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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经问世以来，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学者、作家们纷纷从各个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分析，可谓包罗万象，色彩纷呈。而《围城》中的比喻历年来更是为人们津津乐道，因为这些比喻都新颖、贴切、恰当、形象，幽默中蕴涵深刻的哲理，令人不得不赞叹和佩服。更令人赞叹的是这些比喻中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意义，包含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对这些比喻句进行整理和分析，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研究中国文化传统：一、中西方的婚恋文化；二、中西方男女的社会地位；三、中西方的家庭观念。
一、中国传统的婚恋文化
钱钟书先生作《围城》时，是20世纪40年代，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战争，但作者的重心不在于刻画战争中的人生百态，他更关注的是在战争年代中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战争虽然是主流背景，但大批外国人进入中国，这意味着曾经封闭的中国大门被打开，中国传统文化有的已被解构，甚至是消失，但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仍有其不可被磨灭的印记，这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必然。当然，中国大门的打开对于文化的影响，不能绝对的说是好还是坏，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一方面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有了更多的交流，使得文化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地得以发展文学艺术论文，同时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外国文化的进入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入侵，一定程度上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体系。钱钟书先生在使用比喻时，将中国传统的封建婚恋文化作为喻体，从而在比喻中展现了一幅中国特殊的婚恋文化图景，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苏小姐）年龄看上去有二十五六，不过新派女人的年龄好比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
（2） 鱼肝油丸当然比仁丹贵，但已打开的药瓶，好比嫁过的女人，减低了市价。
（3） 这开会不是欢迎，倒像新姨太太的见礼想。
（4） 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
在封建社会，人们极其重视婚姻程序，繁文缛节十分繁复。从周代起规定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其中，问名主要是询问了解欲聘女子的家世，身份地位，是嫡出还是庶出，以及出身年月日时等，在（1）中作者说到的合婚帖上的年庚，就是在婚书上写上女方的出身年月日时，即问名。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人们的成婚年龄很低，在清朝男十六岁，女十四岁，这样的早婚习俗虽然在其后的年代有所改善，但仍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在早婚的社会风气下，人们将结婚晚的人视作不正常，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还没有出嫁的“大龄”女子，家里人为了帮助其顺利成婚，不得不在合婚帖上将女子年龄改小，所以作者说：“旧式女人合婚帖上的年庚，需要考据学家所谓的证据来断定真实性。”钱钟书先生用这个喻体来比喻苏小姐的年龄不仅是一种幽默，更是在幽默中带有揶揄的味道。
在封建社会，女子的地位很低，按礼制要求，女人要“从一而终”，丈夫死后应当守节，不应再嫁别人。《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死不嫁。”[1]而对于离婚，一般情况主动权在于男方，女方一般要求离婚的很少论文格式范文。男方弃妻一般是妻犯了“七出”：一无子，二，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嫉妒，七恶疾”[2] ，这也成了负心男人或挑剔婆婆抛弃女子的借口，所以女子一旦被休文学艺术论文，她们在社会中便被人耻笑和瞧不起，另外在古代社会极其重视一女只可侍一夫，所以一般没有人家愿意娶嫁过了的女人。作者在（2）中将开过瓶的鱼肝油比作嫁过了的不值钱的女人，可谓是形象生动，新颖贴切，同时也侧面刻画了李梅亭吝啬丑陋的嘴脸。
姨太太是旧社会大家族的下人对主人的妾的称呼。中国古代虽然将一夫一妻制作为正型，但是实际上中国一直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子可以纳妾以达到多妻的目的，清律上说：“妻者齐也，与夫齐体之人也；妾者接也，仅得以与夫接见而已。贵贱有分，不可紊也。”[3]可见妾只能侍奉左右，身份卑贱，而妾的主要来源是买卖妇女、抢夺妇女。（3）中，李梅亭去参见学生给他举办的欢迎会，发现只不过是汪主任给他设的圈套，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罢了。钱钟书先生抓住了人与人之间这种互相争斗的微妙关系，把李梅亭的欢迎会比作姨太太的见礼，生动的刻画出了当时表面祥和，实际充满硝烟的人际战争场面，同时也表现了李梅亭尴尬和卑微的处境。（4）中的通房丫头和妾差不多的，但不如妾的身份高，通房丫头算是陪嫁，可以与男方主人发生性关系，但实际没有名分，只是仆人身份，就如《红楼梦》中的平儿一样，作者把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当时社会中讲师，教授和副教授的地位高下的不同，同时也表明了方鸿渐尴尬的处境。
二、中国传统男女的社会地位
我们知道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在婚姻中，她们附属于自己的丈夫，没有自主权，被自己所属的男人分为三六九等。在《围城》中还有一些比喻也反映出中国男尊女卑的社会现象。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好像苏小姐是砖石一类的硬东西，非鸵鸟或者火鸡的胃消化不掉的。
（2） 说女人有才学，就仿佛赞美一朵花，说它在天平上称起来有白菜番薯的斤两。
（3） 柔嘉，你这人什么都很文明，这句话可落伍。还像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
(4) 据说“女朋友”就是“情人”的学名，说起来庄严些，正像玫瑰花在生物学上叫“蔷薇科木本复叶植物”，或者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
中国从宗法制的奴隶社会起，就形成了男尊女卑的观念。后世奉为礼制总规范的《礼经》确立了“三从”的理论基础。《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4]《仪礼丧服传》说“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文学艺术论文，既嫁从夫，夫死从子。”[5]《孔子家语》也说，女子必须顺从男子，小时候要顺从父亲兄长，嫁人后要顺从丈夫，丈夫死后要顺从儿子，“这个三从之说实是古代确立妇女地位的根本原则，是男尊女卑、夫权统治在妇女生活中的集中体现。”[6]其实，就是把妇女的一生从生到死都安排在从属于男子的地位。.男女不平等的根基树立于奴隶社会，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又变本加厉。除了“三从”，妇女还必须遵守“四德”，而“四德”之首的妇德就规定女子“不必才能绝异也”[7] 。
中国还有一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说明女子只要安心相夫教子，主内持家就可以了，不必有才能，不必太过张扬。（1）中，方鸿渐的父亲听说苏文纨是留学博士以后，赶紧说怕鸿渐吃不消她，而且还得意的发表了一通男人必须比女人才学高一层，不能和女人平等匹配的言论，可见女人一旦有才学反而受限制的处境，（2）中也是同样的道理，仿佛女人有了才学是多么恐怖和滑稽似的。（3）中旧式女人把死来要挟丈夫的作风，可谓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受压榨而形成的作风了，妇女在家中从属于丈夫，自己没有自主权，如果男方想要休掉女方的话，女子是不能提出任何异议的，法律上也不会给她们任何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她们维护自身利益时只能用苦肉计去威胁对方了，所以，有句古话概括中国古代女子的这种行为很形象：一哭二闹三上吊，虽然很不雅，但背后却藏着女子们受压迫的辛酸境遇！当然，作者此处用这个比喻并不是要同情孙柔嘉的可怜命运，而是将孙柔嘉比作旧式女子，讽刺她无理取闹的性格和脾气。在（4）中，休妻的法律术语是“协议离婚”，很形象地说出了中国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明明是男方找借口不要女方，结果却要打着协议离婚的幌子。作者在这里用这样一个比喻主要是点明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感情，对她仅仅是一般般的感情，算不得很深。
三、中国传统的家庭观念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强调家庭本位，以强大的父权家长制为基础，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等级关系，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嫡庶长幼有序。[8]而中国传统的主导思想学派——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就一直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忠”，反映在生活中就是“孝”。在家庭内，家长地位极尊，权利极大文学艺术论文，作为儿女小辈的家庭成员都要无条件的服从家长的统治。《围城》中，也有一些比喻能反映我国的这种孝文化，比如（以下比喻句选自钱钟书.《围城》，北岳文艺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1） 买张文凭去哄他们（父亲和丈人），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磅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
（2） 因为遯翁近来闲来无事，忽然发现了自己，像小孩子对镜里的容貌，摇头侧目地看得津津有味。这种精神上得顾影自怜使他写自转、写日记，好比女人穿中西各色春夏秋冬的服装。做出支颐扭颈、行立坐卧种种姿态，照成一张张送人留念的照相论文格式范文。
（3） 行礼的时候，祭桌前铺了红毯，显然要鸿渐夫妇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阿丑嘴快，问父亲母亲道：“大伯伯大娘为什么不跪下去拜？”这句话像空房子里的电话铃响，无人接口。
（4） 有人送别，仿佛临死的人有孝子顺孙送终，死也安心闭眼。
在中国古代，“建立在奴隶私有制和封建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个体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政治单位和教育单位。这种个体家庭的家庭成员之间，… …存在着互相依赖的关系，他们休戚相关，荣辱与共。”[9]在古代社会流行“光宗耀祖”，很多人有权有势，并不仅仅是自身获得利益，而是整个家族都获得利益，这可以说是中国宗法社会下的特殊产物。比如秀才去参加科举考试，一方面是为了自己的生计和实现自己的人身价值，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给自己的家族增光添彩，扬眉吐气。而对于宗法制家族中的家长来说，他们统治着整个家族，他们当然希望自己的家族繁盛，于是他们把实现家族利益的重任放在其子孙的身上，他们抚养子孙，是为了使子孙更好的为家族服务。所以（1）中，面对父亲和丈人的压力，方鸿渐不得不买假文凭去哄骗他们，以便表明自己得“孝”心。
在中国古代的家庭内，家长的地位非常高，权利也非常，家族中的成员必须绝对服从家长的意志，不得违背。中国古代的家长权其中一项就是教令权，指“子孙要遵从父祖的意志，要接受父祖的管制。”[10]作为家族中的最高统治者，家长也享受着这种权利带给他们的。（2）中方鸿渐的父亲正是享受着对家庭和子女的统治权，他写自传，写家训，其实都体现了家长的意志和权威，特别是他写自己对鸿渐的教育时的情形更充分体现了家长的统治欲望。
中国是一个宗法制社会，人们按自己的家族形成宗族，宗族所以成为一个聚合体，正是因为族人出自共同的祖先，为了增强宗族的聚合力量，“任何一个宗族都将崇祖、祭祖作为自己最神圣的义务”[11] 文学艺术论文，而崇祖在人们心里的意义大不相同，因为祖先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故人，而更多的是被神化了神。崇祖主要包括修祖谱、建祠堂、重墓所，秩义社、立宗子、绵嗣续、保遗业。近代以后，建祠堂这样的祭祖活动就不多见了，但一般过节或结婚生子时，人们还是会在家中举行一些简单的祭祀祖先的活动，正如（3）中鸿渐夫妇要向空中过往祖先灵魂下跪，以表示对祖先的尊敬。同样（4）中的孝子顺孙送终也体现了祭祀这一文化现象，同时也表明，家长的权威在临终时也是要体现的，家族中的孩子一定要在病塌前守孝，这是不可更改的传统习俗。
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一书，睿智深刻，在其比喻句中， 作者根植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丰富的传统文化图景。
注释：
[1]《礼记·郊特牲》.
[2]《大戴礼记·本命》.
[3]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10.
[4]《礼记·.郊特牲》.
[5]《仪礼·丧服传》.
[6]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121.
[7]《女戒·妇行》.
[8]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3.
[9]史凤仪.中国古代婚姻与家庭[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256.
