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张麒麟，禹里镇紫阳村第一书记，来自县医疗保障局。县医保局是机构改革成立的新单位，2019年6月组织部调整帮扶部门，医保局接替原安监局帮扶的紫阳村，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大家都知道：我县扶贫的攻坚期和高潮期是2016年、2017年，资金项目密集到达村社，政策红包屡屡抛撒贫困户，村容村貌发生天翻地覆变化，贫困户实惠多多，获得感满满滋涨。2018年紫阳村22户贫困户全部脱贫，贫困村整村退出。这个时候接过帮扶接力棒，群众有期盼，更多会作对比。如何跑好下一棒，胜利到达终点，对我们来说是个课题，更是一次考量。说实话，初到村上任职还是想给群众点实惠，买点人情拉拢关系，便问村干部村上有没基础设施需要小修小补，一万把元钱的资金还是可以解决的，可是他们左思右想都没有是要做事，基础设施建设都较完善了，看来打开工作局面很难。
经过一番学习和思考，我认识到这阶段的帮扶重点是巩固提升脱贫成效，工作重心应转移到常态化帮扶和后续帮扶。对此，我从小事入手，立足于后颈发展。
一量身制定巩固提升计划，督控实施。我们有效统筹帮扶责任人的力量，要求帮扶人不能有给钱给物的做法，要有帮助贫困户增收的办法。帮扶责任人深入22户建卡贫困户，逐一开展走访，对每户的家庭人口信息、产业情况、收入结会哪样手艺等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做到家底清，情况明，尊重群众意愿拟定巩固提升计划，报村支两委商议评定，再次优化，巩固提升计划做到因户施策，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要求帮扶责任人指导落实。通过巩固提升计划实施，贫困户普遍增收，脱贫成效得以巩固并有效提升。
二关注重点户，施展特殊帮扶。贫困是个动态现象，脱贫只是阶段状态，返贫随时可能。蔡明菊家2017年脱贫，2018年3月厄运降临他家，丈夫患癌症去世，家中失去壮劳力，家中有位精神老人，2个小孩上学，全家唯一依靠是位中年妇女，家里收入只有150元每人的低保费，返贫风险凸显，为力有效防止返贫，我们充分用好用活预警机制，主动对接民政局，争取低保调标，把低保金调高到300元每人。积极向镇党委政府汇报，争取到产业周转金分红1200元，通过政策兜底有效防止该户返贫。蒋云是光棍贫困户，收入靠公益岗位村保洁员工资，2019年10月在岗已满3年，按要求必须调整。蒋云失去公益岗位也就失去收入，就会返贫，当务之急要解决其就业问题，经帮扶责任人村干、托亲朋好友轮番轰炸，终于把蒋云动员出门打工，保证工资收入。刘永城是重度残疾人，对他的帮扶我们一起分享个省医保征集我们的故事，名字叫
扶你站起来向前走
“喂，张书记吗？我儿子从轮椅上站起来啦、真站起来啦！掌着扶拉杆还能走几步嘞！……这要感谢党的政策好啊、感谢医保局领导和干部们……”大清早，县医保局派驻禹里镇紫阳村第一书记接到贫困户家报喜电话。电话另端的父亲是那般惊喜和感恩。“耶，真好！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电话这端的第一书记此时也激动得不知说啥好。顷刻间，扶贫路上的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
初见刘永城，一个青年男子坐在轮椅上，年迈的父亲正在给他一勺一勺喂饭，这情景深深的震撼着帮扶干部的心，触动着帮扶干部的魂。刘永城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天有不测风云，一场车祸，厄运降临他头上，一名壮年男子被废掉，从此坐上轮椅，生活不能自理、语言无法交流。母亲也在这场车祸中丧身，只留下年过花甲的父亲来料理儿子的吃喝拉撒，爷俩靠低保维持生活。经济的拮据和生活的窘迫，刘永城想康复治疗，重新站起来，对他们家来说既是奢望，更是绝望。
可是“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一户，”这是脱贫攻坚庄严的承诺。
正当父亲为儿子康复治疗和一家生计问题发愁时，一场及时雨—精准扶贫政策来啦。刘永城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户，列入医疗保障扶贫重点对象，成为医保局重点帮扶户。
医保局为刘永城家量身制定了帮扶计划，派专人实施。“大爷，你家已识别为建档立卡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自筹款不用交了，由政府代缴，住院自付比例只有9%，
先治疗后付费，还可以享受医疗救助、健康扶贫等系列政策。像你家这情况，属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几乎不用自己掏钱呀，你该把儿子送去继续治疗吧，看看是否有好转……”帮扶人员耐心细致地宣传医疗保障扶贫政策，苦口婆心动员父亲继续给儿子再作康复治疗。父亲听了半信半疑，似乎觉得幸福来得有点突然，一脸茫然。“还是算了吧，娃已经成这个样子了，听天由命呗，虽说医疗费可以减免，但生活费我们也交不起呀……”父亲持破罐子破摔的态度，纠结交不上生活费，并没当即答应我们。
看出父亲的心态，明白父亲的顾虑，我们也没轻易放弃。跑民政局，争取临时生活救济，调标低保金，去残联，协调兑现残疾人补助，访企业，拉赞助，好在所到之处都挺给力，生活费不用愁了。帮扶干部再次上门轮番“轰炸”，父亲终于答应儿子康复治疗，先后送入中羌医院和残疾人康复中心长期治疗。治疗期间，局领导多次到医院协调减免费用、开设绿色通道，协调成宇药业公司爱心捐赠……一系列的扶贫政策和帮扶措施叠加，改变这个家庭的艰难处境，保证了刘永城按疗程入院科学治疗。
2019年6月22日，局领导一行到刘永城家走访慰问，了解到刘永城居家条件差，康复锻炼场地设施设备简陋，无顶棚，晴天晒、雨天淋，锻炼不方便，影响康复效果。回到局机关，召开局党组会，研究解决方案。组织单位职工捐款，从驻村工作经费中挤些钱，多渠道筹资，安排专人负责，为刘永城家安装了康复训练扶拉杆，搭建了彩钢棚。这样一来，刘永城居家条件改善了，在家期间康复锻炼方便、舒适多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疗和爱心帮扶，奇迹终于出现了，喜讯传来了—“刘永城站起来了，还能向前走几步。”
这个喜讯是份沉甸甸的脱贫成效达标认定书，承载的是扶贫政策精准滴灌的硕果，承载的是帮扶干部心血和汗水的结晶。
脱贫路上，扶你站起来向前走，小康路上，携你一路同行。
按照上级统一安排，我是中国**股份有限分公司**分公司的员工，我是2017年4月份到**村担任了村党组织第一书记。驻村任职以后，按照上级要求，认真对村情概况、组织建设情况、经济发展情况、社会事业情况等进行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其间，通过与村”两委”班子座谈、实地察看村情、听取群众意见、走访党员代表和村民代表等形式，基本掌握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整体现状。现将此次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村现状
(一)村情概况
**村，位于银坑镇东南部，距镇政府驻地20公里，全村辖15个村民小组，党员35名，农户508户，全村人口2613人，其中劳动力963人。全村现有贫困户110户512人，其中14年脱贫9户46人，其中15年脱贫24户141人，其中16年脱贫21户112人，17年脱贫6户23人，未脱贫52户190人，其中因缺资金的有38户，因病的有32户，因残的有31户，因灾致贫的有9户。按照贫困属性划分，一般贫困户有10户共48人，低保户有19户共108人，低保贫困户有40户共134人，一般农户41户共222人。全村耕地面积为1969亩，其中水田1815亩，旱地154亩，林地10009亩。
该村粮食作物以水稻、花生等，经济作物以花生.蔬菜种植为主，2017年全村种植面积1815亩，养殖业以养鱼养殖为主。
一、针对**村的实际情况，半年来我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入户宣传动员贫困户进行改厕、通户路建设，空心房整治。
（二）全面摸排贫困户子女就读情况。
（三）按照“夏季整改”行动的要求，落实整村普查工作。
（四）为全村部分户贫困户更换了帮扶联系牌。
（五）配合村委入户核查全村低保户家庭情况。
（六）摸排贫困户“产业信贷通”情况。
（七）动员有就业意愿的贫困户参加技能培训。
（八）为村集体产业发展出谋划策，为“高标准农田”建设招商引资。
（九）开展了见人见房入户核查工作.
(二)经济发展情况
产业：主要以种植水稻、蔬菜为主。养殖业主要有牛、猪、鸡、鸭等。农民收入主要依靠种养殖和到企业务工。自开展扶贫攻坚以来，村民经济意识和脱贫的意愿不断的提高，种植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单纯的粮食作物种植，转变为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且经济作物占到一定比重，主要经济作物为蔬菜等，使村经济收入有了很大提高。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养殖业也有所发展，养猪、养鸡鸭快速发展，成为村经济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支柱。其它行业也有了长足发展，
(三)社会事业发展情况
首先表现在人民生活的提高，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农民对土地的投资信心增加，产量年年增长，全村95%的户有手机电话，摩托车拥有量达到70%，村庄建设也有了巨大的变化，房屋宽敞整齐，配置了农村保洁员，改变过去的脏乱差，村民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二、**村发展的优势
(一)民情优势
一是**村民风淳朴，村民民主意识较强，法制观念较好，政治意识较浓。二是群众求富心切，各自都在积极寻找门路，力求尽快走出贫困，因而易于引导。三是经过近几年农业综合开发.群众的生产、生活观念有了很大转变，已从种田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解放了生产力，容易接受新生事物，创新意识明显提高。
(二)资源优势
该村生态环境优美，风光秀丽，自然生态优越，环境幽雅恬静，空气清新，具有丰富的自然景观与农业基础。
三、**村发展存在问题
近几年，在上级部门的帮扶下，**村农业资源得到有效地开发，农田设施得到改善，全村基础设施条件及社会事业也有了一些改变，群众收入也得到一定提高，但仍然存在一些不利因素，直接制约着窑前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基础十分薄弱。**村属丘陵地貌，地势起伏落差较大，客观上对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带来一定困难;虽然有主导经济产业和支柱产业，农业生产总体上还是粗放生产，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农产品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上，科技含量低，竞争力较弱;劳务经济没有特色，致富项目作用发挥不明显，农民增收困难;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集体自身没有经济实体，还主要依赖政府过日子，不但拿不出资金引领经济发展、用于社会事业的投入，有时连正常工作运转也有很大的困难，产业发展和资源开发等受到资金制约。
(二)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为滞后，农村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社会事业进步缓慢，农民文化、教育、健身、娱乐场所和设施，建设需投入大量资金;受土地规划影响，基本农田，严重制约了村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脏乱差现象时常出现，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急需改善。
(三)有用人才资源较为匮乏。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差距甚远;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由于经济条件落后，人力资源水平较为落后，剩余劳动力没有经过相应技能培训，层次低，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地制约了农民的增收;有农业科技知识、管理知识和经营知识的人才不愿来，来了也留不住。即便是本地人才(尤其是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村民)，也基本上是离开家乡，外出闯荡，很难留在本地就近创业，“本地人才留不住、外地人才不愿来”的现实局面比较尴尬。
(四)基层组织建设有待加强。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农村基层广大党员、干部难以适应新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村党组织及村委会的凝聚力、战斗力、号召力不强。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加强现有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制订完善党员学习制度，采取定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不定期传达县、镇最新会议精神，通过集中学习和自学的方式切实提高现有党员的政治理论水平；发展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组织高学历人员、复员军人、致富能手等非党人员，通过学习培训、集中座谈、专人帮扶等方式，使其积极的向党组织靠拢；强化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2、完善基础设施。完善道路交通网络，部分小组通水泥路，积极争取上级部门资金，改善路面状况、修整桥梁。完善电网、水网的改造铺设工程。争取在主干道安装路灯，逐渐解决村民没有路灯夜间出行不便、电视信号差、饮用水困难问题。实施村容村貌的整治工程。修建完善排水系统、实施村庄绿化、健全环卫保洁工作，力争做到“硬化、绿化、美化、亮化、净化”，从而真正改善村民们的生活环境。
3、推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扩大种植养殖规模，积极发展产业，鼓励贫困户加入农业合作社，入社面达到90%以上。增加贫困户收入.
