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二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社会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界革命”蓬勃兴起，新史学思潮风靡一时。与此同时，近代新文化事业发展方兴未艾。由中国人创办的报刊杂志、出版机构，犹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为人们发表反映新知识、新思想的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园地。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已经脱颖而出，充当了译介域外新知的骨干力量。在此种时代背景下，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出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
国人创办的一些报刊是介绍国外史学的重要途径。经常刊登国外史学信息的报刊主要有：《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汇编》、《译林》、《国民报》、《民报》、《教育世界》、《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广益丛报》、《江苏》、《国民日日报》、《萃新报》、《杭州白话报》、《新世界学报》、《国粹学报》等。这些报刊一般都辟有“历史”、“史学”、“史传”、“史髓”、“传记”、“论说”、“学术”等栏目，专刊包括国外史学及其信息在内的各种历史类文章，为数之多，难以胜计。
《译书汇编》曾登载大量关于日本学者史著的译作，诸如《近代政治史》、《近时外交史》、《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论》、《欧美日本政体通览》、《最近俄罗斯政治史》等。该社还把有的连载译述副以单行本，先后出版《波兰衰亡战史》、《美国独立史》、《比律宾志士独立传》、《爱国独立谭》等书。
《译林》一至十期刊载翻译的外国史著述有：《印度蚕食战史》、《世界商业史》、《明治法制史》、《日本近世名人事略》、《维多利亚大事记》等。
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更是连篇累牍地刊载介绍国外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文章，如《论民族竞争之大势》、《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匈牙利爱国者噶苏士传》、《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派生物学家小史》、《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格致学沿革考略》、《万国思想家年表》、《英国商工业发达史》、《欧美各国立宪史论》、《欧洲地理大势论》等。
《浙江潮》刊登有《希腊古代哲学史概论》、《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等。
介绍国外史学的另一个重要途径是各种名目不一的出版机构。诚如论者所称：“自商务印书馆崛起，申江延聘通人，注意新籍，开吾华书林之新纪元。厥后继之云起以主者，具奋斗精神，译著与日俱进。”[5]出版外国史书较著名的出版单位有：
商务印书馆，曾出版《美国独立战史》、《法国革命战史》、《苏格兰独立史》、《义大利独立战史》、《菲律宾独立战史》、《葡萄牙革命史》、《尼罗海战史》等译著。
作新社，出版《英国革命战史》、《哥萨克东方侵略史》、《朝鲜政界活历史》等译著。
广智书局，出版《希腊独立史》、《埃及近世史》、《十九世纪大事变迁通论》、《俄国蚕食亚洲史略》、《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世界十二女杰》等译著。
群学社，出版《美国独立史》、《美国独立史别裁》等书。
文明书局，出版《世界女权发达史》、《滑铁庐战血余腥记》、《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埃及惨状》等书籍。
开明书局，出版《南阿新建国史》、《印度灭亡战史》等书。
明权社，出版《希腊兴亡史》、《十九世纪亚美利加之风云》、《林肯》等书。
此外，还有一新书局《意大利建国史》、新民社《越南亡国史》、人演社《佛国革命战史》、青年会《法兰西革命史》、大同译书局《义大利侠士兴国传》、国民丛书社《近世欧洲大事记》、普通书室《法兰西近世史》、闽学会《西力东侵史》[6]等。
顾燮光的《译书经眼录》是收录出版于辛亥革命期间各种译书书目的重要目录书，其中“史志”类译书共125种，包括通史11种，近世史4种，政治史20种，文明史2种，国别史41种，传记24种，女史4种，战史15种，历史编年3种，教科书2种。值得玩味的是，《译书经眼录》所收“史志”类译书在数量上超过其他门类，诸如“法政”、“学校”、“交涉”以及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各学科，因此排列在全书之首，占显著地位。而在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中，“史志”类译书仅有25种[7]，位置排序第14位。排名在前5位的学科依次为算学、重学、电学、化学、声学等。“史志”类译书在这两种目录书中前后地位的变化反差甚大，生动地反映出20世纪初国人对史学新知的迫切追求和新史学在国人心目中地位的加重。
20世纪初，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世界历史作为一门“开民智”的重要课程而进入课堂。为了解决教材问题，商务印书馆、江楚编译官书局、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学部图书局等出版机构组织人力，编译包括中外历史课程在内的教科书。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教科书是翻译外国人编著出版的书籍。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有《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分16科分别列举了选用的教科书。“中外史学门”一科开列的书目有：《普通新历史》（普通学书室日译本）、《支那史要》（日本市村瓒治郎著、译，广智书局本）、《支那通史》（日本那珂通世著，东文学社本）、《最近支那史》（日本河野通之辑，振东室本）、《世界近世史》（作新社译本）、《东洋史要》（日本桑原著、樊柄清译，东文学社本）、《西洋史要》（日本小川银次郎著、樊柄清译，金栗斋本）、《欧罗巴通史》（日本箕作元八等著、胡景伊等译，东亚译书会本）等。1906年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陈寿彭译的《万国史略》四册，“称此原书经美国会批准，作为中学教科书，故译之。”[8]其质量可谓上乘。
概而言之，中国在20世纪初输入域外史学主要表现为两个明显的特征：
其一、数量庞大，内容广泛。在此以前，国人对西学的关注主要集中在科技方面，翻译世界历史方面书籍的数量很少，而且内容浅显。自戊戌维新以后，尤其在20世纪初，国人对西学的兴趣转移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追求域外历史知识的热情空前高涨，出现了大规模翻译国外史学书籍的热潮，导致史学译著数量的激增。从以上谈到的情况可以看出，输入内容包括：通史、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人物传记、历史编年、历史教科书，以及少量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类著作，基本涉及到当时西方及日本所具有的历史学体系的方方面面。
其二、中国自己的新型知识分子成为输入西史新知的主要力量。在此以前，国外史学知识的主要传播者是外国传教士。如19世纪50至90年代流行的《大英国志》、《欧洲史略》、《希腊志略》、《泰西新史揽要》等书，均出自慕威廉、艾约瑟、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来华传教士之手。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教育和留学运动的开展，中国已经形成一支数量可观的翻译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热衷于输入域外史学的工作，勤奋译述，成果丰硕。仅《译书经眼录》收录此期出版的国外史学译著涉及到的中国译者就多达57人。其中著名者有：赵必振、樊炳清、丁文江、戢翼翚、麦鼎华、李鼎新、顾学成、唐重威、林长民、章宗元、褚家猷、马君武、范熙庸、廖寿慈、陈澹然等[9]。这尽管仅是当时实际数量中的一部分，但与以前相比也算得洋洋大观了。
三
20世纪初，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思想启蒙方面，其二为学术研究方面。
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国外史书，诸如各种不同名目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文明史，在其叙述历史中大都贯彻了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的思想内容，渗透着西方近代文化中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这些都是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思想启蒙极好的精神营养，是他们从事爱国救亡宣传，开展政治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许多革命志士，诸如孙中山、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秋瑾等人，都熟读世界各国的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从中汲取思想营养，从而坚定了他（她）们进行民主革命的信心。在他们撰写的文章著作中，征引有关世界史方面的事例论证反清革命主张之处，比比皆是。邹容写的脍炙人口、风靡一时的《革命军》就强调国人要阅读世界各国“革命时代之历史”，以明时代潮流，“鼓舞民气”，推动革命，声称：
吾闻印度之亡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犹太之灭也，其无教育与中国等。此亡国之往迹，为中国所未梦见也，我中国擅其有也。不宁唯是，十三洲之独立，德意志之联邦，意大利之统一，试读其革命时代之历史，所以鼓舞民气，宣战君主，推倒母国，诛杀贵族，倡言自由，力尊自治，内修战事，外抗强邻。[10]
陈天华的《猛回头》盛赞南非布尔人“人人都是顶天立地的大国民，不甘做他人的奴隶，遂与英国开战。”并强调“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德意志，报复凶狂”，“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要学那，意大利，独立称王”。[11]这些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开展思想启蒙的宣传素材，均取自当时流行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世界史译著。
风行一时的世界各国独立史、革命史、兴亡史译著在广大读者中同样引起强烈反响，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萃新报》的一位撰稿人因阅读了有关印度、埃及的兴亡史，对当时中国的民族危亡更加痛心疾首，写道：
我中国，我中国，而遂为各国集矢的，而遂为各国集矢的。俄北瞰，英西眈，法南瞵，日东睒，强敌亭四周，伸指各思染。此何时？此何时？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稍一迟延，白晰民族即拈粉笔一支，以红绿之颜色，注定各区域。我读印度史，伤心佛树之花；我读埃及史，断肠金字之塔。返观我祖国，时为何时？势为何势？虽未为印度，虽未为埃及，而江由山碧，已是斜阳，美雨欧风，遍遮大陆。其时则甚危也，其势则甚险也。[12]
《译书汇编》的一些作者特别推崇法国大革命，撰文称：
尝观三千年来人类文明之历史，足以启发国民之思想，刷新社会之制度，俾凡百物类之进步，影响之远，感化之溥者，孰有如法兰西革新之功者乎？
又说：
余尝翻万国史，每至法兰西之革新时代，不禁于旅馆沉寂之时，残灯明灭之际，徘徊往复，感激而不能置也。夫扑灭三千年混沌之迷想，开发十九世纪未有之文明，孰不沐法兰西一举之余泽者乎？[13]
这里不难看出外国史学译著对国人革命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
输入的外国史书中所包含的进步理想、爱国情怀、忧患意识、变革精神，大都在中国读者的思想上产生震动，引起思想共鸣，唤起他们对祖国热爱的赤诚之心。历史译著以其特有的内容和魅力，在启蒙宣传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化形式所无法替代的。
20世纪初西方史学的输入有力地推动了“史界革命”，为中国近代新史学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此期输入国内的域外史学内容中，除有大量专业性、知识性的成分外，还有一些关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内容，极大地开阔了中国学人的眼界。1903年，西方实证主义史学著名学者博克尔（buckle,1821——1862）的《英国文明史》译成中文出版。作者主张，把民族、社会以及文化作为历史的主体看待，“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14]而支配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有三种，其一是自然规律，其二是道德规律，其三是知识规律。这些看法对于那些长期受到儒学束缚的中国士人来说，是十分新颖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在《译书汇编》发表《史学概论》（根据日本历史学家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讲义和久米邦武等人有关论著编译），1903年李浩生译出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都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此外，严复等人介绍的西方进化论在海内风行，促使人们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以此观解释历史。文明史观、民史观、进化史观的引进与传播，为中国“史界革命”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
