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026-02
海洋意识是人们对海洋与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作用、地位及重要性的总体认识或反映。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沿海地区占全国13%的土地面积，却养活了全国40%的人口，创造了占全国一半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一个国家、民族对海洋的开发、利用和对领土、海洋权益的维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海洋价值的认识，而先进的海洋意识离不开广泛而全面的海洋教育。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加强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意义重大。
一、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在当今国际社会，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将越来越多地依赖海洋。随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海洋越来越多地涉及我国的战略利益，牵动着我国的经济命脉，影响着我国的安全和社会稳定。
（一）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树立新时期大海洋防卫观的要求
海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是国防教育的重要内容。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海洋安全一直是以海防形式出现的。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海防所涵盖的范畴大大拓展，目前，我国的海防已经不单是1.8万公里的海岸线，在1.8万公里的海岸线以外，还要维护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理应享有的海洋权益。大学生是祖国未来国防和经济建设的主力军，高校通过对大学生海洋知识教育，使学生认识海洋，了解海洋，树立“寸海不能相让”的意识及科学的海洋观，为将来保卫祖国海洋安全和投身海洋建设事业打下坚实的思想和知识基础。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国防教育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爱国主义精神的本质在于对国家利益的深刻关注。近百年来，列强入侵，几乎都是从海上来的。近代海军战略家马汉经研究得出：“所有帝国的兴衰，决定的因素在于是否控制了海洋。”21世纪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然而我国目前海洋疆域局势纷繁复杂，部分岛屿被侵占、海域划界争议不断，海洋资源遭到掠夺，渔民生产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已经威胁到我国和领土完整，我们比任何国家都要强调维护我们的海洋权益。在这种情况下 ，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加强海洋意识教育，引导他们关注我们的海洋权益，强化保卫祖国海洋领土和权益的责任感。
（三）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快速提高大学生海洋意识的重要措施
当今世界，海洋权益已经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不过在相当多中国大学生的头脑中，还存在着一个误区，即提起国土，仅知道960万平方公里，不知道还有近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上述问题从一个层面揭示了在大学生中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迫切性。海洋意识源自于对海洋的认识，并通过不断进步的海洋实践得以提高和发展。虽然说海洋实践是人类海洋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但这种客体对主体的影响是非常缓慢的，仅靠海洋实践来推动海洋意识的快速提高是几乎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在推动大学生海洋意识发展中的作用就凸显出来。
二、目前我国高校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高校国防教育中的海洋意识教育还未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无法得到保证。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
近年来，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加强海洋意识教育也出台了一些相应的政策。但是，很多情况下，政策还只是文本上的政策，很难落实下去。教育主管部门和各院校，在国防教育中有关海洋知识的内容设置、时间安排、资金投入、师资力量建设等都无法保证。这说明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二）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教师人数少，学识水平不高
现阶段，还没有一种能够将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彻底地唤醒并凝聚起来的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缺乏理论的指导，教育只能是肤浅的、流于形式的教育。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专门从事海洋意识教育的师资人数非常少，普通高校国防教育教师一般都来自于军队和院校的公共课的师资人员，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经过专门培训，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三）教育内容不够完整、深入，持续性不强
目前，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内容分散在军事理论教材中的我国周边形势、国防建设等章节中，内容零碎，缺乏联系，不能构成完整的海洋知识体系。教学基本局限在海洋常识介绍，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内容、海疆领土争议的复杂性、海洋经济的地位以及海洋对政治、外交、文化等方面影响则介绍得很少。教育内容的持续性不强主要体现在，四年的在校学习期间，通常只修一门军事理论课程，或听几次海洋意识教育的讲座，就算完成了教育。
三、在高校国防教育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对策
针对中国海洋安全环境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大学生海洋意识淡薄以及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现状，我们要正视在海洋意识教育中的不足，寻找改进措施。
（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高等院校高度重视
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高度重视是解决海洋意识教育中存在问题的关键。教育主管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提高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切实把解决海洋意识教育问题当成迫在眉睫的问题、关系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来抓，在高校开展海洋意识教育工作中予以政策上和行动上的支持。高校应积极创建和完善海洋意识教育的具体实施办法，对教育管理、教育目标、教育的内容形式以及教育保障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规定。
（二）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研究工作，提高师资力量
教育离不开理论的支持，深入研究海洋意识教育理论是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基础。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工作要立足当代海洋意识发展的现状，依托各级科研部门和院校，研究出适应于不同教育对象的教育理论。可以把海洋意识教育理论的研究列入国家和各院校的重要课题，鼓励研究人员参加课题研究。在师资力量建设上，一方面要扩大和完善已有的师资队伍，做到定岗定编，并定期进行师资力量培训，提高师资队伍的综合素质。二是依托一些专业院校和科研单位，采用“请进来”的方法，填补师资力量不足和理论知识上的空缺。三是鼓励教师开展关于海洋问题的专题调研 ，结合专业特点，开展科研活动，提高国防教育的整体水平。
（三）拓展国防教育内容，把海洋意识教育列入军事理论课程中
现阶段，全国各高等院校的国防教育工作已经普遍展开，特别是军事理论课的教学，对高校学生迅速提高国防意识，树立现代新型国防观起到重要的作用。可以借助于军事理论课这个平台，把海洋意识教育纳入军事理论课中去。通过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提高在校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本人认为，军事理论课教学内容可以做如下的改革：在国防建设篇中增加现代海防观内容；在军事思想篇中，增加西方的海权论思想内容；在战略环境篇中，增设海洋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等内容；在军事高科技篇中，增加海洋科技对现代武器装备发展作用的内容。通过对军事理论课内容的改革，潜移默化地实现对在校大学生海洋意识的培养。
（四）在开展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要提大学生的海洋意识，仅靠课堂教学是不够的，还必须在开展形式多样的国防教育活动中增加培养海洋意识的内容。
高校可以围绕时事热点问题 ，组织海洋教育专题讲座。聘请海洋方面的专家、学者作为兼职教授 ，定期开设高水平的海洋意识教育讲座。鼓励军事理论教师立足于自身的科研 ，开设与海洋意识教育有关的专题讲座。
加大海洋文化宣传力度。通过各种校园媒体，传播海洋知识、海洋信息；举办大学生海洋知识科普展览和竞赛，制作以海洋为题材的影视、动漫作品，深入宣传和普及海洋知识；利用每年的国防日、海洋日、航海日、海军建军纪念日等特殊纪念日进行宣传。
[ 参 考 文 献 ]
[1] 张炜，冯梁.国家海上安全[M].北京：海潮出版社，2008.
我国是世界上较早走向海洋的国家之一。宋、元时代，海洋经济和海上贸易发达，海上丝绸之路闻名遐迩，海上力量强大，直到明初郑和七次下西洋达到了宣扬海洋文化的最高峰。明代中期以后，实行禁海政策，闭关锁国，重陆轻海的传统思想不断得到强化，我国海洋事业走向衰落。近代更是海权丧失殆尽，在造成国家衰落的同时，还铸就了人们头脑中重陆轻海的所谓“大陆观念”。面对新世纪的海洋形势，我们应当更新思想，提高全民海洋意识，树立现代海洋观念，构建国家海洋战略，这是有效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重要前提。
一、强化海洋国土观
“海洋国土”是指在国家主权管辖下的一个特定的海域及其上空、海床和底土。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国的内海水、领海属于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国家对其行使主权，对其内的一切人和物享有专属管辖权。因而，可认定是严格定义上的海洋国土。从广义上讲，“海洋国土”不仅包括一国的内海水和领海，而且还包括该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是一国内海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所有管辖海域的形象总称，是一个集合概念。
关于“海洋国土”概念，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著名海洋学家、国家海洋局前任局长罗镜如的论著中，后被人们广泛引用。这里指的海洋国土，应当是广义的国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诞生后，世界大洋水体与底土的法律意义均发生变化，领土和国土概念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已经广义化。用海洋国土来表述国家的新领土——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并把领海也包括在其中，是与时俱进的需要。但由于种种原因，“海洋国土”这一概念还没有得到我国法律的认同。要把海洋国土面积和陆地领土面积一样写入宪法，要经过相应的法律程序。在我国与邻国海上划界没有完成前，无法获得确切的海洋国土面积。最终得到海洋国土面积的准确数字，需要有一个过程。海洋国土这一法律概念，还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
专家呼吁，我国目前流行的国土观念亟待更新，国民尽快树立新的海洋国土观。海岸带、海岛土地及其地下底土资源、内海、领海和海岛上层空间资源、海洋空间资源、海洋水文气候资源、海域中的海洋生物资源、海底矿产资源、海洋能资源、海水及其化学资源、滨海旅游资源、海底文物及其他遗弃物等都是国家国土资源重要的组成部分。
二、强化海洋安全观
目前，中国的陆防形势恰逢历史最佳时期，国家利益分布迅速向海洋方向扩展，面临的主要地缘政治矛盾和压力也来自海上，必须抓住机遇，重视海上安全及海洋斗争，及时调整国防战略布局，加强现代海防力量建设。国家安全政策的制定要顾及沿海地区、领海、管辖海域乃至大洋航线、海上通道等多层空间的利益存在，还要关注涉及海洋法所赋予的在公海和国际海底区域享有的正当利益和海洋权益。善于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角度审视需要保护的海上安全利益，确定选择合适的策略与手段。
当前，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都与海洋问题密切相关。海洋安全的范畴不再局限于与军事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而是日益涉及社会、环境、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国家海洋安全利益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海洋竞争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部分，单靠军事手段已难以有效维护国家海洋安全利益。专家指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生效、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为我们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可能性。在积极发展运用海军防卫力量的同时，建立综合海上安全保障战略。在维护国家海上安全利益时，既要依托军事、经济等硬实力，也要善于运用政治、法律、科技、文化等软力量。
海盗、海上恐怖活动、跨国捕捞、海洋污染、海洋油气及海底资源开发、海军军备控制等问题日益成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加剧，使得各种涉海权益矛盾日趋尖锐，导致国际斗争复杂化。我们要坚持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提出符合我国利益的海洋公共安全理念，争取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主动权，以平等互利为基础构筑海洋安全合作机制，强调维护《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宗旨和原则，和平解决地区内海洋争端，化解与周边国家的海洋矛盾。
三、构建国家海洋战略
由于沿岸人口剧增、环境恶化、能源争夺、国家安全等因素，不少国家都在调整各自的海洋政策，但我国有关部门尚未对国家海洋权益现状和政策作过全方位、宽视野的评估。专家和业内人士都提出，要从国家层面组织对我国海洋战略、海洋政策进行全面评估和调研。作为国家处理一切海洋事务的基本政策，海洋战略是政府筹划对海洋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的依据，是国家用外交、军事等手段捍卫国家主权的基础。专家建议，海洋战略的出发点和依据是国家的海洋利益，涉及科技、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领域，工程复杂，但必须要尽早完成。
专家指出，海洋战略是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海洋领土和主权、海洋安全、海洋军事、海洋经济、海洋科技、海洋法制、海洋文化等诸方面，这些内涵互相关联，需要统筹协调，并有机联系于其他相关领域战略。因此，只有通过对它的全面、深化研究，提出对策，实践落实，才能加速海洋事业的整体进程。因此，无论在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中，还是国家安全战略、军事战略、科技战略中，必须抓住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对海洋强国战略进行深化研究，并且加速、加强有关对策措施的实施和实践，把经略海洋看成当务之急。海洋强国战略的内涵是多元的，这些内涵既是互相关联的，更应是协调统一的，还必然从属于和联系于国家的整体战略和其他相关领域战略。
构建中国的海洋战略，必须符合我国和平发展的国家总体战略，做到维护国家利益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统一。我们追求的海上安全和海上利益是共同安全和共同利益，不是“排他性”的霸权主义。对于我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这些完全属于我们国家的海洋利益，决不允许任何国家和任何势力染指，要坚决运用一切手段加以保护和捍卫。对于公海，特别是国际贸易海上通道和能源供应通道的安全与畅通，中国要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共同维护。
构建海洋战略还必须符合和服从我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和整体军事战略。目前我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还落后于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需求，也落后于国际社会对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贡献的期待。我们应加速军事力量的建设特别是海军力量的建设。同时还要化解“中国威胁论”等有害于中国和平发展大局的国际舆论。
