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 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 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 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 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 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 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 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 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 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 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 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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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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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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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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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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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2-1 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 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 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1）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
（2）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
（3）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借以在人民中培养新爱国主义精神。
（4）普及医药卫生知识，以保卫人民的健康。”
可见，科普协会一方面重视为经济建设服务，使我国劳动人民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成就，肃清封建迷信思想，宣扬我国劳动人民对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培养科学的世界观和爱国主义精神。
建国伊始，百废待新，百业待举。科普协会提出“一面筹建组织，一面开展宣传工作”的方针，首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普遍建立分会筹备机构，同时结合全国性运动开展科学技术的普及宣传活动。至1955年底，全国科普协会会员已有38000多人，会员工作组有874个，并在110个县、市建立了支会。 此时，新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 1956年，我国经济、文化建设空前高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科普协会的组织建设工作也大大加快了步伐。这一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科普协会分会筹委会，至此，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西藏和台湾除外），均建立了科普协会的组织机构。到195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省一级科普协会组织27个，市、县建立科普协会组织近2000个，许多地区在厂矿和农村建立了协会的基层组织。根据1958年6月我国11个省、市的统计，共建立基层组织4.6万多个，会员、宣传员102.7万多人， 初步形成了一支浩荡的科普大军。同时，科普协会配合当时国家的中心任务，如抗美援朝运动、爱国卫生运动、工业化建设、向科学进军等展开了广泛的、形式多样的科普宣传活动。从1950年8月科普协会成立到1958年9月，8年间科普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共开展科学技术普及讲演7200万次，举办大小型科普展览17万次，放映电影、幻灯片13万次，参加人数总计达到10亿8千万人次。
在这一段时期里，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也迈出了新的步伐。1950年4月，中央文化部科普局决定在北京建立一所以广大工农兵为对象，配合国家建设事业开展科普工作的新的人民科学馆（国家自然博物馆前身），将其作为全国的示范点，以期指导全国各地人民科学馆事业的发展。建馆筹备处成立后，当年就先后筹办了“大众机械”、“动物的进化”、“可爱的祖国”、“苏联的科学技术”等5个展览。科普局撤消后，该馆几经变迁，最终演化成为北京自然博物馆。1957年9月北京天文馆举行了开馆典礼，从此中国诞生了第一座天文馆。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修建的一座大型科普活动专用场所，北京天文馆对普及天文知识和宣传我国在天文学上的成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的科普出版事业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兴办的。最初是编辑出版中央科学讲座的讲演稿，印成科普小册子。1954年，原由上海民本出版公司创办，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科学大众》杂志移交科普协会接管，至此科普协会有了自己的科普刊物。1956年夏，全国科普协会建立了科学普及出版社，许多地方科普协会也纷纷建立了编辑出版机构。到1958年6月底，共有6种发行量较大的全国性科普期刊出版，即《科学大众》、《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学科学》、《科学普及资料汇编》和《天文爱好者》，另有地方性通俗科学报刊32种。全会共出版了文字资料29.9万种，发行6300多万份，还编制了大量的形象资料，如科普箱、挂图、幻灯片等。
在建国初期的9年间，党和政府对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给予了高度重视，中国的科普事业已经初具规模，科学技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了空前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特点是：第一，围绕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并强调为政治和对敌斗争服务，以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如在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科普协会会员在3个月当中就组织了6000多次演讲；第二，呈现出全民办科普的局面，科普组织遍地开花，蓬勃发展，为以后的深入发展打下了较好的基础；第三，科普工作的重点是在我国大中城市，以工人和干部为主要普及对象。总之，作为起始阶段中国科普工作以科普宣传、组织建设为主，更深入广泛地科普实践活动还有待于下一阶段的具体实施。
2-2 广泛实施时期（1958—1966）
1958年9月18日至25日，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联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并宣布科普协会与全国科联合并，从此我国的科普工作归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2-2-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建立
1958年2月，全国科联向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并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召开科联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一个月后，科普协会也提交了《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提出根据各地跃进形势，总会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因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动员广大会员迎接即将到来的技术革命的新任务，健全协会的领导机构，制定协会会章和五年工作发展纲要，推动协会工作的大跃进，使协会更有效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同意全国科联、科普协会召开代表大会，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科联、科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中共中央批准在1958年8月下旬召开。
在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过程中，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都意识到在当时的形势下，科联组织已向工农群众敞开了大门并开展了一些科普工作，同时科普组织也在大搞群众性的科学研究，因而在实践工作中两个组织实际上已经开始走向汇合。各地也普遍要求把两个团体合并，两个组织的干部和科技工作者以及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茅以升等也提出把全国科联、科普协会进行合并，共同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以适应当时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全国科联主席李四光、科普协会主席梁希分别表示同意这种意见。因而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全国科联党组和科普协会党组联合向聂荣臻副总理并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建议科联、科普合并的报告》。经中央批准后，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了联合全国代表大会。
9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正式宣布全国科联和科普协会两个团体进行合并，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科学技术团体，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该决议规定：“中国科协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密切结合生产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命运动。”其具体任务有6项，分别是：
“（1）积极协助有关单位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和技术改革的工作；
（2）总结交流和推广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
（3）大力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4）采取各种业余教育的方法，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5）经常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批判，出版学术刊物，继续进行知识分子的团结和改造工作；
（6）加强与国际科学技术界的联系，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国际科学界保卫和平的斗争。”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在作大会总结报告时，结合科协是科学技术群众团体的特点，提出科协工作的总精神是：“坚决依靠党的领导，密切结合生产，放手发动群众，迅速壮大科学队伍，把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断推向新的高潮。” 我国的科普工作从此由原来的科普协会转入中国科协。
2-2-2 群众性科学实验活动
