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资源、健康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可持续发展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环境保护是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这是“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根本要求和指导方针。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为我国防治污染、保护生态、实现环境根本好转做出贡献。
一、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势在必行
（一）环境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十五”环境保护计划指标没有全部实现，二氧化硫排放量比2000年增加了27.8%，化学需氧量仅减少2.1%，未完成削减10%的控制目标。淮河、海河、辽河、太湖、巢湖、滇池（以下简称“三河三湖”）等重点流域和区域的治理任务只完成计划目标的6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污染严重。全国26%的地表水国控（国家重点监控）断面劣于水环境V类标准，62%的断面达不到III类标准；流经城市90%的河段受到不同程度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30%的重点城市饮用水源地水质达不到III类标准；近岸海域环境质量不容乐观；46%的设区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一些大中城市灰霾天数有所增加，酸雨污染程度没有减轻。全国水力侵蚀面积161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174万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许多河流的水生态功能严重失调；生物多样性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一些重要的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退化。农村环境问题突出，土壤污染日趋严重。危险废物、汽车尾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污染持续增加。应对气候变化形势严峻，任务艰巨。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已经集中显现。我国已进入污染事故多发期和矛盾凸显期。
（二）当前我国环境管理工作严重滞后
环境形势严峻，保护环境紧迫又重要，但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工作与任务要求不相适应。一些地方对环境保护认识不到位，重GDP增长，轻环境保护；环境保护法制不够健全，环境立法未能完全适应形势需要，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较为突出；环境保护机制不完善，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多，污染治理进程缓慢，市场化程度偏低；环境管理体制未完全理顺，环境管理效率有待提高；监督能力薄弱，国家环境监测、信息、科技、宣教和综合评估能力不足，部分领导干部环境保护意识和公众参与水平有待增强。
（三）加强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近20年来集中出现，呈现结构型、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环境保护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必须把环境保护摆上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是坚持执政为民、提高执政能力的实际行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障。加强环境保护，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实现更快更好地发展；有利于带动环保和相关产业的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增加就业；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环境意识和道德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人均寿命；有利于维护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为子孙后代留下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痛下决心解决环境问题。
二、当前必须切实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
（一）以饮水安全和重点流域治理为重点，加强水污染防治
一是要科学划定和调整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切实加强饮用水水源保护，建设好城市备用水源，解决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二是要坚决取缔水源保护区内的直接排污口，严防养殖业污染水源，禁止有毒有害物质进入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强化水污染事故的预防和应急处理，确保群众饮水安全。三是要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的环境质量，加大“三河三湖”（淮河、海河、辽河、太湖、滇池、巢湖）、三峡库区、长江上游黄河中上游和南水北调水源地及沿线等水污染防治力度。四是要把渤海等重点海域和河口地区作为重点，加强海洋环保工作。五是要严禁直接向江河湖海排放超标的工业污水。
（二）以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重点，推进大气污染防治
一是要加快原煤洗选步伐，降低商品煤含硫量。二是要加强煤电厂二氧化硫治理，新（扩）建燃煤电厂除燃用特低硫煤的坑口电厂外，必须同步建设脱硫设施或者采取其他降低二氧化硫排放量的措施。三是要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郊，严格控制新（扩）建除热电联产外的燃煤电厂，禁止新（扩）建钢铁、冶炼等高耗能企业。四是要根据环境状况，确定不同地区的脱硫目标，制订并实施酸雨和二氧化硫污染防治规划。五是要制订燃煤电厂氮氧化物治理规划，加大烟尘、粉尘治理力度，采取节能措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六是要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能源，积极发展核电，有序开发水能，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三）以防治污染为重点，加强城乡环境保护
一是要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二是要在建设中注重保护自然和生态条件，尽可能保留天然林草、河湖水系、滩涂湿地、自然地貌及野生动植物等自然遗产，努力维护地区的生态平衡。三是要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超标耕地综合治理，污染严重且难以修复的耕地应依法调整。四是要合理使用农药、化肥，防治农用薄膜对耕地的污染。五是要积极发展节水农业与生态农业，加大规模化养殖业污染治理力度。六是要推进农村改水、改厕工作，搞好作物秸秆等资源化利用，积极发展农村沼气，妥善处理生活垃圾和污水，创建环境优美乡镇、文明生态村。
（四）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为重点，强化生态保护
一是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治理并重，重点控制不合理的资源开发活动。二是要优先保护天然植被，坚持因地制宜，重视自然恢复，继续实施天然林保护、天然草原植被恢复、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田还湖、防沙治沙、水土保持和防治石漠化等治理工程，严格控制土地退化和草原沙化。三是要使经济社会发展与水资源条件相适应，统筹生活、生产和生态用水，建设节约型社会。四是要加强生态功能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加强矿产资源和旅游开发的环境监管。五是要做好红树林、滨海湿地、珊瑚礁、海岛等海洋、海岸带典型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
（五）以核设施和放射源监管为重点，确保核辐射环境安全
一是要全面加强核安全与辐射环境管理，国家对核设施的环境保护实行统一监管。二是要科学制订核电发展规划，核电建设要充分考虑核安全、环境安全和废物处理处置等问题。三是要加强在建和在役核设施的安全监管，加快核设施退役和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步伐。四是要加强电磁辐射和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监督管理，健全放射源安全监管体系。
三、加强环境保护的对策措施
加强环境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环境保护工作，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完善监督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
（一）健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加强执法力度
一是要抓紧制订有关土壤污染、化学物质污染、生态保护、遗传资源、生物安全、臭氧层保护、核安全、循环经济、环境损害赔偿和环境监测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修改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做出加大对违法行为处罚的规定，重点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二是要强化依法行政意识，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不执行环境影响评价、违反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三同时”（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制度、不正常运转治理设施、超标排污、不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在自然保护区内违法开发建设和开展旅游或者违规采矿造成生态破坏等违法行为，予以重点查处。三是要加大对各类工业开发区的环境监管力度，对达不到环境质量要求的，要限期整改。四是要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
（二）健全环境管理体制，完善环境监管制度
一是建立健全“国家监察、地方监管、单位负责”的环境监管体制，加大国家对地方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的监察力度，强化中央政府协调解决跨省界环境问题的能力，督促检查突出的环境问题。二是要地方政府对本辖区环境质量负责，组织落实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任务，监督下一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环保工作落实情况，查处重点单位环境违法行为。三是要各类法人和其他组织负责解决自身的环境问题，承担污染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四是要强化环境管理，严格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把防范范围由建设项目扩展到宏观经济发展的源头，由投资领域扩展到消费和对外贸易领域，构建全方位的环境防范体系，体现“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原则，实现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削减和全程控制转变的目标要求。
（三）建立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增加环保资金投入
一是要加大政府环境保护投资力度，各级政府要将环境保护投入列入本级财政支出的重点内容并逐年增加，加大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环保试点示范和环保监管能力建设的资金投入，要严格执行国家定员定额标准，确保环保行政管理、监察、监测、信息、宣教等行政和事业经费支出。二是要引导社会资金参与城乡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和有关工作的投入，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环保投融资机制，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鼓励各类所有制经济积极参与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和运营，支持有条件，具备专业化经营管理的环保企业发行债券、股票上市等，也可以借助体育、福利等融资方式，广泛募集社会资金投资建设污染治理设施。
（四）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经济政策，加快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
一是要建立健全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价格、税收、信贷、贸易、土地和政府采购等政策体系，政府定价要充分考虑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成本，对市场调节的价格也要进行有利于环保的指导和监管，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环保标准的企业，不得审批用地，并停止信贷，不予办理工商登记或者依法取缔。二是要按照污染者负担、治理者受益的原则，全面实施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加快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进程，按照谁开发准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
（五）推动环境科技进步，加强环保队伍建设
一是要强化环保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将重大环保科研项目优先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积极组织对重大关键和共性技术的科技攻关，重点组织对饮水安全、污水深度处理、资源循环利用、燃煤电厂脱硫脱硝、汽车尾气净化处理等重大环保技术的科研开发和产业化示范，加快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在环保领域的应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推广先进适用的环保技术。二是要健全环境监察、监测和应急体系，规范环保人员管理，强化培训，提高素质，建设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会管理的环保队伍，要求县级以上要设立独立的环保机构，配备必要的执法人员，将环境监察人员纳入公务员管理，明确执法地位，严格岗位标准，规范执法行为。
（六）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制，强化环境保护成果效应
