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初，巴领导人为中美高层的直接接触牵线搭桥，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做出了突出贡献。1971年7月，在巴总统叶海亚・汗的精心安排下，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取道伊斯兰堡秘密访问中国，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使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的“破冰之旅”铺平了道路。巴还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值得信赖的朋友。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时中国就明确表示支持巴基斯坦。1971年12月，印度发动了肢解巴基斯坦的第三次印巴战争。中国又在道义和外交上支持巴基斯坦，谴责印度的侵略行为。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支持巴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立场，要求苏联无条件撤军，并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大量物质援助，帮助巴缓解因阿富汗难民涌入造成的经济负担。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变，苏联解体，巴失去了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缘优势，巴美关系降温。在新的形势面前，中国调整了南亚政策，在保持与巴基斯坦传统友谊的同时，寻求发展与印度的关系。巴基斯坦最初担心会受到冷落，但中国以一系列的实际行动使其很快打消了顾虑。
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但无论是民选政府执政还是军政权上台，都把中巴友谊视为巴基斯坦外交的基石。谢里夫总理和贝・布托总理当政时，都数度访华。1996年底，主席访问巴基斯坦，提出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01年1月，巴基斯坦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应邀访华，巩固了中巴传统友谊，拓展了经贸关系。2001年5月，中国总理朱基访巴，与巴方达成了在石油管道及港口、沿海高速公路等经济领域和军事领域合作的协议。2001年12月，在印巴关系紧张之际，穆沙拉夫总统再度访华，中国为缓和印巴紧张局势积极地做劝和工作。
中巴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文化和信仰各异，但中巴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国际准则和地缘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国家利益超越了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差异。因此，五十年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巴关系一直保持良好发展的势头，双方在国际斗争中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建立了涵盖政治、经贸、军事、科技和文化各个领域的亲密关系，成为“全天候”的朋友。但比较而言，两国政治和安全关系更为密切，经济关系则相对滞后，去年双边贸易额仅为11亿美元。在新的世纪里，经贸关系的发展空间还有待中巴两国进一步开拓。
巴美关系跌宕起伏
巴基斯坦与美国是冷战时的盟友，冷战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巴美关系经历了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跌宕起伏，9.11事件使巴美再度携手。
巴基斯坦与印度是因宗教矛盾不可调和而分治的。印巴之间的对抗决定了巴基斯坦对外战略的主要精力是对付印度。独立之初，巴基斯坦一度奉行不结盟政策，但随即出于安全与战略利益的考虑而与美国结盟以借美抗印。
1954年，巴美签订了《共同防御援助协定》，并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1959年，巴美又签订了《双边防御协定》。这期间，为了遏制苏联势力南下的战略目标，美国慷慨地向巴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巴则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支持美国。
但由于双方结盟所谋求的利益和战略目标不同，所以即使在两国关系非常密切的时期，也有不和谐之音。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美国向印度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并警告巴不要乘机对印度挑起事端，巴对此感到震惊和不满。1964年巴宣布不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军事活动，巴美关系渐行疏远。1965年，印巴爆发第二次战争，美国停止了对印巴的援助。1971年，当印度发动第三次印巴战争、肢解巴基斯坦时,美国只派航母到孟加拉湾游弋一圈，而并无实质性的行动。巴对美非常失望。1976年，由于巴拟建一座核加工厂，美国取消了计划向巴提供的所有投资和项目援助。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地位骤升，美国把巴基斯坦作为抗击苏联的“前线国家”。里根入主白宫后，批准了一项总额32亿美元、为期六年的对巴一揽子援助计划，巴美关系迅速升温。此时，巴则利用美国的军经援助，加紧核研究，增强了抗衡印度的能力，提高了国防现代化程度。
1989年苏军撤出阿富汗，巴基斯坦在美国南亚战略中的地位随之下降。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南亚政策，从“疏印亲巴”转向“印巴平衡”。由于巴长期军人执政，又与伊斯兰国家关系密切，美国担心巴的核技术和原料会落入伊斯兰手中，对美造成威胁。因而在防核扩散方面对巴的制裁比对印度更严厉。1990年，美国以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为由，拒绝交付巴已付款的F－16战机，又不退款。此举在巴国内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巴美同盟关系名存实亡。
近年来印度崛起迅速，美国出于战略和经济利益考虑再次调整南亚政策，从“印巴平衡”转向“重印轻巴”。1998年5月印度核试验后，美国诱压并重，试图阻止巴基斯坦进行核试验。巴基斯坦顶住美国的压力进行了核试验。美国对印巴实行经济制裁，美巴关系再度降温。1999年10月穆沙拉夫军政权上台后，美国根据对军事国家进行制裁的505条款对巴基斯坦实行制裁，巴美关系更是雪上加霜。2000年3月，克林顿总统访问南亚时只在巴基斯坦逗留了五个小时。布什政府上台后，更加重印轻巴。去年5月，布什政府派特使周游列国，推销其“国家导弹防御计划”（NMD），向中国和印度都派出了要员，而巴基期坦这个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则被彻底“遗忘”。
【作者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美国研究系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
随着人巴拉克•奥巴马上台执政，美国政府开始在对外政策领域推行 “外交新政”。作为外交上重中之重的反恐领域，美国政府也制定了新的战略，出台了多项措施，表现了不同于其前任小布什政府的显著变化。2009年8月6日，奥巴马的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布伦南（John Brennan）在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全面阐述新政府的反恐政策后，发展受到广泛关注，诚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评论的，“发展成为奥巴马政府反恐战略的核心”。 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发展在新政府的反恐政策中占据了中心地位，美国政府正在以发展作为意识形态框架，将发展与美国的反恐政策结合起来，制定和推行新的反恐战略。那么，发展的涵义是什么？它是如何上升到美国的反恐政策中来的？如何评估发展所塑造的美国反恐新政策？这些问题是我们认识和评价美国反恐新政策时所难以回避的。
本文将围绕这些问题，首先指出发展在美国新政府反恐政策中的表现，随后分析其为美国新政府所采用的现实原因。接下来，本文通过探究发展的涵义及其与美国“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政策相结合的历史，指出这种做法背后的历史和知识渊源。最后，本文指出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一、发展在美国新政府反恐政策中的表现
奥巴马政府将发展放在了反恐政策的中心，以发展为出发点来制定反恐战略，在理论上和具体的实践中都有明确的表现。
首先，在理论上，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将发展作为美国反恐战略的核心。这可以从奥巴马政府已经公布的反恐战略设想中看出：第一，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即成立了跨机构政策小组，对美国的反恐战略进行反思和研究。该小组于2009年3月27日公布了《美国对阿富汗、巴基斯坦政策白皮书》，提出了新的反恐目标和增兵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新政策。在白皮书中，奥巴马政府认为，反恐的“核心目标”是“破坏、瓦解和摧毁‘基地’组织及其在巴基斯坦的庇护所，并阻止他们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两国卷土重来”。 这个核心目标包括5个具体目标，其中第二项是推动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更有能力的、更负责任的和更有效的政府，第三项是逐渐发展一支能够自立的阿富汗安全力量，第四项是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以提高国内控制、稳定政府和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都与发展理念有关。 第二，2009年8月6日，奥巴马的国土安全和反恐事务首席顾问约翰•布伦南在著名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阐述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略。这是有关奥巴马政府反恐政策的最详尽说明。在演讲中，布伦南提出，奥巴马政府将采取一项“全新的和更加有效的策略”，改造暴力极端分子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以应对长期挑战。布伦南认为，“我们如果不能直面滋生极端主义分子的更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他们就总会有招募源泉，总会有新的恐怖袭击发生”，因而提出，“解决此问题最终不是靠军事手段，而是靠政治、经济、社会运动，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缓解他们合法的不满，包括他们的社区安全、子女教育、就业、收入以及维护自身的尊严和价值”。 很明显，发展在其中扮演了中心的角色。第三，在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出台的反恐设想中，都将发展作为中心。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明确提出，“作为国务卿的一个主要议程是，将发展提高和纳入到美国实力的核心支柱地位。我们通过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来促进我国的安全、繁荣和我们的价值观”。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M. Gates）在《外交》撰文提出，要将军事行动与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所主导的民事行动、对外援助结合起来，“采取刺激发展的措施，旨在促进更好地治理和经济建设”。 综合这些陈述看来，在美国新政府的战略思想中，将发展作为反恐战略的中心是有着广泛的共识的。
