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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
（一）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
（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向普遍主义信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
参考文献：
[1]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二）存在问题尽管广东在科技金融各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探索，但是步子仍不够大，所取成就与广东经济大省的地位仍不相符。目前，广东省在科技与金融结合的工作机制、政策机制及效益评估方面的成效还不能满足广东科技企业技术升级和经济转型对金融的需求。广东科技金融发展遇到的主要问题如下：1.思想意识上有待进一步统一首先，很多人认为科技金融是市场行为，政府不应干预；因此，坐视广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不理。其次，还有观点认为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抵押担保缺失、生命周期短这两个固有特点，政府必须全额出资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政府完全不引导，不监管，大量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科技企业将很难生存下来；而另一方面，我们在一些地市调研中发现，有些地方的政府片面以为风投是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唯一手段，因此积极成立风司；结果是：风投由于趋利避险本性都盯着上市企业，而上市公司并不缺钱；担保公司不搞担保，搞高利贷，地下钱庄；真正需要钱的中小企业仍然贷不了款。2.缺乏科技金融参与各方的顶层设计科技金融要想获得发展，必须明确各参与主体的角色和利益，必须规划各参与方的参与模式。政府、银行、企业、保险、担保等各参与方应发挥什么作用？政府应在什么阶段介入？以什么角色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银行如何在现有体制下进行金融产品创新？保险机构应怎样配合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从顶层进行设计。3.科技金融统计指标体系亟待构建市场上有大量的处于发展早期的科技企业融不到资，而同时又有大量的各种资本在寻求出路，引起错位的一个很大原因是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企业、政府、机构都需要一个能洞察各方需求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而缺乏科学可行的科技金融统计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科技金融结合效益评价系统是构建功能齐备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的主要障碍。4.科技金融培训机制有待于分层次全面展开产业链要完整，需要创新链支撑，创新链要完整，需要资金链支撑，资金链要完整，需要熟悉资金运作过程的管理人士。而中小企业管理人员往往都是企业开发人员，他们专注于技术研发，而不擅长营销、融资等商业模式；金融界人员不懂产业链，不懂科技规律，不懂知识产权，因此不敢放贷。这种困境彰显复合型人才的缺失，因此促进科技金融结合应从人才培养上开始，金融人才应先了解产业链、创新链、才能开始去从事金融；而企业技术人员同时又是管理人员的应加强企业融资、营销等商业技能。
二、促进广东科技金融结合的对策
科技金融工作是一个涉及面广的系统工作，它的大力发展依赖于各参与方的主观积极性。随着广东省《关于全面推进金融强省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进一步明确了广东的金融强省战略，而科技金融也晋升为广东要大力发展的五大金融之一。因此，笔者根据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必须形成两个方向的合力，即横向层次的合力和纵向层次的合力在同一层面上，要通过协调机制、联席会制度等组织方式，充分调动科技厅、金融办、发改委等政府的工作积极性；要充分引导金融机构、类金融机构的参与性，让他们意识到参与科技金融工作并非政治工作，而是政府主导并规范的市场投资行为；要加大对科技企业关于投融资信息的宣传力度，努力营造创新创业的有利局面。在此基础上，各参与方要形成上下一致，上行下效，操作规范，监督有效的纵向同心协力模式；应明确目标、使命，运行机制，行动纲领。目前的很多做法只是个案，需尽快沉淀为机制，这样才能满足大规模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已有的实践表明，在科技金融发展的第一阶段，政府应责无旁贷，也要当仁不让地发挥绝对主导作用，否则科技金融工作就如一般散沙，互相推让，结果就是互相之间做做样子。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政府应在以下层面有所作为。首先，由政府全额出资扩大种子基金规模；条件成熟后再扩充引导基金规模，引导更多的民间、风投资本进入；根据实施效果再审时度势规划新型全资再担保公司。东莞在政府出资设立引导基金方面的实践有一定借鉴意义。其次，为银行准备风险准备金，为银行、担保机构提供工作补贴。第三，为企业分担责任，降低企业费用支出，搭建贴息平台。第四，当科技金融工作进入轨道后，政府应将工作重心转向完善监督机制上，这也是政府最应该做的工作。很多事情一旦上了台阶，就容易形成一窝蜂的局面，因此政府必须有效的监督、控制并引领发展势头。第五，科技金融发展中政府职能不能缺位，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更不能越位，政府行为必须懂得适可而止，准确把握范围与力度，这样才能发挥正面推进作用而不至于形成阻滞。
（二）完成科技金融发展顶层设计历史使命和基本目标是科技金融顶层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按照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和技术产业化的本质要求，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从金融机构体系、中介服务体系、金融市场体系、政府组织体系和管理监督体系5个方面完成顶层设计。具体改革途径和相应举措呼之欲出：大胆探索金融产品创新、金融工具创新，鼓励多层次债券市场包括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天使投资、对冲基金、产业基金、并购基金等一切新金融模式快速发展，激发政府直投基金和引导基金的辐射功能，降低科技企业对银行贷款的过度依赖；大胆创新中介服务体系，大幅精简流程。
