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路径、经济特区及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
改革开放以前，经济领域的高度计划性、政治领域的纵向权力控制和社会领域的单位制与公社制形成了社会个体间整体性或者说同质性的利益结构。社会主体在自身利益无法通过主观能动加以维持与增量，只能被动接受利益分配方案时，往往产生强烈的“依赖”心理，自我实现动力严重缺失，最终导致社会发展活力缺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变革势在必行。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赋予了社会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合法性，并创造了相应的制度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发展动能，实现了经济的超常规增长。
上述合法性与制度空间的形成依赖于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这些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之间似乎又存在明显的矛盾冲突。那么，究竟有没有明晰的路线图指引着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呢？对此，学界已有较为丰富的文献讨论，大致形成以下基本共识，即改革目标不是事先设定而是意识模糊下的摸索。具体来说：黄亚生认为，相比苏联改革，中国改革计划性较弱，目标性不强[注：yasheng huang，“information，bureaucracy，and economic reforms in china and the soviert union”，world policics，vol．47，no．1，oct.1994，pp．102-134．]；王绍光指出，每一项具体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迫在眉睫的危机作出的应急性反应[注：王绍光也坦言：“他们能做的仅仅是优先诊治最迫切的议题”。参见王绍光《学习机制与适应能力：中国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变迁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6期。]；因此，改革开放以来的理念创新与制度变革均是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即“中央对怎么改革并不预先设定一个原则和目标，而是通过对试验的不确定态度，实现对地方的选择性控制”[注：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当然，政策试验有基本规则约束，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是前提，即中央政府既希望地方政府努力创新，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元素；又希望能迅速纠正可能破坏政治秩序稳定的不当“创新”行为。而地方政府既希望通过政策创新获取相应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又希望有效规避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为此，以局域性的经济特区为载体进行创新试验，成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基于不同利益视角的共同策略选择。
中央为激励与约束地方政府，借鉴“财政包干制”，在经济特区治理上也开始实行“政治承包制”，即“国家放弃了对承包外行政权力的监控权，国家首先设定了各种硬性指标和禁止性规范，只要部门、地方和基层达到了国家各项硬性指标的规定，不违背各项禁止性规范，它们的行动就是自由的”[注：戴长征：《国家权威碎裂化：成因、影响及对策分析》，《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6期。]。这种“行动自由”在经济特区治理中得到集中体现，甚至是某种程度的“放大”[注：由于内部信息控制与纵向权力监督乏力，地方政府往往能变通政策执行，因而可以说行动自由被“放大”。]。正如阿瑟•刘易斯指出的那样，“如果统治者思想的变化允许人们以从前被禁止的方式进行活动……在基本的经济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也可能存在着允许有更大的行动自由的制度变化”[注：［美］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梁小民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9页。]。经济特区治理生态中的这种自由逐步演化为“条块”双重分散性[注：“国家管理体制同时存在‘条的分散性’和‘块的分散性’，体制内的这种双重分散性，使得权力关系在任何状态下都可能存在分散性，在集中的时候，形成的是‘条的分散’，在分权的时候，形成的是‘块的分散’”。参见林尚立《权力与体制：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这种特性构成了经济特区治理生态的基本特征，也形成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生成和成长的环境条件。另外，经济特区治理既是地方政府组织目标实现（地方gdp增长）的关键要素，也是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彰显行动能力和效能的关键行动区域。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和行动绩效会直接反映在经济特区治理的过程与结果上。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与内生性成因
近年来，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逐步显现，表征多种多样。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衍生具有复杂的成因系统，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动力衰竭及相应行为偏差却是成因系统中的唯一“活体”因素：既扮演着其他因素的作用媒介，又直接决定这些因素的作用结果。
（一）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多元表征
经济特区治理困境集中表现在政策、体制和功能三个层面。政策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逐步形成的“政策洼地”或者说“特区不特”现象；体制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治理体制违背生命周期规律而出现的超前回归与滞后演进问题；功能层面主要是经济特区功能的结构偏差，即经济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不足。
1.在政策层面。旧经济特区的政策优势逐步衰减，在面对其他地区新政策优势产生的虹吸效应[注：所谓虹吸效应，是指某一区域基于特殊政策优势或通过政策创新，对经济发展资源形成强大的聚集效用，将周边甚至更远地域的资金和人才资源吸引过来，从而减缓了其他地区的发展。]时，“政策洼地”效应凸现，环比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入wto以后，全国范围的改革开放与诸多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经济特区原有意义上的“特”逐步淡化，甚至有一种“特区不特”的感觉。例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实施都伴随着中央政府的特殊政策，传统经济特区不再是优惠政策的集中地”
③
罗清河、蔡腾飞：《新时期经济特区还要特下去》，《深圳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特区不特”主要指的是“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变为普惠政策，而不是说特区已经不再享有特殊的政策，有些地区的政策甚至比特区更‘特’”③。另外，已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废除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意味着特区最重要优惠政策的取消。
2.在体制层面。经济特区的治理体制向传统行政区体制的加速或滞后回归，使经济特区各生命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有效发挥。经济特区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与回归期[注：经济特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具有生物体生命周期成长的特征。经济特区自创建到衰亡可分为创建期、成长期、转换期、成熟期和回归期等五个阶段，而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治理特征。参见闫国庆等《开发区治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7-78页。]。不可否认，依据经济特区的生命周期规律，经济特区向传统行政区的体制回归是必然趋势，但这种回归如果超越了经济特区发展的生命周期规律，呈现加速或者滞后局面，则必然使经济特区各生命周期的原有体制效能无法发挥，进而导致经济持续发展动力不足或导致发展结构的失衡。从现实情况看，国内相当多的经济特区并未完全成熟便迅即进入低位回归期，被传统行政体制同化，“先行先试”效应持续弱化，差异性日渐式微。对此，中央政府有着清醒认识：2003年春，胡锦涛在寄语深圳时就指出，深圳应该加快发展、率先发展、协调发展，继续发挥“试验田”和“示范区”作用。2010年1月4日，国务院也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海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构建更具活力的体制机制。
3.在功能层面。经济特区功能系统严重偏差，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长功能显著，社会功能严重缺失。这种功能偏差既间接促成了经济特区与母城的矛盾冲突，也形成了独特的特区二元经济形态，成为社会冲突频发的根源性因素。二元经济形态在经济特区中比较普遍，特别是后发的经济特区（如海南）。这些地区农村的落后面貌、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特区城市化水平、居民收入水平反差较大。从现实结果看，经济特区的二元经济形态既拖了经济特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后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区经济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另外，面对人口的聚集与流动，特别是大量涌入的外来流动人口，经济特区必须增强自己的社会管理功能，并配置以相应公共财政资源，在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心理、治安等问题上有所作为。否则，诸多社会问题的发生就不可避免。在深圳发生的“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就是力证。
（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内生性成因
从学理和现实的双重逻辑看，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成因结构较为复杂，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彼此交织：既有经济因素，譬如，金融危机扩散、产业结构滞后和资本技术缺乏等；又有政府治理的常见问题，如治理体制僵化、体制效能衰退、变革路径偏差和治理操作失当等。然而，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的生成、演进及结果均与作为经济特区治理主体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理念、行动策略与行动结果密切相关。可以说，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是上述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作用于经济特区的基本中介，并可通过自身治理行为的输出影响上述因素的作用结果，进而决定经济特区治理困境生成与否、走向如何。从政治社会学角度看，“政治不是简单的权力与制度及其运行，而是人与制度的不断互动所构成的政治生活，……这决定了把握权力与制度固然重要，但是认识与把握生动的现实政治生活更为重要”[注：［美］ 安东尼•奥罗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张华青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3页。]。另外，制度结构虽然塑造着改革，但“结构最终离不开行动者的诠释，诠释能力的高低直接决定着改革的不同结果”[注：这里的行动者包括组织与组织成员两个部分，与本文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有一定差异。参见zhichang zhu，“reform without a theory：why does it work in china?”。转引自刘培伟《基于中央选择性控制的试验——中国改革“实践”机制的一种新解释》，《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事实上，新制度主义者也观察到“核心人物”对制度变化与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上层决策者的利益是影响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们成本与收益核算的结果往往决定制度变迁走向”[注：［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王诚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2页。]。因此，可以说制度的实施过程、方向与运行绩效均是核心行动者“精心设计的改变博弈形式的产物”[注：［美］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05页。]。 从政府纵向权力配置结构看，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往往侧重于对经济特区共性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梳理和模式选取，并通过纵向权力运作加以推广。而各经济特区的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侧重于对经济特区治理理念、功能结构和体制系统的认知及相应政策的执行。因此，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实际上组成了经济特区的治理过程，或者说经济特区治理可直接从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治理行为中找寻路线图。当然，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行为并不具有绝对空间，也受到现存制度体系和外部环境的约束。但内部信息控制可以使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更容易实施对上级政府的有效风险控制[注：纵向政府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使上层政府的核查存在高成本和低效率并存的窘境，不足以实现“一核查就发现问题”的理想预期。中央政府与上级政府如果发现目前的治理绩效低于预期，必然会变革现行政策，引发下级政府的“反抗”，即在政策执行上“阳奉阴违”，进行“伪执行”。]，减弱制度体系及外部环境对自身的约束，其行为选择更多取决于自身知识结构与利益结构。具体来说：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在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释了创新的重要性，系统提出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重点要抓好的“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为国家和湖北高校宣传思想工作明确了主攻方向。
