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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已持续两年的增长势头出现逆转。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以下简称“贸发组织”）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1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18%，降至1.35万亿美元。在全球投资暗淡的大背景下，中国吸收外资略降2%，仍为全球第二大吸收外资国家，同时跃升为全球第三大对外投资国。贸发组织预计，2013年全球资本流动仍将低迷，FDI将接近2012年的水平，但也有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吸收外资则有望继续保持平稳。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这一趋势表明，面对全球经济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脆弱性及政策不确定性，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仍十分谨慎。很多跨国公司在通过资产重组、撤资等方式重新布局海外投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复苏势头疲软。”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
在全球FDI增长出现反复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走在了前面。报告显示，2012年，发展中国家吸收FDI有史以来首次超过发达国家，占全球总流量的52%。发展中经济体的FDI流入量在2012年实际上略减少4%，但仍处于历史第二高位，达到7030亿美元。在对外投资方面，发展中经济体也占了全球近三分之一，继续了稳步上升态势。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流向亚洲以及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仍保持在历史高位，但增长势头有所放缓。非洲吸收的FDI较前一年有所增加，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也在上升。
而发达国家FDI流入量在2012年下降了32%，降至5610亿美元，接近过去十年来的最低水平。同时，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下降到了接近2009年低谷的水平。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对新的投资持观望态度甚至撤回国外资产，而不是进行积极的国际扩张。报告显示，2012年，38个发达国家中有22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下降，降幅为23%。
报告同时指出，在全球吸收外资下降18%的大背景下，虽然2012年中国吸收外资也小幅下跌了2%，但仍为外资流入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保持在1210亿美元的高水平，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840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中国有史以来首次成为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从中期看，中国仍是跨国公司首选的投资目的地。
宏观
美国一季度GDP增幅下修至1.8%
美国经济缓慢复苏
美国商务部6月26日公布的终值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环比增长1.8%，增幅小于此前估测的2.4%。这一数字低于市场预期，但高于前一季度的0.4%。截至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已实现连续15个季度增长。
美国商务部表示，个人消费开支增幅不及预期和进出口数据调整是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相对此前估测下调的主要原因。占美国经济总量近70%的个人消费开支当季增长2.6%，增幅低于此前估测的3.4%，但高于前一季度的1.8%。
此前美联储宣布维持现有的宽松货币政策，但认为美国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降低。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若经济复苏如预期，美联储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削减资产购买规模，并将于明年年中结束量化宽松。有分析认为，第一季度增长数据显著调整似乎表明，美国经济复苏并没有先前想象的那么乐观。
欧元区经济景气指数创一年来新高
西班牙、意大利增幅最大
6月27日欧盟委员会数据称，欧元区经济继续回升，经济景气指数（ESI）从5月的89.5升至6月份的91.3，创去年5月以来新高，优于90.3的市场预期。其中，欧元区最大的五个经济体ESI全面回升，西班牙和意大利增幅最大，包括奥地利和斯洛伐克在内的众多小国则下降。
有分析认为，经济景气指数显示第二季度欧元区经济下滑速度放慢。如果这一趋势得以持续，信心回升将带来消费者和企业支出增加，为今年下半年经济重返增长贡献力量。
能源
中俄签2700亿美元石油协议
俄将逐步放开对液化气出口限制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第十七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俄罗斯未来25年每年将向中国供应4600万吨石油，该协议总价值高达2700亿美元，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达成上述协议。普京还表示，俄罗斯将逐步放开对液化天然气的出口限制，特别是增加对亚太市场的液化天然气出口量。本次论坛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已签署协议，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获得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20%的股权。
据俄罗斯能源部数据显示，2012年俄罗斯石油产量达到每天1037万桶，超过沙特，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油气收入占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一半。中国对石油需求日益上升，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由2000年的30.2%上升至2012年的57.8%。
产业
韩国企业加速投资中国
着眼全球战略布局
在世界经济低迷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三星电子等韩国产业巨头却加速在中国启动“重磅”投资。专家认为，韩国产业布局中国可谓步步为营，是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
2012年9月韩国三星电子一期投资70亿美元，在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工建设世界领先的闪存芯片生产线；最近中石化与韩国SK公司签署可年产80万吨乙烯产品及250万吨石化产品的武汉乙烯项目合资经营合同，这些公司事件标志着中韩产业正以各自优势加速经济合作，将让巨额投资、先进技术和产业规模所带来的综合效益逐步显现，从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球产业“高地”。
国际贸易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冯宗宪表示，三星选择陕西和韩国SK选择武汉以建设全球性的生产基地，首先着眼于全球价值产业链上的战略布局，做的是全球产业“高地”的文章。
三星大中华区总裁张元基表示，中国在手机、笔记本电脑、智能电视等IT产品上，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国。尽管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出现放缓趋势，但中国经济增长仍处快速通道，消费市场潜力依然巨大。三星把尖端的半导体技术投放于中国，这是继续先行应对中国正在扩大和发展的半导体市场。
【失业保险金标准将逐步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记者26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进一步提高失业人员基本生活保障水平，人社部、财政部近日共同印发了《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标准的指导意见》，指导各地适当上调失业保险金标准，逐步提高到最低工资标准的90%。
互联网保险：据港媒报道，中国最大的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保险本周四将挂牌港交所。部分机构投资者场外暗盘交易价达到67港元，较招股价上限高12.2%。照此计算，众安市值达到965亿港元。背靠蚂蚁金服、腾讯和中国平安等“明星”股东，众安IPO受到市场热捧，超过10万人认购，公开认购超额逾400倍，冻资2000亿港元。按照当前市场热度，众安挂牌后市值或破千亿。建议关注：焦点科技、东方财富
智能物流：据媒体报道，阿里巴巴集团26日宣布增持旗下菜鸟网络的股权至51%，并预计未来5年将持续投入1000亿元建设全球物流网络。阿里巴巴表示，未来除了继续投资数据技术等领域的研发，还将主要用于和物流伙伴共同推进智能仓库、智能配送、全球超级物流枢纽等核心领域建设。建议关注：荣盛发展、中储股份
ETC：交通部办公厅近日印发《智慧交通让出行更便捷行动方案(2017—2020年)》，在方案提出的多项重点任务中，加快推进ETC拓展应用居于首位。今年将印发《关于促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收费(ETC)系统应用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探索ETC在停车场、租赁汽车等领域推广应用。到2020年，使ETC客车使用率达到50%。建议关注：金溢科技、万集科技
人工智能：据报道，英特尔实验室今天(9月26日)宣布，正在研发出代号“Loihi”的自学习神经元芯片，模仿了大脑的功能，能从环境反馈中直接学习。Loihi不需要通过传统的方式进行训练，随着时间的增加会变得越来越智能，而且功耗极低。建议关注：东方网力、中科曙光
无人机：据报道，近日，德国无人机开发公司Volocopter在阿联酋迪拜进行了一场载客无人机飞行测试。阿联酋这项雄心勃勃的无人机载客服务计划，旨在使迪拜很快成为全球首个推出无人驾驶“飞的”服务的城市。建议关注：雷柏科技、山河智能
【甘肃中药配方颗粒监管的首部地方标准】记者26日从甘肃省食药监局获悉，《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标准(试行)》(第一册)(以下简称《标准》)于新近实施，这是甘肃省中药配方颗粒监管的首部地方标准，将传统中医药的优势、特色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加快推进中药现代化。
上周新增投资者31.85万人.中国结算周二盘后的数据显示，上周（9月18日至22日）A股市场新增投资者31.85万人，较前一个交易周环比下降5.6%。每周都增加几十万新股民，看来“城外的人不断会进城入市来”。
【26日港股通两市共净流入18.06亿元】周二(9月26日)，港股通两市共净流入18.06亿元。截至港股收盘，沪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沪股通净流出1.01亿元，港股通(沪)净流入7.8亿元；深港通资金流向方面，深股通净流入2.12亿元，港股通(深)净流入10.26亿元。
【期指】期指成交持仓方面，IF1710成交10149手，持仓25306手，日增仓-941手；IH1710成交5816手，持仓15880手，日增仓-622手；IC1710成交9697手，持仓20018手，日增仓-661手。期指升贴水方面，IF1710升水6.98点，IH1710贴水5.81点，IC1710升水35.72点。外盘方面，截止收稿，A50E09报11977.5点，涨幅为0.46%；成交33.18万手，持仓46.44万手。
11月10日晚，中芯国际宣布已选定大唐电信集团（以下称“大唐”）全资控股子公司大唐控股成为其战略投资者。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大唐控股将投资1.72亿美元收购中芯国际新发行的普通股股本，从而获得相当于该公司16.6%的股权。至此，大唐控股超过上海实业集团（持有8.29%的中芯国际股权），成为中芯国际最大股东。受此消息影响，长期委靡不振的中芯国际股价劲升29%，报收于0.2港元。
上海的这家芯片企业2007年3月底开始对外搜寻战略投资者，但直到今年的11月6日，中芯国际股票停牌通告，外界方知有了正式结果。
在坊间传闻中，入围中芯国际CEO张汝京考虑名单的对象包括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CEC）、一些私募基金和大唐。但从今年7月以来，大唐就被视为是战略投资者传闻中的焦点。因此，中芯国际最终给出的结果也属意料之中。
可解燃眉之急
马拉松般的引资周期，一波三折的引资过程，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对于眼下的中芯国际来说，挑选正确的战略投资者是多么重要。
由于设备折旧和扩张等原因，中芯国际自2000年成立以来持续亏损。公司今年第三季度亏损3029万元，高出去年同期，营业收入也同比下跌3.9%，为3.76亿元。上市四年多来，该公司股价也一直委靡不振，如今已经缩水90%以上。
