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国家法制建设也逐步健全,对医务工作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仅要具备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同时,也要熟悉自身工作中潜在的法律问题,依法行医,以便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医学院校作为培养医学人才的基地,必然要承担起对医学生法律教育的重任。我们认为,法律素养也是任何专业大学生应具备的素质,通过对医学生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律意识和法律思维的培养,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因此,我们尝试着对传统的教学方法加以改革。
一、“问题教学法”组织课堂教学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就是提高学生的听课效果。高校大学生已经步入成人阶段,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简单的灌输方法是无法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的。为此,在教学方法上,应该主要采用“问题教学法”来组织课堂教学,使提问成为课堂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的传统教学一直把提问作为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我们认为,在当今形势下,提问的职能要发生转变,即提问不仅仅起到检验的作用,更应该是师生增强互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能力的一种手段。因此,我们在教学准备阶段,精心设计课堂问题,使问题成递进形式,让学生不断思考,提出自己的见解,教师再加以引导和归纳,使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不断深入,让学生在思考和分析中提高素质。
二、案例教学法的运用
法学理论可谓博大精深,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让医学生既掌握法学理论知识,又对他们进行法治思想的教育,案例教学法不失是一个捷径。在具体运用案例教学法时,我们主要采用如下方法:
(一)案例讲授
学生们普遍感觉行政法这一章很难理解,它不像刑法、民法那样贴近生活。我们就在课前先讲一个主题案例,并把该案例贯穿整个理论讲授全过程,让学生对什么是行政机关、什么是行政相对人等问题先有感性认识,再向学生讲授“行政法对公民权利的约束性”,这些法治理念,就容易得多。我们讲授的对象是医学生,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基本法律知识,更希望了解医患纠纷中的法律知识,因此,我们在课堂上加入了医患纠纷的典型案例,把法律知识和学生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学生们切身的体会到了学习法律知识的实际价值,培养了他们的兴趣。
(二)多媒体案例教学
选用有代表性的案件,实际放映给学生们看,让他们对法律知识有更直观的感受。在讲授“刑事诉讼程序”时,结合相关庭审视频,给学生讲解相关法律条文阐述其意义,这样就是学生对书本上枯燥的叙述有了鲜活的认识,学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理解这些知识,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三、改革考试方式,培养创新意识
长期以来,不论对作业还是考试,老师和学生都形成了依赖标准答案的习惯,只要与标准答案不同,就是0分,这样做很难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也挫伤了学生的思考问题,提出个人见解的积极性。因此,我们一改传统的闭卷考试模式,而是采用了案例考查法,就是让学生根据案例中所给的条件,回答两三个问题。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围绕教学中的重点知识点,让学生把学过的知识与案情结合起来,以达到培养学生法律思维的目的。在评卷方法上,采用标准答案与非标准答案相结合的方式,即使学生的答案与标准答案不相符,但是学生运用了学到的知识,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会取得好成绩,这就给学生更多的独立思考空间,学生们能够活学活用,把考试变成展示自己的平台。
通过对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方式的改革,能够培养出专业技术优秀,同时,懂得法律知识的人才。为减少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颇为有益。
参考文献:
4.4 职务性医疗行为的职务性是区别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职业的要求，所以《职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医师对急危患者，不得拒绝抢救，否则便应当追究其不作为的法律责任。第二十八条规定，在有灾害、疫情、重大伤亡事故发生时，医师应服从调遣。上述规定是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和其他服务行业所没有的。根据医疗服务的职务性特征，在追究医务人员的过错责任时，一般不适用普通民法主观过失责任中的关于“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的理论来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所谓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以致产生了这种后果的。然而，作为医务人员一般并不存在“应当预见……而没有预见”的问题。有哪一位医生不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又有哪一位麻醉师和外科医生不懂得给病人麻醉可能会发生麻醉意外？给病人开刀，可能会产生失血、休克、损伤周围组织器官及其他手术意外的可能？因此，对于医生一般不存在没有预见的问题。所谓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但是由于轻信能够避免，以致产生了这种后果的。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民法或刑法中的关于对过于自信的过失，应当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立法本意，是要告诫人们：既然行为人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社会的后果，那么，行为人就不应当去干，否则，就应视为违法，如果产生了“应当预见”或者“已经预见”的后果，就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然而，医生却不能因为已经预见到了“服药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而不给病人服药，手术、麻醉可能会产生麻醉意外和手术意外而不给病人作麻醉和手术。这是医疗行为的职务性特点所决定的。如果将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理论用在医疗行为上的话，那么，所有医疗行为均不能干了，只是将医院关门才能避免预见中的后果。这显然是违背医疗规则及立法本意的。笔者查阅了国内十几种版本的《卫生法学》或《医学法学》教科书，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医学界的著作，几乎无一例外地均将民事与刑事的这一过失责任理论套用在医疗行为上，这实在是对医学科学及医疗行为的一个极大误解。有位作者在谈到医疗事故犯罪的主观过错责任时，曾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某外科主任医师在给一名患腹腔晚期肿瘤病人作手术的过程中，病人曾两次出现心力衰竭，均经及时抢救好转，助手们劝其暂停手术改期进行，但该医师固执己见，继续手术，以致病人心脏出现第三次衰竭，终因抢救无效死亡。”该文的作者分析说：“该医师的心理活动主要是自信，轻信凭借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也会象第一、二次控制心力衰竭一样使病情得以控制，但却未能如愿，致病人死亡。”[16]文章没有交待这位主任医师是否真 的受到了刑事追究。但作者举这个例子的本意是非常明白的，就是要告诉人们，“这位主刀医师的行为，已完全符合医疗事故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这是无视医疗行为的职务性特点，将医疗职务行为混同于一般民事行为的典型例子。也是将一般刑法学或民法学上的过错责任理论生搬硬套地用在医事法学上的典型情形。如果说该病人的死是由于主刀医师的过于自信的过错责任“所致”的话，那么该医师根本就不应当为该病人制定“手术治疗”方案，因为按照这位作者的观点，在医生为该病人制定手术方案时，即已经走出了犯罪的第一步！难道该主任医师在决定让该晚癌病人上手术台之前，就没有预见到该病人可能会发生心力衰竭或心脏猝死？如果病人在手术过程中发生了第一次心衰时，就要关腹的话，难道在下一次手术时，病人就不会有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问题是很明白的，象这种晚癌病人在任何时候给他作手术均随时都可能发生心衰。为什么预见到了可能会发生心衰的结果，还要为他制定手术方案？这就是医生的职务性特征所决定的。医生不能因为预见到了有医疗风险，而放弃对病人的治疗。医生若因此而放弃治疗，这才是应当受到法律追究的违法行为。为什么在手术台上第一次及第二次发生心衰后，这位主任医师还要继续为他作手术？这正是因为这位主任医师已经预见到了如果这一次关腹了，下一次开刀也存在着同样的危险，为了避免病人开两次刀，受二茬罪，才决定在两次发生心衰后仍继续为其作手术的。宁可自己多担点风险，也不愿让病人经受二次风险与痛苦，这正是高度的负责精神与敬业精神的体现。这位医生非但不存在主观上的过错，而且其职业道德是非常高尚的！治疗失败，完全是难免性并发症所造成的。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三条第3项的规定及可容性危险原则，可使其违法性得以阻却，而不构成医疗过错，更 不存在有医疗犯罪的问题。疏忽大意的过失及过于自信的过失理论，通常只适用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这一理论对于一般民事行为只有在非常情形下，如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时，才不予适用。而对于医疗行为恰好相反，它在通常情形下（即对正常的诊疗护理工作）是不能用这种理论来追究医务人员的法律责任的，只有在非常情形下，才予适用。例如，有一护士在为病人注射青霉素时，本应当先做皮试的，但是由于凭着自己的经验，工作几年都未碰上1例过敏的病人，于是未作皮试就为病人作了注射，结果发生了青霉素过敏性休克反应，由于该护士是故意违反诊疗操作规程，是属于非正常情形下发生的事件，因此对该护士的处理才应当适用“过于自信的过失”给予相应的处罚。由于我国法学界对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还没有吃准弄清，对医事法是并列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一门独立的法律体系缺乏认识，因此，在法学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均产生了太多的误区，不仅在民法上，同时还突出地表现在修订刑法时，未将危害公共卫生罪单列一章，而是将医疗事故罪等职务性的过失犯罪纳入到刑法的第六章，与暴力抗法、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嫖娼、盗墓、倒卖文物、吸毒、制毒、贩毒以及组织黑社会犯罪等故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归到同一类型的犯罪中去了。使原先由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性犯罪案件，莫明其妙地当作一般主体犯罪划归由公安机关管辖了，这实在也是对医事法的一个极大的误解，使法律界与医务界都不胜尴尬。【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6） 01 （a）-0000-00
党的十以来，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其中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法治保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为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提高全民族的法制水平有赖于成功的法律教育，法律教育是实行法治、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所以，培养高职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对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及促进我国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贯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和全面实施高职院校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