1901年至1902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两文，正式揭出“史界革命”的旗帜。新史学提倡者首先对封建旧史学展开批判，这种批判，既是在思想领域内对封建思想的斗争，又是为创建新史学而进行的学术清理。梁启超揭露旧史学有“四弊”、“二病”，“四弊”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由“四弊”而生，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15]由于“四弊”、“二病”作怪，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被写成“帝王将相家谱”、“相斫书”、“墓志铭”、“蜡人院”。章太炎则抨击清朝统治者“欲褒扬其祖考”，焚史隐恶，迫使史家作“浮虚之颂”，卒使一家之史，捇焉以斩，遗美往恶，黯黕而同尽。”[16]
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新史学提倡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新史学的基本主张：
第一，以近化的历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循环论，着眼于探求社会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求得其公理公例”。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自从达尔文进化论告世后，人们知道了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皆循“进化之公理”，由野蛮而日趋文明；包括政治法制、宗教道德、风俗习尚在内的整个人类文明史，都是“进化之历史”。在梁启超看来，新史学的使命就是阐述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进程，揭示其进化发展的内在因果关系，即规律性。他说：“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故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独立，则进化终不可期，而历史终不可起。盖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因此，求得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17]，正是历史学的根本宗旨。他们认为以近化论为基础的西方社会学理论，不仅指明“人类举止悉在因果律之范围”，一遵进化的规律，而且借助逻辑上的归纳法、演绎法，形成了一套可据以正确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内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斯学既昌，而载籍所诠列，均克推见其隐，一制一物，并穷其源，……可谓精微之学矣。”[18]他们坚信，人类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发展的，而非“一治一乱”的往复循环，应该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循环历史论。梁启超批评传统的循环历史论说：“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孟子此言盖为螺旋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19]直到晚年他还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记得二十年前在《新民丛报》里头有几篇文章很驳他）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20]梁启超强调进化史观的重要性，实际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史学理论更新的问题。他在《新史学》使用了“历史哲学”一词，阐述道：“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21]这是相当有见地的论断。
第一，主张打破旧史学以表现帝王将相为中心内容的格局，以修“民史”为职志。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社会的进化即是群体的进化，而非少数帝王将相的行为，因此，历史的本质应是“群体的现象和影响”。历史学理所当然地要以全体国民及由国民组成社会为表现对象，阐明社会群体及社会兴亡盛衰之理，增进文明进步，造福国家民族。章太炎拟著《中国通史》便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22]国粹派邓实称：“是故，所贵乎民史者何？贵其能叙述一群人所以相触接、相交通、相竞争、相团结之道，一面以发明既往社会政治进化之原理，一面以启导未来人类光华美满之文明，使后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23]他们的结论是，史家写民史，既是为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又是为了充分发挥史学作为“天下公器”的社会功能。
第二，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丰富史学内容。
新史学提倡者认为，旧史学对于“史”的理解和实际研究领域过于狭隘，导致了它的偏枯衰微。为了克服此弊，他们主张扩大历史研究领域，以丰富其内容。陈庆年强调历史学应该具有鲜明的知识性，指出：“知识全而后国家全，历史全而后知识全，完全之历史造就完全知识之器械也。”[24]才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习史需要，发挥历史学教育国民、提升国民精神品格的作用。马叙伦提出“析史”之名，主张实现“史学大同”。他认为，“史”乃群籍之总称，可“析史”之名于“万殊”，以求史界的开拓，不必拘守于政治、教育、宗教、学术四部分的传统划分。凡历史上的事物能引起今人的研究兴趣，且能成一家之言的，皆可谓之“史”。他说：
若是析史，则何必二十四史而为史？何必三通、六通、九通而为史？更何必六经为史宗？凡四库之所有，四库之未藏，通人著述，野叟感言，上如老、庄、墨翟之书，迄于《水浒》诸传奇，而皆得名之为史。于其间而万其名，则饮者饮史，食者食史，学者学史，立一说成一理者，莫非史。若是观史，中国之史亦夥矣，而史界始大同。[25]
马叙伦的“史学大同”说的实质是主张打破传统史学观念和旧史体系的束缚，把更多的领域包括到史学研究范围中来，从而丰富史学的内容。梁启超拟撰《中国通史》，从已确定的内容目录来看，确是规模宏大，包罗万象。其书计划分为三大部：一为政治之部，包括朝代、民族、地理、军政、藩属、国际、清议、政党等12编；二为文化之部，包括语言文字、宗教、学术思想、文学、美术、音乐剧曲、图籍、教育等8编；三为社会及生计之部，包括家族、阶级、乡村都会、礼俗、商业、货币、通运等13编。由此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治史视野已经突破旧史学的狭隘界限，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容。
第三，变通史书编写体例。
编年、纪传、记事本末等三种编史体例，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随着近代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新史学提倡者对中国传统史学在体例上不足的认识日益深入，主张新史书应当另辟蹊径，创立新的体例，即在继承我国传统史学编写体例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史学编写体例的优点，“折中贵当，创成史例”。[26]即以“上古”、“中古”、“近世”三段来划分时代，将分时与分类结合起来，采用以篇、章、节分层次的新体例。梁启超在他的一些史著中便使用了新的写作体例，如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世”（从黄帝到秦统一）、“中世”（从秦汉到清乾隆）、“近世”（清乾隆以后）三个阶段；把中国学术思想史划分为“胚胎时代”（春秋以前）、“全盛时代”（春秋战国）、“儒学统一时代”（两汉）、“玄学时代”（魏晋南北朝）、“佛学时代”（隋唐）、“理学时代”（宋元明）、“近世学术时代”（明末至清末）等七个时期。他在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著述时，就破除旧的写史模式，采取当时在欧美、日本流行的章节体，在创立新的史书体例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
用新史学观点和写法编写中国历史的第一部著作，是夏曾佑于1904至1906年陆续出版的新著《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名《中国古代史》）。该书贯彻了历史进化论观点，把中国古代史分为三个时期：自草昧至周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为“中古之世”，自宋至清为“近古之世”。上古之世又分为二期，自草昧至周初为传疑期，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期。中古之世又分为三期，由秦至三国为极盛期，晋至隋为中衰期，唐为复盛期。近古之世又分为二期，五代宋元为退化期，清为更化期。这种历史时期的划分尽管不够准确，但却从整体发展过程的角度来考察中国历史，强调古今演变的进化趋势，体现了进化史观。在编写体例上，夏曾佑一改旧的写史方法，采用西方史学通行的章节体，以时间发展先后为序来陈述历史的演变递嬗，展示新体例的风貌。是书出版后产生颇大影响，被誉为新史学的创构。此外，当时出版的同类著作还有：刘师培编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周末学术史序》、柳诒徵的《中国商业史》等，大都体现了新史学善因善革、求变创新的精神。
四
在鸦片战争后兴起的西学东渐浪潮中，西方史学著作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诸如进化论、民权说、逻辑学，以及进化史观、文明史观、民史观等西方学术思想、史学思想及方法都得到迅速的传播，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并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即使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一页。
郭沫若在谈到中日文化交流的意义时说：“中国就是这样地倾力向日本学习，更通过日本学西洋的文化。由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的条件的限制，中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革命并未成功。但向日本学习的结果，却有巨大的收获。这个收获，既有助于打破中国古代的封建的因袭，同时又有促进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作用。换言之，近代中国的文化，是在很多方面受了日本的影响的。”[27]其实，这也是对近代中外史学交流积极意义的肯定。任何一门学术都不可能在封闭的条件下得到正常的发展，而需要在开放的环境中广泛地吸收其他学术，乃至域外学术的营养来充实自己，焕发活力。无论何种学术，要想得到顺利的发展，决然离不开学术交流的推动。也可以说，学术交流乃是学术健康成长、不断创新的一个强大动力。历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如上所述，在晚清，本来中国传统史学在原来的环境中已经步入衰落期，出现了重重弊端，受到学人的批评。然而，社会变革与西学东渐给它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输入的域外新史学思想与方法给中国传统史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血液，启动了中国近代“史界革命”的闸门，使它枯木逢春，再展新颜。诚如论者所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和研究历史方法论传入中国，这些和中国的传统中的历史进化思想和传统的治史、考史方法结合，从而使中国史学领域内出现了一股新史学思潮；传统的考据学发展为近代的新考据学。”[28]
回顾与总结这段历史，或许会使我们今天在思考处于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从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启示。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2]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卷4，《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702页。
[3]参见《译书公会报》第1——20册目录，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0——900页。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康有为全集》第3册，第697——734页。
[5]顾燮光：《译书经眼录》述略，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
[6]张于英：《辛亥革命书徵》，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75——181页。
[7]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卷中，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8]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教科书之发刊概况》，张静庐辑：《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235页。