中国科协的成立，将科学家所进行的大量科普工作同原科普协会的专职科普队伍及广大群众的科学普及和试验活动更加协调一致地结合起来了。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指出，科协工作“应当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紧密结合工农业生产，以解决生产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总结交流并推广生产中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发明创造和先进经验为中心，” 要求各学会配合有关部门为技术革命群众运动贡献力量。科协的工作因而既带有科研攻关的内容，更多的则是技术推广的工作。在“大跃进”的时代背景下，自1959年初，一些省市科协通过学会协同科研、生产、教学部门的科学技术人员开展了以送技术到工厂、农村的技术上门活动。技术上门活动从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总结群众生产中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如农作物的技术管理，机械制造、使用和维修等；二是组织先进技术推广队、服务队、讲师团等，推广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生产经验，如农作物丰产经验、畜牧业的机械化、自动车床等；三是组织攻坚队、医疗队、突击队等进行技术会诊以解决生产中的技术关键问题，如怎样防止小麦倒伏、如何保证煤气发生炉的安全等。技术上门活动规模有大有小，活动时间可长可短，长的一至两个月，短的仅几天。形式多样、方式灵活的技术上门活动对解决当地生产技术问题，促进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实际运用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很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因而很快在许多地区广泛开展起来。据河北、江苏等九省市的不完全统计，到1960年4月，省、市科协及部分专、市、县科协共组织进行了技术上门活动11800次。
在广大农村，1958年以后，群众性的试验研究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了，农村科学实验活动的广泛开展成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普及的主要形式。1961年4月，在全国科协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要求“科协组织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工作，特别是加强各种群众性科学技术研究小组和专业组的工作，把广大农村的科学技术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并加以培养提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逐步形成一支有力的群众性的科学技术队伍；另一方面要通过各种专门学会，与各业务部门配合，把各行各业的科学技术力量适当调动起来，开展各种服务农业的学术活动。” 在这一时期，农村的科学实验活动发展很快，各级科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农村科学实验小组1964年全国发展到40多万个，1965年增加到100多万个，参加人数约有700万。仅上海科协在郊县就成立群众性实验小组6200个，有4.6万多人参加活动。
在科普读物出版方面，从1961年起少儿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丛书（共8册），收入科学小品1000多篇，至1964年就印了580万册，“文革”后仍有再版，成为中国科普出版史上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科普丛书。科教电影的创作与发行工作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很大成绩。使用面积6万多平方米，有“科学家之家”称号的北京科学会堂也于1964年元旦正式对外开放。
从1958年到1966年的8年间，尽管中间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的波折，但我国的科普事业还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科普工作的重点从大中城市转向了广大农村，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技术上门活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得到了广泛深入地开展，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2-3 衰落停滞时期（1966—1976）
中国科协成立之后，我国科普工作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的大好势头由于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遭到衰落和停滞。
在“文化大革命”中，科技工作者及科技团体的各级组织均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科技团体被迫中断活动达十年之久，极个别学会冒着风险、顶住压力进行了一些有限的科普活动，如广州市航海学会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和压制，坚持开展以普及科学知识为重点的群众性科技活动。1973年，为了适应华南地区航海事业发展的需要，广州市航海学会恢复了组织，围绕急需解决的航海技术问题，编写了各种科技资料近30万份。从1973年到1977年4年间，该学会共举办了200多次报告会、讨论会，参加活动人数达10万人次，还编写拍摄了《船舶避碰》、《船舶救生》等科教影片和幻灯片，编绘了关于帆船防御台风的科学知识的连环画册，并组织宣传队前往全省沿海和沿江各港口，向广大船员、渔民进行宣传普及。“文革”当中，一些科学家也竭其所能艰难地开展科技活动，被称作“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河南省农学会著名玉米育种专家吴绍 揆教授被下放到商丘县劳动期间，帮助农民办起了科学试验站，向农民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培养了一大批农民技术员，使贫穷落后的五里扬大队变成了一个高产稳产的生产队，该试验站1979年被国务院命名为先进单位。著名科普作家高士其面对国家科普工作的一片凄凉萧瑟的衰败情景，更是心急如焚，大声疾呼，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向作政府报告的周恩来总理呼吁：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对科学普及工作给予关心和支持。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酷岁月里，我国科普事业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各类科普活动基本上停滞下来。科普出版社机构被撤消，人员被遗散，大批科普刊物被迫停办。1970年，全国总共出版了《科学实验》和《科学普及资料》等两、三种科普杂志。各地科学小报在“文革”当中亦被统统砍掉，使科技报刊事业遭受严重摧残。1972年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有少数地区由当地科技局主持复刊，并改名为“某地科技报”。
2-4 恢复发展时期（1976—1990）
10年浩劫结束后，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科协得到恢复，科普事业重新焕发了生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1977年8月25日至27日，中国科协举办了“科学家、劳动模范同首都青少年科学爱好者大型谈话会”活动，由此拉开了中国新一轮科学普及高潮的序幕。活动期间，黄子卿、杨乐、张广厚、闵恩泽、林兰英、胡传锦、蒋明谦等著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参加了座谈会，鼓励广大中学生学好科学知识，打好数理化基础。这是一次推动青少年科普的大型活动。谈话会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中国科协、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参加谈话会的科学家们相继收到了来自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的中学生、知识青年和一些教师、家长的1000多封来信。这期间，新华书店有关数理化的参考书、自学丛书，几天之内便销售一空。该谈话会在全国起到了示范作用，此后相继有9个省市举办了类似的谈话会，初步掀起了我国广大青少年学科学、爱科学的高潮。
1978年3月2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周培源以中国科协代主席的身份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就科协和学会工作提出了四点意见，其中第三点为“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为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贡献，”要求“科协和各专门学会要运用一切手段，密切结合工农业生产实际，积极开展科学普及工作，”第四点讲到要“推动广大青少年向科学进军”，要求 “大力开展青少年的科学技术活动，”“积极为青少年学习科学技术知识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方便，……组织青少年进行力所能及的科学实验活动。”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高潮和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一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国工作重心的全面战略转移对科普工作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在这一项带有战略性、全局性的任务面前，”中国科协“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距1958年第一次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整整22年后，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种背景下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大会确定了今后科普工作的发展方针和基本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应当围绕四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面向生产，面向群众，面向基层。普及的内容要从生产建设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工作、生活、学习的实际出发，因地因人制宜，既要注意普及自然科学基础知识，也要注意有针对性地普及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计划生育、保障人民健康和破除迷信等方面的知识。” 这一规定从理论上明确和肯定了我国科普要从四化建设的实际工作需要出发，为发展振兴经济服务，从而为以后一个时期我国的科普工作奠定了发展方向。在1986年6月召开的中国科协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方针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和发展：“在今后五年这一关键时期，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中国科协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大力推动科学技术普及和技术服务工作，为振兴地方经济服务。” 在农村，“要努力适应广大农村对科学技术不断增长的新要求，配合‘星火计划’，抓好科技培训和适用技术的普及推广，”培养农民技术员和农民企业家，“帮助贫困农民依靠科技脱贫致富”；在城市，“进一步加强科技咨询服务工作，五年内争取帮助1万个城市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依靠技术进步，降低消耗，提高质量，增加经济效益”；同时，“繁荣科普创作，评选优秀科普作品，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向工人、农民传授技艺的科普教材，继续开展破除迷信、卫生保健和其他日常生活化的宣传普及活动。”