（三）尽快搭建功能齐备的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应尽早组织统计、银行、企业等相关领域专家确定科技金融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搭建一个能够整合企业融资需求、机构投资状况、政府专项基金政策、创新创业项目等信息资源的平台。平台应以构建金融机构信息和金融产品数据库、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概况数据库、担保机构担保信息数据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专利数据库等为基础，以提供贷款、担保、科技保险、风险投资、股权转让、上市指引等信息服务为核心，以银行、机构、科技型中小企业或个人投、融资为主要服务对象；然后逐渐扩展开发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其他衍生功能。
（四）逐步建立科技企业成长潜力评价机制和科技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对科技企业的技术可持续开发能力、产品市场竞争力、管理能力、营销能力等建立评价机制，有利于筛选并挖掘最有成长潜力的科技企业。另外，企业信用关乎一个企业的融资效率甚至企业的发展，因此应优先建立科技企业信用评级体系、评级制度和信息通报制度。
2.银行信贷资金投放不足,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幸存下来的县级以下营业网点普遍被剥夺了贷款决定权,变成单纯的吸存窗口。不仅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向农村经济提供足够的金融服务,而且农村资金外流现象严重,成为事实上的“抽水机”。例如,近年来全国邮政储蓄机构吸收的存款全部存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又贷款给农业发展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的资金专项用于农副产品的收购,这两块资金几乎相抵。农村资金的“非农化”,使饱受资金短缺困扰的“三农”资金供给雪上加霜,农村信用社虽然是农村金融的主力军,但因其资本充足比率低,不良资产比率高,对“三农”的支持显得力不从心。
3.农村金融的服务功能弱化。面向农村的信用社只有最基本的存贷款业务,且贷款手续繁杂,贷款利率一浮到顶,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信用社依然钟情小额农贷,不能根据种植和养殖产业化的周期规律来合理确定贷款额度和期限。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弱化,使金融机构对农民的服务水平很低,农民几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总之,缺乏合适有效的金融机构为农村和农民提供金融服务、无法满足后者的融资需求构成了当前农村金融发展的困境,也是阻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支农作用弱化,合作型金融垄断供给
在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型金融并存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政策性金融在农村主要由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由于职能单一、实力较弱,基本以承担粮棉油收购为主要任务,且不与农民直接打交道,对农户、个体工商户、涉农民营企业支持非常有限。作为商业性金融企业的中国农业银行在农村的网点呈收缩之势,基本上淡出农业生产与开发,支农功能弱化。邮储在县域网点有所增加,但职能目前仍以吸收存款为主,基本没有贷款业务。工行、中行、建行等国有商业银行逐步撤销了乡村的网点,金融覆盖区域逐渐向县域的城区和城市集中,服务三农的积极性不高。由于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对三农的金融供给相当有限,合作性金融几乎垄断了农村金融供给。1994年,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建立后,中国农业银行在政策性业务剥离出去的情况下,也日益以追求利润为核心,同样急剧地撤销分支机构,县级分支机构出现“储蓄所”化倾向。与中国农业银行机构收缩相对应的是其农业贷款余额的急剧下降,从1999年最高时的9127.28亿元降到2005年的4508.78亿元,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的各项贷款余额却从1999年的15550.61亿元增加到2005年的27405.80亿元,中国农业银行经营业务已基本商业化和非农化。
农村信用社是当前农村金融机构的核心力量,在农村拥有最多的分支机构,并且唯一与农户具有直接业务往来。中国农业银行不断收缩其在农村金融业务,农村信用社逐渐形成了在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地位。同国有商业银行相同,在追求利润和加强风险控制的强烈要求下,农村信用社的贷款也存在向城市及大型乡镇企业流动的趋势。作为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组织和广大农户的正规金融组织,其经营业务“非农化”倾向相当明显。
农村商业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还处于起步阶段,均由原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造而成,对农村经济发展基本没有影响。而农村邮政储蓄机构原来只吸收储蓄,只到今年才正式成立邮政储蓄银行,开展存贷业务。
三、非正规金融发展迅速,存在隐患
改革开放以来,在近30年的金融改革里,农村基本上形成了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其中农村信用合作社最为普遍。但是与此同时,民间借贷却悄然萌发,形成了一套在法律约束之外的非正规金融系统,与正规金融体系并存。当前,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的称呼不一,从所有权、金融监管、资金融通、生命力和危害性等不同角度,分别被称为农村民营金融组织、农村非正规金融、农村非银行金融、草根金融及地下金融等名称。其主要内涵是指农村中非法定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间接融资以及农户之间或农户与农村企业主之间的直接融资。其主要组织形式包括自由借贷、银背、私人钱庄、台会、典当业信用、民间贴现及其他民间借贷组织。在农村金融改革初期,管理当局默许甚至支持各种非正规金融的组织形式。但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受亚洲金融危机以及WTO和新巴塞尔协议客观要求的影响,政府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力度,正规金融机构实行全面的商业化改革,而非正规金融机构成为了被严格限制或取缔的对象。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关闭,经济服务部、金融服务部等准信用合作组织基本被取消。但这并没有压制住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反而逐渐成为农户获得贷款的主要渠道。
