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武力认为近代中国农业经营规模趋向分散，并非是由于小规模经营优于大规模经营，而是由于中国广大的农民处于人口和劳动力过剩所致。⑨唐晓腾、曾绍阳通过对江西省20个村个案调查结果的综合分析。描述了近代历史上的农民流动状态及其成因，指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和土地的紧张关系，从而促进农业生产⑩。吴滔认为19世纪以后，随着抗租事件的增多，业主更愿意选择专门收租机构进行收租，由此导致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从而形成了主佃关系的新格局。⑾温锐考察了20世纪初期即苏区革命前赣闽边农村民间传统借贷的状况、运作及其与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它对当地农村社会经济运行与发展具有不可或缺性。⑿徐畅认为高利贷固然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它也维持了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运转。⒀梅德平考察了政府时期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历史讨程。⒁黄正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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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凯希：《晚清末年湖北农业改良述略》，《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苑朋欣、朱彦华：《清末新政时期直隶农田水利事业》，《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③ 苑朋欣：《清末直隶的农业教育》，《历史教学》2004年第2期。
④ 王加华：《抗日战争前后华北作物种植的变化趋势一一以棉花与粮食作物对比为中心》，《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 王建军、陈钊：《民国时期陕西棉麦良种改进的成就与经验》，《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⑥ 王川：《民国时期“西康农事试验场”的设置及其实际成效》，《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⑦ 唐咸明：《试论近代中国甘蔗种植和制糖业落后之原因》，《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⑧ 郑林：《现代化与三元结构的农业技术创新体系一一中国近代农业技术创新与需求初探》，《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⑨ 武力：《20世纪30--40年代保定农村土地分散趋势及其原因》，《古今农业》2004年第3期。
⑩ 唐晓腾、曾绍阳：《近代农民流动状况、原因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一一对江西省20个村实证调查的一项综合分析》，《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⑾ 吴滔：《清代江南的一田两主制和主佃关系的新格局一一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⑿ 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一一以20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⒀ 徐畅：《高利贷与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关系新论一一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浙、皖三省农村为中心》，《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⒁ 梅德平：《政府时期农村合作社组织变迁的制度分析》，《民国档案》2004年第2期。
探讨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问题。①刘芳分析了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的原因。②
慈鸿飞从农垦、水利、林业诸方面，论述了1912—1949年间西北各地区农业资源的开发。③任泉香、侯甬坚利用地方志文献考察了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④张天政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宁夏地方当局为增强其经济实力，采取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有利于畜牧业生产的政策措施。⑤李群对苏、浙、皖民国时期畜禽饲养数统计资料进行了整理、校正和分析。⑥从1901年至1935年，在苏北地区先后涌现了77个垦牧类公司，羽离子将其与圈地运动做了对比，认为苏北的圈地垦殖运动是中国近代工业革命的缩影。⑦苏新留通过对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资料的爬梳，重建了河南省水旱灾害的等级序列，并进行了初步分析。⑧
工商业及市场研究
对于抗战期间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过去研究者较少涉猎。汪敬虞从人均生产量、值的角度，对抗战时期中国工业生产和生产力的状况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研究，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对当前我国工业生产力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⑨华安合群保寿公司是近代中国为数不多的华商人寿保险公司中成立较早、一度经营较好的一家，杜恂诚对其进行了考察。⑩戴一峰通过对20世纪上半期闽行与侨批局关系演化的个案考察，揭示了两者竞争、合作、利用、借鉴、共生等多重关系，并进而重新检讨了以往学术界在中国近代企业制度变迁研究中的若干理论偏颇。⑾以天津为例，宋美云认为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⑿郑会欣分析了中国建设银公司在二战前的投资经营活动，认为其在战前短短的几年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⒀巩为为认为“官督商办”向“商办”的过渡并非一蹴而就，企业模式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诸如“官助商办”这样的中间形态，并以中国通商银行为例进行了阐述。⒁沪东棉纺织厂区曾是近代上海纺织工业的先行区，罗苏文认为其兴起过程伴随着近代私营工厂模式与中国传统的官营工场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资本主义的企业制度与转型期中国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较量、共存、离合。⒂周忍伟对芜湖近代工业的发展轨迹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和陈述，并分析了其内涵及相关环境。⒃薛毅论述了资源委员会对台湾工矿企业的接管。⒄胡玉海介绍了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交涉的有关情况。⒅陈志杰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在承担政府要求的保障供给、稳定市场等方面起关键作用。⒆王海虹论述了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的广告竞争。⒇赵娟霞以英美烟公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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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正林：《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农业劳动力资源的整合》，《中国农史》2004年第1期。
② 刘芳：《20世纪20—30年代江苏农民离村原因探析》，《史林》2004年第3期。
③ 慈鸿飞：《1912—1949年西北地区农业资源开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④ 任泉香、侯甬坚：《清至民国陇东森林分布的变迁及林业发展概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⑤ 张天政：《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宁夏畜牧业经济述论》，《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⑥ 李群：《民国时期苏、浙、皖三省畜禽饲养数探讨》，《中国农史》2004年第3期。
⑦ 羽离子：《两淮垦殖业及工业的发端：近代中国工业革命的缩影》，《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⑧ 苏新留：《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初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3期。
⑨ 汪敬虞：《中国工业生产力变动初探(1933—194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⑩ 杜恂诚：《近代中国的商业性社会保障一一以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5期。
⑾ 戴一峰：《传统与现代：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变迁的再思考一一以侨批局与银行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⑿ 宋美云：《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一一以天津为例》，《文史哲》2004年第3期。
⒀ 郑会欣：《战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投资经营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巩为为：《盛宜怀与“官助商办”的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⒂ 罗苏文：《沪东：近代棉纺织厂区的兴起(1878—1928)》，《史林》2004年第2期。
⒃ 周忍伟：《传统城市近代工业发展轨迹和特征一一芜湖近代工业个案研究》，《安徽史学》2004年第1期。
⒄ 薛毅：《资源委员会接管台湾工矿企业略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⒅ 胡玉海：《近代东北铁路修筑权与铁路借款的交涉》，《辽宁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⒆ 陈志杰：《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营商业的构成与经》，《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⒇ 王海虹：《近代中外卷烟业商家广告竞争述论》，《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民族资本烟厂所发起的一系列商标侵权案件为基础，分析了近代知识产权制度在执行时的失效问题。①贾鸿雁认为民国时期，中国的旅游发展以抗战为界，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一系列近代化特征。②严亚明论述了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问题。③宋士云分析了北洋政府时期，中国银行有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历史过程。④李丹桂、何新易分析了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⑤张燕萍评述了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的特种矿产统制。⑥杨在军评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⑦严亚明综述了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的研究。⑧冯小红、光梅红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做了回顾和总结。⑨
王庆成利用华北数十州县的方志，特别是利用形成于光绪早期的《青县村图》、《深州村图》中的丰富资料，对晚清时期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做了较详尽的研究并对施坚雅关于中国乡村市场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公式提出了质疑。⑩史建云顺着施坚雅的思路，采用同样的规则，对其市场空间模型、密集循环过程、市场社区理论等，设想出了一些不同的可能性，探讨了理论抽象与实证研究的差异．⑾任放总结了施坚雅模式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他认为尽管它存在局限性，但这一模式仍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可以借鉴的有效资源。⑿黄正林认为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在市场构成、专业市场的形成等方面。既有全国农村市场的共性，也有西北区域市场的特性。⒀行龙、张万寿以山西清代、民国各州县地方志资料为基础，通过解剖典型、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了近代山西集市的数量、分布及其变迁。⒁张彩霞认为山东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后，不仅建立了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而且扩大了与国内各通商口岸的贸易，使山东内地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整合到了以海洋为纽带的国内国际市场体系中。⒂方书生从时间演进和空间推移的角度，描述了1843年广州开埠后，岭南商埠格局的发展变迁，并比较了各个商埠的开放及其腹地的调整。⒃1948年夏秋，国民政府迫于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采取了严格的限价政策。马军认为这一政策最终导致了抢米风潮发生。⒄张建平分析了近代长沙米市的形成原因。⒅吴松弟、樊如森认为天津港的开埠直接促成了天津港及其腹地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带动了腹地产业结构的变迁和贸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农牧民的职业结构和收入状况。⒆陈晓鸣则认为九江开埠不仅促使近代江西商路变迁和货流逆转，也导致市场重心的位移与城镇结构变化，同时对外贸易使产业结构得到局部的调整。⒇霍新宾认为抗战时期，粤省政府试图以行政力量和法律手段对粮食的经营及运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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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赵娟霞：《从英美烟公司对民族烟厂的侵权案件看近代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失效》，《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② 贾鸿雁：《略论民国时期旅游的近代化》，《社会科学家》2004年第2期。
③ 严亚明：《论洋务官督商办股份制企业的治理与监管》，《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④ 宋士云：《1912—1926年中国银行商业化探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⑤ 李丹桂、何新易：《南通大生纺织企业与金融资本的关系一一兼与章开沅、田彤先生商榷》，《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张燕萍：《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特种矿产统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⑦ 杨在军：《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公司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⑧ 严亚明：《十年来晚清企业制度及其思想研究综述》，《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⑨ 冯小红、光梅红：《近20年来中国近代手工业史研究述评》，《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⑩ 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圈》，《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⑾ 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⑿ 任放：《施坚雅模式与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⒀ 黄正林：《近代甘宁青农村市场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⒁ 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⒂ 张彩霞：《以海洋为纽带：近代山东经济重心的转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⒃ 方书生：《近代岭南商埠格局的变迁(1843—1939)》，《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
⒄ 马军：《从限价到抢米一一1948年币制改革时期的上海粮情》，《史林》2004年第3期。
⒅ 张建平：《试论近代长沙米市的历史成因》，《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⒆ 吴松弟、樊如森：《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史学月刊》2004年第1期。
⒇ 陈晓鸣：《九江开埠与近代江西社会经济的变迁》，《史林》2004年第4期。
统一管理，致使市场机制与政府统制行为发生冲突与较量，其结果促使了黑市和腐败的大规模滋生。①
财政、金融与货币
清代财政支出规模经历了三个阶段：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前夕的迅速扩张期、甲午以后的急剧膨胀期。申学锋、张小莉撰文介绍了这一演变及其原因。②马金华认为外债作为晚清财政的产物，一直影响着中央与地方权力的消长，并使得这一关系更为复杂和特殊。③清代及民国时期云南的盐政经历了一系列相应的变化，武晓芬分析了这些变化对云南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④林建宇认为盐务稽核所是帝国主义勒索中国经济的工具，但它推行的盐务体制改革业促进了中国盐务管理的近代化。⑤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盐务变革经历了盐统制、盐专卖与恢复征税三个阶段。董振平认为1941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内，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比较注重民食，1942年以后其财政功能越来越强化。⑥张立杰在参阅原始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盐政改制的背景、经过、内容。⑦李建国分析了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发起的大规模食盐运销活动，对当时边区贸易、财政、金融的巨大影响。⑧李铁强从四个方面探讨了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他认为湖北省政府整理田赋的种种努力基本归于失败，一方面反映出政府行政能力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农村传统势力强大。⑨杨华山介绍了晚清裁厘时官方的“裁厘统捐”和商民的“裁厘认捐”方案均告失败的情况。⑩刘增合认为由于鸦片禁政使清廷的财政税收遭到削弱，致使朝野人士在鸦片禁政的高潮时期，对新政事业的各种举措颇有微词，对新政的评价愈来愈趋向低调。⑾
吴景平通过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认为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底，上海钱业公会虽然从对国民政府的垫借款、承销债券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时期里其所持态度趋于消极，仅据达成的各项协议文本便对两者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则失之简单。⑿姜良芹评述了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并与1932年内债整理案做了对比。⒀魏浩然、梁川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⒁朱荫贵根据中外文资料，对“孤岛”时期上海西商众业公所的上市证券、交易品种、交易从清淡到形成投机狂热的几个阶段、特点和原因，以及外商企业利用投机狂热吸收中国资金的状况等问题进行了探讨。⒂何品考察了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的筹建过程，并揭示了近代上海中外银钱业三足鼎立格局中的互动关系。⒃陶水木、邹荣华认为由于操纵了上海的“银拆”和“洋厘”，上海钱业公会在北洋时期对上海自由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金融危机面前，上海钱业公会发挥着重要作用。⒄张天政介绍了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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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霍新宾：《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一一抗战时期广东国统区粮食市场管理的个案考察》，《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期。
② 申学锋、张小莉：《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
③ 马金华：《晚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一一以外债为研究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④ 武晓芬：《清代及民国云南盐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林建宇：《盐务稽核所与中国盐务近代化》，《中国井矿盐》2004年第]期。
⑥ 董振平：《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盐税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⑦ 张立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盐政改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⑧ 李建国：《陕甘宁边区的食盐运销及对边区的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
⑨ 李铁强：《1927—1937年湖北田赋问题述论》，《江汉论坛》2004年第Ⅱ期。
⑩ 杨华山：《论晚清“裁厘统捐”与“裁厘认捐”的尝试及夭折》，《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⑾ 刘增合：《痛诋与对抗：清末朝野对新政的认知和反应一一以鸦片禁政时期的财政状况为背景》，《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⑿ 吴景平：《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一一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