经济主战场的确定，使得我国“科普工作和经济建设结合日趋紧密，”而且“各地实践表明，这种技术与经济的结合，赋予了科学技术的普及以强大的内在动力。”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高潮的来临，我国的科普工作，尤其是农村科普工作进入了一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在科协三大召开之际，全国已组织成立了4.1万多个乡镇科普协会，6万多个专业技术研究会。“他们在各级科协和学会的支持指导下，从技术承包入手，通过科普宣传、技术服务、技术示范和技术培训等群众欢迎的形式，由技术能手牵头，普及适用技术，带动广大农民科学务农，开辟新的生产门路，脱贫致富，” 这一时期，中国科协共创办乡镇农民技术学校13000多所，参加生产技能培训的农民达到8000多万人次。至此，随着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的大量建立和发展，全国完整地建立起了以县科协为枢纽，以乡镇科协（科普协会）、农村专业技术研究会为基础的农村科普网络体系，各种各样的技术培训、科普宣传、科技扶贫、技术服务等项活动得到了深入广泛地开展。科普的手段、形式也日趋多样化。80年代初开始推广使用的科普宣传车发展极为迅速，这种科普宣传车装备有电影、广播、展览等设施，专门运送科技人员携带科普资料下乡开展科普工作，到1987年一度增至638辆。日益增多的科普车奔驰在全国农村各地，对“老、少、边、穷”地区产生的效果尤为显著，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同时，大量的科普配套服务机构也纷纷建立起来，科普服务事业得到很快发展。
这一时期，科普的研究、创作、出版事业也恢复了勃勃生机。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中国科普创作研究所（科普研究所的前身）相继成立。1978年，科普出版社重建，在此后10多年里科普出版社共出版科普图书2000多种，累计发行2亿多册，先后创办、恢复和出版了科普期刊7种，即《现代化》、《知识就是力量》、《科普创作》、《科学大观园》、《大自然》、《中国科技史料》、《气象知识》等。 同时，全国各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科普读物，有的发行量高达几百万册，并且科教电影、电视片也纷纷问世。仅1979年和1980年两年出版的科学小品集、科学电影剧本、科学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就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几年里的总和。全国科协和学会系统主办的科普期刊达到76种，科技小报42种，加上其它部门和单位所办的科普报刊、科学副刊、专栏等总数不下几百种之多。 1984年，我国十大畅销书中就有两种是科普图书，一本是《迎接新的技术革命──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发行142万册，一本是《养鸡500天》，发行123万册。
在这段时期里，随着我国科普事业的复苏和蓬勃发展，对科普的理论认识和探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978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科普创作座谈会上，会议代表发出了建立科普学的呼吁：“科学总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我们已经有了二十八年科普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为什么不能大胆地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提出‘科普学’这一名称？” 1979年，在成都市科普创作协会学术年会上，周孟璞、曾启治宣读了论文“科普学初探”，初步探讨了我国科普学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以及科普学与科学学、教育学等其它学科的关系，并建议从理论科普学和应用科普学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在中国科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曾二人再次提出了创立和开展研究科普学的问题，得到了一些参会代表的赞同。这样，建立科普学的问题就在我国公开提出来了。
科普学的提出引发和促进了对我国科普工作的理论总结和探讨。同时，我国一批久负盛名的科普作家、科学家的科普作品选集、文集相继出版，对我国科普工作中遇到的一些实践和理论问题，如科普工作的重要性、科普工作的内涵、科普与科研、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等等也纷纷发表见解。钱学森认为，“学”就是要找出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科普学实际上是科学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性质上也是社会科学，是科学社会教育学。 袁清林则通过把传播学上著名的r•布雷多克模式的7个问题（即谁，说了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为了什么目的进行，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转化成为科普学体系结构的7个要素，从而从传播学的角度第一次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和自谐的科普理论体系框架。 我国的传统科普观也因而在这一时期得以逐步形成。在我国，科普是“科学技术普及与推广”的简称，也就是说科普“不仅要普及科学知识，而且要普及应用技术。” 因而，“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家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就成了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 纵观我国科普事业，可以看出我国科普工作大致涵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进行科学技术的宣传；第二，通过学校教育传授科学技术的基础知识；第三，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职业培训，传授推广生产中的实用技术，即科普宣传、科技教育和科技服务。相应地，我国科普工作的重点对象是领导干部、青少年和广大农村群众。在传统上，我国的科普事业主要是配合政府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其中大部分时期里科普工作的主要内容是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通过普及推广实用生产技术达到增加产量、发展经济的目的。
2-5 反思探索时期（1990—1998）
1990年9月，中国科协管理中心首次在我国进行了全国性的公众科学素质的试调查，由此开了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进行调查并进行国际比较的先河。1992年中国科协和国家科委有关部门正式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调查结果首次收入《中国科技指标》（中国科学技术黄皮书）。 此后，每隔两年，即1994年、1996年中国科协均对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以及与世界多国公众科学素质的对比情况受到国内、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低下水平日益引起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注意和忧虑，加之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上掀起一阵阵封建迷信、反科学、伪科学的浪潮，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和潜在的隐患。迷信、愚昧、反科学、伪科学活动的日趋泛滥、频频发生，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这些与现代文明相悖的现象，日益侵蚀人们的思想，愚弄广大群众，腐蚀青少年一代，严重阻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因此，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加强科普工作，已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与国外相比我国公众在科学素质方面的巨大差距，以及国内面临的严峻社会现实状况促使人们把更多希望的、同时还有审视的目光投到了科普工作上。我国的科普工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思索、学习、再发展的新时期。
1991年5月23日至27日召开的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我国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结合各项学术、科普活动大力倡导科学精神和职业道德”，用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科学观念“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驱除愚昧、迷信和落后的观念。” 同年9月，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在安徽黄山市召开，会上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进行了重新审视，认为“科普作为社会教育，其最根本目的是解脱愚昧，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在提高劳动者素质过程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社会进步。”提出我国“科普工作要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和完善运行机制，重点是做好提高人的科学素质的工作。” 1994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当前科普工作发出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的文件。1996年9月，、原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就落实94年文件精神再次发出了《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这两篇指导性的文件明确提出“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是关系到我国21世纪发展的根本性、战略性的工作。”在普及内容方面，“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教育普及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在继续做好以往的科学知识和适用技术普及推广的同时，要把宣传科学思想、普及科学方法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普宣传既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这一时期在将科普工作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的同时，科普工作在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也被充分认识到了。
1996年2月，建国以来首次全国科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一批科普工作先进集体、个人受到表彰。大会总结指出，科普工作的任务仍然是“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但同时强调“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更好地发挥科普工作在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综合国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随着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建立，我国科普工作将逐步纳入政府部门的职能工作计划，显示出中国政府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同年5月，中国科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对科技工作者提出了“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为己任，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 提高科普工作水平的要求，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科普工作以及科普工作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1996年岁末，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确定了第一批对公众开放的科普教育试点基地，共5个，分别是中科院物理所、化学所、植物所、古脊椎动物所与古人类研究所和计算机网络中心。1997年11月，中国科学技术领域里的最高奖“国家科技进步奖”首次为科普图书颁奖，两部科普著作（《高技术知识丛书》和《简明科学技术史话》）获得了该项奖励的三等奖。 中国科技界更是对我国科普事业表现出了高涨的热情，1995年和1996年连续两年里，在中国两院院士评出的当年十大科技新闻（重大科技事件）中均有有关我国科普工作方面的事件。 同时，许多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身体力行地积极投入到科学的普及宣传和反对伪科学的活动之中。