从1986年开始,农村非正规金融规模已经超过了正规金融规模,而且每年以19%的速度增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农村定点观察站的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农户户均借款来源中,来自银行及信用社的贷款只占26%,而来自私人的贷款则占71%。从地区结构看,东部地区农户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金融,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例则分别为76%和60%。据新华社报道,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
金融发展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两人各自在1973年创立的，麦金农和肖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各自著作中都提出发展中国家走金融自由化道路的激进主张。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Locke)、亚当·(AdamSmith)等人的自由思想是麦金农和肖理论的渊源。
金融发展理论的另一渊源是有关金融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思想和观点。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熊彼特在其成名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出版)一书中，强调了金融发展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试用新技术以求发展，纯粹企业家需要信贷，“他只有先成为债务人，才能成为企业家”。
格利（johnGurley）和肖(EdwardShaw)1960认为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方面，金融的作用在于把储蓄者的储蓄转化为投资者的投资，从而提高社会的生产性投资水平。HughPatrick（1966）指出，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上，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种是“需求追随”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使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产生。另一种是“供给领先”，强调金融服务的供给方，金融机构和相关金融服务的供给先于需求。
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W.Goldsmith)于1969年出版了《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金融发展理论鼻祖。他的理论主要包括：其一，首先提出并系统分析了金融结构概念，分析并提出金融结构衡量指标及金融结构类型。其二，研究并揭示金融深化的内在路径和规律。这些规律对当前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其三，提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方向。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特别强调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金融发展中的明显区别。
麦金农（Mckinnon）1973和肖（Shaw）1973建立了一个分析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框架重点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金融抑制”现象。麦金农和肖放弃了以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为研究对象,转而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压抑现象。这既削弱了金融体系聚集金融资源的能力,又使金融体系发展陷于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两人的不同之处在于:麦金农(1973)放弃了传统金融理论中货币与资本相互替代的假设,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金融制度使投资不是依赖于外部融资,而是依靠内部融资；并且提出了衡量金融发展的一个比较著名的指标—M2/GDP(金融深化指标)。虽然这两人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没有从更一般意义上来讨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他们认识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必然联系,因此人们依然把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看作是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标志。
其后Kapur（1976）和Galbis（1977）等仍以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为研究对象通过更加严格的数学模型推导和论证补充建立了开放条件下的模型旨在证明和修补Mckinnon和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
二、最新的理论进展