4.协助村里做好改水、改厕、改栏（袁冬香、管贵长、管上海、肖六月生、刘平、肖新屋、刘长生保、刘东洋、刘智辉、刘智伟、康昭堃等）通户路、通组路，通组路主要是有洋坑、新田、老屋、下珠。
5.2018年5月份做了**村的整村普查工作。
非常荣幸被选为本期培训班西林县的学员代表进行发言，我叫李想，是西林县足别瑶族苗族乡南灰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非常感谢中共百色市委组织部和深圳经理进修学院为我们在脱贫攻坚决胜期间的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们举办的这么一次难得的学习培训，同时也感谢热情好客的深圳市各级党委政府和深圳人民的关怀与厚爱。我们认为这次培训的举办非常有意义，非常有必要性，也非常及时，因为它不仅让我们充实了更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更让我们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打动了内心，深受教育和体会，收获满满。以下是我的一些体会和收货，讲得不对或不到的地方敬请批评和指正。
一、本次培训的体会
（一）站位高。本次培训请来了广东省、深圳市的知名专家、学者、领导、企业家以及来自脱贫攻坚一线的明星级基层干部，为我们这些科级以下干部进行培训和互动，站位之高实属罕见，不难体会到市委组织部和深圳经理进修学院的良苦用心。
（二）很周到。一是感觉到深圳经理进修学院为此次培训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在培训内容和课程上精心安排，既有系统性的理论知识，又有丰富多彩的专题讲座，还有可操作性强，接地气的实地调研和案例分享；二是后勤服务很周到，住宿和饮食都安排得舒适到位，接送车十分贴心；三是我们现场教学的准备也很周到，介绍和讲解很详细很有耐心；四是协调服务很周到，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曾老师和戴老师，全程组织协调、跟踪服务，你们辛苦了！
（三）很管用。市委组织部和深圳经理进修学院为我们举办的培训是一场及时雨，针对我们这些来自老少边山穷地区的基层干部视野不够开阔，思路和方法比较局限，理论知识碎片化，担当和创新意识不够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专门量身定做了一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培训。我深深感受到这次培训不仅是我在脱贫攻坚战场上的一次充电，同时也将会对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本次培训的收获
回顾两年来，修志办的工作分业务培训、制定方案、搜集资料、制定篇目、分别撰稿（长篇）、专家评审六个阶段实施：
第一阶段业务培训。2006年6月28－30日，省地方志办公室与省地方志学会联合举办了湖北省第二届修志第四次业务培训班，五位专家分别结合本届修志工作现状，从地方志基础理论知识、地方志书编纂方案、地方志书资料搜集与整理、地方志的编写与语言文字、地方志书索引的编制和湖北省改革开放20年历程，有针对性地作了业务辅讲课，局修志办4名同志参加了业务培训。通过培训，一是提高了对第二届修志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理清了工作思路；二是从宏观上把握湖北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历程，明确了第二届修志的指导思想；三是针对修志现状，着眼于方志基础理论与实际操作的了解；四是学到了新知识，掌握了新方法，有利于修志工作的开展。
第二阶段制定编纂方案。2006年6月份，按照《湖北省第二届省、市（州）、县（市、区）三级地方志书编纂方案》的通知要求，紧密结合行业特点，制定出台了《湖北省志·出入境检验检疫》编纂方案。《方案》中明确了指导思想、承编任务、编纂体例、篇目设计、行文规范、组织领导、工作步骤。志书由凡例、序言、前言、综述、组织机构、检验检疫业务、大事记、附录、后记等部分组成。志书严格按照要求编纂，搜集真实、详尽的历史资料，客观、准确地记录原湖北进出口商品检验、武汉动植物检疫、武汉卫生检疫等工作的起源、发展及“三检”合并后组建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的整个历史过程。志书上限为1979年，下限断至2000年。
第三阶段搜集资料。2006年5－12月完成资料搜集。在此期间，修志办4名同志顶高温、战严寒，抓紧时间内查外调，先后查阅局内商检档案300多卷次，动植物检疫档案800多卷次，卫生检疫档案600多卷次。同期还到黄石、襄樊、宜昌等分支机构查阅档案资料150多卷次，到省农业厅、省畜牧局、省植保站、省志办档案室调阅档案资料100多卷次。在内查外调的基础上，还分别找原“三检”老领导、老职工及检验技术人员获取大量珍贵的历史及统计资料800多万字，为《湖北省志·检验检疫》的篇目制定和编纂长篇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四阶段制定检验检疫专志篇目。通过几个月的内查外调，修志办掌握了大量资料。在此基础上，按照省地方志办公室的要求，于2006年7月底形成了《湖北省志·出入境检验检疫》篇目初稿。经修改后，《湖北省志·出入境检验检疫》专志篇目，于同年8月获省地方志办公室批准。《篇目》除凡例、序言、前言、综述、大事记、附录、后记外，共分八个大方面：一、检验检疫机构和人员；二、出入境商品检验；三、鉴定业务；四、监督管理与认证认可；五、动植物检疫；六、卫生检疫；七、检务工作；八、检验检疫科技。每一大方面前有概述，后有若干小方面。
第五阶段各负其责认真撰稿。修志办4名同志做到：一是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我负责编纂凡例、序言、前言、综述、检验检疫机构人员、检务工作；刘定发负责编纂出入境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监督管理与认证认可、检验检疫科技、大事记和附录（检验检疫重要法律法规）；燕列富负责编纂动植物检疫；刘中秋负责编纂卫生检疫。二是筛选资料、精心撰写。自2007年3月开始，修志办4名同志从各自搜集的大量、零碎资料中按篇目筛选分类，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撰写。刘定发同志先后两次住院，病未痊愈要求出院。刘中秋同志担任离退休支部书记，除组织活动外，撰写志稿不分节假日，上班在办公室撰写，双休日在家撰写。燕列富肛痔开刀住院一个月，为按期完成任务，出院后克服坐久肛痛之苦坚持撰写。截至2007年8月，完成《湖北省志·出入境检验检疫》初稿。三是多易其稿、保证质量。8月至今，修志办4名同志针对撰写的初稿，采取“各自修改、相互修改、统一修改”的方法，修改、补充和完善，多易其稿。从时限、内容、文字入手精心修改。时限尽量靠近，重点反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20年的工作业绩；内容尽量全面，确保原“三检”业务工作不漏项；文字尽量精炼，做到“短而精、少而明”。
1.1研究工具。目前，网页检测工具较多，提供的检测功能也有所不同，能够进行各种浏览器的兼容性测试、负载测试，以及网页标记语言检测等。比较知名的网页检测工具有Googlewebpagetester、BrowserShots、IETester、Feedvalidator等。网页正确性检测是W3CWebQualityTools中的功能，主要包括：（1）标记检测（MarkUpValidator），可用于检测网页上的各种常用的标记语言的规范性和正确性，如HTML、CSS、XHTML、XML、WML等；（2）Web内容的数据交换规范（FeedValidator），用于检测Atom或RSSfeed语法的规范性和正确性；（3）层叠样式表检测（CSSValidator），用于检测内嵌在HTML、XHTML中的CSS样式的规范性和正确性；（4）超链接检测（LinkChecker），用于检测网页中超链接（Link）和锚点（anchor）的规范性和正确性。本研究主要使用W3C提供的网页标记语言检测工具（MarkUpValidator），检测论文投稿网站上网页的各种常用的标记语言的规范性和正确性。通过该工具可以检测出受测网页的错误数（W3C网页标记规范性）、服务器种类、网页大小、网页格式、网页编码（GB-2312或其他）、文件类型等，并会列出错误之处及建议改进的方式。检测的方式除了可以直接输入网址外，也可以上传该网页的源代码进行检测。图1为网页标记语言检测的主界面，本研究主要采用输入统一资源定位符（URL）的方式进行网页检测。检测结果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结果摘要，叙述错误数、警告数、编码（Encoding）及网页格式（Doctype）是什么版本等，如图2所示。另一部分则为检测出的错误或警告详细结果，并列出改正建议如图3所示。1.2研究样本。由于我国学术期刊的投稿网站较多，难以对所有的论文投稿网站的所有网页标记语言的正确性进行检测，因此本研究需要选择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检测工作。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公布的2014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本研究选择其中列出的出版事业类12种期刊，以及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的18种期刊进行研究（总计30种期刊），选择这些期刊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一方面是这些期刊均属于中文核心期刊，在网络上得到的关注度比普通的期刊高[12]，一方面是出版类、图书情报类的期刊属于专门研究期刊编辑出版等问题的专业期刊，研究这些学术期刊建立的论文投稿网站网页标记语言的正确性和规范性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由于选取的30种期刊中有部分期刊没有建立论文投稿网站系统，部分仅有Email投稿方式，因此在研究中需要将这些期刊忽略，最终所选取的期刊如表1所示，有效样本为21个，取样日期为2016年4月5日。由于考虑首页为论文投稿作者首先打开的界面，其网页标记语法的正确性将首先影响到用户的操作，因此本研究将检测目标锁定在论文投稿系统网站的首页（MainPage），在网页标记语言检测的主界面中输入首页的统一资源定位符（URL）进行检测，并记录其检测结果。
2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
最后一次送书是在今年春节前夕，送的是《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最后几册样书。她没有说太多的话，但白皙的面庞上流露出淡淡的笑意。墙边矮柜上摆着《钱锺书集》《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书前是钱先生和女儿钱媛的照片，她示意阿姨把《外文笔记》摆到柜子上，就像一个惦记交作业的孩子。
去年年末，《外文笔记》第四、五辑出版，我与杨先生的朋友联系送书之事，听说杨先生虽然闭门谢客，但是出版《钱锺书手稿集》是她最牵挂的大事；而且我们这些年轻人去跟她聊聊天儿、解解闷儿，她没准儿也会很开心。果然，当我们把两箱样书搬上楼，杨先生早已笑吟吟地坐在客厅。看着我们气喘如牛的样子，她习惯性地合掌连说了好几声“谢谢”。《外文笔记》每辑卷首都有德国专家莫芝宜佳或莫律祺作为编者撰写的简介。在第五辑《简介》中，读到这一辑笔记全部是打字稿，她说：“钱锺书是用两个手指头打的。”我说：“对啊，莫律祺先生在简介中也提到了。”并指给她看那段话，她又合掌说：“谢谢！谢谢！”可见她心里对他们有多满意多感激。
2014年初，杨先生健康状况不太稳定，我总是揪着心。不久，《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一辑推出，我赶紧把样书送去，因为杨先生在休息，便交给了阿姨，心里惴惴，不知她对新书是否满意。5月29日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合办了一场新书首发仪式，不仅有很多知名专家到场，更欣喜的是听到了杨先生的录音致辞：“承蒙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和她的丈夫莫律祺热心帮助，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如今《外文笔记》出版了第一辑，全书问世也指日可待了……”原来是清华大学校友会的老师帮我们录制的。2015年2月，《外文笔记》第二辑（全三册）出版，我们将两套样书搬到杨先生家。只见杨先生正坐在沙发一侧，戴着老花镜看信。彼时彼刻，激动的心情难以言喻。她握着我的手，手心暖暖的，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杨先生好了！真是太棒了！”
自从8年前接手《钱锺书手稿集》的工作以来，对杨先生年事已高的忧虑始终困扰着我们。当时初见杨先生，她已96岁高龄，我拿着一摞小纸条忐忑不安地汇报，她为我解答了很多疑问。告别时，杨先生步履轻盈地走到门厅送我，第一次握她的手，好凉！《钱锺书手稿集》厚厚几万页稿子压在她的心头，可想而知她有多着急。
然而，这项工作的复杂性远超想象。钱锺书先生饱读诗书是出了名的，他学识淹洽，纵横捭阖于传统诗文词、文言小说、话本小说、戏曲、历史笔记、经典文献之中，但并非所有条目都有明确的标注。因此编目工作势在必行。但是从笔记手稿中爬梳出目录来，又谈何容易。幸好杨先生事前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尽管她谦虚地说：“对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编排。”照我们看来却是进行了极其深入细致的整理和编订。我们钩沉出3000余种书目后，即联系相关学者查考大量书目文献，加上规范的书目信息，再根据笔记正文确认版本信息，反复核对页码。其间因为学养不足，耽误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歉疚之情，难以言表。但是，每当我们为进展缓慢而自责时，杨先生总是说：“别着急，慢慢来，做好！”