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持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理念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反映的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价值理念，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学习贯彻这种价值理念，坚持以这种价值理念创新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即坚持“理念创新”，其实质是为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指明方向，为国家和湖北高校赢得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指明实现路径。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所反映的价值理念引领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坚持“理念创新”，不仅是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是时代赋予湖北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特殊使命。湖北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善于从学生的特殊实际出发，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坚持“理念创新”，并以此为己任，不断增强思政课教育的实效性和时效性。实践中，笔者所在的高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努力创新与实践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念，在思政课教学中坚持行动导向为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在教育理念的创新与实践中做出了一定的尝试。
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持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手段创新”
2.1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从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手段上创新
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学要适应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要求，就要创新思政课的教学手段。笔者所在的高校已经做出了如下尝试，在思政课中以“读故事、唱歌曲、颂经典、提建议、看短片、谈感受”等手段组织教学，通过大学生读故事、唱歌曲、看短片、谈感受等手段，体现高校思政课课堂的民主、自由、公正、平等、诚信、友善等，培育大学生的民主、自由、公正、平等、诚信、友善等核心价值观念，通过大学生主动、积极地参与课堂交流、沟通，赋予学生更多的课堂话语权，既可以增强大学生之间的相互了解、认知，还可以增强湖北高校思政课教师对大学生的了解、认知，因此，从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手段上创新，将使大学生从被动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变为在主动学习中掌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
2.2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从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上创新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中，在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内容的创新，形成新观点，势必能够激活湖北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活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创新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从国家层面来看，必须使大学生明确以下四点核心价值观念：（1）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要实现经济富强，经济富强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富强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价值理念。富强意味着国富民强、民富国强，大学生在追求个人富裕的同时，必须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等来建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观，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富强。（2）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是政治民主的社会，民主是人类的政治追求，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的实质就是人民大众的统治、人民大众的选择。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是实现高度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选择。民主是保证大学生人权的基石，给大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的一种核心价值理念，民主是大学生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和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3）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是文化先进的社会，“文明”表现为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大学生应该将文明作为个人的文化追求，大学生必须明确，以“文明先进”为目标，构建社会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才能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和谐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谐是社会新文明的核心和灵魂，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大学生应该实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大学生必须明确，以和谐为目标，树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价值理念，建设高度的 “社会”文明。
2.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其他方面创新
除上述创新以外，可以从教学方法、教育模式等方面创新，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层面审视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使大学生在大学养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习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的自行融合。
3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坚持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基层工作创新”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结合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优势和亮点进行创新，即坚持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基层工作创新”。 坚持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基层工作创新”，能够结合的湖北特色、优势和亮点是：第一，文化方面，湖北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文化沉淀丰厚，文物古迹众多，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充分发挥湖北的文化特色和优势，可以继承和发扬湖北文化的优秀成果，弘扬湖北特色文化主旋律，打造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第二，交通方面，湖北已经成为中国水陆空交通运输的枢纽，铁路、高速铁路等干线四通八达，使武汉成为名副其实的“九省通衢”，内河航运是我国最发达的省区之一，航空事业发展迅速，武汉是中国航空运输中心之一，发达的交通为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第三，教育方面，湖北的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国前列，武汉的大学生人数超过110万，占常住人口11.0%以上，为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交流平台，在湖北高校多宣传报道湖北人民群众的先进典型、模范事迹、奋斗激情和火热生活，丰富湖北高校学生的精神世界，增强他们的精神力量，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第四，其它方面，如在艺术、资源、技术创新等方面，湖北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有独特的湖北特色、湖北风格和湖北气派，为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发展新空间，增强了湖北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形成湖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亮点。
参考文献
前言：
在当今社会中，对于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正在不断增加，因而对教学方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经济学是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一门重要课程，对于学生知识水平与实践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应当将思政元素有效融入，对学生发挥良好的引导性作用，让学生能够得到更好的全面综合发展。
一、思政元素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融入的重要性
在全国高校思政会议当中，国家主要领导人曾经提出，各种课程都应当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从而形成良好的协同效应。基于这一思想观念的重要精神，应当积极推进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课程思政是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对于大学生政治素养和国家意志高度统一具有重要的裴洋洋作用。而课堂教学是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和综合素质养成的主要渠道。也因此在应用型本科院校当中，应当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政治经济学等高校专业课程教学当中[1]。这样，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专业知识的基础上，也能够接收到良好的专业思政教育，从而发挥出更好的人格教育及价值引领作用，使学生政治素质得到提升，进而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实现良好的身心健康成长。
二、政治经济学课程中思政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中国，推进思政教学改革，应当充分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长规律、教书育人个规律等。要明确课程是从知识传授到能力培养再到价值引领的一种相互映射，同时也要明确课堂融入式教学设计中知行合一的相互映射，这样才能确保课程思政的真正实现。教师在政治经济学专业课程讲授当中，应当融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等内容，从而达到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的良好效果[2]。课程思政教学改革中，对于课程定位应当加以明确，对教学大纲进一步完善，以教学评价、课程考核、课堂教学、课程教学目标等为基础，进行精细化管理，使课程思政建设标准良好形成。在教学改革过程中，要强化第一课堂教学、拓展第二课堂教学，大力推进实践育人，在知识和行动方面实现有机融合，从而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让学生能够通过实践活动得到更好的锻炼与发展，对各种实际应用能力充分掌握。
三、思政元素在政治经济学课堂融入的教学实践
（一）思政元素在第一课堂教学中的融入
在政治经济学第一课堂中，将思政元素融入到教学大纲修订当中，使其与课程培养目标充分融合，加强对学生人生观、世界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教育。学时分配也应体现出对思政元素的融入，在教学重点难点设计方面，也要体现出思政理论的促进作用。对思政元素在课程体系中的融入点加以确定，基于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在课程内容當中加入价值观和情感教育，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主义内容上，可将行为素质教育融入到劳动价值理论及剩余价值理论讲解中。或是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教育思政点融入到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演化的讲解中。在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上，也应体现出课程思政，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如何培养人才与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深度对接。利用思政元素促进教学手段及教学方法的丰富，利用分组讨论、翻转课堂、探索辩论、案例分析、任务驱动等教学方法实现教学创新，强化师生互动，对学生爱国精神、责任意识、创新意识进行强化，使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有机的融入思政元素[3]。对互联网平台上的教学资源充分利用，实现各种信息资源高效整合，通过互联网展现传播思想价值引领。利用各种教学平台或社交软件，向学生推送社会主义价值导向的相关资料，帮助学生提前预习。在课程考核方面，要在过程性考核中融入思政元素。例如采取融入了思政元素的课程论文考核方式，衡量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取向，并采取针对性的引导。将思政元素融入课堂讨论考核，根据学生实际表现评定成绩。在期末考核与平时考核中均融入思政元素，保证考核体系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二）思政元素在第二课堂教学中的融入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积极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积极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对于培养大学生奠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正能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在高校的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尤其需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
一、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今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瞻远瞩，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战略判断，指出了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所谓经济新常态，就是指在新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发展结构乃至社会发展结构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传统的粗放的、发展不均衡、不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终将会为历史所淘汰，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必然会出现。
