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谈起
反观中国哲学，大体上没有上述的“实体”概念。我们不妨讨论中国哲学的几个基元范畴。
第一，“五行”。“五行”学说起源甚早，《史记·历书》说黄帝“建立五行”。公元前22世纪的禹也说到“五行”。这一范畴在文字上初见于公元前20世纪的《夏书·甘誓》，阐发于公元前12世纪末武王克商后，箕子对武王所讲的著名的《洪范》这篇文章，又遍见于《左传》、《国语》、《墨子》、《孙子》、《荀子》、《管子》、《吕氏春秋》、《淮南子》、《黄帝内经》、《春秋繁露》及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1]近世以来，“五行”被人们解释为构成世界的五种物质元素（水、火、木、金、土），这其实是一种西方化或泛西方化的解释。
“五行”之“五”，与上古社会的数术观念有关，与原始宗教、巫术、占卜、天文、历算有关。这种数术观追求一种神圣而和谐、天地人相通、世间万物各安其位、完美有序的原则[2]。亦有多于五数的，如《左传》引《夏书》“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亦有少于五数的，如秦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汉有“仁、义、礼、智”“四行”之说。
“五行”之“行”，从字源学上来说，许慎《说文》解释为“人之步趋也”，即如人步行、趋走一样，一徐一疾。这里形象地表达了一种活动，一种行为。其实“五行”是相互作用的五种力量、五种能力、五种活动、五种动因，及彼此间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的秩序和过程。冯友兰先生说：“我们切不可将它们看做静态的，而应当看做五种动态的互相作用的力。汉语的‘行’字，意指toact（行动），或todo（做），所以‘五行’一词，从字面上翻译，似是fiveactivities（五种活动），或fiveagents（五种动因）。五行又叫‘五德’，意指fivepowers（五种能力）。”[3]先民并不把“五行”视作静态的五种原质，反而非常重视这具有水性、火性、木性、金性、土性的五种力量、动势的功能和彼此间的关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所以“五行”不是本质上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五种实体，起初曾被指代为五种神祗或五种星宿，然最常见的特别指“五气”和“五德”（即五常，仁义礼智圣）。
我们祖先所重视的是“五气”的性质、作用，与阴阳、四季、五方、五味、万物生长收藏的关系，及其相互促进（相生）的原理；推衍到王朝的兴替、政治的治乱，则重视数种力量的相互制约（相胜、相克）；运用于人的身体，则强调五气的相生相克、协调、平衡，并以此解释生理、病理。[4]五行学说曾被广泛地应用于天文、人事、生理及精神等各方面。“五行”学说的重点不是用来解释世界的构成，而是用来说明世界的生息变化,指出自然、社会、人身的现实存在和未来趋势是由显现或隐态的、性状各异的“动势”、“能量”之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并随着多重力量的彼此消长而变化。它不是以静态构成论的方式说明宇宙，而是以动态的机体论、关系论和过程论的视域观照世界；它不甚关心世界的原质和规定世界的终极、绝对、永恒不变、无生无灭的本体，而是肯定事物内外力量、功能的多样性、流动性及能量、信息相生相克的网络系统和秩序，转化的契机、过程，并预卜它的前景，促进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德终始”诸命题的要旨。董仲舒《春秋繁露》讲“比相生而间相胜”，指出事物生息变化过程受到两种相互制约的力量的作用，即五行中相邻者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相间者相胜（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我们这里且不去评论五行学说及其具体运用，但不难看出古代人把自然、社会、人生（包括人身与人心）都看做是连续的、流变的，关注隐伏其间的多重活动、能量及其相互关系。
第二，“阴阳”。这一对范畴是用来表示自然天象和人事中的两种基本势力及其相互关系和由此导致的变化发展过程的。伯阳父说：“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上》）范蠡说：“阳至而阴，阴至而阳；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与之俱行。”（《国语·越语》）《老子》：“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一章）《庄子·知北游》：“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惛然若忘而存，油然不形而神”；《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管子·四时》：“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荀子·天论》：“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荀子·礼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周易·系辞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综上所述，“阴阳”范畴表达的是一种宇宙秩序。在自然、社会等一切现象中，莫不有相依相待、对立统一的两大势力、活动、能量或信息；它们的交互作用，使得事物产生种种的变化；自然之道，正是二者的统合、和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相互克服，相互转化。任何一方偏胜，不能“交通成和”，则失去了“阴阳大化”的秩序。阴阳失调，就会发生问题，而不能使“物生焉”。因此人们要善于“燮理阴阳”。在《周易》哲学中，阴阳的变化系统非常生动，非常复杂，决非“正——反——合”或“对立统一”等公式所能涵盖得了的。
“阴阳”初指日照的向背，但上举先秦资料均指“不形而神”“若亡而存”的阴阳之气。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孕育万物，产生万物，生生不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说阴阳为万物之根本。但在这里，阴阳之气并不能理解为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因为无论是“阴”性的（否定的、潜在的）力量，还是阳性的（肯定的、现实的）力量，或者蕴含有这两方面的“阴阳一气”，都不是独立自存、同一不变的存有。说阴阳之气是万物之根本，也不是从“本原”的意义上来说的[5]。它自身是有内在张力的，变化的，互动的，互相涵摄的，有作用的。“阴阳”范畴较之“五行”范畴更方便地说明了天地万物内在的矛盾运动和变化发展。《易经》把阴阳变化的复杂性凸显出来了。
第三，“气”。五行是气，阴阳也是气。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把握宇宙的方式，气论则更是。“气”是无形无象、无所不包、弥沦无涯、浑沌絪緼的东西。举凡自然、社会、人生活动、肉体生命、精神境界、道德意志、艺术审美，无不可以言气，因而有云气、天气、地气、阳气、阴气、精气、元气、五行之气、人气、正气、邪气、贼气、治乱之气、鬼神之气、浩然之气、文气、气韵、心气、志气等等称谓。气所表达的是自然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之流，是机体变化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的整体性。气依不同存在层次而表现出不同的性状，如形质、功能、生命力、意识、精神、心灵等都是气；气的运动（聚散、屈伸、升降、动静）展现出事物的变化[6]。春秋时医和提出“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左传·昭公元年》）。《庄子·知北游》：“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孟子·公孙丑上》：“气，体之充也。”《礼记·祭义》：“气，神之盛也。”《管子·内业》：“精也者，气之精者也。”《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淮南子·天文》：“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
从以上材料可知，“气”是形神兼备、能质混一的，“气”很难用“物质实体”来概括。至少亚里士多德的个别实体和形式实体，形式——质料学说，直至笛卡儿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二元论和斯宾诺莎把物质与精神、广延与思维看做唯一实体之无限属性的思想，与气论的路数是格格不入的。实体在斯宾诺莎那里是唯一的物质，然而“气”却不是。即使是引进了“能动的原则”“活动的力”的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亦与气论不同。李约瑟曾就冯友兰把“理——气”诠释成“形式——质料”提出质疑。李氏认为，儒道两家“共同阐发的有机自然主义已极具现代气息，其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合拍之处，比冯友兰认识到的要多得多。……新儒家的两个基本范畴是理（自然的普遍形式和特殊形式）和气（物质——能量）。冯友兰把这两个范畴与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相对等。此论大谬不然。”李氏认为，“气概括了物质的细小精微状态，其含意比我们使用的物质——能量要丰富得多。”（郭按：气是物质、精神、能量与信息的统合）。李氏的结论是：“中国人的永恒哲学从来不是机械论和神学，而是有机论和辩证法。”“西方的有机自然主义之花曾得到过中国哲学的直接滋润！”[7]这启发我们思考，中西哲学宇宙论框架新近关于气论的研究都区别了气论和原子论，并把“气”与“场”联系起来[8]。张载所说“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后四个字是说气的本然状态。在气的聚散变化所形成的物质、文化、生命活动、精神现象中，并不孤立存在着任何原始的、恒定不变的、作为一切物质性基础的物质特性的“气”实体本身。
第四，“道”。“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传》）。戴震解释为：“一阴一阳，流行不已，生生不息。主其流行者，则曰道；主其生生言，则曰德。”（《孟子私淑录》卷上）又说：“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行亦道之通称。”（《孟子字义疏证》卷中）“道”本指人行走的道路，后引申为道理、过程、规律。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儒家之道是“天”这一神秘创造力生养万物的发展过程。朱熹也把“道”视为形而上者，把“阴阳之气”视为形而下者。道家之“道”更有特点：“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道”是不可以任何名言概念来加以限定或范围的。魏晋玄学家多把“道”解释成“无”，也就是无终始，无局限，具有无限的创造性、可能性。“道”并不是一个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大化流衍、运动变化的历程。“道”是由阴阳刚柔等多重力量交互作用而成的由潜在到现实、由否定到肯定、由无到有、由一到多（或者相反）的运动。“道”又涵盖了事物彼此之间、事物与事物之全体间的多重关系。
“道体”在道家哲学中是深奥的形上本体，包孕有无，尤以玄秘为特点。故《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王弼释“道”为“无”，解为“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寂然无体，不可为象”。可见“道”不是实有层的实事实理，而是作用层的空灵智慧，不可能用理性思考、概念语言来把握，不执定在任何单一的位置上。这启发人们透过无穷，接纳现实世界相依相待、迁流不息、瞬息万变、复杂多样的生活，以开放的心灵破除执着，创造生命。从这些特点来看，我们很难把“道体”解释为“实体”。毋宁说，“道体”是“无”体、“空”体、“虚”体。这当然是就它的空灵性、包容性、无限性、创造性、流衍性、相对性、整全性等特点而言的。这里的相对性是说，道正是在一切事物的相对相关中显现出来的。
以上我们简略考察了“五行”“阴阳”“气”“道”等原型观念，这些都不好拿西方哲学的原型观念“实体”相比附，因为它们都不是可以让人们孤立地来观察、捕捉、衡量与确立其实在与性质的存有。这些观念大体上表达了有机自然主义的哲学所强调的化生性、连续性、无形性、功能性、整体性、直观性、辩证性的特点，表明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国人的思维、行动、审美方式走着另一条道路，与西方实体主义的个体性、间断性、有形性、结构性、组合性、机械性、思辨性等有明显差异。
二、儒释道思想中的非实体论式
西方古希腊、中世纪、近代的形式实体观或物质实体观强调主客体之间的分裂与紧张，强调精神实体或物质实体的绝对性和静止的自立性，以认识主客体的对立作为寻求世界本体的前提，把人与世界分割开来，把人、人生、生活的意义与目的排斥在这一学说之外。中国儒释道的思想架构恰恰与此相反。首先，中国哲学始终是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统合的基础上考虑问题的，即使对本体的追寻也是如此。其次，中国哲学中的宇宙、世界、自然，不是实体论或本质论意义上的宇宙、世界、自然，而是人与宇宙、世界、自然之无限多样的关系、意义和可能性等全面而多层次的展开。再次，中国哲学的本体不是固定的精神（或物质）实体，而是永恒运动变化，并贯穿到人的现实存在和生命活动中去的意义世界。以下我们简略谈谈儒、释、道三家思想的非实体论特征。
第一，儒家。儒家天道、天命流行之体的“生生之仁”学说，是以人与世界的感通性和动态流衍性为特点的。儒家的“仁”，就是“生”，就是相互感通，亦即天与人、物与我之间的相互依藉、相应变动、交相感通。它们在一定意义上是互体性的。儒家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都处于一种动态、生机的关系之中。
如前所述，“五行”之“行”，“阴阳”之“气”，“天道”或“人道”之“道”，表达的是动态流行的、生生不息的、变化不已的连续性、整体性的观照宇宙的方式。《周易》哲学的易道易体，是相对相关、活动作用的本体。“太极——阴阳”的模型，把本体与功用、本体与现象动态地统合在一起。自然、社会、人生，就是一生机的全体，是各种差异的活泼统合。在这里，“太极”“乾元”本身是创生性的。此“体”就是一切变化的过程，是持续的创造性，是一切生命的发展，乃至是一切价值理想的完成和实现。易道易体的另一原理，则是有机联系、旁通统贯、和谐互动。如此，宇宙、社会、人生并没有间隔，心物之间、主客之间、天地人我之间，交互感通，彼此不相隔绝。
《易》之太极，可以说是主体，但不是西方实体意义的本体。太极是宇宙生命之全体及其流衍过程，是阴阳、刚柔、乾坤相摩相荡的动态统合。太极、天道流行之体，不是绝对，不是超绝本体，不是如如不动的人格神，而是本然的真实，是无穷的创造力。
在西方实体主义的形上学中，“独立存有”的实体、“独立不变”的“绝对”是没有活动作用可言的存有。此说以独立不变的理想世界为真有、实有，以活动作用、变动不居的经验世界为假有、为虚幻。实体主义的存有论的特征是相对而无相关，有分别有距离而无内在联系。其极端——绝对的一元主义，则既无相对又无相关。其终极关怀，是执著一个“逻辑的上帝”[9]。
儒家哲学之“天”是一切价值的源头，是具有超越性的、宗教神学意味的、让人虔敬、敬畏的形上本体，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超越理据。但“天”同时又是具有无穷创造力的流行之体，化育了万物。这一创化力可以范围天地，生生不息。“天”与“地”与“人”与“物”交相贯通。“天”与人事、物理有密切的关系。天、道、性、命不是隔离的，人与神、人与自然不是隔离的。“天”把它的性份赋予“人”“物”，人性、物性之中同时也就含有了天性、神性。“天”内在于人、物之中。不同的人、不同的物，因此也有了神秘的创造潜能。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中庸》讲：“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赞助天地的创化，人与天地鼎足而三，从而有了自身的价值。人通过“天”所禀赋的创造潜能的发挥，通过道德修养的径路，可以上达天德。人生实践的目的、意义也就包含于其中了。所以冯友兰先生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儒学乃至中国哲学的要旨。超越的理想境界，就在凡俗的日用伦常之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之中！这正是中国哲学形上学不同于实体主义形上学的可贵之处。
第二，道家。整体的和谐与物我的相通，也是道家形上学的特点。庄子提出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不仅是庄学、道家，而且也是整个中国哲学的中心观念之一。道家哲学，更注意把自然与人看成有机的统一体，强调物我之间的同体融和。庄子的“无待”是以“有待”为前提的，即先肯定万事万物的相依相待，然后才能超。庄子的“齐物”也是以承认现实世界的“不齐”为前提的。庄子的智慧，就是启悟人们在真实的生活中，在“不齐”“有待”的世界中，接受现实，面对现实，调整身心，解脱烦恼，求得精神的超脱解放。庄子的相对主义也颇为人所诟病，其实那也是一种空灵的智慧。庄学不强调道是一切事物的源泉和原始，而肯定它是一切事物的整体活动。天下所有的事物都是相待相关的，没有绝对的事物或宇宙中心。所以庄学反对唯我独尊，主张容忍各相对的价值系统的意义，决不抹煞他人、他物的生存空间，以使自己的生命从紧张、偏执中超脱出来。庄子要求人们不必执定于地籁、人籁，而要倾听那自然和谐、无声之声的“天籁”，以会悟生命的限制和有限时空、价值、知性、名言、识见及烦、畏的束缚，从而使生命的创造性爆发出来。庄子巧妙地指出人的孤独的生存处境，人与人、人与动物等等彼此间的隔绝和不理解，然后让你在生命的体验中消解隔膜，走出孤独，而达到与天地万物的同体融和。这是庄学最高的意境和最终的落脚点。而所谓“见独”（“见道”），只是层层解脱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最终还是要破除无量的执着，方能与道同体，超越生死的系缚。
老子之道与庄子之道略有区别，它是先天地生又在上帝之先，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但老子之道也是道体与道用的整合，同样也是离用无体的。老子之道必然贯穿到自然、社会、人身与人心之中，贯穿到现实之中。对于老子之道的会悟，更必须破除有限心智的迷执和有限知识的遮蔽，破除物我的对峙、主客的分裂。道家的超越之道同样内在于现实世界、现实生活之中。不过它常常用否定、消解的智慧，破除迷惘、困惑，解放心灵，使你更有睿智地面对复杂的大千世界和不同的际遇、坎坷。所以真正的体道者，一定能用大智慧更好地生活着。道家的圣人、真人、至人、神人、天人的人格境界与儒家圣贤人格常常是相通互补的。山林与庙常、遗世独立与积极入世常常是互动的两面。因此，“道”与人生并不是隔截的，“道”就在人的生命与生活之中而并未悬搁起来。
第三，佛家。缘起论认为，人生与宇宙一切事像都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生，即各种条件和合而成，一切事像都是刹那生灭，永远变化（即“无常”），因而无实自体，无实自性，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即“无我”）。华严宗的根本原理是“相待互涵，圆融无碍”。其“理事无碍观”以诸法（现象）与真如（本体）炳然双融，理与事、事与事相待而有，交融互摄，相即相入，熔融无碍为主要内容。世间各种现象互为因果，相资相待，彼中有此，此中有彼，此即是彼，彼即是此，相即相入，处于“重重无尽”的联系之中，这叫“无尽缘起”。也就是说，一切现象是无限广大又互相包容，既有区分，又相互贯通为一个整体。整体与部分、同一与差别、生成与坏灭有着辨证的联结。“华严宗佛学乃是一套机体主义之哲学体系，预涵透彻分析，然却能尽超其一切限制与虚妄，盖旨在得证一切无上智慧，彰显一切差别世界，统摄一切完全整体，融合一切真际层面，悉化入无差别之法界总体，宛如天上奇观，回清倒影，反映于娑婆若全智慧海——而海印三昧，一时炳现！”[10]
天台宗“圆融三谛”说，认为众生的心通过圆融空、假、中三谛而把握一切现象的实相，也就是把握了真如。实相、真如有本体的意义。众生的一心与本体相通。空、假、中三谛互相融合，同时成立，每一谛皆同时兼具其他二谛。“空”是诸法当体即空，是抽象的真理层面；“假”是诸法由因缘生，因而是假有幻有，是具体的现象层面；“中”则不执着于空、假二边，而超越二边，同时又综合二边，以显中道佛性。此中抽象与具体融合为一。三谛中任何一谛并不孤立地成一领域，而是三谛互融，三重境界同时显现；因为它们同时为一心所化的三智所观照。于是，形成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互融境界。天台、华严学说充满了中国形上学的智慧。
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其“即心即佛”的思想，把现实界与超越界打通了。涅槃境界、成佛理想、彼岸世界，其实就在当下，就在现实之中。寓出世于世间，在现实中求得解脱，正是中国佛教的特点。所谓“运水搬柴，无非妙道”，“平常心是道”，都是此意。禅宗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以现实的人生置换虚幻的未来，创建了以现世的自我精神解脱为轴心的生命哲学，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关怀现世，接近并帮助人民，成为中国佛教的品格。马祖道一禅师说：“一切法皆是佛学，诸法即是解脱，解脱者即是真如。诸法不出于真如，行、住、坐、卧，悉是不思议用，不待时节。”可见形上本体与现象不二，佛心本性具足，道不在外。人们只要化解迷执，随顺自然，护持真我，则行住坐卧，无一不是真如，无一不是解脱。
反观儒释道三家，重心都在追求人生的理想境界，真善美合一的境界，都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成就理想人格。与这一终极目标的达成相一致，其形上学的智慧，是周遍圆融、即体即用、即现象即本体、即刹那即永恒、既超越又内在的。要之，他们都没有执定绝对完满、永恒不变的独立实体或逻辑的上帝，而是启发人们架设许多通向本体理境的桥梁，化神奇于平淡，寓平淡于神奇。:
三、余论
西方实体主义学说无疑是人类哲学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认真吸取。本文的目的不是评价这一学说，而是企图说明，中国哲学的路数与西方前现代实体主义的路数很不相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它是一种非实体主义的。中国哲学的原型观念中，中国儒释道三家的理论中，都有自己丰富的形上学或本体论思考，但它不是实体论式的。[11]中国哲学是一种机体主义的存在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有它自己独到的形上睿智。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启导人们体悟人的本源的生存方式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而不是人与世界、本质与现象、主观与客观的分离和隔绝。天与人、体与用、心与物的和合是世界与人最根本的存在状态，只有从这一根本状态出发才能更好地会悟或寻求世界的本体。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认世界是一个大化流行、无穷变化的世界，承认本体与现象、现象与现象、人与天地人我间充满着重重无尽的联系和相依相待的网络，人生存于这一永恒流动、相互关联的世界中，没有绝对至上、静止自立的“体”，那种“体”对于人生没有意义。世界存在的意义是随着人的生存而展开的，而人的存在决不是某种实体、某种存在者，而是存在本身。
这一非实体主义的本体论，把关于形上本体的追溯与人生的现实活动和价值目标、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之实现结合起来，贯通形上与形下，贯通超越与内在，贯通理想与现实，最终围绕着“人”而展开，而启迪人们体验生活，提升境界，超越自我，解放心灵，爆发出创造精神。
参考注释：
[1]“五行”早在夏、商的时代就是一种重要的学说，决不是直到阴阳家邹衍才发明出来的。请参见栾调甫：《梁任公五行说的商榷》，《东方杂志》21卷15号。
[2]参见魏启鹏撰：《德行校释》，巴蜀书社1991年8月版，第177页。
[3]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158页。
[4]例如，中医认为肝木是依靠肺金制约的，金衰不能制木则导致肝火旺，故在治疗时应以培土生金为主，使肺气宣通，以抑肝木。
[5]《黄帝内经》：“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又“黄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这里所说的“根”、“本”、“根本”，是说生命（生息）与阴阳之气是一回事，很重要，要注意护持，然并没有形上实体的意谓。
[6]成中英特别重视“气”包涵的动的功能、生命力及精神性等，见成氏《中国哲学范畴问题初探》，《中国哲学范畴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77页。
[7]李约瑟：《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州学刊》，1992年第4期，郭之译。又，杜布斯（H.H.Dubs）把“气”译为“matter-energy”（物质—能量）；陈荣捷把“气”译成“materialforce”（物质力量），并提醒人们注意，在11世纪宋明儒家出现之前，“气”原初“指与血气相联的一种心理生理交融的力量”，因此应译为vitalforce或者vitalpower（生命力），见陈荣捷：《中国哲学资料书》，第784页；牟复礼则把“气”译为“有生命力的精神”，见牟氏《中国的思想基础》，第60页。
[8]李存山：《气、实体与场有》，《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一），东匠霭嫔纾?994年8月版，第125页。又请见李志林：《气论与传统思维方式》，学林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
一、孔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爱、忠恕、修己