一是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把保护环境作为一项重大任务抓紧抓好，地方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和本系统环境保护的第一责任人，要提高环境意识，增强环境保护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措施到位、投入到位，认真抓好环境保护工作，并抓出成效。二是要把环境保护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将考核情况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和奖惩的依据之一。三是要坚持和完善地方各级政府环境目标责任制，对环境保护主要任务和指标实行年度目标管理，定期考核，并公布考核结果。四是要建立问责制，切实解决地方保护主义干预环境执法问题，对因决策失误造成重大环境事故，严重干扰正常环境执法的领导干部和公职人员，要追究责任。五是要在评优创先活动中实行环保一票否决制，而对环保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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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服务贸易;中国服务贸易;制约因素
1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服务贸易不断发展,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排名不断上涨,贸易额不断加大。随着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服务贸易中的不断提升,中国越来越成为全球服务贸易的重要国家之一。服务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也逐步提高,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服务贸易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引起注意。下面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对于当前中国服务贸易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1.1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整体水平仍然偏低,缺乏整体竞争力
2007年,在世界15个经济体中,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与服务贸易进口额分列第7位和第5位,其规模较前几年有了很大幅度的提高;服务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为3.9%,位居世界第7位,与美国、英国和德国还存在较大差距;2007年全球服务贸易出口额占商品与服务出口总额的比重为19%,而我国服务出口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9.44%,在15个经济体中居于末位。按照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计算,我国服务贸易比较优势指数自1992年以来基本为负数,且变动幅度不大。
1.2中国服务贸易知识含量不高,结构缺乏合理性
2008年上半年,运输和旅游收入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收入的27%和28%,支出分别占服务贸易总支出的33%和23%,收支合计占服务贸易总规模的56%。而对于金融、保险、计算机信息服务、专利、版税和许可证费用等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服务等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占比重很低,呈现出贸易逆差。
1.3中国服务贸易地区发展不平衡,出现东强西弱的现象
由于我国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城市化水平较低,导致现代服务业地区发展也不平衡,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过于集中,出现东强西弱的现象。东部沿海地区服务贸易发展态势良好,在咨询、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行业所占份额较大,中西部地区服务贸易虽然有所发展,但规模较小,所占份额仍然很小。同时服务贸易收支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广东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2对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建议
针对上述提到的关于中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使得中国服务贸易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2.1加快我国服务贸易的产业结构调整
现阶段,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且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大力发展有影响的战略产业与行业。要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重点发展信息、科技、会议等行业,从而带动服务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2.2积极稳妥地加大服务贸易的开放力度
有研究表明,政府管制总体上是不利于竞争的,政府管制对竞争行业的影响更为显著,加大国内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力度,改革部分行业垄断经营严重,市场准入限制过严和透明度不高的状况,按市场主体资质和服务质量,逐步形成规范,统一的市场,有利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可以吸引大量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可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增强创新动力,改变我国服务业发展落后的现状,最终将有利于国内服务业的发展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2.3加快服务贸易立法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各高校都开设了形势与政策教学课，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以及客观、正确认识国内外现状取得了显著效果。但在形势与政策教学过程其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急待解决。
一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作用
1形势与政策课是培养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形势与政策”教育是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形势与政策课程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担负着重要使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和改进形势与政策课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通过丰富课堂的教学内容、活跃形势与政策课授课方式，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参与性，增强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2形势与政策课是高校德育工作的需要
“形势与政策”教学内容包含形势与政策两大部分：形势是国际和国内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状况和态势；政策是党和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和任务而制定的行为准则。政策的制定要以国内外形势为客观依据。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必然导致政策的相应调整。身处在不断变革时代的大学生，从客观方面看，没有对形势和政策的准确把握和理解，没有心怀祖国、胸装天下的视野，就有可能走弯路、错路甚至于死路。同时要想成才立业是非常困难的。
高等院校是培养人才的摇篮，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必须胸怀祖国、放眼世界。脚踏实地、情系人民，这必然要求大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需要高校将形势与政策课程真正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加强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人才培养的紧密结合。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设置，就是为了使大学生客观、正确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培养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这也是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强化学生德育工作，即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发展的思想。
3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当今社会，面对竞争、压力和各种复杂环境，以及社会多元化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挑战，很多大学生都显得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因此形势与政策课程的开设就显得尤为重要。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专业知识有效的结合不仅提高了对专业知识了理解，把形势与政策课与人才培养和大学生成长成才结合起来，即增强了学生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关注，也通过对国内国际形势的理论，正确、客观地分析自身的优缺点，增强自身的责任感、紧迫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通过对形势与政策课的学习，能把自身的专业知识等在此过程中并得到锻炼，提出自身的独特见解，增强了能力，提高了政治敏感度，发散思维，也侧面地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学习，还提高了思想道德修养。
二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1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与深入的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
在教学过程中，高校普遍存在根据本年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指导体系，自身探索和总结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这些内容准备从客观上讲缺乏深入的理论体系作为依据，特别是以科学发展的角度来深入的总结和分析；从主观上讲，由于自身缺乏对于理论的深入理解，特别是对于热点事件本身存在的历史和背景以及相联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等方面的没有广泛的认识。因此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内容必须融会集体智慧，加深对于文体的分析。
2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环节与相关培训制度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课程突出一个“新”和“热”，对于这两个突出的特点，随着时间变化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这将意味着必须有新的分析手段和方法来提炼出形势与政策课程内容关键点，然而对于普通高等学校而言，知识渊博的时事专家和理论大家相对缺乏，这必然导致问题分析不够深入和自身对于形势与政策理解的片面性，那么相关的培训制度变的尤为重要。
3课程设置与青年学生特点之间的矛盾
大学生对正确了解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深入分析社会生活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具有极高的热情和求知欲，他们对“形势与政策”课怀有极高的期望。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由于一些学校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工作重视不够，对形势与政策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没有全面理解，因而没有作为重要的教学环节给予重视，而使教学没有固定的时间、没有进课程表、没有专职的教师队伍、没有考核，甚至作为必须课但不计学分或在教学、考核中轻描淡写。常常作为非课堂教学环节设置，最终往往流于形式，对学生根木不能起到应用的作用，不能引起青年学生的兴趣和关心。
4师资水平与研究层次之间的矛盾
形势与政策我们天天都在接触，它也天天都在发展变化，要把难点、热点、深层次问题讲好，教师需要做大量的实际研究比较，需要大量的知识积累与更新，这就需要教师能潜心钻研、与时俱进地充实教学内容。而从教学实践来看，“形势与政策”课被认为是，副课中的副课，往往由“两课”教师或学校行政工作人员“捎带”着兼任，由于地位上不受重视、教师精力上的局限及资料上的缺乏，导致教学内容脱离实际、空洞枯燥，这样的课学生当然不会喜欢。
5时势复杂变化与教育途径单一之间的矛盾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信息网络化的发展趋势下，国际、国内形势变得异常复杂，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多渠道、全方位地影响着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如何引导大学生在复杂的环境里正确认识形势，使他们无论而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还是社会思潮涌动，都能够知行统一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是一门大学问，难度非常大。但从应对复杂局势的措施来看，力度明显不够，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途径中主要是课堂教学，但教学方式单一，内容不够广，课堂不活跃j在教学的过程中，基本停留在教师讲解这一模式上，没有形成多渠道教学，而且常常是有学时无学分或者有学分缺学时，缺乏考核和质量评估体系。从而使得学生上课没有主动性，几乎全部都怀着一种“老师讲什么就做什么”的思想，老
师和学生的互动不够。同时，一部分教师也存在讲课的艺术性和生动性不强的情况，拿着书本和报纸杂志资料照本宣科，也就没有新鲜感和吸引力可言，课堂气氛比较沉闷，学生学习效果不佳。甚至在一些院校仅仅是通过几个讲座、几场时事报告会来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既缺乏针对性，又不能保证教育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效果可想而知。
