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创建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大陆，是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的产物。但是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路径的选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的淵源，不能不回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曲折道路，以及其间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理论探索的。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突破改革开放以前
从20世纪50年代中叶到1978年底，我国的经济体制采用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反映到经济理论上，就是以“苏联范式”为基础。这种经济理论的生成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逐步凸现出来，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它只注重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忽视了对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研究。其二，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和设想作为唯一的理论来源，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排斥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经济范畴、经济机制和经济。其三，它排斥和否定社会经济运动的一般性，把一些本来是现代市场经济共有的东西归结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进而在时间和空间上，割断了社会经济运动的连续性和相关性。这一点对近现代经济史研究有直接。其四，它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研究生产关系，使研究概念化和抽象化。理论体系从生产资料公有制出发，推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关系，并且引伸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有计划发展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而这些推论和引伸，又都是为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这个宗旨服务的。这样，在客观上，它就难以对社会生产实践产生有益的和有效的指导作用。[1]
在改革开放以前，对于商品流通与市场，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一种商品经济？对此，理论界曾进行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56年和1957年在党的八大前后在毛泽东“以苏为鉴”的思想指导下展开的；第二次是1959年在“大跃进”历史教训的背景下，围绕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再次展开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进行了第三次大讨论。
前两次讨论中形成的主要观点大致有以下三种：
1.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商品经济
由于经济生活中实际上存在着交换关系，在认识上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商品形式说。如王思华认为：“调拨物资是国营内部的产品分配，它们是由国家统一地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它们既不改变所有者，又不是自由买卖的对象，……但是为了估价，为了进行经济核算，它们还不能不保存着价值形式，也就是不能不保存着商品形式。如果把这种新的产品分配关系，仍然看作是旧的商品关系，那就是只从形式上看问题，而不是从本质上看问题”。[2]（2）产品交换说。如骆耕漠认为：“可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这个非商品交换称为‘产品交换’，这就是社会产品可以不再特殊地作为商品来交换，而只作为单纯的产品(回到本来面目)来交换。这种产品交换是不同于商品交换的更高一级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在劳动直接社会化的基础上，直接遵照按劳分配和按劳换算的关系，采取‘等价交换’的形式进行的”。[3]（3）内部周转说。论者认为，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交换，是生产条件的交换，是属于生产内部周转的性质，它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既不是两个各自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的所有者在进行交换，而且也根本不发生产品所有权的转移，因此，国营企业之间的交换关系，实质上不是商品交换关系。骆耕漠在1959年就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论证了这一观点。[4](4)统一支配说。如雍文远说：“有一些人，力图使国营企业有权转让或出卖这些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资料，否认物质技术计划供应的任何必要性，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供应统统纳入一般商业轨道，以便让他们自由买卖。如果这种意图得逞，那么，不仅统一的生产计划，由于没有生产资料计划供应的相应保证，而必然要受到破坏，而且社会主义国家将因此而失去生产资料的统一支配权，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活动打开大门”。[5] （5、6两条是改革后的？）
2.社会主义经济是从商品向非商品过渡的经济。如张翼飞说：“商品量的方面的发展过程是和商品质的方面的消亡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商品的质将随着每一步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改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随着国民经济计划化的不断加强，而不断地改变着。“到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时，商品也就最后趋于消亡了。”[6]薛暮桥也认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是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逐步消亡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交换在数量上仍将继续增长，但这时候，在质量上则正从商品过渡到非商品，商品所包含正在逐步消失。”[7] 3.主义是一种商品经济。已故经济学家卓炯和顾准，是老一辈经济学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者的重要代表。卓炯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创于60年代初，形成于70年代末期，成熟于80年代中期。1957—1964年，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等一系列范畴，奠定了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他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的程度。……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8]在1957—1964年期间，他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计划市场、自由市场、国内市场、农贸市场、生产价格、市场价格、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资金循环等属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本范畴。[9] 顾准早在1956年就已经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进行了；1957年撰写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10]，同时孙冶方也发表了著名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于光远也于1959年对于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国营之间的商品交换也是商品关系，加入这种交换的产品就是商品。因为“企业之间的交换还有一定意义的所有权的转移，……各个企业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你我界限，在各企业之间进行交换时的条件对各个企业的职工还发生物质上的利害关系”。[11]樊弘也认为：“物质的鼓励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仍不失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为了贯彻鼓励，……，在国营企业内部的物质调拨的关系上也要继续保存商品的关系。”[12]
在高层决策圈内，上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最富创造性的思路，是陈云1956年在党的八大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模式。
尽管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商品经济的看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内理论界不仅长期不是主流，而且时时处于受批判的地位[13]。这种状态桎梏了经济制度的改革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以来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思想逐步解放，对于传统理论的认识，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理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并有所突破。总的来说是经历了一个从计划经济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再到市场经济的认识过程。
从1979年到1980’前半期为第一阶段。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对人们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经济理论研究也随之趋于向活跃。在这个时期，经济学界先后开展了有关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以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澄清了一些被颠倒的理论是非，出现了改革国家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主张。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因而经济理论研究的整体突破还没有完成。
其中的观点包括：（1）计划经济说。如李震中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应该是计划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经济‘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14]姚耐则批评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提法。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落脚点应放在计划经济上，而不应放在商品经济上。[15](2)商品经济子虚乌有说。张理智认为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存在什么商品经济。他说，“在整个人类社会中，并不存在与产品不同的商品。而产品，并且唯有产品，才是贯穿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在我国现阶段，所谓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其本意不过是指：要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分工来大力发，展用于各行业之间相互交换的各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以便提高劳动生产力，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16] （3）3.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产品—商品”经济的统一体。如80年代初期，张仁德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细胞形态应当是“产品—商品”，而不是商品或产品。“产品—商品”范畴可以把社会主义经济计划性和商品性两个方面的属性都包容进来，从而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一般特性。他认为，生产资料全民所有权的统一性，利益的一致性，使劳动产品具有了‘产品性’，而生产资料归企业占有的分散性，利益的差别性，则又使它具有了‘商品性’。这二种互相对立的属性是由同一经济条件，同一所有制的实现形式产生的。它们既互相对立又互相统一，结成不可分离的伴侣。[17]
4.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体。袁恩桢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完全的商品经济，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能够直接地表现出来，而不需要通过商品的媒介；社会主义经济也不是完全的产品经济，因为商品生产还存在。人们的社会关系在相当程度上还必须通过物的媒介才能体现出来。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既是商品经济又是非商品经济、既是产品经济又是非产品经济的“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18]（3、4两段也是改革后的？）
从19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初为第二阶段。党的12届3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这就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最重大的禁区。在这个阶段，理论界的争鸣与交锋异常激烈，几乎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会引发一场论战，而理论上的每一个重大进展也都要冲破重重阻力，并且会伴有反复。经济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1、对经济理论的“苏联范式”开始了反思和批判；2、对商品经济的内在规律和运行机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搞活企业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宏观经济管理从直接控制转向间接控制这样“三位一体”的改革任务；3、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4、深入讨论了改革过程中出现股份制、资本市场、产权改革和市场经济等，提出了一系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观点。
从1992年开始，我国经济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以1992年年初“南方讲话“为标志，特别是“三个有利于”观点的提出，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2、党的14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而正式宣告了计划经济及其理论在我国的终结，为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扫清了道路。在这一理论指引下，资本及其和资本机制被引入经济运行，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证券市场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出标志。3、随着经济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继展开对过剩经济、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的研究。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界开始从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来研究社会市场经济现象及其运动规律。[19]
理论上的突破这就为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开辟了道路，也为中国现代经济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关于流通在主义中市场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是经济体制方面的演变，与此直接相关的是对经济运行的理论认识和，即流通理论的演变。
（一）市场流通概念
首先，学术界从马克思流通理论到前苏联和新的理论与实践的演变历程，探讨了什么是流通、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存在流通以及如何实践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与流通进行了精辟阐述。一般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不存在商品和货币的社会，因而不存在商品流通，只有产品的分配，生产资料的有计划按比例分配，生活资料的按需分配，分配过程就是流通过程。而杨承训、余大章在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认为，新经济政策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列宁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与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折，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史上的重大转折”[20]。不过，列宁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仅看作是暂时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提出了社会主义下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必然性，但只承认商品市场，而否认要素市场的存在，将其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原因解释为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二种公有制形式，存在国营经济之间的物资调拨，集体经济之间的商品交换，以及消费者同国营商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以苏联《经济学教科书》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不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中存在流通，至多存在消费品的商品交换，把交换等同于流通。苏联的经济理论对新中国商品流通关系和商业体制的建立产生了很大。