2011年7月，《中文笔记》（全二十册）出版，正逢杨先生的百岁生日。商务印书馆于殿利总经理去给她送样书。杨先生兴奋不已，聊起很多往事。她说钱先生在世时，墙角总堆着很多书本，凌乱不堪，杨先生就想买几个书柜来装，可钱先生执意不肯，他说把书装到书柜里就藏起来了，放在外面才是要看的。的确，钱先生常常要翻看那些笔记本，有时杨先生在阳台上晾晒衣物，钱先生就倚在阳台门边，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捻着下巴上的短须，把笔记本里摘录的精彩片段念给她听……此情此景，犹在目前。当日，心急如焚的杨先生便提起了《外文笔记》的出版计划。她说，钱先生年轻时就是学习外国文学的，之后因为各种原因长期借调做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外国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写了大量的笔记，其中积累了很多材料和理念，更有将古今中外的书籍互相比较参证，融会贯通所获之心得，总想有朝一日能够整理条贯，用英文写一部论外国文学的著作，不料晚年“多病意懒”未能实现，成为他一生的遗憾。杨先生深知这些笔记积聚了钱先生毕生读书所得，即便他用不上了，但对那些有志读书、研究中外文化的知音者来说，总该是有用的。“我私心期盼有生之年还能亲见《外文笔记》出版，不知是否奢望。”于殿利请杨先生放心。我们深知这套书在她心中的分量。她把晚年最看重的这套书托付给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它们能够得到最妥善的保存，是对百年老店最厚重的一份信任，幸而不负重托。
作者简介：柳飒，广东商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博士(广东 广州 510320)
从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到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公民享有“出版(或刊行)之自由”，在基本法层面确认了出版自由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基于自由权的属性，国家对出版自由“负有不加侵犯与防止侵犯的义务”，可是，近代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却是施行“管制”＋“侵犯”的行政管理模式，致使公民的出版自由变迁为出版不自由。
一、行政法规对出版自由的削减
近代各基本法对于行政立法权予以了保留，规定总统在国家处于和平时可以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托而命令，在国家遇有自然灾害、疫病或国家财政经济上有重大变故时可以紧急命令。于是，大量的行政法规合法出台，并藉借强势的行政权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规范。这些规范以统治为理念，以秩序为价值，往往无视甚至违背基本法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在政治需要的背景下，对公民的自由予以严苛的限制，在法制层面大大削减了自由的额度。
在出版自由上，1914年4月2日以大总统名义的教令第四十三号的《报纸条例》规定：“发行报纸，应由发行人开具下列各款呈请该管警察官署认可：一、名称；二、体例；三、发行期间；四、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之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住址；五、发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地址。警察官署认可后，给予执照，并将发行人原呈及认可理由，呈报本管长官，汇呈内务部备案。”(第3条)还规定了：“发行人应于警察官署认可后，报纸发行二十日前，依下列各款规定，分别缴纳保押费：一、日刊者，三百五十元；二、不定期刊者，三百元；三、周刊者，二百五十元；四、旬刊者，二百元；五、月刊者，一百五十元；六、年刊者，一百元。在京师及其他都会商埠地方发行者，加倍缴纳保押费。专载学术、艺事、统计、官文书、物价、报告之报纸，得免缴保押费。保押费于禁止发行或自行停版后还付之。”(第6条)这说明北洋政府对出版实行的是特许制＋保证金制，如此严厉的预防制名为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然既采用此制，则谁又能够保障行政机关不滥用其干涉权，以束缚人民的言论?”事实恰恰是：没有保障也没有限制，行政机关以管理为由掌控着公民的出版自由。
清末及民国间，杨守敬、熊会贞师生历经六十载，撰成《水经注疏》四十卷，是公认的一部研究郦道元《水经注》的集大成之作。但这部著作在撰写过程中，由于稿经数易，人经数手，情况变得颇为复杂。单就版本而言，学术界就有数种不同观点。[1]现就个人知见的情况，依成稿或出版时间试作考证如下。
1、1877——1879年间完成的部分成稿本
此部分成稿本原夹杂在湖北省图书馆藏杨守敬撰《荆州府志》稿残本中，是在整理《杨守敬集》过程中找到的。原稿题名“《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稿子用府志专用的方格稿纸抄成，版框高21.5厘米，宽15.5厘米，半页十行，行二十五格。经过核对，在《荆州府志》三册残本中，分别收录内容相同的四种部分成稿本，其中有三种系杨守敬笔迹。每种稿本上又都有若干不同之处的删补、批校，在其中最完整的一稿上还有几处“已写过”的眉批，估计可能还有誊清定稿，但《荆州府志》残本中未见。[2]
据杨守敬自撰《邻苏老人年谱》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记载：该年荆州知府倪文蔚组织人力续修府志，杨守敬被聘为“编纂员”[3]，但未明言具体负责的工作。查杨撰《荆州府志》稿，按其题目、内容可分为五部分：即《荆州府治沿革考》、《荆州水道考》、《荆州古地名考》、《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有关山水、人物、风情杂钞》。[4]以之核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版《荆州府志》，这五部分内容的部分文字分见于府志《地理志·沿革》、《杂记志·记人》之中，可见杨守敬当时主要参与的是府志《地理志》、《杂记志》的编纂工作。
而《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既然夹杂在杨氏所撰《荆州府志》稿中，且标明“以今荆州所隶为起止”，加之所用稿纸与府志用纸相同，故认定它是当年杨守敬为编纂府志之需而作，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包括“序”及“《经》、《注》、《疏》文”两部分内容。杨《序》原文曰：
言水道者，《禹贡》、《汉志》尚矣。其次桑《经》、郦《注》，多能依据，但转经传写，《经》、《注》混淆，错简讹字，不可卒读，古今异名，莫知其乡。今为 疏之如左。
文字虽不多，但有关中国沿革地理学的起源，《水经注》的价值以及版本的缺陷，却都说得很明白。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序文最后杨守敬明确提出要对《水经注》“疏之如左”。尽管原稿只是疏证了荆州部分，但由此更可以看出其与《荆州府志》编纂之渊源关系，为判定《水经注疏》开始撰写的时间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另外，从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体例及内容上考查，也可以看出其与后来面世的《水经注疏》稿本有明显的前后承继关系。试举三例证之：
其一，原稿《经》、《注》、《疏》文的书写格式是，《经》文顶格，《注》文另起一行低一格，《疏》文双行小字，这与后来北京、台湾影印的《水经注疏》稿本之格式是完全一样的。
其二，原稿通篇以戴震“殿本”为底本，《经》、《注》混淆之文及脱、衍、错、讹之字一般均依“殿本”改订，并一一引据戴氏原校语作证。唯一例外的一处，原稿首句“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殿本作《注》文，杨守敬作《经》文处理，但在此句《疏》文中明确指出：“戴本以此十一字作《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估计与开篇有关，因为既然是疏证《水经》及《注》，起首一句当然以《经》文为好，故此处未按殿本作《注》，而依朱谋玮《水经注笺》本作《经》文。从原稿《疏》文内容来看，杨守敬当时是很相信殿本的，一般是以殿本之是非为是非，有时还在《疏》文中做进一步阐述，如“江水又迳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戴校云：“此十五字原本及近刻并讹作《经》。”杨按：“南平郡，晋置。乐乡城，吴筑。《水经》不应有之，戴说是。”后来，尽管杨守敬在赵、戴《水经注》相袭公案中拥赵贬戴，但对殿本的价值正像他自己所说是“无雌黄之议”[5]的。而且光绪中叶以后，当他开始全面疏证《水经注》时，仍然选用以殿本为主体的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作为主要的工作底本，将《疏》文“批于书眉行间”[6]。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守敬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这是《水经注疏》最早面世的一个简本，而全书“卷叶悉依长沙王氏刊本”[7]。这种情况直到杨氏殁后，熊会贞在续撰中认识到“不能如合校本之尽以戴作正文”，遂决定以朱《笺》本为主，“通体朱是者作正文，非者依赵、戴等改作正文”。[8]可见，在杨守敬撰著《水经注疏》过程中，自始至终是以殿本为底本的。
其三，据统计，原稿中杨氏撰写的《疏》文共有119条。[9]用这119条与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相核校，虽然其中有69条北京本未收，但对收录的那50条，或由杨守敬，或由熊会贞都进行了重新加工，有的增改，有的删并，有的移动，其中以增加新内容者占绝大多数，如原稿“江水自此两分而为南、北江也”句下，杨《疏》云：
按：郦氏所称南江者，洲南之江也；所称北江者，洲北之江也。后儒以“虎渡口” 为 《禹贡》南江经流，籍口郦氏有南江之目，不知非郦意。
北京影印本在此句下，杨守敬先引赵一清《水经注释》文，随后《疏》道：
守敬按：郦氏言分为南、北江者，以下有故乡、龙、宠、邴里、燕尾诸洲在江之中，故分为南、北江。观下“江水断江通会”之文，是明明谓南、北江合会也。袁小修以今“虎渡口”，江水盛涨之时，溢入洞庭，遂附会为江水会澧故道。胡氏（指胡渭《禹贡锥指》－引者按）更附会以洞庭为九江之说。不知自晋以前，江之南、北岸无堤障，江南之水，皆东北流，??水、油水是也。江北之水，亦夏时泛涨，溢而北出为夏水。后世江身愈高，北岸之水为堤所障，不复分出为夏水；南岸之水亦不复北出，此正古今水道变迁。
将上引的这两段《疏》文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前后继承关系，且后一条更有深度，也更具说服力，针对性更强。
综上所述，《校正〈水经注·江水篇〉》虽然是杨守敬为编纂《荆州府志》的需要而撰写的，但从杨氏“序”文中已明确显现出他要疏证《水经注》的想法，尤其是稿子在体例与内容上与后来的《水经注疏》有着清晰的脉络渊源，因此，认定其为《水经注疏》的早期部分成稿应该说是符合事实的。
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始于光绪三年，说明他开始疏证《水经注》荆州段——即《校正〈水经注·江水篇〉》也应始撰于光绪三年。根据目前已见资料，杨守敬参编《荆州府志》的工作至多到光绪五年就结束了，因为光绪六年的前三个月，他一直在京师忙于考进士，三月会试不中，四月即携眷东渡日本，充清朝驻日公使随员，直到光绪十年五月才回国。因此，《校正〈水经注·江水篇〉》成稿时间当在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至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间。
此部分成稿本的发现意义重大，至少可证明两个久有争议的问题：一、杨守敬开始疏证《水经注》的时间始于光绪三年，而不是以往一般认为的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以后。二、光绪五年潘存确实见到了《水经注疏》的部分成稿，他为杨守敬的《水经注疏》等著作所写的“叙语”并非杨氏“捏造”。[10]
2、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
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秋，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四十卷本刊成于长沙。该书以武英殿聚珍板《水经注》为底本，尽录戴（震）、赵（一清）、朱（谋玮）三本文字，又博采孙星衍、董?成、丁履恒、谢钟英、汪士铎诸家之说，辑成一编，“选录精密，体例明晰，开卷?如，易于寻究”[11]。
一年多后的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四月十一日这天，在武昌的一次聚会上，杨守敬与梁鼎芬、叶浩吾等人谈起《水经注》研究史上的赵、戴相袭案事。聚会后，杨守敬又借梁鼎芬藏王氏合校本携归一读，“喜其便于翻阅”，遂请梁鼎芬为他代购一部。[12]这之后，王氏合校本遂成为杨守敬、熊会贞全面疏证《水经注》，完成《水经注疏》初稿本过程中重要的批注本。
湖北省图书馆收藏有一批杨守敬生前藏书，这批藏书据杨守敬的曾孙杨世汉先生回忆：“太公（指杨守敬——引者按）撰著《水经注疏》时所用的十二大箱参考书，在日寇逼近武汉时，由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厅派人从我家中运走，名为代管，实为拿走。”[13]藏书中有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书的封面及中间的天头地角处有大量杨、熊的朱墨批注语，有些还署有批注年月，包含有许多杨、熊当年撰著《水经注疏》的资料和信息，极具研究价值。但由于这五部批注本一直尘封书库之中，以往研究《水经注疏》的学者几乎无人知晓，相关论著中绝少提及。
