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9-0-01
经济的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市场的运行机制和运作方式,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存环境的诸多方面。它意味着,在表层经济形态之下实际上蕴含着一种超乎经济范畴的深层文化机制的运作。
一、广告的跨文化传播概述
广告文化属性的问题是把广告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组成部分来进行研究的基础，也是关系到广告能否参与到跨文化传播中去，是否具有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基础性问题。同时，广告跨文化传播实际能力的显现期待着理论的研究，激励着学界的不懈探索。
（一）跨文化广告传播释义。“所谓广告文化,是蕴含在广告运动过程中的,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生活方式的总和,是以广告为载体、推销为动力、改变人们的消费观念和行为为宗旨的一种文化传播形式”[1]。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影响下,广告文化传播也受其影响,走向文化多元、文化融合的趋势。
（二）广告跨文化传播能力的显现。随着经济全球化，原料、资本和消费全球市场的形成，跨文化公司生产、经营的全球化，以及国家民族之间种种交流的增加，跨文化传播的频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以往。广告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能力也越来越明显。
二、广告的跨文化传播过程
（一）广告跨文化传播模式。“广告跨文化传播是以广告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或方式，进行跨文化传播的实践。不管有意识地用广告进行跨文化传播，还是广告执行超越了文化疆域，其目的都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超出固有认知模式的限制，准确地理解广告诉求，接受广告传递的信息，收到广告暗示而采取相应行动。”[2]
在模式中，A和B是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在它们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过程，包括了一般的传播要素：信源、编码、渠道、解码、信宿和反馈。但由于传播过程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也带有文化冲突和融合等特点，体现出文化的互动。
因此，广告跨文化传播需要融入不同的文化背景进行考察。在文化A中，信源按照一定的目的和条件选择传播符号，进行编码，形成传播信息，也就是广告。在这个背景下生成的广告必然带上了文化A独有的文化价值特征。在文化B中，受众通过一定渠道接触广告对广告信息进行解码，选择性地理解广告信息，产生态度和行动。由此可见，传播过程中编码、解码等都收到了两种文化的交互影响，呈现不同文化的相应特点，并由于传播过程中文化产生了交汇和杂糅，又使得它们都具有了第三文化的意味。
（二）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因素。首先，文化A和文化B的差异性或可接近性。“霍尔以个人和集体为切入点，将文化分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文化；根据信息传播对环境的依赖性大小，将文化分为强环境文化和弱环境文化。文化形态差异越小、越接近的两种文化之间，广告跨文化传播越容易。”[3]
其次，“本群体”和“民族中心主义”观念也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对其他文化抱有偏见、成见和歧视，对其他文化了解和理解不够，以至编码和信息失误，甚至触犯其他文化的禁忌，都会极大地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效果。
再次，传播过程的操作和传播因素本身也会影响广告跨文化传播的成功。编码、信息、渠道等要素都能影响传播结果，受众对信息的接受和态度等也极大地影响着传播效果。
三、广告跨文化传播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跨越文化边际的有效沟通是广告传播中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如何既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游戏规则进行广告传播活动，又能保持民族、本土的文化特色，如何在宣传本土化产品或服务的同时，又能树立起民族文化形象，是广告人在实践中需要不断探索的。
（一）跨文化整合策略。“文化整合，又可以称为文化融合或涵化，是指当两种相异的文化相遇时，互相认识到文化差异的存在，并主动了解对方文化的特征，适当调整自己的行为，增加双方文化共享性的过程。”
（二）文化中的共性策略。应努力去寻找不同文化中人类的共性，如爱、善、友谊、亲情等。广告对大多数诉求对象来说应该是亲切的、易接受的、易理解的，它应该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包容力。
（三）表现形式国际化策略。广告的国际化是经济全球竞争时代企业实施全球市场战略的需要，是合理的，必然的。但国际化并不意味着全球的一模一样化。事实上，要在全球完全相同的广告是很难的，至少语言就是个问题。
（四）实施本土化策略。本土化策略，是指跨文化广告传播充分利用东道国的本土资源，根据东道国特殊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文化背景，以适合本土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进行有针对性的经营运作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
本土化策略是解决广告跨文化传播中存在的文化差异与传播效果的矛盾的有效对策，其核心就是广告计划全球化、实施本土化。全球化与本土化表面上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将跨文化广告传播作为一个连续过程来看，那么计划全球化可以作为传播过程中的信息战略部分，而实施本土化则是信息的战术部分。
参考文献：
[1]陈培爱.广告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在《来自星星的你》中，受众一方面可以感受韩国历史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可以体会到传统文化的传承。剧中人与人日常生活中的寒暄以及主要角色表现出来的亲友、友情和爱情，“洋溢着完全东方式的谅解、宽容精神以及唯美精致的情调，宣扬展示了东方式的伦理价值观念”。这种传统价值观念在现实生活中的纠葛，在给受众强烈的现实感的同时，体现出真挚的情感滋润和人文关怀，得到受众的青睐。文化元素的铺陈同样满足了受众的猎奇心理。《来自星星的你》中所折射出的城市面貌、居住环境和生活习惯，呈现出一种现代而又简单的生活方式，迎合了受众对未来生活的期盼，增强了该剧的吸引力。
但韩剧中传递的文化内涵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开放的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在多元文化融合背景下，文化认同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受众面临纷繁多样的文化选择，传统的单一的文化价值观念难以取得受众认同的最大化，而文化本身在相互交流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异文化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开放与自觉也是韩剧发展的必要。“从民族性到东亚性，再到世界性，是韩剧发展的几个阶段。”韩剧既要借助文化的差别性吸引受众，又需要把民族文化置于东方文化背景中以规避其弱势，既要通过文化的共性维持受众，也需要融合世界文化体现现代性的理解和世界性的观照。《来自星星的你》将韩剧中爱情演绎的清新唯美与西方美学中的对抗性叙事结合起来，将精致的画面、唯美的色彩、颇具感染力的音乐与激烈壮美的剧情冲突充分结合，体现出韩文化中静的民族性格和现代文明中动的艺术张力，动静相长，契合了当下受众的生活和情感诉求，激发人内心深处最原始和朴素的情感，营造出独具特色的意蕴。
二、开辟多元传播，强化受众认知累积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随着高新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愈演愈烈，随着工业型社会向服务型社会的过渡，文化产业的发展出现了规模化、垄断化、跨国化等一系列新趋势，因此，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也成为历史的必然。它既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日益频繁的融合，又难免给国家文化安全造成一定的威胁。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应对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确保本国文化安全，这是当前各国政府都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而文化产品的多重属性与综合功能，使得这一问题显得相当复杂棘手。这就需要我们首先要了解文化产品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文化渗透的意义、接受的方式及特点，认识到“文化帝国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偏颇，比照西方发达国家成功的文化产业管理模式，提出我们的应对策略。
一、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历史必然
1959年，美国人类文化学家爱德华·T．霍尔在其经典著作《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intercalturalcommunication)一词，认为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情境”(李正良、李玉平，2006)。他通过对非语言符号传播维度的分析，比较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模式，指出文化的不同、交流者固有的背景、经历和假设的差异，都会使交流异常困难，有时甚至无法开展。跨文化传播有三层含义：一是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反映不同文化范畴人群在日常互动过程中的沟通；二是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代表了不同文化意义系统的传播可能性；三是前两种层面在实际传播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甚至戏剧性变化，决定了文化传播中的融合和变异。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各种文化不断相互融合的传播史，多样文化造就了五彩缤纷的现实世界，而跨文化传播则打通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分割，形成了文化与文化的交流互动，推动了世界文化的共同发展，创造了共享的人类文明。因此，研究文化差异所引发的文化误解和障碍，既是现实交流的要求，也是达成良性传播的必需条件。
二、文化产品跨文化传播的方式及特点
文化产品的传播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符号的传播，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的个人对同一符号的解码方式也是不同的，世界的无限性和符号的有限性决定了传播出现意义偏差的必然性。在传播过程中，传者和受者互为传播过程的主客体，他们执行着相同的功能，即编码和解码功能。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所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反复进行编码和解码的过程，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
文化学家指出，符号是文化的产物，是社会习得的结果，代表了经验与传统，因而为社会群体所共有，但符号本身具有抽象性和片面性，用有限的符号来指代无穷的世界，难免造成理解层面的不确定性。语言的线形特征让其只能表达事物的某一方面而排斥其他可能，“任何一套符号都不能把一个人的全部感觉和内部的所有活动表达出来”(施拉姆、波特，1984)。因为编码、解码的行为不完全是个人的活动，这是由语言符号的社会性所决定的。一方面它受个人世界观、价值观、知识范围、经验等因素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受其所在社会、文化环境的制约。文化产品要进行跨文化的传播，必须对所要传播的意义进行编码与解码。