因此，面对即将介入的战略投资者，张汝京称，通过出售股权所得1.72亿美元，加上第三财季末4亿多美元现金，将为公司履行债务协议提供充足现金。
高盛高华的分析师在报告中预测，2008年到2010年，该公司每年还需要支付3.41亿美元的债务，从短期来看，资金的流入可以缓解中芯国际的现金流紧张。
不过，据中芯国际香港代表陈慧蕊透露，虽然公司由于高额折旧仍处于亏损状态，但现金流十分理想。
另外，已成事实的1.72亿美元获得16.6%股权的协议，与中芯国际最初以20%左右股权获取5亿美元的计划相比，性价比大幅缩水，似乎让投资者捡了便宜。但联系到张汝京在10月30日曾表示，希望找到一家能够有助于改善公司营销和技术的投资者，看来在中芯国际的战略中，他们最看重的不是与大唐控股合作带来的资金。
一举多得才是重点
中芯国际投资人关系处处长冯恩霖向《IT时代周刊》介绍，经过前一阶段的扩张，中芯国际正在步入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新阶段，与大唐控股合作则是基于市场的长远考虑，它有利于帮助中芯国际尽快盈利。
盈利已经作为中芯国际接下来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最新一季财报的同时，中芯国际方面的确透露过，2009年资本支出计划规模为2亿美元，将远低于今年的7.9亿美元。
业内资深专家莫大康分析，中芯国际与大唐控股合作，不仅可以获得资金支持，更有利于坐享大唐已经在TD产业链中的优势地位，弥补国际客户订单的减少，有助于提高中芯国际已在本土的代工业务比例。
电与中芯国际在同一天了今年第三季度财报，电CEO孙世伟指出，当前产业与经济形势都日趋严峻，包括手机通讯、无线芯片的客户都受到市场疲软的冲击，对订单和库存管控变得保守。这样的情形也是中芯国际正在面对的。
“相对于欧美客户的疲软和保守，第三季度，国内客户的出货量增长了28%，而来自大中华地区的销售额约占公司第三季度总收入的31%。”张汝京看好国内市场的前景，他表示，金融危机虽然冲击了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但对中国半导体产业格局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
“大唐在TD-SCDMA发展方面的领先优势，也将有利于我们充分把握中国无线移动通信从2G向3G转型阶段所带来的巨大的商机。”中芯国际财务总监吴曼宁如是说。
张汝京乐观地估计，中芯国际将受益于大唐控股许多客户订单，其中包括产业联盟中的部分伙伴。“这一影响会是显著的，我们将在2009年下半年看到非常正面的影响。”
作为技术的核心发展者，大唐拥有大量TD-SCDMA专利，并且将其授权给联发科、展讯以及其他的芯片开发商。这些都可能成为中芯国际的潜在客户。
但高盛高华的分析报告并不如中芯国际一般乐观，“我们注意到大唐没有多少成功的商业经验。”“TD-SCDMA可能是一个有限范围内小产品，发展其核心技术是一个没有利润的尝试。”
尽管如此，中芯国际卡位国内TD市场的意图早已表现出来，此前，他们已陆续与展讯、大唐微电子、天、重邮信科等国内TD芯片开发商建立合作关系。业界普遍认为，这对中芯国际缩小在3G市场与台积电的差距有正面意义。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无论是一度盛传为潜在合作者的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公司（CEC）还是大唐，都是有一定行业影响力的国有IT企业。有知情人士透露，中芯国际此番引入战略投资者，政府有关部门起到了“撮合”作用，权衡之后选择大唐控股而放弃了CEC。
数月之前，即中芯国际引资猜想甚嚣尘上之际，一位资深半导体业内人士在谈及此事时就预测，中芯国际有可
能引入有国企背景的合作者，这样有助于争取政府的优惠政策并推进A股上市。
大唐抓紧扩张
牢固树立在产业链中的上游地位，然后由核心层向外扩张，这是大唐的TD策略。
大唐控股副总裁陈山枝表示，这次联盟将大大推动中国半导体产业和移动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并利用TD业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机会提升两家公司的国际竞争力。
今年7月20日，工信部部长李毅中在视察大唐时指示，“一定要把开发商、制造商和运营商三位一体的TD产业链衔接得更加紧密。TD-SCDMA产业联盟是一大创举，大唐在技术研发上是主角，要继续保持TD后续技术与标准演进的领先地位。”
据悉，在真才基出任大唐董事长后，就开始在资本方面为大唐切入芯片、系统设备和终端的研发与制造领域做准备。从这一点来看，入股中芯国际既符合真才基为大唐制定的方略，又是对政府要求的积极回应。
在计世咨询分析师郭畅看来，大唐控股与中芯国际结盟，有利于进一步推进TD商用，利用中芯国际的半导体制造优势为TD产业链注入巨大的芯片产能，反过来也能够帮助大唐控股获得在上游产品方面更多的发言权。
电信分析师付亮虽然也有类似的看法，但他还是表达了些许担忧，他认为半年前致力于TD芯片研发的凯明倒闭之际，大唐就应该出手相救，以此提高芯片产业化水平，现在投资中芯国际可能错过了好时机。
而从TD手机试商用以来的表现看，市场并没有对其抱有太大热情。据悉，工信部已经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局下发文件，征求关于年内发放3G牌照的意见和建议，具体实施文件将在征求意见完毕后下发。这意味着，业界翘首企盼的3G牌照有望在年内正式下发。形势一旦明朗化，TD-SCDMA必将面对CDMA2000和WCDMA的强劲挑战。
一、前言
国家统计局的2013年中国人均GDP约合6767美元，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中国已由低收入国家迈进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在比较优势理论下，一国根据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来生产，而随着一国经济的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也在变化。这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往往会面临在劳动力、资源等等要素密集的产品上难以与低收入国家竞争，而在技术、资本等要素密集型的产品上不能与发达国家抗衡。这就给我们提出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难题。哈佛大学housmann et al（2006，2007）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把国家经济增长与该国生产和出口产品的种类和复杂度联系在一起，并且实证证明了一国经济实力决定了产品升级和经济增长的路径。收入水平高的国家生产复杂程度高的产品，反之，则生产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国家倾向于向它们生产的产品收敛。伍其君，张其仔（2012）在实证研究阿根廷比较优势演化与经济增长，发现阿根廷的产品复杂程度与实际人均GDP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产品复杂度是实际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反之，则不成立。这说明阿根廷产品复杂性的提高能显著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提升产品复杂性的反馈作用却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业升级乏力，甚至断档，从产品升级到经济增长的良性机制未能形成，经济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回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日本在1972年的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而到1984年则突破1万美元；韩国的人均GDP从1981年的3000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11469美元。我们不难发现一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的升级有自然选择的因素，但相同的都有政府有目的地、主动实施产业振兴计划和进行产业升级的推进，推动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到比较优势的演化。本文通过研究中国投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研究中国投资结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二、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中国2004年至2012年的投资结构与GDP变化的数据，本文把投资结构的变动定义为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变动，主要研究是关于固定资产投资纵向上随时间变化相应增加的投资比例变动，如下表2.1
由上表数据显示可知我国对产业固定投资分布情况，第二产业在2004年―2007年是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最高的，表明2004年―2007年我国主要对第二产业的投资热情最高。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出现异常，大量中小企业的倒闭使得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出现下跌，而资金流向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2008和2009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甚至高达48.8%和36%。以后期间投资分布相对比较均匀。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首次跌破20%，其他产业也有所下降。
先对各时间序列组数据取对数，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利用eviews进行ADF检验后发现，检测值均大于临界值。进行一阶差分后ln GDP的检测值为-2.3，小于在5%水平下的临界值-2，其他各组检测值均在相同水平下小于其临界值。则各序列一阶差分后平稳。对各组时间序列进行EG两步检验法进行协整分析，对残差项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残差项平稳，说明GDP同比增长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Grange 因果检验得出，第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对GDP同比增长因果关系最强，只有6%的概率接受原假设。第三产业次之，第一产业对GDP同比增长率贡献可以基本忽略。这符合了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国情，第二产业是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观察日韩，20世纪80 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修订了电子工业振兴法，并确定以彩色电视机为平台推动产业发展。1984年，韩国25%的制造业投资流向了电子工业，韩国的半导体产业、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得以快速成长。日本在进入中等收入时期，主动改变上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石化、钢铁等重工业主导的产业结构，通过公共投资、财政补贴、减免税额和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大力扶植以电子业为主导的加工产业，通过微电子技术的突破带动了传统机械制造业的升级。因此，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变动也决定着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
三、结论
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高投资率会造成重复建设等诸多问题，而我国政府政策对投资资本流向有着很强的导向性，如何通过正确引导投资资本流动来促进经济增长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课题。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发现，从投资角度来看，投资分配结构和投资率是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关键。目前，我国主要固定资产投资分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房地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第二产业的投资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一产业投资和第三产业投资变动受金融危机影响变动较大。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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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牟陶.重庆市产业投资结构分析及优化研究[D].重庆大学，2006.
[3]关雪凌，丁振辉.日本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J].世界经济研究，2012（07）：80-86+89.
