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党支部：
自从批准为预备党员之日起，在党组织的严格要求下，在支部党员的帮助教育下，我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更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增强了自己的党性观念，进一步认识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更重要的是思想上入党。
预备期内，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知识，参加了邓小平理论研讨会，通过听报告、看资料、讨论等形式，加深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对xx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有了深刻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而树立“远大理想”、“奋斗终身的精神”一定要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端正学习目的，树立刻苦学习的态度，更多地掌握本领，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了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从身边小事做起，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入党时，党组织给我提出了工作方法需进一步改进，学习成绩有待进一步提高。预备期内，我以此为动力，努力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课件下载[***]，不断提高履行党员义务的自觉性，发挥了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任劳任怨，注意协调各方关系，听取多种意见，工作分工力求合理，计划力求详尽，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学习上，我端正了学习目的，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获得了xx等奖学金及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今后，我一定要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和帮助下，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实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预备期内，我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理论知识，参加了邓小平理论研讨会，通过听报告、看资料、讨论等形式，加深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更深刻地体会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对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论述有了深刻的理解，更加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通过学习，我认识到共产党员要有远大理想，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精神，而树立“远大理想”、“奋斗终身的精神”一定要与自己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要端正学习目的，树立刻苦学习的态度，更多地掌握本领，把祖国建设的更加富强。通过学习，进一步明确了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了做一名合格党员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在日常学习、工作中，从身边小事做起，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为将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打下良好的基础。入党时，党组织给我提出了工作方法需进一步改进，学习成绩有待进一步提高。预备期内，我以此为动力，努力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履行党员义务的自觉性，发挥了一个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工作上任劳任怨，注意协调各方关系，听取多种意见，工作分工力求合理，计划力求详尽，组织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活动，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评。学习上，我端正了学习目的，努力钻研专业知识，各门功课成绩优良，获得了xx等奖学金及优秀学生干部称号。
预备党员考察情况
同志在被确定为预备党员的一个季度里，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学习党的xx大精神，在政治思想上能够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该同志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想觉悟有了较大提高。在学习上能够严格按照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尊敬师长，关心同学，学习认真刻苦，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但是，该同志也存在一些不足：
请党组织继续考察。
同志经过进一步考察培养，在各方面都有了较大提高。这段时间，继续加强对同志的考察培养。该同志积极加强理论学习，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应用先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己，思想上更加成熟了，立场更加坚定了，对党的认识也提高了。
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当中，该同志能够以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在同学当中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但是，也仍存在一些不足：
请组织继续考察。
填写规范：
(1)确定为积极分子当时的主要表现。当申请入党人经支委会研究被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由支部组织委员或支部书记根据其当时的表现，概括填写入党积极分子的主要优缺点。
随着经济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演进，“转型”成了当下的一个主题词。中国正处于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在转型，期刊也在转型。期刊建设的重心应在于期刊竞争力的提升，而提升期刊的竞争力，关键在于提升期刊人的综合实力。作为办刊人的期刊编辑如何适应时代的需求，在迷惘和挣扎中找到自己发展的路径，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并体现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无疑构成了当代中国期刊编辑转型的大背景。
（一）社会文化的转型：从单一模式到多元共生
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文化消费日渐强劲，努力弘扬传统文化，积极吸纳外来文化，自觉建设先进文化，国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逐步增强，社会文化呈现出从大一统的一元独尊到多元共生的格局。文化领域发生了多种形态的文化转型，不仅包括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还有公益性文化向盈利性文化、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工业文化向生态文化、文本文化向视觉文化等多个层面或侧面的文化转型[1]。文化转型不仅推动着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而且要求承载传播文化职能的期刊和负责期刊运营的编辑人员与时俱进作出相应的转型调整。
（二）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从学科构建型到问题导向型
在经济、技术和生产条件的急剧改变过程中，传统理念受到极大的冲击，社会的认知方式以及科学、社会和文化知识生产方式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传统的知识生产方式通常是在某一学科结构下推进，倡导“纯学术”、“纯知识”、“纯理论”，主张知识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推进知识的进步，知识生产者应“为了科研而科研”。而现代知识生产的视野不在限于某一学科背景，对知识生产对象的认知趋于开放，主张知识生产的目的应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传统的以理论独尊、试验性科学、学科内部驱动、以大学为核心的知识生产模式，正在被新知识生产范式所取代。[2]新范式下的知识生产呈现如下特征：（1）强调知识生产的情境化；（2）以应用问题为导向，采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方式进行知识生产，这无疑有利于不断消解传统的以学科为基础的知识生产模式下所形成的学科界限和壁垒；（3）强调知识生产参与者的多样性，即不同的参与者围绕某一“应用语境”确定需要合作解决的问题，进而在互动中促进知识生产；（4）倡导和践行为了社会的实际需要而进行知识生产，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趋于敏捷、灵活和多样。[3]期刊编辑是知识生产的参与者、传播者和创造者，其所承担的职责与工作内容决定了其必须密切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备有应对之策。
（三）媒体生态的转型：全媒体时代的来临
近些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播方式不断丰富，新媒体不时涌现，媒体形态日趋多元化。同时，媒体承载的内容、传播的渠道、发挥的功能等也都在调整变化整合。在此背景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日益融合互通，一个全新的谓之“全媒体”（omnimedia）的概念应运而生。就媒体的发展阶段而言，当今已迎来了一个由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互融合、共同发挥作用的全新发展阶段——“全媒体时代”。期刊作为知识生产成果与展示的载体，在人类文明的传承中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则对于期刊和期刊编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转型时代的大背景下，传统期刊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此时此景，如果依然只是埋头苦干（编辑人员非常具有这种精神），而无视周遭的变化，必将落伍于时代。当代中国期刊编辑不能止于迷惘与挣扎，而应在坚守本分的基础上学会变通，顺势而上，有所突破，主动转型，以争取更大的作为。笔者就此谈些个人的想法，以求教于编辑同行。
（一）从来料加工型到找米下锅型
中图分类号:A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8/09-0057-07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但是,直至现今我们对《宣言》的创作史、传播史、文本结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1]尤其是其创作史,涉及到了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最初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就显得更为重要。
一、问题的由来
《宣言》写于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间,由马克思一人在布鲁塞尔写作和完成。这个史实曾经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宣言》的创作只不过是一个很短暂的过程,从开始动笔到定稿,中间仅仅经历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一段历史是不是就可以当作《宣言》的“创作史”呢?
