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他们不仅利用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等传统传播学说的途径，并且更多的人走上了政治家们为他们提供的讲坛。议会、政府机构、咨询公司都看到经济学家活跃的身影。
早在五、六十年前，英国人凯恩斯在其学术思想被世人逐步接受时就开始积极参与政治。作为英国的代表，他参与了战后多次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他构建了延存至今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尽管凯恩斯早已作古，他的学术思想也被后人批得体无完肤，但体现他学术思想的国际经济组织及体系依然在运作。他的后来人越来越积极地参与政治。在此次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一些国际金融界的风云人物或多或少均有过参政经历。克鲁格曼30岁就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萨克斯担任了许多国家政府的经济顾问；斯蒂格里茨刚卸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又接过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重任；费舍尔如今坐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二把交椅——IM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握着美国经济的命脉；索罗斯虽然称不上是完全意义的经济学家，但他以教育家的身份在东欧开办的经济学府正发挥着商人不能发挥的作用。
经济学家在政治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原因不仅是经济学家逐渐产生的政治取向意识，更重要的原因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政治家对经济学家的热情邀请。
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决定着政治家们的命运，而对经济问题的把握，经济学家肯定优于政治家，于是政治家们就乐于让出一些权力，让出一些位置给经济学家。对经济学家来说，或许权力对他们并无太大的诱惑力，真正吸引他们的是获得政治家的认同，及提供给他们实践其经济理论的一次最佳机会。尤其是执政政治家的邀请代表着经济学家的理论被扶为正统。政治家对经济的重视，对经济学家的依赖从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趋势也能清晰地看出。以美国为例，1946年成立了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直接隶属于总统，由总统任命，直接受总统领导。其主要职责是：评估、检查和鉴定政府的经济计划的政策，预测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向总统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起草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年度经济报告。克林顿1993年当选美国总统后为振兴美国经济又新设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会成员都是资深的经济事务专家或学者。与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地位更高，是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平行的机构。美国前财政部长鲁宾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克林顿对经济的重视也是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在世界经济中一支独秀的主要原因。这也帮助克林顿维持了相对较高的民意支持率并渡过重重难关。
政治家力邀经济学家加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与政治家相比，经济学家能够具备良好的声誉。作个简单的测试，如果一届政府都由经济学家组成，肯定能获得更高的支持率，而且会赢得“清白”的好名声。政治家们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每每在一届政府中一两个不重要职位上安插一两位经济学家背景的专业人士，以起到“净化”政府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学家的频频入阁，并没有改变以往令选民厌倦的政治氛围，反而引发了人们的怀疑：经济学家参与政治会不会依附于某些权贵而失其客观的本性？这种担心是很必要的。经济学家为某些政治势力和经济利益集团出乎寻常的摇旗呐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经济学家一被“政治化”后，那么他就不应被当作经济学家来看待了。现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在1993年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曾多次强调，在解除金融管制方面必须谨慎从事。但当其成为鲁宾的副手时则成为主张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在两者的默契合作下，美国把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张完全贯彻到其外交政策中去，打开了一个个国家的金融服务市场。在鲁宾辞职后，萨默斯顺理成章地成为美国新一任财政部长。
应该承认，经济学家随角色的转变而转变观点有时是不得已的，履任前雄心勃勃的计划一旦身处困难成堆的现场不得不作改变。有些改变对经济学家来说是收获，因为在经济理论的圈子里，经济学家们往往容易想当然。斯坦曾用一句十分精确的话来概括里根政府在野与执政时经济政策主张的巨大反差：“激进的保守主义革命是非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梦想，而不是执政的保守主义者的实践。”事实上，的确有一些主张新古典的经济学者满怀信心地到政府就职，最初放松管制的计划末了不仅未实现反而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理性预期学说的创立者卢卡斯极为聪明，当记者问如果他被邀请担任政府经济顾问，他会怎么办？卢卡斯简单地回答：“我会辞职”。卢卡斯用自己的言行捍卫着他的学说，也省去了自相矛盾的麻烦。
政治与经济的结合，政治家与经济学家的结合，除了赋予经济学家参与政治的更曲折更丰富的生活外，还产生了贴有政治家标签的经济学。大危机后罗斯福实施的新政产生了罗斯福主义，之后几乎每个美国总统都拥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经济学。这代表了他们主政时主要经济观点及实施的经济政策。无论成功或失败，其都是一种经济学理论的实验。有趣的是，政治强人常能拥有令人难以忘怀的经济学。例如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里根主义与撒切尔主义。布什主义的内容现在留在人们脑海中的已廖廖无几了。还有一年多就要离职的克林顿虽然谈不上是政治强人，但在他执政时美国经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足以让克林顿主义占有一席之地。克林顿主义已经初具雏形，这就是人们热衷谈论的新经济。