其次，在奥巴马政府已经或即将出台的反恐措施中，发展也上升到了重要地位。第一，财政预算上，奥巴马政府大幅增加国际事务预算，用于外交和对外援助。在奥巴马政府提交的2010年度财政预算中，外交和对外援助经费增长近10%，达到517亿美元; 奥巴马政府预定在未来3年内，把现有的6600名国务院外交事务人员的数量增加25%，把管理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驻外人员，从现有的1000人增加一倍，以便能在2015年前将美国的对外援助项目增加一倍。 第二，大幅增加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援助，侧重于民事方面，包括民事人员和资金。奥巴马签署了《克里－卢格法案》（Kerry-Lugar bill），宣布未来5年内，向巴基斯坦提供总额为75亿美元的援助，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方面。在2009年3月份向阿富汗增兵时，除了17000人的作战部队外，奥巴马政府额外加派了4000名民事人员；在2009年的第二次增兵中，奥巴马已经计划加派13000名民事人员。这些人员主要是支持力量，包括工程师、医疗服务人员、情报专家、农业和法律等技术人才。 第三，宣布重新进行《四年度外交和发展审议》，“探索如何有效地设计、资助和实施作为更广泛的外交政策内容之一的发展和对外援助”。 第四，展开外交努力，敦促北约和日本等其它盟友加大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事援助。英国已经相应地加大了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财政援助，在英国公布的反恐新战略中，英国宣布在未来四年内向阿富汗提供5.1亿英镑援助，向巴基斯坦提供6.65亿，其中一半用于与阿接壤的西北地区; 日本新政府也明确表示了要加大对阿援助。
以上奥巴马政府制定的反恐战略和随之采取的反恐措施都清晰地说明，奥巴马政府正在以促进阿富汗、巴基斯坦的发展为中心，来对反恐战略作出新的部署，发展成了奥巴马政府应对恐怖主义的工具。这体现了奥巴马政府与其前任小布什政府的显著不同。
二、发展的涵义及其与美国安全政策的结合
发展（Development）是随着16、17世纪现代社会兴起以来，社会科学界用以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遽变迁进程的术语。发展主要是以西方为参照点，研究西方所认定的“传统社会”、“落后社会”以及后来的第三世界（或曰“欠发达国家”）如何实现进步，达到西方国家理性和富足的状态的问题，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西化”（Westernization）等概念基本上可以替换。 发展研究有很长的历史，早期的理论家，如李斯特、马克思、韦伯等，都涉及过发展问题。上世纪50、60年代以来，发展研究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其重心转向美国，此后的发展理论随之染上了浓厚的美国色彩，与美国传统上的“山巅之城”的传教士思想和“理想主义”结合了起来。 当时在美国兴起了以“现代化”为名的发展理论，极大地影响了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政策。进入70年代，随着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上陷入困境，西方“现代化”理论逐渐丧失吸引力，非西方的“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中心－论” （Center-periphery theory）和“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 theory）随之兴起，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观点的发展理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发展研究获得了新的动力，所谓的“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即是其代表。
经过长期的探索，美国的发展理论已蔚为大观，流派庞多复杂，然概而言之，它们一般共同持有某些基本看法，并共享一些基本假设。它们的基本看法为：1.美国和工业化西方享有政治和经济进步状态，并视为当然；2.美国的国家利益合乎世界所有人的普遍利益；3.应采取措施将世界剩余的三分之二人口提升到与西方相仿的发展水平上来。 在这些一般看法后面隐藏着一些基本假设：1.“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 总的来说，美国的发展理论将美国和西方的社会状态作为历史发展的目的，非西方国家最终要演进到这条道路上来；美国可以通过发展手段――物质援助、社区发展、民主化等方式，加速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显然，这种理论带有典型的“西方中心”和种族歧视色彩。
其实，将发展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在美国历史上亦早已有之。发展理论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结合亦有着悠久的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1.上个世纪50、60年代。其时，美苏冷战进入白热化状态，为了对抗共产主义，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国家，将第三世界日益兴起的反殖民运动导向“西方化”的方向，美国社会科学界发明了一套“现代化”理论，美国社会科学家借此解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落后状态，并根据这种理论开列各种治疗方案，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60年代初，人肯尼迪上台执政，一大批“现代化”论者，包括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政治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和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don）等，或进入政府作为决策者，或进入智囊机构担任顾问，或作为学者为政府提供咨询，他们主导了美国的“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肯尼迪和随后的约翰逊时期，这帮“现代化”论者先后推出了处理拉美问题的“争取进步联盟”（Alliance for Progress）计划，促进第三世界社区发展和传播和平的“和平队”（Peace Corps）计划，以及应对南越叛乱的“战略村”（Strategic Hamlet）计划。 这是发展理论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结合的开始，美国决策者以发展理论为基础，制定并推行了“反叛乱”政策。这些措施无一例外地并未取得什么显著效果，也没有达到美国政策制定者们声称的推动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虽然如此，“现代化”理论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仍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并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中融汇了美国人对美国社会的性质以及美国改变世界的特定部分――即那些在物质上和文化上都被认为有缺陷的地区――的能力的一组共同的假设”, 美国决策者会借助这个框架，来思考和制定自己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对第三世界政策。2.70年代到冷战结束。“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也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发展道路。然而，上个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基本失败，发展上陷入畸形和停滞状态，造成了“现代化的中断”。于是，批判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依附论”等理论兴起，“现代化”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受到普遍抵制，逐渐地销声匿迹了。同时，美国一手扶植的作为“现代化”样板的南越政权和伊朗国王政权先后，美国决策者也暂时放弃了将发展作为“反叛乱”的武器。 发展理论与美国安全政策的密切联系告一段落，一直到冷战结束。3.冷战结束后，美国发展理论获得新的契机。冷战以柏林墙倒塌、解体而告终，当时美国朝野纷纷欢呼，认为其原因是美国的体制优越于苏联的体制，这再一次证明了美国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将是世界发展的最终目标。美国理论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即是一典型表现。 随后，美国社会科学界掀起了一股被称之为“新自由主义”的热潮，最典型的是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的提出。 这是一种新的发展理论。同时，冷战结束也带来了新的安全形势，使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主义威胁，这时美国理论家开始鼓吹重新用发展作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来应对恐怖主义。随着人奥巴马的上台，发展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又有了用武之地。
三、将发展置于反恐政策中心的深层原因分析
奥巴马政府以发展为中心，来重新规划美国的反恐战略，既是反恐危局压力下的被迫调整，又是改善美国国际形象的战略需要，同时也与的意识形态有关。
首先，小布什政府反恐战略面临的困局和失败的危险，是奥巴马政府将发展置于反恐战略中心的最大现实考虑。奥巴马上台时，小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已经难以为继，反恐战略的调整已是迫在眉睫。“9•11”事件发生后，小布什政府在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将恐怖主义认定为“邪恶”敌人，采用“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战略，对阿富汗发动了军事打击。在了政权之后，又贸然将矛头转向伊拉克，并幻想通过“大中东民主计划”改造整个伊斯兰世界，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结果，美国付出了超过4000人的士兵生命和6000多亿军费支出的代价，伊拉克局面还是一团糟，和平依然遥遥无期。在国内，美国人民对伊拉克战争的反对声浪达到顶点，小布什的支持率跌到谷底。事情远不止此，伊拉克的问题还没解决，和“基地”组织又死灰复燃，阿富汗的形势岌岌可危，对美国的“反恐战争”重又造成严重威胁。根据英国智库国际安全和开发委员会（ICOS）2008年12月份的报告《争夺喀布尔：的进军》，在2008年，“永久存在”的地方占阿富汗国土的72%，“牢固存在”的占21%，零星活动的地方占7%。 换句话说，真正由美国和阿富汗政府控制的地方也就是首都喀布尔。在这种情况之下，奥巴马政府认识到，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反恐形势非常严峻，“美国并没有赢得阿富汗战争”。 小布什政府单纯的军事打击不行，奥巴马政府就转而寻求软硬兼顾的措施，认为要根除恐怖主义，就要根除恐怖主义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发展就这样跃入了奥巴马政府的视野。
其次，将发展置于反恐战略的中心，也是奥巴马政府修复美国国际形象的需要。小布什政府不顾国际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并在战争中引发了诸多损害美国国际形象的事件，如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和关塔那摩监狱丑闻，使得美国的道义形象一落千丈。奥巴马认为，“紧接着伊拉克战争和‘阿布格莱布’事件之后，世界丧失了对我们目标和原则的信任”。 在这种背景之下，由人苏珊娜•罗塞尔（Suzanne Nossel）首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大力宣扬的“巧实力”(Smart Power)战略走上前台。 所谓“巧实力”，按照其权威阐释者奈的说法，“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它是两者的巧妙结合。‘巧实力’意味着凭借‘硬实力’和‘软实力’，发展出一个综合性战略、资源基础与工具箱以实现美国目标”。 “巧实力”战略推出后，得到军方、国务院的大力宣扬，新任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将“巧实力”战略作为自己外交方面的施政方针。很短的时间内，“巧实力”战略从智库走向了官方。粗略看来，“巧实力”战略颇具文字的障眼法，但是结合美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来看，“巧实力”战略实际上反映了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硬实力”作用的下降，“软实力”作用的上升。而要想发挥出美国的“软实力”，首先要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取信于国际社会。以促进所在国经济、社会、政治进步为目的的发展，具有表面上的利他性，因而成为美国决策者在思考改善美国国际形象时的着眼点。于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放弃“反恐战争”的提法，宣布关闭关塔那摩基地，禁止臭名昭著的审讯酷刑，改善与穆斯林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加大对阿富汗、巴基斯坦的民事援助，以刺激经济，改善民生，发展教育。