三
形势与政策课教育中存在问题的解决途径
1理论学习与建立灵活的培训机制相结合原则
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及教师普遍存在三个现象：一是教师非专职现象；二是教师非专业现象；三是形势与政策课非正式现象。这就给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带来了几个弊端：一是对于理论分析不够深入，不能有效的结合国家的方针、政策及国内外环境，师生的学习仅限于书本，知识处于“夹生”状态；二是由于非专业的限制，使课堂教学缺乏广泛的知识性，使学生课堂教学不能处于良好的互动状态，影响课堂教学效果；三是由于对于课程认识不够深入，致使学生对于整个课堂教学环节没有足够的重视，从而影响了教学双方的效果。应当紧紧围绕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内容，有重点，有中心，不要海阔天空，没有范围，其中心目的是更好的服务于形势与政策课教学。鉴于此，组织日常的理论学习和长效的培训机制，锻炼和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高校形势与政策课教师队伍是解决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存在问题的根本。
2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形势与政策课涉及面广，应用理论较多，特别是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军事等等理论，而这些理论知识又是分析形势与政策的手段和方法。同时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性、针对性又非常强，在形势与政策课教育教学中，必须紧紧围绕“新”和“热”结合实践及重要文件精神来讲，针对“形势热点”进行教育，坚持教育的时效性。一些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重要时事热点问题也需要上升到理论上去分析和认识，也就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对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要体现在结合上，也就是说讲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讲实践是从理论升华而来，理论知识中融入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中贯穿理论知识。实践主反映在形势方面，而理论则主要反映在政策方面。理论和实际随着时事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发展。
3传授知识与思想教育相结合
形势与政策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重传授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对于形势与政策课而言，由于其内容涉及广泛，知识性强，理论分析性强，涉及学科门类多，在教学的过程中，必然是知识传授的过程，必然使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新信息、新知识、新科技的感染力。知识科技的魅力。而由于形势与政策课是一门政治课，在知识的传授中还应十分注意思想政治的灌输，在充分讲授知识、讲授形势后，将落脚点归结到党和国家正确的方针针策上。形势为政策服务，政策指导形势发展。知识传授是途径，思想政治教育是根本，寓知识、趣味、娱乐、教育于思想政治教育之中，较好地处理了知识性与政治性的关系问题，强调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注意知识性与政治性的有机结合，讲形势是入门，政治是落脚点，使形势与政策课始终充满青春活力，同时在教育教学中，坚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采用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用事实、用数字说明问题，增强其吸引力，形势与政策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才会真正成为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的一个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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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272-02
21世纪的中国高等教育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第一，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而成为教育的主旋律，开拓意识、拼搏精神、应变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成为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第二，教学内容更趋综合化、现代化、多样化、系统化，新的知识不断充实到教学中来，同时，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也更为显著；第三，教学方式的多样性、先进性特征更为突出；第四，学生将彻底改变被动学习的局面，而成为教与学的主体。在这样的条件下，“形势与政策”的教学，除了使学生掌握其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适应形势变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综合运用知识以及进行再创造的能力。
针对新形势的需要和旧的教学模式的种种弊端，我们在“形势与政策”课教学中，运用现代认识论、系统论、教育学等理论工具，以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为目标，从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着手，通过近几年“形势与政策”教学的改革与探索，逐步建立并正在形成以系统论为指导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我们把“形势与政策”教学的多个维度运用系统论理论分解为多个要素，并突出要素之间的“有机关联性”，达到了学生参与维、基础理论维、科技知识维、应用实践维、发现创新维等多维度的协调统一，实现了由单维度到多维度的过渡，形成了多维度立体教学的创新模式。这一教学模式突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体现了“教师教”与“学生学”的和谐统一；实现了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有机统一；显示了促进学生个性全面发展的特色，即注重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式的培养，逐步由重教向重学、重用、重行过渡，实现“以业为志，由技入道，转识为智，化性为德”的目的。
在多年的“形势与政策”教学实践中，我们形成的“多维立体教学模式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学生参与维度要素。学生参与维度要素是指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改变以往的传统教育思想和教学模式，改变“注入时”、“一言堂”、“教条式”等陈旧教学方法。把教学方法改革作为教学改革的先导，把学生由单一的客体变为主客体的统一体，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新的教学方法，诸如“专题辩论法”、“自讲互评法”、“演讲法”，通过课下多次举办“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重点把启发引导学生参与和平等讨论相结合。其目的在于变学生的被动学习为主动参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自学能力和参与意识。我们还把“形势与政策”论坛，“形势与政策”、“沙龙”中有代表性的论题提升到课堂上: 2007年10月，艺术系去甘肃写生实习的学生与陕西籍的两名同学在学校大礼堂做学生报告《水的故事》，各系通过电视直播组织收看，报告播出后，直接的效果是学校“长流水”、“长明灯”现象几乎杜绝了。高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域，来自不同的家庭，让学生根据身边的故事讲身边的感受，在交流中理解社会的变革，从矛盾中体会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在了解中增进同学们的感情。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开设，是要帮助高校学生能准确把握、正确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提高大学生群体利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建党95周年讲话上指出：“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要坚持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及文化自信”。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大学办学方向，加强“四个自信”教育，全面巩固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在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中的阵地作用。
1目前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必修课程，但由于该门课程学时和学分相对较少，没能引起教师和学生足够重视，该门课程有逐渐边缘化趋势。目前，形势与政策教育课主要存在“四个自信”教育不明显、教学方法落后、考核方式单一、教师队伍教学水平参差不齐等问题。
1.1“四个自信”融入教学内容不明显
“四个自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内容，要全方位融入到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中是重点也是难点。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内容一般是国内外热点问题，如何将“四个自信”巧妙地融入到教学中是需要教师去深入思考的。一些教师对于“四个自信”的教学往往是做简单的描述，融入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也不全面。也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四个自信”教学显得穿凿附会、生搬硬套，将毫无相关的内容联系上“四个自信”，其效果不明显。如果不能将“四个自信”教育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内容有机衔接起来，不但教师授课底气不足，而学生对教学内容也难以理解和接受。
1.2教学方法落后、考核方式单一
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目标是要通过教学来帮助大学生正确看待和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等形势发展变化，全面及深入了解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通过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科学性和优越性。如果教师仅仅是通过灌输式的教学，就很难实现这一目标。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学时偏少，考核评估也不严格，教师对该门课程缺乏重视，一些教师仅仅是对国内外热点问题进行平铺直述式的解读，形势与政策教育课变成了新闻阅读课。问题在于这些“新闻”学生很容易通过网络获取，再加上课程内容陈旧，学生普遍缺乏兴趣。
1.3教师队伍教学水平参差不齐
教师队伍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水平对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学效果有着重大影响。同时，教师自身的敬业精神、道德品质及理想信念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首先，由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面向高校所有专业、所有年级学生，教学任务繁重，再加上思政理论课教师往往把教学重点放在其他思政理论课上，大部分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程往往由政治辅导员或其他行政人员来担任，该门课有逐渐边缘化趋势。高校辅导员队伍来自不同专业，一些辅导员老师未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系统和全面的掌握。此外，大部分教师对于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讲授也是各自为战，难以形成合力。
2“四个自信”视角下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改革途径
2.1开展“四个自信”主题教育
（1）将“四个自信”主题教育与形势与政策教育结合起来。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但要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而且要通过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不断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马克思曾说：“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理论彻底”就是要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因此，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要能说服学生，就要求教师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教育引导学生从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和伟大实践中，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2）“四个自信”主题教育要做到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高校学生来自不同专业，学生的兴趣点及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不同，这要求教师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上要遵循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原则。教师最好能结合学生背景来选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如给经管类学生上课就可以着重选择国内外“经济”形势发展变化的内容，如给理工类学生上课，就可以贴合“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的发展动态，展示我国在经济、科技等领域所取得成就以及发展趋势，同时要鼓励学生树立信心、刻苦学习，努力为祖国的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贡献力量。