国际上，国家政府对提高本国国民科学素质的日益重视和加强参与以及发达国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普遍高涨对我国政府及学术界均产生了一定影响。1995年10月中国科协成功地举办了第四届公众理解科学国际会议。在这前后，国外科普工作的成功经验、科普方式以及对科普的认识、观点被大量介绍进来。在介绍、评价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活动的同时，国内也对我国传统科普工作的内涵和目的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较为广泛的讨论。
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开逊研究员做了“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的报告，表达了中国科学家对现代科普的新认识。张开逊认为，让公众理解科学技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科学观念和科学思想；第二个层次是促使公众理解科学技术本身的特点、发展规律、局限性以及科学技术和人类其它活动的相互关系；第三个层次是使公众理解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理解自己是科学的主人，从而参与到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中来。 作为发明家的张开逊认为，公众理解科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公众参与到科学研究事业的探索、创造、发现和发明之中。
既是天文学家也是科普作家的卞毓麟深刻认识到了科学普及对于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意义，1992年针对我国的现实发出了“科学普及太重要了，不能单由科普作家来担当”的呼吁。 卞毓麟要求作为科学传播链中“第一发球员”的科学家们承担起科学普及的主体责任。关于我国科普的对象，卞毓麟认为应当是全方位的社会公众，尤其应注意到新时期市场经济大潮中涌现出来的新群体──企业家和经济管理者。在科普的内容上，卞毓麟提出三个方面：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的意义（功能）， 这一点与国际上测定科学素质的三个层次是非常吻合的。
随着“科普”一词日益频繁地见诸报端，对我国传统科普的概念也出现了新的认识。侯青云认为，我国传统的“普及科学技术”过于从科学的功利主义出发，实际强调和重视的是实用技术在经济生活中的转化和应用，其内涵是十分狭窄的。他建议用“普及科学文化”来代替“普及科学技术”，从而将普及科学知识、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等纳入其中，更明确地引导人们理解和认识科学的目的和本质，培养科学的自然观和世界观。
现代社会的发展对科普工作提出了更新和更深入的要求，我国传统科普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也预示着新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科普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科普的目的是什么？科普究竟应当向公众普及些什么？科普的主体、对象应如何确定？科普的方式有什么新的变化？新时期我国应当建立怎样的科普工作运行机制？科普工作与我国一些传统相关领域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直至今天，这些问题仍在不断促使人们对我国的科普工作进行更深入的认识和思考。与此同时，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国与世界的汇合仍在继续推动着我国的科普事业向前生机勃勃地演进下去。
注释文献
蔡元培，《科学界的伟人》序，高平叔主编，蔡元培文集（科学技术），台北锦绣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99页。
顾毓琇，“中国科学化”的意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5年夏季号（第2卷，第2期），第422页。
叶永烈主编，中国科学小品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
转引自艾华，“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知识就是力量，1979年第1期，第5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
转引自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8页。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1950年8月22日科代会议第四次大会修正通过，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480—481页。
5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2页。
毛泽东，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组织宣传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简史，1988年，第39页。
同上，第38页。
丁西林，关于科普会务的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618页。
科普党组关于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给的请示报告（1958年3月4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23页。
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3--744页。
中国科协副主席范长江总结报告，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46--749页。
1959年全国科协工作规划要点（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779页。
关于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几点意见（草案），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874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周培源，科学技术协会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摘要）（1978年3月30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984、985页。
裴丽生，大力开展群众化社会化的科普活动，把科学技术及时送到八亿农民手里──在“农业（包括多种经营）技术承包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077页。
周培源，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0年3月15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72、1273页。
同上，第1273—1274页。
王顺同，在中国科协农村科普协会（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总结讲话（1984年3月8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197页。
周培源，团结奋斗，为实现“七五”计划贡献才智──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1986年6月23日），何志平，尹恭成，张小梅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上海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1990年，第1269—1270页。
沈其益等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第357页。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第23页。
全国科普座谈会简报第14期，这里转引自中国科普作协，成都科普学研究小组，科普学文汇，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7页。
涂元季，“我是赞成科普学的”──钱学森谈科学普及，中国科学报（科普周刊），1997年5月16日，第3版；另参见涂元季，钱学森的科普观（下），科技日报，1996年11月3日，第2版。
参袁清林，科普学引论，学术期刊出版社，1989年。
章道义，陶世龙，郭正谊，科普创作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页。
1992年对中国公众科学素质的调查数据见：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指标（科学技术黄皮书，第1号，1992年），科学出版社，1993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版。
钱学森，90年代中国科技工作者的历史责任──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工作报告（1991年5月23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24，27页。
科普已进入建立科学文化的阶段──首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会会议纪要，科普研究，1991年第6期，第1-2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科普工作的若干意见（1994年12月5日），科技日报，1994年12月14日，第1，2版；中共中央、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关于加强科普宣传工作的通知，中国科协报，1996年9月5日。
温家宝，在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共中央、国务院等领导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96年2月。
朱光亚，团结拼搏，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而奋斗──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工作报告（1996年5月27日），中国科协报，1996年6月9日，第二版。
科普著作首次入选国家科技进步奖，科技日报，1997年11月17日，第1版。
参见“两院院士评选‘96中国重大科技事件”，中国科学院院刊，1997年第2期，第115页；以及“两院院士评出中国十大科技新闻”，科技新闻，1996年第1期，第46页。
张开逊，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7--128页。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一)毕业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毕业考试科目包括语文、数学、外语(会话测试占40%，笔试部分占60%)、物理(含实验操作)、化学(含实验操作)、生物(含实验操作)、思想品德(含民族团结教育)、历史、地理、体育。物理、化学、生物的实验操作成绩应占到总分的30%左右;生物、地理学科的毕业考试成绩按本课程内容全部结束时的考试成绩计算。
毕业考试的命题、考试由学校组织实施。各科考试成绩的呈现可以采用百分制，也可以采用等级制。毕业考试在2017年5月15日以后进行。
(二)升学考试科目设置及考试组织
考试科目为6科，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包括物理、化学两门学科)、文科综合(包括思想品德、历史两门学科)、体育，总分630分。
1、文化课考试总分600分。
(1)考试科目及分值。语文120分，数学120分，外语120分(听力测试30分，笔试部分90分)，理科综合120分(物理55分、化学35分，综合题30分)，文科综合120分〔思想品德45分(其中民族团结教育占7分)、历史45分，综合题30分〕。在文科综合科目中，思想品德学科的命题范围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中规定的法律、国情教育两个模块教学内容和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间的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以及全国统编民族团结教育教材《民族常识(试行)》(初中版，人民出版社出版)中的教学内容。
(2)考试形式。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要多样化，可根据各学科课程特点，既有闭卷形式，也有开卷形式;除纸笔测试外，还安排外语听力考试。具体安排意见是：语文、数学、外语、理科综合为全闭卷形式;文科综合为全开卷考试。除语文外，其余四科试卷均采用分卷形式印制，即每科试卷分卷Ⅰ和卷Ⅱ两部分，其中，卷Ⅰ为选择题，要求考生用2B铅笔将答案填涂在答题卡上，采用机器阅卷;卷Ⅱ为非选择题，要求考生将答案直接书写在试卷上，由人工阅卷。