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必然会衍生出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在这种发展状态下，必须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设，促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鉴于此，笔者认为，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是当代中国的战略任务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此背景下全社会强烈地需要凝聚和形成价值共识。当今世界面临着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也面临着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大量涌入，既给我们吸收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带来机遇，也给我们的民族文化带来挑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想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促进主流文化发展壮大，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就必须形成全社会的价值共识。
（二）大学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
1、大学生是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截止到2012年底，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为2536.56万人。大学生作为当代青年最主要的群体，他们理所当然是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承担者。依据2013年高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调查结果：98%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表示高度认同；有96%的学生认同“诚信是做人之本”。这一调查结果表明，当代大学生具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和心理基础，他们是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群体。
2、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武装的重要对象
当代中国面临着全球化发展所带来的挑战，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困惑，面临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能力和宣传能力与社会发展需要不平衡对人们正确价值观形成带来的影响，一些领域存在着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存在理想信念迷失、道德水平低下、诚信观念缺失等问题，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武装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这对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大学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的积极主体
中国梦展示了中国人民对未来的美好理想和追求，党的十报告通过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对这一追求进行了具体勾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已达26.9%，大学生已占同龄人的四分之一；当代大学生将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社会各行业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尤其是在科技、文化、管理等各个层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是实现中国梦的主力军，也是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群体。
二、新常态下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措施
（一）树立明确的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首先要树立明确的价值理念，明晰基本的指导原则。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我们要树立的价值理念主要包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精神和同志系列讲话精神；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一目标；紧紧围绕“三个倡导”这一基本内容；注重宣传教育、示范引领、实践养成相统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二）调动主体的积极性
学校是两部分人的对立统一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服务者和被服务者。无论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还是核心价值观的践行，都无法离开这两部分人的共同努力。因此，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充分挖掘培育和践行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采取多样的形式
引言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变化，一些消极的意识的存在使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多方的难题和挑战。为了克服这些难题，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有机的加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元素，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了极大地助力和促进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论域下，有了很好的发挥和极大的发展，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深远影响。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具体的体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发展和完善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
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意义，首先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含义包括三个层面，分别为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
就国家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富强、民主、和谐、文明四方面。其中，富强是国家建设的基A保障，而民主、文明、和谐及涉及精神层面的要求，基础稳固，上层的建筑才有更好的保障。所以，一个国家，只有富强起来才有资格，有条件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比拼，换句话来讲，经济的发达是国家物质文明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为了发展经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展各种经济建设工程，为祖国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稳固的经济基础。而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提升。民主、文明、和谐等精神层面的诉求也随之有所提高，而经济的发展并不能直接带来民主、文明、和谐的实现，所以，全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前国家任务的主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对国家的社会文化进行引导，使国家公民的思想内涵有所提升，对促进社会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促进作用。
就社会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包含：自由、平等、公正、法制。这四点相互关联，相辅相成。首先，自由是每个人体现自身价值的前提，也是每个人永恒的追求。就像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人道主义就体现了人自由的权利。然而，现今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往往限定在对西方文化中自由的理解，没有真正的做到对马克思主义自由观的理解，从而导致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没有很好的践行，致使人们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而自由是平等的的前提条件，只有达到了自由，才能去探讨体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不是等同和相同的意思，尊重人的差异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因差异而美丽。尊重差异，才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想达到自由平等，就要保证公平公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平等也就代表了公平，。而想要更好的实现公平，往往需要法治的保障。因此，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共同铸就了社会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就个体层面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个体层面的具体表现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体是社会和国家的基本组成，而爱国就是国家对个体提出的诉求，其包括国家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把个体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关联在一起，相互交融，共同发展，这就需要加强对公民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公民的国家意识。敬业是社会对个体提出的诉求，爱国不是口号，不能只存在于口中，更应落实于行动，而对所任职的职业的奉献，辛苦耕耘就是爱国的表现，同时也是爱岗敬业的体现。友善就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的诉求，对人友善，对事认真，才能使个人更好的立足于社会，促进个体与社会的共同发展进步。诚信是对一个人品格的要求，是个人素质和人品的体现，只有做到讲诚信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获得更大的收获。所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共同塑造了完整的个体。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在人成长的各个阶段的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都是必要的，而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的体现也是各个方面的，和人的品格，素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人实现生命的价值，追求人生的意义有这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由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导致我国公民的思想政治观念和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面临这种情况，对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保护工作成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点。在进行思想政治的教育工作之前，一定要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容有很好的掌握，而对于西方的影响，不能完全抵制更不能全权接受，要用选择性的眼光来认识西方文化带来的影响，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找到它们的进步之处，加以修饰改造，再融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之中。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事业中。也要同样用批判的眼光来对待西方文化，用他们的优势之处来添补我们的不足，以促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凸显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势之处。
同时，也要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合。这就要求教育者们在进行教育工作时，要很好的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针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程度对教学策略进行相应地整改工作。应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进行互助教学，并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思政教育中的具体案例进行教学，对教学计划作出适时的调整，以促进我国思政教育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更好的发展。
结语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很大意义，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航向，指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价值。同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于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的发展完善也有促进意义。
参考文献：
制度经济学有一句至理名言: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好的制度会促进经济增长，坏的制度会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重要的预期作用，因为“制度决定什么是可以观察的，什么是可以认识的，以及能从经验中学习什么。此外，制度还在两个意义上塑造人们的预期，即对未来的预测，以及相信可以使他人根据这些预期而接受的要求”。〔6〕一项好的制度需要相应的匹配制度形成一个制度支撑系统，才能实现制度的理想绩效，反之则产生理论与实践的悖论。实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过程中，制度是否匹配关系到均等化目标能否实现。由此，本文引入政治合法性概念分析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的历史转变进程，跳出财政学分析框架，厘清公共服务非均等化背后的政治经济机理，解释财政分权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之间的宏观制度是如何不匹配的。
1．财政分权的宏观政治制度匹配:政治合法性类型解读