（3）“四个自信”主题教育要提高针对性。近年来，社会上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抹黑中国的现象，特别是网络上出现了“呲必中国”的“网络喷子”，他们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视而不见，他们不择手段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因此，“四个自信”主题教育就是要主动澄清事实，引导学生自觉抵制“网络喷子”的错误导向。教师也可以布置作业，指导学生去查找客观数据，引导学生学会用事实说话，以正视听。总之，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民生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大规模的沧桑巨变在已知的人类历史而言，是绝无仅有的。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采取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既要讲道理，更要摆事实，针对性地培养学生辨别是非及抵抗“杂音”、“噪音”干扰的能力。
2.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建立集体备课制度。集体备课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资源的共享、信息的互通，而且经过“头脑风暴”也便于集思广益、达成共识。高校可以在开学之初召开形势与政策教育课集体备课会，就本学期将要讲授的内容、形式及办法开展广泛讨论。如此，每一位教师都能就改良教学效果等问题充分发言及建言建策，既w现教师队伍的主导性，也能增强教师队伍的责任感。
（2）建立专职教师与兼职教师团队。专职教师团队成员由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门教师组成，他们是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主体力量。兼职教师团队主要由政治辅导员组成，政治辅导员相比思政理论课教师更贴近学生、了解学生，他们是高校最前线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专职教师偏重于教学内容的编排和理论研究，兼职教师则注重于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实践，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3）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与授课信心。为人师者，既要对学生负责，也要对自己讲授的内容充满自信，课堂之上才能理直气壮。讲好形势与政策教育课，授课老师首先要坚定“四个自信”，对那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过反复检验的真理，要信心满满地讲，对那些涉及大是大非的问题，要敢于理直气壮地辨。“面对当下生机勃勃的中国道路，优越先进的中国制度，与时俱进的中国理论，厚重智慧的中国文化，深谙于此的老师们实在没有理由不自信”。教师只有始终坚定“四个自信”，授课才会有底气，才能有足够的动力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
2.3优化课程设计与考核形式
（1）增强教学内容的政治性与时效性。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接纳新事物、新知识能力较强，而政治上不一定成熟，价值观也未完全确立，有很大的可塑性。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很有必要强化政治性。课程内容上要紧扣“四个自信”，帮助大学生客观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时代责任及历史使命。
（2）注重理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马克思曾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彼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的经院哲学问题。”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表明，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自己认识的正确性。理论的灌输是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形式，但如果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得采取理论灌输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实践教学是对理论教育的一种检验与映射，有助于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1.1互动性现今一些高校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缺乏互动。一些教师认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就是宣讲国家的政策措施,传递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相关信息。这种做法是不全面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需要互动,互动性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主要特性。所谓互动性教学,是指在教学中教与学双方交流、沟通、协商、探讨,在彼此平等、彼此倾听、彼此接纳、彼此坦诚相待的基础上,通过理性说服甚至辩论,达到不同观点碰撞交融,激发教学双方的主动性,拓展创造性思维,以达到提高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方式[1]。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的互动性包括多个层面:从互动的主体角度观之,互动包括师生之间的互动与生生之间的互动;从互动的时空角度观之,互动又包括课堂之上的互动与课堂之外的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任务不仅仅是传递、宣讲一定的政策与信息,更重要的任务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研究社会问题、探索方针政策[2]。这种分析研究和探索的过程需要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充分互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多为学生普遍知晓但又认识不够深入的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大事件。如果在课堂上教师仅仅停留于介绍一些人人皆可查知的信息,学生的思维则不可能从这些信息简单传递的过程中得到锻炼,该门课程的价值也就完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作用即体现在此处。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教师要引导学生对课题在课堂内外进行讨论。通过讨论,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不同的观点得以交流与碰撞,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指引下得出一些结论。
1.2开放性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具有开放性。开放性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开放的内容。每个学期教育部社会科学司都会本学期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这是为开展高校形势与政策教学制定的指导性文件。但是一些教师在每个学期进行教学时将教学内容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仅仅围绕教育部下达的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要点进行简单的信息扩充。这样很容易将形势与政策教学局限在对一些信息的简单传递上,而没有引出隐藏在这些信息背后深层次的内容。这也是一些形势与政策课堂不能吸引学生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堂教学呼唤开放性的教学内容。这是因为形势与政策课程的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内容的开放性。形势与政策课程面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经济、政治、文化、外交中的重大事件、形势与政策。这些主题本身就具有较强的综合性。一个形势与政策主题即使主要是属于每一个学科门类,但是深入分析其现象,探究其原因,又往往涉及到其他学科门类的信息和知识。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互动性质也决定了该门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在互动教学中,每个学生的视角都可能不一样,每个学生都可能从其独有的知识背景和兴趣点提出对教学主题独特的看法。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前对教学主题进行多方面、多角度的分析。另外,现今信息社会的特性决定了相关广泛的信息可以由学生轻易地获取,那种浅显易被学生掌握的信息已经不再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和兴趣。所以,开放性的课程内容是势在必行的。其二,开放的理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3]。理论体系对于一门课程至关重要,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注定其吸引力是有限的。然而,形势与政策绝不是一门缺乏理论的课程。以往的形势与政策课堂给人以理论不深或理论不成体系的印象,这与教师不善于挖掘形势与政策课程丰富的理论体系有关,这也是当前一些高校形势与政策课堂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呼唤开放的理论,需要教师从多方面、多角度寻求、挖掘本门课堂独特的理论,并形成本门课程独特的理论体系。
1.3实践性形势与政策课程的主题都是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大事件,这些主题本身即具有强烈的实践特征。另外,当代大学生对现实问题具有比较强烈的批判倾向乃至逆反心理,对社会现实问题更加笃信自己通过观察、思考、实践得来的结论。这也是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必须加强实践环节的原因。参与式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性体现在课堂实践、校内实践、社会实践等几个方面。
2实施参与式形势与政策教学模式的策略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7-0163-02
“形势与政策”课（以下简称“形策”）是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广大青年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教育的主渠道和主要载体。自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地位、意义及做法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后，我国不同层次的高校均加强了对大学生的形势与政策教育，但是形势与政策教育还面临着许多困惑与难题，最基本的问题如对“形策”课特征的把握不准确。如何讲授好“形策”课，使之在变幻莫测的时代条件下充分发挥其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培养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成为广大从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者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任务。因此，在认真学习和钻研授课大纲的基础上，针对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形策”课的性质、特点以及基本的讲授原则。
一、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
准确把握课程的性质，这是讲授好一门课程的前提。因为课程的性质统领着整个教学过程，并且是直接决定教学能否达到课程设置预期目标的最主要因素。
顾名思义，从“形势与政策”的名称来看，这门课程是讲解形势与政策的课程。但从内容来看，“形策”课的教学内容极为宽泛且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一方面，教学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外交等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该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是动态的，与高校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相比，“形策”课教学内容变动性很大，其时效性表现更为直观和强烈，教学过程中对国内外重大事件、重要会议和风云变幻的形势跟踪十分紧密。但是如果据此认为“形策”课从属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教学体系，那就大错特错。判断一门课程的性质，最基本的依据并不是课程的名称或教学内容，而是该门课程的教学目标。事实上，“形策”课的教学目标明确地决定了该门课程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即课程目标主要是帮助学生及时准确了解国内外的重大时事和科学认识党与政府在特定时期内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自觉地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一致，坚定地在中共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换言之，政治性为“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
准确把握“形策”作为政治课的性质对于处理教学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准确把握课程性质有助于明确实现课程设置的育人目的。众所周知，因为社会阅历的不足、理论武装的不够，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交锋，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社会格局，面对国家建设和自身发展过程中的诸多困惑、挑战和难题，处于青春期的部分大学生有很多思想和现实上的迷茫和问题，尤其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能正确诠释时代和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浅出地教育引导大学生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认知上的科学，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和人们思想观念、道德选择、价值取向多样化的情况下，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更好地将理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关注和回答大学生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面对如此艰巨的历史使命，授课教师只有在准确把握“形策”课程性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课程设置预期目的。