对于文化产品的编码和解码研究表明，无论文化产品呈现什么样的意识形态，观众读解的意义未必是制作者的初衷。传播心理研究也表明，受众“个体”具有各自独立的认知系统，他们会对媒介信息进行自我建构，也就是多维性解读。因此，在传播过程中，媒介应当允许受众对媒介内容进行不同方式的解读。这一理论假说使得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实现，掌握了接触和使用信息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改变了传统理论中受众被动盲从的形象。
无论是何种立场，文化产品的意义都并非由作品传递的，而是由受众“生产”的，这就是说，受众既是文化产品的消费者同时也是意义的生产者。传播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例如，澳洲土著居民将美国电影《第一滴蚴中的男主角看成是反抗压迫的象征——这种生产“意义”的权力掌握在受众的手中。这证明了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传播并不能保证受众的理解和接受。在对拉斯》这一被贴上文化帝国主义典型标签的肥皂剧的研究中，研究学者将以色列阿拉伯人、从摩洛哥和俄罗斯移居以色列的人、以色列合作农场居民、洛杉矶第二代美国人以及日本公民对拉斯》的不同看法进行了跨文化解读方式的研究，研究中发现，在提出批评性观点方面，美国人小组远远超过了其他小组，这些美国人并未把这个节目看作是真实的抑或是严肃的，因为他们显然对真正的达拉斯》与真正的好莱坞都非常熟悉。每个文化群体都找到了他们自己独特的与节目进‘协商”的方式——不同类型的解读、不同形式的卷入以及不同机制的自我防御。因此，从理想的传播效果来说，任何文化产品都必须精心构筑在已经验证的公众的陈规定见或既定态度上。
对于编码、解码和认知效果这一问题，许多哲学家和传播学者也曾经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如伽达默尔提出的“效果历史”、罗兰·巴特所说的“能指的狂野游戏”、德里达所说的“延异”、英尼斯的“传播偏向论”、新历史主义提出的“文本的历史性”，等等。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通过何种方式，文化意义的生产权利始终掌握在受众的手中。基于传播效果的理论分析有利于我们清醒地认识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国家文化安全的关系，以及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管理上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三、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与保障文化安全策略
就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其优势的传媒体系和文化产业，促使文化作为一种商品源源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其中又必然伴随着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传播。因此，经济全球化所构建的世界舞台，远不仅仅是一个国际贸易的自由市场，它还是一个文化意识激烈碰撞的场所。文化通过国家之间商品交易的渠道，如同“特洛伊木马”一般悄悄地从政治经济大国进入弱势国家。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倾斜，而且还使中国大陆的文化面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模糊。因为这些文化产品都强烈地表现出西方的社会文化，反映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当代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作为惟一的第一世界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势，再加上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差异，因此，中国必然要在文化上面对来自美国的冲击。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应理智地加以分析，既不能盲目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而是要冷静、理智地提出我们的文化安全策略。
(一)理智地看待所谓“文化帝国主义”
冷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采取一种被西方学者称之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政策，即进一步加强文化外交，全面输出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全球信息化的“五个原则”：即“私营化”、“鼓励竞争”、“灵活的政策”、“开放使用”和“普遍服务”，它们是符合美国国情和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发展中国家必须看到这些原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消极意义：“私营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和文化产业弱小，如果国有企业私有化，就更不是美国垄断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对手，无疑会被美国巨型跨国公司所吞并，最终受制于美国；“鼓励竞争’一发展中国家哪里是美国巨型跨国公司的对手?“灵活的政策’，——淡化国家的原则；“开放使用’——撤除把关人，使美国文化观念长驱直入；“普遍服务’——使美国信息直接通到寻常百姓，这无异于一张“文化入侵”的许可证。一定的理论总是来源于一定的实践、并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出现的上述种种理论思潮，同急剧变化的国际关系密切联系，反映了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新趋向，迎合了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的需要。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虽然美国是文化强国，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的传播并不能像‘魔弹’哪样让受众一击即中，它所预期的效果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左右。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曾经提出：“一个人只要其民族的和地方群体的传统没有被打破，那么他就仍然受这种传统的习惯思想方式的制约，以至把在其他群体中被理解的思想方式看作是奇异的、错误的、模糊不清的，甚至异己的。人们暂时既不怀疑他自己的思想传统的正确性，也不怀疑在思想总体上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只有当横向运动伴随有强化的纵向运动，亦即在社会地位的上升或下降意义上的阶层之间的迅速变动时，人们对于自己思维方式的普遍的永恒的有效性的信念才会动摇。”(曼海姆，2000：121)这一文化学角度的论述也可以用传播心理学中的“团体动力学”理论来解释：传播对象并非是一个没有依靠的靶子，在他的背后有一个文化共同体对其进行保护，传播要对受‘个体”实现预期目的，就必须首先对他的“掩体”进行突破。
从整体上看，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品输入对中国的文化虽然具有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主要是表现在文化生产上，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深层思想在较短的时期内并不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因为文化传播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人，而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它的内在张力，能够在外民族的军事入侵和内部的政治文化动荡下仍然保持着千年一脉的传统。这种早已深入中国人思想的本土文化，是对抗文化帝国主义的最有效武器。即使是受本土文化教育并不多的年轻群体，他们也都处于中国文化的场域之中，在耳濡目染中接受着熏陶。文化帝国主义尽管能够通过形形的文化产品传播西方理念，但是在“选择性定律”之下，相比于中国文化的绝对强势地位，要实现文化上的突破也有着相当大的阻力。原因有三：首先，美国文化产品的输入有时确实对地方精英文化的利益是一个挑战，这便使得持“文化帝国主义”论者把美国描述成一个地方文化的外部威胁，但其实正如我们在很多范例中——如印度、拉丁美洲、中东地区——看见的那样，地方文化领域里存在着自身的内部动力，面对压力，他们会呈现出问题意识，会主动放弃自身的僵化，而美国文化的影响有时反能成为消除地方文化窒息的解毒剂。其次，不管国际教科文组织怎么认为，无人可以证明文化产品的国际间交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支配模式。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跨文化传播和区域间交流的学科，在很多情况下，甚至都没有美国的参与。实际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受外来文化渗透的程度超过美国本身，许多美国人也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频道，其中也有中国电视频道，美国或许是一个电视节目输出巨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电视信号的输入大国。第三，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推定，电视观众是外来电视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但是，大量研究表明，实际上，电视观众在观看外国节目时更倾向于充当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二)坚持国家文化、制定合理的文化政策
文化产品的跨文化传播在当今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它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可以使一种文化消亡，关键在于国家的决策机构采取什么政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文化外交上是弱国，在国际文化传播中是易受伤害的弱势文化。面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发展中国家特别要加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利用国家，制订合理的文化政策，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国际文化传播加以宏观调控，这是我们抵抗美国文化的入侵，维护和发展自己文化安全的根本措施。这种宏观调控不是仇视西方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掌握文化传播的主动权，进行积极的防御，主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它熔铸于有本国特色的文化产品之中。
针对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而言，应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堵”，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入侵的有害于民族文化的外来文化堵在国门之外。一是“兴”，首先在国内大力发展和弘扬自己民族的文化，稳住民族文化在国内文化市场的核心地位，其次是努力把自己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市场。“堵”与“兴”是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具体来说，可以有以下几种手段：
1．建立健全涉外文化法律法规体系。目前我国对境外文化产品进入的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管理办法或规定，这些文件在境外文化产品进入我国的管理方面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层次不高，覆盖面不广，调控力度也有限，不能够完全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境外文化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国家文化安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新形势。国家应在宪法等国家基本大法中制定有关条文和具体的相应法律，对现有的行政管理办法、规定及相关文件进行整合与完善，将其上升到法律的层面，从而使弘扬民族文化，保证国家文化安全得到法律上的保证。