再次，以发展为中心来制定美国的反恐战略，也与处理外交的意识形态传统有密切关系。传统上，一般以外交上的理想主义者自居，这从威尔逊到肯尼迪都有明显的表现。理想主义的理念与发展理论本质上有契合之处，发展理论本身就渗透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注重实力、利益不同，理想主义注重国际政治的变革，强调外交政策的目标是维护正义和全世界的进步，更注重在外交中突出美国的价值观和道义力量，这与发展理论的基本观点有很大的重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是人而不是共和党人将发展带入到美国国家安全领域。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本人亦有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在布拉格呼吁建立“无核”世界，到在开罗宣扬与穆斯林和解，再到莫斯科批判权力政治，都向世界昭示了其理想主义精神。在竞选中，奥巴马还有意将自己塑造为肯尼迪总统的传人，这种倾向也影响了反恐战略的选择。
反恐现实和改善形象的压力迫使美国新政府必须变革反恐政策，而政党的意识形态偏好则规定了选择的范围和方向，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重又回到了美国安全领域，成为反恐政策的基础和工具。
四、发展指导下的反恐新政策的前景
奥巴马的反恐新政策推行已经一年有余。目前，美国仍在积极推动新政策的落实，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2010年前往巴基斯坦访问，宣布向巴基斯坦提供巨额援助，协助其开展水源、能源和卫生项目。这是《克里－卢格法案》的一部分。发展政策本非一朝一夕之功，言其成败尚为之过早。但至少就目前而言，奥巴马的新政策尚未收到多少成效。
总的来说，用发展来应对恐怖主义，奥巴马政府存在着三对难以处理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将会像越战一样，导致整个政策的失败。
第一，援助与干涉的矛盾。向阿富汗、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物质援助和民事人员援助，无疑会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拥护。但是，美国政府鲜有不给援助附加政治条件的做法，至少也会裹挟美国的意识形态，如民主政府、保护人权等，这是美国政府的一贯做法。然而，这必然会给当地政府和人民一种干涉的印象，引起反感乃至抵触，严重者会导致与当事国政府关系的恶化。如奥巴马政府所通过的援助巴基斯坦的《克里－卢格法案》，就在巴基斯坦引起了这种争端，巴基斯坦军方认为美国给援助规定用途，干涉了巴基斯坦的。 虽然，巴基斯坦总理最终接受了援助，但这种做法却显示了双方存在的严重分歧。
冷战期间，作为战败国，德国只能依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与非洲国家发展关系，以无偿经济援助手段获取非洲国家对其政治支持，维护在非利益。
(一)战略初步形成的背景
二战后，欧洲丧失了世界中心地位，美苏对峙愈演愈烈，而战败的德国失去了统一的国家，被分裂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且由美、英、法、苏四国共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向西欧提供大量援助，主导了西欧的经济恢复、发展和联合进程，也巩固了其军事、经济霸主的地位。在马歇尔计划推动下，德国凭借高素质的人力资本，克服了两德分裂带来的产业和地区性结构断裂，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达到并超过战前水平。
与此同时，非洲国家民族运动高涨，大多数国家相继取得独立，积极开展维护国家、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强权政治、变革国际旧秩序的联合运动，迅速成为全球一支重要的新生力量，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日趋尖锐的环境下，非洲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美苏争霸的重要砝码。为防止新独立国家因贫困和不满落人社会主义阵营，美国要求德国对非洲国家提供帮助，以争夺新独立国家对西方阵营的政治支持。其间，德国外交策略主要由西方世界的共同利益左右，其对外发展援助策略同样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影响和支配。
(二)援助的实施：以实现政治利益为目标
冷战期间，美苏争霸推动了第一份欧共体对外发展援助纲领的诞生，即1957年签订的《罗马条约》。根据《罗马条约》，德国依托欧共体与包括非洲在内的不发达国家建立了联系制度，专门成立了海外国家和领地开发基金，管理对其联系国的发展援助。
在美国的支配下，德国配合西方世界对包括非洲在内的不发达国家提供无偿经济援助。1952年，德国首次给联合国“扩大援助项目”拨款；1955年，德国出资72万美元援助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建设；1956年，德国拨款3590万美元支持经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发展。这几笔拨款的性质都是德国对不发达国家的赠予性援助，目的在于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争取不发达国家对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政治支持。但受对非战略并不清晰且动力不足所限，此时对非援助仅在德国对外援助中占有极小比重。截至1960年底，德国对外援助总额为2.4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31％，对非洲的援助金额仅为283万美元，占总额的1.2％。
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洲国家贫困现象日益严重。为获得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增强在非洲的影响力，德国加大了对非洲的无偿援助，对非洲的援助数额从1.2亿美元上升至13.4亿美元，占比从2％上升到2.7％。
二、德国对非洲援助战略的调整阶段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东西德国实现统一，德国外交策略摆脱了单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支配。维护国土统一和重建经济成为德国的主要任务，其对非洲的援助逐渐由寻找政治利益转变为追求经济利益。
(一)战略调整的背景
统一后，德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政治地位明显提高，在欧洲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其外交政策和社会发展重心发生变化。实现欧洲统一、发展北大西洋联盟、稳定中东欧意识形态转变过程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而发展经济、重建东德更是成为德国国内工作的重心。
时任总理科尔在1995年德国联邦议会上强调：“德国的外交及欧洲政策的核心应该是始终如一地推进欧洲的统一大业，欧洲统一对德国和欧洲都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关系到21世纪是否和平的问题……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后，德国政府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奉为神圣的政治经济统一目标，欧洲统一缺少了中东欧国家是不完整的，东扩势在必行。”实现欧洲一体化、进一步强化德国在欧洲的中心位置成为90年代德国政府的最大愿望。除此而外，原地区国家对德国有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利害关系，吸引了德国的大量援助。集团从德国的援助国转为接受德国援助的国家，减弱了德国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助的资金实力。
(二)援助的实施：以谋求经济利益为驱动力
冷战后，随着非洲国家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地位的下降，德国对非洲无偿援助的热情逐渐降温，援助的目的也从冷战期间的争取政治支持转为追求经济回报效应。德国利用对非洲提供发展援助为德国开拓海外市场，发展国内经济。20世纪90年代，德国在对非洲国家减少无偿经济援助的同时，增加了捆绑援助，注重能保证原材料生产和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类援助项目，意在通过支持非洲国家原材料的生产，确保德国源源不断地获得原材料。
从援助规模看，20世纪90年代，德国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平均每年达64.6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7％，其中对非洲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为平均每年20.8亿美元，占比大幅上升，达到援助总额的30％左右。
在减免债务方面，德国总理施罗德在1999年科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同西方发达国家一起免除以非洲国家为主的重债穷国的约700亿美元债务。其中，德国的债权约64亿美元，涉及30个国家。虽然非洲国家普遍要求无条件全面减免债务，但德国认为要根据援助的效果区别对待，不同意一律免除，这也体现了德国对非洲减少赠予性援助的同时，在对非洲援助上寄予了经济回报的期待，说明自身经济利益成为90年代德国对非洲援助的主导驱动力。
三、德国对非洲援助战略的继承和发展阶段
进入21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主要力量和新兴大国纷纷将目光转向非洲，寻求有利于加快本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德国对非洲的援助目的也愈加重视经济回报，同时，面对激烈的竞争，德国强调提升和优化在非洲的软实力。为维护在非洲的利益，创造和平、安全、稳定的发展合作环境，德国对非洲采取以平等伙伴关系为导向的援助战略。
(一)21世纪推动战略发展的主要因素
21世纪初，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改变，需求上升和投资者炒作使得全球能源和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各国争夺更为激烈。非洲大陆的市场潜力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德国资源和原材料对外依存度极高，其出口型经济模式和较高的生活水平使德国每年消费大量原材料。资源对外投资事关德国兴衰，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时任德国经济部部长的吕德勒称，德国企业要勇于走出去，寻求自己开采或参股资源型企业。而加大对非洲的发展援助无疑成为德国打开非洲大门的金钥匙。
非洲国家政治经济环境发生变化。首先，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2003年到2008年，非洲经济增长率连续六年超过5％。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非洲经济增长率仅为1.6％，但也逐步呈现经济反弹的现象。在经济的带动下，处在全球化边缘的非洲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譬如，2007年非洲联盟首脑会议通过了《阿克拉宣言》，强调在非盟框架内制定崭新的民主和政治融合进程的目标，这对非洲开创良好政治局面起到了促进作用。德国希望增强在非洲的软实力、提升影响力。其次，非洲国家依然存在贫困、人口增长速度快、政治动荡不安、腐败、艾滋病和疟病流行等阻碍非洲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据联合国报告称，要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非洲的年均GDP增长率至少要达到7％，且每年要得到1170亿美元的外国发展援助。
(二)援助的实施：以建立平等伙伴关系为导向
21世纪以来，德国通过援助加强在非洲的软实力，强调在平等伙伴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促进非洲国家自身能力建设，实现非洲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步。21世纪初德国外交部出台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外交政策》强调，对非洲的援助要兼顾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的变化，要以“平等的伙伴关系”推行对非洲的援助，确立“真正的伙伴关系”。2005年，德国通过《欧盟和非洲：面向战略伙伴关系》，提出建立平等和共同责任的伙伴关系来帮助非洲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促进非洲发展。2007年德国在担任八国集团轮值主席期间，鲜明地提出八国集团与非洲关系定位为伙伴关系，帮助非洲进行良好的政府管理，促进更多民主和公正，减少腐败，提倡保护自然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