经济与政治日益紧密地结合，会给经济学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有许多人发觉今天的经济变得越来越浮澡，越来越热衷于描述肤浅的表象而不是去探索问题的本质。尽管与凯恩斯时代相比，经济学论文中包涵有更多严谨的数理证明，但论证的对象却越来越偏离通货膨胀与失业这两大西方经济学中最为基本的问题。为数可观的论文把研究的重点投向了金融领域，而其中的相当比例又都在关注股市。飞涨的股市营造出形形关于繁荣经济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帮助加热经济。反之，股价下跌，又涌现出加速股市崩溃的文章。这样的经济学不得不令人失望：他们是在寻找经济规律，还是无知地在干扰市场的信号。
经济学的另一发展趋势是其越来越追求的时尚性。经济学对经济现象的变化作出迅速的反应本无可厚非。但由于经济问题的多变及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天生存在的时滞，使得急于求成式的经济评论往往显得幼稚。因为，时尚是经常变换的，对时尚的过分追逐结果往往是被时尚所愚弄。时尚之间的转变不会给经济学研究留有足够空余的时间。想对经济时尚现象有深入的发掘，必须要能忍耐被时尚抛弃的痛苦。有些经济学者凭借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感悟，经常对经济问题作出预测，这也是一种时尚。尽管经常能遇见经济家们的精确预测，但这些精确的预测背后是千百位经济学人所作的千万次预测。难怪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拿经济学家作的预测开玩笑。因此，大多数的预测经济家在打赌，而不是在预测。输了可责怪某一经济因素的多变，赢了就确定了自己的权威地位。
二、不同视角下的当代世界经济与国际金融
两年前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不仅对新兴市场国家来说是个转折点，对当代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正如30年代危机造就了凯恩斯这位创经济学崭新思潮的一代宗师一样，当代经济学家的观点也将接受时间的考验。
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及游资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所起的有争议的作用，作为其代言人的费舍尔、格林斯潘和索罗斯的观点往往易被人怀疑有某种利益支撑，故不易作出客观评论。本文仅对曾被认为当代凯恩斯的候选人中的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三位知名学者观察当今世界经济与世界金融的独特视角作一比较。（注：台湾《工商时报》1998年9月29日文“金融乱世，谁是当代凯恩斯”。）
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界存在两大阵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与新凯恩斯主义学派。除斯蒂格里茨年青时就成为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外，克鲁格曼和萨克斯没有轻易地选择他们在经济学领域的流派。但就他们的学术思想来看，克鲁格曼与萨克斯的观点明显是倾向新古典主义的。基本学术思想的定位不仅决定了他们的学术研究方向，甚至决定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
如果没有这次东南亚金融危机，相信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不会走到一起，也就不会产生有关国际金融方面的争论与分歧。众所周知，克鲁格曼与萨克斯是潜心研究国际贸易的著名学者，而斯蒂格里茨则在公共经济学领域独辟一径自立门户。他们在各自研究的领域中都涉及金融，克鲁格曼与萨克斯在汇率机制方面颇有建树，而斯蒂格里茨提出的信贷配给论旗帜鲜明地反对高利率的政策。但是，他们都没有完整地审视国际金融体制，全面考察国际金融问题的经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无疑赋予他们一次天赐良机。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国际金融开始占据一席之地。然而，当仔细品味他们关于国际金融方面的论点时，我们能轻易地发现他们的论点暗含着原有学术研究的烙印。
在克鲁格曼、萨克斯和斯蒂格里茨迥异的研究视角之中存在强烈的地域性特点。克鲁格曼关心的是与美国贸易存在巨额顺差的亚洲国家，主要是东南亚与日本。萨克斯把他经济思想的实验基地放在了转型国家中。而斯蒂格里茨则有所不同，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之前，斯蒂格里茨关心的是美国的经济问题，一度还是克林顿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在走出白宫跨入世行大门后，斯蒂格里茨的目光自然也从美国本土放远到整个世界。世界银行主要是与发展中国家打交道，所以斯蒂格里茨开始把研究重心向工作重心靠拢。不同的视角，使三位经济学家作出的经济对策有所不同。克鲁格曼凭借他对亚洲经济的了解作出了亚洲宏观基础产生病变的论断；萨克斯依其在休克疗法中市场频频出现的令人始料不及的冲突作出金融恐慌的判断；斯蒂格里茨则依据他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了解，告戒新兴市场国家：你们开放的步子迈得太大了，超前了。
由于他们对金融危机成因上的观点不同，人们当然不能奢求他们在金融危机对策上殊途同归。相比之下，斯蒂格里茨开的药方最可能被采用。这并不是因为斯蒂格里茨的药方怎么有效、怎么具体。恰恰相反，斯蒂格里茨的对策是很笼统的，着重在于让新兴市场国家领会其精神——改善政府对经济管理，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什么是有所为？哪些是有所不为？斯蒂格里茨并没有清楚地说明。但药方中体现的重视政府在经济中地位的思想容易被那些政府威信在金融危机中遭受打击的新兴市场国家所接受。萨克斯开的又是一剂猛药。以放任货币贬值为核心的主治药散发出的是人们熟悉的“药香”。萨克斯全然不顾患者的虚弱体质及水平，指望一幅药下去，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又能箭步如飞。尽管立刻实施的可能性较小，但萨克斯的药方还是能赢得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的肯定。汇率的浮动就目前看来仍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趋势。只不过新兴市场国家在接到药方后会自作主张地在药方上任意添加和删减。在三位医生开具的药方中最被冷落的就要数克鲁格曼了。药方正如它的主人一样两面不讨好。克鲁格曼在药方开头的病因猛批了病人“生活不检点”，自然引来众多病人群起而攻之。末了开具的“保守疗法”实施外汇管制——尽管能赢得病人的一丝好感，却会引来制药商——发达国家的反对。显然，实施外汇管制与发达国家一直以来主张的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初衷背道而驰。克鲁格曼是勇敢的，由于他不惧压力坚持不懈地对居于正统的经济理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引来人们对问题的更广泛更深入的反思。
克鲁格曼、萨克斯、斯蒂格里茨三人具有代表性的危机观点也许都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各自的视角对危机的表象作了真实而形象的描述；也许这些观点是错的，因为他们的分歧告诉我们谁也没有深入对危机的本质做出分析。他们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我们也不必急于做出判断，作出选择，正如《时代》周刊引用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一句话：“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注：TimesWeekly,December31,1965.）而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对此话作了精确解释：“当人人都从凯恩斯的说教中汲取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时，就无人再相信它了。”因此，我们不必问自己：“我该相信谁呢？”