儒家德性论的基础是人性论。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孟子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闭儒家德性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是“天人合德”。认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本原在天，是天的本质属性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因而。第一，作为人类社会基本秩序和行为规范的道德纲常。是天经地义的。第二。人类的社会生活和一切行为都是以天为最根本的法则的。第三。人类社会道德效法天的自然之道，体现天的“生生之德”，因而维持社会最和谐、最稳定的秩序。总之.儒家德性思想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模式之中.又全面渗透于中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之中，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是儒家德性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德性思想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提出了德性的总括——“仁”
“仁”是孔子德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对“仁”的用法极其灵活.每次针对不同的学生的不同问题从不同的方面对“仁”做出解答，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仁”的根本含义即“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仁”是以对人的真诚之爱为基础。爱人的基础是真诚的情感的培养.孔子深刻地批判一切假仁假义的行为。“巧言令色。鲜矣仁”用。“刚、毅、木、讷近仁”。“仁”是人心的自然流露。非“直”无以为“仁”。“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血缘之爱.生而具有，情深意切，这种深刻的爱护之情才是为仁的根本。但这还不是仁爱本身，仁爱并不仅仅局限在血缘家庭之中.必须扩充出去。“泛爱众而亲仁”以至于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甚至进展到“民胞物与”.把整个世界都当作是其自己的生命内在构成。“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君子成人之美”。仁的根本目标是“立人，达人”。“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仁爱之心，就不再是软弱的情感.它有着深刻的正义感.有着宽宏的力量。
其二.概括了德性的内在规定——“忠恕”
子日：“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出，门人问日：“何谓也?”曾子日：“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㈣(《论语·里仁》)“忠”是尽其在我.对人要尽自己的一切能力.孔子提倡“与人忠”旧，反对“为人谋而不忠”;恕是推己及人，人己统一，孔子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忠恕”是为人处世，实现“仁”的美德。“忠恕”的具体内容就是五德：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日：“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日：“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就是有了仁德。
其三.指出了德性的层次——圣德、仁德、凡人之德
在孔子看来，德性是有层次的：子贡日：“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碍通.同时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一步一步的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德的方法了。
德性的第二个层次是仁德，这是君子所具有的德性君子应具有宽恕的德性：“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旧君子应具有中庸之德。君子应群而不党。“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如此等等，做到这些才算是个君子。圣人之德是德性理想，君子之德是现实德性。
德性还有第三个层次是凡人之德.那就是一般人可以具备的德性。孔子虽深受弟子爱戴，但孔子认为自己是一个凡人。还不具备君子的德性。他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从这也说明，一般人不做君子.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德性
二、盂子的德性伦理思想——仁、义、礼、智四位一体
在儒家思想史上.孟子第一次以“仁义礼智”四德并提。他从人之深层细微的心理情感活动寻求仁爱之心的内在根据.所谓“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提出仁宅义路、居仁由义，从内在与外在、基础和行为的统一确立了“仁义”道德的根本内核和道德人生的基本取向
孟子从孔子那丰富庞杂的概念群中将仁、义、礼、智提取出来，重新规定，称之为四德，以此作为伦理哲学概念内核。标识道德之善。孟子从人性善的角度探讨四德的根源.认为四德是人的本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噬就是说，“仁义礼智”四德是人内心所固有的.它发端于人之善。他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四德的基础，认为四德来自人们的四种心理状态：“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他从人自然内在地具备“四心”的意义上认为.人之为人在于人之有仁义礼智四德：“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旧他又言：“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他是以仁义礼智道德作为人的本质规定之所在。他从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角度探讨四德之l'n-J的联系：“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仁义札智四德是他的伦理哲学中最重要的四个范畴.以四德为骨架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伦理学的整个体系。
孟子认为.仁和义作为德性.其表现形态和层次是不一样的。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是内在的，深层次的，义是外在的，浅层次的。他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求知。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孟子强调我们要深刻认识仁义礼智四德在人生中的地位和作用。“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闭。“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当人的生命和幸福与道德理想、原则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幸福和生命去捍卫仁义道德。所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嗍此即“以身殉道”。这是孟子伦理思想中光彩夺目的一页。也是孟子精神最具感染力的地方。
此外，孟子还提出了存心养性、反身内省的德性修养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_捌由于修养之道在于从“心”内求，因此，在道德实践上，孟子主张“反求诸己”。他说：“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罚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
三、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居敬、穷理、省察
朱熹的德性伦理思想是建立在“理”的基础之上的.他提倡德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和谐与美好的社会秩序。
朱熹首先对“理”作了三方面的规定：一是物之“所以然之故”或物之“所以为是物者”，是物之规律;二是物之“所当然之则”，是人应当遵循的行为规范：三是物之必然即“自不容已”者.“非人之所能为也”。朱熹认为，“所以然之故”和“所当然之则”，都是“非人之所能为也”的必然。他说：“天道流行。造化发育。凡有声色象貌而盈于天地之间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则其所以为是物者，莫不各有其当然之则而自不容已，是皆得于天之所赋。而非人之所能为。”pt他认为德性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稳定.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他把“理”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德性。他说：“未有天地之前.先有此理”.理是先于天地、先于人类丽存在，这种超时空、超感觉的“理”是字宙的主宰。一切伦理道德准则都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问者.又各得之而为性。其张之为三纲，纪之为五常，盖皆此理之流行.无所适而不在”明。他说：“理是个极好至善底道理，……是天地万物至好底表德。”嘲“其中含具万理。而纲理之大者有四。故名之日仁、义、礼、智。”这就是说，“理”不仅是诸种事物的根源，是根本的理，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中最主要的德性原则是仁、义、礼、智。要达到“理”的德性境界.必须做到“居敬穷理”。“居敬”就是做事专心致志。谨慎小心，不受情欲的干扰，不丧失心中的“天理”;“穷理”就是“格物致知”，即接触事物，研究掌握其道理。他认为将君、臣、父、兄、弟、夫、妇、事师长、交朋友等不同的角色。规范在仁、忠、慈、孝、友、恭、和、柔、礼、信等方面，这种规范是先天的，符合“天理”的。每一个角色都应当严格遵守。“未有君臣，先有君臣之理。”只有恪守这种一一对应的伦理规范.整个社会就能顺应天理.因而也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社会就得以健康稳定的发展。
朱熹主张重德轻欲，认为人欲是罪恶的，而天理才是崇高的。“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这就是说，尧、舜、禹三代帝王心术是天理流行，社会上所有的现象都是至善的、光明的：而三代以后的帝王，心术都是人欲之私.社会的一切现象也都是混乱、黑暗的。而治世的目标就是铲除三代后的人欲、恢复三代的天理。他强调天理并不是要消灭人欲，而是要使人欲服从天理，人正当的欲望是与天理相符合的.只有不正当的欲望才与天理相违背，这时只要统治者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只要把握好一种尺度.就能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这样.世界就将处于一种美好的境界。
在治国德性上他提倡“仁者爱人”。他认为，求仁是人的道德修养的目的.只有战胜了人欲，恢复了天理，便叫做仁。“仁是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阅。他认为只有实行德治，统治者才能使天下归心，才能以静制动。也才能“以寡而服众”。
朱熹还特别重视道德修养。认为“私欲净尽，天理流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是圣人。人们应当以圣人作为修养的模范、标准。他认为加强道德修养应该积极促使青年实践、立志、坚毅、用敬、求知、践实。他说：“学者大要立志。”对于立志.朱熹认为“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闻“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闻。立志是朱熹求知进学的出发点.因为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识得道理原头.便是地盘。”嗍不然.则无从下手。道德修养贯穿于人的始终。而学校之道德教育对于一个人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完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朱熹将学校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忠”、“孝”、“悌”、“信”等一般的道德伦理规范“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大学阶段就要在此基础之上“明其理”，即按照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步骤.使其“明明德”，最后达到“止于至善”的目的。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哲学概括和总结。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了作为文化现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因此，毛泽东哲学思想具有双重文化性格，即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又有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1］P 108。这种双重文化性格，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根本的精神特质。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双重文化性格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先进、最彻底的革命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既具有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特质，又具有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规定。就哲学形态的基本性质而言，毛泽东哲学思想无疑属于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范畴。
首先，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来的。由于中国社会文化落后，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不可能自发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获得这种先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能学习和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
其次，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体即毛泽东本人的文化背景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青年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完成世界观转变之后产生的。1920年之前，毛泽东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世界观是心物二元论。1920年他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 接受了唯物史观，掌握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其哲学思想正是这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再次，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范畴、体系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范畴、体系是一致的。1920年以后，毛泽东所运用的哲学范畴基本上都是崭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考察毛泽东运用这些范畴的涵义，也完全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 始人的本意的。从体系上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样，也是由唯物论、认识 论、辩证法、历史唯物论等几部分构成的。
由此可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是确定无疑的。那种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做是中国古代哲学的自然延伸、是其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又确实具有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精神，鉴于这一点长期被国内研究学者所忽视，故需要探讨一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文化性格，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 风格的一面。
第一，从致思趋向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直接继承了中国哲学的政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中国哲学区别于其他文化体系的哲学形态的最显著一点，莫过于它独特的致思趋向 。总体上讲，中国哲学主要是对“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之道的刻意探索，因而显示出其政 治伦理哲学的思想特色。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文化背景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决定了他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致思趋向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总的来说毛泽东哲学是将传统哲学济世安民的崇论宏议，化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哲学沉思，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实践，服务于改革社会和改造人们思想的目的。毛泽东哲学不可能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哲学或思辩哲学，而是带有浓厚政治伦理色彩的哲学。
第二，从哲学的思想风格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体用不二”的思想风格。自古以来，中国哲学家总是倾向于强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直接合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独特精神相对应，毛泽东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但重点在方法论上，它强调世界观要转化为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要变为广大干部和群众手里的尖锐 武器。这种思想风格体现出来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格，而且有中国哲学“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精神旨趣［2］p20。“体用不二”的精神与实践家的性 格相结合，塑造出毛泽东哲学思想极为浓厚的方法论哲学和运用哲学的色彩。在他的认识论中，“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总公式，与“群众—领导—群众”的工作路线是直接合二为一的。
第三，从思维方式来看，毛泽东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躬行践履”的经验论传统。从 孔子开始的中国哲学家并不热衷于哲学逻辑的抽象思辩，而十分注重主体自身的“躬行践履 ”的重要意义。毛泽东哲学属于现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范畴，有着与传统哲学根本不同的思想内容，但传统经验哲学的高度注重躬行践履的功夫，注重“实事求是”之学的思想风格，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仍然是十分显著的。
第四，从文化心态上看，毛泽东哲学同中国传统哲学一样，表现出浓厚的伦理本体主义色彩。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社会发展观等都带有突出的伦理化倾向。毛泽 东受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一贯强调道德修养重要性，他对人 的自觉能动性作了科学的解释；并把“改造主观世界”当做人类改造世界活动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提高主体能动性、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 的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思想学说，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伦理本位主义。
第五，从表现形式来看，毛泽东哲学也是一种地道的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家热衷于建构庞大的思辩理论体系，喜欢用大部头的纯哲学论著来系统地阐述、论证自己的见解 不同，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家，毛泽东善于用简朴的生活事例以及历史典故来寄寓、表现深奥的哲 理，在现代中国开了哲学通俗化的先河。这种表现手法，其实就是他反复强调的“新鲜活泼的 、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3］P534。
毛泽东哲学不仅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而且表现出中国传统哲学的文化性格，它与整个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联系，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的这种双重文化性格，其根本内涵并不是指其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古代哲学两大部分机械拼凑而成，也不是指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套上中国语言和思想表现形式的外衣，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所积淀、内化形成的哲学形态的一种独特的思想特质［4］P22。这种思想特质的两个方面 相互交融在一起——共同规定着毛泽东哲学的思想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变革，是借助其哲学的双重文化性格、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性格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在毛泽东那里是同一过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提供了一种文化转换中介，并借此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一种哲学理论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价值理想，一种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模式，一种人生境界，一种工作方法等等，最终构成当代中国文化的灵魂。这就是毛泽东哲学在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的体现。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时代的发展，需要理论的创新；理论的不断创新，又将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社会的变迁也是异常的快和异常的曲折。仅从政治形势的视角看，过程大致是这样的：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的胜利——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两个阵营的对立——社会主义阵营出现裂痕，三个世界的格局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苏联、东欧剧变，少数几个国家还坚持社会主义；冷战结束，世界逐渐形成一个多极化的格局等等。这是世界政治形势60多年来变化的一个大致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异常曲折的。世界上最早最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怎么一夜之间就会垮台?