新中国商业的计划管理和计划体制的初建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1953年以后逐步确立。孙全认为，苏联消费品商业的整个体制就不是商品流通体制而是分配调拨体制，与生产资料的分配调拨体制之间，只有集中程度的差异，没有实质性区别[21]。夏春玉等认为，新中国的流通理论和商业体制基本上是以《苏维埃贸易经济》一书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50年代根据苏联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编写的《贸易经济学讲义》、《商业政策》等书，基本上是政策解释学，颠倒了理论和政策的关系，这种学术传统在改革后的很长时间里还在产生影响，阻碍了我国流通理论研究的更快发展[22]。
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解放思想，1984、1985连续二年召开了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讨论会。会上就马克思的流通理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流通、流通体制改革等问题展开了广泛讨论。如张卓元说，长期以来，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片面认识，由于经济论、“无流通论”和产品经济论的深重影响，致使社会主义流通理论这块园地，显得既荒芜又贫乏，即使有一些，也把它的范围局限在狭义的商业部门的活动和商品流通方面，他提出应当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出发来考察流通过程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提出市场范围不仅包括物质产品市场，也包括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外汇市场等。[23]董辅礽在为《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研究》[24]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说，社会主义流通问题，在几年以前还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因为那时把社会主义经济看作是一种自然经济，整个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80年代后期关于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研究增多，但这些研究还受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的局限。
90年代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流通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中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80年代改革初期提出的只是解决“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经营方式、减少流通环节）问题，到90年代前期提出了“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的概念。“大商业”包括生活资料、生产资料、不动产等，“大流通”包括商流、物流、劳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等，“大市场”包括国内城乡市场、国际市场等。人们认为，如今应当比马克思对化初期的生产和流通的认识更进一步。如胡平说：“无论从马克思流通的理论，还是从我国经济建设的现实出发，都迫切需要重新评价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真正把流通作为一项产业，像重视抓生产那样重视抓流通。”[25]柳随年提出：“实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对经济质量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在某些方面、某个阶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26]刘国光提出：“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后的流通理论。”，要下功夫研究社会化、国际化、信息化的大流通理论，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27]。陈文玲等通过对我国近20年的消费变化、商业在GDP中所占比重、商业对就业的作用等方面的数量统计，说明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正在加强，并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比较后指出，由于因素，我国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整体地位偏低，应该继续加强和发挥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的助推器作用。[28]
（二）流通与生产的关系
与流通的地位作用密切相关的是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传统的商品流通理论在流通与生产的关系方面是重生产轻流通。胡平指出，其重要原因，“是不少同志认为流通不创造价值，从而忽视流通产业的重要性。”。[29]80年代后期关于生产和流通关系的讨论较为热烈，认识上还存在较大分歧。1986年召开的全国首届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对此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生产流通相互转化论”、“生产流通并重论”、“流通中心论”等不同看法[30]。当时多数人持生产决定流通，流通反作用于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传统观点。但也有人提出了“流通决定论”。如冒天启认为，流通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生产的说法含混不清，就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重要地位来说，如果用“流通决定论”来加以概括，也没有什么错误[31]。陈学工提出了“流通决定生产论”[32]。
在关于生产与流通的关系的讨论中，吴承明的《试论交换经济史》则从经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视角，论述了交换对生产的促进和决定作用。他指出，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里，常是重生产而轻交换，或把交换从属于生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社会职能都有自己的特殊的，但另一方面，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流通方面的问题，使人们感到，以往对恩格斯的见解研究不够，还应当扩大视野，不仅研究商品交换，还应研究劳动交换、“智能”交换，及其相互关系，即从广义上来研究交换这个“坐标”对发展国民经济的作用，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史的实际，找到一两个交换的“自己的特殊的规律”。[33]
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得到充实，并进一步提出了把流通业从末端行业转向先导行业的观点。蔡宁林提出：“流通对生产、分配、消费不仅起被动的‘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起能动的‘调节作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流通看作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桥梁和纽带。现在看来，……需要把流通作为一个先导性、主导性、支柱性的产业，并需要使流通产业超前发展。”[34]贾履让等指出，随着“市场开始作为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主要手段，流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越来越显示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5]刘国光提出，我国商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还不到10％，商业劳动力份额在整体劳动力中只占7％左右，这些指标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说明我国经济商品化、货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必须深刻认识到流通是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程度的一个窗口，是观察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晴雨表，是不断启动市场、促进需求和消费不断升位的一个助推器”，“商业作为启动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将会转化为周而复始的经济增长的新起点。……商品流通业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个末端行业，升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一个先导行业。”[36]
近年来我国引入了“物流”概念，主要是指商品流通过程中的储运、保管、处置等许多环节的相关活动所形成的集成的、一体化的系统。“物流”的组织状况影响流通费用，对于生产的作用表现在它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在一些国家被称为利润的“第三源泉”。我国以往由于对流通本身的不重视，也就谈不上对于“物流”的研究。近年来建立近年来物流产业已列入日程。[37]
传统的流通理论使以往经济史研究不敢强调流通的决定作用，对其的重要作用总是要加上一句“在一定条件下”的帽子，不能从历史实际出发作出评价。流通经济理论的发展与突破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和基础。
2001年来出版的由中国社会院经济研究所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第一卷，不仅引用了陈云关于城乡交流，“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的论述，而且以大量篇幅实证阐述了建国初期党和政府以扩大市场流通为先导，以流通作为推动生产，将大力开展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与开拓市场、活跃经济的关键的经历。 （三）商品流通在体制转换中的作用
吴承明：《在“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会上的发言》[38]中指出：马克思是十分强调生产的。但在传统向近代化的转变上，人类受个人能力和环境的限制，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增益。亚当，斯密的交换导致分工、分工增进社会生产力的观点，至今有效。但古典学派都是强调生产的，“供给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深入人心。新古典学派马歇尔首创需求论，但认为短期内是需求起作用，长期间仍是生产决定市商场（？）。直到凯恩斯主义，需求变成第一位了，生产的要看市场，也就是有效需求的大小。他提出那是始于16世纪“商人阶级”的出现，然后经过二百多年社会、阶级的演变，最后导致大机器的建立。因此，他认为，要重视商品流通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中的作用。
三、资料整理的进展[3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地位的上升，使得经济史对商品、市场的迅速加强。首先，作为研究基础的资料整理工作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各有关部门，陆续整理出版了一批档案资料、经济资料，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素材。其中主要有：由社会院经济研究所和中央档案馆合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其中1949－1952年共12卷；1953－1957年共9卷；总计约2000万字，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的。这些资料涉及新中国建立初期经济体制、投资、流通、生产、消费等各个环节的运行和数字，对于研究当时中国的商品经济与市场流通提供了翔实系统的资料。还有《当代中国商业》编辑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大事记》三卷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1990）；商业部编各年《物价文件汇编》，专题组编《新中国若干物价专题史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史料选编》（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中国供销合作社大事记与发展概况（1949－1985）》（中国财经出版社，1988）；商业部编《集体和个体商业文件选编》（1981年），《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文件选编》（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国家统计局编纂出版的《中国贸易物价统计资料》，以及有关商业贸易的各种年鉴等等。
对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探讨已有诸多成果。但从经济史的角度进行专门的研究相对较少，许多是在讨论当前改革时回溯历史，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就专题史的研究看，1980s年代以来出版的著作主要有：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著《新中国商业史稿（1949－1982）》（中国财经出版社，1984），赵玉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黑龙江出版社，1991），苏志平主编《中国商业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万典武主编《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价格方面的较多，如严瑞珍等著《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李子超等著《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商业出版社，1990），叶善蓬编著《新中国价格简史（1949－1978）》（中国物价出版社，1993），成致平主编《中国物价50年》（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供销社史有迟孝先著《中国供销合作社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88），杨德寿主编《中国供销合作社发展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此外还有当代中国丛书中的《当代中国的商业》、《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当代中国的物价》、《当代中国的供销合作事业》、《当代中国的工商行政管理》等各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1988－1997）。近年来出版了数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中都有关于商业的考察。有关商业和市场史的专题论文更加丰富。上述著述中有一些看来属于商业工作史或教科书体裁。总体上看，专就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显薄弱，有待更多的研究，并进一步拓展深入。
四、若干专题研究进展情况
（一）关于新中国商品流通的体制演变[40]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单一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地进行按部门、地区分割，商品流通和商品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商品经营按是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分配上“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从70年代末起，关于商业体制改革的讨论与争论即不断在进行。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建国20世纪后半叶50年来的商品流通体制的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文章阐述了各阶段商品流通体制的状况与改革情况[41]。有关研究还有肖怡的《建国以来流通领域变革的成因与深化思路》[42]。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问题，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是违背了历史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当时中国基本上还是“一穷二白”，正需要执行“公私兼顾”政策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来发展经济，以手工劳动为主的商业尤其要执行这一政策，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商业和个体商业来扩大商品流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关于“一五”时期的商业政策，万典武他认为，一般的说法是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理论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改革开放前的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通至今。近年来关于这一时期市场问题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学术界就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消亡进行了。，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51]一文通过分析当时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体系，高积累下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52]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问题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突破了以往单纯的批判方式，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通过分析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使资金从农业流向工业，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中国明确认为工农业必须同时并举，在工业化过程中始终兼顾农业，中国的统购统销没有实现为工业积累超额资金的目的，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在此分析基础上，从工农产品交换关系、城乡市场演变等方面研究了新中国的城乡关系问题[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57]。苏志平等将1949－1997年粮食流通体制变化分为四个阶段：1949－1952年粮食自由购销阶段；1953－1984年粮食统购统销阶段；1985－1993年粮食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阶段；1994以后，宏观调控下粮食市场流通阶段，并分别考察了各个阶段特点，提出了40多年的经验性结论（前述《中国商业发展报告》）。徐建青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1953年到1957年间农村国家粮食市场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考察了我国探索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过程[58]。赖睦的《我国粮食流通体制50年的历史演变》[59]将这段历史分为4个阶段，并提出进一步改革的对策建议。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涉及了方方面面的问题，有关论著众多。这里仅略述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剪刀差问题之争产生于前苏联，我国关于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也有很久了。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徐建青在《建国前期的市价与牌价》一文中，以粮食类和花纱布两类商品为典型，从市场运行及其成本的层面上，探讨了这一时期国内商品市场的变迁。认为，建国前期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市价与牌价两种性质的价格，有效地利用市场机制促进了这一时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市价与牌价并行这种价格运行机制本身是一种高成本的机制。而这个时期各个利益群体的存在及其市场行为与国家计划目标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市场管理与市场交易中的成本。以较低的预期成本迅速实现国家的计划目标，是这一时期国家进行制度选择的依据这可能是导致市场萎缩关闭、制度变迁的更为直接的原因。[66]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