1.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第一，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有关金融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制的相关文献很多,在这里不一一罗列,我们借用Pagano1993的简易框架,通过一个模型来概括地介绍9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在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作用机制上的观点。正如Pagano的模型所揭示的一样稳定状态下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写作：
式中g为稳定的经济增长率，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A为资本的边际社会生产率，s为私人储蓄率。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储蓄以更高的比例转化为投资，通过提高资本配置效率(A），通过动员更多的储蓄(S)来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性。Denizer、Iyigun和Owen的实证分析，主要采纳了KingandLevine（1993）提出的四项金融中介体发展指标，即LLY、BANK、PRIVATE、PRIVY。基于这些指标和所创建的模型，结合70多个国家的1956年～1998年的年度有关数据，得出如下结论：所有金融发展指标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呈负相关关系，且金融越发达的国家经济波动越小，说明金融发展降低经济波动。
第三，银行股票、市场发展与长期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2.经济增长促进金融发展
作者：李焕平 林瑜 单位：中国人民银行延边州中心支行
小微企业风险状况及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可行性分析
贷款一般采取按季度、按月、按年度一次性还清等方式，州内小型金融机构特别重视风险防范。如：敦化市江南村镇银行在07年成立初期，贷款程序简便松散，产生了一些风险贷款。问题暴露后，该行规范和整顿内部贷款程序，深入企业进行摸底，采取追加抵押物、增加担保等方式来保障贷款安全性，并且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实行密切跟踪，有效化解了风险。据了解，该行目前对小微企业的1270万贷款中没有不良。由于采取了针对性防范措施，目前州内金融机构小微企业不良贷款率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大都降到了百分之一以下。长期以来，我国银行体系大中型银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小型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数量在逐渐增加，但在银行体系中仍然处于非主流。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性银行的存款市场占比为77％，贷款市场占比为80％。如果扣除信托投资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财务公司等机构的存贷款，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在20％以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张承惠近日撰文指出：“现有间接融资体系存在结构性缺陷，只有加快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差异化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改进间接融资体系结构”。综上所述，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主力军，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是金融支持小微企业的关键。首先，大型金融机构的信贷重点在大企业、大项目、大城市。2011年延边州的新增贷款是2010年的1.6倍，但工、农、中、建、交五家大银行新增贷款与同期新增存款的比例仅为23.08%；而地方性金融机构农村商业银行2011年新增部分的存贷比为35.58%，比五家大银行高出12.5个百分点。规模更小的金融机构如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的小微企业贷款与新增存款的存贷比则还要高。第二，国家支持小微企业政策在传导过程中容易受到商业银行经营战略的影响。因为商业银行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只有在国家产业政策与银行经营目标一致的情况下，政策效果才会被放大，而相反就会递减。在现行管理体制下，这项基本法则不应也不会被违背。大银行的经营战略制定权在总行，而只有中小型金融机构的定位权在当地。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就成为支持地方小微企业发展的一条必然途径。
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是要对现行中小银行准入政策做出进一步调整。包括发展社会出资、风险自担的城市社区银行；修改村镇银行的市场准入管理办法，调整监管政策，使村镇银行得到较快发展；拓展小额贷款公司的融资渠道，并统一制定小贷公司的监管标准和风险管控要求，增加小贷公司的贷款能力；合理界定民间融资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规范民间借贷行为。二是要解决县域金融监管能力不足问题。发展中小型金融机构必须加强外部监管，尤其是充实县域的监管力量。目前县域金融监管缺失不仅表现在保监会、证监会等机构的缺失，也不仅仅表现在银监机构人手只有两到三人，还表现在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有很长的一段时期没有进行行业监管，而且目前人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都不尽合理。对“两管理、两综合、一保护”工作适应性还不是很强，监管能力培育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县域监管力量不足会增加将来发展县域中小型金融机构面临的行业风险。需要提早采取针对性措施，如：加快保险、证券等的监管机构向地市城市延伸，将相关管理职能委托县域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同时要充实县市人民银行人力资源，在招用行员、增加编制等方面统筹安排，不断提升基层监管机构的履职能力。三是要对中小型金融机构在财政税收政策等方面予以重点扶持。延边州珲春市某小额贷款公司业务收入税负率高达24.77%，远远高于投资者的回报率，如果要实现金融支持小微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给予中小型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贷款以适当额度的免税和风险补偿。四是要根据中小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2011年国家出台支持小微企业“国9条”后，各部委也先后出台了相关的优惠政策，但是这些信贷优惠政策多为指导性意见，缺少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如对小微企业信贷审批条件及准入门槛的规定并未出现实质性放松、对小微企业抵押担保的相关规定也未松绑。将来应在风险可控条件下简化小微企业贷款审批程序，杜绝不合理收费。目前贷款发放前的咨询费、评估费、担保费等等名目的收费对小微企业而言是沉重的负担，也使许多小微企业对贷款望而却步。