如果“就事论事”,这么说乍看上去没有什么致命的缺陷,因为在1847年11月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到了工人们的“委托”[2]去写作这份工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之后,马克思在第二年(1848年)的1月就向同盟交出了《宣言》的手稿。很明显,在这一个月内,马克思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宣言》,也的确,在此期间,马克思没有更多其它的著作和手稿为后人所发现。
然而,《宣言》的诞生远非它的实际写作过程这么“清晰明朗”。《宣言》中的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过长期的哲学创新、理论斗争和实践探索、经验总结所逐渐形成的,这也就说明了《宣言》为什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为什么具有非同凡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在同盟的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宣言》中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立场、精神实质就已经“完成”了,只是历史将这次会议定格在了1847年11月,于是,《宣言》本身的写作也就放在了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假如同盟开会的日期推迟几个月,那么,《宣言》的“创作史”就会延至1848年的其它几个月。显然,把《宣言》的创作史认定为“一个月”的推论是不严谨和草率的,《宣言》的重要历史地位使得人们对它的创作史的理解不能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要放到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场景中去考察《宣言》的思想是如何“逐步形成”[1]206的。
熟知马克思主义学科史的人都知道,关于《宣言》创作史的论述可谓汗牛充栋、俯拾即是。特别是苏联和东德的学者,他们对《宣言》的兴趣绝不只是在于《宣言》这部著作本身,而是更愿意去探讨创作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和正义者同盟、青年黑格尔派、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解释清楚《宣言》创作史中的细枝末节,并确证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科学理论所作出的突出变革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历史中的光辉形象和至高地位。总的来说,苏联、东德的学者把《宣言》的创作史看作由三个大的研究对象所组成:
一是《宣言》自身。即:《宣言》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的?换句话说,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宣言》的内容组成、篇章结构、核心思想、基本原则从雏形、完善到完成之间究竟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动过程和发展阶段?讲得更明白一些,《宣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它的“第一份草稿”,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实现“横空出世”的?二是《宣言》的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宣言》的作者,他们究竟凭借什么样的天赋、资质和能力优势来承担这个伟大的工人运动纲领的写作工程?同盟为何要选定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主张的确是最适合革命形势、历史要求和同盟情况的,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思想和主张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成熟的?他们是如何将自己的理论和同盟的实践作出渐进的靠近和结合呢?三是正义者同盟。《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是正义者同盟。按此逻辑,《宣言》绝不是同盟纲领的“独苗”,在它之前同盟曾经有过多个纲领,只是这些纲领都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同盟的遗弃。那么,同盟的纲领为何迟迟不能敲定?正义者同盟在选定自己的纲领过程中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动和演化?这些因素对《宣言》的创作又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这三个大的研究对象给人们展示了《宣言》创作史的复杂性。不用说,从中可以引出很多问题,就拿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思想进程来说,即便是想要说清楚他们和莫泽斯•赫斯这类人物在整个《宣言》创作史中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这就难怪为什么苏联、东德的学者已经写出了如此之多的《宣言》创作史研究成果,却仍然为《宣言》创作史中诸多问题的悬而未决而感到遗憾。其中,有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到现在还是没有统一的意见和看法,那就是《宣言》的创作史究竟要从何时开始算起?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解答《宣言》创作史内涵的关键,一旦在时间界定方面没有定论,那么,研究《宣言》创作史就失去了“出发点”和“起跑线”。如前所述,《宣言》的创作史绝不单指1847年12月到1848年1月这一个月的“成稿”时间,主要涉及三个大的问题(分别对应于上述“三大研究对象”):首先,第一份能称得上是《宣言》的“草稿”的文件,或是说著作究竟是何时所写?其次,作为马克思恩格斯代表作的《宣言》的思想是如何为它的撰写人所拥有和掌握的?最后,作为同盟纲领的《宣言》究竟有几份“纲领前身”?
在界定《宣言》创作史的开端这个环节上,第一个问题是可以纳入第二和第三的,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还是“同盟的纲领”,《宣言》和它的草稿毫无疑问都能跻身其中。这就是说,《宣言》的创作史要么始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形成之日,要么开始于同盟为制定它的纲领而作出第一个尝试的日期。当然,这两个日期理论上讲完全有“重合”的可能,不过根据传统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萌芽应该是在1844年10月左右,他们分别凭借《德法年鉴》上的文章而实现了“两个转变”。相比正义者同盟在1838年就指定魏特林制定纲领(即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这两个时间点是不可能重合了。《宣言》创作史开始时期的答案必然要从第二和第三问题出发去探求。
进一步归纳,可以把《宣言》分别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同盟纲领”,以此找出它的创作史的开始日期。其实,人们也是普遍以此来做界定的努力的。比如,巴加图利亚明确地将《宣言》的创作划分为“创作前史”和“创作史”,并把“创作前史”第一个阶段的起始时期限定在1842年,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于那年向共产主义转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年是否向“科学共产主义”转变目前还有争议。一般来说,1842年历史唯物主义还没有诞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没有产生,巴加图利亚这么论述也只能是他的一家之言),因此,《宣言》的创作也就“启动”了。[1]206洪特辨析说,1845年,正义者同盟伦敦讨论会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盟的立场明显偏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这很可能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所施加的思想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34所以,《宣言》的创作应该是在1845年开始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试图将其学说和同盟运动进行结合,这就为《宣言》的创作拉开了帷幕。显而易见,这是根据《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著作”所得出的判断。而我国学者聂锦芳认为,《宣言》的创作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也就是说,这部工人运动的“圣经”的“创作工程”需从1844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算起,[1]209-212毕竟“20条”也是为同盟的纲领所作,理应成为《宣言》的“前身”之一。这种观点则又是把《宣言》“作为同盟纲领”所作出的合理推论。那么,这两种不同的“方法论”究竟哪一个更为科学和客观呢?
二、《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开始
上面两种界定方法似乎各执一词,其实,它们还是有内在联系的。正如将《宣言》创作史的研究范围确定为《宣言》自身、《宣言》的作者、同盟的纲领三大研究对象一样,人们无论从其中的哪一个方面出发,都不得不考虑其它两个方面。实际上,在《宣言》的整个创作史中,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始终是交合和重叠在一起的。洪特曾经直言,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针对当时正义者同盟内部思想斗争,为争取制定出一个统一的纲领的一种直接的理论回应。因为当时同盟中有不少人热衷于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会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传播和蔓延播下种子,而泛爱的、空洞的道德说教在根本上是有悖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形态》,既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经阶段,又是他们争取同盟的现实需要。同样,同盟在1845年伦敦讨论会后发生了“不知不觉”[4]的转变,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共产主义,显然和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出的“思想建设”工作密不可分。虽然按照恩格斯本人的说法,1845年同盟思想的进展似乎是无意识产生的,但早有人估计他和马克思对同盟的“干预”和“影响”是这类事件的真实原因。洪特甚至还猜测,同《形态》的“历史使命”一样,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样的著作也不是只作为恩格斯的“作品”问世的,它们最重要的作用便是向同盟的领导人传达马克思恩格斯的言论和观点,并在此环节中实现对同盟“思想上的改组”。“恩格斯……自1843年以来就熟识了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他大概会将他几星期前在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给他们送上几本。”[3]25
