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速发表网,咨询电话:400-838-9661

关于我们 登录/注册 购物车(0)

期刊 科普 SCI期刊 SCI发表 学术 出书

首页 > 优秀范文 > 世界建筑论文

世界建筑论文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2-04-07 20:27:29

世界建筑论文

世界建筑论文例1

中图分类号: TU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了解史学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适当借鉴现代史学理论对教学观念的更新和教学设计的创新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当前,史学界关注度较高的史学观念是全球史观,作为研究历史的新观点和新视角,主要强调的是从一个整体的视角出发,以文明为单位来考察不同地域、不同时期的横纵向历史现象。在这种新观点的指导下,对建筑史教学改革的研究将会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收获。

1.全球史观的定义

史学界一般将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视为全球史观的开创者,认为他在1955年的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首次提出“全球史观”。全球史观,主要以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或称“西欧中心论”、“欧美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的限制为特征,主张历史研究者要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以公正无私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族的建树。

2.全球史观对建筑史教学的影响

传统的建筑史教学在课程安排上分为中国建筑史和外国建筑史两类。多数学校的中国建筑史课程以潘谷西的《中国建筑史》为教材,外国建筑史课程以陈志华的《外国建筑史》和罗小未的《外国近现代建筑史》为教材,多数教师也是参照教材按照朝代更替、时代变迁讲授建筑史演变过程,并辅以类型专题配合。这种分国家、分年代的教学方式固然有它的优势,比如可以对各个时代下不同建筑类型了然于心,但是也带来一定的弊端,比如对中外建筑史的割裂认识,不能形成统一的知识体系,缺乏中外建筑史的交流和互动学习。

如果运用全球史观来思考建筑史教学改革的话,在教学体系和内容编排上将会有很大的变化。全球史观强调全球、全局的视野,主张历史要横向联系,建筑史教学可以借鉴全球史观的特点,改变中外建筑史分家的教学体系,把课程整合化,用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去考察不同文明类型下,同一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或是同一文明类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建筑文化和交流,真正做到古今贯通、中外对比。

3.全球史观指导建筑史教学改革的方面

目前的建筑史教学中,中外建筑史两大理论板块一直处于泾渭分明的发展状态,难道中国与外国的建筑风格真的是各自发展?在建筑史教材的内容编排上也多数是按时间序列说明建筑物的发展,难道仅仅是时代的推进让建筑风格不断演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世界是多元的、立体的,跨时空、跨地域的文明交流从来没有中断,正是这种交流造就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建筑文化之间的横纵向影响。在建筑史教学中,应该建立起跨越时空的内在联系,展示世界建筑史的基本谱系和概貌。在本科建筑史教学中,开设一门世界建筑史课程,编写一本世界建筑史教材是很有必要的一项工作。

3.1 世界建筑史课程

开设世界建筑史课程是很有必要的,这便于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让学生形成一种新的史观去认识世界建筑文化,那么,这个课程应该在几年级开?原来的中外建筑史课程是否就要取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笔者认为,课程安排可以设想如下:

一年级开设世界建筑欣赏和建筑师介绍,从观念上帮助学生建立直观的感性认识,无教材;二年级开设世界建筑史,进行通史教育,帮助学生建立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树立把建筑文化放诸全球的眼界,世界建筑史教材;三年级开设中外建筑史课程,对具体知识点进行讲解,帮助学生建立专业的建筑思想,中外建筑史教材;四年级开设专题史课程,内容涉及园林、城市、古建等,帮助学生深入学习,无教材。

3.2 世界建筑史教材

全球史观指导下的世界建筑史教材应该是一个基于整体认知观下的分层次、重比较的教材,以全球为视野,文明为单位来讲述建筑史的发展、变化和交流。在内容选取和编排上有以下几个重点:

(1)整体框架的构建

全球史观反对中心论,反对仅以“民族国家”为历史叙事单位,主张以“全球”作为历史研究的单位。站得高方能望的远,如果一开始就关注建筑的细枝末节,将很难从繁冗复杂的专业史中脱离出来,也很难审视我们国家的建筑文化在世界建筑史中的地位。应该建立一个世界建筑的基本谱系,中外合编,方便学生了解同一时代不同国家,或是不同时代同一国家的建筑历史发展状况,这种尝试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已经有成果。这样的整合便于把握全球建筑史状况,让学生很直观的了解到中国的宋朝在修建元大都,而同时期的西班牙在建阿尔罕布拉宫诸如这样的知识点。

(2)叙述单位的编排

传统的建筑史教材常常以国家、民族、地域以及建筑风格、类型等作为单位进行分类,这些研究单位都有过于庞大或过于微小或关联不够直接等的嫌疑,多数教师在授课内容上也不够全面,往往是就建筑物论建筑物,对于精神文化、制度文化都是介绍较少的,几乎把建筑史教学变成了纯案例的展示,而没有引导学生将建筑史与政治、社会、文明统一考虑,并且,我们的学生多数来自理科背景,本身缺乏历史素养,当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信息和资料时,如果没有明确的引导或是引导不够,更容易陷进建筑本身不能自拔。

在全球史观的指导下,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建筑史教材,中外合编,古今贯通,突出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等文明因素对建筑的影响,突出文明的传承和交流,借鉴齐格勒的《新全球史》的框架,设想的建筑史大体系如:

第一部分:早期复杂社会的建筑(公元前3500-前500年)

第二部分:古典社会组织的建筑(公元前500-公元500年)

第三部分:后古典时代的建筑(公元500-1000年)

第四部分:跨文化交流的时代的建筑(公元1000-1500年)

第五部分:全球一体化的缘起的建筑(公元1500-1800年)

第六部分: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的建筑(公元1750-1914年)

第七部分:现代全球重组时的建筑(1914年至今)

通过新的研究基本单位的确定就是希望能够弥补过去建筑史研究中的不足,把全世界的建筑放入一个体系,去关注背景,关注交流,获得一些新的发现,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3.小结

时刻把握全球史观倡导的全球视野,建立以文明为单位的研究体系,重比较、重交流。以培养学生的全球眼光为目的,帮助学生建立自己的史观,学会历史研究的方法,使学生真正能全面的接受世界建筑文化的熏陶,不仅是为了学习效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对学生今后的人文素养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美)本特利,齐格勒著,魏凤莲等译.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上、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世界建筑论文例2

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在1976年(逝世)前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前期左倾的激进转变为后期右倾的自由与开放。在1976年之前的中国建筑注重表达民族、国家和革命的宏大主题,此后的建筑倾向于表达地方文化并逐步关心现实的世界,是一个从“大叙事”走向“小叙事”的过程。①到20世纪90年代,经典政治权力已非中国惟一的权力中心。以发达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系统为载体,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文化霸权主义侵入中国,并呈现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中国的媒体比以往任何时侯都更靠近西方媒体:电视与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为信息在国外、国内的同步传播提供了可能,信息在国内国外几乎同步上市。西方强势文化借助媒体形成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力——文化领导权。中国经典的政治权力反而渐渐退居世俗大众生活的次要地位。

众所周知,西方在历经现代社会的长足发展之后,于20世纪60、70年代步入后现代社会时期,价值体系的多元化在许多艺术领域展开(建筑领域当然也不例外),并逐渐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统一价值取向标准的对神圣与崇高的向往被单体个性的张扬所取代。这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也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而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与行为准则。对库哈斯央视新大楼的追捧即体现了中国建筑界对西方建筑文化的神往与倾慕,而对该方案的批评则反映了坚守本土文化传统者(即中国现代主义建筑文化的拥趸者)的贯常立场,审美的多元化取向可见一斑。