在文科综合开卷考试中，考生可携带相关课程的教科书进入考场，其他资料不得带入考场。答卷时可以查阅准许携带的教科书，独立答题，不得相互讨论、相互抄袭和互相借阅教科书。
(3)考试时间。河北省2017年初中毕业生升学文化课考试时间安排为：
一、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比较分析
（一）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一致性
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课程性质、课程基本理念、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方面。
1.关于课程性质，2011版初中课标将初中历史课程明确定位为：“历史课程是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门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对高中历史课程的性质定位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一门基础课程。”二者的一致性在于：强调初高中历史课程都是基础课程，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起重要作用。
2.关于课程基本理念，2011版初中课标的第一、第四点分别表述为：“1.充分体现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逐步学会全面、客观地认识历史问题。”“4.鼓励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倡导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方式的创新，使全体学生都得到发展。”《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则有以下的表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普通高中历史课程……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历史教学评价的改进。”可见，二者都提出要发挥历史学科的教育功能，强调教师更新教学方式，鼓励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倡导教学评价方式的更新。
3.关于课程目标，二者首先提出了历史课程的总体目标，再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方面分别叙述。2011版初中课标的知识与能力目标共有5条，其中第1、2条主要涉及知识目标，包括历史基础知识、基本线索。第3、4、5条主要涉及能力目标，包括阅读、观察、想象、理解、分析、表达等多方面的能力。《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知识与能力目标分两段分别叙述知识与能力目标。二者的具体内容相似，只是高中提出了“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也就是说，二者主要内容具有相似性，但由于学段不同，要求不同而已。2011版初中课标的过程与方法目标明确分为五条，其中前三条主要叙述过程目标，后两条主要叙述方法目标。《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过程与方法目标仍然是分两段分别叙述过程目标与方法目标。从具体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些结论：学习历史的过程是从感知历史到不断积累历史知识，进而不断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对现实进行反思的过程；初高中历史学习的方法虽有差异，但基本的方法和原则（“论从史出、史论结合”）是相同的；学习历史需要养成合作、探究的方法等。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方面，2011版初中课标列出了六条，分别从民族观、认同感、国际视野、人生观四方面提出了要求。《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分三段，从民族精神、人生态度、世界意识提出要求，二者的基本精神具有明显一致性。
4.关于实施建议，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第四部分均为实施建议，由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利用与开发互换位置）四部分构成。2011版初中课标的教学建议共有7条，《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共5条，二者都有强调学生掌握学习历史的方法，倡导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的多样化，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等。2011版初中课标的评价建议除总述评价的目的、作用、依据、类型外，还分别从评价的设计、评价的实施、评价结果的解释与反馈三方面加以叙述，尤其详细地介绍了评价的设计，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评价建议总述了评价的目的、作用、依据，重点介绍了几种评价的方法。二者的相同之处除目的、作用、依据外，主要都从三维目标的角度提出了评价思路，介绍了历史习作、历史制作、历史调查、纸笔测验（考试）等共同的评价方法。2011版初中课标的教材编写建议共7段，《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教材编写建议共5条，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强调教材的编写要以课标为依据，要有利学生阅读，要落实课程目标。2011版初中课标的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一是提出了开发历史课程的各种资源，并对历史课程资源的类型及利用作了简要的说明；二是提出选择和利用历史课程资源的基本原则。”[1]《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课程资源利用与开发建议，先介绍课程资源的类型及利用与开发的作用，再分别叙述了8种课程资源及开发建议。不难发现，二者都认为历史教科书、图书馆、历史遗存、互联网、历史影视音像资料、教师、学生、家长等都属于课程资源，需要尽力去挖掘利用。
（二）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差异性
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差异性首先体现在课程设计思路上。2011版初中课标最主要的设计思路是：“历史课程分为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古代史、世界近代史、世界现代史六个学习板块。依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在每个板块内容设计上，采用‘点—线’结合的呈现方式。‘点’是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线’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通过‘点’与‘点’之间的联系来理解‘线’，使学生在掌握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即初中历史采取的是“板块+时序”的通史体例。《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设计思路是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构成，必修课分为历史（Ⅰ）、历史（Ⅱ）、历史（Ⅲ）三个学习模块，包括25个古今贯通、中外关联的学习专题。历史选修课分设六个模块。即高中历史新课程依据“贯通古今，中外关联”的原则，采用了“模块+专题”的体例。由此可见，高中“模块+专题”的设计思路是建立在初中“板块+时序”的通史体例基础上的。正因为此，在2011版初中课标的课程设计思路中有了“注意与高中历史教学的衔接，为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历史学习打好基础”的表达。
初中与高中是基础教育的不同学段，课程内容除有包容外，具体要求上自然不同，初中课程内容是高中学习必备的基本内容。初高中课程标准设计思路、课程内容的差异性，充分说明了初高中历史教学实现有效衔接的重要性。如果初高中历史教学不能实现有效衔接，高中历史教学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体例和学习方法无法适应，学习内容也无法衔接。
二、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有效衔接的主要途径
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将实现初中高中历史教学有效衔接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凸显出来，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所述“如何对初中、高中、大学的历史课程进行整体规划与构建、并使不同时段的课程有机衔接，避免重复、断裂、脱节与错位，一直是有关部门高度重视、从教者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2]对于初中历史教师来说，需要根据学生实际和本人实际情况去探索、把握好与高中教学的衔接途径，才能使初中学生进入高中阶段学习后困难少一些，衔接自然些。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依据以上的比较，笔者认为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有效衔接的主要途径如下。
（一）重视历史的时序性，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
初高中历史课程知识目标的一致性和课程设计思路、课程内容呈现方式的差异性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初中历史教学要注重历史知识的时序性。时序性是历史学科的基本特征，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时序性教学，让学生建立时序意识，构建科学的历史体系。如中国古代史部分，在时序的基础上，每一单元都是分别从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等方面叙述的。同时，人类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发展，互为条件，相辅相成。因此，教学时还要注意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联系起来。如在中国近代史教学中要适度讲清每一件大事发生的国际背景。适度构建纵横联系的历史知识体系是初中教学的目标，也是高中历史学习必要的知识储备。
（二）坚持学法指导，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习史习惯
正确的历史学习方法是历史课程教学中尤为关注的内容。“2011年版初中课标”提出：“初步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了解多种历史呈现方式”，“初步学会从多种渠道获取历史信息”等术语，充分表达出“2011年版初中课标”重视学生历史学习方法和能力的形成。这也是初高中历史课程基本理念、实施建议一致性中所体现出的对初中教学的要求，与“授之于鱼”精髓相通。教学中除必须重视历史学科学习方法的传授外，还包括如何预习，如何掌握知识点，如何使知识系统化，如何复习，如何巩固性练习，等等。以此引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优化学生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判断和正确的历史思维习惯。
（三）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
初高中历史课程都一致强调教学必须改变单一的讲授式的教学方式，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尽管已经实施了十年有余的新课改，但不少教师在实际操作时形式上还是固守唯一的讲述式教学。因此提倡初中教师进一步改变原有的讲授为主，特别是勾划重点以背代学的教学方式，采取形式多样的教学方式。如可以通过灵活多变的问题设计、引入丰富的历史资料创设特定的历史情境，利用图片、影视、原始资料等各种资源（在网络上有很多历史资源可以利用和学习）再现“历史”等方式，让学生在“真实”的历史环境下通过探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去体验历史，感悟历史，读懂历史，从而进一步提升历史思维能力，并使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得到适当的熏陶。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初高中历史在知识，理念上的衔接，为高中历史教学奠定基础。
（四）关注高中历史学科教学