近年来关于新中国商业和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很多，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总的看研究是在走向深入。同时，综观近年来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识是，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我国探索走出一条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理论“探索”与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奠基”，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看来这是我们研究的主线。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经历了长期探索和曲折前进的路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还没有最终完成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更好地总结过去，从理论与实践上进一步探讨和开创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将是经济史学界和理论界的长期使命。 注 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1] 孙全：《再论清除无流通论对商业的》，载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河南社科院经济所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28] 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有：洪奕谋等：《必须十分重视流通在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职能》，（《福建论坛》经社版，1995年第8期）；周时昌：《谈谈流通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财贸经济》1998年第1期）；童年成：《商品流通功能新说》（《中国流通经济》1998年第6期）；赵国柱：《新时期商品流通业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商业经济与管理》1999年第5期）；谢洁萍：《浅论我国商业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经济与管理研究》1999年第4期）。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1] 冒天启：《经济改革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探讨》，中国社科出版社，1982。
[32] 载《商业经济文荟》1989年第1期。
[33]吴承明：《试论交换经济史》，《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34] 《经济日报》1992年5月26日。
[35] 贾履让等：《中国流通产业及其运行》，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
[36]刘国光：《重新认识中国商业的地位和作用》，《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有关讨论还可参见：杨昌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和流通》（《商业经济文荟》1987年第3期）；肖灼基：《充分发挥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引导作用》（《商业经济研究资料》，1988年第15期）；梁世锡：《应明确提出流通决定生产的理论观点》（《广西商业经济》1997年第1期）；丁俊发：《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张光忠：《21世纪――复合商业》（《商业经济研究》，2000年第2期）。
郭冬乐等：《中国商业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7] 有关研究如：王之泰：《构筑中国的物流平台》，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1月26日。
[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1] 《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与启示》，《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
[42] 《商业经济文荟》，1999年第5期。
[43] 《当代中国商业简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
[44] 《关于国有商业45年经济效益的基本评价》，《经济与管理研究》，1998年第3期。
[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46] 《1950年市场疲软的回顾与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47]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商品市场与物价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48]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4期。
[49]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50] 《1949－1956年间中国经济体制中市场因素消亡过程的历史考察与启示》，《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51] 《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52] 关于市场史的研究还有：吴育频：《50年代党对商品经济与市场的初步探索》（《党史研究与教学》1994年第5期）；陈清林：《论建国以来党的市场改革与市场建设》（《党史研究与教学》1995年第2期）；陈乐一等：《中国市场周期波动的实证研究1953－1990》（《湖南商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
[53] 郑成林：“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4]董志凯：《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成长》，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4。
[55]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56] 《统购统销与积累》，《新中国城乡关系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化问题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1997年第4期。
[57] 《当代中国农业变革与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8。
[58]胡逢祥：《剪刀差理论与价格改革》，《中国经济》1991年第5期。[58] 《50年代农村国家粮食市场的建立和取消》，《当代农史研究》1998年第2期。
[59]王忠海：《走出“剪刀差”的误区》，《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59] 《湖北财税》1999年第10期。
[62]张西营等：《新时期的剪刀差及剪刀差研究的新时期》，《经济研究》1993年第5期。
[63] 《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农业出版社，1981。
[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11-0102-02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是继会计理论教学以后的应用性较强的课程。通过该门课程的教学，应该完成对学生专业会计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实务操作两方面能力的培养。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很难达到专业会计教学的双重教学目标。本文通过整合《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模式，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模式偏重理论
目前，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的教学方式是先理论、后实务，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纯理论内容讲解颇多、实务操作缺乏等问题，造成学生学习思维模式呆板、与商业会计实务判断灵活性相背离的现象。在这种教学模式下，教师通常是先将商业会计理论内容讲授给学生，再另行安排时间集中实训，课堂缺乏随堂实训，造成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
（二）教材内容陈旧
目前，商品流通企业流通营销模式灵活多样，如多种所有制组织及个体经营者共同组成的厂家直销、零售商经销、区域商分销、代销和联营等。商品流通领域组织体系构成、企业在组织商品流通活动中的商业运作模式和会计核算手段与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决定了教材应顺应市场需要，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做到推陈出新。但现有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材，新知识介绍极少，还是较大篇幅地介绍传统的批发商品流转、零售商品流转的核算方法。
（三）教学内容交叉重复
由于企业会计准则的规范，绝大部分课程都具有相同或相似的经济业务的会计核算方法，如货币资金核算、固定资产核算、应收预付款项核算、负债核算、投资核算、所有者权益核算等。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内容也不例外，存在着内容划分过细等问题。若再按这些章节学习，不但没有突出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的特点，还会出现教学内容严重重复等现象。一些院校还开设了物流企业会计、外贸企业会计和连锁经营企业会计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与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有相似之处。
（四）教学方式死板单一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的教学方法单一，主要以教师讲授为主，纸上谈兵的教学模式难以达到学以致用的效果。单一教学模式不能满足该课程的教学需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对问题的主动参与，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授的会计知识，不能很好地掌握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管理知识和核算方法，从而影响教学的实效性。
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的整合策略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内容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教学模式的变化，教学模式的改革也必然要与课程内容的改革相适应。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改革教学内容，合理选择教材
改革教学内容体现在教材各章节的设计安排上，要突出体现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的特点和核算要求，改变现有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材存在的不足之处，对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核算实务中的新内容进行补充与完善。
将教学内容划分为商品流通核算概述、零售商品流通、批发商品流通、商品流通企业核算方法的基本业务应用、商品流通企业核算方法的其他业务应用、连锁经营总分店的核算、商场的管理与核算和进出口贸易的核算十个内容体系，改变传统课程内容结构。传统课程内容结构与创新课程内容结构对比，见表1。
创新教学结构，应综合考虑以下几方面。
1.为适应灵活多样的流通营销模式，教学内容除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流通外，还需在零售商品流通部分补充鲜活商品的核算和图书发行企业商品的核算内容。
2.商品流通企业的基本业务核算部分应涵盖一些特殊的核算业务，包括农副产品购销业务核算、商品挑选整理业务核算、销售折扣和销售折让核算、退货业务核算、商品退补价业务核算、拒收商品和拒付货款核算、直运商品销售业务核算。在对上述业务进行讲授的过程中，要先从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角度出发，再从购进方和销售方的账务处理入手进行阐述，以增进学生学习知识的灵活性，拓宽商业会计的实践操作性。
3.商品流通企业其他业务核算部分，要介绍各类商品流通企业的差异性经济业务，如委托代销核算、加工商品核算和出租商品核算等业务。
4.为适应商业实务的变化，应在商场管理与核算部分除讲授商场自营经营、专柜出租、专柜经营和商场向供应商收取费用的核算外，增加商场多种促销活动核算，如图1所示。
（二）转变教学方式，采取启发式教学
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对各环节的教学内容采用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获取、运用、创造知识的意识和能力。启发式教学一般采用课前导入、课中讲解和课后思考3种模式。如在讲授第一章绪论时，可在课前导入时提出问题“什么是会计”，继而引出“何为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商品流通企业会计人员的主要任务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学习完第1章后让学生思考“怎样才能做好一名商品流通企业会计”。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由已知向未知渗透，做到对同一问题举一反三，达到触类旁通的效果，向广度和深度思考。如，出口退税业务分全额退税和部分退税，可启发学生思考，假设出口退税率降低会对企业带来何影响？这能使学生的思维不只停留在业务核算上，更有利于学生在知识、方法、能力等方面的综合提高。
（三）结合基础理论教学，构建立体教学模式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代之以一种“三维立体教学”模式，即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综合运用“课堂理论教学”、“音视频教学”和“模拟实习教学”三种教学手段，形成多层次的立体化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体系。具体做法：进行课堂理论教学，使学生掌握必要的商业会计基础理论知识；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的音频、视频等先进的教学技术，充分利用音像教学片或计算机模拟等手段；设计仿真模拟实验，由学生承担具体角色进行操作，选取典型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资料，从取得原始凭证，填制记账凭证，登记账簿，对账和结账，到最终编制会计报表以及纳税申报的全过程进行仿真操作，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通过建立立体化教学模式，完成从专业认知实践、课程渗透实练、角色模拟实训等多个过程，设计不同的实践活动，使学生的商业会计技能在分层教学中获得梯次提升。
三、结束语
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的整合研究过程中，应按照教学规律分析该课程在教学进程中承前启后的关系，明确该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作用，要实现局部目标，与其他相关课程的教学内容相互呼应而不重复，使培养目标、课程内容与教学模式有机结合，培养学生全面掌握知识与能力。
[ 参 考 文 献 ]
[1] 刘斌.商品流通企业会计信息化问题研究[J].商场现代化，2006，（11）：14-15.
假设2010年某国H商品的总量为10万件，每件商品的价值用货币表示为6元。2011年该国生产该商品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20%，且该国2011年商品零售价格总额为10000亿元，货币流通次数为8次，央行实际发行纸币5000亿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1年每件H商品的价格是（???）
A.24元 B.10元??? ?C.?20元 ?D.?12元
本题涉及的主要知识有：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正比用乘法，反比用除法）；价值决定价格；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币流通次数成反比；通货膨胀率；单位商品价格与币值成反比。
采用直接推算法，计算此题分四步：首先，该商品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20%，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2011年该商品的价值量为6÷（1+20%）＝5元。其次，计算2011年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商品的价格总额÷货币流通次数，故，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10000÷8=1250（亿元）。第三步，由于2011年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为1250亿元，而央行实际发行纸币5000亿元，货币贬值了，贬值率=（现已发行货币量—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现已发行货币量，即，贬值率=（5000-1250）÷5000=75％。第四步，币值的大小与商品价格的高低成反比，因此，2011年H商品的价格=5÷（1-75﹪）=20（元）。
此题也可引入数学思维方法，根据变量设方程，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从中学生对政治课教学的接受能力来看，正确运用数学思维教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治理论中比较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具体、生动，既能充分说理论证，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解题过程为：
第一步，该商品的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20%，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劳动生产率，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因此，2011年该商品的价值量为6÷（1+20%）＝5元。
第二步，计算2011年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商品的价格总额÷货币流通次数，故，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10000÷8=1250（亿元）。
