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大学将进入社会的中心，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运作，这使得大学的功利趋向愈来愈明显，直接影响到大学人文教育的实施，甚至因过分强调科学教育，使得大学沦为职业培训机构，这既不利于大学生的全面发展，也不符合大学自身的发展逻辑。人文教育是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主要特点，并形成了实施人文教育的较为完备的制度，挖掘古代书院人文教育的理论是构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从探讨儒家人文精神出发，对书院人文教育进行分析，力图管窥书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为当代大学人文教育理论建设提供些许借鉴。
一
北宋以降，书院逐渐发展成为传承、创新和普及儒家学说的重要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发展中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书院是儒家文化传播、创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践履者。
儒学是以人为本位的学说，主要表现为在对人的价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时，也强调人应该具备社会责任心，并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依存的关系，即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内圣外王之道”，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达到“内圣”的境界。在此基础上，儒家学者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即所谓的“外王”。这种由内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内涵。换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其一，士人通过忠实践履儒家的道德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身人格、价值的追求方面，使个体道德达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将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诸实践，最终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将这种人文精神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使中国古代教育呈现出典型的人文特色。书院教育不仅将以道德养成为核心的人文教育摆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来设计人才培养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贯彻落实。
作为宋代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创建、修复并讲学于多所书院，在长期的书院教学生涯中，朱熹将培养书院生徒的道德品质作为首要任务，他在《白鹿书院揭示》中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设想中，道德养成被视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说：“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则皆因其天赋之秉彝而为之品节，以开导而劝勉之，使其明诸心，修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而推之以达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务之际，必无不尽其分焉者。”他的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内涵与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养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几乎所有的书院大师都强调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动中的绝对地位。长期主讲南宋长沙岳麓、城南二书院的著名学者张拭则认为书院应该“传道而济斯民”，将以儒家道德为核心的“道”作为教学的主要内容。明代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的为学之路虽然与朱、张二人明显不同，但在书院人才培养模式的选择上，却是与二人一致的，对书院人才培养的首要标准也是“明人伦”。在(增修万松书院记)中他指出：“今书院之设……士之来集于此者……而进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从而趋之也。是必有进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贤之学也。”而“古圣贤之学明伦而已。”所谓“明伦”就是要精通儒家的伦理道德，并将其内化为信念，进而外化为行为准则。此外，王阳明还将书院的道德教育与自己的学术主张结合起来，认为书院教育应启发良知、培养圣人，即所谓的“致良知”。
尽管明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但书院仍然重视人文精神的灌输，强调良好的道德素养和扎实的儒学功底是科举应试的前提条件。道光中叶，主讲庐州泾川书院的著名汉学家胡培晕认为：“国家设立书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讲明修己治人之道，备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廪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为一身之荣已也。”许完寅认为当时书院教学的主要弊端是“聚诸生课文词，为科举而已”。尽管他也承认“当今之世，士之起于乡也以科举，势不得不专于文词”，但他还是认为片面追求科举文词会妨碍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然而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词者如彼也，其文词当于理而进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异哉?”因此，他要求桐乡书院的生徒通过潜心学习儒家经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他说：“吾愿吾乡之士，讲习于其中，无诱乎功名名利而存苟简之心，相与究孔孟之遗，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积久持之，待其学之成履之为德性，发之为文章，举而用之为丰功伟业，斯所谓人材于此出，斯所谓造士于此始矣。”嵩阳书院的执掌者耿介也认为从事举业的生徒要重视“有本之学”的学习，他说：“今日论学，不必烦为之辞，即于举业加一行字，使修其辞为有德之言见诸用，为有本之学。”
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书院对人文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甚至沦为科举附庸的书院对人文教育相当不重视，但人文教育贯穿于书院千余年的发展始终，成为其区别于中国古代其他教育机构的显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经典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将儒家人文精神内化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书院重视教学环节的人文精神培养，而且将人文教育渗透到其活动的每一个环节之中，既体现在学规之类的制度化文件中，也从书院内部环境的创设、祭祀等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来。
