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091-08
命名与分类是人类学研究人类文化事物的重要切入点。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和马塞尔·莫斯将原始分类视为人类认知的源头和普世基础。如他们所说：“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1]这一学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的语言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研究中。美国人类学家布鲁席（S. B. Brush）在《农夫的功德》一书前言中指出：“对于人类学者或体验异文化的旅行家而言，作物多样性就象是不同生命的护照。作物品系的命名与分类开启通向农村生活方方面面的大门，如环境知识，人地之间的联系，与大地抗争的艰辛生计，针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技术，等等。”[2]这一点显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为我们以往的很多山地民族农业研究正是由于无视当地农民对其本土作物品种的命名和分类系统，而无法深入了解他们的知识系统，只能用武断的“科学主义”价值判断和对“他者”的贬斥来掩盖自己对土著农业智慧的无知。为此，本文将研究的视角重新投放到最基础的原点，根据我们2007年实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研究项目过程中在贵州黎平黄岗侗寨等地所获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从命名和分类出发探讨侗族的传统农业智慧。
侗族是一个主要栖息于山地近水小坝子地形带的稻作民族，在传统上，其稻作农业以特有糯稻品系——香禾糯为主，在香禾糯品系的命名与分类上创造和传承了一套独特的农业认知系统，从而成为侗族传统文化体系中的核心精髓之一[3]。这正如美国人类学家斯蒂芬·泰勒在其1969年主编的《认知人类学》一书导言中所指出的，任何民族的文化，虽然不一定是物质现象，但却都是通过认知对物质现象的组织，即通过对物质现象的命名和分类而得到的认知模式；人类进行分类是认知的需要，世上万物纷杂，变化万千，令人眼花缭乱，命名和分类使丰富多彩、变幻无穷的世界缩小成为我们能把握的规模[4]3。不过，纳日碧力戈教授在其新著《语言人类学》中对泰勒的不足之处做出了言简意赅的批评，传统知识系统中的命名和分类不仅有文化表达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践的价值，“知识涉及对生产和生活的有意识的组织，它们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可知、可见的实践中去。同时，社会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再生产或者改造原有结构”[5] 。这一点似乎也很适合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认知案例，因为据初步调查所知，侗族关于本土水稻品系的语言认知系统与其传统农业实践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此即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的不断的“结构化”过程[6]。因而可以说，侗族香禾糯命名和分类的研究，对于认识侗族等山地民族中的传统低山地水稻农业的深层内涵和实践特点具有特殊的多重意义。
一、香禾糯的历史背景
香禾糯是我国湘黔桂三省毗邻山区的侗族人民千百年来在当地独特自然人文环境下选育出来的特有水稻品种，属于民间所说的“大糯”品系[7]，是国内外学界所称的“特种稻”中最具民族地域特色的品系之一[8]。全球著名学术期刊《科学》杂志社亚太分社主编石磊（Richard Stone）撰文论及香禾糯时，将其译为“Kam Sweet Rice”（意为侗家香糯稻）[9]，可谓十分准确到位。香禾糯虽然在历史上是侗区广泛种植的农作物，但近百年来种植面积不断萎缩，目前仅贵州黎平、从江、榕江三县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侗族南部方言区还有一定规模种植，而黎平县双江乡的“黄岗”（侗语Wangc Kgangl的音译）寨就是这样一个长期坚持大面积种植香禾糯的典型侗寨，因此我们当年将项目点选在这里。
香禾糯历史起源的具体年代已难以追溯，但侗族稻作源远流长却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侗族是百越民族的后裔，这已被史学界所公认。而百越民族是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集团之一，这也是学术界越来越倾向或同意的观点，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语言学和考古学研究的证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现实中的和历史上的各种文化现象，大量地凝聚在语言之中。因此，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运用语言材料对文化起源、传播和演进的研究，解决文化史上的一些疑难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游汝杰和周振鹤以侗台语材料为证据，结合野生稻在历史上的地理分布，推测广西西南部、云南南部、越南北部、老挝北部、泰国北部以及缅甸掸邦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1011]，而侗族的历史分布区则正好属于这个地域范围。张公瑾《语言与民族物质文化史》，李锦芳《侗台语言与文化》等著作，结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白保罗（Paul Benedict）的澳泰语假说，在全方位地收集壮侗语族有关稻作的词汇的基础上，进行比较和古音构拟，进一步证明了“壮侗语诸族的先民百越最早种植水稻”并形成“‘饭稻羹鱼’稻作文化”等历史问题，考证侗台—南岛语先民古越人最早发展稻作文化，年代应当在6000年以前 [1213] 。
但是，包括侗族在内的壮侗语民族早期稻作文化中的稻种是什么？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定论，有旱稻说、粳稻说、籼稻说、籼粳未分化稻种说、糯稻说等，不一而足。我国农史学家游修龄考证说，百越民族最早种植的是糯稻[14]，日本学者渡部忠世认为糯稻是中国南方至东南亚大陆历史上的主打水稻品种[15]，他们都相信东南亚和华南地区历史上曾存在一个“糯稻文化圈”。从民族历史地理分布上看，侗族属于这个“糯稻文化圈”的中心地带，其糯稻农业传统的历史渊源关系显然与此一脉相承。侗族南部方言区各地流传的族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当中都有关于其先民在糯稻种植方面的叙事。如流传在从江县往洞乡的《九洞祖宗迁徙歌》唱到 “祖宗原来那地方，田地都在高山上，六月天干土变白，就像晒干的构纸一个样。构纸晒干不会裂，田地干裂陷得下牛羊”。因缺水灌溉才离开祖源地，来到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云贵高原边，定居发现“祖公选的地方是银地金坡，家家户户鱼米多。田里的糯禾多得发了霉，地里种出的棉花织布无处搁……”再如流传在黎平县中潮镇佳所一带的《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子上》同样描述到原祖居地“田在上，水在下”，由于当时没掌握提水灌溉技术，“田中常遭旱”，才举族从“江西”搬到黎平佳所一带，看到这里“有山有水有田塘”便定居下来，果真“这里适宜种糯稻，从此侗寨白米替杂粮” [16] 。 这些口承民间史诗将种植糯稻与族群起源联系在一起，世代传唱至今，足可见在侗族的族群记忆中，糯稻历史地位之重。
综上所述，从黄岗村现存和记忆中的25个香禾糯品种命名制度来看，以成熟期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引种地地名命名的品种有7个，占25个品种中的28%；以引种人和保种人人名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有9个，占25个品种中的36%；以生境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以品质特征命名的品种有1个，占25个品种中的4%；以收割方式命名的品种有2个，占25个品种中的8%。看来人们还是青睐于性状特征命名法和地名命名法。以地名命名的品种都是外来品种；以人名命名的品种，有的是当地固有的，有的则是从外村引进的；其他命名法的品种，反应从外村引种而来的信息不明确，借助对其他侗族村寨的调查材料，似乎这些品种名称在其他侗寨也存在，尤其是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如老牛毛糯、小牛毛糯、杉树皮糯等等，以往在侗族地区曾广泛种植。也就是说以性状特征命名的品种，是一种民族性的品种，并且名称几乎统一；而其他方法命名的品种，尤其是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是一种地方性或村寨性的品种，同一品种，在此村称为这，在彼村则称为那，同种异名现象十分突出，这给我们全面、准确调查侗族香禾糯品种系列数据带来了很大难度。如黄岗村持续、广泛种植的“列珠糯”，在黄岗称为“列珠糯”，在毗邻的自然村—岑秋则称为“黄岗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吴元华副所长曾将该所60年代在侗族地区普查到的200余个香禾糯品种名单拿给我们看，我们当即就发现名单上以地名、人名命名的品种不少。这些品种与其它品种是否存在同种异名抑或异种同名？由此看来，我们对于香禾糯品系命名和分类的调查研究还只能算是一个很初步的开端，无论是对其他许多侗寨还是整个侗族地区的香禾糯谱系，都还有待由语言学、人类学和农学工作者共同协作去进一步跨学科的调查和梳理。
三、分析讨论与理论思考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可窥管香禾糯对侗族社会文化深刻影响之一斑。以美国学者罗西（Gail Rossi）的说法，侗族是“一种隐藏在大山里的文明”（a hidden civilization in the mountains）[19] ，而以梯田和混农林的农业文化形貌为基本特征的山地农耕制度是这种文明的基础。因此要深入了解侗族文化，就必须首先深入分析侗族关于农业的传统认知系统。而侗族对于农作物的命名和分类，则是侗族认知系统的最基本的呈现。正如纳日碧力戈教授所说，“命名和分类是人类区别于一般动物界的特点之一，是观察、比较、分析和概括能力的体现”[20] 。
学科名称通常反映的是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视域范围和研究方法等。Ethnomusicology多名称混用的状况使得大家对该学科的内容、范围和研究方法等产生了模糊认识。一方面，多数学者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同起来，视为同一学科；另一方面，少数高校同时招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学等专业方向的学生，这委实令人颇为费解。那么，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到底是不是一回事；有什么区别；有无区分或统一的必要；如要区分，又当如何进行？本文主要就这几个方面问题与业内同行进行探讨。
一、Ethnomusicology的出现及多名称并存现状
众所周知，“Ethnomusicology”一词源自于荷兰学者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的个人创造。1950年，吉卜•孔斯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他的著作《民族音乐学》，该书将“Ethno”（氏族、种族、民族，或泛指人）与“musicology”（音乐学）进行组合，创造了Ethnomusicology一词，并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可。毫无疑问，“Ethnomusicology”的中文译名当为“民族音乐学”（也有人译为“人类音乐学”）。但由于音乐界对是否该用“Ethnomusicology”这个词本身就存在很大争议，致使大家在对该学科的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音乐界就出现了Vergleichende Musikwikwissenschaft（比较音乐学）、musical folklore（音乐民俗学）、Anthropology musicology（音乐人类学）、Cultural musicology（文化音乐学）等诸多名称。然而随着该学科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内容变得更为宽泛，学科命名也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如何准确地界定该学科名称，成了当前世界音乐领域的一大难题。在当今中国就有民族音乐学、音乐文化学、音乐人类学、中国音乐学等多个名称。