海洋权益的维护，涉及法律、政治、经济、军事、科研等许多领域，是一项系统工作。国家应尽快组织有关部门制定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规划，明确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战略和政策，明确近期、中长期维护权益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和保障措施，以指导维护海洋权益工作的开展，使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工作走上有计划的发展道路。国家应通过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可操作的海洋发展规划，统筹安排海洋发展的各项工作，合理有效地保护、开发和利用海洋人文资源及自然资源。
四、加强海洋宣传教育
海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多么重要，用100多年前美国学者马汉的话说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通过海权，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当前在沿海大开发逐步向西部大开发推进过程中，不能淡化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今天我们必须聚焦海洋，聚集南海。南海诸岛之争集中体现在海洋国土的主权之争、归结为海洋资源和航道安全之争。海权之争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斗争。中国海权，就是“权利”部分而言，包括实现中国“海洋权利”和“海洋权益”两部分。[1]需要大力加强全民族的海洋观教育、增强海洋国土和海权意识，这对加速建设海洋强国意义重大。
1 从近代中国海战失败的原因看海权观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史在相对稳定的地域中持续和发展，西部由高山屋顶作屏障，中国的东南方是辽阔的海洋，它提供人们渔业和盐业资源，除了有点风浪外，没感到有威胁国家安全的地方，中国的统治者长期将海洋当作对外防御的天然“长城”，影响国家安全的地方主要来自北方，于是就修建了中国的万里长城。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算是中国历史上的光辉一页。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起，到1433年结束，前后长达28年，先后有208艘船和2．78万人参加了这八次航海活动，足迹遍及30余国和地区，打通了中国到东非海岸长达15000英里的交通，其规模、人数、船的吨位、航海里程、航海技术等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后来西方的航海探险家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活动。[2]
但中国人也只是把海洋当作夸耀国家的演戏舞台、没有真正认识到海洋的价值。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英国用“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才发觉有来自海洋安全的问题，开始了海洋防御的里程，但是越防国家损失越大，越防越对海洋恐惧，因海洋而割地赔金，因海洋而丧权辱国。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国晚清政府开始加强海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海防战略有了提升，由海岸变为海疆防御，开始建设海军，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北洋海军到1888年已被誉为远东最强海军了。然而，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还是败得惨不忍睹。追究其原因，除了政治腐败，没有大海洋的思维、以陆地为基础的守势战略、也是导致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没有制海权不行，有了较为强大的海军为何还是不行？其根本原因就是从掌权者到普通老百姓缺乏大海洋的观念，缺乏海洋文明能够带给人类无限利益与福音的认识。中国没有适时的进入海权国家，没有唱响海洋蓝色文明，总之，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一闪、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灭都证明了一个命题：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肯定成为不了海权大国，但有了强大的海上力量也未必就能成为海权大国，它需要有海洋制度、海洋经济和海洋文化三个条件作孵化器。
因此，今天我们面向海洋，对13亿国民加强海权观教育是何等的重要。
2 从现阶段中国海洋意识的匮乏看海权观教育的迫切性
先举个韩日对海洋意识的例子：韩国著名的“独岛光荣”事件值得我们深思。韩日之间有一个小岛，长不过200米，全是礁石，不生草木。韩国人称之为独岛，日本人命名为竹岛。这个小岛在韩日关系中的地位，恰如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二战前，日本占有该岛。独立之后的韩国宣布对该岛拥有主权。1953年5月，日本右翼人士趁韩国正为朝鲜战争所困之时，登上了这无人的小岛，修建起了标志物。而韩国人是怎么做的呢？在日本人登上独岛之后，一个23岁的韩国青年洪淳七趁战争期间枪支管理不严，通过非法手段采购了一批枪支，召集了几个热血青年，渡海登上了独岛，赶走了日本人，在岛上升起了第一面韩国国旗。
在那之后，洪淳七靠着一杆步枪，独自一人守卫独岛三年零八个月之久。在他的日记里，记载着无数次和日本舰艇、渔船对峙的记录。后来，韩国政府彻底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派出海上警察完成了对独岛的控制，洪淳七才结束了神圣的“守护国土大业”。但韩国政府没有惩罚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也没罪责他私买枪支，反而颁发勋章，表扬他的爱国行为。目前，韩国军队已牢牢控制了这个小岛。韩国在独岛常年派驻34名警察，同时配置了驱逐舰，快艇、直升机，随时戒备日本渔船和海军舰艇的侵犯，令日本船只不敢轻易越过雷池一步。日本人除了口头抗议，别无他法。韩国青年洪淳七，一个人一杆枪登上“独岛”赶走日本人，插上国旗，一守就是三年多，最终在个人的努力和全民的呼声中，韩国政府出兵收复管理，这是全民海洋意识的体现，对国家海洋主权维护的意识。
日本政府的海洋意识教育更是一种自上而下提高的典范，前面的3.4节（实行海上囤田战略）已提到，日本对位于东京以南千余公里外海洋中一个名叫冲之鸟礁的地方，却是“精心打造”，投资700多万美元用来在此礁人工养殖珊瑚，企图以此来宣布主权，为其开发附近丰富的海洋资源提供方便。
再看我们的祖国，因人们长期围绕“黄山、黄河”生活养家，沿着“长江、长城”糊口养育，对陆地文化的感情根深蒂固，对海洋的感情直到今天还是那么的浅薄，以致于深表遗憾！据报道，共青团曾对上海大学生做过一次调查，90%以上的大学生认为中国的版图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而不知道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许多大学生更不知道领海、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海洋国土的基本概念。有高知识文化水平的大学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其他文化水平相对低的群众了。在中小学初级的地理历史教材中对中国海洋历史地理的讲述是少之又少，而上面中国的版图描绘，只是以陆地疆域为主，而我们管辖的海洋呢？在日常生活中，海洋文化意识的缺失更是屡见不鲜，中国跨世纪的标志性工程——北京“中国世纪坛”，为了展示中国的疆界，就用760块方砖组成代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居然只字没提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海市“东方绿舟”教育基地知识大道上的历代中外名人雕像，其中有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却没有当年盛极世界的明朝舰队统帅郑和下西洋，这些海洋文化意识的现状多么让国人触目惊心、心急如焚啊！
美国海洋战略家马汉在《海权论》中说过，一个民族的强大与发展，将取决于这个民族的海洋文化的建设，海洋意识观念的强弱。是的，海洋文化是相对于大陆文化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开放型文化。它是千百年来沿海人民顶狂风、战恶浪、不畏艰险、勇于拼搏、敢于冒险的精神的结晶。海洋文化在任何时代都代表了当时的一种先进文化，海洋文化较之于内陆文化，更具有开放性、外向性、多远性、兼容性、冒险性、开拓性和进取性。
3 增强海洋意识，加强海权观教育的手段、方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更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实现伟大复兴的世纪。在这进程中，维护自己的海洋主权、捍卫领土完整是首先要完成的任务，而来自海洋方面的挑战包括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南中国海问题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最棘手的几个问题。[3]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海洋文化观，培养全民族的海洋意识。
3.1海洋国土知识在中小学课本中占重要位置
今天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应该大力宣传海洋国土观念，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把人们根深蒂固的大陆意识尽快转移到现代海洋意识上来。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但陆地空间不足，资源有限，海洋是今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所以海洋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在中小学的教材中应增加海洋国土和海洋资源的内容，在中华民族的幼小心灵中迅速植下一颗绿色的海洋心，将中国的版图面积=960万平方公里+300万平方公里的概念牢牢固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溶化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当前中国海洋安全形势严峻，，我们的“三海”即黄海、东海和南海均与周边国存在主权争端，面临着海岛归属、海域划界争议、海洋资源争端、海上通道安全、台湾问题、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等一系列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与挑战，有些问题，经过我们努力可以在我们这一代得到解决，有些问题看来只有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来加以解决。因此，这些海洋意识与中国的海权现状应该如实的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海洋国土知识在小学课本中应占重要位置。这一点日本就做得比我们好，他们的海洋意识比我们国人强。
建议在中学课本里，在《中学地理》中开设专门的课程《中国海洋与海洋权益概论》。
3.2各级政府进行海洋观教育时建议向青岛市政府学习
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就需要党和政府立法来加以推动。1994年11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正式生效，标志着人类正进入全面开发海洋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的海洋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在世界海洋大国中名列第5位。目前，中国有4亿多人口生活在沿海地区，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我国在开发海洋资源、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海洋权益、保证国家安全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与南海周边的越南、菲律宾相比也有不小的距离（如越南政府鼓励渔民到我南海诸岛海域捕鱼，实行“三免”的富民政策，即三年内免征资源税、免营业税、免个人所得税）。
近几年来我国各沿海省市政府相继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宣传，让人最为欣喜的是青岛的以海洋为主题的综合性的海上教育基地开工，为我国在海洋文化、海洋开发利用、海洋科技、海洋军事方面进行全面的展示和教育提供了平台，这对我国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沿海地区，对国民进行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方面的教育建议要以青岛市政府为榜样，掀起海洋观教育的热潮。青岛市为了增强公民的海洋意识，加强海洋观的教育，在中国海洋大学早已设立了青少年“海洋观全国教育基地”，中国人民海军还送一艘军舰给教育基地，军政携手，共为市民积极营造海洋文化的氛围，承担起“加强全民族海洋观教育”的重任。“海洋观教育基地”大致可分为六个部分：（1）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2）中国海洋近现史；（3）海洋意识与海洋强国；（4）海军博物馆（在军舰上）；（5）海洋资源与海洋科学；（6）人类与海洋美好的未来。[4]各级（省、市、县、镇）政府都要建立海洋观教育的基地和场所，建设海洋公园，各中小学每年组织去教育基地，免费到海洋公园参观学习，把这项工作设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3.3教育部门在海洋观教育方面大有作为
海洋既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源头，又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宝库。在当今海洋竞争的时代，如果不能有效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我们的国家利益就会受到重大损失，国家的发展就会受到极大制约。海洋权益包括国家的海洋权利和海洋利益。海洋权利属于国家主权的范畴，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而形成的权利，主要指沿海国对领海和毗邻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以及在公海和国际海底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国家的海洋利益是综合性的，包括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等。[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教育部门可以大有作为。关于海洋知识的题目要作为每年高考试题、硕士和博士生考试的必考题，高等学校都要开设《海洋科学导论》公选课，沿海地区的高校要开设海洋知识的必修课，国家公务员考试的题目，海洋知识类的题不可或缺，就是各类晋升职称和职务的考试，也要有海洋知识类的题目。只有这样，把平时教育与关键考试结合起来，海洋观教育工作就会大大推进，国民的海洋意识就会大大增强。
3.4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各级党、团组织将可以大显身手
2011年1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汪洋书记在视察广东海洋大学时说，海洋产业在广东是非常有前景的！广东省陆地面积不到17.8万平方公里，而海洋面积有41.9万平方公里。总体上讲，陆地开发过度，海洋开发不够。所以，面对新的世纪，海洋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着眼点。海洋产业是一个战略性产业。海洋大学的事业是最有前景的事业。要向全社会普及海洋知识和海洋意识。做好海洋科普工作，让大家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如何利用海洋，新世纪海洋开发对缓解陆地压力和保护生态环境有何意义，让大家都来注意海洋里的学问。[6]这表明中国沿海地区的领导已经认识到发展海洋产业与加强海洋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正在采取行动将其落实到实处。
团中央和各级党、团组织可以利用组织生活，广泛开展海洋知识竞赛活动和海洋知识辩论活动，可以利用暑假，组织优秀团员青年去南海诸岛参观旅游、夏令营活动，各市、县政府可以组织优秀干部、职工不是出国而是去南海诸岛考察。这一点既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又是一次海洋意识的培训，对推动全民国防海洋意识十分必要。
我国一年公务员出国考察费用竟然接近3000亿元，如果能作为国家意志与行为，把一部分公务员出国变为去南海诸岛免费旅游，在原来出国的3000亿元中节约1000亿元，用于补贴给去南海诸岛的飞机、船用汽油费，那么，我国国民的海洋国土、海洋文化教育将大幅度提升，建设海洋强国之路将会提前完成。
3.5要解决海洋教育和宣传问题，新闻媒体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
当我们迈入21世纪海洋世纪的时候，面对相对落后和薄弱的思想和观念意识，那么我们就需要我们海洋文化来阐释海洋世界新的理念，引导社会舆论和人民重新认识，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观。当今世界各个海上强国都有着其特有的海洋文化，比如英国、法国、美国，其海洋力量之所以强大是来自于其传统海洋文化的竞争决定了他们海洋发展的方向，形成新的海洋意识，海洋观念，使他们屹立于世界海洋强国之颠。
新闻媒体有传递信息功能，影响舆论功能和宣传教育功能。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指出，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一定要发挥新闻媒体在海洋文化和海洋国土教育方面所起到的宣传教育作用，把我们国家的海洋发展战略，南海诸岛及其海域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运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实事求是地通过事实，来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教育群众。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有了本质的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逐渐提升，现在已经稳居世界前列，在国际经济和政治舞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中国正走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道路上。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大国，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精心炮制了“中国”，宣扬中国的崛起会给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带来威胁的观点，中国的国际环境一度很被动。为了应对这种现实，为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中国提出了“和平崛起”的观点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支柱。想成为强国，必须首先成为“海洋强国”。中国想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目标，对海洋的掌控至关重要。而中国是传统的大陆文化国家，几千年来国家和国民的海洋意识都不是很强。想要实现“和平崛起”战略，我们必须要先成为海洋强国。想成为海洋强国首先要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这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认识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何在“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下发展国民的海洋意识已成为我们强国之路的第一步。
