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真做好低保工作，确保低保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
二、尽职尽责做好社区的残疾工作
社区的残联工作始终紧密围绕着：“关心关爱残疾人，以人为本”这一主题，而开展了一系列关爱残疾人的活动。残疾人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社会的关爱，社区的温暧。社区成立残疾人协会，总支书记任协会主席。今年上半年，在上级部门的关心下，对社区57户残疾困难家庭进行了走访摸底，社区通过多种渠道解决他们的生活及就业问题，把党和政府对残疾人的关怀及时送到他们的心坎上。积极组织社区的残疾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上半年共推荐7名残疾人到县党校进行残疾人技能培训。例如社区的肢体残疾人夏新德等同志，就参加了县党校组织的技能培训学习;及时掌握残疾人的困难，建立了各种困难残疾人登记台帐：如子女入学情况登记表、住房情况登记表、就业情况登记表等。社区残疾人雷运涛年卧床不起，我们及时把他的情况上报到县残联，为他争取了一辆轮椅，并亲自送到他的手里。
5月份，为迎接省市民政部门的相关检查，社区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部署，安排专人，对相关的台帐资料进行整理归档，更换了新的社会救助工作橱窗，将社区所有低保户的照片、姓名、住址、享受的救助金额公布在橱窗内，体现了社区民政救助工作的公开、公正、公平。
中图分类号：F126.1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4392(2008)03-0061-03
一､天津市居民收入与消费的基本情况
1998年以来，天津市经济发展迅速。2006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4337.73亿元，同比增长14.4%，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177美元，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第三个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的城市。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天津市居民收入逐年增加，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消费需求､消费质量和消费层次进一步提升，生活日趋改善。
(一)从收入上看，天津市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加
1 居民收入持续增长。1998年至2006年，天津市居民收入实现稳步增长。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14283元，同比增长13%，较1998年增加7173元，年均增幅9.1%(见图1)。从增幅来看，基本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各项收入均出现不同程度增长，工薪收入是可支配收入的主要动力。 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于四个部分：工薪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2006年，居民家庭来自工薪收入人均达到9260元，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为59.8%，拉动可支配收入提高6.5个百分点。随着天津市不断提高养老金待遇和住房公积金提取增加，天津市居民转移性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天津市居民家庭来自转移性收入人均 5308 元，拉动可支配收入增长5.8个百分点。经营净收入､财产性收入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占比分别为6%､1%(见图2)。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二)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首破万元，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服务性消费增加明显
1 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突破万元大关。1998年以来，天津市居民消费需求进入结构调整阶段，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维持稳中有升的趋势。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0548元， 突破万元大关(见图3)。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2 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逐步增加，消费结构变化明显。2000年-2006年期间，全市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从40.1%下降为34.9%，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25.1%上升到29.8%。
消费结构变化对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拉动作用逐步体现。
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平稳增长，物价基本保持稳定。1998年以来，受天津居民消费平稳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也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格局。2006年，天津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56.79亿元，比1998年增加769.67亿元，年均增幅11.04%，2003年以来增幅基本稳定在14%左右。
受消费均衡增长的影响，天津市物价保持基本稳定。2006年天津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1.5。自1998年以来一直较为平稳，没有超越102.3。
4 消费贷款逐年增加，对消费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截至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余额32.07亿元，比1998年增加32.05亿元，年均增幅51.56%。消费贷款在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增长，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居民消费贷款对居民消费升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2006年末，天津市居民日常消费贷款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为2.36%，比1998年提高2.31个百分点。1998-2003年之间出现快速提高，2003年之后有所回落。
二､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定量分析
(一)本期收入､前期消费都对本期消费产生直接影响
通过对1985年至2006年间天津市收入与消费模型的定量分析，选取1985～2006年天津社会零售商品消费总额和GDP(在这里我们用GDP代替总收入)，利用统计分析软件Matlab，根据凯恩斯消费函数理论，建立收入与消费单方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模型1：Ct=706633+0.51Gt
模型2：Ct=561423+0.21Gt+0.63Ct-1
其中：Gt为本期地区生产总值，Ct为本期最终消费，Ct-1为前一期的最终消费。
从模型1可以看出，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为0.51，即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会平均增加0.51个单位，反映出本期的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很大。考虑到最终消费不仅受本期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前一期的影响，因此，从经滞后调整的凯恩斯消费函数模型2可以看出，当考虑前一期的消费时，本期收入对本期最终消费的影响降至0.21，而前一期的消费对本期消费的影响程度为0.63。
(二)消费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之一，但作用远落后于投资
消费率，也称最终消费率，是衡量一个同家或地区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最为明显地反映经济内在增长态势的宏观经济指标。从天津市的情况来看，最终消费率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我们采用了1985年―2006年的相关数据，包括了地区生产总值､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Gt=4488.21+0.41Ct+3.13It
当投资保持不变时，当期消费平均增加1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加0.41亿元，而当消费保持不变时，当期投资平均增加l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加3.13亿元。这表明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小于投资对地区生产总值的影响。
(三)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
我们对1998年以来的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情况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逆向效应(见表1)。
数据来源：天津市统计年鉴
出现平均消费倾向与收入差距逆向效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押一是高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远低于低收入阶层。2006年最高收入户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收入户低54.7个百分点；二是低收入群体虽然有消费意愿但是收入不足。2006年低收入户边际消费倾向为1 015，表明其所需消费到收入不足的制约。
三､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一)内外需求发展不均衡，对消费发展形成制约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出口已成为推动天津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之一。外贸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43%攀升到2006年的60%，而作为主要内需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却逐年下降，由44%降为31%。
这种内外失衡的长期发展，使天津市经济发展的脆弱性增强。出口与投资不同，投资总体上看都是中间过程，投资成果最终都会转化为消费，而出口则不一定都转化为消费，因此经济出口依赖性的增强不利于最终消费的形成；另一方面，由于出口拉动经济作用越来越明显，导致政府在发展经济中对消费作用的认识弱化，不利于刺激消费政策的调整。
(二)房价上涨过快对居民消费挤出效应明显
房价的不断上涨使居民的购房压力不断增大。2006年天津市城市居民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11.1。居民购房负担沉重。购房在统计上属于投资，但是从居民支出来说，买房占了收入的绝大部分。房价更高意味着需要增加更多储蓄为将来买房做准备，从而更加压抑当前消费。因此房价上涨对当前消费有明显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居民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
近年来，天津市城市居民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天津市出现大量下岗职工与部分高收入群体并存的局面。据统计，城镇居民最高收入家庭住户与最低收入家庭住户间的收入差距，从1998年的5.1倍上升到2006年的7.5倍。收入差距扩大对消费的发展构成抑制。当前天津市正处于消费品结构升级时期，高收入阶层存在着明显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低消费倾向，影响对消费市场需求。
(四)社会保障不完善抑制居民消费行为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居民住房､医疗､教育､失业､养老支出大幅度增加，而社会保障制度还未根本健全，导致居民的未来支出预期和预防性货币需求迅速扩张，造成了居高不下的储蓄倾向，制约了居民的即期消费。
四､促进天津市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发展的建议