苏东的剧变，当然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彻底失败。因为今天世界上毕竟还有几个国家坚持着社会主义，而且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正不断地取得进展。但从这一剧变中 ，我们应该承认苏联的模式是不行的，至少是有问题的。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至 今并没有被我们真正认识。
社会的变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能有新的思维方式、新的理论与之相适应。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又要 不断丰富和创新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认为教条主义是思想的懒汉。毛泽东曾批评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 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 自己的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5］P339，所以，他非常强调马克思主 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同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要继承的乃是它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而不是它的词句，更不是某些具体结论。应该根据实践的发展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基本理论给予阐释、发挥和创新。
在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上，邓小平理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又一个典范，也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光辉典范。邓小平理论，是依据社会 主义社会的本质和规律，以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为背景，根据中国的国情而提出来 的。所以，创立这一理论本身，便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神。也可以说，毛泽东哲学 思想是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这一理论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挥和创新。比如，关于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论断；关于解放生 产力、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关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关于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 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论断；关于“一国两制”的思想等等。很清楚，这些思想和论断，既 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精神的体现，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新。
总之，社会发展的脚步是永远不会停歇的。实践的发展，要求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哲学理论的创新，将又推动实践的发展。这是由事物自身矛盾决定的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不可抗拒的。这就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教给我们的基本道理，是值得我们永远地记取 的。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马克思;法哲学;国内研究现状;法治建设
马克思法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和法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的重要领域。只有深入把握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精髓，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和细化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开始倡导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应当建立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体系”的观点成为理论界的共识，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多地表现为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体系的宏观论述。2000年以后理论界的研究更为深入细致。特别是2005年以后，相关论文与专著大量出现，出现了一些针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中某一问题进行专门性探讨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对我国的法治建设做出了专项战略部署。在此背景下，理清国内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发展过程及研究成果，以更好地推动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为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提供更充足的理论来源和理论依据，显现出更为重要的价值。阅读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思想研究的学术成果，我们发现目前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马克思法哲学基本概念的研究
对于法哲学的定义和学科属性，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孙国华、张文显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是法学一个分支，其最终属于法学。法哲学是以法的一般理论为研究对象，揭示法这一社会现象辩证发展规律的独立学科，是法律科学体系中的一个分支，是法学这座宏伟建筑物的基础科学。吴晓明、刘日明、林喆等学者认为法哲学属于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吕世伦、文正邦、傅季重等学者认为法哲学既属于法学，也属于哲学，是一门交叉的边缘性的学科。文正邦在他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法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一门学科;它既是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的一个门类，又是理论法学的一个分科，是介于哲学和法学之间并兼具二者属性的一种综合性、交叉性和边缘性学科。”［1］16对于法哲学与法理学的概念之分，学者们也有着不同的观点:张文显在《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一书中认为法理学和法哲学具有内容和研究范围上的一致性，二者是可以交互使用并可以相互替代的。就中国当前当前的实际而言，并不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法理学的法哲学学科。［2］1－3而刘日明、文正邦等学者则认为“法理学”与“法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正邦指出法哲学与法理学虽然都以法的某种普遍性为研究对象，但二者对这种普遍性的研究程度和研究角度是不同的，所以法哲学和法理学是两个不同理论层次的概念，是两门相对独立的理论法学学科。［1］17－18由于对于法哲学的定义与研究对象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国内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定义也存在不同观点。张波在《马克思法哲学内涵研究》中将国内对马克思法哲学定义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革命民主主义哲学，认为它是民权思想和自由观念的有机整合体。第二种认为马克思法哲学是一种权利哲学，以权力为起点，主要是法和自由两个方面，对人格和财产等方面也给予探讨，集中展示了社会市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第三种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是一种批判性的哲学，基于感性的原则而对法进行批判。［3］7－8
二、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演进过程的研究
目前，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理论渊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认为马克思批判继承了近代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德国哲理法学派的法哲学思想，进而创立了自己的法哲学思想。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例如:周雯雯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中，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发展历史概括为早期阶段和成熟阶段两大阶段。早期阶段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鸡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关于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德法年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等著作中。成熟阶段的标志著作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此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使其法哲学思想的体系更为完善。［4］刘日明所著的《法哲学》一书中采取了三阶段的划分方法。第一阶段是从对宗教的批判到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过程，第二阶段是从对法和政治的一般哲学批判到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和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的阶段，第三阶段是“感性的活动”或“实践”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存在理论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对法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彻底颠覆阶段。［5］160－163李恩好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历程》中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演进概括为四个阶段:第一，马克思求学时期的对法哲学思想的探索阶段。第二，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论犹太人问题》的对法的形而上学的一般哲学批判阶段。第三，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神圣家族》的对市民社会的经济学解剖与对法的形而上学批判的深化阶段。第四，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的确立与对近代法的形而上学的颠覆阶段。［6］但无论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三个阶段还是四个阶段，理论界几乎没有争议地认为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经历了一个由从唯心主义到不彻底唯物主义，最后向彻底唯物主义转化的过程，并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是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
作为国内较早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学者之一，公丕祥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论述》中从法哲学本体论、法哲学价值论、法哲学方法论三个层面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而对这三个层面的论述正是为了解决法是什么，法应该是什么以及法如何解决问题这三个问题。［7］付子堂在《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研究》一书中从法的客观基础观、法的阶级意志观、法的历史发展观、人的自由发展观、部门法律观五个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法律观进行了论述。［8］杜万华在《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一书中则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和动态体系两方面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了分析。杜万华认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法哲学的静态体系中包含着法律利益论、法律意志论、法律的国家权力理论三个要素，而动态体系则是由法律的起源理论、法律的发展变化理论和法律的消亡理论三个要素组成。［9］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内容的研究更为细致，出现了许多专门针对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中某一阶段或某一方面思想进行研究的学术成果。例如:李可的《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初探》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环境法哲学的方法论、价值论和具体制度构想进行了研究。［10］而杨春福的《权利法哲学导论》一书则专门对马克思主义权利法哲学基本观点进行了研究。［11］也有学者立足某一马克思著作探析其中蕴含的法哲学思想。如王蓉在《论青年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论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的法哲学思想。［12］30－31周尚君在他的《自由主义之后的自由: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法哲学问题》一书中，以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作为研究其法哲学思想的切入点，对马克思的法哲学与法哲学思想变迁史的衔接、《巴黎手稿》在马克思与西方法哲学传统衔接方面的重要地位、“异化”概念如何成为自由法哲学的新起点、马克思法哲学的自由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和后自由主义的自由学说及其法哲学存在何种关联等一些列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13］
四、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的研究
在厘清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和时代意义进行探讨和研究。如汪家宝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14］、杨东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5］、周雯雯的《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当代性探析》［16］等文章都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刘惠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政治秩序建设》中则探讨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政治秩序建设的指导作用［17］。李笑囡、武杰在《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影响》一文中具体论述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对促进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18］140－141。吴晓明、刘日明合著的《近代法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理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意义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对马克思的法哲学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陷入被历史所遮蔽的命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提出了把握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的当代性和当代意义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第一，要划定马克思法哲学与形而上学法哲学及各种空想主义者之间的原则界限。第二，要立足当代中国的历史境域，构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第三，要坚持批判精神，用历史的辩证的态度对待现代法权体系。最后归纳性地指出马克思法哲学理论对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启示主要有:首先，“要从我国现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关系去理解和考察法权关系及其本质来历。”其次，对于现代法权体系既要吸收又要超越。最后，“坚持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的消除与现代法权的发展走的是同一道路的原则，走发展现代法权与消除现代法权之异化性质相统一的路子”。［19］314－324文正邦的《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在中国》从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和自由观对中国实行法治和宪制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思想理论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和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关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理论对推进和深化我国宪制建设以及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建设有限政府和健全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的理论基础作用、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理论对我国构建反腐倡廉的制度和体系的思想武器作用几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对中国当代法制建设的重要作用。［1］27－31武建敏的《马克思法哲学的当代阐释》从马克思的实践法哲学出发，指出“中国法治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种单纯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行动”。书中对中国当前的文本化法治即以制度为基础推进法治实现的做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中国当前的法治存在着法治意识缺失的问题。无论是人民还是立法、行政、司法权力都并未真正地形成尊重法律、遵守规则、将法律作为生活组成部分的法治意识。而实践法哲学除了回答了当前中国文本化法治所追求的法治理想是否合理、是否可以实现的问题之外，更启示我们法治的实现要依靠行动，要在不断的、反复的实践中才能推动法治意识的形成，推动法律制度的进步，促进社会法治的真正实现。［20］281－297
五、研究展望
从改革开放恢复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理论发展，国内理论界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和认识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在成绩的背后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一是国内关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研究成果更多表现为学术论文的形式，专著仍然较少。二是研究过程中对国外先进研究成果的借鉴较少。三是马克思法哲学理论作为一门交叉学科，要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既需要从法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又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面进行把握。而目前国内研究的学科分化现象较为明显，显现出了一定的学科局限性，给研究的继续深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对此，笔者认为今后对于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和理论的研究在如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进行探讨。