学规是规定书院的办学宗旨、办学目的、教学内容及其学习方法等方面内容的制度性文件，书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学规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书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书院学规，不仅为历代书院所采用，而且还成为南宋中后期以来官办教育机构的规范性文件之一。《白鹿书院揭示》将儒家的道德规范作为书院办学指导方针，首先就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获得这些道德规范，《揭示》认为掌握儒家经书是关键，朱熹说：“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而问辨之。”为此，他提出了“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从这个“为学之序”来看，朱熹要求生徒学习儒家经典的最终落脚点就在于笃行上，即将道德规范转化为行为实践。在朱熹看来，行为实践更多地会表现在日常行为中，他说：“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为此，《白鹿书院揭示》对生徒的日常行为规范也有相当严格的规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在处事方面，要求“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为达到学规中的各项要求，朱熹强调自我主观努力的作用，他说：“则夫规矩禁防，岂待他人设之后有持循哉?”与此同时，他认为学规还有警示作用，对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须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指示生徒严格遵守这一学规，“诸君其相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白鹿书院揭示》不但规定了人文教育在书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还提出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与《白鹿书院揭示》强调主观自觉性不同，在同为南宋著名学者的吕祖谦为丽泽书院制定的《规约》中，则强调外部力量的强制性在人文教育实施过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规约》主张建立书院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将社会舆论作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认为生徒违反道德准则之后，要先对其进行劝勉。如果劝勉无效，则要对其进行严厉的谴责。如果谴责仍然无效，则需要公之于众，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其悔过。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生徒，书院应当开除其学籍。为使人文教育落到实处，《规约》要求生徒使用日记簿，将每天所学的内容和疑问记录下来，“肄业当常有，日纪所习于簿，多寡随意。如遇有干辍业，亦书于簿”。等到生徒聚会探讨学术时，各自提出自己有关于经书的疑问，互相商榷。对懒惰不愿意写日记的生徒，应当“共摈之”。我们认为朱熹和吕祖谦的学规在开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点，朱熹重视生徒的道德自觉性的培养，而吕祖谦则重视舆论的监督与强制作用。
尽管实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尽相同，但书院利用学规开展以儒家道德伦理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传统为后世所继承，只是在不同的时候和不同的书院根据实际情况补充一些大同小异的条目而已，使书院的人文教育在强调道德自觉和舆论强制方面走了调和的路线。
清代岳麓书院山长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现仍刊在岳麓书院讲堂东墙之上。这一学规延续了书院重视人文教育的传统，从孝、忠、庄、俭、和、悌、义等方面对生徒作出了严格的要求，学规的前半部分为：“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不但保持了历代学规对儒家伦理道德进行严格要求的传统，它还将儒家道德伦理规范贯穿于日常行为中，力图使生徒养成良好的素养和人格形象。因此，这一学规使书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实，也使得书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学规之外，书院人文教育实施的方式还有很多，如书院内部环节的创设与祭祀是最为典型的。书院建筑的总体布局是遵循儒家纲常伦理的，内部环境的布置也时刻彰显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类似潜在课程的方式实施人文教育。如岳麓书院讲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讲堂东、西两墙上嵌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和清代山长欧阳正焕手书的“整、齐、严、肃”八个大字，集中体现了岳麓书院的院风和人文教育传统。这种布置使书院生徒置身于浓厚的儒家伦理道德氛围之中，时刻警醒他们保持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悟和追求。
书院祭祀也是实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书院祭祀是中国古代庙学体制的延伸，并结合书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点。除与官学同样将孔子等先圣、先师、先贤作为祭祀对象之外，书院还供奉本院学派的创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与本院息息相关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显本院的学派学风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将这些人树立为本院生徒，甚至成为书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学术的榜样。通过开展祭祀礼仪，向生徒与地方民众传达书院的道德与学术追求，使生徒与地方民众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这些实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对于人文教育的第一个层面——完善自我道德修养的要求，而对于第二个层面——治国、平天下的方面则显得相对忽略。这与儒家认为道德修养是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书院作为教育机构，强调个体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尽管如此，书院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生徒参与社会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是相当重视的，这使得书院人文教育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书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养清心寡欲的儒学教徒为目标；书院亦不是纯粹的文官训练营，不以培养追名逐利为终生目标的势利之徒为任务。书院教育应该通过完善生徒道德，进而实现全社会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体现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为此，书院学者们往往将这种人文追求与社会政治、日常人伦结合在一起。而在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下，科举是几乎将儒家经典知识权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将文化话语权转化为政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书院与社会政治的结合往往表现为对科举仕进的追求。因而，为实现个体道德完善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数书院都将道德教育与应试教育统一起来，目的在于培养“德业”与“举业”并重的人才。书院大师们认为士人必须在研习儒家经典的基础上，将儒家思想内化为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举之学，即所谓立志。朱熹说：“若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之度外，虽日日应举，亦不累也。”