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所以能在短短的6年间(1842-1848)发生如此之大的进步和转变,即使不把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现实因素对他们的启发和感染考虑在内,这种理论上的创新和思想上的成长也是不可思议的。恩格斯在1842年、马克思在1843年就已经同工人阶级亲身接触,并于1843年注意到了同盟,在这个时候,科学共产主义和同盟运动的融合就出现了实际的可能。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也的确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走了下去,这与同盟千辛万苦寻找纲领的撰写者的过程不谋而合,《宣言》的诞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一同努力的结果。任何企图单从同盟角度或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角度去说清楚《宣言》创作史的做法都将是自寻烦恼的,因为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宣言》的创作史是说不通的;同样,离开为同盟制定纲领的真实目的,说明《宣言》的创作史也必将是一条死胡同。《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同盟活动第一次“碰面”的那一时刻。
所以,巴加图利亚的“1842年开端说”就不能成立了。一方面,184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参与到同盟的活动中去,也没有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向同盟宣传和表达他们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那时还都是各自独立的工作者,并深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还不能算作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面,即便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开始向共产主义转变了,但是此时的他们所转向的也只是所谓的“哲学共产主义”,是一种依据德国思辨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将黑格尔、鲍威尔、施特劳斯、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相“糅合”所得出的一种“理论上的共产主义”。这与科学共产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哲学共产主义”不把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和运动潜力看作社会发展的动力,而是把人类社会的将来诉诸于思辨、逻辑的自我运动,或者说,诉诸于精神的自我发展的自然结果。相较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便是唯心史观,从根子上讲,“哲学共产主义”是不折不扣的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试想一下,这种共产主义怎能当作《宣言》创作的一个起点呢?《宣言》带给工人阶级的是科学共产主义,因此,它的创作起点一定是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历史中的首次发端。巴加图利亚将1842年至1846年称作“《宣言》创作以前的经过史”[1]206,这种类似于“创作前史”的说法很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在笼统的意义上,《宣言》的创作开始于1842年。
《宣言》的创作史从1844年魏特林写出“20条”开始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魏特林的“20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科学的共产主义”。魏特林一上来就讨论“善恶”的问题,这就为此后的十几条讨论定下了平均社会主义的基调。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基础不是什么人的“善恶”,它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很可惜,魏特林是看不到这一点的。他以为工人阶级需要的是“共产主义”,其实工人阶级不是需要“共产主义”,而是需要“科学的共产主义”(这里的论述受到了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的极大启发)。而科学的共产主义,在当时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能够给予。所以说,《宣言》的创作不能从“20条”写出时开始算起,因为“20条”和《宣言》在根本性质上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没有开始对同盟的思想建设作出贡献还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是,1843年10月-1844年8月这段时期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间段,因为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完成了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哪怕仅仅是萌芽式的思想的产生开辟了道路。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通过独立的创作已经开始把目光聚集到“无产阶级”身上,并不约而同地得出了革命的进程必将是由无产阶级来主导的科学结论。不难理解,这种视角转换很大程度上受益于他们和工人阶级的紧密来往,同时,对B.鲍威尔等人的“倒戈”和对其理论的“反思”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掌握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武器,为他们论证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有人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关注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是根源于施泰因《现代法国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一书,这种说法有些牵强。施泰因的书应该会对马克思和恩格斯造成一些影响,但施泰因却在这本著作中深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迷宫”中,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将无产阶级看作是决定未来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了,这与施泰因的观点相差甚远。施泰因的书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歌颂赞扬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原因,它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作用被人们有意地夸大了)。
不过,论述了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和历史作用,就一定能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的思想已经具有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成分吗?答案是肯定的。科学共产主义和形形的空想共产主义之间最为根本的差异就在于,革命的主体究竟是谁?无论是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还是魏特林的平均社会主义以及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他们都无视广大的无产阶级的存在,要么把他们认定为只是需要别人去怜悯和同情的劳苦大众,要么把他们视为“群氓”――一个不但不能推动历史反而阻碍历史进展的群体。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第一次把人类的未来彻底交给无产阶级。这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他们是“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4]213的主体。只有在声势浩大、代表世界历史进程的无产阶级革命下,才能“全面改革社会关系,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资本和劳动对立这种反常的分离、社会的利益对立、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罪恶”[4]10。也正因为如此,共产主义才是“从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实际情况所具有的前提中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4]474。无产阶级在理论中的“登上历史舞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首次完成的,而共产主义也在此时褪去了其长久以来的“空想外衣”,第一次享有了“科学”的意蕴和色彩。
既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3年就掌握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3年呢?不要忽略了《宣言》是作为同盟的纲领出现的这一因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诞生并不代表它和同盟的结合,必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用此思想影响同盟的历史节点。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5年同盟“伦敦讨论会”的前后极大地用科学共产主义“干涉”了这个工人组织团体。照此说来,《宣言》的创作史是要从1845年开始算起的。可是,洪特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他考证出了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把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得出的一些结论同同盟巴黎的相关领导人讨论过了,却仍然坚持“1845年的划时代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钻研资本主义的剥削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的非人道本性,并延续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主张,将无产阶级指认为剔除“劳动异化”、“回归人的真正本质”的历史主体。虽然这些结论带有较深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痕迹,但这的确也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假如这些结论真的为同盟的领导人所聆听,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用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武装”同盟,即《宣言》创作史的开端就是1844年了。洪特申述1845年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同盟的影响更大自有他的道理,毕竟“伦敦讨论会”是载入史册的同盟内部交流会,但要是根据本文上面的论述,科学共产主义一旦和同盟思想结合,《宣言》的创作史就开始了。因此,《宣言》的创作史“启动”于1844年,不是1845年,更不是1842年。为了更为充分和全面地论证这个观点,现把洪特一书中关于1844年马克思同同盟巴黎领导人接触的陈述专门引证如下:
“无疑,马克思在1844年与巴黎的同盟领导人详尽地议论了这些问题(指上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的相关结论――本文作者注),同样也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勒卢、路易•勃朗、蒲鲁东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谈了这些问题。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着同盟理论和纲领的发展;在诸如纲领这样重要的问题上,马克思绝不会拘谨观望。”[3]48