第三步，由于2011年流通中实际需要的货币量为1250亿元，而央行实际发行纸币5000元，货币贬值了，设2011年H商品的价格为x元，根据变量列方程：1250/5000=5/x,解得x=20（元）。
此外，高中政治教材中的一些概念，引用数学思维方法讲解，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政治理论中比较抽象、枯燥的理论知识变得形象、具体、生动，既能充分说理论证，又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如高一《经济生活》商品的价值量一节中，讲“商品的价值量不是由各个商品生产者所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是教学中的一个难点，若仅从理论上讲，既费时又费力，学生不易掌握。如用下面这道数学题来讲，就会使这个问题简单明了，难点易于为学生掌握。
例：现有制鞋厂30家，一共生产出100双鞋。其中23家是手工劳动，生产1双鞋12家用7小时、7家需用8小时、4家用9小时，他们一共生产了20双鞋。5家机械劳动，生产1双鞋分别用4小时、4.5小时、5小时、5.5小时、6小时，他们一共生产了50双鞋。2家现代化劳动，生产1双鞋分别用2小时、3小时，他们一共生产了30双鞋。试问现在生产1双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合理规划物流区域。要建立华中大区域物流，必须首先发展湖北省物流，并以此为龙头，带动整个物流区域发展。物流总量可以作为城市对外部经济影响和辐射的分析性指标，是一个城市能否建立区域物流体系的重要指标。本文着重从物流商品量（社会商品流量）方面分析湖北物流总量。
存量与流量对物流量的影响
以社会消费品流量确定的物流量分析，可以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和库存商品总量两方面来分析，使物流量分析更接近于物流实现的两大功能，即流通和仓储。根据现有统计资料，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近似的估算流通中的商品总量，用限额以上商品库存总额来估算库存商品总量。
物流需求量 = 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库存商品总量
其中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吨) =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单位产值物流量均值;库存商品总量(吨)=限额以上商品库存总额*单位产值物流量均值;单位产值物流量(吨/元)=社会货运量/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3年的统计资料和上述公式计算，我们可以看出（数据表略）从2000一2003年湖北省物流商品量的总体趋势呈平稳态势，而直接影响这一趋势的是流通商品量，而库存商品量呈下降趋势。这说明，社会流量商品是影响物流商品量的直接原因.而在此期间商品库存绝对值有所减少，对物流总量的影响微乎其微。
影响商品流量的因素分析
因为商品流量的范围很难界定.我们可以用货运量来代替商品流量来分析。在此我们用灰色关联理论分析法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各比较数列集构成的曲线族与参考数列构成的曲线族之间的几何相似程度，来确定个比较数列集与参考数列构成的集合形状相似程度，其形状越相似，其相关程度就越大，反之就越小。
表1是本文从统计年鉴查取的一些主要数据。
我们可设货物总量Y=(39009，41764，38944，41261)为主行为，设国内生产总值X1=(4276.32，4662.28，4975.63，5401.71)，第一产值X2=(662.30，692.17，707.00，798.35)，第二产值X3==(2313.70，2313.66，2446.05，2580.58)，第三产值X4=(1490.32，1656.45，1882.58，2022.78)，社会消费品零售额X6=(1789.40，1975.20，2198.48，2658.70)为相关因素行为序列。
转贴于
求绝对相关度
求综合关联度
综合关联度Cj=aAj+(1-a)Bj 一般a取0.5
得出：C1=0.735；C2= 0.711；C3=0.748；C4=0.669；C6=0.674。
结果是：C3>C1>C2> C6>C4
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得出:影响湖北省货运总量主要经济指标是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从以上的排序看到国内生产总值排第二，而第一的是第二产业。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的一部分却比国内生产总值影响大，这说明第二产业的影响远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
湖北工业历来很发达，特别是制造业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一切都大大地带动了物流需求。同时物流的发展又可以促进制造业的发展。在交通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的同时，湖北应该将现代制造业作为投资重点，着力建设一批新的开发区，重点发展钢铁，汽车，机床电子，化工等行业，提高工业产量，从而带动该区域物流的发展。
农业在湖北占有重要的地位。湖北的江汉平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应该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大力发展农产品物流，特别是农产品加工、配送等增值物流服务，形成以城市批发市场为中心，以城乡农贸市场为基础，加工配送，订单直销和连锁超市为补充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消费品零售总额对货运量影响也很大。湖北一直以来是我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而近几年来，随着改革开放，湖北的对外贸易与东部沿海相比有了很大的距离，对内贸易却在快速发展。要想增加物流需求量，商贸往来不容忽视，建议湖北应该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依托长江优势，把武汉的产品带出去，走向世界，把外国的产品引进来，刺激消费，从而带来商贸繁荣。
最后可以看到第三产业的影响最小，然而其潜力很大。比如旅游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咨询服务业等都可以带来很大的物流需求量。因此应该协调发展这些服务行业，弄清主次，有重点的发展旅游业和咨询服务业。
参考文献：
1.金锋等著.区域经济与政策分析.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2.何明坷著.物流系统论.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流通业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1）有利于流通产业的重组整合，为加快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机遇；（2）有利于国内新兴物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流通业的现代化进程；（3）有利于流通企业，特别是国有流通企业的改组、改造，为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提供机遇；（4）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加快新型宏观流通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机遇；（5）有利于扩大国家调控商品市场的空间，为我国产品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加入WTO后，我国流通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不利因素有：（1）由于我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必然会丧失一部分国内市场；（2）商品流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流通企业将可能被外资并购；（3）对我国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管理水平和效率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应对战略，他们认为：（1）实施“以全面提高商品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我国流通业的国际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期战略；（2）实施国有流通资本有进有退战略；（3）实施流通企业集团化、连锁化发展战略。
对于应对措施，他们认为：（1）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有组织地采取应对各种挑战的措施；（2）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同时不失时机地加大走出去的步伐；（3）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4）树立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识，积极推进流通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重组，深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流通企业生力军。
对外商进入中国零售市场走势分析，有人认为，“重点对峙、三分天下、立足中小、稳住农村”。所谓重点对峙，即从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来看，今后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重点地区、重点城市和重点业态。所谓三分天下，即国内连锁超市将形成外资连锁、国企连锁、民营连锁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基本局面。所谓立足中小，即从中国零售业发展前景和自身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看，本土商业总体上应立足于中小城市，占领中小城市市场。所谓稳住农村，即农村市场外资难以占领，国内商业能够站稳，并有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入世后我国市场竞争将发生十大变化：（1）市场竞争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流通能力的竞争；（4）市场竞争将由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5）市场竞争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6）市场竞争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7）市场竞争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8）市场竞争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的竞争；（9）市场竞争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10）市场竞争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竞争。
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文化现象，但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和商业文化的创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提出来、重视，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曾一度形成“商业文化热”。
1988年有人首倡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指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流通领域各行各业、各个过程、各类商品所创造、反映、传播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分为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4个组成部分。
商品文化是指商品的设计、生产、装潢及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文化价值，它侧重于研究商品的文化特色、审美功能、时代感和适应性、市场形象和社会功能等；
营销文化是指以文化观念为前提，以切近人的心理需要、精神气质、审美趣味为原则的营销哲理、营销艺术。它侧重于研究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手段，以消费者、社会利益为中心的营销原则，以竞争意识相统一为核心的营销力等；
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商业活动中，调节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商业从业人员与社会各消费领域、消费层次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首先原则和惯例，它侧重于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商业活动中的规范、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等；
商业环境文化是与指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商业主体以感染力、驱逐力、约束力的各种文化背景的总和，它侧重研究商业建筑的文化意蕴、经商的社会心理环境、城市环境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的人的文化素质等。
这一时期以商业文化、商业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有：1989年、1991年首届和第二届商业文化研讨会，以及96’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商业经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许多商科院所先后建立了商学（贸易经济学）本科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进行了商业经济（产业）学、流通经济（产业）学、贸易经济学、商学等教材建设，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贸易经济这一学科，并不断地完善她。
（一）从未停顿的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贸易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经济学科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科建设处于一种持续低迷疲软状态，研究队伍、水平和情趣不断处于跌势，这里有教育部调整学科专业目录的客观影响，也有对该学科的主观认识的原因。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认为：（1）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2）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报告提出了构建贸易经济学科的3点设想：
（1）贸易经济学科学化。贸易经济学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是因为具备特定的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研究对象，即它是一门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关系论”、“规律论”。“关系论”认为，缘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贸易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过程既受普遍经济规律的影响，同时更受交换过程特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贸易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
（2）贸易经济学经济学化。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除研究对象清楚外，还应有属于本学科的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是由本学科所特有的一些核心范畴来支撑的，它们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石，应始终不渝地重视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来对流通实践进行描述、分析、解释。该学科的核心范畴应由下列内容组成：①交换；②市场；③流通；④贸易；⑤商业。
（3）贸易经济学的中国化。贸易经济学是不能引进的，因为西方经济体系中没有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贸易经济学发展要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一门本土化的应用经济学。其中国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继承原来的；二是要借鉴西方的；三是要吸收实践的。贸易经济学还就应注意研究“过渡”问题，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系列流通实践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
在中国商品流通论坛第30次会议上，会议一致同意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建议：（1）将一级学科中的“应用经济学”改为“商学”或“商科学”；（2）将二级学科中的“国际贸易”改为“贸易经济学”；（3）一级学科为“商学”在二级学科中设立“贸易经济学（含内贸与外贸）、服务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市场管理学（含工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并建议将此建议提交国家教育部。
（二）商学研究的取向
有人认为，当前商业经济领域应当特别关注的难题有5个方面：（1）对多主体参与的商品流通过程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企业大量介入流通，当前商品流通过程多主体参与（生产企业、商业企业、消费群体）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应当对商品脱离生产领域到进入消费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正确认识商业“生产”的全过程及各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价值和相互关系。（2）对商业活动服务性质和服务价值的研究。商业生产的直接产品是为商品交换所提供的服务，而服务的价值一方面是商业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得到市场的认同，对商业服务的性质及其市场价值的认定是商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3）对商业生产力组织和效益问题的研究。（4）重视高科技发展对商业组织和流通方式的影响；（5）重视对流通产业竞争与规制的研究。有人认为，应把流通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去。有人认为，商贸院校应保留贸易经济专业。
（三）商科教育的比较研究
1998年《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2002年7月《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续）――21世纪高等商科人才培养的研究》先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14所院校参加）、比较系统的中外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20多年是我国商业改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理论成果最丰盛的时期，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商业理论新著问世，仅举例说明：
――2002年出版的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商业理论创新丛书》，第一批主要有：《交换经济论》、《商业制度创新论》、《国家经济安全与流通》、《物流系统论》、《商品分销体系建立与创新》、《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商业产业组织创新》、《网络营销》、《市场失败与企业失败》。有三个特点：