回顾历史，中国最早接触、学习、研究民族音乐学的是王光祈先生，其时为“比较音乐学”。自上世纪20年代王光祈先生率先将“比较音乐学”引入中国，到1980年“南京会议”①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确立，国内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名称一直存在着较大争议，至今没有统一。
在我国最早将Ethnomusicology一词译为“民族音乐学”的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南京会议”之后，这一名称逐渐为国内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并流传开来。如，伍国栋将其论著定名为“民族音乐学概论”，杜亚雄有本书叫《20世纪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但这一名称受到了西方和中国相当一批学者的反对。管建华经常使用的是音乐人类学，出版有《音乐人类学导引》、《音乐人类学的视界――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等，并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持相同观点的还有杨沐，杨沐在《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一文中明确将“‘音乐人类学’作为本学科的中文名称”②。而蒲亨建等人使用的是“音乐文化学”。同时，蒲亨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等“均名异而实同”③，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前中国音乐理论界的普遍看法。
从近20多年国内外情况来看，西方学者对Ethnomusicology的学科命名和界定似乎已不感兴趣，他们将研究重点更多地指向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与方法，努力拓展研究的方向、范围和课题，以适应该学科的发展需要。同时，国内学者在经过一段时间争辩之后，或淡而忘之，或倦而厌之，很多人都觉得该学科发展得实在太快，所有争论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以致避而不谈了。
二、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及其受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
关于Ethnomusicology历史演变过程很多论著（文）均有记载，在这里我不想多说。我想讲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件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Ethnomusicology也是这样。随着研究内容、范围、方法的不断拓展，该学科已与其本体渐行渐远。在与不同学科进行“联姻”的过程中，Ethnomusicology已经逐渐脱离其“母体”，孕育出了许多新的不同学科。在今天之中国，该学科目前已从单一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延伸到学科方法论、音乐民族志、音乐文化区划、跨文化比较研究、中国域外传统音乐文化、城市民族音乐学以及计算机辅助民族音乐学研究等众多领域。学科研究内容的不断扩大，使Ethnomusicology早已突破了原来留予的狭小空间，扩展到一个新的研究层面。
在Ethnomusicology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东西方的文化差异起着决定性作用。
我们都知道，音乐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音乐成为人类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的主要根源是人类文化，不同的文化必然会产生不同的音乐。陶玛（美）在《文化变迁中音乐的纯洁性》一文中就指出，音乐事实上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并由该文化的成员们所实践，它是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所勾画的一种文化”。
东西方由于其历史发展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使得它们在风俗习惯、、思维方式、道德观、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民族音乐学起源于欧洲，承载着西方文化特性，深受西方思维习惯、研究方法、历史进程和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回顾历史，民族音乐学的前身比较音乐学，是与西方文化侵略和对“欧洲文化中心论”的批评相伴而生的。在研究视角上，它将音乐与文化割离开来，进行物理的而非文化的研究，体现了西方人具体而微的分析型思维习惯。“民族音乐学”取代“比较音乐学”的事实背后是东方文化的综合型思维模式。由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特性，东方文化中的音乐与生活融为一体，使西方学者在对东方的音乐进行理解时出现了障碍，渐而将研究视角探向了产生音乐的环境和文化。
就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我们也不难从中看出一些端倪。比较音乐学被王光祈先生传入中国以后，由于该学科当时只对“音乐本体”进行研究，忽视了音乐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片面性的思维方式与东方人综合型模式是有冲突的，或者说，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习惯。笔者认为，这可能也是比较音乐学未能在中国发展起来的重要原因之一。相反，民族音乐学对“音乐”与“文化”普遍关注的综合特性与东方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很快受到了国内学者的普遍响应。在近20多年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实践过程中，中国民族音乐学研究一直秉承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在翻译、借鉴西方比较音乐学和民族音乐学成果的基础上，努力构建本民族音乐学理论体系，先后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民族音乐学专著、译著和论文，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国外民族音乐学的独特风貌。
既然民族学、人类学和文化学的研究目的和方法有着严格的区别，那么以这三门学科为基础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也理应当是有所区分的。
此外，我们还应当看到，西方一些学者在使用和理解Ethnomusicology一词时其实是有所区分的，他们通常将侧重于对音乐本体研究的称为“民族音乐学”，侧重于人类学研究的称为“音乐人类学”，而将侧重于音乐所处文化环境研究的称为“音乐文化学”，并不像国内音乐理论界那样混为一谈。
四、结论
我国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文化学均源自于Ethnomusicology，这是无可争议的，但由于研究者的不同知识背景，该学科的研究逐渐迈向了不同的学科领域，其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在翻译英文文献时，应当根据其研究内容、目的、方法等的不同翻译成不同的名称，而不应统一译为某个中文名称；而在撰写中文论著（文）时，则应当脱离Ethnomusicology的本义，根据论著（文）的内容来合理确定名称。如果硬要让我从中作唯一选择的话，由于文化的多维和复杂特性，我个人认为采用“音乐文化学”这个词可能更为确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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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4):p95―p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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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北京：《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①1980年，由民族音乐学家沈洽、高厚永、赵后起、杜亚雄等人组织策划，在南京艺术学院举办了“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会议首次采用“民族音乐学”这一国际性学科概念。音乐界一般习惯地将这次会议简称为“南京会议”．
②杨沐．《漫谈音乐人类学的定义与范畴》[J]．音乐研究，2000(3)，p81―p87．
③蒲亨建．《对我国音乐文化学研究现状的初步思考》[J]．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5（）：5―p98．
④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3，P14．
⑤赵宋光．《音乐文化的分区各层构成描述:关于音乐文化学学科建设的目标、方法、步骤的若干建议》[A]．赵宋光文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1．
2.体系结构上的精心构思。民族地理学内涵丰富，如何在有限篇幅中既全面系统又深入细致地对此加以论述，很能考验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写作水平。作者在总体上采用了一种三元式体系结构：首先从学科建立与发展的视角，将民族地理学的发展源流及其研究对象、内容、概念、方法、意义及学科体系等做了整体性的论述。突出了学科地位的研究；继而从“民族共同体的地域分化与空间变动”、“民族与自然：人地关系上的民族生态观”与“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三个方面对民族地理学所关联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探索；最后分别对“世界民族地理”和“中国民族地理”进行具体审视，旨在从“世界”与“中国”的视阈中考察各民族的地理分布与区域民族构成的历史地理背景，将纷繁复杂的民族人文地理现象勾画出一幅清晰的图像。这种三元式体系结构，从涵盖面来说，几乎囊括了民族地理学所有的研究内容，使古今中外各种民族地理知识尽纳其中。仅从这点来说，该书既是一个全面开放的体系结构，又是一个兼容并包的体系结构，称其为民族地理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并不为过。