三、《共产党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
《宣言》创作史中的“草稿问题”指的就是“《宣言》到底有几份草稿”这个问题。最一般的看法是《宣言》总共有三个稿本:一是恩格斯于1847年6月写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二是恩格斯写于同年10月至11月的《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三是马克思定稿的《宣言》。这三个稿本都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草案》的创作背景是同盟的一大,与会的代表们一致同意同盟需要制定一个纲领的草案,分发给各地的同盟区部和分部进行讨论,以最终确定同盟的纲领内容。于是,恩格斯就主笔(关于恩格斯是否就是《草案》的作者,学术界大部分人是认可的,但是也有人质疑,认为《草案》中过多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证明恩格斯并非是这份文件的作者,至少不是它的主要作者。虽然说这些观点有一定的文献依据和论证材料,但就《草案》的根本性质来讲,“革命的教义问答”还是对其最为准确的定位和判断。《草案》中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同盟成员中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得最为纯熟,并且也只有他们能够将《草案》的科学性质展现出来。《草案》之所以仍然在一些具体的问题和环节上会带有旧思想的痕迹和性质,很有可能是恩格斯对当时同盟中的一些成员妥协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码是《草案》主要、核心的作者)写作了《草案》。在经过紧张和热烈的讨论之后,同盟还是无法取得统一的意见和认识,并且有人还写出其它的信条之类的作品,企图以此取代恩格斯所写的《草案》。恩格斯为了捍卫《草案》的正当性和科学性,在同盟的内部会议上严厉批驳了诸如莫泽斯•赫斯等人的“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5],并在会后为了克服《草案》中遗留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重新起草了一份更能体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原则的同盟纲领草案:《原理》。
国内外学者对这三份《宣言》的稿本进行了充分的对比研究,发现这三份文件在内容组成、逻辑结构、章节(问答)安排、论述方式等方面存在着“一一对应”的现象,尤其是《草案》和《原理》之间、《原理》和《宣言》之间,每一份文件的“前身”几乎都是为其之后的文件设计好了写作框架和规定好了论证范围。为此,巴加图利亚还专门制作了一个表格[1]213,以向人们展示这三个稿本间的内在关联:
如上表所现,《草案》的第7-1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13个问答,同时,也就是《宣言》第一章的“第一草稿”;《草案》的第13-22个问答,构成了《原理》的第14―23个问答,同时,也是《宣言》第二章的“第一草稿”;《原理》加写的第24条和第25条,到后来被马克思转写和补充成了《宣言》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这就解释清楚为什么在1968年《草案》被发现之时人们会欣喜若狂,因为《草案》有效解开了《原理》中多处“保留原案”的“文献疑案”,使得人们能够找出《宣言》的最初草稿,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的研究提供更为充足的文献资料。
但是,像巴加图利亚这样的学者同时还认为《宣言》的创作史要远远早于《草案》的写作日期。这里面还有新的问题:既然《宣言》的创作史开始于1844年,那么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草案》的草稿,抑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呢?对此问题的深究曾让很多学者煞费苦心。比如,巴加图利亚等苏联学者几乎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开始转向“共产主义”之后的全部著作在某种程度上都看作了《宣言》“草稿的草稿”,因为其中的思想都集中在《宣言》中得到了显现。“……《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思想在其实际起草前几年就完全酝酿成熟了。”[1]207
如果真是如此,《宣言》自身的文献价值就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先不说《宣言》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完整地、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6]的一部著作,就单说《宣言》作为同盟历史上乃至整个无产阶级运动史上唯一的一份最为经典、最为原始、最为精辟的活动纲领,其它的著作就是根本无法替代的。《宣言》独一无二的特性要求它的“草稿”选定标准必须是建立在和同盟纲领制定的工作、计划密切相关的基础上,并不是说《宣言》之前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只要其中包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就可以当作《宣言》的“草稿”,或是所谓“草稿的草稿”。只有那些既代表了一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立场,又同时是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写成的著作、文件、文章或是通告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也就是说,《宣言》“草稿问题”的解决一方面要紧扣“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思想因素,另一方面要抓住同盟的实际活动这个关键环节。巴加图利亚等人所说的《宣言》“创作前史”中的很多文献和魏特林的“20条”,因为都不全部具备上述的“两个方面”,所以就都不能算作是《宣言》的“草稿”,甚至可以说,连“草稿的草稿”都不是。不管怎样,《草案》(它的“草稿”被称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作为《宣言》第一份完整系统的写作草案是没有争议的。
现在,回到这个问题的起点,《宣言》到底有没有除了《草案》和《原理》之外的“草稿”呢?难道说在1844年-1848年这段时间内就再也找不出第二份既是“有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又是“为同盟制定纲领而写作”的文件了吗?对此疑问的回答初看上去并不困难,长久以来,人们都相信同盟1846年11月和1847年2月分别发出的两份通告,也就是著名的“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是《草案》的“草稿”。理由十分充分:这两份公告都强调同盟的内部团结问题;都提醒了同盟成员必须警惕各种各样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并要求对其坚决不进行妥协;都在字里行间表露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主张和见解;都发出了三个问题,征求同盟各区部、支部的意见,为制定同盟纲领而做准备。如果要按照上述的“两个方面”来判断的话,这两份公告无疑算作是《宣言》“草稿的草稿”。
可是,在此,本文还是要对这两份公告的“草稿身份”保留一点意见。这两份公告并不像传统的“三个稿本”那样有着相对一致的章节对照和内容安排,更别说逻辑线索了。从两份公告的大致内容上看,显然公告的主要目的是为同盟的所有成员提示形势、作出指导、把握方向、分派任务、提出要求,其中并无多少理论和行动原则的阐述,只是这两份公告中各自提出的“三个问题”或多或少在随后的“三个稿本”中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反映。下面我们就此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待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接近小资产阶级或激进资产阶级是否适宜?如果适宜,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实现它最容易、最正确?第二个问题:无产阶级对各宗教派别应采取什么态度?无产阶级去接近这个或那个派是否有可能?是否适宜?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去接近最容易、最正确?第三个问题:我们对社会党派和共产主义党派的态度是什么?同所有的社会党派实行普遍的联合是否适宜、是否有可能?如果可能,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才能最快、最正确地做到这一点?”[7]328-329“二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是:“(1)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2)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什么?(3)通过什么途径才能最迅速、最容易实行共有共享制?”[7]343
“十一月公告”中的三个问题确实已经涵盖了《草案》中所叙述的大部分领域,“二月公告”的三个问题也都是制定纲领这个工作中的要害关节,尤其是它的第三个问题更是“三个稿本”的论述主题,但是它们都是只提出了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因此,称它们为《草案》的“草稿”(或是《宣言》“草稿的草稿”),有些勉为其难,但如果把它们称作《宣言》(或是《草案》)写作的六条“提纲”,则是非常贴切的。
《宣言》创作史的“开始时间问题”和“草稿问题”是一个大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史学视角下考察《宣言》的创作史问题的。虽然说《宣言》创作史的开端不等于《宣言》第一份草稿的诞生,但结合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和同盟的实际来研究问题,则是探讨这个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则。
参考文献:
[1]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
[3]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 “直接形成论”难以证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
1.1 从档案的源头上看难以证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档案直接形成论》认为“档案不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是直接形成的”。在第六章“档案的直接形成历程”中讲道：“档案之意先于文件，可以从‘结绳记事’、‘刻木为契’等档案起源时的原始档案中看出端倪。档案起源的动因只是为了满足人们记忆的需要，人们发明‘结绳’、‘刻契’等原始记事方法，其记事的主要目的在于帮助人们记忆，起到记事备忘的作用。它只有档案的记忆作用，而没有文件的管理办事功用。”（146页）
如单从这段文字来看，确实像笔者在《一部有益于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探索之作――〈档案直接形成论〉读后感（之一）》（刊于《档案管理》2016年第6期）中讲的：如果顺着刘先生的思路来理解其结果，那么从人类产生档案的源头上来论述“档案形成在前”的观点似乎还是有些道理的。但这些相对来说看似有点儿站得住脚的认识，其实存在的疑问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此时在人们的认识领域中还没有“档案”一说，那又如何能如此顺利地将“结绳记事”和“刻木为契”等就称为“档案”了呢？毕竟从这些被刘先生称为档案的记录的出现，距人们认识到“档案”的产生还差着几千年的时间哩，怎么就能直接说这些是档案了呢？是拿人们后来的认识去套指的吗？那不又具有了人为的因素吗？