“甲”字本（书号：善史十一720），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第十六册卷后钤有“杨印守敬”阳文方章。现存十五册上，每册封面均墨书一个“甲”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杨守敬手笔，少量是熊会贞笔迹。书中杨、熊等批语旁多数都划有朱圈或墨圈，以其中数条核之北京影印本《水经注疏》，发现多已采录，有些文字作了修改，如卷二《河水二》“一水东流迳无雷国北”下录董?成《图说》文，其中引用《汉书·西域传》有“其难兜国下言‘西至无雷’者，误字也”一句，对此熊会贞进一步疏证曰：“《水经注》无雷在东，难兜在西。《西域传》云‘难兜西至无雷’，‘西’字乃讹文，赵氏不能正之，徐松作《西域补注》亦不能正之。”查《水经注疏》此处，改为杨守敬按，并在熊按基础上做了更深入地考证。故可知划圈者系杨、熊标记的让书手誊录之文。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甲”字判断，或许就是杨守敬光绪二十年后疏证《水经注疏》利用的第一部王先谦合校本。不过，书中卷三十第一页有杨守敬一段眉批，末署“甲寅春”，此处之“甲寅”显指1914年，这说明直到逝世前一年，杨守敬仍然用此本做校勘工作。
“乙”字本（书号：善史十一979），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首册第一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图章。第一、第十六册封面有杨守敬亲笔墨书“惺吾”二字。除第二册封面上墨书一个“丙”字外，其余十五册封面上均墨书一个“乙”字，并该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另外，第一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抄《事类赋注》，庚申秋”、“抄《九域志》，辛酉春”、“抄《唐志》，辛酉春”、“抄《元和志》，辛酉春”、“抄《寰宇志》，辛酉秋，末《四夷》未抄”；第二册封面上有熊会贞墨书“录《玉海》、《诗地理考》”等五十六种书名。该本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绝大多数为熊会贞手笔，间有杨守敬笔迹。杨、熊批语旁多数也都划有朱圈或墨圈。
按此本应是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从封面墨书“乙”字来看，或许就是当年杨守敬交给熊会贞使用，并与杨氏所用“甲”字本同时开展批注工作的本子，但从封面墨书“庚申”（公元1920年）和“辛酉”（公元1921年）判断，此本直到熊会贞晚年仍在使用。
“丁”字本（书号：善史地674），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存十五册，缺卷首一册。每册封面上均墨书“会贞”或“贞”，左下角墨书“丁”字。第二、三册封面及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山海经》、《尔雅》”等七十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杨、熊笔迹均有，熊会贞手笔略多于杨守敬，但杨氏笔迹多数颇工整，有类楷书。杨、熊批语少见圈录标记。熊氏批语中有两条署有年月，分别为“己酉二月”（公元1909年）、“己未二月”（公元1919年）。
按此本应是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杨氏笔迹颇工整这一点看，还应是杨、熊早期共用的本子。杨守敬殁后，熊会贞继续使用。但该本未见用影钞宋本、残宋本《水经注》校勘的痕迹，故此本使用的下限不应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戊”字本（书号：善史地676），光绪十八年秋思贤讲舍刊本，十六册。封面墨书“崮芝”、“戊”及各册包含的卷数及水道名称。第一册卷首有熊会贞眉批：“钞书数十种，目录在壳页内”，在第一、二册壳页（内封）上有熊会贞墨书“录影钞宋本《水经注》卷五末十叶，又卷六至卷八；过录宋本《水经注》卷十六至十九，又卷三十九、四十”等四十二种书名。书中眉批、夹批、贴签批很多，从字迹上看，几乎都是熊会贞手笔，其中不少贴签批语的书写格式与《水经注疏》稿本“经”、“注”、“疏”文的格式一致。书中五、六、七、八、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三十九、四十各卷熊氏按语，多次提到用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进行校勘，如卷五第一页：“此卷自三十九叶末行起据影钞宋本校录。此次所见影钞宋本卷五尾十叶及卷六、卷七、卷八，共计十叶又三卷。”又如卷十七末页：“此卷庚申秋据残宋本校，辛酉春重校一过。”书中熊会贞校语不少都署有时间，最早一处是“丁巳二月”（公元1917年），最晚一处是“己巳十月”（公元1929年）。
按此本应是杨守敬逝世后，熊会贞主要批注用本之一，也是他录校影钞宋本和残宋本《水经注》的最主要的本子。从有些贴签批语书写格式看，此本还应是《水经注疏》北京本、台湾本誊清之前熊会贞使用的重要校勘本。其使用的下限大致到二十年代末。这也同时预示北京本、台湾本应抄录于三十年代前后的几年中。此问题将在下文中讨论。
“壬”字本（书号：善史地675），光绪二十三年新化三味书室据长沙王氏本重刊，十六册。该本多册封面有墨书“会贞”及“壬”字样，还有“文叔校《郡国志》”、“《郡国志》文叔复校”等批语。书中有杨、熊大量朱墨批校文字，朱批多为杨氏手迹，墨批则多为熊氏手笔。杨、熊批语许多都署有年月，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公元1904年）和“乙巳”（公元1905年）两年。
按此本应属杨、熊共用批注本，而且从批语的时间多集中在“甲辰”和“乙巳”这两年看，它还是《水经注疏》初稿本誊录前很重要的一个批注本，因为按照《年谱》记载：这两年正是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和“刻《水经注疏要删》成”的时候。[14]还有，此本中出现的“文叔”其人也值得注意，因为在以往探讨《水经注疏》撰著经过的论著中还从来没有提到过此人，他的生平及所起的作用，尚待查证。
此外，湖北省图书馆还藏有两种杨守敬批校过的非合校本的《水经注》。
《水经注》（书号：善史地673），乾隆二十八年天都黄晟刊本，十六册。该本封面有杨守敬墨书“黄晟刊本，以黄省曾本校”字样。书中有颇多校勘眉批，但少见带有研究性质的批注，字迹大多也非杨氏手笔。据杨守敬《〈水经注〉跋》记载：他是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僦居上海期间，在老友沈曾植家见到黄省曾本，遂“欣然见假，携归读之，则夺误满纸”，于是让孙子杨先橘以朱本对勘，“无论是非，皆为录出”。[15]可见，此校勘本最早形成于1913年，校勘文字主要是杨先橘所批。
《水经注释》（书号：善史地608），光绪六年蛟川花雨楼张氏重校本，十四册。该本每册封面上均有杨守敬手写该书名、册数及各册包含的水名，第一册首页钤有“宜都杨氏藏书记”、“杨印守敬”、“飞青阁藏书印”三枚方章，第十册封面钤有“固之”圆章。书中眉批，有些从笔迹上看显为杨守敬所批，但数量不多，更多的署“?霓按”字样。据卷二首页“黄岩王?霓紫裳校”眉批，知此人姓王，字紫裳，黄岩人，陈桥驿《历代郦学家治郦传略》[16]载录，但言“其书今不见”。或杨氏此批本即王?霓原校本。
通观上列各本，除各自独有的特点外，还能反映出杨、熊撰著《水经注疏》中一些共性的东西。
首先，批注本封面上墨书“甲”、“乙”、“丁”“戊”、“壬”等字样，说明杨、熊是用十天干来标明主要工作用本的先后顺序的。依此原则，杨、熊手中至少还应有“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其中“丙”字本之一已羼入“乙”字本，足可证明它的存在。更值得注意的是，“甲”、“乙”、“丁”、“戊”、“壬”五字只标于五部合校本《水经注》上，而其他两种非合校本的《水经注》上未见此种标注，这一方面说明“丙”、“己”、“庚”、“辛”四种批注本仍应是王先谦合校本，仅见一册的“丙”字本可作佐证；另一方面也说明合校本是杨、熊批注的主要工作用本。
其次，杨守敬、熊会贞撰著《水经注疏》所采取的基本工作方法就是将校勘文字及研究心得批在各种《水经注》刊本上，最后再圈录誊清成稿。尤其是从光绪二十年后，他们主要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为《水经注疏》的最后成稿奠定了基础。此种作法杨守敬本人也说得很明白，《邻苏老人年谱》甲辰（公元1904年）六十六岁条就记载：“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1909年杨守敬在《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序》中又写到“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17]。
第三，以往在谈到熊会贞的贡献时，总是强调他在杨守敬殁后，如何继承遗志，鞠躬尽瘁地完成《水经注疏》的最后撰著工作。其实从上列各本的批语数量看，熊批甚至多于杨批，可见熊会贞在协助杨守敬完成《水经注疏》初稿过程中，已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当年杨守敬对陈衍所说：“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18]，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而熊会贞在《〈水经注疏〉修改意见》中所说的“文，先生三分之二，会贞三分之一”[19]，则反映出熊氏高尚的品行。
上列各批注本虽不能算《水经注疏》成稿本，但由于杨守敬著述方式的独特性，使得这些批注本实际上具有了与初稿本相似的功能，只不过没有誊清成稿而已。对此，杨守敬自己也早有类似的表述，1904年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但同时他又说：“凡郦氏所引之典，皆标所出，批于书眉行间，凡八部皆满。”[20]这说明他本人也是认为八部批注本的形成标志着《水经注疏》稿初成。因此，应该说1894年以后形成的《水经注》批注本是《水经注疏》版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水经注疏》版本形成过程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不应被忽视的。
3、1905—1909年刊成《水经注疏》简本——《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
1904年，当杨守敬宣布“《水经注疏》稿成”时，已是一位六十六岁的老人，他深感“《水经注疏》卷帙浩博，整写不易”[21]，尤恐自己逝世之后，书稿为他人所得，又增一“赵戴之争”。于是“即《疏》中之最有关系者刺出”，1905年由杨氏观海堂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四十卷，八册。其节录的内容“大凡考古者为多，以实证无可假借也；其脉水者为略，以文繁非全书不明也。”[22]
1909年，杨氏观海堂又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四十卷，六册。原因是“《要删》所录间有谬误者”，而疏文又“续有所得”[23]。
《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及续补》是《水经注疏》的简本，从其内容看，正象熊会贞当年所说：“《要删》各种皆是作《疏》之材料，……不惟校对未精，中有错字，即文亦多纰谬。如（《水经注疏》）告竣，则《要删》等可废也”。[24]但从版本的角度来看，它们毕竟是《水经注疏》誊正并刊行问世的最早版本，其在《水经注疏》版本史上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也正是由于《要删》和《补遗及续补》的出版，使学术界得窥《水经注疏》冰山一角，感其体大思精，而发出了清朝“三绝学”之一的赞誉。[25]
4、1912年开始誊录的初稿本
如上所述，1909年杨氏观海堂续刊成《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序”中杨守敬坦言道：“《水经注疏要删》初成，长沙王祭酒（指王先谦——引者按）见之，致函愿出钱刻全书，而吾书实未编就。缘稿录于书眉，凡十余部，排纂为难”。可见，直到1909年，《水经注疏》尚未有一部誊清全稿本。
1912年，杨守敬在给罗振玉的一封信中谈到此书，云：“《水经注疏》八十卷稿已成，惟皆录于书眉，凡十部，未尝合成一部。此书尚待整理，计必一、二年方可毕工。拟于今年同熊固之督同写生成净本，每成一卷，即刻一卷。然余财产尽失，何能完此宏工。”[26]
1913年，在给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杨守敬又谈到此书，云：“已写净十七册，余二十余册，合四十大册，定于今年蒇事。”[27]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出任北洋政府参议院参政。到京后又给远在日本的罗振玉写了一封信，一方面向罗解释“守敬正以此《疏》力不能付刊，始有此行”，表明他进京是为了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同时，他也坦言：“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也。”[28]可见，这时《水经注疏》初稿本尚未誊清完成。以往，研究者多根据陈衍《虞初近志》及叶德辉致缪荃孙信等资料[29]，判定1914年，杨守敬已抄成一部《水经注疏》初稿本。现在看来，当时杨守敬手中只有十七册写净本，尚不及全稿的一半。陈衍所见“稿本”肯定不是全部，而叶德辉所言显为耳闻之语。