这种宏观调控，一方面是“量”的调控，即实行配额限制，国家应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境外的文化制品的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是“质”的调控，即建立内容审查制度，对外来文化制品不仅进行政治上的审查，而且进行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审查，这是独立国家在文化领域里行使自己的的正当做法。虽然各国的审查方式与审查标准各有不同，但在拒斥低级下流、暴力、色情、恐怖、反科学、反人类的内容，以及有损本国形象的内容(包括历史文化形象、社会生活形象、民众形象、现任领导人及历届领导人形象)等方面则大体上一致，反映出各国对文明、美好的追求，以及维护本国根本政治利益与文化利益的态度。无论是“量”，还是“质”的宏观调控，国家都应制订相应的法律，同时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执法队伍，依法实施对进境文化产品的管理。
2．设立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当前文化产业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管理的覆盖面小，管理盲区多，管理力度不足等，要彻底改变“政出多门”、“百家混战”的局面，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进出境文化制品的管理体系，对包括新闻出版，影视音像制品、文艺表演、网络游戏、软件产品、建筑风貌、会展广告、玩具、保健用品与体育用品等文化产品与服务进入我国，进行统一的管理指导、监督调控。同时，也要建立对文化制品市场管理的计算机网络系统，为全国有关部门及时进行统筹安排、政策导向、组织协调等实施全面的宏观调控提供信息依据。
3．利用经济政策，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1)通过直接拨款、经费投入的倾斜扶植民族文化的发展。例如，意大利在罗马歌剧院的全年开支中，国家直接拨款占70％，省、市政府拨款占20％，剧院的门票收入只占10％，这就为政府意念的贯彻提供了经济保证。(2)实行差别税率，扶植民族文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精品的进境。例如：对以盈利为目的地组织境外通俗歌手演唱的单位经济收益，课以较高的所得税。对于高雅的外国精品文化、民族文化的演出免税或减税。(3)设立文化基金，支持民族文化艺术的生产。法国在战后几十年，国家对电影始终实行补贴，国家电影部门下属的“支持电影基金会’’规定，必须将票房收入、电视和录像带方面的广告收入按一定百分比上缴基金会，法国人认为，如果不给予补贴，不加以限制，粗制滥造的美国情景喜剧和肥皂剧就会吞掉法国国内的影视业。
4．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在当今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家的有形边界日益减弱，人民大众的自日益增强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在全国民众中增强民族文化安全意识，提高文化自觉性的国民素质尤为重要。著名文化学者胡惠林在《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指出：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是国家安全管理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克服国家文化安全管理中决策的随意性和个人因素”(胡惠林，2005)。为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来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估，比如，图书出版总量与销售总量中的进口图书与国产图书畅销之比等。如果某项指标接近或超过了国家文化安全管理的“红线”，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会适时启动，依法进行干预。提高全民的文化安全意识就是使人们增强信息和文化的意识、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意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多元性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精华，它们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各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精华被某一种文化所取代，那么这对人类将是一种灾难。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了民族和国家的利益，也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发展中国家采取措施来维护本国文化安全是信息和文化的体现，弘扬和保护民族文化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和义务。
5．加强国际合作，抵制跨国垄断。发展中国家的携手合作，建立双边的、多边的和地区性信息交换组织，这是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垄断、建立世界文化传播新秩序的一个重要措施。
新闻之所以具有传播功能,其实是依赖于它所承载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因此,军事新闻一般在采集以及撰写阶段都会适时地融入一些世界领先的军事文化,使得新闻与新闻的阅读者之间在文化领域有一定的接合点,进而进行军事方面的消息的传播。现在将各类文化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文化融合与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他们之间相互促进并且相互影响着。下面我们就针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介绍。
(一)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我们所说的军事新闻实现文化融合其实就是我们在认识到不同文化之间差异性的基础上,基于现代军事新闻最为质朴的文化,将其他种类的文化与我们所说的军事文化的相同点一起作为军事新闻的题材,写入新闻的内容之中,扩大军事新闻的包容性,以满足更多读着的需求。信息流作为各类文化之间相互联系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它的主要承载者之一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闻。我们通过日常所看的各式各类的新闻不得不感慨新闻包罗万象的特征,一个个事件,或大或小,或好或坏,但都无一例外的映射着我们的地理环境,我们的科技发展问题,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以及我们的军事问题等。无论是以文字形式所表现出来的新闻还是以声音或者是影像表现出来的新闻,都承载着我们的各种文化,与此同时也履行着着文化的传播的重要使命。军事新闻所传播的肯定是军事方面的相关信息,但是它所承载的却不单单只是军事文化,它包罗万象,是一个文化的万花筒。这主要是因为军事新闻的阅读者包含的不仅仅是军人,不仅仅是与军人有着密切联系的人,更多的是一大批热爱军事的人,是一些普通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制作在保持主格调的基础上会融入一些其他的文化元素,使它更加贴近人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军事新闻传播军事信息的重要功能,实现军事新闻的重要价值。因此,军事新闻实现跨文化传播需要文化融合。
(二)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经过多年军事新闻制作工作我们不难看出,我们的军事新闻若与一些时代特征比较明显的文化以及一些大家普遍了解的文化相融合,那么这条新闻的影响性以及打动人的程度都会有所提升,会受到大家的普遍认可以及欢迎。这就是文化融合对实现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我们就对其具体作用进行简要的分析以及介绍。
1.军事文化立足大众文化以求发展。大众文化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功利性比较强的,它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但它对我们的社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是我们有目共睹的。军事文化相对于大众文化来说有着较高的精神境界,专业性也比较强,也真因为这些特点使得军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因此军事文化若想实现大面积的传播,那么它就应该借鉴以及学众文化的优点,使得军事文化也变成一种大众都可以接受的文化。军事新闻作为军事文化的主要传递者,更应该融合多种不同的文化,以促进军事信息的传播。
2.军事新闻中融合融合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象征,虽然每一个国家以及每一个个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但是积极向上的精神是大家不约而同所推崇的。这样的道理应用到军事新闻中来也是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军队都有所区别,但是它们之间在文化层面上有不可否认的通性存在,有些我们一经发现,而有的还有待我们的考察。军事新闻在传播军事信息的时候,要注意对全人类所共同推崇的精神的体现,与此同时注意体现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的传播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我们的国家,它在国际上也会有一大批的阅读者,也不会仅仅局限于专业人群,而是扩展到了各类积极分子,我们的军事信息会变得国际化,最终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
3.刚性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相融合。军事新闻的内容有它本身固定的模板,甚至于对于语言都有一定的约束。在这些约束下,军事新闻的创作似乎遇到了瓶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少看到有吸引我们眼球的创新性的军事新闻,大多都是一个套路的官方化的语言堆砌成的信息。而且,军事新闻与我们的文学作品不同,它缺乏美感,太多的条条框框约束着它对美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新闻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阻碍。为了改善这种糟糕的状况,我们应该将军事文化和美学文化进行巧妙的融合。对于英雄事迹的报道,我们可以至情至性的去表达对他们的赞美之情;对灾难的爆发,我们可以书写绝望,书写黑暗,书写挣扎与坚强。让温暖的带有感情的文字融入到军事新闻之中,让军事新闻有更好的传播功效,使我们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为现实。
二、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跨文化传播
文化融合对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来说是一个必备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如何将文化融合应用于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成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难题。问题的解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但归根结底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对军事新闻所文秘站:进行的改革。它的实现对于军事新闻的传播来说意义重大,跨越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着眼人类共同性体现军事新闻价值
军事新闻跨文化传播的前提就是对有共性的内容进行传播。我们要实现军事文化的跨文化传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对我们所报道的信息进行选择的重要问题。对于我们所报道的内容的选择,我们不能再仅仅局限在对某一领域的思考,我们要站在更为高远的地方对全人类进行思考。全世界的国家以及人民,无论他们是什么种族拥有着怎样的信仰,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共同点,他们有着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在以这些共性文化为背景的前提下,我们的军事新闻内容就更容易被更广泛的人群接受,这样一来跨文化传播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成为一个现实,军事新闻的信息传播能力也将会有一个质的提高。