西南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多为盆地和高原，海拔较高，地势起伏明显，同时气候种类多样，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各种资源分布的地域连续性变差。加之西南地区较全国其他地区发生干旱灾害的概率和范围更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整体风险，不能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手段降低或消除。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自然风险(见表一)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科技增收不明显。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小农作业模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长期价格低迷，且部分年份经济作物产量、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西南地区农民的生产承受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风险和压力。农民对于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无法确定。这种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影响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使其无法成为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增收部门。
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现状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国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行政资源，其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导致各个时期的金融行业和体系的不同。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展开，体现出强烈的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高度计划集中，全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虽然金融机构也在分设与合并中不断地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投资和融资开始多元化。农村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诸多的涉农金融机构来讲，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使其经营更加趋向于现代企业化，对经济效益更加注重，支农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在正规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战略和理念的调整下，逐步降低在基层农村的服务和网点覆盖，加之原本部分西南落后偏远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所以造成了西南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巨大障碍。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从表二中可以看到，四省区农村金融机构总量虽然较多，但平均来看，每个乡镇能拥有的金融网点在2－3个之间，低于全国平均值(3.5个/镇)。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乡镇金融网点数量只有一个或空白，这就造成了所在地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被动和缺乏。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单从调查结果(见图一)看，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多数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在农行不断调整县域农村经营网络、减少乡镇业务领域，农业发展银行下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只能大都由信用社承担。庞大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形成了西南地区农村融资贷款的困难局面。数据来源:201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农信社在农村接近垄断的地位给予其在贷款利息定价上的主导权。为了防范和弥补信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农信社贷款利息水平普遍较高。例如广西农村信用社的加权平均利息率为9.01%，高出基准利率2.56个百分点，考虑到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那么实际利率水平将更高。综上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去农化”倾向，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难度。