[9]顾燮光：《译书经眼录》卷1，“史志第一”，民国甲戌年（1934）刊本，第1——25页。
[10]邹容：《革命军》，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0页。
[11]陈天华：《猛回头》，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165页。
[12]《论处金衢严四府之关系及其处置之方法》，《萃新报》第2期，1904年7月11日。
[13]赤门生：《法兰西革新机关》，《译书汇编》第2年（1901）第10期。
[14]引自谭英华：《试论博克尔的史学》，《英国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79页。
[15]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3——4页。
[16]章太炎：《哀清史》，《章太炎全集》（三），第328页。
[17]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5页。
[18]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国粹学报》第4年第9期。
[19]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0]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5页。
[21]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86页。
[22]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
[23]邓实：《史学通论》（四），《政艺通报》1902年第1期。
[24]陈庆年：《中国历史教科书序》，光绪二十九年普通学书室编印。
[25]马叙伦：《史学大同说》，《政艺通报》1903年第16期。
一、以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精神指导教学
目前指导中学历史教学的是1990年修订的《中学历史教学大纲》，但该大纲中关于中国近代现代史教 学内容与现行的《中国近代现代史》课本比较，是不协调的，大纲起不到指导作用。因此，有的教师干脆用高 考《考试说明》或会考纲要来指导教学，这对于高二文科教学来说都是不合适的。新编《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 历史教学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尽管要到2000年才正式在全国普遍使用，但其基本精神，对现 在的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也有指导作用。从“新大纲”中国近现代史部分教学目标来看，其基础知识分为近代和 现代两部分，每一部分都包含起讫时间、社会性质、主要矛盾、几条主线（近代史分“屈辱史”、“抗争史” 、“探索史”、近代工业、科技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的产业发展等方面；现代史部分主要是新中国的成立、社会 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等方面内容）。就教学的重点来说，“新大纲”侧重在中国近代 爱国救亡思想发展的脉络和规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曲折进程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形 成过程。就具体内容来说，加强了对近代史上若干政治运动和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如有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的重大斗争，都点明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下遭到失败；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和中国 革命在世界上的影响。如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过去一度提‘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 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力量，是坚持团结、坚持抗 战、坚持进步的中流砥柱与抗日的中坚力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此外，还有 些是现行课本中未提的，如“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危亡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点”。另外建国后的外 交成就放在各个时期内容中，而现行课本是集中的，这更能说明经济发展、综合国力与一国国际地位、外交成 功的关系。“新大纲”对能力培养、思想教育也分别作了比较具体明确的阐述。我们应当努力学习，并结合现 行教材和学生实际，予以贯彻落实。笔者对新编高中历史教学大纲的学习是初步的，对其精神的理解比较肤浅 ，不妥之处请同行指正。
二、抓住中国近现代史的编写特点进行教学
《中国近代现代史》与以往有关教材相比主要有以下几个区别：每章开头有一段引言；课文分正文和阅读 两部分；图表与文献资料数量大幅度增加；除练习题外每章节都有较高难度的思考题；注释中介绍了一些不同 学术观点；加强了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与结果的分析等。现从中抽出三方面分析说明。先说“引言”，主要是 介绍本章内容的时代背景、特征与历史阶段。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近现代史更是与世界形势分不开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的大门，中国日益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世界变幻的风云波及到中国， 中国近现代历史必然要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具有那个时代的新特征，教学中必须有机地将这些背景、特征与 史实联系起来。如1994年高考第42题“19世纪末中国维新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与18世纪法国启 蒙思想相比，两者在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上有何不同？为什么？”答案中“力图改变中国现状”之说教材里没 有，但如果将此说剖开，便会发现要改变的是“民族危亡”这个现状。从时代背景、特征思考，由“民族危亡 ”必然想到中国人民的斗争要求，而这一要求必然会指导着爱国各派的思想和行动。其次思考题，教材编写说 明中言明是“高一个层次的练习”，其难度超过会考要求，加之它多数就原材料而问，又重因果分析，这正是 我们高中历史教学需要加强的内容。一堂课有几道思考题加深了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认识，也便于学生辨明一 些理论问题，思考和掌握一些规律性的知识，更何况近年某些高考题就直接取自教材思考题，如高考1995 年第9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1996年第44题第2问洪仁gān＠①“对外态度”，分别 是上册教材第九章第二节和第二章第二节的思考题。再次是不同学术观点的介绍。教材有11个历史问题以注 释形式介绍了其不同的观点，其中“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问题，注释说明为“史学界有三种观点”，并分别 列出，比照课本细察便会发现编者持的是第三种观点，据此我们可让学生从中学会对历史的分析阐述。另外教 材中的思考题“有人说：‘中国资本主义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想一想，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也可从肯 定与否定两个不同角度来分析。此类问题要求学生大胆发现、逻辑严密地论证，能够自圆其说，象1996年 高考第47题评分说明中所提到的那样“言之成理并有正确说明”。
三、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重视学法指导
高二文科学生近期的直接目标是参加高考，从这个角度说高二、高三是一个整体。《中国近代现代史》是 文科学生学习历史的第一部分内容。俗话说：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的一半，重要的是走实走正第一步。走实— —在知识、能力等方面为高三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走正——掌握一些好的学习方法，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将学 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出来。教师作为一个知识信息传播者，讲授显得不可或缺，但必须有 “度”。因为一节课对于师生来说，时间、精力是常量，讲授时间以全课的1／3或稍多一点为宜。起始阶段 作引发铺垫性讲授，提供给学生广阔的知识背景，打开学生的思路；新授阶段作剖析释疑性讲授，使学生茅塞 顿开，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结束阶段作总结强化性讲授，帮助学生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并贮存于大脑中，达到 巩固记忆的目的。此外，教师还是教学活动的组织管理者，他要指导学生看材料、理线索、记笔记等，并使其 学会归档整理，单元总结，他还要设计组织教学全过程。知识巩固、能力提高离不开练习，教师要精心设计题 目，根据不同教学内容安排一定时间进行课内练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不是一 成不变的。随着学生学习的深入、认知能力的增强而渐呈剪刀式变化，学生认识主体作用越来越大，这时教师 就要不断变更教学方式，逐渐加大教学中学生自学比重，多用启发讨论型的教学方法，以好的教学问题引发学 生兴趣，使其产生急于解答的期待心理。解题中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得到了充分发挥，可以逐步养 成主动探求的学习习惯。由于此类思维能力题有一定难度而不宜过多，每课只能围绕重点和难点设计几个问题 ，以便于学生各抒己见、展开讨论。讨论中错误提法在所难免，但其中也不乏大胆合理的成份，这应该得到赞 许，在此基础上教师紧接学生错误思路阐发两句便嘎然而止，像一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水激起层层波澜，引发争 论、
思考，最后答案渐趋一致、普遍认同，问题教学也告完结。然而这种问题教学，学生个体认识虽有了表现 机会，但登台亮相的大多是优生或中等生而不是全部学生，应该说刚开始进入文科班的学生基本上是在同一起 跑线上，差异较小，即使真有较大差异，但要想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就必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在教学的 时间、方法上，甚至要变过去的溺爱优生为偏爱差生，以谋求应试与素质教育的和谐统一。美国教育家布卢姆 根据其实验研究提出了一个命题：只要学习得法，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达到优等生的学习水平，那么怎样才能使 学生学习得法呢？
早在1932年,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中曾对编修文学史提出过这样的要求:“一部比较完备的中国文学史,足以指示读者们以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的过程和整个的真实的面目。”③换言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编撰,也必须足以揭橥中国近代文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和整个的真实面目。我们认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纵向分析、说明中国近代文学的演变过程.描述其演变轨迹,探究其演变的原因、规律诸方面,的的确确已经取得了十分显着的成绩。“文学的历史”和“历史的文学”不但是编着者的指导原则,而且也成了该着贯串始末的两条红线。着者由此深入到文学的时代历史联系。文学自身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较准确地揭示出近代文学发展的规律。但在横向展示近代文学各个时期的发展面目上,由于体例本身的限制,这种展示有其不足之处。
具体而言,“文体编”在分论近代各体文学的变化发展时,侧重于纵向描述各式文体的变迁。虽然其中也有近代作家作品的重点剖析,“作家传”、“大事记”部分于此又有所补充,但对近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发展,读者仍难有一个同步的全景式的印象。
其次,文学发展的渐变性决定了近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之间不可能有明确的界标。作为一部论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的专着,重点自然应该放在近代文学,但能否如某些论者(赵慎修先生)所建议的那样,在“综论编”中增设一章“古代文学的没落”,集中论述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的衔接。同时,考虑到近代后期、现代初期,近代文学的一些非主流的社团、流派仍在部分区域有所活动,如同光体的绵延不断的存在,鸳鸯蝴蝶派文学的一定程度上的“繁荣”,现有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于此极少关注。“近代文学”能否有一个延伸式的断结?