第一，要厘清基础概念。目前对于马克思法哲学的一些的基础概念理论界存在着不同的提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马克思法理学思想”、“马克思法律思想”的提法并列存在，而三种提法的背后，其研究内容并未显现出显著的差距，可见理论界在一定程度上把“法哲学”、“法理学”、“法律思想”的概念混同使用了。笔者认为上述三个概念虽然有一定的一致性，但并不能随意彼此替代。因此要更好地开展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进一步理清基础概念，明确究竟“法哲学”是什么，“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很有必要的。第二，要立足著作文本和马克思整个思想体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分散于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之中。一方面其法哲学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未以专门的著作论述其法哲学思想，这都加大了我们全面把握其思想内涵的难度。因此要使研究进一步深入，更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之中，立足文本，从文本出发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本质。并且从马克思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马克思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将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置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总体框架中，探寻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真实意蕴而非研究者主观添加与臆想的意蕴。第三，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的研究与中国法治相结合。对理论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指导实践。因此对马克思法哲学思想进行研究，不能满足于仅仅理清其思想的真正内涵，更要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与中国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国情相结合，以马克思法哲学思想为指导，丰富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基础，增加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明确中国法治建设应当坚持的道路，进一步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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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比之仅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无疑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域。这一研究视域的基本含义在于：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置于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之中，通过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中国哲学思潮相互间的激荡、论争、影响及吸取，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西方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现代化这两大哲学运动中的位置与作用，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20世纪中国哲学的曲折历程和丰富内涵。这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对于推进21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20世纪中国哲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把握20世纪中国哲学自身的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这种提问方式与提问话语是20世纪中国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相区别之所在，显示出中国哲学由古代形态经过近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显示出20世纪中国哲学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及其哲学文化风貌诸方面的重构与变换。因此，从20世纪中国哲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十分重视对20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探讨，以此为纽结来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思潮间的分合流变。
从哲学观念由抽象到具体、由一般到特殊看，20世纪的中国哲学问题集中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本体论与认识论问题，二是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三是政治哲学问题。其中，本体论、认识论问题是最抽象、最一般的，而政治哲学问题则是最具体、最特殊的。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上，围绕着这些哲学问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各种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进而把自己由一种外来的哲学形态转化为中国自身的哲学形态，进入中国哲学家的书本与讲坛，走进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对20世 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对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
这种复杂的哲学运动，以1915年—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为历史的与逻辑的起点。早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已开始传入中国，并对20世纪中国思想界产生影响。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大思潮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的崛起，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新文化运动中，思想解放，思潮迭起，诸子横议，百家争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与前提，也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三个层面的哲学问题上与各种不同的哲学思潮相互激荡、论争、交流、融会，显示出自己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并促使这些哲学问题得以进一步展开与深化，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因此，新文化运动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第一个历史交汇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20世纪中国哲学诸思潮的复杂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由外来的哲学思潮演变成中国自身的哲学思潮，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思想出发点。
第一层面是本体论、认识论问题。20世纪的中华民族内忧外患，救亡启蒙，贞下起元，多难兴邦，更激起哲学家们对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思考和探讨，以此寄托自己的家国情怀，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围绕着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形成了科学主义、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思潮之间的复杂联系。新文化运动中的科学与玄学论战成为这三大思潮相激相融的第一个交汇点。在这场论战中，科学派代表了科学主义思潮，力主哲学走科学化、实证化的道路，其代表人物丁文江就强调哲学要沿着“科学知识论”的方向发展；玄学派代表了人文主义思潮，力主为本体论的存在进行辩护，其代表人物张君劢认为当时正是“新玄学时代”；而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则对科学派与玄学派都持批评态度，强调只有科学的唯物史观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向。这以后，哲学是沿着本体论路向还是沿着认识论路向发展以及建设怎样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就成为这三大思潮反复探讨、不断互动的重要论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这种思潮间的互动，促成了自身的发展：从李大钊、陈独秀最初拒斥本体论，到瞿秋白传播辩证唯物主义宇宙观，再经李达强调“实践的唯物论”(注：参见李达：《社会学大纲》，《李达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页。)，而至毛泽东创立“实践论”，随后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注：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页。)，表现出一个由拒斥本体论到认肯本体论、再走向认识论的变化轨迹。至20世纪80年代，冯契进一步反思这三大思潮在历史上的分歧与论争，创立了个性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智慧说”，试图打通知识与智慧、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内在联系。因此，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对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探讨，不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思想演变中实现的，而是 通过与科学主义、人文主义诸思潮的相激相融实现的。从本体论问题的层面上看，即使是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与张东荪、叶青之间的哲学论争，也非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文主义思潮(张东荪所代表)、科学主义思潮(叶青所代表)之间的论争。在拙著《二十世纪中国哲学本体论问题》(注：该书由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中，就曾围绕本体论问题对这三大思潮进行过探讨。
第二层面是历史观、文化观问题。如何看待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历史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的价值与作用?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影响来选择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这些问题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大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时代向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提出的重大哲学问题，也是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必须首先思考的重大哲学问题。这就使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中占有了十分显著、十分重要的位置，引起20世纪中国哲学家们的普遍关注和反复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也首先是从历史观领域展开的。中国人认识、了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认识、了解、掌握唯物史观开始的。唯物史观的传入，使先进的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的命运与人类的前途有了新的理解，使他们最终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思想旗帜和理论武器。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致蔡和森的信中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注：毛泽东：《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实际上代表了中国早期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与中国化也是通过与20世纪中国其他有关思潮相激相融而实现的。在20世纪中国思想界，围绕着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形成了唯物史观与进化史观、民生史观及种种非唯物史观的复杂联系，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西化思潮、文化保守主义对中西古今文化问题、对中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的不同选择。这种对历史观与文化观问题的哲学思考不能长久停留在玄想的天国里，必须回到现实的生活世界中，并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显示自己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在这些问题上，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最具有实践性格和现实性格，因而最能显示理论的深刻性与合理性，并由此对其他有关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冯友兰前期的历史哲学、梁漱溟晚年的文化哲学，都曾汲取唯物史观的思想资源。 同时，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也从这些思潮中汲取了一些合理因素，如中国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文化保守主义那里批判地汲取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由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批评转向重新估价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提出做“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总结者和继承者(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直接结合起来。因此从历史观与文化观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是与20世纪中国思想界密切联系着的。
一、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
近代以降，在西学东渐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开始了全盘西化的历史进路。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以西方哲学为坐标、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逻辑形式进行西化式推定，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主流思想理路。这种以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把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从属于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不但悖离了中国哲学的思想架构、内容和形式，而且歪曲了中国哲学的概念和范畴，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以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自在的哲学思辨，不能从根本上理解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内容和形式，无法认识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思想体系。问题表明，西化式的哲学研究已经把中国哲学研究导入了思想和历史性的误区。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问题表现在《周易》研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 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 《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如果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问题并宣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自在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与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与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 [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 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而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自在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自在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自在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明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与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周易》的思想逻辑是以“卦”作为形式进行的推定。由《周易》的思想原理所决定，推定中国哲学，必须把“卦”承诺和推定的哲学原理进行哲学学科性的外化。所谓哲学的外化，是把以“道”为范畴所承诺的哲学价值和以“卦”承诺的主体论形式进行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以推定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体系。 推定表明， 《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即所完成的理论任务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4]，以《周易》为主体外化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形而中论”[15]。
在现代中国文化氛围和思想模式中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不但需要清理积淀在思维方式中的西化模式，而且需要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承诺推定法”表明，这一自为的方法决定于哲学的自在，而理解这一自在并形成主体自为的方法，需要对哲学作透析的理解。“承诺推定法”是自在的哲学思辨形式的自为，是内化的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思想逻辑的外化。因此，用“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所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思西方文化；而且能推定中国哲学。“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问题形式，而且能在推定中表明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解决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在西方哲学终结的当代困境中，给人类哲学与文化指出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将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生逢其时，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注 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鞠曦：《易道元贞》，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帛书要》。
[5]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 ）“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 1版。）余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6]鞠曦：“继往开来的易学巨著──读《周易志》”。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2期。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2月第1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版，1961年4月新1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开始出版修订版。
[1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3 月第1版。
[12]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1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第151-15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 1版。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周清霖，王向善，高建煜.对哲学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56-58.
[2]郭建宁.我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路径与走向[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03）.42-43.
[3]易善芝，胡彬.试论对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2）.26-27.
[4]夏乃儒.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哲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9-21.
作者简介：樊志辉，男，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哲学与比较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11-05 收稿日期：2011－12－02
晚近中国哲学界关于打通中、西、马，以及中国道路的论述，一再表明中国当代哲学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但是，打通中、西、马并非某种博学的要求，也非单纯的开放心态，乃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以文化复兴为诉求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哲学论述，以普世真理为包装的文化殖民主义的哲学论述，以及以国情、历史为理由的各种特殊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论述，正处在现实的博弈之中。探寻中国现当代哲学的建构，并不是要在现代中国语境下复制某种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主义话语来自什么样的思想传统，而是要以对我们时代问题的解答来回答人类整体的精神追求。
一、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中国现当代哲学的问题意识
现代中国哲学界有着为数众多的“从业人员”，每年生产大量的哲学产品。但这些大量的哲学产品有许多是外国哲学或中国古典哲学的复制、包装、重组。我们拥有“自主品牌”的、具有原创性的哲学作品则少之又少。拥有自主品牌且有竞争力的则几乎没有。如此的现象，并不是哲学界独有的现象，乃是现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文化产品的数量在急速增加，但具有原创性的则微乎其微。
中国现代哲学“生产”的基本方式，乃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管控下，以启蒙话语为范式复制西方现代性思想乃至反思现代性的思想，以及“包装”重组中国传统思想。其“产品”无外乎是西方思想在中国的“倾销”，或者是经过所的现代包装之后“兜售”中国古典思想。于是我们所的哲学的繁荣，仅仅是所哲学产品数量的繁荣，在现代世界哲学舞台，我们并没有具有自己“品牌”的哲学“产品”和独立的话语权力。
如果中国哲学界要想在世界哲学舞台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以哲学思想对人类的文明有所影响，就必须使自己的哲学研究直面真实的哲学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从事哲学的复制与重组、拼装。但何真实的哲学问题呢?
