，是中国城市化具有现实性的目标。要达到高级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在76%～90%之间）和完全城市型社会（城镇化率大于90%），必然受到人口规模和其他国情的限制。因此，新型城市化应当是新型城镇与亮丽乡村的并行建设的过程。此外，农民工的城市融入问题。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其核心是农民市民化，其路径可分为“被动城镇化”和“主动城镇化”；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应淡化户口价值，将附着在户籍上的各种社会利益进行分解。应促成城市中三大人口群体（即本地农民、本地市民和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流动人口）在社会利益上的基本协调，推动三元化利益格局的柔化和同化趋向，不断增进“身份权利待遇”的同城化，是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必须的过程。郑杭生：《城乡一体化与同城化齐举并进》，《红旗文稿》2013年第20期；李强：《论农民和农民工的主动市民化与被动市民化》，《河北学刊》2013年第4期；李强、胡宝荣：《户籍制度改革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钟涨宝、聂建亮：《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经济体制改革》2012年第1期；陆益龙：《户籍制度――控制与社会差别》，商务出版社，2004年；曹锦清：《当前农村研究中的真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11期；杨敏：《三元化利益格局下“身份权利待遇”体系的重建――走向包容、公平、共享的新型城市化》，《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构建“新三农”发展格局》，《学术论坛》2013年第9期。
结语
答辩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1各位老师，下午好!我是来自08劳动与社会保障，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将~~~~~~~呈现出来，分析实施效果，根据调查分析所得，修正和优化相关的政策，对嘉兴地区将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优化有所启示，提出适合嘉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模式。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主要内容。
本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国内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综述.近年来很多学者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必要性和理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在理论研究多点开花的同时，实地调研却只有寥寥数位，浙江省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调研的仅仅只有倪丹耀一位学者做过研究，所以不难看出目前政策性农业保险研究大部分还处于理论阶段，对于实际试点发展情况的研究比较单一，缺少有关试点实施情况的研究。
第二部分是我对嘉兴地区的实地调研.我是通过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相结合方法进行调查，前期，通过研究国内外的文献，浙江省和嘉兴市的政府文件，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相关知识和嘉兴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的大体情况。关于实地调研，我的调查地点是嘉兴市海盐武原镇、于诚镇、秦山镇，方法是上门问卷调查，调查了当前农业保险试点的实施状况。
本次调查以下三方面，而嘉兴地区政策性农业实地调研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我了解到当前嘉兴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的实施情况，得出了一些调查结论。
当前农民家庭面对的最大风险还是自然风险，增加了农民对于政策性农业保险的需求。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农户对农业保险条款中的保障水平、保险责任等具体内容知之甚少，造成了农户很大一部分的潜在购买意愿。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获得了大多数农户的认可。
由于嘉兴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经验尚浅、财力有限，许多农户认为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太低，不能满足其需要，保险责任条款的规定跟农户的期望还有一定的差距，从而影响了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的积极性。
第三部分是嘉兴地区政策性农业保险优化建议.
首先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引入市场运作机制，提高广大农户的参保率，有助于嘉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和发展。
但任需继续加大农业保险的政策扶持力度，为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我们要积极培养相关专业人才，促进嘉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推广。
最后，继续坚持共保体建设，构建符合嘉兴农业保险实际需要的最佳模式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亮点和存在的不足。
本文通过文献与实地调查相结合，对于嘉兴地区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而且不是只依靠文献和理论进行研究，忽略了试点的实际情况，仅仅研究了适合一般情况下的政策性农业保险。
虽然，我尽可能地收集材料，竭尽所能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进行论文写作，但论文还是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调研程度不深，有待改进.请各位评委老师多批评指正，让我在今后的学习中学到更多。谢谢!
答辩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2各位老师，上午好!我叫……，是……级……班的学生，我的论文题目是……论文是在……导师的悉心指点下完成的，在这里我向我的导师表示深深的谢意，向各位老师不辞辛苦参加我的论文答辩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三年来我有机会聆听教诲的各位老师表示由衷的敬意。下面我将本论文设计的目的和主要内容向各位老师作一汇报，恳请各位老师批评指导。
首先，我想谈谈这个毕业论文设计的目的及意义。
其次，我想谈谈这篇论文的结构和主z要内容
本文分成……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这部分主要论述……
第二部分是……这部分分析……
第三部分是……
最后，我想谈谈这篇论文和系统存在的不足。
答辩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3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上午好!