2.边缘性

中国当下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决定了我们的边缘性地位。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被纳入另外一种价值观,不得不屈从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无论承认与否,全球化都无情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俞可平)。然而在比较有影响的文化理论体系中,找不到一种属于中国人原创的体系(季羡林)——这说明我们难以接近学术中心的边缘状态。建筑界也是如此,对西方当前主要的建筑文化与理论,我们缺乏对其所以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的理解,同时也缺乏理解它们这种发展的社会参照系,更遑论对其作出有力量的批判了。

二、喧嚣与冷寂——历史大关系下的建筑理论与批评

1.超出权力与政治阴影

从1976年以后,中国国家政治与权力形成的单一文化态逐渐拥入开放而自由的空气,整个中国开始重新认识“真理问题”。国家意志与正统意识形态从主流文化地位渐变成文化中的“主旋律”,虽由政府大力倡导,但并未真正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因为其中充满了过多的政治宣传。与此形成对照,“主旋律”文化之外是大量富有生命力、为大众喜爱的世俗文化。“主旋律”作为国家的文化导向,具有强制意味,带有鲜明的权力和“教化”色彩。然而比“主旋律”文化更为生机勃勃的是大众的流行文化,它没有权力的支持,但充满了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建筑迎来了一次真正的热潮。这一热潮与建国初期兴建“十大建筑”的热潮不同,这一次是自下而上的力量使然,少有政治与权力的影子。这标志着中国建筑从表现宏大叙事主题转向对现实世界的关注。正其时,西方的后现代与晚期现代主义理论盛行,中国建筑界几乎未加批判便接收了它们,正好用来当作如何对待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论支柱。

1976年以前(或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建筑界对中国建筑风格的定义为民族主义,表现为所有的建筑现象都围绕一个中心——一个原则、一个意义、一个精神以及一种世界观,这是权力与政治阴影下的单一文化态现象。这一时期的建筑理论与批评也以对民族主义建筑的讨论为主,语言风格上模仿前苏联,呈现出整体统一的价值取向。

时间再回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较之20年前,事物的真理性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被强制性地带上开往后现代主义②的列车。中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受权力与政治的约束,形成一整套的“共识法则”,一切建筑叙事主题只有经过它的认可,才能具有真理性的价值,并且为人们所接受③;而在此之后,权力与政治影响式微,“共识法则”被颠覆,“科学不再以追求真理为第一要务,而以生产未知为目的,‘为了创新而创新’(利奥塔)”,随后,中国建筑界呈现“百花齐放”的丰艳效果。建筑理论与批评终于走出了权力与政治的阴影。

2.视觉化倾向

前面已述及后媒体时代审美的视觉化倾向,视觉符号正在或已经超越了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④。英国艺术批评家伯格说得好:“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形态中,都不曾有过如此集中的形象,如此强烈的视觉信息。”⑤在各文化产业中,视觉符号被大批量生产出来。视觉形象的生产和传播,并不只限于艺术领域,艺术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泛化了,审美过去是艺术家的专利,如今已成为普遍的社会追求。建筑也不再是建筑师的专利,业主、公众都有参预、评判与选择的权利。

建筑理论与批评刚刚走出权力与政治的阴影,又面临这样一个好的建设时代,应当说应该有好的建树,可惜,西方建筑文化丰富的形式语言拥入得太快(上海建筑金、银、铜奖的评选中,约半数方案为国外建筑事务所设计),让人眼花缭乱,又乱了阵脚,很多建筑师便再也无心深究中国自己的建筑文化问题,而一味采取“拿来主义”。中国的建筑理论界俨然与西方建筑理论界全面接轨:西方的各种建筑理论都可以在中国的建筑媒体中找到介绍。中国的建筑批评更呈现出一副庸俗的面孔:以充满视觉张力的精美建筑图片为主,以西方建筑理论片言为点缀,以对建筑的参观性介绍为主线,因此整体缺乏理论深度。

世界建筑论文例3

中图分类号:TU198文献标识码: A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中国古代建筑的木构建筑也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很多建筑理论却未能上升到一定的高度,追根揭底还是存在很多原因的,此篇文章就要谈一谈中国建筑理论缺失的原因。

一、传统文化包袱沉重

传统建筑文化异彩与时代建筑文化格局纵横交错,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努力与文化反思相互交织,形成于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文化观察和评判坐标在同一时空并存争胜,所有这一切,映现出世界文化视野中的当代中国建筑文化比较研究的多重色彩。中国现代化思想运动的一大特色,在于它始终是从文化层面来探讨中国出路问题。自近代以来的中国建筑领域,也把中国建筑的出路问题归结为如何解决建筑风格问题,停留于从建筑形式、风格的层面去找寻出路。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开始,时代精神和民族情结的十字架就摆在中国建筑文化发展的道路上。中国建筑师这个职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刻刻都在时代精神和传统文化的张力下挣扎,背负着沉重的文化包袱,挣扎着寻求传统文化的时代生长点或者时代文化的传统立足点。这样的传统,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建筑师的创作活动依然是在传统和时代张力下探求文化的时空吻接的又一种努力;贯通着主流建筑师心境的,依然是文化上的两难考虑。正是这种沉重的文化包袱,使我们经常被风格、形式所遮蔽,把寻找中国建筑的“民族风格、时代精神、地方特色”当作中国建筑界的最有价值的追求,却使建筑本应该思考的本体层面的问题长期受到忽视。

二、外来建筑相对强势

长期以来,以西方建筑话语为主的建筑思想一统天下使西方文化成为建筑的主流,当今盛行的全球化更是一个以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为主体的“话语”领域,在建筑界则表现为建筑文化的国际化。全球化对中国建筑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建筑设计领域内国际建筑师的参与。

大量的设计任务被国际建筑师占有,造成了中国建筑在走向全球建筑设计市场中心的同时,中国建筑师却不断地被边缘化。边缘化的结果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师面临着更大的市场竞争,在激烈竞争的设计市场中迎合业主可能就是更多建筑师的选择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使中国的设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有的西方建筑师为了占领中国市场,为了吸引业主的眼球,也设计出许多造型奇特、夸张的建筑形象来赢得设计任务。为了在这样的竞争中胜出,中国建筑师也纷纷重新陷入形式主义的泥潭。

三、本土建筑理论缺乏

虽然当代中国建筑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接触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后的各种建筑理论,西方蓬勃发展的建筑理论和建筑思潮摆在中国建筑学界面前,但却没有认真追溯后现代主义建筑产生的根源、没有吸收其研究问题的方法,没有消化吸收国外建筑学理论的精华。我们自己的建筑实践,又很少有人认识问题的能力能够达到理论的高度,而只能凭个人经验和“感觉”处理问题。对于建筑哲学的思考更是缺乏,而更多的是评论性和套用国外理论介绍设计方案和实际工程的论文,这反映了当代中国建筑界理论的缺乏。当代中国建筑界理论的缺乏,立足本土的理论体系未能形成,这造成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指导,只好转求国外。但“形而下”的模仿和形而上学的引进理论成为实践过程中两个相互推动的缺陷一一形而上学的使用来自国外的建筑理论使我们的实践活动表现为缺乏内涵的模仿,这导致适应当代中国特点的建筑学理论没有良好的实践基础,进而造成中国建筑只能遵循实用主义哲学,用功利主义的视角,充塞于我们视野的只能是地域、时代、民族等现实而功利的问题,而无法在本体层面上发现更具普遍意义的建筑基本问题。

四、创作环境仍未完善

伴随着社会开放、经济发展、文化的交流,当代中国建筑的整体创作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建筑泛意识形态思维模式逐渐淡化,精品意识已经觉醒,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获得认同,节约型社会的氛围正在强化,对于建筑的认识也在逐步走向成熟。但相比国外发达国家,我国社会对建筑的关注远远不够,社会整体对建筑的认识有待于提高,特别是在一些中小城市建筑创作环境急待改善。目前,主要存在着以下凡个方面的问题:

世界建筑论文例4

这个时代科学和建筑的进化往往在人们不及想象和预料的极短周期便将各种“经典人物”和“经典理论”纷纷淘汰。所谓永恒的“经典”已经成为空间文明高速公路上一个个过去的“路标”,而现代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

无论我们如何怀旧、感叹、惋惜或茫然,总之,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一切都在重建的时代、也正在经历一个不断遭到破坏的时代――“破”与“立”的时代。“破坏”意味着某种概念的否定、定义的埋没甚至文化既存结构的被摧毁。特定时代的新空间文明会在破坏的“废墟”中诞生,也许会在破坏过程中消失。

二、今天,中国的建筑创作在建立与破坏的边缘挣扎进展

“建筑创作”并非一项界定设计进行和进展的绝对标志。除了那些举世公认的一类创作性建筑之外,更多的建筑或许是有“创”无“作”、或有“作”无“创”。并非以此评价一个地域乃至一个国家的设计水准,其实这是普遍存在的人类建筑现象。至今所接触的有限建筑现象,意识到建筑创作并非仅仅局限于一种所谓空前绝后的大尺度标志性形态构成体现,而是渗透于各个层面和细部的推敲性进展。

社会进步的定位在文化和经济双轴垂直相交的坐标系中显示,而建立与“破坏”正是这个坐标系的动态矢量。建筑创作并非局限于“建立式线型加法”,同时亦存在“破坏式非线型减法”。

三、人类对建筑的传统定义面临挑战

从人类对建筑的传统定义直至大学沿袭的教科书,一代又一代的建筑学人所接受的建筑学知识及其设计方法几乎完全是建筑学的“建筑性语言”。无疑,各种系列建筑学的“建筑性语言”孕育了建筑界的建筑家;更为普遍的功能是培养了建筑界更多的芸芸众生。

突然之间,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信息浪潮,我们日益感到已经拥有的建筑学知识及其设计方法或者蜕化、或者入不敷出。

几乎全世界的建筑师都在建筑形象的大海中挣扎。在挣扎中孕育了挑战性的建筑形象,同时也面临着层出不穷的建筑形象挑战。建筑学的语汇元素、设计方法、构思决策,都必须更新,以迎接新时代的变革。

在建筑的进化过程,建筑复合构成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构成建筑的元素已经不局限于纯粹的建筑本体技术领域,边缘或者非建筑元素正在全面进入建筑构成技术体系。

人类建筑进化的下一步将不再仅仅是外部形态的改变,而是社会决策人士和建筑师内部意识的进化。心态、视野、观念以及系统方法成为建筑创作形而上的主导。进化与其说是技术的更新,不如说首先取决于国家文化导向及其社会美学意识的进步。

四、在浩淼宇宙,生命来自非生命、生命创造现象来自更高的生命心灵

世界建筑定义中“功能”被现代生活、生产、国际网络冲击得七零八落之后,建筑形象正为人类视觉及视野拓展真正进入宇宙领域提供可能。

建筑创作是人类心灵创造出来的各种物质幻影。人类进化在地球上构筑生存空间以来,作为物质幻影的建筑与城市文明经历了世代的覆灭与复兴。地球表面尚存的废墟及其作为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建筑,不过是物质幻影的片段。

我们不要被所谓的“功能・形象”永恒的定义束缚。一切应回归于创造者的原始而又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和求索之中。因此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建筑及建筑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积淀的一部分,形式不是永久,而创作是永恒。

五、建筑创作过程交织于“虚”与“实”之间

“虚”的内涵首先在设计构思初期阶段的“非局限性”――即一系列超越所有以往既定时空界限的构成方式链接空间载体。建筑进化及设计构思的“非局限性”导致建筑创作的“非建筑性”。建筑创作的基点并不仅仅在于建筑圈内。

牛津大学的罗杰・彭罗斯教授研究人的思维过程时指出:进行思考,词语在头脑中根本不存在。

爱因斯坦也曾表达这样一项见解:词语或语言,无论是写的或说的,在我的思维结构中似乎都不起任何作用。

在一系列调查过程发现:真正的建筑设计创意思维过程,至少开始阶段并未局限于建筑语言。无论我们是否已经意识到,建筑创作过程的非建筑性思维已经全面影响我们的创作方式。

“非建筑性”思维可以在更加广阔的层次上展开构思的幅度,这是建筑进化的结果。她使我们以更大的包容性面对与建筑构成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越来越复杂的问题。

21世纪建筑创作的使用构成语言完全突破了建筑体系的保护圈,开始全面进入非建筑领域。我们需要以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发现现代空间构成“非建筑性”元素――这意味着又一个新建筑时代开始。

作者单位: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

收稿日期:2001年12月

1地方特色仍然存在,只不过包容了一系列大尺度结构功能空间

世界建筑论文例5

在二战战火收息后的1948年6月28日,UIA(国际建筑家联合)在瑞士的Lausanne设立。以消除大战中出现的国籍,人种、宗教、建筑的不同信条为宗旨,建立起相互了解、彼此尊重的关系,交换学术思想和观点,通过共享经验与智慧。达到改善人类的生活与环境的目的。在国际社会代表建筑行业,促进建筑和城市规划不断发展。确定建筑师的职能,促进建筑师及有关人员之间的国际交流活动。

UIA加盟国在全球按地区分为5个地区集合:第一区域:西欧,第二区域:东欧及中东,第三区域:北美与中南美,第四区域:亚洲及大洋州,第五区域:非洲。

现在,UIA已成为拥有123个国家加盟的,约130万会员的世界最大的权威建筑家团体。在UNESCO的协助下,开展国际竞赛,大学,大学院的建筑教育认定,建筑业务的自由化等国际问题的相关活动。

三个主要活动领域与多采的专业部会

UIA的主要活动领域是“教育”、“职能业务”、“设计竞赛”三个方面,其中设计竞赛导出了“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中心”、“东京国际论坛中心”等优秀的建筑成果,成为国际建筑竞赛的典范。

同时,UIA还以“可持续性”、“社会”、“规划”、“人居计划”、“遗产”、“设施”等主题开展多采的专业部会活动。

多边合作关系

UIA是UNESCO(国联教科文机构),UNHABITAT(国联人居计划),WHO(世界保健机构),WTO(世界贸易机构)等政府机构所承认的、建筑界唯一的国际组织。

通过和DQCOMOMO,ISOCARP(国际城市地区规划家学会)等建立合作关系,在多方领域开展高度专业化的活动。

UIA奖

UIA设立了“UIA金奖”、“UIA特别奖”等表彰制度,致力于国际建筑界的发展。对世界建筑艺术的振兴做出巨大功绩的建筑家所颁发的UIA金奖,至今共有9名的受赏者,日本建筑家的桢文彦(1993年),安藤忠雄(2005年)取得了该项最高荣誉。

历届UIA大会的历史

1948年第1届建筑面临的新任务――洛桑,瑞士

1951年第2届新任务下建筑的选择――拉巴特,摩洛哥

1953年第3届处在十字路口的建筑――里斯本,葡萄牙

1955年第4届建筑学与建筑之演化――海牙,荷兰

1958年第5届城市的改造与建设――莫斯科,前苏联

1961年第6届新技术与新材料――伦敦,英国

1963年第7届发展中国家的建筑――哈瓦那,古巴

1965年第8届建筑师的训练――巴黎,法国

1967年第9届建筑与人类环境――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

1969年第10届建筑是社会之原动力――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

1972年第11届建筑与娱乐――瓦尔纳,保加利亚

1975年第12届创造与技术――马德里,西班牙

1978年第13届建筑与国家的发展――墨西哥城,墨西哥

1981年第14届建筑・人・环境――华沙,波兰

1985年第15届建筑师目前与未来的使命――开罗,埃及

1987年第16届住房与城市-建设明日世界――布赖顿,英国

1990年第17届文化与技术――蒙特利尔,加拿大

1993年第18届2000年的展望――芝加哥,美国

1996年第城市建筑的现状和未来――巴塞罗那,西班牙

1999年第20届21世纪的建筑学――北京,中国

2002年第21届资源建筑――柏林,德国

2005年第22届城市建筑的百货商店――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2008年第23届演变中的建筑――都灵,意大利