1.2 自“档案”概念出现以后形成的档案更难说明档案不是转化而来的。《辞海（第六版缩印本）》对“文件”的定义是：“组织或个人为履行法定职责或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是人们记录、固定、传递和贮存信息的一种工具。”[1]就我们当前认识的档案而言，其前身“文件”的草稿、修改稿直至定稿和签发中的大部分原始记录，在其形成之初早已并不是为了记忆的需要，因为谁也无法理解人们为了要留下记忆而去形成一个文件。那么为何这些就可以直接称其为档案呢？它们还只是具有记忆功能吗？随着社会的发展显然已经讲不通了。而刘先生却认为：“‘文件’从起草到草稿、一稿、二稿……定稿，经过了一个过程，然而，必须清楚，起草的文件不等于文件，文件的草稿也不等于文件，定稿同样也不等于文件，你可以说‘文件’是从其形成之初开始着原始记录的，但是，这个‘文件’记录的‘原始记录’，并不是那个具有现行效用的‘文件’。记录这个‘文件’形成的全部过程的是档案，而不是‘文件’。”（151页）然而，事实上我们形成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实施某项工作，而此项工作又是需要在一定的区域范围、有众多的部门或人员参加，为了统一号令（如完成的标准、时间等）才会需要发出一个文件。所以，从草稿的产生直到文件的发出和督促执行，均是为了围绕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工作而实施的行为，而并不是为了记忆。刘先生还说：“所以说，几乎所有的文件自形成之时起就被一切组织或个人所‘保存’贮藏。”（23页）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文件自形成之时起”就是为了被执行和应用，而并非保存和贮藏。那我们现时还能认为这些“文件的初稿、修改稿直至定稿、签发”是为了记忆的需要而形成的吗？如果不是，那么怎能直接称其为档案呢？显然不能！它们只能被称为该文件的原稿，只有当它与其对应的一份（有的归档两份）文件被归档保存起来以后，才成了这件档案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关于这一点在本文第四点中会具体论述）。
1.3 档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刘先生认为：“事实上档案不是文件的转化物，笼统地讲档案是从文件转化而来的，把文件与档案的关系按前后、按阶段区分是很不科学的，也不符合客观实际，并没有反映出档案与文件的客观真实面貌。”（50页）
?P者认为，档案确实不只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但笼统地讲“档案不是文件的转化物”同样也是不科学的。因为事实上档案的主体确实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只是“档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因为除了文件之外，一切我们曾经试图用“大文件”观或是“不断地加括号专门注明包括某某”等所要解决问题的对象，均有可能转化为档案。原因是随着档案工作实践的深入，档案虽然仍然没有脱离由各种记录转化而形成的实质，但已经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了。转化为档案的记录即档案的前身可以有很多，如大量的文件转化为文书档案，而还有大量的不是文件也转化为了档案，如，大量的会计账簿、会计凭证等算不得文件的转化成了会计档案；大量的照片转化成了照片档案；更有甚者，随着“实物档案”这一概念的出现，这些转化为档案的前身显然也算不得文件。所以确切地说：档案的主体是由文件转化而来，但又不仅仅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要说明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找到档案的上位概念，即档案定义中的属概念。既然笔者在《论档案的定义及其本质属性――〈档案直接形成论〉读后感（之二）》一文（刊于《档案管理》2017年第1期）中采用了“记录”作为档案的属概念，那为了论述方便起见，本文在以下论述中就采用“档案是由各种记录转化而来的”说法。
2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的环节
《档案直接形成论》在第四章“档案的形成观”中指出：“将‘归档’作为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先决条件，是把现代档案工作制度强加给档案本身的，是把对这一事物的要求强加给另一事物。……既然‘归档’属于管理活动，作为管理对象的档案就必然先于‘归档’之前就存在，而后才能产生相应的管理活动。怎能够把‘归档’作为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呢？”（90页）“按照‘归档’是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档案室接收的不是档案。既然接收的不是档案也就不能称之为档案接收工作了，这显然与档案的收集工作相矛盾。”（91页）“‘立卷归档’、‘集中保存’、‘鉴定’、‘整理’等档案工作都与档案的产生没有关系，也不能改变档案。”（322页）在“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又指出：“档案不等于是‘归档’的文件，档案在‘归档’前就是档案了。”（328页）
其实由于“‘归档保存’能够把档案与其他事物从根本上区别开来，是档案之所以为档案的‘最低限度’”， [2]所以，归档环节便成了档案与各种记录的分水岭。至于“按照‘归档’是有意识形成档案的必备条件的观点，也就是说大多数基层档案室接收的不是档案”（91页）的问题，那就更好解释了，因为档案室就是在做归档工作，收集的是列入归档范围的各种记录，这是因为目前没有真正实行文书处理部门立卷归档制度，实际是由档案室代行整理归档工作而出现的现象。至于档案的收集（接收）工作是针对档案馆而言的。于是笔者还是愿意回到我国早先的档案学理论认识上去，认为归档工作是各种记录向档案转化的分水岭，归档之前属于文书工作（或其他工作）的领域，而归档之后便进入了档案工作领域。所以转化为档案的环节确实是归档，而且只有将这一环节产生的因素作为档案的本质属性，才能有效地将档案与“记录”中的其他下位概念明确地加以区别。
3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中的“人”
刘先生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讲道：“那么什么是‘有一定保存价值’呢？只能人为地规定。怎么判定‘有一定保存价值’呢？只有通过档案工作者的鉴定来实现。”“那些被判定没有保存价值的，不一定就没有保存价值，而那些被判定‘有一定保存价值’的，也不一定就有保存价值。有没有保存价值不是形成档案的必要条件。”（312页）“档案的产生不仅与档案工作没有关系，与档案工作的主体――档案工作者也没有关系。”（323页）
在刘先生以上的论述中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没有保存价值不是形成档案的必要条件”；二是档案的形成不应当掺入人为的因素。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笔者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没有保存价值的还具有要作为档案保存下来的理由。也许这里的问题是在于刘先生混淆了档案的“产生”和“形成”这两个概念，刘先生在书中所述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时，更多是用了“形成”一词，但笔者认为此时这些被称为档案的应当是“产生”而非“形成”。 “产生”与“形成”尽管有着诸多的联系，但毕竟还是存在着一定的区别：“产生”是某一事物的原始性出现，是其展示给外部的基本“特征”，如人的长相特征为高矮、胖瘦等，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而“形成”则是对某一事物的人为性过程，是该事物内在的经由人们认识提炼所赋予的“属性”，如性格上的内向、外向等。如果我们将“档案的原始记录性”作为这些记录的“产生”的话，那么刘先生的观点就可以得以成立，因为确实不管这些记录有没有保存价值，它都是实实在在地产生了。但当我们要将这些记录形成档案的话，如果没有什么保存价值那为何还要将其作为档案保存下来呢？至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笔者将在后面专门予以表述。
3.1 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必定具有人为的因素。刘先生指出：“而‘备以查考性’说、‘归档保存性’说、‘三属性的交集’说、‘结构性’说、‘鉴定和整理’说、‘内在有机联系性’说等认识都是以档案整理后的所谓存在形式来探讨档案本质属性的，这些属性无不打上档案整理人外加的烙印，是档案整理人的人为规定造成的，是档案整理后的外在表象，显然不是档案的本质属性。”（75页）事实上，我们对于档案本质属性的认识是人的意识对档案这一客观存在物的总结、梳理、归纳，是人的认识对于客观存在反作用的结果，必然具有人为的因素。
3.2 决定各种记录转化为档案的人只能是档案工作者。刘先生指出：“首先，来看档案有意识形成过程中的起作用的‘人’。如果这里的‘人’是社会主体的‘人’，那么，应该说上述有些认识还是正确的。但是，上述论述中说的‘人’，其实并不是社会主体的‘人’，而是‘档案人（档案整理、保管者或者说是档案工作者）’”。（95页）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里又讲道：“然而，遗憾的是这里的‘人’并不是社会主体的‘人’，?@里的‘人’已经被偷换概念变成了档案‘人’――档案工作者。‘档案的形成离不开主观能动性’中的‘人’是档案工作者而不是社会主体的‘人’。”（326页）
其实，长期的档案工作实践证明，在记录转化为档案这一过程中起到决定作用的确实是档案工作者，也只能是档案工作者，因为这种现象是由于社会分工而确定的。如果我们顺着刘先生的思路，应当由“社会主体的‘人’”来进行“归档保存、挑选、整理、鉴定等等”才算“上述有些认识还是正确”的话，那请问如何才能让“社会主体的人”来有意识地形成档案呢？即便是就“文件的密级由起草或发文单位来确定”这一环节而言，也只有能够或有条件参与形成有可能进入档案保管的记录的部分社会人来实施。事实上，由于社会分工和专业知识的差异等诸多原因，所以终究不可能真正实现由“社会主体的人”来承担这项任务。
当然，这里除了社会分工的必然导致以外，还需要有一个社会赋予档案人权力的问题。其实档案人在“归档保存、挑选、整理、鉴定等等”工作中的权力问题，在《档案直接形成论》97～98页中列举的若干法规文件，就说明了档案人的权力正是来自这些规定。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档案工作者不仅要承担收集、管理和提供利用档案的义务，同时也享有依法做好这些工作的权力。
3.3 归档中的人为因素与“唯心主义的认识”观无关。刘先生在第十一章“档案与档案工作的关系”中讲道：“三是在所谓的档案工作对档案的进一步产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下的‘文件可以通过档案工作来实现向档案的转化’，……其实质就是档案工作者认定什么是档案什么不是档案。这显然就是主体产生客体的唯心主义的认识。”（324页）确实，这些档案工作、档案工作者与档案的“产生”（作为一种客观的自在物）确实没有关系，但与档案的“形成”（对客观事物的人为性过程）却存在着必然的决定性的关系。这一现象与“主体产生客体的唯心主义的认识”毫无关系。我们知道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唯心主义认为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是世界的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唯物主义则主张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从这两者的本质区别中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实质，因为档案人是坚信“物质为第一性、精神为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的。即各种记录是客观存在的自在物，而要真正成为人们意识领域的档案，则还需要档案人在其间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
4 归档保存的档案是一个整体
刘先生在否定档案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同时，强行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档案（文件的初稿、修改稿直至定稿、签发以及文件的正本）分解为“档案”和“文件”两个部分。认为：“档案与文件有没有本质区别？肯定有本质区别。”（22页）“文件‘转化’为档案，只是文件与定稿一同作为档案的统一体归档保存的，而不是文件转化成档案的。”（50页）并且指出：“‘发文’文书档案的实体应该是文件的定稿，而非文件（发文）本身，也就是说从归档角度看应该归档的是文件的定稿，而不是文件。”（184页）又说：“由于时代的发展，档案变得越来越复杂，发文（文件）实际是定稿（档案）的副本，发文（文件）并不是‘直接形成的’‘原始记录’，发文（文件）与定稿同时归档保存，不过是现代印刷技术印刷条件下一种无奈的‘双轨制’选择，这是在档案历史长河中特殊阶段中的一种特殊现象。”（236页）