根据政治合法性基础的三种基本类型，中国目前处于绩效合法型向现代民主型阶段转型过程中。从图2可以明显看到，处于不同的政治合法性基础阶段，公共服务提供的结果是不同的。传统权威型追求平等，而绩效合法型追求效率，这可以理解计划经济时代的公平观念和改革开放后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观念的区别，在追求效率的导向下，重视经济增长的激励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激励，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秘诀”。甚至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奇迹在于“做对激励”而不是“做对价格”。〔7〕这种激励是绩效合法型的要求，也是“发展是硬道理”理念的彰显。这就是说，中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需要采取这种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刘鹏(2006)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合法性建设有两种发展路径:福利政治与权利政治。他以农村合作医疗为例，指出党和政府倾向于通过建立福利政治、重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方式达到扩大政治合法性来源的目的。〔8〕这充分说明，现代国家建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为人民提供满意的公共服务，能否提供有效率的、让群众满意的公共服务关系到执政党政权的稳固，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既然公共服务提供关系到政治合法性基础，那么政府的职能就是其体现。当前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正是应对政治合法性挑战的要求，宏观上是建构现代国家的需要，中观上是政府职能转型的要求，微观上则是公民权利的获得。公民权利和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实践中体现为对政府职能的要求。所以构建服务型政府和提供公共服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是合法性基础深刻转换的必然要求。这三个方面都在注解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是赋予公民权利还是提供公民满意的社会福利或其他?弄清楚这个问题是国家政治合法性基础建设的需要。政治合法性落实到实践上是应该如何考核政府官员，即政绩考核机制。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方向的确定，使“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意味着“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成为地方各级官员的工作方向，政绩考核的内容随之发生变化。有学者如刘云龙(2001)认为，在不同的环境背景下，政府的目标函数也不一样，他提出了政绩考核的三类目标函数，即传统经济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模式，经济改革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模式，实行基层民主条件下的F(政治忠诚、经济发展、提供公共物品)模式。〔9〕刘云龙的政绩考核三类目标充分表明地方政府官员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的“指南针”是不同的。同样叶贵仁(2010)考察自1949－2009年我国领导干部考核的历史过程，发现呈现三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1949－1976年为第一阶段，强调领导干部的政治忠诚;1978－2001年为第二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发展经济的能力;2002－2009年为第三阶段，强调领导干部具备全面的素质，并能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各项任务。从外在的行政生态环境来看，不同阶段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乃是对统治合法性的反映，引导着地方政府行为的价值取向，并主导其工作重点。领导干部考核三个阶段的演变绝非偶然，它孕育了一个后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历程。〔10〕运用“现代国家建构”理论框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变迁，得出的结论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转型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逻辑使然。也就是说，中国由民族国家建构过渡到民主国家建构的现代国家建构过程，正是中国公共产品由城乡二元供给体制转变为城乡一体化供给体制的过程。〔11〕因此，建国后的政治合法性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匹配下，为了汲取资源形成了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非均等化供给格局。显然在赶超战略背景和政治晋升与财政分权背景下，城乡之间的非均等化供给是必然结果，要实现均等化供给，必须向现代民主型政治转变。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国家纷纷向现代国家转型。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民，政府向全体国民负责，并为全民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以提升全体国民的福祉。〔12〕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问题，特别是教育、医疗与住房是中国社会的重大民生问题。虽然民生问题体现在经济社会中，但实质上是政治层面的问题。只有政治层面真正决意将工作重心、资源配置转向民生目的，并调控社会资本投向民生，民生问题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在此意义上讲，民生问题实质就是政治问题。〔13〕这里学者指出了中国的民生问题是政治问题，也是新的政治形态———民生政治。进一步，从图2可以理解，中国式非均衡发展走向均衡发展的模式应基于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来源的变化，当绩效合法型出现“绩效困境”时，经济增长但政权不稳定，需要逐步转向民生，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政治绩效的综合绩效观，再向现代民主转型;而民生政治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共财政体制支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宏观政治合法型基础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在于政治合法型基础不同的政府其执政理念也不同，有什么样的政府执政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偏向。政府执政理念是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关系到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府这一根本性问题。政府管理行为本质上是一定理念指导下的产物，有什么样的理念，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行为。〔14〕政治合法性基础、政府执政理念、政府行为三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有什么样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就需要有相应的政府执政理念和政绩考核机制相配合，因而政府不同的执政理念决定了政绩考核机制的内容也不同，进而引致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从传统国家走向现代国家需要经历各个阶段，尤其是从发展型政府〔15〕逐步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2．财政分权的微观民主制度匹配:基层治理模式解读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仅不足，还同时出现了提供过度和结构不均等现象。农村田野调查证明结构非均等化现象的存在。赵和楠2007年、2009年对武汉市黄陂区武湖农场高车畈村和下畈村居民进行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农村居民所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结构上严重失衡。村民对于社会保障型公共品的享有度较高(如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为87.83%、医疗卫生为95.83%)，而对于经济发展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农业技术指导为14.58%、农业市场信息为16.67%、农民就业培训为10.42%)、生态保护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村庄绿化为64.58%、村级生态环境建设为51.25%)，公共管理型公共品的享有度(如参与公共事务决策仅为6.23%)处于较低水平。〔16〕显然这一现象背后不是基层政府财力不足所能解释的，原因在于基层政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何还会提供过度的或辖区居民不需要的公共服务?答案在于微观民主制度———中国基层的治理模式。基层治理模式属于一种微观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发现了美国政治的秘密:新英格兰的乡镇自治。自由主义理论家密尔同样注意到单纯代议制政府的不足，并提出了“宏观民主/微观民主”的整合性框架，认为应该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实行代议制民主，在微观治理层面上实行参与民主。〔17〕即宏观政治层面上的代议制民主是相对于微观治理层面上的多元民主而言的。因而，我们把基础治理模式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而中国传统的治理模式属于一种管理主义模式(王锡锌，2010)，也被认为是一种“单中心”治理模式。管理主义模式无法有效地反映辖区居民的真实需求，因而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脱节，导致公共服务结构非均等化供给。中国基层的管理主义治理模式与公共服务非均等化供给的逻辑关联从图3可以清晰地显示。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基本构架是，基层政府处于压力型政治体制下，面对的是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上级政府评价基层政府并由上级决定基层政府官员的升降，而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由于不是农民选举的，即使村民委员会也受到政府干预，特别是基层政府官员一般都是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成员，所以，人民代表大会往往对基层政府监督不力，加之人大代表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真实信息并不清楚，而基层政府才是信息拥有者，因此中国的基础政府能够只对上级负责，无需对选民(农民)负责。结果是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者不能对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基层政府构成压力或者西方所称的政府支持率。这样一来农村公共服务需求也不取决于农民而是上级政府的偏好。所供给的必然是符合上级政府偏好的。这种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由政府主导的而非政府主导多元化主体参与合作协商的管理主义或“单中心”基层治理模式的结果自然是非均等化供给。管理主义的治理模式被简化为决策者对人和事的单向管理，决策者对公众的政策偏好甚至需求进行塑造，公众独立的需求和政策偏好则缺乏有效的政策输入途径。〔18〕显然基层管理主义模式不能适应日益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时代和日益多元的需求，难以克服基层政府包揽一切、成为公共服务唯一提供主体的缺陷———政府失灵，并催生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与失衡。要扭转这一格局需要转变治理模式，从管理主义治理模式转向参与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治理体制和技术，源于“参与式民主”理论。它提供了一种关于公共生活问题的解决方案，主张在代议制民主的框架内，让公民能够积极有序地参与公共事务，从而补充和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19〕“参与式治理”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于“参与式治理”强调“参与”的价值和意义，主张多元化主体参与提供，让政府与多元主体间进行协商和合作，克服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第三方失灵，以适应主体多元化的公共服务需求。更重要的在于作为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方，能够通过有效渠道进行利益表达，公众能够参与公共服务所提供的公共决策，提升公共服务决策效率，完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共选择过程，突破“单中心”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更加符合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提供需求。“参与式治理”作为一种微观民主制度不仅在宏观政治上匹配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要求，体现出大国治理模式的转型，让农村居民参与到同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由公共服务提供的事务管理之中，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内涵;而且在微观政治上，让大众参与公共服务这一公共事务决策，提升了公共政策的效率。更关键的在于，解答了为何中央在基层政府财力困境情况下不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态依然没有根本转变的内在微观政治经济逻辑，培养了农民的民主参与权利意识。而农村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等权利缺失，即使有中央财力补充，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将依然不足。因而，中国式财权分权一方面因为宏观政治上的制度不匹配导致公共服务提供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更加困难;另一方面微观民主制度不完善，治理模式缺陷，也导致农村公共服务提供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要求。完善中国式财政分权制度需要突破传统的财政经济视野，构建经济与政治制度匹配的和谐制度环境，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匹配:“三维”联动机制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财政分权反思检视表明，财政分权体制需要一系列的宏观微观制度相互匹配，宏观上的政治制度与财政分权体制相结合形成的中国式财政分权———强激励与弱约束导致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不足;而微观基层民主的管理主义模式则加重了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因而，财政分权体制与中国的宏观微观政治制度匹配共同构成一个“三观”的制度体系:宏观政治制度、中观财政制度、微观基层民主制度。中国农村公共服务非均等化需要扭转宏观中观微观制度的不匹配状态，实现由“三观”向“三维”联动机制突破，其逻辑如图4所示。
1．宏观政治合法性转型:科学发展观指导的综合绩效观