(二)军事新闻中融入人为关怀
军事新闻若想实现最终的跨文化传播,那么军事新闻在制作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融入人文关怀的因素,这是增强我们军事新闻的亲和力的最有效的解决办法。对拥有不一样的文化背景的人群的风俗、道德、价值观、习惯等都要进行充分的的考虑,尊重他们,这就是我么所说的人文关怀。我们在军事新闻中对于新闻的制作中合理而且巧妙的融入这些因素。这样一来,我们的军事新闻对于阅读者来说就有了更强的亲和力,还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阅读者们对我们的信任。在人民的基础上,去实现军事新闻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人文主义的体现。人文主义是最贴近人民大众的思想,融入了人文主义的军事新闻会在跨文化传播方面有更为久远的发展。
我们考察整个人类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史会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现象: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不同文化(体)之间的信息传播往往不是双向的对称性交换，通常情况下是以基于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上相对强势的文化(体)向相对弱势的另一文化(体)的信息输出为主。而且，一般情况下，相对强势文化(体)的信息输出总量和信息输出的有效性会随着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综合实力差距的扩大而扩大和提高。这就为我们提出了这样的课题:到底是什么在影响不同文化(体)之间信息传播的有效性?为什么相对强势文化(体)的对外信息传播会更有效?这对提高我们跨文化广告传播的效果有什么帮助?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实际上不同文化(体)之间的泛信息传播同样也是这个道理。通常的信息传播理论认为，通信(信息传播)就是信源与信宿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联方式、一种系统现象或行为。其基本构成要素有三:信源、信道和信宿。但关键在于，信息为什么能够从信源传到信宿，也就是它能够在完全不需要任何动力(或能量)的情况下完成传递过程并被信宿顺利接受吗?尤其是作为具备强烈能动性的人和庞大的文化体系，他们之间的信息传播如果没有一种驱动力，信息凭什么能够被传播并顺利为对象所接受或认可的?笔者认为，信息传播也是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式，而任何物质运动都是需要能量的(我们姑且将这种信息传递的能量称之为信能)。不论是拉斯韦尔的5w模式，还是香农—韦弗模式，或者其它如环式模式、双循环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菜恩模式等，cycrss-sn无一例外地，传统信息传播理论都只看到了传播过程及其主客体，而忽略了这样一个重要因素—信能，即信息传播的动力要素。信能正是来源于因不同文化间综合发展实力的差距带来的双方相互吸引程度上的落差所形成的心理势能—我们称之为文化势能。
那么文化势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笔者认为，从本质上讲，文化势能就是在特定时期内，一个基于更强综合实力或独特文化异质性而获得相对强势地位的文化(体)对其他相对弱势的文化(体)在心理上产生的吸引、可信任和可接受程度的总和。它反映的是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的一种模糊而综合的心理认可，是两个文化(体)之间客观存在的因综合实力或文化异质性而产生的相互认可和接受程度的心理势差。一个文化(体)对另一个文化(体)认可程度越高，另一个文化获得的文化势能就越大，就越容易接受来自另一个文化(体)的相关信息。文化势能的产生有其客观的现实社会经济基础，首先是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提供了产生文化势能的现实基础。由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必然会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在同一时期形成不同文明程度和文明形态的文化，从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相对强势文化(体)和相对弱势文化(体)出现。这种文化上形成的相对强势和相对弱势必然导致两个文化(体)之间出现文化势差，从而形成文化势能。同时，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造就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使不同文化之间的异质特征也会对对方产生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从而形成各自文化的相对优势或相对优势的文化，使自己能够获得对方一定程度的认可，奠定自己信息输出所必需的信能—文化势能。通常地，整体强势的文化(体)其信息输出无疑会获得强有力的心理优势，体现出信息输出的自觉和自信，而对来自相对弱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伴有较强的怀疑和抵制j清绪。与此对应，相对弱势文化(体)的信息输出无疑会处于心理劣势，对信息输出也通常表现出缺乏自信和消极，对来自相对强势文化(体)的信息往往表现出较高程度的认可、欣赏和向往。我们将因被认可而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称为背景文化(体)，对因认可别人而失去文化势能的一方称为对象文化(体)。当然，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只是相对的，因为一方面文化之间的认可往往是相互的，只不过双方相互认可的程度和领域可能会不一致，双方存在可能互为背景文化(体)和对象文化(体)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不同文化(体)之间的综合实力消长和文化发展形态和速度是不断变化的，文化的相对强势或弱势地位也会随时间变化而发生转化。中国这个文化体及其灿烂的文化曾领先整个世界上千年，对外一直是获得文化势能的一方，信息向外传播和输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现在相对于美国文化整体上是处于相对弱势的。然而中国部分特有的文化异质性对美国文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在一定范围内也能获得相应的文化势能而取得信息输出的局部优势，而且从长远和发展的观点看，现在的整体文化弱势并不等于中国文化弱势就一直会长期存在下去。近年来世界各地兴起的汉语热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样一个文化(体)面向不同的文化(体)传播同样一个信息时，其最终传播效果往往是不同的，这是因为该文化(体)对其它几个文化(体)获得相应的文化势能是不同的。或者可以说，同样一个文化(体)要在不同文化(体)之间获得同样好的信息传播效果，该文化(体)必须获得相对应的足够的文化势能。一般说来，两个不同文化(体)之间文化势能的大小取决于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之间的下列三种因素:一是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二是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的相互关系;三是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自身的文化异质性。
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比较水平是决定文化势能的根本因素。任何上层建筑都是构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文化也不例外。更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创造出更先进文化和更高文明成果提供了必需的、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才能提供更先进的生活方式和更高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以及更民主、更自由的社会制度体系，从而使自身文化对其它文化体产生吸引力，由此积累并形成文化势能。无论如何，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其先进的生产力以及基于此的生活方式，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毕竟是世界多数人所羡慕和追求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形成全球一定程度上的文化霸权，是以其政治、经济、军事上的综合实力积累形成的，其商业和文化对外输出的总规模和效度也显然要比中国大得多。这反映出中美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中获得的文化势能差别悬殊。
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水平是决定文化势能的根本因素，但背景文化(体)与对象文化(体)之间的文化势能在特定时期也受到这两种文化(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特别是政治和军事关系的影响。例如，当两个不同文化体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或政治冲突时，会严重影响两种文化或两个独立文化体之间的相互认同，甚至会导致强烈的对立，这时，即使在综合实力上明显占据优势的一方也会因此而失去文化势能，直到两个文化体之间重新形成正常的政治军事关系。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当今的美国和朝鲜，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和苏联，就是文化势能受文化体之间政治军事关系影响而发生改变的鲜活案例。在中苏交恶之前，前苏联对中国形成了巨大的文化势能，从工业品到制度体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强烈地感受到苏联老大哥的影子，但交恶之后，前苏联对中国的文化势能显然削弱甚至完全失去，中国对来自苏联的一切，带有强烈戒备和排斥倾向。
二、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
中医跨文化传播的实践，既有基于中医术语英文翻译的理论实践，又有中医技术传播的实际操作，二者各具特色，又融会贯通。就中医术语的英文翻译而言，有宏观层面的翻译原则、规范化标准以及方法的内容，又有微观层面中医经典著作的翻译实践以及不同英文版本的对比研究。鉴于中医英语翻译良莠不齐的现状，2004年9月初，全国科技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和中医名词术语审定委员会主持召开中医名词术语审定会议，与会专家确定了中医英语翻译应该遵循对应性、系统性、简洁性、同一性、回译性、约定俗成等原则。同时，专家学者也就促进中医药英译的标准化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在既定原则与标准化共识的前提下，近年来，新的文化传播———模因论被引入阐释中医术语所内含的文化信息，模因在传播中的复制和变异促使译者灵活地处理源语文本。在中医术语的英译中，译者可以采用表现型模因、基因型模因以及互文性来处理中医文化信息，以便中医模因能渗透到英语中医药名词术语模因库中，从而促进中医药及其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具体到中医文献的翻译，最为瞩目的当属中医经典的英译研究，如《黄帝内经》的英文翻译版本多达数十部，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黄帝内经》翻译研究的重点也从名词术语的译法发展到对书中各种修辞格的翻译和语篇的连贯性，具有代表性的是李照国与兰凤利的研究，前者重点研究了《黄帝内经》中比喻、借喻、比拟、对偶、联珠的翻译，后者则聚焦于比喻、借喻、错综、互备、和举隅的翻译，相对而言，《伤寒杂病论》《难经》与《神农本草经》的英文翻译研究与实践则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巨大的开发空间。相较于中医英译的实践，中医医术的传播实践则更为具体，因而也就更有说服力。据不完全统计，英国有中医诊所约3000家，仅在伦敦地区就有私人中医诊所近600家，每年大约有250万英国人采用中草药、按摩、针灸等传统的中医疗法，支付的医药费用达到9000多万英镑。目前，美国已经有48个州承认中医药、针灸的合法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还批准成立了美国中医药研究院与美国人体科学研究院。美国已经有超过一万名中医针灸医师，仅加州就有4000名。据统计，加拿大现有中医从业人员2000多人，在全国的10个省和3个特别行政区均有分布，但这其中多伦多就有700多人，温哥华也有500多人，其他则散居各处。自2012年7月1日起，澳大利亚开始对中医、中药师进行全国注册管理。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确立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这无疑是中医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重要事件，也充分说明了中医在澳大利亚的传播、发展状况处于西方国家的领先地位。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在中医合法化的进程中，澳大利亚一直是处于领先地位的。