(一)加大货币政策在消费调控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信贷消费，逐步提高信用消费比重
货币政策应通过结构性信贷政策鼓励消费增长，即一方面对住房､汽车､电器､通信设备､教育､假期旅游等领域的消费信贷给予优惠；另一方面实行较为宽松的消费信贷政策，积极培育居民良性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在发展信用消费方面，一方面要加快消费信贷法律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全国性统一的个人信用体系。
(二)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
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增长的税收政策，以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消费需求中的独特作用：扩大和增加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税收优惠，促进低收入人群增加收入。加大对住房､汽车､教育和旅游等重点消费领域的税收支持力度。同时，我们认为，当前1600元个人所得税的得起征点依然偏低，因此建议再次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增强其消费能力。
(三)努力增加居民收入，强化收入分配调节
一是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鼓励各种形式的就业，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稳定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完善城市职工最低工资制度，加大机关事业单位和垄断行业工资制度的改革力度。在逐步提高城市低收入户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同时，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提高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对高收入群体在保护其合法收入的同时，利用税收等手段调节分配差距，防止贫富差距过度扩大。
(四)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增强居民对消费的信心
政府应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基金，合理确定保障标准和方式，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分层次､广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一是扩大城市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逐步做实个人账户，逐步提高社会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的能力。二是建立失业保险与促进就业联动机制，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三是扩大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健全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建立补充保险。四是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建立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纳入救助范围。
(五)着力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工作，减缓住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
政府应积极落实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同时，要建立包括廉租房在内的住房保障制度，从而降低占多数的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支出，增强其消费能力，减缓住房对消费产生的挤出效应。
课题组组长：张 平
一、严于律己，自觉加强自身素养，提高思想觉悟得。
一年来，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坚持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用以指导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实践。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与党组织保持高度一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工作积极主动，勤奋努力，不畏艰难，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二、强化理论和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作为一名刚入职的基层工作人员，我清醒地看到人生舞台已发生转变，自己又缺乏工作经验，所以只有不断加强学习，积累充实自我，才能锻炼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一年来，始终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断提高了自身综合素质水平。
一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落实“三年有突破”建设要求，较好的完成了党委政府交办的各项工作。
尤其是在今年成为XX包村干部后，与后李村的党员干部一起深入学习中央省市县文件及有关讲话精神，认真系统地学习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各种理论著作，进一步夯实了理论基础，提高了党性认识和思想道德素质。
二是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始终保持虚心好学的态度对待业务知识的学习。一年来，在民政办领导的带领下，走村入户调查，参加村民代表民主评议会，学习了许多工作方法，更是直接与群众直接接触，真正做到深入到群众中去。平时，多看、多问、多想，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问题，主动参加集体学习研讨、读书会等多种形式的学习教育。此外，认真参加各类培训，一年来参加了公务员初任培训、民政领域业务培训、统计员培训，熟练掌握了业务技能。业务知识的学习使我在工作上迅速成长起来。
三、努力工作，认真完成工作任务。
一年来，我始终坚持严格要求自己，勤奋努力，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作好本职工作。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民政领域低保五保工作和孤儿、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工作，一年的工作尽职尽责、任劳任怨，努力做好服务工作。
（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高
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据统计，2008年前11个月的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度比2007年增长22.4%，总额达到66526.6亿元。而自2008年8月起，我国城乡居民的存款总额已突破20万亿元，居世界首位，这种现状给消费需求的进一步扩大提供了有力的一个前提条件。
（二）最终消费率持续偏低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消费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最终消费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占当年GDP的比率）却始终偏低。最终消费率长期偏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对GDP的拉动作用相对弱化。据相关数据表示，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从1998年的59.6%下降到2007年的48.8%，不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呈下降趋势。
（三）不同收入群体消费结构存在较大差异
低收入居民的食品、教育等基本生活消费比重较大，偏重于经济实用型的消费结构，这类人群的消费倾向较为稳定；中等收入人群在基本生活消费支出上消费比重呈下降趋势，在改善生活条件的消费品上比重上升；高收入人群则更多的将消费支出耗费在奢侈品等高档商品上，偏重于享受型消费，但该群体消费弹性大，消费倾向较低。
二、城镇居民最终消费率走低的原因
（一）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造成消费水平整体不高
可支配收入是从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了缴纳给国家的各项税费，扣除了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等余下的收入。这项指标高低直接反映居民即期消费能力的大小。普通城镇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而近几年来相对于我国物价水平的迅速提升，工资的上涨却并不及时，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得到同步提高，导致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
（二）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在总量上制约了消费的迅速增长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增GDP有四成左右归低收入阶层所有，余下的六成新增GDP则被高收入群体收归囊中。低收入人群在城镇就业人员数量上占比相当大，但年均收入很低；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较高，但消费倾向偏低且弹性大，因而整体消费水平很难得到提高。
（三）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相对滞后
当城镇居民的未来生活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时，对未来的担忧会导致消费被压缩，而储蓄额度增加，其目的在于减少未来的不安全感，降低预期风险。我国经济制度不断变迁带来的收支不稳定给消费者造成很大影响，同时居民失业风险的加大也使得收入不确定性增大，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态度日趋谨慎。
三、提升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财税政策取向
针对当前的客观现实，应该一方面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提高整体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现状，增加居民就业率；另一方面，大力完善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居民对未来的担忧。
（一）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
相关资料显示，近年来工薪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左右，由于起征点为每人每月2000元，故处于中下收入水平的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从消费意愿角度来看，工薪阶层收入基本稳定，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他们的消费行为对我国整体消费状况的影响是最大的。而现行个人所得税以工薪阶层为主，恰恰抑制了消费。因此，提高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额，增加中低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意愿的重要举措。在当前财政收入增长较快的背景下，笔者认为，将费用扣除额定在4000元应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
（二）合理有效调节收入分配，有效缩小收入差距
作为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收入水平增长的速度、规模，以及收入的分配状况都直接影响着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意愿。就目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收入分配应从以下两方面调节：
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等手段，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新增劳动力就业以及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逐步稳定就业者预期收入，使消费者的消费趋于平稳发展，进而拉动原有的低收入人群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居民消费倾向。