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是政绩考核中的GDP和财政收入而非公共服务提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绩效合法型政治的体现。要改变这种经济与社会不平衡发展的绩效观，转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综合绩效观，即以经济绩效考核为主转向以经济社会绩效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需要更加注重由重经济绩效考核向重民生优先考核的科学发展观转变。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关键是坚持以人为本，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政府的眼睛盯住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绩效。未来迈向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必然逐步从绩效政治迈向权利政治，公共服务享有将成为公民必须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改变财政逻辑的宏观制度匹配就是改变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来源基础，即政治合法性类型。第一应坚持由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治意义在于其内涵权利政治或民生政治的重要内容，由此，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宏观政治价值在于为实现绩效合法型向权利政治型转变提供了重要路径，因而构建权利政治来源就是要把公共服务均等化享有权利作为一项重要权利和民生政治的基本要求，而绝不仅仅为了适应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进而突破“绩效合法性困境”，构建综合绩效观，实现从单一经济绩效观转向经济社会综合绩效观。第二应坚持完善政绩考核指标，将单一绩效考核转变为综合绩效考核。这就需要大大增加民生方面的公共服务考核指标，减少经济绩效考核指标，改变政府的办事方向，从重经济增长转向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即将经济考核转变为经济与民生并重的综合绩效考核观。第三应坚持完善考核内容的执行机制即问责机制。即使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作为基层政府的考核内容，如果执行不力或得不到有效的问责处罚，其有效权威性必受极大的弱化。因而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考核内容需要完善政绩考核问责机制，对政府的公共服务不作为或作为不力给予处罚。更重要的是，不是由政府自己评估自己，而是由辖区民众评价。因此，有了考核的指标还需要考核的问责反馈机制，否则会产生“执法不严”的政府不作为。这里的关键是把考核权力交给谁?是所服务的人民还是政府自己这个“裁判员”?
2．中观政府财政体制转型:公共财政体制的完善
伴随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进入转型期，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精神世界的发展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生活表现出“理想信念模糊与人生目的缺失、诚信迷失与道德失范、精神世界寂寞空虚、高道德认知与低道德践履、大学生对于精神文化飞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精神文化发展实际水平不能满足大学生高精神文化需求的矛盾”等失调失衡的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大学生自身缺乏成熟稳定的价值观是造成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失调失衡现象的根本原因，对此，思想政治教育应该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大学生，培养和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增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与科学性，提高针对性，增强时效性，从而为更好的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一、当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失调失衡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伴随着信息化时代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应用，人们接收各类信息的渠道更加方便快捷。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诸如“诚信迷失、道德失范、价值观扭曲、理想信念模糊”等各类不良现象。据调查显示目前大学生精神生活存在失调失衡现象令人堪忧。
1、理想信念模糊与人生目的缺失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人生前进的动力。价值取向是主体基于自身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矛盾、问题时所持的价值态度和基本立场。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在促近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精神动力不足、理想信念淡薄、价值观扭曲”等各类不良现象，诸如论文抄袭、论文剽窃、篡改成绩单等现象时有发生，制造虚假简历、恶意拖欠学费甚至于青少年犯罪也时常成为新闻或者报纸的头条，对于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不损人”而尽量“利己”的“不作为”层面，伴随改革开放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相互交锋博弈造成的文化差异性与文化同一性矛盾造成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冲突，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也使得当代大学生更愿意接受个人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求职和就业的压力迫使大学生越来越信奉金钱至上、名利至上而缺乏敬畏感、底线和稳定的价值观。
2、精神世界寂寞空虚
大学阶段作为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人生特殊阶段，大学生面对学习、恋爱和求职等各种压力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人生阅历和社会实践经验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往往不能自主、正确的处理而表现出明显的浮躁心态，对于自己内心遇到的困惑很少有同学愿意向父母倾诉而相比较之下他们更乐于选择向同龄伙伴倾诉自己内心的困惑和真实的想法，通过更新QQ、微博状态等形式宣泄自己内心的烦恼以满足自我内心获得及时情感反馈的需要。
2、高道德认知与低道德践履矛盾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型文化，诚实守信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通行证。当代大学生总体对于“诚实守信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等观点持点赞认可态度，但是近年来随着媒体的“碰瓷”、“扶不扶”等事件的发生，造成大学生虽然意识观念上有明确的道德追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却不敢积极践履，这种矛盾心理使得大学生对于社会责任感的理解停留在“不损人”而尽量“利己”的“不作为”层面，这种矛盾心理造成了大学生不能具备本该具有的道德品质和社会责任，对此国家应该健全和加强相关法纪法规建设，重视并不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建设，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努力培育“四有”新人，为新时期党的中心任务服务。
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优化大学生精神生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论断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就是以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不断强化社会价值性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核心价值体系包含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方面内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主题”，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而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四个方面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有机统一的整体。
首先，经济体制变革和社会利益格局调整引起的人们思想观念上的深刻变化和各类社会矛盾问题的解决都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出了新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用核心价值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用社会主导价值取向引导公民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特有的整合社会利益协调思想关系功能，通过化解矛盾整合利益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不断强化社会价值性内容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予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引导追求崇高理想信念、确立稳定价值取向，把个人的人生理想同祖国、社会的发展目标相结合，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确立为祖国为人民贡献青春的远大理想抱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大学生对祖国对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引导学生在社会转型文化多元矛盾的背景下克服价值选择上的混乱无序，培育树立社会主义主导价值取向，为实现人生理想保驾护航。
一、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考验
1、改革开放和党的建设伟大事业对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党的十做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而全面贯彻落实十部署，班子是关键，干部是领头人。因此，十也对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如：要抓好理论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要坚持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坚持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等。
2、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对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了严峻考验。经济全球化加强了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经济往来，促进了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同时，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无孔不入，恶意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面对外部敌对势力的恶意“分化”和“西华”，需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带头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日实现中国梦。
3、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变革对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提出严峻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变革与完善，促进了经济的转轨和体制的变迁，各类经济形式、分配方式、利益关系日益复杂，而机制体制的建立往往滞后于发展的需要。面对制度的不完善和利益的巨大诱惑，一些经济领域和权力部门的班子和领导干部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要坚决杜绝权力寻租，更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讲政治、讲原则，清正廉洁，坚决抵制各类诱惑，坚决同各类不良风气做斗争。
4、经济社会发展的繁重任务对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出更高要求。以党的十为重要历史节点，我们党的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日渐繁重。改革和建设中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很多不协调、不稳定因素由暗到明。面对复杂的形势和繁重的任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定信念，科学调整发展思路，拿出措施，突出重点，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出发，全心全意带领人民群众实现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跨越式发展。
5、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强烈愿望对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党的十对党的建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部署，对全国人民做出了庄严承诺，全国人民对党的领导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充满信心。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的期待，都要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转变思想观念和工作作风，强化班子建设，加强对干部自身思想政治素质和个人改革发展能力的提高，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二、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1、坚持把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与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紧密关联。要处理好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与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关系，坚持科学发展观，做到统筹兼顾，相得益彰。思想政治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最新理论，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领导干部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作为主线，通过理论武装，全面提升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提高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使广大领导干部能够有信心、有能力、有热情引领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2、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使广大领导干部能够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做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因此，要主动提高做好新形势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班子成员要带头实行民主管理，主动问需于民、问政于民、问计于民，尊重群众的首创能力，以赢民心赢得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