明代王阳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观点，认为“举业”与“德业”并不是对立的双方，二者是相互促进的，他说：“是非举业能累人，人自累于举业耳。举业、德业原非两事……其于举业不惟无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举业为德业，不离日用证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书院的创建者或修复者则进一步认为生徒努力学习“有本之学”，不仅能提高自身素质，而且还能提高科举及第的机率。广西洛江书院要求生徒全面研习《易》、《书》、《诗》、《礼》、《春秋》等儒家经典，将学习心得付诸实践。这样不但自然会形成观察社会的独特视角，而且还能在场屋竞争中稳操胜券。饶拱辰创建巴东信陵书院以后，反对书院生徒“惟是习文艺、取科第为富贵资”，注重在讲明义理和提高自身修养上下工夫，使自己成为学问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这样能使“其文艺必能卓然自树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场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机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为乡党所倚赖而矜式”。
就目前情况而言，大多数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尤其是西部欠发达地区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仍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很多知识的老化以及对新的专业知识的缺乏都严重影响着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专业技术及各项工作的发展。就内蒙古自治区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情况而言，专业队伍状况不容乐观，图书馆专业毕业生寥寥无几，而非图书馆专业人员占大多数，这些给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实际工作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人才危机。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在受到新的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接受继续教育，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技术能力。
1．2服务观念落后，职业道德教育不完善
在以往的服务观念中，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服务大多只限于简单的借借还还，所以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也似乎习惯了这种简单的服务模式，工作长期处于被动形式。但随着现代网络知识信息时代的到来，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不仅仅是简单的“保管员”和“出纳员”，更应该在图书资料的管理工作中起到参谋、导读的作用。职业道德是图书馆继续教育的基础，职业道德的教育直接关系到院系图书管理人员业务服务水平以及服务质量的高低。目前，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偏低，评职称有很大难度，劳动成果得不到重视和认可等一系列因素影响着管理人员的思想情绪、工作热情。因此，通过对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的管理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转变思想观念，提高职业认知度，充分认识到院系图书资料室在学校整体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同时，加强自身素质修养，从而促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工作的全面发展。
1．3知识结构不够完善、不够合理
从目前来看，虽说有些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备了一定的专业知识，但专业知识过于单一，没有系统性，或者只具备理论性而不具备实践性，缺失复合型人才，而且劳动人事部门提供的培训教育又是针对各个领域所有人员的一般性基础培训，这使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无法深入到图书文献的具体内容中，无法成为专业文献信息和专业读者的纽带，也就自然而然不可能为读者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服务。因此，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怎样提高专业水准，将陈旧的服务观念转变，将原有的知识结构更新，是迎接新时代挑战的重中之重。这不仅仅是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的工作，更是每个图书馆员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因此，不论职称高低，不论学位高低，资料室管理人员都应该全面提高个人综合素质，配合所在院校搞好图书馆员继续教育工作。
2继续教育的内容及途径方法
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2．1相关知识的拓展
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对高校图书资料室传统技能的拓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同时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别的多方面有关知识有所了解，通过学习“图书馆学概论”、“图书情报学”、“信息检索和计算机应用技术”、“信息检索教程”、“信息资源建设”等多方面知识来充实自己，提高与广大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从而提高服务质量。高校院系资料室面对的每位读者的专业、学科知识掌握程度不同，涉及的研究领域也各不相同，每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也各不相同，理解接受能力也有差异，所以说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教育，以达到与师生的有效交流与沟通，并且能为师生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
2．2新兴技术的掌握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深入应用与发展，内蒙古自治区高校图书馆普遍由传统图书馆向数字化图书馆转变与发展，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基本采用计算机处理，文献信息数字化，信息资源网络化，高校图书馆对师生的管理模式与服务方法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要求传统的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模式与服务方式也必须发生巨大地改变。传统的手工操作模式将被半自动、半手工的工作方式或全自动的工作方式的模式所替代，这些将给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带来新的挑战。管理人员只有全面加强计算机能力的继续教育学习，掌握现代化的操作方法和管理手段，才能适应现代网络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
2．3专业知识的继续教育
不论时代怎样发展，作为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对专业知识的需求是永无止境的。拥有过硬的专业理论知识，并且可以熟练地掌握、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将专业知识学以致用，与新技术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才是现代社会所需的复合型人才，也只有他们才能带动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全面健康地发展。综上所述，实现上述继续教育的内容主要通过以下几方面实现。