3.论述观点上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地理环境对种族、民族体质特征和民族性格及心理素质具有重要的影响。书中以五个典型的个案材料为主，深入地分析了地理环境对中国、俄罗斯、韩国、日本以及阿拉伯人的民族性格的塑造。作者看待这个问题的眼光是深邃而辩证的，他指出：“地理环境确实对一个地区或国家民族性格的形成有着深刻而持续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愈是民族发展的早期愈是明显。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形成民族性格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地理环境只能是一个基本因素，而且这个基本因素并不是单一的，它主要是作为生产力要素而进入人们的物质生产过程的，对一个民族的性格、心理起核心作用的是这个民族长期形成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有力地批驳了某些西方学者所鼓吹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第二，在对“民族生境”、“民族生态位”等概念具体阐释的基础上，总结出了民族环境取向的两个基本向度――垂直空间向度和水平空间向度，民族生存和发展最为基础和核心的部分是关于居住地周围小环境的认知。在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中，引入了生态学和生态系统的概念与理论，具体分析了各民族对生态过程的理解、对环境的感知和评价中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生态观念，以及各民族社会传承有序的环境乡土知识对民族生态的维护作用。第三，探讨民族文化形成、发展与演变的地理背景，揭示民族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形成的空间差异，是民族地理学在考察民族文化地理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内容。书中重点分析了饮食、服饰、丧葬的地域性差异以及民间文学艺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论述了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对民族聚落的影响，考察了民族聚落的地理类型与空间分布形态。“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这部分的一个研究重点，书中既分析了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基础，考察了各种自然地理条件对宗教分布、传播和扩散的影响，又对各种宗教中所蕴含的生态伦理思想逐一进行揭示，探讨了宗教的生态关怀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作用。通过对民族文化地理的分类考察、综合归纳，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各种不同民族共同体基于特定的生态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民族文化，一般都有着较为稳定的空间属性或区位地域的植根性、依附性，并且在不同的时空序列上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地域特色。”第四，书中关于民族地理现象中地名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新颖独到。作者认为：地名是人类认知活动的产物，不同地域、不同层次民族语地名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基础和文化背景，每一个地名作为民族文化的镜像，它都或多或少地记录着诸如民族兴衰、文化变迁、经济生产、军事活动等纷繁的历史事件，隐藏着大量的具有本源意义的文化信息。在对地名进行民族地理学的解读中，既注重探讨地名对民族地理环境的客观再现及其生态意义，又详细地考察了源于氏族部落或民族名称的大量地名，具体分析了区域民族历史变迁、民族聚居与杂散居分布状况、民族迁徙与跨境民族分布在地名上的反映。
综观全书，笔者以为，《壮语地名》一书至少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框架合理，重点突出。全书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壮语地名的分类”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下来的第三章“壮语地名命名法的特点”、第四章“壮语地名中的壮语与汉语”、第五章“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第六章“壮语地名中的汉借词”是全书的主体。上述四章内容集中对壮语地名中所反映的语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着意挖掘壮语地名中所蕴涵的壮族文化。第七章“规范化与民族文化”从“定音”、“定义”、“定形”三个角度为壮语地名的规范化工作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二)材料丰赡，数据可靠。《壮语地名》收集了20世纪80年代普查后广西壮族自治区24个县、市出版或未出版的地名资料，建立了自然村屯多达37926条壮语地名的资料数据库。前期资料工作可谓细致入微，材料丰富，避免了以往此项研究材料的零散性。全书在在数据库的基础上，整理出《22县市的通名及常见专名的汉字使用情况表》，此表为学术界提供了壮语地名详尽的语言资料，做了一件大好事。另一方面，此表也奠定了全书工作的基础。书中主要观点的阐发基本都在定量分析的前提下进行，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三)方法科学，言之有据。《壮语地名》自始至终都以地名学、语言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为基础，同时参以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和理念，无论是在宏观地名分类还是微观分析具体地名时，都言之有据，令人信从。
二、《壮语地名》的亮点
粗粗读来，《壮语地名》可圈可点甚多。
第三章集中讨论了壮语地名所反映的壮族方位认知、颜色认知以及主观意愿等有趣现象，得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结论。下面以方位认知为例，对该章研究成果稍作介绍：
学者与成果评介1.通过对比汉壮方位认知的不同，认为造成汉壮两族对方位认知和表达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到地理环境的不同。进而通过统计gwnz(上)、laj(下)、naj(前)、laeng(后)、ndaw(内)、rog(外)、swix(左)、gvaz(右)在壮语地名资料库中出现的频率，得出使用度最强的是laj(下)、gwnz(上)，最弱的是swix(左)、gvaz(右)，跟人类空间维度习惯顺序一致。从而得出壮、汉两族两相比较，前者对空间方位的认知与表达更多保留了人类文明的原生性的结论。
2.通过进一步考察gwnz(上)、laj(下)、naj(前)、laeng(后)、ndaw(内)、rog(外)在地名资料库中成对出现和省略一方的使用频率，得出laj(下)隐含gwnz(上)、laeng(后)隐含naj(前)、ndaw(内)隐含rog(外)的结论；通过进一步考察laj(下)、ndaw(内)等的泛化义用法，得出没有与之相对的gwnz(上)、rog(外)泛化用法。
3.在前述基础上，根据上、外、前与下、内、里的方位性质差别，得出汉壮语泛向呈对立状态：汉语重外显性情貌引申，为外显型空间；壮语重内隐性情貌推衍，为内隐型空间的结论。
《壮语地名》对于壮语方位认知的研究成果，不失为研究壮族思维方式的一个成功个案，也是为民族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材料。
第五章“壮语地名汉壮对译的对音价值”，以翔实厚重的材料、例证、表格与扎实严谨的音韵学考证，成为《壮语地名》另一出众的亮点。该章共讨论了本族词的音译用字、壮汉音义相近的词、汉借词的历史层次、壮语地名的音译反映的语音层次等四方面的内容：
1.本族词音译用字为语音学、语音史研究提供了参照。
为语音学提供参照的例子，如在南丹县地名中，对壮语的村庄mbanj一词的音译用字共有三组：“板、摆、盘”；“麻、蛮、挽”；“反、饭”。这恰好反映了 mbmf音变过程。为语音史研究提供参照的例子较多，多集中于阴、阳、入三类韵尾的对转。而最典型的例子，当属通过调查发现壮语地名音译字中，三个塞音韵尾常有混用的现象，既合于古壮字的谐声偏旁塞音韵尾混用的特点，又与宋代诗文用韵情况较接近。
2.壮汉音义相近词、汉借词的历史层次以及壮语地名音译的语音层次研究为早期汉语、壮语词汇的接触、借用情况及其时代性提供了许多具体而又严谨的考释个案研究，有些结论与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商榷，值得注意。下面试举二例。
(1)壮语中表示雄性、表人的类别词头boux，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该词与同属古百越族的先秦时代的吴国、越国国君名称的前冠字“无”、“夫”同源。[1]《壮语地名》通过考察汉语“父”字在广西平话、粤语方言中读音的演变情况，认为壮语的boux可能即汉语的“父”，是中古以后借入壮语的汉语词。其语音证明的过程清晰有据，结论令人信服。
(2)壮语地名中有许多含haw和fawh，一般都有作为乡村圩镇的历史。目前有学者认为：南方汉语方言中作“集市”解的“圩(墟、虚)”原本读作*h1，借自古越语*f4。而古越语*f4由*b4演变而来，其本义为“码头”。后来的侗台语又从将“集市”成为“虚”的汉语方言中借入*h1。[2]《壮语地名》一书从“墟、圩”、“埠”在中古音和现代汉语粤方言中的语音演变出发，结合大量古代文献例证，提出壮语的fawh和haw均来自汉语，这两个词之间没有同源关系。haw是“墟”的音译，fawh[fu6]是“埠”的音译，都是汉语借词，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进入壮语地名的，而且“埠”进而壮语的时代比“墟”晚。这一观点更清晰地解释了壮语地名中表示“集市”义haw和fawh的来源。
三、《壮语地名》的学术与应用价值
《壮语地名》的学术价值有语言学和文化学两方面。语言学领域，如前述第三章在认知语言研究、第五章在壮汉语接触研究独具意义。
壮族悠久的文化，在壮语地名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壮语地名》对蕴含于地名之中的壮族文化的挖掘，可谓随处着笔，不遗余力。我们随处摘取几例。来宾的“麒麟山”，壮语名“卡敢且Gagamjced”或“岜敢且Byagamjced”，意为“大腿间的女阴”，实则反映了壮族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生殖崇拜文化。意愿地名所传达出来的意愿大多停留在吃饱穿暖的物质层面，而精神层面的思安祈福都是汉语借入的层次，说明壮族地区虽然物质水平比较匮乏，但社会基本稳定，少受战争的动荡和苦难。另外，壮语地名的汉语与壮语形式、壮语地名中的汉语借词，本身就是一部汉壮交融史。
《壮语地名》还体现在其在地名管理方面的价值。众所周知，现代社会壮汉文化剧烈交融，壮文化如何在主流的汉文化中得以传承以至不被淹没，是文化工作者和各级地名管理部门都要冷静思考和面对的问题。书中多处章节谈到壮语地名中汉语与壮语问题实际反映的就是壮文化与汉文化的碰撞问题。比如，靖西县对壮语地名的标准化处理时，mbanj的汉译不取音译“晚”，而取意译“屯”，这一做法在书中如是评价：“意译导致地名口语与书面语脱节，不符合当地的语言实际。如果这种人为的脱节不尽快得到遏止的话，书面语一旦借助其强劲的发展空间和势头，很有可能覆盖掉原有的壮语口语，导致壮文化的流失，问题的严重性更在于这种流失不是个别发生的，而是集体性、成批量的流失。”[3]对壮文化流失之心急如焚、痛心疾首，溢于言表。
基于此，书中第七章专门提出壮语地名在定音、定义和定形等方面的标准化与规范化的若干建议，具体、实际、操作性强。最值得称道的，书中谈到的语言操作，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壮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观念。比如，汉语地名和壮语地名都面临分化重名的问题。汉语的做法有数字排序，如“一面坡、二里沟、三都、四塘”，还有用东西南北等序列化，如“山西、山东”等。壮语用附加单音名词的办法，如三个地方都叫“山腾”，分化为山腾老、山腾校、山腾内，其中“山腾校”以此地有个学校而名。后附单音名词之法与汉语迥异，极具“壮味”，如果好好加以发掘利用，对壮语地名的命名、更名等管理提供丰富的资源，因为可供选择的名词是无穷尽的，当地的标志性建筑、特产、地形地貌、奇闻逸事、神话传说等等都可以成为附加成分。这样的操作办法在书中多有阐发，真正起到了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作用，有应用价值。
四、《壮语地名》的不足
总揽《壮语地名》一书，特点鲜明、亮点突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白璧微瑕，《壮语地名》一书自然也存在着极少的不足之处。笔者水平不高，略陈两条，以求教于著者和其他读者。
1.壮族文化系统性研究有待加强
笔者在前文曾说过《壮语地名》挖掘地名中的壮族文化，用不遗余力来形容不足为过。但遗憾的是，《壮语地名》没有集中对地名所蕴含的壮族文化作系统性论述，致使从地名的角度所进行的众多壮族文化研究成果散见于全书。那些想了解地名里所包含壮族文化的读者，难免有全豹之想。
2.如有索引更加方便