三、在政治中游离的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为了其经济理论的实践而走近政治，但无论如何努力，经济学家也不会走进政治权力的核心。经济学家对其经济理论虽然有迫切付诸实践的愿望，然而他们是处于被挑选的地位。选择权掌握在政治家手中。既便经济学家“有幸”入阁，发挥的多是顾问的作用；而在政策实施中，经济学家带来的经济理论往往也会因政治家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被改得面目全非。用“游离”来形容经济学家与政治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并不是很精确的。因为囿身于政治的经济学家并没有游离的那份自由。
著名经济学家中克鲁格曼是唯一一位没在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中谋得高位的人。他仅在30岁时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曾被许多人推荐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人选。但是他说：“我的性格决定我不适合担此职务。因为他要求你会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对别人的愚蠢言行能三缄其口。”据美《新闻周刊》杂志透露，克鲁格曼的直率坦言是克林顿政府不想提供其职位的原因（注：Newsweek,March4,1996,PP40～41.）。直率坦言在经济学界怎么能算一个毛病？但对政治家们来说此性格是一大忌。经济学家的性格在许多方面与政治是不相容的。经济学家如果把办事认真治学严谨的态度搬到政界，他一定会到处碰壁。但如果经济学家学会了政治家做事灵活，善于变通的本领，经济理论中还有哪一点分歧不可调和？经济学家特有的性格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周围政治环境的格格不入。除了极少数左右逢源的所谓经济学家外，大多数参与政治的经济学家只有短暂的政治经历。对权力的迷恋与对真理的追求成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一条明显的分水岭。也基于这一点，克林顿新成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原有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相比，前者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核心。两机构人员的组成也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组成成员都是享有一定声誉的知名经济学家，而国家经济委员会成员多是具有经济学者背景的律师。客观来看，这种机构变动和职能剥离，无论对政府还是对经济学家来说都是有好处的。政府能使得经济政策从制定到执行变得更为高效，经济学家则进一步明确了经济顾问的身份，省去了在经济与政治间做取舍的烦恼。
时间是困扰经济学家涉足政治的一个因素。担当政府的经济顾问意味着将完成政府布置的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一个个命题作文，无论经济学家是否擅长于此，提交一份满意的答案是颇化功夫的。毕竟经济学家进入政府的目的不是为了涉猎广泛的经济领域，掌握第一手的经济资料，而是通过政府工作的经历对其原本的经济研究提供深入真实的素材。面对如何把有限的时间在个人研究领域与政策顾问研究间分配的现实问题，经济学家难以通过无差异曲线与预算线分析得出最优解。
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似乎越来越难摆脱权力对他们的透惑。他们对自己能左右经济及尚陌生的政治充满信心，他们相信自己能比凯恩斯做得更好。但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身处特殊的的时代——从大危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样不应忘记的是凯恩斯曾用他的经济理论挽救了全球经济，影响了两代经济学人。反观今天的经济学人他们具有什么？曾有经济学家回答过这个问题：“时代在变，经济学在变，政治也在变。”意思是说今天的经济学与政治学变得不再有鸿沟了。不错，我们知道经济与政治都在改变，但却不知经济与政治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恰恰正是留给经济学家与政治家各自的作业。实事求是地说，在经济学与政治领域同时取得成就而又不失经济学家本性的经济学家实属凤毛麟角。或许诱惑就来源于此。
此外，经济学家研究问题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传统的经济学研究都是通过论文这一纸上谈兵的形式。今天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实践。“经济学家容易接受这么一个观点：直接影响改革比写论文更重要。”（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面对经济学研究产生转变，经济学家变得更为矛盾。连一向认为自己不入政治流的克鲁格曼也是如此，“我宁愿写些高质量的论文而不是追求一个拥有实权的职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拒绝一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注：PaulKrugman,"HowIwork"TheAmericanEconomist1993.）
与经济学家艰难地与政治结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学家平民化。如今的老百姓热衷谈论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无论宏观还是微观。这为经济学的普及提供了千截难逢的契机。尽管就目前看，大多数老百姓关心的经济问题都是经济的表象，老百姓懂得的也仅是基本的经济理论，但已有一些经济学家用浅显的文字而不是深奥的数学模型把经济学领域争论的前沿问题介绍给大众。这种尝试是十分有益的。
同时，经济学家对传播媒介的利用也越来越娴熟，上述提及的表述平民化就是极好的例证。我们能经常从时事新闻类的报刊中找到一些对经济学家的专访或这些经济学家短小精悍的文章。今天经济学家出现在流行媒介的频率远大于出现在学术刊物上的频率。当经济学家出现在报刊，为政府政策击鼓助阵或向政府政策展开猛攻时，经济学家的自由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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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湖北省经济干部管理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湖北省武汉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7-9378
国内刊号：42-1430/F
邮发代号：38-188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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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马克思生产关系二维理论：所有制和依赖理论程启智 (7)
马克思价值决定中的时间性与空间性分析彭必源 (1)
北京和上海研发产业发展环境比较研究韩霞 (44)