中图分类号:F83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11)10-0225-02
随着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陆续上市、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快速发展、城商行及农商行的改制步伐加快、村镇银行的设立,我国银行业的发展势头良好,服务格局初步形成,但同时竞争也日益激烈。如何在机构林立的买方市场中、银根收紧的宏观形势下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笔者认为,客户建设是根本,在当前形势下加强客户建设尤为重要。
一、提高思想认识,抓住客户建设这一根本不动摇
第一,加强客户建设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客户是商业银行创造价值的基础,客户建设水平决定着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必须牢固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加大客户拓展培植力度,尽快做大客户总量,提升客户质量。
第二,加强客户建设是推动经营战略转型的需要。优质客户是银行获取综合效益的主要来源。只有加快推进客户建设工程,提升优质客户的维护和价值挖潜能力,以客户结构优化带动经营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提高产出水平和整体创效能力。
第三,加强客户建设是巩固行业地位的需要。客户建设直接决定着一家银行的经营水平。没有规模可观的优质客户资源搭建坚固基石,银行的发展就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为此,既要把客户建设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工程来抓,又要作为当务之急,在营销目标设计、产品研发推广、业务流程优化、配套制度保障等方面,以加速提速的理念,促使商业银行市场营销能力和客户建设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可见,商业银行要始终抓住客户基础建设这一根本不动摇,明确战略目标,有效推进客户建设。以发展无限为经营理念,求发展、增总量、扩规模;以结盟无边为根本要求,着力客户结构调整,实现客户的多而优;以服务无尽为行动指南,整合全行营销资源,建立上下级联动、前后动的运营机制,提高客户开发效率。
在客户建设具体实施过程中,还要切实做到“三个把握”:一是把握层次,全面介入。要细分市场,明确目标,对区域内客户分类排队,名单管理。二是把握时序,梯次攻击。分别实施不同的营销策略,按营销进度不同实行滚动推进、梯次开发,保持项目开发的常态化运作。三是把握政策,规范操作。做到“营销热点、储备焦点、关注重点”。
二、聚焦主流市场,着力培植优质客户群体
客户建设要始终面向经济发展中的主要脉络、主流因子做文章,在重点行业、支柱产业、龙头企业和个人VIP客户上下功夫,在传统和新兴两个市场上拓展经济增长点和增长带。
(一)公司客户战略重点及推进措施
1、积极拓展新建大项目、大客户。主城区和新兴产业基地是新建优质客户的主要聚集地。在行业选择上,结合城市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积极拓展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经营优势明显的垄断性行业;新能源及装备、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半导体及集成电路、生物及新材料、软件及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
2、抓紧建设优质高端公司客户群。根据营销目录,明确营销数量、批次,确定重点进攻和择机进攻型客户,不断提高主体业务市场份额。通过着眼于高价值客户群的开发和培育,形成一批客户贡献度高、银企关系融洽的高价值客户群。
3、着力培育优质中小客户。发展中小企业金融业务是商业银行推动客户结构调整、提高信贷结构稳定性的现实选择。按照“抓大、拓中、不放小,以好为先”的原则,稳步拓展产权清晰、管理规范、信用良好、产品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经营效益好、抗风险能力强的优质中小企业,有针对性地营销为大企业服务的配套型小企业、产业群集中的优质小企业、专业化经营的特色小企业、业绩优良的出口导向型小企业、品牌优势突出且现金流充沛的服务型小企业、技术领先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二)个人客户战略重点及推进措施
1、抢抓个人业务增长源头。一是完善公私联动机制,批量拓展个人业务。充分发挥工资服务的源头作用,从对公客户的高管、中层人员切入,有目的、有计划地批量开发个人中高端客户群。与机构客户联动,开展第三方存管客户的深入营销;建立机遇性项目开发及储备档案,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各种资金福利、保险资金及企业到期债券兑付、保险分红、拆迁补偿等金融服务。二是深入扩大专业市场综合营销。对城乡的专业市场逐个调查摸底,逐一制定具体的营销方案,逐户上门营销,完善服务,密切客户关系,争抢商户资金市场份额。三是大力拓展校园市场和社区市场。针对教师和学生两类资源,通过工资、代收学费、贷记卡等业务的牵引,吸引客户资源。四是积极拓展个人投资性资金。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及时引导资金流向,促成资金的体内循环。打造理财业务营销团队,积极做好理财产品的营销和后续跟踪、维护工作。
风险投资作为创业投资的一种重要类型，主要定位于支持创新型高科技产业发展，尤其是推动技术与资本相结合，为缺乏启动资金但盈利前景较好、拥有创新科技实力及独特商业计划的小微企业提供必要的融资渠道，将潜在的科技优势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商业价值。从世界范围看，美国、日本、欧洲等主要发达国家在风险投资领域起步较早、积累了一定经验，政府建立健全了各有特点的优惠政策体系，对风险投资给予以政策帮助和扶持。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高技术产业的蓬勃发展，我国政府逐步提高了对风险投资的重视程度，但我国的风险投资在法制建设、政策环境营造及中长期发展规划方面，仍处于相对薄弱的起步阶段。十胜利召开之后，根据我国新一届政府关于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发挥市场作用和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的总体要求，政府在风险投资领域应如何准确地发挥作用，需要我们进入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一、主要发达国家在风险投资领域的政府定位分析
（一）偏重宏观政策制定的美国模式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其运作模式也最为成熟。美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动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营造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降低潜在投资风险，较少在微观层面直接参与和影响风险投资业务。美国的风险投资公司运行独立灵活，对市场变化反应敏感快速，较好地利用了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规定。事实证明，美国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力促进了其风险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促使互联网技术、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实力不断增强，技术更新周期明显缩短。尽管近年来美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但活跃的风险投资和高技术产业仍然持续向美国经济注入强大的活力。
（1）法律制度总体环境较为宽松。美国政府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基本秉持了放松管制的总体思路。早在1979年，美国劳工部就修改《雇员退休收入保险法案》，允许养老基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使之成为风险投资最大、最稳定的资金来源。此外，美国政府还出台《小企业投资鼓励法》，采取一系列便利投资的政策措施，如放宽对小微型企业的限制、简化风险投资企业的专利申请手续等，美国的私人权益资本市场籍此日趋完善，风险投资者获得了稳定、宽松、规定明晰的政策环境。
（2）政府采取担保扶持政策。美国政府直接为高科技中小企业提供商业银行贷款担保，具体由政府的中小企业管理局负责承办。具体来说，贷款金额在15万美元以下，政府提供不过贷款总额超九成的担保；贷款金额在15至20万美元之间，政府提供不超过85%的担保。美国政府还规定，如风险企业破产，政府最高可负责赔偿贷款总额的90%，并有权拍卖风险企业资产。通过这一政策刺激，美国政府以少量资金撬动大量民间资本，美国风险投资总规模和投资回报率快速攀升，直接促成了上世纪末互联网经济的繁荣局面，至今仍在发挥重要影响。
（3）政府采取税收等配套优惠政策。风险投资的特点是追求高额投资回报率，受到所得税率的影响较为明显。美国在1978年的税收法案和1981年的经济复苏税务法中，将资本增殖税由49.5%降至28%再降至20%，使美国同期的风险投资基金总额激增近10倍，一度超过美全部商业银行的存款总额。除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外，美国政府还采取提供补贴、预签购货合同等扶持政策，并出台《中小企业技术革新促进法》，按比例对高技术企业提供资助。
我们也要看到，尽管美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较为完善，但受到互联网泡沫破裂和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影响，最近10年间，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的平均回报率仅为6.1%，而同期纳斯达克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分别上涨了10.3%和8.6%。根据美国全国风险投资协会的统计，2011年全美共有842家连续8年开展筹资的风投机构，比2007年的1004家减少了16%。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正迫使美国的风险投资机构重新审视自身运作情况，进行必要的重组和调整。
（二）政府主导的日本模式
日本风险投资受到美国模式的巨大影响，在政策制度的设计和具体操作上带有美式投资的烙印。但日本特有的经济管理体制、大型企业形态等因素，推动日本政府在风险投资领域扮演了比美国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制定政策法规，而且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具体业务，多方面扶植风险投资企业的技术开发，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化，并积极为其创造市场需求。
（1）政府主导建立政策环境。日本政府建立了一系列为风险投资企业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机构，如在通产省设立附属风险投资公司，为风险企业的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设立新技术开发事业团，为高新技术项目提供中短期无息贷款；设立中小型企业金融公库、国民金融公库、工商会中央公库等，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优惠性质融资支持；还设立了许多非盈利性科技振兴财团等。
（2）政府直接注资风险投资领域。日本政府直接投资风险投资领域，明显减少了企业承担的研发和创业风险，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例如，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方面，日本为赶超美国，由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并协调最大的五家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组成技术研究组，共同研制开发。短短几年之内，日本半导体产品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近一半，成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生产国。日本政府主导型的风险投资模式，为日本机械及电子工业的振兴等起了重要促进作用。
同时也应看到，日本长期沿用政府行政指导的管制作法，积累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第一，政府的创新反应能力、运作效率不如企业，政府的过度干预束缚和压制了风险企业创造的动力；第二，政府资金的大量介入，助长了风投资金使用过程中的低效和浪费。
（三）政府参与、大企业联合的欧洲模式
欧洲的风险投资起步比美国、日本稍晚。欧洲的产业分布较为分散，改造传统产业的任务较重，高新技术产业集中化程度较低。欧洲投资者通常较为谨慎，倾向于选择“止损机制”的投资方式，主要依靠政府资金推动风险投资计划。与美国相比，欧洲实力雄厚的大企业集团积极参与风险投资，特征十分明显。
（1）政府参与的多种方式。英国等欧洲国家政府出资组建风险投资机构，协助企业取得专利及许可证，资助创新商业计划早期阶段的开发，支持新型产品工艺开发，并直接参与风险投资项目。如英国政府制定的“企业扩大计划”，规定个人投资者的风险投资所得可免于征税；“贷款担保计划”，规定私人金融机构对高新技术小企业贷款总额的80%由政府担保；英国贸易和工业部近一半的财政资金用于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等。此外，欧洲国家政府高度重视风险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始终将发挥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作为扶植政策的核心，创造宽松、自由的研发环境，并配套出台对科研及高级管理人员收入予以税收优惠等鼓励措施。
（2）大企业集团发挥的作用。欧洲工业经济发达，众多大企业集团纷纷投身风险投资活动，力图通过技术创新保持竞争优势，扩大利润来源。参与方式包括：第一，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开展专业风险投资活动；第二，向专业风险投资基金投资，间接参与风险投资活动；第三，直接向具备商业价值的风险企业进行战略投资；第四，创新企业内部资本运营制度，由企业附属机构或部门进行内部风险投资。同时，欧洲往往采取多家企业联合投资的形式，既分散风险又提高投资成功率。
二、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风险投资萌芽于1987年，20世纪初步入快速发展时期，联想、方正等一批高科技企业在风险投资政策的支持下迅速壮大。目前，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共40多家，总市值300多亿美元。这些企业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创造了在国内发展、在海外融资的新模式。尽管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我国风险投资在规模、方式、规范程度等方面，仍亟需优化和提高。
（一）政府法规制度体系不完善，扶持力度不够，缺乏明确有效的激励机制、管理办法
发达国家通过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体系，保障了风险投资的健康发展。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未出台针对风险投资的专门法律或管理条例，现行制度尚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此外，我国对高科技企业的税收等优惠政策力度远不如发达国家，风险资本获取的股息、红利或利润存在重复征税问题，难以激发广大投资者参与风险投资的热情。以“新办高新技术企业自投产年度起免征所得税两年”的优惠政策为例，风险投资一般需要4-7年才能取得投资收益，政策规定的2年优惠期限时间过短。