1海洋意识与海洋文化
文化没有清晰的概念。但是不论文化的定义如何，其核心是价值观念。而海洋意识，实质上也是在海洋文化层面上讨论关于海洋的价值观，即对海洋及其价值的认识和追求这种价值的行为方式。笔者认为，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最基本差异在于大陆文化更多是一种农牧文化，而海洋文化更多是商业文化。两种文化对民族特性、社会结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乃至意识形态都有不同的影响。相对于大陆意识，海洋意识具有以下特点：
1.1重商意识
即重视物品在流通和交换过程中带来的利益的理念。尽管产品交换伴随着人类文明史，但商业作为一个重要社会行业，则是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在古代大陆型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商业活动局限在狭小的范围，也因此扼制了商业意识的发展。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农为本商为末”观念即是此例。但在古代的地中海地区，地形的分割和当地物产的不足使海外贸易很早就成为社会的主业之一。
1.2冒险和进取精神
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从事的海上谋生活动远较陆居者艰险。尤其是远洋航海贩运，可以用九死一生来形容。又因远洋贩运所带来的巨额利润，更诱使航海者不惧途中和异域的未知风险，不断开拓航路和市场。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探求欲望强烈，非陆居者所能比拟。
1.3开放性和多元性
海外通商和海外谋生是海洋型社会存在的基础，社会对人流和物流的开放是其存在的基本条件。海洋意识既崇尚不断从异域和异质文化中汲取物质和精神营养，也激励人们的海外迁徙活动和较少限制外来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视商品和人口的流动为常态，与“安土重迁”和“闭关锁国”的大陆型社会意识有较大的差异。
2海洋战略与“和平崛起”战略的关系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大陆经济一直是中国国民经济主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的文化也主要以农耕文化为代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普通国民，大多认为只需要土地就可以养活老百姓、维护好统治。可以说数千年来，无论朝代如何更迭，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以大陆经济为主要国民经济组成部分的“大陆战略”。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也一直是世界上国民经济最发达的国家。
但是，我们要承认的是，这种对陆地的重视、对海洋的忽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兴盛的根本原因，也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对海洋、对海洋力量的不重视，中国逐渐落后，从世界大国被淘汰。而近代的世界强国，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日本、俄罗斯等，他们的崛起都是依靠海洋。海洋给他们带来丰富的资源，他们利用海洋的资源发展自己，然后利用自己的海洋优势地位侵略其他国家，获得更多的资源支持自己更大的发展。中国不会采取侵略别人的手段来发展自己，但是在21世纪的现实条件下，中国想要实现“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实现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从“大陆战略”转向“海洋战略”已经成为必由之路。
从“大陆战略”向“海洋战略”转变，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必要的战略转型，这是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深刻的内在必要性。
2.1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有了飞跃式的发展，对外贸易持续增长。世界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和贸易交流肯定会越来越频繁。而在所有的对外贸易中，海洋贸易的比重最大，其比例远远高于航空贸易和陆地贸易。海洋贸易占主要地位是有深刻原因的：一是地球海洋面积要远大于陆地面积，这导致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大于陆地贸易；第二是海洋运输的成本要比航空贸易的成本小很多，这造成海洋贸易的比重要远高于航空贸易。海洋贸易对于对外贸易的重要性，以及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要求中国必须走向海洋。
2.2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中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需求国。能源问题早就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能源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能源安全问题。能源安全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能源的安全运输；另一个是能源的储备。能源的进口也属于对外贸易的一个部分，能源进口的运输的主要方式就是海运。另外一个是能源的储备，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世界上大部分陆地的资源都开采殆尽，想要发展，我们必须依靠海洋，从海洋中获取资源，从海洋中获得发展。因而发展“海洋战略”，成为海洋强国是解决能源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问题的必要条件。
2.3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实行“海洋战略”
现在中国国民的海洋意识非常薄弱。中国人大多都知道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有多大的海洋国土。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等国际法律和文件，中国拥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管辖海域和几千公里漫长的海岸线，中国还拥有太平洋底7.5万平方公里区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海洋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作为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引起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烈警惕和反应，他们不仅炮制了“中国”，还从各个方面给中国掣肘，幻想延缓中国的发展和强大。中国的国际安全形势，特别是海洋国土的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必须要承认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的综合国力特别是海洋实力还不够强大。复杂的国际安全形势，促使中国必须转向“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
3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
上面我们已经证明：实行“海洋战略”，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成为海洋强国，是中国发展的内在必要要求决定的，也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而想顺利成为海洋强国，让中国的老百姓认识和重视海洋，让老百姓认识到海洋是中国国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海洋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而发展海洋文化、提高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上述的重要保证。现在中国老百姓的国民海洋意识是很差的。几千的陆地经济和农耕文化造成了这样的现状，想要提升国民的海洋意识，我们必须全方位、多角度和多层次的进行教育和普及。
3.1正确战略规划，加强政府导向，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
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想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就必须要走向海洋，实行“海洋战略”，从基础做起，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海洋强国。国家已经提出要通过健全与海洋相关的法律、制定和完善具体的国家海洋战略、积极发展和强大自己的海洋军事和经济力量、对国家所属的海洋事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来实现海洋强国的梦想。培育国民海洋意识是实现海洋强国梦的基础工作。
做好培养国民海洋意识的培育工作，首先要从国家层面上做好详细的战略规划，各级地方政府也要做好政策导向。国家在某些事务上的立场、政策、观点和行为，会对该国国民在该事务上的意识和看法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中国政府在海洋事务上的战略、各级政府在海洋意识教育上的政策导向也会对国民海洋意识的培养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政府特性决定了民族海洋意识形成及发展趋势，政府的政策导向将引领民族海洋意识的发展，政府对海洋事业的关注和投入将成为国民海洋意识不断增强的加速器和动力源。我们首先从国家层面做好培育国民海洋意识的整体战略规划，为培育工作搭好平台的结果；而各级政府应该有意识的加强政策导向，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宣传和教育来培养和提升普通老百姓的海洋意识。尤其是沿海地区，本来祖辈们对海洋的探索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我们缺乏荷兰那种把自己的海洋意识，通过免费的体验教育（每天都有自愿者在船甲板上给孩子介绍20世纪，船员们的生活，在体验中了解历史了解自己的祖先，了解海洋）来一代代的传承。
3.2加强海洋高等教育，建立海洋事务综合人才的培养机制
海洋事务设计各个领域经济、军事、外交等等，因而需要的是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我们要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培育普通国民的海洋意识是基础，可以认为是打地基，而培养海洋综合人才则是该地面上的建筑。没有建筑，只有地基是无法让人居住的。同样的道理，没有大批的海洋综合人才处理国家的海洋事务，国民的海洋意识培育的再好也没有用。
中国的海洋领土有300多万平方公里，还有7.5万平方公里的海底勘探权和开采权，加上几千公里海岸线，因此我们需要大批的海洋事务综合人才来管理和处理海洋事务。所以，为了能有个安全舒适的家居住，除了打好地基之外，我们还要花大力气盖好地面建筑。我们要加强海洋的高等教育，国家应该加大对海洋类高校和海洋类学科建设的支持与引导，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海洋综合人才培养的摇篮。同时，有了这些人才培育的基地，这种效应可以从上到下的传递，成为增长国民海洋意识的种子。
3.3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洋的气息
培养国民海洋意识，我们需要创造其形成与发展相适应的“海洋氛围”，展开多种形式的海洋知识渗透。主流媒体海洋理论的传播、对国家海洋战略的阐释；政府海洋制度的建设与海洋政策的实施、国内国际海事活动的组织与引导；民间海洋研究机构普遍设立与研究活动的广泛展开；多样化普及海洋知识的书刊的推广、丰富多彩海洋广告文化的培植；航海竞赛、海洋旅游、海洋探险等情景参与活动的推广等等，必将让国民的生活充满海的气息，在生活中养成海洋意识，在海洋意识中积极生活。
4.结语
“和平崛起”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是中国实现民族崛起和国家复兴的必由之路。而成为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是实现“和平崛起”国家战略的必由之路。要成为海洋强国，我们必须要从基础做起，积极培育国民的海洋意识，培养海洋综合人才。我们坚信，中国的崛起就在前方！
参考文献：
[1]叶世明.文化自觉与中国现实海洋文化价值取向的思索[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18.
[2]冯梁.论21世纪中华民族海洋意识的深刻内涵与地位作用[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1）： 74.
[3]孙志辉.提高海洋意识繁荣海洋文化[J].求是， 2008（5）：54.
[4]段桂霞.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海洋意识教育[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 2005.
[5]张德华，冯梁，颜家坤.中华民族海洋意识影响因素探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09（3）：85.
[6]顾兴斌，张杨.论中国的海洋意识与和平崛起[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2）：16.
[7]叶云飞.试论海洋类高校学生海洋文化素养的培育[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97
[8]刘新华.海权优先：当代中国的地缘战略选择[J].社会科学，2008（07）：56.
[9]胡启生.海洋秩序与民族国家：海洋政治地理视角中的民族国家构建分析[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1）：85-102.
海洋石油；安全防护；深海作业；集输；满负荷；用电设备
中图分类号：TB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7018501
1引言
目前，随着资源的短缺，各国把目光均转向海底石油资源，海洋资源是相当丰富的，海洋石油开采以及技术的革新投入再运用日新月异。海洋石油开采多用管道集输式进行石油的输出，然而现有的石油开采，作业空间较小，操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一直是广泛关注的问题，一断出现故障，海上作业，施救难度较大。然而，海洋石油开发用电设备常常出现一些故障，甚至出现开采用电设备过负荷崩溃导致灾难的后果。对于海洋石油开发设备安全防护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全面而系统的对海洋石油设备安全安全研究。
2海洋石油开采影响分析
海洋石油开发，针对现有的工况，各国（美国，日本，法国，中国等）均在进行相应的研究，如何使得设备抗外界环境增强，使得海洋石油设备正常的、连续的、满负荷的、有序的运行，提高石油开采的效率，保障石油开采过程中的安全有序的进行，确保人员与设备安全。对于一般的海洋石油开采，多在沿海一带，对于不同海域深浅程度的不同，相应的应用不同的海底石油钻井装置，如现有的固定式的钻井装置和移动式的钻井装置。
海洋石油开采过程中常常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因素，造成不稳定的安全因素居多，例如系统的误差，设备自身老化，年久失修，隔离开关接头氧化等安全隐患；操作人员的误操作，导致设备的不正常运作；尤为重要的是海洋作业，环境的影响较大，有时候海洋的风浪很大，风速很快，设备常常无法承受恶劣环境条件而崩溃，特别是我国东南沿海台风、北方冬季季风的影响大，导致在开采过程中，对人员及其设备操作影响较大，开采难度增大，导致一些用电设备常常过负荷运作。海洋石油平台在恶劣的环境下，一些设备的绝缘层常常受到外界的影响而导致漏电事故，给操作人员造成不便。开采石油井控技术难以适应不同工况条件，导致常常因为地质条件的变化，井控技术难度增大，导致火灾或爆炸等安全事故。因此，海洋石油作业，开采难度较大，设备安全隐患较多，受不确定因素影响较大。
3海洋石油设备安全分析
针对现行的海洋石油作业存在设备年久失修，环境影响，人员的误操作，井控技术以及作业难度等突出问题，其安全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安全分析包括人员安全和设备安全，人员安全主要从企业管理体系，人员自身、设备漏电、环境影响等出发考虑，而对于设备安全包括设备的维护，设备的抗外界环境压力，电力系统以及钻井装置技术等。海洋石油设备安全分析见表1所示。
从表1可看出，现行的企业管理体系有利于完善企业制度，提高员工素质，从而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员工应对故障以及环境因素影响及时的预警及沟通，确保设备一定程度上安全有序的运作。对于设备的安全检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海洋石油集输系统全是管道运行，用电设备使用较多，设备的安全可靠的运作是确保系统正常工作的前提，现行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在进行相应石油开采设备抗环境影响设备研发，因此设备的安全对石油开采工序的进程有着重要作用。
4结束语
本文从海洋设备安全角度出发，全面而系统的分析海洋设备存在的一些问题，例如操作人员与船舶人员沟通不便，设备年久导致一些接头氧化、接触不良、设备漏电，企业的管理体系，设备受环境影响较大。根据存在的以上这些问题，本文根据现有的研究，综述了解决该问题的合理性建议，确保人员与设备的安全，保证了海底石油开采顺利的进行，海上所有的设备必须连续、安全稳定、满负荷运转。合理的管理体系，研究较先进的钻井装置，合理的动力定位集输，对于海底作业故障应满足及时报警以及及时修复等，均能保证设备足够的安全可靠，较强的适应外界环境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登文，周长江.油田生产安全技术[M].北京：中国石化出版社，2003：226229.