对垄断行业进行调节和监督，尽可能打破行政性垄断，全面放开市场，拓宽民间投资的渠道，促进各行业公平竞争，缩小行业间收入差距，平衡各行业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升民众消费信心
社会保障问题能否得到顺利解决，解决得好坏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居民未来支出的预期，进而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当期消费趋向。
建议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物价指数、最低收入水平、基本生活保障需求等因素，将不同城市和地区分为不同经济等级，根据经济等级实行不同标准的社会救助；同时，依据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因素，定期调整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以确保贫困者能够满足最基本的生存消费需求。
解决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社会保障性住房的有效供给，满足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住房要求。房屋是普通居民生活中最大的一笔消费支出。因此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力度，鼓励住房合理消费，切实保证保障性住房的供应落到实处，做到真正为中低收入家庭服务。
提高失业、医疗、养老等补贴标准，扩大保障范围。失业保险方面，进一步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合理确定失业保险的待遇标准，切实保障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条件；医疗保险方面，及早真正落实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切实做到各类劳动者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保障；养老保险方面，应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做实个人账户，保障退休人员切身利益，解除后顾之忧，让退休人员能放心消费。
一、*消费需求的发展变化和现状特征
（一）最终消费呈增长趋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需求保持了较快增长趋势，消费总量逐步扩大。最终消费需求由1978年的53.02亿元上升到*6年的3765.94亿元，年平均增长10.1％。“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1%、9.0%、11.5%、9.7%和9.0%，但最终消费在整体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下降，*6年全省最终消费率48.6%，比1978年下降31.3个百分点。“十五”时期最终消费率分别比“八五”、“九五”时期下降8.2个和2.7个百分点。
(二)最终消费增幅低于投资需求增幅
1979－*6年，最终消费年均增速为10.1%，资本形成总额年均增长14.4%，最终消费增幅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增幅4.3个百分点。从1990年以来全省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历年的环比发展速度看，最终消费需求保持增长态势，波动幅度小于资本形成总额的波动幅度。1990年至*6年，全省最终消费的变异系数为0.5563，资本形成总额的变异系数为0.6355。
（三）居民消费需求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
居民消费是消费需求的主体，所占份额在70%以上。自1978年以来，*居民消费滞后于经济增长。“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十五”时期，全省居民消费需求分别增长12.4%、4.8%、12.9%、8.2%和8.3%，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8、4.9、5.5、3.3和2.4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呈下滑的趋势，特别是*2年以来，全省居民消费率降至40%以下，*6年仅为35.8%，是197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1990年下降19.6个百分点。由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低于城镇居民，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更是持续下降，目前仅为28.7%左右，比1990年下降28.4个百分点。*6年，全省农村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961.03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35.5%，分别比1990、*0年下降17.0和7.8个百分点。
（四）最终消费率低于国际一般水平
1978-*5年，全球的年均消费率为77.6%，且消费率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75.6%上升为*5年的78.8%；发达国家中的美国、日本、德国和英国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83.9%、71%、78.5%和84.1%；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埃及的年均消费率分别为78.2%、78.7%、70.9%和84.1%；亚洲国家的年均消费率为70.3%，我国的年均消费率为58.5%，而我省的年均消费率仅为55.4%，明显偏低。（详见附表）
二、抑制消费需求增长的瓶颈因素
（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制约消费需求增长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消费能否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收入的增长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伟大跨越。但与经济发展相比，全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增长长期以来滞后于经济增长。从“十五”时期来看，扣除价格因素，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幅为9.8%，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1%，分别低于同期GDP增幅0.9和5.6个百分点。由于居民消费占全省最终消费的七成以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偏低，直接造成了居民消费底气不足，即期消费下降，从而抑制最终消费率上升。
(二)农村市场发展落后于城市市场
农村居民收入低于城市居民收入，使得农村市场的发展一直滞后于城市市场。*省*6年居民消费已达2775.43亿元，其中农村居民消费796.54亿元，城镇居民消费1978.89亿元；在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缓慢，*1年至*3年年均仅增长2.3％，而城镇居民消费则呈稳步上升趋势，年平均增长11.2％。“十五”期间我省最终消费的平均增长率为10.5%，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12.5%，农村居民消费年平均增长4.3%。城乡消费增长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收入增长的快慢，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两个指标常用来代表农村和城镇消费的收入水平，我省“十五”期间的农村、城镇收入变化如下：
农民的人均纯收入一直大大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城镇居民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速度缓慢，也一直低于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1到*3年只徘徊在5%左右，*4年起才日益提高，农民收入低是造成农民消费水平低的最大因素。
（三）居民内部收入差距扩大抑制了低收入居民消费需求扩张
*6年，全省城镇最高收入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40.16元，为最低收入组居民收入的6.5倍，高收入组农民人均纯收入10016.45元，是低收入组的5.4倍。而低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人群，*6年城镇最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9310，高出最高收入组（0.6527）42.6%，农村低收入组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1.2239，高出高收入组（0.6285）94.7%，这说明大量低收入阶层有消费欲望但缺少必要的消费能力，消费需求受阻。
（四）居民消费倾向不断下降，消费意愿不强
近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在住房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收费制度等方面加大了改革力度，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着手建立了社会保障机制，如廉租房、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医疗保障等制度，但还不足以改变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居民的防范意识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有尽可能地通过增加存款来获取“安全感”，因而造成人们消费心理趋于保守，近期消费行为更加谨慎，也就是说城市居民对未来养老、医疗、教育支出预期增加，居民消费意愿降低。1996年开始，城乡居民消费倾向连续大幅度下降，1996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83.6%，农村为79.4%，到*6年我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消费倾向分别为71.3%和74.3%，分别比1990年下降10.5和18.3个百分点。
（五）长期形成的“量入为出、勤俭持家”的消费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大大提升，但长期生活观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量入为出、有多少收入决定消费支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人们崇尚收支相抵有结余，忌讳“寅粮卯吃”，极少利用银行信贷工具“负债”或“超前”消费。这种消费观无疑对人们的消费行为产生极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使消费滞后、消费需求不足。
（六）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
目前尚存在的非法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一些商品随意定价、虚假广告误导、信用水平低、伪造票据、凭证和做假帐等违法犯罪活动，行政管制或不正当手段，对本地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差别待遇，地区封锁和市场分割等市场经济秩序的混乱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损坏了消费者的利益，提高了交易成本，也抑制了消费的增长。
三、扩大消费需求的路径选择
（一）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
收入决定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最重要的是增加收入。一是要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中低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是最具备消费潜力的群体，这部分人占我省居民的大多数，由于收入低，虽有消费愿望，但支付能力却有限。政府及职能部门应该把民营经济的发展作为强化内生动力的突破口，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投资环境，加快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居民收入。关注城市中低收入民众的情况，在帮助与解决其就业问题时，把财政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提高这部分民众收入水平上，此举不仅是创建和谐社会的有力措施，也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最终消费需求。二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政府的收入再分配调节职能，进一步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确保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节过高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进一步规范国有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逐步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二）采取有效措施开拓农村市场，促进农村消费的稳定增长