⒀ 姜良芹：《南京国民政府1936年内债整理案述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⒁ 魏浩然、梁川：《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设立的负面效应》，《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⒂ 朱荫贵：《“孤岛”时期的上海众业公所》，《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⒃ 何品：《上海中外银钱业联合会筹建述论(1921—1929)》，《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
⒄ 陶水木、邹荣华：《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历史教学》2004年第1期。
定金融所做的重大贡献①。石涛、张军介绍了1890—1935年上海钱庄的汇划制度。②齐大之探讨了近代中国缺乏统一的交易结算方式，以物易物、以钱易物、早期商业信用几种新旧方式长期并存的原因。③1931—1937年间，由于国家金融势力的进人，以及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设立，西北各省的金融业得以较快地发展。李云峰、赵俊介绍了有关情况，并分析了其对西北地方金融的影响。④诸静分析了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⑤董昕撰文介绍了民国时期上海地区领券制的兴废。⑥郑成林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参与银行法制建设的种种努力。⑦林星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研究了晚清福建传统金融机构的近代化转型。⑧
刘巍对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变量做了数理的和数量的考察与描述。⑨刘巍还对19’27—1936年中国经济增长和与之关系密切因素的动态趋势做了分析；在数量关系的引导下，对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做了理论分析。⑩吴景平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考察了金圆券政策的失败。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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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天政：《“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② 石涛、张军：《上海钱庄汇划制度探析》，《人文杂志》2004年第2期。
③ 齐大之：《中国近代早期的货款结算》，《新理财》2004年第3期。
④ 李云峰、赵俊：《1931—1937年间西北金融业的恢复和发展》，《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⑤ 诸静：《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⑥ 董昕：《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领券制》，《民国档案》2004年第1期。
⑦ 郑成林：《上海银行公会与银行法制建设述评(1927—1936)》，《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⑧ 林星：《城市金融业的近代化一一以福州和厦门为例》，《福建论坛》2004年第8期。
⑨ 刘巍：《对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1927—1936)一一兼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⑩ 刘巍：《中国的货币供求与经济增长(1927—1936年)》，《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l期。
⑾ 吴景平：《金圆券政策的再研究一一以登记移存外汇资产和收兑金银外币为中心的考察》，《民国档案》2004年第l期。
商人及其他社会阶层研究
朱英认为近代中国同业公会中保留着某些旧式行会的特色。主要是继续采取维护同业垄断利益的非常举措，对官府存在着较强的依赖性。⑿彭南生考察了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制度变迁的历程，他的结论是这种变迁是内力与外力相结合的产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自下而上的内在性变迁两种方式交织的结果。⒀彭南生还从组织功能、社会功能，从经济、政治等方面，具体分析了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⒁赵炎才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从价值取向、思想内涵、具体规范、理想人格等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近代商会的伦理道德思想。⒂张芳霖对20世纪以来有关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反思。⒃曹莉萍分析了天津商会的重商实践。⒄20世纪30年代初，汉口商会进行了改组，杨宁认为新商会在构成基础、地缘关系与业缘关系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⒅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魏文享对此进行了具体分析。⒆
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体现出浓厚的家族特色，它主要体现在企业的资本构成、管理体制和企业精神等三个方面。邹进文分析了这种特色的形成原因及其对企业经营的正负效应。⒇胡波探讨了香山买办对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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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 朱英：《近代中国同业公会的传统特色》，《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⒀ 彭南生：《近代中国行会到同业公会的制度变迁历程及其方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⒁ 彭南生：《论近代中国行业组织制度功能的转化》，《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⒂ 赵炎才：《中国近代商会伦理道德思想管窥一一以天津商会和苏州商会为中心》，《江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⒃ 张芳霖：《中国近代商人、商会组织研究的问题意识与阶段性特点》，《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⒄ 曹莉萍：《重商主义和天津商会》，《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⒅ 杨宁：《20世纪so年代汉口商会特点论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l期。
⒆ 魏文亨：《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⒇ 邹进文：《论中国近代民营股份企业的家族特色》，《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l期。
海的城市化进程以及上海市民社会和商业社会形成的作用。①在近代上海的买办群体中，早期广东籍买办与江浙籍买办的教育有差异，江浙籍的第一代买办与后来几代买办的教育有区别，马学强认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买办所接受的教育对他们产生着深远影响。②孙毅认为从买办所从事的进出口业务、买办组织、买办合同及买办收入来看，买办是从事进出口业务的商人，已初步具有了独立的企业主形态。③张秀莉研究了19世纪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④陶士和分析了虞洽卿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谋略。⑤黄鹤群对张謇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与实践进行了梳理。⑥周春英探讨了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企业人才观念和市场竞争意识。⑦董惠民对近代浔商迅速嵋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⑧他还总结了浔商诚信为本、博施济众、尚文重教、思想开放、反帝爱国的新儒商特征。⑨马方方通过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考察，归纳了近代商人人格的特点。⑩曹莉萍认为商人习俗对清末民初的天津社会风俗影响极大，推动了整个天津社会风俗中西兼有、传统与现代激烈碰撞格局的形成。⑾
杜恂诚主张以动态的眼光来研究中国近代社会阶层排序问题，认为阶层的排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是与制度因素紧密相关的。⑿上海开埠后，租界当局创建水电煤等近代公用事业，对此上海人有过惧怕抵制，但更多的是刺激羡慕，并最终走向认同．邢建榕研究了这一过程中，华界士绅向西方先进物质文明学习，努力变被动为主动的心态。⒀孙利霞对比了抗战前成都工人与上海工人，指出由于工业发展程度和整体社会环境的不同，两地工人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但在工人运动中的表现却不同。⒁
外贸与华人华侨经济 张思注意到19世纪下半叶天津、烟台两口岸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是在当地中国商人的控制之下并依凭传统市场网络的支撑而实现的，与外国商人的努力及内地新式流通运输体系无大关系．并认为以往学者关于洋货未能打人华北内地的看法值得商榷。⒂金志焕叙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从出台到因日本的干预而终于流产的过程。⒃孙宝根考察了晚清海关缉私体制的建构以及缉私工作的成效。⒄他还叙述了20世纪2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收回部分海关后，逐步确立了近代中国的海关缉私制度。⒅1933—1937年间，日本浪人军事当局和使领人员的纵容下在中国华北大肆走私，简萍研究了走私的路线、商品以及走私对于中国经济秩序的冲击。⒆吴布林、王培文认为与中美、中英贸易相比，中日贸易对中国国际收支的消极影响时间最长；而就贸易平衡角度而言，中英贸易造成的贸易逆差最大，影响最恶劣。⒇袁欣探析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之间的关系。[21]羊毛出口所得是我国近代西北地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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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胡波：《香山买办与开埠后的上海社会》，《史林》2004年第4期。
② 马学强：《论近代上海买办的教育背景》，《史林》2004年第4期。
③ 孙毅：《论近代买办的企业主形态》，《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④ 张秀莉：《19世纪上海外商企业中的华董》，《史林》2004年第4期。
⑤ 陶士和：《试析虞洽卿的经营理念与经营谋略》，《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⑥ 黄鹤群：《张謇发展对外贸易的思想与实践》，《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⑦ 周春英：《近代宁波帮的经营管理思想与实践》，《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⑧ 董惠民：《近代浔商迅速崛起的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⑨ 董惠民：《论近代浔商的新儒商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⑩ 马方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新视角一一近代商人人格特点简析》，《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
⑾ 曹莉萍：《天津商人与清末民初社会习俗变迁》，《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3期。
⑿ 杜恂诚：《试论近代中国社会阶层排序》，《学术月刊》2004年第1期。
⒀ 邢建榕：《水电煤：近代上海公用事业演进及华洋不同心态》，《史学月刊》2004年第4期。
⒁ 孙利霞：《抗战前成都工人与上海工人之比较》，《宜宾学院学报》2004年第]期。
⒂ 张思：《19世纪天津、烟台的对外贸易与传统市场网络一一以洋纱洋布的输入与运销为例》，《史林》2004年第4期。
⒃ 金志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进口货物原产国标记条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⒄ 孙宝根：《晚清海关缉私体制述论》，《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⒅ 孙宝根：《论近代中国海关缉私制度的确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⒆ 简萍：《试析1933—1937年间华北走私及其影响和冲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⒇ 吴布林、王培文：《近代中日贸易与中国的国际收支》，《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
[21] 袁欣：《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与资本形成的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牧民的一项主要收入来源。渠占辉考察了影响西北羊毛出口的因素以及羊毛出口贸易对促进西北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①许建英归纳了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在杨增新时期的特点和三个阶段，以及英国与俄／苏在对新贸易方面的关系。②仇华飞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额的变化消长之间的关系。③杜裕根认为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不仅继承了晚清积极引进侨资的政策，而且有所发展，有所创新，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④
经济政策、城市化与社会变迁
郭大松、泮君玲评述了清末农工商部振兴工商的措施。⑤周群认为晚清湖广督府在1890一1911年汉口市场的发展进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⑥胡勇指出1930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值得关注。⑦易继苍认为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是中国经济法制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⑧黄长义总结了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间的关系。⑨王梦庆梳理了阎锡山在山西推行的一套特殊政策对山西建设的促进作用。⑩连浩鋈分析了1930年代广东军阀陈济棠推行工业建设的动机和策略，并勾划出当时广州地区省营、民营工业发展的面貌。⑾杜丽红根据北平市市政部门的档案和工作报告以及有关的法规、社会调查和报刊，大致勾勒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市交通管理的概况，并对其做一评价。⑿朴敬石考察了救济水灾委员会的特征与民间义赈的关系；从荒政史的角度，进而联系民国史的研究，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国家权力(官赈)与社会势力(义赈)的关系。⒀
赵津、李菁认为虽然城市近代化发展水平高低不同，但中国近代城市崛起的模式大体相同：都是经历了一个因商而兴、由工而盛、工商相互促进的发展过程。⒁周子峰以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为个案，探讨了民国时期中国城市化之特点。⒂沈松平、张颖讨论了宁波商人对宁波近代市政的贡献。⒃戴鞍钢指出内河航运在上海的城市化进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⒄董建波、李学昌对近代江苏常熟市镇状况进行了评估，并指出近代常熟经历了有别于普遍市镇成长的城市化过程。⒅赵春晨梳理了晚清民国时期百余年间广州城市近代化进程的得失。⒆郎友兴分析了南浔的富商即“四象”在南浔近代经济变化与发展中的角色。⒇李建国认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发展滞后，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封建军事性和政治性十分突出；城市数量少、规模小，且分布不均：城市功能结构单一。[21]蒋国宏总结了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受挫及其启示。[22]童远忠认为常德自开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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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渠占辉：《近代中国西北地区的羊毛出口贸易》，《南开学报》2004年第3期。
② 许建英：《试论杨增新时期英国和中国新疆间的贸易》，《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③ 仇华飞：《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税政策与中美贸易》，《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④ 杜裕根：《北洋政府的侨资政策及其评价》，《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
⑤ 郭大松、泮君玲：《清末商部一一农工商部振兴工商措施述评》，《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⑥ 周群：《汉口市场发展进程中晚清湖广督府的作用》，《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⑦ 胡勇：《略论一九三0年全国工商会议关于失业及工商业救济的议案》，《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⑧ 易继苍：《中国经济法制近代化的重要里程碑一一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立法》，《贵州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⑨ 黄长义：《张之洞的工业化思想与武汉早期工业化进程》，《江汉论坛》2004年第3期。⑩ 王梦庆：《阎锡山与旧山西的经济架构》，《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4期。
⑾ 连浩鋈：《陈济棠主粤时期(1929—1936年)广州地区的工业发展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⑿ 杜丽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北平的交通管理》，《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⒀ 朴敬石：《南京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的活动与民间义赈》，《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⒁ 赵津、李菁：《论中国近代城市的崛起》，《历史教学》2004年第7期。
⒂ 周子峰：《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及其影响(1920---193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⒃ 沈松平、张颖：《宁波商人与宁波近代市政》，《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3期。⒄ 戴鞍钢：《内河航运与上海城市发展》，《史林》2004年第4期。
⒅ 董建波、李学昌：《近代江苏常熟市镇状况评估》，《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3期。
⒆ 赵春晨：《晚清民国时期广州城市近代化略论》，《广东社会科》)2004年第2期。
⒇ 郎友兴：《“四象”的兴衰：一个江南市镇经济在近代的际遇与命运》，《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21] 李建国：《论近代西北地区城市的特点及其影响》，《西北民族大学学》)2004年第]期。[22] 蒋国宏：《南通早期现代化的受挫及其启示》，《南通工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有利于抵制列强侵略，也有利于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①方旭红、王国平论述了20世纪20、30年代吴江的城镇化趋势，指出吴江城镇化主要得益于新型交通运输业的兴起、工商业的发展、国家和社会两方面的作用，以及报刊的思想引导等．③谭玉秀、范立君分析了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城市化发展的具体表现。③彭南生、定光平对南浔和羊楼洞进行对比观照，力图探讨近代市镇的成长模式。④
张东刚的研究表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对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力更加突出。囚邓小东论述了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他认为民国时期乞业发达，乞丐在继承传统谋生方式的同时，又有新的发展。⑥成积春从人口学的角度，探讨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原因。⑦蔡云辉分析了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的原因和后果。⑧姚琦阐述了清末民初实业救国思潮及其影响。⑨王荣华反思了国民政府时期对西北的开发。⑩中国红十字会主要的财源有三：捐款、会费、政府补助。张建俅对其进行了分析。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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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远忠：《清末常德自开商埠述论》，《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② 方旭红、王国平：《论20世纪20、30年代吴江城镇化趋势》，《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③ 谭玉秀、范立君：《清末民初奉天东部城市化发展初探》，《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5期。
④ 彭南生、定光平：《近代市镇成长道路探析一一南浔与羊楼洞的对比观照》，《江汉论坛》2004年第2期。
⑤ 张东刚：《消费需求变动与近代中国经济增长》，《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⑥ 邓小东：《略论民国时期的乞丐问题》，《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l期。
⑦ 成积春：《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滞缓的人口学思考》，《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⑧ 蔡云辉：《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2期。
华夏中心观作为一种文化世界观，一种植根于中国悠久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鸦片战争后面对着不同以往的世界史观，当时的学人的思想如何转变，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史家又是怎样看待西方与中国的呢?