3、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政治建设要以完善和健全的制度作为保障。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同样要加强对相关制度的探索、研究、修改和制定，并坚持落实，以保证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能够常抓不懈、常抓常新，收到实效。制定完善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相关制度要与其他制度建设紧密关联，相互融合。制度建设的内容要涵盖中心组学习制度、监督制度、考核制度、评价制度等多方面。要通过制度建设明确各个部门的责任分工，保证制度的落实与推进。
4、加强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要通过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予以强化。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因此，领导干部更应该带头严于律己，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要自觉遵守廉政准则，善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主动接受监督。领导班子要强化惩防体系建设，要加强对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的监督，对于反腐倡廉工作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
5、建立完善科学务实的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工作考核评价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制定完善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是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是选人用人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党的建设科学化目标的内在要求。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科学合理、客观公正、动态适用”为原则，精心设计考核指标。要强调考核操作的导向性、规范性、真实性、准确性、效用性和可操作性，通过量化具体的考核评价体系建设，使领导班子目标明确，便于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43-02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对大学进行思想武装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方法、手段、载体等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在教育内容方面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以至于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因而不断创新并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的核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创新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具有永葆旺盛的生命力。
一、目前创新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必要性
（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涵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对教育对象进行教育的具体要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和目的要求都必须通过它来体现，也就是说，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对象的思想实际来确定。首先，它要符合根本任务和目的要求。其次，要根据时空的变化、环境条件的变化而与时俱进，根据教育对象的思想实际确定具体内容。所谓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内涵，即一定社会为了实现其根本任务和目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教育主体）利用一定的方式和手段对受教育者（教育客体）进行思想政治观念、社会道德规范等知识系统的传输。
（二）目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存在的突出问题
过去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过时、呆板，缺乏鲜活性，过分强调共性和说教，不注重以人为本，忽视了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大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其在思想、行为、个性、心理等方面是有自己的独特性的。目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存在的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其发展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即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滞后于我国文化、生活、政治、经济的发展。例如，面对社会上的诚信道德失范，人文关怀、生命安全、公益心、志愿服务意识缺乏等，以及与科学技术相关的道德、伦理教育方面的内容，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很难适应这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网络道德教育，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无法适应网络迅速普及的新形势。
（三）当前大学生思想的主要特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大学生思想成长的影响，主导方面是积极的。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也给高校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是由于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特性，容易让人们滋生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思想，这也导致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多元化、世俗化，甚至与主流价值观出现一定的偏差；二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机制使人们容易被物质、金钱所裹挟，以至于在部分大学生中出现了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倾向。市场经济对高校大学生的负面影响，使教育者对大学生进行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思想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社会公德教育时，都会面临一定的困难，导致教育效果不佳。
在全球化进程中，“地球村”已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而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使大学生的全球意识日益强化，学会了用世界的、发展的眼光观察和思考问题。新时期这些变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成长的影响，从总体上看主导方面是积极的、有益的，但是其负面的影响也应引起重视。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的必要性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重大的理论创新
有关政府部门在多次实践经验与广泛研究分析中总结出的“三个倡导”，融汇了社会各界的思想理念，涵盖了不同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从不同的层面出发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建设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对于社会，希望能够实现公平、自由、民主、平等的管理效果。从公民个体出发，希望每一个公民都能具备爱国精神、敬业精神，都能诚实守信，团结友善，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实现社会理想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从个人。集体、国家等多个角度出发对社会发展力量进行统一，反应出不同的阶层对于“最大公约数”的理念与认识，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是对党的理论自觉性与文化自觉性的体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丰富了内容
从“三个倡导”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体现，代表了普通老百姓的真实意愿，符合社会与时代的发展规律。具有价值延伸性，同时又具有跨历史的意义，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是广大人民共同希望、共同追求的目标，能够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最新的内容。在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虽然这两中教学内容听起来不一样，但是实际上它们在很多地方具有交叉性。在现阶段多元化文化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强对这一价值理念的研究、总结，将其融入到日常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将其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着力点，希望能够提高当代大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让他们能够学习如何从全局性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通过这一价值理念的引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水平与效果。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向
从理论上的角度出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支持。因为该套价值理论体系是我国实现复兴中华之梦的灵魂体系，它不仅仅决定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主体趋势，同时也关系着我国经济的有序发展，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提供理论支持的同时也为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必需的动力，引导着该项教育教育活动有序的进行。同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我们又可以更加高效地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传播，引导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社会出现转变的过程中，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必须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为主要的理念，用新思想、新概括来教育、引导、武装学生，实现教育教学内容的不断创新，让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活动变得更加具有目的性，趣味性。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用实践去验证理论，通过理论指导实践。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创新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如果想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整体效果，获得学生们的肯定，就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将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之本，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出发给与学生以引导，让思想教育工作真的与学生门的实际生活与学习挂钩，引导学生对不同的理论原理进行对比分析，作出正确的判断，才可以提高这门学科的实用性与趣味性。可以讲社会中一些思想政治理论的落实者，先进个人，以及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作为典型榜样引进课堂教学中，可以起到改变学校教学风气、树立先进教学典型的作用，比方说“教学名师”“品牌学生”“自强之星”“科技之星”等等都是很好的教学案例。同时也可以将有关部门机构最新的政策方针融入到教学过程中，从而用最新的理论成果和充满正能量的事例教育引导学生，让这些理论知识能够在学生心中产生共鸣。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弘扬中国精神
从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团结社会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凝聚民心的一个股主要的力量。换句话说，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已经成为了最关键的理论思想之一。我们应该将创新作为作为最基本的理论融入到这一建设工作中，发挥榜样的作用，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先进事物与先进人物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为广大学生树立典型。引导学生形成创新理念，培养他们以动态的观点来看自己看世界，提高他们的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不。
（三）更加注重践行的重要性，把理论认知体现在言行中，做到知行统一
鼓励学生投入到实践活动中去，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知识，让他们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将通过实践检验知识，用理论指导实践，提高学生的自学意识、培养学生自律能力、规范学生的言行，引导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现阶段，我国毕业生数量与质量和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在这种发展形势之下，学校应该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通过不同形式的思想教育，不但要形成正确的思想观念与端正的言行品德，同时在市场竞争不断激烈的当下，也应该充分调动积极性，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老师应该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鼓励学生走向基层地区，加入到基层建设管理工作中，支持边远地区的教育管理事业，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去，在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同时掌握住加强自身锻炼的机会，通过锻炼来提高自己的实践技能与综合素质。
四、结语