论中国特色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兼论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从物权化向资本化的转移罗叶 (39)
从建立和谐劳资关系角度看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改革荣兆梓 (34)
国际货币制度演化与货币危机机理探索王立荥 刘力臻 (56)
转型期养老保险支出责任分担的合理性分析张毅 (52)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于震 刘淼 赵振全 (48)
如何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李娜 李建华 卢相君 (69)
知识产品价格关联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徐颖 (65)
土地自然力承载问题探析刘静暖 纪玉山 张怀坤 (61)
“全国第二届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创新”研讨会征文启示 (F0003)
论最差土地的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问题沈民鸣 (25)
区分一般性和特殊性——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内容改革探索张丰兰 (19)
马克思汇率理论、汇率模型与国际经验的检验杨玉华 (12)
马克思的信用和经济周期理论及启示王云中 (7)
马克思生产方式二重性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生产方式运动规律于金富 (1)
社会科学中的囚徒困境现象及其解桂林 邓宁 (24)
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前沿冯梅 郭毅 (19)
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张维闵 (39)
从生产方式发展的视角解读国家干预经济乔榛 (3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内涵的辨析与再理解李炳炎 孙占 (27)
中国转轨型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兼论社会经济形态转轨的方法论杨明尚 (50)
中国“高技术不高”悖论的成因与政策建议贾根良 秦升 (44)
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的变化趋势对台商投资的影响赵晓霞 徐楠 (54)
公司内部人交易研究综述廉鹏 王克敏 (69)
金融危机下国际货币体制策略选择王振宇 张立忠 (66)
级差地租、制度缺陷与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繁荣王国跃 李海海 (62)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运行效率测算及分析李星 李建华 (58)
当代自然垄断理论研究发展述评王锐 (19)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产生、发展及研究展望余道先 刘威 (12)
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的再探索李真 马艳 (33)
再论正确认识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及其重大意义邱海平 (28)
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众化潘石 (24)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中国旅游业发展策略研究魏震铭 张炳勇 (47)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产业转型与产业竞争优势培育高庆林 (43)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结构与收入水平关系研究史清华 程名望 (39)
论和谐劳动关系建立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整尹庆双 曹满云 (50)
后发优势理论演进及其启示郭丽 (57)
政府治理能力与转轨绩效：中俄比较周端明 蔡敏 (53)
滥发美元对美国信用制度的破坏何泽荣 徐扬 (69)
从生态经济的视角构建生态税制协调体系王金霞 (65)
从西方福利模式转换看金融危机刘旭东 (61)
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本质与现象张忠胜 (15)
从马克思的《资本论》看美国的次贷危机王宇伟 (10)
一个真实的经济学命题和一个伪证的学术否定——评冯金华《价值转形：一个伪问题》丁堡骏 (1)
新凯恩斯主义货币经济学的新发展汪川 郭小波 (24)
异质预期及其经济影响——基于货币经济学的新视角程均丽 (19)
马克思论资产阶级的法与权利——兼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的比较杨戈 杨寄荣 (3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董小麟 (28)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与创新宋辉 姜会明 (52)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及现状评价曾国安 洪丽 (47)
转型期发展中大国的转型问题：历史拐点论新探颜鹏飞 (41)
社会性规制的演进与发展——以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为例孙中叶 (59)
后起国家政府作用理论的变迁及启示——基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黄建康 蒋伏心 (55)
我国公共财政理论发展的困境与出路管永昊 (67)
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政政策分析沈涛 潘寄青 (63)
关于货币内生、外生问题的一般理论梁东黎 (13)
凡勃伦制度主义的过去与现在杨虎涛 张洪恺 (21)
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再评卫兴华教授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可以不讲‘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说奚兆永 (26)
次贷危机的性质和原因熊军 高谦 (34)
以研发联盟推动企业集群的产业升级孙鳌 (39)
开放条件下外部因素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研究袁志田 刘厚俊 (44)
中国城镇居民地区工资差距测度与分解任重 (48)
世界粮食危机与中国粮食安全宋承国 (53)
跨国转移定价风险管理探讨曹晚雪 (57)
全球金融危机的形成机理与治理措施孟耀 谭小芳 (61)
基于博弈基础的独立审计责权利制度安排孙永军 (66)
ABSTRACTS (72)
《当代经济研究》投稿须知 (F0003)
《资本论》研究与应用
从资本属性看劳资关系的平等性和公平性龙斧 刘媛媛 (1)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论述及其现代启示赵旭亮 (8)
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解读、评论与争鸣的一些看法——兼谈王成稼研究员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不同解读的批评和有关观点卫兴华 (17)
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何干强 (23)