德国对非洲的双边援助从2001年的22.1亿美元增长到2009年的44.5亿美元，九年间对非洲援助总额为298.1亿美元，占其对外援助总额的30％。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德国对非洲的援助依然呈现出稳定中缓慢增长的趋势，体现了德国作为援助大国的地位，以及加强与非洲国家合作往来的愿望。
为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德国确定了对非援助的重点：
首先，倡导并援助非洲政府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实现政府善政廉政。德国认为，良好的政府管理制度是非洲国家发展的动力，是保证非洲国家和平安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解放人权的先决条件。德国认为，非洲国家政府要重视法治、民主和人权，支持地方分权改革，加强区域对话，促进区域和平安全。德国承诺每年提供3亿美元支持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并表示将继续在欧盟、八国集团和其他国际援助框架内实行对非洲政府管理的援助。
其次，援助非洲国家完善基本卫生体系，保障人民用水安全。德国政府承诺在2015年前每年提供1.4亿美元帮助非洲人民促进安全用水、建立卫生医疗系统，预计至2015年，受援人数可达3000万。德国专家指出，非洲用水问题的产生主要不是因为水资源缺乏，而是与资源的不合理分配、供水系统薄弱、管理不善以及腐败等问题息息相关。因此，德国政府与非洲部长级理事会进行了长达九年的水利技术项目援助，旨在促进跨国境边界的水利合作，帮助非洲建立完善的水利组织机构，实现非洲国家安全用水，帮助非洲人民解决因水污染导致生命安全以及婴儿高死亡率等问题。
第三，积极参与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为巩固非洲和平做出贡献。在联合国领导和授权的和平使命中，德国是最重要的部队派遣国之一。德国的军事观察员、参谋和警察参加了联合国在苏丹、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界地区的维和使命。德国还为非洲危机防范和巩固和平行动的措施提供了数目可观的资金，帮助非洲国家在冲突结束后获得稳定。
第四，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每年7％的经济增长率，推动非洲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德国政府承诺每年提供4亿美元的援助资金支持非洲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并对非洲推行社会生态市场经济模式。
四、德国对非洲援助战略的未来趋势
当前，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而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远未结束，德国面临着亟需提高经济实力和政治形象的双重任务。虽然在以伙伴关系为导向的援助战略的推动下，德国对非洲的援助规模总体仍然呈平稳中缓慢上升的趋势，但离德国承诺的“2015年对非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7％”的目标还相去甚远。为应对严峻挑战，德国会调动国内外一切有利因素，努力克服经济危机对援助非洲造成的负面影响。
(一)更加关注在多边机制下开展对非援助
德国意识到援助非洲国家不但面临非洲国家自身战乱、人口、贫困、疾病等问题，还面临诸如气候变化、生态多样化危机、贸易投资结构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是远远不够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仍未结束，国际组织在对外援助上应更为团结。因此，德国呼吁更多援助国联合起来，在国际组织的框架内开展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而德国也将更积极地参与包括联合国基金会、国际金融机构等在内的多边机构。
(二)鼓励国内私人经济参与对非洲援助
对外援助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经济手段的重要内容。它泛指资源（包括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以优惠或无偿形式进行的跨国流动。其主体（援助国和受援国）不仅包括国家、准国家实体，而且包括国际组织（包括政府问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国内机构乃至个人。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这一定义意见不一，基于不同的层次和种类会有不同的结论。同时，对外援助按不同的角度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
美国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行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兴起。1951―1971年，经历了启动、缓慢发展、升温、高潮、跌落几个发展阶段，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被贸易领域的合作取代。
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影响因素是不同的。援助的动机和目的也是多重的，概括起来，影响美国对印度援助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国家利益
美国对外援助常常披着人道主义的外衣，但事实上，美国从来都是将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在他的《政治学的困境》一书中写道：“只要世界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关系到“外交政策的本质以及全部政治学说的基本问题”。美国对外援助的首要目标是为美国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服务。
美印两国虽然在很多方面存在共同利益，但也存在利益矛盾，当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印度的国家利益相抵触时，美国对印度的援助就会受到一定影响。
二、文化及宗教因素
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又是宗教发祥地之一，国内居民绝大多数信仰印度教。这种特殊的文化和宗教，孕育了印度人有别于美国的独特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在近代，印度沦为英属殖民地后，独立发展的道路被中断。二战后，随着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风靡，印度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印度人对此成果异常珍惜。
由于印度长期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美国一直将印度看成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对印度缺乏足够的了解，在肯尼迪执政时期虽然情况有所改善，但缺乏深入细致地研究。在外交政策等很多方面也存在一定的误解，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印度的援助。
三、涉入其中的相关国家因素
二战结束后，南亚地区局势动荡，除印巴两国自身矛盾外，美国、苏联、中国也牵涉其中。
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有重大国家利益。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调整了对外政策，试图通过向印度等不结盟国家提供经济与技术援助，以改善关系。于此同时，美国为争取主动权也费尽心机，竭力拉拢第三世界。印度作为中国的重要邻国，两国的边界争端时有发生，美国对印度进行军事援助对中国的边境安全无疑会产生重要影响。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不再需要利用印度牵制中国，印度重要性下降，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也就相应减少。作为印巴争端的当事国，美国对其中任意一国的援助，都会引起另一国强烈不安，使南亚陷入“安全困境”。这些都对美国对印度的援助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四、领导人因素
研究伊始，常常发现教学中有这样的现象：教师布置自学或讨论内容时，有些孩子，不愿意去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长此以往，学生自主参与学习的意识日渐淡薄教师成了课堂的主角。那么如何改变这种课堂现状， 基于这个情况，我们为每个学生提供了学习平台，那就是自助学习。有效开展“自助学习”，必须借助自助菜单进行自助预习。基于这种需求，美术组根据学生的发展水平来设计自助菜单。
如上图四年级上册的整册美术自助菜单模式结构，美术自助菜单分为课前大搜集、玩转美术和交流沙龙三部分 。如《墙》这课，学生查阅了相关预习资料后，经过主动探究，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借助自助菜单，让优等生提前自主了解本课的重难点，后进生找到学习的方向，促进美术课堂的有效教学。
二、自助学习，让学生在互助中成长
自助学习是以自助为主，互助和师助为辅的“三助学习”。
（一）学生自助。课前的有效预习可以帮助孩子提早了解丰富的课外知识，以及本课的重难点。学生需要通过查阅资料，阅读课本等方式完成自助菜单，并思考产生学习疑问，为互助，他助提供凭借。（二）生生互助。起初在开展小组互助合作时，存在以下问题：（1）自主变自流，没有目的的自主。由于教师不到位的引导，导致交流目的不明确，促使学生动力不足而效率低下。（2）合作有形无实。合作学习是大家互相配合和交流，分享经验和思考。于是我们设计了合作方案。如：根据学生学习和作业情况分析安排优秀学生、中等生、后进生共4到5人为一小组，规范操作过程，由小组长进行监督，开展互助学习。我们要求组内先让后进生发言，再让中等生补充，最后让优等生补充、小结。使学生慢慢悟出学习的方法，训练了思维能力，逐渐地摆脱对教师的依赖。
（三）师助点拨。在课堂中，学生小组反馈后，教师指导学生学得慢的，使学生学得更容易、更多，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孙总介绍，目前海容公司员工70人，是个发展中的企业。现今岳阳本草的秀媛堂、美妍堂、蝶恋花的活能品牌，以及台湾爱人品牌、法国原装进口的城市科技、雅姿达的芝蔓和香港远洋的肌肤重建、金景的阿曼尼等多个品牌与项目。自创业以来，一直坚持诚信经营教育为本，尤其在品牌选择上严选安全有效，长线发展的品牌和项目，对炒作和涉嫌非法添加的品牌与项目直避而远之。海容通过对行业的敏锐洞察，经过对品牌的理智选择与整合，坚持让每一品牌成为经典，坚持对每一个客户用心服务，为创造更为优质先进的品牌服务而不懈努力。
志同道合方能合作久久
结缘秀媛堂品牌和结识岳阳本草生物董事长孙运文先生，是海容公司发展史上的重要事件。做经理人时期，孙总就结识了孙运文先生。那时孙运文先生还没有创立秀媛堂品牌，但孙劲松被他的专业折服，更被他产业报国的理想所感染。在孙运文身上，孙总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那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情怀。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并不好找，共同的理想，让他们先成挚友再成伙伴。孙总说：“我成了他第一个商，秀媛堂也成就了我事业的梦想，秀媛堂、美妍堂奠定了海容公司立足美业的发展基石。从创业至今我们一起走过了16年，共同经历风雨共同迎接彩虹，我也坚信我们会一起把秀媛堂美妍堂做成中国美业的传世品牌。”
谈起与岳阳本草公司能合作16年并且一直坚持合作的缘由，孙总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商和厂家要想建立长久稳固的合作，首先要有共同的价值观，而目前很多厂家商之间的合作只考虑利益，甚至个别厂家与商、商与加盟店只考虑一点点的眼前利益，缺乏基于未来发展的战略思考。未来的竞争一定是A品牌商、商、加盟店的价值链与B品牌商、商、加盟店的价值链之间的竞争。未来可能通过同一价值链企业之间的股份改造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品牌与渠道的利益一体化问题，才能更好的促进中国美业的健康发展。
专业品牌推广与厂家共赢
孙总向记者介绍起河南美业的现状，他说河南是个人口大省，美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但河南的渠道、品牌意识还不够，特别是近年，很多会所受市场大环境影响，忙于赚快钱、做大项目，忽略了顾客的基本需求，忽略了服务行业的本质――为客户创造价值，从而影响了行业美誉度，也使经营状态不健康。针对这样的市场状况，海容公司一方面加大教育培训的投入，一方面加大人员投入，引导店家建立企业化思维，协助店家建立经营系统。因此，一直保持秀媛堂和美妍堂的终端美誉度稳定增长很重要。