我们非常高兴地在这里为我校影像医学与核医学(超声方
向)专业硕士研究生隋鑫和张巍巍同学举行毕业论文答辩。
首先，我代表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对各位教授前来参加她们的论文答辩，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参加今天答辩会的有：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教务处王庆成处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房勤茂教授、李徽教授、张文云教授，河北省人民医院薛红元教授，河北省儿童医院董凤群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杨漪教授，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邓荷萍副教授担任此次答辩委员会秘书。
下面,请研究生导师房勤茂教授介绍两位学生的基本情况。……………………………
下面，请隋鑫同学介绍论文情况。
……………………………
下面，请各位专家提问题。
……………………………
下面，请隋鑫同学回答问题。
……………………………
下面，请张巍巍同学介绍论文情况。
……………………………
下面，请各位专家提问题。
……………………………
下面，请张巍巍同学回答问题。
……………………………
下面，由我来宣读了答辩委员会对论文的评语和表决结果。……………………………
让我们对圆满完成论文答辩表示热烈祝贺!
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和秘书的辛勤劳动!
衷心感谢导师房勤茂教授对两位同学的培养、指导和帮助!论文答辩到此结束!
答辩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4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们，同学们
上午好!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的是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环境专业的首届毕业答辩会。
首先由我介绍莅临本次讲座的各位领导、老师及同学：他们是重庆工商职业学院、传媒艺术学院院长陈丹老师、传媒艺术学院副院长徐江老师、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教研室主任、以及各专业的老师们，欢迎您们的到来!
经过这几个月教学课程的洗礼，我们终于盼到了今天这个展示我们风采的时刻，这个全面展示我们所学的一个平台——毕业答辩。短短的时光我们承载了太多的期盼与惦念，寄托了太多的关怀与殷切，藏匿了太多的故事与细节，这些曾经牵绊我们的情绪都汇聚到今天。同学们就让我们在今天爆发把!毕业设计那些感动过我们的人和事仿佛还在脑海中萦回：教学楼里灯火通明用功的身影;老师和同学们相互讨论忙碌的片段，满是欢声笑语的同学疲惫着收获着，受了委屈闹鼻子后依然坚持不懈的奋斗小青年……这一切在今天看来是如此的美丽而生动。当然还有一路上陪我们一起经历点点滴滴老师们，在这里我建议同学用你们最热烈的掌声为你们辛勤付出的老师们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下面有请徐江院长为大家讲话
感谢徐院长对同学们的深切期盼，希望同学们在接下来的环节中好好表现，把你们秀的作品，最自信的姿态拿出来，因为我相信每个战胜了毕业设计的人都是最棒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下面请组上台进行答辩，请组做准备!
今天毕业答辩的结束意味着你们的大学生活即将画上一个完满的句点。当然这个句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期待下一个挑战，在与时间的赛跑中，你会变得更加坚强，更加神采奕奕!青春之旅将会继续远航。最后请再一次对为我们竭尽全力的老师们表示感谢!
我宣布毕业答辩到此结束!
答辩会主持词开场白范文5尊敬的各位嘉宾，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土建学院(山东大学土建与水利学院)20~~—20~~年度社团年终评优答辩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岳好真。
我院社团在院团委的领导与关怀下，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学年各社团负责人以严谨认真的工作作风和求实创新的思维态度，对社团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使我院社团的名气在兴隆山校区乃至全校的名气得到进一步提升，但纵观本学期各项工作，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与缺点。随着本学期的即将结束，特在此举办社团评优答辩活动，一方面对那些工作做得比较好社团给予充分肯定，给他们一个充分展示的舞台，另一方面也给那些需要改进的社团提供一个学习的机会，为我院社团的长期发展做出贡献。(这一段可以在修改一下，这是按照去年的社团情况写的，我写策划的时候浙西额没有用的东西直接从以前的复制过来的)
现在我宣布，“社团年终答辩”(土建与水利学院20~~-20~~年度社团年终评优答辩)活动正式开始。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出席此次活动的嘉宾有：社联主席：苗雨生;】社联副主席：薛景皓;】社联办公室部长：胡云磊;】社联组织部部长：沙润东;】社联新闻宣传部部长：何一兵;】社联外联部部长：曲宝旭(我们四个不能算是嘉宾)
(让我们用掌声再次感谢他们的到场)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有请社联副主席薛景皓上台为我们致开幕词，掌声欢迎!