再次,反殖、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文学无疑是中国近代文学的主流,但主流以外的分流作家、作品.事实上在特定的区域、阶段内,影响、声势反大于主流作家、作品。对于这种貌似“反常”的文学现象,编写文学史时不应当予以简单的忽视或仅作表层的解析,而应从文化、时代、区域性读者群的构成等方面予以综合性的考察,真正发掘出其内含的、本质性的根源。
由此又引发到“文学史”的另一层任务:客观、准确地估定文学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作家的价值大小、作品的成就高低,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作家是否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学思潮,也不取决于他与文学主流关系上的亲疏远近。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文学的兴趣中心如果与社会心理保持同步的关系,就有可能造成广泛的影响。而艺术品味、艺术手段的高低巧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体现在文学作品的社会淘汰和历史筛选之中。作为近代文学支流的同光体诗歌,虽然不再被粗暴地垢病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的代称,但对这一诗派何以延续不断、声势广大,如果没有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恐怕也是不完善的。又如鸳鸯蝴蝶派,在承认其部分作品有“反帝爱国和抨击社会现实的积极的主题”的同时,对于这一派小说何以能畅行不衰,如果能从中国近代的畸型社会心态、读者群的独特构成、艺术手法上对古典传奇及世情小说的自觉继承等方面深入考察,并由此反观世态人情小说特有的质地,可能会有助于更加真实、深刻地再现中国近代文学的本来面貌。
此外,索引、图片“为用至大”。索引“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也可弥补全书体例上的不足。图片则在“增高读者兴趣”的同时.“意外的可以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④。《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在增订再版时,如能兼顾及此,那也会锦上添花,为新着赢得更好的赞誉。
注释:
①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年6月出版。
近代科技史作为高中历史学习的基本内容之一，既要理清与历史学科背景差异较大的科技发展史脉络，又要把握科技与社会、人文的内在关系，有机呈现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确实不易把握。从抽到本单元参赛选手的现场表现看，基本都能思路清晰地处理属于史实层面的近代科技发展历程，但大部分选手基本忽略了史识层面的目标，即近代科学技术史与人类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主要表现在《物理学重大进展》一课只讲授人类物理学知识的进展，多反复强调“经典力学奠定了近代科学的基础”或“经典力学开创了实验的研究方法”，几乎没有选手去追问“近代科学为何首先以经典力学为突破？”或“实验何以如此重要，以致成为古代科学与近代科学的分水岭。”结果是同学们只能“知道”而非“认识”经典力学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意义;《探索生命起源奥秘》一课的教学则集中在从解剖学到细胞学，再到进化论等生命科学知识演进上，几乎无人概括科学与宗教在解释生命起源或人类起源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从蒸汽机到互联网》一课是科技与人类发展关系最直接的一课，但绝大多选手对本课的处理与历史（Ⅱ）中的“工业革命”无异。另有不少选手可能是出于对历史课堂人文性的追求和体现，在探索生命起源奥秘的教学中花了很多时间去介绍和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还有个别选手在课堂上全方位地介绍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由于这些内容对于选手们和“学生们”都非常陌生，使教与学的活动难以在“历史”的层面展开，而脱离了作为历史课程的课堂要求。
显然，学习科学技术史仅仅停留在自然科学发展脉络的层面，课标所规定的教学目标难以达成;完全脱离课标和学情，讨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科学、宗教的关系，同样有失偏颇。造成这种偏颇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将教学立意狭窄地集中于自然科学发展上。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将科技史置于广阔的文化史视阈中，全面理解和把握科技与人文的密切关系，在此基础上，寻找切合课标、适合学情、紧扣教材的文化史视点，将对近代科技史的深刻认识体现在教学立意中，并以此统领教学设计，当可获得令人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从课标对近代以来世界科学发展历程的规定看，如前所述，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学习目标;从教材内容的选取和设计来看，它包含着从古代科学向近代科学、从发现以求知到发明以致用的演进过程;从科学发展自身的特点来看，科学世界本身也是一个十分丰富的人文世界。科学发展依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人文背景，需要社会人文因素的参与;反之，社会人文发展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学的进步。只有将近代以来科学发展历程置于纵向的历史文化传统、横向的特定社会人文背景，以及深层的科学家的理想、信念、意志、兴趣、激情等文化史视阈中，才能深切理解、合理解释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历程，才能使科技史课堂彰显历史学科的价值与魅力。
纵向把握西方传统文化对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历程的关联。
包括科学技术史在内的人类历史都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人的思想、人的价值、人的行动甚至人的情感，都是文化的产物”。①可见，文化既是人的创造活动的成果，也是人的创造活动本身。进而，以往的文化传统影响并制约着以后历史中人的创造活动与创造成果，科学技术也不例外。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发展历程，必然受到古代科学、思想意识的影响。“《天体运行论》扉页的左页印有柏拉图的名言‘不懂几何者莫入’”;②解剖学创始人维萨留所说“人是艺术品，上帝就是艺术家……男人和女人都体现了艺术家的设计思想……提示设计者的思想和意图就是解剖学家的使命”，③是古代思想意识对近代科学影响的最生动注脚。
横向把握近代西方社会人文与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关联。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内容的统一系统，或者说是由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与社会关系的方面、人自身精神与肉体的方面，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按其内容的侧重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哲学、宗教处于核心的地位。④基于这种观点和方法，文化史的研究不是依据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下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唯物史观认为科学技术的出发点是人的经济活动。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种社会性的关系，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同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是人发现自然、描述自然和适应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和产物。“如果有望远镜，托勒密不会创立日心说”，①“技术是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物化方式”，②都是科学技术与各种社会因素之关系的形象注脚。
深入把握重要科学家个人的思想意志对近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作用。
西方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不过是一群有思想的人干的事”，③科技史尤其如此，科学离不开对真理的追求和向往，离不开敢于怀疑、勇于批判的真知灼见。要理解科学技术史，不仅要关注科学技术发现、发明本身，还要透视科学技术发现发明背后的“思想”。马克思强调，“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他在1784年4月获得的专利说明书中，预见到蒸汽机的一切可能用途，并指出利用它来建造机车锻造金属的可能性”;另一些科学家强调，“发明是一回事，会不会经营发明是另一会事”，都是有力的证明。
当我们将近代科学技术史置于上述三个维度的文化史视阈中，不仅可以“看到”，而且可以“看透”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所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及其背后的思想文化。为达成课标所规定的基本教学目标、体现历史科学魅力与价值，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毕竟，历史课堂不是历史研究的翻版，教师的理解更不能代替学生的学习和思考，教学设计不必也不可能是鸿篇巨制的理论专著。在深入理解科学技术史背后的“思想文化”之后，需要找到合适的文化史视点、建构合理的相关教学立意，以统领教学设计。
找寻合适文化史视点的有效路径，就是在宽广的文化史视阈下，将上述研究和学习科技史的三维视角聚集于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根据课标要求，本单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必须是，也只能是“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进展与人类进步的关系问题”，由此，本单元的教学立意即可确定为：人类与自然对话的过程漫长而曲折，科学技术是人类与自然对话的重要桥梁，它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近代以来世界的科学技术，是在对未知真理不断探究精神的支持下、在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文化因素交互作用下发展进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着人对自然、社会乃至科学技术本身的态度。
明确了本单元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后，具体到每课的核心问题和教学立意，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第11课《物理学的重大进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思想解放、物质条件等与物理学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即将课标中要求的“认识经典物理学对于理论科学的意义”聚焦在研究手段的转型上，实验较之数学与逻辑的方式更加客观、更加接近客观真理，更符合科学求真求实的精神，它对于追求真理而言如此重要，以致成为近论科学的基石。将课标要求的“相对论与量子力学的意义”聚焦在对世界看法的改变上，如果说用简单法则或机械运动解释世界的经典力学给社会带来理性和规则，那么微观世界运动形式的复杂和无规律则带给社会多样性和包容性。物理学的进展就是这样与社会、人文交互作用。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对客观真理探究的冲动深深根植于西方文化传统，数学、逻辑都曾是西方历史上探究和认识客观真理的手段与方式。文艺复兴后对客观真理的探究进入崭新阶段，近代物理学、现代物理学相继诞生的同时奠定了理论科学最本质的特征――以实验为基础、以数学为表达。本课以近代物理学对客观真理的探究历程为线索，了解近代以来物理学在客观真理探究中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受社会、人文因素与物理学进展的相互作用，深入理解经典物理学、相对论、量子论的深层意义。
第12课《探索生命起源之迷》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探究精神如何将生物学从服务信仰推向排除上帝”，即将课标明确要求的“概括宗教与科学在人类起源上的根本分歧”，聚焦在达尔文进化论诞生的过程之中，既让同学们理解科学曾服务于宗教，宗教也曾借助自己的力量使科学得到发展，又让同学们明白宗教和科学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两种不同的对世界的解释方式。如此，既达成课标所要求的基本目标，又不必过于复杂地涉及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生命起源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亘古之谜。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万流归宗的地位，使神创万物成为普遍信仰。文艺复兴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先进工具的出现，在人们试图用新工具和新方法进一步理解神创万物的过程中，生理学、细胞学、进化论先后诞生并不断完善，直到将神从生命起源中的主角位置上排除。本课将以与生命科学的关系为线索，考察生命奥秘的探索历程，理解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第13课《从蒸汽机到互联网》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科学技术社会化背后的推动力”。科学技术社会化，是科技对人类社会发生影响的前提，要达成课标所规定的“理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必须聚焦于科学技术社会化及其背景的推动力上。近代以来，生产方式的改变，人对提高生产效率的追求，不断推动科学技术社会化，直至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反之，科技社会化又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先进的研究设备、更大规模的研究群体。如此，既能实现课标的要求，又不至于讲成又一堂“工业革命”。由此，本课的教学立意可确立为：科学技术史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对话的历史。科技活动及其成果的本质是社会性的。把科技成果普及到社会中服务于生产生活、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体现了科学技术社会性的本质特征。从蒸汽时代到电气时代再到信息时代，人类对自身发展的追求推动科学技术不断社会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程度加深反过来推动科学技术更加迅猛的发展。本课以科技社会化为线索，让同学们感受科技社会化过程中科学家们的执著与追求，认识科技成果社会化背后的真正推动力。
日本文学史是高校日语专业高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程，各学校都很重视。但很少有学者归纳总结教学方法，绝大多数学校采取的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参与的机会少，只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这种教学模式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分析能力。
笔者在大学教授日本文学史，一直以来运用的也是单纯讲授的教学模式，学生很少参与其中。笔者把自己准备的讲义教案和平时积累的知识拷贝进学生的脑海里，学生只顾做笔记，没有人提出异议。然而，期末考试的结果并不理想，面对需要自由发挥的小论文题型，学生不知从何处下笔，很多人仅能列举文学事件，个别学生能够围绕题目展开论述评价，但基本上都是在默写课堂笔记，缺乏独特的见解，更不用说创新思维了。这种教学模式不可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特别是通过给1990年后出生的学生上课，笔者深感必须要改革传统教学模式，而且时间非常紧迫。
90后大学生，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沉迷电脑网络，关心新事物，热衷于挑战新领域，有常人看来另类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不愿意走寻常路，并且极力表现自己的个性。因此他们在学术领域的创新是极有可能的，也是值得期待的。作为任课教师就应该尽快帮助学生启动创新思维，为他们搭建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使他们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
此外，未来在日企工作决定了学生要具备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现阶段以及未来日语专业的毕业生在日企长期从事专职翻译的越来越少，多数人被要求兼做行政、企划、人事、总务等工作。这就要求毕业生成为一名既懂外语又具备创新思维且能单独负责一方面工作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根据毕业生的反馈信息，能够独立策划，关键时刻还能充当翻译的职员会获得更多的晋升机会，企业的领导层会及时放权，给职员施展才能的空间。课堂教学可以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不能束缚学生的创新思维。日本文学史正是这样一门可以自由发挥的课程，学生可以充分展示想象力，在文学的海洋中畅游。
日本大学的国语系同样开设日本文学史课程，其教学模式值得我们借鉴：由导师带领研究生按照研讨会的方式授课，或将讲义内容分为若干章节，由学生讲解评述，导师补充点评。这就需要学生课前做好准备工作，如查找资料，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撰写提纲等。导师的职责是推荐参考文献，主持研讨会，对学生发表的内容进行指导和评价。这样做可以让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由课堂教学的“配角”变身为“主角”，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创新、分析能力以及口才。
笔者所在的廊坊师范学院日语系是一支重视教学并且能兼顾科研的优秀青年团队，包括笔者在内，专门研究日本文学的教师有两名，其他教师对日本文学也很精通。所以由笔者担任项目负责人，同几位同事组成课题组来进行日本文学史课程的教改。首先课题组重新修订教学大纲，然后对教科书的内容进行专题分类，接下来分配各自的工作：项目负责人承担每一章概况部分的讲授任务，并负责课堂录像，主持研讨会和总结评价，课题组成员每人负责指导几名学生，纠正他们的发音，指导他们查阅资料，组织小规模的发表讨论练习，让学生找感觉，尽快适应新的教学模式。