随着市场的行业成熟度愈来愈高，市场的透明度越来也高，加上人口红利的不在，造成美容行业的发展增速放缓，毛利减少。孙总认为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其他行业从零散走向集中的必由之路。只要不断的规范经营、规范管理，简化聚焦，一定可以持续发展，他坚信中国美业的大前景是美好的，“在专业品牌推广上，我一直坚信一个品牌要想做好，第一是产品力，然后就是要与厂家一起线上营造品牌势能，线下活动拉动。”自海容创业以来，对于秀媛堂与美妍堂的直投媒体广告，不管厂家给不给支持，海容都一直坚持在固定的版面投放。每年都会主推一两个线下活动模式，帮助店家出货。针对目前终端店家普遍缺乏品牌意识、缺乏规模经营能力和定位思想，海容去年还与咨询公司合作建立店务管理服务部，聘请了企业教练，尝试帮助店家提升系统管理的能力，帮助老板建立长线发展的理念，并且初见成效。从去年开始海容就定期举办店务培训班，指导店家简化产品聚焦品项。因为孙总坚信只有简单才能复制，而目前很多东西被人为复杂化了，复杂到美容师一听培训就头疼。
打造一流的海容服务团队
中国美业是纯粹的草根行业，缺乏标杆，企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如何从模糊的正确到正确的模糊，孙总认为：“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借鉴其他行业的发展规律，才能让企业活下去。”海容从2000年开始建立教育部，每年会投入营业额的1%做员工教育资金，采取与专业教育机构合作和内部育成的方式首先对员工进行职业辅导与培训，提升员工素质和对终端的服务能力。主管团队90%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员工团队60%以上受过中等职业教育，并将工作聚焦到两点：一个是“粉饰太平”的工作，像其他企业一样招商促销；还有个，他称之为“长治久安”的工作，坚持培训教育辅导我们的员工和合作店家，通过产品品牌的推广，建立店家的服务品牌，通过店家的服务品牌使产品品牌得到更大的认知，达到多赢的结果。
海容服务团队形成了用流程打造标准系统、用系统成就高效管理、用高效管理保证链条价值增长的高效管理团队。经过多年发展，海容还被权威部门授于“中国美容美发行业优秀品牌商”、“中国美业优秀渠道商”、“河南美容美发行业十大优秀企业”、“中国百大最具竞争力商”等荣誉，并和全省1000余家美容院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关系。
孙总透露，2014年海容策略是“一个中心”，即牺牲利润也要确保增长；“两个基本点”，一是聚焦资源到核心品牌核心店家，通过活动拉动市场确保现金流，另一个是继续活动式店务的推广，帮助店家首先解决，卖什么、卖给谁、怎么卖、什么时间卖的问题，首先帮助店家建立销售系统。
在美国的传统安全战略中，尼泊尔并非重要地区。冷战结束后，随着尼泊尔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美国对尼政策处于不断调整之中。本文拟对这一时期的两国关系进行梳理，以此管窥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南亚战略的调整和美国的国际反恐战略。
一、冷战期间美尼关系概述
美国和尼泊尔的关系是在冷战时期建立的。基于全球遏制战略的考虑，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大量援助，并把维护尼泊尔独立和领土完整视为南亚安全的重要因素。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信尼泊尔国王特里布文：“美国以此承认尼泊尔的独立。”美国的这种外交承认较为特别，既无涉及建交程序的外交谈判，亦无例行的外事新闻会，只是用一封信函表达了建交的愿望。同年4月25日，两国签订了《商业和友好关系条约》(Agreement of Commerce and Friendship)。两国在建交之后不久就缔结如此实质性的条约预示着双边关系有逐步升温的可能。
1949年，美国杜鲁门政府提出了援助经济不发达国家的“第四点计划”，尼泊尔很快成为该计划扩大后的受援国之一。1951～1961年间，美国对尼经济援助总额为4550万美元，每年大约400万美元。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对尼提供援助的西方发达国家，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中叶以前一直是向尼提供援助最多的国家。1962～1982年间，美国对尼援助年均为1300万美元。1983～1990年间，美国对尼援助则上升为年均1900万美元。
美国对尼援助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论，即贫穷会导致共产主义。通过鼓励经济增长等政策来打消处于贫困之中的尼泊尔人民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与渴望，并在尼泊尔进行民主制度的试验。基于这一理论，美国对尼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维持非共产党政府执政”、让“尼泊尔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美国指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三个主要途径：(1)鼓励尼泊尔向代议制政府迈进；(2)倡导尼泊尔在印度的帮助下加强国内安全和武装力量；(3)推动尼泊尔为了人民的利益继续努力，重组和改进其经济和金融制度。值得关注的是，在尼泊尔安全保障方面，美国鼓励印度参与其中，足见美国对中国在尼泊尔影响的警惕和严加防范。1951年，当美苏两国的冷战达到顶峰时，美国与尼泊尔签订了第一个援助协定――《技术合作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for Technical Cooperation)。从此，美国以技术援助为手段，希望通过发展尼泊尔经济、保持其领土完整以及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将尼泊尔甚至南亚地区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
美国之所以将维护尼泊尔领土完整和独立视为这一时期对尼政策的出发点，其原因正如尼泊尔前外交秘书卡纳尔(Y.N.Khanal)所言：“如果由于外部原因而导致即使是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的均势被打乱，那么全球稳定将倾斜到危及美国利益的程度。”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写给尼泊尔驻美大使的信中曾说：“美国对尼泊尔的政治独立和经济发展感兴趣。”为此，美国一改反君主专制的传统，在对待尼泊尔君主制方面采取了极为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为马亨德拉和比兰德拉两位国王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内心反感共产主义，因此尼泊尔的君主制也被美国视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稳定制度。
美国对尼外交战略也在随着冷战期间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由于尼泊尔是中印之间的“缓冲地带”，美国不希望尼泊尔因政治混乱、经济虚弱而造成中印渗透或控制该国的机会。不过，在尼中关系和尼印关系方面，美国更倾向于看到尼印关系的密切，理由是美国在尼泊尔的情报和技术援助活动引起了印度人的担心，“应该让印度人赞赏我们的目标以及我们正在做的一切”；“与印度密切磋商，制定一个有限的技术援助方案，这样，南亚地区最脆弱的国家尼泊尔就可以在自己的发展中发挥作用。”此外，在对付来自共产主义势力的潜在挑战方面，美印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共同的立场。
随着20世纪70年代南亚事态的发展，美国的上述立场有所变化。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此举给南亚局势带来复杂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对尼泊尔的政策。尼泊尔强烈谴责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行径。1983年12月，里根总统对比兰德拉国王的行为称赞有加：“阁下在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道义上的领导能力应受到高度赞赏。”尼泊尔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赢得了美国对比兰德拉国王提出的尼泊尔作为“和平区”倡议的支持，而印度对“和平区”倡议持强烈的反对态度。美国的这一立场表明其放弃了以印度眼光来看待尼泊尔政策的事实。
总之，冷战期间美国在南亚地区致力于同苏联进行意识形态对抗。此间美国对尼外交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支持一个非共产党执政并朝着西方民主化前进的政府；在具体操作上就是帮助尼泊尔在与其两大邻国发展关系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寻求尼泊尔在区域和全球问题上对美国立场的外交支持。
二、冷战后初期的美尼关系
冷战结束后至九一一事件前，美国的主要精力不在南亚，美尼关系也处于低潮。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尼泊尔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性下降，其地位与冷战期间不可同日而语。苏联的解体使得在南亚地区对美国的威胁不复存在，美国在该地区的防御目标一度变得不确定。从战略上讲，尼泊尔对美国已不像冷战时期那样是一枚重要棋子。此时，“南亚是一个在战略上不需要美国给予紧急关注的地区”。
其次，美国将主要精力放在欧洲和中东地区，对南亚地区关注甚少，尼泊尔自然遭到冷落。美国对尼援助亦随之大幅减少，双边的官方交往呈消极状态。美国对尼援助的绝对数额也在攀升，但在对各国援助的总额中所占比例下降了很多。除此之外，美国援助的重点也发生改变。如在1995年财政年度国会援助方案中，美国对尼援助政策放在扩大经济发展基础方面，目的是稳定尼泊尔人口增长、鼓励私人经济的发展。美国对尼援助额的相对下降也影响到援助项目的落实。与此同时，美尼双方的官方交往也处于消极状态，这种局面直至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访问尼泊尔时才有所改观。
再次，出于冷战结束后总体对外战略之需要，美国开始关注尼泊尔国内的民主进程。
冷战初期，美国曾希望尼泊尔实行民主。不过，那并非其真正和唯一的目标。正如1950年早期流亡印度的尼泊尔革命运动领袖柯伊拉腊(M.P.
Koirala)所言：“美国的战争设计者并不想在尼泊尔实行民主。他们希望尼泊尔在他们与俄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计划中站在他们一边。”所以，冷战期间，在尼泊尔推行无党派的潘查亚特体制期间，美国一直相信这种实质上的君主制是抵御共产主义最好的挡板。
1990年尼泊尔各党派发起了长达30年的民主运动后，尼泊尔政府为此逮捕了一批游行示威的群众。美国对尼泊尔政府的做法表示不满。1990年3月6日，美国东北亚和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就被捕者和犯人受到虐待一事与尼泊尔官员进行磋商，对尼泊尔的言论自由和对人权的尊重明确表示我们的支持。”“作为尼泊尔的朋友，美国相信，如果尼泊尔能够认真地对待外界对其目前政府体制的关注，那么，它将作为国际社会受人尊敬的一员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指出：“美国与尼泊尔有着友好的关系，自1951年以来，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3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对尼泊尔的民主推进和对人权的尊重有着浓厚的兴趣。”
可以看出，东欧共产主义世界的剧变以及苏联的解体使得美国的遏制战略不再是其对外政策的主要考虑，对国际共产主义打压的政治目标被支持“赞成民主”的运动、人权和良好治理等和平演变的目标所取代。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面对美国对整个南亚以及特殊的尼泊尔的兴趣一度减退的现实，一位尼泊尔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在冷战后的环境里，华盛顿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忽视这一地区，即使它现在很好地满足了美国的民主标准。美国的决策者并未充分注意到南亚对美国长期经济利益的影响。”
三、九一一事件后的美尼关系
1996年，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发起了武装起义，他们在挑战传统君主制的同时，也再度把美国的注意力吸引到尼泊尔。美国将尼共(毛)的“人民战争”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美国对国家威胁的看法，反恐成为美国外交的优先目标，这为美尼关系的再度密切提供了契机，两国的高层互访开始变得频繁起来。