非常感谢社联副主席薛景皓的发言。
在答辩开始前，允许我先介绍一下此次活动的评分规则：本次评优分数分为社团书面提交材料得分、电话调查得分、现场答辩得分三部分，最终得分=40%日常活动评议材料得分+20%电话调查得分+40%现场答辩得分
此次社团答辩顺序为：。首先有请。社团负责人上台进行展示，请。社团在台下做好准备。
谢谢。社团的精彩展示，有请评委提问。感谢评委的提问，请评委为本社团打分。下一位有请。
到此所有的社团均已答辩完毕，下面让我们有请社联主席苗雨生为我们做活动总结。感谢社联主席苗雨生的发言。
下面由我来宣布各社团的最终得分。(下面就到了今晚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接下来我将会为大家揭晓各社团最终的得分情况，按照抽签顺序将各社团的得分念出来)
我宣布评比结果为：(去掉)最终获得优秀社团的是。获得精品社团的是。获得金牌社团的是。获得优秀会长称号的为这六个协会的会长。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为这些获奖者颁奖，有请获奖协会的负责人上台领奖。有请社联主席苗雨生上台和获奖者合影留念。(先宣布获得优秀社团的……，薛景皓和他们合影，接着宣布获得精品社团称号的是……，薛景皓合影，然后宣布获得金牌社团社团称号的是……，毛毛哥合影，最后宣布今晚的最后一个奖项，获得优秀会长称号的是……毛毛哥合影)顺序不能乱了
接下来有请CG协会会长杨俊鹏(建筑学社会长屠天舒)上台为我们讲述自己的心得和展望。
感谢CG协会会长杨俊鹏(建筑学社会长屠天舒)的精彩发言。(这一项去掉)
(加串联词，恭喜所有获奖的社团及会长，)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毛泽东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毛泽东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毛泽东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江泽民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性服务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中图分类号：G2AO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122―05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加大投入力度，加强社区和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这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作为农村社区庞大系统建设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相对于较为成熟的国外研究来说，在国内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其研究成果主要分散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与公益性文化建设两个方面。但由于各国在社会制度、经济水平和文化传统以及国际环境上的明显差别，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应在借鉴其成功经验的同时，依据自身特点，探索出一套符合自身国情、尊重本国文化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模式。为此，明确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理论基础及战略原则对于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社会价值
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农民的致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都离不开文化的哺育和支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坚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农民思想道德素质。”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关我国广大农民的文化权益和需求，因此，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具体说来，其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传承创新民族文化传统，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内在需求。公益性文化的精粹必然包含优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伟大的民族精神，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如何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凝聚和提升民族精神，直接关系到国家生存发展的根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发端于农耕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其本根就是农业文化。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极为丰富，民间工艺、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舞蹈、地方戏曲、神话传说、史诗民谣、传统建筑等数不胜数，它们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扎根于农村的广阔土地，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中国最深厚最古老的文化在农村，文化建设的根砥也在农村。“乡土社区文化”乃是“中国现代社区文化建设之根”。如何挖掘、整理、利用和创新农村传统文化资源，赋予农村传统文化以时代特征和崭新面貌，促进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超越，实现农村文化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笔者认为，以农村社区为合理切入点，以公益性文化建设为具体内容，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是条切实可行的途径。
(二)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引导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要求。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它通过自身的科学性和先进性对整个社会与文化起到一种引导和教育作用，并对保持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其基本内容包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公益性文化在宣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引领主旋律文化、凸显核心价值观念方面的作用是其他文化形式无可替代的。在我国，公益性文化建设是突显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作为党的重要喉舌的报纸刊物，还是为公众服务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以及从事优秀文化遗产保护的文化事业单位和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都是以其特有的方式代表和宣传着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农村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要舆论阵地，相对于政府的号召、组织的说教灌输来说，在农村社区通过通俗易懂的文化产品和多样化的文化服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的舆论引导作用更具广泛性和日常性。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无疑是宣传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效途径。
(三)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建设文明农村、打造和谐农村的动力需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化科学素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公益性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审美水平、道德与文化素养，而且有利于净化社会环境与社会风气、规范生产秩序与社会行为，特别是在调节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能够起到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同时，我们要注重发挥公益性文化软实力在农村社区的作用，使公益性文化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支撑，使村民在思想观念、人文素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劳动形式、人际关系等方面得到整体改善或提升，既可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又能有效协调农村社会关系，推动农村社区事业健康发展。因此，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及和谐新农村建设，必然需要其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保障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实现农民人文素养的追求目标。公民虽然职业、地位、身份和收入各不相同，但都有平等地无偿或少量有偿地享有知识，获取审美、文化，享受健康娱乐的基本文化权利。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权益，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把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它可以从一个侧面起到调节社会分配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作用。在现实生活中，物质层面上的差别容易引起关注，精神文化层面的差别却容易被忽略。特别是在我国，城乡文化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城市中心化，农村农民的文化权益则边缘化，而且长期以来处于弱势地位。深入统筹城乡文化发展，深度聚焦农村社区，深切关注社区农民自身，深情倾注人文关怀，实施以人为本的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工程建设刻不容缓。
(五)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村文化力的迫切需求。综合国力的 竞争，根本上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但实质上是文化力的竞争。文化力是指一个国家文化发展和文化积累所形成的现实力量，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公益性文化无论在精神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包含着巨大的文化作用力。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可忽视其公益性文化的强大作用力：其一，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从理论突破开始的，知识经济的产生必须以知识、科技、文化为主要内容作先导。其二，文化从层面上看，包括技术层面、制度层面、观念层面。在技术层面，新的技术在理论上有了飞跃，才有可能引发生产的进步和革新；在制度层面，经济建设离不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社会制度、先进的生产关系和优良的发展环境能为农村经济建设提供保障；在观念层面，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更为密切，只有通过文化建设，才能激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从社区公益性文化人手，只有不断提升农村文化力，才能为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提供长久的内在驱动力。