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就编辑活动本身而言，它是一种文化现象，一项系统工程。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科技编辑成为编辑中不分割的一个分支。同时，科技编辑工作与一般的编辑工作相比，它除了要求有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外，还要有较好的专业基础知识、广博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它不但是一项政治性、思想性很强的工作，还是科学性、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面对各领域不同层次的研究者，科技编辑的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将其他领域研究者的研究成果通过遴选加工成精美的作品，是科技编辑的重要工作。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出版行业也在发生着重大变革，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方向不会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工作方针更不会变。那么在新时期下，如何切实贯彻“从事出版活动，应当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这一出版基本原则，成为科技编辑需要认真思考一个问题。
随着出版事业的发展及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责任编辑制度不断发展、日臻完善，各出版社的管理方式也发生着变化。编辑工作的重心正在逐步转移到选题策划和市场运作上，传统的责任编辑的工作方式正受到冲击。科学编辑作为编辑的一部分，同样在此变革中抉择。根据图书市场发展的需要，编辑分工的态势已逐渐形成，但对于编辑阶段的信息采集、选题策划、组稿、审稿、加工整理、整体设计、发稿、校对、样品检查等紧密相连的环节，只进行简单的物理分割，则违反了编辑工作的规律。因为从科技编辑工作与一般编辑工作的不同可以看出，科技编辑工作具有规范化和标准化、科学性和创新性的特点，同时科技编辑还应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和市场意识。
近年来，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内的有关标准制定单位，重新对各行业相关相通的物理量单位、名词术语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对相关标准进行了协调统一，重新成文，制定成一些统一的标准，确定了科技文献中的量和单位、名词术语等的规范使用方法，为科技编辑提供了实际操作依据，解决了因量和单位的使用、名词术语的称谓不统一造成的国内外科技文献交流的困难。科技编辑在对文稿进行斟字酌句的认真修改和编辑加工时，不但要使文稿的语言通顺、文字简练、条理清晰、重点突出，还要将上述规范了的量和单位、名词术语等正确地应用到文稿中，在编排格式上逐渐趋于规范化。此处主要考虑的是对于相关新标准的贯彻，这一要求通常会在编辑组稿时有详细说明，但在文稿的实际审读中也不难发现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作者在贯彻这些组稿要求时有很大的不同。
科技类文稿与一般文稿相比，更应注重准确性和科学性，这就要求科技编辑具有包括专业知识、基础知识、新技术知识和标准化知识等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科技编辑面对的是科技信息丰富的出版物，科技信息涉及的学科领域多，特别是在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的新知识不断涌现的今天。所以，要成为一个称职的科技编辑，不仅要具有某个学科领域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有相当广泛的知识面。这不单体现在选题策划阶段，科技编辑工作从选题组稿到加工编排都是一个高层次的复杂的创造性思维过程，是在作者创造性劳动基础上的再创造。科技编辑要独具慧眼，统观全局，到科技发展的最前沿去发扬选题；要有很强的洞察力，对稿件有直观的认识、评价和把握能力；要能够深入发掘出稿件中的潜在价值，显著提高原稿的质量。稿件的潜在价值和疏漏以及差错，常常是作者意识不到的，要靠编辑运用发掘、提炼、升华、规整、订正、点题等手法将文稿优化，做到重点突出，事信言文，标准规范。
在提倡创新精神及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编辑工作的开拓创新精神不仅应反映在能充分发挥书刊的导向作用，还应反映在书刊对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积极贡献上，这包括思维方式的更新和观念的转变，知识及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工作模式的创新和工作态度的调整以及效益的创新。科技图书作为社会发展中科学技术发展变化信息提供的载体，其社会效益不言而喻，但各专业书籍带给读者的知识含量是否与读者购买的册数成正比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在于解决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的问题？帮助读者找到他最想要的书，或者说帮助读者做出他最想要的书应该是科技编辑在进行选题策划之初最应考虑的问题，也是编辑阶段各环节应具体贯彻的内容，因为这才是实现经济效益的基础保证。
因此在进行科技编辑分工时，不但要考虑到编辑阶段各环节的衔接，还应考虑到各环节中编辑工作的衔接，如组稿时应有审稿编辑参加，使审稿编辑了解选题之初的策划目的、编写体例及对作者的写作要求等，以保证组稿编辑与审稿编辑在对文稿中的量和单位、名词术语，编排形式，成书风格等问题上达成一致，避免重复。最好按出版流程针对项目成立策划组，策划组的建立可以保证某一策划组的选题专业相对专一，编辑知识结构相对专一，使某一种图书的出版从出版前的信息采集到出版后的信息反馈都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对出版社而言，这是长久发展的基本保障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奈尔在介绍西方出版管理经验时说过“编辑部是出版社的发动机，它给全社会各部门提供动力。编辑部提供的书稿质量好坏、畅销与否，直接影响出版社的命运”。从这一经验，编辑部是否可以理解为一个按出版流程划分的策划组呢？
从纸本到数字，出版形式不再只是捆绑在一起的实体。书卷味的内容溶入一个未分化文字的缠绕，没有局限，读者的注意力往往向外流出，从中央的叙述或论点徘徊，焦点转移的速度在创造一个旋转读者远离书页的离心力。经由超文本联结、浏览、搜寻，在流动的过程里，产生对文本不同的理解和概念化。
从线性接口到流动性的接口，改变了文本的特性，以及读者阅读的习惯。基于编辑工作为出版工作的核心环节，编辑的能力将直接影响出版的素质。在数字出版时代，对编辑职能的要求远大于传统出版，为了适应新形势出版的要求，有必要对编辑流程的新特点、新规律加以分析研究，寻找应对这些新变化的对策。为了应对数字出版的趋势，加速数字出版人才的培育，并确立其专业范畴、职能等，是我国发展数字出版产业刻不容缓的议题。
语言以英语能力逐渐成熟，应用领域扩大，虽有错误，但无碍沟通，相当于大学非英语主修系所毕业为主，次要为中文，另外某些公司会对日语、韩语等有所要求。
在产业不断提升，迈向数字化的同时，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因此，计算机化的办公室系统已经成为大多数必要的条件，其中以Word、Excel、PowerPoint、Outlook为主，排版软件为辅。除此之外，部分美编或编辑则会另外要求其他应用软件的专长，如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Dreamweaver等包括绘图和网页相关的制作；少数要求程序方面的专长，如VB、JAVA等计算机程系语言甚至是专业工程程序语言。普遍对于打字速度都有一定的要求，集中在中打或英打20～50字这个范围内。
文编主要以外向性和谨慎负责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情绪稳定性为次要需求；而美编则为开放经验性为主要人格特质需求，其他人格特质为辅。
（二）需求状况思考
一是编辑人才需求现况。从数据来看，从事虚拟世界的编辑相关的职缺还是有限的，关于这一点，可能与数字出版尚未蓬勃化发展有关。二是编辑能力的需求。数字化的工作形态一直在进行，办公室应用方面的计算机专长已经成为大多数必备的条件，然而企业必须了解数字化并不是单单只有计算机化，还必须从E化与M化的潮流中找出一条适合生存的道路。三是从当前现状中可以发现，细心、负责、善沟通、具有协调能力已经成为必备条件。因此，数字出版编辑职业有效发展特别需要外语的能力、有关电子信息方面的能力和自我本身的磨炼。
（一）转型内容
一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职能的转型。由纸本出版过渡到数字出版，从设想、企划开始到完稿、发行。在骨干的部分，编辑仍处理改稿、审稿、校对等内容编辑工作，但由于数字化、多载体以及与产业价值网各端点角色与职务链接的关系，已使编辑工作产生质变。数字出版编辑工作将由出版的前端延伸到出版的整个过程，包括市场营销（营销）、读者分析、信息反馈、数据处理、项目控管等，出版编辑的职能不断往产业链的下游拓深。因此，编辑力再进化，赋予编辑职能新内涵，将使编辑转型与提效。
二是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的职能。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具备4个主要功能：基本、内容、营销、管理；14项次要功能：基本知识、基本技术、企划设想、选辑素材、审查稿件、稿件加工、排版设计、校对样稿、载体运用、发行营销、读者市场、市场反馈、数据管理、项目管理。
三是建立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的职能地图。数字出版产业编辑人才之职能地图，包括4项主要功能、14次要功能，其职能内涵分述如下： （1）基本职能包括：1）基本知识，了解基本词语文法以及合法授权的重要性。2）基本技术，了解基础工具数据撷取搜寻引擎及档案格式。（2）内容职能包括：1）企划设想，选题企划设想邀稿及撰写出版计划书。2）选辑素材，取得合法素材并配合脚本整理图文音视讯。3）审查稿件，审查稿件的正确性、适当性、合法性和价值性。4）稿件加工，修改错误精练词语使稿件流畅及具有逻辑性。5）排版设计，设计上符合使用者接口原理及规格并运用图文音视讯。6）校对样稿，校对数字内容正确性配置清晰度及发现疑问。（3）营销职能包括：1）载体运用，运用不同规格及接口载体并依照其特性规划合适内容。2）发行营销，依据消费心理设想平面和数字文案以及营销活动。3）读者市场，运用平台了解读者并从使用者角度思考版面风格和呈现。4）市场反馈，主动了解和评估市场并能快速响应读者需求。（4）管理职能包括：1）数据管理，运用数字组件并规划数据再利用开发其知识。2）项目管理，建立机制掌握进度分工和管理数字出版项目流程。
（二）转型措施
就数字出版产业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编辑能力，有助于数字出版业界筛选进用员工。作为企业用人和培训的参考，确保符合业界需求的毕业生方能进入职场，避免造成产业和学界的落差，并据以编订培训课程，依据需求量身打造合适的课程。
就学校教育而言，可将这些概念用于审视数字出版编辑相关课程、规划课程，并可反馈到教学计划中，确保课程在业界的基准下进行，以及检测学生是否具备基本职能。学生也可通过职能地图审视学习状况，以规划未来进入职场所需的训练及学习，作为改进教学和订定课程的参考，使学生学习符合业界需求的教学内容，促成人才培育产学相互衔接。
就政府机关而言，应鼓励学界从事数字出版编辑职能研究，以发现更多显性化的隐性知识，可了解数字出版人力资源的能量，进行应试科目和方式等必要的规划、调整，以及建立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为发展出版领域国家资格架构奠定基础，促进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
就产官学的整合而言，建议产官学定期对话与交流，期望在短中长期的扎实规划，将在职人才与在校学生予以适当的培训，以满足与应对数字出版未来发展。
（作者单位为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参考文献：
[1] 石雄.刍议数字出版对编辑职业素养的新要求[J].中国编辑，2011（02）.