2001年尼泊尔实行“紧急状态”之后，贾南德拉国王、尼泊尔大会党和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曾共同请求美国给予经济和军事援助，用以打击毛派武装，并向国际社会宣称毛派武装是“”。美国把帮助尼泊尔镇压毛派视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很乐意给予尼泊尔财力、情报和军事上的援助。2002年1月，当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的声讨方兴未艾之际，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应邀对尼泊尔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访问。鲍威尔进一步重申了华盛顿方面对尼泊尔政府用军事手段打击毛派武装的强烈支持，并承诺美方决不允许毛派采取暴力手段来改变尼泊尔现行的政治体制。美国高调支持尼泊尔王国政府打击国内反政府武装，试图借机将尼泊尔纳人国际反恐联盟阵营。同年5月，尼泊尔首相德乌帕对华盛顿进行了回访，美国表示愿意增加援助，并计划提供2000万美元的援助来加强尼泊尔安全力量。2002～2003年度，美国向尼泊尔提供了7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和14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无论停火是否坚持下去，美国将继续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使其不致失控。美国给予的援助不仅增强了尼泊尔政府打击毛派武装的信心，而且使尼在国际反恐领域对美国的支持变得毫无保留。
在反恐的大旗下，美尼关系似乎步入九一一事件后发展的最好时期。2003年3月初，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唐纳德・卡普(Donald Camp)专门就美国对尼政策发表专题讲话，其要点如下：第一，美国欢迎尼泊尔的停火协议，希望尼由此走上和平之路；第二，毛派给尼泊尔带来了巨大灾难，也威胁到美国的利益，美国不希望看到其蔓延，否则尼泊尔就会像阿富汗一样轻而易举地成为恐怖主义的天堂；第三，美国增加经济和军事援助，培训尼泊尔军人和警察，改善装备，以提高其对抗毛派的能力。这一讲话反映了美国政府对尼泊尔国内问题的深切关注，同时预示着两国将深化在反恐领域的合作。2003年4月25日，尼泊尔内务秘书与美国驻尼大使代表双方政府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的协议，重点讨论如何加强美尼之间的特殊关系以及反恐合作。4月30日，美国正式将毛派反政府武装列入“恐怖组织观察名单”之中。
由此可见，反恐成为这一时期美尼关系发展的新基础，双方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美国需要国际社会的同情、理解和政治支持，尼泊尔则需要借此获取大量的军援与经援，以此增强皇家军队与政府的实力。另外，有美国做后盾，尼泊尔政府也就坐拥了可靠的宣传优势和心理优势。然而，由于毛派是反政府的“人民武装”，不同于其他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或力量，尼泊尔人自己对如何看待这支力量也存在分歧。尼政府更多的是拿毛派作为筹码，以期获得美国更多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所以，美尼之间的反恐合作有别于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四、走向共和前后的美尼关系
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连续数年为尼泊尔提供了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坚定的政治支持，但毛派武装活动非但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其占领区或“解放区”已达到甚至超过尼泊尔国土面积的一半。面对尼泊尔国王及其政府的无能，美国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为打击毛派武装而过分迁就王室的政策，逐渐倾向于将毛派问题和民主问题同等对待，甚至希望在尼政府与反政府力量之间奉行更为客观和中庸的立场，并呼吁尼泊尔各派政治力量敦促毛派回归政治主流。
2005年2月1日，鉴于政府在打击毛派武装方面表现不力，且政府内部现象严重，贾南德拉国王借机解散政府，独掌大权。尼泊尔政局的变化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和印度等周边国家反应强烈，均要求尼泊尔国王结束“紧急状态”，释放被捕的政治犯，恢复多党政治体制。随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民主进程倒退”为由终止了对尼泊尔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一切援助。然而仅仅四个月之后，美国又一次率先做出恢复对尼援助的决定。这一决定表明美国在尼泊尔内部事务问题上尚未下决心改变其支持王室政府、遏制共产党势力的既定立场。不过，这也透露出美国对尼泊尔政治走势的极度焦虑与不安。
首先，美国希望尼泊尔尽快恢复秩序。一个因共产党活动而陷于动乱的尼泊尔与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是不相符的。美国驻尼泊尔大使莫健(James F.Moriarty)甚至断言：“如果一个暴力的、有意识形态观念的‘毛派’暴动并控制这个国家，然后再把它的革命输送到和平的邻国，那么我们就有更多的担心。”这正是美国外交战略家和决策者潜意识中最为忌惮之处。
其次，美国将恢复尼泊尔民主放在最优先位置。美国在支持尼泊尔王国政府打击毛派武装的同时，也对其民主进程表示急切关注，并将对尼援助与恢复民主进程打包销售。这一时期，美国明确规定了下列对尼援助的先决条件：只有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抗议自由以及尼泊尔王国政府做出如下承诺一与各政治党派对话并回到与1990年宪法精神相一致的
多党民主政府时，尼泊尔才能得到美国的援助。2005年11月16日，布什总统就下一年度向尼泊尔提供军事援助签署文件。该文件就提供援助附加了非常严厉的条件：尼方如想得到美方的援助，就必须在公民权与人权尤其是在言论、新闻、集会和政治运动自由方面满足美方提出的九个条件。新的援助法律文件显而易见将民主置于首位。美国认识到尼王室接管政权后尼泊尔政治危机的严重性，暗示王室政府不要以打击暴动为名而行民主倒退之实。
美国政府此时虽对毛派势力充满担忧，但对王室政府则更加失望。这表现在对尼泊尔王室政府的公开批评越来越经常化和毫无保留，而对毛派武装的态度则有所缓和。美参议员帕特里克・李海(Patrick Leahy)称，无情的毛派暴动和腐败高压的君主把尼泊尔推向了灾难的边缘。他抱怨在贾南德拉国王继位并兼任军队总司令的四年半时间里，毛派从一个小麻烦变成了全国性的威胁。他认为毛派没有力量击败王国军队，而他们也不能被武力消灭。既然认识到毛派叛乱是一个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来加以解决的政治问题，美方便转而鼓励毛派与七个主要党派进行政治对话。美国立场的微妙变化对尼泊尔政局的走势产生重要影响。很显然，如果各政党能与君主和平共存于一个民主政府之中且彼此制衡，就可以克制国王或任何党派的集权与专制倾向。
2006年11月，尼共(毛)终于同政府签订了和平协议，并于2007年参加了临时议会和政府。2008年4月10日，尼泊尔举行了制宪会议的选举，毛派出人意料地赢得了601席中的220席，成为制宪会议大选中的第一大党。5月28日，尼制宪会议第一次大会投票通过实行共和制的议案。7月和8月，尼泊尔又分别顺利地选出了总统和总理，尼泊尔成为一个民主共和国。一度作为恐怖主义者受到谴责、围攻和打压的毛派，却被尼泊尔人民选举为国家的领导者，这是美国曾担心却也无奈的结局。
班级___组别___姓名___(附图 {图})
这张表把学生美术作业情况与学生在参与整个美术活动中表现态度,努力程度以及在美术活动中良好素质 的培养,三者结合了起来。本表确立了以测评对象为主体的,教师评价、学生群体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三结合 的民主测评形式。
测评表简明扼要,完成每次测评仅需二、三分钟,所以操作简易。每次教学活动中让学生进行这种自我测 评活动,意欲促进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与发展。其具体步骤如下:
1.测评表发放。每次上课前由科代表到教师处领取后发给学生本人。
2.测评表的填写和回收。每次散课前二、三分钟,由教师统一安排,按规定内容让学生自行填写,填写后 由每一行的组长验收签名,上交教师保管。
3.期末总结。由学生对一学期的自我表现作回顾总结,测算出各项的平均分和各项总平均分。然后估算出 自己的学期总评成绩。学期总评成绩估算方法:以作业平均分为基数,参照各项平均分向上或向下靠到上或下 一个分数段。作业平均分=全学期作业总分÷全学期应交作业总数,各项总平均分=纪律、画具、完成情况和 清洁卫生这四个单项平均分之和÷4.例如,作业平均分72,各项总平均分达4.9或以上的,属优秀的,可上靠 到75,然后再上升一分数段,达到80,学期总评就为80分,若各项总平均在4.5与4.9之间,属较好,就上靠到 75,总评就为75分,若各项总平均分在4与4.5之间,属一般,就不作浮动,学期总评就是作业平均分,若各项 总平均分在3.5与4之间,则72应下靠到70,学期总评就为70分,若各项总平均分低于3.5,则72下靠到70后再下 降到65,则总评分为65.若各项总平均处于临界分,难于决定究竟是上靠还是下靠时则可再参照作业上交时间 、互助友爱,表格整洁程度等其它因素来决定。
4.集体民主评议。由班组同学根据该生测评表的各项数据,对照标准、全面衡量,决定是否认可或另给一 个合适成绩。
5.教师综合评定。教师在学生自评和集体民主评议后,根据自己平时积累的资料,综合分析后评定出该生 的学期总评成绩。
6.测评结果反馈。学生本人在接受班组和教师对其测评信息反馈后,应在有关栏目中填写对测评结果的意 见,即写明同意,或不同意及其原因,民主测评制度允许学生在正当理由下与教师“争分”和进行“讨价还价 ”。
测评项目的填写,标准是什么,如何计分等都应在第一次测评时由教师统一指导学生,各个年级组以及不 同内容的课填写内容可以有所不同。如表中第一周,是素描,该生纪律很好,画具和课本都带齐,故这两个单 项均记5分。课内完成情况是以大多数同学完成的进度为标准来定的,达到这进度的记5分,不到的酌情扣分。 作业上交时间栏,准时上交就填准时,迟交的则填迟交的天数。清洁卫生和互助友爱这两栏目,不是每次都必 须填的,看情况而定,如第三周剪纸课,要求学生不弄脏地面,若散课时能收拾干净就可在清洁栏目中记5分, 否则酌情扣分,另外如能出借学习用品给同学,帮助其解决忘带画具而不能作画的困难,则可以在互助友爱栏 目中记上符号。
备注栏主要是记病事假或其它特殊情况,如作业被选为优秀范作等。
测评表应如实填写,不涂改,不弄虚作假。组长课前应检查学生画具的准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验收测 评表时,如发现填写情况不实,可以拒签并反映给老师。
测评表可以印刷在16开铅画纸上,左右各一表,供一学年使用,表格也可以让学生自画,以锻炼制表能力 .表格要保持整洁无损,期终考核时,表格整洁程度也可作为一个评比内容。 二、对学生作业的评价和处理
1.评价作业的三标准。我看学生作业,主要看这三方面,一看是否有创新意识,二看画技是否好,三看作 画态度是否认真。画得好、认真、有创意,给最高分。画技不很好,但很有创意和画得不很好但十分认真,我 也都给高分。画技不好并不影响作业的及格,只要态度认真。只有画技、态度均不好时,才有可能不及格。
2.作业允许迟交。我这节课布置的作业,做不完允许带回家继续画,下星期美术课带来交,这就算准时。 如果没画好,或没空画,可以迟交,放在下几周的美术课中交,但迟交天数应如实填到测评表里。平时,不收 作业。
3.作业不进办公室,当面批阅。因为学校没有美术专用办公室和专用教室,教师无地方堆放十几个班级的 作业,所以我实行作业不进办公室,每次在美术课学生作画时,逐个走到学生面前,批阅上节课的作业,当面 肯定作品的成功和指出不足之处,有时亲自动手帮他修改,优秀的,我还当场出示,进行表扬。作业不进办公 室,减少了科代表和教师不少麻烦,面批又对学生帮助教育较大,而且还为任教六、七百位学生的教师提供接 触、了解、熟悉学生的难得机会,一举三得。
三、对美术课成绩测评的理论思考
在国外,人们把美术称为“无错误的学科”,它对错误的谅解和新的尝试有着更宽松的态度。在数学中2+ 3=5,似乎不存在解释的余地,然而在美术中,黄加蓝就可以调出许多不同的绿。所以学生设计一幅画时,严格 地说是不应有任何限制的,也不存在什么正确和错误的方法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差异是可贵的,因为它丰富了 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在美术中,学生作品里显示出的想象力和个性特征应得到尊重而且应 受到赞赏才好。从正 面评价学生的美术活动,表达对他们与众不同的欣赏,会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评定美术成绩时,不仅 要看作业质量,而且还要考虑整个美术活动中,学生的参与态度,努力程度和进步状况,根据上述理论,传统 的以作业水平评价学生学习成绩的作法显然有待改革。
学生个体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绘画天赋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同学并不善画。我们的着眼点是要从学生 实际出发,善于向他们提出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目标,促使他们形成良好的学风,不断提高技艺。新的测评模 式不但使少数优秀者可以得到优良成绩,而且也使大多数愿意积极参与美术活动、态度认真的“作画困难者” ,也有可能达到良好成绩,这就为不同层次与不同水平的学生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成功与表现自己提供了机会 .