一、身临其境的当事人们的世界历史观
鸦片战争是被中外学者公认的影响中国历史的一件大事，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有学者认为鸦片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它也不会一刀切地把中国社会划成两段：传统与近代。但是鸦片战争对于当时的学人思想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给当时的学人造成的一个共同的影响就是：震动与吃惊，都认为这是千年未有之变局。欧美的世界概念开始内化为中国人自身的概念，从而引发了正统史观的重要基石“天下观”的解体。所以学人们开始将视野扩大到域外史地。其中以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为代表。他们以封建时代的国别史代替一统时期附着于正史的“四裔传”，尽可能详尽记载诸多国家的地理、风俗、历史等情况，同传统的史学观念和体例相比已经有所不同。但是他们尚未摆脱传统的天下观念，仍以中土自居，视五洲之国为海国。
甲午战败后，知识界迫切需要深入了解世界，开始注重世界历史书籍的译介和传播。随着留学日本学生不断增多，特别是康梁等维新人士流亡日本后，大量阅读日本转译或编著的史学著作。西方的世界历史观念进入晚清学人的视野，并成为其著作中明确讨论的内容。而在这方面他们也深受日本历世界史观的影响。明治早期，日本史家在世界史编纂形式上采用“欧洲中心论”，他们认为：1、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汇集，而是人类整体的历史；2、目前的最高文明即为西洋文明，在一定阶段内代表着人类发展的潮流和趋向，因而日本要以西洋文明为目标，目前的世界史著作应以西洋史为中心；3、最高文明是相对的，并非固定不变的，较高文明的出现始于各地区、民族之间的碰撞与交流，随着东方卷入西洋文明的风潮之中，与固有文明相融合，未来的世界史未必不能以东方为中心。至19世纪90年代，明治维新已经取得重大进步，有些日本史学家遂渴望摆脱西方世界史中没有日本地位的状况。他们通过东洋史的构建，开始反对“以西洋史为世界史”的叙述方式，世界历史不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单线进步，而是西洋文化、东洋文化长时期内的各自独立成长和直至近代的交融，强调将西洋史、东洋史并行列入世界历史。在上述世界历史观念、东洋史学悄然兴盛时，梁启超将传统的春秋三世说认为“东西合编的世界史”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世界史。
概言之，面对急剧变迁的世界政治格局，晚清学人从传统史学的内在理路出发，重新挖掘出国别体以记载外史，表现出通过历史了解外部世界的强烈渴望，但是并未产生将中国历史纳人人类整体发展史的意识。甲午战后，面对明治日本诸种并存的“世界历史”观念，晚清学人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心态，既接受西方“文明史”的一元进步论、阶段论，又质疑“以西方史为世界史”的西方编纂方式；既承认在东西方文明、中日之间的竞争中暂时落后，又在“东洋史学”中寻求中心位置；既痛斥西洋世界史的意识形态意义，又不深究东洋史学中的同样意味。
二、现代史学家们的历史观
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学科兴起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蒋廷黻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深受早期西方学者的影响，同时又强烈地影响到后来西方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和撰写的《中国近代史》等著述而受到学术界的注目。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参考的分析框架与通史体系。蒋廷黻多次谈到他对中国近代史的理解。他认为，(1)近代史是世界史，中国近代史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外交史为主体；(2)近代史是全世界的欧化史，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也即是中华民族接受欧洲近代文化的历史。这两点是蒋廷黻对中国近代史所持的两个基本观点，也是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两个基本前提和预设。他认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蒋廷黻还认为近代史就是欧化史，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只有接受欧洲文化，才有出路，这是近代史的铁律。由此出发，蒋廷黻就从接受欧洲文化是否自觉，欧化的程度是否彻底来评价中国的近代史。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政治哲学都是中国近代化的阻碍，近代的中国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自强运动的领袖们虽然在接受欧洲文化方面向前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所以他们仍然不能救国救民族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的文化。
就如沈渭滨先生所言：如果对我们最近20年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话语，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
三、美国汉学界的近代史研究
可以说，对国内近代史学界而言，80年代以来的外部影响莫过于美国了。战后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费正清与列文森等人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缺乏内部动力突破传统框架，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但美国史学经过1964—1974年越南战争至水门事件后，部分对美国与西方文明的精神价值发生了根本动摇，对西方近代历史发展的整个道路与方向产生了怀疑，从而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以西方为出发点之模式提出挑战，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辟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与形态结构，并力主进行多学科协作研究。
柯文在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一书中对美国的汉学研究作了梳理和反思，在这本书中对三种模式的西方中心模式进行了批判：
第一种模式是冲击一回应模式，这种认为在19 世纪中国历史发展占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采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柯文认为冲击回应取向对晚清历史虽然可以说明某些问题。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冲击回应论谈到西方冲击是人们往往忽视近代西方本身就带有扑朔迷离，自相矛盾的性质。柯文还认为史家容易堕入的陷阱是在讨论“中国回应时往往过分抽象化。中国在地理上横跨整个大陆，在种族、语言和地区上变异甚多，极为复杂。所以柯文认为”中国回应这个词最多只是一个代表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的简化符号而已。
第二种模式是传统一近代模式，认为中国近代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走过的道路向近代社会前进。柯文认为这种模式的问题之一是这种两分法迫使我们对现实只能严格地按两极来划分，排除任何中间的可能。第二个问题是假设在一定的社会中，花费在成对两极因素身上的能量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社会能量向一极流动，就要求相应减少向他极流动的能量。第三个问题是传统近代模式采用整齐匀称的概念来描绘和解释根本上不匀称的现实。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理论发展的观点研究北洋集团及其活动。首先，动态观察中国现代化的内涵。这部著作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一个从物质层面变革开始，随后逐步向制度层面深化，向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方面扩展的动态过程。据此，本书以北洋集团在“制度层面有许多创建”的大量事实，证明这一集团正在将中国早期现代化推进到制度层面，并且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同“始终局限在物质层面的某些方面”，属于“较低层次的现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相比，北洋集团做出的重要贡献的“晚清新政远比洋务运动深刻得多”。二是与推动政治制度改革的维新派、革命派相比，北洋集团同样参与了争取中国政治制度现代化的奋斗，同维新派、革命派一道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合力”。这样便指出了中国现代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不仅突破了“晚清新政”是“洋务运动”翻版的陈说，也纠正了北洋集团与“维新革命”截然对立的偏颇。其次，动态观察北洋集团的构成。这部著作不仅明确指出：“北洋集团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且结合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讨论了小站练兵与北洋集团的雏形、义和团与北洋集团崛起的契机、北洋新政与北洋集团的形成，从而详细叙述了北洋集团从小站班底到集团形成不断扩大的过程。书中还以翔实的资料论证了北洋集团逐步打破“地域观念”使成员区域分布不断扩展；逐步突破军事集团界限使成员专业领域不断扩展；逐步摆脱源于行伍的束缚使成员来源不断扩展；逐步挣脱传统观念的禁锢使成员思想的“更为趋新”。如此便表明了“北洋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历史变迁，突破了静止凝固考察北洋集团的旧说的弊端，从而接近了真实再现历史的目标。最后，动态观察北洋集团的行为。这部著作不仅讨论了北洋集团从小站练兵推动军事现代化到北洋新政推动综合现代化的演变，而且分析了北洋集团促进现代化决策、促进部门现代化实施、促进区域现代化实验的拓展。这样便梳理了北洋集团活动与现代化过程的关系，批评了全盘否定北洋集团的传统观点，从而为公允评价北洋集团的行为开辟了新的视野。
全面地观察历史是这部著作运用现代化理论促进历史研究突破的另一表现。运用综合的观点，全面考察历史也是现代化理论的基本内容。现代化理论中“综合”、“全面”作为历史研究的工具具有现实的意义。它在强调物质生产基础的同时，突出科学技术、科学知识、科学价值。它在强调社会进步的同时，突出综合发展，拓展了研究领域，引导描述系统全面的真实。在这一理论帮助下，学术界硕果累累，不仅建立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比较政治学等相关学科，而且正在解决相当数量的历史及现实问题。
《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充分运用了现代化理论综合的观点研究北洋集团及其活动。第一，综合考察历史资料。这部著作不仅运用了军事、政治方面的历史资料，而且收集整理了大量与现代化相关的经济史、科技史、教育史、社会史、区域史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涉及档案官方文书、文集年谱、日记笔记、报刊回忆、专著论文等形形色色的形式。这些综合史料有力地扩充了研究基础。第二，综合考察社会关系。书中讨论了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认为北洋集团以军人与官僚为主力，但是无论军人，还是官僚，都是“新”与“旧”的综合体。“新”与“旧”之间，既有斗争，又有合作，最终主张现代化的“新”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书中展现了北洋集团与其他社会集团千丝万缕的联系，认为北洋集团与满清贵族既有维新守旧、争权夺利的矛盾，又有相互利用的妥协；北洋集团与新知识分子群既有对于现代化程度与速度的不同主张之间的矛盾，又有“权利”与“新知”的协作；即便对于革命阵营，北洋集团同样既有刀枪相向的斗争，也有主动联络的合作。正是由于北洋集团较合理地处理了这些关系，它才得以逐步上升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新主导，将现代化逐步扩大深入。这些综合关系的研究突破了孤立看待北洋集团的旧视角的弊端，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错综复杂的一面。第三，全面考察北洋集团现代化运动的绩效。这部著作依据现代化的综合指标，全面考察了北洋集团在中国现代化中的作用。书中具体分析了从小站练兵到建立北洋六镇，推动军事现代化；从支持收回利权到发展实业，推动经济现代化；从支持废除科举到建立新式学校，推动教育现代化；从支持留学到修建铁路，推动科技现代化；从试办天津自治到与革命军妥协，迫使清廷退位，推动政治现代化；从直隶城市治理到鼓励禁烟运动，推动社会现代化；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综合性的绩效考察，比较全面的确定了北洋集团促进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功绩，突破了单线发展的历史观，为“全面再现”、“公允评价”历史奠定了基础。
通过研究实践丰富现代化理论是《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又一成功之处。这部著作使用了相对科学的“现代化”概念。“现代化”是现今中国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也是最为含混的概念之一。由于引进与翻译的途径不同，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混用的现象，即便对于“现代化”，学术界也既有广义现代化与狭义现代化之议，又有绝对现代化与相对现代化之论，这些现代化概念不仅其内涵与外延众说纷纭，而且对其功能理解也大相径庭，概念的混乱干扰了历史研究。凡事不正其名难以立学。为了学术规范和与国际接轨，张华腾教授认为“现代化”概念比“近代化”更为科学。为了区别现代化的不同阶段及其内涵差异，他同意在发生于晚清时期的现代化过程之前冠以“早期”。为了区别现代化的不同空间及其鲜明特色，他在北洋集团参与的现代化运动之前冠以“中国”。这样就对北洋集团活动时期的“现代化”作出较为科学的界定，有利于更清晰地理解当时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先进地区正在发生的建立于第二次科技革命之上的现代化、发生于日俄及拉美地区的现代化以及1949年后发生于中国的现代化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中国早期现代化”概念的使用也有助于厘清“广义”、“狭义”、“绝对”、“相对”现代化的意义。虽然“中国早期现代化”概念不是张华腾教授首创，但是，他将这一概念运用于北洋集团研究，无疑是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历史的有益尝试，对于更严谨地“史论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中国近代史话语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以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近代化”话语和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的“革命”话语，前者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后者以帝国主义侵略为主线构建中国近代史话语。两种话语随着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其角色地位在一定时期互相变换。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是正统、是中心，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正统，近代化话语则被边缘化，其角色正好互换。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出了大量从近代化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史的论著，近代化话语日益受到学者的青睐，近代化话语有趋向主导地位的态势，保守地说至少可以和革命话语平分秋色。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外交问题影响中国的内政非常深刻和直接，许多内政做法都是以外交举措为转移。帝国主义在中国扮演着控制内政的重要角色，因此20世纪初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多是从外交史起步。刘彦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1910年完稿，重点探讨中西关系。蒋廷黻1923年从美国回国后首先着手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这一时期近代史和外交史合二为一，外交史的研究是广义的外交史研究，即“所有中国对外力挑战的反应之种种内政的举措与变革的研究，所有中国不同阶段内的自强的努力，如不同的维新运动与革命运动的发动与发展，均列入范围之内。因为这些内政举措与变革的原始推动因素，虽然是错综复杂的，但无不可以从中发现一条‘外力’影响与操纵的线索——这是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与强大政权的近代大国，很不相同的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主要是从外交方面来探讨中国近代的进程，这是时势使然，既是历史发展的真实情状，也是国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成果。
同时20世纪初，革命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革命史研究在这一时期也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辛亥革命期间，为了更多的为现实服务，为政治需要提供理论武器和宣传工具直接导向了革命史的研究。辛亥革命以后，研究辛亥革命及孙中山成为研究革命史的新热点。192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孝成的《中国革命纪事本末》，“条理清楚，叙事比较确切扼要，为人们所熟悉和经常引用。”用唯物史观研究革命史以华岗1931年出版的《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史》为代表，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体系。
总的来说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大都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把政治和历史熔为一炉，以历史论证现实，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虽然这一时期的研究水平不高，但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具有开拓和奠基的作用，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史话语的确立奠定了初步基础。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危险，适应民族抗战到来的形势，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热点。感应现实和社会的需要，在30年代以前研究的基础上，中国近代史作为学科体系的研究开始兴起。两种话语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确立。罗家伦1931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集刊》第二卷第一期发表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罗家伦的这篇文章，可以说是提倡科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纳入主流史学范畴的呼吁，作者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的历史意义和方法的论述，奠定了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体系”。此时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罗的呼吁下和现实政治的推动下，产生了两种研究思路：一种以蒋廷黻、陈恭禄为代表运用西方研究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近代化”话语；一种是以李鼎声为代表，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确立了中国近代史的“革命”话语
对于2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出现的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为代表形成的中国近代史话语，欧阳军喜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中国近代史话语之比较》一文从四个方面做了深入的阐述：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与历史主题；关于中国近代事与人物的不同解说；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与中国近代历史经验的总结；两种话语的思想渊源。欧阳先生的结论是“历史是多么深入地介入到现实政治之中，或者被社会政治介入。如果我们离开30年代初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离开当时国、共两党关于中国道路的争论，离开当时的国际社会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我们就无法理解这两种中国近代史，无法理解为什么同一段历史却有如此不同的两种认识。”笔者认为作者在文中的分析是相当深入的，其结论也非常平允。遗憾的是作者对当时服务主流意识形态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外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构建的近代化话语少有论及，仅在两种话语的思想源源中略有提及。笔者认为与当时蒋著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后来对近代史研究的影响不相称，要完整的了解1930年代确立的近代化话语必须对蒋著进行详尽的分析。蒋著所构建的近代化标准，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急剧转型的现实；反映了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的近代化问题的讨论；反映现实中近代化的困厄。他将眼光转向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通过分析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为当时中国历史提供借鉴，表现了作者寻求救亡之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为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是否能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一政治史为经，以事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中所构建的分析模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廷以说过“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学科研究实于罗先生(即罗家伦)同开风气，直接间接，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965年考古学家李济也指出：“他(蒋廷黻)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了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一大堆原始材料点活。”余英时认为蒋廷黻是一位对费正清“发生了定型作用的史学家”。故论述中国近代史话语就无法避开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论述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近代史话语必须论述蒋廷黻、陈恭禄、李鼎声三人的著作，他们分别代表了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反映学者立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三者反映了当时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现实中不同人群对近代中国不同的思考。