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马克思经济学检视王海杰 (27)
新时期农村土地股份合作制探析金丽馥 (31)
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艾慧 (36)
创新型城市建设进程中科技贡献率的实证分析马敏娜 连飞 (40)
区域品牌形成中的地方政府作用研究——基于温州鞋业集群品牌的个案分析孙丽辉 (44)
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与竞争战略研究刘顺忠 王影 杨雪 (50)
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脆弱性影响因素分析严太华 李宁 (54)
国际资本流动传导机制研究——基于对中国金融安全的影响罗斯丹 (58)
推进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取向祝遵宏 (62)
论均等财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王泽彩 王国兵 (66)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热点问题探讨——第二届中国政治经济学年会专题综述吴航 颜萍 万睿 (70)
这次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甚至直接影响了本国以及全球性经济波动的事件。对于30年代时的西方经济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当时购买力的不足,市场的局限性,信息沟通不发达以及思想落后几个方面,这些产品难卖的难题都因为后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沟通与开拓等积极科学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但是当到了50年代时期,美国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的形式,使一些企业又面临了一场经济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人们不断思考如何去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由此市场营销观念在美国产生了。新兴起的市场营销观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买卖行为和思想,借助着生产是为了消费服务的理念,不再忙目的在市场中求生存,而是通过研究市场的真正需求进行产品经营,借助着这种科学的市场规律开始了开拓国际市场和科技创新,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活跃的营销理念下,人们通过对营销方法的深入了解和不断地改变完善,从而产生了社会营销、绿色营销、服务营销等诸多的更先进的市场营销策略。80年代美国经济落后于日本经济,美国开始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重点进行国际竞争,进行“大市场营销”。到了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同时利用深受市场欢迎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带动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发展的穷途已现。我们可以历史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最优化的形式的结论已经过去,虽然在发展的今天简直规律依然发挥着不会磨灭的资源调制的功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逐渐的体现。这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发展的特殊时期,以及在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及市场没有全球化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越发的明显。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采取比较宽容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极大地刺激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供给,反而在客观上延迟了企业的落后淘汰机制,但是这仅仅是延迟,这些企业的最后总淘汰也是肯定会出现的。作为政府的领导者,应该积极促成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结合,最后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稳步增长。在一百年前,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深刻的阐析了商品经济,其核心的理论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在根本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我们可以归纳分析一下几点:(1)消费的扩张与消费能力局限的矛盾上;(2)生产上是个别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上的矛盾;(3)在一个就是阶级的矛盾。虽然这个结论出台百年,也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也逐渐得到论证,但是至今我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欣欣向荣,发展迅猛,以美国及其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成就了他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就造成了美国物极必反的伦理,表现就是在美国到处推行其强权政治,其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其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渐突出,其表现就是日益严重、不可挽回的经济危机,正在侵袭已经遍体疮痍的美国经济。我们可以了解到2008年9月15日美国华尔街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破产,继而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美国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全面显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