一是要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继续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把推进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重点。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在一定水平上保持稳定，同时综合配套农民工进城务工、权益保障和相关的支持政策。二是切实把国家投资重点转向农村，结合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大力推进农村道路、安全饮水、供电、沼气、垃圾和污水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三是引导鼓励城市大型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网络向农村延伸，利用其品牌、技术、配送体系和人才培训等优势，采取直营、加盟等灵活方式，开办村镇超市、便利店，促进工业品下乡，增加适合农村市场需要的适销对路商品。四是改善农村流通和消费环境，大力培育农民对家用电器的消费意愿。
（三）加快完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改善消费环境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目前仍处在发展改革阶段，再加上住房、教育和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因素，在短期里容易增加人们防范风险的意识。因此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使民众享受到“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一是要强化政府的就业和社会保障职能，加大财政对就业再就业的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全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保险制度；三是健全廉租房制度，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四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公平。只有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居民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改革引发的未来支出心中有数，合理安排支出，从而稳定居民消费倾向，才能促进储蓄转化为理性的投资与消费。
（四）加速调整产业结构，增加消费品的有效供给
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生产适应市场需要的消费品，特别是新产品。同时要加强市场调查，深入了解市场的供求情况，了解消费心理和消费需求的变化趋势，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加速发展信息产业，信息市场和信息服务发展了，才能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避免无效供给，活跃消费市场，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五）培育新型消费领域，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我省*6年人均GDP超2700美元），人们的消费将由实物消费为主走上实物消费与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因此，要加强培育新型消费领域，一是要大力发展信息服务业，加速建立和完善消费信息服务制度，规范消费信息服务的提供和消费行为，扩大居民信息服务消费的比重，促进消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二是政府应积极发挥流通业的先导作用，引导生产企业积极开发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适销对路新商品；继续引导住房、汽车合理消费，扩大通信、首饰、休闲、旅游、文体、健康保健等热点消费，增强其对整个消费的带动作用；健全便民、安全、快捷的商业网络，发展城市社区商业零售、餐饮、住宿、物业管理，推进网上购物、邮购等新型消费方式；积极扩大老年人消费，重视发展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娱乐、保健、医疗、教育等服务业，推广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相结合的多种新型养老模式。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到一定的带动效应。中国-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二、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三、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到一定的带动效应。
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
来源:李建伟根据统计资料进行处理。图中对数值曲线分别表示消费率和投资率的趋势线。
改革开放开始时,人们对以往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重新审视,这时消费率从1978年的62%上升到1981年的67.5%,达到最近20多年来的最高值,这种上升或许带有一定的“矫正”性质。8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初期,也反复出现过投资过热和消费偏冷,但投资率和消费率偏离趋势值的幅度明显小于改革开放以前。90年代中期以后投资率小幅度下降(由1995年的40.8%下降为2001年的38%),而消费率则稳步提高(同期由57.5%%上升为59.8%)。这种小幅度变动与趋势线基本重合,摆脱了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反复出现的大起大落。
(二)在国际比较中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对投资率的国际比较表明,我国目前的投资率是明显偏高的。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本文所引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和其他国家2000年的数据，均出自《世界发展报告2001/2002》，其中关于中国的数据与我国统计年鉴的计算结果有一个百分点左右的误差。但为统一比较口径，凡引用世界银行数据，均不做改动),2000年,我国投资率高达38%,世界平均为23%,低收入国家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27%,上中等收入国家为23%),高收入国家为22%。在世界银行统计的国家和地区中,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的国家仅有少数几个,分别为:阿塞拜疆(投资率46%,但贸易逆差率即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达34%),厄立特里亚(投资率39%,贸易逆差率高达82%),莱索托(投资率47%,贸易逆差率也高达82%),尼加拉瓜(投资率38%,贸易逆差率高达41%),土库曼斯坦(投资率46%,贸易逆差率为20%)。这5个国家投资率达到或超过中国,主要是由于贸易逆差过大,缩小了GDP这个分母,使得投资率看起来很高,实际上低于我国,因为我国38%的投资率是以贸易顺差为基础的。2000年以贸易顺差为基础而投资率相对较高的国家,主要是分布在我国周边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例如新加坡,投资率为31%;韩国投资率为31%;马来西亚投资率为26%;此外,发达国家日本的投资率也达到26%的较高水平。
对最终消费率的国际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则是明显偏低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为60%,世界平均水平为77%,低收入国家为80%,下中等收入国家为6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78%,高收入国家为78%。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最终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比,也有8个百分点的差距。
二、我国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1997年以来政府投资率上升比较明显,但仍低于一些亚洲国家;非政府投资率近10年来逐年下降,2001年开始回升
在投资构成中,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是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两者在GDP中各自所占比重及其消长,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换,民间投资的成长状况,以及经济内在的自主增长能力是否增强。目前我国的政府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部分重大基础工业项目、区域开发、生态保护、国土整治、国防、航天和高新技术开发等领域。一般而言,由于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政府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说,我国是发展中大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相当落后,地区差距极大,需要政府投资来缓解“瓶颈”制约,对促进工业化进程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也需要对欠发达地区加大政府投资力度,带动地区协调发展。此外,我国尚处于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抵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冲击的力量比较薄弱,适当的政府投资有助于调节社会总供求,防止经济下滑。
对近10年来统计资料的分析表明(见表1),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处于逐年上升态势,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8%;分段来看,1992～1997年政府投资率维持在2.3～3.1%,1998年以来达到3.4～3.8%。政府投资率的这种上升,反映了上面所提到的经济社会发展对政府投资的需求;特别是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国内通货紧缩趋势的影响,我国连续数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扩大政府直接投资,必然会促使政府投资率提高。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投资率的上升,并不必然意味着挤出民间投资,因为政府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西部大开发和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一些重大项目,亦即私人资本和其他民间投资主体通常不愿涉足的领域,实际上对民间投资的成长起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的有关数据计算。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占GDP的比重;政府投资率指资本形成额中政府部门投资占GDP的比重,政府部门投资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核算”一章中的资金流量表;非政府投资率=(资本形成额-政府部门投资额)/GDP。