《壮语地名》所涉及的材料丰富，地名繁多，但因缺乏索引，所以也带来一些不便。笔者想在书中查找有关“gamj(岩洞)”的资料时，便感觉查检起来颇费时力。如有索引，则省时省力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教育部语言信息管理司司长李宇明教授为本书所作序言中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壮语地名》“将广西20多个壮族聚居县(市)的现代壮语地名制成壮语地名库，用现代化的研究手段对这些地名全面梳理，建构壮语地名的词汇学系统，追究命名之来由，探索文化之底蕴，且特别重视壮族语言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在语言、文化等多个层面上都有创获。”[3]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少数民族发展实施分类指导的早期探索张晓琼 (10)
杂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研究朱玉福 (16)
论金代前期的宗室贵族群体宋立恒 (21)
辽宁省桓仁满族自治县为文物古迹立档罗平 (25)
清代东北地区布特哈八旗建立时间考辨陈鹏 (26)
清庆亲王奕勖研究综述周增光 (30)
浅论清朝的满蒙联姻政策肖锐 (34)
清末新政时期八旗团体的参政活动尹立芳 (37)
弘扬民族文化与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思考王淼 (43)
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路径分析李轶楠 (47)
满族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及其旅游深度开发张丽 (50)
辽宁清前满族文化品牌打造研究孟月明 窦杰 (54)
待开发的桓仁满族旅游文化资源李学成 (59)
沈阳地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浅议文钟善 冯静晓 (62)
朝鲜族中小学师资队伍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朴今海 金红仙 (64)
中华民族构建中的朝鲜族社会尤文民 (72)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何世同 (75)
辽宁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萨满民俗窗花系列》荣获第十一届黑龙江省美术展银奖李军 (F0003)
《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的“同源性”探析袁锦贵 (76)
《儿女英雄传》中的服饰研究（上）曾慧 (80)
满族作家志锐《廓轩竹枝词》研究韩丽霞 (84)
论斌良山水诗的绘画美吕斌 (92)
从唐岱的《绘事发微》分析《大房选胜图册》——兼谈其对娄东画派的继承与发扬杜恒伟 (95)
萨满文化传承后继有人——评《达斡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人：斯琴褂和她的弟子们》觉罗 (99)
治学严谨 别有意会——读张佳生的《八旗十论》康启昌 (102)
民族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渔家天锦——赫哲族鱼皮文化研究》一书评介魏国忠 (104)
满族剪纸 (106)
一部反映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的著作——评介《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论》李鸿 (107)
肃慎-女真族系形成发展研究与民族学赵阿平 (1)
论肃慎女真族系研究在中外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周喜峰 (6)
肃慎-女真族系历史沿革与分布地域研究与中国边疆学的建设郝庆云 (11)
清入关前商业贸易李兴华 (15)
浅析清代君主的屡劝谏诤及其文化背景韦泽 (21)
沈阳市满族中学突出民族特色教育崔英淑 (26)
嘉道时期的“清官”玉麟赵欣 (27)
清刻本《满洲四礼集》考略 (32)
从群体互动角度分析满族形成过程于海峰 (35)
新宾满族剪纸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3)
黑龙江畔大五家子一带满族的穆昆祭祀和丧葬张松 (44)
关于北京满族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苑杰 (48)
满族文化传播产业化发展探析吴勃 (53)
桓仁满族自治县北甸子乡成为“中国特色镇旅游新干线试点乡”罗平 (56)
满族民间婚俗回顾刘中平 (57)
满族的起居禁忌与礼仪 (61)
从满文发展的历史与现状谈保护与发展满文的意义吴敏 (62)
蒙古族教育制度的演变白丽娟 (66)
辽宁省蒙古族师范学校 (72)
沈阳市举办纪念锡伯族西迁246周年暨沈北新区建设锡伯族文化生态保护区论坛 (84)
满族起居习俗 (90)
长春大学萨满文化研究中心简介 (F0002)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语言交流与民族关系的思考陈海玲 (73)
辽宁新宾满族自治县信息传播状况调查刘海贵 汤景泰 杨保达 (76)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公有制林业发展的思考池美子 郑博 (85)
八旗满洲第一位诗人鄂貌图考论张佳生 (91)
东北现代文学的民族风格特征及其审美价值谢淑玲 (96)
云霞洒满纸 神笔发浩歌——读萨仁图娅的长篇传记《尹湛纳希》朱虹 (101)
别开生面的史书——读《金启琮谈北京的满族》白凤岐 (105)
城市化进程中东北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流动状况分析卢守亭 (1)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繁荣阎向东 (8)
民族乡民生保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大连市为例闫沙庆 信海燕 (11)
浅析满族对天津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刘金明 (16)
密云清代满城发展及其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朱永杰 韩光辉 (22)
黑龙江省三家子村追踪调查刘正爱 (27)
试论满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条件李金涛 (35)
努尔哈赤崛起与李成梁关系史事钩沉陈涴 (39)
论清初定都及其历史意蕴王明德 (45)
儒家思想和“康乾之世”的兴与衰孙东波 (51)
奕在甲午战争期间外交活动的考察关捷 (57)
论满族家谱《来室家乘》的纪年方式郁辉 (64)
辽宁省民委（宗教局）召开全省民族宗教工作会议林娜 (50)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王立红 (67)
解析萨满文化对思维和心理的作用张思宁 (68)
史诗《乌布西奔妈妈》和满族古代的航海戴光宇 (73)
陈汉军张氏萨满探析刘红彬 (80)
从“放偷日”习俗看女真族早期婚制与经济生活刘肃勇 (83)
金代女真的婚姻形式和习俗刘筝筝 (87)
试析满族习俗文化在满族社会中的功用刘明新 (91)
民俗生活场域中的满族风俗与东北作家群创作阎丽杰 (96)
从骆宾基的《混沌初开》看满汉民族心理的常与变谢淑玲 (101)
真诚·挚爱·诗味——萨仁图娅印象与兼品《幸福八卦》王建中 (105)
诗性抒情：现代东北书写的独特建构——对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小说的文体观照郑丽娜 (115)
悖论奇观康启昌 (120)
朝鲜族发展现状和发展模式的深刻思考——《舒兰朝鲜族现状与发展研究》读后于学斌 (122)
金启孮先生与满学金适 (125)
主编寄语何晓芳 (F0002)
辽宁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社区（村）创建活动总结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 (F0003)
论努尔哈赤的崛起——兼析李成梁之“养虎遗患”肖瑶 王永涛 (1)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4)
旗人对八旗制度的思想态度变化南洪钧 吴俊杰 (5)
《图说辽宁少数民族丛书》出版闫立新 (9)
从广州“满洲话”谈八旗“军话”与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关系沈林 (10)
浅识炮台山星祭坛与满族祭祀陈景河 (17)
佟养性及其家族与清朝开国王景泽 杨华 (25)
清开国重臣何和礼李学成 (31)
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36)
端方研究综述闫长丽 (37)
辽宁文学界专家研讨满族诗人牟心海的诗歌创作程义伟 (43)
盛京文化盛乐又化——沈阳历史文化名城的根基王成民 (44)
蒙古贞土地制度的变迁与改革项福生 (50)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53)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8)
辽宁省各界少数民族代表学习邵春亮同志先进事迹座谈会 (F0002)
全国第四个“文化遗产日”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开幕式表演 (F0003)
慈禧太后家世新证——《德贺讷世管佐领接袭家谱》研究刘庆华 (54)
舒尔哈齐死因考陈永祥 (61)
清武勋王战殁史事考张建 (71)
夫余与玄菟郡关系考略赵红梅 (75)
观念的潜流——清末民初京旗小说与老舍刘大先 (79)
不恨天涯行役苦——纳兰性德觇索伦边塞诗词的文化阐释孟盛彬 (88)
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91)
论《国朝闺秀正始集》在“教化”与“传世”间游走的诗学思想聂欣晗 (92)
满族说部的文本化高荷红 (97)
守望·坚守·建构——著名满族诗人牟心海诗论萨仁图娅 (105)
满族服饰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继承与发展的文化特征温兰 (108)
辽宁省民族工作系统掀起向邵春亮同志学习的热潮 (110)
满族民间游戏的保护与开发汪萍 (111)
满族传统医药的传承与应用马万学 刘玉忠 (115)
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17)
试论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朝珠栾晔 (118)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 (123)
马褂考李晓君 (12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召开方向 (1)
政治文明与民族区域自治陈建樾 (5)
丹东“兴边富民行动”回顾与展望燕声东 姜涛 (15)
重新审视清王朝赵志忠 (21)
论金朝中央集权对女真皇族的防范对策李玉君 (25)
后金冶铁、炒金炼银及烧造业遗址考证——兼论建州女真手工业的发展赵维和 王丽 (29)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60年学术研讨会召开 (35)
清朝的人口迁移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袁城 蔡莉 (36)
清末旗人军事改革与八旗生计贾艳丽 (41)
从清东陵的营建和维修看清王朝的盛衰王海燕 (47)
《清代中央决策机制研究》简介 (54)
《满语文与满文档案研究》出版 (84)
“五化”背景下民族问题研讨会暨有关民族问题研究机构联席会议在沈阳召开 (F0002)
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16届世界大会（2009）“满一通古斯语言文化与人类学研讨会”在中国昆明召开 (F0003)
试论满文对蒙古族和达斡尔族文化的影响吴依桑 (55)
满族文化对盛京城规划建设的影响——兼论盛京城在满族和清代都城史上的地位李声能 (59)
惟妙惟肖的乾隆仿生瓷刘晓晨 (68)
满族民间体育传承形式探析栾桂芝 王德平 (73)
满族传统体育的社会文化功能变迁分析孙美谬 张岚岚 (77)
珍珠球运动的功能探析韩二涛 朴刚 (82)
北方民间传统文化之嘎拉哈的演变特征与传承王富秋 (85)
东北地区民间汉军旗谱单形制研究孙明 (88)