简单地说，工笔画中的勾线就是勾轮廓线，1般用小衣纹或勾线笔，是工笔画的第1步，成品即白描。勾线的方法类似于写毛笔字,讲究起笔、行笔、收笔等；
没骨法是1种不用勾出轮廓而直接着色落笔的方法，要求画前必须做到胸有成竹，如初练可先在宣纸下衬1事先画好的白描稿；
重彩是用石青、石绿、石黄、朱砂、蛤粉等不透明石色为主进行着染的画法。鲜丽凝重。
“皴”和“擦”是1种肌理的表现方法，其区别在于工笔画中后者较前者多以侧锋行笔且用力较轻，后者在笔中含水分少，比较干；
“染”是着色的主要方法，包括分染、统染、罩染、接染、点染、烘托、积水、托色、立粉等。
其中分染是用1手拿两支笔交替进行，1支蘸色（不要过于饱满或过干），1支蘸清水（不要过多）把颜色均匀地烘淡，形成1边色浓逐渐向1边色淡的过渡效果。
统染就是从整体出发，大片地分染出前后的层次关系。
罩染是在分染好的底色上罩1层透明色彩（水多色少，调匀，较稀）的方法。分染前应用此法就叫平涂，平涂色彩时也可使笔中色彩饱和。罩染和平涂时注意既要有充足的水分，均匀平涂，又不能使水分过多，汪在纸上互相冲激，也不要1次涂够颜色，调淡色彩1遍1遍地涂，涂够为止。
接染就是反染，用两支笔各蘸上不同颜色着染，使两色趁湿相互渗接在1起的染法。WWw.133229.CoM初学可用第3支白水笔帮助接染。
点染是不勾轮廓线,用1支笔蘸上1种颜色,然后在笔尖上再蘸另1种颜色,1笔按点下去,使两种颜色自然渗和在1起,1笔成形。此法多用于没骨形式。
烘托是大片地烘染底色，以衬托出浅色主体部分的方法。可用平涂和分染两种方法进行，为使其均匀，可先用清水把底了铺湿，趁其半干时烘染。
积水是先以淡墨和色积水成形，趁湿冲入水或其他颜色，使水与色相互冲激，干后形成自然斑驳的痕迹。此法用时水要多，冲入颜色和水要掌握好火候。
托色是重彩画法，即在纸背面平涂1层与正面颜色相同而明度较浅的颜色，可使正面色彩更鲜亮厚重。
立粉是用浓厚的粉质色点或勾出色点或色线的方法，常用于勾点花蕊等。
批毛和丝毛是画鸟兽毛的技法，批毛是将水分较少的白云笔蘸上墨或色后用手指将笔锋捏扁，平均分成4-6年尖叉，这样画下来即成1组小毛，批毛时笔与笔之间如品字形接续着画，如鱼鳞的分布1样；丝毛是用细笔1根根勾毛，方向与批毛相同。
此外还有喷弹法、揉纸法、拓拍法、洒水、洒盐、油水混用、用蜡、绢后作画等肌理和绘画的技法等。
工笔画发展史
工笔，就是运用工整、细致、缜密的技法来描绘对象。工笔又分为工笔白描和工笔重彩两类。工笔白描就是完全用墨的线条来描绘对象，不涂颜色。白描本来大抵是用来打草稿的，宋代画家李公麟把它发展成独立的画种，他的白描如行云流水，变化无穷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他画的《5马图》，人和马都用单线勾出，比例准确，肌肉骨骼的结构清楚，甚至马的毛色所具有的光泽也细致地表现出来，动态极为生动，是古代第1流的白描作品。工笔重彩，就是指工整细密和敷设重色的中国画。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帛画、都是道地的工笔重彩，特别是轪妃墓的t形“非衣”，构图巧妙，线描精细，设色绚丽，显示了当时工笔重彩达到了高度的成就。古代绘画普遍使用丹砂和青绿之类的重彩颜料，因此称绘画为“丹青”，由此可见工笔重彩在古代绘画中的重要地位了。
学习、练习方法
都能学好的～照着样子临摹就是了～
当然1些基本功还是要学会的，在画工笔之前要先画1些白描的作业，练习1下手感和笔触，刚开始画白描的时候，最好挑1些名家的花卉白描稿，比如《芥子园画谱》，把画画用的宣纸蒙在上面，也用铅笔描摹，注意，用铅笔描摹也是对线条的练习，不可以马虎，而且要1次描好，因为宣纸是不能擦的。描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用红豆之类的勾线笔沾墨汁勾了。多加练习之后，就可以直接用勾线笔描摹了。
等白描练习1阵子之后，就可以临摹1些工笔画作品了，最好先挑选1些简单的花卉开始，然后是花鸟鱼虫，最后人物。当然不能1味的练习，其实阅览1些书还是有帮助的，很多工笔的书里面都会教授1些画画的特殊技法，很有意思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看学会这些技法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技法，只有博采众长才能学到更多。
至于1些基本的东西，我想石榴石头已经说的挺具体了：买熟宣纸,开始是拿页筋笔勾线,然后是手握住2只笔,1只小红毛笔,1只大白云,小红毛上色,大白云是白水,匀染使，然后买本书临摹。还要补充1点，也是我自己的心得，再晕染的时候，宁可先淡1点，如果不够深度，可以再染，若是1下子染太深，就不能渐淡了~特别是1些花卉和人物的脸。
说了这么多，其实都是纸上谈兵而已，关键还是要实践，多画画1定行的。以前我们班级很多人都不会画的，手也很抖，不过1个月下来就能出成果了，只要静心。画工笔就是要静心。
另外，临摹了1阵子之后，就可以去写生1些东西，回家自己创作了！
（国画，我国传统造型艺术之1。在世界美术领域中自成体系，也是最为复杂的画种，内部分类则更是复杂。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分为6门；北宋《宣和画谱》分为10门；南宋邓椿《画继》分为8类。其根据笔墨技法可分为工笔画、大写意画和小写意画（即兼工带写），根据设色又可分为白描画、水墨画、着色画3类，按功能和用途，可分为寺观殿堂壁画、架上绘画、民间绘画、工艺装饰画几类；依作品的主题思想分为释道画、风俗画、历史画、民间年画、文人画等；按工具材料分为白描、着色、水墨等；但最通行的是按题材内容分为人物、山水、花鸟3大类。 山水画简称“山水”。描写山川自然景色为主体的绘画。在魏晋、南北朝已逐渐发展，但仍附属于人物画，作为背景的居多；隋唐始独立，如展子虔的设色山水，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王维的水墨山水；王洽的泼墨山水等；5代、北宋山水画大兴，作者纷起，如荆浩、关仝、李成、董源、巨然、范宽、许道宁、燕文贵、宋迪、王诜、米芾、米友仁的水墨山水，王希孟、赵伯驹、赵伯骕的青绿山水，南北竞辉，达到高峰，从此成为中国画中的1大画科；元代山水画趋向写意，以虚带实，侧重笔墨神韵，开创新风；明清及近代，续有发展，亦出新貌。表现上讲究经营位置和表达意境。传统分法有水墨、青绿、金碧、没骨、浅绛、淡彩等形式。
人物画以人物形象为主体的绘画之通称。中国的人物画，简称“人物”，出现较山水画、花鸟画等为早；大体分为道释画、仕女画、肖像画、风俗画、历史故事画等。人物画力求人物个性刻画得逼真传神，气韵生动，形神兼备。其传神之法，常把对人物性格的表现，寓于环境、气氛、身段和动态的渲染之中。故中国画论上又称人物画为“传神”。历代著名人物画有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唐代韩滉的《文苑图》，5代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北宋李公麟的《维摩诘像》，南宋李唐的《采薇图》、梁楷的《李白行吟图》，元代王绎的《杨竹西小像》，明代仇英的《列女图》卷、曾鲸的《侯峒嶒像》，清代任伯年的《高邕之像》，以及现代徐悲鸿的《泰戈尔像》等。在现代，更强调“师法造化”，还吸取了西洋技法，在造型和布色上有所发展。
花鸟画历代花鸟画家辈出，如唐代薛稷的鹤、边鸾的孔雀、刁光胤的花竹；5代郭乾晖的鹰，黄筌、徐熙的花鸟；北宋赵昌的花、崔白的雀、吴元瑜的花鸟；南宋吴炳的折枝、林椿的花果、李迪的禽；元代李衎的竹、张守中的鸳鸯、王冕的梅；明代林良的禽，陈淳、徐渭的墨花；清代朱耷的鱼，恽寿平的荷，华喦的鸟；近代吴昌硕的花卉等，皆1代名手，绵延不绝。
技法形式有工笔、写意、勾勒、设色、水墨等技法，设色又可为金碧、大小青绿、没骨、泼彩、淡彩、浅绛等几种。主要运用线条和墨色的变化，以勾、皴、点、染，浓、淡、干、湿，阴、阳、向、背，虚、实、疏、密和留白等表现手法，来描绘物象与经营位置；取景布局，视野宽广，不拘泥于焦点透视。有壁画、屏幛、卷轴、册页、扇面等画幅形式，辅以传统的装裱工艺装潢之。中国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由于书画同源，以及两者在达意抒情上都和骨法用笔、线条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结，因此绘画同书法、篆刻相互影响，形成了显著的艺术特征。作画之工具材料为我国特制的笔、墨、纸、砚和绢素。近现代的中国画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技法上，有所突破和发展。
国画发展史
6朝前：水墨与重彩画法之萌芽 中国绘画的最早遗迹，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的岩画和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装饰纹样。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彩绘是以天然矿物质在陶坯上描绘后入窑烧制，在橙红色的胎地上呈现出赭红、黑、白等诸种颜色的美丽图案，形成纹样与器物造型的高度统1，达到美化装饰效果。商周战国及春秋时期绘画已有相当的进步。除壁画的流行外，这时绘画技巧的发展也可从青铜器及玉器的装饰纹样、战国漆画上看出已达到相当水平。特别是湖南长沙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帛画成为这1时期绘画技法发展的杰出代表。此时绘画已逐渐脱离附属于工艺美术品的装饰地位而独立，成为后世卷轴画的先声。秦汉绘画技法发展汉代墓室壁画及画像的情况除求诸石、画像砖外，各地出土的帛画对了解当时绘画技法发了最有力的资料。战国展的状况提供帛画“迹简意淡”，突出线条作用的水墨画法和西汉以高纯度装饰性色彩依线描涂染的勾勒着色画法，奠定了后来卷轴画的两种基本画法风貌。
6朝：勾线渐趋成熟与凹凸法之出现 3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技法发展中的重要阶段。涌现出1大批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知名画家，画史上第1批为后世崇奉的百代宗师和第1批有摹本流传的巨迹都产生于这1时期，并产生了第1批论画名著。人物画法从完成变略为精，由“迹简意淡而雅正”走向“细密精致而臻丽”之后又出现“笔不周而意周”的疏体，鲜明显示上承两汉下启隋唐的时代风貌。源于人物画背景和古地图的山水画在这1时期开始独立登上历史舞台。大约在东晋刘宋时代，已有独立的山水画。这时期已有为数不少的善画花鸟的画家出现，也有独幅作品的记载，但未流传下来。
隋唐：线描、水墨的高度发展与金碧设色的完善 隋唐时代的绘画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在表现技法上取得高度成就。人物画在隋唐仍居主要地位，在继承本土汉魏传统以外，也吸收西域画法，艺术上的发展更加成熟。隋唐山水画日渐成熟，有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和墨分5色的水墨山水等，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这1时期的青绿山水日益走向成熟与兴盛。其画法风格，也像人物画1样属于勾勒设色，所不同者在于形象勾勒的简括和赋色的强烈浓丽。使用的颜色以青、绿、赭石、白粉等石色（覆盖色）为主，甚至辅以金粉，鲜明夺目，纯度极高，颇有金碧辉煌之感，宋人称之为“青绿山水”或“金碧山水”。这种以装饰手法进行写实的着色山水画，是中国山水画最早的风格形态。水墨山水画的出现，主要是在中晚唐以后。在青绿山水至盛唐发展成熟之际，水墨山水的前身“破墨山水”开始萌生。中晚唐以来，山水画的题材范围进1步扩大。技法上更出现“不依墨踪”的狂放画风。这时，部分画家在盛唐的破墨技法之外，又发展了“泼墨”。中晚唐的山水画家，由讲求用笔进而又重视了用墨，而用墨方法的丰富变异，回过头来又解放了笔法。水墨作用引起了广泛注意，为5代水墨山水画的勃兴创造了条件。唐代也出现了1批花鸟画名家。花鸟画题材多流行于宫廷及上流社会，用以装饰环境及欣赏需要，大都以工笔设色的画法，写生逼真。
5代：双钩填彩与落墨画法之定格 5代10国的绘画，无论中原、西蜀还是南唐，也无论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继承唐代传统的同时有新的发展。在山水画方面，这时突出发展了唐人水墨风格。“荆（浩）、关（仝）、董（源）、巨（然）”及南北两大山水画派的出现，成为山水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两派画家笔下，用以呈现山水纹理质感与结构的“皴法”得到很大发展，墨法丰富起来，有笔有墨成了画家的自觉要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山水画至此已发展成熟。花鸟画领域5代出现“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两种技法风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花鸟画走向成熟。5代，勾勒设色的青绿山水仍在延续。
两宋：工笔的极致与兼工带写的初创及章法的突破 宋代绘画在隋、唐、5代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风格形制日趋多样，技法更加完备。文人画的兴起与宫廷绘画的繁盛成为这1时期的新特征。在艺术上自觉追求有别于画工的“文人画”是在北宋中叶兴起的。风俗画、历史故事与现实题材的人物画都成为画家感兴趣的题材并有杰作出现。北宋画坛上，山水画成就最为突出，在唐、5代的基础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画史所称“宋人格法”主要指这1时期的山水画创作。南宋山水画的主流是水墨苍劲笔法所显示的精奇而抒情的风貌。这1时期随着卷轴画的大量产生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宗教画开始退出画坛的主要位置，画家与画工明显分开来。宋代花鸟画在艺术技巧上大大超过了唐代。继5代之后，北宋初期的花鸟画随着朝野需要的变化而蓬勃发展，跃居于人物画之上，与山水画并驾齐驱。宋代花鸟画家观察的精细入微和描绘的1丝不苟使他们的写生刻画水平已经达到“和生者逼肖”的程度。
元代：笔法墨法的拓展与丰富 元代绘画在继承唐宋5代的基础上有进1步发展。其显著特点是文人画的盛兴，人物画相对减少，山水、花鸟画成为主要题材。绘画艺术上强调有“士气”和“古意”，反对有“作家气”，摈弃南宋院体传统，主张师法唐、5代、北宋。创作上遗貌求神，尚主观意兴抒发，讲变化而轻刻画，喜平淡而弃绚烂，纸本上运用干笔皴擦的水墨技法得到极大发展。元代绘画以山水最盛。在花鸟画中，随着墨竹与木石的盛行，墨兰、墨梅也同时并举。元代墨卉墨戏盛行，在工笔花鸟画中也出现了全部以墨代色的现象。中国花鸟画技法经过宋代全面发展后，元代又向着水墨领域深入。
一、高职史论课程教育的必要性
在追逐现代设计思想、理论、方法的同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忽略和遗忘了支撑着我们整个设计并可以让它永恒不息的精髓元素――传统文化。如何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思想及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设计教育体系，已成为我国设计教育改革的首要课题。
1、课程目标与人才培养目标的切合性