在国际比较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低于周边的一些亚洲国家,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要高一些。例如,1996年,韩国的政府投资率为5.5%,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为2.6%(1997年),美国为1.7%,加拿大为2.2%(1997年),德国为2.2%,意大利为1.3%,荷兰为2.4%(1995年),英国为0.8%(王召同志根据1999、2002年《国际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有关数据计算)。中国1996年的政府投资率为2.7%,与巴基斯坦大体相当,显著低于韩国(即使中国2001年政府投资率上升到3.8%,也仍然低于韩国1996年的水平)。与上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政府投资率明显高于英国、意大利和美国,略高于荷兰、加拿大和德国。在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阶段,政府投资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应当说是正常的。在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亚洲国家中,我国的政府投资率则不能算高,甚至可以说是比较低的。巴基斯坦的政府投资率与我国接近,韩国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更是大大高于我国,这说明政府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不同国家的历史条件和经济发展道路。事实上,在政府投资率为既定的前提下,关键在于政府投资的方向是否合理,如果政府投资集中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这样就有利于带动而不是排斥非政府投资的增长,也表明政府合理地行使了经济职能。1992～2001年,我国的非政府投资率呈现出急剧上升———逐渐回落———缓慢回升的轨迹。先是由1992年的35%跃升为次年的40.7%,其后逐年回落为2000年的32.8%,到2001年间回升为34.2%,但仍然低于1992～1997年间的每一年。这种变化轨迹反映的事实是,90年代初期开始的投本文出自新晨资过热迅速引致通货膨胀,迫使国家采取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措施,逐渐实现国民经济软着陆,在这一过程中,整个投资率和非政府投资率的下降,都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毫无疑问应当以非政府投资为主,充分发挥各类民间投资的活力,但并不意味着非政府投资比率越高越合理。一些论者经常用90年代中期以前民间投资的高速增长,来对照说明近几年民间投资的乏力。事实上,这种简单类比是存在明显漏洞的。主要是因为,很难用投资过热时期较高的非政府投资比率或增速作为理想的参照系,来判断现在的这一比率是否偏低,否则容易引起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
从发展趋势看,考虑到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将逐步减少,今后政府投资率会相应有所回落。另一方面,随着鼓励民间投资的政策逐步完善和落实,包括各类民间投资主体在内的非政府投资日趋活跃,尤其是非国有经济投资正在加速成长,对全社会投资的贡献越来越大,因此非政府投资率将会继续回升。
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见表2)。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表2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轨迹(%)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第64页数据计算。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
,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五、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六、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居民消费增长作为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2008年以来，我国接连经历了一些难以预料、历史罕见的重大挑战和考验，又面临国外复杂多变的环境，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有可能升级为实体经济层面的大危机。这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困难和沉重压力，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呈逐季回落的态势。为了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防止经济出现过度下滑，我国中央决策层审时度势，对宏观调控政策作出重大调整，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财政政策从“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将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并提出了“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的16字方针，这既是对各部门、各地区工作的要求，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保经济增长已经到了十分紧迫的时刻。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指出，“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这样的形势下，政府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扩大投资来保持经济增速，而是通过投资和消费“齐步走”来扩大内需、改善民生，以确保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持续性，避免投资过热卷土重来，体现了科学发展的理念。
一、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的简要理论分析
消费行为理论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宏观经济运行分析具有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社会，人们的消费水平、消费动机和消费行为也在发生着急剧而深刻的变化，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消费需求已成为人们倍加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因此，借鉴西方的消费行为理论，并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从财政政策的角度对居民消费进行研究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消费行为理论
西方学者关于消费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第。此后，亚当・斯密、李嘉图分别继承并发展了威廉・佩第关于消费的基本观点，对消费经济问题作了一些开创性或尝试性的研究。而真正对消费，尤其是对消费者行为作比较系统研究的则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马歇尔时代。他们采用抽象演绎和数学分析的方法，以效用价值理论为基础，在理论上阐明了消费者如何以有限的收入进行合理购买，使其消费欲望得到最大的满足，从而创立了微观消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此后，凯恩斯适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创立了消费需求理论。二战之后的西方学者――杜森贝里、莫迪利安尼等基本上是围绕着对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定进行修正而阐释其理论内涵的。
宏观经济学中对居民消费行为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说；第二阶段的生命周期理论、持久收入理论和相对收入理论；第三阶段的霍尔随机游走假说，以及由此引发的其它大量假说，如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等等，目前的前沿研究都属于这一阶段。这些理论思想为我们研究我国转轨时期居民的消费行为提供了借鉴和思路。
(二)公共财政与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最终环节，是生产的目的，属于分配环节的财政与消费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财政分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消费的需要。虽然财政分配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实现国家职能的需要，但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中介环节，不是为分配而分配的，它归根结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消费的需要。其次，财政分配通过作用于生产和流通领域与消费相互影响。生产的发展和流通的扩大，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财政分配的影响和制约，而生产发展、流通扩大本身又是消费扩大的直接基础和前提，因而财政通过影响生产和流通而间接影响消费。最后，财政分配直接或间接制约国民收入分配中消费基金的形成、分配和使用。财政消费性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税收政策都与消费关系密切。
从财政消费性支出方面看，在财政支出项目中，属于消费性支出的有行政管理费、国防费、文教科卫以及工、交、商、农等部门的事业费等，这些消费性支出构成所谓社会团体购买力的主力，在社会消费总额中扮演不容忽视的作用。从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看，在现代社会，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越来越成为影响消费支出的重要因素。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保障工作到位，解决了后顾之忧，人们会形成良好的预期，能够更好地扩大消费需求。从税收政策方面看，税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主要是通过征与不征、以及征多征少来实现的，是刺激或抑制消费的重要手段。比如，征收特别消费税，会抑制一些领域或类别的消费行为；开征遗产税，可能会刺激高收入者增加消费。
总之，财政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从总量来看，适当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刺激消费需求。从结构上来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初次分配结构、统筹城乡发展、调整收入再分配、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并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以减少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等政策来影响居民消费行为，促进消费。
二、我国居民消费状况的现实考察
“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居民消费率稳步提高，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的增长格局。”这是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新要求一方面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理念，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我国居民消费率令人堪忧的现状。
(一)我国居民消费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1979-2007年GDP年均增长9.8％，但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高储蓄形成的高资本积累率，低消费、高投资和高净出口是总需求的基本特征。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但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小。
生产大国、消费小国，经济蛋糕做大，国民享用的份额却在不断缩小，是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一个非常突
出的特征，国民消费率的变化清晰表现出这一点。2000-2007年，我国投资率由35.3％上升至42.3％，8年平均投资率为40.18％，比世界平均投资率(20％左右)高出近2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由62.3％下降到48.8％，8年平均消费率为55.61％，比世界平均消费率(77％-79％)低20多个百分点。与国际消费率比较，我国的消费率显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长期呈下降趋势。最终消费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其中，居民消费是最终消费的主体，一般占最终消费的80％左右。目前我国最终消费率过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引起的。我国居民消费率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6年的36％，达到历史最低水平。2006年以后虽有所回升，但总体上讲，居民消费率依然处于较低水平。最终消费率长期过低，国内民众的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缓慢，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出口和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消费率低意味着，从短期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弱，势必导致内外经济失衡；从长期看，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慢，发展后劲不足。