[2]张景林，崔国璋等.安全系统工程[M].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2002.
[中图分类号]D8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4-0042-07
南海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文明的交汇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的价值决定了南海地区是国际关系中竞争、冲突和合作的焦点地区之一。冷战后，经济安全在国家外交中分量的提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并生效和中国崛起引起周边国家的疑惧促使南海的价值更加凸显。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存在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近年，学术界对南海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从国际法的角度对当事国的理论依据或批驳或评析、对争端国采取的政策进行分析以及各国对解决南海问题模式的设想等几个方面，而对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的论述还较鲜见，本文就着重论述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关系问题。
一、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
南海在中国地缘安全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在近代以前，南海是中国地缘安全的屏障。随着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南海成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通道。新中国成立后，南海成了中国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战略空间。“人类社会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存在和发展的，作为一种天赋的和恒定的因素，地理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与面貌。”[1]1法国年鉴史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的地理要素恒定地对人类社会产生重大影响。[2]南海不仅仅作为一个地理位置的客观存在，它已经超越纯自然层面而上升到安全层面，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从地缘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问题。由于地缘政治存在明显的边际效应，把国家的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考虑国家战略问题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一国的地缘位置、战略疆域对国家安全有直接的战略意义。善邻能够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增，安全感上升；恶邻使双方国家利益倍减，安全感下降。
地缘安全是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内涵包括以下三点：第一，地理环境与国家安全之间的互动，包括其过程及其结果；第二，国家安全在地理空间中的存在及其运动；第三，国家等行为体利用地理要素或在地理空间中维护其安全。[3]所以，地缘安全就是运用地缘政治理论评估、衡量和预测一国的安全情势。由于地理位置和邻国的非自由选择性，地缘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性的地位。一般而言，可以从两个层面界定地缘安全：一是一国的安全不受外来势力威胁的状态；二是一国有能力保护本国不受外来力量的威胁。因此，地缘安全可以具体化为：国土完整、运输通道的畅通无阻以及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所以，中国要保证南部地缘安全必须具备以下能力：中国保护自己国土安全的能力、中国维护南海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和中国持续改善地缘环境的能力。
著名学者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认为，在战略中，像在房地产中一样，地理位置是决定价值的主要因素。[4]107著名的海权论代表人物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三个基本条件：位置、军事力量和资源。在这三个条件中，地缘位置是最重要的，因为另外两个条件可依赖人力予以补充或增进。一个地方若同时具备以上三个条件，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5]127129
地缘政治学家很早就开始注意南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豪斯浩弗和斯皮克曼。豪斯浩弗曾大胆地预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间”将会是世界权力的主要中心，注定要取代欧洲成为世界事务的支配者。[6]由此推断，作为“印度洋―太平洋空间”的南海应该成为未来的权力中心，只不过当时的南海没有足够的魅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其战略地位已被地缘政治学家所关注。虽然斯皮克曼不同意麦金德的“大陆心脏说”，而独创“边缘地带说”，但二者的理论前提是一致的，即都着眼于陆权大国与海权大国的争夺。斯皮克曼认为，地缘政治中最受重视的应该是那些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他说：“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处在大陆心脏地带和边缘海之间，必须看作是一个中间区域，在海上势力和陆上势力的冲突中，起着一个广泛缓冲地带的作用……它的水陆两面的性质是它安全问题的基础，因此，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各强国占领控制的核心地区。”[7]显而易见，南海处在斯氏所说的边缘地带上。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缘政治学命题：控制南海的国家将控制东南亚。这是因为控制了南海就控制了南海众多的周边海峡；控制了这些海峡，就能控制南海上的多国赖以生存的国际航道；控制了这些国际航道，就成为南海地区的海上强国，就能控制东南亚。[8]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8月第30卷第4期李国选：南海问题与中国南部地缘安全对中国而言，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有三：一是南海的石油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二是南海对中国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具有政治和军事战略意义；[9] 三是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运输通道和领土安全的标志。进一步来讲，南海是中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战略屏障，是中国走出近海、进入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理想地区。南海有中国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可管辖海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依托之地，是中国未来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空间。
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其地理位置决定的。南海是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联系亚洲大陆和大洋洲的交通要冲，被称为“亚洲的地中海”。这里有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战略要道，[10]并且是大国较量的场所。所以，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突出：一是南海中属于中国的领海是中国陆地国土的延伸；二是它是中国南部重要的运输通道；三是它是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关节点。充分而合理地开发南海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但南海问题削弱了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南海和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有着不可分割的天然的联系。
二、南海问题的现状与趋势
多种因素导致南海问题的产生：一是经济因素。南海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通道，这对南海争议各方的经济发展关系重大。二是法律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促使南海价值凸显。三是中国自身的因素。中国淡薄的海洋意识和战略的轻重缓急顺序使中国忽略了对南海的管理与经营。
一般而言，南海问题主要是指某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归属上的争议。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南沙群岛归属；二是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如何划分。第一个问题是核心问题，决定着第二个问题，因为解决了南沙群岛的归属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可以划分南海的领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11]所以，南海问题主要是指南沙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和以海洋划界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权益争端。[12]
南海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与南海争议国之间的与海洋划界争端，而且背后有美国、日本与印度等国的介入，多种国际政治力量汇集于南海地区。南海问题不但涉及到法律问题，而且还关系到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问题。
目前，南海问题日趋复杂，主要表现为：第一，多方占领。与中国存在南沙争议的周边国家处于事实上的有利地位。它们在南沙群岛海域控制的岛礁数量要比中国多得多，其中越南控制了29 个岛礁、菲律宾侵占了9 个、马来西亚占据了5 个、文莱宣称对南通礁拥有但并未占领，但扬言要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仅控制着8 个岛礁。[13]第二，扩充军备。近年来，南海争议国为巩固其在南海的既得利益，加快了海军建设步伐，不断更新武器装备，不惜重金购买军舰，提高立体作战能力。南海地区出现了世界上少有的“逆裁军”现象。第三，法律宣示。近年来，有关争端国企图把其占领中国的南沙岛礁合法化。一是利用国内法的形式将其攫取的非法利益“合法化”。如菲律宾国会就在2009 年2 月17 日通过了“领海基线法案”，将中国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划为菲律宾领土；二是利用国际法主张其在南沙区域的“权利”，如越南在2011年5月就再次向联合国重申了其对中国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全部。2013年菲律宾准备仲裁与中国的南海争议。第四，大国插手。南海地区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资源引起区外大国的关注。美国、日本和印度基于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的计量，利用各种手段不同程度地干涉南海问题。
美国的“积极关注”、印度的“东进”、日本的“南下”以及有关争端国的“背信弃义”，使南海问题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海洋争端。南海是世界主要大国力量、意志和利益的交汇点。很明显，中国求解南海问题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是中国根本解决南海问题与发展睦邻关系的悖论；二是中国恢复南海和需要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进行经济建设的悖论。
南海问题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南海问题的基本表现形式由南沙争议逐渐演变为南海海域实际管辖争议；第二，南海问题的多边化、国际化、扩大化态势进一步凸显；第三，南海问题将成为中国多边外交法理斗争的新热点；第四，南海问题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将是中国今后不得不长期应对的重大外交课题。[14]
南海问题争议的多元化、力量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决定了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它在短期内无法根本解决。更为严重的是，南海问题的国际化程度空前提高，这些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南海油气资源开发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政治合作国际化、南海争议国与域外大国军事合作国际化、南海问题中舆论因素的国际化。所以，南海问题外在环境恶劣，内在结构复杂。
三、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的价值，南海问题的存在严重削弱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一）南海问题危及中国南部领土的完整性
领土安全是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依托和基础。所谓领土安全，其内涵是指领土与领土不受侵犯和威胁，领土不被占领、不被分裂、不被分割或兼并；其外延包括国际法规定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自然资源所有权与管辖权不受侵犯和威胁。[15]南海问题使中国的国家主体性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管辖的国土。但目前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土并没有得到合理与切实有效的维护。周边国家也通过非法的军事占领和无序开发南海资源以造成“实际控制”的事实，这是对中国领土安全的严重威胁。随着争端国对南海资源单方面开发的力度加大，南海问题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也将提出新的挑战。
中国解决不好南海问题，就意味着中国不能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南海中属于中国管辖的海域。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土地的丧失或获得都涉及到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土地的基本作用表现在：第一，进可攻、退可守的土地是战略要地，是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第二，退一步来说，尽管这块土地不是战略要地，但至少可作为与别国的缓冲地带；第三，土地的多寡本身就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基本标准之一；第四，这块土地上的产品能增强国家的经济总量。[16]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一个适宜人居的小岛，以12海里领海计算，可获得1500平方公里面积的领海区。再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距离计算，可获得43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所以，南沙海域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岛，实际价值却不可小觑。
虽然现在科技十分发达，但土地的作用没有削弱，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所增强，土地依然是人们的生活保障。因此，领土的丧失关乎国家命运和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南海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中国资源的宝库，是中国蓝色国土扩展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空间。南海问题的存在，削弱甚至抵消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价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既不能武力收复被南海争议国占领的中国的岛礁，又不能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中国的南沙被占岛屿的。很显然，中国南海领土安全问题将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极其不利。[17]
（二）南海问题制约着中国向外发展的战略航道
一般而言，接近海上通道的程度决定地区的战略价值。如果地区的位置处在两条航道之上，或者说，接近于它们的交叉点，那么该地区的战略价值就会大大增加。交叉口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中央位置，以此为基地，到各个方向进行活动都十分便利。[5]129
南海与周边六个海峡相联系，这六个海峡是台湾海峡、巴士海峡、吕宋海峡、巴拉巴克海峡、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因此，控制南海的制海权，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重要航道，就控制了南海地区的经济命脉。
南海是多个国家的“海上生命线”。 南海位于印度洋和太平洋的交通要冲，是西太平洋进入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重要通道，是中国通往南亚、非洲、中东和欧洲的海上必经之路。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海上航道，仅次于欧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轮及货轮均航行经过此水域，每年来来往往的大小船舶总计在4万艘以上。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的油轮是经过苏伊士运河的3倍、巴拿马运河的5倍，经过南海运输的液化天然气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气总贸易量的2/3。这条供应线对中国最为重要，是中国海上的交通大动脉。