（二）政府和国有企业作为风险投资最大的出资者，资金来源单一，效率不高
我国大部分风险投资为财政拨款和银行开发贷款，来源于政府和国有企业，尚未形成包括个人、企业、金融和非金融机构等联合组成的融资渠道。据统计，我国每年产生约2万项科技成果，但大面积转化率不足20%，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公司不按市场机制运作，内部激励机制不足，挑选投资对象把关不严；二是政府投资缺乏获利动机和足够的风险意识，监督企业资金流向面临困难；三是企业挪用投资资金，风险投资者无法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风险管理；四是政府资金挤压了其他融资渠道，致使风险投资的规模偏小，只能支持部分风险小、投资少的短期项目。
（三）我国风险投资起步晚、底子薄，缺乏具备丰富经验的高层次专业人才
风险投资涉及科技和金融两大领域，需熟练应用金融投资、企业经营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符合条件的复合型人才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关键。建立富有创新精神的风险投资专业人才队伍，应包括企业家、财务、营销、工程、产品设计等方面的专家。我国的风险投资公司绝大多数由政府设立，缺少风险投资专业人才，不利于风险投资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对我国政府在风险投资领域定位的思考
前文分析表明，尽管风险投资是一种市场经济行为，但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美国、欧洲和日本政府对风险投资采取的支持政策各有侧重，参与程度不尽相同，却均起到了高新技术与资本市场之间重要的桥梁作用，是完全必要的。我国风险投资起步较晚、各项配套制度尚不完善，政府作用应如何准确定位，做到“不缺位、不越位”，值得认真思考。
（一）在短期内政府直接投资扶持风险投资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仍较为粗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任务艰巨，要实现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发展龙头和支柱产业，尚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从短期来看，民间投资尚未广泛接受国外的风险投资理念，政府、国有企业和外资是风险投资的主导力量。政府资金适当扩大投入，可提高风险投资的声誉，增强社会信心和投资者的安全感，但同时需将政府投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由专业投资公司按市场规则运作资金，逐步实现风险投资效益与管理者利益挂钩。政府先用少量资金撬动大量民间资本的投入，而后逐步从风险投资基金中退出，形成公开透明、良性运转的投资环境。
（二）在中长期政府大力完善法律制度和政策环境
第一，建立健全风险投资领域的法律制度体系。我国需要逐步建立一整套以保护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健全企业信用制度，保护中小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为风险资本的运作提供法律保障。目前，我国尚缺少专门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现行的《公司法》、《企业合伙法》、《专利法》等，在制订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未充分考虑风险资本运作的特点，致使我国政府引导各类机构进行风险投资缺乏相关法律依据。例如，国际上作为风险投资主力机构的保险公司，按照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不得从事风险投资业务。同时，完善有关制度规定，积极引入国外风险基金，利用国外风险投资长期积累的管理经验，提升投资的专业水平。
第二，建立和完善风险投资优惠政策体系。我国政府可借鉴主要发达国家经验，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配套优惠政策，向企业提供低息中长期贷款、给予贷款担保及财政补贴、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政府风险基金、减免税收等。减少对中小风险投资企业融资歧视，降低投资风险。
第三，加快培育和完善创业板市场。发达国家的二板市场已较为成熟和完善，建立了良好的投资撤出机制，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二板市场、欧洲小盘股市场等。目前，我国创业板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造富板”，市场基础不是企业的高成长性和高回报率，市场过度炒作盛行，不利于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从事风险投资，促进中小企业迅速成长。政府必须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强化对创业板市场的监督，防范和控制风险，确保市场健康发展。
在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从泡沫膨胀到破灭的过程以后，我们有必要对当初支撑2006年至2007年大牛市的理由做一个梳理，尽管这些理由并不新鲜，但对于我们确定未来的合理估值水平是有益的。
2001年至2005年股市的恢复性上涨，一方面缘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此阶段的熊市没有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反映，这个阶段的走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熊市中的矫枉过正，但同时也应考虑到是对200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价值回归。
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使得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具体可以通过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资产整合行为，使得老股东能够从新股东那里获得创业利润。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确实是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直接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性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上市公司业绩的大面积高速增长成为现实。进入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对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改变，国内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高层对其高度关注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难以在近期内得到明显缓解。再加上美国次级债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也将逐步显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面临拐点的迹象。上述这些情况已经与2007年上半年之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高额对外贸易顺差、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当然，这是一个非核心理由，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推动力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公众对于市场收益率的心理预期和资金成本的高低。在市场信心丧失，或者资金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难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推动，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就是例证。
关于中国溢价的思考
全球视角的中国A股溢价
从市盈率的视角来定性的观察A股溢价，感到中国A股的估值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场。
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市场市盈率水平的对比观察，发现如下现象：
现象1：相对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国溢价是长期存在的。在2001年至今的七年多时间中，中国溢价明显存在的时间前后累计大约有六年左右。
现象2：所谓的新兴市场溢价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整体上相对于成熟市场并没有长期明显的溢价。
现象3：自2006年中期至今，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经历了先迅速膨胀后急剧萎缩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过程。
现象4：中国溢价曾经阶段性消失。2004年11月至2006年5月A股市场最低迷的一年半中，此阶段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与全球市场中较高的估值水平齐平，明显的中国溢价在此阶段基本消失。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溢价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济增长能否对此做出解释？
宏观经济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一支柱
将中国过去历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分别与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进行比较（见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稳定性都是独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同时我们也认为，股权分置造成的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割裂，也是中国溢价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为何没有体现呢？对比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明显高于成熟市场，但是这个差异却没有在估值溢价上得到反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较高的波动率（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的成长性溢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此外，将成熟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通胀水平及其波动率总体偏高，这也可以对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总体上未能体现这个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对中国溢价和新兴市场无溢价这两个现象，也就是现象1和现象2在宏观方面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但是，现象3仍然不能从上述解释中得到答案：那就是自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大幅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自2003年至2007年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而其间的中国溢价水平却经历了剧烈动荡。市场预期和情绪的变动是首先想到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股权分置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二支柱
在资本市场估值过高的情况下，部分套利资金将会从资本市场退出并对估值泡沫破灭的反思
在经历了过山车一样的从泡沫膨胀到破灭的过程以后，我们有必要对当初支撑2006年至2007年大牛市的理由做一个梳理，尽管这些理由并不新鲜，但对于我们确定未来的合理估值水平是有益的。
2001年至2005年股市的恢复性上涨，一方面缘于中国宏观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而此阶段的熊市没有能够对其作出正确反映，这个阶段的走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熊市中的矫枉过正，但同时也应考虑到是对2001年股市泡沫破灭后的价值回归。
股权分置改革这一重大的制度性变革，使得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具体可以通过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资产整合行为，使得老股东能够从新股东那里获得创业利润。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市的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确实是推动中国股市上涨的直接动力。
中国宏观经济持续性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上市公司业绩的大面积高速增长成为现实。进入2007年第四季度以来，随着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力度的不断加大，人们对未来国内经济增长的预期正在发生改变，国内不断升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政府高层对其高度关注的态度，使得人们普遍认为宏观调控的力度难以在近期内得到明显缓解。再加上美国次级债危机不断深化，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也将逐步显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面临拐点的迹象。上述这些情况已经与2007年上半年之前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
高额对外贸易顺差、美元贬值等因素带来的流动性过剩。当然，这是一个非核心理由，流动性过剩对股市的推动力是有条件的，它依赖于公众对于市场收益率的心理预期和资金成本的高低。在市场信心丧失，或者资金成本高企的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难以对股市产生直接的推动，2001年至2005年的熊市就是例证。
关于中国溢价的思考
全球视角的中国A股溢价
从市盈率的视角来定性的观察A股溢价，感到中国A股的估值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市场。
通过对全球各主要市场市盈率水平的对比观察，发现如下现象：
现象1：相对全球各主要市场，中国溢价是长期存在的。在2001年至今的七年多时间中，中国溢价明显存在的时间前后累计大约有六年左右。
现象2：所谓的新兴市场溢价在总体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除中国以外的其他新兴市场整体上相对于成熟市场并没有长期明显的溢价。