其次，准确把握“形策”的课程性质有利于正确处理这一课程教学中知识性与思想性关系的问题。如前文所述，“形策”课最基本的特征是政治性，但该课不仅仅是提高大学生的政治素养，在教学过程中也充满了知识性。尽管“形策”课属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范围，但“形策”课的教学不是单纯的理论性教学，不能局限于空洞的理论说教。因为该课程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军事学科等密切相关，既涉及有现实问题，也有历史问题;既有国际风云，又有国内形势，其所涉及的知识之广泛是其他思想政治理论课所不具备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注重知识教育。当然，“形策”课并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以事说理，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此外，“形策”课在加强现实教育的同时应重视历史教育。因为，任何事物发展变化都必须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重视现实教育才能有鲜活的生命力，注重历史教育，理论才能讲清楚，不会止于肤浅和片面。
二、准确把握“形策”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
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说政治性突出了“形策”课的课程性质，那么，理论性则强调了该课程在内容上的特点。因此，在教学实践中不仅要把握住“形策”课的政治性，还必须把握住“形策”课作为一门理论课的特点。“形策”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内容和有效途径。形势与政策教育不仅具有时效性、针对性和教学方法多样性等个性特征，还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与政策性等方面的共性特征，这决定了“形策”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必须突出理论课的特点。
首先，对于涉及的基础理论必须系统全面地讲清楚、讲透彻。“形策”课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是相对于重大热点问题的专题形式和其他如小组讨论、实践参观等形式而言的。之所以强调基础理论部分应系统讲授，是因为形势与政策的基础理论强调理论性、系统性以及连贯性。了解形势与政策理论的一般概念、原理、研究对象和历史发展脉络，要从宏观和整体上把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内容和规律特征。如果缺少对基础理论部分的理解和掌握，只是大而化之地对热点问题进行蜻蜓点水式的讲解，根本不能满足当代大学生对问题本质探寻的认知需求[1]。当然，基础理论的系统讲授形式也要服从于大学生关于形势与政策分析方法论的培养和应用这个大前提，要注意引导学生主动利用正确的思想武器积极思考问题，而不是简单要求学生必须接受教师所讲的单一结论。
其次，对于重大问题应突出重点专题讲授。通常情况下，每个学期形势与政策课大多以形势报告和专题讲座的形式安排。专题形式对于热点问题的讲授效果更为显著，因为每学期的“形策”课内容变动比较大，不同热点问题之间虽有一定关联性，但其各自独立性更强。所讲很多内容要超出教师平时研究积累的范围之外，在紧张有限的备课时间内，授课教师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形成对讲授问题完整深入的认识，内容更能够充实丰富。比如在讲解“全面理解与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时，应以专题讲授的形式，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的背景、全面理解此次会议的主要精神及其重大意义三个方面主题鲜明地讲解，这样就会突出该专题的重要性，也便于学生全面地把握此次会议精神及相关内容，有助于强化教学效果。
三、准确把握“形策”课“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
在明了“形策”课作为一门政治课的性质和理论课的特点之后，不难得出该课程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结论。“宜粗不宜细”是“”结束后邓小平领导全党总结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经验及教训时提出的一个关于总结历史的原则。他指出：“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2]这一原则对于学习和研究历史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以此作为讲授“形策”课的基本原则也是合适和恰当的。“宜粗不宜细”是对“粗”和“细”的辩证统一认识。所谓“粗”，是教师在对变幻莫测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等领域的认知和了解中建构起来的宏观视角。具体来讲，在教学实践中要坚持以下三点讲授技巧。第一，对教材的内容讲授要有明确的目的感。即以教育引导大学生为目的，而不是就时政新闻论形势而简单地成为“传声筒”。第二，对讲授内容要有清晰的线索感。尽管各个专题看似独立，但都有其内在的关联，讲授时应遵循事物发展内在规律和发展走向。第三，在授课中必须要有强烈的现实感。特别是针对比较晦涩的理论问题的讲解，不能“空对空”，必须立足现实，贴近校园、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思想实际，这样才能引起思想共鸣。
此外，如上文所述，每个学期“形策”课的课时安排比较短暂，一般为六到八讲，即二十个课时以内。在如此有限地时间内要事无巨细地详细讲清楚半年内国际国内形势及开展政策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也是笔者认为在“形策”课中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讲授原则的现实考虑。
许渊冲先生是蜚声中外的学者和翻译家，他学富五车，译著等身，自称“书销中外六十本，诗译英法唯一人”。许渊冲不仅译作很多，还提出了许多翻译新理念，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翻译学说。许渊冲翻译理论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就是他的“优势竞赛论”。但一经提出，引发的争论就此起彼伏，至今还在争论着。何以“优势竞赛论”几十年还让中国翻译界争论不休呢？本人也来解析一下“优势竞赛论”。
一、关于“优势竞赛论 ”的论争
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提出后，一石激起千成浪，翻译界反响强烈，争论不休，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最早响应的是翁显良，他1982年在《翻译通讯》中说：“英译汉应该因汉语之宜，或分或合，或伸或缩，灵活处理，充分发挥我们在运用本族语方面所固有的优势；这样才有可能做到译文与原文二者艺术效果大致相同，这样才是忠实与原作，......原著的艺术越高，越要发挥汉语的优势。”刘季春也高度评价了“优势竞赛论”，在其编写的教材《实用翻译教程》上说：“严复以来，如果说傅雷的‘重神似不重形似’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第一次飞跃的话，许渊冲的扬长避短，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便是第二次飞跃。”但也有反对的声音：董乐山说，“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发挥汉语优势，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提法。我不懂什么叫汉语优势，如果是滥用中文成语，什么南柯一梦、黄粱美梦、寅吃卯粮等等，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成了中文陈词滥调的堆砌，这就不可取。至于什么风流女皇、交上了桃花运，也就更是等而下之了，中文成语要用得恰到好处才是。”
2000年，许渊冲先生又在《中国翻译》上撰文《新世纪的新译论》，进一步阐述了“优势竞赛论”的思想。他的观点使中国翻译界再次沸腾起来，支持者与反对者唇枪舌战，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发挥译文语言优势与忠实于原文并不矛盾。反对者，如江枫，认为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不甚妥当，翻译工作应该提倡精益求精的竞赛，而精益求精的翻译前提，只能是对原作完整而正确的理解，切不可以与原作者竞赛之说为错译辩解，认为与原作竞赛，出了原著头的译作是过犹不及、翻译出头就是错。宋学智认为，把两种规律不同的语言放到一起搞竞赛，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宋学智又从作品的审美价值到社会价值，从译者的审美判断到读者的审美期待来分析竞赛论和优势论的不恰当，认为，竞赛论和优势论，将会削弱和破坏原作的审美价值，剥夺读者追求异国情调的审美期待。他还认为，竞赛论和优势论变“译意”为“创意”，变桥梁为跳板，与翻译活动的本质不相符合，与文化交流的宗旨相抵触。
二、解析“优势竞赛论”
1.“优势竞赛论”的起点和理论基础
要理解“优势竞赛论”，首先要看它的起点和理论基础。许先生说，“20世纪的中国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在世界上占有领先的地位。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一部中英互译的文学名著，而中国出版了中英互译作品的人却不在少数，因此以实践而论，中国翻译家的水平最高。中英两种语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西方语文之间的差距，只有西方语文互译实践的翻译家，不可能提出解决中英互译问题的理论，因此就理论而言，也是有中英互译实践的理论家最高。”在《翻译的艺术》前言指出，“中国文学翻译工作者对世界文化应尽的责任，就是把一部分外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中国文化中来，同时把一部分中国文化的血液，灌输到世界文化中去，使世界文化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光辉灿烂。”由此可以看出，许先生的“优势竞赛论”的起点是东西方文化平等、译者与原著作者平等。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精华——提倡以信为本。
2.对“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的理解
“发挥译语语言的优势”是译界争论的焦点。有人错误以为，许先生是倡导译者使用漂亮华丽的辞藻，采用归化策略与原文展开竞赛，而不考虑原文的形式甚至于内容，最终导致翻译的“不忠”。可以说，这是对“优势竞赛论”最大的误解或偏见。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许渊冲说：“在原文高于译文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的内容和形式，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在译文高于原文的时候，也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译文的语言优势。”这里，许先生强调了“原文的语言优势”和“译文的语言优势”的双重“发挥”，而很多人却忽略了许先生说的也要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论。而对于如何发挥原文的语言优势，我们可从《翻译的艺术》一书知晓答案，“总之，如果外国语的表达形式比本国语更精确，更有力时，可以直译，吸收外国的新鲜用语。反之，如果本国语的表达形式比外国语的更精确、更有力时，则可以意译。”
3.对“竞赛论”的理解
许先生认为“文学翻译是两种语言、甚至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竞赛，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此观点受到翻译家宋学智的反驳，他认为虽然译语之间的竞赛是“正当可行”，“理所当然”的，但两种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竞赛并不存在。可是，翻译是选择的艺术，一个句子，我们可以有多种翻译方法，选择哪个最好，这才是确定最后译作是否优秀的关键。要进行比较，让不同译语竞赛，分出优劣胜负。许渊冲的“尽量利用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看哪种文字能更好地表达原作的内容”也可以理解为这个意思。在《再谈〈竞赛论〉和〈优势论〉——兼评〈忠实是译者的天职〉》这篇文章中，许先生列举翻译实例：词《昆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中三个“一截”的两种译文：one piece和one part，而他却“发挥英语优势”来和这两种译文比赛，把三个“一截”分别译成crest，breast和rest。比赛结果孰优孰劣，读者自有评判。
许渊冲认为，语言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翻译时就要充分利用译入语的优势，发挥了译语优势的译文可能胜过原文。关于汉语相对于西方语言的优势，辜正坤教授也曾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相对说来，汉语多华丽修饰语，而印欧语要少得多。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字先天地就在艺术表达上更富于表现性，更具美感性。”不同民族的文学语言在表达能力上有差异，而在翻译中译者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加以弥补。例如，中国文学作品译成西方语言，可近似程度地将汉语的华丽色彩淡化为西语的本色。从翻译实践来看，有的译文确实在文笔上超过了原作，这种现象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有例证。如庞德把汉武帝的《落叶衰蝉曲》译成英文时，最后加了原诗所没有的一行：A wet leaf that clings to the thresh-hold.把汉武帝宠妃的阴魂比作了一片依恋门槛的树叶，结果这首译诗成了意象派的名作。译文胜过原作，是就审美效果而言的，许先生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正确就是用最好的方法取得最好的效果”，指的也是这个意思。对于“优势竞赛论”，我们需要整体地理解和把握，万万不能断章取义。
4.“优势竞赛论”所体现的翻译标准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以“信”为本，对于“信”，许先生解释为“忠实准确”。许先生所提倡的“忠实”，并非是字对字的忠实于原文，“优势竞赛论”的忠实是以准确为基础，并追求意美、音美和形美。许渊冲先生在《三谈意美、音美、形美》中说：“一般说来，诗词都具有意美、音美、形美，如果只再现原诗的意美，无论程度大小，即使是百分之百，也不可能是忠实于原诗的。正相反，如果译诗作出一点牺牲，不那么意似了，但却在更大程度上保存了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总的看来，应该说是更忠实于原诗的。”由此可见，许先生追求的是把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在译作中再现，这才能让读者品读到“原汁原味”。他认为如果保留原语形式能够保存原作魅力，自然可以保留原语形式，但如保留形式而不能保存魅力，或不保留形式却能保存魅力，那就应该舍形式而取内容，舍原语形式而取艺术魅力。例如《诗经》中“死生契阔，与子成说”的英译为例：
Meet or part， live or die，
We've made oath， you and I.