室内设计方向以家庭装饰设计与施工，可取得建筑装饰或室内设计师资格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具有家居装饰设计、装修的能力；具有从事公共商业环境设计、施工的能力；具备对室内装修项目的工程预决算能力。
传统文化课程在提高学生的家居与公共建筑装饰的设计和具备创新的意识、精神和能力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而这也是建筑装饰工程技术专业培养的重要目标。该课程与专业培养目标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没有传统文化艺术课程，培养的学生只能是绘图员和监理员的单一目标，没有创新和突破性。
2、改革后专业体系中的课程定位
课程结构要体现了三级教学平台，围绕专业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进行了课程模块设计，具体为：
（1）理论教学计划体系
该专业的理论课均和专业技能密不可分，这是该专业教学的特点和最大的优势。该专业的第一级教学平台在保证学院规定的课程外。
（2）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教学体系中技能训练项目的构建，主要要针对该专业高职人才应具备的职业岗位技能精心设计。按照由低到高、由简入繁、结构有序的原则设计训练项目和实训体系。
（3）在二级，三级教学平台上都离不开传统文化课程
二级平台上的课程如《建筑装饰简史》。该课程目的是让学生对建筑与室内设计的发展历程有一个简要的了解，拓宽学生知识面，提高设计素养，在专业课程体系中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在三级教学平台上的设计实践环节如《优秀设计方案》课程和《公共空间设计》课程少不了对相关知识点的学习和应用。
三、学生状况分析
目前设计专业学生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设计内容的设计项目时，少部分学生能较好的理解设计内容和设计目的，同时能比较主动的查阅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素材，并进行相关市场调研，从而使设计作品表现得比较到位。而同时也有相当部分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及文化元素的积累并不是很深入，往往流于表面的了解，因而设计出的作品效果肤浅，内涵不足，没有实质性的内容体现，这样的设计往往是归于失败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文化归属感薄弱
文化归属感应是在文化氛围之内接受一定程度的熏陶后积累形成的对国家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目前的现状是大多数的青少年由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对本民族的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日益薄弱。哈韩哈日，欧美流行风是当下大多数现代青少年关注的文化趋势和热衷追逐得对象，多元文化的冲击慢慢淡化了中国传统文化在青少年思想中的地位，因而形成了上面所述的在目前艺术院校当中学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游离感”，这种“游离感”的形成使学生对于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容的设计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往往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点到为止。
2、设计手法运用的模仿和设计元素的套用
二、关于《世界文明》壁画的基本情况
深圳世界之窗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是一个集中多个国家、多种民族、多种历史风貌的建筑形式和文化形式于一体的旅游胜地，它有意识地营造出了一种旅游文化的文化意境，多色彩地再现各民族的文化形态，艺术地实现它的商业活动，让游客在欣赏各民族的文化差异中感受审美的情趣，这是很有意义的研究。
居于“世界之窗”这样一个以展示世界文化为主题的大型公园的时空背景之下，《世界文明》大型壁画为贯穿五个大门，长200米的浮雕带，与各大洲门式建筑、古代柱廊和雕刻群组成宏伟的文化广场上。《世界文明》大型石刻壁雕石刻长200米，高10米，它与不同地区的大门和数十座古代建筑的柱式及形象组合在一起，形成气势宏大的世界文化广场。由中央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三个单位的艺术家们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努力，精心设计、精心监制的红砂石浮雕。塑画墙高10米，分6块墙面环绕广场竖立，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这是一部表现人类文明史的的鸿篇巨制，是艺术与旅游文化融为一体的创作。它以粗犷、质朴、细腻等各种不同地域的文化风格与五湖四海的游人对话交流，显现出自身的精神力量。
三、《世界文明》壁画创作内容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壁画主要集中在显示人类数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这一核心主题上，它不仅包括了两河、印度、埃及、希腊、中国这些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又包括了整个亚洲、太平洋、大洋洲、澳洲极其丰富、极具特色的广大地域。
在这么一个宏大的主题和背景时空下，对画面形象的收集、处理、提炼以及艺术创造是有着很大的困难的。人类文明，从古巴比伦到伊斯兰文化，从仰韶到丝绸之路，从古代印度到佛教的传播，从古老的图腾到科学发明，天文、地理、航海与战争。从恒河、黄河、两河流域直到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等各大洲的多种文化。纵贯数千年，横跨整个地球……要熟练自由地驾驭这一庞大复杂的任务，不单要有对于中外文化的熟悉知识背景，还要有对世界文化的深刻理解。纵观《世界文明》壁画所应用的素材，壁画家们并没有采用惯常使用的壁画手法，而主要依靠对世界优秀文化遗存的精选与组合来形成画面，但组合并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按严格的文化历史，概括数千年文化的丰富内涵来构建画面的形象。
（一）《世界文明》壁画创作艺术形式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壁画创作的特点，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还表现在对壁画艺术形式的追求和探索上，表现在对材料工艺的选择上。中外历史上的优秀壁画创作为当代壁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如中国传统壁画匠心独运的造型方法，宛转自如、流动飘荡的线描技法以及变化丰富、生动灵活的突破时空限制的构图营造法等，都在《世界文明》壁画中有所体现。《世界文明》的壁画创作者们如在体现具有“美洲的希腊”之称的玛雅文化的一个局部，壁画艺术家们就大胆地采用了米克斯特克传说中的“脚印”贯穿于整个墙面，导引着人们沿着这些“足迹”去探寻美洲文明的奥秘，画面的处理上类似于“超现实主义”所营造的异乎寻常的梦幻般的境界，也有颇似“抽象派”的形式探索。另外，艺术家们也在注重从中国传统壁画艺术中，从外国优秀美术作品中，从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使得壁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日趋多样化。
（二）《世界文明》壁画创作材料的特点思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当代的壁画家们在开发传统工艺材料的同时，极其注意不断运用新的材料来进行创作。除了运用油画色、国画色、丙烯色等颜料绘制之外，还注意运用镶嵌、陶瓷、漆艺、金属材料和棉毛、化纤材料等来开拓新的艺术表现方式。许多壁画本身就是运用物质材料对建筑实体进行装饰的，所以，壁画在材质运用方面的创新也显得十分重要。相当多的壁画作品超越了传统的用材范围，广泛采用了新颖的材料，获得了只有现代化科学技术才能实现的优美的艺术效果，从而为现代壁画的创作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世界文明》壁画虽是单一地采用了红砂石用浮雕的艺术手法，由于对墙面以自由分隔的形式，以乱花迷眼的组合，以高（高可近圆雕）、中、低（平刻浮雕）跳动的起伏和张弛变化的疏密开合，以表达“物华天宝，人文荟萃”的丰富与壮观，从而达到更能深化人类文明史的这一主题。
（三）《世界文明》壁画创作手法的特点思考
《世界文明》是一座巨型的石刻，壁画家们一般采取了高、中、低浮雕相结合的表现手法，高浮雕有高达75厘米，在画面的下部，其内容是有代表性的文物，（如印尼的神鹰，印度的恒河，日本的奈良大佛，中国的舞乐骆驼、霍去病墓的卧马，巴比伦的哈木拉比法典等等）或粗犷雄浑、或精雕细琢，在画面上成为柱角，造成构图的稳定感，同时，它又是观众直接触摸和拍照的对象，“中层浮雕全高45厘米，出底板一般25厘米。这一纵横交错、内容繁杂、占据画面的主要部分，成为一个个中心，其外轮廓是画面的骨架，浅浮雕部分总厚度为30厘米，出石底面约5厘米到8厘米，起烘托与连接的作用，虽不是画面主要部分，却并不省工，有不少局部，如日本和服和浮世绘的水纹花饰，都是以精确的构造，一个个斗拱、一朵朵小花、一个个波纹连卷、勾结、精雕而成，一律不用线刻，因为简单的线刻在大浮雕上效果不理想”。整个作品是靠构图的大结构、阴影的起伏强弱、块面的开合疏密、石头的色彩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和气势感觉的。另一种视觉效果就是近看效果。因为观众更多的是在浮雕下观看，视角不过是整个画面的二十分之一，而且前边还有柱，自然分隔成一个个局部，这就要求设计时每个局部的相对完整性。在处理上对有的局部极尽精微，使游客能发现许多精彩之处，有的小地方又放手处理成大的形体，有如一面大墙，如恒河的大象高达两层楼房，观众到此心胸开阔。
（四）《世界文明》壁画创作的功能性思考
就《世界文明》壁画艺术的功能而言，它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它不仅以记事性或象征性的构思与写实和夸张相结合的手法，生动的造型，丰富的想象去表现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事件和传奇性故事情节，以富有浪漫色彩的艺术形象表现不同的人物情景，而且能与建筑艺术有机的结合起来产生其它艺术形式所达不到的艺术魅力。
四、当代壁画功能的拓展
《世界文明》壁画已不仅仅是传统概念上的一幅画，它在广义上已是一种环境艺术了，它关注环境，并在广阔的天地中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它对营造深圳世界之窗乃至深圳这个城市的文化品位，一个当代大环境的文化形象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当代壁画与环境的结合，壁画对环境的依存关系，壁画对建筑的从属性和艺术价值的相对独立性，在环境设计中精品力作的意义，以及当代壁画功能的拓展性都是我们必须探讨的课题。
笔墨作为中国画表现形式的核心，以其独特的语言成为中国绘画美学精神的重要内容，直至当代，笔墨的形式表现在当代绘画的语境中依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张彦远“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与石涛“夫画者，形天地万物者也，舍笔墨其何以形之哉”都是不同时代关于“笔”“墨”的关切之说 。中国画笔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深源于传统哲学思想和美学思想的滋养，体现了艺术形式对文化特征的凝现，所谓“图画非止艺行，成当与易象同体”的认识，笔墨因而依循“与道同机”“器在道不违”的指示之下实施创造。我国历代画家在长期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笔墨技法和笔墨美学认识。中国文化中的文人精神对中国画的笔墨建立起到了本质的驱动作用，谈起笔墨，就不能不涉及到历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性对中国绘画主流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道、释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与审美特征的意识基础。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Www.133229.coM”孔子认为艺术行为是宣颂道德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不仅在内容上依托道德主题，同时也需要有统一和谐的表现形式方可“内圣外王”“文质彬彬”，因此艺术表现的形式及因素是一种理想的体现，是由内而外的生发，缺失了内在的充实，形式便失去美感与意义。这里的“游”既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通过自我完善而显现出的境界高度，也是表现上的超然状态——艺术指向内在的修养。道家则更是超越内容与形式的指定性，强调智性的体验与幻化，“物我两忘”“游心太玄”——艺术指向内在的觉悟，庄子的大“道”之美将儒家提升为对宇宙无限的领悟与皈依，带来了艺术主体意识的觉醒及主体人格的自由。因此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绘画的精神观照从本质上疏离了绘画本体的思索而确立了绘画作为形式对精神状态的意象把握。魏晋之后“畅神”“气韵”的美学追求加之文人士大夫直接参与绘画活动的展开，艺术便以“神、意、境”的终极要求释放了中国画表现的对应形式——笔墨。情操修养标准等同于笔墨趣味标准，笔墨在文人画家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观想悟学的品位表示，并且逐步成熟为自我对照和拿捏精神的心理景象。
中国传统绘画，在六朝至唐多施五彩，唐宋始，渐向水墨“夫随类赋彩，自古有能， 如水墨晕章，兴吾唐代。”（荆浩《笔法记》）但这并不表示水墨绘画之前的中国绘画无有笔墨意识，笔墨是中国画内质，从勾染敷色到水墨画的变迁是中国画笔墨意象由隐到显的表现释放，水墨笔意识是勾勒渲染的形式延伸与审美递进。只是以“意”为重的文人画得以笔法为倡导，充分发挥笔法、墨法的直述性，利用水与墨互为作用来状物言志，以“墨分五色”的浓淡层次与勾皴点擦的笔线意味来形成文人画家的“象”外之得，凸现了笔墨的形式张力，从而迎合了文人士大夫借以摆脱客观形象局限，抒发“性情”、标榜“神逸”的品藻崇尚，脱略形似，强调神韵。至五代之后，笔线墨韵的形式提升同时也承载着绘画的自然观照由景象依托到境象创造、由以形写神到得意忘形的文化强调。笔墨不仅在于反映出客观自然的形与质，更要以笔墨传达主观情态。“前身相马九方皋”的寓意就是水墨画的笔墨对现实素材一种意态的识辨与精神发现的借喻。中国传统笔墨意象的边界是形神、物我的辩证统一。文人画在天人合一的美学约定下，其绘画的表象看似追求笔墨的形式张扬，但笔墨的形象承载却是具象的——精神对生活的关怀。