戏剧是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也是人类文明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戏剧的历史悠久，早在文字形成之前，其雏形就已经出现。然而纵观戏剧发展史，在很长时间内，东西方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交流。直到18世纪，元代杂剧《赵氏孤儿》被法国来华传教士马若瑟译成法文，全文收人法国耶稣会会士杜赫尔德主编的《中国通志》(1735)才宣告了东西戏剧交流的正式开始。这是中国戏曲在西方的首个译本，使对古老的东方怀有神秘感的欧洲人产生了兴趣。
1753至1755年，毕生从事戏剧创作的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伏尔泰，根据《中国通志》里马若瑟的译本，从中取材并另赋新意，改编出了《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8月在巴黎法兰西剧院公演。该剧的改编不但把当时欧洲的“中国热”推向新的高潮，而且在18世纪欧洲文艺界和思想界留下了重大影响。欧洲一些国家以演出带有“中国”字样的剧目为时髦，一些名演员、名剧作家争相编演中国戏剧。此后又有《汉宫秋》、《窦娥冤》、《西厢记》等近40部中国元代和明代时期的作品被翻译成法文、英文、德文流传到西方，这股华夏文化的热潮一直持续到19世纪。可惜的是，那个时期的翻译者大都只是被戏剧情节所吸引，对中国戏剧艺术特定的形式和文化内涵并不了解，翻译时一般都将唱段删去。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读者要通过译本去了解中国戏剧艺术的特征和魅力是不大可能的。
20世纪初，近代中国京剧表演的集大成者梅兰芳有意将中国京剧艺术介绍给西方观众，同时也想考察一下西方的戏曲活动。但当时大多数西方人对中国戏剧的偏见很深，对中国文化的价值充满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梅兰芳的出国考察肩负着沟通中外文化的历史重任。梅兰芳赴美演出取得巨大成功，无疑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他的成功，将中国京剧艺术引人了世界戏剧艺术之林，对于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进入21世纪，日益频繁的东西方交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文化视野，跨文化工作者们在将中国传统戏剧推向世界舞台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例如2006年9月，杭州越剧院带着根据易卜生原著《海达·高布乐》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首次登上挪威国家大剧院的舞台，演出盛况空前;由白先勇教授领衔改编的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分别于2006年和2008年在美国与欧洲巡演，受到海外观众的激赏，并引发了一阵文化震撼，各大报纸佳评如潮;2009年3月16日，京剧《赤壁》在美国纽约时代广场大屏幕上播放，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艺术魅力和现场气氛感染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戏剧都是有着悠久成长史的舞台表演艺术，经过历史的积淀，带有各自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在学术界东学西渐、西学东渐的大统一的世界风气的感召之下，戏剧界也开始思考中西戏剧的结合问题。那么，中西戏剧为什么要结合?仅仅是为着顺应时代潮流，也给戏剧创造出一个东西方都能接受和欣赏的新形式?还是借着交流的方便，让东西方的观众知道在自己早已习惯的戏剧形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戏剧形式?如果是前一种目的，那么显然会有很大的操作难度和实现可能。戏剧不同于文学、绘画等纸上艺术，文学尽管也有着民族地域差异，但它毕竟是一种半成品，不同的读者都会根据自己的知识积累进行加工，从而得出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戏剧一旦演出，就是一个只能让观众去接受的成品，况且东西方戏剧观众多少代积淀下来的欣赏习惯和趣味指向，并不是一两部所谓的戏剧创新作品就能改变的。因此，这种结合在理论上还欠成熟。对于后一种目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在把戏剧搬出国门时，必然要考虑到西方观众的接受问题，我们并不指望富含深厚东方文化底蕴的中国戏剧一下子就能被有着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观众所理解，反之也是一样，因而我们必须做出相应的结合和修改。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持好结合的度，既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有戏剧的本质内涵，又能使观众相对轻松地接受外来的戏剧形式。在这一点上，南京大学解玉峰教授认为，形而上的部分不可兼容，形而下的部分可以借鉴。意思是东西方戏剧都有着使其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特征，对东方戏剧而言是角色制，对西方戏剧而言是情节的戏剧性，这一部分是改变不得的，否则它便失去了自我;要结合我们只能尝试在戏剧的物质层面上做出努力，比如说从灯光、舞美、服装等方面下手，这部分不牵涉到各自的本质特征，是可行的。
在表演时，演员与观众之间会产生一种客观存在的相互作用，它类似于物理学上的磁场，能够产生奇妙的效应。当这种效应作用于演员时，演员必然会按照“场”的作用力调整自己的演出。当年梅兰芳先生访美演出时，学贯中西的张彭春应梅兰芳的恳请，以梅剧团的总导演、总顾问和发言人的身份，用谈话、文字的形式，在各种招待会和首演等重要社交场合，向媒体、艺术界、学术界发表大量演说，介绍中国京剧的特点，为演出大力宣传造势，这些铺垫对于梅剧团的成功演出是很有助益的。除此而外，为了京剧能够走向世界，张彭春按照西方人的审美习惯做出表演上的一些改变，要求演员按照导演构思塑造艺术典型。这种做法看似刻意迁就，其实是尊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对于中国戏曲的调整以及梅兰芳回国后的革新，正显示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异质文化相遇时，必然会在对方的作用力下发生一定的变异。
与小说、散文、诗歌等样式有所不同，戏剧的跨文化传播除了文本传播之外，更多的则要依赖舞台传播来进行。在跨文化语境中进行的舞台传播，则因语言的阻隔和观众的异质文化背景而面临更多的困难。因此，观众群的培养就显得非常重要。白先勇和青春版团队在跨国演出之前，就在美国开设昆曲讲座、开设昆曲公共选修课、举办演员和观众见面会，为青春版的上演造势。讲座普及了昆曲知识、扫除了观赏障碍、激发了观赏兴趣、强化了观赏能力，同时又为即将上演的青春版作了宣传，形成观赏期待。这一系列借助社会运作所实现的预热活动，让更多的异域观众了解昆曲、喜爱昆曲，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杭州越剧院将易卜生的经典名剧《海达·高布乐》的时空场景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改编的越剧《心比天高》，讲述了女主人公海达为欲望所困，最终走向毁灭的心路历程。该剧导演支涛认为，剧本必须遵循易卜生的原著的精神内核，而演出必须还原我们越剧的文化本体与本土特色，充分体现越剧艺术魅力的文化元素。以西方戏剧与中国传统戏曲相结合，寻找其中的内容和形式的契合点，既让中国观众从西方经典原著中感受到人性的矛盾冲突，又要让外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传统戏曲美轮美奥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心比天高》这部中西合璧的精品，在追求文化品质过程中努力体现戏曲的本体文化，把故事寓于人物的性格表现之中，使传统的戏曲形式与现代的戏剧表现手法有机结合，产生了良好的艺术效果，展现了中国传统戏曲独特的艺术魅力。
2电影档案机构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行动
目前，各国都意识到了电影在传播本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上的积极作用，也为电影投身于跨文化传播做出了诸多努力。在实践中，电影档案机构已逐渐显现出其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承担的重要角色，不再局限于单纯保存电影影像资料，而是与时俱进地在跨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努力作为。各国电影档案机构也不断加强合作，建立国际间的联盟组织，以交流彼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经验和做法。
2.1组织电影展映和观摩20世纪50年代初期，电影保护事业的先驱、法国电影资料馆的创始人朗格卢瓦和瑞典评论家林德格伦引发了电影档案馆的首要职责是保存电影还是促进电影文化的争论。随着跨文化传播的空前频繁，各国电影档案机构纷纷将电影作为文化媒介来推动文化传播进程。电影档案馆通过展映电影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展示出主动参与的积极作为。通过电影展示世界各地人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从而促进人们之间的交流，这成为了电影档案机构的一项主要活动。展映途径多为创办各种专题的电影节和展映文化活动，还利用丰富的馆藏资源，为受众创造机会去接触和体验视频点播或商业院线根本无法获得的影片。
2.2开展电影文化研究电影档案馆除了电影展映，还开展多种形式的电影文化研究活动。一方面，针对展映电影组织各种专题论坛，邀请国内外电影制作人及相关专家进行讲座和研讨，引导受众更加透彻地认识和了解电影中的各种文化信息，帮助受众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增加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和尊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挪威电影协会针对本国学龄前儿童和青少年开展了一系列电影文化活动，包括电影工作坊、讲座和展映进课堂等，甚至设立了儿童电影馆和电影俱乐部，播映经典电影、短片以及纪录片。这种从小抓起的电影文化教育，对于培养年轻人的文化接受能力，提高全民艺术文化素质，储备跨文化传播人才，都具有积极意义。另一方面，许多电影档案机构用自己的出版物和网站宣传资讯并发表研究成果，还开展相关的电影学术活动，鼓励科研项目进行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和功效等的研究。可见，如今的电影档案机构，不仅是电影文化研究活动的组织者，也是电影文化项目与课题研究的承担者，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电影文化的教育者。