如果保留原语形式，那就应该改成：Die or Live， meet or part， /With you’ve made oath. 许渊冲认为后一种译文不能体现原作的艺术魅力。
许渊冲译著等身，从他的翻译实践来看，都是以“信”为基础的。他把许多外国文学名著翻译成汉语，又把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精粹的《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诗词译成了法语、英文。他翻译的中国经典诗词《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被英国著名的企鹅出版公司收入“企鹅丛书”出版，这是中国人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首次被收入西方的经典文学丛书。
5.对“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的解读
“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意思并不是让译者恣意发挥，只追求辞藻华丽，译文漂亮，这正是目前中国翻译界对优势竞赛论的最大的误解。面对各种误解、曲解甚至责难，许渊冲不无感叹：“知我罪我，只好见仁见智了。”许渊冲的“不妨失真”，并非是无条件的。他说：“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不过这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译作应该是好的文学作品，丰富了译语的文学。”许渊冲还说：“字面准确有时反倒不确，不如字面上不求确，结果反而正确。”这话正是其翻译经验的总结，因而不乏真知灼见。“为了求美”，即为了“结果正确”；“甚至不妨失真”，即“字面上不求确”——如此理解，则更可见许氏译论之道理。许渊冲说：“一般说来，译诗要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可能传达原诗的意美、音美、形美，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又说：“诗要求美，译要求真；把美的诗译得不美，不能算是存真；只有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量求美，才是译诗的原则。”这些话，可作为“为了求美甚至不妨失真”的最佳解释。
三、“优势竞赛论”的价值
郑海凌曾说“我们认为，在中国，许氏理论是革新翻译的艺术观念的酵母，是新的翻译艺术观念的先声，对中国文学翻译的发展有导向意义。”“优势竞赛论”突破了以“信”为本的传统翻译理念，进行了创新，这是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虽然它还有待于完善，虽然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它的理论价值和对文学翻译活动的指导意义会终为人们所接受。他所倡导的“译学要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也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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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季春.实用翻译教程[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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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学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J].中国翻译，2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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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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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2-0047-06
近代以来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虽以“中国停滞论”与“中国蔑视论”为主流，但其背后却存在不同的认知路径，同时日本人对中国的关注比之前更加强烈。1875年2月至1898年1月，三菱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等先后开辟了横滨―上海航线、长崎―芝罘―天津航线和长江航线，①这便利了中日间的渡航。于是，日本的记者、作家、学者等，或受命于公务，或出于兴趣，开始前往中国旅行，他们以游记、日记、见闻录等形式记录了中国当时的名胜古迹、风土人情、文化政治等综合信息。由于游记本身的亲历性与现场感，旅行者能够在异文化的体验与碰撞中形成更为直观的印象，成为研究近代日本人中国观诸类型的特殊文本。
内藤湖南（1866―1934年），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是近代日本京都大学“支那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一生曾十次来中国旅行或考察，足迹遍及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留下了《燕山楚水》《游清记》《满韩视察旅行日记》《中国观察记》等十余种游记或日记，②是研究内藤中国观的重要文本。其中《燕山楚水》是内藤1899年第一次中国旅行前后的游记汇编，可以将其看作游记视角下内藤中国观的原点。内藤在此次旅行期间曾与多位中国名人谈论中国变法问题并交换各自经验，因此有论者认为：“内藤对于中国的改革，是持友好关切和平等支持的态度的，并无武力干涉之侵略用心。”③此外，还有论者根据内藤对中国社会基层结构的分析，认为：“内藤湖南延续了欧洲黑格尔以来的批评，将中国社会诠释为一个‘停滞’的社会。”④对于这两种观点，前者有矫枉过正之嫌，后者则未能把握住内藤史学的文脉。本文尝试从《燕山楚水》的三个部分――《禹域鸿爪记》（游记）、《鸿爪记余》（杂感）与《禹域论纂》（评论）出发，首先总结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中国印象，然后在内藤史学体系中分析产生上述形象的文脉，最后探究内藤中国观的原初形态与内在理路，从而展示内藤中国观的整体面貌。
1898年6―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开始了，但很快慈禧太后便发动了戊戌，结束了这场仅百余日的维新运动。在接近尾声之时，内藤分析道：“察其内情形势，清国改革之气运不足为恃。改革派之领袖康有为、汪康年等，缺乏旋转乾坤之大气魄、大力量。此外，全国人民柔惰怯懦之风气不易拔除”，①中国社会表现出“沉滞”②之气，改革之前途堪忧。内藤在中国旅行之时，刚刚过去一年，这种风气尚未完全散去。
1899年9月9日至11月25日，内藤作为《万朝报》的记者被派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在中国旅行，期间他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南京、镇江等主要城市，拜访了严复、王修植、陈锦涛、蒋国亮、文廷式、张元济、罗振玉等官宦名人，游览了长城、明十三陵、文庙、西湖、灵隐寺、寒山寺、沧浪亭、黄鹤楼、赤壁等名胜古迹。内藤既感受到中国在失败后社会风气的怠惰与士人的低迷心态，也体会到中国地域上南北地气与风俗的迥异，引发诸多感慨，形成了“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首先，内藤从变法方式、社会风气和文化特征三个方面体验中国的文化。内藤在天津和上海分别与蒋国亮、文廷式谈论了中国的变法方式问题，内藤认为“贵国人士如果只是坐在那里讨论，试图以口舌来完成维新，那是大错特错”，“希望用一纸法令让全国执行，这就是去年维新之举归于失败的原因”，③他指出中国士人空谈务虚，缺乏果敢的行动精神。内藤在天津逗留期间，与王修植、严复谈论了中国的社会风气问题，内藤对王修植说：
日本人勇于进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进者退之，退者进之。④
他认为依据当下的形势，中国连“守成”都难以为继。内藤在游览北京文庙之后认为，中国即使在康乾盛世也未能消除中国千年的文化积弊，表面的国泰民安反而掩盖了中国深刻的危患，不承认改革的必要，以致逐渐显露出衰落的征兆，因此内藤对张元济说：
安于旧态难以改变，这是贵国当朝的一大弊端。⑤
可见，内藤在与中国士人的笔谈与游览名胜古迹时，从口舌维新、进退无措和千年积弊上构建了一个“守旧”的中国形象。
其次，内藤从地力、人种和风土三个方面观察了中国的南北差异。地力方面，内藤在游历了北京地区之后认为：
从北京的规模来看，果然是堂堂大国的首都。……不过看了郊外的土地，我觉得地力已经枯竭，即便有真命天子出世，也不会再以这里为都城。⑥
他认为中国百姓只知道利用地力，却不懂休养土地，隐藏着深层的病患。人种方面，内藤在上海与蒋国亮笔谈时认为：
我觉得贵国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并不是一个种族。南方人的骨骼轮廓很像我国人。……北方人大多浑朴桀骜，只是缺少英气。南方人大多英锐慧敏，缺点是不善持久，就像我国人一样。⑦
风土方面，内藤在从威海卫游览至上海后，认为上海郊外草木茂盛，和日本别无二致。在游览了苏杭之后，他对张元济说：
看到江南民风和物产的丰富，和北京附近迥然不同，内心感到对未来的希望。……估计关中的民风和物产，一定没有往昔的繁盛了，地力、人才都比不上江南。⑧
他在游览了京津地区和苏杭地区之后，认为中国的南北在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而且北方在地力上已经枯竭衰亡，而南方却物产丰富，一副兴盛的景象，即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
从以上对内藤中国观表层形象的复原上，内藤第一种“守旧”之中国印象与源自黑格尔并被福泽谕吉等日本文明论者过度渲染的“停滞”之中国像有着极大的相似，所以才有论者指出内藤中国观的形成源自黑格尔。但事实并非如此，问题就蕴含在内藤中国观的第二种表层形象上，即“北衰南兴”之中国。文明论者所谓的“停滞”之中国像是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中国在整体上是“停滞”的。与之相对，内藤“北衰南兴”之中国形象却是将中国看作南北“两个部分”，虽然北方已“衰”，但是南方可“兴”，孕育着中国未来的“希望”。在此暂且不论内藤将中国“两分”的方式是否别有深意，仅从这种将中国看作“一个整体”与“两个部分”的视角差异上讲，支撑内藤中国观表层的应当是与黑格尔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历史哲学相异的理论框架，这就是作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