2011年第24届DESIGN 2050――日本,东京

大会会场及活动

1、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NYC)

青年大会:9月22日(星期四)~29日(星期四)以建筑学生,年轻建筑师为对象的国际交流活动,来自世界各国的年轻人,以“KIZUNA―agenda of Tokyd beyond 3・11”为主题,通过分组讨论的形式,探讨从震灾的经验和东京城市,建筑的未来。

2、六本木新城(52层)

欢迎活动会场,9月25日(星期天)17:30开始在大会开慕式前率先举办的,向来自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会嘉宾表示欢迎的活动。

3、东京国际展览中心

第33届日本住宅与建筑展2011会场:9月28日(星期三)~30日(星期五)

4、其他:在东京的各区展开接近100个的大会相关活动,城市整体迎接参加大会的来宾。

主题研讨

主题研讨:9月26-27日(主场A大厅)

TS-1(居住・文化):9月26日,11:30-13:30

主持:小野田泰明(东北大学)

主题:灾后如何重塑生活的希望

贫民窟(高密度穷人区)所呈现的被剥夺了居住权利的状态,是世界的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课题。这次在日本,给我们展示了由于自然灾害而突然引发的状况。本主题研讨中,针对这样的城市居住的权利和希望是否能够再生,通过和贫民窟问题的比较进行广泛的议论。

TS-2(都市・信息):9月26日16:30-18:30

主持:藤村龙至(建筑家)

主题:[2011年之后]的城市发展之路

日本东部大震灾暴露了高龄化问题,能源问题等,日本的城市本来所存在的难题。今后日本的城市,国土。应该朝怎样的方向发展?在本主题研讨中,从政治学,空间经济学,城市规划学方面的新的动向中,探讨今后城市的发展方向。

TS-3(地球・环境):9月27日9:00-11:00

主持:小泉雅生(首都大学东京)

主题:思考今后的环境建筑(一般公开)

在思考地球规模的环境问题时,首先从我们身边的建筑环境开始议论。以不同的气候,风土为背景,从各种各样的视点,领域通过环保的工作,思考今后建筑的可能性。

论坛嘉宾:

Thoms Lechner(哈佛大学/环境工学,德国)

Madhola Prematilike(环境建筑家,斯里兰卡)

Mathos Santamouris(环境设计,希腊)

TS-4(自然・技术):9月27日11:30-13:30

主持:太田浩史(东京大学)

主题:与自然共生能技术(一般公开)

日本东部大震灾暴露了我们生活基础的脆弱性,对我们一直以来所相信的技术引发了疑问。

就我们应该如何思考今后的技术,建设城市化的社会,从相天的各领域的视点进行议论,

论坛嘉宾:

Paola Anlonelli(MoMA,意大利)

伊东・丰雄(建筑家,日本)

philiope Rahm(建筑家,法国)

Tarek Naga(建筑家,埃及)

TS-5(信息・社会):9月27日14:30:16:30主持:桥修(神户大学)

主题:网络时代的建筑家像与建筑家的职能(一般公开)CT技术的惊异进步形成人类的跨越界限的飞跃网络化,给沟通交流的形式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导致了社会自身的变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日本东部大震灾。在这里,就21世纪的网络时代,建筑家所担负的新的作用,职能进行议论。

论坛嘉宾

Jeffrey Inaba(建筑家,美国)

Aria Tostoes(docorrlomo,葡萄牙)

Francis Keref建筑家,Burkina Faso)

学术讨论(学术内容)

学术会议-1:

论文:发表

学术会议-2:

建筑设计发表

UA常务委员会会议

1、UEA的常务活动通过教育,职能事务,国际竞赛的三个常务委员会和工作会议来完成。

2、大会以过去三年的活动成果为基础,召开下记的各种活动。

3、UIA常务委员会称为职能事务委员会

活动部会工作会议

1、可持续建筑:为了可持续未来的建筑/可再生能源

2、建筑与社会:建筑与孩子/面向大众的建筑/城市居住与灾害

3、城市化:中规模城市的城市化与开发/旅游

4、居住:居住/无国界的活动

5、文化的特性:文化遗产/宗教的空间

6、各种设施:教育,文化设施/公众卫生

其他活动部会:UIA继续职能开发(CPD)部会,UIA VISION与战略部会,UIA交流部会等

UIA2011东京大会学生设计竞赛

在大会的“DESIGN 2050”的主题下,举办以世界的建筑学生为对象的国际建筑竞赛。竞赛题目包括,

1、日本筑波市“国际医疗・看护关联设施建筑计划”

2、日本土浦市“新CBD・体育・交通枢纽地区规划”

3、日本稻敖市“新生态城市规划”

4、日本霞之浦南侧沿岸地区KSCR“智能地区计划”

审查委员长,隈研吾

大会展览

1、第10届居住・建筑・城市的环境展(环境建筑2011)

2、第33届日本住宅与建筑展

3、建筑技术・设计展2011

4、“2050年的建筑家”论坛

5、一万人的世界建筑家展

6、社区・建筑师・研讨

7、开放!建筑

8、2050地球展望

9、论坛“今日东京建筑”

10、日本的建筑:过去,现在,未来

11、“TOKYO chalrcity”展

12、新陈代谢未来城市展

13、创造东京-3・11后东京体会

14、建筑大学展

15、“AID4Q”设计40年后的未来

16、“日本的工匠”展

17、国际论坛“化危机为机遇!”

18、“灾害时专家们的国际协助和支援活动”论坛

19、建筑的探奇

20、建筑的解剖医学

21、亚洲绿色文化

大会配套观光活动

在参与大会的同时,通过大会组织的各种观光活动,欣赏日本美丽的自然,城市建筑的同时,增进彼此的交流,

住宿旅行

“宫城・山形”仙台媒体中心和登山城区的观光旅行

“群马”矶畸新・绢・日本温泉文化之旅

“长野”探访山岳城市的民家风景+现代建筑

“伊势・奈良”日本文化的源流与谷口吉生之旅

“奈良・京都”发现日本之“古典建筑之旅”

“飞马单・高山”漫步建筑

“金泽・探访”现代艺术与武士文化

“高松”濑户内的艺术与建筑之旅

“广岛”广岛的世界遗产之旅

“九州”现代建筑与温泉之旅

“冲绳”UIA2011冲绳之旅

当天旅行

“枥木”目光的天

“成田”神与佛的建筑比较和城市散步

“镰仓”“镰仓”访问12世纪的首都

“东京”环境建筑之旅/探讨防灾和城市之旅/城市与水岸之旅参观建筑企业的研究所和建筑工地/船游看日本的桥梁和城市

城市散步

“京都”发现日本之“古典与现代建筑”

“东京”漫游江户城/走访涉谷区的建筑家工作室和美术建筑铁道沿线的生活风景/干代田区的历史建筑/企业展厅周游

建筑参观

“东京”参观日本的建筑大学/代代木体育馆参观/东京国际

会展中心参观

相关参观

“东京”另类建筑游2011同伴者活动“东京湾屋形船”/博物馆之旅/歌舞技座・能・国立

博物馆

自行车和船:走访东京背后的魅力/有名建筑之旅

会期=2011年9月25日(星期天)-10月1日(星期六)