新测评模式要求教师改变过去只关心画的质量的片面做法,而要更关心学生、关心学生创造这幅画所付出 的劳动和画这幅画的心理变化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打造和谐公正社会的新阶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做好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具有划时代性的意义。在社会救助领域中，社会互助不仅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而且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国慈善救助的现状
在各级政府的支持、慈善组织的完善和媒体的正面宣传及公众的积极参与下，我国慈善救助取得了一定成绩，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应。政府政策法律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来看，近几年支持力度越来越大。2003年9月22日，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财税[2003]204号文件，对纳税人向中华慈善总会等五家单位的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规定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该文件进一步从法律上规范了捐赠抵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对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我国已颁布实施了一些与慈善事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包括宪法、民法、刑法、合同法、老年、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的权益保护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救济、优抚福利、财政、税收、海关等法律法规。更有一大批法律、法规和政策直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支持，如《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办法》、《审计机关对社会捐赠资金审计实施办法》、《残疾人专用品免征进口税收暂行规定》及《实施办法》、《国务院关于加强对华侨、港澳台同胞捐赠物资监管办法》等。特别是在199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2001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海关总署了关于《扶贫、慈善性捐赠物资免进口税收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等，都直接从法律上对发展慈善事业给予了支持和保护，规范、促进了慈善事业的良性发展。
就慈善机构本身组织的活动形式和内容而言，可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例如，中华慈善总会在各地逐步推出“一日捐”、“百万行”和“慈善一元捐”活动。“慈善一元捐”是中华慈善总会面向全社会开展的大规模长期性小额慈善募捐行动，旨在弘扬“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理念，大力呼吁全社会每一个人在不影响捐赠人生活水准的前提下，“自愿捐献，多捐不限”，将每一个人的爱心以小额捐献为载体，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互助互爱的慈善潮和群起扶助弱势群体的良好社会氛围。“慈善一元捐”所募资金的用途主要是助医、助学、助贫困、助弱势群体等。同时，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等10家组织，于2002年10月30日共同倡导“中国非政府组织反贫困宣言”，这是国内民间扶贫组织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宣言指出，作为一种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力量，民间组织在反贫困斗争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国内外各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加强合作，组建反贫困的国际同盟。
在缺乏外部有效监督的情况下，民间扶贫组织应逐步完善法权治理结构，而政府则应该制定具体的扶贫项目招标、竞标制度，使民间组织能公平参加竞争，并逐步赋予民间组织在法制范围内的独立性和自治性。2004年11月15日至19日，中华慈善总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等15家公益性机构及国际联合劝募协会等共同发起在北京举行跨国公司与公益事业高级论坛暨公益项目展示会，寻求国际合作达到使中国慈善行为最大化的目的。中华慈善总会先后启动了多项慈善项目，如98抗洪紧急求援行动募捐、烛光工程、微笑列车、雨水积蓄工程、慈爱孤儿工程等，中华慈善总会已经从单纯的资助困难个人和群体，转换为提升素质的方式。
我国慈善救助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百万富翁已经超过300万人，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近11万亿元人民币，而按全市总人口计，一些城市慈善协会募集的善款总额，却人均不足1元钱。多年来，中华慈善总会总共只得到近100亿的捐赠，这个数字只相当于美国戴尔电脑创始人迈克尔•戴尔一个人捐赠的数目。
据统计，美国公民的捐助额每人每年为人均522美元，基本每年美国都有70%的家庭做了捐赠，56%的18周岁以上的美国人参加了志愿者工作，共从事199亿小时工作，他们的贡献相当于900万名全职雇员。法国有2000万人做经常性捐助，瑞士则有一半人口常年认捐，而我国2000年的人均慈善捐助不足1元。美国人愿意捐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相信接受捐款的慈善机构会把他们的钱真正用于他们所关注的事业上。在美国，慈善组织的管理制度虽然受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保护，但政府的监督却不得干扰这些组织的管理方式、人员编制和财务运作。在我国，捐款的使用透明度低和政府在慈善事业上的大包大揽都是不争的事实，我国慈善组织存在的问题已经日渐凸显。
首先，慈善机构数量少。我国的慈善公益组织大约100个，而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有120万个。其次，我国慈善机构动员慈善资源的能力弱。美国1998年豁免税收减免的慈善公益机构掌握的资金总额为6214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9%，而我国的同一指标不到0.1%。再次，人们观念落后，慈善活动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均阻碍了我国慈善公益事业的顺利发展。最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慈善公益组织制度、财务制度以及机构的活动领域，如募捐善款、救助项目开发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法规依据。
最早对慈善事业立法的国家是英国。1601年，英国颁布了《济贫法》和《慈善事业法》，其立法目的是强制有钱人出钱帮助穷人。美国有一个对慈善部门发展有利的法律环境，政府实行减免税收政策，鼓励社会办慈善，鼓励个人、企业和各种机构向慈善组织捐款。政府颁布实施了《美国慈善法指南》等法律法规。同时，慈善不仅仅是富豪的事，民众更是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慈善已经成为美国一种日常生活和民间传统，一种高度普及的大众文化。
我国于1999年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但这部法律仅是规范接受捐赠行为的法律，其中的规定并不具体。本文认为，当前亟待出台《募捐法》以规范募捐行为。
除此之外，我国慈善机构多为“官办”，绝大部分慈善组织与民政部门还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和工作人员直接来自于政府部门，它们以一种与政府相类似的逻辑在运作，从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组织形式与实际运作逻辑的背离。这与通常所理解的慈善组织的民间特性是不一样的，与国际上通行的非营利组织应从组织结构上分离于政府、具有自我控制性的特征也存在较大差异。由于慈善组织不健全，工作滞后，导致我国的募捐工作农村滞后于城市、个人滞后于单位、日常滞后于危机时期。募捐量少，各自为战和管理混乱，难以动员起大多数民众散财行善，遇到突发灾害性事件只得通过发文件或在媒体上发倡议，自动募捐。还有一些部门虽然可以接受捐赠，但往往不具备储存、管理、运输、分配体系，没有承担捐赠任务需要的专业人员。募捐和捐赠处于无序状态。
我国慈善救助应采取的对策
加入WTO后，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后果之一是出现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和困难群体。因此，中华慈善总会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困难群体的需求，需要不断开拓新的工作领域。慈善事业不是个人对个人的行善，而是社会化、组织化的行为；也不是少数富有者对尚处于贫困状态人的施舍，而是动员社会力量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很好形式，是让社会各界携起手来，增强城市凝集力的有效手段。其目的是通过帮助社会上最困难的人，从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进步。因此，现阶段应该加强如下方面的工作。
建立经常性的捐赠网络和专职人员，积极主动与捐赠人联系，方便捐赠和求助。可采取上门收赠的方式，捐助站要遍布街道和社区，开通捐赠或求助电话等。同时，捐赠物资就地消化，减少成本。如开设“慈善超市”、“爱心超市”，使捐赠物资首先满足本地的贫困家庭需要，以减少成本。
完善社会捐赠优惠政策，扩大社会捐助面。严格执行“企业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营利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可全额在税前扣除”的社会捐赠政策，充分调动个人、企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华人华侨和国外慈善组织的积极性，做好社会捐赠工作，扩大对弱势群体救助的资金来源，并使之经常化、制度化，为实施社会救助提供必要的款物补充。
发挥民间慈善组织的作用。政府部门可以每年召开一次或多次慈善组织联席会，根据需要讨论并制定慈善方面的联合行动计划，比如开展募捐活动以及怎样帮助贫困人群等。建立政府部门和慈善组织对求助对象的转介通道。
高度重视慈善工作队伍建设，慈善事业应该由富有爱心的社会精英来做，提升慈善组织的公信度。不断培训和吸引、保留并发挥专业人才从事慈善工作，加强慈善工作人员的道德修养和专业技能，逐步形成具有专业知识的专职人员与志愿者相结合的慈善工作者队伍。同时加强志愿者队伍的规范管理，建立吸引志愿者参与慈善事业的管理机制。
重视对宣传工作的培育和投入。应该充分发挥现代媒体在传播信息、动员社会方面的功能，与媒体共同找准宣传报道的结合点，使公众真正了解有关政策，从而有效地激发各方力量参与慈善事业，形成浓厚的氛围。
努力推动慈善法规政策的完善。制定慈善事业或慈善团体组织法规，用以规范和约束慈善组织行为，使慈善机构在运行中有法可依。劝募工作、项目建设、资产管理是慈善工作的重要方面，这三项工作在运作上都必须不断完善。慈善事业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在开拓、发展慈善事业的过程中，必然要同国内、国际上的机构、组织和个人进行联系，通过交往、谈判等形式达成捐赠或合作进行慈善项目等共识。但最终都将涉及各方当事人的权力和义务。要运用合同来规范。
我国慈善事业在与国际慈善理念接轨、向高层次的社会化阶段发展的过程中，应立足社区，大力发育发展社区慈善组织，实施社区慈善项目，实行慈善事业社区化。在这一过程中，社区慈善事业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与理解，社区慈善组织必须严格按照非营利组织的理念和规则进行运营，慈善资金的管理应公开、透明，使用须公正、公平。同时加强项目管理，树立品牌项目，吸引社会慈善资源。在选择项目、确定善款用途上一定要优先选择那些对维护社会安定大局有影响、与社会弱势群体需求有直接关系，并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将创立名牌项目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
慈善事业已经成为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对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非洲贫困的原因
造成非洲国家长期贫困，发展缓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历史原因就是西方国家长期的殖民奴役和剥削。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列强控制了非洲的贸易和军事，逐步将其演变成自己的原料供应地和产品倾销市场，造成许多国家出现单一畸形的经济结构，从而长期限制和影响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此外，殖民者当局根据宗主国的需要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人为划分国界和行政区界，制造民族矛盾，挑拨宗教冲突，从而导致社会动荡，这也成为非洲目前民族、宗教和地区矛盾激化的历史渊源。
由于党派、部族、宗教之争，地区、边界问题以及争夺自然资源等原因，非洲地区战乱不断，频仍。据统计，在过去10多年里，3/4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战乱，战乱共夺去800多万人的生命，使600多万人沦为难民，许多儿童成为孤儿。长年累月的战乱使得许多非洲国家难以维持从事正常经济建设所需要的稳定局面，基础设施遭受重创，经济萧条，物价剧烈波动，投资者望而却步，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非洲的贫困。
综合而言，内部的战乱不断，经济结构不合理，资金、技术、人才短缺，市场体系不完善，外债负担沉重，政府管理力度欠缺，文化教育水平低，以及外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体系，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在非洲攫取原材料，倾销制成品等诸多因素造成了非洲的贫困现状。而持续的贫困又导致了进一步的动荡，为恐怖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继而进一步恶化经济形势，形成恶性循环。因此，发达国家在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时，更需要关注贫穷地区的发展问题。
西方国家援非历史与现状
1.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末发达国家对非援助概况
自上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要求下，联合国规定富国必须向穷国，特别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在1970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达国家也曾公开承诺，其官方发展援助额将不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0.7%。发达国家在农业、卫生、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援助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扶助和促进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在20世纪60年代的博茨瓦纳，80年代末的加纳和90年代的乌干达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过程中，国外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对外援助稳步增长，到1991年达到最高峰，690亿美元（按1995年价格计算）。然而到了90年代，由于自身的财政困难及本国的政治经济战略调整需要，各国的对外援助都逐渐减少，对非洲穷国的援助和投资也相应减少。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包括优惠贷款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在内，富国向穷国提供的援助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0.24%，与其所承诺的比例相差甚远。非洲所得到的官方发展援助也从1990年的266.2亿美元降至2000年的163.8亿美元左右，下降幅度达38%。而且一些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援助时，往往附加许多苛刻、不符合受援国实际情况的条件，使得援助有名无实或者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从20世纪80年代上半叶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最不发达国家设立了“结构性调整贷款”，要求受援国在取得国际贷款的同时，必须承诺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在社会服务方面的开支，实行民主体制改革，开放国内市场。在国际组织援助下实行的以经济结构调整为核心的脱贫战略，转变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为非洲经济引入了有效、合理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构调整方案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结构调整方案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对于调整造成的社会发展问题关注不够，也没有明显解决贫困阶层的脱贫问题。