1907年10月，内藤受聘为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师，开设东洋史概论与清朝史课程，开始在学术上构建“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京都支那学”，“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便是内藤中国史学研究的两大理论支柱。
关于“唐宋变革论”，有论者指出内藤将“唐宋”作为历史分界、以“宋”为近世起点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学讲台上已经谈到，并在1909年明确提出，最后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中公开发表。①这是从文献考证的角度提出的观点，反映了作为内藤史学体系的“唐宋变革论”的发展过程。但是作为一种思想过程，“唐宋变革”的观念在内藤第一次中国旅行期间便已明确形成，主要体现在内藤对中日书法的比较认知上。
内藤在上海期间与罗振玉讨论了金石拓本和书法问题，当内藤被问及喜欢何种书法时，内藤称自己欣赏六朝书法：
唐人的书法，我国还能找到不少真迹，书法家中也有继承其笔法的人，应该学习。宋人多改变古法，大多不能作为依据。②
随后，内藤在旅行期间以杂感的形式发表《书法与金石》一文，文中记载内藤曾拿出唐代流传至日本的雀头笔与严复、罗振玉交流书法技巧，严、罗二人均不得要领，于是内藤认为雀头笔的运笔方法在中国已经失传：
中国唐代的书法范式都在我国继承流传下来。而中国自宋代以来已经失去了正传，越是后来的时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则古法荡然无存了。③
其中他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播，即唐代文化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二是中国文化的内部变迁，即书法风格在唐宋之际产生变革，至清代已没落。这种书法上的唐宋变革与内藤对中国社会发展阶段上的近世转型暗自呼应，内藤认为中国在唐宋之际形成了社会的大转型，贵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独裁政治兴起，中国自宋代开始进入近世时期，直至清朝。内藤将这一过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长史，就像人会经历幼年、青年、壮年、老年各阶段一样，中国文化也经历了幼年期的上古时代、青壮年期的中古时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时代。④“唐宋变革论”的意义在于中国文化自宋代开始便进入近世，中国文化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也开始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于是至清代时中国文化逐渐走向“老衰”，呈现出“守旧”之形象。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守旧”之中国形象是由于中国自宋代开始“过早”地进入近世，至清代则耗尽了活力，进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现出“守旧”气象。即，“守旧”之中国形象是位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唐宋变革论”的延长线之上，而并非源自黑格尔的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停滞论”，尽管其表象类似，但其文脉却是两立的。因此，内藤在指出书法的唐宋变革后感慨道：
书法虽然是小道，但探寻它兴衰的缘由之后，不能不发出千古之叹。⑤
关于“文化中心移动论”，内藤最早是从地势论的角度进行论述。在《地势臆说》（1894年11月1、2日）一文中，内藤首先论述了地势与人文的因果关系：
地势与人文相关，或以地势为因，而人文为果；或以人文为因，而地势为果。⑥
随后，内藤在赵翼地气论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地势发于冀豫两州之间，进而从洛阳移至长安，再移至北京，同时东北的地气也十分旺盛，而人文中心则移至江南，当下地势则在岭南。内藤认为“中国的存亡是坤舆的一大问题”，所以尝试在地势论中“思考文明大势的移动方向”。⑦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十分注意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考察：
这里我要阐述一下自己独断的历史理论：南方的人种本来和我国相同，都是从热带来的茅屋人种；北方的汉族从住在洞穴进化到住在土石的房子里；因为文明的传播是自北朝南，后来南方人也逐渐住到土石的房子里，木造的房子也越来越模仿土石房屋的结构。①
也就是说，内藤认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始于北方，后来经过文化传播，逐渐移至南方。这一点在南北画风上表现更为突出，内藤认为“画的南北之分，不过是始于南宗一派以‘顿渐’来区分士大夫和职业画家的画品”，②画风的南宗北宗并非由于南北画风的差异，北宗画根本无法与南宗画媲美，给予南宗画以极高评价。也就是说，在内藤史学的文脉中，南方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之前已经基本形成了以地势论为基础的“文化中心移动论”，并在此次旅行期间通过对中国南北地势与文化差异的亲历性观察与体验，自然形成了“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恰好印证了内藤自己所提出的中国文化中心由北向南移动的理论。
由上可见，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形成的“守旧”之中国与“北衰南兴”之中国印象分别源自于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与文明论者以西洋文明作为评判标准进而将中国置于“停滞”的认知框架相对，内藤是从“中国”视角出发在“文化中心移动”中追寻中国文化内部的“活力”，形成了对“中国文明停滞论”的理论“抵抗”。从近代日本汉学转型上看，在文明论与脱儒论③的双重挤压下，“人们对中国的蔑视所带来的轻视中国研究的倾向”④使日本的传统国学与汉学面临着强大的生存压力，产生了共通的危机意识，这种从“中国”视角出发研究中国史的方式便是为了在源头上给予日本汉学以合法性。但是，如果分别沿着上述“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内藤中国观的两个中层理论继续走下去，却发现二者存在理论交叉，而这一交叉点却是窥探内藤中国观古层的“钥匙”。
内藤在中国旅行期间曾从书法的角度表达了唐宋转型的观念，认为宋以后的书法未能继承唐的精髓，以致形成文化断层。但内藤的另一层意思是，虽然中国未能延续唐代的书法精髓，但是日本却学习并继承了唐代中国的书法奥妙，即唐代书法传至日本并得到保存，日本才是唐代书法的真正传承者。由上可知，内藤所谓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均存在两个维度的解读：一是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二是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关于中国文化的内部传承（移动），如上所述，内藤主要从“宋代近世论”与“南北地势论”的角度进行阐述。以下主要从内藤对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移动）的论述上进行分析。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传承上讲，内藤认为：
从整个东洋来考虑，有中国这样一个大文化中心，它的文化传播四方，逐渐引发了周围各国的文化，使之形成了新文化。⑤
日本国内没有什么现成的文化种子，而是先有可以成为文化的成分，依靠别国文化的外力，那些成分渐渐集合起来，然后形成一种日本文化的。⑥
又因日本地处东洋，而东洋文化历来以中国文化为中心，所以日本是在中国文化的刺激下形成了自身文化。内藤指出，日本天平时代的文化在由中国文化扩展而形成的周围各国文化中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以遣唐使的派遣为中心，日本学习了唐代的三省六部官职制度、律令格式法令制度、书籍输入、诗文素养、雕刻绘画和书法书风：
总之，天平时代日本所拥有的文化几乎全部是中国文化的输入，但当时的人们不仅成就了其他各国所无法模仿的事业，而且日本人还拥有了自己的国语，创作了日本语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⑦
所以，他认为日本通过遣唐使的派遣尽得唐代中国文化之精髓，成为唐代中国的“文化”承绍者。
从中国文化的外部移动上讲，内藤起初主要是从文化中心在中国的内部移动上进行阐述，但到后来，这一文化中心的移动却不以国界为限，他认为：
文化中心这个东西单在中国内部而论也是逐渐流动的，同一个地方，文化并不总是繁荣。在中国，起初是北方渤海湾沿岸地方文化最发达，后来逐渐向南扩展，现今南方成为文化的中心。这一文化中心之逐渐移动，与国境无关。①
在《新支那论》中，内藤更加明确地指出：
因为文化中心的移动不因国民的区域而停顿，而是继续前进，所以在接受中国文化上绝不比广东迟缓的日本，今日将成为东洋文化的中心，相对中国文化形成一种势力，并非不可思议。②
既然文化中心不以国界为限而是逐渐移动的，那么作为东洋文化新中心的日本文化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开始向中国反射文化，这就是日本文化在东洋的真价值”。③所以，日本通过传承发扬东洋文化又通过明治维新吸收学习西洋文化，已经形成了新的世界文明中心，那么东洋的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必然从中国移向日本，并且将以日本为中心在地理空间上向中国“反射”，成为东洋的“地理”承绍者。
从以上分别对“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的“文化”承绍和“地理”承绍的角度进行分析之后，可以看出作为内藤史学之两翼的“唐宋变革论”与“文化中心移动论”在“日本”这一因素上形成了理论的交叉。即：唐宋变革之后，中国的“文化”承绍出现断裂，在内部从繁盛走向老衰，但与此同时，日本却通过遣唐使制度引入中国文化并将之保存、发扬，成为新的中国“文化”承绍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心的移动不仅仅限于国界之内，从东洋文化中心移动的角度，其文化中心在地理空间上超出中国国界移向日本，日本将成为新的“地理”承绍者，并向中国“反射”，形成地理空间上的“大一统”。在内藤看来，若将此二者进行综合思考，便是他所谓的“日本的天职”。
甲午丰岛海战后，日本和清政府在1894年8月1日正式宣战，但此时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战役，战争局势并不明朗。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对这场战争产生了不同的认识。内藤在《所谓日本的天职》（1894年8月25日）一文中，先后否定了“和好论”与“征服论”，认为前者不会得到国民舆论的支持，而后者基于“进化之大则”主张征服中国、解决日本剩余人口与资金的观点则是策士虚谈。内藤从“天职论”的角度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意义：