总而言之，通过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思想理念。同时在马思主义思想理念不断发展的今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应该不断得到加强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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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教授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过程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结构分化、角色专业化和权威理性化。其实，我国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我国在从1978年至今25年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分化是通过国家中心权力的逐步分离、权力中心的逐步位移而实现的。所谓中心权力分离，是指传统核心权力体系衰微和与此同时次级
权力体系不同程度摆脱传统权力影响和束缚而争取更大独立空间的过程，它包涵两层含义：一是指传统权力结构关系中权力日益分化、传统的核心权力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功能逐步弱化、传统权力作用逐渐衰微淡化的过程；二是指传统权力结构中次级体系独立自主性的增强。我国的权力架构中，国家权力一直是中心权力，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权力体系的核心。中心权力分离是1978年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标志。
一、我国25年来政治权力结构的变革与发展走向
有目共睹，我国25年来社会发展成就是巨大的，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此也评价很高。但是，对于25年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评价，赞誉不多。人们所持的基本判断是，25年我国在政治发展方面所获得的进步不大，与人们所预期的改革目标相距甚远。客观而言，这样的评价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因为，与社会经济文化的重大变化相比，政治生活的变化毕竟还不明显，不那么引人注目。但是，这样的评价也有失公允，因为有许多变化只是由于我们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没有给以关注，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对25年来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作出如此评估和判定，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人们从历史的角度立足于我国政治环境而对我国政治发展的考察和关注不够，因而对其每一细微变化的意义领会不深。我国改革开放25年，社会各个方面的确变化很大。国内外学者从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已经做了不少，执政党和政府对此所做的宣传也比较充分。然而，从政治改革与发展的角度总结和考察这些变化的工作相对较少。当然，这是由一些客观原因造成的，比如，相对于其社会层面的变革而言，25年改革在国家政治生活层面上所带来的变化远不如其他方面突出；另外，由于政治的敏感性等原因，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许多政治问题成为我国学者忌讳触及的问题。而对于那些国外学者来说，他们所做的研究要么受资料所限，要么缺乏对我国政治历史和现实的理解，无法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实事求是地衡量和评价我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标准，也无法从一个长远的历史过程中领会政治变革的细微意义。
另一方面，有些人们往往运用“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来评价我国的政治改革与发展。从不同的角度观察问题，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从“通用的标准”和“主流的发展模式”看，民主化是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首要内容和目标。如果以民主化为标准来评价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进程，我国改革在此方面所取得的进步与人们的普遍预期显然还相去甚远。其实，许多研究，包括美国政治学家派伊、亨廷顿的研究与论述，都表明民主
化并不是政治发展的唯一标准和内容，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其他的价值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或许更具优先性。所以，如果换一种角度，或者一种标准看问题，25年我国的政治变化也未必不值得关注。
实际上，与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相比，中国政治领域发生的是一场无声的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浪漫主义的参与制式的大众民主价值取向，向现实主义的公民和社会自由价值取向转变。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前，我国民众以民主为理想目标，追求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以期通过改善国家政治环境来实现自己作为“国家主人”的民利。这种理念实际上是多年来我国民众的普遍追求，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9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这种理念正在发生变化。不论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论是出于何种考虑，人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更加趋于现实。对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无论如何，到今天，公众更加注重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价值取向和体制性安排，更加注重争取自由生活的空间和珍惜个人生活的价值。发生在政治思想领域的这种转变，无疑为现代政治所赖以构建的尊重个人权利、尊重公众选择、顾客导向等民主政治观念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第二，一种无声的变革发生在国家和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的关系上。人们可能不会否认，我国25年来经济领域的变化最大。比如，就经济模式而言，从计划经济，到有限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最后到市场经济的确立，经济模式转变的轨迹鲜明清晰，而每一次经济模式的变化，都意味着权力结构的重大调整。就非公经济成份的地位而言，从“资本主义残渣余孽”，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再到它索性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内容，中途虽有波折，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今天甚至是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它是大陆经济成份中最具活力的因素。实际上，了解中国传统政经合一体制特点的人士都不能否认，这些变化并不只是经济性的。在经济学家看来的这些纯粹的经济变化，本身就具有深刻的政治意义。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模式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权力结构、政治资源分配和政治控制方式的变化。我们也不能否认，经济成份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化，而“中间阶级”的理论是每一个社会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我们同样也不能否认，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社会资源越来越多样化，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了。这就意味着我国公民能够享有实实在在的自由越来越多了。
第三，在政治领域发生的另外一种无声的变革那就是执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层面的变革：终身制变成了任期制；党政不分变成了党政分开；干部制变成了国家公务员制；基层人事任命制变成了民主选举制，实行了领导干部竞争上岗等等。尽管这些机制的变革还十分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但它所确立的方向和原则理念已包含了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内容，并推动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二、25年来我国政治权力改革取得的成就分析
25年中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进步可以概括为“中心权力分离”，即传统政治体系中核心权力结构所掌控的实际权力逐步被分化，从而形成权力相对分散的结构体系。这实际上也是我国体制创新的主要方面，因而，也是25年来改革成就的重要来源和保障。
众所周知，25年前我国传统的政治架构是按照产品经济的设想组建起来的、与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党、政、军、经济、文化高度合一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统一的结构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以中央集权和计划管理为模式。在这种传统政治体制中，核心权力结构及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时期：（1）建立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为代表的国家机关，即国家执行机关和党的各级组织构成，实施全面的高度的政治控制。（2）建立政治权力与非政治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以党政权力部门构成，实现政治挂帅的集中管理。（3）建立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中央政府和机关构成，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和计划管理。（4）建立政党权力与政府权力关系的权力结构时期，核心权力由各级党委和机关构成，保障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全面领导和控制。
上述这些传统集权主义权力结构的特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全能主义、政治中心主义、中央主义和政党中心主义，即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非政府的关系中，国家（政府权力）处于至高的核心地位；在政治权力与社会经济文化权力的关系中，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生活的核心地位；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权力处于核心位置；在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最终是党的领袖）始终是权力的核心，因此政治角逐的主要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内，而非党外的其他权力结构。
在今天看来，上述权力结构体系所造成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国家全能主义的集中管理造成“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严重抑制了个人和社会的自由发展，从而使整个社会缺乏活力和创造力；政治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政治挂帅的权力安排和集权管理体制，带有明显的“建构主义”特点，严重背离经济规律，中央高度集权的人财物自上而下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地方、集体、组织和个人缺乏自主性，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严重影响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整个政治体系的办事效率；党政不分以及党的大权独揽使党凌驾于国家权力机关之上，造成党的各级组织的国家化和行政化，而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徒有虚名，这种状况不仅严重背离政治权威的理性化，而且极大地制约了其他政治权力结构功能的有效发挥。
1978年以后，我国经过以下六个阶段的改革，对传统的权力结构进行了调整：第一阶段：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8月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发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实现政治上的拔乱反正；实行权力下放，确立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的地方和企业管理自。主要成果是实现工作重心由阶段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恢复“”前中央到地方国家各级权力结构和机制。其意义体现在权力中心向非政治领域转移。第二阶段：1980年8月邓小平讲话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下放权力，政企分开；全面推广新的自主经营管理模式。主要成果是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企业厂长责任制；探索政治改革思路。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开始活化；权力重心开始下移。第三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精简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加强民主和完善法制。主要成果是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第四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的机构改革；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主要成果是推行国家公务员制度；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社会和个人进一步活化。第五阶段：1997年党的15大召开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主要成果是明确非公经济的地位；精简机构。其意义体现在民营经济争得了合法地位；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权限的探索。第六阶段：2002年党的十六大至现在。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任务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民主政治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深化机构改革和国企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在25年我国社会转轨的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过程，也正是中心权力被分离弱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传统核心权力逐渐得到弱化，而社会权力则逐渐得到强化，不断增强公民和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和自我调节能力；社会权力结构也日益多元化，社会自限不断扩大，地方适度分权和政务公开原则基本形成。严格说来，25年我国改革的过程也就是突破传统全能主义集权管理体制的种种束缚和制约，探索新的发展路径的过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25年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传统权力结构被分离弱化、新生权力结构要素，包括个人和社会自利、地方和企业的自力成长壮大的过程。这正适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由“强政府、弱社会”逐步走向“小政府、强社会”。