2．3．1讲座培训。高校图书馆应该定期组织专家、学者对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技术讲座、职业道德讲座等各方面的拓展能力讲座，以提高资料室管理人员各方面的综合能力，带动高校图书管理工作全面发展。
2．3．2进修班培训。高校图书馆可以根据本高校院系图书资料室管理人员具体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选派院系图书管理人员参加各类研修班、短训班等进行研修与学习，努力培养图书管理业务带头人，使其成为高校的图书馆与院系资料室之间交流与沟通的纽带。
2．3．3友好访问学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高校图书馆可以组织院系图书资料管理人员之间或校内院系图书资料室之间进行互访参观、调研与学习，借鉴、学习其他高校图书资料室或校内院系资料室先进的管理经验、方法及图书资料研究成果，从而弥补自己的不足，开阔眼界，扩展思路，提高业务知识与管理水平。
2．3．4树立终身学习。自学是继续教育的整个过程，是获取知识提高自我的最好途径，也是其他方法与途径所无法取代的。因此，在现代信息社会中，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不断获取新的知识与能力，从而做好院系图书管理工作，更好地为学校整体的教学、科研工作服务。
主人管理是魏书生同志最常用，也是他最见长的一种管理策略。他采用民主的方法，制定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每当出台一项新的规章制度，或修改一项原来的规定，都要通过全校教职员工反复讨论，最后才能决定。一旦走下来，就不轻易改变，要通过一个阶段的运作后再来验证其是否合适。魏 书生常说的一句话是：“说了算，定了干，一不做，二不休。” 在这一管理策略中，大略要分如下三个方面。
（一）明确主人身份。魏书生同志经常提醒自己，校长是全校师生的服务员，应该全心全意地为师生服务。于是他也经常强调教师是学校的主人，学生是班级的主人，全校师生才是学校真正的主人、让全校教师们都知道只有教师真正明确自己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事情才会好办，教师的事情才会办好。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是教师们自己反复讨论后，定下来的；学校的一切重大事情都由教师们参与，教师策划，教师们亲身去做而取得一定成绩的，教师们怎能不感觉到自己是学校的真正主人呢？
图书馆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是从事科学文化事业的社会实体。是开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总则第二条再次规定了图书馆在学校教育中的任务：“高等学校图书馆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履行教育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为培养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明确了高校图书馆要对大学生进行品质塑造和扩大知识面的教育。可见，高校图书馆不仅是教学和科研的服务基地，更是大学生的第二课堂。它对大学生的教育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在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人文素质与人文素质教育内涵
“人文素质指的是做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和态度，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丰富的人文科学知识，这是形成人文素质的基础，包括文、史、哲、艺术、科学技术史、伦理史等；二是对人类、民族命运的关注和责任意识；三是高尚的人格要素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是人的诸多素质当中最根本、最基础的素质，是人类发展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品质，对于人的其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人文素质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授，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人格、气质、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的品格。”_2J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主要是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自身的理性、情感、意志等方面的问题。
2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与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2.1 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分析
近年来，由于就业压力，高等教育存在着趋向于实用技术教育。“重科技轻人文”，“重知识传授轻人格培养”，导致了我国大学教育中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严重不协调的弊端，使之呈现出“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局面。商业主义对大学的入侵，大学的扩张，学生人数的剧增以及社会商业文化的泛滥使大学失去了象牙塔的氛围。许多大学的教育仅是为了把学生塑造成满足社会利益的有用工具，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已成为当今大学教育的主流，其结果造成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严重缺失。
2.2 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性
大学生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当前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因此，加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培养新世纪人才的需要，也是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的需要。大学生作为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人文探索能力的高级人才，不仅是自然人、经济人，更是文化人，他们理应热情地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命运。在对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时，不仅仅要引导他们认真学习，还须教育他们注重自己知识的合理结构，做一个“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大学生。爱因斯坦曾经指出：“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的人，他可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现代教育呼唤一种能提高人的素质、陶冶人文精神的人文教育来与科学教育相互补充，我们必须用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合来缓解科技发展对人性造成的缺憾。
3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与作用
高校图书馆是学校重要信息源的发掘者、传递者、支撑力量和载体，可以说，它既是文化传播的集散地，又是文化创新的策源地。因此，我们要十分重视高校图书馆文化氛围的营造，充分发掘图书馆文化景观，发挥其在人文教育中的独特作用。
3.1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优势
3.1.1 具有丰富人文底蕴的馆藏资源。“一个历史意识、人文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必定也是图书馆意识觉醒较早的民族，这种图书馆意识不仅应当是一切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的事业，也应当是每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必不可少的文化意识。书籍的可贵在于书籍中所载的人的心灵探索、创构或升华的可贵，这一点是所谓图书馆意识或图书馆精神的意义所在。”高校图书馆凝聚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灵之气，这座人文宝库中记载了人类悠久的历史，荟萃了中华民族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文献资源，这些古籍善本图书、名人字画及社会各界名人捐赠的资料等，具有较高的人文内涵和艺术欣赏价值的特藏珍品所独具的人文魅力，往往会给大学生以内在的鼓舞和启迪，对他们身心有意无意间产生深远的影响。