满族石氏家族祭祖习俗调查孙炜冉 (92)
岫岩“太平香”祭祖还愿仪式圣／俗性论析邵媛媛 (97)
满族与鄂伦春族生育习俗的成因比较丛培欣 (103)
明清民歌中的民俗语汇及其特色研究王丽坤 (108)
相对于达斡尔族族源，其族称问题没有太多的争议。“达斡尔”的具体意思说法不一，有的说达斡尔意即“开拓者”；有的说达斡尔意为“长官”“原来长座的位置”，这也是达斡尔人对先人建立的“长国”宫廷生活的怀念。文献对于达斡尔族称记载不一，有达呼我、达呼尔、打虎儿、达瑚儿、达瑚尔、达古尔、达霍尔、达虎里、达瑚里、达乌里、达呼里、打狐狸等，都是同音异写。
“达斡尔”为达斡尔语，其含义目前有四种说法：一为达斡尔语“故址”之意（即故址说），东北沦陷时期的达斡尔学者钦同普先生为此说代表人物之一。持此说者认为“达斡尔”一词在达斡尔语中有“故址”“原住之地”之意，达斡尔人原居住游牧于额尔古纳河、鄂嫩河流域，后徙居西拉木伦河流域。元末，为避免兵乱，复回归额尔古纳河等原游牧地，故称“达斡尔”，汉意为“居住原址的人们”。此说的前提是达斡尔是古代蒙古族的一个分支。二为契丹皇族大贺氏之音转。此说认为达斡尔族族称最初是从辽朝契丹的一个部族“大贺氏”发音转译过来，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是清朝乾隆皇帝。乾隆时期因改译辽、金、元三史之名称，乾隆见辽史中有“大贺氏”，便想到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里记载的“达呼尔”名称，由于这两个名称发音近似，他便用“达呼尔”来对译“大贺氏”。从此，“达呼尔”与“大贺氏”便发生了联系。三曰洮儿河河名之音转；四为索伦语“耕种者”之意。前几说似乎有些牵强，笔者同意最后一种观点，即达斡尔意为“耕种者”。
二、达斡尔族族源问题
族源问题历来是各民族研究的热点，达斡尔族尤为如此。针对族源问题的探讨，对于追溯达斡尔族历史渊源、研究其发展演变进程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关于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众说纷纭。达斡尔族源流归纳起来主要有契丹后裔说、蒙古分支说、索伦说、白鞑靼说、室韦说及多元说等等，其中契丹说及蒙古说最为流行。本文试针对这两种观点作一简要概括和分析，用以整理近年学界对达斡尔族族源问题的探讨，力图使达斡尔族族源问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一）契丹说
一直以来，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说法一直受到学界的认可。20世纪50年代中期，著名历史学家陈述先生在音译关系的基础上，从三个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达斡尔族源于契丹之说，使达斡尔族族源研究更为深入。
首先，陈述先生认为达斡尔族族源传说与契丹史实相吻合。陈述先生认为：“达斡尔族的族源，主要是契丹人和契丹以外逐渐结合进来的人们。”“契丹人两次由距离中原较近的东北（西剌木伦地带）向更远的东北方面迁移：一次在辽末，一次在元末，历史上的线索是清楚的。它和达斡尔的故事传说都相合。结合他们祭祖面向西的习俗和来自西剌木伦的传说，就比较清楚地看出契丹、达斡尔的渊源联系。”[3]他还指出，在达斡尔族民间流传的关于其本族史实方面的歌谣亦与在辽朝灭亡后一部分契丹人经济活动等方面的记载相符合。另外，有两个历史人物也将契丹人与达斡尔联系起来。在根河一带，有用契丹北迁首领库烈儿命名的库烈儿温都儿或库烈儿山，这是没有跟随蒙古南征的契丹人库烈儿遗部的驻牧区，这些就是明清以来活动在该地区的达斡尔人。[4]明清之交，根河库烈儿山一带的达斡尔酋长根特木耳曾被部分鄂温克人称为契丹酋长。这些都说明契丹和达斡尔族的渊源性。
其次，陈述先生根据达斡尔语中一些契丹语的名称、词汇来论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他特别指出：在达斡尔语中保存着契丹史迹“边堡”的专名“乌尔库”（即指金源边堡）只保留在达斡尔语中，而在蒙语和其他邻近民族用语中已经不存在了。达斡尔在南迁嫩江流域的初期，还保留着辽代契丹掌管东北边地的官员名称“达林”。并且契丹语的语序和曾被记录下来的一些契丹语词汇（包括数词以及契丹语人名等）都与达斡尔语相同。[5]并且，契丹语的语序及曾被记录下来的一些契丹语词汇也都与达斡尔语基本相同。从达斡尔族称来看，其由来和含义也都源于契丹。这些语言类材料亦支持了达斡尔族与契丹血脉相连的说法。
最后，陈述先生从风俗习惯、以及生产技术和经济生活等相关领域论证了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达斡尔人泼水求雨、烧饭致祭和骨卜等习俗，也正是契丹人盛行的风俗活动；达斡尔族喜欢的打球、角抵等，同样也是契丹人喜爱的体育活动。
达斡尔族的渔猎、大轮车技术，都曾是契丹人的固有生产技术。历史上契丹人的造车技术非常出色，达斡尔人制造大轮车（今俗称草上飞）技术，一直是蒙古族、满族，甚至鄂温克人长期以来所不及的。[6]契丹库烈儿遗部的生产方式主要是畜牧、渔猎和粗放农业这三种形态，而且依然停留在氏族部落家长制阶段，留有较浓厚的氏族色彩。而清初的达斡尔人也是以氏族为单位组成的屯落（噶珊）为内部组织，各屯落设有首领。由此看出，在经济生活和条件上，清初达斡尔人的生活基础与契丹遗部的经济形态正好相类似。
以上是陈述先生从三个方面阐述了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说的基本观点。除此之外，《达斡尔族简史》中亦对该观点进行了解释。在针对因达斡尔语与蒙古语成分相近的关系而认定达斡尔族源源于蒙古的观点，《达斡尔族简史》认为这不是说明着达斡尔族是蒙古族分支的问题，而是揭示着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在更早的历史时期所有过的同源关系。[7]这种见解颇为独到，《达斡尔族简史》充分肯定了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说法，它在集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契丹说观点之上，进一步论证认为契丹的历史变迁同达斡尔人关于祖先和民族迁移的传说相吻合；借助达斡尔语可以解读契丹小字，进一步说明达斡尔语与契丹语有着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达斡尔族经济特点和生活风俗也同契丹有诸多相近之处，这在北方其他民族中是没有的。[8]由此可以看出，主张达斡尔族族源源于契丹后裔说的论据是比较充分且全面的，具有符合达斡尔族各方面史实的说服力。
不仅如此，从达斡尔族民间文学或故事中也可以看出其族源源于契丹说这一论点。以“萨吉哈勒迪汗”传说为例，他是达斡尔族家喻户晓的可汗，在达斡尔族民间享有特殊地位。而萨吉哈勒迪最初准确的历史人物原型，就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9]《辽史》中记载：“契丹之先，曰奇首可汗，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居松漠之间。”[10]可以看出，奇首可汗在契丹人心中的地位，与萨吉哈勒迪在达斡尔人心目中的地位是等同的。因为可汗的尊名是奇首，因为不能直呼其名，就称其为“萨吉哈勒迪汗”。这等于说，奇首是属于萨吉哈勒迪可汗。后来，萨吉哈勒迪逐渐成了民间文学中的人物，关于他的传说也是不胜枚举。总之，达斡尔族的萨吉哈勒迪汗原型，就是契丹始祖奇首可汗。萨吉哈勒迪的北迁传说，与辽朝灭亡后契丹人北上的历史记载是一致的。黑龙江流域沿岸地区就居住着作为契丹人后裔的达斡尔人；现存的相关达斡尔族谱记载也可以提供说明这一历史事实的依据。[11]
（二）蒙古说
学界支持蒙古说的观点归纳起来，其主要论点及依据一是巴达荣嘎先生所写的《对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的看法》一文；二是达斡尔人阿尔坦噶塔所著《达斡尔蒙古考》一书。本文试对这两部代表作及其一些观点加以简要解析。
在《对达斡尔族族称及族源的看法》一文中，巴达荣嘎先生以达斡尔、蒙古族的风俗习惯和进行对比研究，以大量史料为依托，例如放鹰捕猎、信仰萨满教等相同之处，论证了两个民族在风俗习惯、上的共同点。并且，巴先生尤其从语言的角度论证了达斡尔族与蒙古族之间的相近或相似性。他在文中说：“达斡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族语言一点，是1956年调查，经专家学者们的研究肯定的。说明达语和蒙古语之间的共同点是相当大的，不仅这样，纳文、齐齐哈尔一带的达语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古蒙古语的一些语音、语法的特征和现代蒙古语中消失的一些词”。[12]巴先生认为，在没有能够完全解读契丹文之前，不能断定达斡尔语与契丹语有共同点，并且达斡尔语里面的满语、鄂温克语等，“都不应该成为否定达、蒙语共同点的依据。所以，我们对比研究民族语言的共同点时，应该注意的是不要以个别词来作为根据而结论”。[13]巴先生用语言对比研究的方法，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了达斡尔族与蒙古族二者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所以他认定：“根据语言的共同点，所处的地理环境，还有自古以来的风俗习惯，等的共同点，达斡尔人曾自称达斡尔蒙古也不是没有根据而随便提出来的”。[14]
主张蒙古说的依据，除了从语言上考证外，再就是从历史关系上进行考察。从元朝开始，蒙古族就与东北各民族的关系较为密切。清朝康熙年间，达斡尔人被编入八旗初期，是与蒙古八旗的性质相近的。清末至民国时期，达斡尔族一度附属于蒙古八旗。还有，从蒙古族的一些部落名称、地名及其先人名字或称号上，亦与达斡尔族的哈拉、穆昆等名称相同或相近，这都说明达斡尔族与蒙古族在古代关系非常密切。“夫于志传中，有谓达斡尔蒙古，为契丹后裔者。但契丹即鲜卑之更名，鲜卑乃东胡之遗族，而东胡为满洲之先祖也。然以达斡尔之民族性，征证于书典之述载，非契丹之后裔，乃达塔儿之遗部也。”[15]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达斡尔族就曾是“达塔儿”的遗部，而“达塔儿”即指蒙古部落。
综上，从契丹说到蒙古说，本文列举了学界中一些专家学者及一些论著中的各种见解。我们知道，考证一个民族的族源或起源，一定要综合其传说、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及语言等方面来考量。可以看出，关于契丹说这一观点，无论从以上方面的佐证，还是著述的数量和权威性上看，都能够比较充分地论证出达斡尔族族源与契丹的关系更为紧密；而蒙古说这一观点，基本上是以语言对比研究的方法，通过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的解析，而其他方面的著作或论述则较为少见，或论据不够充分。并且从时间上看，契丹后裔说的产生要比蒙古分支说要早些。所以关于达斡尔族族源的问题，相对于蒙古分支说，契丹后裔说这一观点要更具有权威性。
从总体来看，达斡尔族是多源多流的民族，是以隋唐时代居住在黑龙江中上游的落俎室韦为主体，吸收部分索伦部通古斯人（今鄂温克、鄂伦春先民）的先民及黑水靺鞨，以及后来女真人一部分的某些成分，至明末清初最终形成的。
三、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达斡尔族的族称与族源问题进行的阐述，无论是从族称还是族源上看，都要注意把握时代对具体问题的影响。无论达斡尔族是源于契丹还是蒙古，其本身历史较为悠久，在各历史时期都被当时的政策所影响和制约。所以无论考察达斡尔族的族称、族源，还是其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以及语言等问题，都要注意考虑时间因素的作用。再者，要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方法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研究的成败。具体可以表现在由局部思维转向整体思维，在族源的探讨中，可以试从与达斡尔族历史关系或地理位置相近民族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比其他民族的族称、族源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这样不仅能深入考察达斡尔族的族称、族源等问题，并且对其他东北少数民族亦有深刻的认识。最后我们应该认识到，今天的达斡尔族毕竟不同于过去的达斡尔人，我们不仅要了解达斡尔族在某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状态，更要把握各历史时期衔接的过渡阶段的具体形态。从而，我们才能深入、真正地了解并把握达斡尔的族称、族源等问题的核心所在。
【参考文献】
[1]陈鹏.清代东北地区“新满洲”研究（1644-1911）.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二章,第45页.