由于各种原因，绝大部分初中学校，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长期存在着学科不对口，缺少专业教师的问题。笔者曾在2009年召开的初中历史学科会议期间进行过调查，参加会议的初中历史教师共152人，所学专业（含进修）与历史学科相关的（历史或政史专业）教师共73人，其它中文、物理、数学、教育心理、法律、生物、计算机、会计学等专业共计有79人。这样的教师队伍严重制约了初中教学质量的提高，但这一现象短期无法得到改变，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在岗的教师，加强学习，除学习课程理念、初中课标、初中教材外，阅读、熟悉高中教材，了解高中教学，关注每年的高考也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更能使教学有的放矢，更好的实现与高中教学的衔接。历史和现实是紧密联系的，与现实紧密联系的历史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无论教学还是考试初中历史教师都要关注时政热点。
通过对2011版初中课标与《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的初略研读，让我深感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有效衔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也做了一些衔接途径的探讨。不过，如何才能真正把握初高中历史课标，实现初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衔接还有待进一步实践与探讨。
参考文献：
张汉林：历，过也。过，经过，超过。作为历史教师，最不拒绝变化的发生，因为我们懂得变化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我们也不盲目欢呼变化的到来，因为我们懂得变化的曲折性与反复性。
按照国际惯例，每隔一定的年限，学科课程标准都要根据学术发展和教育实践进行修订。所谓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比如日本的《学习指导要领》（相当于我国的历史课程标准），每十年修订一次。实验版课标颁布于2001年，距2011年版课标的出版，恰好十年。
十年来，广大历史教师在阅读课标、使用课标的过程中，加深了对实验版课标的理解，同时也发现了实验版课标存在种种不足。在这期间，教育部组织相关部门多次向广大教师征求对于课程标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对于2011年版课程标准的变化，广大教师是有心理预期的。
对于课程目标的变化，广大教师是基本认可的。2011年版课标不仅在横向上把课程目标分解成“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而且在纵向上明确规定了初中历史课程的总体目标、板块目标和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板块目标和具体学习内容的目标是对课程目标的进一步细化。与实验版课程标准相比，课程目标的叙述更加明确、具体，尤其是过程与方法目标，可操作性强。课程目标明确、具体，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的功能。而且，课程目标具有层次性，便于学生循序渐进地达成。对于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来说，侧重于技能的培养，主要是培养历史的时空观念，识读历史图表，正确地计算历史年代，阅读普及性的历史读物，了解传说、故事、演义与史实的区别；对于初中二年级的学生来说，主要培养初步收集和阅读基本史料的能力和初步从多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以及初步调查研究的能力；对于初中三年级的学生来说，主要培养绘制简单的历史示意图，能够对同类的历史事物进行初步的比较、概括和综合，能够初步运用材料对历史进行分析、论证等进行探究性学习的能力。这些变化，显然是在十年来广大教师辛勤摸索的基础上，听取了历史教育专家的意见而修正的。这体现了2011年版课标是在总结和巩固十年课改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新课改深入发展的基本思路。
2011年版课标以加强时序性为由，取消学习主题，则引起很大的争议。学习主题与时序性并不矛盾。学习主题是对某一历史阶段的学习内容的概括，学习主题之间、学习主题内部的史实基本上是按照时序先后进行排列的。在实验版课标中，时序性不够强的，似乎只有中国近代史部分的学习主题（一）与学习主题（二）。对于这点不足，可以完善，而不必因噎废食，取消学习主题。在历史课程中，学习主题体现的是历史学习的价值，是后人站在历史教育的角度，对于史实的选择与史识的概括。历史课程不同于历史学者所从事的学术研究，学术研究更为强调的是对历史真相的还原，而历史课程则是在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出具有现代性、价值性的史实和史识，为学生完善人格提供素材。而学习主题的构建，显然就是这一思路的体现。对于学生而言，不必掌握全部的历史，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的历史。在实验版课标使用的过程中，许多教师对于通过学习主题构建课程内容的方式表示认可，而学习主题也在事实上成为学生学习历史的一个有力的抓手。2011年版课标取消学习主题，许多教师表示不解，殊为遗憾。
《中国教师》：为保证2011年版课标课程理念的顺利实施，您所在地区做了哪些具体工作？效果如何？
张汉林：北京市相关教育部门对于2011年版课标的学习是非常重视的。2012年6月15日，北京市初中教师新课程基本功培训与展示活动正式启动，课标解读作为教师一个重要的基本功列入其中。2012年6月22日，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邀请课标修订组核心成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徐蓝教授面向全市初中历史骨干教师做2011年版历史课程标准的专题报告，使大家明确了课标修订的基本思路和课标的主要变化。
各区县教育部门随之展开行动，纷纷制订培训计划，为广大教师配备新课标，在2012年暑期或开学以后，即将对2011年版课标进行细化培训。由于培训还没有开始，效果如何无从谈起。作为一个培训者，我想简单谈谈我们开展课标培训的基本思路。本次课标修订是对十年课改的总结和反思，它不仅关涉初中历史教育，还关涉高中历史教育，体现了国家对于历史教育的整体考量。因此，我们所从事的区域培训要在总结十年课改的基础上，站在历史教育的角度，面向北京市西城区的全体中学历史教师进行。从培训的内容来看，要忠实于2011年版课标的原始文本，但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教育的实践中去解读文本，在解读文本的同时完成自我解读，提升教师历史教育的素养。
《中国教师》：您认为2011年版课标修订内容中有哪些内容需要广大初中教师重点学习和关注？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初高中化学知识共同点及衔接
1.1 初高中化学知识共同点
比较普高化学必修1、必修2和义教化学教材找到以下一些共同点。物理变化――凝固、融化、汽化、液化或凝结、升华、凝华、沸腾、溶解和潮解等。物理性质――颜色、状态、气味、沸点、熔点、密度、硬度、溶解性、挥发性、导热性、导电性和延展性等。化学变化――实质是构成物质分子的原子重新组合。化学性质――可燃性、氧化性、还原性、腐蚀性、稳定性、酸性和碱性等。化学反应类型――燃烧、爆炸、缓慢氧化、自燃、分解反应、化合反应、氧化反应、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和中和反应（复分解反应中的一种情况）。能量变化――放出热量和吸收热量等。物质的构成――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离子和元素。物质结构――化学式、化合价、原子结构、分子结构、晶体结构和元素周期表等。物质量――相对原子质量、相对分子质量、质量比、元素质量分数、溶质的质量分数、溶解度等。物质分类――混合物、纯净物、金属单质、非金属单质、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酸、碱、盐和氧化物）。分散系――溶液（溶质和溶剂）、浊液（悬浊液和乳浊液）、饱和和不饱和溶液。物质的分离――蒸馏、蒸发、过滤和结晶。指示剂――酚酞试液、石蕊试液、红色石蕊试纸和蓝色石蕊试纸。简单有机物――甲烷、乙炔、尿素、醋酸、酒精和汽油。材料――金属材料、合金材料、天然有机材料（羊毛和棉花）、有机合成材料（高分子化合物如合成塑料、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和纳米材料。金属的锈蚀和金属的防腐。实验安全――浓硫酸、氢氧化钠溶液溅到皮肤的处理、浓硫酸稀释问题等。实验技能操作――用pH试纸测物质的酸碱性和酸碱度、氢气燃烧前验纯和氢气、一氧化碳、酒精和甲烷燃烧产物检验。物质的检验――氧气、氢气、二氧化碳、甲烷、氯离子、硫酸根离子、碳酸根离子的检验。其他――晶体、结晶水合物、结晶水、催化剂、触媒、湿法炼铜、物质转化规律、质量守恒、金属活泼性顺序。
1.2 初高中化学知识共同点的衔接
初高中涉及的知识面不仅有很多相同部分，而且有些知识的深度以及对学生的要求是不同的。所以初高中这些知识点的衔接教学不能是简单的重复。例如，初高中都要求了解金属的腐蚀和防腐，但初中只要求学生了解金属腐蚀需要的条件，如水和空气等，并以此推出防腐的条件即为隔绝空气或水，而高中对金属腐蚀的认识要求是从原电池角度深入的，要求学生清楚纯净的金属并不容易腐蚀，不纯净的金属内由于形成原电池的正极与负极，因而使腐蚀的速率加快，并要求会书写电极反应式。显然在要求上高了许多。
在教学过程中，特别是对于高中化学教师来说，一定要把握好初高中对于知识点具体要求的层次，把握好教学的深度，对于初高中教材的这些共同点，高中教学时不能在初中教学的基础上简单地重复，而应有所提升。初中教学时应在复习时不超初中《课程标准》的前提下适当拔高。
2 初高中化学知识断档点及衔接
2.1 相似相溶原理
义教化学涉及相似相溶但未提及此概念，教学中只要求学生了解水和油（有机溶剂）是相对立的两类溶剂，某物质若易溶于水则将难溶于有机溶剂。普高化学对相似相溶的理解升高到分子结构上，通过共价键极性及分子空间构型的分析来理解溶质分子的极性和溶剂分子的极性相统一而互溶的意义。义教化学的教学关于这一部分内容只能让学生通过对比的方法机械记忆。普高化学教学要让学生在分析的基础上认识。
2.2 酸性氧化物及碱性氧化物
义教化学教材用“某些金属氧化物”一词来代替“酸性氧化物”及“碱性氧化物”概念。教学中涉及酸性氧化物与碱反应，碱性氧化物与酸反应，但因无酸性氧化物及碱性氧化物的概念，初中学生并没有掌握酸性氧化物与碱反应生成盐和水，碱性氧化物与酸反应生成盐和水，及酸性氧化物与碱性氧化物反应生成盐这些典型基本反应类别。普高化学中对酸性氧化物、碱性氧化物、两性氧化物和不成盐氧化物这些概念的系统归纳学习，这些物质的化学性质将被肢解为一个个独立的反应方程式，并得出一些规律的知识。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化学思维能力。普高化学中强调了酸性氧化物不完全等同于非金属氧化物，碱性氧化物不完全等同于金属氧化物，是值得学生研究的概念。
2.3 元素周期表
这一概念在义教化学和普高化学中都有，但内容层次上断档。义教化学中有关于元素周期表相关概念的介绍，包括原子的微观结构、相对原子质量的计算及应用等。普高化学中有关的概念不再出现。但是学生对以上知识的掌握情况却差异很大，往往对微观结构记忆深刻，高中教师不再需要重复，而对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及计算本质却不能深入理解。然而在高中学习中，相对原子质量的概念及计算，与摩尔质量这个重要概念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间有相似处也有区别处，是学生需要着重理解的，如果没有初中的相对原子质量概念做基础，这些比较区别将无从谈起。因此高中教师必须做适当的复习和补充讲解。在高中学习中，更进一步地涉及到元素的相对原子质量计算，这不仅与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概念有关，还需要同位素概念的配合，可以说缺一不可，高中教师千万不能以为学生在初中已经学习过，因而粗略带过，那样将给学生的学习造成很大困难。
2.4 电解质
义教化学中关于溶液中电解质电离的介绍没有涉及电解质的概念，只是要求学生知道哪些能物质电离，哪些物质不能电离，哪些物质能电离成分子，哪些物质能电离成离子。然而高中对电解质的电离情况要求很高，除了区分电解质在水中的电离和熔融状态下的电离情况以外，还要区分在水溶液中，由电解质是否完全电离来推出弱电解质和强电解质概念，并且涉及到弱电解质弱酸的分步电离，以及强酸酸式盐、弱酸酸式盐的电离情况，这些复杂又精细的内容学生在短时间内要掌握是比较困难的，因此，高中教师还是应当从零起点开始系统地为学生讲解电解质的概念及电解质的电离为好。高中教师面对学生某些断档的知识点时，需要放慢教学节奏，给学生更多巩固和温习的时间。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分类号 G253
DOI 10.16810/ki.1672-514X.2016.06.004
Abstract Preservation and Conservation Project of Materials in Minguo Perio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since its launch four years ago. Especially in the survey of Materials in Minguo Period， the project has preliminary found out the literature storage situation in various key units， and mastered first-hand dat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survey of Materials in Minguo Period， giv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urvey work， and points ou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survey.