笔线是中国画笔墨的元素。线也是中国画最基本的造型手段。线在中国画的形象表现中不是一种形体廓线的描摹，而是在对物象的全息感觉后的意态表现，具有符号特征的重构性。因此山水画中的皴法与人物画中的描法就是笔墨特征下的意象程式。散点式的观察也是强调整体关联的意象方式。中国画中的线不仅可以达到状物的目的，而且是以艺术再造的手段揭示各种物象的性状情态。笔线体现了中国画家对客观形象的概括、提炼和理解能力与驾驭物象的主观创造力。“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淘泳乎我也。”（石涛）笔线墨韵所具有的这种抒情写意性，可以焕发审美者对现实形态的丰富联想，使近似抽象的线条成为现实知觉婉转诗意的反映，进而介入画家的审美理想、情操境界的自我觉想。 龚贤说：“必笔法、墨气、丘壑、气韵全而始可称画。”立意是笔墨实施之“本”，“意”包含观想得和表现得两方面，观想得指画家的意气修养；表现得指画家对笔墨的控制力。“意”是倾向主观的，但不是纯粹主观臆造。意是主观赋予客观的意义提升， “意之为用大矣哉……故善画必意在笔先，宁使意到而笔不到，不可笔到而意不到”。“故学之者必先意而后笔，意为笔之体，笔为意之用。”（布颜图）具备了内在养成和笔墨主动方可达到“意在笔先”后的落墨自然、因势利导、游刃有余。从而形成“心意于笔，手忘于书，心手达情”物我融化的心理超然，以及意断笔连、意到笔不到的灵性境界。当然“意”的主观圆满在技术层面上的反应也体现在画家对笔墨程式的操控力。
中国画与西方古典绘画不同。西方绘画的“究理”特征与中国画的意态特征呈现出各自对事物形体认识的不同思维，无论是西方古典绘画还是西方现代绘画，其绘画风格的多变背后仍然是以对客观世界理性认知为支撑的，中国画家观照世界方式是感性的、宏观的，他相信一种永恒的存在，外在事物是在这种永恒之内的互为相生，事物的生动性体现在个体在整体和谐下的不同特征。艺术形式的不同展现也就是不同事物对整体恒在的各自皈依，不同的形式最终殊途同归。所以，笔墨不具有客体解析的意义，笔墨只是暗示或隐喻个别事物对宏观精神的具体显现，如同中国人将宇宙与人都看成是由“气”构成的一样，绘画中的笔墨也是气的表象。笔墨的形式变化、物象的生机气象、作品的气韵意境都是对宇宙命题的共同趋往——万物相生相合。中国人观望外部世界的最终目的乃是要回到他主观的内心追求，去完成心灵与世界的融合统一。 为了完好地表现这种非我非物、融我融物的精神意象，笔墨形式的形象化凝现便深具意义，笔墨“程式”的生成也便是中国画会意化象、得之象外的载体需要了。中国画不以单纯地描摹自然，而是以在对自然物象观想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抒意性创造，追求主体思维与物象特征的感觉畅游，这种意象造型的原则是既以客观物象为依据，又超越客观物象，以求“似与不似之间”的象外之意。以主观意象观察自然，即主客统一、物我相有。面对物象游目观想时，不局限物象自然属性与视觉限定而去获得内在的感受，并在艺术形式上进行变象重构，使其能准确地表达画家个人的形象理解，从而使艺术形象具有强烈的表现性。因此我们说意象造型所创造出来的形象已不再是客体本身，而是主客体的融合转化，是一种精神的符号和情感的形式，既是抽象的也是具象的。如笔墨在山水中的形象创造，自然风貌被意象经营为“林泉”境、“丘壑”意。主观情势与程式意味的注入将自然重构成笔墨意义上的“胸臆山水”。元四家中，王蒙的“苍郁幽野”、倪瓒“孤岸疏林”，清四僧中的“秃林荒丘”、弘仁的“世外清寂”等山水意象都是画家运用笔墨程式、婉转情思的形象再造， 魏晋时，顾恺之提出 “以形写神”“四体妍媸，本亡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超越“四体妍媸”的外在形态，通过眼睛的神色传达出人物的生灵活现。谢赫继承发展，将传神归入“六法”的“气韵生动”，而“气韵”在此之后作为中国画表现的旨要纲领，尽以体现出中国画笔墨意象表现追求的群体认同。中国画始终遵循着重神韵的意象原则。笔墨造象是画家借物抒情的一种形式符号。即通过笔墨变象，画家创造出一个可使精神逍遥其中的艺术境象。这是中国古典绘画通过笔墨的朴素玄幻从而达到主客关系和谐抒发的本质特征，也即中国绘画意象造型思维的意识财富。
笔墨是中国画造型表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形式基础，当然传统的笔墨意象和笔墨形式，需要不断发展和转化，以适应现代中国画创作的需要。中国画的“笔墨”一直是随着中国式的“逻辑”原则在递变，所以以中国画之“理”来认识中国画的“笔墨”问题，从而探究中国画笔墨发展的内在遵循，找出它的自身特异性与普遍性及其当代表现的释放力。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6-0001-18
第464窟（张大千编号308窟，伯希和编号181窟）位处莫高窟最北端，左与第465窟，右与第463窟相毗邻，其规模在莫高窟属于中等，有前后二室。前室平顶，略有尖脊，顶部地仗大部分脱落，仅存东南角的千佛十余身。南北壁中部绘屏风式方格连环画善财五十三参变，画面受人为损毁严重，多处被切割、刻划。通往后室的西壁甬道口南北二角元代加砌坯墙，向东延长甬道，于西北角和西南角各封堵成独立的两个小方室。其中，西北角尚存半截坯墙，而西南角已荡然无存，唯地面尚存墙迹。后室绘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
该窟形制较为反常，前室大，而作为主室的后室反而小（图1），有违常制。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学界存在着两种推论，其一，“推测可能非一次性完工，后来凿设后室时限于条件而未能挖掘成大于前室的后室”。其二，“从目前窟前崖面现状看，现在的前室门外凿崖为北、西、南三堵陡立的平面壁，西顶呈披形，表明原为一个窟室，可能是前室，后随崖体一起坍毁，或许原来是半石崖半木建组构的前室或窟崖，今毁失。今之前室则为原来的主室”[1]。后一种推测得到了考古学成果的支持[2]。原前室塌毁之遗迹至今依稀可辨。
一 张大千的记述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曾对莫高窟北区包括第464窟在内的洞窟进行过挖掘，认为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对窟中内容作了如下叙述：
回鹘佛经故事
北壁，二十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高六尺，深一尺六寸半。
南壁，十九方，每方间以回鹘文字。
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
北壁，佛经故事，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①、“唵嘛尼把密吽”。
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西夏人画菩萨，一区。外画一圆形。西壁正中、上。
观音、普门品二十方，每方高二尺，广二尺一寸。西、南、北三壁
佛，四区，龛顶、四面。
又，一区，龛内、藻井。
回鹘人画菩萨，二区。高三尺四寸，龛门、两旁。
又上有佛各二区，外画一圆形，并有回鹘题字。
贤劫千佛，龛门、顶。
回鹘文，两方，高四尺三寸，广一尺五寸。剥落，龛内东壁、左右
印度文“唵嘛尼把密吽”，四寸大。龛内东壁上、间以花枝。[3]
张氏所言第464窟为“西夏、回鹘修”的问题比较复杂，将于下文详述，这里仅就张氏对窟内壁面题字记录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略作申述。
其一，前室南壁“东端上书‘唵嘛弥把密吽’印度等四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应为用梵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书写的六字真言（图2）。
其二，前室北壁“东端上横书印度等三种文字，下书：‘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唵嘛尼把密吽’。又回鹘文字：‘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图3）。所谓“三种文字”，由上至下，依次为梵文、回鹘文和藏文。其下文字，张氏所述有误，应改为：
其下中间为汉文与八思巴文合璧书写“唵嘛尼把密吽”右书汉文“语行无常，是法生灭”，左书汉文“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八思巴文创制于忽必烈时期。忽必烈尊崇藏传佛教，以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命他以藏文字母为基础创制新的蒙古文字，以取代原来流行的回鹘式蒙古文，故称“蒙古新字”，又称“蒙古国字”，俗称“八思巴文”。至正六年（1269）二月，这种新文字正式颁行全国。八思巴文是一种拼音文字，绝大多数字母仿照藏文体式而呈方形，少数字母采自天城体梵文，还有个别新造字母。这种文字虽作为蒙古国字颁行全国，但未能真正推广下去。除去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而且不如回鹘式字母更适用于蒙古语的语言特点，因为蒙古语毕竟和回鹘语一样，同属阿尔泰语系，均为黏连语。质言之，八思巴文的创制既不适应社会的需要，也有违民族语文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尽管八思巴文名为官方文字，但民间依然使用汉字及回鹘式蒙古文，故其流行不到一个世纪，便随着元朝的灭亡而销声匿迹了[4]。
另外，梵文六字真言的顺序应为O mani padme hūm，但在第464窟前室北壁中似乎有书写混乱之嫌，如尾字hūm（吽）被单写于第1行，另行开首写倒数第五字dme（弥），然后再写O mani pa（唵嘛尼把）。何以如此？不得而知。
二 西夏石窟说驳议
关于第464窟的时代，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先生即言该窟为“西夏、回鹘修”[3]628-629，已如前述。至于何以如是断代、定性，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后室西壁有所谓的“西夏人画菩萨……观音、普门品……佛”。此后，学界多认为该窟为西夏窟，如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谓“西夏窟（元重修）”①。是后，学术界多接受西夏说②。近期，西夏艺术史专家谢继胜再撰文考证，认为第464窟为西夏窟，并以之为据，证明风格与之相近的第465窟亦为西夏窟[5]。
另一种意见则反对西夏说，如西夏石窟考古专家刘玉权在前期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于1982年完成了对西夏洞窟的分期，从敦煌石窟中分出属于西夏时期的洞窟88个，其中莫高窟有77个，榆林窟11个，但第464窟未被列入其中[6]。后来，刘先生对原先的分期再作修订，将西夏洞窟分为二期，其中前期65个窟，后期12个窟，仍未包括第464窟[7]。对刘先生分期持有异议的关友惠先生，同样也将第464窟排除在西夏窟之外[8]。梁尉英先言其为“元代早期的洞窟”[9]，后又改称“西夏洞窟”[1]。王惠民言西夏说“尚待进一步确定”[10]。
总之，学界对第464窟的分期存在西夏窟和元窟两种说法，而以西夏说占主流。那么，西夏说之依据何在？却一直是个谜，因为从洞窟现存壁画中除了所谓的具有“西夏特点”的上师莲花帽之外，看不出西夏石窟的任何特征。谢继胜先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考察既有的研究成果，并特意向敦煌研究院有关人员咨询，得到了如下结果：
通读梁[尉英]先生的论文，作者并没有明确说明第464窟定为西夏窟的依据是什么。主室的壁画究竟是西夏壁画还是元代壁画？笔者在兰州访问梁先生时，先生亦语焉不详。笔者请教敦煌研究院负责清理北区石窟的彭金章先生，他说第464窟壁画是否为西夏壁画他不能断定，但第464窟的建窟时间比画面题记显示得更早，有可能建于北魏。此外，笔者还就第464窟壁画请教西夏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刘先生称早期确认此窟是西夏窟，但哪一部分壁画是西夏壁画仍不清楚，现在的壁画可能是元代壁画。[5]70
可见，言第464窟底层壁画为西夏者众，但拿出真凭实据者鲜。有鉴于此，谢氏著专文对该窟进行研究，确认该窟为西夏壁窟。遗憾的是，同样未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其主要证据有四，其一为前室南北壁所见两则来自“大宋”的游人题记。
前室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阆州阆中县锦屏见在西凉府贺家寺住坐游礼到沙州山寺梁师父杨师父等。”①阆州阆中县即今四川阆中市，宋代隶属成都府路，南距合川市约120千米。
前室南壁西段题记，刻划，文曰：“大宋府路合州赤水县长安乡杨到 此 寺居住沙州……”②其中的合州治今四川合川市，所辖赤水县地当合川市西北65千米赤水乡，同隶成都府路。所以题记中的“府路”应为“成都府路”。
二题记书写者皆来自今四川省合川县北或西北，其中又都出现“杨”姓人士，书写位置分处北壁和南壁西段，大致对应，开首皆称“大宋”，很可能为同行者所书。这些题记不仅不支持谢氏所主西夏说，而且可看作谢说的反证。谢氏辩论说：“这些题记的年代都是在北宋年间，很可能是西夏据有敦煌之后不久……西夏据有敦煌后，敦煌地方仍然使用正统年号，但这种过渡时间大约只有10年左右，其典型例证就是莫高窟第444窟，当时西夏据有敦煌已10年，但窟内题记仍用中原王朝年号。”[5]71谢氏接受的是西夏于1036年正式统治敦煌之说，且不论此说是否可以立足③，单就以“大宋”题记来证明西夏窟的存在而言，在逻辑上就有些不通了。论者或可作如下辩解：西夏于1036年统治敦煌后，势力尚不稳固，故允许沙州回鹘继续向宋朝贡，敦煌石窟中出现大宋年号，也是西夏统治力量薄弱所致。如果此说不误，敢问西夏在敦煌统治尚不稳固的初期，朝不保夕，怎会有余力和心思来修建规模如此宏大的石窟呢？论者还可继续辩解：正是由于西夏统治不稳固，所以对第464窟壁画的重绘并未下大工夫，只是在素面上重绘而已。果若如是，那又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战乱期间虔诚的西夏佛教徒可以作的佛事，何以至西夏统治稳固后却不能继续，以至于半途而废呢？不可思议。谢氏所举证的二题记不仅不支持西夏说，而且会起到相反的作用——依常理，一般会视之为西夏未能对敦煌实施有效统治的佐证。
谢氏的第二个论据是第464窟壁画具有比较典型的藏传壁画特点。我们知道，西夏早期佛教主要受回鹘佛教和汉传佛教的影响④，故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所见早期西夏壁画不管在题材、布局、人物形象、衣冠服饰，还是在绘画技法上，都全面继承北宋壁画之余绪，上与曹氏归义军所设地方画院及其后的沙州回鹘洞窟相衔接，具有严谨的写实作风，但构图显得过于程式化，经变故事情节简略而显得呆板。中期以后，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特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人物形象逐渐接近党项族的面部与体质特点，西夏所流行的服饰在壁画中开始出现。至于藏传佛教的影响进入洞窟，藏式绘画开始流行，已是晚期之事①。西夏与藏族尽管早有接触，但藏传佛教在西夏流行，则始自西夏仁宗仁孝统治时期（1140—1193）[11]。谢继胜明确指出：