1国内现状
2010年10月30日，卫生法学国际研究院在南方医科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我国首家卫生法学专业性的国际科研教学机构，其设立的宗旨是：与国际著名院校合作，共同培养卫生法学高端国际型人才，为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积累高端管理型人才资源，同时也为我国医立法提供智力支持和制度借鉴经验。这足以见，医事法学教育在我国受到广泛的重视并己经蓬勃发展。也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科研成果，取得了比较显著的社会效应。
冯玉芝在《浅谈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一文中，对于医学生的医事法律素质进行了界定：认为医事法律素质就是法律素质，就是指作为社会个体存在的人（主要指从事医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在医事法律法规知识占有、医事法律知识运用以及法律意识具有等方面所具有的素质。对于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界定：1、熟悉并理解医事法律相关规定；2、培养履行医疗医务的守法意识；3、强化医患关系平等的观念意识；4、培养医疗纠纷与诉讼中的证据意识；5、培养承担医疗侵权责任的法律意识。针对当前医学生的医事素质提出了针对性的改进和提高的途径：1、树立培养医学生素质教育新理念；2、以案例为基本教育信息载体；3、开展模拟法庭实践教学；4、提高教师法律实务水平。
李军海、安娜在《论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一文中，深刻的剖析了当前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病因：1、基础课效用不足；2、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参差不齐；3、学生工作者在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体系中的缺位；4、学生欠缺法律素质自我教育。针对以上的病因，提出了针对的改进措施：分为四个层面即：医学理论教育层面；法律理论教育层面；学生工作层面；学生活动层面等。认为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既要认清大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一般特点也要突出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特性，而且必须将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至于国家法治建设的潮流中，今儿根据学校特点建构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相对合理的思路。
程乐森，徐玉梅、宋茂银在《面向医疗实践加强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认为：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工程。依法行医不仅要求卫生机构的设置，各类人员的组成、职责、考核、奖惩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医务人员的行医行为、病人的求医行为乃至尊医行为也要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不能局限于理论教育，还应于医疗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走出校园，到生活中去学法、用法、服务社会。
李喜、范利国、姬翠梅等在《医学专业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研究》一文中认为：医学生在校期间不仅要培养符合要求的医学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掌握和养成符合时展的人文素质，其中法律素质是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人文素质。然而，当前医学生法律素质现状令人担忧，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实践能力欠缺。因此，提高和加强医学生的法律素质就迫在眉睫。具体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1、转变传统教育观念，提升医学法学地位；2、提升师资力量，培养一批专门的医法结合的高素质师资队伍；3、丰富培养手段，构建科学的培养体系；4、改变传统教育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等。
杨丽、岳远雷、赵敏等在《武汉地区医学院校大学生医事法律素质现状调查研究》一文中，通过对武汉市学院校564名大学生进行的医事法律素质的问卷调查显示：地区医科大学生医事法律素质呈正态分布，处于中间水平；但是医科大学生对于医生执业领域的一些法律知识明显不足，在某些领域中虽然掌握了相关的医事法律知识，但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却有较大的不足。
然而，当前医学生法律素质现状令人担忧，法律知识匮乏、法律意识淡薄，法律实践能力欠缺，在国家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高职院校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2国外研究现状
19世纪，美国法学界开始关注因医疗纠纷和医疗事故而引发的诉讼，医事法学教育逐步走入了高等教育的行列。罗马大学法学院在四年级开设有“医药与保险法”。日本法科大学院开设了“法与医疗”课程。医学院校也都开设了医事法学相关课程，运用医事法学理论规范医生医疗行为和指导医学立法执法等工作。现今，医事法学、健康法和艾滋病防治法等己经成为国外大部分法学院和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随着医学和法学的不断完善与相互交叉，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学院或医学院校都逐步开设了医事法学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医事法律素质。
综上所述，随着针对医师和医院的诉讼迅猛增加，医事法学教育、医事法律问题的研究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我国高职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方面的科学研究尚不深入，目前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培养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体系、培养原则、培养方法，甚至没有清晰的关于高职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存在问题的认识，所以根本没有进一步形成加强高职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的改革途径和措施，医学生的医事法律素质培养模式陈旧和单一，并没有显示出全面改革的迹象。通过文献查阅，目前尚未见到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战略思想与高职院校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联系起来研究的理论成果。因此，基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视域下高职院校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的研究，是一个有待开拓、深入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 李煜.论大学生法制教育的现状及改进[D].长春理工大学，2009.
2. 冯玉芝.浅谈医学生医事法律素质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09（3）：27-28.
1．医学生的学科偏好和中学时代的文理分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实施基础教育的大多数普通高完制中学校，将中学生的课程粗略划分为理科和文科两大类，学生们只能学习到部分学科的知识。每年高考结束后，大多数医学院校只面向理科类考生招生，导致了医学生鲜有丰富的人文知识背景。众所周知，医学是一门将自热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学科，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具备理科优势的医学生自然而然就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医学研究中去，从而忽略了学习他们本不擅长的医学人文理论，更不用说那枯燥乏味的医疗法律法规。由于医学学习起步时的兴趣偏好，导致了国内医学法律教育的“先天不足”。这也是近两年来不少省份的相关教育部门提倡取缔高中文理分科、培养中学生人文素质的原因之一。
2．医学生的学业压力和就业形势，淡化了他们对医疗法规的重视大部分医学院校规定医学生只能在前三年的专业理论知识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临床技能培训，为此他们要完成30几门医学相关学科的学习。大学科都涉及到了人类前沿的生命科学技术和复杂的生物效应原理，而白天的学习仅能掌握一些浅显易懂的理论知识。许多医学生为了钻研那些高深的医学理论，不得不放弃了选修人文关怀、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的时间，整晚忙于复习功课。即使有个别对医学法律知识感兴趣的学生，也在考试和申请奖学金的压力之下将精力转移到完成必修课的学习上。加之，近几年医学生就业形势严峻，高年级学生忙于备战考研，人文法律类的选修课更是少人问津。这也是大多数医学院校内选修课缺席、逃课现象普遍的原因之一［2］。
二、医学院校的培养引导不足，加重医学生法律知识匮乏
1．医学教育工作者对医学生法律教育的忽视长期以来，医学院校的教育工作者主要由基础医学院内从事科研工作的讲师和附属医院里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构成。由于职业特征，他们在教学活动中或是一味强调培养医学生的科研能力，或是一味抓紧培训医学生的临床技能，鲜有具备医学法律法规专业知识背景者。由于医学教育工作者不熟悉医疗法律条文，导致医学生在第五学年临床实习时忽视医疗相关法律法规，不尊重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出现了医疗操作不告知、漏报传染病卡或代签医疗文书等违反医疗法规的现象。一旦在实习期间发生医疗纠纷，这些尚未取得执业证书的医学生将不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2．医学院校课程设置和奖学金考核制度的不合理阻碍了医学法律教育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采用学分制，以随堂授课的形式给学生们讲解医学理论知识。学分的重点集中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这两大类必修课上。对于医学法律相关课程，有的医学院校就定为公共选修课，在夜间授课，其学分不纳入学生的期末考核中;有的医学院校就干脆不开设，只是在《医学伦理学》或《医学心理学》等选修课内教授一些医学法律知识。这类选修课只能在伦理道德等意识浅层为医学生提供一种解决医疗纠纷的思路，并不能上升到法律武器的高度，更不能在以后的临床工作中提供有效保障。在学年末的奖学金评审中，大多数医学院校把必修课成绩的权重定为80%以上，有些医学院校甚至只纳入医学专业课程的成绩［3］。这些举措并不能有效地激励医学生学习医疗相关法律法规，反而使本来就不受重视的医学法律教育愈发乏味。
3．医疗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有碍于医学法律教育的实施尽管近二十年来全国人大颁布了《执业医师法》等9个卫生法律，国务院出台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25个行政法规，卫生部也制定了多达400条的部门规章制度，但卫生法并没有独立于《民法》之外成为一个单独的法律体系［4］。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倒置”、“无过错举证”和“过错推定”等问题使医患关系已经违背了民事法律关系中主体平等的特征，导致在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案件审理时医患关系法律性质难以界定［5］。对于法律界专业人士尚争论颇多的医疗立法问题，医学教育工作者们也各持己见。在繁重的学习压力下，医学生们一方面无暇查阅相关法律著作，另一方面对教师们因人而异的案例解析倍感困惑，自然难以培养其敏锐的法律意识，因而常常在“医闹”事件中处于被动地位，影响工作和学习。
三、加强医学生法律教育的措施
在现有医学教育模式下，医学生们从传统的医学法律教育中所获得的微薄知识，已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在以提高人类生命质量和增进身心健康为宗旨的第三次世界卫生革命浪潮中，我们的医学教育更应该顺应国际医学发展的潮流。医学教育改革已成为培养优秀医疗管理人才、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那么，在当今医学教育体制下的医学法律教育改革要注意哪几个方面呢?