“近代化”话语和“革命”话语在1930年代形成后起角色互相变换。在1949年以前“近代化”话语居主导地位，1949年以后“革命”话语占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代以后，“近代化”话语对“革命”话语形成强大的挑战，形成了两种话语的对峙阶段。
李鼎声的《中国近代史》所构建的中国近代话语成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基础，因此他的《中国近代史》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学派的滥觞，其主要以帝国主义侵略过程为线索组织历史事件，主要集中于半殖民地形成过程的考察，对半封建社会及人民群众反侵略的一面重视不够。最早阐发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斗争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上起1840年的鸦片战争，下止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胡绳的《帝国主义和中国政治》所构建的“革命”话语是以政治史为分析框架，所依据的理论是的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的关系演变为线索，分析中国反动势力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勾结的过程，中国人民如何对外来侵略作出反应及在反应中逐渐成长的过程。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篇第一分册)对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产生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大多研究者认为，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这两本书对中国近代历史事件的描绘和解释，后来成为许多研究者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因此这两部著作初步奠定了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的基本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初期的代表作。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端的“革命”话语经过50年代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大讨论和1956年全国高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到60年代初，“革命”话语形成了完整的分析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为理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基本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大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旁及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史和边疆少数民族，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到前夕近代中国80年中间半殖民地本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反映这一完整话语权的第一部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的《中国近代史》，该书“采用了一些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文化史的论述和整理的材料，在各个重发展要阶段上，对经济状况和文化动态做了适当的概述，企图说明社会经济和文化思想与阶级斗争的内在联系，以避免使中国近代的阶级斗争，即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激化和暂时松弛及其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单纯政治事件或一连串的内外战争。从而使这一基本线索贯穿着全部社会生活，窥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而真正使这一话语得以形成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样在1930年端的“革命”话语由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中国近代史“革命”话语成为当代中国近代史的主导话语。
“革命”话语体系框架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革命史、政治史给于了足够的重视。却忽视了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对经济、社会文化的关注不够，对统治阶级活动及其政策、民主制度研究非常少，使得人们难以看清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全貌。同时阶级斗争观点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以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以反映丰富多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成为了一元线性公式。”同时对政治革命的研究也未能从近代意义的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对暴力革命、革命破坏过于重视，相对忽视了非暴力革命和革命后的建设的研究。1990年代前后，也有部分学者用近代政治革命的视角来审视中国近代的革命，使得革命的内涵进一部丰富，“革命”话语更加圆满丰韵。耿云志曾提出“我个人一向以来把清末以来开始的，以改变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某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斗争，不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都看作革命进程中的一种前进运动”。革命固然是政治参与的爆炸性的极端事件，没有这种暴发，就不是革命。然而，一场全面的革命还包括另一个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并使其制度化的阶段。也就是革命含义不仅包含破坏部分还包括建设部分。笔者认为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郭世佑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弥补了以前革命话语的不足。作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暴力反清战士和民主立宪战士是政治革命的主导力量，而梁启超、张謇等人为代表的忠诚的君主立宪者试图改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做的种种尝试，以及他们同民主立宪合流之后所作的有关努力亦属于清末政治革命题中的应有之义”。笔者认为作者在该书中有关政治革命的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见识和眼力，作者吸取了当代西方政治学和现代化理论的有关研究成果，丰富了革命的内涵，拓宽了“革命”话语的研究视野。
20世纪80年代起，“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这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积极“以史经世”回应新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主动举措，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要求改进和突破原有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内在要求，也是上承193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代化”话语，下接新时期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输入的结果。近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是社会的全面发展和进步，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内涵。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学术一般认为，近代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人的近代化。
在20世纪60年代，因受政治因素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认为西方的近代化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对抗唯物史观，抹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区别的反动思潮。在那种学术语境中很难从近代化的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更不用说吸取其合理内核。1980年代后以罗荣渠等学者为代表，对近代化理论进行了合理的吸收和批判性的改造。指出“人类历史的发展归根到底是围绕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的中轴转动”下，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宏观构架”。也有学者认为“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百年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现代化的视角介入中国近代史研究后，产生了大量科研成果，其代表性的著作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胡福明主编《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40—1949(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周积明著《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的现代化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陈勤、李刚、齐佩芳著《中国现代化史纲——不可逆转的改革》(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史元芹主编《中国近代化的历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版)等。
在用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史时，不少学者认为：从中国现代化开始启动的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的最后历程，中国社会的一切变迁、动荡、冲突，中国所有的政治制度更替、经济结构转型、意识形态更新，都包含在现代化变迁的大框架之内，都可以在现代化这一宏大的主题下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社会风尚、社会生活的变迁及与现代化有关的各种人物都可以进行整体研究。这种做法是把现代化作为近代中国的主题，以现代化为主线来解释中国近代史“近代化取向(特别是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采用的形式)则把中国描绘成停滞不前的‘传统’社会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赋予生命，把它从永恒沉睡中唤醒。”“这种模式对比较全面公平理解中国近代史，当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没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国会发生任何近代化的变化；同样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外还有任何变化称得上重要的历史变化”。柯文所说的美国汉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存在的弊端，此种弊端在大陆的中国近代研究中也一定程度存在，可以说这种弊端在大陆中国近代史现实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考察整个中国近代史，要看到争取民族独立的紧迫性，同时也注意到现代化过程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在考察视角上既不能只注意到民族独立这一面，忽视现代化过程，也不能只看到现代化过程而忽视民族独立这一面。二者在历史实际发展中不能相互取代。
博览部分
作为“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至少应该知道古典中国之所以来，故应该博览从人类起源、中国文明起源以来的全部中国历史。假如立志从事近代史研究或教学的话，在本科阶段至少应该博览二十六史，熟知古典中国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大致走向。
近代中国的全部问题都是英国革命所引起的，因此要讨论中国近代的历史，必须熟悉世界历史，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熟悉中国与世界的关联，知道中国是怎样从世界楷模、世界文明中心转变为“被打对象”的。
广义地说，“大中国近代史”至少本文由收集整理应该涵盖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之后至当代的全部过程，因此中国近代史专业研究生在最值得用心博览的部分，应该熟悉利玛窦、徐光启以来的全部文献，知道怎样利用这五百年的存世文献，包括官方文书、公私档案、时人文集、野史笔记，以及墓碑、田野调查等一切有助于理解这个时代的有形无形史料。具体而言，应该博览《清实录》、《清史稿》、清代人物自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来的文人文集，博览《四库全书》中的相关部分，知道《续四库》、《四库补》以及《四库未收》等大型文献汇编大致情形。
进入19世纪晚期，中国文明的载体在西方影响下发生巨大变化，信息传播方式有了报纸和杂志。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必须知道近代中国新媒体的发生和发展，知道一些重要刊物、报纸的倾向、主要内容，知道他们藏在何处，如何使用。
研究唐宋之前古典中国的历史可以穷尽文献，可以运用聪明智慧去解读历史，重建历史。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谁也没有办法穷尽文献。近代中国的文献不是汗牛充栋，而是根本不知道有多少，因此，在博览的同时也要有所节制，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不必再做两脚书橱笨功夫，既要博览群书，还要会读书。
精读部分
作为近代史专业研究生，我觉得至少应该精读这样几部分书籍：
不管将来重点研究哪一段哪些问题，在读书阶段，都应该精读中国史学会自1950年代以来编辑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正续编，这套书正编已出版的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续编部分目前所见已出版的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北洋军阀》、《抗日战争》等，据说很快还会有《清末新政》、《解放战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研究最基本的文献，如果不熟悉这些文献。固然也能作出很不错的专题研究，但其学问根基总显得有点儿不甚牢靠。
如果兴趣在近代史后半段，即20世纪的历史，需要掌握的基本文献更多，这方面需要读者自己去扩大，去检索。
熟悉基本史料只是学习近代史的第一步，第二步应该知道前人对这段历史究竟做过哪些工作，有着怎样的基本认识。我们现在这一代研究生，不论博士和硕士，都是接受“半殖民地半封建”近代史观教育的，这方面奠基之作是范文澜、刘大年、胡绳等人著的不同名目的近代史。代表最近看法及反映新出史料的作品，当属张海鹏主编的《中国近代通史》十卷本（江苏人民出版社版）。这部作品在总体框架上依然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但在各个局部问题解读上明显废弃了过去的教条、武断，多了许多新意。
此外，研究生应该熟知、精读非马克思主义、非半殖民地半封建史观的著作，否则无法与大陆之外的近代史研究对接，只能在大陆内部自说自话。在这方面，需要精读的作品非常多，简单举出一些仅供参考：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这是一部非常值得精读的作品，全书只有几万字，但作品提供了一个对近代中国历史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些不同解释对范文澜等后来者建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史观起到了重要的刺激作用。简单地说，范文澜等人用悲情解读近代中国，过去一百多年就是中国人挨打、奋起的历史。按照蒋廷黻的看法，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走向世界重回世界文明中心的历史，中国原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不挨打，只是中国的统治者太愚昧太自私。这些解释我们可以不同意，但作为近代史专业的研究生，不能不知道。
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纲》。郭廷以是台湾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者，他的几部作品都以丰富的史料功夫见长，或本身就是史料，比如专业研究者手头必备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我们或许能够作些补充，但无法颠覆。所以，郭廷以的《近
代中国史纲》在历史线索、基本史事方面贡献最大，最值得信赖。
受郭廷以影响，台湾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以扎实的史料功夫见长，张朋园、张玉法、陈永发以及更年轻一代，都注意从基本史本文由收集整理料入手去研究历史。他们的许多作品已经或即将引进，值得注意。
在西方汉学界，最近若干年最流行的是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这是西方一些大学使用的中国近代历史教科书，值得阅读。不过，如果真要了解西方汉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系统解释，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费正清老一代汉学家主持编写的《剑桥中国史》系列的《剑桥晚清中国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几部通史类作品今天看来可能资料略显陈旧或不足，具有时代局限，但其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整体感觉、客观的第三者叙事，对一些重大问题不一样的看法，对我们近代史专业从业人员来说依然具有无法替代的意义。
费正清之后，西方汉学有巨大进步，其门生弟子的作品更是新意迭出，颠覆老者。比较优秀的作品如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历史三调》，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起源》等，都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作品。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4-0052-04
舒新城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自1919年任福湘女学教务主任始，他先后创办《湖南教育月刊》，担任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东南大学附中研究股主任和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倡导和发起“新教育”运动，竭力宣传“道尔顿制”，并在学校开展实验，进行理论阐发。然而，新教育运动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这使舒新城深深认识到，中国的教育问题，绝不是一个教育方法所能解决的。职是之故，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希望能“从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上，得着一个适当的解答” [1 ]。概括起来，他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
一、对近代中国教育史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舒新城对史料予于高度的重视，他把史料比作“供建筑用的材料”，在他看来，史料是研究的基础和依据，脱离史料的教育史研究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要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首先必须从史料上下功夫。正是基此，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首先就是从史料的搜集、编辑着手的。他批评说，一些教育家“只知道引用现成书籍，尤其只知道引用美国的书籍” [2 ]，“有若干自国外归来专治教育的专家……，对于本地风光的教育资料，不愿搜集研究，以至著述例证，都得采取其留学国的材料” [3 ]，所有这些，都是极不好的研究态度。
然而，由于此前学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资料尚没有进行整理，在这一特殊的背景下，面对浩繁的资料，以及相应的鉴别和选择，舒新城深感“中国近代教育史料问题之困难”。在他看来，中国近代的教育史料的搜集，真可谓是一项艰巨而又繁琐的系统工程。“一般研究者或师范生，欲于漫无头绪之书中逐一搜集，其事至难，盖经济与时间既非人人所能胜任，而可遇而不可求之材料更难必得” [4 ]；而“欲将正在进行之各种记载一一收存之，则不知其价值如何，若置之不问则又恐其稍纵即逝，欲折中办理择要收存，时间稍久，亦不知须淘汰若干” [1 ]。
为了搜求教育史资料，舒新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频繁奔走于当时南京的3大图书馆――东南大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图书馆，查阅抄录各种文献资料，亲手购买各类古籍及近代期刊，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尽最大努力搜求。他自称：“自民国十年来即注意于此，五年间历游长江各省，无时无地不留意。除购买印刷物外，凡与新教育有关系之人，亦多走访，藉以探询各种史实。” [4 ]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他最终编辑成《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全四册），于1928年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以“经过事实现象者，叙述事变因果者，言论之代表时代思潮者，言论于实施上发生影响者”为编辑标准；且对其中的资料不作过多的评论，“惟求叙述事件为主，不多加批评，免影响读者之判断” [4 ]。在此原则下，纵横兼顾。舒新城认为，近代教育应以京师同文馆的设立为起点，所以“我们所欲研究者为中国教育史”的人，就抱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史实为依据，“从中国教育事实之本身上立标准，不必顾虑他人之异说”。他说：“在中国教育之事实上有一种最显著之现象，即清同治元年以后之工商业社会的教育制度代固有的农业社会教育制度而兴，故近代中国教育史之‘近代’亦以清同治元年为断。” [1 ]有鉴于此，该资料的编写也从京师同文馆的史料编写起。一方面，从纵向上以时间为主轴，将1862年至1928年期间60多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曲折历程作了系统的梳理，从而呈现给读者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一条清晰线索；另一方面，在横向上，将所搜集到的史料按其性质加以分门别类，“……分为‘兴学创义’、‘维新教育’、‘京师大学堂’、‘教育宗旨’、‘教育行政’等三十大类”，涵盖面极为丰富，节录的内容既“有法令、奏章，也有正史、佚闻，有课本、回忆，也有传记、日记、广告” [5 ]。此外，书中关于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资料占有相当篇幅，有关制定新学制、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等资料，均有所体现。