现象3：自2006年中期至今，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经历了先迅速膨胀后急剧萎缩这样一个大幅波动的过程。
现象4：中国溢价曾经阶段性消失。2004年11月至2006年5月A股市场最低迷的一年半中，此阶段A股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与全球市场中较高的估值水平齐平，明显的中国溢价在此阶段基本消失。
上述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溢价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经济增长能否对此做出解释？
宏观经济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一支柱
将中国过去历年的宏观经济增长分别与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进行比较（见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无论是增长速度还是稳定性都是独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经济增长可以对中国溢价在一定程度上做出解释。同时我们也认为，股权分置造成的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割裂，也是中国溢价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既然如此，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为何没有体现呢？对比图1和图2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水平总体上明显高于成熟市场，但是这个差异却没有在估值溢价上得到反映。对于这个现象，我们认为：较高的波动率（风险因素）对经济增长水平带来的成长性溢价有一定的抵消作用。
此外，将成熟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和新兴市场的通货膨胀水平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新兴市场的通胀水平及其波动率总体偏高，这也可以对新兴市场相对于成熟市场的成长性溢价总体上未能体现这个现象作出一定的解释。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对中国溢价和新兴市场无溢价这两个现象，也就是现象1和现象2在宏观方面得到较为满意的解释。但是，现象3仍然不能从上述解释中得到答案：那就是自2006年以来A股市场的溢价水平大幅波动。中国宏观经济自2003年至2007年并未出现显著的变化，而其间的中国溢价水平却经历了剧烈动荡。市场预期和情绪的变动是首先想到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充分，我们认为股权分置改革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股权分置是支撑中国溢价的第二支柱
在资本市场估值过高的情况下，部分套利资金将会从资本市场退出并流向估值水平相对较低的产业市场，以获取套利收益，这是调节市场供求，推动市场均衡的重要力量，这部分力量在股权分置时代就已经存在。但是这种套利模式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套利存在一定的风险，当资金从资本市场退出流向产业市场时，如果出现产业市场持续低迷而资本市场泡沫不断膨胀，上述套利行为将给套利者带来损失；二是推动市场均衡的效率低下，如果上述情况发生，部分投机资金将会出现倒流，从相对低估值的产业市场流向高估值的资本市场，从而推升资本市场泡沫的进一步膨胀，成败取决于市场各方力量的博弈。
与股权分置时代的跨市场套利相比，全流通时代的跨市场套利多了一条通道，那就是股份从产业市场流向资本市场的通道，这条通道在股改前是不存在的。这条通道的出现对于平抑市场供求、推动市场均衡具有重大意义：首先，这条通道与原先就已存在的套利资金流形成闭合回路，使得套利行为可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地进行；第二，抽走资金和扩大股份供应双管齐下，大大提高了平抑市场供求的效率；三是套利失败的市场风险几乎消除，如果发生如前所述的产业市场持续低迷和资本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的情况，不但不会给套利者带来损失，反而会使得套利收益有所提高，从而激励这种套利行为，进一步强化推动市场均衡的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结论，由于股权分置制度所造成的套利机制的缺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支撑A股溢价。
上述跨市场套利的主要方式有：资产注入、整体上市、兼并重组、IPO、增发股份、直接股权投资、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其中资产注入是跨市场套利的典型代表，是股改全面铺开以后的热点现象，也是中国市场比较独特的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股改在推升市场泡沫，以及泡沫破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在过去的股改过程中，以中国船舶为代表的资产注入概念股风生水起，成为市场各方追逐的热点，导致其市场价格持续大幅度攀升。究竟是炒作还是有其估值基本面的支撑？其背后的机理何在？
调查显示，无论是上市公司的原有股东，还是作为资产注入主体的新股东，在市场估值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双方都能够获得相当的重组收益，并且在当前市场估值水平合理的假设下，随着市场估值水平的提升，新老股东双方重组收益也都水涨船高。
在正常的估值水平和资产收益能力的情况下，资产注入能够一次性地摊薄现有的估值水平，从而推动以此为预期的现有估值水平上升，而上升的估值水平又将提升资产注入的重组收益，进一步激励新的资产注入行为。这样资产注入行为与估值水平的攀升形成一个互相激励的正反馈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通过其自身的修正机制恢复均衡。
从理论上来说，资产注入是可以源源不绝的，因而对于估值水平的支撑是接近无限的。但是，持续的资产注入最终将导致股票市场供应量的增加，从而打破原有的供求关系，并有可能引发市场拐点的到来。
一旦市场出现拐点，原有的上升趋势转变为下行趋势，估值水平的降低将导致重组收益的下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资产注入的动力和预期，从而对以资产注入预期为支撑的高估值水平形成冲击，导致市场估值水平的进一步下降，上述正反馈过程将走向与原先相反的方向。因此，资产注入对股市的影响是助涨助跌的。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对于股改推动的外延式增长的过度憧憬是除了市场预期和情绪之外造成前期市场泡沫的重要推手，而此后对于后股改时代产业资本参与资本市场定价的忧虑却刺破了此前的泡沫，正所谓成也股改，败也股改。
至此，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观点前后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前文因股改而产生的资产注入对市场是助涨助跌的，而全流通时代是促使市场均衡的。这个矛盾如何解决呢？费了一番思考以后，我们认为，上述两点并不矛盾：因为限售期的存在，后股改时代的助涨助跌，是由于全流通时代的套利机制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尚未解禁的所谓流通股还不能流入交易所市场，即使已经解禁的流通股在实际中流入A股市场的份额也很小 ，因此在这个特殊的后股改阶段，助涨助跌的作用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具有鲜明的后股改时代特征。
按照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初步判断：长之间作出艰难的抉择，通胀将成为政府优先考虑的因素，这一点已经较为明朗，高通胀过后的经济增长减速可能难以避免。
其次，制度方面的不足使得高增长带来的中国溢价难以充分发挥。虽然经历了长达30年之久的经济体制改革，西方主要经济大国还没有将我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去除，对外经济交往还不得不为此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非市场化因素干扰了企业行为和利益，企业边界不清的现象还局部性和阶段性的存在。由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尚未破冰，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已经变得越来越突出。资本市场自身的规范性和透明度与成熟市场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这些制度性的不足，将制约中国溢价水平的充分发挥。
第三，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受到产业资本收益水平的制约。在永续增长和再投资比率相同的假设下，估值水平将随着ROE水平的上升而提高。尽管这些假设与现实有所偏离，我们认为从统计的角度看ROE对于PE的正面推动作用是存在的。
从表1可以看到，我国的资产收益水平（ROE）在全球处于居中的水平，明显低于墨西哥、印度和英国等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水平高冠全球，而ROE水平不具有与之相匹配的位置，使得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的收益水平差异过大。尽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资本流动存在着较高的交易摩擦，但过大的利差仍将激励产业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这将促使两个市场之间的收益水平趋于均衡。近期再融资和PE、VC热潮的兴起为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这将牵制中国溢价水平的充分发挥。
合理的估值水平是多少
对估值方法的思考
按照前文的分析，我们即将面临的后股改时代与2005年前后低迷的市场环境具有共同的特征：股权分置这根支柱不发挥支撑中国溢价的实际作用；宏观经济独立支撑中国溢价。这些共同特征为此后进行比较估值提供了支持，与那一段时间估值水平的比较就成为确定未来估值水平的参考。接下来我们将分别用AH比较估值、历史比较估值、基于FED模型的估值以及DDM绝对估值共四种方法对沪深A股市场的总体估值水平进行分析，并综合四种方法的结果确定估值中枢和合理波动区间。
A股与H股比较估值
在估值方面，2005年至2006年的两年是A股对H股比价关系较为理性和稳定的两年。我们选取这个时间段作为A股对H股溢价水平相对合理的区间，并以此为基准确定A股的合理估值水平。其间A股相对于H股的总体溢价倍数在1~1.5倍之间波动（见图3），这期间A股对H股的比价关系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我们认为对这种关系的破坏将会得到市场的修正。现在的最新比价为1.3。香港市场是一个较为成熟和理性的市场，我们认为H股现在的估值水平是合理的。如果以1~1.5作为A股对H股溢价的合理波动区间，由此计算得到上证指数上下波动的合理区间为2105 点至3157点。今后H股估值水平的变动将对A股的合理估值水平产生影响。
历史比较估值
同样基于前文对中国溢价的分析，我们即将面临的后股改时代与2005年前后的时间里具有共同的特征。过去估值水平的低点对未来的走势具有支撑作用，对于该支撑的违反将受到市场的修正。
观察上述时间段市场估值水平曾经达到的低点，对于推测未来股市的底部点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在2005年股市最为低迷的阶段，虽然总体市盈率最低曾经达到16.5的水平，但是低于18倍以下水平的时间在过去的六年中仅仅出现18周，我们将18倍以下解释为低迷的市场情绪的扰动，而绝大部分时间都在18倍上方水平。2005年5月至2005年底，上证指数市盈率始终围绕18倍左右的水平小幅震荡，我们认为18倍的水平可以作为未来估值水平的下限，据此我们给出上证指数的估值下限是2235 点。
基于FED模型的估值
从理论上来说，市盈率的倒数围绕长期国债收益率波动，A股市场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目前4.52%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应的合理估值水平为22.12倍，折算成上证指数中枢点位是2747点 。由于目前居高不下的通胀水平，使得加息的压力难以化解，未来一段时间长期国债利率存在上扬的预期，由此方法计算得到的估值中枢仍然存在继续下探的可能。
现在更加需要探讨的问题是，估值波动的区间是多大？这取决于风险溢价水平波动区间，其下限是0，对应的储蓄收益率的倒数应当成为估值水平的上限，对应的上限市盈率水平为31.6，对应的上证指数上限为3925点。对于估值下限，从长期来看，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应当不低于资本市场，因为如果相反的情况出现，借贷市场的资本可以轻而易举的转移到资本市场，从而降低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并提升借贷市场的收益率，以使得这两种收益率达到均衡。因此，长期贷款利率的倒数能够成为A股市场估值水平的底部。
上述理论得到了美国市场数据的证实，美国市场贷款利率的倒数成为估值水平的底部。图5表明，该理论同样也得到了我国国内市场数据的证实。截至目前这一目标尚未被突破，并且与实际底部尚保持一定的距离。为此，我们将这一理论底部与实际底部之间的距离作一个经验性的向上修正，以反映资本市场的成长性溢价。经过修正后的估值水平的底部在17.8的水平，据此测算得到上证指数的底部点位是2207点。
如果未来的通胀预期上升，将可能通过存贷款利率和长期国债利率的提高而对估值水平产生压力。
基于DDM模型的绝对估值
我们认为在各种现金流贴现模型中选用DDM模型较为合理 。
对期限划分、成长性、分红比率的思考
期限的划分和成长周期（内涵的分红分布）是紧密相联系的。我们认为有效人口周期的峰值、GDP总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将是我们DDM模型中期限划分的重要临界点。
一些研究表明 ，35~54岁年龄段处于人生的高点，相应的有效产出达到峰值，获得的收入回报最高，同时储蓄也是人生的最高峰。大致在2015年，我国的有效劳动力将达到峰值，后续将逐步下滑，之后经济增长的人口支撑将逐步弱化。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测算，如果中国GDP按照年均8%的增长率计算，并简单的设定人民币在未来5~8年内升值至6.00 RMB/USD, 到2019年，我国的GDP将达到美国2007年GDP水平。而自1998年至2007年的10年中，美国标准普尔1500指数成分公司盈利的复合增长水平为11%；自2003年至2007年底，美国标准普尔1500指数成分公司盈利的复合增长水平为10%。我们有理由预期，届时中国沪深300的盈利增长应不低于美国标准普尔500的盈利增速10%。
DDM估值
根据DDM模型，我们得到当前时点基于2007年盈利的沪深300静态PE 中枢为19.4倍，折算成上证指数点位是2524点。
取各种敏感性分析得到的PE估值合理区间的并集，即最大范围，我们得到DDM模型预测的当前时点的2007年静态PE合理区间为14.4～26.8倍。
综合估值结论
综合上述四种估值方法，将各种方法的估值结果采用适当的简均方法计算，得出A股市场合理估值水平的价值中枢为上证指数2725点，波动区间下限为2157点，上限为3605点。
如上确定的合理估值水平主要受到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上市公司业绩及其成长性的变化；二是无风险收益水平及风险溢价水平的变化；三是比较基准的估值水平。
近期扰动因素
估值体系的重构以及估值中枢的确立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由细分短周期非均衡水平收敛于长期均衡值的过程。短周期内市场估值仍会受到市场环境因素引发的估值干扰，干扰市场估值偏离估值中枢，主要包括市场情绪扰动（包括基于基本面的成长性溢价信心变化）及事件驱动的估值扰动。
对于大小非减持的扰动。产业资本的参与，套利渠道的建立，将大幅度削弱前期基于股权分置改革推升的中国超额溢价，该部分超额溢价下行将成为必然。