真实的哲学问题，并不是抽象地平铺在哪里，如同一个纯然的物理对象一样。真实的哲学问题，是经过哲学家们的反思而被哲学家认识、并具体地表达着的。真实的哲学问题在不同的思想传统和社会处境中会获得不同的表达。因此对哲学问题的把握，就应当透过不同的思想脉络来把握。中国现代思想不同于西方思想和中国古典思想的关键之处在于：中国现代思想不是西方近现代思想的简单移植，也不是中国古典思想的自然延伸。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历史性断裂的情形下的新的哲学创造。如此的哲学创造包含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和现实方面的研究。
哲学基础方面的研究，则应当对不同思想谱系的奠基性的哲学问题加以批判性整合。哲学依据其本性是对“智慧”的追求。所的“智慧”，在不同思想传统中，有不同的表达。但其共同点则是对基础性问题的探讨，也即对常识问题的超越。现代汉语思想不仅应当是对汉语传统思想智慧的继承，也应当是对不同智慧系统的批判性整合。批判性的整合大致说来体现为对“有”(存在)(希腊传统)、“生”(儒家传统)、“无”(道家传统)、“空”(佛教传统)等不同的哲学基源性问题给予整合性研究。对此类问题的研究，是人类哲学的永恒性问题。哲学的创造性贡献都与哲学的基础性研究的突破密切相关。而基础性的哲学研究的重大突破都必将带来人类自我理解的巨大飞跃。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对不同的智慧传统的研究，既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也不是以一种传统去容纳其他传统的所包容，而应当是形成一种新的智慧样态，使不同传统的智慧在其中各安其位。
哲学的现实方面的研究于今则突出地体现在现代语境与处境下的社会秩序与心灵秩序的问题。在今天这个时代，由于科学理性、经验理蚀了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导致人们很难达成某种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共识。在此情形下，如何建立可以保障我们共在的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基础，是哲学研究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问题。与此相关的是人的心灵秩序的问题。人类的心灵秩序，在前现代社会是由宗教及其各类道德形而上学所建构的。伴随着形而上学的式微，奠基于市场原则的自由、功利、个性统领了一切。价值的多元化逐步蔓延为不具实质价值的价值多元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心灵秩序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价值抉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多元的价值体系共存的时代如何建立起信仰的层级及其价值的共融的问题。
对现代中国哲学来说，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为真实的哲学问题。中国现当代哲学能否对人类精神的发展有所贡献，端看其是否能对此问题有创造性的思考与回应。在中国现当代哲学发展历程上，有自己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哲学家，都是对上述基源问题有自己创造性的回答。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金岳霖、等人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现代哲学中有自己独特的地位，也正在于此。而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尚没有世界级的哲学家，并非是我们的哲学家不够博学、不够睿智，而在于我们的哲学家的思考和回答，通常都隐含着一个文化民族主义的心态，致使其思想论述具有较为浓厚的特殊主义的论述姿态，而非普遍主义的论述。而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哲学思想的竞合过程中只能处于守势。
二、超越中西：解决问题的资源与方法
对中国现当代哲学问题的解决，需要首先给予关注的就是研究路径与研究资源。现代中国哲学界，有关中、西、马对话的讨论，渐次表现了学者们对此问题的自觉。汉语哲学界中西马的分野，源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和学术思想的内在关系。
20世纪初，中国思想界乃至政治界对现代性问题的选择，奠定了西方现代性思想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优位性。来自西方的各种现代性思想，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纷纷粉墨登场，上演了充满戏剧性的思想“大戏”。活跃于西方思想中的不同流派都在中国的现当代留下或轻或重的历史痕迹。历经半个世纪的思想博弈、政治博弈，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获得了优于自由主义及其他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地位。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思想传统中，又出现了正统与修正之分。在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历史叙事中，正统与修正的二元对立，几乎主导了全部的思想论述。在如此的叙事系统中，马、恩、列、斯、毛的思想被视为正
统，第二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视为修正主义。正是由于在现代中国思想界如此思想格局的形成，所马、中、西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了一种作为价值真理和发展理论的主义学说和作为其思想传统的主义学说以及其应用场域中的思想与学说之间的关系。
因此，在过往关于马、中、西思想关系的论述格局中，中与西不过是作为被批判、被吸收的思想资源而已。但一种思想的主导地位的合法性基础，并不是一经确立就已经完成，而是在不断地批判、分析、检验以及与其他思想的竞争中，才逐步确立的。当我们所不曾面对的新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我们的主流思想无法提出现成的思想方案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时，一种人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无可避免地出现了：今日主导思想的绝对有效性在其所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前需要重新论证。现实的处境的严峻性要求现代中国知识人为解决时代问题贡献自己的精神智慧。于是原有的思想范式不再绝对有效，原有的整齐划一的思想格局也被打乱。今天重提中、西、马的问题，乃是思想重组的先兆和思想再创造的先声。
对现代中国思想界来说，学术思想资源从地缘上看可分为中西，从时代上看可分为传统与现代。具体地说就表现为中西古典思想、中西现代思想。
中西古典思想，是中西各自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独自形成的，并由此奠定了中西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基本格局、基本走向。与此不同，中国的现代性思想的基本构成，主要是西方现代性思想的中国化，或现代化的中国传统思想。如此的现代性思想格局，主要是防守性地建构中国现代性思想。如此的判断主要是表明，中国的现代性思想基本上是立足于本土的现代性问题而建构起来的论述。总体上说，我们的现代性思想是面对西方现代性思想和西方资本的冲击所作的回应。如此的回应，不论思想具体内容如何，这种现代性思想的建构都内在地具有某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底蕴。这也使得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论述所走的是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的路径。
这种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使得中国在现代性资源的获取上，一方面从西方获得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及其现实境遇的特殊性，以便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思想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如此的特殊主义的思想论述，在总体上依然无法阻止西方现代性思想的普适性，只不过延缓了现代中国人对此普适性认同的速度。
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发展的严峻性与紧迫性，使得中国现代思想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建构，还是以所的“中西体用”的思想格局来完成。以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文化与哲学，固然可以认为是中国现代哲学面对中西思想的冲突与对话所表现的一种机智与智慧，但也更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现代思想家的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所的“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互为体用”等以“体用”方式所形成的现代性方案，只不过是现代中国思想语境与处境下的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方式。以为中西思想的某种结合就是中国现代思想，不仅表现为思想的简单与幼稚，也体现为精神上的懒惰与创造力的匮乏。事实上，中西思想传统对于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来说，仅仅是资源，而不是中国现代思想本身。将西方思想，或者经过改装的中国传统思想，直接视为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乃是在于中国近现代思想界对思想所采取的极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所致。当然这种态度的背后，乃是文化自信心的缺乏和思想创造力的匮乏。
基于如上思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之路，就不应当是以体用架构来裁剪、拼接中西不同的思想资源，而应当是走一条超越中西之路。这并不是说所建构的中国现代哲学可以脱离中西思想传统，而是说中西的思想传统并不可先在地作为某种价值的尺度来决定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维度。无论是从启蒙优先性的角度，还是从民族文化优位性的角度；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民族文化传统的名义，来从事中国现代思想的言说，除了表达言说者个人的言说情绪外，并不表达任何真实的思想。对于真实的思想来说，无论是启蒙诉求还是民族文化传统诉求都只能是思想的结果而不应当是思想的前提。中西思想资源在个体的哲学建构中所占的比例与分量，完全取决于哲学家的个体偏好和心性所向。
中西思想，是哲学研究不可回避的共同资源。哲学家们以何种研究路径来统合中西思想、判定中西思想，依赖于哲学家对真实哲学问题的自觉，这与“体用”架构、民族情感毫无关联。我们的哲学探索，如果不能从如此的纠结中走出，将永无出路。
三、超越民族国家：作为文明论述的中国哲学论述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以为通过对中西思想传统加以某种剪裁，就可以建构中国现代哲学，是简单幼稚的。同时将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等同于民族国家的思想也是过于狭窄的。作为当代中国思想的核心，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走出对西方和中国传统的模仿、复制、移植、剪裁与拼接。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固然需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的现实处境与历史文化语境，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现代哲学就必须走一条特殊主义的理论论述。特殊主义的哲学建构。如同特殊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一样，无法避免思想言述的地方主义。如此的思想建构与理论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格局中，是处于守势的自保的文化策略。它虽具有阶段性的历史合理性，却不具备纯粹思想的合理性。真正的思想，一定是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尽管对普遍性思想的自觉，奠基于特定的思想传统与机缘，但这不意味思想自身乃是特殊的存在。特殊只是思想的环节与处境，是思想有待于消化的质料。如果不建立起普遍主义的思想论述，就无法真正地面对自诩为普遍真理的特殊论述，并且在思想的博弈乃至现实的博弈中，永远处于防御的地位。
具有创造性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将有助于我们形成一套完整的中国论述。如此的中国论述不仅仅是为现代中国的发展张目和奠基，更在于形成一个具有充分奠基的文明论述。正如“中国”，不可仅仅简单地理解为现代性话语体系的民主国家一样，“中国论述”也不可简单地理解为作为民族国家的发展论述，中国现代哲学也不应该沦为仅仅作为中国论述的哲学基础。如同“中国”所具有的超越民族国家内涵的文化与文明的意涵一样，“中国论述”也应当成为一种文明论述。故此，中国现代哲学作为这种文明论述的核心，不可局限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也不应当是某种西语文明的中国复制。
作为一种文明论述的奠基，中国现当代哲学的思想论述应当处理好三个思想逻辑：1.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2.资本-市场-自由民主的逻辑；3，劳动-创造-社会平等的逻辑。天道-德性-王道的逻辑，乃是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就是传统儒家文明的文化逻辑。资本一市场一自由民主的逻辑，乃是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启蒙的文化逻辑，这一文化逻辑的现实演进强行构成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逻辑。也就是资本主义的
文化逻辑。劳动一创造一社会平等的逻辑，乃是由马克思所发现，并被全世界的无产阶级所推进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三种文化逻辑，在人类的发展史上不仅是渐次展开的，也是相互纠缠的。它们之间既存在着相互否定与批判，又相互依赖与关联。认为可以用一种文化逻辑替代另一种文化逻辑，是将人类文化的历史关联视为是一个纯然线性的关系，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看待文化的逻辑，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无论是启蒙思想对传统价值的否定，还是“劳动一平等”的理念对“资本一自由”的拒绝，都是和一定的历史困境结合在一起的。
处理好上述三重文化逻辑的关系，就是要处理好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的逻辑、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的逻辑以及社会主义的劳动平等的价值理念之间的思想张力和现实张力。
如此的“中国论述”及其核心的“中国现代哲学论述”，应当立足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之目的，并以自己的建构实践解构民族国家自身合法性，而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文化形态。在此意义上，中国现代哲学的哲学建构，在其现实上和话语形式上固然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关联，但在其真实意义上却应当是逾越中国的民族文化传统，也即逾越民族国家的。
而逾越民族国家的思想论述，就理论层面而言又包含两个维度：实践的维度和后实践的维度。
所实践的维度，就是构建我们的现实的政教文化体制和心灵秩序。但有关这种现实制度建构的思想论述，是现实社会权力再分配的思想论述。这种有关社会权力的论述，一方面是现实利益的博弈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现实利益博弈的的前提与规则。政治哲学、伦理学、宗教学的理论建构，就是实践哲学的重心所在。所当代哲学的“实践哲学”转向，也是在这一意义上表现出来的。
然而，出现西化式的研究误区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由下述原因所形成。因暴秦之火对文献的破坏，汉代重整经典由今古文之争所产生的误读，加之社会政治需要而进行的篡改，使之失落了春秋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思想体系──代表形式是经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文献，就哲学而言，成熟的思想体系是经孔子修纂的《周易》。经过二千余年之后，时至近现代，由汉代产生的文化误读、篡改和失落问题并没有得到正本清源，代表中国哲学的孔子思想体系已经被肢解的面目全非。所以，当西方以船坚炮利为代表的“进步”科学文化打开中国的国门之后，作为西方“进步”的知识形式之一，西方哲学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坐标、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思想理路，以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方法解读中国哲学成为一种时尚。问题表明，学界没有认识汉代以来对中国哲学的误读、篡改和失落，反而把误读、篡改和失落的思想文献当作正确的“经典”加以接受，并对其进行西化式的解读，使之在误读、篡改的基础上对中国哲学产生新的误读，从而使中国哲学非上加非。所以，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步入了失落和西化的双重误区。可见，中国哲学研究步入的双重误区，不仅不能正确认识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和思想原理，而且不能对误读、篡改和失落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
汉代经学造成的误读、篡改和失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历史性误区。汉代修撰的经学文本和由此形成的中国文化主体架构，使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及学术研究始终无法走出误区，把汉代整理的文献作为经典加以接受，不但无法在思想体系上推定一以贯之的中国哲学，而且因解释的随意性，形式上是“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产生的结果却是思想上的支离破碎。这个问题表现在《周易》研究史上，尤为严重。
在中国文化中，称《周易》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两汉以来的易学史表明，对《周易》的解读却是莫衷一是，对其思想体系的解读始终无法贯通，甚至矛盾重重。问题表明，《周易》是否具有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及怎样推定这个思想体系始终是研究中最困扰的问题。《四库全书总目》对易学史进行了下述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1]因此，把“皆可援《易》以为说”作为“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理由，几乎成为当代易学界的共识。然而，上论内在的思想逻辑表明，“《易》说愈繁”却是对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的否定：正因为“皆可援《易》以为说”，必然要求《周易》在本体论上具有逻辑统一性，由于这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从而产生“两派六宗”并“互相攻驳”，这说明易学统续无宗的哲学本体论困境。那么，问题产生在哪里呢？从哲学而论，只能由下述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成，一是因为《周易》本身没有建构具有本体统一性的哲学思想体系即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二是因为误读、篡改和失落了《周易》的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问题究竟产生在那里呢？
《帛书周易》的出土使上述问题昭然若揭。《帛书周易》表明，其中许多重要的内容不同于通行本《周易》中的内容，尤其是《帛书周易》以损益之道一以贯之的易学之道，表明了孔子推定的易学思想体系[2]。可是，《帛书周易》是两汉以后的学者无缘见到的版本，因而顺理成章的接受汉儒整定的通行本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由于不能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体系，因此也就必然出现“两派六宗”而“互相攻驳”、直至发生“皆可援《易》以为说”的问题。
能否正确理解《周易》的思想原理，关健是能否正确解读《说卦传》。《说卦传》是孔子为推定《周易》思想体系而撰写的易学理论纲领。误读《说卦传》，也就必然误读《周易》的思想原理，其结果是由汉儒推定了《周易》“非覆即变”的六十四卦卦序，产生了象数易学，使易学在卜筮性的误区中发展，卜筮成为长期影响易学思想史的主要问题。魏晋及以后的义理学派，由于误读《说卦传》，以先天和后天“卦序说”解读相关内容，不但曲解了《周易》的思想原理，而且“卦序说”为卜筮性易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孔子为什么要利用原为卜筮之用的《周易》，通过序传解经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关于中国文化及哲学的重大问题。《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先王用以神道设教，孔子为了把神道设教转化为人文教化，必然需要对《周易》进行人文理性的转化工作。孔子通过序传解经，以《周易》为形式，形成了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思想体系。但是，由于《周易》的思想原理独特而艰深，其亲传弟子无法理解，产生了“子贡三疑”的问题[3]，使孔子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之感叹[4]。所以，因汉儒不理解孔子的易学思想，重新整理的《周易》必然悖离孔子的思想，两千余年来，因误解《周易》的思想原理，使之对《周易》概念、范畴、内容与形式的解释聚讼不已。
由此可见，因《周易》思想体系独特而艰深，历代的中国学者都不解其理，又怎能奢望以西方的哲学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正确解读！所以，黑格尔轻视《周易》，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也就并不奇怪。因此，我们应当反思，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原理解读中国哲学，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么！中国学者在运用西方的思想原理时，能超越西方学者吗？如果不能，有什么理由认为我们以西方的思想原理进行的解读是正确的，面对西方学者的不同解释，我们能自圆其说么！
以李约瑟为例。李约瑟是研究中国文化和科学并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然而，李约瑟以其西方的思想方法解读中国文化和科学，因为与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不同，除了产生不得其解的“李约瑟问题”之外，他认为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阻碍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应当丢到大海里去[5]，从而产生了“李约瑟误区”[6]。面对“李约瑟问题”和“李约瑟误区”，反思中国的现代易学研究，对于那些认为《周易》是科学的中国学者而言，能够步出“李约瑟误区”吗！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可见，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步出西化的误区，发现和推定中国文化自在的哲学和科学思想体系。
显然，中国哲学的研究现状表明，正本清源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前提，只有对失落和西化两个方面进行正本清源，才能步出中国哲学研究的双重误区，才能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体系。