《近代中国教育史料》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亚洲地方教育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阿部洋曾评价道：“《近代中国教育史料》是中国最早有关近代教育史正式的资料书籍。……作为唯一的综合性的近代教育史资料书，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等国外的学术界，都广泛地运用之。” [6 ]它的编成，可谓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史料研究的先河，并已经被历史证明乃是一套质量上乘的经典资料书。自出版后，多次再版。1961年，应教学之需，人民教育出版社在《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的基础上，整理成《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全三册）出版，1981年修订后又再版，内容上较之原来的四册有所减少。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又将1928年的“全四册”本，整理重新出版。
除此之外，舒新城还编写有《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和《民国十五年中国教育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等。这两部著作，均属年鉴式的史料集。关于其编辑动机与目的，舒新城在《民国十四年中国教育指南》“序”中言道：“编辑此书之目的既在供中小学教师师范生与教育研究者之参考，故一面注意于书籍论文及出版物之提要介绍与教育大事记、教育法令之分类汇集，同时并注意于书中所见之书籍论文、出版物、著作者等之统计。” [7 ]由此，足以说明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以存中国新教育之文献” [4 ]，寻求教育发展方向的良苦用心！
二、对近代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的思考与贡献
加强中国教育专题史研究是推动中国教育史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早在20世纪20年代，舒新城就曾“将目次拟定，材料集好”，拟就“初等、中等、高等、师范等”，先做系统之研究，“再就各专史而别辑百万言之《近代中国教育通史》” [1 ]。在舒新城看来，所谓“教育专史”，就是指围绕学制系统以及留学教育和教育思想，从纵向上对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再到职业教育、师范教育、女子教育乃至大学教育、留学教育以及其他各种教育思想等等，逐一对其做专门的梳理，和深入系统的考查，以勾勒出各级各类教育发展的大致轮廓，从而全面把握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体脉络和历史进程；并通过如此对各领域的专门研究，寻求相互之间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从而探求出中国教育发展“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此后，围绕此，舒新城陆续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文，主要有：《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史》（载《妇女杂志》第14卷第3期），《中国留学小史》（载1926年3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9期），《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小史》（载1926年5月《中华教育界》第15卷第11期），《中国中学教育之分期》（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3～4期），《中国新教育史料凡例及目次》（载1926年12月《新教育评论》第3卷第6～9期），《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载1927年2月《教育杂志》第19卷第2号），《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载1928年2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2期），《职业教育思想变迁史》（载1928年4月《中华教育界》第17卷第4期），《六十年来中国教育思想总评》（载1928年9月《教育杂志》第20卷第9号），等等。
通过上述专题论文，舒新城从多角度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历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影响与问题，并提出了诸多促进教育发展的可行性建议。特别是，由于这些论文多为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相关专题领域的开拓性研究，对进一步拓展这些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极大的借鉴作用。1936年，舒新城将这些论文稍加修改，整理成《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一书，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该书除收入《近代中国教育史问题》、《中华民国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幼稚教育小史》、《近代中国中学教育小史》、《近代中国师范教育小史》、《最近中国教育思潮的转变》和《近代中国留学小史》等7篇论文外，还将《中国教育之出路》和《我与教育》作为“附录”，从而使我们得以更明确地了解舒新城在当时对近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痕迹。
遗憾的是，由于忙于其他编辑事务，特别是编辑《辞海》，“为时间所限制”，舒新城最后“只以余暇整理《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和《近代中国留学史》两册” [1 ]。这两部教育专史著作，可谓是填补空白的开山之作，是舒新城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系统性成果，倾注了其大量的心血。正如他自己所言：“《留学教育史》与《教育思想史》（即《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引者）在我的教育著作中，算是尽心之作。” [3 ]
《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作为“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学术专著” [8 ]，采用纪事本末的形式，以教育事件为纲，“分类编纂”，对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潮的发展历程作了系统的阐述。
该书首先论述了近代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思想的产生是由于应付环境，故其本质可视为一种工具，教育思想也就是应付教育环境的一种工具。” [9 ]因此，“研究思想史的目的，是在根据历史的事实，求得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沿革变迁的线索与所以变化的原因，从其中抽出若干公例，来作应付现时及未来教育问题的南针。” [5 ]之后从“第三章”开始，舒新城将中国近代60年的教育思潮依次划分为“方言教育思想”、“军备教育思想”、“西学教育思想”、“西艺教育思想”、“西政教育思想”、“军国民教育思想与军事教育思想”、“实利教育思想与实用教育思想”、“美感教育思想”、“大同教育思想”、“职业教育思想”、“民治教育思想”、“独立教育思想”、“非宗教教育思想”、“国家教育思想”、“公民教育思想”、“党化教育思想”、“近代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变迁”等，每种教育思潮均以“背景―变迁―影响”的模式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详细论述各种教育思想的产生、演变及其对教育实践所产生的影响，由此探究出“中国近代60年来教育思想发展的因果及其进步的趋向”。由于体例新颖，创新性强，后来，“在中华书局考察日本出版界时，曾由钱歌川译成日文，分赠给日本文化教育界的人士” [10 ]。2009年和2011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和湖南教育出版社又先后再版此书。
《近代中国留学史》撰写于1925～1926年间，1927年9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发行，1929年再版。此著开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之先河，为新中国留学教育的研究建构了基本的研究框架，成为中国留学教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著作。
该书致力于揭示留学与社会的关系。前10章主要以历史为线索对清朝同治九年（1870）至民国十五年（1926）50余年间中国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作了系统的勾勒，并结合当时的国情民性进行适当的分析。各章节依次为留学创议、留美初期、欧洲留学之始、日本留学之再续、留日极盛期、庚子赔款与留美、勤工俭学与留法、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与留日、官绅游历、贵胄游学、女子游学，之后从“第十一章”始，笔锋从对历史的考述转向制度，对当时留学资格与经费、留学管理、留学奖励等具体的规章制度进行探讨，概括出留学教育思想之变迁；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了近代中国留学问题产生的种种原因以及未来中国留学教育发展的方向。
在《近代中国留学史》中，舒新城将留学教育的发展轨迹分成了2个阶段，即初始期（前四章）和发展期（第五章至第十章），“初始期人数少，无固定的留学政策。……发展期留学人数剧增，留学成为一种固定的政策，并有了一系列管理的具体规定” [5 ]。在他看来，无论是初始期还是发展期，中国的留学政策都“可以说是无宗旨的政策：初次派遣学生赴美，取十六岁以下的儿童使之在国外学习十五年而后返国，方法已极拙劣，而派遣时并无一定目的，既不问国内需要如何，也不规定学生应习的科目，完全为一种盲目的举动而已……” [11 ]。可见，舒新城对近代中国留学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正因如此，虽然书中前半部分关于留学史实的论列，留美、留欧、留日相互穿插，在行文结构上看似凌乱缺乏连贯性，但实则不然。通过研究，舒新城认为“中国六十年之留学政策均把受教育当做研求学术，留学界之一切因果均由此观念造成” [12 ]。
但值得指出的是，舒新城并非对留学教育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接受教育与研究学术不能混为一谈。他说：“教育为改进国家最重要的工具，谁也承认。可是一国有一国立国的精神，也有其民族特性……因而一国的教育，都有其针对国家特性力求改进发扬的特质，凡属该国国民都当受此种教育以期有利于国。这种教育之实施，均当由本国直接负责，不当假手他人；倘由他人代庖，便有发生盲目外国化的危险。……研求学术的性质则大异：是自动的，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虽然因国内之需要与其他关系而出国研究，但研究者对于其欲研究的学科有明了的目的，且有判断力能吸收精英以为己用，一旦出其学术应用即能对症发药。” [12 ]由此可见，在舒新城看来，教育应由国家掌握，不可由他人“代庖”，而学术则应立足于中，兼采中外，根据本国实际，借鉴西方优秀研究成果，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三、对中国教育史史学观的认识
舒新城的教育史学观是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这种教育史学观是在特定背景下形成的，是以“实验教育学和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为两个基石”的 [5 ]。
20世纪20年代，我国史学界流派纷呈，关于史学研究的取向各有所长，而其中多数学派均强调史实的重要性，主张一切从史料出发，以事实说话。如胡适宣称：“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受此影响，舒新城也极为重视实证。他指出：“我们治近代中国教育史虽也如治他种历史一样，有‘求因’、‘明变’的两大目的，然而我们更有超于其他一切的一个目的，就是从六十年来的事实中求出教育上民治的趋势与民众的意识之实证来，以为建设中国的教育的借镜。” [1 ]这实际上是指明了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目的，即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着眼于现实的教育问题，由此探究新教育失败之成因，寻求中国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
通过对60年来中国近代教育历史概貌的系统梳理和反思，和对中国教育史现实问题进行的深入研究，舒新城逐步形成了其自成体系的教育史观。
1. 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必须立足中国实际
他认为：“近六十年之中国教育史，完全为中西文化杂糅过渡期之教育记载。” [13 ]清末兴学完全是迫于外患、救亡图存的仓皇之举，是在没有任何准备和系统计划的情况下对西洋教育崇拜模仿和盲目移植照抄，脱离了中国的国情民性和社会背景。在他看来，教育是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其发展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由于当时的中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教育正是以这种小农制社会为基础，而引进的新教育则是西洋资本主义的教育，是欧美工商业社会的产物，如果对其“优点如何，功效如何，其所需要之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又如何”均贸然不察，即全盘照搬，必会致“遂至橘逾淮而变为枳”。所以，舒新城总结说：“教育只是一种工具，可以用之建国，也可以用之亡国……讲教育的人只在教育本身上用工夫而不注意于教育材料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也不注意于实施教育的教育政策，结果就算不戕害生命，也是徒损材料而已。” [1 ]教育制度的实施必须与诸种社会因素相结合，而不能“独立而行”！
2. 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方法的总结
正是以实证主义的教育史学观为指导，舒新城总结出了一整套系统的教育史研究方法。
首先，关于史料的分类和收集。他认为教育史料大致可以归结为3类：文字记录、实物记录和誊旧回忆。文字记录有正史、公牍、规章、报刊、著作、文艺；实物记录有建筑物、纪念物（如纪念铜像）、图片模型、先民遗迹；誊旧回忆有事件、运动等发起人、亲历人的回忆。他提出，近代教育史料的搜集困难重重，搜集史料应着重注意6点：即“立定目的”、“注意各种史实的背景”、“求平衡”、“求旁证”、“求正确”、“有科学的态度” [1 ]。可见，他十分强调资料搜集的全面、系统和客观性。他说：“本此六点以搜集史料，则偏私臆造之弊当可减至最小限度。” [1 ]
其次，强调教育史资料的论列。舒新城并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他更为强调史料的论列。他说：“史料只是一些可以供建筑用的材料，欲为史的建筑，必须另加一番绳墨工作……史实之论列其重要更甚于史料之搜集，盖非此将前功尽弃也。” [1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3种编纂范型：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三者相较，他更为倾向于纪事本末体，认为这种体裁“更能予读者以系统观念”。
综上可见，在20世纪20～30年代，为解决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舒新城毅然转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在研究中，他努力将教育实践与其理论相结合，极力搜集、整理近代教育史料，撰写并出版了多部标志性教育史论著，开辟了教育史专题研究的新领域；同时，力图从中国教育实际出发，总结和反思中国近代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寻求中国教育建设和发展的方向，从而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做出突出贡献。
参考文献：
[1]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稿选存[M].上海：上海中华书局，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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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舒新城.教育指南[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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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发、民不聊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偏重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外交史上的丧权辱国。鲁迅、蒋廷黻、郭廷以、钱亦石、李平心、梁启超等学者名家纷纷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立足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对中国近代史、民国时期的历史环境进行简要说明，从名家名人、著作书籍中提取要点、进行比较，主要从宏观、微观角度对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进行详细的说明。
一、近代中国内忧外患
1.内忧。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压在人民肩头的三座大山，时刻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封建小农经济是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2.外患。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领土瓜分、经济掠夺，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战役，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
二、民国时期的内忧外患
1.内忧。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阀为了割据瓜分国内领土，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大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和多数政党，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2.外患。19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列强经济、政治、文化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材料需求更加旺盛，使得中华民族劳苦大众重新陷入困境中。
三、史学研究的目的
1.明智。历史总是给人无限启示，从史学中我们可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启迪智慧，给当下面临的事情一些启示，更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像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曾说的：要经世致用。
2.警示世人。历史总是时刻在提醒人们，要避免悲剧重演，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3.为政治服务。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多用于政治目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一代史学名家，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主要用于从事革命事业，建立政党，争取舆论支持，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民国时期名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概览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其后涌现出无数名人名家。涵盖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全过程。期间，产生了徐光启、利玛窦、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外名人名家，产生了包括公文档案、野史笔记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历史文献。
2.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的发表渠道
近代中国，中国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出现了《文汇报》、《申报》、《国闻报》、《强学报》等报纸，涌现出近代一批著名的报人。其中，报纸、电报是人们的史学研究主要发表渠道。研究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一定拘泥于当时的历史文献，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借助网络，不仅可以查询到当时中国国内的历史文献，也可以借助当时国外的历史文献，对当时国内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3.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著作概览
要想对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学习研读历史文献只是其中一小步，其次，要深入了解当时作家的写作背景、写作环境、作家自身的背景等客观因素。在当下的研究中，我们要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指导，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现状，但同时，不能固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完全相信前人的判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观见解。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股清流。他抛弃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当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愚昧、无能，他认真分析每一次中国面临的战争，从战胜的成败中总结原因，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有机融为了一体，别出心裁的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在重回世界中心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李鼎声撰写的《中国近代化史》，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官商勾结抢占中国市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描述，同时也充分描述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原因，对当代历史的发展提出警示、借鉴，语言幽默风趣，内容完整充实、富有感染力，值得一看。
结语：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对外来列强的侵略消极应对，内忧外患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多学者报人纷纷投身史学研究，以期为国人提供一些方法上的借鉴与历史上的教训。在這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学家。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寻求历史演变的真相，学潮、思潮不断涌现，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贡献了无尽力量，激励了当时年轻一代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康妮. 从中国摄影镜头管窥民国思潮变迁（1912-1931）[D].东北财经大学，2016.