在现代化社会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都是社会权力，而非国家权力。“政治权力”是社会对国家的领导权，其权力实体是政党、社会阶级阶层组织、社会政治团体和公民个人，它反映了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能力；“经济权力”是企业等经济实体，以其法人财产权为基础而具有的生产经营权、财产支配权、利润分配权、劳动人事权等支配控制的权力。“国家权力”则指由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所实施的法律权力和行政权力。在我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没有明确的界限，国家掌控一切，权力结构单一。25年来我国改革虽然没有自觉划分上述几种权力结构，但在实际过程中，恰恰实现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和“国家权力”的适度分离。
25年我国的整个改革体现了制度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以权力结构重心位移为核心标志内容的体制创新，造就了我国改革的成就和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继续推进25年来的改革进程，进一步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有限政府”、“有作为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与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三、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如果我们把政治体系分为政府政治体系（即国家制度性体系）和非政府政治体系（即所谓的“市民体系”和政治党派及公民个体）的话，我们所谓的一国政治发展也应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一方面，从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在政府制度化建设以及各种管理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从非政府政治体系来说，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公民政治责任心的增强，以及自治能力和参政议政能力的提高。中国政治发展也应包括国家（或政府）和社会两个层面的进步。从国家（或政府）这一层面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21世纪我国社会经济政治的持续发展创造新的动力。
25年我国改革表明，政府推动的改革路线，为我国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根本动力；25年中国改革也表明，中心权力分离与弱化是改造传统集权体制、实现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变的主要途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造就了25年举世瞩目的发展进步。在中国以加入WTO为标志的全面纳入国际体系的决策背景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沿着25年改革开放所遵循的中心权力分离弱化的路径，进一步限制和规范“公权”——政府权力，实现“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坚持以民为本，应该是今后我国政治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限制和规范“公权”方面，我们认为，党的十六大以后，未来5到10年内，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是我国中心权力结构调整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贯彻“有限政府”原则，继续将“政治权力”从政治国家返还公民社会；二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彻底实现政企分开，确立企业独立的“经济权力”；三是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真正保障民营企业合法的经济权力；四是贯彻分权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权力”的合理分权；五是将国家政治舞台由执政党内转向国家权力机关，并为此探索一条实现顺利转轨的路径。
近期而言，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规范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切断政府与垄断性行业的关系，以加入WTO为契机，全面引入竞争与市场机制，实现行业改造；坚决整顿公检法等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因而与政府形象直接相关）的部门，这是遏制政府权力商品化的有效措施。
限制“公权”(publicpower)、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平衡，给公民个人与社会以更多的自治权和更有力的监督权。在限制“公权”的同时，也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的行为，创造一个秩序良好的公民社会，这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在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在“公权”不受限制的“强国家”模式下，一定不可能产生一个充满活力、秩序良好、健康发育的公民社会；但是，在“公权”不被重视的“弱国家”模式下，也不一定必然生成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换句话说，在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公权”的收缩和受到限制，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相反，在社会和个人行为自我约束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公权”的收缩，则极有可能为社会不良势力留下乘虚而入的机会。
在国家作为历史现象还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一方面，没有国家公共权力就没有正常的社会秩序，或者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另一方面，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又要受到公众和社会的监督与制约，使这种权力的行使形成公正、公开等行使方式。特别是在现代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条件下，这种权力的行使还应借助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推进政府机构的调整和行政业务的再造，推行电子政务(E-government)和政府在线服务(gov-ernmentservicesonline)。
总而言之，我国在明确界定“公权”范围、减少国家权力对社会和公民个人行为干预的同时，还必须确立规范社会与公民个人行为的各种机制。在这方面，一种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的树立和社会公共责任制的确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公正有力的法治权威和社会公共责任机制的确立，有赖于政治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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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本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述
（一）民本思想的概述
1.民本思想的内涵
民本思想重视、承认民众在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反映了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对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所谓民本思想，就是指中国古代历史上将民众视为安邦治国根本的政治学说，是一种关注、重视人民利益的政治学说。
2.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
民本思想主要包括治民和重民这两大思想。以君为本的治民思想表现在统治策略和治国经验等方面，包括利民、惠民、富民、养民、教民等措施；以民是一种治民思想。
3.民本思想的历史价值
民本思想是统治意识家反映的产物，推动民本思想不断向前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君主统治现实的需要和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民本思想日趋完善，成为中华民族遗留至今最为宝贵的一笔思想遗产，其历史价值人不可忽略。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述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反映社会基本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及价值追求的价值观，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指导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价值目标和观念。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是相关理论研究中最为焦点的问题，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主要是在“发展、进步、平等、和谐、自由、公正、法治、文明、富强、改革、创新、团结、互助、平等、有爱、诚信、以人为本、共同富裕、为人民服务、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之间进行构建，其确定需要方法论思维为支撑。
二、民本的当代价值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
（一）民本的当代价值
1.为民主政治的建设奠定了思想和文化的基础
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不是凭空进行的，它的发展必须具备一定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基础。当代中国要建设自己的民主就必须有效的吸取本民族的一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必须要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根基，充分考虑国情和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中的需求。
2.使以人为本的思想得到继承和发展
首先，“以人为本”的“人”比“民本”的“民”的内涵和外延要广。其次，“以人为本”中的“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不再是被安抚的对象。最后，“以人为本”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3.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首先，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理念的提出。其次，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把握。传统民本思想所蕴含的人文主义关怀、民主主义平等精神和对民众的生存权利的思考，以及所提倡的入世精神和家国一体的伦理理念，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最后，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执政方式的实行。
（二）构建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意义
1.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意义
第一，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推进我国价值哲学研究的发展。在者，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构建。最后，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推动科学社会主义、深化唯物史观的研究。
2.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意义
首先，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其次，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需要。最后，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
三、从民本出发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
1.民本与君王专制之间的矛盾
民本思想是在肯定君主统治的前提下讲“德治”、“仁政”，倡导重民而不否定君主专制，把爱民重民作为巩固君主统治地位的手段，完全是为了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和统治秩序为出发点和归宿。要使民本真正成为现实，必须让民走到社会政治的前台来，实施对国家的管理，这就使得民本与君王专制之间产生矛盾。
2.以利君为目的与以利民为手段的矛盾
民本思想本身的出发点是从民的利益出发，强调民的重要性，从而能服从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封建统治者则是以利君为目的为出发点，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
（二）从民本出发如何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充分尊重和肯定人的价值，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虽然民本思想与民主思想的对立可以归结为两种根本对立的、截然不同的历史观，但是民本思想本身对民主建设也有着理论上的借鉴意义，强调和肯定人的价值，因此我们要树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这样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2.从民本中的小农、商品经济引申到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传统民本思想立足于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只有建立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清除权利过分集中，才能充分发挥与社会主义经济相适应的独立自主的精神，清除封建弊端，增强人们的平等和竞争意识。
3.由人治走向法治，大力加强依法治国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应当借鉴历史上传统民本思想的经验得失，建立健全完备的法制，并在实际中真正贯彻执行，从人治走向法制，大力加强依法治国。这样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制环境。
4.从传统的臣民文化转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
要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从民本中的传统臣民文化转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民文化，从而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提供良好的文化环境和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也只有文化建设好了，才能更好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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