这部《水经注疏》初稿本，实际上到1915年1月9日杨守敬在京逝世时也未誊清完成，正因为如此，熊会贞在续补《邻苏老人年谱》中曾满怀深情地表示：“今先生已弃我矣，仍当勉力竟功，率德承、蔚光、先懋等缮付梓人，以偿先生之夙愿。”[30]，可见熊会贞当时很想抄成这部稿本，付梓刊行。至于这部初稿本是否最终誊清完成，现在还没有确凿证据可以证明。但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有可能在杨守敬逝世后的一、二年内抄成。理由有三：
首先，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时，手中虽只有十七册写净本，但他“仍留熊固之及小孩二人于上海，以守书、写书”。[31]从紧接着的下文“盖写成净本仅十七册，其余廿余册尚待固之校集”句看，“写书”显然是指誊录《水经注疏》初稿本。加之他进京的目的就是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此书，故催促熊会贞等早蒇厥事是必然的。熊会贞于当年12月来到北京[32]，随行肯定会带来新抄成的部分初稿本，具体卷数今虽已无法考证，但从下文将叙述到的初稿本现存残稿的卷三十三上出现杨守敬亲笔“要删”二字眉批分析，杨守敬逝世前，初稿本已抄成大半。
其次，杨守敬临终前，为确保熊会贞完成他的未竟之业，曾遗命子孙“分年谷八十石佐熊氏膏火，仍嘱其子馆熊于家”[33]。这无疑一方面为熊会贞解决了基本的生计之需，另一方面也为他就近利用杨氏藏书，带领杨氏子孙完成初稿本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从种种迹象表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所据底本都是源于这部初稿本，此点将在下文中论及。
目前，这部初稿本只发现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分装三册，现藏重庆市图书馆。[34]初稿本版框高19.5厘米，宽14厘米，朱丝栏，四周单边，半叶十大行，每大行除顶头大格外，又被分成两小行，行二十格（包括顶头大格），无鱼尾，书口下方标有页码。这个版式是杨家专为誊录《水经注疏》而制作的，其中顶头的大格就是专门用来顶格抄写“经”文而设计的。
三册残本的卷三十一和卷三十二首叶各钤有“李子奎珍藏”阳文方章。李子奎，原名李子魁，子奎是其别名，湖北枝江人，与熊会贞同乡。1932——1935年，李曾就读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系，研究中国沿革地理。1937年夏秋之际，杨、熊后人曾请李子魁住在武昌青石桥四号宅中，“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35]，使他接触到杨、熊《水经注疏》稿本及参考书。据李子魁自己讲：一九四六年八月，他离开重庆，行前将“研究《水经注》参考书籍四大箱约千余册，送交重庆市图书馆保存。……每卷书上加盖了‘李子奎珍藏’”。[36]则这三册残本无疑就是当年李子魁存于重庆图书馆（当时称“罗斯福图书馆”）的参考书籍之一。另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记载：重庆图书馆只藏有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三册。[37]看来当年李子魁存于该馆的就只有这三卷。但是否当年李子魁手中就只有这三卷《水经注疏》初稿本？此点李子魁没有明确说法，只是提到他在重庆时，“仍搜集散稿”。[38]
对于这个本子，汪辟疆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39]中曾有较详细的记载，其文曰：“《水经注疏》一书，自杨氏创稿至今，已逾六十余年矣。稿凡数本：其一本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誊清正本则仍在李子魁处。今余所及览者，则李君所藏之正本也。”另外在文末“附记”中又云：“宜都杨守敬、枝江熊会贞《水经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运渝。而杨熊二氏生前所用参考书，凡百数十种，丹黄满帙，极可宝爱，近亦由武昌设法运至安全地带。”
汪辟疆的这两段文字，现在看来至少有两处明显的问题，其一：李子魁手里的本子只是《水经注疏》的初稿本，而不是什么“誊清正本”或“正本”；其二：所谓“四十卷稿”的表述，给人以李子魁手里的本子是全稿本的假象。这两处问题的出现，其实并非当年汪辟疆疏忽失查所致，而应是他与李子魁商议后，煞费苦心有意为之。
1948年6月26日，汪辟疆写成《〈水经注〉的版本和整理工作》，文中汪氏不但自己讲出了答案，而且还说明了当年写《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一文的原因和目的。原来在抗战初期，汪辟疆避乱到重庆乡间居住，曾计划对《水经注》做一次校勘工作，但因“行箧所携，只有赵一清乾隆五十一年重刊本和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不全稿本，……这工作只好搁下。”后来他听说胡适搜求了不少《水经注》版本，遂将自己有关郦《注》的论文托人带给胡适，其中就包括《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一文。胡适回信，于他文章中对杨、熊过于回护表示遗憾。汪辟疆解释道：“其实杨、熊的武断和错误的地方，我又何尝不感觉到，但因为那时候只希望中央研究院赶快将其原稿付印，与天下人以共见，使世人对于这最后一部整理《水经注》的著作，加以批评和估价，或因此一书出版后而更产生了比较更精审更完备的新疏，这也是学术界无上荣誉。在目前只有表彰它以唤醒世人的注意罢了。”[40]
综上所述，应当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一、汪辟疆的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的表述，只是为了促成中央研究院赶快将“原稿付印”，并没有表示“誊清正本”即“最后定稿”。这说明他对李子魁带到重庆的稿本与中央研究院所得“原稿”本之间的渊源关系及质量上的优劣，当时就有比较清晰的了解，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出李子魁带到重庆的稿本只不过是初稿本而已。二、汪辟疆手中的“不全稿本”应来源于李子魁。李之所以将初稿本的一部分交给汪，显然是为了求他写文章“表彰”《水经注疏》，以唤醒世人的注意。而且从文章发表后，这部分“不全稿本”仍一直存于汪氏行箧中的情况看，极有可能当时写文章是带有某种条件的。汪氏“不全稿本”的表述虽与上述李子魁“散稿”之说含义不尽相同，但也应该看到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即如果李子魁带到重庆的初稿本不是“散稿”的话，那么汪辟疆行箧中也将很难出现几册“不全稿本”。由此看来，李子魁手中的初稿本必非全稿。
李子魁带到重庆的这个初稿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已不得而知。目前知道的除已发现的卷三十一至三十三外，尚能寻得一些痕迹的还有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汪辟疆在《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文中曾论及《水经注疏》“突过前人”的四方面成就，其中共摘录十七段杨、熊疏文。经核对，这十七段疏文集中在《水经注疏》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其中十三段在卷三十四《江水二》，四段在卷三十五《江水三》。当时，《水经注疏》“原稿”已交中央研究院，汪辟疆根本无法看到。为排除他引用《水经注疏要删》、《水经注疏要删补遗及续补》中杨、熊的疏文，我又将此十七段疏文与之相校，仅有一段出处位置相同，但文字已经熊会贞全面改写的疏文在此二书中出现。[41]这一情况无疑说明汪辟疆当年确实见到过初稿本的卷三十四和卷三十五，而且从他只单单引用这两卷中的杨、熊疏文来说明《水经注疏》的成就看，极有可能是李子魁只留下这两卷初稿本——即“不全稿本”供他写文章鼓吹之用的。这两卷初稿本除汪氏文中记载外，未见他书著录。其今下落何处，尚待新资料的发现及佐证。
将发现的初稿本三册的内容与北京影印本和台湾影印本对校，种种迹象表明初稿本是此二本影印所据底本的共同祖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稿本中所有杨、熊疏文前另加的“守敬按”或“会贞按”，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已抄入正文。
第二，熊会贞批在初稿本天头地脚处的疏文（有些冠以“守敬按”，但从字迹上看确系熊会贞所写），北京本、台湾本也全部抄进正文。
第三，初稿本上熊会贞对原疏文的删改之处，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了更正。
第四，初稿本上熊会贞的诸如“脱‘东’字”、“‘侨’误‘桥’”、“‘县’字重”等眉批，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都得到改正。
这部初稿本在据此抄成北京本和台湾本之后，估计就被熊会贞废弃了，因为在能见到的此本卷三十一至三十三上，所有熊会贞增订的疏文及改正错字等眉批都在北京本和台湾本上得到增改，可见北京本、台湾本抄成后，熊会贞就依托台湾本继续开展工作而放弃了此本。正因为是弃稿，杨氏后代也就不予过多注意，使得一部分“散稿”由李子魁带到重庆。余下的部分当时应该在杨家人手中，今已不详下落。
5、1914年在京期间写定的部分“宋体净本”
1914年春，杨守敬进京，见到老友陈衍，急忙拿出《水经注疏》部分初稿本请他过目，并说：“山东刻工廉，已半付写之矣。”[42]与此同时，杨守敬又分别给王先谦、刘心源等人写信，表示愿意用湖南永州刻工，原因是“京师刻工奇贵”，而“湖南刻字以永州为尤廉”。[43]但从目前所见资料分析，由于资金短缺严重[44]，加之杨守敬于来年的1月9日即去世，《水经注疏》的刊刻并未真正实施，只是在京请人写定了部分用于雕板的“宋体净本”[45]。
这部分“宋体净本”到底有多少卷，现在已不得而知。仅见的卷八《济水注二》，一册，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57年，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全稿本时，将此册作为附册出版。原本版式为“朱栏粗格”，半页十行，行二十格，小字双行同，上鱼尾，鱼尾下依次为卷数、水道名、页码。值得提到的是，该册第二页天头有杨守敬亲笔“当叠‘棘’字”四字眉批，可见抄成净本后杨氏仍在修改。1915年杨守敬逝世后，由于经济方面的问题，雕版之事即被搁置，这部“宋体净本”的写定工作自然也就停止了。[46]
6、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誊录完成的全稿本及全稿钞本
“宋体净本”虽未写成，但在熊会贞的主持下，《水经注疏》初稿本应该是最终誊录完成。但这个本子由于是雇抄手从多种眉批本上誊录下来的，加上急于成稿，其中不惟错讹脱衍之处颇多，既如杨、熊“疏”文有些也待进一步增订。这一点杨守敬本人十分清楚，为此他生前抓紧一切时间对已抄成的部分进行校勘增补，甚至“当夜静，置灯榻畔，在床执卷，再三审订，或通宵不寐”。[47]作为该书主要撰著者之一的熊会贞对此也是非常清楚的，而杨守敬临终前的遗命，实际上是交给他一个任务，就是抄成、增订初稿本，完成定稿本。为此熊会贞贡献出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多年，确实象他承诺的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48]。
熊会贞增订初稿本，除了在此本上加注眉批外，更主要的方法仍然是利用王先谦合校本开展工作，其中有的是杨守敬逝世前使用过的，如上述“丁”字本；有的是熊会贞新使用的，如上述“戊”字本。到三十年代初，熊会贞考虑到自己年事日高，《水经注疏》批注文字不断增多，加之国内局势日渐不稳，杨、熊两家之间又有矛盾[49]，他惟恐一旦遭遇不测，初稿本和批注本受损则难于弥补，遂在继续增订过程中，请抄手誊录一部供自己今后校勘的稿本——即台湾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台湾本”），同时允许好友武昌藏书家徐恕（字行可）“另录副本”——即北京影印本之底本（以下简称“北京本”）。[50]时间应当就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至迟到1935年秋，两个本子都已誊录完成。
确定这个时间段，主要有四点理由：
（1）1933年6月——1935年初，熊会贞曾给郦学家郑德坤写过三封回信，后被郑氏发表在《禹贡半月刊》上。[51]三信中均提到《水经注疏》稿本，依次表述为：“大致就绪，尚须修改”、“初稿将成”、“今草创已就，惟尚须修改方敢问世”。可见，这期间稿本誊录工作已处在后期即将结束阶段。
（2）查台湾本卷二十二首页有“廿三年夏，张对”、末页有“西月和亭对”眉批各一条。眉批中的“对”显系核对之意，“张”及“和亭”当为姓名，“西月”之意不详，待考。又卷三十一末页有“张和廷书”四字题署。犹记1984年2月13日，我跟随谢承仁师访问徐恕哲嗣徐孝宓先生，徐先生谈到他家另录副本的情况时，曾说：“当时请了两个人抄，一个叫张和廷，‘张’是弓长‘张’，‘和廷’不知是哪两个字；一个叫傅朗西。”[52]正可印证，“和亭”、“和廷”当系一人，是台湾本和北京本的抄手之一。而且，从他既“书”又“对”的工作情况看，说明当时是抄完一卷核对一卷的（按照惯例应该是抄手之间互校），核对的时间与抄录的时间大致衔接。因此，核对是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抄录也应该就在这一年或稍后。
（3）徐孝宓先生在谈话中也提到北京本抄成的时间，他说：“抄书时间大约是民国十几年至二十几年，反正抗日战争以前是抄完了”。[53]这个时间段也正好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的范围。
（4）1936年5月25日，熊会贞在武昌逝世。7月，其子熊小固在《禹贡半月刊》登出“启示”，云：“自杨公作古，先父独力担任《水经注疏》，二十余年来无间寒暑昼夜；去年秋已写成稿本四十卷，计八十余万言。……又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54]则台湾本、北京本誊录完成的时间是非常明确的。