[2](清)萨囊彻辰(著),道润梯步(译校).新译《校注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版,第305页.
[3][4][5][6]陈述.试论达斡尔族的源族问题.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
[7][8]《达斡尔族简史》修订本编写组.达斡尔族简史.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第4页.
[9]巴图宝音.论达斡尔族民间文学所反映的祖先足迹.民间文化,2008年,第8期.
[10](元)脱脱.《辽史》卷二《太祖纪》.中华书局,1974版,第26页.
中南民族大学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直属的综合性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授权单位。2013年学校有6个专业招收全日制博士研究生，热忱欢迎广大学子报考！
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湖北省重点学科）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设立最早、实力最雄厚的传统学科之一。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我校民族学一级学科为博士学位授权点。现设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教育等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
民族学是中南民族大学积淀最为浓厚的特色学科。1951年，创建民族研究室，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等参与了全国民族调查，为土家族、黎族等中东南民族识别做出了突出贡献。1983年，民族学家吴泽霖先生创建了国家民委直属重点研究机构——民族研究所，随后又创建了国内高校第一家“民族学博物馆”。近年来，分别组建了“民族学人类学文献资料中心”和“民族学人类学田野调查实验室”。民族学学科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在全国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报考指南
一、报考条件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已获硕士学位的人员；应届硕士毕业生（最迟须在入学前取得硕士学位）；获得学士学位后六年或六年以上（从获得学士学位之日算起到博士生入学之日）并达到与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的人员，以硕士毕业生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人员，还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缺一不可）：
（1）大学本科毕业并取得学士学位后在与所报考专业相近的岗位工作满6年（截至2013年9月）。
（2）已在全国核心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2篇属于所报学科专业的学术论文。
3．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符合我校规定。
4．报考国家计划内博士生的年龄不超过45周岁，报考委托培养或自筹经费的考生年龄不限。
5．有至少两名所报考学科专业领域内的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的书面推荐意见。
6．现役军人报考的要求及办法，按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规定办理。
二、报名
报名时间： 2013年1月至2月。我校博士生招生一年一次，博士生招生通过网络报名，网址为scuec.edu.cn/yjs，考生按照规定格式填写报名信息。具体报名时间和报名要求，届时详见我校公布“报名须知”。
三、报名手续
（一）凡符合我校博士生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在规定时间内登陆我校研究生院网站报名。不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请勿报名；未通过资格审查者，报名费及材料一律不退。
（二）已通过网报的考生向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送交以下材料：
1．填写好的报考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登记表。
2．专家推荐书。
3．硕士课程成绩单（同等学力者不提供）。
4．硕士学位证复印件（应届硕士毕业生必须在入学前补交）或学位证明书。
5．同等学力考生还应送交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与报考专业有关的专业论文（复印件）2篇及本科毕业证、学位证书复印件。
6．委托培养、定向培养的2013年应届硕士毕业生应提供委托（定向）单位出具的同意其报考的书面证明。
（三）资格审查（考前一天）
请考生携带以下材料的原件，到我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进行资格审查：
1．学位证原件；
2．身份证；
3．原件。
通过资格审查的考生当场发给准考证。
四、考试（初试）时间及地点
考试时间：2013年3月（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考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10号教学楼2楼）
初试（笔试）科目及参考书目：通过我校研究生院网页查询《中南民族大学2013年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科目设置及参考书目》。
英语科目使用湖北省博士招生英语联考试题，其他科目由我校命题。
五、复试及录取
复试时间：详见我校公布时间。
复试地点：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院。
复试方式：专业综合面试。
对达到初试分数线并通过复试的考生，根据教育部下达给我校的招生规模，择优录取。
六、交费及待遇
被录取为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享受公费生待遇，不交学费；被录取为非国家计划内的博士研究生每学年需交纳学费，每学年第一个学期开学时交纳。博士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均同等享受由学校拨付的培养费。
七、其他
现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应届毕业硕士生、拟报考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的考生、原为委托培养或定向培养硕士生和正在履行合同中服务年限的在职人员考生，须征得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的同意。考生与委托或定向培养单位或服务单位因报考问题引起的纠纷而造成不能录取后果，我校不承担责任。
中南民族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二〇一二年七月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一级学科拥有较高学术平台。民族学现为国家民委重点学科、湖北省优势学科、一级重点学科和教育部特色专业，“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为精品课程，拥有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南方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现有正高级职称22人，博士生导师14人，85%的研究者有博士学位。2004年学校与中央民族大学联合培养民族学博士研究生，2006年获得民族学二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积累了丰富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2011年，学校设立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专家指导委员会，全面负责民族学各二级学科博士生的培养工作。
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学术研究成果丰硕，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累计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70余项，发表和出版论著近600篇（部），有50余项成果获省部级奖励。目前，学校民族学学术团队已有10余人次被推选为相关学术团体的会长和副会长。
二级学科博士点介绍
民族学
民族学二级学科2013年设置“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
“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立足中南，兼顾全国，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对长江流域以及中南地区以回族为主的散杂居民族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为散杂居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服务。主要着力点有二：一是加大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力度，着重研究影响散杂居民族的突出问题，如散杂居民族关系、省际结合部区域、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等问题。二是关注回族以及伊斯兰教在散杂居民族问题上的突出地位和影响。
多年来，本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散杂居民族问题研究”研究方向出版了《湖北回族》、《中南地区回族史》等 10多部著作、100余篇论文，并有多项成果获得省部级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承担的国家、省部级等课题有10多项，如 “长江流域散杂居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关系研究”、“中国中东部地区城市民族关系发展态势与应对机制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同时重视研究古今中外民族问题，特别是当代的民族问题，揭示民族发展和民族问题发展的规律及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
“民族政策与民族发展”研究方向，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等现实问题。以应用研究为特色，将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研究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着力解决当代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探索民族政策的与时俱进，推进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近年来，本学科在国内及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10余部。其中“完善少数民族利益表达制度 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论文，《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发展评估报告》、《中国特色民族政策的完善与创新研究》等专著，堪称本研究领域中富有创新意义的最新成果。关于民族地区生态利益补偿理论、民族利益表达制度等问题的研究，对民族政策的完善以及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本学科获得国家及省部级课题资助20余项，其中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的民族政策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族地区财政转移支付的绩效评估与制度创新研究”等，立项经费达到180万元。获得省部级奖多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三等奖8项。2008年，我校“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课程被教育部批准为精品课程，标志着这个教学科研团队达到了国内一流水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和“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地区经济制度与政策研究”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变迁及其党和政府的扶持政策，深入研究制度变迁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政策实施的效果评价及政策创新，该方向涵盖了民族地区产业发展、金融发展、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和扶贫开发等诸多方面。该方向既注重理论创新，亦注重服务现实。
“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与社会发展”研究方向，主要围绕我国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这条主线，深入研究人力资源开发及人力资本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方式、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效果评价及民族地区人力资源开发政策等，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是湖北省重点学科，有近20年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深厚积淀，有一支较有影响力的导师团队，该团队近年来承担了30余项国家、省部级项目，出版著作20余部，在和CSSCI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20余项。
中国少数民族史
中国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和“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两个研究方向。
“中国民族关系及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史”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民族与中央王朝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在历的互动、交流、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研究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开发与发展的历史；注重对南方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南方民族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方向，主要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通史及族别史、专题史，特别是土家族、苗族、黎族、畲族等民族的历史，研究南方民族特别是中东南少数民族的文化史，包括南方民族的社会风俗史、社会生活史，重点研究南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开发等等。始终关注历和当代南方各民族文化互动关系的考察，形成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的学术路径。