南海问题的存在使南海通道的状况日益复杂化。南海问题的存在使中国管控南海通道的能力削弱，而且中国与相关争端国很难就南海问题进行长期而有效的合作。涉及到南海争议的国家，都想方设法谋取更多的南海资源区域，并使之最大化，并且这些国家都表示不惜使用武力来保卫它们的近海利益。“最要命的是，世界上三个主要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在该地区占有生死攸关的利益，并准备在必要时以军事手段来保卫这些利益。”[14]141南海问题的存在使有关国家在维护南海通道安全方面缺乏真正有效的合作，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海上袭击比以前具有组织性与协调性；南海地区水域的海盗、有组织犯罪和潜在的海上恐怖主义存在着合流的可能；武装分离主义运动与恐怖组织的联系密切。[18] 所以，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维护南海通道的安全。这对当代中国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是非常致命的，因为中国不能掌握自己在南海航道上的命运，而是要依托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南海海上世界。[19]293南海问题严重影响中国南部战略通道安全，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
（三）南海问题影响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持续改善
地缘环境是指“国家这一主体和由这样的主体构成的国际关系所面临的各种空间背景和条件的总和。”[1]40地缘环境受到经济、军事等权力因素的作用会发生变化，如国界的变动、联盟的形成、势力范围的划分和缓冲地带的建立等。地缘环境深深地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地缘安全。
地缘安全环境改善的程度可以用安全边界和边界安全的比值来衡量。安全边界是指国家对其分布于外的利益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边界安全是指国家对其范围内的领土的可控制和保护的程度。[19]7由此很容易地就得出结论：安全边界线离边界安全线越远，国家就越安全。如果比值大于1，国家就安全；如果等于1，国家就有安全的隐患；如果小于1，国家就极不安全。任何一个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有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因此，国家的地缘安全程度不能用是否受到外敌的入侵来衡量，而应该看该国的安全边界在世界范围内推延的广度和深度。
南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中国走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空间，中国的安全边界线和边界安全线几乎到了重合的地步。南海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和多边化不利于中国南部地缘环境的改善。南海争议国为了保持其在南海的实际存在和利益，借用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力量来对付中国。中国不得不与这些国家打交道，防止它们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进一步联合。 “岛链”是美国在冷战期间为遏制社会主义国家而构建的岛屿基地圈，冷战后成为防范和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工具。2001年的南海撞机事件和2009年的“无瑕号”事件，都是美国利用岛链战略，窥探中国的“远程军事投射能力”的尝试。南海问题的存在使美国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岛链战略仍然有效。2009年以来，南海风云再起，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环境影响明显加大，中国南部地缘环境低频度震荡增加，严重恶化了中国南部的地缘安全环境。
蕴藏丰富资源的南海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力量，为它们可能的冲突埋下了伏笔。“国际社会对石油的争夺在21世纪显得更加激烈，很有可能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南沙群岛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鱼类资源，这些是周边国家冲突的主要原因……” [20]显而易见，这对中国南海地缘安全的影响既是潜在的，又是现实的。
四、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负面效应的基本路径
研究理论是为了分析现实，分析形势是为了解决问题。分析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制约作用，是为了寻求中国解决南海问题之道。笔者认为，化解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应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强区域安全合作，改善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地缘环境
安全合作有利于解决南海争端。争端是一种零和博弈，由于的特殊性，以及南海各方利益的交叉性，因此在解决争端时，传统的军事解决手段已经不合时宜，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争端，只能使得问题复杂化、激化，而通过安全合作，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兼顾各相关方的利益，这样才能为真正解决南海争端提供前提条件。[21]
历史证明：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必须依靠良好的地缘环境，或与周边国家结为利益共同体；或建成战略缓冲区，避免与现有大国直接碰撞；或将周边国家建成自家后院。南海地区是中国21世纪的战略重点地区。在该地区，以各国或集团对南海问题的态度为标准，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中国，南海问题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要尽可能享有南海原属于中国的管辖范围内的利益；二是东盟及其相关争端国，它们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尽可能扩大和巩固已占岛礁海域的控制权；三是美日印等域外大国，它们介入南海问题的基本目的是分享南海的地缘战略价值，防范和制约中国的崛起。目前的情况是，美国、日本、印度和东盟共同对付中国的格局日趋明显。所以，中国要“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破解美国安全网的围堵。”[22]中国防止后两个层次战略力量的进一步联手，就抓住了改善南海地缘环境的关键。
博弈论认为，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任何国际事件的演化，都是相关各方对潜在风险和预期收益进行理性博弈的产物。根据不同的战略结构，博弈者采取不同的策略，目的是用集体行动取代个体行动，使个体在集体行动下的利益大于单干时的利益，最终实现国家利益和国际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在该战略理论指导下，共同合作的战略是最优的。[23]
所以，中国必须积极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坚持与有关争端国共同开发南海的有争议的区域，防止南海争端失控。中国必须在全球和地区层面与美国、日本和印度打交道，处理好双边与多边关系。中国应主动加强战略对话与合作，寻求共同利益的增长点，扩大交流与对话的渠道，增信释疑，着力培育在南海地区的共同利益。中国要力所能及地承担起提供南海地区公共产品的责任：如保持南海的航行自由，保持南海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打击南海地区的海盗和恐怖主义，防止南海地区军备竞赛继续升级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该地区的扩散等等。
（二）保持军事威慑力，增强解决南海问题的硬实力
实力对等的国家间才会产生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丛林法则仍是国家间政治的铁的法则。实力孱弱者有权利但没有能力分享国际社会中的文明。[19]11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更需要中国加强自己的实力。长期的和平生活使很多中国人忽视了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巨大负面影响。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如果这些物质财富没有强大的力量基础，只是没有意义的存在物，很可能会在残酷的国际政治斗争中失去。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一而再、再而三证明了的基本结论。
力量远胜于财富的基本依据有二：一是国家力量是开发新的生产资源的动力，可以创造出巨额的物质财富；二是没有强大的力量，国家不但不能获取新的物质、信息和能量来发展自己，而且会失去自己拥有的一切，不但财富难以保持，而且国家的生产力、文化、自由，甚至国家的独立自主都会失去，这种情况已被历史一再证明。[24]4647
当然，国家财富的增长本身并没有错，关键是要注意将财富适当地转化为武力，因为国家强盛并不仅仅在于财富的积累，还在于财富在国家政治中转化为武力的数量、质量及有效运用。[24]102在南海问题上，正是中国海军力量的不足，才导致南海争议国大肆掠夺原属于中国的财富。军事力量的提升不仅可以保障中国维护南沙群岛完整的物质基础，而且对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也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三）重视海洋意识，提升中国处理南海问题的软实力
现代海洋意识应包括海洋国土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洋安全意识。海洋国土意识要求人们把属于自己的海洋当作国土的有机组成部分。海洋经济意识就是有利用海洋资源为国家谋利益的意识。海洋的安全意识就是通过海洋来保障陆地安全，同时保卫自己的海上权益的意识。[25]
中国现在的海洋意识淡薄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通过多年，生效也有一段时间了，但仍有很多人不知道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面积，[26]更谈不上对海洋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海洋保障自身的安全了，也不能看到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造成的潜在与现实的危害。
海洋是21世纪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最后空间。 “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 [27]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和善待海洋。可以说，中国未来发展的空间很大程度上在南海。但是，南海问题限制了中国开发南海，限制了中国向太平洋与印度洋拓展发展的空间。早在5000年前，古希腊海洋学者地密斯多克利就曾预言：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历史也反复证明这样一个道理：向海而兴，背海而衰。
美国一著名学者指出：“一国影响力的大小，不仅在于战略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还在于它的价值观和思想方面的‘软力量’。”[4]22 中国海洋意识的淡薄，是南海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不仅要加强维护南海权益的物质力量，而且还要增强捍卫南海权益的精神力量。拿破仑曾说过很有意义的一句话，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剑与精神，从长远看，精神总能降服剑。”[28]
因此，我们回应南海问题的消极影响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之“剑”，更重要的是具备海洋意识之“精神”。海洋意识是我们认真对待南海问题的逻辑前提。
中国首先要加强区域合作，改善解决南海争端的地缘环境。同时必须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硬实力，主要是海军实力；二是软实力，主要是海洋意识。中国应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完美结合的力量和平地消除南海问题对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解决南海问题的最优选项，也是考验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
五、结论
南海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南海在中国南部地缘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南海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南部地缘安全利益，主要是国土完整、贸易与运输通道及地缘环境。南海问题拖得越久，中国南部地缘安全面临的威胁就越大。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影响中国南部地缘安全的南海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和平发展的显著的变量之一，其解决得好坏决定着中国能否持续、快速、健康与和平地发展。走向海洋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基本选择，东海和黄海由于美日同盟与美韩同盟的存在，使中国走向海洋的难度极大，因此南海就成了中国走向海洋的重要选择。但南海问题的存在阻碍了中国走向海洋的步伐。所以，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是中国成为海洋强国的第一步。中国需要提高南海问题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应把解决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
[参考文献]
[1]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兼论地缘整合的中国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 倪乐雄.文明的转型与中国海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35.
[3] 陆俊元.中国地缘安全[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1：67.
[4] 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和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M].柯雄，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
[5] 马汉.海军战略[M].蔡鸿斡， 田常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 杰弗里・帕克.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M].李亦鸣， 徐小杰，等，译.北京：出版社，1992：79.
[7] 刘从德.地缘政治学――历史、方法与世界格局[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143.
[8] Colin Mac Andrews， Chia Lin Sine. Southeast Asian Seas： Frontiers for Development[M].New York： Mc CrawHill International Book Company， 1981：226234.
[9]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426.
[10] KuanHsiung Wang.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s： Fish
eries Cooperation as a Resolution to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J]. The Pacific Review，2001（4）：532536.
[11] 张海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6：23140.
[12] 贾宇.南海问题的国际法理[J].中国法学，2012（6）：2635.
[13] 吴士存.南沙争端的起源与发展[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43.
[14] 吴士存.处理三大矛盾，解决南海问题[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313（B02）.
[15] 刘跃进.国家安全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68.
[16] 郑泽民.亚太格局下的南中国海争端[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4.
[17] 刘少华，唐洁琼.南海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2（4）：99104.
[18] 马.“911”以来南海通道的安全形势及其影响[C]//海峡两岸南海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海口：中国南海研究院，2007：7174.
[19] 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分析[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0] Myron H.Nordquist，John Norton Moore， Kun cheng Fu.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Law of the Sea and China[M].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6：145149.
[21] 宫玉涛.南海问题的合作安全与集体安全之辩[J].东南亚研究，2012（6）：4550.
[22] 卢芳华.解构南海争端――美国因素的视角[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3）：5963.
[23] 苏长河.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一种制度的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42.