1．从兴趣和实践入手，培养医学生健全的法制观念由于医疗服务的对象是患有疾病的人群，医学教育就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文色彩。医学教育工作者们可以在课堂上开展医学法律知识的问卷调查，了解学生们对医疗相关法律法规的掌握情况，课后再以社团、协会为单位举办各种妙趣横生的法律小讲座和经典案例分析，把学生的兴趣爱好引入医疗法律法规的学习中［6］。另外，针对医学生专业课学习压力大、课余时间不足的特殊情况，医学院校应当在必修课程设置时选择性地纳入一部分医学法律相关课程，将学习专业理论与学习法律知识融为一体，避免夜间选修课与专业课复习时间冲突。在第四学年的临床见习中，专业课代教老师可通过院内案例分析进一步加深医学生的法律意识，让他们在临床实习前能熟悉医疗相关规章制度，避免在日常工作中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它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综合性概念，涉及人的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知识、法律情感、法律行为等各个方面。
一、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重要意义
培养法律素质是当前医疗市场的需要， 医疗行业是一项服务于患者的高风险职业，疾病种类多，情况复杂，转归又难以预测。医护人员需要应对竞争激烈的医疗市场，满足患者不断提升的健康需要。所以必须树立强烈的法律意识，既维护患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也维护医护人员自身的权利，只有时刻将法律意识贯穿整个医疗过程，才能确保医疗安全，最大限度地避免医患矛盾、纠纷。
1、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需要。和谐医疗关系的构建是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建设，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来，医患纠纷上升幅度十分明显，令人担忧和警惕的是，在目前的医疗纠纷中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的不多，许多纠纷演变成了冲突事件，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显示，90％的受访医生对自己的职业环境不满意。医学生是未来的医务工作者，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采取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方法，是医学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构建和谐医疗关系的良策。
2、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完善和优化医学生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的需要。医学生是我国未来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的骨干力量，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下，对人的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医学生应当具备更高层次、全方位的知识能力，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应的其他学科的知识；不仅要有良好的文化素质，而且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心理素质、身体素质等。法律素质是现代人才素质的重要内容。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必须学习法律基础课，掌握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努力完善和优化自己的知识结构，才能成长为不致被淘汰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专门人才。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本领。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各项建设事业、对外交往，都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学法、不懂法，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将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
3、培养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是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也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医学生学习法律基础课，懂得基本的法学基础理论和基本法律知识，有助于了解并充分认识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必要性、长期性和艰巨性，了解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特色及其规律，进一步增强民主法制观念，提高法律意识，自觉地积极投身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中。
二、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方略
1、注重学习和掌握法律修养的基本知识
法律修养的主要内容是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法律修养的学习重点，在法学基础理论部分，掌握法的本质特征和涵义，了解法律的形成和发展的简要过程，了解法治的本质、特征和作用等。在宪法部分，了解宪法的本质及其产生和发展历史，了解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在部门法部分，掌握我国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制度。结合医学院校的特点，侧重培训《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医疗卫生法》等，由最基本的“民法”入手，到与医疗行为息息相关的“医法”，使医学生对其有相当层次的了解和熟悉，加强自我修养、培养法律素质。
2、安排典型案例分析
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安排与医疗纠纷有关的案例分析。在学生掌握了有关基本知识和分析技术的基础上，教师精心策划，对临床上曾发生过的具有代表性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针对问题，进行详细解析，将学生带入特定事件进行案例分析，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或集体协作，提高其识别、分析和解决某一具体问题的能力。正如美国法学院的一句名言所说的那样，案例教学的目的是“训练学生像律师那样思考”，学生从司法审判和法庭辩论的角度去阅读案例，寻找依据，进行推理，得出结论，学习过程带有很强的“务实”色彩，通过案例学习，学生能够得到相当数量的法律运用和能力的训练。
3、注重理论结合临床再教育
在临床实习中，要求学生在进行各项临床实践时都能从法律角度去分析、理解、体会。防范在医疗过程中如执行医嘱、护理操作、医学检验、配药发药、文件书写、与患者接触沟通可能会出现的潜在性问题，使学生对医疗行为中常见的可能的法律问题有较为感性的认识，也就是将法律知识渗透到医疗实践中，更牢固地培养法律意识。
4、注重知行统一，在践履中学习
前人说过：“修以求其粹美，养以期其充足，修犹切磋琢磨，养犹涵育熏陶也。”知行统一，强调践履，这是由法律修养的特性所决定的。学生通过学习讨论掌握了法律知识，这谓 “知”。但“知”并不是法律修养的最终目的，“知”的目的是为了“行”，是为了“践履”。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指出，“不行不为真知”。因此加强法律修养是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过程，只有通过个人的主观努力和亲身实践，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不断增强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激励的能力，慎独自守，防微杜渐，才能实现提高自己法律修养素质的学习目的。
医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对提高其综合素质，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都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冯玉芝.医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途径与措施[J].辽宁医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2-14
[2]古津贤.高等医学院校医事法律专业教学模式探讨[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7(3)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511X（2012）02-0005-06
一、问题的提出
生命伦理学的诞生和发展，与现代医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其不断展现的复杂而多变的“医疗实践”领域及其急速变革有关。进入20世纪以来，现代医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凸现出日益尖锐的生命伦理难题，它们在不断地“书写”人类依靠技术治疗疾病、增进健康、强化生命的各种“传奇”的同时，也对人类的伦理规范和法律制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医疗-技术”现象（或者“技术-医疗”现象）的医学进步和生命伦理实践，正在不断地将遗传学、神经科学（脑科学）、干细胞技术、基因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技术（例如影像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带人医疗实践；而与此同时，几乎每一项由现代科技进步带来的医学进步，都对旧有的生命伦理学理论与实践以及与之相关的医事法学带来咄咄逼人的挑战。生命伦理学面临如许众多的质询，例如：如果我们相信技术进步能够带来医学进步（这一点我们坚持一种朴素的信念），那么它如何才是一种道德的进步以及法律的进步？该问题使得现代医疗技术所开启的医疗技术行为，俨然成了从生命伦理学视野上影响现代技术挑战伦理及法律问题的“爆发地”！而每一次技术对伦理或法律的挑战（如器官移植技术、克隆技术、基因诊断技术、以神经科学为基础的脑服务技术等），都迫使科学家、医生、法学家、社会学者、政府、媒体和公众必须动员起来寻找应对的良方。各种各样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仍然如挥之不去的魅影，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实践如影随形。
于总体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以现代医疗技术为例，主要集结于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难题以及法律难题。从逻辑上看，它大致包括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三个方面。
其一，伦理难题。即使法律支持该技术，我们在伦理上仍然面临无法解决的难题，存在着诸“理”之冲突而每一种“理”都有理的情况。伦理难题的典型形式有三种：（1）伦理与伦理之间的冲突。即有两种伦理，一种是从个体自由出发的伦理（它主要关涉权利问题），一种是从总体责任出发的伦理（它以义务为首要原则），这两种伦理在特定的医疗技术境遇中，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2）一种伦理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的道德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即医疗行为主体之间（医生与病人）可能存在道德理由或道德主张上的分殊和相互冲突的情况，从而在医生的权利与病人的权利之间产生尖锐的道德冲突。（3）在一种集团伦理或组织伦理的特定境遇中存在着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冲突。比如医院组织对个体有普遍性的伦理约束，而个体的道德原则又可能存在着与组织的伦理规约相冲突的情况，于是在特定的医疗技术行为中，出现了“道德的个人和不道德的组织”这样的伦理一道德悖论。
其二，法律难题。广义的法律难题必定是从伦理难题而来，然而在生命伦理学中存在着一类相对狭义的法律难题，它将伦理的讨论存而不论，在寻求一种“伦理中立”的法律解释和立法实践的过程中遇到了支持与反对都有法律依据的情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解释的难题，如两种解释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们彼此相互冲突；一是立法依据的难题，在是否立法（比如针对安乐死或医自杀的药物和技术的应用问题）以及如何立法等问题上皆存在着相互抵牾的主张，且似乎各自都能自圆其说。