2.近年来发达国家对非援助的新动向
尽管外部援助不是非洲国家消除贫困的惟一措施，但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减免债务和实行公正的贸易政策则是帮助他们向贫困作斗争的重要手段。在第三届联合国最不发达会议上通过的《2001年至2010年支援最不发达国行动纲领》呼吁发达国家采取切实措施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并减免其债务。2002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也把援助非洲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会议上通过的《非洲行动计划》表示，支持非洲国家提出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未来4年里对非洲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再增加120亿美元，为22个非洲重债贫困国家免除190亿美元的债务，以及帮助非洲国家发展贸易、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改善医疗条件和开展艾滋病防治等。在2003年的法国八国首脑会议上，这一计划得到重申。近两年对非援助开始有所增加，2001年为177.29亿美元，2002年为186.15亿美元。奥地利、比利时、丹麦、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葡萄牙、瑞士、瑞典等国1/4以上的官方发展援助都用于援助非洲。
增加的发展援助主要投入到几个重要领域，尤其是卫生和教育领域。在卫生领域，有的援助国又主要把援助资金用于消除小儿麻痹症、艾滋病、结核病及疟疾等疾病。例如，美国宣布将在今后五年在12个非洲国家和两个加勒比国家投入120亿美元用于抵抗艾滋病。在教育领域，许多援助国都着力于提高低入学率国家的小学入学率。
此外，一些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的债务减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这些国家的财政负担。加拿大已经承诺减免17个重债贫穷国所欠的11亿美元债务，其中的14个国家是非洲债务国；德国减免的20亿美元债务中有10亿美元是非洲国家的债务；意大利承诺减免非洲重债贫穷国约45亿美元的债务；日本已经免去了非洲国家所欠的近30亿美元债务；科威特免去了4个非洲国家的债务；澳大利亚也免去了1个非洲重债贫穷国的债务；英国和北爱尔兰也承诺加强对重债贫穷国信托基金的融资。
除官方发展援助额增加外，国际社会对非援助的模式也有所改进。2002年6月，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2年最不发达国家》的报告，提出了以增加穷国的决策自、将脱贫战略的核心由结构调整转变为可持续发展，以及改善国际环境等作为全球49个最不发达国家的脱贫新模式。其目标是通过宏观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的提高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等措施，使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生活水平翻番，从而有望在2015年前将全球贫困人口减半。这种新模式力求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避免无发展的增长，有利于推动社会整体进步与全面发展。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扩大各国的决策自，让有关国家自己负责脱贫战略的制订、调整和执行，而不再由世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各国应确保经济的快速和持续增长，使更多的穷困人口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
虽然近年的对非援助形势有所好转，但远不足以支持非洲达到“千年发展目标”。而且西方国家的对非援助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它们包括：（1）发达国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市场，设立了重重贸易壁垒。经合组织近期公布的报告显示，2002年发达国家提供的农业补贴金额达到2350亿美元，比上年提高3.5%，远远高于其对非的援助额。农业是非洲很多国家最具出力的部门，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补贴抑制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使非洲国家农产品的出口难以扩大，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脱贫的进程。（2）尽管有的国家采取措施减少援助中的附带条件，但是很多发达国家还是在提供粮食援助和技术援助时提出额外附加条件，从而降低了援助的效果。（3）对于非洲国家所关心的市场准入、农业补贴、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及公共卫生等方面，大部分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出明确承诺。对非洲国家的特殊优惠政策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要使对非援助真正落到实处，西方国家还需要做出进一步努力。
中国对非援助状况
中国与非洲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中国人民与非洲人民之间友谊源远流长，双方的友好交往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始于1956年，至今，中国对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在援款项下，我国在非洲承担了850个成套项目，已建成的达714个，项目涉及农牧渔业、水利电力、交通运输、广播电视、文教卫生、食品加工等领域。绝大部分项目产生了良好的政治与经济效果，为非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六七十年代建的援外项目目前仍在一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提供成套项目援助外，中国还在援款项下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物资和技术援助，为非洲国家培训了大批技术人员，培训专业涉及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综合养鱼、肉制品加工、中医针灸、农业机械、太阳能及气象预报等。培训班深受受援国的欢迎，得到广泛好评。
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对援外方式进行了改革，积极推行优惠贷款和援外合资合作方式等。截至2002年底，中国与21个非洲国家签订了48笔优惠贷款框架协议；实施了60个援外合资合作基金贷款项目。新的援外方式正在被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所接受。
2001-2002年间，我国与31个非洲友好重债贫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签定免债议定书，共免除到期债务156笔，免债总额约105亿元人民币，占这些国家对中国到期债务的60%。
1964年总理访问非洲时提出了著名的援外八项原则，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特别是对非援助的指导方针。四十年来，我国一直坚持这一原则，对非援助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援助诚意，受到各受援国的广泛称赞。去年12月，总理在埃塞俄比亚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政府将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逐步增加对非援助；进一步开放市场，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部分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给予免关税待遇；对“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增加33%的资金投入，今后三年为非洲培养、培训1万名各类人才”，“积极开展与非洲国家在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等传染病防治和预防自然灾害、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今年2月，主席在加蓬国民议会上发表的演讲中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是中国对非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和讲话充分表明中国在自身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并没有忘记非洲的老朋友，显示了中国加强对非援助，促进共同发展的决心。
非洲国家自身的改革
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债务减免是非洲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外在条件，但非洲国家自身经济体制和政策的改革才是使其经济复兴的内在关键因素。受援国自身的改革也使国际援助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拥有良好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可以帮助它更快速地发展，减少贫困，而且效果明显。然而对于政治经济环境混乱的国家，援助的影响力要小得多。具体而言，在体制良好的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援助一年就可以帮助2500万人脱贫；相反，在体制差的国家，增加100亿美元的援助只能帮助700万人解决访问温饱问题。
事实上，非洲国家也早已意识到自身努力的重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联合行动，以促进稳定，发展经济。
2001年7月9日，在非洲统一组织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37届首脑会议上，非洲联盟取代原有的非统组织正式启动。非洲联盟统管非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是世界上继欧洲联盟之后的第二个重要的国家间联盟。它的成立充分表明非洲人民决心加强联合、共同发展的强烈愿望。
这次会议上还通过了由非洲国家自己制订的、旨在使非洲全面复兴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主要内容是：突出非洲国家对该计划的主导权；确定以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基础设施建设、人力资源开发、农业生产、环境保护和科技发展为重点发展领域的长期战略，争取今后15年内全非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以上和贫困人口减半；重视与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平等互惠的新型伙伴关系，努力争取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援助。计划强调，要实现这些目标，非洲国家必须首先做到：结束战乱，实现和平，加强地区性合作和加速经济一体化；改善政府的管理能力，全面开发人力资源；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来带动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发展，增加对信息和通讯技术的投入；大力发展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建立完善的金融管理体制等。
非洲联盟成立一年来的实践证明，非洲正在逐步走出困境，沿着联合自强的道路继续前进。目前，非洲总体形势更趋缓和，热点问题明显降温。非洲各国增强了结束武装冲突的紧迫感，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非洲有影响的区域性组织、地区大国以及著名政治家采取积极行动，加大了解决地区冲突和消除内乱的力度，一些持续多年的冲突与动荡基本得到控制。
生物的感性认识主要靠生物实验提供，所以可以说重视实验教学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标志，只有不断给学生创设生物情境，形成健康心理，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从改进、创新角度加强生物实验教学，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有效途径。
1、生物实验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生物实验美是生物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对学习和研究生物有巨大的作用。生物实验教学应加强实验美的创设，才能更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引起浓厚的认识兴趣。生物实验教学不仅要面向学生展示生物仪器美，生物物质美，更重要的是要在实验操作美和实验现象美下功夫，力求实验装置简单美观，操作安全。现象明显精彩，例如，在做光合作用产生氧气的实验时，把鲜芹菜叶放在矿泉水瓶中，瓶口插上胶皮管挂在铁架台左端，导管另一端通入集满水对的塑料瓶，并放在150w日光灯下，距灯20cm，装有水的瓶中就会产生一连串气泡，使人惊奇万分，赏心悦目。生物实验是创造生物美的源泉，经常让学生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欣赏感受生物美，就会激发探索生物的浓厚兴趣，产生热爱生活。愉悦和谐，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有助于发展审美，创造美的能力。
2、借助典型的实验，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生物实验教学加强德育，要着重抓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借助典型的实验恰当渗透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例如：观察种子结构实验，引导学生总结出：物质的结构是幼苗产生的内因，阳光、温度、湿度、有机物等是外因。从而树立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第二，借助典型的实验培养良好的品质和行为习惯。例如：结合每一个演示实验对学生进行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遵守纪律、不怕挫折、保护环境的教育。介绍生物学家钻研实验的科学精神和崇高品德：借助实验要加强爱护公物、尊重他人、乐于协作、注意安全、整洁有序的品德教育，大力纠正不良习惯。第三，提高实验成功率，促进形成健康的心理，健康心理是青少年走向现代化，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建功立业的重要条件。学生能够规范、成功地完成规定的实验是形成健康心理的素质的条件，但就目前来说，学生实验操作不规范、成功率不高的现象较为普遍。生物实验应加强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最好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教师重视身教，做好示范。目前有一些教师怕做实验，演示实验的成功率不高，给学生的心理造成不良影响，教师应下苦功过好实验关，不仅要研究实验怎样做才能成功，还要总结出影响成功的关键因素，这样才能做到以自己精湛的实验操作技艺去培养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其次，提高实验成功率，培养科学态度。教师精彩的示范并指导学生成功地完成规定的实验过程，是培养学生科学态度的有效途径。学生实验成功率高是学生具有科学素养的重要标志。例如：在观察，<<洋葱表皮细胞结构>>实验过程中，教师规范演示每一步操作，引导学生观察思考并很快观察到细胞结构。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感觉兴趣，操作兴趣，探究兴趣。这样教学不仅实验成功率高，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3、改进实验教学法，培养生物科学素质。生物知识从实验中来，生物实验是最好的教师。生物实验应大力改进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掌握好知识，发展各种能力，提高生物科学素质，应在以下三个环节上下功夫：1、实验与观察，实验是入门，两者都是获取感性知识的重要科学方法。关键在于怎样做实验。创造条件让学生多动手做实验已成为多数教师的共识。教师应大力改革实验方法，创设一些操作简便，且现象明显的实验。例如：用软塑料瓶吸管、气球组装代替呼吸过程，胸廓与膈肌变化的模型。就获得了令人满意的实验效果，2、探究与总结：本环节着重引导学生分析和处理生物实验所获得信息，探究实验现象产生的原因，从而找出内在联系，归纳总结成规律。即得出正确的结论，突出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这是实验教学的核心。例如：探究呼出气体中含有的成分主要是co2的实验过程中，通过二氧化碳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现象。得出二氧化碳由构成人体的细胞在生命活动中代谢产生等等。3、应用与延伸，精心设计一组实验习题，引导学生综合应用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必要的分析，操作或计算，以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向知识与技能的深度，广度，探索，以开阔视野，增强科技兴国的意识。
总之，学生通过实验与观察获取感性知识和实验技能，通过探索与总结，获得科学知识，通过应用与延伸使知识得到巩固和深化，既训练了科学方法和各种能力，非智力因素也得到培养，生物科学素养不断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