日本的天职即是日本的天职，它不是以西洋文明为中介传给中国，再弘扬于整个东方，也非保持中国陈旧的东西尔后传给西洋，而是让我们日本的文明、日本的趣味风行天下，光被坤舆。我们在东方立国，东洋诸国以中国为最，因此要成就这一事业，就必须以中国为主。④
显然，内藤将这场战争作为一种日本文明发展的必然性予以对待，回避了征服论和殖民论的侵略意味，获得了“正义”的解读。
随后，内藤将这种理论用之于对坤舆（世界）文明中心转移的研究上，他认为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等坤舆文明相继而起：
当时它们最有力量宣扬人道与文明，因此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它们都为尽其责而出力。文明的中心之所以与时移动，其因即在此。今又将大移，识者实知此间肯綮，日本将承其大命。⑤
即日本的天职是“应天受命”，学者的任务是稽古揆今、因循损益，宣扬人道与文明，创造出新的思想。在此，内藤将日本文明的兴起与坤舆文明中心的转移结合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内藤的天职论是“通过提高学术、文化来复兴东方”，⑥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内藤在《新支那论》中认为中国物产丰富却不知利用，“可谓暴殄天物，而其近邻日本却为人口过剩苦恼”，⑦转变为自己先前所反对的“利源论者”，进而希望通过日本小商人在中国的经济运动：
根据日本的经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组织的基础做起，日本人改革中国的使命即在此处。⑧
在这种无限制地将“中国”进行地理空间隔离、文化虚化与经济一体化的中国“解放”策略下，内藤直接主张：
以日本的力量加诸中国，无论是促其革新，还是其自发革新，最好的捷径便是在军事上进行统一。①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7-0122-02
1987年，国家教育部决定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必修课，要求各高等院校将《形势与政策》列入教学计划。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和《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要求不断探索“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工作，创新形势政策课的授课方式，在教学体制机制、教学内容方法、教学模式等方面深入研究，不断创新。”[1]长时间以来，单一的讲授法是许多形势与政策课教师经常采用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方式缺乏与学生互动，很难引起学生的注意和兴趣，不能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导致变成填鸭式教学。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法使所讲授的内容学生真正听进去，一直是本课程教师关心的问题。在长期的《形势与政策》课教学实践中，本人依据课程的基本要求、性质、特点，综合利用讲授法、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在知识传授的基础上，注重课程趣味性、科学性的提高，收到了良好效果。
一、讲授法
教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进行思想教育被称作讲授法，是课堂讲授最基本的方法，讲授法的优点是信息量大、灵活性强。在形势与政策课程的讲授过程中，讲授法有利于教师准确把握政治方向，向大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但弊端也很明显，单一的授课模式使学生对授课内容缺乏兴趣，课堂气氛死气沉沉。想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综合使用教学方法，实行多样化的方式教学。
二、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扮演着设计者和激励者的角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形势与政策课程当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需要老师寻找真实客观、种类多样的案例，启发学生独立自主地去思考、探索，使学生建立分析、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2]比如“中东、北非乱局”这一专题当中，我先以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为例提出案例，对学生给予启发，要求学生对突尼斯形势进行分析和讨论，得出结论后，再阐述有关的理论知识并对其结论进行评述。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起主导作用，学生们积极参与其中，由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现状自然而然地得出中东北非乱局的主要原因。学生头脑形成了思考，而不是从前被动的做笔记记知识点，很好的实现了师生互动。
三、比较教学法
比较教学法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有某种联系的事物加以对比分析，以确定其相同点和相异点。该方法有利于认识事物间的同一性和差异性，使学生形成对事物的深刻认识。[3]形势与政策课的理论性强、信息量大、内容相对枯燥，单纯的讲授法难以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在这们课程上采用比较教学法，目的在于用事实说话，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思维过程得出正确的结论。形势与政策课中的比较方法，常用的为同一时期不懂国家间的比较、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比较或者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相似事件的比较。比如，在讲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这一专题当中，把之前我国的以高积累、高消耗、高速度、高污染、低消费、低效率、低效益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我国现在的国内外环境作比较，将西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资源枯竭、能源高耗费、环境污染的严重问题，而不得不先污染、后治理，与我国现在的环境压力相比较，引导学生们得出我们必须加快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加快建立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降低碳排放，才有助于破解发展难题，提升和完善中国发展模式，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的结论。
四、多媒体教学法
多媒体教学，又称为计算机辅助教学（Computer Aided Instruction），是指利用多媒体计算机综合处理和控制符号、语言、文字、声音、图形、图像、影像等多种媒体信息，把多媒体的各个要素按教学要求，进行有机组合并通过投影机和屏幕显示出来，同时按需要配以声音。教师操作计算机，完成教学过程的活动。[4]在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过程当中，合理的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就是把现代多媒体教学方法和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使教学内容形象化、生动化，达到最优的教学目的。教师可以将一些冗长的沉闷的表述用多媒体的形式表达出来，比如本学期的形势与政策课中其中一个专题“国际恐怖主义”。如果单纯地只讲述恐怖主义的概念、影响、分类，容易造成学生疲劳，借助文本、声音、动画、图形、图像的综合处理手段多样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刺激学生们的听觉、视觉，激发学习兴趣。我播放了荆轲刺秦王、美国3K党、黑手党的电影片段和“9.11”发生时的视频资料，吸引学生的兴趣，客观真实的资料也使同学们认识到恐怖主义的极大危害，方便引出下一节内容：如何应对恐怖主义，较好地达到了教学效果。
五、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是巩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和政策的变动，课堂上的讲授只是基本的内容，而真正要实现对大学生思想的塑造，实事求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践教学必不可少。在大学校园中，需要把长期、定期开展的形势与政策课和不定期开展的专题讲座、形势报告会结合起来。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与社团活动相结合，组织第二课堂活动，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国际形势问题等作深入调查分析，客观、辩证地认识剖析。把形势与政策课的实践教学与大学生寒暑期社会实践相结合，依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中所说：“要把形势与政策教育与‘三下乡’、‘青年志愿者’等活动结合起来，使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5]引导学生广泛参加社会调查和基层实践活动，加深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势政策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覆盖面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历史等方面，政策性、知识性强。形势政策课教师只有以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大量的时事信息为基础，才能组织好教学活动，才能用正确的舆论引导学生的思想、树立正确的自身价值观，才能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为新时期所需要的合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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