本学科研究在我校历史悠久，成果丰硕，主持完成了众多重要课题，其研究成果及水平在全国处于地位。近年来主持、省部级课题10多项，如“湘鄂渝民族地区旅游经济发展与旅游区社会文化变迁”、“少数民族农民工与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研究”、、“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族地区体验式旅游开发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了《瑶族史》、《黎族史》、《土家族文化史》等30多部著作，完成了壮、土家等13个民族简史的修订；在《民族研究》、《光明日报》、《江汉论坛》等期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60多篇。这些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评价，获省部级一等奖1项，教育部中国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二等奖2项，国家民委、湖北省二、三等奖16项。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艺术文化与艺术遗产保护”研究方向，以中东南地区少数民族艺术为重点，将民族学与艺术学的理论与方法相结合，从文化的角度切入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研究，研究少数民族艺术的文化内涵，艺术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关系，重点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研究少数民族的艺术文化。将理论研究与保护实践相结合，关注民族艺术遗产的保护，为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与美学思想”研究方向，主要是在世界美学语境的观照下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艺术理论资源进行挖掘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少数民族艺术理论、美学思想进行历史研究、比较研究和系统研究。
本学科具有悠久的研究传统。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即撰写《图腾艺术史》、《中国民俗艺术概说》等论著，在这一领域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校学者继续开展少数民族艺术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出版了《转型与发展——当代土家族社会文化变迁研究》、《东方美学》、《土家族民间美术》、《中国南方各民族民间剪纸美学研究》等20余部专著。在《民族研究》、《新华文摘》等和核心期刊发表了150多篇有重要影响的论文。近几年，获得“少数民族传统知识的现代利用与保护研究——以武陵地区土家族为例”等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总经费达60多万元。
民族教育
民族教育二级学科博士点目前设置“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和“民族教育管理”两个研究方向。
“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理论与政策的主要内容、实践创新、发展预测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旨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的理论体系和政策系统。
“民族教育管理”研究方向，侧重民族教育办学方向、管理体制、民族学校外部管理与内部管理、民族教育运行机制、人才培养模式、质量保证体系、教育立法等问题的研究。旨在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教育管理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
中图分类号：J6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5-0082-02
《音乐艺术》2008年的第1、2、3期，连续刊登了六篇“我与音乐人类学：当下最关注的论题”的访谈录；每篇都以问答的形式，描述了上海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黄婉对“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一研究院”六位特聘研究员的采访记录。拜读之余，感触颇深，也受益匪浅。对此先将访谈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①学术经历的介绍；②各自已研究或正在研究的领域和民族音乐学存在的问题；③对“音乐人类学”的认识和界定。
访谈内容，给了我很大的启示。使我更加明确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三个名称的不同内涵可是。近年来，经常有学者将“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不加区分的等同使用，使人觉得费解。
由此以为，再谈谈“EtIlnomuslcology”(以下缩写为“EML”)的学科发展和廓清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很有必要的。
一、“EML”的发展概况
“EML”是一个复合词，由Ethno(n.人种论、民族志)和musicology(n.音乐学)两个词根复合而成。从两个词根上看，“EML"实际上是一个横跨了音乐学与民族(人种)学两大系统的学科。也就是说，“EML”与民族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联系。
欧洲传统意义的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美国的文化人类学与民族学可以通用。实际上民族学的发展历史就是文化人类学的发展历史，起码在欧美是这样一种情形，文化人类学(民族学)本来就是源于欧洲(德国和法国)的人体解剖学。所以说，与“EML”发展密切相关的是文化人类学。
然而，文化人类学真正的、实质性的发展，已经是19世纪中叶的事了。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Bastian)和拉策尔(Friedrich Ratzal)可以称得上是文化人类学的先锋，并各自有不少的文化人类学的著作问世。如巴斯蒂安的《人类根本观念》(Ethnische Elementargedeanken)和《历史上的人类》(Der Mensch in der Geschichte)；拉策尔的《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ie)和《人类历史》(History 0f Mankind)等等。随后。出现了受达尔文生物进化理论影响的第一个流派，即“古典进化论”派，代表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Tylor)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以及其后的文化传播论、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和解释人类学等多种流派。
从“古典进化论”起，文化人类学的思想已经把人类文化看成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和相互影响的民族模式。只不过早期，特别是欧洲文化人类学家，大都致力于对小规模部落社会的考察。这是源起于殖民地时代。欧美学者对现代西方文明之外的人类文化的研究。随着学科的发展和当今全球性文化变迁的趋势，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试图概括人类行为的普遍性问题，并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描述。”
文化人类学和“EML”几乎是同时发展起来的两个学科，两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或者说，“EML”的历史发展和研究领域的更新、不断扩展，都受到文化人类学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正如梅里亚姆所说“民族音乐学具有随着形成人类学的同一理论潮流而形成的倾向。”
我们都知道，“EML”的前身是“ComparativeMusicology”(Compara.tive：比较的、相比之意)，此阶段被称为“比较音乐学”时期。因为，此阶段的多数研究者，主要运用比较思维的方法，来看待和观察非欧国家民族的音乐和传统，早期还只停留在“低劣”、“肤浅”的认识上，这与欧洲殖民主义的兴起和扩张有关。
真正客观、公正的比较音乐学研究是19世纪80年代之后。主要标志是，奥地利比较音乐研究的先导者艾德勒(G.Adler)的《音乐学的范围、方法和目标》和英国语言学家埃利斯(A.J.Ellis)的《论各民族的音阶》。随后，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比较音乐学家，还有“德国学派”(又称“柏林学派”)的施图普夫(Carl slumpo、霍恩博斯特尔(EdchMofitzvon Hornbostel)、萨克斯(Curt Sachsl等；“传播论学派”的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和施密特(W，曲elm Schmidt)；“美国学派”的博厄斯fFranz Boas)和菲克斯(J.W.Fewkes)等。这些学派的理论和思想无一不受早期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荷兰音乐学家，吉卜・孔斯特(Jaap Kunst)在他的《Musicology》一书的副标题中，首次使用了“EML"这一名称，经过两次的书名更改，1959年以《Ethnomusicology》的名称第三次出版，其理由是“其旧称‘比较音乐学’易使人误解。一般已弃而不用。它并没有进行比其它学科更多或更少的‘比较’。”胡德(Mantle Hood)也认为：“每门学科都要应用比较法。EML是一门研究任何音乐的学问，它不仅根据音乐自身而且还要涉及其文化背景。”最终将"EML'’取代了“ComparativeMusicology”，开始成为了欧洲音乐学术界惯用的名称。
随着“EML”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不断深化，以及不断受文化人类学流派的影响，逐渐出现了，梅里亚姆的“文化人类学性质”的研究和20世纪60年代末的结构主义一符号学为分析模式的潮流，这些学术观念一直影响到20世纪末。甚至今天。
二、与“EML”相关的几个中国概念
有人认为“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音乐文化人类学”，甚至“应用音乐人类学”都是“EML”的中文译名，那是无稽之谈。从构词关系讲，“EML”的译名只有一个，那就是“民族音乐学”。其它名称只不过是随着研究对象、范围和方法的不断扩展，在不同的阶段出现的不同研究领域的不同表述，是阶段性研究目标的产物，是不同研究方向的代名词。
“EML”在与不同学科的交叉过程中，已逐渐偏离了音乐本体，相应孕育出了相关不同研究领域，每个领域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空间，也代表着某种观念和兴趣。“其实这并不仅仅是个译名的问题，它代表着一种认识观念，一种避免后殖民主义残余，并且能够有更宽广
学_术视野的学科名称意识。”
关于学科名称和定义，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方向不同，自然名称也可以不一样，“由于其研究范围如此宽泛。故而关于它的定义也就众说纷呈，从‘作为文化的音乐之研究’，‘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延伸到‘人类音乐行为的阐释性科学’等等”梅里亚姆也曾说过：“民族音乐学这个学科的定义，由于每个学者所要强调与所希望研究的方面不同，所以也就大不相同，其中甚至竟有完全相反的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名称不能在同一个领域等同使用，不同的名称具有相对应的研究领域。甚至可以作为不同的分支学科而存在。以下就“EML”相关的几个概念。表述他们不同的学术性质和研究对象。
1.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缩写为EML)
前面讲到，“EML”是荷兰音乐学家孔斯特(Jaap Kunst)最先提出和使用的，并且最终取代了“ComparatlveMusicology”(比较音乐学)。之所以取代，是因为“该名称把比开始时计划的更为广阔的范畴包括在这个领域之内。譬如有研究西洋艺术音乐中相互影响问题的情况，而且还由于这门学科并没有比其它任何学科进行更多的比较研究。”这一词在中国最早被译为“民族音乐学”，是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罗传开先生。经过1980年的“南京会议”以后，这一名称便开始流行，虽然在随后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最后还是以“民族音乐学”的名称保留了下来。为什么被译成“民族音乐学”。以为有两个原因：①是直接根据两个词搬(Ethno与musicology)来翻译；②是从研究对象上看，当时的民族音乐学还基本是音乐本体的研究状况。所以，民族音乐学的性质应该是以音乐本体的研究为主，研究对象是民族音乐本身。
2.音乐人类学(Anthmpology of Music)或(Musical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of Music是由美国学者梅里亚姆所提出的，其核心是“对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他认为，音乐则是由构成其文化的，人们的价值观、态度与信念形成的，人类行动过程的结果。人类的行动会产生出乐音。但它的创造过程是有连续性的过程。所以Anthm，pology 0fMusic可以译为“音乐的人类学”或“音乐人类学”，实际上是指“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只不过是把“音乐”放在人类文化中来探视。记得在韩锺恩教授的访谈录中。有洛秦教授介绍梅里亚姆对音乐与文化的三个关系的表述。即“文化中的音乐”(in)、“作为文化的音乐”(as)、“音乐就是文化”(is)。读后也深受启发，以为“音乐人类学”的学科意义是在“文化中的音乐”或“作为文化的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而非指“音乐就是文化”的研究。就如韩锺恩教授谈到音乐人类学的审美经验时所说：“我希望从‘音乐就是文化’这个阶段折返回去。即通过文化去关注音乐作为艺术进而音乐就是音乐这样一个问题。”这说明了韩锺恩教授从当初提出的“音乐文化人类学”转到“音乐人类学”观念的原因，也说明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性质是有区别的。
所以说，音乐人类学的性质应该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与音乐本体研究的不同就在于是把音乐置于文化中来审视，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音乐的构造和形态。
3.音乐文化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
“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英译名为“Anthropology of Musical Cul-ture”，有人，以为“音乐文化人类学”和“音乐人类学”没有区别，属同一个名称。其根据就是“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思维，这种思维值得推敲。其实，音乐具有“有形性”和“无形性”两种层次，即有非物质性“文化”的一面，也有作为物质性“声响”的一面。就像文化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所指称的学科性质一样。音乐文化人类学更加强调“文化”性质，把所指的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其实质是文化的人类学研究。而音乐人类学则侧重于文化的音乐，是研究文化中的音乐，其实质还是音乐的人类学研究。
所以，音乐文化人类学的性质是体现音乐的“文化”属性，研究音乐的文化现象。研究视角不在音乐上，是与音乐事象有关的社会，民间信仰、国家政策等一些超越音乐本体的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可能会导致学科偏离的危险。
音乐文化人类学，要当心“文化主义”的陷阱。不管是音乐文化人类学也好，还是音乐人类学也好。其研究对象不能脱离音乐事象去谈文化，虽然是学科性质有所要求，也不能完全抛弃音乐的文本。
中华民族文学是由56个兄弟民族的文学共同组成的，我们应当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然而这一观念在文学与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着明显不足，有鉴于此，新世纪以来，杨义提出了“重绘中国文学的完整地图”的命题。2007年，《民族文学研究》设立“创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笔谈”栏目，关纪新率先提出并论述了“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学术命题。这一命题随后成为中华多民族文学研究的热点，在第四至第六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得到热议，一些学者还在不同的学术刊物积极参与讨论，创建并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已逐渐成为学术共识。随着思考的深入，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命题开始由学术研究层面走向教育实践层面。2010年4月，在“第七届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如何在普通高校中文专业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又成为核心议题。作为一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师，笔者认为文学教育者应当肩负起这份责任，身体力行，在本课程教学中通过“四个坚持”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以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引领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