3.1.2 具有“绿色”的人文环境。高校图书馆有着独特的文化气息和文明氛围，它反映着学校的精神面貌，反映着校园文化品位和校园的人文景观，体现着学校浓郁的书香特色。高雅、宁静、舒畅的阅读环境，能使学生自觉地受到教育。优化的人文环境，如馆内条理清晰的规章制度，有序的借阅秩序等，对大学生形成一种约束力。馆内名人格言与字画点缀，工作人员热情周到的服务，和谐的人际关系，浓厚的学习氛围，再辅以人性化的管理措施，能使学生建立起自觉学习的意识，培养其形成良好的学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绿色”的人文环境促使学生思考和感悟，形成一种积极健康的人格品质，从而提高精神品位，升华精神境界。
3.2 图书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作用
3.2.1 导向作用。引导大学生善于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对大学生的人文教育至关重要。如高校图书馆中优美的文学作品能引导读者走入诗情画意般的境界，并逐步领悟其作品所蕴涵的情感艺术。阅读人物传记类作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被主人翁优良品质所感染，会在思想领域里与主人翁达成共鸣。为此，高校图书馆应密切关注大学生读书倾向并及时加以引导。如我校图书馆对大学生在阅读目的、内容、方法等方面给予直接指导和帮助：首先在文献采集上调整购书比例，由原来医学专业书籍占60％、人文社科类占40％的比例结构，调整为专业图书占40％、人文社科类占60％；其次，选购中外历史名著和现代名著、艺术鉴赏、名家书画作品和有关励志、礼仪、人际交往、人格教育、心理健康等类型书籍供大学生阅读，并编写“新书目”“推荐书目”“导读专栏”等，通过校园网及板报专栏推荐给大学生。让大学生通过阅读吸收书中精华，使他们能够开阔视野、净化心灵、陶冶情操。
硬笔楷书的教学从笔画练习开始，但重心是书法结体（结构法则）的教学。笔者参考软笔总结归纳出一套硬笔的结体法则：重心平稳、上承下覆、左右揖让、上紧下松（重心偏上）、中宫收紧（八面拱心）、布白均匀、形态各异、变化统一（大同小异）等。本文将讨论如何将书法结体与美学和人文主义精神相结合进行教学活动。
1 重心平稳
笔者在大学里学的是视觉艺术设计（应用美术之一），在各类设计中有一条最重要的法则就是“重心平稳”（有些刻意追求动感的除外，如动感雕塑）。何为“重心平稳”？浅白地说，就是一件设计作品，看上去不会倾倒，给人以一种安定的感觉。（在教学可用一些工艺品举例）
为什么要追求“重心平稳”？（在教学中引导学生主动思考），其实这和人类的本性有关，人类天生有一种求稳的本能，一般来说只有“重心平稳”的东西才能给人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而安全感又是美感的前提。所以，“重心平稳”在各类设计中是首要法则。在体育运动中，“重心平稳”也是运动者必须遵循的第一法则。再者，这也是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相吻合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精髓是以追求平稳和谐，即所谓的“中庸”文化。所以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虽然分分合合，但国家民族却能一直保存下来。还可以从现实角度来诠释，如高房价是全社会的一道难题，如何解决？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让房价既不暴跌也不暴涨，而是平稳过渡。多举一些和现实相结合的事例，能引发学生的听课积极性，否则书法容易变成一门枯燥的学科。引申：可见追求平稳是人类的共性，是所有设计的首要法则，也是国家、民族的发展之道。所以，重心平稳也是汉字结构中最根本的一条。学习书法先要掌握字的重心，使字站得稳。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一个字都写得符合“重心平稳”？笔者让一名学生上前，在黑板前站立。要求他做出各种动作。（1）两腿并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在黑板上书写“开”“井”。（2）两腿分开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平稳），教师举例“兴”“美”。（3）一条腿站立，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仍旧回答平稳），教师举例“中”“申”。（4）接下去，趁该生单腿站立之际，教师故意推他一把，学生差点摔倒，让下面的学生感觉是否平稳（回答不平稳），问学生有没有感觉到美感？（回答毫无美感）。教师引导：重心不稳让人感觉不安全，而安全感是美感的前提。
2 左右揖让
这条法则是针对左右结构的字如何安排左右之间的关系，如汉字“欲”“彩”。首先，引导学生思考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问题。关系普通的同事或同学之间，平时相处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是最适当的？提问：如果你平时无意中与陌生人或交情一般的人发生肢体上的接触，是否会有一种不安全感和不舒服感？（回答是）教师答：这种感觉是正确的，是一种正常的人际关系效应。接着让两名学生上前做出“勾肩搭背”的样子让学生观察感受，得出结论：左右结构的两部分笔画交叉或碰撞，给人产生一种憋闷感和心理上的不安全感。继续引导：相反，另一种情况是左右两部分笔画过于分离，又会产生何种感受？让两名学生相背站立，并且间距很大，下面学生观察后回答有“貌合神离”“互不关心”“缺乏合作”“人心冷漠”等等。教师引导：“这样的情形会带给人愉悦感吗？”回答“不会”。教师：“过于分离的笔画好比一种不和谐的人际关系，充斥着紧张，不安全，离心力。没有愉悦感，所以也没有美感。”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社会或国家人际关系的和谐，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处在和谐、有序的关系之中。书法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
3 上紧下松
教师在黑板上画出三个矩形如图，并让学生观察哪一个感觉最美、最和谐？
〖TP尤科兰-01.TIF；Z1；Y1，Y#〗〖TS（〗〖JZ〗图1〖TS）〗
绝大多数认为第一个矩形最美最和谐。教师问“为什么？”无人能答。教师解答：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和哲学家柏拉图共同发现一条黄金分割律，其实是一条数字的比例关系：当一个形状的长段与短段之比或整体与局部之比，为1∶0.618，此时人会本能地感到美的存在。0.618，以严格的比例性、艺术性、和谐性，蕴藏着丰富的美学价值，被广泛在应用在美术界，书法界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而第一个矩形最接近黄金分割比，所以最美。
〖TP尤科兰-02.TIF；Z1；Y1，BP#〗〖TS（〗〖JZ〗图2〖TS）〗
接着，教师在黑板上再画出两个形状如图，再让学生上前凭感觉找出两个的重心点。A点是学生找出的重心，B点则是教师根据严格的数学方法找出的真正的重心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距？因为人类有种视觉习惯，喜欢不自觉地将物体的重心点上移，定位于真实的重心点之上，这样看起来会更舒服些。继续引导：为什么人类眼睛普遍存在这种有悖于真实的假象呢？联系上面所述：这正是人类追求黄金分割的潜意识。
接下去，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让一学生上前平稳站立，教师：人体的重心在于肚脐，也是人体上下半身的分界点。另一学生用尺测量该生上身与下半身的数据，计算出两者比例接近于0.618。说明在人体中也存在许多黄金分割，只有符合黄金分割的人体才是和谐的美的比例。
题目来源
毕业论文（设计）时间
一、选题的目的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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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毕业论文（设计）的主要内容
三、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包括技术要求、工作要求）
四、主要参考资料（不少于10篇）
（本页打印）
五、毕业论文（设计）进度安排
阶段