对于事件驱动的因素。目前面临的奥运因素将带来良好的政策支持预期，有利于市场在短周期形成适当的溢价。
行业估值水平
在确定了市场整体的估值中枢以后，挖掘价值低估的行业或板块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本文将只对中国A股市场和美国市场各行业的绝对和相对的估值水平进行初步统计比较，希望能够找出一些在成熟市场相对高估，而在我国市场却被相对低估的行业，也期望能够对行业配置和行业策略有所帮助。
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比较
国内行业最低PE值前10名的行业分别是：综合金融、银行、运输、能源、材料、汽车及配件、保险、公用事业、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家庭及个人用品。
行业估值水平历史比较
行业估值水平具有较强的历史特征。有些行业尽管现在的相对估值水平较低，这也许是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仅仅凭借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比较，还不能得出哪些行业被低估的结论。为此，行业估值水平的历史比较也许对我们有所帮助。
由于数据的局限性和稳定性，我们只对全部24个GICS二级行业中的11个行业进行行业估值水平的历史比较。结果显示，制药生物科技及生命科学、消费者服务、资本商品、银行、运输等行业最新的估值水平相对于其历史估值水平处于较低的位置。
行业估值水平国际比较
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与西方成熟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将我国的行业估值水平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成熟市场进行比较，仍然是我们进行行业估值的一个基本方法。
经统计发现，A股行业估值水平相对标普1500行业PE较低的行业有银行、保险、综合金融、运输、半导体及半导体设备、房地产、材料、家庭及个人用品、公用事业、能源等行业。其中银行、保险、综合金融等三个大金融类行业A股相对估值水平最低，主要是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导致大量的金融机构业绩出现亏损，导致行业估值水平急剧攀升所致，其他的行业PE走势较为稳定，未发现类似的问题。
一、南北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
众所周知，殖民时期，亚非拉国家经济依附于殖民地宗主国；即使在政治取得独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绝对多数份额以及控制和操纵着国际经济机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依然严重地依赖发达国家。这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主要表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出口贸易的2／3以上依赖于发达国家；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得贸易条件的变化愈发不利于南方国家，从而导致南北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的不对称；此外，国际直接投资的3／4流向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所吸收的外资只占19％(况且，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2／3集中在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还有，新发明和新产品的开发与应用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这种不对称性的相互依存正在发生变化。据统计，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中的份额已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23％上升到21世纪初的29％。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也从80年代初的1／4上升到21世纪初的1／3。世界银行统计，1999年110个非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出口额占世界总出口额的20％。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发达国家极其重要的市场。可以肯定，由于世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达国家不断将夕阳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参与国际大循环、大流通，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还会上升。这样，将有利于南北双方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的改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科技进步，正在推倒各国形形、各种各样的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发展中国家经济作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利益错综交织，互相影响日渐增大。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资本流动。世界银行预计，今后20年金融资本的供给将进一步扩大，且主要来自发达国家的养老金和共同基金。预计，全球此项资产到2025年将高达13．7万亿美元。估计资金需求的增长即使不超过供给的增长，也会与其持平。这些资金必将在全世界到处寻求高额回报。而发展中国家正是国际社会普遍看好、具有极大吸引力的潜在回报的地方。从1980年以来，投向发展中国家的净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增长了12倍。据报道，目前新兴市场国家股票指数上升了10％以上，债券发行量达到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2002年净资本流入金额接近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水平。自1985年以来，吸收外资10亿美元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已经从17个增加到51个，而且将近一半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必将进一步密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促进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的形成。
二、南北间国际分工向水平方向转变
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正在共同创造一个新的网络时代。”“工业时代是围绕垂直一体化的组织，以高额的通信、信息和交通费用构造而成的。网络时代则依靠横向的网络而建立，各个组织都把精力集中在自己富有竞争力的独特领域。这些新的网络跨越各大洲，其中心遍布四海，从美国的硅谷、巴西的圣保罗直到南非的豪登和印度的班加罗尔。”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与发展，西方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之一，即在发展高新技术和产业的同时，改造传统产业，将一部分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如纺织、能源、化工、冶金以及机器和电子产品的组装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客观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单一经济结构的改变。
跨国公司经营战略的转变，也是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目前，跨国公司制定经营战略均从全球性的目标出发组织其经营活动，即从全球的范围去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不是仅考虑本国的比较利益，而是在全球范围谋求经济利益；从而改变了以往攫取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产品主要用来返销母国或出口的跨国经营模式。“全球性公司(总部往往设在北美、欧洲或日本)如今通常都在若干个国家设有研究机构，并且把产品交给各地的工厂来生产。”发展中国家以低廉价格为诸如IBM、微软、惠普、AT&T等公司生产电脑软件。这种“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的跨国生产模式，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向多样化方向发展，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参与水平方向的国际分工。
冷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实行开放政策，实现贸易自由化，鼓励外国企业到本国建工厂、雇劳工、加工生产或组装，直到将产品运往第三国销售。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初，所有制成品贸易(约8000亿美元)中有1／3是组件和部件。这种新型国际交流模式形成了不断扩展的全球生产网络。例如，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在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招标，世界各地的企业竞相投标提品。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把1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列为今后出口和投资的重点。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新兴工业化国家)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和重视。
从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四小龙”开始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以生产标准化产品和利用“成熟技术”为主，向高技术、高增值的方向发展。同时，东盟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急起直追，利用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大量接收日本、“四小龙”转移的成熟技术和标准型产品生产。马来西亚现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的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亚太地区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和转移，是世界范围的国际产业分工由垂直向水平发展的一个缩影。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这种国际分工将进一步深化。
三、相互妥协是南北双方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南北双方只有保持和谐、平衡的发展，世界经济才能得以健康地运行。这是南北双方从几十年的实践中取得的共识。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和原料供应的问题，越来越依靠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不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其结果必然是拖世界经济的后腿。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贫困、落后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也不可能长期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和稳定。墨西哥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就是例证。
冷战结束后，发达国家一度把援助与民主化、人权联系起来。美国宣称，实行多党制是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前提。国际社会说，把提供援助与受援国的人权状况联系起来的做法与日俱增。但是，面对贫困化日益加剧，在国际舆论的压力和发展中国家的抵制下，西方国家不得不对这种“挂钩”政策有所收敛。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南北关系问题上也开始采取灵活、务实的立场。由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等初级产品依赖程度降低，而发展中国家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愈加有求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逐步放弃了一些过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缓和与发达国家的关系。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市场的经济体接受了一个惨痛的教训：不要耗尽外汇储备。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也积累了巨额的外汇资产，用来应对未来的紧急情况。
然而，中国积累了太多美元计价的证券，使自己对美国的风险敞口过高。当美国政府将国内经济需要摆在债权人利益之前，中国方面担心，未来可能的通胀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正如周小川所说，可以通过进一步扩大发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来创立一种超级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是IMF的内部储备资产)。要使这一设想成为现实并让更多国家接受，他建议拓宽特别提款权的用途，将收支盈余国家的部分外汇储备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集中管理。加上其他必要的改革措施，这一计划也将授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大的权力，使之行动更加灵活。不错的建议。
中国资金流向西部，
即使你经常关注中国的新闻，也有可能没听说过重庆。这个迅速发展的直辖市位于扬子江畔，人口3200万。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和物流基地，重庆标榜自己是“中国西部的通路”。该城70％的人口是农民。尽管保持着增长的态势，但重庆市的人均收入还没有达到北京或上海等城市的水平。然而，重庆和很多规模较小的内陆城市却是中国经济复苏的希望所在。这种变化来自于政府的决定：中国政府将重庆视为实现“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中心地区，意将中国未来的发展由沿海转向广阔的内陆。
目前，伴随着沿海出口模式的受阻，北京方面已经具有全力推动该战略的资本。政府计划提高大部分位于内陆的75亿农民的生活水平，并最终将他们转化为消费者。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家电下乡”活动，向广大农村地区折价销售电视、手机和电脑等家用电器，甚至还向更新农业交通工具的农民提供财政补贴。同时，重庆和其他内陆地区正兴建新购物中心、电影院等设施。
中国的经济刺激方案初见曙光?