（1）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填补了社会对商业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商业通则和国际惯例为指导，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商品流通的特点、规律和存在形式，针对我国商品流通、商业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设想和对策；
（2）在观点、体系和结构上有所突破，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商业现象做出了一些新解释；
（3）丛书的作者都是经济学博士，甚至是同学科全国学术带头人，即使个别刚走出校门的博士，也是研究生的姣姣者，学术研究颇丰，他们各有所长，形成本书丛书的作者群体，使丛书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2001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涉及加入WTO与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电子商务与流通革命、商业模式及其价值评估、商业增长问题研究、商业制度创新研究、特许连锁经营研究、零售业态问题研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物品定价理论、信用消费问题研究、商品市场反垄断理论研究。专著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专”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二是“新”，许多问题都是近两年来商业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热门话题；三是增加了有关价格、旅游、消费方面的内容；四是以阐明作者的看法和观点为主。
――2001年7月丁孝智《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自1919年至1992年以来70年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特别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2001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规范》，分别论述了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与规范问题，各部分既独立成文，又浑然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由“三规”构成的城市商业数量、形态、形象三足支撑的关系。
总之，2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还对商业劳动的性质、商誉、商业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粮食等农产品流通、民族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餐饮服务经济、消费和消费经济、会展经济、期货市场、租赁、消费信贷、假日消费、旅游与餐饮、电子商务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20多年来，中国商业经济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但由于篇幅有限，许多成果没有介绍。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许多在当时属于新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又被新的观点所覆盖。同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即使已综述的观点也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学界商界同行予以修正和补充。
展望21世纪的商业理论研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流通产业正面临着进入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商业理论还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需要去探索，如商业基础理论研究、商业现代化、业态结构调整与创新、现代物流与配送、电子商务、流通产业贡献率、商业企业改革与创新、商业行业协会及制度、西方商业理论、贸易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商业领域重大对策等。在最近几年，流通理论界应重点研究以下十大问题：
（1）国有控股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深入改革；
（2）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重要性，现状和规律；
（3）商品流通企业的信息化；
（4）评估城市流通渠道合理化的指标体系；
（5）商品分销渠道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6）中小商业企业现状评价及其发展对策；
（7）农工、工商、商商一体化以及农村流通与城市流通互动；
（8）流通领域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制度建设；
“行动导向”教学法的教学思想是以能力培养为本位，在教学活动中，“教”与“学”地位平等，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职业关键能力。以会计教学为例，“行动导向”教学法结构复杂，内容不单一。从整个教学过程来看可以分为这几个阶段：
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上有多种，如：案例教学法、游戏教学法、角色教学法、项目教学情景模拟教学法等多种形式。虽然形式多，程序复杂，但所有的教学方法都有其共性：
首先，更加注重对学生会计专业能力的培养。“行动导向”教学法以学习兴趣为平台，开发学生的关键能力为重点来培养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人人参与、扮演角色、协调合作等模拟方式的教学开发学生的团结合作、组织协调、勤于思考、动手操作、不断创新的能力。
其次，以学生为中心组织教学。“行动导向”教学法真正地摆脱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理念，以学生为核心，设计教学内容，开展组织学习，完成教学任务。引导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学习兴趣上来，使其共同参与整个教学的全过程，在丰富多彩的教学实践中体验出学生对知识的渴望、浓厚的学习兴趣和个性化创造力的表现。
最后，教师以多种角色身份促进教学任务的完成。在教学中，教师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传授者，多样化的角色都可以由老师来完成，由教学过程的“演员”转为“导演”。例如在组织活动中，以观察员、协调员的身份帮助学生排忧解难；在评价学习活动中，以鼓励者的身份发现学生学习活动中的闪光点。
二、当前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现状
在会计教学中，《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是一门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其知识体系由会计理论和会计职业操作技能作构成，通过对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既能全面学习到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的基础理论知识，又能掌握会计职业操作技能，真正实现学以致用的教学目标。但在实际教学中，教学上的双重教学目标是很难得到实现的，其原因：
（一）偏重理论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是一门实践性和操作技能很强的专业，培养学生的操作技能更加重要。但是，当前商品流通企业会计理论教学内容过多，操作技能内容过于简单，轻实践教学已经是商品流通企业教学上的通病，同时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其结果，理论过多，实务少，学生学习兴趣的降低。
（二）内容陈旧
教材的内容过于理论化，与现实脱节、并且内容更新速度较慢，新的营销业务的账务处理方法大多没涉及，仍然保留大量篇幅的传统业务核算内容，很显然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三）交叉重复
在会计教学中，很多课程存在着教学内容交叉重复的现象。例如：货币资金核算、应收款项的核算、固定资产核算等等。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核算内容中也作为理论知识点进行再详细叙述，很显然没有突出专业会计的特点，经常出重复交叉现象。在其他的会计课程中，如物流企业会计、餐饮企业会计等教学内容中也存在着类似交叉重复现象。
（四）死板单一
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方式是当前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普遍的现象，教学手段则以“教材+粉笔+黑板”为主。教学方式死板、教学手段单一，很难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无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影响教学的效果。
三、“行动导向”教学法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中的运用
在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教学中，应用行动导向教学，首先应以专业的培养目标为行动导向，创新课程内容，确定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上也应当有所改进。
（一）创新课程内容，开发适应学生发展需求的教学课程模块
目前我国大部分职业学校的商品流通企业会计课程教材内容比较传统，知识点缺乏创新业务，行动导向教材少。为了适应当前市场流通领域多样化、灵活的营销模式，除了原有的批发企业和零售企业的教学内容外，还应当补充大量的商品流通企业一些特殊性的核算业务，例如：电商销售、购物卡销售、会员积分销售、返券销售、满送销售业务等。因此，在行动导向课堂教学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优化职业能力的课程教学模块化设计，该设计应能体现其时效性与实用性。可将商品流通企业会计整合开发出如下几个大的教学模块：一是批发商品流通核算模块；二是零售流通核算模块；三是商场管理与核算模块；四是连锁经营总分店核算模块。在各大模块下再设计出若干小模块。在设计小模块时，最好请一些在商品流通行业一线的行业专家参与，以此导入一些灵活的营销模式的账务处理方法，如电商销售、购物卡销售、会员积分销售、返券销售业务等，充分考虑教学模块的合理性与实用性。同时课程教学模块化设计还应突出能力培养、注重实践实训。以技能训练为核心，确定该项技能所需的知识内容，按照技能的特点和分类，运用行动导向教学法，将理论教学和技能训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完成教学任务。另外在设计小模块时，也要按小模块的内容设定业务流程及场景，增进学生对知识的感观意识，拓宽知识的实践性。
（二）制定教学目标
根据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各教学课程模块，以培养会计职业能力为总体目标，紧密结合会计工作岗位制定各教学课程模块教学目标。教学目标可按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会计职业素养目标来制定。整门课程设置一个会计职业素养目标，每一教学课程模块均制定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同时各小模块也均需制定知识目标、技能目标，使学生逐一实现小模块的教学目标，以此达到实现大模块的教学目标。
（三）改变教学方法，落实行动导向教学法的运用
在传统的教学中，由于理论教学内容为主，教学方式死板，方法单一 ，而行动导向教学法则不同，它是一系列教学方法与技术的综合运用，针对于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呈现出灵活多样性。以情景模拟教学法为例，如：在讲解到商品流通企业会计中最常见的进货退出、销售退回业务时，老师会想到学生缺乏岗位的实际经验，无法感受到该业务流程的来龙去脉，因此，以传统的教学法很难理解。通过行动导向教学法中的情景模拟教学法的运用，创设教学内容所需要的真实场景，让学生们以不同角色亲身感受到场景的氛围，身临其境，增添感性认识。老师可以事先设计出教学模拟单据，将学生分为购货方和销货方两组，通过对原始凭证的填制、审核再到记账凭证的填写、账薄的登记等业务流程，让学生站在各自一方互相讨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完成一系列的账务处理。购货方和销货方双方的具体业务流程如流程图1：
近几年，高考政治试题无论全国卷和还是地方卷，对计算题的考查屡见不鲜，而此类题一直是文科学生认为的难点。为突破此难点，我就这一问题结合几类计算题教学生如何把数学的加、减、乘、除灵活运用到《经济生活》的计算题中，达到与《经济生活》理论的巧妙结合。方法是：一般题中“提高”用加法；“降低”用减法，题中经济生活理论上存在同方向变动的用乘法；存在反方向变动的用除法。下面我对这一方法结合近几年高考试题进行解读。
例题1：（2008年高考宁夏卷12）某国2007年生产M商品10亿件，价值总额为100亿元。如果2008年从事M商品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增加10%，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20%，其他条件不变，则2008年M商品的价值总额为（？摇？摇 ）
A.110亿元 ？摇？摇 B.120亿元？摇 ？摇
C.130亿元？摇？摇 D.132亿元
解析：价值总额=单位价值量×产品数量，由题中可得出2007年单位价值量=100/10=10元，2008年从事M商品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增加10%，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20%，其他条件不变，经济理论是单位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二者是反方向变动），所以用除法。2008年单位价值量=10/1+20%，从事M商品生产的劳动者数量增加不影响单位价值量，但劳动者增加产品数量就增加（二者是同方向变动）所以用乘法，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该国M商品的产品数量就增加（二者是同方向变动）所以用乘法，这样2008年产品数量=10×（1+10%）×（1+20%）。学生知识掌握好得可以知道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不影响该国的M商品的价值总额，就可以直接计算成100×（1+10%），所以答案为A。
例题2：（2009年海南1）假设2007年1单位M国货币/1单位N国货币为1：5.5。2008年，M国的通货膨胀率10%，其他条件不变，从购买力角度来看，则两国间的汇率为（？摇 ？摇）
A.1：4.95 B.1：5
C.1：5.6 D.1：6.05
解析：经济理论是当发生通货膨胀时物价上涨（膨胀与上涨二者是同方向变动），所以已知通货膨胀率和物价上涨率求物价时用乘法，2007年1单位M国货币，2008年，M国的通货膨胀率10%，其他条件不变，这时就应该是1×（1+10%），所以两国间的汇率为1×（1+10%）：5.5=1：5，答案为B。
例题3：（2010年全国Ⅰ卷24）假设某国2009年甲产品的总产量是100万件。每件产品价值用货币表示为10元。2010年生产甲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在货币价值不变和通货膨胀率为20%的不同情况下，甲产品2010年的价格分别是（ ？摇？摇）
A.5元6元？摇 ？摇B.10元12元
C.20元24元？摇？摇 D.8元16元
解析：经济理论是单位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二者是反方向变动），所以用除法，结合题意，“2010年生产甲产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则甲产品的价值量用货币表示为：10÷（1+100%）=5（元）。其实计算到这里，答案已经出来了，因为4个选项只有一个选项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为5元。经济理论是当发生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通胀与上涨二者是同方向变动）所以已知通货膨胀率和物价求物价时用乘法“通货膨胀率为20%”，则该情况下产品的价格应为5×（1+20%）=6（元）。综上，答案为A。
例题4：（2011年全国新课标卷）12.2010年某企业的生产条件处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其单位产品的价值量为132元，产量为10万件。如果2011年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而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其他条件不变，则该企业2011年生产的商品价值总量为（？摇 ？摇）
A.1452万元 B.1320万元
C.1210万元 D.1100万元
解析：价值总额=单位价值量×产品数量，2011年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10%，而全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其他条件不变，经济理论是单位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二者是反方向变动）所以用除法，2011年单位价值量=132/1+20%。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个别劳动生产率不影响单位价值量，但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该企业的产品数量增加（二者是同方向变动）所以用乘法，2011年该企业的产品数量=10×（1+10%），所以答案为C。
例5：（2012高考海南卷）M国2011年货币供应量为15亿元，同期商品价格总额为30万亿元。回答1～2题。
（2012高考海南卷1题）假设该国货币供需均衡且货币价值稳定，那么，可推算出M国当年货币流通速度为（？摇 ？摇）
A.0.5次/年？摇？摇 B.1次/年
C.2次/年？摇？摇 D.3次/年
解析：本题直接用流通中货币量公式=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答案为C。
（2012高考海南卷2题）若M国货币流通速度加快20%，国内生产扩大10%，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该国物价水平的变化大致是（ ？摇？摇）
A.下降10%？摇？摇 B.上升10%
C.上升30%？摇 ？摇D.上升50%
解析：本题直接用流通中货币量公式=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商品价格总额与生产规模同方向变动，所以用乘法），根据题意货币流通速度加快20%，国内生产扩大10%，15亿元=30×（1+10%+X）/2×（1+20%），所以答案为B。
例6：（2013高考海南卷1题）2012年某国国民经济总体上是平衡的。假设2013年该国待售商品量增加14%，货币流通速度提高5%，物价水平上涨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民经济要保持平衡，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摇 ？摇）
A.减少11.8%？摇？摇 B.增加11.8%？摇？摇
C.减少16.2%？摇 ？摇D.增加16.2%
解析：本题直接用流通中货币量公式=商品价格总额/货币流通速度，但学生还要明确一个数学知识：商品价格总额=单位价格×待售商品量；另一个是要把2012年的都假设为1，这样根据题中假设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变化为x，根据经济生活流通中货币量公式计算：1+x=（1+3%）（1+14%）/（1+5%），最后计算结果为+0.118，所以增加11.8%，答案为B。
（此题不是高考题但却是学生理解上的一个难点）例7.假定2009年我国某款工艺品价值用人民币表示为1330元，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1美元=7元人民币。如果2010年生产该款工艺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0%，纸币流通速度提高50%，且人民币兑美元升值5%，其他条件不变，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若该款工艺品以美元标价，则其价格为（ ）
A.199.5美元？摇？摇 B.200美元？摇？摇
C.192美元？摇 D.200.5美元
2.简述选题在该领域的水平和发展动态;
3.设计(论文)所要设计、研究的内容和实施方案;
4.主要关键技术、工艺参数和理论依据;