[24]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陈万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25] 王曙光.海洋与21世纪[N].中国海洋报，20041231（A3）.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时代内涵
政治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陆地资源的日益匮乏，注定了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面对浩瀚无垠、蕴含丰富资源的海洋，世界各国都充分认识到了海洋的战略价值，海洋成为21世纪竞争的焦点。尽管人们都在谈论海洋强国，世界上的多个国家都提出把建设海洋强国作为其国家战略，但是怎样的国家可以称得上是海洋强国，什么样的标准可以算得上是海洋强国的标准，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尺度与系统描述。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得出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比如张海文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拥有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和控制海洋的综合性海上力量，能够通过运用其海上优势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并为本国发展提供强大的战略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国家。殷克东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军事综合调控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濒海国家。还有的学者认为，海洋强国是指拥有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海洋资源环境、先进的海洋科技、发达的海洋经济、强大的海洋事务综合管理调控能力、强大的海洋军事实力的濒海国家。综合学术界的定义，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海洋强国是指有能力利用海洋获得比较多的国家利益，从而成为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国家。
分析海洋强国定义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获得海洋利益是世界各海洋强国战略的核心，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海洋强国的特点不尽相同。古代海洋强国，以先进的航海能力和技术作为基本特征。某个国家可以依靠先进的航海能力走遍世界，是以探险和发现新地区作为主要目的的。近代海洋强国则是以海上军事能力作为主要特征，以大炮和军舰作为强国的标志。它是以征服、掠夺和侵略作为目的的。当代海洋强国则是以国家综合实力为基础，以海洋科技为支撑，以海上军事力量为保障，以追求国际法框架下国家战略利益为目标的。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构成要素
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写到：“无论其他因素在历史的过程中如何改变它的重要性，两千年前重要的东西今天仍然重要。”世界海洋史印证了这样一条规律：时代在发展，形势在变化，但构成海洋强国的基本要素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变化的只是这些基本要素的时代外延。
正确的海洋意识是构成海洋强国的起点。海洋意识是“一种观念资源，其产生和发展反映了一个民族对海洋利益的依赖和对海上威胁的防范，是其对海洋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战略价值的认识，以及对海洋与国家发展、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关系的考察”。海洋意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海洋实践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是海洋强国最广泛、最深厚的思想基础。海洋意识如何，决定着一个国家对海洋战略价值和海洋权益的认识和投入，进而影响着国家的兴衰成败。
古往今来，无论是超级帝国罗马的雄起，海上殖民掠夺第一代霸主葡萄牙、西班牙的盛极一时，“日不落”帝国的崛起，还是现在纵横全球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无论是历史上中国秦汉的强大、唐宋的繁荣，还是鸦片战争及此后的百年耻辱，无不与重视海洋与否及重视的程度有着直接的关系。重海则兴、背海则衰，这几乎成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海洋意识既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向海洋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构成国家和民族海洋政策、海洋战略的内在支撑。建设海洋强国，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海洋意识。
发达的海洋经济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动力。海洋占地球表面积的71%，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是能源、矿物、食物和淡水的战略资源基地。在陆地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海洋经济是全球社会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据相关资料显示，全球88%的生物来自海洋，海洋可提供的食物量远远大于陆地。渔业的产出效益明显高于农业，海产品蛋白质含量高达20%以上，是谷物的两倍多，比肉禽蛋高五成。海洋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占世界石油和天然气总产量的30%和25%。而海水温差能、盐差能、波浪能、潮汐能和海流量能等都是取之不尽的绿色能量。以海底多金属结核资源为代表的海洋新能源，储量更是巨大。海水淡化也是人类饮用水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了1/5的人口供水问题。在一些国家，海洋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顶梁柱。现代海洋经济包括为开发海洋资源和依赖海洋空间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为开发海洋资源及空间的相关服务性产业活动，这样一些产业活动而形成的经济集合均被视为现代海洋经济范畴。主要包括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船舶工业、海盐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国际上有一种通行的说法，海洋经济占到GDP的5%即是海洋经济大国，超过10%-15%就是海洋经济强国。
完善的海洋法制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前提。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表明了一个国家在海洋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方面的规定和发展方向，其调整的对象包括海洋空间和海洋资源。这些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体现了一个国家治理海洋和与海洋共处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要以完善的海洋法律、制度及政策，实现依法“管海”和依法“用海”，把海洋资源的开发和管理活动纳入法制化轨道，保证海洋资源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完善国内海洋立法、公正有效地开展海洋执法、解决国内海洋问题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前提。
高效的海洋管理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基础。依据海洋法律法规进行的海洋执法管理在新世纪海洋强国建设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把“科学、技术和管理”看作支撑现代社会的三大支柱。围绕提高海洋综合管理能力，针对国际海洋事务发展的热点问题和推进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综合管理的关键领域，开展海域划界、海洋与海岸带综合管理、海岸带空间规划、海岛开发与保护等行动，是海洋强国的重要关注点。
综观世界各海洋强国，其海洋管理模式主要存在集中管理模式、协调管理模式和分散管理模式三种海洋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模式，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特点是：有专职、高效的国家海洋管理机构，海洋管理职能覆盖海洋管理各个方面；有健全、完善的海洋管理体系；有较为系统和完善的国家海洋法律法规及海洋政策；有统一的海上执法力量。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有法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协调管理模式，又称半集中型管理模式，其特点是全国建立了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但没有统一的海洋管理职能部门；管理职能分散在各个部门，设有海洋工作的协调机构，负责协调解决涉海部门间的各种矛盾。高效的协调机制和统一的海上执法力量是这种模式发挥作用的关键。采用这种模式的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等。分散管理模式，是指其海洋主管部门与其他海洋有关部门并行，有一定协调，但没有统一的海洋职能管理机构或协调机构，没有综合性的海洋管理法律，没有统一的海洋管理规划和政策，没有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由于海洋管理工作分散在国家各个部门之中，管理力度不大，又没有统一的海上执法队伍，使管理效率和效果受到影响。这类国家有英国、俄罗斯等。其中，集中管理模式是海洋事业迅猛发展和新的国际海洋法制度的产物，是海洋管理体制的主导形式，代表着海洋管理体制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先进的海洋科技是构成海洋强国的支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特别是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背景下，已成为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各国将科技特别是高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领域予以优先发展和部署。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都凭借其科技优势，为迅速抢占21世纪科技制高点开展了激烈的研究与开发竞争，开拓新市场，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海洋领域内的竞争，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军事的，归根到底要靠科技支撑。海洋科技竞争的焦点在于海洋高新技术。没有高新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对海洋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海洋认识手段的发展。发展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高新技术已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内涵。目前，公认的海洋高科技领域有信息技术、生物科学、环境保护、深潜技术等。海洋高新技术的突破与进步对海洋强国发展起着支撑性的作用。
深厚的海洋软实力是构成海洋强国的内核。海洋软实力概念，首先是从对海权的探讨中引申来的。马汉在19世纪90年代提出的“海权论”中认为，海权就是“国家对海洋的利用和控制”。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学者在探讨海权时，对当代海权有了深入的认识，海洋软实力的概念逐渐显现。中国学者叶自成认为，中国在明朝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没有成为海洋强国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缺乏制度的支持，二是缺乏经济的支持，三是缺乏海洋文明的支持。可见制度、文明对建设海洋强国的意义不容忽视。孙璐在《中国海权内涵探讨》中粗略地谈到海洋软实力的内涵，诸如“国家是否有系统灵活的海洋战略，国家政策制定者是否重视海洋开发和利用，学界是否重视对海洋问题的研究和探索，是否有高技术高素质的新型海军指挥人才，甚至包括全民的海洋意识（海洋领土意识、海洋危机意识等）的广度和深度等”。海军指挥学院教授冯梁指出：“国家海洋软实力是国家软实力在海洋方面的体现，它主要表现在海洋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海洋政策和管理机制的吸引力、国民的整体形象等方面。”因此，海洋软实力，指的是一国在国际国内海洋事务中通过非强制的方式运用各种资源，争取他国理解、支持，吸引他国认同、效仿、合作，最终实现国家海洋战略的能力。这种能力具体表现为：由海洋文化及海洋价值观等所产生的吸引力；由海洋发展的相关制度以及海洋发展模式所形成的同化力；在国际海洋事务中对国际规则和政治议题的影响力等。海洋软实力不只是一种竞争力，它的提出最重要的不是维护各国的海洋权益，而是为全人类可持续地开发与利用海洋提供共享的价值观念与治理工具。
就海洋软实力的来源及表征而言，世界海洋强国一般都实行开放和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先进的海洋文化。开明和民主的政治制度是孕育优秀海洋文化，培育先进海洋意识的前提与环境，是提升海洋软实力的丰厚土壤。“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海洋文化存在于与海洋有关的哲学、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为语言、思维习惯、文本符号、实体存在等诸要素。在海洋文化中批判性反思、构建和合文化的海洋哲学，有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海洋软实力的影响力、渗透力和同化力主要是通过海洋文化来展现的。
强大的海上力量是构成海洋强国的保证。运用海上军事实力是海洋强国获取海洋利益的基本手段。正如马汉所说的：“法律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力量，但法律的有效性要由后者赋予。”当今世界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当今世界海洋上的角逐，亦主要是海上综合实力的比拼。海洋国家若想持续实现海洋经济贸易的繁荣，按照自己的海洋法律法规进行执法管理，及增强自身的海洋软实力，都要以提升自身的海上军事实力作为保证和后盾。
海军是海上力量的主体，海洋强国大都拥有强大的海军。这些海洋强国的海军不但拥有强大的核心军事能力，还拥有强大的非战争军事能力。不但能够在必要时大规模直接运用军事力量，以战争的方式实现国家意志，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还能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或承担大国责任。
21世纪海洋强国的战略视野
控制海上战略通道是海洋强国的核心视野。马克思曾说：“谁想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谁就必须控制海洋通道。”自世界新航路开辟之后，海上强国都把控制海上通道作为其一贯的追求目标。美国经过两百多年的陆地和海洋扩张，目前已经控制了地球上的主要海上通道。“海权论”的鼻祖马汉早在1890年，就从理论上阐述了掌握重要的出海口和海上交通航线对美国角逐世界霸权的重要性。他主张美国要成为世界强权国家，就必须取得“海上航行自由”，要取得海上航行自由，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力量并掌握制海权。在马汉的摇旗呐喊下，美国在完成大陆扩张以后，便开始向海洋进发，先后发动美西战争侵占了古巴和菲律宾，策动巴拿马独立，获得巴拿马运河的修筑权和控制权，使美国得以将大西洋和太平洋连接起来，并吞并了夏威夷及其他太平洋岛屿。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美国控制了众多的战略岛屿、海峡和交通要道，并建立了星罗棋布的军事基地。
在21世纪的头几十年里，这些具有重大地缘战略价值的关键地点的作用不会改变，海上战略通道依然是海洋强国战略利益聚集与碰撞的地点。海上战略通道能否保持安全畅通，直接关系到海洋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安全稳定。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事关海洋强国的持续发展。因此维护海上战略通道安全是世界海上强国的共同选择。
随着人类海上活动的日益频繁、密度日益增加，航行自由与航行安全不断受到各种侵扰、海洋资源屡遭掠夺性开采、海洋环境与气候灾害问题等日益严重。如何保护海洋、监管海上活动、维护海洋自由与安全，如何进一步建立公正、合理的海洋秩序，使之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与福祉，让海洋这一关系人类未来与发展的全球公域(globe common)不再是少数海洋大国或者地理优越国的专利，同时又能避免公有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不仅是中国，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必须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事实上，倘若我们回顾国际海洋秩序的演变历史，不难发现海洋秩序建构过程中一直存在自由与控制、开放与封闭、分享与独占之争，并且此消彼长、此起彼伏，至今都未平息。并且最终形成了公海自由以及沿海国得以对其沿岸特定海域行使排他性管辖权的二元结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制度代表排他性利用的制度安排，公海制度代表包容性分享设计理念。在狭窄的领海范围内，为了方便沿海国行使专属性权利，国际社会的包容性使用的权利受到限制，虽然非沿海国享有无害通过权，但没有使用领海资源的权利。反之，公海则提供给所有国家分享性的权利，允许他们自由通行与使用资源。历史上，海洋自由以供包容性使用与锁闭海洋以供排他性使用之间的紧张关系一直持续不断，与此相对应国际海洋秩序一直处于不停的互动、不断出现需求与回应需求的过程之中。在这个动态的建构过程不同的国家根据其自身的政治理念、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海洋利用提出不同的主张与制度构想。虽然，第三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曾较为系统地检讨海洋秩序建构中的各种主张，试图容纳、平衡不同国家之间彼此竞争的要求与利益，特别是海洋大国与一般沿海国、沿海国与海洋地理不利国、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海洋环境的保护、海洋自由与海洋安全等等方面不同的诉求，但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模糊与空缺地带，有待于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