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近代文学以小说创作为核心，出现了夏目漱石、森鸥外、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享誉世界的文学家，所以小说部分的专题讲解是日本近代文学史课程的主要任务。把讲台交给学生是本次教改的关键，按学生学号顺序分配工作，每位学生负责一两位作家的讲解。这种做法可以避免发生误会，有的教师总是给成绩好的学生更多机会，而成绩差的学生常被边缘化，时间久了他们会自暴自弃，对该课程和任课教师产生排斥心理。笔者只是建议学生要擅于运用自己的强项，展示出自己的特色，对讲解方式不做要求和限制。笔者对日本近代文学的概况进行了讲解和论述后，正式开始以学生为主讲人的专题课程，并为他们录像（录像既为了保存教改资料，同时也是为了让学生通过看回放来纠正自己的仪态和发音）。第一位学生的表现就超出了笔者预想：她负责讲解两位写实主义文学的先驱——坪内逍遥和二叶亭四迷，幻灯片制作的非常精致，还从网上找到了作家的照片（插入图片可以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内容很丰富且有条理，主次分明，将重点放在了对二叶亭四迷的介绍上（二叶亭四迷的《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出发点），分为简介、生活经历、作品介绍等几部分来讲解，然后着重介绍了《浮云》。讲解结束后其他学生报以热烈的掌声，一些学生还指出了主讲人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笔者提出一个问题：“浮云”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她回答说，女主人公阿势思想左右摇摆，就像游弋在其他人物之间的一朵浮云。这是她通过精读作品得出的结论。笔者提示说，如果再仔细阅读，就会发现在明治初期的社会背景下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都像是浮云，只是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随后笔者从《浮云》中选出一些精彩的篇章段落给学生朗读，让学生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品味日本文学的特色，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是有意尝试将日本文学史课和日本文学选读课结合起来，使学生的研究不脱离作品，有助于将来毕业论文的撰写。几位学生还谈了对《浮云》的看法，有的人欣赏二叶亭四迷的创作风格，觉得写实性强，但也有人表示作品读起来很压抑，不如中国小说看起来爽快。学生们讨论得很热烈，可见大家课前都做了准备，最后笔者对整堂课进行了总结。之后的几位学生发言各具特色，而且在笔者的引导下，他们越来越重视对作家代表作的分析。其中一个学生在讲解尾崎红叶的《金色夜叉》时，播放了一段视频：一个美少女伴随着动听的音乐讲述小说的精彩片段。由此可见90后学生对新媒体的热衷，这种创新式的做法值得发扬和推广。学生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够不循规蹈矩，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有些想法与传统认识大相径庭。虽然一些观点缺乏足够的依据，但是这种创新思维应该受到鼓励。该学期的日本文学史课程进行得非常成功，学生普遍认可这种教学模式，评教成绩很高。
周作人与胞兄，有着大体差不多的日本经验，他曾作文回忆“与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钓鱼，至田端遇雨，坐公共马车（囚车似的）回本乡的事，颇感慨系之”。
田端，顾名思义，“田圃之端”。江户时代便有丰岛郡田端村，据《东京府村史》记载，“全村以农为业，营他业者无”。农地分水田、大根田和葱田，谷田川从南边静静流过，高地上是杂木林，郁郁葱葱，林间生息着狐狸等野生动物……直至明治初期，仍是一幅“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图画。
1889年，随着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本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开校，上野周边出现了一些画塾、研究所和画材店，吸引了一批画家和艺青赁屋下宿，建画室、工作室。
田端最早的“移民”是陶艺家板谷波山和画家小杉放庵。接着，有思想家冈仓天心、雕塑家吉田三郎、小说家直木三十五等跟进。大正3年（1914年），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迁入。三年后，又迎来了诗人室生犀星，室生犀星从东北地方的金泽进京后，曾四处辗转，数度搬家，但始终没离开过田端。
芥川和犀星都是明星范儿十足的作家，他们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于是，又一批作家、艺术家追踪而至：菊池宽、荻原朔太郎、中野重治、小林秀雄、竹久梦二、岩田专太郎，等等，一时蔚为大观。田端文士村――这个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不足一公里的小镇，盛期时有百余名作家、诗人、画家“诗意地栖居”，成为二十世纪初叶东亚社会绝无仅有的人文景观，堪比塞纳左岸的蒙帕纳斯。
昭和2年（1927年）7月23日，猛暑，史所罕见。
入夜，终于降雨，连日的酷暑有所缓解。凌晨一点半，芥川龙之介换上在中国旅行时买的睡衣，准备就寝，在被窝里打开了《圣经》。
清晨，睡在隔壁的妻子感觉有些异样，推门进屋，大惊失色：丈夫面无血色，呼吸艰难，胸前放着一封遗书。即刻唤来医生，遂告不治――这位35岁的敏感而脆弱的天才仰药自尽。作家留下的遗书表明，除健康原因外（芥川生前患有胃溃疡和重度神经衰弱症，长期失眠），对时代和未来感到某种“恍惚不安”，应该是作家奋而自戕的主要原因。
芥川死后第三天，在九州地方的熊本市，一名24岁的青年在作家的遗像前用剃刀割断了喉咙。两年后，世界大恐慌，日本经济遭重创；四年后，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勃发，大陆战色愈浓；翌年，发生五一五事变，日本一头扎进法西斯化的不归路……从一抹“恍惚不安”，变成眼前活生生的恐怖，仅用了几年时间。
芥川旧居，离今天的田端车站不远，从南口出站徒步只需五分钟。当时的赁屋，在1945年4月的东京大空袭中遭破坏。修复后，芥川后人未能购入，据说院墙和一扇通向厨房的通用门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原状。芥川在此间寓居三年，写下了《罗生门》等传世名作。
从车站北口出站，旁边就是田端文士村纪念馆――由东京都北区文化振兴财团管理的文学博物馆。通常，每月第三个周六，都会有纪念馆组织的文学散步活动：先参观纪念馆（约一小时），然后是文士村散步，有讲解，带导游。因系公立设施，一律免费，参加者只需提前预约。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国家为当代大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旨在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在于提高大学生对近现代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明确自身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大学生历史文化意识的培养：一是在讲解历史事件过程中，渗透历史思维，让大学生明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二是在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三是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提高大学生对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认知能力，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一、讲解历史事件，渗透历史思维，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讲解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事件是指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指对于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它们是历史长河在奔流过程中掀起的巨浪，有的可以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水灾场面和先人救灾过程中的感人情景；有的可以给国人记忆内存中留下精彩的瞬间和赏心悦目的画面；有的不仅可以改变河流的流速，而且可以改变河道，进而改变历史河流的方向。
因此，在讲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过程中，要注意向大学生渗透历史思维，培养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例如，在讲解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明了是列强的武力入侵才使中国由古代千年的繁荣堕入近代百年的沉沦，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在反抗外来侵略过程中所展现的民族气节、爱国精神和抗争勇气。在讲解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明了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愚昧和落后才使中国人民积蓄的反抗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统治过程中所展现的救民情怀、奋斗智慧和革新精神。在讲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失败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辟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明白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中国由近代百年的沉沦到现代一个甲子的辉煌的历史征程，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展现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这样，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准确、具体和生动的讲解，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熟悉历史的细节，不断锤炼大学生历史的思考力，逐渐形成历史思维的素养。并且，能够使大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明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明白自身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懂得运用历史思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分析历史人物，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更是历史文化的主体。具体说来，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也是历史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和践行者，更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特别是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影响或关键作用，在历史的海滩上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人物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分析的。而且，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过程中，要明确科学分析的基本原则。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次，要运用矛盾的眼光来透视历史人物，准确把握其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以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再次，要利用阶段论的方法，以时间顺序为坐标，把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分成不同时段，逐段分析和评价其功过是非。
因此，在客观而公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要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例如，在分析和评价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晚清最高统治者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阶级分析的理论出发，分析在人类历史文化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晚清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为维护其王朝帝国的残酷统治，大开历史倒车，其腐朽僵化的思想则最终导致了没落的结局。在分析和评价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晚清官僚和士大夫时，要透过历史的惯性体制和时代的变革机制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分析和评价这些官僚和士大夫既有为老帝国和传统文化辩护和救赎的本能，也有自身在面对西方军事、政治、文化等挑战中的无奈、挣扎和追赶，并为后世留下不少生动而令人慨叹的样本，甚至有的成功地实现了从晚清士大夫向民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成为纵通古今、横贯中西的硕儒巨擘。在分析和评价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等历史伟人时，要科学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并且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他们一生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光辉创举和他们所作的思考和形成的理论学说完整地加以整理和阐释，为我们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提供历史启迪。
三、通过对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也是极其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包罗万象，涵盖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人文、科学、艺术、自然、生态、人口、资源、环境，等等。历史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与脉络。而中国近现代史则是近现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欺凌并奋起挣扎抗争的记录和总结，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变革的记录和总结。
当今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和扩展，与此同时，更是对近现代中国的承接和创生。竺可桢曾指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蔡元培也曾倡导“教育要指导社会”，其在五四时期主政的北京大学更是成为批判封建宗法君主专制文化，提倡民主、科学，成为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发源地，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而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中国共产党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更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为完成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而勇当历史重任，积极履行崇高使命，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最终把象征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入中国，从而使当今的中国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地奋勇前进。
综上，只有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才能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最深厚的感情，并能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修订版）[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袁广林．引领社会：大学第四职能[j]．现代教育管理，2011，（1）．
[3]吴星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哲理性语言的艺术魅力[j]．辽宁教育研究，2007，（10）．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国家为当代大学生开设的一门必修的公共政治理论课，旨在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在于提高大学生对近现代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明确自身的历史方位与历史使命。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重对大学生历史文化意识的培养：一是在讲解历史事件过程中，渗透历史思维，让大学生明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二是在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学习和研究，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三是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提高大学生对历史文化发展的整体认知能力，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一、讲解历史事件，渗透历史思维，培养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的讲解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事件是指历史上发生的事件，特别是指对于历史进程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事件，它们是历史长河在奔流过程中掀起的巨浪，有的可以给后人留下不可磨灭的水灾场面和先人救灾过程中的感人情景；有的可以给国人记忆内存中留下精彩的瞬间和赏心悦目的画面；有的不仅可以改变河流的流速，而且可以改变河道，进而改变历史河流的方向。