2、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近一次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大金融危机,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寄希望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经济危机的杜绝。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来实现武力推翻。这有着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强大无力支撑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的武力推翻将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模式已经逐渐的失去效用,原来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很难在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资本主义变革。然而,马克思给出的可以选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实践中经过验证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是我们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实现我们制度的完善,以至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新。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实质
这次美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是已经发生甚至直接影响了本国以及全球性经济波动的事件。对于30年代时的西方经济危机，主要是表现在当时购买力的不足，市场的局限性，信息沟通不发达以及思想落后几个方面，这些产品难卖的难题都因为后期加强了国际市场的沟通与开拓等积极科学的手段有效地解决了。但是当到了50年代时期，美国市场进入到买方市场中，造成了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的形式，使一些企业又面临了一场经济危机。也正因为如此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让人们不断思考如何去改变这种艰难的处境。由此市场营销观念在美国产生了。新兴起的市场营销观念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买卖行为和思想，借助着生产是为了消费服务的理念，不再忙目的在市场中求生存，而是通过研究市场的真正需求进行产品经营，借助着这种科学的市场规律开始了开拓国际市场和科技创新，以此提高市场竞争力。在这种活跃的营销理念下，人们通过对营销方法的深入了解和不断地改变完善，从而产生了社会营销、绿色营销、服务营销等诸多的更先进的市场营销策略。80年代美国经济落后于日本经济,美国开始全面提高管理水平,学习日本的企业文化,重点进行国际竞争,进行“大市场营销”。到了90年代,美国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同时利用深受市场欢迎的电子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带动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十年的高增长。
二、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与趋势
（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1、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西方经济发展的穷途已现。我们可以历史的发现,原有的关于市场经济是经济发展最优化的形式的结论已经过去,虽然在发展的今天简直规律依然发挥着不会磨灭的资源调制的功能，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逐渐的体现。这是我们不能忽视其发展的特殊时期，以及在特殊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特殊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及市场没有全球化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越发的明显。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的情况之下采取比较宽容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就会极大地刺激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资金供给，反而在客观上延迟了企业的落后淘汰机制,但是这仅仅是延迟，这些企业的最后总淘汰也是肯定会出现的。作为政府的领导者，应该积极促成落后产能退出市场，这样才能实现产业升级换代。实现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的结合，最后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社会的稳步增长。在一百年前，无产阶级伟大的领袖马克思深刻的阐析了商品经济,其核心的理论就是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这就是在根本上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根本分歧所在。我们可以归纳分析一下几点：（1）消费的扩张与消费能力局限的矛盾上；（2）生产上是个别生产的有序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序上的矛盾；（3）在一个就是阶级的矛盾。虽然这个结论出台百年，也我们的经济生活中也逐渐得到论证,但是至今我们发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欣欣向荣,发展迅猛，以美国及其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其经济优势和科技优势成就了他的世界霸主地位。这就造成了美国物极必反的伦理，表现就是在美国到处推行其强权政治,其控制世界、统治世界的目的昭然若揭。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美国其自身面临的问题也是日渐突出，其表现就是日益严重、不可挽回的经济危机，正在侵袭已经遍体疮痍的美国经济。我们可以了解到2008年9月15日美国华尔街的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倒闭破产,继而全球陷入了金融危机,美国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全面显现。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认为这次危机是“百年一遇”的危机。
2、完全的计划经济模式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最近一次起源于2008年的美国大金融危机，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这极大地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寄希望于通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找到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模式，实现经济危机的杜绝。然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虽然预测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无产阶级来实现武力。这有着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就是我们现在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强大无力支撑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的武力将对社会的发展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主义的经济调节模式已经逐渐的失去效用,原来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模式很难在起到应有的作用。社会变革的力量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这将是一场由内而外的资本主义变革。然而,马克思给出的可以选择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实践中经过验证是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但是我们需要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的优秀成果，实现我们制度的完善，以至最终实现社会制度的革新。