2.3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电影档案机构不仅在自己的国家和地区积极投身电影文化交流，也广泛参与世界范围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和电影档案机构的联盟会议，不断增进互助合作。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一直以来延续他们的贷款项目来资助国内外国际电影档案联合会的成员机构开展公开电影展映活动及保存项目。越来越多的电影档案机构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电影节或电影展，宣传本土电影文化的同时，体验和学习他国电影文化。2013年，中国电影资料馆组织参加了7次在其他国家地区举办的中国电影展；挪威电影协会除了参展国外的电影节和电影文化周之外，还将大量的附有法语字幕的挪威故事片在法国巡回展映一年；英国西北电影档案馆则是在法兰克福、奥地利林茨以及中国广东艺术博物馆参展影片；韩国电影档案馆在哈佛电影档案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以及柏林国际电影节进行韩国影片展映。共享电影档案资源。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电影档案机构的联系日益紧密，机构之间通过相互借用影片实现资源共享和充分利用。例如，东京国家电影中心在一年里借出128部馆藏影片用于38场国际电影节等的展演活动；中国台北电影档案馆借出18部馆藏影片给11个国际组织机构用于展映。“电影保存的实质并非保存电影胶片甚至活动影像本身，而是保存所记录的历史、文化以及其背后的社会记忆”，“藏和用是高度统一的”[5]。基于此，如今的电影档案馆已经跳脱单纯保存电影档案的功能局限，正充分发挥电影的文化媒介功能，通过国际档案机构间的资源共享，利用丰富的电影馆藏资源，积极参与跨文化交流和传播，将电影作为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证据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进行交流，以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和相互融合。
3电影档案机构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的挑战
在参与推进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电影本身以及档案管理方式的发展变革，各国电影档案机构面临着一些难题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如何不断更新技术，以跟上数字时代的步伐。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数字化存储工作十分艰巨。在跨文化传播中，电影档案机构的展映活动需要依托于良好的馆藏和存储。数字时代的到来迫使电影档案组织在保存上全面革新。事实上，数字化浪潮一经出现，就开始冲击电影制作领域，电影被迅速数字化，放映机构也转为数字投影，大部分35毫米电影拷贝逐步被弃用，电影档案机构在守护传统胶片的同时不得不直面新物质媒介，电影存储系统的全面升级也迫在眉睫。如何运用层出不穷的新技术保存影片，需要电影档案机构在技术研究和试验中投入大量精力。面对如此庞大的改革工程，即使是在技术先进的发达国家，电影档案机构也会觉得棘手。在国际电影档案联合会（FIAF）的年度报告中，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NARA）认为，“NARA目前最大的关注点就是升级基础设备和存储能力，不仅要将大量的历史记录数字化，还要创建比以前更大的文件夹（2K、4K、HD、SD）。虽然影片保存实验室能够实现馆藏的电影数字存储，但是由于缺乏足够强大的网络和存储环境，我们也只能保存HD格式的拷贝。”
可见，更新现有的存储功能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数字化时代，从而保障跨文化传播中展映活动的顺利开展，是电影档案机构面临的重大挑战。其次，人力缺乏。电影档案机构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急需的人才十分缺乏。一方面，电影文化研究的人才储备较为欠缺。电影档案机构开展的各种推介电影跨文化传播的展映、论坛和讲座需要大量从事电影文化研究的专门人才。电影档案机构虽然已经开始意识到相关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在这上面的投入还远远不够。另一方面，数字、网络技术人员也严重缺乏。数字技术的特点在于它处于不断变化和更新的动态过程中。为顺应数字时代，电影档案机构必须配备相关技术人才，更新机构内部的数字及网络技术。电影档案机构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帮助创建健全的网络环境以顺利与国际接轨，接受和传输最新的跨文化传播信息，从而实现国际电影档案组织间紧密的跨文化交流与合作。再次，预算经费和资金不足。资金不足也是电影档案机构需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胶片保存本身需要较高昂的费用之外，数字设备购入、维护与更新也是需大量资金。另外，人才培养、电影展映、专家聘请、网络建设、刊物出版以及交流活动均需资金支撑。从年度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电影档案机构的经费来源大多是国家和政府部门的拨款，在数目上不尽相同。当前，电影档案机构大都遭遇资金预算紧张的困境。资金不足使电影档案机构在应对挑战时力不从心，相关的文化传播交流工作也受到较大制约。
1959年,美国文化人类学者爱德华・霍尔在其著作《无声的语言》中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一术语。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传播科技促进下全球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已成为广泛涉及各个社会领域的一种社会行为。①从学理上说,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属于不同文化体系的个人、组织、国家之间所进行的信息传播与文化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的核心是它的“跨文化”。②从形式上讲,跨文化传播主要包括两类:一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传播活动,为跨文化传播的主要形式;一是通过日常生活的耳濡目染而进行的传播,这种形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更贴近,也更容易被接受。
跨文化传播给一些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了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文化的输入方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也是文化的输出方,为本土文化的对外传播也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文化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同样存在一个“剪刀差”的问题。客观的数字表明,跨文化传播双方的文化流通量并不是对等的,甚至是差异悬殊的。以电影为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制品的出口值,“仅在欧洲地区就达到300亿美元,超过了航天工业”。欧洲电影市场的75%以上是被好莱坞电影控制的,欧洲电影票房收入的75%以上也是被美国制片商拿走的,光是一部《泰坦尼克号》,收入就达18亿美元。虽然欧洲有着比美国更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但在跨文化传播上却败下阵来。就像一位法国学者所言:虽说法国也是强势国家,但在美国文化面前法国文化依然是弱势文化。③
欧洲尚且如此,中国当然也不例外。2000年浙江省共投放市场22部进口影片,除四部系香港拍摄外,其余18部均为美国影片。其中占据2000年进口片票房前10名的有《碟中碟续集》、 《恐龙》、《黑客帝国》等8部美国影片,其票房收入基本每部都在200万元以上;1998年浙江放映《泰坦尼克号》时,观众更是高达206.5万,票房收入达3654.8万元。而杭州的浙江庆春电影大世界2000年放映22部进口片的票房收入为813.6497万元,竟然超过了该年度该影院放映的其余107部国产片票房收入的总和。④虽然该数据显示的只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影视文化对我国电影市场的巨大冲击,以及所占有的巨大经济份额,但更深层反映的却是我国及更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形式之下,明显处于劣势地位,文化输入大于文化输出,出现了严重的文化逆差。
其实这种文化逆差对输入方来说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甚至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威胁。因为多年的文化逆差带来的后果只能是外国文化的呈几何数增长,而本土文化却被一再稀释,最终在外国文化的包围下消解。文化殖民也就此产生。
所以,跨文化传播对那些处于传播弱势的国家来说,只能是一个经历了文化逆差和文化渗透之后走向文化殖民的过程。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悲观主义的味道,但确实可能。文化殖民不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个严重的威胁,更对于本民族的民族认同和凝聚力提出了巨大挑战,这时的国民无异于外国的文化奴隶,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精神脊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文化逆差甚至文化殖民的出现呢?
第一,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跨文化传播之战。跨文化传播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无论是产品的生产还是市场的开拓,每一环节都是以大量资金投入为保障的,没有经济支持,跨文化传播就像是一座空中楼阁。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作为美国最大的传媒公司之一,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也确实“破费”不少。1996年10月,新闻集团下属的国际新闻公司斥资75万英镑促成了“古代中国奥秘展”在英国举行;2001年,在上海正在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默多克请求中国政府准许他们在上海举办一个媒介最高层会议,并邀请百余家国际大型综合传播公司的CEO出席,以示对中国市场的好感和关注。⑤这一切是一般的传媒公司承受不起的。恰恰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大多也都是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曾饱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当年的掠夺所造成的损失使他们历经百年也难以恢复。当武装侵略已成往事,新一轮的跨文化传播之战袭来时,他们仍无力抗衡,再次面临被殖民的危险。
此外,跨文化传播需要足够的技术支持,无论是信息的发射还是接收,都需要极高端精密的设备,这同样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但一些国家由于受自身的经济实力的限制根本没有完备的传播系统,在本国内传播还是个问题,更不要说跨国传播了。据统计,全球至少有65%的信息源和信息接收终端是美国,光是技术成本这一项就不知要使多少国家望而却步。
第二,缺乏对本土文化的保护意识,致使本土文化流失严重。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形式,这些历经千百年锤炼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的精神支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文化维系着民族的融合和种族的延续,文化促进着整个人类的文明向前发展。但现如今,本土文化流失却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拿我国来说,端午节本来是纪念我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传统节日,但前些年韩国却要将端午节申请为本国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后来证明是一场误会,但这也确实应该使国人反省。现在一提起端午节,恐怕马上联想起来的就是吃粽子,关于端午节的来历、传说、习俗恐怕都已被忘得一干二净了。再拿古建筑来说,原来古老的四合院、胡同在现代的推土机之下也早已灰飞烟灭,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几经复制的高楼大厦,穿梭在这些水泥森林中间,实在感觉不出中国的特色,也找不到与别国的不同。
跨文化传播对于处于劣势的国家来说无异于是一场文化洗礼,对本土文化就是一种挑战,如果自身对本土文化都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些老祖宗留下的遗产只能在后代子孙手中消散。
第三,文化理念落后,缺乏创新意识。文化具有时代性和先进性的特征,而先进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博纳和创新,文化创新不仅能丰富原有的文化,而且可以使本土文化走的更远。但事实表明,在跨文化传播中处于劣势的国家往往缺乏这种文化创新意识,只知道啃老祖宗留下的馍,多年来所炫耀的文化永远是一成不变,再美味的汤也有喝腻的时候。这一点我们确实需要向跨文化传播中处于领军地位的美国学习。那就是不断创新,博采众长,提升自己。