[2] 石雄.数字出版对编辑的技术要求[J].科技与出版，2011（05）.
和有些记者对到达率的漠视相反,有一部分人对到达率却相当关注。这部分人,就是媒体的广告客户。从对报纸发行量、广播电视覆盖率的关注,转为对到达率的关注,只能说明广告客户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了解媒体。有些广告客户的宣传推广人员,和媒体业内人士毫无二致,对媒体的行业状况了如指掌;有的甚至曾在媒体从业多年。这种状况,对媒体而言,已成为一种挑战。广告客户越来越了解媒体,越来越了解媒体的市场细分、传播特性;媒体从业人员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超越他们,会很危险。因为这种状况,会大大加快媒体更新换代的频率(这对部分媒体很危险,对整体市场而言并非坏事),成为管理部门喊了很长时间、却鲜见实质性动作的所谓“媒体退出机制”的催化剂。
新浪、搜狐这些网络门户媒体,大多创办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2000年之前,从经营业绩看,一直不温不火,基本上是往里砸钱的买卖。2001年之后,忽如一夜春风来,这些门户网站纷纷看到了希望。曾经哀鸿遍野的网络,变成了人人眼热的大蛋糕。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从人人唱衰到人人眼热,可以有很多种解读。而从到达率的角度来分析网络的这个转折,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后,正是广告客户思维观念从“砸钱就能赢”到“注重到达率(广告效果)”转化的年代;而这种思维转化的一大表现就是――不少广告客户忽然发现,网络似乎是所有媒体中到达率最可见、最透明的。
迄今为止,网络还是到达率最容易量化的媒体。量化的到达率,就是它们的点击量概念。网络媒体的广告,似乎正是在认识了自身这一特性之后,开始异军突起。可以量化的点击量,是网络较之传统媒体在广告方面的最大优势。虽然点击量也可以通过技术手段造假,但对立足长远的网络门户而言,这种“技术手段”没有多大必要;何况,有实力的广告客户,同样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来保证点击量的真实。
电视对广告客户而言,只是一个覆盖率问题;报纸对广告客户而言,发行量是一个容易量化的数字。不过,发行量和到达率不是一个概念。发行量大,不等于到达率高。和网络比照,报纸的发行量概念乘以单张报纸的传阅量(一张报纸有几个人读),和门户网站首页的访问量概念,大致相当。这是一个总到达率概念,是模糊的。如果更进一步,具体到单篇稿件、信息的单个到达率,报纸就无能为力了。一摞报纸,几十个版面,成百上千篇稿件、信息,这篇稿件到底有多少人看过?无法统计。
到达率正在改变媒体。前不久证监会公布了首批创业板企业公示名单,“天涯在线”赫然在列。就连新浪、搜狐这样的网络大哥大,都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天涯”是国内网络论坛的“大哥大”。而网络论坛最大的特色,就是到达率量化达到了其他网络媒体、传统媒体难以企及的程度。几乎任何热点,都可以量化,都可以成为到达率的参考;而由这种到达率概念衍生的新广告形式――比如跟帖广告,正在“天涯”大行其道。积少成多,“小钱”未必就成不了气候。
审稿模式的转型造就特殊技能人才
审稿模式的转型预示着编辑职业角色定位和职业特征的演变。编辑职业作为社会环境“守望者”或传播信息质量“把关人”的功能或角色正被重新定位和诠释。学术期刊编辑“把关人”的角色定位和内涵正在被悄然重构。传统模式下编辑的政治“把关”角色逐渐转换，编辑的使命更多地被定位于严格控制出版物质量的诸多方面。
在“专家审稿”模式下，编辑一般只负责初审，复审由专家负责完成，编辑的审稿职能从实质上被分解或部分地剥离了。与传统编辑模式下编辑负责初审、复审、终审的模式相比，编辑审稿的权利架构与功能特征都有相应的变化。当编辑的审稿作用和功能弱化后，编辑的文字加工处理职能就显现出来了。因此，编辑应当重视文字加工处理工作，将其作为一项专业化的独特技能。编辑质量，尤其是语言文字质量的“把关”应当成为学术期刊编辑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这种“把关”功能的完美再现，应在健全编辑的学术“过滤”功能基础上，以加强编辑的文字修改加工处理功能为必要条件。之所以说编辑的文字功底是一种独特技能，是由于这种独特性意味着编辑的文字加工处理技术和能力不但具有职业优势，而且，它可以成为编辑的部分审稿功能被剥离之后的一个新的职业发展生长点。
是否可以这样说，编辑之所以能成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因为具备了文字加工处理的独特技能。掌握这种特殊技能的人才，就是特殊人才。美国资深编辑阿兰・威廉斯曾将编辑扮演的角色概括为“是挖掘好书的搜猎者，是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师，还是在作者和出版社之间扮演双面人?……在许多不同的人面前扮演不同的角色正是编辑工作乐趣和挑战之所在。”我想，这种特殊人才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字魔术师”。换个说法，就是有特殊技能的编辑家。
媒介竞争加剧呼唤重构文字质量“把关人”
媒介外部竞争加剧导致文字使用的失范。传媒多元化、动漫产业化、“读图时代”已相继来临，网络语言、“博客”、“播客”等新的表达方式冲击和更改着我们的语言观念、语言习惯，同样也全方位地消解与重构了传统出版模式。语言文字与声音、图片、动画及视频等组合，被称为“多媒体”。它给人们带来了享受与愉悦，但也改变着人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语言文字在传播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正在悄然发生着渐变。不少人已经习惯了在计算机上输入和输出文字，并且依赖电脑中程序化的词组甚至语法。鲜有人用纸和笔撰写文稿。阅读与写作习惯的改变，使得一些人不再面对电脑去咀嚼和琢磨语言文字。更不用说当代社会注重效率与利益，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低效率”做法几乎被某些人视为迂腐的表现。这些，必然带来某些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学术论文的写作质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的怪象是，学术文章中冷僻术语增多，诘屈聱牙的烦琐句式反倒成为一种学术“时尚”。还有些人由于汉语掌握得不好而在文章中出现错别字、生造词语、不讲语法规则等问题。有文献表明，“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用字一度十分混乱，出版物上的错字多得惊人。”这些，使阅读者既不习惯，又读不懂，形成一道道阅读障碍。我们必须遏制这种怪象。
学术媒介内部竞争加剧引起编辑行为失范
学术界的内部环境恶化已经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表面的繁华掩盖不住内在的贫乏与失序。我国数千种学术期刊每年产出的文章达数十万篇，学术园地欣欣向荣，但隐藏在这种繁华背后的一些现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忧思。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学术媒介内部的竞争随之加剧。一些人放弃了学术的使命与尊严，心态浮躁，急功近利，抄袭、剽窃、粗制滥造、盲目跟风。这正在损伤“知识生产机器”。面对急于完成的各种科研课题和任务，有的作者没有时间“精细打磨”自己的“学术成果”，鲜有人将精力花在推敲学术论文的遣词造句上，学术违规甚至学术腐败已经引起各界的关注。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目前的学术期刊编辑界并非净土，受到各种诱因的影响，编辑行为失范程度日益加重。少数编辑人员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忙于“拉关系”和创收，以致角色错位，再难以潜心钻研编辑业务，也无心将精力投入到期刊的质量工作中去。有的编辑忽视自身语言文字能力的训练与提高，甚至认为文字表达能力只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编辑队伍中，耐得住寂寞的人不多，“咬文嚼字”者后继乏人。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内容质量平庸低劣危及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由于国内期刊编辑模式没有及时地与国际接轨，不少学术期刊仍沿用过去的“官僚化”编辑模式。陈旧的编辑模式所产生的低效、平庸与低劣已经威胁到中文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我们痛心地看到，在英语学术界招聘与专业人员升迁的过程中，候选人的中文论著一般不被视为正宗的学术成果来计算，即便在香港，有无英文也是学术机构决定评聘或辞退学者的主要标准……一位学者据此推论：长此以往，中国语文的地位在国际学术界将自动消失，中国学术传统亦将终止……”这里，当然存在英语学术界的排外因素，这位学者的推论也明显地依据不足，但如果国内，尤其是祖国大陆的中文学术期刊不能尽快调整编辑模式与优化结构，以改变目前“全、散、小、弱”的状况，甚至期刊文字质量不断下滑，连国内学术界自己的交流都因此而障碍重重，谈何走向世界!