因此，在讲解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过程中，要注意向大学生渗透历史思维，培养他们的历史责任感。例如，在讲解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抗日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要明了是列强的武力入侵才使中国由古代千年的繁荣堕入近代百年的沉沦，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中国人在反抗外来侵略过程中所展现的民族气节、爱国精神和抗争勇气。在讲解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要明了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愚昧和落后才使中国人民积蓄的反抗力量得不到充分发挥，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在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统治过程中所展现的救民情怀、奋斗智慧和革新精神。在讲解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胜利完成、和的失败探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辟等重要历史事件时，要让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明白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使中国由近代百年的沉沦到现代一个甲子的辉煌的历史征程，与此同时，更要铭记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所展现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这样，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事件准确、具体和生动的讲解，帮助当代大学生了解历史的真相和熟悉历史的细节，不断锤炼大学生历史的思考力，逐渐形成历史思维的素养。并且，能够使大学生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明了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明白自身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懂得运用历史思维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二、分析历史人物，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的分析和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化的主体，更是历史文化的主体。具体说来，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体，也是历史事件的主要操作者和践行者，更是历史文化积淀与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特别是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影响或关键作用，在历史的海滩上留下足迹，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的人物更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过程中要重点分析的。而且，在分析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过程中，要明确科学分析的基本原则。首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其次，要运用矛盾的眼光来透视历史人物，准确把握其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以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再次，要利用阶段论的方法，以时间顺序为坐标，把历史人物的历史活动分成不同时段，逐段分析和评价其功过?是非。
因此，在客观而公允地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过程中，要分析历史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思想的生成和行为的抉择，做到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例如，在分析和评价道光皇帝、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等晚清最高统治者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方法，从阶级分析的理论出发，分析在人类历史文化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晚清统治者昧于世界大势，为维护其王朝帝国的残酷统治，大开历史倒车，其腐朽僵化的思想则最终导致了没落的结局。在分析和评价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等晚清官僚和士大夫时，要透过历史的惯性体制和时代的变革机制二者之间的对立统一原理，分析和评价这些官僚和士大夫既有为老帝国和传统文化辩护和救赎的本能，也有自身在面对西方军事、政治、文化等挑战中的无奈、挣扎和追赶，并为后世留下不少生动而令人慨叹的样本，甚至有的成功地实现了从晚清士大夫向民国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成为纵通古今、横贯中西的硕儒巨擘。在分析和评价孙中山、和邓小平等历史伟人时，要科学地把握他们的思想品质和修养气节等个性特征，并且详细分析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把他们一生为实现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光辉创举和他们所作的思考和形成的理论学说完整地加以整理和阐释，为我们培养大学生科学判断历史文化发展潮流的意识提供历史?启迪。
三、通过对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培养大学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过程中，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各领域知识的整体理解和阐释也是极其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历史是一门综合性科学，它包罗万象，涵盖各个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人文、科学、艺术、自然、生态、人口、资源、环境，等等。历史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与脉络。而中国近现代史则是近现代中国饱受列强侵略欺凌并奋起挣扎抗争的记录和总结，也是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不断发展变革的记录和总结。
当今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和扩展，与此同时，更是对近现代中国的承接和创生。竺可桢曾指出：“大学犹海上之灯塔，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蔡元培也曾倡导“教育要指导社会”，其在五四时期主政的北京大学更是成为批判封建宗法君主专制文化，提倡民主、科学，成为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发源地，并催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从而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历史走向。中国共产党人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更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为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为完成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共同富裕的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任务而勇当历史重任，积极履行崇高使命，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并最终把象征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入中国，从而使当今的中国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地奋勇前进。
综上，只有通过对近现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总体上的理解和阐释，才能培养大学生对自己的祖国怀有最深厚的感情，并能够正确把握人类文明未来发展趋势的能力和素质。
参考文献
[1]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修订版）[z]．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袁广林．引领社会：大学第四职能[j]．现代教育管理，2011，（1）．
[3]吴星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中哲理性语言的艺术魅力[j]．辽宁教育研究，2007，（10）．
[中图分类号] G6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3-0001-03
人文素质是指人们在人文方面所具有的综合素质或达到的发展程度，是一个国家国民文化素质的集中体现。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既是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需要，也是人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基础教育是造就人才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奠基工程，教师的人文素养则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加强师范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培养合格的基础教育教师的前提。本文将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学实践，对师范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做一些思考。
一、师范生人文素质的缺失
师范生是未来的教师，将来主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对青少年学生负有伦理人格的教导责任。正是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师范生人文素质培养的重要地位。
当前，提高师范生的人文素质，已逐渐成为高校和全社会的共识。师范生对人文素质培养与自身发展的重要关系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师范生中人文素质低下和人文精神缺乏的现象仍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文化底蕴不够丰厚，人文知识欠缺。部分师范生只注重专业学习，对人文素质类课程敷衍了事；读书时间较少且缺乏规划，目的不明确，极少阅读教材以外的专业参考书目，更谈不上涉猎专业以外的人文书刊；相当部分学生倾向于电子读物，导致心情浮躁，阅读面狭窄，影响了阅读的质量和人文知识的获取，无法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二是爱国主义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减弱。这主要表现为国家意识和民族文化观念弱化，过多考虑个人利益，或缺乏理国思想。三是功利意识增强，过分强调自我。由于受到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一些师范生忽略了自身修养的提升，思想较为狭隘，缺乏责任心；或为人处世功利，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人文关怀和团队协作精神。四是诚信缺失，生活态度消极。如在考试和奖助学金评定等方面弄虚作假、是非观念淡薄、虚荣心强、投机取巧、追逐名利、人际关系淡漠等。
人文素质具有社会性、自主构建性、可塑性和实践性。[1]人文知识的获取、人文环境的熏陶，都有可能促使人文素质发生改变。高校应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继续推动师范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二、《纲要》教学在师范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作为一门集思想性、理论性、历史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全国高校本科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纲要》的人文素质教育优势显而易见。
（一）有助于拓展人文知识，增强文化底蕴
基础教育教师的人文内涵和文化底蕴，往往决定着教书育人的质量。师范生应具有丰富的人文知识储备，对哲学、文学、历史、法律、艺术等知识应有基本的了解，能够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就教学内容而言，《纲要》主要讲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其中包括：西方列强罪恶的侵华史；波澜壮阔的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反动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辉煌的历史征程。这些内容丰富多彩，涵盖了经济、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揭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规律。可见，《纲要》教学在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入领会历史和人民如何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道路的同时，给全体本科师范生提供了大量的人文知识。就教辅资料而言，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的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图书、影像、图片、实物等资源数量可观，且便于获取，有利于课外拓展学习和各类人文知识的积累。就教学过程而言，在学习基础知识、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过程中，学生的思想和内心会被触动，有助于把历史知识内化为人文精神。此外，通过开展实地调研、社会考察、观看优秀影视作品等实践教学活动，便于学生接触社会、拓宽视野、增长见识。
（二）有助于培育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爱国主义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是全国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社会发展对人的基本要求，也是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必由之路。只有具备高度的爱国主义情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才会有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高雅的生活情趣。因此，加强爱国主义和理想信念教育，培养对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责任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师范生的爱国主义和责任感教育在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地位，由此更为突出。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历史教学为承担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角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认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也。”[2]在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国学大师章太炎大力倡导国民读史，以激发爱国热情。他说：“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后人守成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3]党的历代中央领导亦多次强调读史的重要性。如邓小平曾指出：“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4]《纲要》是一门以历史学科为基础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蕴藏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因此，学习《纲要》的过程，就是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洗礼的过程，有利于大学生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三）有助于培养健全人格，塑造优良品质
提升人文素质与塑造健全人格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和源泉，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价值取向是否正确，人生态度是否积极，是人格健全与否的重要标准。《纲要》以历史课的形式承载着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其最终目的是引导青年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这对师范生健全人格和优良品质的培养非常重要。同时，其教学内容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格教育素材，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如中华民族在困境中同仇敌忾、奋起反抗、自强不息的精神，先进历史人物的榜样和导向作用等，都是生动形象的典型案例。尤其是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英雄、为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志士、为国家繁荣富强作出巨大贡献的建设者等，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坚定意志、宽广胸怀、高尚情操，以及积极进取、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等优良品质和人格魅力，都有助于学生深入思考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进而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健全人格和优秀道德品质的形成奠定思想基础。
三、在《纲要》教学中实施人文素质教育的策略
（一）提高教师人文教育意识，增强执教能力