其三，伦理一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或者主要地由伦理难题而来，或者主要地由法律难题而来，它是内含着伦理和法律因素且在二者之相互关联问题上呈现的难题。代表性的伦理一法律难题有两大类：（1）现有伦理上的析理无法为法律上的适用提供依据，而现有法律规范或解释又无法体现伦理的价值、原则和道德理由，于是出现了伦理失灵和法律失灵的情况；（2）又或者，伦理上的支持和反对都符合法律解释原则，而法律上的支持和反对都有强有力的伦理上的支持。伦理分析、道德论争和推理是法律问题之求解的基础，许多法律难题的产生乃由于伦理难题尚得不到治理或澄清；同样，法律的解决方案往往又作为权宜之计不能真正地为伦理难题找到出路。
二、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与问题症候
近十年来，伴随着克隆的多利羊（1997年）的诞生以及人类胚胎干细胞被成功地分离（1998年），以及人类基因组图谱的绘制成功等一个又一个的技术进步及其在医疗实践中的运用，生命伦理学愈来愈聚焦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医疗技术实践所展现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以及伦理一法律难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亦受到医疗技术最新进展的影响：（1）在汉语语境下，现代医疗技术对伦理与法律的挑战，成为亟需从文化、社会、宗教、伦理、法律等人文价值世界领域进行治理的难题；（2）而一些似乎已经被解决的问题（如脑生或脑死的问题）又重新成为新的伦理一法律难题；（3）由于现代医疗技术及其临床研究和应用，前所未有地关涉到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义务和相关制度的公正问题，以及前所未有地标示出技术本身存在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它必须获得伦理与法律的支持，且极大地依赖于伦理难题或法律问题的治理或解决。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各国政府被迫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挑战作出回应，即从伦理治理与法律对策两个方面筹划或者设计一种有利环境，既促进现代医疗技术（尤其是高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又尽量避免社会被高新技术所侵害。这使得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于总体上愈来愈面向“应用”，且愈来愈介入具体的社会决策或社会行动。例如：针对干细胞转化医学等高新生命技术的医疗实践及其产生的生命伦理难题，英国于2005年通过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理事会启动了“社会科学干细胞行动”，鼓励人文学者、伦理学家、法学家等介入这一领域；欧盟的BIO-NET项目，旨在希望中欧合作研究生物医学技术中的伦理治理问题。
中国卫生部于2009年3月2日出台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这个文件可以视做我国从政策层面应对现代医疗技术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官方文件，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它对我国医疗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医疗抉择有指导性的作用。然而，这个“管理办法”并不是我们解决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与法律问题的“灵丹妙药”，由于遇到的问题有些是非常棘手的伦理难题或法律难题，它甚至无法给出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中国生命伦理学亟需完成一种“语境梳理”，即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从更广泛深入的实践探索中，以及更多维交叉的跨学科视野的关注或研究中，尤其重要的是在与科学家或医疗领域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对话研究中，进一步探讨我国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治理和法律对策。
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现代医疗技术在中国医疗实践领域的研发、传播和使用，除了造成普遍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之外，也正在形成“医疗技术的中国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医疗技术的发明、应用及其对社会整体的影响，对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价值观、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中国人产生越来越大的“隔离”感；第二，各种高新生命技术的研发和使用，也正在影响着人们的具体生活，比如，医疗上的器官移植技术、基因诊断技术、试管婴儿技术，等等，这些技术的使用也正在考验中国人的伦理意愿，改变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现有的法律解释提出了挑战；第三，由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社会文化形态和生活思维方式，与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上建构起来的现代性医疗技术体系存在一定的差异，一些在西方语境中可以发挥作用的伦理或法律规范有可能在中国社会失效，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生命伦理学难题”。
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一般而言，源于现代社会对现代医疗技术中产生的与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有关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广泛而深刻的关注与激烈的论辩；特别地说，源自医疗技术在挑战伦理及法律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民生和中国医疗技术进步带来的重大影响。
从学说史的角度或者学术语境看，中国大陆学者对生命伦理的中国难题的研究和关注，是与生命伦理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在中国大陆的产生、发展和不断成长的历程密不可分的。一般认为，大陆生命伦理学开始于1979年，以美国肯尼迪研究所的学者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为事件的标记。同年12月全国医学哲学的会议在广州召开，会上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邱仁宗研究员介绍了英语国家有关辅助生殖技术，脑死亡和安乐死及其他生命伦理学问题的争议。1980年，《医学与哲学》杂志创刊，邱仁宗研究员的开篇论文为“死亡和安乐死”。1987年，邱仁宗教授出版了《生命伦理学》一书，成为将美国和西方生命伦理学介绍到中国的开篇著作。1988年10月《中国医学伦理学》创刊。1988年7月全国“安乐死伦理、法律、社会问题”研讨会召开，1988年11月“人工授精的伦理，法律，社会问题全国会议”召开。上述两本杂志的出版，两个会议的讨论，标志着大陆生命伦理学的正式开始。从1997年至今，大陆生命伦理学进入了“体制化”和“法规化”的新阶段。更多的机构审查委员会（IRB）或医学伦理委员会建立了起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制订符合生命伦理的政策和法规上。同时，也有许多学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的传统资源中寻找生命伦理学中国化的启示，有所谓“儒家生命伦理学”、“道家生命伦理学”、“基督教生命伦理学”等学术探索和有益尝试。
然而，客观地分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有两大问题症候不可不察：一是缺少“对话”；二是不够“关心”。前者突出地表现为，伦理学家、法学家和科学家往往各自以一种自说白话的“自信”来应对或解决难题，但并未真实地面对问题；后者突出地表现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热心于追踪生命伦理前沿问题，对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现状缺乏调查研究的热忱或者不够“关心”，对中国医疗民生难题缺少足够的关心，因而不能真正地立足于中国本土并面向中国问题。因此，在现代医疗技术对生命伦理及法律带来的严峻挑战中，中国生命伦理学面临的更为紧迫而重大的难题是：如何在强调“对话实践”和关注“中国问题”的基础上，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难题，分析我们进行医疗抉择的理由和治理方案，探索中国生命伦理面临的困境和体系构建的路径，并给出相关问题的国情调研或国情对策。这意味着，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亟需完成两大语境的梳理：
其一是生命伦理学作为“对话的伦理学”的理念的确立。“对话”理念的核心，是生命伦理学在跨学科的条件下，真实地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推进伦理学家、法学家、科学家、医生、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进入深层次对话与商谈的学术旨趣或良知抉择。因为，无法对话的、或者只是寻求独自的生命伦理学，习惯了将现有的道德理论或权利理论（如道义论、后果论和四项原则或者附加原则）应用到现代医疗技术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分析或解决上，往往使得伦理学家和法学家无法真正地沟通或理解，他们与科学家或医疗（卫生）政策的制订者，亦存在着不利于对话或商谈的知识“偏好”或学科“阻隔”，这不利于相关难题的梳理与解决。生命伦理学中国难题要完成语境梳理，首先必须作为融合或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对话实践才是可行的；其“生命力”并不主要地在于探讨某些备选原则的应用问题，（当然这些原则的讨论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而是力图在推进对话或商谈实践上有所作为，并在肃清问题或治理难题的基础上探讨我们如何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法律难题。
其二是生命伦理学的中国理念的确立和中国问题的应对。生命伦理学是在以问题或难题为取向的研究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在两个视野上展开相关难题的分析与治理：一是与医疗民生相关；一是与医疗技术的最新进步相关。中国理念和中国问题，无疑是我国生命伦理学应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伦理与法律难题的基本立足点。它在现代医疗技术之总体进展中，确定了面向中国医疗民生难题和中国技术进步难题的价值旨归。因此，尽可能多地关注中国的医疗民生，以及尽可能多地针对中国问题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是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立身之本。
三、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构建方向