全稿本即台湾本，现藏台北图书馆。“原稿为红格二十四开手写本，共线装四十一册”[55]，版式同上初稿本。
这部全稿本的来龙去脉比较清楚，1935年秋誊录完成后，熊会贞因先前得过两次大病，“继续修订已力不从心”[56]，又恐稿本毁于战火或流失，遂决定转交“杨府收存”[57]，并召集杨氏子孙及旧友举行了一个正式交接仪式，督促杨家后人尽快付梓。[58]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子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此稿本转给中央研究院，杨家得“奖金”三千元[59]，双方达成协议，书稿“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印数三分之一交杨家”[60]。后因抗战形势紧迫，书稿先转运香港，后运抵重庆，解放前又运到台湾，藏于台北图书馆。1971年由台北中华书局影印出版，题名《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平装成十八巨册。
从目前所见资料看，这部全稿本应该就是《水经注疏》的最后稿本。[61]所谓“誊清正本”或“正本”，如上文所论，只是汪辟疆、李子魁对初稿本的一种夸张说法，并非真有其本。不过由于汪、李与《水经注疏》的特殊关联，这一说法颇具影响，困惑了郦学界多年，直到近几年才逐渐得到了澄清。顺便还应提到的是，有文章称这部全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62]。其实种种材料表明，熊会贞对此稿还很不满意，否则他也就不会亲笔写出十三页的《＜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给杨氏后人，希望他们继续修订；而杨勉之等也就不会请李子魁住在家里做校补遗稿工作。因此，所谓“最后定稿”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全稿钞本即北京本，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全稿原装一卷一册，计四十卷，共四十册”。[63]版框为蓝色单栏，半叶八行，每行分为二十五格，上白鱼尾，鱼尾下注明卷数及水名，如“水一·河水一”，书口下方标有页码，每叶耳子处注明该叶单行大字数和双行小字数。这个版式是当时徐恕专为抄录《水经注疏》而设计的。徐孝宓先生谈话中曾提到：“我家专有一块印《水经注疏》格纸的版子，一般就叫‘水经注的格子’。格纸是兰色的，现在科学院影印的本子就是这种蓝色的格纸。”[64]
如上所述，该本是当年熊会贞应徐恕之请，让他另录的副本。1954年，徐氏将此本以一万六千元的价格卖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65]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将全稿影印出版，线装成二十册，另附“宋体净本”影印本一册。这是《水经注疏》全书第一次公开面世。
据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记载：“这部稿本是熊会贞生前写订的，同一书手，同一时期抄录两部，一部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曾拟交商务印书馆校印，因抗战停顿，书稿今被反动派劫运台湾，另一部即此稿。”[66]贺氏此语当源于卖稿人徐恕之口，应该说主要内容是真实可信的，但“同一书手，用一时期抄录两部”一句，由于其中的原因没有交代清楚，很容易使人误解为两个本子是完全一样的。其实，随着1957年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本、1971年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本《水经注疏》的相继出版，《说明》中提及的全稿钞本及全稿本都已公开面世。若将这两个本子做一对校，就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
首先，台湾本和北京本在用纸格式、颜色上完全不同。已见上述，不赘。
其次，从两个本子字迹上看，北京本是一个书手所抄，但台湾本正文至少有六种明显不同的笔迹，说明最少是由六个书手分别抄成。而且台湾本正文中（不包括眉批）甚至还有熊会贞的笔迹，如拿卷一首页与台湾本前附熊会贞《水经注疏修改意见》的笔迹相比较，很显然是出于熊氏之手。
尽管有如上的两点不同，但这两个本子应该说还是形成于“同一时期”。我曾经将两本的第十二卷《圣水巨马河》篇做过对校，其中杨、熊疏文共有183条，若排除掉台湾本上后来熊会贞等人对正文的增改删加文字以及手民誊录时脱讹的因素，两本几乎完全一样的疏文就有181条之多，占总数的98.9%。余下的2条，一条是台湾本有而北京本无，另一条则是北京本有而台湾本无[67]，这种情况的出现同样可能是由于抄手脱漏所致。
两本疏文的高度一致性，说明它们应该都是来源于同一个祖本，这个祖本就是上文论及的“初稿本”。当时熊会贞、徐恕之所以要抄录两部，其实原因从两本的用纸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答案，台湾本用杨家专用稿纸，目的就是要再誊录一部《水经注疏》稿本，以便熊会贞等人继续开展补订工作，台湾本上随处可见的多种笔迹的眉批、夹批就是最好证明；北京本用徐家的专用稿纸，则是徐恕誊录一部作为收藏的。从对比的情况看，两本之湾本应誊录在先，北京本誊录在后。
7、熊会贞生前完成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
熊会贞生前不但完成了《水经注疏》全稿本的誊正工作，而且独立编成《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四十卷，稿本，册数不详。
这部稿本在熊会贞的相关著述中未见记载，首先记载此书的是胡适先生。1948年9月，胡适在南京曾借国立编译馆收买的《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稿本与《水经注疏》四十卷稿本“对勘”，他不但发现《再续补》有十二卷系熊会贞“亲笔钞写”，而且从稿中屡引残宋本文字判断，此稿是熊会贞晚年之作。[68]胡适见到的这部“稿本”，据李子魁回忆是熊会贞的儿子熊小固于1938年卖给国立编译馆的，当时“得价一千元”[69]。南京国立编译馆的图书，解放初期由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办公厅接收，具体由金灿然负责运回北京。[70]贺昌群在《说明》中曾提及此稿，并说：“这部稿本现藏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经了解，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图书馆即今“中国版本图书馆”之前身，我曾前往查找，承蒙该馆王玉良先生多方帮助查寻，但终未找到，不知今藏何处。
目前，《水经注疏要删再续补》只见到两种钞本，一种是湖北省图书馆藏近人枝江张继煦（号春霆）的钞本，十五册。书前有张氏一段跋文，云：“（民国）二十六年，余向熊小固假是书移录一通，存之箧行。”此时熊会贞逝世刚仅仅一年，熊小固手中的这部稿子就是该书之稿本，当不会有问题。由此可见，1938年熊小固卖给国立编译馆的稿子也必是该书的稿本。
另一种是李子魁的钞本，五册，卷一有缺页，此本从字迹上看是李子魁亲手抄写。据李子魁自己讲，他是从1937年夏秋之际开始“做校补《水经注疏》遗稿工作”的，1938年6月24日离开武汉，9月辗转来到重庆[71]，而此时熊小固已将手中该书稿本卖给国立编译馆，故李子魁抄写的时间应是在1937年至1938年他离开武汉之前。此本一直存于李子魁手边，1982年7月李去世后，遂为李的侄子李道达所藏，198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杨守敬集》责编王永瑞先生在寻访李子魁知其已病逝后，从李道达手里将此本买下，与此同时买下的还有李子魁遗留的十几种文字资料。[72]
8、1943——1944年间抄成的北京本再录本
此本现藏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四十卷。阙卷第二十七、第二十八”。[73]
此再录本的来源颇有些扑朔迷离，国内郦学界首先谈到此本的是陈桥驿先生。1983年陈桥驿教授在日本讲学期间，得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有一部《水经注疏》钞本，该钞本是由日本已故郦学家森鹿三教授捐赠的。此本由来，据森鹿三的学生船越昭生讲：“森鹿三教授曾于三十年代派他的助手去武昌与当时尚健在的熊会贞协商，获得《水经注疏》钞本一部。但彼此之间有一项口头协议，即在中国未出版此书前，日本绝不出版此书。”[74]
按照此说法，钞本抄于三十年代，且是经熊会贞同意的，言下之意钞本所据底本源于熊会贞处。但是其他来自国内和日本方面的相关资料却与此说法大相径庭。
早在1944年，汪辟疆在《杨守敬熊会贞传》中就谈到：“日人森鹿三极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绝业，民国十九年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获。又两谒，许以重金，乞写副，会贞以大夫无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为夺。”[75]这之后，向宜甫、刘禺生等在不同的书中都转述了汪氏的说法。[76]
1990年，日本学者日比野丈夫发表《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一文。[77]日比野先生生于1914年，与森鹿三年龄相仿，同为著名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家，他曾与森鹿三共同主译日文版《水经注（抄）》，对郦学造诣颇深。他在文章中就此钞本的来源提出了与船越昭生完全不一样的说法，据他根据森鹿三的回忆讲：
记得是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的夏秋之际，武汉某氏告之，他知道《水经注疏》原稿的下落，如果希望得到一部钞本的话，他可以从中斡旋联络。森先生表示同意，并筹集重金来办这件事。第二年，钞本陆续邮寄过来，但其中缺少了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卷，从当时的邮政状况考虑，是在邮寄途中散失了。
按照日比野丈夫的说法，森鹿三得到的钞本是1943—1944年间委托武汉某人转抄的。但究竟这位受托者姓氏名谁，文章中却没有说明，不知是森鹿三当时没讲，还是日比野丈夫出于某种原因不得不隐瞒。
我手边有几张这部钞本的照片和复印件。[78]从照片和复印件上看，这部钞本的版式除颜色是墨格外，其他与上述北京本完全相同；内容上除手民之误外，其它与北京本也是完全一样。可见，这部钞本与北京本同源，应该是北京本的再录本。贺昌群《说明》曾记载：“抗战期中武汉沦陷时，日人多方搜求此稿，向徐氏（指徐恕——引者按）加以压力，他百计回避，保全了此稿未落于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79]看来当时徐恕确实是承受了来自日方及中方“某氏”的极大压力，或许他为保全北京本而答应提供再录本，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9、1947—1949年铅印出版的《水经注疏要删》综编本
1947年，李子魁在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任教期间，曾将他整理的《水经注疏》第一、二卷发表在该院学报《史地丛刊》上。[80]1949年12月，他又补上第三卷，交给武昌亚新地学社铅印出版，合订为一册。原书虽题名《水经注疏》，但仅有《河水注》三卷。而且，就其内容来看，只是“以长沙王先谦合校本为底，把杨守敬的《水经注疏要删》和《补遗》、《续补》、《再续补》……综合起来，加以编纂付印”的。[81]李子魁自己称之为“《水经注疏要删》综编”[82]。尽管这个铅印本只是将四种《要删》内容合为一编，而且在排印上也没有完全遵循杨、熊原订的“经”、“注”、“疏”文的排列格式，但毕竟其主要内容源于杨、熊原疏本，编撰者署名中也仍保留了杨、熊的名字，故仍应列入《水经注疏》版本中。
10、结语
自1877——1936年，杨、熊师生历经六十载，殚精竭虑完成《水经注疏》的撰著，但遗憾的是全稿历经磨难，却始终未能付梓刊刻。直到解放后，1957年、1971年北京本、台湾本相继影印问世，杨、熊之夙愿才得以实现。1989年、1997年更有两种整理排印本先后出版。[83]这两种排印本都以北京本为底本，参校台湾本，对原书加以标点注释，为今后研究《水经注疏》提供了更加便于利用的版本。杨、熊二氏地下有知，当可含笑了。
[1]汪辟疆认为“书凡六、七校，稿经六次写定”，参见《杨守敬、熊会贞传》，载《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陈桥驿认为除现存的五种版本外，尚有不知下落的“誊清正本”和熊会贞晚年最后写定的“稿本”，参见《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载《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近年，陈桥驿先生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见《汪辟疆与〈水经注〉》，载《史念海先生八十寿辰学术文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刘孔伏、潘良炽认为现藏台北图书馆的稿本“即杨、熊《水经注疏》的最后定稿”。参见《〈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2]参见王永瑞《校正〈水经注·江水篇〉前言》，《杨守敬集》第4册，湖北人民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3]《邻苏老人年谱》三十九岁条，《杨守敬集》第1册。
[4]《荆州府志》，收入《杨守敬集》第5册。
[5]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杨氏观海堂刊本。