主会场=东京国际论坛/丸之内地区/日本桥地区

分会场=国立代代木体育馆/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纪念

综合中心(其他)

主办:国际建筑师联盟(UlA)/UIA2011东京大会日本组织委员会协办外务省

文部科学省

经济产业省

国土交通省

环境省

东京都

干代田区

(财)国际观光振兴机构

(财)建筑环境・节能机构

(财)建筑技术教育普及中心

(财)东京观光财团

(财)日本建筑中心

(社)经济同友会

(社)建设顾问协会

(社)建筑业协会

(社)建筑设备技术者协会

(社)建筑设备综合协会

(社)再开发联合协会

(社)住宅生产团体联合会

(社)东京建筑土会

东京商工会议所

(社)都市规划顾问协会

(社)日本室内设计师协会

(社)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社)日本建材,住宅设备产业协会

(社旧本建筑家协会

(社)日本建筑学会

(社)日本建筑协会

(社)日本建筑结构技术者协会

(社)日本建筑士会联合会

(社)日本建筑士事务所协会联合会

(社)日本建筑概算协会

(社)日本建筑美术工艺协会

(社)日本建造物协会联合会

(社)地产协会

(社)景观顾问协会

NPO法人日本城市规划家协会

建筑・住宅国际机构

城市环境设计会议

(株)东京国际论坛

朝日新司社

日本经济新闻社

读卖新葡社

参加注册及参展,商业赞助联系

参加注册

单独报名请直接通过官方网站

省略/ja/registration/

团体报名请联系各地建筑学会或下记大会组委会参展,商业赞助请联系下记大会组委会UIA2011东京大会参加登录事务局

邮政编码150-Q001

日本东京都涉谷区神宫前2-3-18 JIA馆

E-mail:uia2011-reg@congre.co.省略

世界建筑论文例6

随着大学校园建设量成倍增长,有关大学校园的研究也日益升温。因为大学校园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建筑性和教育性。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多局限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三个学科领域。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世界建筑论文例7

        随着大学校园建设量成倍增长,有关大学校园的研究也日益升温。因为大学校园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建筑性和教育性。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多局限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三个学科领域。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  (《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  (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  (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

世界建筑论文例8

随着大学校园建设量成倍增长,有关大学校园的研究也日益升温。因为大学校园具有两种基本属性:建筑性和教育性。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多局限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三个学科领域。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与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与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与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充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与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势也作了一定分析探讨。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势。“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特殊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与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作用,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与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讨教育思想、教育理念与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问题提出的,研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讨,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研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研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研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研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与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建筑与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作用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体会:《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作用,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与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作用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与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研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认识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与‘参与’”。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研究活动、研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研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与周围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充满意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与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作用,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与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点是:(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作用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研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研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研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研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研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现状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与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研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研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研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研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与共享: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世界建筑论文例9

2006年7月成立的UIA2011东京大会组委会,在2008UIA都灵大会后正式接过大会主办工作。大会以“DESIGN2050”为主题,全球范围地、高层次地探讨近未来环境应有的姿态。针对2050年排炭量减半、超高龄化社会等的人类课题,探讨建筑、产业、市民等各界如何共同设计未来和谐社会。

每三年一次的全球性建筑界的全方位论坛

现代建筑通过环境、城市和人的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地球上所有的活动。建立可持续社会,创造有魅力的城市,实现人类生活的不断向上,是21世纪对建筑的效果和责任的要求。

在“建筑,城市,环境”等诸多问题上,今天的亚洲担负着重要的角色。从亚洲区积极地向国际社会发出信息论点,是市民社会给予我们的使命。

大会会期

(1)期间:2011年9月25日(星期天)~10月1日(星期六),共7天

(2)地点,

主会场:日本东京国际论坛中心,丸之内地区,日本桥地区

副会场:国立代代木竞技场,国立奥林匹克纪念青少年综合中心,其他

(3)主办:国际建筑师协会(UlA)/UIA2011东京大会日本组委会(JOB)

大会主题:DESIGN 2050

聚焦2050年的世界视像,探讨明天的城市,建筑应有的姿态,孕育出“DESIGN 2050”的大会主题。

构思理念的原点可以上溯到1933年的第4次近代建筑国际会议(CIAM),当时建筑学家柯布西埃所提倡的“雅典”的理念对世界建筑界和各产业界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并在随后召开的UIA芝加哥大会上,从“可持续未来”的概念中形成了之后被社会所广泛认知的“可持续设计”。

着眼未来的“DESIGN 2050”正是演绎了上面的理念,提倡面向21世纪的新。以“地球,环境”,“信息・文化”,“生命,生活”为副题,展望2050年,建设地球和人类的共存富饶社会,形成新的价值观,创造21世纪的新生活方式。我们不是单纯地在现在的延长线上追求未来,而是跨越现在,以未来的视点构思描绘出未来的理想像。

环境、能源、经济、人口、粮食、教育等21世纪我们所必须解决的众多课题,并不是建筑界所能够单独解决的。正因为这个原因,通过UIA2011东京大会,我们跨越国界、宗教、民族、性别、世代、产业等种种隔障,呼吁更多的地球人共同参与,汇集智慧与技术具现化“DESIGN 2050”的主题。

大会副题之一:地球,环境

大会将针对地球温暖化,节能、实现低碳社会所面临的课题,海啸、地震等自然灾害、水资源、农业等方面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研讨技术性解决提案。大会将展示在这些领域中日本所研发的先端技术和解决方案。

大会副题之二:信息・文化

对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全球化信息社会中,经济、城市、交通等应有的发展趋势进行研讨,从信息化时代的文化角度,广泛探讨城市景观、文化交流、教育等方面的内容。

大会副题之三:生命・生活

随着世界人口的爆发性增长,发达国家人口急速少子高龄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农业渔村的地域社会、医疗等,对21世纪生命与生活所相关的广泛课题进行建设性议论。从生物多样性等,聚焦地球上多种多样的生命体。

大会包括主旨讲演,主题展览,论文/设计发表,各种论坛等内容,由UIA及UIA加盟协会的活动,各种展览会,面向市民的活动,面向年轻建筑师和学生的活动,建筑关联团体活动等组成。

嘉宾及演讲主题

1.克里斯托,维拉第米罗夫t贾瓦塞夫ChristoVladimirov Javasev(艺术家/美国)

Christo和搭档Jeanne CIaude一起,开展了一系列艺术活动,在日本茨城县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同时竖起1000多把伞的“Umbrella”(1984~1991),用布将德国帝国议会议事堂包起来等……体现把艺术作为城市与自然环境中的风景的表现主题,他将在大会就“环境与艺术”展开论述。

Christo1935年6月13日生于保加利亚,1958年逃亡到巴黎,这年的秋天和Jeanne Claude相识,共同开始了他们独特的创作历程。1964年移居纽约,之后陆续开展了“ValleyCurtain哥罗拉多州,1970―72”“被包裹着的巴黎,1975―86”“Umbrella,日本,美国,1984―91”等艺术活动,实现了以布为主的变化景观的创作。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包括1977年开始的“Mastaba,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1992年开始的“Overthe River,哥罗拉多州”,在JeanneClaude的突然去世后,仍致力于这两个活动实现的准备工作。

2.吉格米,尤泽尔,辛莱Jigmi YoezerThinley(不丹王国首相)

Jigmi以提倡重视GNH(国民幸福总量)来取代GNP(国民生产总值)为口号,把人类的幸福放在经济成长之上的首要地位来考虑,着力推动SlowLife生活。将在大会上讲述“面向2050年的可持续性”主题。