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伦理学是与生命科学和医疗技术相关联的应用伦理学。然而，在当代汉语语境或者在生命伦理学面临的中国难题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思考生命伦理学作为一种新型伦理形态（Ethictopology）的意义。一方面，中国语境将从一种伦理观的意义上揭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作为涵盖生命科学、医学、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生态文化系统的本质，及其对重整人类性或民族性的伦理生活形态的医疗实践运动的重要价值；另一方面，中国生命伦理的“形态”理念，将从总体上回应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实现一种立足于中国伦理现实和法律实践对现代医疗技术进入伦理和法律的路径辨识或探索，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从原则和理论、问题和难题、政策和实践三大向度建构伦理体系和法律解释框架。从这一意义上看，中国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首先依赖于我们如何回到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乡土”，以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的审慎性、精确性和实证性，捕捉中国生命伦理的问题境域及其客观现实。我们过去关于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研究，或者主要地关注抽象的理论思辨而缺乏现实关怀，或者着眼于具体境遇中的具体因素而缺乏整体架构，缺乏对相关主体或利害相关人的主观伦理意愿的调查研究；而实际上，回归中国语境的最初步伐，必然是以当代中国人对医疗技术问题的伦理意愿为核心进行的实证调查，这是一项为生命伦理的中国形态奠基的工作。在此基础上，突破过去按照技术分类体系展开、以具体问题为直接对象、即时性的和碎片化的研究范式，建构一个将具体技术活动形态和历史背景、价值观念、道德意见、生活境遇、实践者意愿、社会责任、法律规范以及未来发展诉求整合在一起的分析模式。进而，通过理论和实践研究，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和医疗技术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重大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治理和应对，以及道德文化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立法与法治化建设，和未来发展总体战略等方面，提供一系列的对策建议、理论论证和国情分析。
基于对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的一种理论预设和学术期待，我们多少能够展望一下中国语境下的生命伦理学在其形态构建上亟待完善并着力建构的三大方向：
第一，宏观视野上的突破。生命伦理学是一个包含了生物学、医学、社会学、法学和伦理学等诸多学科，高度交叉与综合的创新性研究系统，是以伦理学为主轴贯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围绕“现代医疗技术”、“生命的诊治或加强”、“社会、法律、文化”三大关键论题展开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综合型论题。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必须厘清这三大概念的区别、联系及其各自的问题范围。因此，宏观视野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伦理学案例分析和道德哲学反思的方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野上基于对伦理难题与法律难题的领域界划或治理机制的探索，分析研究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医疗一技术现象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伦理是在“道德原理”和“道德规范”的论证、辩护、反思和批判的意义上为法律的应用或立法实践提供应然性之评判、正当性之理据和善的目标参照，它在“活的好”与“做的好”两个方面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问题，并将之融合到道德论辩和法理依据的分析之中，为法律问题的解决，特别是立法实践提供原理支持、原则辩护和价值引导；法律则是通过强制性的规范体系包括立法、判例和针对具体问题的司法解释，体现伦理的价值、原理、原则和规范，它在强制性规范或判例的“适用”层面，以不容争辩的形式关涉权利、义务和责任，面向行为或应用层面解决有关难题。而“现代医疗技术”作为人的“医疗技术行为”，将医疗技术变革与生命伦理突破以一种亘古未见的方式相互紧密关联起来了，它凸显了技术干预所进入的“从生到死”的生命之过程，以及“从身体到心灵”的生命之体系，从而在实践上给医疗抉择带来了各种各样棘手的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这一研究进路，并不仅仅是为了描述或者讨论在技术发展、运用的具体过程中产生的具体的伦理和法律难题，而是将“现代医疗技术”视为一个动态演进的现代技术变革与人类医疗实践相互融合的过程的基础上，揭示技术活动与人类伦理生活和法律秩序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去审视由于现代医疗技术所引发的一般社会问题、生命伦理难题和法律难题的产生根源、呈现形式和治理机制，为从理论上解决这些问题奠定逻辑和概念基础。
第二，中国生命伦理状况及法律问题的调查。生命伦理学的研究，在其本质上是对人类生存实践活动的直接关照，因此，通过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来发现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的必要基础和基本前提。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形态及其构建路径，其真实的开端处或起点处，乃在于我们运用社会学调查方法，比如通过文献研究、深度访谈、问卷被试和现场考察等诸多路径，获取中国本土面临的医疗科技的伦理及法律问题的数据库和典型案例，以为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提供调查分析之依据。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现代医疗技术中人与人之间或者人与物（或者以技术为中介）之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四大主题，设定相关问卷，对其中产生的生命伦理及其法律问题进行社会伦理状况的调查，获得中国本土（通过多群体分类调查）看待现代医疗技术及其应用的主观意愿方面的第一手数据和案例。这将使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变得清晰、明确、有力，从而使得生命伦理学的语境梳理真正向中国的现状和国情靠拢，找出中国问题的特殊难题。以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和法律的中国难题为例，可能有三种具体表现形式：普遍性问题，普遍性问题在中国语境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发源于中国现实的特殊问题。我们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区分并加以科学的描述，清理出造成这些区别的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社会生活条件，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人的伦理、法律和医疗生活的真实状况，以及我们如何认识、理解和应对这一生存境遇及其中蕴含的生活体验和伦理意愿，决定了我们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开启或者梳理中国语境的基本方式及其特有的学术品质。
第三，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研究。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关涉诸多复杂艰巨的问题域或问题系列。在现代医疗技术的范例中，核心的问题轴线是以“生命伦理”为基点或主轴，通过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力图辨析或澄清医疗技术行为中面临的权利、义务、责任和公正等方面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因此，生命伦理学的中国语境，除了要在宏观理念研究的推进策略上根据伦理难题、法律难题、伦理一法律难题的问题轴线展开，还必须面对具体的重大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强调从“伦理观念变革”的意义上理解现代医疗技术以及在伦理一法律难题的具体问题境遇中展开道德辩护、伦理分析和法律分析。这表明，我们在问题域和研究对象的划分上，要通过综合医疗技术行为对生命过程或生命体系的干预，以及医疗技术发展演进的逻辑线索，对现代医疗技术中的生命伦理的语境进行梳理。比如说，我们可以从两大轴线上捕捉其中遭遇的重大应用难题或前沿问题：（1）在技术演进或变革的历史轴线上，梳理出“常规治疗技术”、“高新生命技术”和“涉及人类发展性需求的医疗技术”三大类；（2）在技术与人（医疗主体）相关的空间轴线上，梳理出与身体相关、与神经或心灵相关、与遗传和世代相关三大类。由此，形成了一个由“时空交织”的问题网络，并系统探讨其内在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的立体性的应用难题和前沿问题。现代医疗技术对人的生与死、身与心、遗传与世代等至为根本的生命之过程和生命之体系进行操作、干预或控制，对现有的（包括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规范体系带来了重大挑战和冲击。
四、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与研究路径
当代生命伦理学是一个涵盖了生命科学技术、伦理学、哲学、法学、社会学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生命文化运动，生命伦理学及其原则（四原则）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在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国际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在道德论辩和法律解释两个维度对有“乔治顿咒语”（尊重、行善、无害和公平）之称的规范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和质疑，生命伦理学的众多研究成果都试图对原则进行重新审查或补充。因此，以生命伦理为主轴，将道德理由（辩护和论辩）和法律依据的探讨作为生命伦理体系的两翼，突破现有的生命伦理学的进路，是生命伦理学面向中国问题或中国语境进行医疗抉择和问题治理的必然选择。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有赖于这种理论与实践之良性互动的生命伦理运动之勃兴，以及我国生命伦理学理论研究在进入或梳理自身语境时贯通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哲学论辩与难题治理等区隔或阻滞所具备的实践智慧。
从这一意义上看，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择其要者而言，主要地是由一系列嵌入在当代中国医疗技术实践中的伦理难题、法律难题和伦理一法律难题构成的，它本身预设或者预期了一个与中国医疗民生和医疗技术实践密切关联的生命文化运动（或生命伦理运动）的可能。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展开及其研究范例的形成，从一种伦理形态的意义为中国生命伦理的道德前景指引着方向。它强调以中国生命伦理的理念，回应以生命科学技术和神经科学为主体的现代医疗技术在医疗实践中带来的世界性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强调在综合医疗科技行为带来的医疗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建构中国医疗技术的生命伦理体系。这意味着，一种着眼于生命伦理之道德前景的生命伦理学研究，必须格外重视其对中国未来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之民生价值内涵的关注，所以既包括对实践问题进行理性反思的研究，也包含对具体问题进行理论分析、论证和理论指导，以及在社会政策、制度和国家法治建设方面的指导策略，和面对具体实践问题时所应采取的伦理和法律技术策略。因此，这是一个涵盖了基本理念、理论逻辑、政策和制度设计、法律规范体系和具体行动技术策略，并以促进和改善中国未来生命科学技术体系、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和谐发展为最终目标的系统工程。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生命伦理学在研究路径方面面临三大转型：
其一，以“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在生命伦理学的中国难题的应对方略上倡导一种“对话”和“商谈”的伦理学，用意乃在于：力图使得“以问题为取向”的生命伦理学在一种跨学科对话和跨文化商谈中，打破学科壁垒，打通人文价值世界和医疗技术世界的阻隔，以“对话伦理学”的交叉融合的视角，进行难题分析、现状调查、问题治理，并提供指导医疗抉择的对策建议，从而进一步推进生命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我们知道，对当代生命伦理学而言，现代医疗技术所产生的生命伦理和法律问题，已不再是单个学科的事情，而是一个关涉多个学科的集群性问题，没有多学科的共同介入和合作研究，人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以及由之产生的诸种理论问题甚至文化问题。在强调多学科的共同合作和研究的同时，运用对话和商谈的研究方法，力图打破原有的学科界限，在众多相关交叉研究视域中（比如医学伦理、医学社会学、医事法学、伦理社会学、法伦理等）进行问题分析和理论探析，这不但能改变以前各学科各自为伍、单兵作战的“独白叙事”的状况，促进学科交叉与融合，还能形成以问题为中心的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研究进路。