(六)加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的内化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新形态，已经成为社会矛盾酝酿、扩散和集中的敏感地带。农村的稳定和良性发展，直接关系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和政权的稳定。农村社区稳定需要依靠硬性的综合治理，也需要软性的文化建设。能否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文化建设的公益价值，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农民对改革开放政策的认同感和对执政党的认可度，也必然影响着农民对政治民主的热情与参与度。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的教化和观念的引导，在实现农民文化权益、提升农民文化素质的同时，也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深入民心、内化人心；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可以折射出文化民生意识。因此，坚持民生理念，切实解决好农民在文化方面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农村政治民主进程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而深远。
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历史有延续性，文化有不可割裂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我党的几代领导集体核心，历来都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和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问题，其文化发展的历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其中，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重要观点和理论，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他们对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做的科学阐述，为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同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又提出了“物质生产与艺术生产发展不平衡关系”，指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它们所产生的价值也不同。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肯定精神生产同物质生产的作用同等重要，“作家”、“诗人”、“画家”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阶层”，他们进行艺术劳动的目的是创造在思想上、艺术上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精神产品。这些论述对我们今天进行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公益性文化建设作为独特的文化艺术生产过程，它可以充分挖掘人们内心所固有的超越物质非功利性的一面，引导人们对真善美的深层追求。在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性文化给民众提供的是这样一种远离功利、回归精神的环境，也是对人们审美情趣的一种培养和熏陶，这正是我们今天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所承担的责任和具有的功能。
(二)中共几代领导集体的文化发展理论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是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等不同时期的文化建设指针，也为我国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与指导。
1.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端，思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系统阐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将新民主主义文化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鲜明突出了革命年代中国先进文化的主要内涵。在对待古今中外文化的关系上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指出文化发展“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并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繁荣的方针，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思想和提出的先进文化理论，明确提出：“我们要继续坚持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邓小平强调文化的社会主义性质，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化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条件；明确指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强调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四有”新人培养的重要性，“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思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指出要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原则，抓好“四有”新人的培养和塑造。这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3.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思想，特别是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作为“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提出“先进文化”的概念，为新世纪文化建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重在建设的理论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思想，“同时必须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纲领，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纲领、任务、方针、政策等一系列的重大问题，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4.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他们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全局出发，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等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了“四位一体”的整体建设思想，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建设确立了应有的战略地位与战略选择。就文化建设而言，要“在重视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同时，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论述反映了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把握，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的重大创新，对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
三、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战略原则
马克思主义及党的几代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与时俱进的，共同汇成了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重要理论源泉，离开了它，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必须吸纳马列主义的相关优秀成果，与时俱进，制定并践行科学的战略原则，才能实现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事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一)坚持政府主导、主体多元原则。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非功利性使其无法单纯依靠自营而发展，更不可能将其完全依靠市场，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而必须紧紧依靠政府的大力扶持。这就决定了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过程中，基层政府在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是至关重要、不可代替的；同时，整个社会的重视和关注也是其有效开展的巨大动力。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也需要整合多方面的力量，应树立起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意识，通过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法规和政策，积极鼓励社会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引导社会资金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的投入。
(二)坚持以民为本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民是主力军。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以民为本的原则就是以农民为中心，坚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现和保障农民的基本文化权益和满足农民多方面、多层次、多样性的精神文化需求上，并以此作为评价和衡量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工作的根本尺度；把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的全面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在充分尊重村民个性、精神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各种类型的文化活动倡导农村新型伦理精神，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环境，不断满足村民对居住环境、文化氛围的进一步要求，使农村文明程度和农民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
(三)坚持“双轮驱动”原则。尽管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以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效益为目标，但仍可以借鉴市场经济的某些意识和观念，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自己。经营性开发与公益是文化的两大属性，但文化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因此，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中应该贯彻“双轮驱动”的理念，既要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又要重视经营性文化产业，以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带动公益性文化事业进步。通过经营性文化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增加对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设施、项目的投入，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引导公益性文化消费，进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促使农村文化产业与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建设互为补充、相互作用，推动农村社区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