Keywords Materials in Minguo Period. General survey. Literature preservation.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历史时期，期间中西文化交汇、新旧思想碰撞。这一时期思想活跃、大师辈出、学术成果丰硕，形成了种类丰富、数量众多的图书、期刊、报纸、手稿等各种类型文献。民国文献时代特征鲜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历史价值，对其进行研究极具鉴往知来的历史意义。但与古籍相比，民国文献酸化、老化严重，动辄掉渣，保护工作十分严峻。为全面抢救与保护民国文献、避免文化断层，国家图书馆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策划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该项目自2012年正式启动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在民国文献普查方面，已初步掌握国内多家文献收藏重点单位的民国文献存藏情况。本文在介绍民国文献普查工作实践与普查成果的同时，全面分析了普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文献普查工作的方向进行了深入思考。
1 民国文献普查工作背景与意义
中国历朝中央政府对书目的撰修工作都十分重视，由官方组织编写的书目为数众多。通过目录可以追溯学术文化的派别、源流，研究者可以利用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类求书，因书究学”，目录的编撰对于研究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我国国内各文献收藏机构存藏的民国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历史和学术价值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和党史研究的珍贵资料。但在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启动前，并未在国家层面对国内存藏的民国文献进行过系统普查。1978年由北京图书馆负责编纂的《民国时期总书目》，是迄今为止收录最为完整的一部民国文献书目。该总目除线装书和中、小学教科书外，共收录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馆藏约10万种1911年至1949年9月间我国出版的中文图书。编辑之初，《民国时期总书目》本拟收录这一时期出版的全部图书，但由于人力、物力和财力限制，只收录具有代表性的上述三地重点图书馆馆藏书目，未能反映国内民国文献收藏的全貌。为初步了解民国文献在国内的存藏与利用情况，在保护计划实施之初，国家图书馆组织人员通过发放调研表的形式对国内各省级图书馆及较大市级图书馆的馆藏情况与保护状况进行调研，共回收调研表41份，其中包括25家省级馆、16家市级馆。调研结果显示，民国文献（含中外文图书、期刊、报纸）藏量在10万册以上的省级图书馆数量有10余家，散布在各市级图书馆的民国文献也不在少数，国内民国文献的存世数量远远超过《民国时期总书目》的收录范围。很多图书馆由于历史原因对某一类型文献收藏量很大，馆藏具有鲜明的特色，对特定领域的研究意义重大。通过国家层面的保护项目对民国文献进行全国性的普查，根据普查结果有针对性地开展保护与开发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与历史意义。
2 民国文献普查工作实践
2.1 普查范围
民国文献是指产生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献，载体形式多样，除了图书、期刊、报纸外，手稿、书札、海报、照片、唱片、电影及各种非正式出版物都属于民国文献范畴。由于民国时期出版物形式多样，民国文献普查工作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从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开始着手，中文图书普查完成后再开展中文期刊、报纸等其他载体的普查工作，继而拓展到民国时期出版的民文和外文出版物。民国线装书不属于古籍，但在形式与内容上多与古籍有着延续和关联。在国家图书馆及国内大多数收藏单位，民国时期出版的线装书均与普通古籍一起编目排架，存放在普通古籍书库里。很多单位对于民国线装书还未进行过清点、数量不清，加之民国线装书一般以四部分类法或刘国钧分类法进行编目，所以暂不列入此次中文图书的普查范围。
2.2 普查模式
2012年，国家图书馆组织搭建了“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平台系统，成员馆将本馆民国书目数据以压缩文件的方式分批次分阶段上传提交，依托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对数据进行人工审核，依据质检情况出具相应的质检验收报告，如不符合要求退回成员馆修改再质检直至合格，最后汇总质检验收合格的数据灌装至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2013年，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系统为民国文献开发了、统计功能，实现了成员馆在各自工作终端进行书目数据和下载，对于重复数据可采取直接下载规范数据后加挂馆藏信息的方式提交；同时，对联合目录系统进行了二期改造，实现了联编数据的同步传递，加强了检索、统计功能。2015年，为提高普查工作效率，国家图书馆对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系统进行升级，于2016年初正式启用联机上载功能，各馆编目人员负责对本馆书目数据与联编数据库中已有的书目数据进行比对、后，以在线上传书目或馆藏记录的方式开展普查工作。
2.3 普查标准
在民国文献普查工作启动之初，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制定了《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暂行标准》和《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制作的阶段性要求》作为成员馆提交数据的标准规范，其中《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暂行标准》是民国文献数据制作的最终目标。普查工作的关键是规范与提取数据点信息，将点信息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平台基础数据进行匹配，完整匹配的数据灌装相应的馆藏信息，未完整匹配或多匹配的数据输出文件在联合目录库中进行人工核查匹配。因此，满足需求是数据制作的关键，数据点包括200$a$c$h$i$e、205$a$b、210$a$c$d$e$g$h、215$a字段。鉴于此，《民国图书联合目录数据制作的阶段性要求》对各单位提交的数据做了如下要求：
（1）头标区：字符位置5-8（记录状态、记录类型、书目级别、层次等级）可以缺省为“nam0”，暂时不做修改；
（2）001字段：自定义，系统输出提交数据时要自带本地系统唯一控制号（可要求技术部输出时将系统控制号生成在001字段或000字段）；
（3）100字段：字符位置8-16（出版日期类型代码和出版日期等）要求填写准确；
（4）200字段：该字段要求正题名著录准确，正确选择$h、$i、$e子字段；
（5）205字段：该字段只著录在编文献的版本信息；
（6）210字段：该字段只著录在编文献的出版发行等信息，出版发行日期等要求著录准确；
（7）215字段：该字段记录在编文献的数量及其单位标识、尺寸、附件等形态特征方面的信息；
（8）801字段：该字段可在原编时添加，也可提交时由系统自动生成；
（9）852字段：子字段$a、$t必备。
2.4 技术难点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分化、裂变的时代，各种政治和文化因素快速组合和互动，文化上的多元、多维和多变成为这个时代的总体特征。民国时期编辑出版思想和编辑实践活动异彩纷呈，兼容并蓄，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产生了巨大影响。民国出版文化与民国时期社会文化思潮、教育学术事业、民主革命走向、现代城市生活和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化重组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包容深邃的发展特征。民国时期的图书书目数据也体现出数据复杂的特点，特别是同题名、不同出版地、不同出版主体等特征突出。由于当时没有类似ISBN或统一书号等标识符，同题名同著者出版物较多，数据的去重整理工作难度较大。加之很多图书馆编目水平良莠不齐，民国数据制作水平不高，提交的数据与规范要求相去甚远，导致民国数据困难、整理工作难度大。此项工作要求工作人员不仅要有了解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特征的专业知识，还要熟悉民国时期书目数据的特点，熟悉不同机构不同时期制作书目数据的细则，以实现版本的确认和数据的链接。在对民国数据进行整理、维护和完善时，需熟练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包括图书编目技术、近现代各时期编目数据的分析与校正技术、网络信息检索技术、工具书检索技术和民国时期不同纪年的换算技术等。
2.5 普查成果
2.5.1 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
“民国文献联合目录”是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工作的数据和普查成果展示服务平台，于2012年建设开发，同年投入使用。该联合目录系统是各个成员馆提交的书目数据和馆藏数据的集中展示平台，为普查工作提供数据检索查询服务。截止到2015年底，普查平台共汇聚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14家单位的民国文献书目数据30余万种，馆藏数据66余万条，其中国家图书馆馆藏的2万余种文献提供全文阅览与目次检索。201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两家专业图书馆加入普查项目，这两家收藏单位的数据也会在将来陆续进合目录平台里。
民国文献时期联合目录提供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和浏览三种书目检索功能。目前，系统中配置的检索点为11项，包括题名、著者、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主题、丛编、文献类型、语种、关键词及目次等。系统提供按照《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的选项表，分类名称后括号内的数字为普查平台内该类分下书目数据的数量。图书信息提供详细查看的不同字段格式，包括标准格式、字段名格式、MARC格式。系统提供输入词的简、繁体通检。用户输入简体字或者繁体字，即可找到与其匹配的所有简繁体数据。通过简单检索、高级检索方式，选择目次、输入检索词，可以命中相应的数据，并查阅全文。全文数据页只提供在线阅览，不提供下载。
2.5.2 《民国时期总书目》