医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掌握医学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培养符合时展需要的人文素质，其中法律素质是一项不可或缺的人文素质。教育部、卫生部关于“本科医学教育标准”文件中指出，医学生必须树立依法行医的法律观念，学会用法律保护病人和自身的权益。可见，法律素质教育是高等医学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目前人们对医疗服务质量的要求与期望日益增加，法律观念和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但与此同时，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存在诸多问题，造成医学生法律知识匮乏，缺乏基本的法律思维能力和法律实践能力，导致在今后的执业中医生没有恰当履行诊疗义务、说明告知义务、医院的安全保护义务，或没能及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合法权利等，使得医疗纠纷日渐增多。因此，提高医学生的医事法律素质，培养医法结合全面发展的医学生，有利于提高医疗服务质量，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有利于促进我国医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二、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现状
（一）传统的教育观念忽视法律素质教育
医学是专业性极强的学科，因此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学生专业知识和临床技能的培养。目前国内大多数普通医学院校对医学生培养计划基本上由三大块组成，即公共课程、基础医学课程、临床医学课程，其中基础和临床医学都属于专业教育。[2]与此同时，当前我国医学生大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法律教育则属于完成任务、修满学分的教育。这种纯属应付、敷衍了事的现状根本无法完成培育医学生执业法律素质的目标。
（二）课程设置不合理
目前医学生所接受的法律教育课程主要由两大块组成，一是必修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二是选修课《医事法学》或《卫生法学》。首先，“基础”课是自2005 年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进行改革，由原来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合并的结果。那么法律部分所涉及的内容大量减少，只占八个章节的其中两章。相应的课时量也在锐减，之前的《法律基础》是36学时，现在的“基础”课总共才54课时，平均分配的话，法律基础的内容只有14学时。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开展教学，把法律部分的内容讲解清楚给老师们提出了难题，通常任课老师通过两种途径完成，一是把所有涉及到的法律知识点到为止，不深入讲解；二是选取少量相对重要的法律知识分专题讲解。无论采用哪种方法都不可能系统地讲授我国法律体系的内容，无法实现学生法律素质教育的目的。另外，许多医学院校还开设有《医事法学》或《卫生法学》选修课，目的让学生增强社会主义法制观念，了解与医药卫生有关的法律制度。但选修课现在已经沦为部分学生赚取学分的工具，普遍不予重视，导致教师教学积极性也不高。因此同样达不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缺乏复合型师资力量
医学法学学科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应用性，对教师的知识结构有着很高的要求，教师除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外，还要掌握医学本身的规律，了解基本的医药学知识。但是，目前医学院校这样即懂医又懂法的跨学科复合型师资力量极为短缺，师资力量相当薄弱，教师在教课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造成种种教学缺陷，影响教学效果。
三、医学生法律素质培养的途径
（一）改变传统教育观念，提升医学法学学科地位
要改变传统的医学教育重视医学专业知识教育，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的观念；转变传统的重视医德伦理，轻视法律规范对医疗行为的调整作用的观念，最终形成医学专业知识、医德伦理和法律素质教育相结合的综合素质培养机制。医学教育不能忽视人文素质教育特别是法律素质教育，为了提高医学法学学科地位，应该优化课时和教材结构，增加法学课程的课时比例，还要在医疗实践活动中增加培养法律素质的环节。在医学生临床实习前，通过认真学习医疗规章制度和临床技术操作常规，使实习生的临床医疗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带教老师需按照要求认真带教，监督学生遵守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规范实习生的临床技术操作，如要认真学习《医院各项工作制度》、《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和《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等，[3]保证临床工作中无漏洞，无过错，从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
（二）改革《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理念
在法律教学中，“基础”课要注重对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守法观念的教育。不应局限于法律知识的传授，从而改变以往教学“重法律知识传授，轻法律意识培养”的教学理念。在有限的课时中不可能实现完整法律知识体系的讲授，因此开展医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更具有可实践性和现实意义。关于具体的法律知识可由学生在课下根据自身兴趣自学，遇到问题可由老师通过网络进行答疑，在互联网异常发达的今天，可以通过邮箱、QQ、微博、微信等多种方式进行互动，以此解决课时量有限与教学内容庞大的矛盾。
（三）开设医学法学必修课
医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涉及的法律问题也较多。在提高医学生一般法律知识的同时，还要结合医学院校的特点进行医学法律的学习和教育，使医学生了解和掌握医学法律法规，明确自己在今后的医务服务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履行岗位职责，更好地规范自身行为。因此，高等医科院校应把《卫生法学》、《医事法学》列为医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学生通过系统的学习，从而掌握卫生法或医事法的基础理论、医院管理法律制度、公共卫生监督法律制度，执业医师、执业药师、执业护士管理法律制度、传染病防治法律制度、职业病防治法律制度、食品卫生法律制度、药品管理法律制度、医疗事故处理法律制度、血液及血液制品法律制度、母婴保键法律制度等。
另外要重视教材的选择，选择系统性和实用性强的教材。教材的内容应避免过于单调和枯燥，不能是大量法律条文的罗列，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教材以医疗法律案例为主，并且案例的选择要具有代表性、典型性、新颖性，这样才能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其次教材的内容还要结合医科院校的实际，具有针对性。如《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药品管理法》、《护士条例》、《侵权责任法》等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这些与医学生执业息息相关的法律法规是教学重点内容。培养医学生的法律意识，要知法、懂法、守法，规范其诊疗行为，当出现医疗纠纷时，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在工作中善于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教学方式要立足于医学生的不同专业进行针对性授课。比如针对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必须要着重讲解执业医师法、母婴保健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内容，并且还应当结合临床实践中容易发生的医疗纠纷进行分析，指出依法行医的重要性。总之，老师的教学必须具有针对性，让学生真切体会到法律和自己的切身利益相关，增强其学习医事法律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开设法学第二学位课程[4]
如前所述，由于“基础”课的课时局限，学生前期接受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不足，即使开设医学法学必修课，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基础理论知识作铺垫，学生依然无法理解和掌握部门法的内容，因此开设法学第二学位课程可以保证法律知识的传授和法律素质教育的连续性和系统性。在医学院校开设法学第二学位的教育，可以强化法制教育，增强医学生法律意识，使医学院校的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前，打下“学法、知法、守法”的良好法律素养，在学校中形成良好的法治氛围。医学院校在校医学生，今后将走向各个医疗岗位，在他们的学习阶段，应对其进行法制教育，明确医务人员在医药卫生工作中的权利和义务，正确履行岗位职责。它对拓宽医学生的知识领域、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增加医学生的社会主义法制观念，更好地从事医药卫生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培养医法结合的师资队伍
教师是教学环节的主导，学生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质量直接影响医学生的法律素质教育的成效。提升师资力量，培养一批医学与法学相结合的跨学科跨专业的高素质法律专业师资队伍至关重要。一方面可以利用医学院校的优势资源，鼓励法学教师学习医学知识，旁听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如《基础医学概论》、《临床医学概论》、《卫生管理学》等，强化对医学相关知识的了解。另一方面激励中青年教师进修深造，提高学历层次的同时增加教育背景，对新进教师要求具备医学和法学背景。通过多种途径不断完善医学法学学科师资队伍建设。
（六）营造良好的医学人文校园环境
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是要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校园文化氛围。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实践活动，把课堂教学与课外教学、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结合起来，增强医学生提高法律素质的主观意识，实现医学法律教育的目标。医学院校可以设立“医学与人文大讲堂”，专门邀请有丰富医疗实践经验、德高望众的资深医学专家，在人文科学领域造诣较深的知名学者，具有丰富医疗法律实践经验的法律工作者， 如法官、律师等，医疗机构处理医疗纠纷的专家，校内在人文素质方面有研究的优秀教师在“大讲堂”进行专题讲座和学术报告，另外还可以开展知识竞赛、辩论赛等主题明确、生动有趣的各种法制教育活动，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自觉地接受法律知识的熏陶。[5]
（七）多样化的实践教学
1.模拟法庭
法律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必须以实际的法律运作使学生认识、消化和接受法律知识。应该多让学生在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法律，通过“模拟法庭”的形式，让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答案。在学生掌握了较多的医学与法律相关知识后，可自行举办模拟法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精选的典型医疗纠纷案例分别担任不同的法庭角色，以法庭审判为参照来模拟审判，学生根据分工讨论具体案情，找出相关的医学、法学知识点，查找相关法律法规，制作对应的法律文书，布置法庭，演绎完整的法庭审判。这样既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法律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又可以培养学生注重诉讼程序公正性的理念和对医学法律知识的感性认识。
2.观摩审判
这种教学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组织学生到法院现场旁听医疗纠纷典型案件的审判，通过旁听法院审判的全过程，学生可以最直观地感受诉讼的全过程，体会具体的法律知识在庭审中的作用，培养学生利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二是把法院的真实庭审搬进校园，在学校进行真实庭审。这种方式对于学生更加方便安全，省去了很多麻烦。可以和法院联系选择典型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庭审进校园的实践活动，让学生真切感知自己的医学专业和法律的融合，认识到依法行医的重要性，培养学生法律理念的同时又营造了良好的校园法治氛围。