到12世纪末，西夏人已经完全将藏传绘画与本土风格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创造了一种新的样式，笔者称之为“西夏藏传风格”，这种风格的出现标志着西夏具有了可辨识特征的自己的艺术风格。
第464窟壁画即具有比较典型的笔者所谓的西夏藏传壁画特点。[5]74
依上述引文，第464窟已经具有“西夏藏传壁画特点”，自然为12世纪末以后之遗存，而谢氏在同文中又言：“通过对莫高窟第464窟游人题记年代的分析确认该窟壁画绘于西夏前期。”[5]79到底该窟壁画属于前期还是属于后期呢？显然自相抵牾。
谢氏确认第464窟为西夏窟之第三个证据为后室南壁所绘上师所戴帽子为宁玛派的莲花帽（图版1），此为其立论的最根本依据。除该窟外，这种帽子在莫高窟第465窟、榆林窟第29窟均有出现，几乎完全一致。榆林窟第19窟甬道北壁有汉文刻划题记：“乾祐十四年日甘州住户高崇德小名那征到此画秘密堂记。”②乾祐二十四年，即1193年，而“秘密堂”则为人们对以藏密佛窟或佛寺的一种称谓。第19窟题记所谓“秘密堂”，据推测即榆林窟第29窟。如果此说不误，那么榆林窟第29窟的营建年代即应在夏仁宗乾祐二十四年（1193）[12]。另外，在酒泉文殊山万佛洞、瓜州东千佛洞第4窟、千佛洞第7窟、宁夏山嘴沟石窟、宁夏拜寺口西塔、黑水城出土唐卡等西夏上师像中，也可以看到这种莲花帽。但是，这种莲花帽并非西夏所特有，原本为8世纪入藏的印度佛教大师莲花生所戴之冠，后演变为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传统着装[13]，诚如谢继胜先生所言，“西夏以后的作品也同样出现着莲花冠的上师像”[5]76，不仅元明清代有所见，甚至出现于16世纪尼泊尔的绘画中，直到今天，宁玛派上师仍佩戴这一形式的莲花帽。故这种着莲花帽上师像的出现，不足以支撑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被定为西夏窟的第四个证据是后室窟顶藻井的大日如来像。该窟窟顶绘五方佛，东西南北四披四位如来均为汉地绘画风格，但中央的大日如来却为藏传绘画风格（图版2）。这种画法在西夏绘画中极为多见，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藏传佛教艺术中，这种画法一直盛行不衰，非西夏所特有，同样不足以证明西夏说的成立。
第464窟之所以被定为西夏窟，还有一个潜在的理由，即该窟有多处西夏文题记。据有关人员调查，窟中现存西夏文题记7则，其中5则用硬物刻划，二则用粗笔墨写[14]。一般而言，硬物刻划文字不可能出自石窟创建者之手，而是后来朝山者的随意题写。二则墨书题记，都很简单，总共只有5个字，显然亦非创建者所书。正如刊布者所言，以上7则题记均为“巡礼题款”。这些题记多书写于前室南北壁的西端素壁上，与前述“大宋”汉文题记并书，后均为加长的甬道所覆盖。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图4），读作：O mani padme hūm（唵嘛尼把密吽，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与壁画浑然一体，属于同一时代之物。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
在藏传佛教中，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又被称作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咒，只要常念这神奇的咒语，即可获得现报，修持方法极简单易行。14世纪成书的《王统记（Gyalrab Salwai Melong）》以《白莲花经》①的基本思想为基础，对六字真言所体现的观音法力作了如是概括：
此六字咒，摄诸佛密意为其体性，摄八万四千法门为其心髓，摄五部如来及诸秘密主心咒之每一字为其总持陀罗尼。此咒是一切福善功德之本源，一切利乐悉地之基础。即此便是上界生及大解脱道也。[15]
作者把这六个神奇的字与佛教的“六道”理论结合了起来，认为六字与“六道”有着密切的对应关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罗道斗诤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劳役之苦；“咪”，除饿鬼道饥渴之苦；“吽”，除地狱道寒热之苦。[15]21
这样，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几乎涵盖了佛教的众多精义。这种解释虽有点背离梵文的原始意义，但极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将六字与“六道”巧妙地附会在一起，更容易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对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除了信众之外，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②。
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在那个时代书写的古藏文文献中，即已发现有用吐蕃文书写六字真言的情况，如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S.T.420-1、S.T.421-1、S.T.720[16]及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藏P.T.37、P.T.51等藏文写卷即是[17]。这些写卷尽管有的已很残破，而且写法也不无差异，但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表明，至迟在8—9世纪时，六字真言在吐蕃中即已出现了。此后，随着藏传佛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则应自元朝始[18]。
就西夏而言，在为数众多的藏传佛教画品中，六字真言迄今尚无所见，榆林窟第29窟为西夏窟，窟顶藻井井心有墨书梵文六字真言，但为元代之遗墨[19]。说明那个时代六字真言在西夏尚不流行。而第464窟之梵文六字真言与壁画作于同时，则该窟非西夏窟可明矣。
综合以上各因素，足证西夏说是缺乏根据的，难以成立③。
三 原窟为北凉禅窟
那么，第464窟应创建于何时呢？近期的考古资料有助于解决这一问题。考古资料证明，第464窟原为多室禅窟，前室（即原来的主室）南北二壁原各开两个小禅窟（图5）[2]54-56。
众所周知，莫高窟禅窟的开凿主要在隋代以前，隋以后开窟虽多，但均为功德窟，未见到一所禅窟。
莫高窟现存洞窟中，最早的禅窟为第268窟。敦煌研究院过去将第268窟主室南北侧壁的四个小龛分别编为第267、269、270、271窟（图6）。从整个洞窟结构看，四个小龛均属第268窟之组成部分，故应视作一个窟来看待。这四个小龛面积很小，“才容膝头”⑤，是禅室无疑。全窟仅正壁及窟顶有造像，侧壁及两侧禅室皆无造像，整体窟室结构保留了西北印度地区禅窟与设像处所分离的原则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第270窟暴露出来的层位关系看，这一组窟龛经过了两次重修，现存第一层是隋画千佛（第268窟西壁未重画），第二层是北凉时期（401—439）画的金刚力士和飞天等，与第268窟西壁下的供养人属于同层。在北凉画下有一层白色粉壁，无画，是证该窟原本即无壁画，供禅僧坐禅苦修之用[20]。其开凿时代被定为北朝第一期，即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②。
属于北朝第二期（即北魏时期）的禅窟有第487窟。该窟由前室和后室两部分组成，其中前室现存部分呈横长方形，从残存遗迹看，原为面阔三间的窟檐式建筑。主室平面呈方形，中部偏西筑有方形低坛，南北二侧壁各凿出四个小禅室③。
属于第三期（即西魏时期）的禅窟有第285窟，堪称莫高窟禅窟中最为典型者。该窟南北二壁各营建小禅室四个（图7），该窟北壁东起第一铺滑黑奴造无量寿佛发愿文的纪年，可以证明第285窟完成于西魏大统五年（539）或稍后[21]。
上述诸窟小禅室面积都很小，不足半平方米，仅能容一人打坐，室内亦无色彩粉饰，仅用泥轻抹而已，禅僧们面壁打坐，寓示四大皆空，无所执著。入静一无所求，出静则绕佛坛念佛，故满室饰彩壁画，昭示着美妙的极乐世界，通过鲜明的比照使禅机得到进一步升华[22]。而窟内壁画中的禅定比丘列像，“并不是表现修行中的比丘，更大的可能性是表现步陟禅定修行阶梯，最终获得阿罗汉果，得到了神变的高僧神僧”[23]。
此外，与之相仿的还有新疆吐鲁番吐峪沟北凉第42窟（格伦威德尔编号第4窟）。该窟窟顶呈纵劵顶，平面为长方形，后壁开一禅室，东西两侧壁各开两禅室（图8），内绘比丘禅观图。值得注意的是，该窟纵劵顶两侧壁有三排比丘禅观图。所绘内容和十六国时期流行的禅观思想息息相关，所依禅经主要有鸠摩罗什译《禅秘要法经》、《坐禅三昧经》和《禅法要解》④。日本学者山部能宜通过图像与经典的比对，认为第42窟之壁画与424年畺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最为接近，但又不尽相同，应含有中亚地方因素①。若此说成立，那么第42窟之开凿应在424—460年之间②。
综观以上所列禅窟，北魏第487窟与西魏第285窟之形制基本一致，均在主室侧壁各开4个小禅室，而北凉第268窟和吐峪沟同时代第42窟则更为接近，各于侧壁开2个小禅室，与第464窟所见几无二致。考虑到隋代以后未见有禅窟开凿，故可将第464窟始造时代推定在北朝时期，若再考虑其形制特点，似定为北凉窟较为稳妥。
北凉时期，在敦煌禅修的僧人数量应是较多的，仅有第268窟的4个小禅窟显然不够用，20世纪末北区的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莫高窟用于修禅的石窟多在北区。莫高窟北区现有石窟248个（含敦煌研究院编号第461—465窟）其中专供僧人修行习禅用的石窟就有82个，另有5个僧房窟附设禅窟[24]。其中，B125窟为一单禅室窟，树轮校正年代为420年，被推定为北凉时期[25]。B113为一多禅室窟，形制与吐峪沟石窟第42窟几乎完全一致，亦当为北凉窟[26]。说明自北凉始，莫高窟北区即为禅僧修行的集中区。
总之，可以看出第464窟最初开凿于北凉时期，原为多室禅窟。此后长期被废弃，及至元代，通往禅窟的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遂演变为毗诃罗窟。随着前室的坍塌，原来的中室变成了前室[2]54-56。
四 出土文献及相关问题
自20世纪初以来，第464窟出土了大量不同文字的文献。在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中，除藏经洞之外，以该窟出土文献最多，故有“第二藏经洞”之称[27]。1908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曾造访该窟，将其编为181窟，并于洞中清理出不少文献，约有600件左右。他在笔记中写道：
那里也有汉文、藏文、婆罗谜文和蒙古文的残卷，同时也有一些西夏文刊本短篇残书。这是一种新奇事。我让人完成了对洞子的清理，大家于那里最终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印有西夏文的纸页，他们至少属于4部不同的书籍。[28]
继伯希和之后，张大千先生于1941—1943年进驻敦煌，逗留莫高窟期间，曾对北区部分洞窟进行了非科学性挖掘，获得回鹘文、西夏文、汉文、蒙文等文书百余件，原为张大千个人收藏，后携往域外，其中相当一部分现收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构成了该馆收藏敦煌文献的主体[29]。如编号为180-ィ1“敦煌遗片”一册共8叶，其内收有西夏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文佛典写本或刻本断片；编号222-ィ63则为“西夏、回鹘文书断简”一册，共18叶，其中主要是回鹘文文献；编号183-ィ279为“西夏文断简”一册，有近百文书整叶和残片，经张大千先生重裱成44叶。在日本藤井有邻馆和瑞典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中，也有一些来自敦煌，但并非出自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回鹘文文献。据研究，这些文献大多都应出自莫高窟第464窟③。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对该窟进行了系统发掘，又获得了90余件古代文献。
第464窟出土文献经过整理研究，今已大体明确，以印本居多，大多属元代之物。
前人多言，前室有双层壁画，底层为西夏画，外层为元画。笔者仔细观察，却看不出哪个地方有重层壁画之遗痕。该窟内容复杂，为清楚起见，这里将其分作三个层面来叙述。
其一为第464窟之原始形态，建于北凉，为禅窟。但有无绘画已看不出，从现存壁面观察，当时无画，应为素壁。
其二为后室，北、西、南三壁前设佛床，但塑像今已荡然无存，唯壁画保存完好，具有显密融合的艺术特点，明显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其三为前室与甬道。后室甬道原来仅为0.90米左右，后来向东加长为2.50米，在西南角和西北角各构成一个封闭式方室，然后绘制壁画。从画面看，甬道二壁、甬道加长部分二侧壁与前室南北壁壁画是浑然一体的，不管是线条、着色还是晕染法以及前室窟顶与甬道顶部所保存的千佛造像，都是完全一致的，无疑完成于同时。
加长甬道以构成独立的小方室，这种情况在莫高窟极其罕见。何以如此？值得深究。
众所周知，二方室之内各围一废弃的小禅室，其中西北角的小禅室后来成为瘗埋“元代公主”之墓（图5）。1920年，滞留于莫高窟的沙俄残部，曾对该墓进行了盗掘，将其中的珠饰钗钿洗劫一空[47]。唯留一只“公主”脚，至今尚存于敦煌研究院[48]。至于“元代公主”之由来，史无明载。在莫高窟北区，用于瘗埋僧人骨灰、遗体和遗骨的瘗窟有25个，其中15个是专门为瘗埋死者而开凿的瘗窟，另有7个窟是改造原来的禅窟而成[24]346-347。第464窟“公主墓”显然属于后者，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第464窟规模与通常的瘗窟是不可相提并论的，若没有特殊且尊贵的地位，是不可能获此殊荣的，尤其是当时为了掩人耳目，竟对石窟整体结构进行了改造，将原来的甬道加长一倍以上，将公主墓完全隐藏了起来。由是以观，“元代公主”墓之说当非空穴来风，而是可信的。公主身份高贵，随葬物较多可想而知。为保持一致，在石窟前室西南角也修建了同样形状的方室。
1908年，伯希和对第464窟进行了考察，并予以清理，获得众多文物。关于该窟的内容与时代，他作了如下叙述：
过道中每个壁面的装饰主要由占据了洞窟整个上部的一幅画组成，它约有3米长，位于a、b之间，被分成由冗长的蒙文引文分隔开的斜长的小画面，而这些引文一般均写作红色，唯有引文开始处得标题系用蓝色写成，所有的题识都写于黑色底面上。这一切绝会使人产生一种印象，认为它们原来是组成长篇蒙文和藏文写本的叶子，而那些绘画则相当于在内部装饰了夹板的两个版面的细密画。有关这种装饰（它也是过道中和洞子中的装饰）的时代，我们掌握有如下论据：它覆盖了一个石灰粉刷层，后者上面就写满了西夏文（同时还有藏文和汉文）游人题记。因此，它肯定是元代的。[28]374