5.设计(论文)的研究特色和创新之处等。
一.选题意义
做为一个完整的电子商务过程，正如一个完整的商品流通过程一样，如果进行细分，可以分解为商流、物流、信息流、货币流等4个主要组成部分，任何一次商品流通过程包括完整的电子商务，也都是这“四流”实现的过程。现在看来，商流、信息流、货币流可以有效地通过互联网络来实现，在网上可以轻而易举完成商品所有权的转移，但是这毕竟是“虚拟”的经济过程，最终的资源配置，还需要通过商品实体的转移来实现，也就是说，尽管网上可以解决商品流通的大部分问题，但是却无法解决“物流”的问题。我的论文就是想将物流配送对电子商务的重要性和目前国内的电子商务中的物流情况进行浅要的分析与阐述。
二.电子商务与物流配送的简述
在一个时期内，人们对电子商务的认识有些偏差，以为网上交易就是电子商务，这个认识的偏差在于：网上交易并没有完成商品实际转移，只完成了商品“所有权证书”的转移，更重要的转移，是伴随商品“所有权证书”转移而出现的商品实体转移，这个转移完成，才使商品所有权最终发生了改变。在计划经济时期，这个转移要靠取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实现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之后，这个转移则就要靠配送，这是网络上面无法解决的。而目前我过的发展状况却比较令人担忧，中国物流落后发达国家30年，中国物流业是近6、7年才开始起步的，并进入了发展期。中国物流业发展很快，基础设施并不完全落后，但是与物流相关的服务体系落后，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过物流社会化程度低，物流的管理体制也很混乱。电子商务是网络经济和现代物流一体化的产物，想要实现真正的电子商务就必须先解决物流的瓶颈，并完善物流的管理体制，把与物流相关的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当物流业走上正轨时，电子商务的道路也会相对平坦一些。超级秘书网
三.论文提纲
第一章传统物流已不能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要求
1.1电子商务与物流的关系
1.2传统物流与现代物流
第二章电子商务对现代物流的影响
2.1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给物流带来了新的发展，使物流具备了一系列的新特点
2.2电子商务对流通领域的影响
2.3供应链技术
2.4供应链管理的变化
2.4.1供应链短路化
2.4.2供应链中货物流动方向由“推动式”变成“拉动式”
第三章国外电子商务物流解决方案
第四章总结
参考文献：
[1](美)佛莱哲利，任建标.物流战略咨询[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9;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07-03
“市场”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理论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既定前提下的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市场”具有真正的历史性。他们把资本主义市场及其体系看做一种历史的东西，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阶段。这种历史性正是反映和概括了人类客观历史的进程。马克思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对“市场”的认识从“抽象的规定”出发，逐渐向越来越具体的形态和概念演进，最后在“世界市场”这一最具体、现实的概念中展现“市场”范畴的全貌，反映经济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市场的批判正是看到了“市场”的历史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市场”范畴在当代也有了新的阐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结合不仅使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焕发勃勃生机，也为市场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开阔了更大空间。
一、马克思思想中原生态意义的“市场”
马克思非常重视市场问题，在他的著作中，市场是一个广泛使用的经济范畴。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指出，“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总体的形态。”[1] P238并认为，“市场学说”应该“属于论述资本的部分”[2] P185。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篇章系统地研究和阐述，但其思想中仍包含了丰富的关于市场问题的论述。
（一）“市场”的时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阶段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涉及市场的时间内涵，例如，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条件和资本生产或再生产条件是：“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货币购买能由这种劳动进行生产消费的商品（原料、机器等等）。……为了能够买到这些商品，它们就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即存在于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尚未开始的消费之前的中间阶段，存在于卖者手中，存在于流通阶段。”[3] P551-552 这里的“市场”不仅表明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涵盖了商品流通阶段的意思。又如，马克思在谈到商人的商品储备时，也提到了市场的中间作用，认为这种商品储备或商品积累，“不过是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存在”“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和大规模的，那么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市场上。”“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4] P310-311因此，对于“市场”的内涵，从时间意义上来理解，就是指商品的流通阶段。
（二）“市场”的空间维度——商品的流通领域
马克思指出，“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不同于生产领域，因而是这样一个流通领域的总表现，在这个领域中发生W’—G—W，并且商品所有者（在这里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和货币所有者（买者）表现为该市场的主体。”[5] P309由于空间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某一场所或地点，因此，市场也可以指具体的场所或地点。人们出卖产品获得货币，购买自己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总得有进行交换或买卖活动的场所或地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也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并提出“国内市场”、“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世界市场”等概念 [3] P598 。马克思在分析市场形成时又指出，“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他还说，“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1] P238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6] P816而“世界市场”的概念则是由资本概念衍生而来的：“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1] P391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表明，市场可以理解为商品交换的场所或地点。而且，这种场所或地点的变换有扩大的趋势。同时，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里，有时也把“商人的店铺、栈房”叫做市场 [4] P310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提到：“我们的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6] P190而他在论述商品的形态变化时说过，“随同任何一个商品所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6] P123 再如，他在谈到商品经营资本时再次提到资本形态变化：“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7] P298 以上的“市场”可以理解为流通领域、交换领域、交换范围等含义，也就是说“市场”范畴的空间内涵是指商品的流通领域。马克思曾经形象地把市场看做一个以商品生产地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圆形领域。他说：“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越大。”[4] P317这一空间范围扩大的理解也为“世界市场”的出现做出了合理的解释。
（三）“市场”在生产关系上的体现——商品买卖关系的总和
市场是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对市场和商品的关系作了科学的解释。他指出，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把产品运到市场，“可以看做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2] P27-28。在涉及到商品流通费用时，马克思认为，商业把产品运到市场，使产品获得了新的形式。这一运送过程产品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因此，所花费的费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产品只有到了市场，才是商品，才处于流通之中。”[2] P141 而运输工具的改进则可以促进商品流通，“产品只有出现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才离开生产阶段。”[2] P185 由此可见，市场和商品是一同产生、并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有了商品，就有市场；而有了市场，产品才转化为商品。商品产生和发展伴随着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二者是同一过程。社会分工的出现使不同的产品变成商品，社会分工越扩大，“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4] P296 因此，市场不仅是商品的流通领域和流通阶段，而且特定地、历史地反映着商品购买者和出卖者之间或需求者和供给者之间的关系。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思想的历史顺延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认识深深影响着其他经典作家，作为其亲密战友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在经济方面，当前的社会结构无疑是难以想象地不合理和不切实际的。由于人们的利益彼此对立，大量的劳动力就白白消耗掉了，社会没有从里面得到任何好处，相当多的资本完全浪费掉了，并且没有再生产出来。”[8] P606 这种批判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市场的弊端，更是对市场历史性的肯定和认同。
列宁很早就有比较系统的市场思想，他认为，“哪里有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哪里就‘市场’”，市场是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的表现”[9] P79，市场的发展和社会分工一样“没有止境”，“社会分工和商品生产发展到什么程度，‘市场’就发展到什么程度”[9] P17；商业、货币、信用制度的先后出现，市场关系的机制不断健全完善。列宁曾表示，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信贷是“最发达的商品流通所具有的一种制度”[10] P137，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关系发展到成熟阶段，这时交换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市场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11] P11-12，41。十月革命后，列宁的思想一直与时俱进，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认识有所改变，当时党内外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允不允许自由贸易与市场的存在。列宁主张允许，并提出用粮食税取代战时“余粮收集制”，取消国家和农民有组织的商品交换，让农民直接走向市场，成为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1921年12月，在列宁主持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强调领导经济工作“必须从市场的存在出发并考虑市场的规律，掌握市场，通过有系统的、深思熟虑的、建立在对市场过程的精确估计之上的经济措施，来调节市场和货币流通。” [12] P559
斯大林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也像大约30年以前当列宁宣布必须以全力扩展商品流通时一样，仍是必要的东西。”但是，斯大林认为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根本对立，他指出：“无论如何不能把我国制度下的生产资料列入商品的范畴”，它“脱出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时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的外壳（计价等等）。”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是特种的商品生产，在这种特种的商品生产中由于不存在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制度，因而是不会导向资本主义的，相反，“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13] P571同时，他还认为，“两个对立阵营的存在所造成的经济结果，就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瓦解了，因而现在就有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14] P373
虽然没有专门讲过市场经济问题，但从他关于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等认识和观点中，可以看出他关于市场经济的一些粗略的构想。1956年12月底，同志在同统战部等部门负责人谈话中表明，同意陈云同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1958年11月，针对当时出现的反对商品生产、否认价值规律的观点，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说：“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14] P148 他强调指出，中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现在又很快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这是肯定的。因此，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三、“市场”范畴的当代阐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资源配置问题展开了计划与市场的大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密赛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并认为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是可行的，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人为地”仿制。而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另一派则致力于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兰格较早地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思想，并有了对集中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弊端的认识。
在关于新中国商业史的著作中都较为详细地叙述了新中国初期商业体制的建立及其逐渐被纳入严格的计划管理的过程。一般认为，改革前新中国的商品流通体制基本上是仿照前苏联商业模式，在对私营商业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流通体制的特点是包括国营和集体两种形式的单一公有制，商业机构按照行政系统层层设置，将市场人为按部门、地区分割，价格受国家指令性计划控制，经营按一、二、三级批发加零售的固定的纵向进销渠道，按计划层层分配调拨，财政“统收统支”等，既商业工作效率，也违反商品流通客观。
近两年有人考察了我国20世纪后半叶商品流通体制演变历程。李家祥等从商品流通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及其背景变化角度将建国50年来商品流通体制的沿革分为四个阶段：1949－1977年为旧流通体制形成中的探索阶段；1978－1984年为新流通体制的产生阶段；1984年末－1991年为建立有计划商品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1992年至今为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流通体制改革阶段 [41]。
关于对改革前商品流通体制的评价，以往多是在承认其缺点问题的同时，也给予一定肯定。肯定意见从建国初期以致后来的物资匮乏角度，认为这种计划供应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建立有其必然性，保证了新中国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以后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和充实，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是相适应的。
近年来对改革前的商品流通体制的基本评价没有更大的变化，但对以往较为模糊或涉及不深的一些问题开始提出了不同看法。关于1956年完成对私营商业改造以后的单一公有制问题，万典武认为，中国在1956年放弃“公私兼顾”政策而迅速取消资本主义商业进而基本取消个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是错误的开始，违背了的阶段性和经济规律。他认为，说“一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状况最好的时期之一是正确的，但全面评价“一五”时期商业政策的历史功过，应同时说两句话：这是中国商业最好的时期之一；也是一些“左”的重大政策的开端。 [43]
国有商业的地位作用是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中重要问题之一。对于新中国国营商业的建立及其在建国初期稳定市场、保证商品供应方面的作用，一般持肯定意见。谢洁萍考察了1953－1997年间国有商业的效益问题，以1980年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为标志，分为二个阶段：1953－1979年，国有商业市场占有率达97％以上，纯销售增长，劳动效率提高，流通费用下降，但利润率呈下降趋势；1980－1997年，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利润率大幅下降，亏损增加，国有商业企业总体效益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体制问题 [44]。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界经历了一个思想不断解放的过程。关于是否坚持“国有商业的主渠道作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直到党的“十五”大以后，关于国有商业的改革问题形成了新的理论和政策思路，商业所有制结构调整，商品流通体制的总体改革也正在深化。 [45]