中国近代军事史最初一批研究成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与军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支经历22年战争且保存丰富档案资料的军队，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开始总结历史经验。1949年10月，原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写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叙述东北解放战争的基本过程。其中详细介绍了第四野战军所属12个军、东北军区所属10个军区的组织沿革、人事变更和装备情况；并依据当时的战斗总结和作战记录，编述历次重大战役。这部近百万字的资料不仅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且为后来此类著述的编写，创立了范式。1952年至1956年解放军各军区以军为单位，由军司令部组织人员编写本不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1956年以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部队，又以军为单位编写了《抗美援朝战史》。这批著述的主要特点是编写一人员多为战争过程的亲历者，熟悉情况，对本部队的作战经过、政治思想工作和军队建设均有详细、准确的叙述，且对本部队的失败教训，也能如实记载。各军的《抗美援朝战史》，因编写时间仓促，内容及篇幅均不及《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战史》丰富。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和军事科学院于50年代中后期在南京和北京相继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史的研究有了专业的机构。军事学院为了教学的需要，编写了解放军历史上重要战役的《战例选编》。在叙述基本作战过程时，更注重决策、战术上的理论分析。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后更名为军事历史研究部）和图书资料处（后更名为军事图书馆）整理档案资料，编辑了多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资料选编》。这两套大型资料书的编选、校勘、排列均见功力，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与此同时，为了编写解放战争时期各大野战军的历史，有关军区成立了战史编辑室，这一类机构虽还称不上是稳定的专业机构，但存在时间较长，除了文献材料的搜集外，还采访高级将领，进行专题研究，并于1962年前后完成了四人野战军的《战史》初稿和《战史资料选编》。以上的研究上作，都是军队内部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相应的研究成果，除上送有关高级指挥员及有关高级教学研究机构参考外，皆存档。自50年代后期起，解放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在政治上受到错误对待，他们的历史功绩逐渐成为研究的禁区。60年代的“左”倾思想，更使军事史上的杰出人物毛泽东被置于不恰当的位置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研究人员遇到了困难。
晚清军事史的研究，其最初的成就为史料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同建立后，近代史逐渐成为显学。中国史学会组织了全国学术界的力最，编辑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在五六十年代，该丛刊出版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该丛刊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洋军阀》于70年代、90年代出版）。这些大型资料书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军事史的内容。然而，非军事系统的研究人员，较少军事学的专门知识，也少军事史的兴趣。尽管晚清历史中军事史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但在五六十年代出版的晚清历史的著述中，军事史经常性地成为政治史、对外关系史乃至经济史的陪衬。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中华民国史是最为薄弱的一环，而中华民国军事史的研究近于一片空白。然于60年代初起，全国政协及各地政协先后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一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撰写军事回忆录，这些资料于60年代起陆续在各级《文史资料选辑》中发表，其中相当部分内容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可弥补档案文献之不足。
综上所述，本文作者以为，在50―60年代虽少见中国近代军事史的上佳研究著作，但在史料整理上有着不俗的成就，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结实的地基。
（二）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截断了中国大陆的学术研究，中国近代军事史学科也不例外。自“文化大革命”后期起，工作有所恢复。197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资料书《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即是其中的一项。该书大多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编选得体实用。而1979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保卫海疆斗争史》，则明显留有那个时代的色彩，政治性冲淡了学术性；但作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叙述1840年至1974年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的专题性著作，在研究海军海防问题上尚有一定参考价值。
未过多久，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如同其他学科一样，发展渐渐增快。
最先突起的是中日甲午战争史及相关的海军史研究。1981年，戚其章的《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张侠、杨志本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出版；1983年，戚其章的论文集《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84年，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陆战史》和《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题目下同时还有许多研究者发表了一大批论文。这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出现的第一个热点，初步建立了关于甲午战争与清末海军的知识体系，且对后来研究的深入有很大的推力。与此同时兴起的另一个热点是太平天国军事史的研究。1982年，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下编出版（中华书局），张一文、舒翼、沈渭滨等数十名研究者在此前后对太平天国的战役战斗及战略决策发表了上百篇论文。其他的领域虽没有如此的热度，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江南造船厂厂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书也有不少相应的军事史内容。
张玉田、陈崇桥等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是在此题目下第一部尝试性的著作，内容涉及到1840年至1919年军事史的各个方面。这部书的弱点正如许多批评者所言，军事特点不够充分，这恰恰反映出那时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各个领域研究尚不充分，作为综合性的著作也一时无法达到人们所企盼的水准。而由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部第三室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上、中、下3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版），正以其较浓的军事特色引人瞩目。该书叙述了1840年至1919年历次内外战争，并对战略战术的得失作了初步的分析，且附有34幅彩色作战示意图，是一部成熟之作。
这一时期最具权威性的著作应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这部3卷本的人书是在60年代初编辑相关史料的基础上，于文革结束后正式编写而成的。该书反复征求意见，多次修改，以极高的成本确保其准确性和严肃性。书后附有作战地图和各类统计表。读者对这部权威性著作的好评，时时可闻，但该书作者对于解放军战史中的经验教训，似过于惜墨。
值得注意的是，专业性的军事史刊物也于此时出现。1985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创办知识性双月刊《军事史林》；1986年，上海空军政治学院创办学术性季刊《军事历史研究》；同年，原为《军事学术》增刊的《军事历史》，也改为学术性与知识性结合的双月刊，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主办，独立发行。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以上各刊关注的主要内容、1987年，《抗日战争研究》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创办，这一学术性的季刊，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论及军事史。
（三）
自80年代中后期起，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开始细化。研究者的视野，不再看重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而是更注重历史关键变化中的各个因素。由此至90年代末，大约出版了数以百计内容各异的著作和达到四位数的水准不一的论文。
限于本文的篇幅与本文作者的观察能力，对于这一时期的论文无法一一恭读，难于作出整体性的评价。过细地介绍各篇论文的内容及特点，哪怕是最简略的，也必会使读者生厌，故本文对这一时期的论文不再专门提及。好在已有一些综合性述评作过较为详细的介绍，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1）。
又由于最近几年各图书馆的购书经费缺口甚大，最近几年的各种图书发行方式也有不小的缺陷，要在图书馆将有关中国近代军事史的图书全部查完，也是很费力的。以下的介绍，仅基于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书及本文作者之所见，且只能是一种概貌，很可能有一些极为优秀值得介绍的著作由于我们的工作不慎而遗漏。
晚清战争史
晚清历史中，战争是最主要的事件，所有的晚清史著作或多或少都会涉及到晚清战争史，相关的著作很多。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甲午战争史》（戚其章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该书的特点在于考证，对战术动作的描述已到“营”一级，是同类著作中叙述最为精准者。《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茅海建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该书的特点也在于考证事实，在战术的分析上也见功力。《太平天国军事史》（张一文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以战争史为主，又突破了战争史的范围，对太平天国的军制、训练、供给、战术、战略等方面均有专门的研究。《中法战争诸役考》（黄振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对中、法、越南史料综合比较。破陈出新，很值得一读。
晚清陆军史
在这一方面著作不多，其中最显功力的有两种：《湘军史稿》（龙盛运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淮军史》（樊百川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这两部11的材料搜集相当完备，对湘军和淮军的起源、组织编制、经费供给、派系集团等方面，均有细密的叙说，然在军事特点上，尤其是建军原则和惯用战术方面，尚欠火候。而关于军事史上意义更大的完全采用西式装备和西式编制的北洋陆军，则没有具如此功力的著作。
海军史
海军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种，相应的研究也较多。值得注意的著作有：《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姜鸣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姜鸣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中华民国海军通史》（陈书麟、陈贞寿著，海潮出版社1993年版）、《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晚清海军兴衰史》（戚其章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学问的递进，其中《近代中国海军》是由海军司令部组织人员编写的，时限至1949年，内容包括晚清海军与中华民国海军，章节设计也更富军事特点。
空军史
空军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要短了许多，相应的著作也少了许多。在此领域，全面系统的著作当推《中国军事航空1908―1949》（马毓福著，航空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对抗日战争时期苏联、美国援华航空兵也辟专章介绍。
红军及其战史
在这一领域最值得称道的研究成果是，由中共中央军委牵头组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写，于1989―1993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战史》，此外，还整理出版了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战史资料选编》。萧克的《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以亲身经历探讨与反思厂红军创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建军原则与相关战略战术。《红军长征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汇集了众多研究成果，显得更新也更系统。《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阎景堂主编，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也是一部系统全面之作。
抗日战争战史与军队史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中国抗日战争史》3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与同类著作相比显得更加完整与准确。《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支绍增、罗焕章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王秀鑫、郭德宏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也注重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积极作用。王辅的《日军侵华战争》4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则从日方资料入手，颇具特色。《中共抗日部队发展史略》（张廷贵等著，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叙述了八路军、新四军、抗日联军及其根据地、游击区的发展史，对组织沿革、重要作战及战果亦作考证。《新四军发展史》（马清武、童志强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新四军简史》（王辅一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皆为目前新四军研究较完整的专著。《中国远征军战史》（徐康明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全面且较为深入地研究了抗战中滇缅远征作战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起推出的“抗日战争丛书”汇集了一批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其中林治波《大捷：台儿庄会战纪实》颇见功力。
解放战争史
80年代末起，由中共中央军委批准，陆续组建了解放战争各野战军战史编辑室，整理、修改或重写60年代编写的各野战军战史。此项工作已经完成。《第二野战军战史》、《第一野战军战史》、《第三野战军战史》、《第四野战军战史》记于1990―1998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全国解放战争史》5卷，也于1997年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以上各书可谓全面系统之作。湖北省军区的《中原突围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则是一部不错的专题研究著作，叙述了1946年那段壮烈的战史。《东北解放战争纪实》（刘统著，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是区域性战史解析的专著。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是研究者关注的领域，此中值得注意的著作有《辽沈决战》（系研究与文献结合的3卷本汇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淮海战役史》（何晓环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抗美援朝战争史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当代中国丛书·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属专门机构长期研究之作，叙述全面。《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徐焰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O年版），包含了作者个人的许多思考，富有意义。
军事制度史军
事制度史本是军事史研究的重点，然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中却是令人遗憾的弱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军事科学院军制研究部合作的《中国军事制度史》（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对近代的军事组织体制编制、军事教育训练、军事法制、兵役制度、后勤体制、武官制度等均有涉及，但尚欠完备。后勤史的研究在解放军总后勤部推动下相对先进，从1983年起，解放军后勤学院（后更名为后勤指挥学院）等机构开始着手编辑《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资料选编》，现已由金盾出版社出版了18册。相关的著作有《中国近代军事后勤史1840―1927年》（陈崇桥、张玉田主编，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简史》（乔光烈主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战争后勤史简编》（徐庆儒主编，金盾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吴学海上编，金盾出版社1992年版）、《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史简编本》（周和编，金盾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后勤史》（刘鲁明主编，金盾出版社1995年版）等。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是在资料编纂基础上编写而成，共分4卷，分别叙述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当代中国的后勤史，显得更为扎实上对历史经验进行了探讨；《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史简编本》更具以史为师，以史为鉴的特点，注重理论性的建设。在军事教育方面，《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史全生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也值得一读。转贴于
传记与回忆录
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特殊性，军事人物往往同为政治人物，有关的人物传记已有不少，但写出传主军事特色的却为数不多。其中应予重视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朱德传》、解放军各元帅传记组撰写的《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荣桓传》、《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皆由当代中同出版社出版），诸书立意严谨，考证详细；《彭德怀传》、《陈毅传》、《刘伯承传》军事特色更显突出，这与传主的军事生涯更丰富相关。由星火燎原编辑部组织编写的《解放军将领传》，目前已由解放军出版社出了14集，收入了百余名高级将领的传记。由王成斌等主编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也已出6卷（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收入北洋和国民党将领百余人。军事人物回忆录出版的总数难以准确统计，就本文作者感觉而言，《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因融入传主军事思想，使人感到特别有价值；《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讲真话，讲实话，使人感到作者的坦诚。
资料编辑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甲午战争》（戚其章主编，中华书局1989―1996年版），共约400万字，分11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张振？主编），共约300万字，已于1995―199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第1、2卷。以上两书的特点是注重了外文史料的搜集。《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杨志本等编，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出版虽早，但相当有用。文史资料出版社从80年代起．将全国政协等机构组织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编写的回忆录，辑为专题，已出《围剿中央苏区亲历记》、《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等十余种，可资研究中参考。而必须指出且应积极关注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该书由中共中央军委部署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编纂，分43个专题，250分册，共约2亿字，1994年起已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八路军》、《新四军》、《渡江战役》、《后勤工作》等110册。待到该“资料丛书”出齐之后，研究者可大体摸清解放军历史各领域的基本脉络。
工具书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是中央军委组织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事科学院等机构编写的大型工具书，其中相当部分涉及中国近代军事史。这两部书的条目基本涵盖了这一时期的重要战役战斗、军兵种及其发展、军队组织沿革、高级指挥员简历，释义简练且准确。军事科学院军事图书馆所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和各级领导成员名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依据档案等材料，将解放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团以上建制序列与领导成员、解放战争时期师以上建制序列与领导成员，详尽列出，相当准确．使用方便。
以上的介绍，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书名的罗列，所作内容提要与评价，也只是本文作者粗浅且一般性的看法，未必准确。还有一点必须说明，以上介绍的分类，很大程度上是依据现有研究成果状况，与中国近代军事史学科体系应有的分类有着不小的差距。
（四）
与中国近代史的其他学科相比，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是比较滞后的。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现有的研究，集中于战争史与军队建设史，尤其是解放军的战史与军史。究其原因，在于中国近代军事史是一门交叉学科，这就要求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人员最好能有多学科的训练，这还要求此项研究工作最好能有专业的教学研究机构。
非军事系统的历史学界，绝大多数人没有军事学训练，致使其从事该项研究时，军事特色并不突显。军事系统的研究人员，则开始时史学训练稍显不足， 80年代以后，此类人员的史学知识与功夫因学习与积累有了相当的成长，由此推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等具有阶段性标志的成功之作。除了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和各军事院校的战史或历史教研室外，在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和推动下，解放军各大单位建立了各种临时性或相对长期性的编辑、研究机构，其中绝大多数专门进行解放军历史的研究，由此推出了一大批质量可靠的解放军战史和军史著作。而对晚清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民党方面的研究，则没有如此的幸运，没有专门的效学研究机构和必要的财力支持，主要靠个人兴趣，成果相对要少一些，且缺乏系统性，尽管个别研究成果已达到很高水准。
对于中国近代的军事技术、军队制度、军事教育与训练、军事学术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本文作者经常性地处于乏善可陈的窘境。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军队完成了从冷热兵器混用时代到多军兵种的转变，然而，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现有的各种著述，尚难以反映这一转变的实际状况。而对这一时期武器装备的引进、研究开发、生产、配套，研究更少。一些军事工业企业的研究，着眼点在于经济山而非军事史，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工史的背景。没有武器装备的历史的深入研究，就无从说明这一时期中国军队的编制组织和基本战术，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如果更进一步分析，军事学术和军事思想的探讨又以军队编制与战术的研究为基础。正因为如此，本文对后勤史研究的突显予以尽可能的介绍。在总后勤部推动下山金盾出版社出版的“后勤历史丛书”，使后勤史几乎成了继战争史和军队建设史之后研究较深的领域。也因为如此，在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中，时常可以看见“业余”研究者的身影。
与中国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不同，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时，中国的军事力量已列世界诸强。鸦片战争与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两大座标。要说明这一历史演变，仅靠短时段、单方面的研究是不行的 建立相对完整的本学科体系，应当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者进入21世纪之际迎面而来的课题。而这一类的思考，也并非本文作者所仅有，有识之士已经呼唤多年。
即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与军史领域，其成果也多为有瑕之玉。有组织的集体编写是此一领域的成功经验，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较大部头的著作，且能保证一定的质量。然这种方法的基本缺陷就是缺乏个性。为了照顾方方面面的审稿意见，最容易在审稿中被抹去的恰恰是那种有特色的见解，使得著述看似全面，实则平淡。军事史研究中的学术争鸣与百花齐放，不仅可使军事史学科常青常新，也可为军事学的发展提供有用的素材。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本是中外历史上屡败屡战的千古典范，正是这种惨烈的经历培植了他们的能力，使之最终能在朝鲜战场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一决高下，尽管再一次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但在许多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的著作中，本文作者感受个到这种力量。一路凯歌行进的壮剧原本只存在于戏剧舞台上，感人的历史总是让人悲喜交加。更让本文作者感到此项不足的是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物的传记。传主们几乎个个深谋远虑且战无不胜。打仗原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实打实的事情，书生议兵流为千古的荒唐，然在相当数量此类读物中只是一派白面书生相，感受不到解放军军事人物特有的那种务实、狡黠、勇猛、质朴的底色。毛泽东是中国近代最伟大的军事家，毛泽东的军事生涯与不事思想的研究一直是中国近代军事史的显学．然而那种过于理论化的叙述与分析，使之失去了他的极富号召力的个人魅力，我们在读他的军事传记时，失去了如同读拿破仑军事传记时引人入迷的心绪。