[6]《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7]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自序》。
[8]见《熊会贞亲笔＜水经注疏＞修改意见》，载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又载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疏》文仅转引“殿本”戴震校语条不计算在内。
[10]参见拙文《关于〈水经注疏〉始撰原因及时间的探讨》，《文献》1995年第3期。
[11]郑德坤：《水经注板本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所1980年版。
[12]参见杨守敬致梁鼎芬两封信札，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这两封信是1947年胡适从陈垣处抄录的。信未署年代，只署有“四月十三日”一个日期。胡适考证此二信杨守敬写于光绪十九年或再后一年。陈垣则认定信写于光绪二十三年。吴天任《杨惺吾先生年谱》根据梁鼎芬《节庵先生遗诗》卷五“黄州诗”的记载，认为信写于光绪二十年，较为可信。
[13]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十三册。又《李子魁自述》记载：1938年7月杨勉之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时，“参考书八千余册，当时由湖北省教育厅派督学韩薰以六千五百元购买。韩去搬书的时间是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李子魁自述》说明见下注。
[14]《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六十七岁条。
[15]杨守敬：《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八册。
[16]见陈桥驿《郦学新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 1909年杨氏观海堂刊本，六册。
[18]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上海广益书局1932年版。
[19]见台湾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水经注疏》卷首。
[20]《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1]《邻苏老人年谱》六十六岁条。
[22]《水经注疏要删序》。
[23]《邻苏老人年谱》七十一岁条。
[24]《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25]1909年10月，罗振玉在给杨守敬的一封信中，称赞其“舆地之学”与王念孙、段玉裁之“小学”、李善兰之“算学”为清朝“三绝学”。参见杨守敬《殷商贞卜文字考跋》，载《邻苏老人题跋》，《杨守敬集》第8册。《邻苏老人年谱》将此事记于六十七岁（公元1905年），不确。
[26]《寄罗振玉之一》，载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
[27]《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8]《寄罗振玉之三》，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29]《虞初近志·杨守敬传》记载：“后十余年，与衍相见京师，则亟出《水经注疏》稿本相质，曰：‘吾书幸以成，多弟子熊生助属稿。’”又：1914年3月16日叶德辉致缪荃孙信有“闻以《水经注疏》进呈”一语。见缪荃孙《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30]《邻苏老人年谱》民国四年条。其中“德承”（名必承）、“蔚光”（名必昌）是杨守敬的第二、三子，“先??笔茄钍鼐吹乃镒印?BR>[31]《寄罗振玉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32]《邻苏老人年谱》民国三年记载：“先生常以名山之业为念，因将沪上图书次第运京，会贞亦于十二月来京相依。”此处所记“十二月”显为公历，因为杨守敬在该年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即逝世。
[33]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见《汪辟疆文集》。
[34]这三册残本是1984年9月，我同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永瑞先生在调查杨守敬著作情况过程中访求到的。与之同时找到的尚有杨氏其他著作手稿多种。
[35]《李子魁自述》，原稿复印件，一册。原稿无题名，用毛笔写在八本小学生作文格纸本上，约有两万余字。原稿最后署“一九七六年六月七日”日期，知是写于“”期间，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一份本人的生平自述材料，尚达不到“自传”的程度，故以“自述”称之。据原稿发现者王永瑞先生告知，原件已交还李子魁之侄李道达。另据1938年9月20日，熊会贞之子熊小固致信李子魁信中讲：“廿六年秋，由杨君勉之及弟商得兄同意，就杨府藏书处开始校雠工作。”转引自陈桥驿《关于〈水经注疏〉不同版本和来历的探讨》。
[36]见《李子魁自述》。
[37]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38]见《李子魁自述》。
[39]原载渝版《时事新报·学灯》第六十九至七十期，1940年。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转载。
[40]《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41]参见《水经注疏要删》卷三十五“又有?悼冢??鲈フ掳?兀??肫眼呦兀?辽逞粑鞅庇阍郎饺虢?本湎隆?BR>[42]陈衍：《虞初近志·杨守敬传》。
[43]《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4]杨守敬进京任参政院参政，其本意是为了借助政府之力刊刻《水经注疏》，袁世凯亦答应为其刻书，黎元洪还曾以个人名义捐“刻资二百元”。但由于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青岛等地，北洋政府穷于应付，刻书之事遂告无望。参见《寄刘心源之二》、《寄黎元洪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5]《寄王先谦之二》，载《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
[46]杨守敬生前其子孙之间已经出现不和，不愿意承担刊刻《水经注疏》的费用，德承、蔚光曾提出“分火”的要求，令杨守敬十分不满，写便条痛加斥责。杨守敬亲笔便条现存我处。
[47]《邻苏老人年谱》七十四岁条。
[48]汪辟疆：《明清两代整理＜水经注＞之总成绩》，分别收入台湾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段熙仲、陈桥驿整理本《水经注疏》卷末。
[49]据汪辟疆讲，熊会贞当年将《水经注疏》稿本交给杨家时，杨氏子孙就“颇有违言”。1938年7月，杨守敬的孙儿杨勉之通过傅斯年，将《水经注疏》稿本卖给中央研究院后，熊小固得知此事，于9月20日给傅斯年写信，质疑道：“遗稿果系谁家所有，杨姓是否有处理之权，杨姓私擅处理是否违法、是否有效。”并希望傅斯年毁约退书。可见，熊会贞生前及殁后，杨、熊两家一直有些矛盾。参见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载《汪辟疆文集》。王恢《杨、熊〈水经注疏〉之探讨》，载王氏《中国历史地理》，台北世界书局1975年版。
[50] 1936年7月1日出版的《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上登载熊小固有关熊会贞逝世的“启示”，其中有“先父在日，深虑兵燹水火，书稿恐遭散失，已由徐君行可另录副本”句。
[51]《关于〈水经注〉之通信》，载《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六期，1935年。
[52]与徐孝宓先生谈话记录稿现在我处。又：“傅朗西”之名，徐先生当时未作进一步解释，此处依读音写出。
[53]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54]《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又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引述李子魁寄文说：“九一八日寇猖狂侵略我东北领土。熊氏深虑稿本失传，允许汉口华实里书商徐行可抄录副本。”亦可作一佐证。参见《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55]《杨熊合撰＜水经注疏＞稿本提要＝，见台湾中华书局影印《杨熊合撰＜水经注疏＞＝卷首。
[56]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熊茂洽是熊会贞孙子，所记系转述其父熊小固（又作“筱崮”）之语。但《后记》中将《水经注疏》稿本转交杨家的时间定在1934年，较之熊小固“启示”所叙提前一年，当有误。
[57]《禹贡半月刊》第五卷第八、九合期，1936年7月。
[58]汪辟疆：《方湖日记幸存录·熊会贞遗事》记载：“会贞卒之前一年，召杨氏子孙及守敬旧交?之。手奉郦《疏》全稿置案上，曰：‘某遵师命补疏，今略已就绪。惟镂板不容缓，师临终资某膏火，丝毫未敢领，今愿以此为刻书之资，区画悉听公等。’”见《汪辟疆文集》。另：日比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文中也谈到此事，当时还拍摄有照片。参见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
[59]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杨守敬集》第13册。
[60]熊茂洽：《后记》，见《水经注疏·三峡注补》。
[61]《李子魁自述》明确记载：杨勉之转卖给中央研究院的稿本就是“《水经注疏》正本（即原稿）”。熊茂洽《后记》也记载：杨勉之的儿子杨世汉一再向他证实，“1938年秋交给傅斯年的《水经注疏》稿本就是先祖父熊会贞交给他们的原稿本”。
[62]刘孔伏、潘良炽：《〈水经注疏〉定稿本的下落》，载香港《明报月刊》1986年11月号。
[63]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4]据1984年2月13日，在徐孝宓先生家中谈话记录稿。
[65]见《李子魁自述》。
[66]贺昌群：《影印＜水经注疏＞的说明＝，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67]《巨马河篇》“南流注紫石水，又南注于涞水”注文下，台湾本有“守敬按：水在今涞水县西北。”北京本无。又“《地理风俗记》曰”注文下，北京本有“朱脱‘风俗’二字。赵据黄省曾本校增。全、戴增同。”台湾本无。
[68]《胡适手稿》第五集中册，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年1月影印本。
[69]见《李子魁自述》。
[70]参见1950年1月7日《出版总署办公厅关于同意将南京伪编译馆存稿、图书、档案等运京事给金灿然的通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0），中国书籍出版社1995年版。又：日比野丈夫《有关〈水经注疏〉稿本的二、三问题》谓稿本藏“台北中央图书馆”，当有误。
[71]见《李子魁自述》。
[72]参见王永瑞《集末附记》。又：1999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王永瑞先生作为校友将这批珍贵资料的大部分捐赠给北大图书馆。
[73]《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籍目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年版。
[74]陈桥驿：《评台北中华书局影印本〈杨熊合撰水经注疏〉》“附记”，《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75]《汪辟疆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76]参见向宜甫《水经注疏·序言》，1949年武昌亚新地学社排印本；刘禺生：《世载堂杂忆·记杨守敬先生》，中华书局1962年版。
[77]日本《东方学》第八十一期，1990年。又：1974年，日比野丈夫发表的《杨守敬〈水经注疏〉研究》问中也有相同叙述，见《译注邻苏老人书论集》上卷，日本省心书房刊本。
[78]照片及复印件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德勇先生、杨氏族裔杨世灿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79]见北京科学出版社影印《水经注疏》卷首。
[80]《史地丛刊》2、3期，1947年。
一、国内对儒莲的戏曲翻译的了解，一般多限于《灰阑记》、《赵氏孤儿》两种。事实上，在存留至今的大量儒莲亲笔书信中，也可看到若干与戏曲翻译相关的记载。例如，在笔者所见儒莲写给其同事、东方学家朱尔·莫勒((Jules Mohl, 1800-1876)的信件中，至少就有两封直接谈及此事。其一写于1831年11月17日，信中说:“我冒昧地将我们昨天一起读过中文版的这第二个剧本寄给你。如果它并未令福礼埃(Fauriel)先生不悦的话，我会抽空将同一集子里的剧本翻译出三十部来。”“三十部”看似随口一说的玩笑话，其实不然。儒莲手稿中存留的一份清单表明，他很可能的确有过一个较为庞大的戏曲翻译计划。这份手稿中法文并用，剧名后多附有点评:
剧目后的各种赞誉之词以及对剧目翻译状况的说明，都显示这份剧目清单很可能是其翻译计划中的部分备选剧目，而《单鞭夺架》后明确标注的“待译”字样更清晰地点出这份清单与翻译构想的紧密关联。
另一封相关书信因邮戳模糊，无法确认具体日期，但根据前后信件，大致可判定写于1832年初。信中谈及他近日正在生病，而“雪上加霜的是，我还有两部分要修改(我那部中国正剧的最后两部分)”。在正文结束之后，儒莲在附言中又补充道:“我从上周六以来在动手翻译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等它到了能对阁下拿得出手的程度，我会给您看的。”
显然，写信的1831-1832年间儒莲正对戏曲翻译热情高涨，他兴致勃勃地与朋友分享他正在阅读的戏曲作品，并积极开展着翻译工作。从时间上看，第二封信中所说“中国正剧”当指出版于1832年的《灰阑记》译本。而儒莲不仅在病中也惦记着要将译本改定出版，手头同时还兴致高昂地翻着另一个“非常有趣的剧本”。不过，不久之后面世的《灰阑记》己是包含唱段与念白的全译本，可见写信之时，儒莲虽还忙于修改，但译作离“拿得出手”的阶段也己为时不远。考虑到1832年《灰阑记》译本序言中称《看钱奴》等四部译作己经完成，而1834年《赵氏孤儿》全译本也旋即问世，想必儒莲此时在戏曲翻译上己有相当积累，工作也进入较为熟练自如的阶段。显然，这己不是最初的尝试与探索期，其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仍可向前追溯。
二、儒莲的戏曲翻译活动肇始于何时，此前似未见探讨。不过，据笔者所见的若干种材料看来，至少可以上溯到1829年。是年5月，有四名中国基督徒远渡重洋，来到巴黎遣使会总会学习，以备日后接受神职，回国传教。他们原定要在巴黎居住六七年，但由于“七月革命”爆发，法国政局动荡，最终于1830年11月被提前遣送回国。四人旅法期间，儒莲和他们有所接触，尤其与四人中受教育程度较高，拉丁文水平较好的李若瑟多有交流。儒莲在着述中，曾几度提及与李若瑟的交往，其中有两处与戏曲翻译有关，其一为1834年《赵氏孤儿》译本序言。在该序言的一条注释中，儒莲称:
我经常有机会去咨询1829年来巴黎的四个中国人中最机灵的一个，李若瑟先生。不 过我从未在他那里得到过哪怕对一行诗句的解释。在1867年关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进展的报告中，儒莲再度谈及1829年时与李若瑟的交往: 1829年，有几个中国基督徒来到巴黎，儒莲先生和他们中一人建立了长久的联系。他名叫李若瑟，比他的同伴们受过更多的教育，而且能流利地说拉丁语。儒莲起先想和他一同阅读一个中国喜剧，但他发现这个年轻人不能读懂夹杂在对话中的那些唱段，并得知在他家乡，只有一两个读书人能理解中国诗歌。从《赵氏孤儿》序言上下文可知，注释中所提及的“诗句”实为剧本中的唱段。而1867年报告中的文字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显然，儒莲戏曲翻译活动的开端至少不晚于李若瑟等人旅法时期，即1829年。那么，儒莲戏曲翻译初期，即1829年乃至更早的时期，其译稿大致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呢?笔者有幸在法兰西研究院的图书馆中发现了若干种儒莲戏曲译作的手稿，因而得以尝试对儒莲的翻译作进一步考察。目前存留的手稿包括《赵氏孤儿》、《西厢记》、《看钱奴》、《货郎旦》四种。《赵氏孤儿》译本为残稿。包含了从楔子开始，到第一折后半部分“奈灵公听信谗言，任屠贼横行独步”的译文。《西厢记》存有两个不同时期的译稿，均为残本。
一份接近于1833年译文，为一至六折。另一份内容接近于1872 - 1880年刊印本的译文，仅包含第一折的一至四幕。《看钱奴》同样是两份译稿，页码完整，一份由剧情梗概及片段译文组成。另一份为剧本全译。《货郎旦》译稿一份，保存完整，但其中大部分唱段尚空缺待译。显然，这些手稿分属儒莲戏曲翻译的各个不同时期。从形式上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译本是法汉对照型，每段译文均先抄录中文原文，然后在每个汉字旁标注有读音、释义，然后是依据这些释义连缀而成的整句译文，如《赵氏孤儿》译稿。第二类是剧情梗概夹杂片段译文型，以第三人称叙述剧情，然后在某些段落暂停第三人称叙事，加入原作的译文片段。如《看钱奴》译稿一。第三类是唱段空缺型，对白部分译文基本完整，而在原作唱段处则留出空白，以待补充，如《货郎旦》译稿。第四类是完整翻译型，译文包含了全部唱段及念白，并附有较多注释。如《西厢记》及《看钱奴》译稿二。很显然，这些不同的手稿，产生于不同时期，反映了儒莲的戏曲翻译实践随语言能力提高而日渐推进的过程。《赵氏孤儿》译稿残本虽然被图书馆列入儒莲手稿“己刊稿”部分，但经笔者比对，发现与1834年出版的《赵氏孤儿》译本差距甚大，可见此残本并非1834年单行本的底稿，而是其戏曲翻译初期留存的另一版本。而其特殊的形态颇可帮助了解儒莲早期的戏曲翻译活动。
三、不过，以戏曲翻译为语言学习辅助手段的做法，仅仅是儒莲自发的偶然，还是另有渊源呢?答案很可能是后者。以戏曲翻译作为学习中文的手段与方法的构想早在18世纪就由来华耶稣会士马若瑟专程提出。
马若瑟(Joseph de Premare,l666-1736)被公认为18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中文水平最高的一个，其作品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汉语札记》与《赵氏孤儿》。这两部着作虽然均得到研究者的广泛
关注，但对于两者间的关联谈及者却甚少。不过，若从马若瑟晚年在华当时的境遇以及他与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 1683 -1745 )的交往中考察，当可清晰地看到两者间的紧密关联。马若瑟在来华耶稣会士中，属于索隐派，由于其观点而被教廷视为异端，因而着作被禁止发表。此时他己近晚年，又被流放到广东，生活及研究条件很差，因而，马若瑟于1725年通过书信与巴黎东方学家傅尔蒙建立起联系之后，始终对傅尔蒙寄予厚望，希望使之接受并认可他的着作，以期通过傅尔蒙使其着作得以发表和传播。 在这样的期待下，他将自己最重要的着作《汉语札记》寄给了傅尔蒙。这份手稿于1730年2月11日抵达巴黎王家图书馆。当时他并不知道，傅尔蒙也写了一本中文语法书，题为《中国官话》，希望藉此证明自己在中文研究上的权威地位。因而他将马若瑟视为竞争对手，非但没有帮助马若瑟出版《汉语札记》，反而故意将其束之高阁。不知就里的马若瑟为了再次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在1731年寄去了《赵氏孤儿》译本及两封书信。正如鲁进在《马若瑟为什么翻译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若瑟的《赵氏孤儿》译本并不是，至少不主要是出于文学或戏剧的考虑而作，它实际上是为了敦促傅尔蒙出版《汉语札记》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不过，鲁文对于该译本究竟如何起到敦促作用不免语焉不详。实际上，细读马若瑟当年的书信，不难得到更为清晰的理解。据书信所述，当时随《赵氏孤儿》译本一同寄往欧洲的，是一盒毛笔，40卷《元曲选》和两封致傅尔蒙的信。其中一封只是简单的寒暄，意在向傅尔蒙介绍两位寄信人的情况。另一封长达九页的长信才是正文，其中用相当篇幅对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作了介绍。事实上，马若瑟信中所推荐的这一语言学习方法与其《汉语札记》中传达的语言学习观念是一脉相承的。
《汉语札记》共包含三个部分，导言部分是对中文的语音语调汉字等做的一个概述。正文部分是将中文分为口语语体和书面语体，分别进行了词法和句法的总结和举例。值得注意的是，马若瑟将口头语体的部分放在了前面，而他用以佐证的文本材料正是戏曲与小说。在“口语及通俗语体”的导论中马若瑟这样写道:中国的语言，不论是存留在古书中的，还是应用于日常生活的，都有着它恰如其分的独特的美……我现在着手来阐述汉语的独特的气质及其内在的美感，并且将第一部分限于对这种高雅方言(译者注:指官话)的探讨—例如那些出身高贵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所说的那种语言……合宜的做法是首先指出我用以归纳总结出下文这些结论的某些作品;不过，有必要提到的只是其中最重要的那些。这些作品一言以蔽之，就是戏剧，和某些叫做小说的短小文章。首先要提到的是《元人百种》……可见马若瑟对于通俗语体的总结，并非来自日常生活，而源于口语体的文学经典，因为，在他看来，编写这部语言教程的目的在于让法国读者学到中国“上流社会”的口语表达方式。因而在他所选为语料和范本的作品中，《元人百种》才被放到了一个特定的地位上。不论是在导论中陈述的语言教学观，还是在书中挑选的实际例句，或是让傅尔蒙通过翻译《元曲选》进行中文学习的建议，都表明了他以经典文本，尤其是作为口语典范的戏剧文本为典范为主要依托开展语言学习的核心观念。
用途
讲话稿的使用范围很广，多用于各种大小会议、广播录音、电视录像等口头表达；也可以登报印发成“书面发言”。
讲话稿和发言稿的区别
“讲话”和“发言”本是同义语，但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现在多数是把领导和主持人的发言称为“讲话”，其他个人或与会人员所说的，统称为“发言”。
讲话稿一般应由讲话人自己写。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可经过授意由别人，或由秘书、干事等代劳。讲话稿有详稿、略稿和腹稿之分。详稿准备较充分，只消拿到会议上去念就行了；略稿是个提纲、要点，在发言时要再作发挥；腹稿，仅仅在头脑里酝酿一下，考虑个大概，到时即席发言，然后根据别人的记录整理成书面的东西。这里，我们不讨论第三种。
“讲话稿”除“发言稿”这个别名外，还有演讲稿、演说稿、谈话稿、会议报告稿等。其性质与特点，都大同小异。
特点
文章是给人看的，讲话则是给人听的。看起来顺眼的文章，听起来不一定顺耳；看起来清楚明白的句子，说给人听，别人不一定听得懂。文章可以反复看几遍，哪句看不懂，就看哪句；听别人在会议上讲话，就不可能让别人说了一遍，又说一遍，老重复一个内容。讲话是一句接着一句的，弄不清前句的意思，后一句就难于理解了。结果，话讲得越多，别人越不听。因此，写讲话稿，就是要抓住讲话的通俗化和日语化两个特点。
可惜刘光第先生为变法图强救国而英年早逝，否则，其诗文书法作品当更臻佳境。其存世的手稿墨迹不多，除上海图书馆、宜宾博物馆收藏有部分外，其余均散佚于福建武平、湖北武汉、四川富顺等地宗亲后裔中，因种种原因毁损殆尽。万幸的是，富顺刘铭述(刘光第先生嫡侄)仰慕先辈之名，于时克服重重阻挠，冒着极大风险将刘光第先生旧居一晚晴书屋中散落的7册先生遗稿保存了下来。这7册手稿分别是《裴诗钞》两册、《南旋记》、《都门偶学记》、《古愚室诗钞》、《赋，试帖诗》、《方志，方言记》。因当时学术界认为刘光第先生属“戊戌六君子”中的“”，在政治和学术上对刘光第先生的评价均有不公之处，刘铭述一直将手稿随身携带，秘不示人，怕手稿遭遇不虞之灾。
1962年，国家开始组织人员对刘光第先生生平事迹、学术成就进行研究，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应中华书局之约，成立了《刘光第集》编辑组。时任省文教厅长、省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的张秀熟老人委托省志编纂委员会陈琴阶先生浏光第先生嫡外孙)回富顺搜寻刘光第先生有关资料，刘铭述感到彰显先祖学术成就，光大先祖英名的时机到了，将这7册手稿无偿借给了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研究使用。四川省志编纂委员会、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李有明、张杜若、王善生、曾绍敏等专家利用手稿校勘、订正了有关谬误，后来中华书局利用研究成果编辑出版了《刘光第集》。
现与《刘光第集》核对，手稿中还有很多作品未收入，已收录的也有缺漏，可能是选辑者另有其他考虑。
手稿借出后，不久“”就开始了，既未见《刘光第集》出版，也没有人将手稿送还，刘铭述真是陇心忡忡而又不敢表露。时光荏苒，到了1978年，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业均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此前一直不敢向旁人提起手稿的68岁高龄的刘铭述感到是询问手稿去向存留的时候了，遂叫其三儿子刘倜真(时在四川农机学院即今西华大学读书)辗转打听，找到了省社会科学院，庆幸的是，在手稿借用的16年间，虽经历风风雨雨，省志编纂委员会、省社科院相关研究人员均在时代风云变幻中历经沉浮，但他们都视保护刘光第先生手稿、传承先生学术、光大先生变法图强精神为己任，终使这7册手稿度尽劫波，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刘铭述终于毫无遗憾地收回了借出的7册刘光第先生手稿。
近年来，文物收藏、研究热潮兴起，国内如首都博物馆、西南师范大学等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刘铭述保存有刘光第先生手稿，均致函或派专人到富顺找到刘铭述，欲高价收购手稿，更有一些炒家及名利之徒采取或利诱、或恐吓、或欺骗的手段欲谋取手稿，均被刘铭述拒绝。
2006年，已届86岁高龄的刘铭述渐感身体不适，自觉将不久于人世，由于自身保管保护条件、开发利用水平有限，手稿的保存、利用始终苦苦地折磨着他。最后，经全家人共同商议，决定通过媒体为手稿找寻一个妥善的去处。
刘光第先生手稿经媒体报道后，得到了各地研究机构、文博单位的重视，纷纷派人与刘铭述联系，欲一睹刘光第先生手迹并高价求购。富顺县档案馆获悉后，及时向县委县政府作了工作汇报。时值富顺正着力申报“千年古县”、打造文化旅游县、重铸“才子之乡”辉煌，县委县政府领导深知，没有文化积淀，没有体现千年古县、才子之乡的文化传承载体，千年古县、才子之乡只是虚空、肤浅的，必须下大力气保护、抢救、开发利用好富顺的文物、古迹及名人档案。县长听取汇报后，专门主持召开了两次政府常务会，就如何搞好手稿的鉴定、抢救保护、征集、开发利用作出了决定，并安排分管副县长牵头，由县档案馆具体负责手稿的鉴定、征集、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