（二）关于市场与市场化问题
近年来，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市场问题的研究也引人注目。有的是研究一个阶段的市场状况问题，有的则贯穿至今。近年来的研究主要考察了市场与市场管理的变化过程。龚建文针对90年代初的市场疲软问题，从历史经验的角度回顾了新中国成立初期，迅速制止通货膨胀后出现的市场疲软及其解决措施 [46]。陈廷煊考察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乡物资交流、物价政策与市场管理等 [47]。董志凯的《论“一五”工业建设中市场的作用》 [48]认为，“一五”时期国家既有抑制市场作用的方面，也有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物资供求，稳定物价的的方面，那种认为这一时期形成了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企业的社会的认识是对历史的误解。赵学军考察了建国初期的市场，他的《建国初期的投资公司初探》 [49]一文利用档案资料考察了建国初期投资公司的兴办过程、经营情况、停办原因，总结了历史经验。
对于50年代市场衰落的趋势，赵凌云认为1949－1956年间是市场因素消亡、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时期，他提出市场消亡的根本原因是在理论和实践上将市场与计划对立起来 [50]。武力的《论50年代市场式微的原因和后果》 [51]一文通过当时中国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认为50年代由计划与市场并重转向以行政管理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与其说是推行苏联理论模式的结果，不如说是当时中国经济基础、要求和国际环境造成的，其后果是快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高积累下社会基本稳定，但经济运行成本增加。
市场中介组织是沟通企业与市场、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桥梁与纽带，也是测度市场化水准的一个重要方面。近代商会与商人团体是时下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经济史这方面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初步的研究有：徐建青对建国初期的商业组织与城乡交流进行了研究。 [53]董志凯就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市场中介组织的研究。 [5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越来越突出，在现代经济史在的位置也会显著起来。
（三）关于粮食流通体制问题 [55]
在农产品流通问题中以粮食流通体制的讨论最为集中，所论涉及粮食购销政策、粮食流通、粮食市场等方面。一些研究从实证分析出发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决策建议。崔晓黎对以往的看法提出质疑：不同意那种认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是为工业化初期积累资金所采取的必要手段的看法，认为中国的统购统销政策不同于苏联的义务交售制，不存在以牺牲农业保工业的决策意图，在1953－1984年间从农业积累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绝大部分又返还到，真正从农业积累并用于工业建设的资金十分有限 [56]。郑有贵等深入研究了1949年以来南北两个区域粮食流向流量的变化，分析了从南粮北调向北粮南运演变的阶段划分、历史成因、转变特点和启示、粮食流通政策的演变与绩效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进粮食区域间流动对策建议 [57]。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价格问题
近年来价格理论和价格改革是一热点问题。其中关于新中国物价史的研究也论著众多。其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问题的研究讨论时间最长。近年的争论涉及剪刀差概念、问题的由来、剪刀差的变动趋势、剪刀差政策的后果、剪刀差的消灭等等。
关于剪刀差概念，历来有比价剪刀差、比值剪刀差、价格与价值背离形成剪刀差的几种认识，这一争论一直在延续。至于剪刀差问题的由来，一种看法认为，剪刀差的形成是人为的，是长期主观失误的结果，剪刀差不是促进工业化的最合乎理性的手段 [60]。持相同看法的还认为，剪刀差源于“超额税”，是前苏联政府通过行政强制压低或抬高工农产品价格而产生的，目的是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我国的剪刀差问题存在于1953－1985年期间，解放前及1949－1952年间不存在剪刀差问题 [61]。另一种看法认为，无论何时何地，剪刀差总是一个价格现象，不能脱离工农产品价格水平及其比价关系去认识剪刀差，不存在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因而剪刀差不是传统计划经济的陪葬品 [62]。
关于我国1949年以后的剪刀差及其变动趋势问题。李子超等认为，新中国的剪刀差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历史上的三大差别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上的表现形式，建国初期为了迅速恢复工业生产，适当保留剪刀差是必要的，剪刀差是农民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种形式，这个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能逐步解决；从比价关系看，“一五”时期剪刀差是在缩小（前述《当代中国价格简史》）。关于新中国剪刀差的变动趋势，李炳坤从价格价值关系方面看1952－1977年的剪刀差变动情况，认为这一时期从价格变动关系看是缩小了，从价值变动关系看则扩大了，剪刀差扩大的结果是对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造成不利影响 [63]。严瑞珍等从剪刀差的概念及形成、、1952－1986年间的动态变化、国外发达国家剪刀差的变动情况等方面较为系统地进行了分析研究，并提出解决剪刀差问题的对策；该研究认为剪刀差现象存在于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一定阶段，从历史上看，是在大工业产生以后逐渐形成的，并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而逐渐趋于消灭；1952－1985年间，1979年以前从工农产品综合比价比值指数看，剪刀差是在逐年扩大（其中“一五”时期仅是比价剪刀差缩小，比值剪刀差实际扩大），1979年以后在逐步缩小；从理论与实践的总结上看，剪刀差政策直接损害农业，间接损害工业，不是上策（前述《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刘素阁研究了1949－1956年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演变情况，认为这一时期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总的缩小趋势，其存在是为了从农业提取工业化的建设资金，其结果对农业造成不利影响 [64]。前述《中国物价50年》一书认为，新中国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实际从恢复时期已经开始，“一五”时期显著改善，以后到1978年前又多有反复，1978以后改革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到1998年，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接近市场水平，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的提高大大低于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幅度，工农业产品交换比价有很大缩小。 [65]看来，由于对剪刀差概念本身的不同认识，导致在剪刀差变动趋势认识上的差异。武力在综述各家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剪刀差”是统制或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完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比在短期内的扩大是正常的，不必人为地改变它。建国以来工农产品价格比的波动，如果说有剪刀差的存在，也是从1953年农产品统购统销到90年代初完全放开工业品价格和农产品购销价格之前这段时间。在此期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拿走的农业剩余也没有许多人估计的那样多。此外，改革开放以前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和收入水平太低，主要原因不是剪刀差，而是国家限制了农民的农业生产自主权和发展非农产业。 [67]
关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商业和市场问题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但是跨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入的研究有些刚刚起步，有些还在酝酿之中。总的来说，还有待于深入。中国50年的经济发展是探索适应中国情况的建设道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曲折历程，贯穿始终的是实践摸索与理论探索相辅相成，罗螺旋式上升的进程。我国尽管和借鉴了苏联的理论和经济模式，但并不是完全照搬和采用。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从计划与市场并存到计划经济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这个探索和尝试过程将长期持续下去。中国经济学的创新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创新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立足于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我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注释
[1]了韩志国：《从计划转向市场经济—新50年经济评述》》，载光明日报1999.10.01。
[2]王思华：《我对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的几个的一些看法》，《经济研究》1959年第l期。
[3]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4]骆耕漠：《论商品和价值》)《经济研究》1959年第10、11期。
[5]雍文远：《社会主义经济学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几个问题》，《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
[6]张翼飞：《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的和消亡问题》，《经济研究》，1959年第1期。
[7]薛暮桥：《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红旗》1959年第10期。
[8]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
[9]李炳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41页。
[10] 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11]于光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1959年第7期。
[12]樊弘：《关于社会主义下商品生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419页。
[13] 如1964—1978年，卓炯被当作“广东孙冶方”而遭批判（见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6页）。顾准于1957年被划为右派，1965年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4年下半年开始，孙冶方与顾准、张闻天一起在经济研究所的四清运动中被批判，文化大革命中接着被批斗（见邢小群：《我与顾准的交往――吴敬琏访谈录》，载《百年潮》1997年第4期；罗银胜编：《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64－65页。我们应该感激顾准等一批经济学家和陈云等领导人，他们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良心和信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羁绊。这是难能可贵的精神。
[14]李震中：《也谈计划和市场问题》，1981年12月26日 《光明日报》。
[15]姚耐：《也谈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1982年7月18日《光明日报》。
[16]张理智：《“商品”和“商品学”质疑》，《天府新论》1988年第8期。
[17]张仁德：《理论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沦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
[18]袁恩桢：《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统一体》，《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
[19]参见韩志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新中国50年经济理论研究评述》》，载1999年10月01日光明日报。
[20] 杨承训、余大章：《新经济政策理论体系》，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22] 夏春玉：《流通经济学的贫困与构建设想》，《当代经济科学》2000年第1期。
[23] 《财贸经济》编辑部编：《社会主义流通理论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前述《社会主义流通理论问题》。
[24]高涤陈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5]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6] 《人民日报》1992年4月13日。
[27] 刘国光：《推进流通改革，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商业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28] 《经济参考报》1992年1月28日。
[29]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30]见会议综述，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安徽财贸学院学报》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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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
[39]以下参见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40]参阅徐建青：《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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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参见《国有商业深化改革的途径研讨会观点综述》（《商业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1998年中国商业研究领域的新进展》（《财贸经济》1999年第4期）；《“羊城杯” 深化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研讨会观点综述》（《财金贸易》199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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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006)6－0107－05
会计是企业价值运动的计量与激励系统。三层含义：其一，企业的价值运动是会计对象，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是会计的目标。企业价值增值不仅就企业的投入产出比较而言，产出价值大于投入价值；也是与市场或其它企业相比较而言，企业实现了更多的价值增值。其二，会计是企业价值运动的计量系统。其三，会计是价值运动的激励或控制系统。会计信息是有用的或有意义的，信息使用者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本文主要研究奠定在会计对象基础之上的会计系统结构、会计运行机制及其与市场价格机制的相互关系。
市场与企业是组织经济的两种形式。企业担当着两种角色：一是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二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组织者。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企业既是商品的需求者（或消费者），同时又是商品的供给者（或生产者），不论是商品的需求者还是商品的供给者，都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参与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活动。作为商品生产的组织者，现代工商企业的管理体制取代市场机制而协调着货物从原材料供应，经由生产和分配直到最终消费的整个流程。企业承担的这两种角色，反映在会计的对象上，决定着会计目标、会计系统结构，以及会计系统的运行机制。
一、会计对象
目前对会计对象的认识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交易事项论，二是资金运动论或价值运动论。
会计对象的交易事项论认为，过去的交易和事项所引起的企业资源及其义务的变化是会计计量的对象。“作为具有广泛意义的财务信息是基于对单个企业已经发生的交易和事项的近似计量。”[1]我们所进行的交易一般是指商品（含产品和服务，以下同）交换，是各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商品买卖行为。交易的主要特征是通过签订合同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平等的交易双方出于自愿而从事的等价交换活动。所谓“事项”，是指“可以观察到的，亦可用会计数据表现其特性的具体活动、交易或事件。”[2]按照这一定义，会计的对象，不仅包括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交易行为，而且还包括企业内部各当事人（或部门、单位，以下同）之间提品或服务的转移行为等。
为了将企业的这两种行为区分开来，我们将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在市场上所从事的商品交换行为称作“交易”，而将企业内部各当事人之间提品或服务的转移行为称作“事项”。那么企业的“交易”和“事项”有何不同？市场上的交易是两个经济利益主体，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遵照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所从事的商品买卖行为。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其一，其交易主体是两个各自独立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其二，他们对其所交换的商品拥有所有权；其三，遵从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企业内部的转移事项，其一，其主体是企业内部的当事人，虽然他们具有自身的部门利益或单位利益，但更多地受制于企业的整体利益，服从企业目标；其二，他们对其所转移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拥有所有权；其三，企业内部当事人之间的产品或服务的转移，并不遵守“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甚至只是一种单向的产品或服务的转移；其四，企业内部的当事人获取企业支付的报酬。简而言之，企业的交易和事项其不同之处在于，市场上的交易主体是两个经济利益独立，并且是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行为；而企业内部的事项是企业存在雇佣和被雇佣的前提下，被雇佣者遵从雇佣者的意志，所从事的生产产品和转移产品的行为。