1949年至今60年，中国教育科学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社会全面地向苏联学习，教育理论界则以引进、传播苏联教育学家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为标志。1956年以后由于中苏之间意识形态领域的摩擦日益加剧，结合中国实际，对学习苏联提出了明确、具体的意见。在这种背景下，凯洛夫教育学对我国的影响明显减退，中国教育科学也开始了中国化的探索。1963年，由刘佛年教授牵头主编了《教育学（讨论稿）》，在教育学中国化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1966年至1976年关于教育的论述成为教育科学的主要内容，对教育科学的学术探索中断了十年。改革开放后，我国教育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教育学教材编写盛况空前，教育科学内部不断分化与综合，交叉学科层出不穷，教育科学的学科体系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关于教育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学术争鸣如火如荼，通过争鸣促进了各家学派的形成。尽管目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水平不高，在政治与学术、移植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个性与共性、科学性与非科学性诸多关系的处理上，仍有许多历史和传统的遗痕，我们所期待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教育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但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百年的教育科学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教育科学历程，为我们在21世纪初面向世界建立现代化的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拉开了序幕，准备了充足的条件。该书绪论最后指出：“中国教育理论工作者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吸收古今中外优秀的教育遗产和教育经验，积极推动中国教育科学的‘本土化’、‘世界化’和‘现化化’，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科学体系”。21世纪，“中国教育科学将逐步形成一套自己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一套自已的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学术体系，没有本学科固有的概念、范畴、理论预设、研究方法和手段，中国教育科学将无法在现代科学体系中立足，也无法参与国际学术竞争。客观形势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都将使中国教育科学日趋‘系统化’”。该书从绪论到每章都以其详实的历史史料和严谨的逻辑论证反映出中国教育科学百年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教育科学逐步移植和创新探寻中国教育科学体系的过程。同时，教育科学的每门学科亦然是在探寻自身科学体系的过程中成长成熟的。纵横于该书的字里行间，无不被它详实的史料、犀利的争鸣性、高度的概括性和前瞻的评价性所折服。该书虽然没有给中国教育科学勾划出合理的学术体系，亦没有展现出每门学科的学术体系，但能站在历史的、客观的立场，揭示中国教育科学及每门学科的发展历程、存在问题及21世纪发展的趋势，对我们认识、学习、研究和发展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将起到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尽管该书编委会在前言中说：“要想全面把握和论述中国教育科学各门学科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对此自然不会不清楚”。但我还是想提出一点修改的建议，既然书名叫《迈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就必须对中国教育科学体系有个合理的交待，并在此科学体系“统帅”下叙述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哪怕这个体系只代表编委会甚至主编的观点也罢，这样就便于让读者清晰地了解中国教育科学的全貌及该书所选学科的理由。我们虽然不能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那样发现中国教育科学的合理体系，但我们起码可以提出一种分类意见统帅全书，为21世纪的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提供争鸣和发展的基调。我认为这是该书有待进一步修改完善的一个地方。该书列出的21门学科与附录《我国教育学学科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调查报告》所列的12门学科都有出入，肯定与万紫千红的实有的教育科学出入不小，让人说不清该书为何选择了这21门学科而不选择其它呢？！这个选择标准是应该说清楚的，否则，人们会误以为百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就探讨（成熟）了这21门学科，这显然不是。我想在此提出教育科学的体系，供同行学者批评指正。
教育科学
教育理论：教育原理、教育学、教学论、课程论、德育论……
教育哲学：元教育学、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
类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理论、高等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职技教育学……
交叉教育理论：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
社会教育理论：职工教育学、社会教育学、家庭教育学……
教育史论：类教育史（各类教育史）
教育史学
教育评论：类教育评论（对一切教育的评论）
一、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师生成长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伦理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人的理性理论、人的心灵理论、人的追求理论等，这些将为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人，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解决了科技伦理中人的理论问题，也就能更好地建设书香校园，服务师生成长。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理性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的主体是人，人的本性是理性的存在物，书香校园建设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分享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也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普遍理性的理性过程。一所真正有内涵的学校，应该是让人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书香的味道，感受到人的理性内涵。教育不应该成为一个训练“机器”的机构，而应该成为培育有理性的人的场所。通过营造书香校园的氛围，广大师生认识理性，学会分享理性。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提升人的心灵境界的过程。书香校园建设以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任务。书香校园建设是一个努力向上，努力向无限追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能忽略的是人的限度，尤其是社会的限度。在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不同范式的文化传播更加普遍，文化中的价值观差异更加凸显，对科技文化教育提出挑战。高校是人文精神的殿堂，建设书香校园，用优秀传统文化来构建我们的价值观，对于高校的德育教育来说非常必要。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实现人的追求的过程。师生在校园环境中，通过主体的认知来表达对人文精神的接受。当人的期望值特别高，不能达到时，不能忽视我们对善良追求的动力，我们更需要一种自我超越的精神，来实现书香校园文化层次的提升。书香校园文化具有德育教育的特质，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相关联，高品位的文化理念灌输，能保证学生人格修养的形成，达到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人的综合素质的要求。