中国有句谚语：“众人抬柴火焰高。”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七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当中，每个国家都应出一份力，重新点燃全球需求的火焰。中国经济的刺激方案总量虽比去年十一月宣布的要少，但仍居世界首位。作为GDP的一部分，美国预算赤字将是中国的四倍，但并不意味着它的需求刺激更大。
然而，由于许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将由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操办，并由银行提供资金支持，中国经济刺激的真正效果可能会下降。王涛(音译)预计，新的基础设施投资、减税政策、消费补贴以及对医疗保险投入等中央政府的经济刺激投入将达到09年GDP的3％。再加上银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出，总计可能会达到GDP的5％。
中国对铁路、公路、电网的投资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2007―2009年前两个月，实际固定投资总额比上一年增长30％，铁路方面的投资更是提高了三倍。外界一直批评中国的刺激方案以投资为主，而非消费，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短期之内促进需求最行之有效的方案。
新的购物强国
中国2月份的贸易盈余急剧下滑，工业生产降至新低，电子产品消费显著放缓。伴随着工厂关闭，数百万人已逃离深圳和其他东部城市。听到这几则新闻，客户们纷纷发送电子邮件，要我对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在内的“金砖四国”的发展前景做出最新预测。每个人都想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被我们称为“金砖”的梦想已濒临破灭。
答案很简单：不是那么回事。我几年前曾预测，“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35年超越西方七国集团，现在我相信这种转变速度将更快――到2027年即可变为现实。让我们看看对四国中规模最大和最重要的中国所做的悲观预言吧。那些预言者没有提到，中国2月零售额增幅上升到15％，迅速回落的零售价则大大提高了民众的实际收入。
政府正通过基础设施投入刺激消费，北京方面已宣布了一项扩大医疗保险涵盖范围的重大计划，这有可能使中国人积攒的巨额存款最终得到释放。2008年，中国的股票市场跌幅超过60％，在11月到达谷底。自中国宣布了4万亿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后，股市比去年11月的最低点已上升了30％多，令已缩水50％的美国股票市场相形见绌。
产能过剩令中国进退两难
部分企业高管和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政府在经济上的巨额投资可能会加剧从钢铁到石化等各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鉴于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重要性，闲置工厂的增加可能会加剧世界范围的竞争压力――随着中国的工厂将过剩的产品销往海外，从而引发贸易争端。美国和欧洲钢铁企业已经在考虑实施进口限制。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国现在已经在经受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困扰。现在增加投资，仅仅为了让一些企业维持下去，这有可能威胁到未来多年的产业基础。他表示，中国有关部门看起来低估了产能过剩的严重性，部分原因是他们太专注于促进经济在短期内增长。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也是第三大汽车生产国。钢铁、汽车和其他工业产品的供应量超过了国内和国外的需求。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截至本月，中国约有30％的铝材、20％的水泥和平板玻璃，以及70％的半导体生产是闲置的。中国政府推出的人民币4万亿元投资计划试图解决部分产能过剩问题。通过增加公共工程的建设，政府可以增加对钢铁等产品的需求，进而降低闲置产能。不过，由于政策制定者也放宽了银行贷款，并批准石化厂等大型项目的建设，刺激计划最终可能会造成产能增加。
中国和白俄罗斯将互换
价值200亿人民币的货币
中国中央银行和白俄罗斯中央银行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协议规定双方在三年内互相交换价值200亿人民币(折合8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货币，这将使中自两国贸易结算结束使用美元或欧元，而采用本国货币。
白俄罗斯国家中央银行行长德拉日多夫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协议签署的最终目的是两国结束使用第三方货币来进行两国商业往来的结算，为此我们将和中国交换货币，此举将大大刺激两国间的贸易和投资。德拉日多夫行长还表示称，中自两国将继续签署相关协议，使得白俄罗斯方获得的人民币能够纳入白俄央行的银根储备系统。
目前白俄罗斯国内外汇储备仅为38亿美元，中自两国货币交换总额达到白俄外汇储备的近80％。去年12月中国与韩国签署规模为1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这也是央行自此次金融危机以来首次与其他央行签署的本币互换协议。而后，央行于今年1月20日与2月9日，又分别与香港地区和马来西亚国民银行签署了额度为2000亿元、800亿元人民币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纳米技术大步迈进
从食品、服装到药品和军事领域，纳米技术拥有改变中国外向型经济和各个生活层面的潜力。作为一项以原子标度发展新型材料的科技，中国注定将占据纳米技术最大的市场份额。
中国在该技术领域的投入已经超过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从1999年起，中国每年投入到纳米研发的资金都以每年超过20％的增幅递增。而政府宣布的400亿英镑经济刺激计划将进一步提升中国的研发费用，其中120亿英镑将投入到该领域。“整体的趋势不可逆转，”英国皇家学会科学政策中心主任詹姆斯・威尔斯顿说，“无论是在研发和投资，还是在表现活跃的科学家方面，或者是论文和专利方面，中国都紧跟着最发达的国家。”
如今中国发表的纳米技术论文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无论在北京，还是在南部的深圳，纳米技术工厂蓬勃兴起，生产的产品包括吸收废气的路面材料和可监控健康状况的纳米制衣。“纳米技术的应用领域无限广阔，”威尔斯顿说，“中国之所以致力于该领域的研究发展是因为它更接近市场。”
中国延迟实行IT强制公开制度，日美欧仍表示强烈担心
一、低信任度国家的两难处境
美籍日本人弗朗西斯・福山把相互真诚、信任并结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简称作“信任”，认为它是对高度发达的现代经济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本”。他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这样的“人力资本”，才可能成功地建立和经营现代的大公司，才会以现代式的广泛分工来进行生产。
依据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福山区别了两类国家两类文化：一种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中信任度低，人们普遍地不信任与自己没有亲属关系的人，因而民间的私营部门很难发展起强有力的巨型企业，这种国家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势必落后。福山把拉丁语族的欧洲国家――法国和意大利都算做与中国一样的低信任度国家，把英国和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算做中间类型，美国比较接近德日类型，英国则更接近意大利类型。福山的这种假说可以对经济发展的历史作出极为令人信服的解释。
被福山归入“低信任度”一类的国家，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自己亲属以外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这些国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
低信任度国家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难，首先导致了它们在单纯依赖私营经济时现代工业化经济发展缓慢。18世纪末，法国的经济实力和工业都居欧美第二位。而在此后的产业革命和工业化时代，法国的经济增长远远慢于美国、德国和英国，以致到20世纪初经济实力已经落到欧美国家中的第四位。另一个例子是文化上类似于法国的拉丁美洲各国。同样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但是英美成了世界第一流的发达国家，而拉丁美洲各国则落入第三世界的行列而不能自拔。
为了克服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所遇到的困难，并保持民族独立，低信任度的国家就走上了发展国营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道路，并且把自己的国有经济融入到实行指导性计划的有系统的产业政策之中。法国在二战后大力发展国有经济，最终使国有企业占到整个GDP的20%，并且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了高于英美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福山指出，“法国政府之所以一直在干预经济，原因就是法国的私营经济一直没有活力，缺乏创造性和创业精神”。与法国类似，二战后意大利政府制定了有系统的指导性计划，组建了大批巨型国有企业，出现了二战后的经济奇迹，真正实现了工业化。
在法、意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对比中，可以看到，社会低信任度国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单纯依赖私营企业而永远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要么以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而变为发达国家。
二、中国的文化环境：香港与台湾的事实
福山认为中国是社会内信任度低的典型，经济生活中充满了家族主义。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下，只有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学习、研究、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才能建立和经营大企业。
二战后，香港和台湾曾经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从它们的发展特点中可以得到许多启示。
香港经济的崛起，得益于在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往来中的垄断性中介地位，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在东亚，香港是唯一真正坚持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私有制对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几十年的经济繁荣和高速发展几乎没有在香港打造出值得一提的私营制造业和商业大企业，社会内部的信任度低，对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合作的文化心态导致经理人员腐败行为盛行，资本家实行家族式管理，把企业规模保持在家族小企业的水平上，无法促进技术进步。香港经济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到了与其人均收入极不相称的程度。人均收入达两万美元的香港，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只相当人均收入仅几千美元的马来西亚的水平。在垄断性中介地位逐渐丧失的背景下，香港的科技水平无力维持人均两万美元的高收入，经济发展面临困境。
台湾也因社会内部信任度低很难形成私营的巨型企业。但由于台湾当局强有力的经济干预，台湾出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接近经济发达的边缘。台湾的经济是一种“计划指导的市场经济”，“行政市场体制”。台湾当局制定指导性的经济计划，并以政策手段促其完成，以弥补私营企业的不足。台湾当局的经济政策，形成了“台积电”和“台电联”这样的巨型集成电路制造厂商。靠着成熟的产业升级政策，台湾发展起了极具国际竞争力的半导体产业，使半导体产业成了台湾经济的最新增长点。
台湾和香港的经验事实都从正反两方面证明，在中国式的文化环境中，要想取得足够的技术进步和企业规模，取得真正的发展，是不能依赖私有经济的。
三、中国大陆更需要国有经济
中国大陆与香港和台湾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相似，在经济发展上也存在私营企业无力成为社会所必需的巨型企业的问题。这一内在原因促使百年来的中国政府都通过兴办国有经济甚至国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在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上的困境，从一千年前的宋代就开始了。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没能导致中国自主地发展起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之后，中国私营企业在技术和筹资上的先天困难日益暴露。由于当时绅商地主之间的信任度非常低，清末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在筹资扩大企业时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信人唯亲的心态使私营企业做大非常困难，更无法产生真正的现代股份制企业。以铁路投资为例，清末民间资本要求“商办”铁路，却难以解决资金问题，进展缓慢。1911年清政府鉴于多省商办铁路毫无成效，宣布实行铁路国有。虽然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激起了民间的“”，但必须清楚的是，其矛盾的双方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外资，“川人之极端反对者，不在路归国有，而在名则国有，实则为外国所有”。历史的结局是，以后在中国兴建和经营的铁路，如果不归外国所有几乎一开始就为国有。中国的私营企业一直没有能力为铁路这样大的投资项目进行筹资和经营管理。
以后，政府在30年中推行公有化政策，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有计划地推行工业化政策，使中国能在半个多世纪中一直保持着比印度高得多的经济增长率。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之后，保持了年均9%的高速经济增长。普遍的论调是认为这来源于私营企业的发展，特别是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这其实是误解。这些年中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发展，甚至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迅猛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有经济。外商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量使用了中国国有部门提供的技术人才甚至管理人才，否则外商投资企业绝不可能在中国取得那样多的利润，中国也绝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的外商投资。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地区中，只有浙江省是真正靠当地的私营企业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而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和江苏的苏南地区，除了外商投资所起的作用外，主要是靠集体所有的乡镇企业甚至国有企业带动了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这两个地方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利用国有企业溢出的技术（通过聘请技术人员和其他方式），同时也靠当地国有银行的信贷支持。
四、中国的私营企业也依赖于国有经济
浙江的私营企业以温州的家族小企业和台州等地的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为代表。浙江私营企业的高速发展，离不开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
小型的私营家族企业一直是温州经济的主体。20世纪80年代，温州经济增长的支柱是发展日用品的制造和电器开关的制造；90年代，产品的技术含量有所升高，标志性的“拳头产品”已经变为低档的鞋和一美元一个的一次性打火机。这些产品的制造技术基本来自国营企业甚至是集体乡镇企业，或者是外商投资企业，但都是比较简单的技术。靠着私营家族小企业克勤克俭、艰苦经营，温州人有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并积累了巨额资金。据可靠的估算，温州的民间资金有3000亿元。可进入21世纪，温州的经济增长率一度降为浙江全省最低，投资不振。温州人的大量资金流向全国各地的房地产市场，还有许多投向山西煤矿。温州人投资方向的转变，暴露出温州的家族私有制根深蒂固的弱点。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必然导致他们自发地抵制英美式的现代股份制企业，而一直以家族为单位经营和运作资金，找不到私人自发投入足够资金进行技术研发的途径。