最后，本文作者还有责任对眼下书肆坊间流行的“纪实”文学说明自己的看法。在商品浪潮冲击下，许多近代军事史题材不可避免地成为商业炒作的“卖点”。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使人吃惊的是，一些专业的军事史研究者竟厕身其间。这个世界上的文抄公古今中外没有消灭过，但教授不许抄书；商业性的所谓“纪实”看来一时还不会衰败，但专业的军事史研究者须恪守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不然，我们在读其著述时无法辨别作者的用心和用力程度。参与创作那种“纪实”的研究者，慢慢会在其他研究者心中死去。转贴于
1.内忧。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压在人民肩头的三座大山，时刻制约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其中，封建小农经济是制约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
2.外患。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国内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领土瓜分、经济掠夺，对中国发动了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战役，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使中国在世界近代史的发展过程中处于落后地位。
二、民国时期的内忧外患
1.内忧。民国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军阀为了割据瓜分国内领土，勾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劳苦大众进行剥削，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大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和多数政党，促进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2. 外患。19世纪90年代末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资本主义列强经济、政治、文化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基本完成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原材料需求更加旺盛，使得中华民族劳苦大众重新陷入困境中。
三、史学研究的目的
1.明智。历史总是给人无限启示，从史学中我们可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启迪智慧，给当下面临的事情一些启示，更好的解决当下的问题，就像明清之际思想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曾说的：要经世致用。
2.警示世人。历史总是时刻在提醒人们，要避免悲剧重演，要以史为鉴，总结经验教训，避免以后再犯同样的错误。
3.为政治服务。民国时期的历史研究，多用于政治目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一代史学名家，他们对历史的研究，主要用于从事革命事业，建立政党，争取舆论支持，解救人民于水火之中。
四、民国时期名家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1.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概览。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其后涌现出无数名人名家。涵盖工业革命、二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全过程。期间，产生了徐光启、利玛窦、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中外名人名家，产生了包括公文档案、野史笔记在内的一系列相关历史文献。
2.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大家”的发表渠道。
近代中国，中国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出现了《文汇报》、《申报》、《国闻报》、《强学报》等报纸，涌现出近代一批著名的报人。其中，报纸、电报是人们的史学研究主要发表渠道。研究民国时期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一定拘泥于当时的历史文献，在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借助网络，不仅可以查询到当时中国国内的历史文献，也可以借助当时国外的历史文献，对当时国内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
3. 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著作概览。
要想對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学习研读历史文献只是其中一小步，其次，要深入了解当时作家的写作背景、写作环境、作家自身的背景等客观因素。在当下的研究中，我们要以马克思的历史观为指导，客观真实的反映历史现状，但同时，不能固守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完全相信前人的判断，要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主观见解。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是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的一股清流。他抛弃以往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范式，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角度出发，仔细分析当代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败、愚昧、无能，他认真分析每一次中国面临的战争，从战胜的成败中总结原因，将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有机融为了一体，别出心裁的提出了中国近代史只是中国在重回世界中心过程中的过渡阶段。
李鼎声撰写的《中国近代化史》，从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西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领土、官商勾结抢占中国市场进行了客观公正的描述，同时也充分描述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原因，对当代历史的发展提出警示、借鉴，语言幽默风趣，内容完整充实、富有感染力，值得一看。
五、结语
20世纪初，中华民族对外来列强的侵略消极应对，内忧外患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众多学者报人纷纷投身史学研究，以期为国人提供一些方法上的借鉴与历史上的教训。在这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学家。他们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寻求历史演变的真相，学潮、思潮不断涌现，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贡献了无尽力量，激励了当时年轻一代纷纷投身革命事业，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积极力量。
参考文献
[1]康妮. 从中国摄影镜头管窥民国思潮变迁（1912-1931）[D].东北财经大学，2016.
（一）
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1月，上海时代书局出版了斐民著的《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简史》。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近代思想发展的历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
1955年，石峻、任继愈、朱伯昆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它的贡献主要在于为建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理论框架做了有益的尝试。作者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对象和内容，学习和研究思想史的目的，中国近代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发展的路线等问题。该书的出版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学术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问题展开了讨论。王忍之、徐宗勉指出《提纲》存在三方面的缺憾：一是研究客体不全面。文章认为，《提纲》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是正确的，而认为“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新经济、新阶级和新的政治力量，是中国近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则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们只是中国近代新的先进的思想发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近代中国除了有新的进步的思想，还有反映旧经济、旧政治的反动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的奴化思想。《提纲》把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历史归结为革命思想路线和改良主义思想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研究和讨论进步的思想在跟帝国主义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整个过程，也是片面的；因为前者的斗争只是新的进步思想内部的斗争，后者的斗争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二是思想发展的脉络不完整。编者没有系统地说明各个时期思想的继承关系，形成为思潮及思潮的发展和衰落过程，而是更多地逐一介绍思想家的思想，缺乏对整个思潮进行全面的分析与论述，这样便不能深刻全面地把握社会思想的全貌。三是没有充分揭示思想与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内在联系。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缺乏深入具体的说明，没有充分说明思想是如何产生、发展的（1）。
上述这些意见是很有见地的，不仅弥补了《提纲》中存在的某些不足，而且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如新旧思想的斗争、思想家与思潮的关系、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问题，一直是以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问题，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一阶段里，没有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面世，而人物思想的研究却颇为活跃。除在报刊上发表了一批论文外，还出版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家研究论文选》、北京大学哲学系编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和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这些论文涉及的人物很广泛，不仅重要人物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的思想有不少研究，次要人物如冯桂芬、宋恕等的思想也有所研究。其中有些论文对人物思想的论析有独到见解，颇有学术价值。广泛而有一定深度的人物思想研究，有助于后来人物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也为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人物思想研究中，对有些人物的思想评论也有不同意见。如关于龚自珍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否有资本主义倾向，魏源思想的阶级属性，冯桂芬是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改良主义者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康有为《大同书》成书年代和评价，梁启超后期思想的评价，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等问题。应该说，当时还颇有学术争鸣的气氛，在不少问题上都能展开讨论，各抒己见。但是从以是列举的争论的问题来看，不难发现主要是关于人物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反映了思路相对狭隘，而对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理解、把握也存在简单化的偏向。1965年，有些刊物对孙思白的《陈独秀前期思想的解剖》一文的批判，突出地表现了在“左”的路线影响下的教条主义、简单化的倾向。至于“”中“”为了政治需要大搞评法批儒，在此影响下出现的文章将龚自珍、魏源、章太炎等思想家都纳入儒法斗争中，定之为法家，加以随意渲染，这是对学术的严重扭曲，极不严肃。
在专门的思想史领域，也有研究成果出版。赵靖、易梦虹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是第一部论述近代经济思想的专著。而关于改良主义思想研究的成果有叶蠖生的《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中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和胡滨的《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两部专著。《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一书，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兴起和没落的历史，把它分为四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至19世纪60年代为酝酿时期，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从封建主义正统思想中开始分化出来，他们的政治观点和学术观点为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从19世纪60年代至甲午战争是改良主义思想的发生和初步发展时期，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政治上主张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经济上倡导发展民族工商业，但他们并没有形成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从甲午战争至运动是高涨时期，康、梁等人把改良主义思想推向了高潮，并发展为政治运动；从至辛亥革命是没落时期。失败后，康、梁等少数人仍然坚持改良主义路线并对民主革命思想进行攻击，在双方论战中，改良主义思想被击败，影响逐渐缩小。作者的论断并不都准确，但在分析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思想家时纵横对比，寻同求异，颇能切中肯綮，找出各自的特征。
系统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的是刘大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页》。该文通过对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张穆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敢于正视现实，揭露批判腐朽的封建制度，主张对列强的侵略进行抵抗，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道。这种思想潮流，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发端。作者在文章中还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封建主义思想的论战，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五四”前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潮流的三次高潮，它们都是朝着鸦片战争时期社会思潮指出的方向进行的（2）。
（二）
思想史研究者自身的思想解放，是思想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976年10月粉碎“”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破除了极“左”路线的影响，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史学界开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用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繁荣景象，发表的有关论著可谓目不暇接，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以前无法比拟的。
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与前一阶段明显不同的是一批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在框架结构上，这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有其发展变化的过程。这里可以分为三个小段：1.大致从1978年到80年代末，其系统主要由思想家构成；2.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变为以思潮为主；3.近二三年来，中国思想史著述的下限，由延伸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种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
1、1978年至80年代末
1978年，侯外庐上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出版。该书虽名为哲学史，实际重心在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它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显著特点：第一，注重从哲学角度探求人物思想根源，从根基上把握思想的渊源，说明其思想变化的轨迹。第二，注意揭示每个时期的思想与当时许会历史的有机的本质的联系，比较深刻地说明思想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各个时期思想的特征并作深入细致的剖析。第三，关注近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想的输入对中国思想界所产生的影响。书中除分散介绍有关内容外，特别对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输入及其思想影响设立一章，比较详尽地介绍了它们的思想和在国内传播的情形，这些对于全面理解近代思想是必不可少的。作者还注意到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介绍到中国的早期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等，论述了这些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科学家对传统天命观的批判。第四，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近代各时期的落后反动思想，并论述了它们和进步思想的斗争情况。由于这部书是在“”后期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写作的，对人对事的某些评价现在看来有简单化、不客观之处。但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和系统著作的撰写产生的积极影响，则不应低估。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之后出现的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大多以政治思想史命名。从80年代初开始，一批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早的有邵德门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其后便是桑咸之、林翘翘和宝成关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等，约有十余部著作。至于论述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和有关人物的政治思想的论文，则数量更多。这些努力对于推进和完善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些著作揭示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和总的趋势，认为近代政治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国家观及维护这种国家观的君权神授说和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观念的批判和摒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国家观形成发展，并经过实践最终失败的历史。近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另一个主线便是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维护国家、抵抗外来侵略是关乎国家命运的基本问题，近代任何先进的思想家大都对此提出过主张，并努力进行了实践，但最终都没有能够实现其思想主张。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特点，首先是纷繁复杂。在短短的80年间走过了欧洲几百年的思想历程，社会政治思想从封建主义跃进到社会主义，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当思想的主流正汹涌澎湃之时，潜伏的支流也已潺潺流动初现端倪。今日进步思想战线的旗手，明日已沦为落后思想的护兵。有继承传统的，有借鉴外来的，有糅和中西的，政治思想成为缤纷异彩、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其次是肤浅粗糙。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针对迫切的救亡图存的政治问题而提出的。现实斗争的紧迫性没有给思想家们留有足够的条件来构筑他们的理论体系，往往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案已经形成之后才去找哲学的支撑点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样便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完整的思想体系。
多年来，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在逐渐扩大，从主要重视资产阶级扩展到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农民阶级，甚至资料甚少的义和团政治思想也受到关注；从占主流的进步政治思想延伸到相当长时期里居于统治地位的落后反动的政治思想。评价也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如对无政府主义，既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也肯定它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专制主义、批判封建文化、初步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所做的贡献。在写法上，有以派别人物为主的，也有以思潮为主的，有总体上宏观的论述，也有个案微观的透视。当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需要探讨的问题还很多，比如在研究对象和范围上就存在较大的分歧，这是要进一步努力的。
随着一批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出版，学术界对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金冲及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介一文中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提出应该在四个方面加以突破。1.把近代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重点来研究。2.在时间上应该重点研究从甲午战争到的20多年，因为这20多年是思想浪潮汹涌澎拜的时期。3.要深入探索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的关系。4.要研究西方近代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的各种重要流派，特别是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些思想流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着重研究日本近代思想界对中国的影响，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3）。作者的这些见解正切中当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存在的问题。例如，过去我们总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在哲学思想上一般倾向于唯物主义，而唯心主义者在政治思想上必定是落后的，因此在研究先进人物时总是搜寻其唯物主义的成分，而忽略了这其中的复杂性。这些确实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这期间，人们对近代思想史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研究工作深入细致。如汪林茂认为，在近代中国的进步思想潮流中，有四个新旧交替的转折点并各有其代表人物。龚自珍、魏源发出了“更法”、“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首次冲击了封建统治者死守的陈腐信条，成为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先驱。冯桂芬上续龚、魏之绪，进一步具体地表达了学习西方的主张，开启了改良主义的先河。唐才常在变法运动失败后，开始了武装清朝统治的战斗，但对改良思想却割舍不了。辛亥革命失败后，朱执信的思想开始突破旧三民主主义的体系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是特定时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这些论断是否都符合客观实际，自可讨论，但毕竟提出了问题，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深入（4）。
1988年，张锡勤和李华兴著的同名《中国近代思想史》先后出版。两书都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全貌，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点。1.两书都清晰地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和发展趋势。2.注重从文化的角度考察思想的变迁。张锡勤认为，近代中国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对自身传统文化再认识、再评价，进行清理改造的过程。李华兴认为，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器物层次??制度层次??思想文化层次。这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不断深化的过程。近代的思想家和改革家们最终认识到，只有提高民族素质，进行深层次的思想文化变革，才能够推进中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两位作者注意的侧重点不同，但都从文化的深层考察思想的变化。3.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如两书都对洋务运动作了一定的评介。不过二者的观点不尽相同，张著认为近代中国寻找前途出路经历了包括洋务思潮的六种思潮；而李著则认为近代中国有三种先进的社会思潮，其中并不包括洋务思潮。这些都是以前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所没有的。