4.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文化扬弃的过程。书香校园文化受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当今很多年轻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个性超脱于社会文化，形成扭曲的道德观，对文化教育的现状提出挑战。时代要求校园文化与社会文化相同步，书香校园文化的建设要保持自身的特色，反映社会的总体价值观，这就要求我们强化主体意识，对文化进行扬弃，接受对师生发展有益的传统文化，摈弃那些功利主义文化。
二、书香校园建设服务学院发展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科技方法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包括假设理论、归纳理论、演绎理论等，这些科技研究方法的理论将为书香校园建设搭建更加合理的框架。把科技方法理论运用到书香校园建设，能让书香校园建设更加科学、理性、规范，服务学院发展。
1.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回归过程。书香校园建设能更好地对文化的本质和内涵，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质和内涵进行追求和把握，是一种回归过程。文化的积淀是书香校园建设的前提，是高等教育实现战略目标的保证。高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机构，要注重对文化本质和内涵的把握，引领文化建设的潮流，把历史与现实有机结合，找出文化深层次的价值所在，建立能服务学院发展的文化模式。
2.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动态过程。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对文化的归纳过程，是一种动态过程。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变化，发扬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思想都是时代的需要。归纳和总结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把学习传统文化作为师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树立良好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构建完善的文化价值体系，把校园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文化的动态性。
3.书香校园建设是一种辩证过程。从校园文化到文化校园，从书香校园到校园溢满书香，是对文化的演绎，是一种辩证过程。文化的发展遵循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性，事物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否定过程，即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校园文化建设是客观存在的，书香校园建设属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范畴，也就必然遵循辩证否定的规律，因此，我们的书香校园建设过程是一个辩证过程。
三、书香校园建设服务社会进步
在科技哲学领域关于sts（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society）的研究中，我们能找到教育活动、思想文化活动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些关系更加有利于书香校园体系的构建。要有效利用这些关系，使其服务于社会。
1.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的相互作用推动社会意识形态的提升。思想建设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对文化建设有指导作用；文化建设是思想建设的表现，对思想建设有展示作用。用sts中的理论关系来指导书香校园建设，其实就是研究思想建设与文化建设之间关系的过程，二者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sts理论能指导书
香校园建设，书香校园建设能展示sts理论的成果，二者的相互能推动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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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懋元.试论素质教育.新华文摘，1998（2）：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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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22-02
“”结束以来，两汉蒙学教育研究成果卓著，不仅形成了研究的热点，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本文分专著和论文两方面论述，专著方面又分综合著作、教育制度、教育史料、专题研究等部分。论文方面分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和私学教育。
一、专著类
综合性研究方面，毛礼锐、瞿菊农、邵鹤亭《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以下省去“年”）、王炳照等编《简明中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等以“中国教育史”命名的十多部。这些著作都对两汉的文教政策、学校制度、官学和私学，作了程度不同的叙述，对两汉蒙学教育的研究有很多借鉴。值得注意的是肖川、何雪艳《中国秦汉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是论述两汉教育史的专著，其中两汉私学和蒙学教育的内容值得参考。
教育制度研究方面，李国钧、王炳照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以儒家经学教育制度为主来介绍汉代教育制度，对汉代私学的恢复与发展、办学形式、教学内容、蒙学和蒙养教材、家庭教育等都作了较为详尽地论述。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对汉代学校的发展作了介绍。姜维公《汉代学制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是目前对汉代学制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著作，该书详细地考察了汉代官学与私学的产生、发展乃至演变过程，分析了学校的施教人员、教学内容、师生关系及教学形式，论述了四姓小侯及皇储和诸侯王的教育，并指出太子教育与诸侯王教育的异同。对汉代家庭教育和书馆教育的论述也颇为翔实。
关于教育史料，程舜英《两汉教育制度史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孟宪承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都是资料选编，程书以分专题按编年的方式陈述教育制度及其实施的历史发展，从文字和书籍、书馆和书师、私学等方面对汉代教育的有关材料进行梳理。熊承涤《秦汉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选入的内容涉及两汉学校制度的建立、教育内容与方法、书师和师生关系等。