会计对象的资金运动论或价值运动论，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中所阐述的资本循环与周转理论为指导，来认识会计对象。资本的流通过程是作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总流通过程，实际上是再生产理论，包括个别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与交易事项论比较两者有共通之处，流通过程就是“交易”，生产过程就是“事项”。然而，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资本流通与商品流通不同，商品流通的公式是W―G―W，即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为了买而卖。资本流通的公式是G―W―G’，是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再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卖而买。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虽然它总是和商品交错在一起，而且在市场上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进行交换。然而，商品作为资本的特殊之处在于，在市场上购买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种商品，不是为了自身的消费，而是为了创造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货币变成了资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与一般的商品并无二致，而且也遵循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进行商品交换，然而它是作为资本品，承担着实现价值增值任务。
简而言之，由企业担当的两种不同的角色所决定的会计对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商品交换价值，一类是价值增值。商品交换价值与价值增值不同，商品交换价值要求企业作为市场主体与其他商品所有者，实行等价交换。价值增值要求企业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两种商品，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相结合而资本化。资本是能够、且其目的也是为了带来价值增值的价值，资本的价值取决于资本的增值能力。
二、企业的发展与会计结构体系
企业形式有业主制、合伙制、公司制。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从以业主制为主发展到以合伙制为主，从公司制发展到现代工商企业，企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19世纪早期之前，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发生在企业主和企业以外的个人之间：原材料供应商、计件工人、顾客。……交易完全发生在市场中，对成功的评价很容易获得。企业主只要通过销售，从顾客那里获得比其支付的原材料和人工等产品投入更多的现金就行了。”[3]当时的企业规模小且分散，作为市场参与者，其会计的对象具有更多的商品性质，运用复式簿记系统，通过市场价格直接计量其投入价值和产出价值，并通过投入价值与产出价值的比较，便可以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管理并对企业效率予以评价。
然而，从19世纪80年代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的结合，逐步形成了管理层级制的公司，这种企业一开始就是全国性的企业。进入20世纪，新结合起来的多功能的现代工商业企业，逐渐成为美国经济中最有影响力的机构。“现代工商企业在协调经济活动和分配资源方面已取代亚当・斯密的所谓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市场依旧是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创造者，然而现代工商企业已经接管了协调流经现有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产品流量的功能，以及为未来的生产和分配分派资金和人员的功能。”[4]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对组织现代经济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与市场并列的组织社会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与此同时，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的依存度不是削弱，而是进一步增强了。使得企业的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功能进一步张显，并逐渐分化开来。企业的现实资本运动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分别经历了三个阶段、执行三种职能。企业的经济活动经过购买阶段、生产阶段和销售阶段三个阶段，与此相适应企业资本分别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生产资本职能和商品资本职能，循环往复。资本循环用公式表示：G―W…P…W‘―G’，其中G―W和W‘―G’，是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所从事的商品等价交换，而W…P…W是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所从事的价值增值活动。
交易事项论强调企业主体假设，将企业看成是市场经济的主体，将会计对象理解为商品交换价值，强调的是企业在市场上的商品交换活动。把企业购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当作商品，按成交时的市场价格计量其购入成本；产品完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售，按售出的市场价格计量收入，成本与收入之差就是利润。
资金运动论虽然已经认识到商品交换价值与价值增值的区别，但是资金运动论者只是将资金循环与周转理论，用于解释账户和账户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会计报表各项目之间相互联系，建立了相应账户理论和报表理论。而对于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增值属性上的差别，并没有在会计计量上得到应有的反映。
企业的发展是由价值增值驱动的，企业家们相信将多个单一业务企业，集中起来形成一个多单位的企业进行集中控制与管理，比在市场上多个单一业务企业不断进行交易来完成加工过程，企业效率会更高。多单位企业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在企业内部建立管理层级制，并且建立相应的内部价值信息的生成和传递机制，以代替市场价格机制来协调生产流程。“当企业逐步转向内部导向的过程时，这些目标被改变了，新的管理会计发展了起来。”[5]钱德勒在美国企业发展史的研究中，发现20世纪初期由杜邦公司最早建立的投资回收率成了现代企业广泛使用的评估绩效的标准，而固定资本拨款预算和财务预测则成为分配资源的标准程序。他认为“通过这些方法，才使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在协调和监督经济活动方面得以取代市场力量的无形的手。”[6]
随着现代企业发展，现代企业成为市场经济中组织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企业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力的释放，现代企业对外部资本市场和消费市场依赖进一步增强，与外部投资者、债权人、顾客和供应商之间的沟通和协调称为企业重要事项。财务会计从传统会计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和协调的系统。商品的交换价值是财务会计计量基础。财务会计概念结构建立在会计主体假设基础之上，将企业看成是一个商品经济主体，通过商品交换与各相关利益者发生关系。不仅将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成品当成是商品，而且借贷资金和股本也被当成是商品，利息和股利被认为是这两种商品的价格。至于其间的商品生产过程，财务会计实际上将它作为“黑箱”处理，成本会计将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成本分摊至生产对象，只不过是为了结转已销产品的销售成本，以便与已销售产品的销售收入比较，计算期间利润。“从成本管理到成本会计：相关性的遗失”正是强调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忽视企业作为一个商品生产组织者作用，致使与商品生产的组织与管理相关的成本管理，退化到关注存货估价和销售成本计算的成本会计，成为为财务会计目标服务的一个附属部分。
财务会计的最新发展，更加突出了企业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强化了市场价格机制对企业的调节作用。这可以从会计报表模式从历史成本为主向以价值（市场价格）为主的新型模式转化当中洞察这种变化。FASB将资产定义为“某一特定主体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获得或控制的可预期的未来经济利益。”[7]将全面收益定义为“在一个期间内来自非业主交易的权益（净资产）的全部变动。”[8]它包括了已实现和未实现的业益（净资产）变动。以及为了将众多的计量属性奠定在一个共通的基础之上，FASB阐述了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指在自愿交易的双方之间进行现行交易，在交易中所达到的资产购买、销售或负债清偿的金额。最能代表公允价值的是市场价格，如果某种资产并无公开的活跃市场，没有形成能为买卖双方均可接受的市场价格，则可用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寻求近似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是被普遍看好的计量属性，与将资产的性质理解为“未来经济利益”和定义全面收益的逻辑一脉相承，要是将公允价值替代历史成本，市场价格机制对财务报表的影响更为明显，市场价格机制对企业的调节作用更为直接，更有利于沟通与协调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经济利益关系，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用信息，以便于各利益相关者作出维护自身利益的相关决策。
总之，企业的双重身份使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担当着市场经济主体和组织经济活动两种角色，企业价值运动与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的两种作用相适应，采用交换价值进行商品等价交换和实现价值增值。基于此会计分化为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分别执行两种职能。
三、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的商品交换活动，接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同时，企业从事价值增值的组织活动，运用会计系统协调生产流程。那么，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是什么关系呢？
科斯认为企业取代市场，并用交易成本分析制度（组织）选择。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边际成本与市场上或在其他企业组织同一交易的成本相等的那一点上，企业便停止了扩张。那么这一点是怎样确定的呢？科斯（1990）指出：[9]企业外部的价格由此成本是明确的（由于其他方面对资源的需求）和被市场运行决定。而企业内部确实基于同样的原因有着明确的成本，但它们是由会计系统提供的，这一内部系统替代了外部市场价格体系。而且组织成本明显主要依靠会计系统的效率。科斯认为在企业内部会计系统替代了市场价格机制，而且会计系统的效率高于市场价格机制的效率，是组织成本低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原因，并决定着企业对市场的替代。钱德勒（1997）从企业发展史的角度也证实，企业的发展是在会计发展了相应的方法，对企业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流程进行协调而得到了节约，才使得管理上的有形之手取代市场的无形之手。那么会计系统是怎样运行的，其运行机制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会计系统的效率？
市场价格机制具有两个功能，一是传递信息的功能，二是激励功能，而且二者不可分割。弗里德曼（1981）以“市场经济与中央经济计划”为题在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协会所作的讲演中指出：“价格体系的真正美妙之处――而且我使用‘美妙之处’一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完全在于：依信息而行动的动力伴随着传递出来的信息。”这句话用之于会计完全适用，用会计语言表达，会计传递信息且信息是有用的。所以会计系统与市场价格机制有着同样的功能，即传递信息的功能和激励功能，二者不可分割。也正因为如此，与市场价格机制相对应，我们提出“会计价值机制”这一概念，用来概括会计系统的功能。哈耶克（1945）将价格体系看成是一种交流信息或沟通信息的机制，他认为：“把价格体系描述成一种记录变化的工具或一种电信系统并不只是一种比喻，因为这种电信系统能够使单个生产者通过观察若干指标的运动就可以根据各种变化去调整他们的活动――当然他们所理解的变化也只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中的那些变化而已。”[10]这与我们将会计比喻成飞机上的仪表，如出一辙。
市场价格机制与会计价值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是一个“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秩序”，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市场价格机制形成于长期的市场供求关系，并自发地调节市场经济活动。企业是一个“人之设计的秩序”，是一个他组织系统。市场作为自生自发秩序，它容纳了所有人的目标，但它本身却没有目标。而目标赋予企业以组织的意义，会计系统在企业内部为达成企业目标而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由于企业在组织形式、发展阶段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会计价值机制在各企业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因为会计为达成企业的目标而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所以有人认为会计只是一种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正像西蒙所指出的：“多数目标和活动的价值都来源于将具有内在价值的目标和行为联系在一起的手段――目的关系。期望目的的内在价值通过与其过程，转化为手段。”[11]企业是一个层级结构，实现组织的总目标或最高目标所需要的手段，成为了下一层次管理者的目标，这样就构成了与企业的组织层级结构相吻合的目标――手段链，在这一链条上，每一个层次的目标(手段)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因此，会计系统成为实现企业目标的手段，其有效性由企业目标的实现程度予以评价。同时，会计系统又有自己的目标，各子系统成为实现系统目标的手段；各子系统也有自身的目标，各种方法又成为子系统的手段。由于企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他组织系统，企业内部管理的职能分工，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专门的部门，专门负责会计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会计价值机制转变成企业管理的一种部门职能，这也是会计价值机制与市场价格机制不同之处。
他组织要遵循自组织规律，这是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则。苗东升认为：他组织运动归根结底要在自组织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应遵循、适应、利用对象的自组织规律。人工系统的他组织，特别是仿自组织设计，必须以充分认识自组织规律为前提，他组织规律是人如何运用自组织规律的规律。[12]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应遵从市场供求规律，自觉地接受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同时，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应遵循生产规律。会计价值机制要遵循、适应、利用市场价格机制，财务会计系统建立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反映市场价格的变动，及时、可靠地提供与报表使用者的决策相关信息，已经成为财务会计发展方向；实际上企业内部会计信息的传递和激励，也是尽可能地捕捉与之相关的市场价格信息，并与企业内部成本信息比较，用以评价经由企业内部化的多重、多样化业务相对于市场协调所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收益。管理会计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组织成本的管理和控制系统，不仅就企业的最终产品成本与市场价格比较，而且中间产品以至于每一个作业单元成本，都与市场上的其他企业进行比较，以解决“自制或外购”问题，对企业效率和市场效率作出评价。“公司管理会计系统能在计划和控制信息、沟通、激励和评估方面起到上述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一系统在公司成功竞争的策略当中是一个必须的要素。”[13]
目前，对会计系统和会计功能的认识上仍然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会计只提供信息，或再加上提供有用信息，而否认会计的激励或控制作用。何谓“有用信息”？有用信息就是对于信息接收者而言，随着所接受信息的驱动而有所行动，并且是可以观察到的。不能驱动或引起信息接收者有所行动的信息，是无用信息。所以只承认会计提供有用信息，而否认会计信息的激励或控制作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
总之，作为会计对象的价值运动，在数量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运动和价值增值运动，由此决定着会计系统结构和会计系统功能。会计价值机制是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具有传递信息功能和激励功能，而且二者不可分割。会计价值机制的建立和运行，是为了实现企业的目标，而且是企业在与市场或其他企业的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必不可少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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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朱星文
On Accounting System and Accounting Value Mechanism
XU Qiang-guo
(Tianjin Business Colege Tianjin 300134)
Abstract: As anaccounting object，the value movement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the exchange value movement and the value added movement, wherebythe accounting system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s determined. The accounting value mechanism is a substitution of the market price mechanism and has the function of passing information and offering incentives.省略petition and in completion with other businesses.
Key words: marketmarket priceaccounting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