必须赋予编辑以文字质量“把关人”的角色使命
上述状况表明，编辑角色的重新定位势在必行。诚然，面对网络化、数字化及传媒多元化的新态势，不能抱残守缺．抑或留连于“故纸堆”中。汉语文法与汉字改革是历史的必然。我们要有与时代同步的意识与理念，要融入飞速发展的当代，吸收新的元素。但作为编辑人，面对变幻的当今传媒格局，要找准职业的“立足点”，要有自己的“定力”。我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也无论传媒技术如何进步，语言的生命力是永恒的，语言文字将与传媒同行。这是因为，“我们要借语言而活，而语言必须借说话、书写和阅读来表现”，所以，传承语言文字的文明，提高语言文字质量也是编辑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尤其是对学术期刊来说，它传播的是人类最优秀的文化。要成为合格的学术期刊编辑，不但不能轻视语言文字的作用，而且还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文字能力，从而把好语言文字关。
一、如何理解播音过程中的“内在语”
在播音中的“内在语”，是指语句关系和语句本质播音中不便、不能或没有完全表露的意思。播音员、主持人可以在播音中利用“内在语”把稿件变成自己的话，调动运用自己的思想感情，以找到恰当的表达语气。内在语对播音表达具有重要意义。它能够揭示语句本质和语言链条。
语句本质是指句子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深层的内在含义和态度情感。在播音实践中，播音员、主持人在对全面理解稿件文字含义的同时，根据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所表达的深刻含义，即内在语。
稿件文字表面的意思，即语句的表层含义，与其深层含义存在同向同质和非同向同质的区别。有的即使基本上同向同质，但语义上也有细微差别。就多数和整体而言，稿件语句文字的表层意思和内在深层含义是同向同质的。有些则不同，需要播音员和节目主持人参照语句文字表层非主要语义的线索，结合上下文具体语言环境，准确把握语句目的和确定内在语。
所谓语言链条，指语句间的逻辑关系。稿件文字句、段、层次构成了全篇整体。文章段落之间的逻辑关系，部分通过短语或关联词表示出来，部分则没有明显的文字标识。通过补设潜在的短语和关联词，播音员、主持人把文字语句间逻辑关系揭示出来，搞清句子，段落、层次怎样衔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获得转折、并列、让步、递进、因果、分合、因果、假设等逻辑感受，理解文章前后衔接、上下呼应的转承关系。尤其是那些语句不通顺的地方，段落和层次转接生硬的地方，可用内在语衔接、过渡、铺垫和转换。需要赋予语言以动作感、形象感使叙事、状物、议论、抒情更具色彩和感染力的地方，以及需要与受众交流并唤起他们注意、引发他们回味和思考的地方等等，都可以获得恰当、自然和贴切的语气，把稿件和节目播得文气顺畅，衔接、转换自然，增强有声语言表现力。
二、内在语的基本类型
（一）发语性内在语。发语性内在语，指播音员、主持人在语句、层次、段落、稿件、节目起始处之前，用适当的词语作开头，把它在心里播出来，并与稿件原开头的词语自然衔接，把其“带发”出来。它的作用是帮助播音员、主持人把播好开头。比如在呼台号之前加发语性内在语：（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濮阳人民广播电台！）。
（二）寓意性内在语。寓意性内在语，指稿件文字的“言外之意”，是蕴藏在语言深处的潜在意义，是结合上下文语言环境提炼出来的语句的和目的。特别是那些在意向、色彩或程度、分寸上与文字表面非截然对立而差别细微的语句本质。对它的把握，除了参照上下文语言环境之外，还要结合作者的创作特点、习惯用语，文章的主题思想、写作目的、创作背景，人物的思想、情感、性格、身份、心理、语言特点及所处环境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去分析。有时甚至需要从全篇整体去把握。
（三）关联性内在语。关联性内在语，指语句之间存在的没有用文字表达出来的关系。也就是那些体现语句逻辑关系和语法意义的隐含性关联词和关联词短语。一般用在语句、段落、层次之前或之间。既可用隐含的“虽然” 、“但是” 、“因为”、“所以”、“如果”、“而且”、“结果”、“那么”之类的关联词，也可以用简洁的短语使上下文自然衔接起来，过渡好上下句、前后段。
运用关联性内在语可使前后句、上下文语言链条衔接更加自然、顺畅和符合逻辑，使语意和语言目的的表达更加准确。可以说，它是播音有声语言的链条向播出目的定向推进的路标，是播音员、主持人表达语气起承转合的重要依据，是播音有声语言所表达的稿件文字、语句富于内在逻辑力量的关键所在。
（四）提示性内在语。提示性内在语用于语句、段落、层次之间，也是为了解决上下句语气衔接的间题。它是播音员、主持人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所赋予稿件的，内容更加灵活多样、丰富多彩。
在语句间，特别是一些语气不顺畅、上下句过度生硬、语境不好贯通的地方，恰当的使用提示性内在语，可以较为柔和的过度到下一句，使语气连贯、自然。
如果说，关联性内在语重在使语句的逻辑关系更加严密，那么提示性内在语则更重在使表达语气富于灵动的活力。
有些播音员、主持人为更好的发挥自己的创作思维，施展创作个性，会使用提醒关注、表现情态、感叹强调、设问呼应、展示过程等具有提示性的内在语，从而使表达更加地丰富。
（五）回味性内在语。回味性内在语，是在稿件文字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设置相应词语，可以起到提示主持人、播音员语气转变的作用，包含回味、思考、想象、憧憬等意味，给人以意犹未尽、无限遐想的感觉。
它的形式有：寓意式回味，用内在语把前句的深刻寓意体现出来，并造成一种耐人寻味的氛围；反问式回味，用在结尾处对前句语意或全篇结论有肯定和强调意义，并对前句句尾语势所表现的色彩有引申、指向和推送作用；意境式回味，营造某种意境和氛围，引人有所思、有所感、有所憧憬、有所遐想；线索式回味，有些稿件中，在一些段落、层次和全文结尾处重复出现相同的句子，对这种线索式出现的句子，应结合上下文和主题，设计相应的回味性内在语，找到恰当的语气，以达到调动受众的想象，深化主题，加深印象。
（六）反语性内在语。反语性内在语直接体现语句表面含义与深层意义的对比或对立关系。语句深层内在含义与文字表层意义相对立的叫对立型反语内在语。通过反问来表达确定意思的内在语叫反问型反语内在语。利用语音或语义的关系，使语句同时兼顾两种事物的内在语叫双关型反语内在语。
三、正确认识和掌握内在语的内部技巧
通过对下面所选语言材料、稿件进行内在语分析、挖掘乃至表达练习，可以对内在语内部技巧的认识和掌握有所帮助。练习的选编原则是由易到难，循序渐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