在充分利用普查成果的基础上，2015年国家图书馆启动了《民国时期文献总目》的编撰出版工作。《民国时期文献总目》拟原则收录从1912年1月至1949年9月我国（含外国驻华使馆、驻华机构）出版的中文图书、期刊、报纸、外文图书、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线装图书等。按照普查工作整体进度，根据成熟一项实施一项的原则，先期出版《民国时期文献总目（图书卷）》。《民国文献总目（图书卷）》主要收录截至2015年12月底“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普查项目所收集各文献存藏单位中文图书目录，在收书数量与收录文献种类上与《民国时期总书目》相比将实现较大突破，是一部继承与发展《民国时期总书目》、反映最新民国文献普查工作成果的大型回溯性书目。《民国文献总目（图书卷）》拟著录流水号（或普查号）、题名、责任者、版本、形态、丛书、附注、提交单位等八个项目；各项目的著录依照版权页、封面、书脊、卷端、序言和后记；原书著录项目缺漏，由编者考证添加的著录内容，加方括号以示区别。本书目参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按照学科类目分类编排，各类分册编辑出版。收书多的，一个学科编成一册或数册；收书少的，由几个学科合成一册。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上，再依据“出版时间”“责任者”“题名”三项进行编排，选择其中一项为主要依据，其余项为辅助。根据类目的不同，排列方式则有所不同，具体排列顺序在分册编辑说明中注明。《民国文献总目（图书卷）》采用拼音索引，共编制总索引、分册索引、著者索引、题名索引。除了必须使用的繁体字和异体字，以现在通行的汉字形体为标准。除了习惯使用的汉字数字，一般使用阿拉伯数字。
3 民国文献普查工作思考与展望
3.1 扩大文献普查范围与种类
目前，民国文献普查范围除了14家省市级公共图书馆外，还涉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2家专业图书馆，普查内容仅限于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未来普查工作的重点与难点，一方面是进一步扩大普查范围和覆盖面，除各省级公共图书馆外，还要遴选其他重要文献收藏机构加入普查项目，如藏量较大的市县级公共图书馆、有特色的专业图书馆及部分高校收藏机构，保证收录数据的完整性。为了全面反映民国时期出版物的全貌，在开展国内文献普查的基础上，还将普查工作与海外文献征集工作相结合，及时补充来自港台地区、周边国家及欧美重点国家的民国文献书目数据，全面摸清海内外民国文献存藏状况。还将积极拓展普查文献类型，在条件成熟时，将普查项目扩展至报纸、期刊等连续出版物，以及外语与民族语言出版物、外国机构在华出版物等类型，普查成果可作为专题形式加入《民国时期总书目》加以出版。
3.2 完善普查登记制度、明确普查标准和规范
目前的普查模式是本着自愿的原则，文献收藏单位与国家图书馆签订普查协议后按标准规范提交数据，没有建立自上而下的普查制度。为加快普查进度，将采用有效的行政手段，借鉴古籍普查模式，建立分级管理的普查机制。对于数据基础差、编目力量薄弱的单位，参照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模式引入第三方合作机构采取数据采集服务外包的方式，协助成员馆尽可能高效、快捷、规范地完成文献普查工作。此外，普查工作也要探索如何与博物馆、高校等其他系统建立资源共建模式，共享普查成果、避免重复建设。
民国文献普查工作坚持标准先行的原则，完善相应的标准规范。很多单位保存的民国文献破损严重、动则掉渣，只有制定详尽、明确的普查标准，才能确保没有基础数据的收藏单位在普查过程中做到一次性普查完成，尽量不要二次翻动原书，尽可能降低对民国文献的再次损坏。
3.3 加强普查工作培训
从2012年开始，国家图书馆成功在安徽、四川、广东、江苏、贵州等省举办了9期“民国时期文献普查工作培训班”，并实地赴黑龙江、辽宁指导普查工作，加大保护人才的培养力度。但由于省市级图书馆民国文献保护工作一般归属古籍部，参加培训的人员也多为古籍部管理人员，短时间培训要掌握数据著录、标引等内容有一定难度，培训工作取得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未来的普查培训要同时面向各单位的古籍部文献保护人员和采编部编目人员，提高培训工作的受众面。此外，可参考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的培训模式，对培训学员进行统一考试，经考试成绩合格的学员，将获得国家图书馆颁发的上传数据资格认证证书，以提高培训效果，保证各单位提交数据的标准性、规范性。
3.4 开展专题文献的普查与揭示
2015年时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抗战文献的整理出版与保护利用工作得到中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籍此，未来的普查工作可在全面普查的同时，突出重点，采取全面普查与专题普查相结合的方式，在数据制作时加特定字段标识，形成抗战文献等相应的专题目录并适时组织出版，提供学界利用、扩大社会影响。
4 结语
随着文献普及工作的深入开展及成员馆的不断增加，民国文献保护项目的文献类型将更加丰富。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民国文献作为保存中华民族历史记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十三五”时期，将继续积极有效开展“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加快文献普查进程，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充分发挥历史文献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以文献为证、用史实说话、还原历史真相、服务国家大政外交，为解决现实争端提供历史依据与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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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7-0118-01
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的编写强调了人的作用，注重以人为本，为了更好地发挥教学的育人功能，教材不仅的编写考虑了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有助于进行现实数学的教学，能够激发学生的数学兴趣。教材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并且教材注重让学生进行自我探究，有很大的探究空间，比较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通过这本教材获得良好的收益。
1.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结构
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整体采用了混编的形式，集合了代数、几何、统计和概率三个大方面的知识，总共是32章，其中代数占据了16章，图形与几何占据了13章，统计概率占据了3章，最后还有几个实践探究专题。文章的所有内容都是先提出问题情境，然后建立数学模型，最后对问题进行解释和应用拓展。
1.1 数与代数。本章的结构形式主要是数与式到方程不等式再到函数这样循序渐进的结构形式，每一节内容都有很强的联系，每一节的知识点都是一个数学化的过程，对数学模型的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清晰的表达，同时也对其作用进行了展示。水平数学化是本章的重要内容，就是把生活中的实际数学问题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进行解决，模型的建立主要是通过抽象思维能力的作用，让学生通过数与代数的学习能够将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转化成数学问题，同时又能够运用数学中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1.2 图形与几何。本章主要讲述了图形的变化、图形的性质和图形与坐标，每一节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通过将实际的图形转换为数学中的图形，增强学生对图形的认识，同时将合情推理和演绎推理相结合，培养学生的空间感。本章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生的推理能力，通过合理的猜想、细致的观察来证明自身的观点。
1.3 统计与概率。本章主要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随机现象和数据进行研究，能够通过数据收集和整理分析来刻画一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通过对可能性的分析帮户人们做决策。通过本章的内容能够增强学生对数据的分析能力。统计和概率是一章非常实用的内容，在生活中很多的事情都会用到概率相关的知识，具有现实性和应用性的特点，所以本章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既能够培养学得理解能力，也能够提升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
1.4 综合与实践。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安排了11个综合专题，所有的综合实践内容都是和所学的知识的重要内容息息相关的，是对本书知识点的拓展和延伸，考验的是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和掌握程度，需要学生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结合其他学科的知识，能够培养学的综合运用能力和思维拓展能力。
2.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教学实践
新课程下的数学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数学教科书只是教师用来教学的工具，并不是唯一的，但是教师需要对初中数学教材进行有效地使用。
2.1 更换问题情境。一般人教版的教材具有很强的普适性，因为人教版的教材每个地方都可以用，所以教材中的教学情境是很普遍的，但是这种普遍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与当地的生活实际不相符合，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就比较具有地域性特色，能够让学生对教材里的内容有强烈的认同感，使得学生能够很容易置身与问题情境之中，带着兴趣去学习，具有很强的求知欲，学习的劲头也会更强。
2.2 有效利用教学资源。对待教材不能够太过死板，要灵活运用教材中的内容，依据课程标准，将教材中的内容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寻找更多的教学素材进行书序教学。数学本身就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将学科与生活实际相结合，才能够让学生在实际问题中更好地解决问题。同时，有条件的地方还要积极地借助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进行数学教材，例如多媒体、电脑等。将传统的书本内容变成电子化的内容，提高教学的效率。
总结：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的编写都是根据课程标准编写的，不仅具有了一般教材所具有的普适性，同时也具有地域性的特点，更加符合地区学生的生活实际。同时，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具有很强的综合实践要求，能够更好地提升学生对知识的运用和理解，使得学生获得最大的发展，使学生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了解数学教材的编写结构，掌握教材的编写特点，提高教材的使用效果，是不嗵岣呓萄е柿康闹匾途径。
参考文献：
[1] 郝旭岚.冀教版初中数学教材学科核心素养探索[J]. 教育实践与研究， 2017（1）：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