（二）我国经济的发展走向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五)通货紧缩是下一世纪的难题。
一、前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催生了国际经济立法的需求，国际经济立法反过来助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关系网络正在形成，有利于世界贸易繁荣和交流。但是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更好的推进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趋势
（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
以往的国际经济联系往往是双边的，两国之间订立贸易协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构成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在一体化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立法开始出现了内部整合的倾向。比如世贸组织已经开始把所有与贸易相关的国际协议统筹到世贸组织的管理之下。电子商务、技术转让等等问题未来都将囊括在世贸组织的秩序之下。发达国家接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试图在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赢得贸易中的优势。
（二）国际经济立法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各种民间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经济自由化另工人承担了损失，所以要求世贸组织把工人权益加入到考虑之内。国家环保组织认为鼓励贸易和出口会过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认为贸易协定中应当有体现环保精神的条款。当代经济立法已经不可避免的收到各种势力的干预，为了更好的容纳各方意见，国际经济立法已经开始进行外部连结，各种各样的组织基于各自的目的参与到了国际经济立法的体系之中。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方法
（一）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立法途径
各国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完善的国际经济体制，往往倾向于开启大规模谈判，然后达成一揽子协议。如果国际经济体制的制定在多个方面涉及到多方利益，那么就可以让部分国家为了达成更大的利益而在某个问题上妥协。所以大规模的多边谈判有助于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有的国家在某项利益受损之后转而在另外一项协议中达成报复的目的，不同的协定和议题之间互相牵扯、互相制衡。这种方法让任何一方都能够在经济法的立法中找到平衡。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司法途径
如果无法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那么国际组织会倾向于重新解释已有的规则和条款来延伸自己的管辖权，扩大司法管辖范围。比如在世贸组织裁定的许多纠纷中，如何解释世贸组织的条款，是否应该把某一项内容纳入到这一条款的管辖中来是双方纠缠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世贸组织还广泛的御用非违约之诉来对经贸关系的管辖权提供司法解释。《关贸总协定》规定，无论缔约一方进行的措施是否与本协定冲突，只要造成另一缔约方在关贸总协定中规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另一缔约方就可以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行政途径
国际经济关系往往也与政治条款分不开，许多经济条款都是以政治筹码来作为成本的。国际货币紧急组织在于借款国进行贷款条件谈判中可以增加非经济条款，借以要求借款国政府在行政方面履行承诺。这种方式事实上介入了借款国的国内行政体制。发达国家借用这种方式强行按照自愿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试图依靠经济一体化推销各种政治观念。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起警惕的。
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相同地位经济法之间的规则冲突
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成立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体系架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些规则上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一个缔约方同时加入了两个同样强势的国际经济组织，签署了两份经济协定，那么就有可能在某项事物上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却违反了另一组织的规定。遵守另一组织的规定，就无法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比如在阿根提纺织品统计税案中，阿根廷为了履行对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承诺，不得不违反了《关贸总协定》。
（二）强势规则与弱势规则之间的冲突
尽管国际组织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是其权威性和优先级却是有区别的。当更为强势的规则与比较弱势的规则相抵触的时候，弱势规则有可能直接被强势规则吸收。比如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该协议不得油酸《巴黎公约》、《罗马条约》、《华盛顿条约》等规则，也就是说，这一协议的优先级低于以上几个条约。一旦冲突发生，以高优先级的国际协定为准。
五、结论
综上所述，经济一体化对当代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从不同的方面推动了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刘志云.论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法的公平价值取向――兼论发展中国家及我国的角色定位与战略选择[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05：86-98.