Jigmi生于1952年,父亲是历代国王的重臣。197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回国后作为公务员历经各种官职,1988年在国民议会的阁僚侯补信任投票中以最高票数进入阁僚评议会并担任外交部长,任期中他兼任阁僚评议会议长,2008年3月在首次实施的普选中取得胜利,成为不丹历史上首任民选首相。

3.维拉迪米・斯拉佩塔Vladimir Slapeta(建筑家,历史学家/捷克)

Vladimir是捷克的建筑家、建筑史学家。他的父亲也是著名的建筑家。他将从安东尼,雷蒙设计原子弹爆炸纪念馆的Jan Letzel,到和日本有深远联系的捷克建筑家们所给日本带来的影响,向来宾介绍涉及公私两面的建筑逸事。

Vladim1947年生于捷克,1972年布拉格工科大学毕业,1973年起在附属的大学任职,现任布鲁诺及布拉格的工科大学的建筑学科教授,加拿大建筑中心的客座特待生和柏林艺术学院成员。

1992年他被授予AIA名誉会员,1997年被授予RIBA名誉会员。著作包括:Czech Functionalism 1918-1938(AA伦敦),Brno Functionalists(赫尔辛基),BATAArchitecture(Zlin)等,出版了奥地利的建筑家Adolf Loos等众多的捷克建筑家的研究论文。

4.克里斯托夫,因根霍芬ChristophInqenhoven(建筑家/德国)

双层幕墙的RWE总部,办公区与中庭以格子组合布置的手法取得自然采光与通风的最大限度利用的德国航空中心等,从环保型建筑初期就开始提倡该理论的德国建筑家将在会上就“2050年的环境与建筑”展开论述。

Christophl 960年生于德国,1978~1984年分别在AachenI科大学,杜塞尔多夫市艺术学院学习建筑,1985年在杜塞尔多夫市设立建筑事务所。代表作包括:德国航空(法兰克福),欧洲投资银行(卢森堡),Breeze Tower(日本大阪),丝瓦络思基总部(苏黎世),1 BIigh(悉尼)等,现在进行中的Stuttgart中央车站获得了GlobeHolcim Award金奖。

5.大卫,阿贾耶David Adjaye(建筑家/英国)

领导英国现代建筑的坦桑尼亚出身的建筑家Adjaye,把每天变化中充满生命力的城市的状况通过建筑体验进行表现,将通过自己的最新作品莫斯科经营大学院等讲述设计手法。

Davidl 966年生于坦桑尼亚,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硕士,1994年设立合伙人事务所,2000年设立以伦敦为据点的Adjaye建筑事务所。现在作为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客座教授,近作包括:莫斯科经营管理大学院SKOLKOVO(俄罗斯)等。预定15年完成的Smithsonian国立非洲系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美国)正在进行中。

6.桢文彦Fumihiko Maki(建筑家/日本)

如同代官山hill side terrace作品一样,常常以强烈地意识着城市设计,与社会的联系中来进行建筑的设计,代表着正统派近代主义者的建筑家桢文彦,将朝着东京宣言对Design2050进行统括。

桢文彦1928年出生,先后在东京大学,哈佛大学学习,此后执起教鞭,1965年设立桢综合计划事务所,1962、1984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奖作品奖,1993年获UfA金奖,普利兹克建筑奖,2001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奖大奖。代表作包括:hill side terrace(东京),SPIRAL(东京)等,现在以日本为主,包括南北美、亚洲、欧洲等项目正在进行中。

7.SANNA:妹岛和世Kazuyo Sejima(建筑家/日本)与西泽立卫RvueNishizawa(建筑家/日本)

2010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第12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的综合监导,负责Lausanne的劳力士运营中心设计等,活跃在国际上的SANNA将通过自己的作品讲述Design2050。

妹岛和世1956年出生,1981年日本女子大学大学院毕业,在伊东丰雄建筑事务所工作后,于1987年设立妹岛和世建筑设计事务所,1995年和西泽立卫一起设立SANAA。

西泽立卫1966年生,1990年横滨国立大学大学院硕士毕业,妹岛和世建筑设计事务所工作,1995年和妹岛和世一起设立SANAA,1997年设立西泽立卫建筑设计事务所。

代表作包括:金泽21世纪美术馆(石川),TOLEDA美术馆玻璃展馆(美国),D10R表参道(东京),STUD剧场(荷兰),NEW MUSEUM(美国),ROLEX运营中心(瑞士)。现在正在进行卢浮宫美术馆兰斯分馆的设计工作。主要得奖包括威尼斯双年展第9届国际建筑展金狮奖,日本建筑学会作品奖,艺术选奖,文部科学大臣美术部门奖,2010普利兹克建筑奖等。

8.安藤忠雄Tadao Ando(建筑家/日本)

安藤忠雄大会首日公开讲演“向年轻人讲述‘何为建筑’”,向担负着2050年的社会重任的年轻一代,讲述未来的建筑。

安藤忠雄1941年生于日本大阪,1969年设立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在于环境的关联中不断地提案新建筑应有的形象。代表作包括:光的教会(茨木),淡路梦舞台(兵库),FABRICA―Benetton艺术学校(香川),Fort Worth现代美术馆(美国),东急东横线涩谷车站(东京),21―21design site(东京)等。1979年安藤忠雄凭“住吉的长屋”(大阪)获得日本建筑学会奖,1993年获日本艺术院奖,1995年获普利兹克建筑奖,2003年获文化功劳者,2005年获UIA金奖,2009年获文化勋章等。著作包括,《讲述建筑》、《连战连败》、《建筑手法》、《建筑家安藤忠雄》等。为了恢复阪神、淡路震灾中被破坏的自然,设立了“濑户内Olive基金”,从2004年起参加大阪的“樱之会,穿越平成”的樱花植树活动,2007年起担任将东京湾的垃圾填海地变成森林的“海之森林募金”事业委员长,向国内外传递活动信息。

9.UIA学生竞赛审查委员长:隈研吾Kengo Kuma(建筑家/日本)

通过审查,向下一时代的世界的学生提示今后城市与建筑应有的形象。

隈研吾1954年生于日本横滨,1979年东京大学建筑学科大学院毕业,2009年起任东京大学教授。主要作品包括:森舞台/登米町传统艺能传承馆(获1997年日本建筑学会奖),水/玻璃(获1997年美国建筑家协会Benedlctus奖),石的美术馆(获2000年国际石之奖),那珂川町马头广重美术馆(获2001年村野藤吾奖),近作:Gteat BambCO Wall(中国)、长崎县美术馆(长崎)、三得利美术馆(东京)、根津美术馆(东京)等,同时还有很多大规模项目正在进行中,Besancon艺术文化中心(法国),Granada Performing Arts Centre(西班牙)等。

大会日程安排

(1)9月25日(星期天),

UIA理事会

欢迎宴会(国立代代木体育中心第一体育馆)

(2)9月26日(星期一):开幕式

基调讲演:Christo VIadimiroyJavasev

特别讲演:CMStoph Ingenhoven

公开讲座:安藤忠雄

主题研讨

学术内容(/设计发表/内容)

WOrk Programme

UIA委员会

建筑相关团体的活动

(3)9月27日(星期二)

特别讲演:SANAA妹岛和世+西泽立卫

主题研讨

学术内容(/设计发表/内容)

Work Programme

各国协会发表

学生竞赛结果发表(委员长隈研吾)

建筑相关团体的活动

表彰式

(4)9月28日(星期三)

基调讲演Jigme Yoser Thinley/桢文彦

特别I讲演:David Adjaye/VIadimlrSlapeta

主题研讨

学术内容(/设计发表/内容)

WOrk Programme

UIA委员会

各国协会发表

建筑相关团体的活动

世界建筑论文例10

随着大学校园建设量成倍增长,有关大学校园的探究也日益升温。因为大学校园具有两种基本属性摘要:建筑性和教育性。所以,对它的探究也多局限在建筑学、城市规划和高等教育三个学科领域。