在我国，教师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光荣使命。教师的人文知识、思想观念、修养情操、言行举止、人格特征等对学生的影响极为重要。师范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成效，与授课教师的素质息息相关。首先，教师应具有扎实的知识能力、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更高的人文素养，要做学生的榜样。其次，明确人文素质教育目标。授课教师要认识到，包括《纲要》在内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任务是培养综合素质高、全面发展的人才，而不是重知识技能、轻人文修养的“人才”。应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目标和教学各环节中增加人文素质教育内容，使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实现人文素质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结合。第三，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教师应充分认识学生，挖掘学生的潜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为知识灌输的被动受体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学习模式。同时，转变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教育观，促进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质的协调发展。
（二）整合教学资源，凸显素质教育目标
《纲要》教学安排30余课时，涉及范围是1840年直至现在共170多年的中国历史，内容多，时间跨度大。只有合理整合教学资源，才能有效解决内容多与学时少、大学学习与中学历史教学内容重叠等问题，达到素质教育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一是突出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选择典型教育素材和教学案例，帮助学生正确地认识、了解国情，增强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二是从师范生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出发，认真分析其思想领域的倾向性问题，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三是及时了解、梳理、吸收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使课堂充满新鲜内容。四是注重挖掘地方特色人文资源，把高校所在地的优秀文化教育资源、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政治教育资源、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等，整合到相关的理论及实践教学中，这样既能拓宽学生的人文知识面，也能使学生接受到最直观、最真实的教育。
（三）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能否让学生掌握丰富的人文知识，并逐步摆脱书本层面，真正内化为人文素质，关键在于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此，应进一步探索教学方法体系的多元化，并注意处理好各种教学手段的相互衔接问题。教师通过启发式、研讨式、互动式、参与式、体验式、演讲式等多种方法的灵活运用，引导学生进行思考、体验，尤其是多运用史料和事实、结合学生关注的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进行论证分析，营造一个尊重、平等、和谐的学习环境。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发散性充分发挥之后，教学内容才能入耳、入眼并入脑，学习知识、探求真理、培养能力的目的才能达到。
此外，立体化课堂的打造非常重要。中国近现代史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应有选择地加以利用，辅以多媒体技术处理，把体现教育价值的文字、数字、图片、动画、视频、音频等优化结合，营造出图、文、声、像并茂的学习情境。如此，不可再现的历史便可转化为可以感知的现在，枯燥的文字和理论变得直观生动，这样既丰富教学内容，又增强教学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的注意力和学习兴趣。
（四）注重教学拓展与延伸，提升学生人文素养
人文知识的获取和人文素质的提高，既要依靠课堂教学，更要把握好课前与课后的拓展与延伸。一是布置学习思考题或小课题，指导学生在实地调研、查阅历史文献资料和关注相关新闻事件的基础上完成，在涉猎、阅读、感受知识滋养的同时，培养搜集、梳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二是发挥图书馆和网络资源作用，推荐阅读书目、影视作品、学习网站，供学生拓展学习。如中国爱国主义教育网、文史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网、中国传统文化网、鸦片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红军长征纪念馆、人民网及各高校《纲要》精品课程网站等。三是创设体验情景平台，培养学生的人文意识。如指导学生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寒暑假走访家乡及周边地区的纪念馆、博物馆、革命旧址、历史古迹、新农村、现代企业等，收集相关文献资料、图片、影像等资源，并撰写观后感或者考察报告；寻访家乡及周边地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亲历者，撰写访谈报告。在此过程中，学生得以动脑、动手、动口、动情，从而真学、真信、真懂、真用，学会理解、沟通、信任和协作，形成健全的人格。
[ 参 考 文 献 ]
[1] 杜署钦.大学人文素质教育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29.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09-0028-02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通过对近现代历史主线的把握与脉络的梳理，发挥着对当代大学生群体进行国情教育、爱国精神培育和历史思维培养的重要作用。勿庸讳言，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与就业竞争的加剧，大学生的信息来源日益多元化，对大学课程的关注与重视度更多以实用性为取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效果。如何改进教学方法，拓展知识体系，抓住授课对象的眼球、拨动学习者的心弦，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教学改革中急需攻关的难题。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式。
1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重要价值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指在一定地理范围内的人们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独具地方特色的历史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的各种精神产品的总和，包括物化形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文化资源。”[1] 山东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厚，分布广泛，主要包括遍布山东各市、县、乡镇和村落的历史遗迹、历史故事、历史文献，以及在此基础上建成的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纪念碑、历史雕塑和档案馆等。近年来山东对丰富的革命历史文化资源进行了挖掘、整理和保护，并形成沂蒙的红色旅游资源。
1.1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
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各个地区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对当地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地方风俗习惯。在彼此的口耳相传中，它构成民众对当地的集体记忆，成为联系乡情和乡谊的纽带。它有助于激起地方人士对当地水土的深切缅怀，形成各地域宝贵的精神遗产。
1.2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历史的活化石
许多历史文化资源以物化的形态保留下来，并在山东省建设文化强省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挖掘与保护，当前，山东省各个地级市都建立了地方文史博物馆，并建设了一系列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各文化部门不遗余力地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珍贵历史文物珍存其间，成为历史的活化石，民众感知、感悟历史有了更直观、简洁的途径。
1.3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是学生的共鸣点
由于大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接受了中国历史知识相对系统的学习，特别是对当地历史名人和历史故事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这些构成《纲要》课教学中的困境，对老师如何做好大学和中学历史知识的衔接提出了挑战。但相应的知识铺垫，也有助于唤起师生间的共鸣。因为共同的历史记忆，常常使师生间在具体事件的讲述中因为情感和地域的认同而形成更亲切的关系。
2 充分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课程教学内容
历史长河是浩瀚无边、波澜壮阔的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与民众历史回忆，单靠三十余万字的《纲要》教材显然不能道尽历史变迁的曲折与魅力，也无法充分调动学生阅读的积极性，对于学生而言，教材是各门学科体系的小地图，勾勒了最引人入胜的知识点及各专门知识间的关联，是学生们进入知识海洋探险的路线指南。但知悉每门学科的详细内容、探悉其内在奥秘，得到身临其境的体验，必须结合丰富的相关参考文献，尤其是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笔者根据院校所在地区的，结合山东和青岛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程的教学中，一方面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另一方面则通过课外实践和平时作业安排，鼓励学生开展田野调查，延伸教学空间。
2.1将教学知识与地方历史适时结合
作为青岛市的一般性院校，笔者所在学校的学生以山东省内学生为主，因此注意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纲要》课程的相关内容进行有机结合。尤其是青岛在近代历史中曾两度引起全国性的重要运动，一是德占青岛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发起维新运动；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列强将德国在青岛及山东强占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激起，青岛不仅是殖民痛史的象征，也是民族抗争的标志，讲述青岛被侵占、被蹂躏的过程中，学生因地理位置的熟悉，对相关知识的学习有更大的兴趣和认同。在谈到共产党强调实事求是才能解决社会问题时，结合青岛1930年代青岛市政府及所属各局1245名的职员学历构成中三分之一多的职员有中等学校以上学历，政府精英治国却失败的情况，强调学生要关注社会现实、民生发展。讲述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时，对烟台张裕酒厂的建立和发展、甲午战争前威海卫的北洋水师状况的讲授也引起相当学生的关注；对山东省内境内两条铁路的修建情况及对山东省经济区域影响的介绍也使学生对山东省内经济结构东西差异的现状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共鸣。
2.2将历史问题通过地方资料答疑解惑
在批阅学生作业和师生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失败抱有很大的同情，部分学生将视为伟大的民族英雄，认为执政后一样会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建立政权的性质、比较双方的执政理念与实践差异，关系到学生历史思维的拓展、对国情的了解及至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在介绍学生阅读历史人物传记的同时，尤其结合沂蒙地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学习资料，播放《永恒――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纪录处，学生们对共产党在当地基层政权建设中的“豆选”、“满缸运动”、“扫盲运动”等活动鼓掌，也为民众付出的巨大牺牲而感叹。“抗日战争中，沂蒙山区420万人中有120万参加支前，20多万人参军参战，……孟良崮战役中，参战部队20.5万人，而身后沂蒙支前群众达到92万”，“解放战争期间的142个战役中，山东人民支援了34个。”[2]莱阳龙旺庄唐和恩为支前步行4000余里，那根挑粮食的扁担成为国家一级文物保存在中国军事革命纪念馆中。相信群众、动员群众与保护群众和服务群众不仅使中国共产党与的保甲制度和税赋沉重形成对照，也成为共产党走向胜利的坚实基础。对乳山地雷战、泰山武工队、沂蒙六姐妹、妇救会搭人桥等民众英勇抗战、支持共产党的故事，山东各地同学耳熟能详，无需多言，便很快会调动同学们的知识积累与情感投入。
讲述地方历史知识，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更能激起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油然生出对家乡的关注与热爱，从而在家事与国事的联结中，增强了地方与国家的自豪感。当然，在《纲要》课的教学进程中引介地方历史知识要围绕教学大纲适当、适时、适量，切忌喧宾夺主，否则将中国史窄化为地方史。
3 走近历史现场，拓展教学渠道
《纲要》课程的教材高度概括、凝练，时间跨度较大，历史事件纷繁复杂，而教学时间非常有限，如何兼顾教学内容的丰富性和授课时间的有限性、避免空洞与泛化，是任课教师的一大难题。在当前教育改革提倡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要求下，以全国材为基础，辅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可使教学内容更加饱满，同时也有助于增加教学的实践性。
3.1课内以课外为依托，走入历史现场
社会实践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环节。各地历史文化资源的课堂讲授，能激起同学们的关注，而对其进行实地考察，则可以成为课堂教学的有效补充。在青岛的档案馆和博物馆中，保存着德国、日本侵占青岛的宝贵文献，每到国庆或五一假期，我便根据授课内容，将殖民遗迹――工业发展――名人故居作为增进近代青岛历史的主线，建议学生对市博物馆、市档案馆、啤酒博物馆、德县路德国文化街和小渔山文化名人街等进行探访，提供给学生详细的历史路线考察图和公交路线图。对其他地方的历史古迹则提供各地古迹指南，指导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资源实地考察寻访。这些课外实践考察活动不仅开阔了学生视野，促进学生的社会交往，也有助于学生增进对国情的了解，强化时代责任感。
3.2静态与动态相结合，开展社会调查
由于《纲要》课程内容的复杂与宏大，学生们常常觉得历史与现实间没有切实关联，为此，在平时作业的布置中，我特别要求学生结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主题对家乡或家庭变迁进行社会调查，将静态的教材内容与动态的地方发展进行结合。学生们或是采访家乡或家庭中的长辈，或采访相关历史事件中仍健在的亲历亲闻者，或是对家乡或家庭中衣、食、住、行、风俗、观念等的变迁进行全面或某一方面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教师要求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建议图文并茂，并鼓励有条件的同学录音录像，制作成声像兼备的PPT，将优秀作品进行课堂展示。每年的《纲要》课讲授中，学生作品展示与宣读是师生们最激动人心的一个交流机会，不仅推动同学们对历史变迁的了解，更锻炼了学生们开拓知识、社会调研的能力，也是师生间由陌生到亲切的助推器。
总之，对于学生而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具有现场感、亲近性和易得性，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对相关地方资源的适时引用，既充实了教学内容，更易激起学生共鸣。同时，老师借助地方资源开展课外实践教学和研究型教学，在高校与社会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沟通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在历史考察与社会调研中培养了学生进行研究型学习的能力，也增强了学生的历史现场感与时代使命感。
参考文献：
[1]严考亮.利用地域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 [J]. 教育与职业，2011（3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以下简称《纲要》课）是高校本科学生必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之一，它与一般政治理论课不同的是，具有政治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双重学科性质，在一些人看来具有枯燥说教的特点，不易引起大学生的注意和共鸣。而在教学中将地方历史文化的突出特点融入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历程当中，以学生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为切入点，将已经逝去的历史重新拉回到现实语境之中，使他们仿佛置身其中，消除历史的隔膜感，感悟历史的真谛。这样既能极大地调动大学生对家乡历史的好奇心，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又有助于学生理解课本知识，丰富课外知识，提升他们爱国爱乡的情感，并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以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教学中运用的价值、路径、原则等问题，略作探讨。
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教学中运用的价植
（一）增教学之亲和力，长教学之实效。