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中也存在这个问题,虽然我国已经在外国建立多所孔子学院,虽然我国的文化也得到了传播,但内容却总是老一套,不能与时俱进,不能文化创新,其传播效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已经全球化,既然跨文化传播不可抵挡,既然这种大局不可逆转,目前处于弱势的国家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再自怨自艾,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加以应对,争取在传播单渠道、传播霸权之下发出自己的声音。
首先,弱势国家应该打开国门,接受跨文化传播。现在已经不是老死不相往来的时代,闭关锁国也根本不可能,与其被动接受还不如主动迎接,而且外国文化中确实也有很多先进的思想、技术、理念需要我们学习,如果能恰当的吸收这些先进文化,对弱势国家是大有裨益的。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可以让弱势国家直接吸收人类先进的文明成果,从更高的起点上开始发展,比自己脱离世界闭门造车要实际的多。
中国一直就有自己的看待世界、与异文化相处的观点,包括“大同”、“和而不同”、“中体西用”、“习夷以制夷”等等。甚至在一些诗句中都些微透射着中国人的跨文化的胸襟和气魄,比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些思想对于全球化的今天同样适用。
其次,对待外国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能够吸收外国先进文化固然是好,但涌进来的往往是鱼龙混杂。而且一些西方国家还别有用心,在所传播的内容中带有明显或隐蔽的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蛊惑,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跨文化传播对苏联解体的影响就是最有利的证明。所以,弱势国家对待跨文化传播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吸收进步的文化为我所用,对那些埋藏其中的“暗箭”要提高警惕,切不可疏忽大意。所以在接受外来文化传播时,应始终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要分清主次,铭记本土文化才是主体,外来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丰富和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受其鼓动,否则就太得不偿失了。
最后,跨文化传播时要注重传播策略。弱势国家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要讲究策略,由于受自身经济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大批量输出且面面俱到,弱势国家应选择一条既经济节约又符合本土文化特色且能产生良好效果的传播策略。
(1)选择对方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传播。跨文化传播中,内容好固然重要,但传播形式也同样重要,传播中要选择那些喜闻乐见的形式,尽量让人们在轻松愉快中了解本国文化。
(2)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来传播。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自然对当地文化更熟悉更亲近,跨文化传播中如果能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找到其间相通、相近的地方并以此为突破口来传播本国文化,当地人接受起来一定更容易。就像肯德基,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超过麦当劳,其原因就在于肯德基更注重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3)选择人类相通的情感进行传播。由于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渊源、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各不相同,各国、各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但宏观来说,作为人类来讲,仍然存在着相通的“类”情感,例如对美的追求,对爱的向往,对正义的崇拜等。跨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抓住这相通的情感来传播本土文化,其效果是得到过见证的。例如那些流传于世的世界名著,之所以受到各国读者的喜爱,除了优美的词藻、惟妙惟肖的描写,吸引人的故事情节之外,最根本的是故事中都贯穿着人类普遍认可的情感认同,这会引起人们的情感共鸣,而这种共鸣是不受国界限制的。■
参考文献
①童兵,《试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认识误区》,《新闻大学》,2004年,第23页
②同上,第20页
③尹韵公,《谁在对谁行为?――跨文化传播的思考》,《传媒观察》,2005年3月,第24页
④参见百度百科
大约从东汉起，筝就传人了贵州高原。这是中原封建统治王朝政治势力向贵州地区扩张后汉文化向边缘地区传播的结果。但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筝并未扎根于贵州少数民族文化土壤中，成为民族乐器大家族中的一员。从传播学角度说，这是一种无效传播。
文化在不同文化体系间的传播是一种跨文化传播。民族是一种文化群体，因此跨文化传播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某种文化的跨民族传播。跨文化传播分为有意传播和无意传播等形式，从传播结果看则可分为有效传播和无效传播两种。有意传播是一种有意识的目的性很强的传播，无意传播是一种虽然传播者没有传播意图，但由于某种原因，传播者与被传播者发生接触，被传播者吸收了传播者的文化，使文化传播在无意中发生效果的一种传播。有效传播指所传播的文化被对方接受，成为对方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无效传播则指虽然有传播行为或不同文化体系的人群发生接触，但一方的文化未对另一方发生影响、被对方接受的传播。
古筝未能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是跨文化传播无效的一个典型案例。对此进行深人分析研究，对进行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为什么古筝没有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乐器?过去，学术界没有人对此做过分析。在本文中，笔者试作初步的探讨。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贵州境内陆续发掘出了与筝有关的文化遗物。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黔西县境内东汉墓中发掘出一尊抚筝俑，高11.2厘米，身穿右枉长袍，筝横置于双膝之上，低首，作跪坐抚筝状，阴线刻画出衣纹及弦(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30页)。1975年，在兴仁县雨樟区交乐乡的汉墓中发掘出了一尊抚筝陶俑，头著巾啧，身着右枉宽袖服，内着圆领衫，高鼻大嘴，唇上留着短胡须上身微倾，双膝并跪，身前置一筝，琴身一端斜伸向左前方着地，左臂前伸，右臂内曲，以掌沿及中指、无名指、小指触弦面，拇指、食指捏作圆形拨弦弄琴，聆听沉思，似乎正陶醉于自己弹奏的音乐声中(见《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245页)。1991年12月，在贵州仁怀河马东汉砖室墓中发掘出的“仁怀抚筝俑和听琴俑”，由灰砂红陶塑烧而成。其中一尊高27.5厘米，宽25.5厘米，头着啧，身穿宽袖长袍，盘腿而坐，琴平置于膝上，双手抚琴，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另一尊听琴俑高24厘米，宽17厘米，为一成年女性，身朝前微倾，头向右斜，凝神屏息，侧耳聆听，显出一副神态祥和的样子，仿佛被悠扬的琴声打动(见《贵州文博》1993年1,2合期《仁怀合马东汉砖石墓清理简报》，顾新民执笔)。贵州黔西文史馆收藏的“黔西托筝俑”是一位双手托筝的少女将筝高举过头，或弹奏，或献给地方。贵州赫章县可乐乡出土的摇钱树缠枝右下角的镂空花抚琴图，从线的形状看，可能是古筝。古筝与古琴外形有着明显的区别:1.古筝底板平，而面板较拱，形成较大的共鸣腔;而古琴的面板较平，共鸣箱较小。2.古筝有前梁和后梁，而古琴则没有后梁。筝与琴还有很多不同，兹不赘述。古筝并非贵州的“土特产”。汉元帝黄门令史游《急就篇》(三):“竿瑟茎侯琴筑筝。”注:“筝，亦小瑟类也，本十二弦，今则十三。”汉应邵《风俗通》:“筝，谨案《礼·乐记》，五弦筑身也。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按;凉州在今甘肃一带。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开辟了河西四郡，即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武威，即武功军威之意，因此而得名。当时武威郡下属姑减、张掖、武威、休屠、次、莺鸟、扑、温围、苍松、宣围10个县，治所在故减。元封五年(前106)，分天下为13州，各置一刺史，史称“十三部刺史”。武威郡属凉州刺史部，凉州之名自此始。意为“地处西方，常寒凉也”。三国魏黄初元年(220)，魏文帝置凉州，一直到西晋，姑减均为凉州治所。东晋，十六国时期，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及唐初的大凉，都曾建都于此。并州在今山西境内，古属冀州之域，虞舜以冀州南北太远，分置并州。应邵曰:“地在两谷之间，故曰并州。”夏仍为冀州地，周曰并州。《周礼·职方》:“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蔽曰昭余祁，曰淖沱、呕夷;浸曰沫、易。”据《舆地广记》载，周并州包括今山西全境和河北、内蒙部分地区。
上述记载表明，古筝在汉代就已广泛流行于今甘肃、山西一带，其产生的时间还可上溯。据文献记载，古筝至少在2500多年前便已存在。由焦文彬先生所引《甘州府志》(清·王曾翼撰)中的“乐操土风，而以占德，柑击弹筝，本秦声也，西睡最尚”这句话可知，在西周年代，秦人聚居西睡之时，筝就用来作为占卜、伴唱的常见乐器，为秦人所崇尚。到了汉代，古筝被纳人宫廷作为宫廷乐器，古筝曲也成为宫廷中演奏的乐器，在宫廷乐府所采集的各地民歌中，皆有用筝的历史。东汉文人中赞扬古筝的作品也不鲜见，如古辞《善哉行》中有“以何忘优，弹筝酒歌”。张衡的《南都赋》中“弹筝吹笙，更为新声。”侯瑾在他的《筝赋》中说“享祀祖先，酬醉嘉宾，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
古文献对古筝所谓“五弦筑身”的描述，“筑”通“竹”，是说筝是一种用竹制作的有五根弦的乐器。它的形制和流行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从黄帝时代生产出来的第一代音乐—乐舞开始，乐器作为音乐表达的工具，便已存在。在音乐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器乐逐渐从三位一体的歌舞乐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在华夏大地几千年的音乐发展史上，先民发明了数以千计的乐器种类。伴随着先民在音乐活动中对音色和音乐表现力的追求，这些种类纷繁、丰富多彩的乐器不断优胜劣汰。古筝这种源于“大竹筒”制作的五弦弹拨乐器，经受了大浪淘沙，不断地进行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最终以其优美的音色和丰富的表现力独树一帜。到了隋唐时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空前繁荣，音乐文化呈现出光辉灿烂的景象。此时的古筝(近代以前称秦筝)，在中原地区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高峰，出现了“本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白居易《邓舫张稳落第诗》)的繁荣局面。其实，这并非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早在隋唐以前的数百年间，从古筝的产生到逐步发展，已为这一繁荣景象奠定了基础。
流行于中原一带的古筝随着中原封建王朝政治势力的扩张向各地传播。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出土的汉墓中发掘出来的抚筝俑，说明至迟从汉代开始，古筝这种乐器就随着汉朝的军队和官吏到了今贵州一带。
贵州自古以来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现。