伯氏依石窟中的蒙古文题记，且题记书写于壁画营造之初，从而确定该窟为元代之物。这一断代是可信的，但必须指明一点，其中的文字为回鹘文而非蒙古文。伯希和精通回鹘文，可能是时间紧迫，加上题记多模糊不清，导致伯希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但这一误判并不动摇其断代的根基。
伯氏依题记对石窟的断代之法为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所接受，他进一步引申说：
由伯希和图录观之，第181窟壁面上的回鹘文，并没有后世不断添加或涂鸦的痕迹，而是在营造之初与壁画同时写上去的。这是不会错的。有一藏文题铭，观其与壁画之关系，倒可定为后世添加物。故而，若将第181窟定于西夏时期（并非开凿），那窟中会存在与壁画相一致的回鹘文榜题也就匪夷所思了。所以，还应遵从伯希和的推断，认为是在“蒙古统治时期”的看法是妥当的。[49]
应该说，森安的思考也是有根有据的，遗憾的是，他并未意识到第464窟的壁画是双层的，表层为元代，本无异议，但还有底层壁画。森安为肯定该窟为回鹘窟，为否认西夏因素的存在而断定第464窟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也为蒙元时代回鹘人使用之物[50]。似乎大可不必。关键还在于窟中的题记，如伯氏所说，这些题记与壁画形成于同一时间，故题记的释读对壁画的断代与定性势必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上文释读的三则题记，反映的是四地、五地和十地菩萨，九地菩萨虽榜题毁失，但图像犹在。《法门名义集》云：“圣种性有十地菩萨，自此已后是出间圣人之位。”[40]202从窟中现存遗迹可以看出，甬道二壁所绘恰为十尊菩萨，合为“十地菩萨”，除现存4尊外，其余6尊皆因土坯所砌甬道的被毁而残缺，如北壁甬道现存部分呈曲尺形，下边长2.50米，上边残长0.90米（图版8），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中，一至五地菩萨位于南壁，自左向右依次排列；六至十地菩萨位于北壁，自右向左依次排列。从1908年伯希和所摄照片看，西北角和西南角的两个方室当时即已被拆毁[50]，原作为方室建筑一部分的甬道南北二壁延伸墙壁上的菩萨像也随之毁于一旦。
依据甬道十地菩萨榜题，结合窟内随处可见的其他回鹘文题记，势必需将之与回鹘相联系。考虑到前室二壁中的四体六字真言和五体六字真言的存在，加上洞窟中出土的文献绝大多数为元代之物，可以认为，第464窟前室及甬道现存壁画应出自回鹘之手，为元代之画作。而元代也是回鹘在敦煌比较活跃的时期。
至于画风问题，因本人对石窟艺术素无研究，故特向敦煌研究院西夏、回鹘壁画研究专家刘玉权先生求教。刘先生言：第464窟壁画明显不属于西夏，而有回鹘画风特点，但由于与他辨识出的23座沙州回鹘洞窟差别甚大，故在分期排年时，将第464窟排除在沙州回鹘窟之外。刘玉权当时确认的沙州回鹘洞窟计有23座，分为前后二期，兹引录如表1：
其中第237窟（张编53窟）、309窟（张编98窟）和310窟（张编99窟），早在20世纪40年代即已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124-126，222-224。另外，莫高窟第368窟（张编172窟）也曾被张大千确定为回鹘窟[3]250-251，但在刘玉权的分期排年中却被排除在外。刘先生所列第23窟，其时代应在11世纪70年代以前，这时的回鹘完全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堪称汉传佛教在西域的翻版[52]，而第464窟壁画却不同，后室明显受到了藏传佛教的影响，前室与甬道绘画尽管以汉风为主，无明显藏传佛教绘画特点，但与上述所列第23窟绘画之画风亦迥然有别，乃时代变迁与文化变异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看来，张大千将第464窟定为“回鹘修”当是颇有见地的。除壁画外，张氏所作结论似乎还肇基于该窟内西夏文、回鹘文题记之众多。前文已指出“西夏说”之非，此不赘述。但其中的回鹘文题记当是与壁画同时共生的，非后人所题写，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就这一点言，张氏的结论是颇有见地的。
这里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敦煌偏处西北，何来“元代公主”之葬呢？恐还需从瓜沙地区的统治者——蒙古豳王家族与敦煌石窟的关系中寻找答案。
众所周知，蒙古于1227年占领敦煌，“隶八都大王”[53]。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元政府设瓜沙二州，隶肃州，归中央政府管辖，授当地百姓田种、农具。十七年，沙州升格为路，设总管府，统瓜沙二州，直接隶属于甘肃行中书省。十八年正月，“命肃州、沙州、瓜州置立屯田”[54]。是后于至元二十四年始筑沙州城，“以河西爱牙赤所部屯田军同沙州居民修城河西瓜、沙等处。”[55]4年后，以政局不稳，元政府尽徙瓜州居民入肃州，瓜州名存实亡。这一时期，瓜沙之地位渐趋衰微，直到大德七年（1303）随着蒙古大军的屯驻，局面才得以扭转。《元史》卷21载：
[大德七年]六月己丑，御史台臣言：“瓜、沙二州，自昔为边镇重地，今大军屯驻甘州，使官民反居边外，非宜。乞以蒙古军万人分镇险隘，立屯田以供军实，为便。”从之。[56]
是时，“甘州军隶诸王出伯”[57]。出伯与其弟哈班均受赐金印，以诸王身份出任河西至塔里木南道方面军事统帅重任，节制甘肃行省诸军。大德八年，“封诸王出伯为威武西宁王，赐金印”[59]461。蒙古崛起朔漠，肇兴之初各种制度尚不完善，因此诸王初无位号，仅有六等印纽的赐予，中统以后才开始以国邑之名封号，但仍以六种印纽分等[58]。威武西宁王位列诸王第三等，佩金印驼纽。大德十一年，出伯进封豳王[59]，由三等诸王晋升为一等，佩金印兽纽，由甘州移驻肃州（今甘肃酒泉市），豳王乌鲁斯得以正式形成。接着，天历二年（1329）出伯子忽答里迷失（又作忽塔迷失、忽答的迷失、忽塔忒迷失）被封为西宁王，佩金印螭纽，位列二等诸王，驻于沙州（甘肃省敦煌市）。是年十二月，忽答里迷失进封豳王。[60]翌年，西宁王之位由其侄速来蛮继袭①。元统二年（1334）五月，又以出伯子亦里黑赤袭其旧封为威武西宁王[61]，地位次于西宁王，佩金印驼纽，驻于新疆哈密。出伯兄哈班之后宽彻于天历二年八月被封为肃王[60]739，位同豳王，为一等诸王，佩金印兽纽，驻于瓜州（甘肃省瓜州县）[62]。本文所谓的豳王家族即为豳王、西宁王、威武西宁王和肃王的总称。有元一代，豳王家族受元政府之名统领镇戍诸军，防守西起吐鲁番东至吐蕃一线。
蒙古大军入驻后，瓜沙社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发展，莫高窟、榆林窟的佛事活动也在元代晚期渐趋高涨。至顺二年（1331）瓜州知府、瓜州郎使郭承直与其子郭再思、司吏吴才敏、巡检杜鼎臣等巡礼榆林窟，是元代最早的纪年题记②。西宁王速来蛮镇守沙州，于至正八年（1348）在莫高窟立《六字真言碣》，率领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诵经奉佛[63]。三年后，速来蛮又主持修复莫高窟文殊洞（第61窟）外的皇庆寺[63]112-116。在莫高窟现存的10个元代石窟（第1、2、3、95、149、462、463、464、465、477窟）中，大多都属于晚期。至正十三年，守镇官员下令重修榆林窟③。榆林窟的4个元窟（第3、4、6、27窟），都建于元代晚期。
由于蒙古统治者如同西夏晚期统治者一样推崇藏传佛教，自西夏以来即流行于敦煌的藏传佛教得以继续发扬光大，故莫高窟现存的藏传佛教艺术除去西夏传下来的汉密画派（如第3窟和61窟甬道）之外，又有风格迥异的金刚乘藏密画派（如第465窟）[64]。在莫高窟、榆林窟现存14个元代洞窟中，又以属于晚期者居多[65]，故学界认为“元代晚期方是莫高、榆林二窟修建的高涨时期”[66]。这种局面的形成，盖与瓜沙地区统治者豳王家族在敦煌大兴佛事有关。对此，笔者拟另文详述，兹不复赘。前文述及的“元代公主”，很可能就是豳王家族成员之一。如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所显示的那样，豳王家族成员有王子、王妃、公主、驸马等，称号几同于中原大汗。说明诸王之女也被称作公主[63]108-112。曾出家为尼的某公主，亡后瘗埋于第464窟。否则，敦煌何来公主呢？而亡于他地，并未在敦煌出过家的中原大汗之女绝不会千里迢迢而远葬西北边陲之地敦煌。
有元一代，回鹘与蒙古王室关系密切，回鹘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成吉思汗封为第五子，享受诸王待遇，并嫁公主[67]。是后，回鹘人中大凡“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68]。豳王家族“兼领瓜沙以西北至合剌火者畏兀儿地征戍事”[69]，与回鹘关系同样非常密切，故酒泉文殊山石窟发现的著名碑刻——汉—回鹘文合璧《重修文殊寺碑》记录了豳王家族兴修文殊寺的事迹，碑主为第三代豳王喃答失太子[70]。作为蒙古人，碑文不用蒙古文，却使用汉文与回鹘文。至正十二年（1352），来自哈密的威武西宁王不颜嵬厘赴榆林窟朝山，题写的文字也是回鹘文而非蒙古文，均体现了回鹘与豳王家族关系之特殊性。前已述及，第464窟出土文献差不多均为元代之物，凡纪年明确者，皆属14世纪的早期和中期，其中Or.8212-109回鹘文《吉祥胜乐轮》甚至是奉沙州西宁王子阿速歹（Asuday）之命而抄写的[71]。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北大D154V和北大附C29V[72]）中还有两首赞美西宁王速来蛮的回鹘文头韵诗，证实当地回鹘佛教与豳王家族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73]。其出土地点虽不详，但依早期发现元代回鹘文文献的情况看，应以第464窟可能性最大。
其时当在元朝的后半，正值莫高窟营建之高涨期。第464窟由回鹘修复，窟内却瘗埋着蒙古豳王家族的公主，那么，回鹘之修复活动则必与豳王家族息息相关。易言之，豳王家族应为该窟的供养主。
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后室东壁即甬道西口南北二侧壁之壁画在保存完好而且非常清晰的情况下曾被人粉刷过，覆盖后题以回鹘文文字（图版9）。其中，南侧满壁书文字29行，北侧第1行文字未及写完便戛然止笔了，显然系受外力影响而中断。何以如此？令人费解，或许只有那些已完全模糊不清的回鹘文文字能够告诉我们原因，遗憾的是这些文字今天已完全无法辨识了。笔者个人臆测，应为功德记之属，期待着来日能有办法释读出这些文字，为疑团的解决提供些许信息。
在敦煌石窟营建过程中，未竣工而突然终止的情况时有所见，尤其是在北朝、五代等战乱年代更是常见。致其生变的因素固然很多，但改朝换代始终居于首位，第464窟之情况当亦属同样因素所致。
至正二十八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并于同年攻陷元都大都，元朝灭亡，但瓜沙二州尚处于蒙古豳王家族统治之下，第464窟前室南壁东段墨书“至正卅年（1370）五月五日”[74]即是明证，因为至正二十八年元朝即已灭亡了，但瓜沙地区仍行用元朝年号。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遣冯胜率大军经略河西，在瓜沙击败元朝留守河西军之残部。第464窟之修复活动之所以功未竟而突然中止，当与这场变故有关。能够对我们这一解释提供佐证的是第464窟大批回鹘文木活字实物的发现。1908年，伯希和于此窟掘获回鹘文木活字968枚，1989年，敦煌研究院考古人员又发现19枚。这些活字，都为蒙元时代之物①，敦煌回鹘掌握并开始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似乎应在12世纪末到13世纪上半叶[75]。第464窟废弃活字之时代，伯希和推定为1300年左右[76]。这些说明该窟在元代时有可能是一个回鹘刊经场所[28]375。在经历数百年之后，在同一窟中尚能发现如此众多的木活字实物，说明当时活字印刷的废弃应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反之，如果是逐步废弃的，那么活字实物就会自然散乱，而不可能呈现如此集中的状态。
第464窟前室与甬道壁画为同时所绘，但后室明显与之不同，除了线条、着色迥异外，前室所用晕染法，在后室完全看不到，甬道菩萨造像所用沥粉堆金法，在后室也是看不到的。就绘画风格论，前室所见善财五十三参变与后室所见观音三十二应化现变也迥然有别，前者挥毫恣意，大度有力，潇洒疏朗，颇有大家风范；后者工笔严谨，精致细腻，内涵丰富，呈细密之风[1]23。这些都说明，二者非同一时代所画。前文已论及，后室东壁有梵文六字真言，说明该窟的上限不早于元初。值得注意的是，该窟东壁甬道二侧之画面曾被粉刷过，并覆以回鹘文题记。从壁面的叠压关系，明显可以看出，前室要晚于后室。结合各种因素，可定后室壁画当为元代早期之遗存，其壁画少部分遭到破坏之事，当发生在元朝末期。当时回鹘所覆盖的画面尚相当清新，证明二者时代相距不远，推定为百年以内当不致大误。
这些因素说明，第464窟前室与甬道是回鹘人在蒙古豳王家族的支持下进行修复的，确切地说，具体时间当在元朝末期，但不迟于《吉祥胜乐轮》的抄写年代——1350年。在甬道与前室完工后，回鹘人有意保留了当时保存尚完好的后室，仅对后室东壁甬道二侧的墙壁进行了粉刷，准备题写文字。由于明朝军队突然攻破沙州，文字的题写工作尚未完毕便草草收场了，该窟遂再度废弃。
七 结 论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莫高窟第464窟的开凿是在北凉而非目前流行的说法西夏；原为多禅室窟，后来（很有可能为元代）通往南北二壁的禅窟甬道被封堵，多禅室窟变成了毗诃罗窟；由于前室坍塌，原来前室、中室（主室）、后室形制变为前室和后室结构；后来，回鹘在蒙古豳王家族，即沙州西宁王的支持下重修洞窟，并加长了原来通往后室的甬道，构成方室以掩盖方室内侧的元代公主墓，并根据胜光法师译回鹘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在甬道南北二壁绘制了十地菩萨像，窟内随处可见回鹘文题记，可确认前室与甬道现存壁画当出自回鹘之手，窟内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六字真言题辞二方，加上洞窟内发现的古代文献、文物绝大多数均属元代末期，故而可确认该窟前室与甬道为元代回鹘窟，更确切地说，应为元末的洞窟。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
与第464窟毗邻的第465窟和第463窟，绘画风格也与其十分近似，故学界通常将以上三窟定为同一或相近时代之物①。那么，第465、463窟是否也如森安孝夫所推想的那样，“是回鹘佛教徒开凿的”②呢？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梁尉英.元代早期显密融汇的艺术——莫高窟第四诸窟的内容和艺术特色[M]//敦煌研究院，江苏美术出版社，编.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四、三、九五、一九四窟（元）.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11.