二、中西哲学之差异性
作为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这是应当正确认识的问题。
西方哲学史表明，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其推定的哲学问题决定了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使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不断的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然而，由哲学的思想理路和存在的哲学问题所限定，没有一个哲学家因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使其著作成为“经书”。因此，西方哲学家们是在“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路中形成自身的哲学思辨，从而形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西方哲学思想史。“哲学的终结”在形式上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历史进路的终结，“终结”表明了“否定之否定”哲学思辨的结束，西方哲学因此进入了“否定”哲学的“后现代主义”。
就西方哲学的理论形式而言，是在存在论、主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历史进路中展现出哲学的思想理路，其解决的主要哲学问题是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主体的理论建构和概念范畴能否与本体具有同一性，始终是困扰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西方的哲学家们为此而前赴后继，为解决这一问题建构了西方哲学大厦，形成了浩如烟海的哲学文献，为人类的理性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方哲学史表明，作为哲学问题，由本体的自在性所决定，自为的主体思想能否正确认识自在的本体，主体产生的理论建构能否与自在的本体具有同一性，即自在与自为的同一，成为哲学力图解决的基本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不断进行哲学思辨，建构哲学体系，依照哲学家的哲学理路之不同，或者证明或者否定自为和自在的同一性问题。
主体的思想和实践是否正确，取决于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显然，这是一个两难困境。本体只能由主体去证明，使主体所证明的本体成为主体的自为，主体自为与本体自在的同一性不能由本体的自在性所证明。主体按照自身的需要所进行的实践，其正确性需要本体的支持，然而，这仍然只能是主体证明的问题。所以，本体的自在性是西方哲学无法解决的问题。
西方哲学按照主体与本体是否具有同一性的理路进行思辨，但任何一个哲学家都没有完成这一任务，都没有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毫无疑问，理论建构如果是不可靠的，不但经不起哲学思辨的反思，而且必然在主体的生存实践中发生困难，有些困难甚至是致命的。哲学家们建构的理论，不但要求其解决问题，而且要求理论具有自恰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哲学必须具有体系，否则，任何哲学只是一种主观臆断而已。以哲学承诺思想的可靠性、本真性而论，黑格尔的上述观点是深刻的，因为只有本体和主体、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一以贯之，哲学所推定的思想原理才是可靠和本真的，在理论形式上，哲学思想原理的自成体系应该具有自恰性即自圆其说。然而，所谓可靠和本真的哲学在西方的思想史上并没有出现，因为本体和主体的同一性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海德格尔最终把哲学归结为存在论问题并宣布哲学的终结，说明了西方哲学陷入的理论困境。
理论的非自恰性必然产生矛盾，哲学家为克服矛盾，始终为解决本体与主体的同一性问题而工作，力图解决这一根本问题。这使西方的哲学理路在思辨形式上能一脉相承，围绕基本的哲学问题进行哲学思辨，形成了庞大的西方哲学史。
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表明，自古希腊开始，即在本体与主体的关系上进行探索，最终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化体系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成为形式化关系，存在与认识的形式化关系的建构不但产生了现代科学，而且产生了科学哲学。科学和哲学的关系取代了本体与主体的关系，导至了哲学的没落。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表明了这一问题。
黑格尔把哲学的体系性作为标准解读中国的文化经典，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应当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虽然是深刻的，但是，由于其以西方的思维方式、以思辨哲学推定中国没有哲学，是一种错误的解读，因为无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上，《周易》、《论语》和《老子》等中国文化经典中自在的哲学思想，表明了与西方思维方式及哲学思辨的重大不同。所以，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近代以来用西方的哲学原理、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只能步人西化的思想误区。
中国哲学在经过夏商周长期的历史积淀之后，形成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尚书》使我们理解上古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在丰富文献的基础上，时当春秋的孔子，对中国文化的典籍进行了整理，利用《周易》的思想形式，通过序传解经，完成了中国哲学的集大成建构，使《周易》成为群经之首，长期的影响了中国的哲学发展。直到近代，学者们都是以注经的形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进路而言，自汉代经学之后，宋明理学使中国文化以“道统”的形式上统孔孟，否定汉唐诸儒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因此，一以贯之的“道统”和西方哲学的历史进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在思想理路上、更在历史进路中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的哲学家一般不象西方哲学家那样为解决哲学问题而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以解读经典的方式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这意味着经典即存在着哲学问题同时又是解决哲学问题的根据，因此使历代哲学家对经典进行不断的解读，形成了中国独立的哲学思想史进路。
所以，存在的问题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无论在思想理路上和历史进路上都需要正本清源。其中有两个基本性质的工作。其一是参照新出土的易学文本，对《周易》的思想体系进行哲学性和科学性的推定。其二是参照新出土的简帛本，对先秦儒学与道学的哲学思想、理论价值进行重新推定，步出“儒道相绌”的思想误区。显然，这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历史进路具有根本不同，中国文化并没有在历史上形成自为的能和西方哲学相类推的概念范畴、思想原理及知识体系。现代以来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由于是以西化的哲学思想理路进行的推定，没有进行正本清源，因此是在哲学双重误区中产生的结果。所以，就现代以来较有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述而言，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7]，还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8]和《中国哲学史新编》[9]，及其以唯物和唯心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10]和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11]，都不能正确反映中国哲学的本来面貌。因此，这些“中国哲学史”著述，成为正本清源的内容之一。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和及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哲学的教科书，其造成的错误解读，对几代学人的影响很大，因此成为正本清源工作中的重灾区，应引起中国哲学研究者的重视。
应该在学术性和实践性上检验哲学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可见，黑格尔是在学术层面上要求哲学具有思想体系，以保证哲学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人类的历史实践要求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所以，西方现代哲学表明的“终结”，是在学术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西方哲学作了否定。这种否定是历史性的，因为西方哲学思想只有发展到现代，在其创造了西方文化的辉煌业绩之后，因终究不能解决思想原理的可靠性和本真性，从而产生了理论与实践危机，进而发生了文化危机。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是历史的必然。
因此，中国哲学应满足学术性和实践性两个层面的要求。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应具有自恰的思想体系，并能够解决人类实践层面的问题，从而证明中国哲学具有可靠性和本真性，这是研究和建构中国哲学应有的价值承诺。
三、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由中西哲学不同的思想理路和历史进路所决定，各自产生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思想自成体系。因此不能以西方的哲学原理推定中国哲学。既然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中国哲学固然要产生误区，那么，以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概念范畴解读西方哲学也同样要产生误区（例如把《周易》卦理推为二进制，甚至认为莱布尼兹因受到《周易》的启发而发明了二进制数学，进而认为《周易》包括了计算机原理等）。所以，需要一种哲学方法能够避免产生中西哲学相互理解的误区，同时要求这个方法由哲学的自在性所决定，其作为方法，是哲学自为的结果。
作为方法论，需要在下述三个问题的推定中完成并能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正确推定什么是哲学，既需要从西方哲学那些众多的有关哲学的定义中去理解哲学的本质，也需要从中国文化的思维方式中把握哲学的本质。哲学的概念就其本来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表明，哲学以哲学的思想方法寻求思想的正确性。
其次是能够正确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西方哲学这样的学科形式？西方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为什么其不能解决所存在的哲学问题？
再次是能够正确推定中国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思想方法，理解为什么要产生中国哲学这种学科形式？中国哲学产生于什么问题？以怎样的方法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没有发生西方哲学那些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自在的解决了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正确推定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这个方法应自在而自为的完成人类哲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形成人类的哲学体系。
余所建构的方法论称为“承诺推定法”，这个方法在《中国之科学精神》[12]中进行了简单论述，其包括下述三个方法：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承诺推定法”表明，本体的建立是逻辑的结果，所建立的本体论是主体推定的理论形式，其本体的范畴是逻辑范畴，本体与主体的理论形式是否具有自恰性，决定于三者是否具有统一性。因此，所谓本体的逻辑推定能否超越主体性是哲学需要证明的问题，我们看到，西方哲学的终结表明，其发生的问题表现在本体、主体、形式与逻辑的非统一性中，其原因是由于西方哲学以“同一性”作为推定本体和主体关系的思想原则。
“承诺推定法”表明，“哲学应使陈述和经验在其进行的逻辑推定中展现出一以贯之的统一性，否则，应当视为其逻辑推定因没有本体论承诺而成为一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或者说，由于这种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不具有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的统一性，其产生的结果将不是自恰的，因此是具有矛盾的没有普遍意义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对于主体的陈述和经验进行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以此进一步对所有范畴表现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进行存在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之还原，从而发现这一整个理性过程是否有本体论支持，以及本体是什么的问题，最终在其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的统一性中审察其是否具有哲学的体系性。”[13]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是检验哲学体系的方法。哲学应具有三个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否则，将在哲学原理上不能自圆其说。“承诺推定法”是把中国的哲学思想外化为形式化体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承诺推定法”能够对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和概念范畴进行推定，从而推定中国哲学的理论形式。
“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表明了与西方哲学的不同。推定表明，承诺了中国哲学的理论价值并形成成熟思想体系的是《周易》。当然，是经孔子序传解经推定的《周易》，而不是由汉儒误读、篡改形成的通行本《周易》。由“承诺推定法”推定的《周易》思想体系，是以帛本为底本，校正通行本，由此解读孔子的易学之道，并推定《周易》的定本，以传后世。
以“承诺推定法”进行的推定表明，《周易》的思想逻辑是以“卦”作为形式进行的推定。由《周易》的思想原理所决定，推定中国哲学，必须把“卦”承诺和推定的哲学原理进行哲学学科性的外化。所谓哲学的外化，是把以“道”为范畴所承诺的哲学价值和以“卦”承诺的主体论形式进行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以推定中国哲学的形式化体系。推定表明，《周易》的价值论承诺即所完成的理论任务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14]，以《周易》为主体外化的中国哲学体系是“形而中论”[15]。
在现代中国文化氛围和思想模式中建构中国哲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理论任务。不但需要清理积淀在思维方式中的西化模式，而且需要对几千年的中国文化进行正本清源。“承诺推定法”表明，这一自为的方法决定于哲学的自在，而理解这一自在并形成主体自为的方法，需要对哲学作透析的理解。“承诺推定法”是自在的哲学思辨形式的自为，是内化的承诺与推定的哲学思想逻辑的外化。因此，用“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思想理路和所发生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反思西方文化；而且能推定中国哲学。“承诺推定法”不但能推定西方哲学的问题形式，而且能在推定中表明中国哲学的博大精深，理解中国哲学以怎样的思想原理解决西方哲学不能解决的问题，从而在西方哲学终结的当代困境中，给人类哲学与文化指出新的前进方向。因此，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历史将再次向世界证明，中国文化是伟大的文化，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生逢其时，应无愧于这个时代！
注释
[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易类小序》。
[2]鞠曦：《易道元贞》，第17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3]鞠曦：《易道元贞》，第85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4]《帛书要》。
[5]李约瑟说：“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0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4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一起丢到海里。”（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第41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第1版。）余把李约瑟上述观点称为“李约瑟误区”。
[6]鞠曦：“继往开来的易学巨著──读《周易志》”。载《殷都学刊》2003年第2期。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出版1919年2月第1版。
[8]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版，1961年4月新1版。
[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人民出版社出版，1980年后开始出版修订版。
[10]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63年7月第1版。
[11]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编：《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0年3月第1版。
[12]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哲学史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其内涵的发掘过程，其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方面，可从哲学形态学角度书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并进行哲学评价，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继承与超越中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与“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总结新形态建构的经验，以供当下参鉴；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当代哲学史的内在联系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创造经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厘清其基本特征。与其它整体实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比，“新形态”的基本特征需要更加自觉地界定、分析和建构。一方面，从普遍共性角度看，作为部分的蕴含实存或作为继承与创新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新形态”，对其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可以通过其同类型哲学形态的性质和一般理论特征的观照而获得，因而深入进行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是基本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需要探讨和建构的目标形态而言，具有“理想”特性，需要通过辩证的方法与思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进行哲学反思，同时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实践、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行哲学提炼与概括，在这一哲学运思过程中要始终辅以“描述”，使之具有思想的丰富性和鲜活的时代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基本特征的分析和界定，需要建立在充分的哲学描述基础上。②同时，充分的“描述”仍需与“规范”构成合力，形成辩证分析的理论态势。无论如何描述，其目的都在于导引或表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精神、灵魂和核心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形神高度贯注和蕴含哲学精神。“充分体现”是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而言的改进与创新。因此，无论是片面地表现还是从根本上否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核心传统，都不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想性诉求。
第二，它充分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造性这一特征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克服各种历史形态的局限与不足，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反映民族及时代精神方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特别要指出的是，创造性虽然包含方法的创新，但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研究对象及内容决定方法的创新与取舍，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及方法保持批判性立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合理地吸取其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因素。