3.诊所式教学
【中图分类号】D918.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526（2012）08-0472-01
1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性质
法医学鉴定结论，是法医学鉴定人运用法医学的原理和方法，根据司法机关送检的目的和要求，对涉及刑事、民事诉讼中的尸体、活体及有关的物证和书证进行检验分析，做出的科学结论。法医学鉴定人做出的鉴定结论，未经司法、公安机关审定，并无法律约束力。只有当法医学鉴定结论经司法人员审查，认为正确、可信，方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一种法律证据，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在法医学鉴定中，鉴定方法的科学可靠，要求其尽可能不受鉴定人和被鉴定人主观因素的干扰，结果稳定、客观。但是，在实际法医学鉴定中却不尽然。因此，司法工作者在使用法医学鉴定结论之前，要结合案情、调查材料、被告人口供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对法医学鉴定结论进行审查和评断。因为法医学鉴定结论，是法医学鉴定人运用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检验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所以，绝大多数鉴定结论是正确的，是侦查和审理案件的重要的证据之一。但在个别情况，也会因鉴定人的理论知识和实际经验不足，受检验条件和鉴定对象等方面的影响，而做出错误或片面的结论。因此，司法、公安人员对法医学鉴定结论，一是要重视，经审查认为正确、可信，可作为定案的根据；二是要认真研究鉴别，不能把鉴定结论看成是“科学的判定”，而迷信鉴定结论，只能相信，不能怀疑。只有对法医学鉴定结论进行正确的评价，才能充分发挥其法律效力。
2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法律审查
法医学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一种，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相当广泛，无论是民事案件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抑或是刑事案件中的故意伤害案件，法医学鉴定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证据。然而，受其实践中固有缺点的局限，并非所有的法医学鉴定结论都能如实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如不认真仔细地审查和判断法医学鉴定结论的正确性，对检察工作而言，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必然成为空谈，因此，笔者结合司法实践中提出以下几种对法医学鉴定结论的审查方法。
2.1审查法医学鉴定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19 条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解决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的时候，应当指派、聘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定。”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受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法医学鉴定人或鉴定单位，做出的法医学鉴定结论才具有法律效力。未得到司法机关的批准、承认的法医学鉴定机构，或不符合条件的法医学鉴定人做出的鉴定结论，不具有法律效力。实际经验证明，受过法医学专业训练而有丰富鉴定经验的法医学鉴定人，对查明案件的真相，发现犯罪和揭露犯罪人最有成效。没受过法医学专业训练的医生，虽然有较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医学知识，但由于缺少法医学知识，鉴定结论往往不够准确，或易出差错。
2.2审查法医学鉴定结论与损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法医学鉴定人由于没有参与办案，而如果脱离本案的事实进行鉴定，往往难以发现问题。只有将鉴定结论和案件的客观事实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判断，才能发现法医学鉴定的内容与其他事实之间是否有矛盾，鉴定结论和损害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9（a）-0073-01
1 大学生法律素养与思政课实践教学
1.1 大学生法律素养
法律素养是指大学生通过法律知识的学习，将其内化为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并外化为运用法律的能力。当前，大学生法律素养培养和提升主要借助高校思政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医学院校除了要注重学生的医学素质之外，还要注重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加强相关的专业法律知识教育和实践，以培养跨世纪的合格医学人才。
1.2 思政课实践教学的重要性及其现状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2005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中指出：要加强实践教学，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所有课程都要加强实践环节。目前多数高职高专医学院校组织实践教学的方式基本停留在组织学生“三下乡”、外出参观考察、假期布置写社会调查报告等套路上。而假期的“三下乡”因受各方面的影响，参加的学生人数很少。带学生外出考察受安全因素、经费有限、场地有限等方面的制约，也影响实践教学的普遍推广。学生利用假期自行参加社会实践撰写社会调查报告，收效不佳。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实践教学的途径，提升实践教学效果。
1.3 通过思政课实践教学提升大学生法律素养的重要性
目前，本科医学院校已普遍开设了卫生法学、医学伦理学等课程，而高职高专医学院校中的相关法律教育体系还比较薄弱，而且缺乏学的大纲，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和尚未开展涉及学生法律素养的实践教学等等。
实践教学是实现受教育者法律素养内化和外化的必要途径。加强实践教学，促进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使其将所学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实践相结合，应该成为当前高校思政课实践改革的方向。通过大学生躬身实践，使他们了解和认同法律，可以将法律规范的基本要求内化为自身的认知、情感和信念；通过思政课实践还可以将大学生的法律认知、情感和信念外化为具体的行为，并最终形成良好的法律素养。当前一些高校的探索表明：实践教学能增强学生对具体法律的感知和体验，使学生在活动中深化法律知识、感知法律功能，培养法律情感，提高法律素质。我国的《执业医师法》对医师的业务素质、职业道德、法律知识等方面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就要求医学院校必须把法律素养教育摆在重要的位置，使法律素养教育成为医学教育的核心之一。
2 基于法律素养提升的“三位一体”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
为了提升医学生的法律素养，我校紧紧围绕“以问题为中心的课堂实践教学、以校园文化为中心的校园实践教学”和“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心的校外实践教学”的“三位一体”的实践教学模式，切实提高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为大学生法律素养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平台。
2.1 合教育资源，建立法制教育实践基地
为保证实践教学顺利开展，我校本着就近、管用的原则，积极整合教育资源，建立了法制教育基地，使学生们不出校园就可以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法制教育基地主要通过大量的图片、音像资料，借助模拟法庭等形式给学生一个仿真法律环境，加速学生从法律理论到法律实践的转化，为提高法律素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2 以问题为中心，切实提高针对性
课堂实践教学是指教师在课堂上采取除讲授以外的包括课堂讨论、辩论、演讲、视频资料播放及模拟情景等教学方式在内的旨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积极性的教学形式。课堂实践教学不是老师的“专利”，需要学生的配合，学生要提前收集、整理与所授课内容相关的文字、影像资料，同时还要利用假期做一些社会调查活动等。课堂实践要以问题为中心，关注社会热点、难点，加强师生之间的互动、学生之间的互动。我校的课堂实践在提高学生法律素养方面主要围绕“培养法律素养的公民”，既注重所选案例的法律性，也注重案例对学生做人做事的影响，拒绝庸俗化。思政课教师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中，要通过经典法律案例导入，引导学生展开激烈讨论，通过对热点社会问题的法律分析，逐步培养学生的现代公民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如通过分析“南京彭宇案、天津许云鹤案”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让学生讨论见死不救是否应该纳入法律体系规范人们的行为，同时结合《老年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进而讨论“该不该扶”和“怎么扶”哪个更重要。在追问和选择中，学生才会深入思考法律和道德博弈中的深层次问题。还可以紧密结合医疗纠纷案例进行法制教育，引导学生从法律的角度对现象、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同时可通过辩论、讨论、查资料等方式，使学生通过切身体会与实践，将法律知识自觉地转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树立遵法、守法的良好的法制观念。例如，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当事人的举证责任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当受侵害的患者与医院因为医疗事故纠纷发生诉讼的时候，由医院一方来承担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举证责任。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为什么不是“谁主张，谁举证”。
2.3 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提高校园实践的实效
作为高校学生第二课堂的校园文化活动，是高校思政课校园实践的主要载体，也是提高学生法律素养的主要途径。校园实践是思政课的辅助教学和延伸，是思政课实践教学的有效形式。我校的校园实践主要联合学工部、校团委、学生社团等部门，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同时将法律实践寓于校园活动之中，通过法律文化宣传、法律社团活动、模拟法庭、广播站开辟法制广角、校报专设法律教育栏目等活动形式。这样可以使大学生在这样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形成知法、懂法和守法的好习惯。
2.4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心，增强校外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校外社会实践教学主要是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统一组织和指导下进行与课程教学内容相关的参观考察、暑期社会调查、组织“三下乡”活动等。我校的校外社会实践教学主要依托学校建立的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如区法院、市廉政教育基地等。在校外实践活动中进行法律素养培养和提高，主要是通过法律实践，改变课堂教学中枯燥法律理论讲授的传统模式，将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实践结合起来，注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法律思维能力的形成。通过这种法律实践的感知和体验，使学生感知法律功能、树立法律信仰，提高法律素养。
医学生法律教育实践模式的实践