一般来说，投资是扩大再生产、提高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较高的投资率不仅可以直接带动生产的增长，还会带动居民消费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保持经济较快地增长，都维持较高的投资率水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投资率会逐步趋缓，消费率逐步提升。此时，经济增长也由投资拉动为主转为以消费拉动为主，此后，消费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长期失衡孕育着经济运行的巨大风险。首先，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容易造成产能过剩，产品供过于求的矛盾突出，进而引起企业效益滑坡、失业增加。其次，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往往造成内需不足，为给过剩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寻找出路，企业只能到海外市场寻求外需，从而导致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以及由此引起的贸易摩擦增多、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强的外部风险加剧。再次，投资率过高，最终消费率，尤其是居民消费率过低，不但使得投资行为偏离其目标，即投资创造财富，最终为了消费，而且终将使投资因缺乏最终消费的强力支撑而难以为继，进而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二)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分析
居民消费率过低，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中用于居民消费领域的份额和居民所能分享到的相应经济发展成果较少，生活水平还有待提高。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讲，提高居民消费率也是一个重要环节。引起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下的原因是综合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三部分构成。近几年，国民收入在三者之间的分配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相对于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据有关方面测算，我国居民收入由2002年的62.1％，下降到2006年的57.1％。与此同时，企业的收入比重从20％上升为21.5％；政府收入比重从17.9％上升到21.4％。由于居民收入的近60％用于消费，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自然导致居民消费率随之下降。
2、财富以及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在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一定的情况下，收入及财富在居民中的分配结构同样是影响居民消费率的重要因素。居民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其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而言，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的边际倾向。城乡居民当期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显著高于城镇居民。财富和收入占有状况的极端不均衡，使得绝大多数的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及财富占有量极低，整体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倾向，增强了储蓄倾向，从而成为阻碍我国居民消费率提高的最大制约因素。
3、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尽管我国在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但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社会保障安全网和收入分配调节器的功能仍较微弱。在此情况下，居民的理只能是减少现期消费，增加预防性储蓄，以备未来在年老、失业、疾病、工伤等不测之时使用。近年来，在消费率不断降低的同时，储蓄率呈强劲的上升势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点。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使得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压力进一步增大，由此引发的结构性矛盾和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当前宏观调控需要应对的突出挑战。
4、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上涨过快，降低了居民消费率。住房、教育、医疗等价格上涨过快，增加了家庭在此方面的支出负担，分流了居民的购买力，挤压了居民对一般消费品的消费，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收入效应，进而降低了居民消费率。自2000年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导致我国城镇居民居住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重快速提升，人均居住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由1990年的4.8％提高到2006年10.4％，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4％提高到7.7％；农村居民居住支出是其居民消费支出中仅次于食品居第二位的主要支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占教育总投资的比例事实上呈下降趋势，而老百姓承担教育费用的比例却在上升。据统计，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近20年间上涨了25倍，大大高于群众的收入增长幅度。医疗问题同样不容乐观，全年的总体医疗费用20多年增长了40多倍；而其中需个人支付的比例，也由21.2％上升到55.5％。住房、教育和医疗的高压已经使相当一部分居民不堪重负，随经济发展而增加的居民收入，以及由此形成的收入效应被不同程度地抵消，对众多居民而言，提高一般商品消费、提升消费结构，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促进消费增长的现状分析
消费增长不仅取决于财政政策本身，而且取决于它所处的经济环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因素的综合作用限制了我国公共财政政策对消费需求增长的作用空间。一是体制改革与结构性矛盾使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加，引发居民为未来消费而减少当前消费；二是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也对消费需求产生了抑制作用；三是消费升级缺乏供给保障，现阶段我国消费资料供给缺乏足够的产品创新，新型消费行业发展缓慢，供需结构矛盾突出，制约了消费升级和结构转换的步伐。此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财政，由于其公共服务功能尚未健全，各种政策的配套性较差，也存在着抑制消费、加大投资与消费结构性矛盾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现行个人所得税、消费税等政策的征收模式、税率结构以及税收征管方面难以与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社会保障支出比重偏低，对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倾向难以发挥较大作用；部分准公共品(如教育、文化、卫生、公共设施等产品和服务)供给体制不健全，价格偏高。
近几个月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从“双紧”转向
“有保有压”，再转向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转变之大、力度之强超出想象，这同时意味着当前经济局势之严峻超出预期。全球金融危机之下，我们不能再沉溺在中国经济“独善其身”的幻觉中。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投资、出口增长拉动经济，通过不断投入资源压低价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美国金融海啸发生以前就已经不可维持。2006年以来，长期以来被压低的土地、资金、资源、劳动力、环境等诸要素陆续出现价格上涨，即是再明确不过的信号。另一方面，中国过度依赖出口的庞大产能，正是依靠美国以信贷泡沫支撑的过度消费吸收的。在此关键时刻，积极财政政策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相配合的扩张政策周期再次回归，既是一次难得的结构调整机会，又潜藏着强化原有发展模式的隐忧。回顾从1998年到200'8年的经济发展不难发现，虽然1998年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遏止住经济走下坡路的危险，但也正是这一政策周期，我国也强化了脱离国民消费、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
当然，与1998年相比，现在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首先，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投资效益低下的状况，因此大举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未必能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况且，即使拉动了民间投资需求，所形成的产能也将进一步恶化当前产能过剩的局面。其次，当前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发展起来，房地产市场更出现了价量齐跌的调整局面，这意味着依靠启动房地产市场等方式促进消费难以奏效。最后，三大需求中，内需增长仍然有一定强度。2008年1-8月份累计，投资需求名义增长率为27.4％，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名义增长率在20％以上，实际增长超过13％，这是自1998年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方针以来消费增长最快的时期。今年经济增长放慢的主因是出口增长明显放慢，初步预计因净出口增长放慢而导致GDP增长放慢1.8个百分点左右。本轮经济增长周期以来经济增长由过度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开始向主要依靠内需拉动(从长期看主要是消费内需)转变，符合我国宏观调控方向和长期发展战略目标。
三、促进居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建议
从总体上看，消费率低与消费相对萎缩表现出的消费不足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也是社会发展滞后、民生问题突出的原因所在。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高储蓄、高顺差、高投资、低消费并存的“三高一低”状态决定了要实现宏观经济结构的协调和优化，必须提升消费需求。此外，从国际经验来看，我国的宏观消费增长率虽然较快，但消费率仍偏低，化解宏观经济发展中的难题，当前必须依靠消费需求的扩大。多年来，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的一大块心病，从国家财政政策上来解决这一问题，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尤其是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快速蔓延和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影响，加上我国经济生活中尚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增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财政政策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应当而且必须在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中发挥其主动的适应性和应有的前瞻性作用。