[2]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3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54，62，65.
[3]张大千.莫高窟记[M].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628-629.
[4]照那斯图，杨耐思.八思巴字研究[G]//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374-392.
[5]谢继胜.莫高窟第465窟壁画绘于西夏考[J].中国藏学，2003（2）：69-79.
[6]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G]//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273-318.
[7]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J].敦煌研究，1998（3）：1-4.
[8]关友惠.敦煌宋西夏石窟壁画装饰风格及其相关的问题[C]//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111-1141.
[9]梁尉英.莫高窟第464窟善财五十三参变[J].敦煌研究，1996（3）：43.
[10]王惠民.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及存在的问题[J].西夏研究，2011（1）：64.
[11]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J].中国藏学，2002（1）：35-37.
[12]刘玉权.榆林窟第29窟窟主及其营建年代考论[C]//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130-138.
[13]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73-174.
[14]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J].考古学报，1982（3）：377.
[15]索南坚赞.王统记[M].刘立千，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20.
[16]L. de la Vallee Poussin.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India Office Library[M].Oxford University， 1962.
[17]王尧，主编.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7，10.
[18]杨富学.浚县大伾山六字真言题刻研究[G]//大伾文化（一）.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83-184.
[19]霍熙亮，编.榆林窟、西千佛洞内容总录[M]//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260.
[20]贺世哲.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与禅观[J].敦煌学辑刊：第1集，1980：43.
[21]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M]//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1卷.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81：192.
[22]王书庆，杨富学.敦煌莫高窟禅窟的历史变迁[G]//中国禅学：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2006：314.
[23]须藤弘敏.禅定比丘图像与敦煌285窟[C]//陈家紫，译.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406.
[24]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343，346.
[25]彭金章，王建军.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2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165.
[26]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2-13.
[27]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J].敦煌研究，1988（4）：40-44.
[28]伯希和.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M].耿昇，译.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375.
[29]王三庆.日本天理大学天理图书馆典藏之敦煌写卷[C]//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1：79-98.
[30]James Hamilton. On the Dating of the Old Turkish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C]//Turfan Khotan und Dunhuang， Vortr ge der "Annemarie v. Gabain und die Turfanforshung"， veranstaltet von der Berlin-Branchenburg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n Berlin （9.-12. 12. 1994）. Berlin： Adademie Verlag， 1996：135-145.
[31]庄垣内正弘.ウィグル语写本·大英博物馆藏Or.8212-109について[J].东洋学报：第56卷1期，1974：44-57.
[32]羽田亨.回鹘译本安慧の俱舍论实义疏[G]//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下卷.京都：同朋舍，1975：165.
[33]萨仁高娃，杨富学.敦煌本回鹘文《阿毗达磨俱舍论实义疏》研究[J].敦煌研究，2010（1）：117-124.
[34]Georg Kara. Petites inscriptions ouigoures de Touen-houang， Gy. Kaldy-nagy （ed.）， Hungaro-Turcica[J]. Studies in Honour of Julius Németh， Budapest， 1976：55.
[35]G. Clauson. 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M]. Oxford， 1972：456.
[36]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突厥语大词典：第1卷[M].校仲彝，等，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418.
[37]Jens Wilkens. Das Buch von der Sündentilgung. Teil 1-2， Edition des alttürkischen K anti k1lγuluq Nom Bitig （=BBT XXV）[M]. Brepols， 2007：68.
[38]中村元.佛教語大辞典[M].東京：東京書籍，1981：1186.
[39]C.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γ，Metinve Dizin[M].Ankara，1994：194.
[40]李师政.法门名义集[M]//大正藏：第5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202b.
[41]ジヤツク·ジェス.新出の二大画幅「华严经变相七处九会おょび「华严经十地品变相七处九会にっぃて[G]//尾本圭子，译.ジヤン·フランソヮ·ヤリジヱ，监修，秋山光和，编集.西域美术·ギメ美术馆ペリオ·コレクシヨン（Les Arts de L'Asie Centrale. Collection Pelliot du Musée Guimet：Ⅰ.东京：讲谈社，1994：56-62.
[42]大正藏：第16册[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419b-c.
[43]F. W. K. Müller. Uigurica[M]. Berli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08：13-14.
[44]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5：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1： Vorworte und Erstes bis Drittes Buch[M]. Stuttgart， 2000.
[45]S. Ch. Raschmann. Alttürkische Handschriften. Teil 6： Berliner Fragmente des Goldglanz-Sūtras. Teil 2： Viertes und Fünftes Buch[M]. Stuttgart， 2002.
[46]C. Kaya， Uygurca Altun Yaruk Giri ， Metin ve Dizin[M]. Ankara， 1994：194.
[47]史苇湘.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G]//敦煌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105.
[48]刘永增.回鹘写本与敦煌莫高窟第二藏经洞[J].敦煌研究，1988（4）：44.
[49]森安孝夫.ウィグル語文献[M]//山口瑞凤，编.讲座敦煌（6）.敦煌胡语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74.
[50]Mi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1.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Tome 6[M]. Paris： Libairie Paul Geuthner， 1924： 345.
[51]刘玉权.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C]//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文集·石窟考古编.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24.
[52]杨富学.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375-402.
[53]宋濂，等.元史：卷60[M].北京：中华书局，1976：1450.
[54]宋濂，等.元史：卷100[M].北京：中华书局，1976：2569.
[55]宋濂，等.元史：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76：299.
[56]宋濂，等.元史：卷21[M].北京：中华书局，1976：452.
[57]宋濂，等.元史：卷20[M].北京：中华书局，1976：443.
[58]杉山正明.豳王チュベィとその系谱——元明史料と『ムィッズル-ァンサブの比较を通じて——[J].史林：第65卷第l號，1982：37-38.
[59]宋濂，等.元史：卷108[M].北京：中华书局，1976：2738.
[60]宋濂，等.元史：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76：745.
[61]宋濂，等.元史：卷38[M].北京：中华书局，1976：822.
[62]杉山正明.ふたつのチヤガタイ家[M]//小野和子，编.明清時代の政治と社会.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3：677-686.
[63]李永宁.敦煌莫高窟碑文录及有关问题（二）[J].敦煌研究（试刊）：第2期.1982：108-112.
[64]史苇湘.关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84.
[65]段文杰.榆林窟党项蒙古政权时期的壁画艺术[C]//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441.
[66]敦煌研究院，编.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北京：文物出版社、东京：平凡社，1997：247.
[67]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029.
[68]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2：敕赐乞台萨里神道碑[M]//大正藏：第49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727c.
[69]屠寄.蒙兀儿史记：卷42：出伯传[M].北京：中国书店，1984：337.
[70]耿世民，张宝玺.元回鹘文《重修文殊寺碑》初释[J].考古学报，1986（2）：253-263.
[71]杨富学.回鹘之佛教[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123-124.
[72]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40，316.