第三，它充分展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继承和充分体现的哲学特性。思想和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保持几千年生命力的秘密和优势所在，是中国人安顿心灵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排斥这一点也许可以在政治及实践领域获得一定的成功，但难以渗透进文化深层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就不可能彻底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文化层面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意识的真实内涵才算真正完成。第四，它充分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所有哲学的理想与超越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它要实际完成的超越历史形态的哲学任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内在矛盾转化的表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现实性，也有两方面的内涵，即它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部分实存性，以及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况对哲学的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涵，这后者也是一种实存，只是需要哲学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性概括。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与“新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形象。”［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现实、文化及实践的需要和根据之外，作为哲学，它从哲学的传统中孕育发展而来，作为哲学史，它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线索和过程。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既是对中国现实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问，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提问，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诉求，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与前瞻性超越，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向前发展，并使理论内容及体系更加科学合理、理论形式深度中国化，向着完全彻底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及心理结构的深度与广度推进。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均应从其历史形态中寻找线索并捕获学术灵感。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学审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才得以在“理论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且也主要是在分析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牵引而出的理论问题，散见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或“史”的著作之中，专门的系统研究论著不多见［5］。从哲学形态学角度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包括形态的内涵、分类、方法论、内外关系、发展史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还应与其它形态，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等等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思想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基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逻辑线索依次排列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并伴以分析与评价。这样以历史为唯一标准的“依次排列”，忽略了其它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化等这样的分类标准，遮蔽了丰富而复杂的“形态”存在。这样的写法，其优势在于历史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突出了各主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和作用，但对不同个性人物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分析不足，还可能遗漏在思想学术界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如多数的这类著作没有将鲁迅的哲学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进程，不仅是追求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所谓创新，而且更完整细致或更具体充分地反映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发掘新形态的线索和因素，将这种隐性蕴含式存在整理和表述为显性的理论叙述形态根据“哲学即哲学史”的方法提示以及哲学的超越性品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症候”包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这就需要深入哲学家的思想文本，具体细致梳理超越时代和自身的某些论述或暗示，并理清和分析其逻辑，以明确的语言阐述其基本观点、内在联系等，对其哲学意义价值予以正确合理的评价。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如此分析整理出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因素之后，还需要发现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共性的因素和个性的特色，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看待。这一工作是建立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将证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其哲学史的基础和根据，不是纯粹虚构的哲学理想，而是一种至少是部分的实存形式，它的存在标示和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建构的出发点、基本方向和目标。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要在它的哲学史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言说即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掺杂超过个人合理限度的过多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因素，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已经提示出了的某种“弱纲领”基础上的理论实施和深入细化；也不可能停留在为何需要及如何可能等的前提性问题的抽象思辨层面，而必须是深入细致的哲学史研究；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即颠覆否弃传统的随意言说，而是一项艰苦而严肃的哲学创造性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营造和价值反思准备了学术基础。作为这些问题的逻辑延展与升华，它最初蕴涵于相关的附带性议题当中。例如，在讨论“文化背景”时，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上有重大的意义价值，也发现和邓小平哲学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中国形态”，从而证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时，部分学者视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邓小平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近代哲学范式［6］。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的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形式的“合法性”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正统性”或单一性，至今产生了各种各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加“定语”或“前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用哲学形态概念进行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能造成哲学评价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多样化事实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而曲折的道路。④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承认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事实，并不断反观自身，论证和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形态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待深化认识，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性质与内涵、地位与特征、内外关系、意义与价值等；面对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形式，将会产生怎么样的积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术交流的机制如何建立？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新反思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何坚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形态？等等。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式的“合法性”的分析与论证是一个大课题。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价值生成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2］，但它有哪些表现、生成的过程和机制如何、对其如何评价等问题均需要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及思想进程中予以梳理、分析和建构；从哪些方面、角度、主题和问题切入，运用什么方法，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等，都还有待审视与探讨。仔细梳理起来，大体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到底什么是“意义”，除了立足于本科学的理解阐释外，还须参鉴分析哲学的方法；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等多方面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与建构；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未来乃至世界及人类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这些意义和价值应该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等等。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合法性”哲学评价是建构哲学意义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方式和环节。首先，方法上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客观的生产力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性质与状况，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变迁；其次，内容应从社会结构基本方面入手，评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所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的历史性积极效应；最后，回应各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评价，批判性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意义系统。
一．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需要正本清源。
近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西方文化逐步被中国接受之后，随之开始了反传统的“全盘西化”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因此退出了自身的历史舞台。然而，由于这个过程起源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急功近利，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浅薄，出于对西方文化的本质性认识之不足，使中国的现代文化不但不可能西化，而且处于无本失体、非中非西的异化状态，产生了严重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危机，由此表明现当代的中国文化步入了历史性误区。所以，进入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潮。在反思各种思潮所存在的问题之后，为了使理论建构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以贯之，为了使学术进路和思想理路符合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新传统主义认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将偏离正确的方向，使之在当代的中国文化误区中步入更大的误区。所以，中国现当代的文化误区决定了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
就中国当代文化异化的原因及思想和学术的主要问题而言，可以用西化、极左和腐败进行概括。中国自“全盘西化”引发了文化专制之后，虽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了改革开放，逐步摆脱了文化专制，走出了极左路线造成的腥风血雨，但是，因为改革开放主要限于经济体制，着眼于经济发展，没有在文化理路、思想和学术上进行正本清源，使之中国的当代文化进路仍陷于西化和极左体制所造成的误区之中，思想和学术仍在原有的体制之中继续生产异化的产品。非但如此，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思想和学术也被商品化，体制化的思想和学术拒斥正本清源，在异化的道路上产生了严重的学术腐败。所以，没有进行思想和学术上的正本清源，继续以体制化及西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异化，是中国现当代文化产生困境的本质性原因。
显然，在这样的氛围中，如果不对西化与极左及学术腐败进行正本清源，在思想和学术上必然产生非常混乱的局面。正因如此，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在关于什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上，某些鼓吹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做出了各自不同的为我所用的歧解，其难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一以贯之，难能实现学术与思想的中和贯通，发展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将偏离正确的轨道。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为现代提供了丰厚而优秀的思想和文化资源。但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文化进路却拒斥自身的文化资源，视传统为腐朽，以西化为价值取向，在异常的西化进路中，使中华民族失去了文化凝聚力，整个民族的素质急剧下降，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现代价值取向已经给中国带来人文及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在不久的将来，必然发生无法回避的生存危机。所以，当代兴起各种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以步出现代文化危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由学术理路所决定，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要求在复兴传统文化的进路中应首先解决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于现代被否定，既然被否定，为什么还要复兴的“悖论”问题。显然，就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思潮而言，这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个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悖论问题。如果不进行正本清源，就不能克服这一致命的“悖论”，就不能走出两难困境。可见，以任何一种当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都将使自身处于合法性的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是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才于现代取得合法性的，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否定了自身的合法性。可见，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要克服两难困境及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为主体复兴中国传统文化，违背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否定历史传统而走上现代舞台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却要重新回到传统之中，由此表明其思想逻辑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理论矛盾。所以，以现代的主流思想或西化思想论证复兴传统文化所存在的思想和学术问题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巨大的理论障碍，在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之前，复兴传统文化的理论推定只能自相矛盾，其实质或是空洞的符号，或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的口号，以这样的理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无疑于在本质上将再次断送中国文化。
虽然事物的存在必有其道理，但其理应符合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退出了历史舞台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相悖，是出现两难问题的本质性原因。可见，就学术思想理路而言，不解决这个两难问题，将混淆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与逻辑，根本不可能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质。这样一来，不但不能从根本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甚至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进行正本清源，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问题。
由中国所处于的“全盘西化”的时代所决定，所面临的困境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所带来的种种理论误区，所以，要认识困境和误区的原因，要求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对西方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只有这样，才能对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进行追根寻源，厘清西方文化何以进入了“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现当代历史，在西方已处于这样的情势下，中国又何以还要步入数典忘祖、激烈批判传统的西化之路。由此可知，正本清源的工作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要求贯通中西，以对中西文化的问题和应然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明确的认识，由此证明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由此证明我们应承续的传统究竞是什么，中国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究竟是那些具体内容。
问题表明，以现代“全盘西化”的思想理路产生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看法，无论是肯定或者否定，都是在思想误区中产生的推定，将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应当首先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在步出西化的思想误区之后，还要解决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问题，其问题的本质性在于，既然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何以于近现代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何以步入了西化之路。所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要求我们对所有问题、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正本清源。由于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学派林立，形成的问题错综复杂，也只有对其正本清源，厘清问题的本质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体系，才能为复兴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摸着石头过河”，难以使中国文化的复兴按照正确的方向发展。