《纲要》这门课的教学功能主要不在于简单的历史知识传授，而是要通过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讲解，揭示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使大学生提高思想政治理论修养，更好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那么，怎样才能通过《纲要》 课知识的学习达到这一教学目的？ 笔者认为增强“纲要”课教学的亲和力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而要增强教学的亲和力，除了教育工作者个人的因素（比如人格魅力、语言艺术、恰当的教学方法等）外，知识本身的吸引力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又当如何增强知识的吸引力？ 我们认为，如果学生所学的知识能够贴近他们的生活，这样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他们也才愿意主动去了解并进一步学习。而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引入《纲要》课的课堂教学就是让课堂知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因为地方历史文化大都源自于学生土生土长的地方，某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就出现或发生在他们所在的村庄、乡镇、城市或者学习、生活的地方，他们从小耳濡目染，从情感上说极易接受，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对这些历史内容有一定的好奇和亲近感，他们一般也愿意了解和学习这些历史。如果教师在课堂上适当引入一些与教学内容有关的本土史料进行教学 ，必然会引起学生的兴趣，从而激发对教学内容的关注，自然就可以增强教学的亲和力。
（二）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欲放眼天下，应心怀乡土”，爱国主义并非空泛的口号，爱家乡是爱祖国的第一步。早在1987年6月，《全国乡土教材工作会议纪要》就已指出，研究地方史，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公民，改变教育脱离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实际的状况，使教育更好地为当地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热爱家乡，眷恋故土，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共同具有的一种心理特征。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总是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因而对自己家乡古往今来的历史也就必然会格外偏爱。许多当地的历史传说、历史名人、历史事件等不仅被载入了历代编篡的地方史志和学者、文人的笔记、小说中，而且还在广大民众中世代口头传承，历久不衰。这种心理特征和地方文化氛围，也必然会影响到青年学生。通过对家乡历史文化的认知，可激发学生的乡土情感与爱乡情操，使爱国主义这些抽象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东西，有助于学生达到由爱乡到爱国的感情升华，使大学生增加理国主义精神。
（三）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各地都有独特的风俗民情，都有值得敬怀的历史人物和值得瞻仰的历史遗址。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学生往往对家乡的人、事、物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所以，在“纲要 ”教学时适当补充介绍一点地方史料，会使学生感到格外亲切，这样在学生的心目中，历史不再是遥远的、不可触及的、故纸堆中人和事，而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现实”的存在。因此，根据课堂教学的需要，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向学生介绍一点与教材内容相关的地方历史文化，不仅可以从情感上缩短学生与教材内容的时空距离，而且还能起到由此及彼的作用，比较容易引导学生把对地方历史文化的积极情感和兴趣转移到对整个教材知识的学习和理解上，这样自然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纲要”课的兴趣。而且《纲要》教材内容是从整体上阐释中国近现代史，使大学生做到心中有全局，如果通过地域历史文化资源再截取整体历史中的局部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入研究，则有助于训练大学生的学术思维能力，有助于学生走出书斋近距离地观察、思考历史与社会，有助于大学生更加准确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
（四）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以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为切入点的学习，要求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要迈出大学校门，到社会中感知、搜寻研究素材，这是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考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功能就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纲要》教学中也要把说和做、坐而论道和起而行之结合起来。在和社会的深度接触中认识中国近现代历史，通过细微处体悟历史，使大学生不断修正自己对人生和社会认识的偏差，避免“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侏儒”现象。大学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使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能够传承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优秀文化，以创造性的贡献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成为一个合格、优秀的“社会人”。因此，大学生除了学习各专业的基础知识外，更重要的是锤炼其认识社会、适应社会、融入社会、贡献社会的能力。这就要求大学生必须时刻不忘了解历史、研究社会。在《纲要》教学中，教师通过适时、适度地引导学生从认识学校或学生所在地域社会的历史中感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利用本土资源，为广大学子搭建从象牙塔走向社会大舞台的桥梁，从而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一）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理论课教学之中。
第一，导入式教学。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堂课的开场白精彩与否是这堂课成败的第一个关键，如何导入新课显得至关重要。以地方历史文化导入新课，一开始就紧紧抓住学生感兴趣的人和事，吸引学生高度的注意力，随着教师的引导走进历史的时空。如在讲授综述“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时，以学生所熟知的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引入，再到迄今为止最古老、最先进、最科学、最生态和谐的，仍然继续使用的都江堰无坝水利工程；以蜀文化的发源、内涵、影响，激发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后逐步扩散到整个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由此起到抛砖引玉之实效。
第二，穿插式教学。在讲授教材具体内容时，可不失时机地将与之有密切关联的本土人物和本地历史上发生的重大事件穿去，以此丰富教学内容，加深学生的认同感，这是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到课堂之中的主要教学方法。如讲维新运动时联系“戊戌六君子”中的四川人杨锐、刘光第的生平，说明戊戌维新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这是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由此可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分析维新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以及经验教训。如讲辛亥革命的爆发时，必然会谈到四川的保路运动，这时就可联系学生们非常熟悉的在成都人民公园内的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在简述这一运动发生、发展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一步认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从而深刻理解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又如，在讲到土地革命战争时就可联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使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也可加深对“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理解。
第三，多媒体教学。在教学中可配合教材内容，适时地运用多媒体教学，播放有关地方历史的录像片段，往往能做到形声并茂，更易引起学生共鸣，使教材内容生动化，起到震撼学生心灵作用的目的。如放映电视剧《民主之澜》中的一些视频，以本校创始人张澜的生平为切入点，让大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和派团结合作、共创新中国的历史，深刻揭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知识分子才能真正实现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理想 。
（二）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融入实践课教学之中。
、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要通过形式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社会现象的能力，深化教育教学的效果等。《纲要》课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既具有理论性，又具有生动的实践性。其实践性最主要是通过深入社会生活和社会调查、参观访问等实践活动来体现。
第一，参观访问教学法是最为学生喜欢的教学的主要方法之一。教师可结合课堂中讲述的地方历史相关内容，有选择性地让学生走出课堂，去参观、考察、访问有关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活动的遗址、博物馆、纪念馆 （碑），或现场讲授，让学生自己接触第一手的历史文物、历史遗址、历史材料，亲身感受历史，体会到历史的真实性。参观访问后让学生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并写观后感等。如在讲到抗日战争一章时，由于日军未进入四川，很多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就觉得有距离感，这时教师就可引导学生个人或班级组织参观位于成都市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其抗战博物馆系列建设有中流砥柱馆、正面战场馆、飞虎奇兵馆、不屈战俘馆、川军抗战馆等分馆及抗战老兵手印广场和中国壮士群塑广场等。它们以历史照片、资料、实物、文献以及场景复原或实景景观等方式陈列，生动展示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一次民族解放战争，正面战场的抗战与敌后根据地战场的抗战，以及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日斗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抵御外辱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尽管当时的四川是居于抗战后方，但仍然提供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前往前线，为八年抗战做出了特殊贡献。实践证明，本校学生虽绝大部分是四川人，但对川军抗战所知甚少，以此作为教学的切入点，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加深了学生对于全面抗战的理解。
第二，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相对集中地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指导学生对地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文物古迹、历史作品、历史材料、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等不同的专题进行研究性学习，然后撰写小论文或考察报告。既可独自承担某一专题，也可以几个同学组成小组合作完成某一专题。如四川及四川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贡献、抗日战争中的川军抗战、红军长征在四川等。学生通过设计课题、查找资料、社会调查等亲身实践，获得了对历史和社会的直接感受，学生对教材相关内容的学习得到深化和活化，从而达到 “通过所熟悉的身边的事物进入历史世界”的目的，也有利于大学生研究能力的培养。
四、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在《纲要》课中运用的原则
（一）适度性原则。
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教学时要处理好与核心课程资源的关系，不应喧宾夺主。《纲要》课所使用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及其 “学习参考文献”、“疑难问题解析”等参考资料，才是其核心课程资源。核心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是课程目标实现的重要保证，是进行教学的基础。因而，在《纲要》课教学中，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首先和主要的应该是《纲要》教材及参考资料的开发与利用 。部分地方史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只能处于《纲要》课课程资源的辅助地位，且应该从属于核心课程资源；加之《纲要》课课时有限，所以，在《纲要》课教学中，开发与利用部分地方史资源应该注意一个“度”的问题 ，过多过烦 ，连篇累牍 ，严重偏离教材内容，不但起不到激发学生兴趣的效果，反而会扭曲 《纲要》课程的性质、功能和教育目标。这就需要教师在开发与利用地方史资源前，熟悉和掌握地方史料的具体内容，寻找与教科书的结合点，对与教材相关的地方历史加以适当选择，避免盲目性。
（二）针对性原则。
面对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究竟哪些资源才具有开发和利用价值，才是有利于《纲要》课的资源，如何取舍？笔者认为主要应该遵循以下两方面的筛选标准。其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必须有利于《纲要》课程教学目标的实现。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规定，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大学生在了解国史、国情的基础上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据此，在《纲要》课的教学中，地方史资源的运用应该紧紧围绕 “两个了解”和 “四个选择”进行筛选。其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必须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纲要》课承担着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之一。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它们贴近学生，对学生具有亲和力，对学生的感染力极强，而在大学学习期间，学生又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运用不当将有违《纲要》课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功能。因而，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运用于《纲要》课教学时，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种亲和力，有针对性地采用能够弘扬爱国主义，能够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资源；并帮助他们逐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促使其自身思想政治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协调发展，为将来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整体性原则。
利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纲要》教学时，要有全局意识、整体观念。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虽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但它具有地域特征也毋庸讳言。因而我们在运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时，不能仅就事论事，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要能见微知著，一叶知秋，注重指导学生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分析和评价历史问题，帮助他们深刻领会四个选择的必要性与正确性。简而言之，我们应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视野下，将地方历史文化资源运用于《纲要》教学；使学生透过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感知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和本质，进一步体会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 。
综上所述，在《纲要》课教学中合理使用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有利于增强学生学习的直观感受，激发学习兴趣，有利于加强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与升华，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爱国主义情感，增强思想政治课教学的实效。但是地方历史文化资源的运用必须注意针对性和适用性，否则会适得其反。只有达成地方历史文化资源与教学内容的有机整合，《纲要》课的课程教育价值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2010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EB/OL].http：//moe.edu.en.2005-03-09
[3]齐熙泽.实践性地方教学资源在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运用的意义 [J].新课程（教育学术版），20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