此外，还有一些专题著作也涉及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熊承涤《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吴洪成《中国学校教材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对两汉学校教材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胡幸福《中国古代平民教育》（中国大地出版社，2008）等从蒙养教育与生存技能教育和生育教育等方面阐述了中国古代平民教育的状况。幼儿教育涉及两汉童蒙教育内容的有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杜成宪、王伦信《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等。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的一套中国古代生活丛书，其中有毕诚《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阎爱民《中国古代的家教》。马镛《中国家庭教育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的出版推进了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史的研究。
学界对蒙学教育的专题研究成果，影响较大的有喻岳衡主编、岳麓书社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主要是对古代的童蒙读物的搜集整理，并进行简单的注释、评价，进而汇编成书。徐梓《蒙学读物的历史透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按时期对古代蒙书进行了梳理，具体介绍了两汉时期各种体裁和类型的蒙学读物。徐梓的蒙学研究涉及两汉的还有《历史类传统童蒙读物的体裁和特征》（《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清代以前的启蒙教材》（《文史知识》1999年第1期）、《传统学塾中塾师的辛酸苦痛》（《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等多篇论文。徐梓的研究深入而细致，是近年国内蒙学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研究者，为后学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
二、论文类
两汉时期的蒙学教育的研究论文较多，内容涉及蒙学教育内容、方法，识字教材以及私学教育等诸多方面，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王子今《两汉的童蒙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3期）兼用简牍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了汉代童蒙教育的具体形态，指出汉代童蒙教育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熊承涤《我国古代的儿童早期教育》（《人民教育》1983年第4期）、黄智允《汉代童蒙教育中的儒家因素：以天才儿童形象的探讨为中心》（《兰州学刊》2012年第5期）介绍了我国古代儿童早期教育学习情况。周永卫《两汉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唐都学刊》2000年第1期）、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寻根》2007年第2期）也对蒙学教育方法、特点做了论述。曾钊新、刘良湖《古代儿童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及途径》（《教育评论》1993年第5期）、张迎春《中国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的德育思想》（《晋阳学刊》2004年第1期）论述了勤俭、礼让、诚实、孝亲等古代童蒙养成教育中德育思想精华。
关于两汉童蒙教材方面论文数量颇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是熊承涤，他的《中国古代专科教育的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3年第2期）作者对中国古代的算学、医学、律学、武学、书学和画学等专科教育做了介绍。《谈谈中国古代的儿童教材》（《课程·教材·教法》1984年第1期）概要地介绍了中国古代儿童学习教材的发展和情况。《汉代学校的教材与经学（上、下）》（《课程·教材·教法》1986年第1、2期）指出汉代私学教学的程度不一，大致分为授字书、授《孝经》《论语》、讲授专经三阶段，但这三个阶段并没有明显的年级和年龄界限。吴洪成《试析我国古代蒙养教材的特点》（《课程·教材·教法》1997年第3期）、李良品《试论古代蒙学教材的类型、特点及教育功能》（《甘肃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指出童蒙教材具有集中识字、押韵、注重实用知识和道德等特点。贺科伟《汉代蒙学识字读本出版及其特点浅述》（《出版发行研究》2011年第11期）介绍了汉代蒙学识字读本的编撰和出版特点。于兴汉《中国古代蒙学教材的编选特点》（《教育史研究》2000年第1期）、李宝迪《我国古代儿童历史教材编篡的特点》（《浙江师大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1期）等介绍了两汉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蒙学教材，并分析了教材的类型、特点及使用情况。
李建国《汉代的童蒙识字教育》（《文史知识》1999年第2期）概括介绍了汉代童蒙识字教育的情况，认为汉代童蒙教材承前启后，并指出汉代童蒙识字教学在西汉中期前以识字写字为始，对书法和文字规范非常重视。沈元《研究》（《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从西汉社会生活史的角度来分析蒙学识字教材，并对《急就篇》进行了目录学的考察。丁毅华、陈国忠《的史料价值》（《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版）》2001年第2期）阐述了《急就篇》的史料价值。
近年来，利用简牍资料研究汉代蒙学教育也有突出成果。张金光的《论秦汉的学吏制度》（《文史哲》1984年第1期）对秦汉字书的性质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秦时《仓颉》、《博学》、《爰历》，两汉《急就篇》都是当时学吏识字、学书、识名物的课本，并非一般的蒙学教材。又在《论秦汉的学吏教材——睡虎地秦简为训吏教材说》（《文史哲》2003年第6期）再次加以强调秦汉字书为当时学吏者专用的启蒙教材，其内容分为识字学书教本、吏德教本、法律典章教本。而张传官《谈等秦汉字书的性质——与张金光先生商榷》（《辞书研究》2012年第3期）反驳了张金光将《急就篇》等秦汉字书视为学吏者专用启蒙教材的说法，认为从秦“三苍”到汉之《急就篇》等，都是书写范本，与当时的籀文、小篆、隶书等书体紧密相关。启蒙教材、字书、和书写范本三位一体，是社会各阶层通用的启蒙教材，而非学吏专用。
两汉私学教育研究为考察童蒙教育提供了借鉴和依据。刘良群《论汉代的私学》（《争鸣》1992年第5期）、张鹤泉《东汉时代的私学》（《史学集刊》1993年第1期）、李军《论秦汉时期的私学》（《上海社会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3期）都有对两汉蒙学教育的论述。其中，张鹤泉对东汉的私学类型、招收学生的特点及师生关系等都作了阐述，是目前对汉代私学问题研究较为深入的成果。并将私学划分为蒙学教育和“明经”教育两个阶段，蒙学教育与“明经”教育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二者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而孙峰、肖世民《汉代私学考》（《西安联合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和肖世民《论汉代学校教育》（《唐都学刊》2002年第2期）则认为汉代私学分为蒙学（书馆）—初读经书（乡塾）—专经（精舍）三个上下相互衔接的阶段。而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年）则认为初读经书作为私学教育的基本类型尚不十分稳定，有时和“书馆”教育相联系，作为蒙学教育的深入；有时又和“精舍”教育相联系，作为专经教育的过渡或预备。可见，对初读经书阶段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国台湾地区近年来有关两汉蒙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台东师范学院儿童文学研究所林文宝《历代启蒙教材初探》（《台东师专学报》1983年第11期），介绍了两汉的蒙学教材。本文后经作者丰富成《历代启蒙教材初探》一书，1995年由台东师院语文教育学系出版。妙芬《作为蒙学与女教读本的：兼论其文本定位的历史变化》（《台大历史学报》2008年第41期）对两汉童蒙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之处。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