首先，封建统治王朝对少数民族的军事征伐。据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史上的统治者对贵州这个地处偏远的“荆蛮”之地曾有过几次征伐。《今本竹书纪年》说:“(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氏羌来宾。”《易地既济》说:“(殷)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说:“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这些都是明证。今贵州就是鬼方的主要部分。伐封时，建古样柯国(春秋时期的贵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曾言:“南至吴、越、巴、群柯……之国，莫违寡人之命。”《(管子·小匡)》史载，楚顷襄王时，派庄踌西征，夜郎战败迎降。
其次，为了加强中原封建王朝对贵州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统治者施行“募豪民田南夷”的屯田制度，大量汉族官吏、军队和民众不断向贵州迁徙。秦代，秦始皇为削弱并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曾迁中原地方的豪富散居各地。汉武帝开通西南夷后基本将贵州地区纳人了汉朝的行政管理范围。为利于全国的统一，他对夜郎侯多同“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推行移民屯田政策，迁徙不少官僚、地主、商人到贵州。为加强中央与西南地区的联系，他开辟交通，设置邮亭，进人夜郎地区的官僚、地主和商人中，不少人被赐予土地，封以官爵，子孙世袭。这些迁人的移民，带来了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其中自然包含了乐器—筝。
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之所以有了现实生活中的古筝，才有了民间制陶艺人的反映古筝弹奏的陶工艺品。在纵横几百公里的汉墓中贵州各县发掘出反映古筝题材的陶艺作品，也说明当时古筝被带到贵州后，流行地域相当广。殉葬物件一般应是死者生前喜爱之物，与死者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不太可能随其进人墓葬。以此推测，以古筝作为殉葬物的死者，生前可能就是喜爱弹奏古筝的人。音乐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功用有很大的广延性，统治阶级把它作为道德教化、政治驯化的工具，封建文人以之作为修心养性的必备之物，民间百姓用来从事风俗活动，作为封建儒家文化代表人物的孔子，尤其崇尚音乐的道德教化和政治驯化的功用。自庄踌王滇，到秦及西汉在贵州地区设置郡县，开发西南，华夏文化的主流，便随着秦汉的大一统态势和一批批汉人的迁徙而逐渐向全国渗透，贵州也不例外。此时的古筝，已不是雏形时期那种“五弦筑身”的形式，而是一种构造较为复杂、表现力较为丰富并被朝野广泛采用的乐器。“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在开发边疆，经营西南，从政治、经济、文化上对西南地区实行统治时，那些按照皇权意图迁居到贵州的“使者”，自然不会将古筝这一令朝野人士青睐崇尚的雅器束之高阁。
古筝被带到今贵州地区后，似乎并未被少数民族吸收。从出土地点看，古筝分布地区主要居民为少数民族，如布依族、彝族、讫佬族、苗族等。这些都是贵州的世居少数民族。根据汉文献记载，贵州历史上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夷多汉少”，少数民族人口长期占贵州总人口的多数，这种情况到清代才逐步改变。在这块土地上，各民族虽也曾发生过纷争，但总体上是和平相处的。由于民族间的交往，文化也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音乐文化也是这样。比如，AJr:呐、箫、笛、饶、钱、二胡等乐器在各民族中皆流行，铜鼓、月琴也在部分民族中同时流行。但是，贵州各民族乐器中，惟独没有古筝。到目前为止，也尚未发现汉文献或少数民族文献对各少数民族使用古筝的记载。这说明，古筝虽然早就传人贵州一带，但似乎并未对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产生影响。从贵州各县出土的表现弹奏古筝的陶佣的服饰看，均为汉代中原一带服饰。比如男子头上着岐，身着宽松的袍。啧是一种包头巾，初为民间所服，至西汉末上下通行。《急就篇》(二):“冠啧答簧结发纽。”注:“债者韬发之巾，所以整靖发也。”汉代的男子大多穿宽松的袍服。这些情况表明，古筝使用者并非当地少数民族，而是从中原进人贵州的人士。
为什么古筝没有被少数民族群众吸收，从而成为少数民族乐器中的组成部分?笔者在此试作分析。
首先，古筝“身份高贵”，而民族和阶级壁垒使其难以成为少数民族广大普通民众享用的乐器。
古筝作为一种古老乐器，战国时期就己盛行于“秦”地。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李斯列传·谏逐客书》中，述及秦国乐舞的一段说:“夫击瓮，叩击、弹筝、搏脾，而歌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
筝乃“真秦之声也”，因此历来就有“秦筝”之名。文中值得我们推敲的地方，就是“击瓮、叩击”与“郑卫桑间”对举，而“弹筝、搏辞”又与“韶虞、武象”对举，以及接下去的“今弃叩击、击瓮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这样的文字。在这里，作者的对举显然不是为了文采，它反映的是“乐”与“舞”的形式和内容，所谓“郑卫之音”，就是“桑间淮上”，指的是郑国和卫国的民间音乐，由此可见“叩击、击瓮”乃是秦国当时的民间音乐，“韶虞，，即“韶箫”，也就是孔子听了后赞之为“三月不知肉味”的《韶》。据说此乐为大虞所作。这音乐显然不是民间音乐，而是宫廷音乐。由此可见，至迟于赢政当政之时，秦国已用“韶箫”替代了筝，可见筝原属于秦国宫廷所用的乐器。到了汉代，也是主要的宫廷乐器。
当中原王朝的军队、官吏以及中原汉民来到今贵州一带少数民族地区后，从民族关系看，“华夷”之辨的民族观使他们不能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在他们看来，少数民族不过是一些尚未开化的野蛮人，而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怀着歧视和防范心理，这些进人贵州地区的中原人就与各少数民族民众有了很深的隔阂，不可能打成一片，他们带来的古筝也就难以被当地少数民族接近和接受了。
为了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中原封建王朝也通过拉拢少数民族上层的方式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比如汉武帝对夜郎侯多同就采取“喻以威德，略为置吏，使其子为令”的策略。但从中原封建王朝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整个都属于被征服者、被统治者，少数民族上层对于少数民族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双重的阶级差异，也构成了古筝在少数民族中传播的深深鸿沟。
通俗电视剧反映世俗的生活和世俗的情感。它的产生是有多方面背景原因的:1社会开放:大众文化的通俗审美特征更多的要求电视剧能以其娱乐功能，调节紧张情绪，舒展其生命力。在这种特定的精神要求下通俗剧应运而生。2经济影响:通俗电视剧更具有商业价值，更宜于推向市场便于大众消费，有较强的商品属性，使它能够在文化市场中求生存求发展，并在市场竞争中，对高雅电视剧产生挤压甚至于排斥。3电子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使其更易于传播，从而产生更广大的受众面。
一、通俗电视剧的主要审美特征
1.故事性与语言性以“讲述一个故事”来满足大众想“听一个故事”的愿望，《绝望主妇》用一个死去主妇灵魂的叙述作为旁白，引领着每一集的故事推进，他居高临下地用既甜蜜而又讽刺的声调把生前亲人、朋友的故事描述给电视观众。对于语言的运用，它更鲜明的体现了与国内通俗电视剧的不同。在媒介的传播中语言和文字，图画一样都是一种符号，而非事件的本身，是人们摄取外来刺激，通过思维赋之以形式，最终受众再对其进行解读。《绝望主妇》的语言特点就是直接明了，用最直观的方式刺激受众的听觉，以加强感染力的。举儿个例子来看一看:加布丽尔·索利斯是剧中一位离不开金钱的主妇，她说:“我试过从贫穷中找快乐，可根本找不到快乐。”这句话相信应该表达了当今社会众多人的心声，在大家还在含蓄的表达“金钱不是万能，没钱是万万不能”时，剧中人物却一语中的，与中国许多电视剧中“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主题相吻合，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让人大呼过瘾。不仅如此，美剧的语言直白的涉及到中国电视剧不敢随便谈论的话题，这与文化差异有关，我们将在后面谈到这个问题。
2.情节性与人物性。与情节紧密联系的是人物形象，《绝望主妇》以四个性格迥异的年轻主妇为主角:离婚的单身母亲苏珊·梅尔一心要寻找忠贞长久的爱情;曾经的职场女强人丽奈特·斯加沃现在的生活被四个顽皮到令人生厌的孩子完全占据;布丽·范德坎普以强硬的铁腕风格治家，事事追求完美，直到发现丈夫居然有了外遇，她对整个家庭的统治开始走向土崩瓦解;加布丽尔·索利斯年轻貌美，丈夫富有，房子豪华，但是这些无法填补加布丽尔心灵的空虚。四个女人的故事个各有各的特点，但是有一点她们是相同的:“绝望”笑容背后“绝望”的生活，现实的观众也在她们身上找寻着自己的影子。生动的人物形象与丰富的故事情节有机地浑然一体，确实构成了通俗电视剧对受众的主要吸引力。
3.通俗性与时效性。通俗与高雅对立，它以其娱乐功能和商业价值占有广泛的市场。当红明星的加盟和热门话题的探讨使制片商最大的卖点。该剧中美女、隐私、丑闻、谋杀、探案等热点元素应有尽有。比起曲高和寡的高雅电视剧、自然会有更好的传播效果。
4.大众性与受众性。通俗电视剧是大众的艺术，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电视剧都要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相反，它的大众性应该是以类型丰富和风格多样来获得更多的受众。美剧的受众应该是广大的年轻人，他们乐于从网络上获得更多外来文化的信息，并且永远站在风日浪尖引领着这种文化。《绝望主妇》不仅以女性婚姻观为主题获得了主妇的追捧，还因其与《欲望都市》的相似性吸引了更多男性的眼球。
二、开放度与本土化
如今，通过网络观看美剧是目前最为普遍的方式，央视国际部引进的《疯狂主妇》曾引起一阵观众对其语言翻译的讨论。在央视版的《疯狂主妇》中，所有关于”性”的话题被删去或弱化了，而以”爱情生活”、”卧室生活”等一系列含糊字眼来代替，如此的翻译与配音自然成为了中国”主妇”迷们的”众矢之的。
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多年的实践中为中国电视观众引进，译配，制作了大量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工作并不只是单纯的翻译与编辑，而是要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在保留开放的程度上进行本土化，通过一种传播的艺术实现更深远的跨文化交流。
1.开放的广度。引进节目的范围，节目的品种，引进的方式都在不断实践的过程中拓展。早期的港台、日本到现在的韩国、印度;改革开放初期经典影片的引进到情节性较强的电视剧;单个节目的引进到通过公司合作的整体引进，都在证明开放的广度。
2.开放的高度。整体文化格局可以划分为三类: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符合主流文化的较少，但是通过经典名著改编的影片体现精英文化很早就已经出现。不仅如此，适合大众文化口味的电视情景剧也开始出现。正因为如此，为了与主流文化相适应，并且保持作品原有的个性与民族文化，更加要求央视这样一个国家电视在放大限度的基础上把握好尺度。
本土化是使引进节目的核心，无论央视引什么内容的作品他都不能脱离我们自身的文化，否则他将失去受众，更不能偏离当今社会正确的价值取向。因此按照我们民族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和审美趣味去选择加工改造，并加以修饰是必须的步骤。其中语言的表述就是跨文化交流中最棘手的问题。例如在《绝望主妇》中，所有关于”性”的话题被删去或弱化了，而以“爱情生活”、”卧室生活“等一系列含糊字眼来代替，也许受众完全明白为什么会被如此翻译，但是却接受不了这般现实，倘若能够接受，相信这部电视剧也就很难在国内引来收视狂潮了。
如果说语言的表述是必须在翻译时经过修饰的，那么该剧中黑色幽默的叙述方式则是中国电视剧需要借鉴的，用喜剧的表现形式去描述残酷现实生活，实际剧中每个人都是不快乐的，她们把自己最痛苦不为人知的一面隐藏在内心的灵魂深处。黑色幽默在当今中国年轻人的眼中拥有广泛的市场，他们以美国冷幽默来讽刺上一辈人的生活态度，并激励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继续生活。
再比如电视剧创作的机制，美剧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每集的结尾留下一些悬念，编剧则根据民意以及自身的灵感讲故事继续续写。这就是与本土电视剧最大的区别，电视可以根据大多数人的愿望发展，它保证了电视剧的质量也稳定了较高的收视率。所以一方面，有些东西因为本土化而被剔除，而另一方面，更多的精华因为本土化的需要而被吸收。
也许在《绝望主妇》之中很难找出与我们自身的文化相似的东西，相信央视在引进它时也并没有刻意的要求剧中有本土化的元素，但是为什么它能在当今社会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因为差异性的文化正在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而变迁，变得相似。
三、美剧中的跨文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