(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财政政策应以促进消费为重心，协调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的关系
作为政府重要的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既可以通过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正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典型特征；也可以通过公共消费来带动内需，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以公共消费为重心，在经济学的意义上，其实质是转换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主要由投资、出口拉动转变为主要由消费来拉动。单纯从GDP数字上看，无论靠什么来拉动并没有多大差别，但增长的内容及其分配格局将会有很大的不同。以消费为主要动力的经济增长，意味着高投入、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增长质量提高。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增长动力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增长成果将会使更多的社会成员分享，改变高投资下形成的过分向资本倾斜的初次分配格局，并通过公共消费直接调整第二次分配结构，从而可以优化社会结构，促进社会公平。
近几年来，我国出口占比逐年提高，消费增长缓慢，经济发展日益依赖于出口和投资，有必要通过结构调整的政策减少出口依赖，促进消费。着力增加国民收入中消费的比重，适当抑制投资增长速度，改善和优化投资结构，保持投资、消费与净出口合理增长的比例关系。财政政策可以通过调整分配和再分配，以及提供公共服务、促进民生来有效地提高居民消费。从日前国务院提出的4万亿财政资金看，除了加快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地震灾后重建各项工作、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3项以外，10项政策中有7项涉及促进消费需求，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提升社会保障体系等结构调整，无疑说明国家已经意识到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核心问题。在房地产方面，政策提出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这是多年以来首次以安居房替代经济适用房，体现“兜底”的住房保障体系开始从市场化朝“福利化”转变。此外，诸如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态环境建设等措施，均明显偏向刺激消费需求。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机制，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
为了打造推动经济增长的恒久动力、弥补长期以来我们在民生方面的欠账，也为了体现改革开放的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我们必须把扩大国民的最终消费性内需放在首位。为了进一步增强消费这一最终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必须大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增加农民个人可支配收入，加大向中低收入人群分配倾斜的力度，多策并举缩小城乡差距；稳定股票市场和基金市场，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作出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的承诺；努力开拓就业门路，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持久性收入，稳定消费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使国民“有钱可用”、“有钱敢用”。
对于城镇居民应根据不同收入群体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低收入群体要保底，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点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并根据经济发展和各级财政承受能力逐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中等收入群体要扩面，逐步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对于处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公务人员来说，应逐步将其职务消费货币化，逐步提高其持久收入水平。对于高收入群体适当保护，增强其安全感。对于农村居民，关键是要认真落实好中央出台的各项关于加强和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措施，巩固和扩大已取得的各项成果。
(三)实施提高居民消费倾向的税收政策，为内需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1、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作为国际通行的调控收入公平分配的一个重要税种，可以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
配，对经济起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2008年1-9月，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达29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1.7％。从开征之初的1年500万元，到现在1年3000多亿元，改革开放以来，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额的比重由不到万分之一增长到了6％，已成为我国第四大税种。今后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在改分类征收制度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制度基础上，扩大累进级距、降低税率累进程度与边际税率，进一步降低中低收入居民的税负，提高其可支配收入水平。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的征管。
2、尽快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刺激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高收入群体由于其强大的购买力，扩大消费的潜力不容忽视，通过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可以促进我国传统消费观念和财富观念的转变，降低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这既能提高高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又能引导该群体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投入，惠及全社会。
3、开征燃油税、物业税，规范房产交易环节税费，以减轻普通居民住房及汽车消费税费负担，培育消费热点。当前，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呈明显加速趋势，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在向大城市家庭中普及并进一步向中等收入群体扩散，服务型消费逐渐成为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重要消费内容。目前燃油税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已于2009年1月1日开征。通过燃油税、物业税改革，规范房地产、汽车等交易环节相关税费的征收等政策，减轻消费者购买汽车、住房等的税费负担，抑制房产投机等各项措施，将消费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拉动城市消费的增长。
4、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消费税。适当调整征收范围，逐步将一些高档消费品与高档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税范围。同时，要优化税率结构，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消费品适当降低税率，从而降低价格，刺激消费。
(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为扩大内需创造新的增长点，让居民放心消费
我国近几年来，居民用于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占较大比重，直接影响了其他消费欲望的满足，在客观上导致居民消费需求疲软。要扭转这种局面，应按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加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
1、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供给。一方面，为确保“2010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实行免费义务教育、2015年在全国普遍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坚强的财力后盾。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奖”、“贷”、“助”相结合的资金援助机制，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受教育权利，确保教育公平，通过教育提升人们的知识和技能，从而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
2、配合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加大政府的支出份额。由于医疗保险覆盖面有限，有相当多的家庭要为医疗支出而储蓄，农村地区由于基本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待遇，“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普遍。因此，应强化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的责任，扩大医疗总支出中政府承担的份额，切实减轻居民的医疗负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
3、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减轻居民在住房方面的负担。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规范土地出让制度，遏止房价过快上涨势头。加强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增加廉租房建设投入，保证人民“住有所居”。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增强居民消费信心。着重推进和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尽快在全国农村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高筹资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费用；减少其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扰，提高消费信心，从而最终提高居民消费率
(五)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扩大农民消费的财政政策，培育扩大内需的第二市场
1、加大财政支农、惠农补贴力度。继续实行农业补贴政策，完善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制度。另外利用贴息贷款扶持龙头企业，带动农户积极地参与到产业化经营中，发展效益高的生产项目，增加农民的收入。
一、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