一、前言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催生了国际经济立法的需求，国际经济立法反过来助推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一个联系紧密的国际经济关系网络正在形成，有利于世界贸易繁荣和交流。但是国际经济立法的过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果更好的推进国际经济立法的一体化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趋势
(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
以往的国际经济联系往往是双边的，两国之间订立贸易协定。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多边贸易协定出现，构成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框架。在一体化的推动下，国际经济立法开始出现了内部整合的倾向。比如世贸组织已经开始把所有与贸易相关的国际协议统筹到世贸组织的管理之下。电子商务、技术转让等等问题未来都将囊括在世贸组织的秩序之下。发达国家接着国际经济立法的整合试图在各个方面发挥影响力，赢得贸易中的优势。
(二)国际经济立法的联系
在现代社会，各种民间国际组织在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中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比如国际劳工组织认为经济自由化另工人承担了损失，所以要求世贸组织把工人权益加入到考虑之内。国家环保组织认为鼓励贸易和出口会过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环境，认为贸易协定中应当有体现环保精神的条款。当代经济立法已经不可避免的收到各种势力的干预，为了更好的容纳各方意见，国际经济立法已经开始进行外部连结，各种各样的组织基于各自的目的参与到了国际经济立法的体系之中。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方法
(一)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立法途径
各国在积极推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过程中，为了建立完善的国际经济体制，往往倾向于开启大规模谈判，然后达成一揽子协议。如果国际经济体制的制定在多个方面涉及到多方利益，那么就可以让部分国家为了达成更大的利益而在某个问题上妥协。所以大规模的多边谈判有助于达成实质性的进展。有的国家在某项利益受损之后转而在另外一项协议中达成报复的目的，不同的协定和议题之间互相牵扯、互相制衡。这种方法让任何一方都能够在经济法的立法中找到平衡。
(二)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司法途径
如果无法以立法的形式来确定国际经济贸易规则，那么国际组织会倾向于重新解释已有的规则和条款来延伸自己的管辖权，扩大司法管辖范围。比如在世贸组织裁定的许多纠纷中，如何解释世贸组织的条款，是否应该把某一项内容纳入到这一条款的管辖中来是双方纠缠的核心问题。除此之外，世贸组织还广泛的御用非违约之诉来对经贸关系的管辖权提供司法解释。《关贸总协定》规定，无论缔约一方进行的措施是否与本协定冲突，只要造成另一缔约方在关贸总协定中规定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那么另一缔约方就可以诉诸争端解决机制。
(三)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的行政途径
国际经济关系往往也与政治条款分不开，许多经济条款都是以政治筹码来作为成本的。国际货币紧急组织在于借款国进行贷款条件谈判中可以增加非经济条款，借以要求借款国政府在行政方面履行承诺。这种方式事实上介入了借款国的国内行政体制。发达国家借用这种方式强行按照自愿的意愿改造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试图依靠经济一体化推销各种政治观念。这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引起警惕的。
四、国际经济立法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相同地位经济法之间的规则冲突
不同的国际经济组织成立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体系架构不同，难免会出现一些规则上的矛盾和冲突。如果一个缔约方同时加入了两个同样强势的国际经济组织，签署了两份经济协定，那么就有可能在某项事物上处于两难的尴尬境地。也就是说，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却违反了另一组织的规定。遵守另一组织的规定，就无法履行对这个组织的承诺。比如在阿根提纺织品统计税案中，阿根廷为了履行对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的承诺，不得不违反了《关贸总协定》。
(二)强势规则与弱势规则之间的冲突
尽管国际组织之间没有等级之分，但是其权威性和优先级却是有区别的。当更为强势的规则与比较弱势的规则相抵触的时候，弱势规则有可能直接被强势规则吸收。比如世贸组织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规定，该协议不得油酸《巴黎公约》、《罗马条约》、《华盛顿条约》等规则，也就是说，这一协议的优先级低于以上几个条约。一旦冲突发生，以高优先级的国际协定为准。
五、结论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