因此，与主张复兴理学或心学的某些复兴传统文化论有所不同，新传统主义认为理学或心学恰恰是失落孔子儒学思想体系的产物。问题表明，理学或心学的最大的理论误区是在《易》上，其虽然也把《易》作为群经之首，但由于在基本性上把《易》定为卜筮之书，不理解《易》的思想原理，所以只能断章取义的解读《易》。由于《易》居于儒学的基础理论地位，因此，对《易》的误解必然带来对儒学的种种误解。新传统主义以正本清源为基础，以形而中论哲学为钢领，认为代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流派是孔子儒学和老子道学。儒道本一，儒学与道学中和贯通，而不是后儒所谓的“儒道相绌”。由中国的历史进路所决定，儒学在孔子之后出现了严重的误区。孔子为开创中国文化传统而整理出“六经”元典之后，由于其弟子不理解孔子修纂“六经”一以贯之的思想原理，发生了儒分为八的问题。由于暴秦燔书，使之在汉代开始重修“六经”，因而失落了孔子“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儒学思想体系。儒学思想史表明，从孔子弟子开始，后世儒家对孔子的思想一误再误，使儒学产生了多种流派，肢解了孔子儒学的思想体系。所以，就儒学而言，应当复兴先秦的孔子儒学而不能复兴后儒的儒学。显然，这需要以正本清源为基础，才能厘清孔子与后儒的儒学何以不同，从而在对中国学术思想史正本清源的基础上，厘清孔子儒学为什么能代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从学术和思想史的角度对儒学的正本清源表明，后儒对孔子儒学的误读，主要产生于对《易》思想原理的肢解。所以，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性上，就儒学而言，应当主要以“六经”为本。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论建构中，新传统主义同时主张复兴道学生命科学，以此为基础，建构现代的生命科学理论体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提供科学的方法论，从而以生命科学取代一切宗教的神道设教。
由中国文化于当代的困境所决定，无论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的复杂性，还是认识其自身的思想逻辑，及其中国传统文化在人类文化中何以处于优秀地位，这些都需要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中进行正本清源，只有在思想和学术两个方面中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历史和逻辑，才能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坚实的理论基础。所以，历史要求我们应当首先进行正本清源。我们必须在对儒学、对儒学的经典（当然，也包括其它思想流派及其经典）有了正确认识的前提下，才能作出明智的抉择。否则，只能陷在历史的误区中而一误再误。
由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的中和贯通所决定，首先要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能够贯通中西，能够发现西方“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的本质性原因，能够在本质上证明中国哲学的优越性。否则，失去了哲学基础，就不会对中西文化所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本质性的正确认识，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纸上谈兵，或者是无的放矢，或者是另有所图。可见，离开了正本清源，就不会对中国哲学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只能继续以西方哲学的理路异化中国的思想和学术（就象中国于现当代正在进行的那样），就不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本真的认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只能是主观的一厢情愿，而不会在历史进程中实现。进而论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对当代中国具有意义，还应在历史和逻辑、思想和学术等方面证明其世界意义，中国传统文化将使西方步出“哲学的终结”、“科学的终结”及“西方的终结”，给出新的前进方向，只有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才有本体性意义，才能为中西文化重新塑造新的文化传统，为人类文化开出新的历史进路。
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需要哲学的中和贯通
以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推定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历史进路，显然是在当代异化的中国思想和学术进路中作出的抉择，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所以需要在思想和学术上解决一系列问题。由于哲学在文化中的本体论地位，因此，应当首先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性和优越性给出理论推定，以此做为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所以，以现代的学术思想进路转化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定中国文化的思想体系，为复兴中国文化奠基理论，其基础性工作，是建构中国的哲学体系。换而言之，建构中国哲学，是能否对中国传统文化正本清源、从而决定中国传统文化能否复兴的关健问题。可见，中国文化的复兴，在本质的意义上取决于哲学的复兴，中国哲学的复兴，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前题。如果不是首先建构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没有可靠的中国哲学做为理论基础，则必然以肢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为其所用而论以复兴，而这种复兴绝可不能步出西化的思想理路。因此，新传统主义是以形而中论哲学为基础所提出的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形式，其理论体系包括哲学、科学与文化，以此完成了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性工作。
对中国思想与学术的正本清源表明，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是“内化”性质。西方哲学自古希腊开始，以对概念范畴的本体论与主体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的不断反思，外化出了哲学的思想方法，使哲学成为专门的学科，并通过历史的不断发展，形成了浩瀚的哲学文献，但因西方哲学最终没有解决本体论和主体论问题而于现代终结。中国哲学于春秋时期形成了成熟的思想理路，其思想原理内化于概念范畴之中，形成了以《易》为代表的内化的哲学思想形式。春秋以后的学术思想进路，只是不断的对其概念范畴进行解释，所谓“我注六经”或“六经注我”即是典型的解释方式。就现代中国哲学进路而言，在没有对中国内化的哲学思想进行体系化的外化之前，仅仅以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推定中国的哲学，是西化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是对中国哲学的歪曲（如把中国古代某些思维方式推定为唯物、唯心或朴素的辨证法等），而且产生了所谓的“合法性”问题。西方哲学已经终结，哲学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化，然而，现代中国哲学研究却步履维艰。问题产生于“全盘西化”的思想方法：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的西化式疏解，脱离了中国文化自在的思想形式，悖离了中国哲学的理论推定。
思维方式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文化产生于自在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及其基本规律只能自在于自身的思想原理之中，以任何外来文化的思想原理进行解构，将产生思想及文化的异化。所以，要准确的把握中国哲学，应当对中国文化经典的思想形式进行哲学外化。显然，外化不但需要正确的方法，而且这个方法应当与西方哲学的思想原理中和贯通。在准确把握人类的思想方法和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形成方法论是“承诺推定法”。[3]以“承诺推定法”推定的中国哲学是“形而中论”。[4]以“形而中论”为哲学基础形成的中国文化体系由形而下、形而中和形而上所组成，其与形下性的西方文化具有本质性的不同。以形而中论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思西方哲学，表明西方哲学的理论建构不但没有走出形而下的困境，而且因形而下的本体论困扰使哲学终结。因此，中国的形而中论哲学将为西方哲学走出困境指明方向，并由此建立人类的哲学思想体系。
形而中论哲学认为，从人类存在的所有问题的自在性为出发点，应当把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及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基本关系问题，即所谓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呈现出哲学困境，使人类在不断产生的异化中加深问题的严重性并带来新的、更多的问题。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时代在呼唤哲学，哲学的革命已成为历史的必然。
“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5]由于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具有人类的共性，从而使哲学具有共性，这是产生人类哲学的逻辑起点。而问题是，既然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同样也不能简单的用中国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西方哲学进行的解构。而哲学的共性则要求中西哲学产生于具有共性的思想原理，显然这是一种能够融贯中西的思想方法，而上述的“承诺推定法”，即出自于中西思想之共性。由于中国古代文化中根本没有哲学这种学科形式，所以，对中国文化中的智慧作出哲学上的推定（就象西方哲学家对西方文化的智慧所作的形式化推定那样），在智慧的学科形式性上，是推定中国哲学的逻辑和形式。智慧使哲学产生，但智慧并不是哲学。哲学在其本质性上承诺着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三者的统一将形成自恰的思想体系，此乃“承诺推定法”的基本原理。可见，“承诺推定法”源于中西哲学自在的思想原理。
根据“承诺推定法”，对中国的思想形式进行范畴、形式和逻辑推定，推定出了由本体论一以贯之的哲学思想体系。由于中国哲学的内化性，使之形成哲学的学科性建构，是对范畴内化的逻辑与形式进行主体性和本体性的推定。《易》代表了中国哲学理路的基本形式，以“承诺推定法”对《易》的思想原理进行外化，形成的理论体系即“形而中论”。《易》哲学理路的时空方式性和西方哲学理路的时空形式性，能够以“承诺推定法”进行“中和贯通”，表明了时空是思维的生成方式，时空是人类思想的基础。所以，对于人的存在和认识的本体论根据，“形而中论”把时空推定为本体和主体的“形而中性”，其基本命题可简单陈述为：1、时间和空间是人类认识的生成方式或形式。2、时空是本体的自在方式或形式。3、时间和空间是人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4、 时间和空间是主体形而中的自为，人类的理性是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础的自在与自为。[6]
“形而中论”哲学的主体性为“时空”之“形”，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所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7]形而中者之谓人。《易》哲学思维是以“卦”作为形式的，“卦”的认识论原理表现为形而中的方式，“卦”作为存在与思维的中和，是时空的方式性。因此，就主体认识的方式性，为“形而中者谓之卦”。[8]因为“卦”代表了主体的认识，所以，认识与存在的统一，决定于“形而中者之谓人”。[9]“形而中”是人存在的本质性，其思想的主体性是“形而中主体之谓神”。[10]“卦”是主体思想的中和方式，由此表明《易》之“中和”方法。“形而中者谓之卦”，是用“卦”承诺形上和形下、承诺“道”与“器”的形式和范畴。“形而中者之谓人”，主体通过“卦”推定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卦”和“形而中”，实现了主体与本体的统一。因此，“形而中者谓之卦”和“形而中者之谓人”的统一性表明，“形而中论”实现了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
“形而中论”表明了中国哲学本体论的时空方式性，而西方哲学本体论则表明其时空的形式性，由于时空本体论的不同，从而使中西哲学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原理。“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表明，中国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的中和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西方的思想方法是对时空进行的对立统一，是时空的形而下的形式性，所以不能以形而下的西方对立统一的形式性的哲学命题、概念和范畴解读中国形而中的思想原理。然而，“形而中论”哲学思想原理却能够对形而下的西方哲学进行“中和贯通”，从而表明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思想能力。
由“中和贯通”所决定，对以儒道经典文献（主要是“六经”和《道德经》、《庄子》、《内经》等）的“形而中论”哲学解读，给出了复兴中国文化的本体论、主体论、价值论一以贯之的证明，并对中国文化何以能贯通西方文化进行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证明。“形而中论”哲学的“中和贯通”，在哲学上解决了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和主体论的非同一性问题，在文化体系的建构上，形成了为解决人类的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的科学的思想体系，从而步出了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宗教三元分立的局面（只所以三元分立，是因为其分头解决现实关怀和终极关怀问题，而不能相融为一个贯通的思想体系。由于存在这些问题，西方的哲学、科学和宗教——广义的文化——因此而终结）。所以，“中和贯通”不但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透彻理解、更是在对西方文化透彻理解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方法。以“中和贯通”为思想方法，打通中西哲学和文化，产生普适的人类哲学和文化，将为人类的未来开出新的文化传统。可见，由“中和贯通”所决定，“中学西渐”不但是历史的需要，也是逻辑上的必然。换而言之，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进路出于西方文化中带来的种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历史需要则决定了西方只能运用中国文化，从而使“中学西渐”成为一个自在的历史过程。
问题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而中国文化的复兴，则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西化的思想方法无论如何也不能表明中华民族的思想能力。中华民族的思想载体只能是自身的文化，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则妄论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哲学是复兴中国文化的理论前提，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表现形式。显然，这是一切有志于中国文化及民族复兴的学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文化大同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性，而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人类性。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不具有人类文化的基本性和普适性，所谓的复兴不但不可能，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换而言之，只有在深切认识西方文化的种种问题与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在发现问题的本质性以寻求解决的办法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根本意义，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才能在本质上理解为什么要复兴和怎样复兴中国文化。
人类自进入现代以来，社会的发展进路是以西方文化为主流模式。由于西方文化的形而下本质性，其虽然在形而下的现实关怀上满足了人们的需要，但于形而上的终极关怀却无能为力，使人们仅仅为最大满足形而下的现实需要而贪婪的掠夺自然资源，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因而使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不断反思批判其文化问题，由此也表明现当代中国文化陷入了双重误区：西化性误区和历史性误区。由这个双重误区所决定，进而导致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这个悖论的形式如下：“中国文化在现代虽然已经让位于西方文化，可是， 现代西方文化的‘后现代’批判反思说明了其对世界、对本体及主体的认识存在着不能解决的根本问题，‘哲学的终结’和“、‘科学的终结’暴露了西方文化不可克服的危机。可是，在西方不断对现代文化进行‘祛魅’、进行反思批判，进行自我否定的同时，而中国却不竭余力的进行现代化，进行西化。然而，就在中国反传统的同时，许多西方思想家却敏锐的指出，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克服西方文化的危机。由此又表明了中西文化的现代悖论。”[11]
可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走出现代悖论，能否复兴，取决于其能否解决西方文化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西方的哲学与科学已然终结，宗教失落，由此引发了西方的文化危机，中国文化只有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超越了西方文化，才具有复兴的现代意义。这就是说，以哲学、科学和宗教为形式，推定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特质”，其理论“特质”应当解决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中的问题，只有这样，中国文化才会对人类的未来产生积极意义，中国文化才有复兴的必要性。所以，应在哲学、科学和宗教这三个方面推定中国文化的特质。上论表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本质性的不同。由哲学所决定，中国的科学与宗教也与西方具有本质性的不同。
中国科学的特质是形上性。所谓科学，是由客观性、实证性和可操作性作为特征的学科形式。与西方科学不同（由主体和客体的二元论所决定，西方科学在形下性的方面建立了科学思想体系，以形而下的科学原理，促进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同时为人类掠夺自然资源，提供了强大的工具，使人类社会步入灾难性的生态环境，从而给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中国科学以儒学和道学为理论形式，拒斥形下性，提出了“君子不器”[12]的理论命题，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理路，使主体与形而上之“道”中和贯通，形成了形而上的科学思想体系。形下性的西方科学主要是对客体及物质世界的认识，形上性的中国科学则主要是对主体及生命存在的认识，其本质性是关于生命的科学。形上性的生命科学原理是主体的“形神中和”，[13]从而实现了“以至于命”的价值取向（形下性的西方文化虽然也有生命科学，但因其把主体的生命客体化，使“形神二分”，所以，其不但不能实现“以至于命”，而且使生命在客体化的操作中失去生命存在的价值）。春秋之后，中国的生命科学不断发展出成熟的中医学和以丹道为代表的道学，成为人类文化中独特的学科形式，成为解决人类终极关怀问题的极为重要的科学形式。儒学则以“以至于命”作为生命科学的理论形式，但因后儒的误解而失落。应当认为，通过正本清源，明确认识儒道本一的科学原理，在步出后儒的理论误区之后，儒学将为人类生命科学的发展，为解决终极关怀问题，做出重要贡献。
中国宗教的特质是人文道德教化，而西方宗教则是上帝教化，所以，不能以西方宗教的形式和内容推定并定义中国的宗教。如果以宗教的社会效用论之，中国本土的“宗教”是道教和儒教，以道教和儒教为主体的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具有本质性的不同，道教和儒教的本质是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而西方宗教则是客体（由上帝决定）超越性。随着西方理性的没落，西方宗教出现了危机，上帝和人都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人们陷入形而下的自私自利的进路中，无限制的掠夺自然资源已经给这个世界带来空前的危机。中国道教和儒教的人文道德教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在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上提供了科学的参照系。道教与儒教的主体（人的自为）超越性，使本体与主体中和贯通，主体的可操作性和超越性由形上性的生命科学提供了保证。中国近现代的西化进路，把道教和儒教等同于西方的宗教，显然是错误的。所以，以形上性的科学理路推定道教和儒教的超越性，使宗教与生命科学中和贯通，最终使宗教消亡，是当代“宗教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的哲学、科学和宗教表明，中国文化以天地人三才之道，穷理于形而上与形而下，尽性于形而中，知命于形而上。穷理于形而下而生养万物，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尽性于形而中使人安身立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知命于形而上而厚德载物，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因而能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质所决定，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是哲学，进而以哲学为基础推定的科学、宗教学、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教育学、医学、军事学等学科。显然，以形而中论的中国哲学为指导思想，以形而上——形而中——形而下推定人和世界的存在方式，使本体论与主体论中和贯通，进而全面推定思想文化的理论体系，形成与人类生存本质相统一的文化建构，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自在统一，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理路。
总之，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承续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并对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进行彻底的反思批判，吸收其优秀的文化形式，中和贯通人类文化中的优秀的理性形式，完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形成新的文化建构并于现代复兴，实现中学西渐，开创人类文化的新传统，使人类文化实现大同，是新传统主义的理论目标。
历史将表明，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以后，通过中学西渐，中国文化将成为人类的主导性文化，将使人类历史向真正文明的路向上发展,中国文化将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注 释
[1]参见拙作《新传统主义与中西文化》。载《恒道》第三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
[2]《易•说卦传》。
[3]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4]鞠曦：《中国之科学精神》，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5]《易•系辞传》。
[6]参见拙作《哲学问题在当代和《周易》哲学观诠释——形而上学与形而中论》。载《周易研究》1998年第2期。
[7]《易•系辞传》。
[8]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9]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10]鞠曦《易道元贞》。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