[73]Abuduishid Yakup， Two Alliterative Uighur Poems from Dunhuang[G]//言语学研究：第17/18号.1999： 3-4，9-10.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0-0115-02
工笔花鸟画是中国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是民族传统绘画中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技法的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工笔画艺术中，大多都选取形象俱佳、富有中华民族审美特征的动植物形象入画。在技法上以线为主，以求真写意为目的，用笔精细，造型严谨，具有装饰意味。工笔花鸟画是高师美术教育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工笔花鸟画的审美素质，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目标。但是，高师学生在入学前一直学习素描、色彩等西方绘画基础，对民族传统绘画知之甚少，在接触到工笔花鸟画的时候，学生面对各种工笔花鸟画技法往往无所适从。加之三年制高师美术专业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短，各种专业、公共课程学习任务重，在中国花鸟画方面的课时量少，由于工笔画的制作程序需要较长时间，故课时不足的情况在工笔花鸟画方面最为突出。在有限的时间里，使绘画基础较为薄弱的高师美术专业的学生在工笔花鸟画的学习上取得较为理想的收获，并为日后在这一方面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是高师美术专业教师努力的方向之一。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
一、临摹是学习工笔花鸟画的基础
临摹是工笔画教学中首要的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临摹什么和怎样临摹，是需要教师认真考虑的一个问题，否则，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和教学效果。学生在刚刚接触到工笔花鸟画的时候，在丰富的技法和各种精彩纷呈的画面之前，他们往往无从着手。所以，对于工笔花鸟画的学习，必须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学习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临本，掌握正确的方法。选择了适合临本，掌握了学习的方法，才能使学习事半功倍。通过临摹，让学生理解原作的章法与色彩，学习前人的笔墨技巧和表现方法，熟悉与掌握工笔画的绘制程序和技能技巧。只有先学习、掌握、继承了前人的勾线技巧、设色技法、构图规律之后，结合写生和创作强化学习所得，为实现运用和发展传统技法，能动地反映现实生活的目的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要指导学生在临摹上狠下功夫。初学者应以选择技法基础、内容简单的绘画作品作为临本，由浅入深，不能选择技法复杂的现代工笔花鸟画作品为临本。优秀的临本很多，传统临本如五代时期徐熙的《豆花蜻蜓》，宋代、崔白的《寒雀图》，南宋李迪的《雪树寒禽图》、《鸡雏》等，现代陈之佛、于非、金鸿钧、俞致贞等的作品也是比较好的学习范本。初学时不一定临摹完整的作品，在给学生授课时，要求他们只临摹局部，待掌握了基本的技法、基础稍好之后再临摹整体。这样学生容易静下心来较快掌握。
二、通过写生为工笔花鸟画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工笔花鸟画是以自然界的花卉和禽鸟及其生存环境为创作题材的，要描写刻画这些生灵，就要求我们到生活中寻觅它们的踪迹，搜集它们的形象，体会其中的情趣。所以，写生是走向创作的第一步，这也是工笔花鸟写生课的重点所在。从历史上看，中国花鸟画写生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凡有成就的画家，无不注重写生，他们的成功之作，也无不是从写生中产生。五代时黄签在壁画中画花竹和稚鸡，飞鹰见了都想去飞捉，这不能不说已达到了“和生者毕肖”的程度。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珍禽图》中，我们也能见到他精湛的写实能力。
写生的过程是在自然感悟中对传统的一种升华和再造，对固有程式和模式的一种突破和重组，是对传统的一种发展和突破。老师要引导学生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和视角去发现那些自然界中不曾被人发现的美，那些不起眼的、容易被人忽略的东西，去表现那些传统画册、经典、博物馆中看不到的事物，小题材可以表现大思想。通过写生使学生由感性认识转变为理性认识，再升华到带有主观意念的艺术形象，为工笔花鸟画创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完成从临摹到写生再到创作的转换
在学生大量临摹后熟悉了各种技法，通过写生积累了一些素材之后，课程的后期进入了创作阶段，教师必须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循序渐进地按照如下步骤进行训练：参照写生整理画稿，按折枝花卉、小品构图的形式进行勾填设色，完成画作；根据自己对生活的感受，参考写生画稿，按全枝构图的形式进行勾填设色，完成画作；自选材，自命题，形式和表现手法自定，进行工笔花鸟画创作；指导学生也可以参照所拍的照片进行加工调整以构成完整的画面，引导学生在画面中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以及想要表达的意境，选择适合、恰当的表现技法，通过制作达到理想的画面效果。这样一来，每个学生都能顺利完成自己的创作作品，并在创作过程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和强烈的成就感，使学生逐步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创作过程和方法，从而提高其创造能力。
四、加强理论基础知识和传统文化修养
一些学生对传统的理解和学习存在着严重的断代，一方面是对国学和传统知识的缺乏，一方面是外来因素的干扰将中国画的传统体系冲击得七零八落。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是工笔花鸟画教学的一大利器，正如传统画论是中国画教育的重要一环，教师的传授分两部分：一教画理，二教画法。中国画的最高旨意应当是“道技合一”，工笔花鸟画教学更是如此。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必须把传统文化、时代精神、现实生活三者有效地结合起来，“笔墨当随时代”，要具有现实观照的艺术涵养。
中国哲学、中国美学、中国古代画论是中国画理论建设之本。美术教育是文化教育，因此，我们培养的不是能工巧匠，而是文化人。目前，全国高师美术教育都有向专业艺术院校看齐的通病，这其实是片面的教学观。它首先忽视了理论教育的地位，美术教育只是做表面文章，学生毕业前最重要的是举办一次毕业创作展，而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人品、学识、综合素质等和师范关系最密切的因素则被忽视了。这种教学方式和教学目的只是片面追求技法提高的短期效益，而没有遵循美术教育的规律，更没有把握住高师美术教育的目的和方向。因此，笔者认为在三年制高师美术教育的工笔画教学中，要加强中外美术史、美术概论的教学，还要加强中国画传统和现代美学以及传统和现代工笔画欣赏教学，而且随着学生由低年级向高年级的发展，理论教学要不断升级，学术层次要深入发展。譬如从对传统工笔画的研习到现代工笔画的创作，要特别对工笔画装饰性、色彩规律和构图形式加以研究。
五、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激发学生学习工笔花鸟画的兴趣和愿望
恰当地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信息和绘画素材，从而优化课堂教学，促进学生绘画能力的提高。讲授工笔花鸟画的表现形式和艺术特色时，可利用网络资源中有关工笔花鸟画的图片投影在银幕上进行分析、讲解。教师可搜集整理工笔花鸟画的丰富资源，制作精美课件，一面演示一面讲解，增强形象性和趣味性；还可以到广阔的生活中去撷取绘画的素材，自然界中的花鸟树木、生活场景等等，都可以在写生的同时拍成数码照片，在多媒体上演示，师生共同探讨，理出一条生活―素材―创作的思路，充分调动学生的创作积极性。再者，教师可将自己的工笔花鸟画作品拿来让学生近距离欣赏，结合作品向学生讲述创作时的想法、目的、制作技法等，让学生更加直观地欣赏工笔花鸟画、了解工笔花鸟画、感受工笔花鸟画，从而激发起学习工笔花鸟画强烈的兴趣和欲望，形成强大的学习动力。
工笔花鸟画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大量传统文化的元素，这些元素有育人的功能。结合高师美术教育的整体效应，我们不但要教会学生掌握工笔花鸟画的基本技法，更要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领会传统文化的精髓，提高艺术审美力，加强人文修养，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
[参考文献]
［1］李桢孝.工笔花鸟画技法[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6~33.
自媒体时代来临之后，特别是手机的普及，人人都有可拍照的手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传播者，虽然使得新闻自由度显著提高，却也使得媒体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手段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摄影。对于摄影来说，当摄影设备和摄影技术的关注度和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后，摄影比拼的是什么？是照相机背后的脑袋？还是图片里的思想？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类社会一直是一个“读图时代”。我们从古代的壁画和崖画里可以窥视到先人那个时代的文化与生活，而几百年后，我们的后人又可以从我们当代这种“图”里读到什么？
一、摄影的关注
摄影术起源于美术，是画家们为了更加准确地表现对象而发明的。自从1826年法国尼普斯使用照相机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照片以来，摄影作为艺术与技术结合而产生的新艺术门类，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摄影新技术的运用，广大摄影工作者不再为曝光失误、焦距不清而犯愁，可以更多地注重所应表现的对象。
摄影从诞生之日起就以纪实写真为最基本特征。《希望工程》、《俺爹俺娘》、《麦客》等摄影作品受到欢迎和赞扬的原因，并不在于光影的完美，而是纪录下来的人的真情。
《云南画报》自1959年创刊以来，很多读者都对其图片的精美有很深印象，但如何也能让他们记得图片的内容呢？
1、去发现去创作。所谓“发现”是尊重客观事实、理性、认识，采取平实的拍摄手法。“照相机对于我们是一种记录我们所看到的社会现象的眼睛……我们对于自己所报道的事物来说，不是‘发明者’，而是‘发现者’”（flash摄影家卡蒂埃・布勒松），“摄影家要具有婴儿式初入未知国境的旅游者那样的目光”（毕尔・布兰德）。这就要求摄影家用自己的眼睛把握平常，用自己的大脑理出头绪，用自己敏锐的直觉抓住现实，并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语言、视角、构图、光影等鲜明地显露出生活态度。很多读者看了《画报》的专题后，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我们在家乡生活了这么多年却从来没发现这么美？有的游客把《画报》作为指向去旅游，到了才大呼“上当”：怎么没有照片上的这么美？这就是摄影者独特的视角和发现。
2、摄影的情感。在艺术形式中表现情感的唯一方式就是找到“客观关联物”，艺术家要表现这些情感必须找到与这些情感密切相关的内容形象、情境、情节等适当的媒介。
用相机作为素描簿做一种直觉的反应，按动快门。作为摄影师，要有高度的文化素养，敏锐的洞察力，对生活有新的视觉形象的敏感，选择对象的敏感和对把握最佳时机的敏感。这种按动快门的瞬间已包涵了一切：主题、影调、线条等。摄影的纪实性把观赏者的目光分散在画面的各个部分，每一个部分都是些实在的构成元素，这些构成元素在快门启动的刹那间完成自己的时空交合，形成最佳组合。
“大众传播受众的不可知性”作用于受众不同的传播效果。对摄影师来说，主客观也是一种表现手法。例如，海湾战争后的科威特重建，王储来到北京洽谈请中国做一些项目。中国政府举行欢迎仪式的那天正好刮起了大风。我们的记者拍的多是王储和总理检阅仪仗队的一般照片，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则拍了一张两人顶风而行的照片，并写道：某年某月某日王储和总理正顶着风去检阅仪仗队并说了中科两国在经济合作方面存在的分歧。他并没有说中科关系就象图片中那样逆风而行，但却通过摄影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我们要不断地追问自己：这一幅照片我要表现的是什么？
3、摄影的社会价值。照片虽然是一个瞬间的记录，但仍可体现战争、体育、宗教、文明与落后、新与旧等矛盾的冲突。冲突是思想、性格的外延，冲突就是戏剧性。“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纳吉）。摄影最伟大的功绩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可以将全世界纳入脑海，替“我们”和世界作全新的“交流”，显露出“人性的企图”――摄影是呈现人类情感的最忠实媒体。摄影的纪实作为社会的见证者，从一开始就为人类的自身尊严、存在、人性的回归做出不懈的努力。
二、文学式摄影
很多著名的摄影家都不是学摄影的，萨尔加多是学经济的，刘香成是学政治的，玛丽・埃伦・马克是学社会学的……摄影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一般摄影师和摄影大师的差距并不在于摄影本身，甚至在摄影上还常常各有所长，差距主要还是表现在摄影师对所拍摄的题材的理解和影像的注释。
1、 摄影的表现形式。摄影和文学上的现象有类似之处，大凡文学巨匠都一定是社会学家。摄影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萨尔加多的照片非常美，人们可以将其作品当作艺术品挂在墙上；而尤金・里查德的很多作品就很不好看，画面既不完整，也不平衡，人物在画面上常常只有一部分，往往还是斜的，对于这种画面很多摄影师都难以接受，何况一般读者。但他的作品的视觉感受很独特，可以说他用了一种新的摄影语言，为纪实摄影师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使他们今后也有理由以各自喜欢的方式来拍照片。
2、摄影的文学性。专题摄影是围绕一个主题，选用多幅照片来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事物的发展和运动，提示其社会意义，反映人物的活动及其情态变化。
由于照片直观性的特点使得专题摄影作品在拍摄和编辑中极易发生“直、白、浅、露”的现象，缺少回味，甚至落到“快餐食品”的地步，因而渐渐失去一些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读者。专题摄影作品是用照片写文章，我们要提高文学素养，提高专题摄影作品的品味和水平。
文学是一种幻觉艺术。它借助语言文字作媒介，调动人们自身的生活积累，在人脑中产生幻觉形象。这种创作富有层次，表现细腻，还能使用夸张手法。因此，他能使作品成为每一个读者自己的作品。其实，照片也是一种媒介，摄影师也可以利用它，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通过已有的图像产生联想，在自己的大脑里进行第二次创作。“决定瞬间”的理论就是调动人们的生活积累，把拍摄到的瞬间扩展到“具有过去的残留，并映照着未来”的时段。照片中的图像、场景、动作、光线都具有隐喻性，都能引发联想。人物的动作、表情、环境的布置、光影的含义都因文化的不同，而对图像的理解有所不同，从图片上获取的信息也就有所不同。图片的大众化可以比文字更具有吸引力。
文学创作者首先强调作品应有一个时代背景和构成环境。照片不需大篇幅的描写，只需有目的地选择画面背景环境，利用背景中的文字、广告牌、人物的服饰、环境的装饰来表达时代背景。摄影还能利用环境做一些隐喻：雷雨隐喻激烈，朝阳隐喻希望，厕所隐喻宣泄等。摄影还可以利用光影形成的影调形成氛围，影响读者的心情。
照片在表达人与人的关系上亦有独到之处。拍摄人物的体态、神态、表达人与人之间是和睦还是紧张，是热情还是冷漠。照片还能以一图胜千言地表现人物的职业、性格、修养、文化、道德水准。照片中的色彩还可以烘托气氛，帮助突出主题，如兰色，有隔漠、自闭、防范、宁静的含义；红色，有斗争、革命、疯狂的含义、照片对环境的重视就是“环境参加叙事”的理论，就是文学的“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
文学创作人为，社会生活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而摄影对社会的认识似乎还要来得更加复杂些。首先，摄影的创作必须来自生活进行深刻的思考，再到生活中去寻找可以表达这种思想和哲理的画面来完成自己的创作。
摄影创作中的艺术构思也面临同文学创作中一样的问题，即“写什么”，“怎么写”。摄影的发现和选择有时需要在同一瞬间中立即完成。如果你错过了机会，就只能看着生活的亮点消逝，无法使用，留下的只是生活的经验和无限的遗憾。在摄影作品的拍摄和图片编辑过程中，也如同文学一样有个结构问题。当今报刊、杂志上大量的系列照片不够精彩，结构是否合理仍是主要问题。拍摄者在拍摄时就应想到系列照片的结构，图片编辑也要有很清醒的结构意识，把一大推图片安排成一个合理的结构，使主题思想更加深化、突出，并以结构的要求去指导拍摄，使作品更加完善。摄影师文学，是用图片书写的文章，是有独特个性的文学形式。摄影者应学习文学知识，在具象的外表形式里多加一些文学修养的内涵和哲学思考的深沉。
三、摄影与文字的相互构建
纪实摄影和报道摄影的整体感常常是通过文字部分的配合才得以实现的，这种配合是否有一定的规则？如果文字部分过于简单，甚至没有是否可以认为是一种缺陷？如果将徐勇的《胡同》照片挂满一墙，一个文字都没有，读者仍能感受到这些照片作为纪实摄影作品的历史性和人色彩吗？现在的读者已经开始求知于每张照片所拍胡同的历史和故事，希望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处理好文字与摄影专题的关系，要做到文图并茂，互为补充。专题摄影的文章是在一组以具有逻辑联系的照片基础上的文字，要求是拾遗补缺。文章有利于突出主题，有文采，栩栩如生，给人以美感，其最大价值就是突显照片背后的深层意义。目前许多人文地理方面的杂志，往往用最精的图片配以深入的文字，现在杂志已摒弃了以往堆砌图片的做法。图说也不是以往的“看图说话”，而是采用大段说明，揭示图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些画报也采取了这样的做法。
镜头是人类的另一种语言，可以是大众或是新闻记者在新闻现场所拍的纪录照片，也可以是像摄影家王小慧那样半夜突然有了灵感，起来创作的一组照片。不论这些图片是用在自媒体上也好，或是用在大众媒体上也好，若想引发大家的关注，我们何不怀着一种更为人文的情怀去感触，去表达自己的思想，去思考读者的需求，再搭配文字或是其它手段来展现，也许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世界。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