二、自由主义海洋秩序观的贡献与陷阱
自从格劳秀斯1609年匿名发表《海洋自由论》(Mare Liberum，The Free Sea)后，无论认为海洋是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或者认为是全人类的公有物(Res nullius or res communis omnium)，海洋自由原则逐渐被各国所承认并接受。特别是在荷兰、英国、法国等海权与贸易大国的有力推行之下，公海自由特别是其中的航行自由逐渐成为国际法领域一条无可争辩的原则， 甚至成了一条绝对的强行法(jus cogens)。
海洋自由与主权国家在陆地领土上以邻为界、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成了鲜明的对照。陆地都有特定的归属，大到国家疆土，小至个人私宅，以所有与防止侵扰、干预为特征;在自我的家园内，可谓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相较之下，在占地球表面的约三分之二的辽阔海域中，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是自由，广阔的海洋是自由的王国，是对现代民族国家开放的自由领地。迪克森麦克尼尔(Dixon W. MacNeile)以近乎赞美诗的口吻说到：这里有几近无垠的空间，没有丝毫障碍;这里有远离大陆的海洋，它们是大自然的伟大沟通媒介;这里没有山脉的阻挡，没有灼热的沙漠，道路宽阔空旷想象一下，一条道路通向四方，你在第一时间体会到宽广的海洋和海上交通的含义除了海上自然危险外，和平时期无遭受其他危险之患宽广、繁忙的航路向所有人开放，供所有人使用，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与传播居功至伟。
应该指出，近代以来西方海洋国家如此重视并珍视海洋自由，很大程度上与近代产业革命的产生与发展有关。伴随着产业革命向纵深行进，通过对外贸易、开辟海外殖民地，以获取廉价的原材料、扩大销售市场变得越来越重要。而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自由开辟殖民地又均以海洋自由为其基础的，通过以海上航行为媒介与纽带，以港口城市为枢纽与平台，原材料得以进口，产品得以出口行销，财富得以积累。新航线的开辟，带动了港口的兴起，贸易的激增以及产业的发展;并导致了财富、信息与人才的汇集，推动了城市与国家的勃兴，也孕育了新的秩序的可能。这种生存方式的变革小则涉及企业的生存，大到关系民族的兴衰。海外贸易带来的技术的革新、资源的积累、财富的增长，也推动了制度演进、生活方式的变迁。所以难怪瓦尔特拉莱爵士说：谁主宰了海洋，谁就主宰了世界所有的贸易，谁主宰了世界的贸易，谁就拥有了世界所有的财富，事实上也就拥有了世界本身。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近代最重要的海洋帝国大英帝国为了保护其海洋权益，逐步构筑了以海洋自由通行为基石的海洋公法(海洋法)，以及以保障自由越洋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海洋私法(海商法)，从而形成了海洋秩序的基本框架。
200余年来，沿海国基于安全和经济利益等因素的考量，提出对扩大领海的主张，也一直遭到强烈的抵制，并尽可能地被限制在狭窄的海域范围内。少数国家试图对于海洋确立排他性的单边的管辖，但大多失败了。还有国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试图通过双边方式确定对海上贸易航线的垄断性权力，也同样以失败告终。輥輴訛许多沿海国为了保护其海关、财政、卫生、移民等类事项的毗邻区，也屡遭否决。任何国家的行为或法案触及海洋自由原则时，都要被重新进行估量。尽管，二战以后国家管辖权向海洋不断地扩张，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等新的海洋区域公海面积也不断缩减，但迄今为止，航行自由原则却并没有因此而死亡。相反《海洋法公约》在不同的海洋区域都明确甚至强化了航行自由原则。公海自由仍是公约非常重要的内容，它也是海洋秩序的关键支柱之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海洋法最根本的、最本质的内容。
《海洋法公约》第87条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不论其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公海自由包括但不限于航行自由、飞越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道的自由、建造国际法所容许的人工岛屿和其他设施的自由、捕鱼自由以及科学研究的自由等。其中的航行自由与捕鱼自由是海洋自由最早的两项内容，其他自由则是随着人类利用海洋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而逐步由国际法明文加以确认。所有这些公海自由当中，航行自由是核心与基础。格劳秀斯认为，公海如同公路，根据自然法，人人都可以自由地通行。公海(high sea)一词由此产生。其他均从航行自由原则中派生出来。根据海洋自由原则，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海洋，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他人利用海洋的权利。各国制定的法律只对其本国船只适用，不得适用于外国船舶，除非国际法另有规定，或者国内法得到了国际法的相应授权。
不难发现，近代海洋自由论的理论基石正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它强调保障每个具有利用海洋意愿的国家，平等、自由的利用海洋的权利，并认为最终会促进国际海洋秩序的确立、国家的富强以及个人福利的进步。而保障海洋自由的制度基石则是船旗国的排他管辖制度，以确保一国船舶不受其他国家公务船舶的不当约束与干扰，能够最大限度的享有海洋自由，追求其梦想与冒险事业，授予船舶国籍的国家，利用其船舶实现其海洋共享的主张。最后或许最重要的是，英国与美国先后有一支举世无双的强大海军，它们承担着海洋这个全球公域的守夜人的角色，以普遍管辖的名义荡涤海上的贩奴、海盗等行为，施展船舰外交，排除对于海洋自由的任何干扰，所以海洋国家的强大海权是海洋自由的真正现实基石。
迄今为止，海洋自由在理论上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许来自施米特。他曾尖锐地指出，人们不应该被海洋所谓的自由性或封闭性所迷惑，在这些名目下处理的却是与欧洲各国渔业、贸易、航运等利益的争竞。看看英国在16世纪以来的言行，即可明了。158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向西班牙使节声称，海洋与空气是自由的，任何人都可以共享。英国学者针对天主教主导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的航道与商业垄断，一方面他们倡导一种普遍的、在自然法上已由伊丽莎白女王予以辩护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针对荷兰人的海权诉求，则强调对于与英国毗邻的诸海(封闭的海洋)的垄断权。1613年英国的韦尔伍德发表《海洋主权论》指出：一个国家的居民有在他们的沿岸进行捕鱼的原始的排他的权利。这一部分海洋必须属于沿海国家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捕鱼，这些鱼类会有灭绝之虞，并以此论证沿海国对沿岸水域享有主权和所有权的思想。1635年塞尔顿(John Selden)出版《海洋封闭论》，也是针对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提出英国有权占有其周围的海洋，但他同时承认其他国家的船舶有无害通过的权利。塞尔登力图使英国对海洋的特殊要求与航行自由的普遍要求相协调。到了今天，格劳秀斯在17世纪初期所倡导的航行自由、捕鱼自由、和平的使用海上通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思想以及人类共同财产的思想等，大部分已经成为国际海洋法中的主要制度。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不能仅仅归因于格劳秀斯的伟大洞察与深邃思想，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国自身的兴起。19世纪初，英国取得海上霸权之后，看到海洋自由原则有利于它的船舶在别国近海航行，便放弃了原来的海上控制论主张，转而倾向于把海洋划分为属于沿海国主权范围的领海与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公海。18世纪末，各国按照这个公认的大炮射程论(3海里说)对自己的海洋权益进行了界定。19世纪后期以来，技术进步令各国在大炮射程、航行技术、捕捞能力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大炮射程大大超出了原先3海里的尺度，渔船由帆船向汽船的转变，也使得3海里远远不能满足沿岸捕捞的需求，人们向海洋要求的权利也在不断扩展，除了领海、毗连区，还对具有优先权的渔业水域、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乃至深海洋底，都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要求。新的发展、新的情况出现，都带来了各国在权利主张上的分歧。特别是到了今天，被格劳秀斯、洛克等自然法思想家看作是海洋自由论前提依据，比如，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不能划界、难以占有等等，均已失去其基础，海洋在人类无止境的欲望以及日益发达的科学面前，已经日益显现出其稀缺性，无论是海中的生物资源还是海底的非生物资源;海域与大陆架划界在技术上也已经不再成为问题。为什么海洋法还基本上保留公海自由的原则? 施米特敏锐地洞察到，坚固的陆地从属于一群主权国家，而海洋则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说属于所有的国家，还可以说，实际上最终只属于一个国家即英国而现在看来，则属于美国。公海自由恰恰是海权国家自由施展其政治、军事、经济等存在和影响力的合法途径。若以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为例，海洋的这种自由恰恰是美国作为海洋霸权对其它国家进行军事威慑的自由。但是无疑这并不能成为海洋自由的全部理由。
正如杰弗里蒂尔(Geoffrey Till)指出，把世界海洋视为没有任何限制的区域，视为通向四面八方的道路，这种倾向导致了海洋被认为是一种流动的资源(可进行运输和不受阻碍的活动)，而不仅仅是一种存量资源(从中可以获取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资源)。但是当今世界频繁发生的海盗袭击、恐怖行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破坏海洋生态等行为等日益构成对全球公域的安全、开发与自由准入危害，从而也危及世界经济体系健康、繁荣和安全的基础。
三、中国的角色定位与理念面相
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海洋的意象，以及对于海洋公共秩序的构想是不同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自身的安全利益考量，在国际事务上与广大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共进退、采取一致立场，倾向于扩大沿海国排他性利用与主权管辖的海域范围，以对抗美苏霸权，保障国家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无疑具有正当性与时代的必然性。但时至今日，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对于海洋资源与通道的依赖，对于海洋的开发、利用的能力与对于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破坏的能力均今非昔比。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是否还必须完全坚持原来的立场? 抑或需要进行调整或改弦更张? 换言之，中国之崛起需要何种海洋秩序(包括如何最终定位九段线)?由中国倡导或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能为海洋治理提供何种公共产品?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哪些服务?能否比以美国为首的海洋强国主导的国际海洋秩序更为优良? 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检讨与反思。
传统上，中国一直自认为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既有宽广的陆地，也有辽阔的海洋。事实上，尽管中国主张的海域面积约有300万平方公里，但至少有三分之二存在争议(大部分在南海海域)，没有争议的大约只有88万平方公里，而美国拥有的专属经济区约为1135万平方公里，法国约为1104万平方公里，澳大利亚约为851万平方公里，俄国约为757万平方公里，英国约为681万平方公里，加拿大约为560万平方公里，日本约为448万平方公里。即便按照300万平方公里计，中国专属经济区的面积大约排在全球第15位，如果按照88万平方公里计，大约排在全球第33位，但如果按照人均来计算，中国几乎处于所有沿海国的末位，而与内陆国相差无几。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快速的经济发展，日益造成中国社会的资源瓶颈与对于海洋资源的渴求。所以尽管中国确实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但也是一个海洋地理不利国和新兴的海洋利用大国。中国对于海洋秩序的理念构想与立场阐述应当根据这个基本国情。
答：
2.用一句话概述下面一段文字的主要内容。（30字左右）
合作，就是要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和本地区安全。有句谚语说得好：“力量不在胳膊上，而在团结上。”要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求同化异、和睦相处。要着眼各国共同安全利益，从低敏感领域入手，积极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不断扩大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方式，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反对以邻为壑、损人利己。
答：
3.阅读下面的文字，写一则内容提要，不超过40字。
据天文学家最新研究，银河系内有一亿多个地方或可以支持复杂生命的存在。这项研究首次定量地估计了银河系内支持微生物水平以上生命存在的行星数量。科学家们调查了1000多颗行星并使用了考虑行星密度、温度、基质（液体、固体或者气体）、化学过程、与恒星的距离以及年龄的公式。利用这些信息，他们计算并提出了生物复杂性指数（Biological Complexity Index，简称BCI）。BCI计算表明，1%～2%的行星的BCI等级高于木星的卫星木卫二，后者据称存在一个地下全球性海洋，或可能支持生命形式的存在。考虑到银河系内大约有100亿颗恒星，BCI的结果暗示了1亿颗可能的宜居行星。
尽管或可能支持复杂生命存在的行星数量非常多，但银河系是如此广袤，以至于具有较高BCI值的行星相距都非常遥远，科学家们这样表示。最临近也最有潜力的系外行星系统是格利泽581，它拥有两颗明显可能支持复杂生物圈的行星。地球距离格利泽581大约20光年。因此，不管外星生命存在与否，我们与它们都几乎不可遇见。
答：
4.根据下面这则消息的内容，拟写一句话新闻。（不超过30字）
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昨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到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
答：
5.阅读下面新闻，在第一条横线上拟写大标题，并在第二条和第三条横线上拟写小标题。
央广网雅典6月21日消息（记者冯悦）20日上午，中希海洋合作论坛在希腊雅典举行。国务院总理在论坛上发表演讲，阐述中国的海洋观，描绘中希海洋合作美好前景。他强调，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建设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海洋。
总理6月20日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说，历史反复昭示人们，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为开发海洋进行合作，给各国带来发展；为争夺海洋发生战争，给人类带来灾难。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反对海洋霸权，愿同相关国家构建和平、安宁的海洋秩序。
总理6月20日在中希海洋合作论坛上说，海洋承载着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共赢的希望。连接各大洲的众多航线构成全球经济一体化大通道，承载着国际贸易最活跃部分。中国愿同海洋国家一道，积极构建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海上通道，发展海洋经济。
共建和谐之海
总书记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国家统一，妥善处理好领土岛屿争端问题。”
当前，包括海洋安全环境在内的中国国家安全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峻。这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中国总体海洋安全形势趋于恶化。中国海岸线总长1.8万公里，拥有6500多个岛屿。依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应划归中国管辖的海洋国土共计30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陆地总面积的1/3，其中有150万～19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与邻国存在争议。要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的海洋国土与海洋权益本身就是一个极大挑战，況且在过去中国经济与军事力量相对弱势的情况下就更加力不从心。特别是由于历史与国内政治及政策等多种原因，中国海洋权益长期以来不断遭受侵犯，原本属于中国的东海、南海诸多岛屿为他国窃占。在国际形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中国海洋安全环境与形势更趋恶化。
二、南海问题的复杂化与域外势力的纷纷介入，对中国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环境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美国强势主导与介入下，日本、印度、英国、澳大利亚等域外势力纷纷介入南海问题，加上美日等与南海问题相关国家的双向合作，对中国南海岛屿主权、海洋权益、海洋安全造成新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维权的代价与成本大幅上升。
三、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政策严重恶化了东海安全环境。在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持续存在的同时，属于中国的钓鱼岛长期为日本占有，并完成了所谓的“国有化”进程，对中国岛屿主权形成实际侵占。尽管中国实现了钓鱼岛周边海域常态化巡航，但仍无法实际控制钓鱼岛。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对日本采取“亲善”态度与立场，公开扬言对日本坚持的“冲之鸟礁是岛不是礁”“不持异议”，进一步影响了国家在东海的有效权益维护。