教育理念是关于教育的应然状态的判断，它追求的是一种教育理想。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多民族文学这一文学史事实出发，在“创建与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业已成为学界共识的前提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的思考，理应将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课程教学的重要理念，这是尊重文学历史与文学族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时代对文学教育应然状态的要求。因此，在课程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必须注重选择和使用体现和涵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内在要求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材。鉴于目前此种教材建设的不足，教师可以在“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中，适当选择和积极补充相关的教学内容。如讲鲁迅时补充讲授他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影响，讲茅盾时注意讲他对多民族文学运动的倡导等，而讲老舍、沈从文等少数民族作家时，则要突出他与母族文化之间的关联，突出他们在中华多民族文学中的具体站位。与此同时，由于目前普通高校中文专业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是一个“2+n+讲座”的课程群，其中“2”指的是中文专业培养计划中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两门必修课，“n”指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名著研究”以及诸如“鲁迅研究”、“老舍研究”、“沈从文研究”等著名作家研究之类的选修课程，在这些“2+n”的常规课程之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讲座课程，因此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应当贯穿在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群的教学中。从教师方面来看，任课教师不仅自身要确立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还要加强多民族文学史知识和理论的学习，如学习《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等，进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使知识素养能达到此方面教学的需要。
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
在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把握之下，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确立了主体性的地位，这就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56个民族的文学要——重视。然而，由于各民族文学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有些民族的文学与在整体中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的汉族文学相比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受课程教学时数的限制，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要对56个民族的文学——涉及有操作上的困难。基于此，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要求出发，在中国现当文学的教学实践中，操作性较强的教学方式是坚持“汉文学”教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教学的“双线一体”。所谓“双线”，即以各民族文学名家名作、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现象的知识点为基础，以点带面，连点成线，显现“汉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各自的文学史面貌和演进脉络，要求“双线”分明。教学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少数民族文学”这根线是多元连结的，元与元之间可据文学体裁、成就和时代的不同而不断交替或跳跃性出现。与此同时，在“双线”教学中还要让学生明白中华多民族文学是“一体”的，不断显现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互渗互融，揭示出中华多民族文学其实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双方都有‘取’有‘予’，彼此优势互补，构成双赢格局。”这种强调“一体”的教学，可在教学一开始通过总论形式突出，更多的时候则要通过典型个案的教学来完成。如讲王蒙的小说、公刘的诗歌等汉族文学时，强调少数民族文艺对他们创作的影响。而讲沈从文时则注意他对汉族作家汪曾祺和古华、对土家族作家蔡测海的影响等。在讲思潮流派和文艺运动时，也充分注意到民族文学作家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如寻根文学思潮中的乌热尔图和李陀。总之，在“双线一体”的教学中，“双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二元”成线，而是多元成线。“一体”也不是“二元一体”而是“多元的一体”。通过“双线一体”的教学，使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各民族文学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主体性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一体”性，有感性上的真切了解，理性上的深刻认识。
坚持以多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为重点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包括“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块内容。中华各民族文学名著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名著能很好地体现所在民族文学创作的实绩和特色，反映民族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交流，是中国文学多民族、多风格的存在形态，是各民族文学多元一体的实际体现。因此，各民族文学名著既是多民族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又是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重要抓手，它的教学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因此，课堂教学中要对各民族文学名作进行重点分析，特别是要突出民族文学经典的讲解，如《边城》、《尘埃落定》和《心灵史》等。要在文学名著的教学中，突出其丰富的民族内涵，突出它们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位置和贡献，突出它们对汉文学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在课外，还要推荐或指定阅读文学名作，甚至是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写出阅读感受与心得，让学生增强对多民族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和审美领悟。以老舍的教学为例，课内的作品讲解以《骆驼祥子》、《茶馆》和《四世同堂》为中心，课外阅读指导则以《正红旗下》、《离婚》、《月牙儿》、《二马》等为重点，要求学生从满族书写的角度写出阅读笔记，加深对作为满族作家的老舍的体认和理解。通过在课内外加强各民族文学名著的教学，将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直接经验内化为基本认识，从而自觉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坚持探索多种教学方式，突出“三个结合”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必须坚持探索多样有效的教学方式。一般的教学方式如讲授式、讨论式、问题式和比较式等，对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具有作用，特别是比较式教学，它以承认、尊重和揭示各民族文学的主体性为基础，通过相关作家作品、社团流派、思潮现象等内容的专题比较，寻求各民族文学的互补互证互识，可让学生在对比中体悟“多元一体”，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本文要特别强调的是“三个结合”，即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民族文化知识教学与民族文学知识教学、影像文本教学与文学文本教学的结合。
课内教学与课外指导的有机结合是开放文学史教学的重要方式，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长期以来的一种方式。从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出发，这一方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了新的要求。具体而言，课堂教学要在统筹兼顾多民族文学作家作品、思潮运动与社团流派知识教学的基础上，突出多民族文学的典型个案如沈从文、老舍的教学，突出多民族文学经典的教学。就课外指导而言，要针对课堂教学的不足提供一批多民族文学作品与理论的阅读书目，并且予以检查落实。与此同时，还要让学生走出教室，进行田野调查和实践学习，构建师生互动、课内外融合及理论与实践相通的大文学教学平台，增进对多民族文学的实际了解，通过课内教学引领课外指导、课外指导深化课内教学来全程普及与强化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
20世纪40年代，位于西安的国立西北大学为了方便校内穆斯林学生的就餐而设立了清真灶。为了管理清真灶而成立了“回民同学会”。“回民同学会”是由穆斯林大学生组成的学生团体，有理事数人，来自甘肃张家川（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法律系学生马通被推选为理事长。马通和中文系高年级的学生冯虚（冯增烈，1926—1996）等人，创办了一份旨在弘扬民族文化、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与伊斯兰教的刊物——《新录》。该刊为不定期刊物，办刊经费依赖穆斯林学生的捐助，经费十分困难。1949停刊，前后出版四期。主要向读者介绍穆斯林生活习俗和伊斯兰教教义，比如《为什么回民不吃猪肉》《为什么回民不食血液》《回民不食没有诵真主之名屠宰的牛羊肉》《回民婚丧礼仪》等等。自此以后，马通探究回族历史、伊斯兰教历史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并成为他一生执著追求与坚守的志业。
马通在学习法学史时，因涉及罗马法和伊斯兰法，而从此“知道了《古兰经》不仅是一部宗教经典，而且还是一部法学典籍，是可以研究的”。马通的家乡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一个地区，他的家庭是一个穆斯林家庭，他“从幼年时期就听到教派、门宦中的一些矛盾与斗争，以及发生械斗的情形”，因而想到“教派与门宦”问题的研究，“经过与同学们交换意见，认为这个课题很有现实意义，从此就开始翻阅报刊杂志，访问一些宗教界人士，走上调查研究的漫长岁月”。思考的种子和问题的意识，在他的大脑里扎下了根。这是他漫长学术人生的开始。那时候，马通还不到20岁，他的名字还叫马春华，经名尤素福。但后来真正为人熟知的，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马通。
在马通迄今为止勤谨、执著于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的60余年中，一共撰写了7部专著、50余篇论文，主编了2部志书，7部论文集和资料集，还参与了3种辞书词条的撰写。他的代表作《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细致周密，精见迭出，发前人所未发，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被称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备受国内外学界的推重。著名史学家白寿彝称其“具有开拓性的贡献”，德国学者雷尼·戴凌称其“资料十分稀罕，学术价值很高”。有人称他为当代回族学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者，有人称他为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研究的奠基人，有人称他为我国苏非派研究的开拓者，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回族学学科建设的倡导者和奉献者。
他当得起这样的评价。
二
1927年，马通出生于甘肃张家川一个经营皮货的回族富商之家。5岁入学校读书习字，常去清真寺学习阿拉伯文。小学毕业后，进入秦安县的中学读书。1942年中学毕业，考入甘肃政法学院附中。1946年7月，考入国立西北大学法律系。1946年4月，西安解放，还未毕业的马通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城工部工作。11月，受派赴甘肃进行社会调查。1950年5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不久便随委员会迁至兰州。1951年初，被调至甘肃省民委，成为时任甘肃省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民委副主任马青年的秘书，后又随马青年到临夏地委工作。工作之余，他延续着大学时期对民族、宗教问题的思考，着意于民族、宗教问题第一手资料的调查与搜集，并撰写了三四万字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的提纲，自此在学术田地经之营之，孜孜石乞砣，60余年。
2000年，马通73岁，撰写了《古稀回顾》一文，简要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窥探他在回族学、伊斯兰教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骄人业绩。这些论著中，专著、论文集、志书、辞书，均已出版，有的甚至三版、四版，但50余篇论文却从未结集。10年后，他终于腾出时间，编集了这部文集。因他长期工作与生活的地方是临夏、兰州，古为边塞之地，为了纪念，便取名为《边塞纪事》。
这部集子，虽以“边塞纪事”为名，但所述不限“边塞”，文体也不仅仅是“纪事”，所收48篇文章中，既有撰写于各个时期的学术论文，也有怀人、纪事、纪行、会议发言等散文、杂著，还有两篇序文。依照主题，马通先生将之大致分为三类：“民族问题”、“宗教思想”和“历史人物”。这样的分类，仅仅是大略；这样的书名，仅仅是一种泛称，表达的或许是他感念过往、心系乡土的一种心绪。
如果仔细梳理马通迄今为止的著述年表，不难发现，他的绝大部分论著撰写或发表的时间，是在1981年以后。有些问题虽然萌生久远，比如对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的思考，但真正结出果实，则要迟至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最早出版于1983年；而他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是最早发表于1981年的，收录本文集中的《东乡族族源与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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