一、建筑及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探究

我国的大学校园建设开始是以西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校园规划理论为指导原则的。建国以后,根据经验,结合国情,确立了以功能分区为核心准则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指导了我国现有的绝大多数大学的建设和发展。然而,那些曾被奉为经典的校园规划理论和规划指标体系都是建筑、规划界的学者站在自己学科视野中的阶段性经验总结,是相当不成熟的,至今,这些欠成熟的校园规划理论仍是我国大学校园规划建设的根本依据。在理论欠缺的情况下,建筑、城市规划领域对大学校园的探究只能是实践走在理论前面。

随着近几年高教改革的深入,校园建设工程量比过去翻了几翻,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开始频繁关注大学校园建设的理论建构。2001和2002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海峡两岸‘大学的校园’研讨会”,在大陆和台湾的建筑规划界掀起了大学校园的学术热。和以往相比,两次会议的论文开始重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大学校园建设的历程,不再局限于校园工程的阶段性总结。

一些建筑学者开始关注高等教育思想对校园建设的影响,只是他们的观点阐述不太系统,只能说是一种“散见”。如摘要:《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探究》一文认为“大学校园形态和大学当时的办学理念、教学制度和内容是一致的”。如中世纪的大学主要职责是培养神职人员和为王室服务的人才,大学校园必须是封闭的,能够使学院排除外界各种影响,完全服从教会,校园生活布满清规戒律。因此,校园多附属于教堂或修道院,或者以宗教建筑为样本进行设计建设。19世纪工业革命后,美国高校将学术自由理想和为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相结合,创立了独特的高等教育模式,也创立了影响全世界的开放式校园形态。20世纪后期,教育体制走向多元化,校园形态也越来越多元。这种对教育思想和校园建设关系的描述,虽然稍稍打破了一点建筑界习惯性思维的限制,但依然停留在对高等教育理论浅层次的理解上,并没有阐明在大学校园形态演变中表现出的教育和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摘要:一些建筑学者除了对校园形态的“过去时”进行归纳总结外,对于校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趋向也作了一定分析探索。一部分人认为,大学城将是我国大学校园在新时期的某种发展趋向。“大学城”是国内近年来新兴的概念之一,至今并无确切定义。一些文献资料认为,“大学城”是一种非凡的城市化方式,其发展模式大致分为“传统学术型”、“商业创新型”,或介于两者之间。前者多起源于历史悠久、具有强大学术号召力的一所或多所大学,经过漫长历史时期,逐步形成了校城交融的自然环境,如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城,德国的洪堡大学等。“商业创新型”大学城起源于新兴的理工科院校,以科技创新和市场紧密结合,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如美国“硅谷”和斯坦福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关村则兼有二者的特征。

虽然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对大学校园建设起重要功能,教育界每一次大的运动都在校园形态上留有痕迹。但是多数情况下,建筑界和高教界的对话局限在建筑工作者面对高教体制改革所作出的单方面呼应。在现代教育哲学的指导下,现代大学不断构建着新的教育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对校园建设有一定影响;可这种影响对建筑界来说是被动的,因为建筑界还没有系统地探索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和大学校园建设的关系。凭着对教育思想一知半解的领悟,喊几句时髦的教育口号,校园建设只能停留在肤浅的、“闻风而动”的层次,不可能有深度。

总之,当前建筑和城市规划界对大学校园的探究大部分是针对我国大学校园建设的实际新问题提出的,探究思路也是围绕这些实际新问题展开的。他们本着务实精神对教育界的热点理论进行可行性探索,从建筑和规划的视角提出方案、进行实践,为新时期大学校园形态的发展作出有益的探索,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系统的探究工作创造了氛围。

二、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园的探究

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主要机构,一直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重要探究对象。但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科领域对大学的探究多集中在理念、制度、机构等非物质层面,很少关注大学的物质实体——校园,即使有所触及也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同大学校园形态有关的探究主要集中在“校园文化”的探究领域。

校园文化是置身于社会文化大背景中的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文化形态,它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涉及到全体师生员工的观念和行为。高校校园文化是在“大学这一特定的环境氛围内生活的成员所共同拥有的校园价值观和这些价值观在物质和意识形态上的具体化。它的主体是包括学生以及教师、行政人员在内的大学校园文化群体;它的内容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层面摘要:精神文化是校园文化的深层文化,包括师生员工的价值观念、文化素养、心理素质及校风和校训、学风和教风、学校的传统习惯、校内文体活动等,物质文化包括校园建筑特色、文化活动场所和设施、校园绿化美化、学校的信息传媒等。校园文化的核心是校园价值观”。从这段表述中可以看到教育学者们倾向于把校园形态划分到校园物质文化领域。

过去,大学校园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性一直被忽略着,被忽略的主要原因大概是大多数人认为摘要:建筑和教育没有多大关系。是的,建筑没有以“知识”的身份、“课程(狭义)”的姿态进入人们的“学习”视野,但它对人的教化功能是“知识”和“课程”所不能给予的。这一点,中国古人深有心得摘要:《三字经》的头几句,“昔盂母,择邻处”可谓家喻户晓。正是孟夫子本人,亲身体验到环境对人潜移默化的功能,而作出了“居移气,养移体”(《孟子%26#8226;尽心》)的总结。中国古人早就懂得环境对人的“模范”功能,环境就是“模”,就是“范”;使用什么样的模范,就可能塑造出什么样的人物。英国首相邱吉尔也讲过“先是人创造了建筑,建筑反过来创造人”,非常准确地表述了建筑和人的关系,暗示了建筑的“育人性”。

当前,教育界在反思现代教育中的弊病时,把环境的教化功能提到了哲学的高度。金生在《理解和教育》一书中谈到“在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的冲击下,现代教育本身也被工业化和技术化,学生被纳入教育生产的流水线,和日常的生活世界相隔绝”。面对这个现实新问题,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哲学呼吁到摘要:“人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教育的探究都来源于并且归根于实践生活世界的需要”,“对教育的熟悉并不是一种事实的因果关系分析,也不是把人和教育作为孤立的客观对象去解剖,而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理解和解释,也是‘同情’和‘参和’”。狄尔泰指出“理解和解释是贯穿人文科学的方法”。人文学的对象是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而生命总是具有意义并且要不断需求意义的,所以它就需要不断地理解和解释。这种方法把探究活动、探究过程看作是解释者和被解释者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通过这种对话使探究者直观地体验和把握对象的内在精神。学生在校园中生活、学习的过程就是和四周环境不断对话的过程。大学校园为学生搭建了一个布满足义的“生活世界”,呈现出各种各样的“意义形式”,学生生活在其中,通过理解和解释和之“对话”、“交往”,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使教育不知不觉进入学生的精神整体。大学校园形态就是一种教育表达式。

对于大学校园具有的“教化”功能,教育课程理论也有所触及。在课程理论中,校园建筑、文化设施、绿化设施、文化生活、校风、学风、人际关系、环境氛围等都属于“隐性课程”,和其对应的“显性课程”是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把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同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强制性相对照,隐性课程的特征是摘要:(1)潜在的规范性。无论是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或校风、学风都潜在地蕴涵着一定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精神境界,使生活于其中的受教育者感受到应如何调节自己的心理和行为。(2)非强制性。不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净化人的心灵。(3)功能的持久性。即使生活环境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我认为“隐性课程”也包括“隐性”和“显性”两个状态。校园形态属于“隐性课程”的物质方面即显性形态,而校园形态所构成的文化氛围,所凝聚的价值观念,所包容的文化生活则属于“隐性课程”的精神方面即隐性形态。对于隐性课程的规范系统的描述和探究以前在我国教育领域不多见。