2、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
如果说1978年到80年代末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是以思想家或以思想家为主兼及社会思潮为框架，那么8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的框架则几乎都是社会思潮。
还在50年代，王忍之等人在其文章中即论述了思想家和思潮关系问题。“”后，侯外庐在其《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开始用“社会思潮”来总括某一历史时期的思想，并对某些思潮的特征做了概述。80年代末，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最重要的是研究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由于不同阶级、阶层和人群所处经济地位和社会关系不同，他们的利益也不同，因而在社会上就形成不同的思潮，有主流、有支流、有潜流和逆流，综合构成一幅极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图画。尽管社会思潮潮起潮落，但总的趋势是向前发展的。
较早以“思潮”来命书名、论述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是1989年出版的吴剑杰的《中国近代思潮及其演进》。作者认为，以往有关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著和教材存在着不足，即“依时期、分派别重点地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似难以揭示出近代政治思想潮流兴衰替嬗、发展演进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性”。因此，该书“主要以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几种进步性思潮，而不再以人物思想为线索”。作者正是以此为上线，论述了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社会批判、改革思想和爱国维新思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19世纪后半期的洋务思潮，戊戌时期的维新思潮，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思潮，以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低落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等。虽然也还存在着只写几种进步思潮是否就能全面反映近代中国思想发展演进的线索和规律性等问题，但这种尝试无疑是有益的。
稍后，吴雁南等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一书出版。书中虽然只限于甲午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一个时段，不是全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思潮，多数都包括在内了。书中对于思潮的归类，自有其特点，但也有可推敲之处。如爱国主义，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脊梁，贯穿始终，体现于各种思潮之中，单列一类，与其他思潮并列，是否妥贴，似可斟酌。
90年代中期，以“社会思潮”命名的著作增多。如戚其章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等。这类著作多以思潮为线索，分类撰述。而于思潮分类，也大同小异。这里难以一一介绍，只以其中在框架上有所不同的两种著作为例。
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在结构上有其特色，它不限于对思潮的依次论述，而且把它们当作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处理。该书着重探讨了以下几个问题：1.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开端、主线、流程和终结；2.关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社会意识、知识分子群体、思想巨人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关系；3.关于几种重大社会思潮的起因、内容、演变及影响。这就避免了由依时期、分派别重点论述各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变而依序论述各个思潮的不足。尽管论述的深度以及有些论断不一定都能得到研究者的认同，但毕竟较只是依序阐述各个思潮为丰满。
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收入12篇专论，其内容与上述的一些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有明显的不同。该书所论的11种思潮是：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汉宋学术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佛教复兴思潮与中国的近代化、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比较而言，这些思潮中虽也有政治思潮，但更偏重的是哲学、文化思潮。这可能是因为作者所从事的专业不同，所关注和侧重的方面也难免会有所不同。在1l种思潮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编者在后记中已作了说明，理由似可成立。不过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大，而在一部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著作中却没有它的位置，未尝不是缺陷。
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思想史，大多属政治思想史，如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和王金、李子文著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前者1984年出版，是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认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政党、团体及其代表人物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建国问题，各种建国纲领和方针的提出及它们之间的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基本内容。该书从而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种建国理论与主张的相互关系与斗争为基本线索，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后者是90年代初出版的。该书改变了通史体例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写法，按照思想出现的先后，系统地论述了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四种主要思想。作者的目的是力求将中国现代政治思想的主体分别完整系统地显示出来，并由此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种写法，自有其长处。不过30年间的政治思想错综复杂。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只反映几种主要思想。点虽突出，面却较窄。
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一书，不以“史”命名而有其特点。该书以纪事本末的编辑体例，论述了到新中国成立的30年让具有影响的20余种政治思想。不仅阐述其产生、发展的过程，而且作了分析和评价，多有新意。
3、近二三年来的研究
上述诸多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除高瑞泉主编的一种外，其下限都止于。然而情况也在发生变化，去年以来新出版的两部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下限则是止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吴雁南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8年版），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规模最大的系统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专著。其特点主要有：1.比较系统全面地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完整性及其演变发展的轨道，正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主流和方向，揭示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改造中国、走近代化道路是近代社会思潮的中心，爱国主义则是这些社会思潮的原动力，而科学社会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最终取得主导地位。同时也顾及中间和反动的思潮，并把它们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民众心理的嬗变联系起来考察。2.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思潮。作者认为，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同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在一起的，只有科学地认识中西文化，才能正确地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书中以较多的篇幅来评述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论争，这在其他系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其中的神秘主义、非基督教等思想现象更少有人注意。
由彭明、程主编的《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出版于1999年。该书的特色首先在于将思潮看作是由从低到高的认识序列互相联结而成的精神体系，把思想史研究的主轴从人物分析转向更为广阔的群体意识分析。其次，在百年思潮的演进过程问题上，提出了具有新意的划分阶段的见解，认为随着时代主导意识的变化和发展，中国近代思潮先后经历了4个阶段：1.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多种改革思潮的萌动时期；2.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对传统思想的否定时期；3.从前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是思想界重新调整思考方向和发生深刻的分化组合的时期；4.从30年代中期到新中国建立，是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体系开花结果的时期。上述阶段划分的把握是否恰当，当然还可以研究，但此前还不曾有人作过这样明确的叙述，应该说是有进展的。再次，提出了“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颇有新意的。
（三）
从1977年到现在的第二阶段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除去系统的著作大量出版，取得显著成绩外，对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专门思想领域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
在思想家研究方面，较早较集中地体现于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一书。该书着重论述了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时代代表性的9个人物。但作者并不只是停留于思想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把代表人物和思潮“结合和统一起来论述”，着重论述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太平天国、改良派、革命派三大进步思潮。作者还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反动派的思想“是同样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这个陈旧不堪的意识形态在近代条件下，却极为顽强地通过变换各种方式阻挠着历史行程的前进”。李泽厚的另一著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该书主要论述了现代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思想，也涉及学术论战、文艺思想等问题。学术界对其中有些论断有较多争议。例如，关于“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有不少学者提出批评。他们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如果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来看，恰恰是救亡引进了启蒙。一次救亡运动的高潮，总是能有力地唤起或促进一次伟大启蒙运动的到来。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一二·九”运动等等无不如此。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种带规律性的现象。
人物思想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著作也为数不少。除人物传记涉及思想方面外，专门研究人物思想的专著，如关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章太炎的思想等都有多部问世。由于人物研究另有专题评析，当会涉及其思想，这里不作具体介绍。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前的人物思想研究注重两点：一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认为进步的思想家必是唯物主义或倾向于唯物上义的，而唯心主义定是反动、落后者的思想特征；二是以阶级成份决定思想状况。“”后纠正了这种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研究者认为唯心主义在近代进步思想界长期占主导地位，它也是进步思想家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在阶级社会里，由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是不相同的。但仅仅注意及此是不够的，因为同一阶级不同阶层、利益集团的思想倾向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探求思想家的思想，还必须从其个人的经历、思想渊源等多方面进行考察，既看到共性，也要认识其个性。对于研究人物思想，这些意见是值得注意的。
近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空前广泛，各个专门思想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几乎涵盖了近代思想的各个方面。如经济思想有赵靖、易梦虹重新修订的《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等多种著作，法律思想有张晋藩的《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等，哲学思想有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史学思想有胡逢祥、张文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佛学思想有郭朋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军事思想有吴信忠、张云的《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和军队建设》，新闻思想有胡大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文艺思想有叶易的《中国近代文艺思想论稿》等。这里不可能一一阐述，仅就几种专题思想史的研究加以评介。
熊月之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是近代民主思想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1.该书所反映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比较全面，不仅论述民主政体的思想，还包括一切与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以及其他各种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的发生、发展，各自的特点、影响。2.指出中国古代的民主思想重点在反对专制主义，但与近代民主思想有相通之处，是接受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历史依据。中国民主思想的直接来源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西方近代民主思想不但否定专制制度，更为近代民主国家和人民权利描绘了蓝图。3.全面地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演进历程，认为它经历了酝酿、产生、发展、成熟和转变五大阶段，其间又经过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四个交替否定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民主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思想认识路径，在此基础上揭示出了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特点。作者认为，近代中国最早是从御侮强国的目的出发而采用西方议会制度的，它较民族资本主义的进程超前出现。这样使近代民主思想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持点，影响了对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完整理解和系统吸收，对于看似与救国没有直接联系的自由平等思想则相对冷落。正因为如此，新文化运动更高地举起了民主的大旗，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并将使民主制度进一步趋向完善。尽管书中的论断未必都能为研究者所认同，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在认真研究基础上撰写的有独到之处的学术专著。
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专著有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和罗福惠主编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等。对于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特点以及它存在的缺陷，各书都作了一定的探讨，对传统民族主义的特点和缺点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近代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发生了重要变化。陶绪在书中考察了传统民族观念及其在晚清的变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传统民族观念中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内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新的近代民族意识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的重要来源是西方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直接原因是中国民族危机的加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罗福惠在书中论述了太平天国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中国乡村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对近代民族斗争的巨大影响。虽然他们限于阶级地位和认识水平不可能找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但却是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力量。唐文权在书中则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不仅是政治的，而且还有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思想。这拓展了民族主义思想研究的范围。
对于近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近20年来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因而发表的成果较多。在那些系统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中，差不多都辟专章论述无政府主义思潮。此外，还出版了4部专门研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著作：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路哲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稿》，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它们在对中国近代无政府主义思潮发展线索的认识上虽稍有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传入时期，1907年至前后为形成、发展时期，1923年到1941年为破灭时期。其中蒋俊、李兴芝的著作就是按照无政府主义思想从传入到尾声的发展变化线索顺序撰述的，脉络清晰，比较系统。作者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一个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为特点的思想派别，它不仅提出了防止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发表了一定的反封建和要求民主的言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不能简单地否定。这种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态度是可取的。而汤庭芬的著作则横向分析解剖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具有明显的专题性研究性质。这几部著作都是在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此前已有一批研究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有学术价值的，如胡绳武、金冲及的《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潮》，杨天石、王学庄的《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张磊、余炎光的《论刘师复》等。这些研究，有助于后来专门研究的深入和专著的出版。
较早的近代伦理思想史专著是1984年出版的张锡勤等撰写的《中国近现代伦理思想史》，随后是1993年出版的徐顺教等主编的《中国近代伦理思想研究》和张岂之、陈国庆的《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前二书着重于人物伦理思想研究，所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人物的伦理思想。后一书的下限至，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兼顾对社会伦理思潮和著名思想家的论述。作者对近代伦理思想发展的脉络作了清晰的阐述，明确地提出中国近代伦理思想产生于洋务运动，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发展，并认为，“近代中国始终没有建立起兼采中西伦理道德精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思想体系。而且由于民族生死存亡始终为最急迫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伦理思想的建设不能成为主题”。书中还就一些理论性较强、难度较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中国近代以来的伦理道德思想体系应当如何建构，它应当是怎样的理论形态，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与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中的精品怎样结合等问题，的确值得探讨，它的提出对于近代伦理思想以至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是有助益的。
（四）
新中国建立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取得的成绩，是本世纪前50年所无法比拟的。也可以说，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并不断地发展的。论文和专著为数都很多，不用说读不过来，要摸清楚也不容易。本文为了把研究情况讲得具体些，不能不举若干著作或论文为例以说明问题，意不存褒贬。或许有些论著更具代表性，由于不了解或疏漏，而没有提到，只好表示歉意了。在文章即将结束时，提出几点思考：
第一，50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从系统性著作发展的情况来看，经历了由按时期依序论述思想家及其代表作到主要按思潮分类论述，由思想史或政治思想史到社会思潮史的变化。这里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思想史、政治思想史、社会思潮史之间是什么关系，它们是相同还是不同？
顾名思义，思想史的内容广泛，应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而社会思潮或社会思想不应等同于政治思想，它也只是思想史中的一个方面。不过就现已出版的著作而言，三者并没有多大区别，主要都是写政治思想。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被瓜分、亡国的危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时代的主题，政治思想突出是不奇怪的。但是突出不是唯一的，它不能涵盖全部思想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意见也不一致。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是这个时期各种思想观念（尤其社会政治思想）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看来这还需要加以探讨。
第二，90年代以来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著作，几乎都以“社会思潮”命名。但什么是社会思潮，研究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所谓社会思潮，就是某一时期内，在某一阶层、阶级或整个民族中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而又有较大影响的思想潮流。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思潮是指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带有资本主义倾向和性质的思潮。这两种说法，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这里还牵涉到与社会学的关系问题。例如关于中国社会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有的学者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社会思想史是研究中国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点、构想或理论发生、发展、继承和相互碰撞与融和的内在历史过程及其特点与规律的社会学分支学科”（5）。这个定义，跟前两种关于社会思潮的界定也不一样。就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研究来说，它的范围是什么也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系统著作，从以著名思想家及其代表作的依序论述，到着重对各种思潮依序论述，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有突破，但是，也还不能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体例结构就已经完善了。因为以思潮为序与按思想家排列存在着类似的局限，民间思想则很少或没有反映。
第四，历史和历史人物是客观存在的，而研究者都有其主观观念，要做到实事求是地、准确地评析人物的思想并不容易。由于依据的主要文献是历史人物留下的文集，加上研究过程中容易产生偏爱，好的思想加以拔高，不好的思想则为之开脱、辩解，这种状况应力求避免。
注释：
（1）《评〈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哲学研究》1956年第1期。
（2）《新建设》1962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