四、中国在全球主要海洋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重要性上升，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压力增大。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世界主要海洋通道（如马六甲海峡等）的安全问题（如是否被封锁）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与海洋通道安全的影响愈益增加，维护海外利益安全压力增大。洞朗事件的发生以及印度在马六甲海峡的战略优势，更加凸显我国面对的海洋通道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中央明确提出，“要切实维护我国海外利益，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加强保护力度。”
五、朝鲜半岛问题对中国北部海洋安全形成另类威胁。中韩黄海苏岩礁争议尚未解决，而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美韩在我周边海域持续军演、朝鲜“核危机”又进一步对中国北部国土与沿海形成新的安全隐患和威胁。
六、中国海洋政策与海洋战略推进面临更大的困难。受中国传统文化与陆权思想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奉行以“近海防御”为主的海洋战略，这在一定程度影响了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依据国家发展与海外利益延伸的需要，中国开始推进“远洋海洋战略”，但起步晚，阻碍大。当前，世界海洋权益早已被列强占领与瓜分。美国、法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与俄罗斯是全球拥有专属经济区面积最大的六个国家，其拥有的专属经济区总面积达540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3/4与母国领土分开的。因此，中国海洋战略的推进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国际形势的干扰。
台湾问题成为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重大障碍
中国台湾岛所处的地理位置，对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国家海洋安全极为重要。《海洋中国》一书中指出，“台湾是海洋中国的生命穴位。中国海自然分为南北两大部分，形成一个巨大的‘哑铃’，台湾就是‘哑铃’之柄”，“解决台湾问题，须用海洋谋略”。这一论述充分阐明了台湾在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的重要位置。但事实上，台湾问题已成为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重大障碍。
一、新中国建立至今60余年，海峡两岸未实现统一，台湾实质上为美国所掌控，未能成为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及维护海洋安全的屏障，反而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二、民进党当局提出的“海洋立国”战略或“海洋国家”主张，就是企图分裂国家，建立以台湾岛与周边海域为主体的“独立国家”，是对中国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最大挑战。
三、岛内政治的复杂性与分离主义势力的发展，阻碍了海峡两岸在东海、南海等海洋领域的合作，不利于两岸共同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如果两岸有足够的政治互信且都有追求国家统一的愿望，即使现在没有统一，也可以在海洋领域展开广泛合作，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的海洋权益。然而，不论是国民党当局还是民进党当局，均对两岸海洋合作持消极和反对态度，尤其是在东海与南海问题上的合作，这给国家海洋安全造成极为不利的局面。
四、蔡英文推进的“两岸关系区域化”战略，使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面临更为复杂的区域与国际形势。在去年的5.20讲话中，蔡英文大谈台湾在区域发展中的关键地位与角色，强调台湾参与区域发展的使命与扮演“和平的积极沟通者”的重要作用，认为两岸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两岸之间的问题，而是区域、特别是亚太区域问题的一部分。蔡英文还特别提出“集体安全”概念，就是企图将台湾纳入美日主导的亚太安全体系。这不仅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与改善，而且增大了我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的复杂性。
五、蔡英文当局的南海政策与对太平岛的新主张，有明显与外部势力合作以牵制大陆、达到“以中国领土主权换台湾安全”的政治目的。蔡英文针对南海仲裁案提出的“四原则五作为”，可视为台湾当局未来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方针与政策。四原则是：依国际法和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相关国家或地区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处理南海争端，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保护并共同开发南海资源。五项作为包括：捍卫渔权，保护渔民作业安全；多边协商，请“外交部”和相关国家或地区加强对话；科学合作，请“科技部”开放科研名额，由相关部门邀请国际学者到太平岛进行地质、地震、气象、气候变迁等科学研究；人道救援，请“外交部”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强化台湾因应国际法律议题时的能量。
民进党处理南海问题的基本政策思维是建立在其“台独”总路线与“亲美投日脱中”战略之上的。在这一大战略下思考与观察其南海政策才会更准确、更可靠。民进党在处理南海问题上的核心是：配合美国的南海政策与论述，反对两岸合作共同维护国家南海主权。其维护南海岛屿主权与海洋权益是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与意愿），确保掌握太平岛及引入美日势力进入太平岛是实。未来，蔡英文当局在太平岛问题上有多种操作的可能。
一是会不会让美日或其他国家到太平岛进行科学研究，从而将太平岛“国际化”？蔡英文提出的南海政策的“五作为”之一是进行科学合作，由相关部门邀请国际学者到太平岛进行科学研究。未来这一政策的落实完全是有可能的，在适当时机邀请美日等在太平岛进行合作研究，或允许他们在太平岛设立南海生態或海洋研究中心。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太平岛会不会因此“国际化”？
二是会不会策划美日等外国势力在太平岛进行人道救援活动？蔡英文提出处理南海争端“五作为”中包括人道救援，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签署的“2017国防授权法案”中纳入了“国防部长执行美台间高级军官与资深官员交流计划”，其中对交流的定义中包括了人道救助与救灾，这与蔡英文提出的太平岛人道救援计划一致。如果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未来美日会不会以人道救援的名义从事准军事活动？2008年台湾发生水灾时美国就曾派军用飞机以救援名义进入台湾。日前美国国会通过的“2018国防授权法案”更明确提出台美军舰互相停靠港口的建议，值得关注。
三是会不会宣布将太平岛作为美日军舰的运补基地？美国媒体曾报道，蔡英文在2015年访美时与美国有政治交易或幕后承诺，在美国需要时（如南海发生战争），可租借太平岛给美国使用，以提供补给。南海仲裁案公布前夕，岛内不断报道蔡英文避谈U型线是为美国“租岛”铺路。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一周之后，蔡英文就提出了针对南海仲裁案“四原则五作为”，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让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这似乎正在印证外界对蔡英文将太平岛“租借”美国的猜测。
四是未来会不会在太平岛设立幕后由美国主导的、针对中国大陆的卫星监测系统？太平岛会不会作为美国南海情报收集站？这些均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两岸统一，将大大缓解国家海洋安全环境压力
我们无法期待一个分离主义高涨的台湾会有助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只有彻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才能真正有效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也才能大大有助于维护国家的海洋权益与海洋安全，改善国家的海洋安全环境。这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海岸线就长达18000里。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史上，海上安全始终是国家安全的软肋：国家有海无防。新中国的成立宣告了这一屈辱历史的终结，60余年来，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得到空前改善。然而，制约和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岛礁被侵占、海域被瓜分、资源被掠夺”的现象非常突出，海上方向的安全隐患带来的危机险象环生，不仅西方国家和媒体较以往鼓噪“中国正在南海搞扩张主义”，大肆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论调，更有甚者，菲律宾司令公开声称：“中国制造航母并不可怕，我们不惜为南沙战至最后一兵一卒”。对我南海的海洋权益公开挑战。
针对事关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重大现实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一书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分析。由海军指挥学院从事海上安全政策研究和海军战略理论教学的冯梁等数位专家学者历经四年时间完成。该书集原创性、动态性和前瞻性于一体，是国内迄今为止较为系统地以海上安全环境为主题进行研究的专著，也是继作者出版《国家海上安全》之后又一部探讨关乎中国海权问题的力作。如果说《国家海上安全》更加偏重于理论阐述，那么，《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则强烈关注中国海上安全面临的实际挑战。
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是一个动态演变的现实课题，但本书基于全球视野，首先考察了世界大国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之间的辨证关系，对中国国家发展和海上安全环境的嬗变做了深入的历史回顾，这是近年来有关国家海上安全问题探讨中没有得到足够关注的方面。该书共计11章：第1、2章梳理世界大国发展进程中海上安全环境对国家的主要作用和影响，这和中国历史上在海上方向的弱势形成明显反差，从历史比较的视角论证构建海上安全环境的实际意义。第3－8章直击中国海上安全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从这些问题产生的战略背景到其对国家海上安全环境的影响的分析，中国海上安全环境作为战略理论问题，其战略重要性得到凸显。第9－11章把握中国国家海上安全的战略需求，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战略筹划和主要举措，强调建设和谐海洋成为中国迈向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紧迫要求。
拓展和界定了海上安全环境的理论概念
作者抛开对国际政治中传统的安全概念和范畴的讨论，开门见山地指出，“不同类型的国家，因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不同，所受威胁来源和威胁程度也完全不同，国家安全重点和战略重点存在着较大差异”。对海洋型或陆海复合型国家而言，海上安全环境是国家面临的国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直接和主要的外部因素，对国家的生存与持续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海洋型或陆海复合型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基于海上空间各要素之间彼此影响和相互作用以及海上方向的利益所面临的安全状态，这是海上安全环境的基本要义。影响海上安全环境存在着诸多因素，包括自然特征、国民基础、国家实力及海上力量对比、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国际环境等，这些因素深刻影响了近代国际关系史上大国地位的兴衰。进入21世纪以来，海上安全环境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海盗、海上恐怖主义、公海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突出，传统意义上的海上安全环境的内涵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更多地向非传统安全领域扩展。在和平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关系也由过去的单纯的零和博弈，转向谋求通过彼此合作获取共同安全。该书不仅丰富了海上安全环境的内涵，提出了海上安全环境的“国家和国际意涵”，而且也为着重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海上安全体系的塑造与追求奠定了基调。
全面考察了大国兴衰中的海上安全环境因素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深入分析世界主要大国崛起过程中海上安全环境对国家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并对各国的实践经验进行分类总结，从而全面展现了海上安全环境因素在大国崛起和兴衰中的历史地位。
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从兴起到衰落的转折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他们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同，一面或两面环海，都靠海洋起家。在新航路开辟和商品经济发端时期抓住契机，用庞大的商船队控制世界海洋航运、垄断世界贸易。它们最终盛极而衰，不仅是由于工业资本的侵蚀作用，更起源于寻求财富后期导致的享乐主义和奢侈之风盛行，使得国家发展海洋事业的观念不断淡薄，国家海洋发展机制内部发生朽变，使得向海洋推进不再成为国家意志。英美日三国都有良好的海洋自然环境作为国家安全的天然屏障，早期对海洋的认识和海上安全观念具有一定的危机和忧患意识，对海权也有了感性认识。及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后期，各国均结合各自的地理位置特点，从军事、经济等角度提出海权观，高度重视海上安全环境的营造，将发展海军、掌握制海权、拓展海外贸易与殖民地掠夺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直至称霸海上。法国和俄国同属陆海复合型国家，对海上安全有着内在的追求，但两国均没有获取海上优势地位。究其原因，各有不同。法国虽然“在世界海洋经济大潮的裹挟下，加入了殖民竞争的行列，但法国的国家发展仍然是以陆为主，海外的发展没有改变法国以欧洲大陆为主的经济和政治思想”。陆海复合的地理特征没有使法国采取兼顾陆海平衡的战略，而是把大陆确定为国家主要的战略方向。俄国基本上是一个远离海洋的内陆国家，只有唯一一个通向白海的出海口，正是因为恨其少，俄国才产生了夺取出海口，向海洋发展的强烈愿望，力争陆海两手发展，但同时它也遭遇了众多阻遏。由此看来，凡大国崛起一般都会遇到其他强国的联合打压。特别是新兴的海上国家，必须面对诸多对手，克服重重障碍，历经几十乃至上百年的不断争斗。
分析上述国家的海上安全环境及其历史性的变化，可以看出近代以来影响海上安全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同种因素在不同的国家差异颇大。这些国家的经验都极具典型的历史意义，其海上安全环境的变迁给中国的海上安全环境的营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海上安全环境
当前，中国海上安全环境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海上安全环境》紧扣中国海上安全环境这一主题，全面阐述了中国海上安全环境主要问题的历史背景、历史演变、主要影响，并对稳定中国海上安全环境提出了对策。如此全面分析和阐述，在近年来的同类或相关研究中尚属首次。
作者根据我国海上安全环境的自然特征，由北向南分别阐述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海上安全、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近海海域对我国家和平发展会带来重大影响的海上安全问题。但作者还不限于此，还对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海上战略通道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在明确海上安全战略的目标任务及其实施途径、措施等方面的基础上，针对国家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围绕国家海上力量的运用和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带有建设性的对策意见，不仅展现了作者多年海上安全环境的研究积累，其中一些问题的对策性意见，对指导我国海上安全环境的塑造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认为，塑造中国特色的海上安全环境，首先必须忠实践行新安全观，即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实现与周边海上国家的综合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长期以来，中国基本上仅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理解安全概念，主要依靠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冷战结束后，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必须以全面的视野来认识安全形势，更新和扩大维护安全的手段。在此思想指导下，海上安全除传统的政治与军事安全外，海洋经济安全、海洋公共安全、海洋生态安全也被纳入海上安全的范畴，维护海上安全的手段也强调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包括政治立场的宣示、军事力量的建设、经济关系的发展、安全对话的开展(例如即将举行的亚洲安全会议就是亚太国家就南海问题的对话)、国际合作的加强等。强调谋求自身安全的同时，也要尊重和照顾他国的安全。
为了实现国家海上方向的和平发展，中国政府提出“和谐海洋”的理念。作者认为，“和谐海洋”有其深刻的时代内涵，主要包括和睦的海洋政治环境、有序的海洋经济环境、和平的海洋军事环境、安宁的海洋公共环境。“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理论对构建和谐海洋提供了战略上的指导，它不仅体现在中国海上安全战略的制定上，而且也体现在海上力量的运用以及海上力量的建设上。“和谐海洋”则对“和谐世界”作出的必要充实。两者相辅相成，并形成完整整体。
塑造和谐海洋固然是中国海上安全环境追求的理想状态，但这无疑是以保持强大的海上力量为基础的。作者最后恰如其分地分析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不仅指出海上力量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令人信服地分析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