我校在公共卫生学院、第一临床医学院、口腔医学院、药学院在医学生开展教育管理的过程中，注意把握好新生入学教育、专业成才教育、医院实习教育、毕业教育等环节，根据医学生的不同学习阶段，分层次进行法律素质教育：对低年级学生，着重加强法律法规常识教育；对高年级学生和研究生，着重进行职业道德教育；在毕业教育活动中，着重进行以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为重点的廉洁行医教育；在集中考试阶段，结合加强考风考纪建设，进行诚信道德教育；同时，在形势与政策课中适当安排法纪教育专题，对大学生进行比较系统的法纪教育。[2]另外，开展读书报告会、辩论会、研讨会、模拟法庭等系列活动以及“三下乡”、“进社区”、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社会调查、生产劳动等社会实践和公益活动，使学生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熏陶、认识得到升华、觉悟得到提高，增强法律素质教育的实效性。具体采用的实践系列活动见上表。
医学生法律知识教育实践成效
2 医学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教育部、卫生部于2009 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医学教育工作提高医学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医学教育，德育为先。要将德育和职业素质培养列为医学教育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要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发展祖国卫生事业和保障人类身心健康的使命感。要进一步加强以医学职业道德、职业态度和职业价值观为基本内容的职业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责任感，重视伦理问题，将预防疾病、解除病痛和维护民众的健康利益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责任”。[1] 2001 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和2008 年我国教育部、卫生部颁发的《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试行）》都对医学生的“思想道德目标”作出了明确规定：“遵纪守法，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愿为祖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医学服务和研究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因此，医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纯粹的自然科学，同时也是一门社会科学。在高等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必须着力于医学人文精神的培育和医德素养的养成，积极开展教学内容的整合，以满足医学生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
3 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当前的高等医学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接班人的光荣使命。医学生的培养必须满足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和当前医学发展的要求。我国目前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面临两个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是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呼唤优质的、人性化的医疗服务。当前我国医疗事故频发，医患纠纷屡见报端。造成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常见的原因主要是医护人员的人际交流不当、责任缺失、医疗服务不到位、医德素养低等。另一方面是医学模式的转变。世界卫生组织对健康有了新的解释，健康不仅是指没有疾病或病痛，而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在当前高度社会化的大环境下，人类的健康受到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人民群众对医疗服务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医学也正在向生物———社会———心理模式转变，正如铭刻在特鲁多医生墓碑上的墓志铭所说：“有时，去治愈；常常，去救助；总是，去安慰”[2]。医疗卫生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学生有更好的医德素养与更多的人文关怀，这对医学院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新挑战。
二基于良好医德养成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整合的内容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与医德教育联系最紧密、最适合全面系统融合医德教育的课程。教学中，在立足于教育部统篇教材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前提下，在理想信念、道德与法律三大块中，融入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精神，即在思想部分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医学哲学观和价值观；在道德部分结合中华民族传统医德，整合道德观教学内容，启发医学生思考如何做一个医德高尚的医务工作者；在法律基础部分结合医疗法规内容，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医疗法律观念，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1 结合历史人物或事件，整合“三观”教学内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是重中之重。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首要任务。因此，在教学中可以结合有关医学的重要人物或典型事例来整合教学内容。如2013 年度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仁医胡佩兰终身献身医学的先进事迹。对这些人物或事例所展现的献身医学事业、维护人民健康的医学精神要深入挖掘、大力宣讲，以增强医学生的使命感，培养医学生献身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责任感，从而帮助医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2 结合中华民族传统医德，整合道德观教学内容中华民族传统医德，是指我国五千年历史长河中，无数医家在医疗实践中形成的，具有影响、可以继承并得到不断创新发展，有益于后代的优秀道德遗产。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公元581～682 年）在其所著《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一文中，论述了有关医德的两个方面：其一是精，要求医者要有精湛的医术，认为医道是“至精至微之事”，习医之人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其二是诚，要求医者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也就是说一个医生除了要有精湛的医学专业技术外，还必须具备不求名利、不辞辛劳的为病人服务的精神。
“16 号文件”指出，“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专业学习的各个环节”。高等医学院校在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把中华民族的优良医德传统融合进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更好地充实和丰富现代医德教育内容。
在历代医疗实践中形成的优良医德传统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仁爱救人、赤诚济世的事业准则；清廉正直、不图钱财的道德品质；虚心好学、刻苦钻研的学习作风；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服务态度；不畏权贵、忠于医学的献身精神和不断总结、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3]这些优良医德传统是古代医家心怀儒家仁爱之心、行医家精诚之术的典型，也是今天的医务工作者应该继承和发扬的优良医德传统。只有把这些优良的医德传统渗透到学生医德教育中去，其德育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很好地利用古代名医典范展开医德教育，如家喻户晓的中国古代医德的典范华佗、孙思邈、张仲景、李时珍，被后人赞为“杏林佳话”的三国时代的江西名医董奉，被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称赞为“轻财如粪土、耐事如慈母”的北宋医家庞安时，被誉为“贯彻古今医术”的温病学派奠基人叶天士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这些优良医德传统和典范事迹融入医德规范的教学内容里，更能激发学生树立高尚医德、献身医学事业的决心。
3 结合医疗法规，整合法律基础教学内容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法律部分是对医学生进行基本的医疗法规教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医疗法规是对医务工作者医疗行为进行规范的重要手段，是一种强制性的医德规范，是约束不正当医疗行为的准则。医疗法规对于保障患者合法权益和维护医务工作者合法权利具有重要作用，是调节医患关系的重要法律准则。一方面，医疗法规可以提高医务工作者对医疗事故的防范意识，对于减少医疗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医疗法规是衡量医疗责任的标准，利用它能公平公正地处理医疗纠纷，调解医患关系。
医疗法规内容包括医事法学理论、医事法律制度、医疗纠纷处理、医疗风险规避等。高等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一方面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医疗法规的理论教学，培养医学专业学生的法律意识。如在讲授“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法律部分，可以调整课时安排，增加医疗法规的内容和课时，尤其是应增加《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重要内容的讲授；也可以组织开展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的知识讲座和知识竞赛等活动，从而提高医学生的学习兴趣，帮助医学生了解和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高等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教学中要加强实践教学，要充分利用当地医院、法院等社会资源，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进入医院进行实践活动，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和分析医疗纠纷产生的原因，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医疗纠纷解决的方案和避免类似医疗纠纷再次发生的有效措施；组织医学生进入人民法院旁听医疗事故的庭审活动，让医学生了解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程序和法律依据。通过对医疗法律法规的学习与实践，帮助医学专业学生培养良好的法律法规意识，为他们日后走上医疗工作岗位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 高等医学院校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三化”（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做到“三个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加强对医学专业学生的教育指导,强调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要进行献身医学、忠于医学的职业理想信念教育,让医学专业学生树立起把个人的发展进步与祖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的职业目标。要把时代精神和中华民族精神贯穿于医学教育始终，帮助医学生养成良好的医德素养。通过培育和践行医学专业学生的核心价值观, 使医学专业学生能够正视多元化价值观的挑战,坚守当代医务工作者的医德底线，把医学生培养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