(一)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态势趋于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两者波动幅度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间,伴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进程,投资率逐步上升(由1952年的18%上升到2001年的38%),最终消费率相应地逐步下降(同期由83.2%下降到59.8%)。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比例关系,2001年为59.8∶38,“九五”期间(1996～2000年)这一比例平均为59.5∶37.5,其中1999年为60.2∶37.1,2000年为61.1∶36.4;“八五”期间(1991～1995年)平均为58.7∶40.3,“七五”期间(1986～1990年)平均为63.4∶36.7,“六五”期间(1981～1985年)平均为66.1∶34.5(按支出法计算的GDP分为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项，最终消费由城乡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构成，其占GDP之比为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本形成额和存货增加，其占GDP之比为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消费率和投资率相加有时会大于100％，主要因为净出口为负，使GDP总额减少，分母缩小)。尽管1999、2000年最终消费率有所回升,投资率有所下降,但最终消费率仍然低于“七五”、更低于“六五”期间的平均水平。总的看,这种变化轨迹可能反映了工业化时期投资与消费的一般演变规律,表明两者的比例关系在按照工业化进程的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多次出现比较严重的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大幅度偏离其趋势值。1978年以后,随着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投资率和消费率的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变化轨迹渐趋平稳(见下图)。
1952～2001年最终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演变轨迹到一定的带动效应,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四)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对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合理消长具有积极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我国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国家集中配置资源、优先发展重工业和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为特征,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投资支出和重工业倾斜,而消费支出、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和第三产业则得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增长方式相应地表现为以投资饥渴、数量扩张、速度推动为特征的粗放型增长。因而,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也往往在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而被迫压缩投资的情况下,消费才得到应有的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转向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强调让人民得到更多实惠,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渐向企业和居民个人倾斜;经济增长方式随之逐步转向注重质量效益、结构优化和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由于这种转换是带有根本性的变化,其过程难免会出现一定波折,所以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也难免出现新的不协调。但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看,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总体上处于相对平稳协调的变动态势。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违背客观规律的人为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干扰将越来越弱化,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有可能逐步遵循经济内在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沿着相对协调的轨道消长变化。
(五)市场机制作用的增强,从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促进投资率和消费率合理变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调节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机制发生积极变化,是导致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稳定的重要体制原因。从宏观调节机制看,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入,以间接调节方式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建立,针对投资和消费波动所采取的宏观调节措施,有可能更多地借鉴市场经济的通行做法。从微观运行机制看,一方面,非政府的投资主体在全社会投资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主要由企业和个人根据市场供求变化和国家政策导向,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尤其是各类非国有的民间投资日趋活跃,投资领域越来越广泛;另一方面,各类非政府投资主体的发育成长,必然促使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越来越集中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进而促使政府投资和非政府投资的分工趋向合理。总之,经济体制改革越是深入,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运行调节机制越是完善,越有利于投资和消费之间形成比较合理的关系。
二、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趋势预测
预测我国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可能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一)经济增长进一步向质量效益型转换,社会各阶层将充分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一步改进和增强。从投资和消费的角度看,政府行使公共服务职能,主要体现为政府消费支出的增加而不是政府投资的增加,非公共领域的投资基本由企业和个人进行。这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到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工业化,最关键的标志将是第一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下降,第二产业比重保持稳定,第三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大幅度上升。我国现在的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GDP)和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提升空间很小。产业结构升级将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进一步高加工度化,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生产要素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加速流动,服务业比重明显提高,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根据1952～2001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历史数据进行外推,到2020年,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变化基本稳定在2001年的趋势值水平(39∶61),但是如果未来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明显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则消费率可能会提高,而投资率会相应降低。
(三)我国居民的高储蓄率将保持较长时间,但伴随人口老龄化趋势,储蓄率可能逐步下降,并导致投资率降低。据有关预测(李善同、侯永志、翟凡：《未来5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和预测》，载于王梦奎、陆百甫、卢中原等著《新阶段的中国经济》，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2000～2010年,由于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养老负担相对较轻,有利于国民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率可能保持在35～40%;以后由于适龄劳动力增长放慢,老龄人口增加,养老负担加重,导致国民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将逐步降低,到2020年可能降低到35%以下。
(四)与目前同样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以及各国普遍情况相比,我国投资率偏高而最终消费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尤为突出,这种差距表明我国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可能余地。例如,到202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可能由2000年的48%逐步提高到60%左右,即介于2000年的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56%)和世界平均水平(62%)之间;我国的政府消费率可能保持在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12%的平均水平;相应地我国投资率则可能降低为30%左右,这仍然高于2000年下中等收入国家25%的平均水平,但是同其中的东亚和太平洋地区31%的平均水平大体相当。
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对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变化趋势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投资率可能下降为30～35%,其中政府投资率可能为1～2%,非政府投资率可能为30%以上;最终消费率可能上升为70%左右,其中居民消费率可能为60%左右,政府消费率可能为10%左右。
三、政策建议
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涉及投资政策、消费政策、政府职能转换和微观运行机制诸多方面,关键是应当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主要运用市场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促使投资和消费按内在发展趋势协调变动。
(一)遵循工业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阶段性规律,引导投资方向和优化投资结构。国家应当按照三次产业结构和工业内部结构升级的需要,运用规划、政策和信息等手段,引导产业发展和投资方向;各类投资主体应当以市场导向为主要依据,关注政策导向,优化投资资源的配置。要在结构优化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投资率,避免单纯的投资规模扩张。
(二)政府所承担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要进一步向公共服务职能转换。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投资要基本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削减政府投资所担负的一般经济建设职能,保留必要的公共投资。而且,公共服务职能由政府投资所实施的部分也应当尽量减少,而转向主要由政府最终消费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