温州发展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对私营企业的迷信造成的。没有国有的技术研发、不搞国有经济使温州经济丧失了发展后劲。如果由温州政府主导技术研发，开发温州产业升级的必要技术，并向私营企业扩散，则会带动温州经济走上产业升级的健康发展之路。
浙江的另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地区――台州，更显示出国有部门的技术溢出对私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台州的私营企业规模比温州大得多，生产的产品也更重型化。台州最有名的产品是缝纫机和摩托车。有名的“飞跃缝纫机”最初源自上海的国有企业。私营摩托车企业也不例外。摩托车制造技术从国有企业“重庆嘉陵”开始，扩散到重庆的私营摩托车制造厂，再扩散到浙江台州的私营企业。
不仅浙江的私营企业依靠国有经济向其“溢出”技术、提供技术人才，全国的私营企业也都显示出这样的依赖关系。在东北，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不仅是当地经济支柱，甚至也是东北城市中的私营企业赖以生存的支柱。据介绍，沈阳从事真空技术行业的从业人员已经有近万人，几乎全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这些私营企业的技术骨干几乎全都来自原来的国有企业和研究所，有些私营企业还由真空研究所的在职员工经营。显然，国有企业和研究单位成了私营企业技术知识和技术力量的来源。但尴尬的是，如此多的私营真空技术企业竟然不能培养出合格的新一代技术工人。没有了国有企业，中国人的“人力资本”面临着不能增加反而减少的威胁。
最近几十年的事实证明，中国的私营企业并没有克服其与生俱来的老毛病――无力研究、开发甚至率先引进现代的先进技术，无法有效地聚集足够的资金来经营为整个社会所必要的巨型企业。要实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五、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并不低
许多人认为发展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会降低经济效率，这是完全错误的偏见。这个偏见主要是将“利润低”与“效率低”混为一谈。许多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远低于私营企业，但人均产出并不一定低于私营企业。其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净产值的内部分配比私营企业更偏向于企业员工。这种单纯由于净产值内部分配不同所造成的低利润，并不能算做国有企业的无效率。即使只考虑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设计了适当激励机制的国有企业也不一定比主要资金不是由经营者投入的那种私营企业利润率低。
许多人相信国有企业没有效率，是因为他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的现象。但是这并不能证明国有企业没有效率。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不到3年，有60%在5年内破产，85%在10年内消亡。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只有60%多的亏损率足以说明国有企业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近三十多年中的国有企业中，则存在许许多多经营状况在很长时期中一直良好的国有企业。这些国有企业既有属于垄断行业的，也有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例如，钢铁行业中的宝钢、鞍钢和首钢，新兴的家用电器制造业中的安阳彩玻、大连华录，以及谋求MBO之前的四川长虹，等等。
根据前面的分析，通常在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不能由一个人提供的领域内，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不低于私营企业。而在经营者一个人就能够提供企业经营所需的资金的领域内，私营企业的经营效率应当高于国有企业。可是在中小企业有效率的典型行业――商业零售行业内，也有不少经营很有效率的国有企业。像北京市 “万方”集团下的“福绥源”小副食店，还有大连的玉华商场和民勇商店。它们同为国有，同样相当兴旺。这些曾经欣欣向荣的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展现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企业下级员工的积极性的重要性。
中图分类号:F830.5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7)02-0007-03
一､国际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主要模式与经验探讨
(一)以英､美为代表的“证券市场中心”模式
美国和英国都是当今世界上产业投资基金发展最成熟的国家,其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成长的沃土｡从资金来源看,国内庞大的养老基金都是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英国在金融管制取消后允许银行资金直接进入创业资本市场,也成为产业投资基金重要的资金来源｡发达的资本市场为产业投资基金提供了畅通的退出渠道,在美国,新股上市(IPO)和并购都非常便利规范｡英国拥有欧洲最发达的股票交易市场,近年来还特别注重培育小型企业资本市场｡丰裕的资金来源､灵活的组织形式和畅通的退出渠道,使得以证券市场为中心的发达的产业投资基金倾向于投向风险相对较高的高新技术型企业和企业的创业阶段,促进了国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二)以德､日为代表的“银行中心”模式
由于受民族文化和国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德国和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都形成以银行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更多追求投资安全｡
德国的银行业实行混业经营模式,即“万能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也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受法律规定和追求安全性的国民心理影响,日本的养老金不能用做创业投资,个人出资也极为有限,产业投资基金也以大金融机构出资为主｡
银行中心型的产业投资基金在投资取向上更注重安全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相对较少,也很少投资于企业创建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很多投向流通业和服务业,德国侧重于较为成熟的产业领域和企业的扩张阶段;投资行业也不专业化于某一个高科技产业或其分支,而是倾向于将资本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分布,以减少投资风险｡
注重严肃和安全的国民心理也使得德国和日本的证券市场相对欠发达,都缺乏活跃的私募资本市场｡由于创业企业上市的难度极大,日本的产业投资基金主要通过原投资企业回购和被其他企业兼并收购实现退出｡德国的银行家们则广泛参与企业的管理层承接和购并活动,以实现投资收益｡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
很多后起的产业投资基金发展大国都有政府力量的推动,有些就是政府直接投资创办产业投资公司,投资于商业性产业投资公司或投资基金所不敢冒险的创业早期阶段,发挥着引导社会投资的领头羊作用和弥补社会资本投资缺陷的拾遗补缺作用｡
以色列政府不仅投资参股“YOZMA基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先驱和中坚力量,还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国外特别是美国产业投资资金的流入,并引导其向高科技和处于创业初始阶段的企业投入｡
在我国台湾,当局对产业投资基金进行严格的监管,在其发展初期实行审批制｡并引导产业投资基金向半导体､资讯､电子等中度技术方向投资,并不盲目求新求高,追求适应台湾岛情的市场定位｡同时注重给所投资企业提供经营管理服务｡
但是政府本身并不直接干预产业投资基金的投资经营,产业投资基金完全按照市场方式运作,在行使特殊使命的同时依然严格受到利润目标的约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综上,由于各国在资源禀赋条件､文化背景､制度基础､市场规模､科技知识积累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不同,产业投资基金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和特征｡任何国家和地区在选择产业投资基金发展路径的时候,都必须充分考虑本国的现实条件,不能照搬照抄任何现有的模式｡
二､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的发展及面临的环境约束
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主要投资于实业的基金,但当时并没有全国统一的基金管理法规加以监管和约束｡后来,这些基金有的迫于环境的局限而转向证券投资;有的因为政府参与过多,产业投资基金赖以成长的土壤尚未形成等诸多原因而最终失败｡90年代以后我国建立了一批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推动了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
鉴于目前产业投资基金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没有完备的规则加以约束和指导,在借鉴和参考国际经验方面,必须综合考虑我国当前的制度环境以及经济､金融体系发展的现状｡
(一)商业银行及其间接融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
一方面中国居民储蓄的绝大部分都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商业银行掌握着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转轨期间的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残留一些计划经济时代的特征,最主要的是产权不够明晰,有时候还在扮演政策银行的角色｡许多金融体系以银行为基础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过程中都出现过银行扮演主要角色的情况,但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产权主体的缺位,以独资组建附属机构(如德国､日本)的方式参与风险投资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
(二)资本市场发展严重滞后
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都很不成熟,缺乏一个多层次的､能满足企业不同融资需求的资本市场,包括场外交易市场和私募资本市场｡国际经验中成熟的产业投资发展经验往往与IPO市场的繁荣相伴出现｡但是,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做支持,单纯依靠政府来构建创业板市场并不能实现IPO市场的真正繁荣,也不能真正解决产业投资基金的有效退出问题｡2004年5月27日,中国的中小企业板在深交所启动,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优胜劣汰机制,投资者对市场也缺乏信心,该市场一直处于萎靡不振的状态,产业投资资本､特别是涉及到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的风险投资资本方式退出渠道依然不够通畅｡
(三)资本市场的参与者以个人投资者为主,机构投资者很少
中国的社保基金发展比较晚,规模相对较小,本身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因此,还不能起到全面动员社会金融资源的作用;保险业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政府金融管制方面的原因,至今未能很好地参与资本市场的运作;投资基金比西方国家发展更晚,现有的证券市场投资基金就存在品种偏少､规模偏小､难以发挥专业理财优势且违规违法操作现象严重等许多问题｡
(四)金融监管环境
一方面由于经济转轨时期各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另一方面落后国家信用资源匮乏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两种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政府的有关部门不得不采取行政手段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但这样做是有成本的,许多符合金融体系发展规律的东西也被抑制(如私募资本市场被抑制),而金融体系中存在的信息失真问题至今仍没能很好地解决,严重地影响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五)金融业开放环境
中国加入WTO承诺要在5年的保护期满后全面放开国内金融业,这就意味着从2007年开始中国将面临全面开放的金融市场环境｡目前中国利用外资集中在外商直接投资(FDI)方面,对国际产业投资基金的吸收还很少｡金融业全面开放后有助于我国拓宽产业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在更深层次上利用好外资｡但同时也更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以色列､英国等成功经验都表明国际资金对促进本国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重大意义,但是相伴而生的风险控制问题,由于各国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针对性的进行研究和规范｡
(六)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选择
国际产业投资基金往往集中于高技术产业,各国政府对其的扶持也以促进高新技术发展为首要标的｡但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除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外,还承担着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国有企业体制改革融通资金的重大使命｡后二者是由我国目前所处的特殊时期和面临的特殊问题所决定的,套用任何一种既定模式都可能是低效的,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符合国情的投资基金发展模式｡
三､在我国进一步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路径探讨
(一)先发展封闭式私募产业投资基金,而后发展开放式公募产业投资基金
比较而言,私募基金的发起人往往是数量较少且彼此间具有密切关系的几个相关机构,基金本身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较高,其经营运作不会造成大的社会风险,因此适合在产业投资基金发展的初始阶段使用,能够满足我国目前的社会信用和金融体系的发展状况以及法律对投资者的保障程度｡但从广泛吸收社会闲置资金､特别是大量分散在居民个人之间的储蓄资金流向产业基金的功能上看,面向全社会发行的开放式公募基金将是产业基金发展的重要方式｡但是开放式公募基金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完备的法律保障体系和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健全的社会征信体系等市场条件之上,而我国在这些条件上显然还需要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不断完善｡
(二)模式
由先发展契约型产业投资基金向契约型和公司型产业投资基金并行发展,以公司型为主的模式转化｡
(三)发展态势
由“大金融机构及大企业集团中心型产业投资基金”渐次向“银行中心型”,以及“证券市场中心型”转变,形成几种类型综合发展的态势｡目前我国各地区争取试点的几只产业投资基金大都是由政府牵头､大型企业或大金融机构出资构建,这种模式能够满足试点阶段对于基金资金来源的保障和出资人资信状况的要求,有利于减少产业基金试点过程中的风险｡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不利于广泛调动市场资源､其投资运作也非完全依靠市场手段来进行｡在我国,产业基金的发展最终应形成银行中心型的局面,打破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现状,让银行资金(主要是居民储蓄资金)成为产业投资基金的主要来源,实现从储蓄到投资的有机转化｡
(四)投向选择
在产业投资基金的投向选择上,我国发展产业投资基金除了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外,还应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方面提供融资支持,同时也应为跨国公司的中方投融资,以及支持企业“走出去”发挥作用｡
(五)在银行资金进入产业投资基金方面进行金融制度创新｡
(六)吸引外资加入我国产业投资基金,以尽快提高基金管理水平,分散基金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