最近几年,教育界的学者开始用跨学科的方法和视角探究“隐性课程”中的“隐性形态”,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刘云彬博士进行的学校生活的社会学探究等。但是对“显性形态”——大学校园的系统探究一直被忽略着。

三、大学校园探究的紧迫性

就全球普遍的时代背景而言,世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大学改变了以往作为社会产品和最终用户之间的中介身份,不仅承担着教学科研的基本任务,更成为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主要环节。大学为社会服务的意识越来越强,功能也越来越复杂,大学校园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我国大学校园的目前状况在数量、质量、规模上都相对滞后,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培养高等人才的能力,大学校园建设(改建、扩建、新建)工作迫在眉睫。

时代在变,大学的功能、职责、理念在变,校园建设的理论指导当然也要“和时俱进”。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高等教育界、建筑和城市规划界的专家学者打破学科壁垒,站在跨学科的视角对大学校园进行系统探究。因为理论的苍白将导致实践的浮躁,校园建设的失败必然会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希望高教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索中多一点对物质形态的关注,改变一下教育探究者在校园建设中的“失语”状态;希望建筑界对大学校园的理论探究多几个视角,改变一下建筑人在校园建设中的“自语”状态。

参考文献

[1姜耀明,王晓丹.大学校园规划结构的探究[J,新建筑,2002,(4).

[2王吴.弹性和共享摘要:大学城规划[J.规划师,2002,(5).

世界建筑论文例11

中图分类号:G2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古典著作中对地域主义建筑最直观的描述,见于维特鲁威的《建筑十书》。地域主义是只建筑上吸收本地区民族的、民俗的风格,在建筑中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色的设计思潮。从广义来说,地域建筑的含义是宽泛的,建筑的空间性和地点性决定了任何建筑都有地域性。而批判性地域主义建筑是基于特定的地域自然特征、建构地域的文化精神和采用适宜技术经济条件建造的建筑。“批判性地域主义”其实质就在于它既精辟地关注地域建筑的文化内涵,又能高瞻远瞩的发扬时代批判与创造精神。批判地域主义承认现实生活和技术发展,但强调对技术强制性应用;也尊重文脉、环境、历史和文化,但反对折中主义的建筑式样;对于现代主义运动采取批判的态度,但绝非某些历史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所有的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全球化满眼的今天,“地域主义”的气质仍然鲜明,甚至更加光彩夺目。一方面是全球化干涉无孔不入的渗透,另一方面则是地方性的挣扎和艰难地延续。

芒福德认为地域主义并非是简单的采用“地方材料”或“结构”,这两点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与“全球化”相抗衡。他认为“地域主义建筑”必须力图克服世界上不同民族之间的鸿沟...... [1]芒福德重新定义的地域主义,还担负着协调人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的作用,使人们能够“感到安适自在”。一直以来接触现代主义,明白建筑的空间的重要性,太过理性的去看建筑,就会慢慢失去对于建筑感性的思考,建筑的地域化和多样化阐释,使建筑摆脱了过分现代的阴影,真正的建筑大家,如斯卡帕做好每一个建筑的局部到做好建筑的整体,基本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境界。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的建筑师已经成为建筑实践和理论领域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弗兰姆普顿在《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2]一文中就已经讨论了阿尔托、博塔、西扎等欧洲建筑师,以及日本的安藤忠雄等从地方要素入手所进行的独特建筑实践。在他的《现代建筑—— 一部批判的历史》[3]的“批判性地域主义”一章中举出丹麦建筑师伍重,巴西的尼迈耶,苏黎世的E•吉塞),米兰的格里高蒂,奥斯陆的费恩,威尼斯的斯卡帕和雅典的康斯坦丁尼迪斯作为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批判的地域主义”建筑实践的建筑师。他特别分析了始于20世纪50年代反对国际主义的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建筑师的建筑实践。1951年加泰隆建筑师波伊加斯发表了《产生一种巴塞罗那建筑的可能性》[4]从而表明了现代地方建筑文化的复杂和混杂性原则。巴塞罗那建筑师J. A. 科德尔奇在1951年建成的八层高的ISM公寓便典型地表现了批判的地域主义策略,它表现出当地的地中海风格。这便是一种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精华和精神之所在。批判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持有对抗性的态度,它所意味的是自我挑战、自我检查、自我疑问、自我恒量、自我评估,因此它还要有对自己采取批判的精神。近来更多的第三世界建筑师的实践也被建筑设计和理论界加以介绍,如希罗德在她的《现代主义之后的建筑》[5]一书的“批判的地域主义”一章中所介绍的。当然,今日更为人们所注目的批判的地域主义实践仍然是那种有机的结合现代技术、材料、设计方法和地方要素的设计。批判的地域主义是一种辨证的表现。它有意识地寻求打破普遍性和大同化等现代主义的价值和形象。

在中国,一个具有先锋意义且全球公认的例子便是1987年吴良镛对北京老城区中心菊儿胡同的重建设计。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物质、社会条件的约束以及经济效率和都市新生方式的实际需求。以最小的破坏做到充分的开发利用,在一个传统的具有历史沉淀的都市里增加了一些变化,使之与新型的建筑风格互相适应。同样,王澍在中国美术学院校区的设计中重新阐述了中国传统的空间设计理念,并使用了当地的传统材料,使建筑被赋予诗情画意,做到了“山、光线与人的情感的和谐”。 今天,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当中的现代中国建筑界,如何于变幻的多元文化中坚持自己?坚持地域主义的建筑实践而不会回归历史、流于迂腐?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惑当代建筑师的一个难题。多年的实践和艰难的思索之后 ,惟有很好地掌握“批判的地域主义”的理论并于实践中加以运用,才有可能在进步当中坚持自我,而不至于丧失地域文化的基因。遗憾的是,在现代的中国,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我们的建筑,好象是从一块草莽大地,而非历史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一样。中国现代的建筑,需要生长在历史文化的根上,这个“根”就是“批判的历史文化”,而绝非“考古的历史文化”。这需要我们的实践,既要兼顾到文明与文化的继承而秉持个性,又要很好地融合于世界发展的进程而不至于掉队,如此才能创造出风格明确的有自身格调的真实建筑来。客观地说,现代的中国建筑和规划设计师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对于“地域文化”坚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一些有责任心的设计师也乐于参与到“地域主义”的实践当中去,这种实践过程是痛苦和挣扎的,问题的核心集中体现在坚持什么样的“地域主义”和以如何的态度去坚持“地域主义”这两个方面上。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院士级注册规划师苏解放对北京的建筑和规划的总体评价是“……修建丑陋的、非人性的建筑,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膨胀和各种利益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什么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北京,却要像个傻新郎一般,乐于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呢? 究其原因,无非是所谓“国际主义”设计思潮对中国建筑界的侵袭所造成的。“国际主义”思潮丝毫不顾项目所在的地方性,或对中国的传统文明缺乏的尊重,或对其还停留在东方猎奇式的无知。外来的强势的意识形态彻底扫荡地方性,归根结底暴露的还是“殖民主义”本质,可悲的是我们除了对越来越“国际化”而窃窃自喜之外,似乎没有提高足够的警惕性。

在今日全球化持续加温并对地区和民族文化构成极大的威胁的时候,从批判理论的角度讲,就必须有意识地培养区域文化,而不能任其自生自长,因为在今日现代化普及和全球化泛滥的时代,自生自长便意味着自生自灭。因此如何在现(当)代建筑中体现出当地和民族文化特征就成为那些具有深远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和民族的建筑师今日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成为今日社会和建筑设计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1895—1990年),1938年发表《城市文化》一书,从此享誉世界。

[2]《走向批判的地域主义》作者:弗兰姆普顿时间: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