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严重挤压，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健全的农村金融融资机制和形式成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二）航空经济成长期的主要特征航空经济经历了机场极化空间阶段，区域不断吸引跨国企业或国内知名企业进入，尤其是研发部门和区域性的企业总部，甚至是全球或全国的总部，而且其本土化进程加快，与当地企业逐渐联系密切，因此，在机场周边逐渐聚集了较多的航空偏好型企业。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较好。此阶段通过对机场跑道、航站楼、空管设备的扩建和更新，机场的服务保障能力和经济辐射面大大提升，日航班密度较多，航线网络的通达性大大提高。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趋于完善，航空产业综合体形成。在此阶段，航空经济主导产业进入结网阶段，经济网络和社会网络完善，航空产业集群基本形成。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步入稳步高质的成长，大量的中介组织和支撑机构走向兴盛，研发机场和劳动力培训机构不断完善，产品推介会和技术交流会制度形成，企业间除了物质联系外，更主要是非物质联系，形成较强的协作关系，如彼此间的市场信息交流、技术信息交流等，产业内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协作机制，构建起紧密的社会联系，发挥的主要效应是社会网络效应。航空制造产业集群或航空运输产业集群沿机场交通走廊沿线地区布局，成为航空经济的主导产业集群，并形成航空产业综合体，航空经济发展已较为成熟。航空配套企业根据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关联程度，以及核心企业对配套企业在本着时间等方面的要求，分布在与机场距离不同的方向。而航空主导产业分布在紧邻机场区。第三，航空产业与全球网络营销的融合性开始加强。随着机场航线网络扩张，尤其是通达的国际工商业大城市的增多，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与跨国公司全球经营扩张的背景下，国际大型机场成为一个国家与全球市场沟通的渠道。企业开始向海外扩张，航空产业与全球融合性加强。机场周边地区成为空间增长中心，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从总体上看，在此阶段，随着地面交通系统的日趋完善，航空经济空间规模逐步加大，航空经济的区域发展环境也有了较大的改善，空间结构的层次较为丰富，交通沿线区域的产业空间经济极化现象明显，航空经济区内企业创新活动开始活跃，企业产品已经融入全球网络，航空经济区的增长极作用开始显现。
（三）航空经济成熟期的特征航空经济经过了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其整体优势和国际竞争力有了极大提升，航空经济逐渐进入稳定成熟阶段。第一，航空经济发展的支撑条件得到较大提升。机场进入大型繁忙机场行列，机场的基础设施资源发展极为完善。大型枢纽机场会吸引更多的航空公司进入，航线网络将延伸至世界各地，机场通达性将进一步提升。第二，航空产业集群进一步扩大和完善。机场周边地区产业圈层结构基本形成，航空产业空间布局结构沿着航空经济内在规律进行调整，逐步形成“蛛网结构”空间布局。以高速公路为核心的构建完善，成为连接机场、航空经济区以及主城区的高速公路成为综合交通体系的核心，新增产业与调整产业沿交通走廊沿线地区进行布局，并逐步形成新的产业集群。第三，产业创新网络逐渐完善，知识创新空间形成。产业集群日益完善并开始向研发、设计等价值链高端演进，产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大提升是该阶段的主要特色。由于通达性提升，企业与区外的合作和联系日益频繁，区域创新功能不断增强，创新系统逐步形成。第四，航空企业与全球产业链深度融合。随着机场通达性的大幅提升，航空经济区及周边地区的产品会以最快的速度运达全球各大工商业城市，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实现航空经济区内的企业与全球产业链的深度融合。综上所述，在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区的全球通达性非常好，航空产业集群也已非常完善，企业创新网络形成，企业产品迅速通达全球，航空经济区成为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
二、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支持模式：从“供给领先”到“需求跟随”
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发展，即金融对航空业和航空相关产业发展的支撑作用，既包括通常所指的各种有针对性的支持某些产业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也包括各种商业金融的日常运作对航空产业发展所起的基础性的支撑作用。金融支持发生作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金融在市场经济中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过程，通过金融总量的扩张、金融结构的安排、金融效率的提高等金融功能的发挥，金融部门与航空经济部门之间相互作用，产生多重、稳定状态的平衡，来推动航空经济的发展。金融支持航空经济发展同样不是静止的、割裂的，金融发展与航空经济之间联系紧密，金融发展水平也会随着航空经济系统的演进而变化。同时，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又会对航空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作用，二者在发展的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进。帕特里克（Patrick）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提出了“供给领先”和“需求跟随”的金融发展理论，论证了金融体系在提高存量资本和新增资本配置效率、加速资本积累中的作用。供给领先型金融，指金融提供企业中具有先导性产业的资金需求。也就是说供给领先型金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企业能够创造出先导性产业或至少能创造出先导性产品，特别是先导性消费品，找到新的消费领域，从而刺激经济增长，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需求跟随型的金融发展，即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范围的持续扩张和产品的日益多元化，要求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和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而出现了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经济增长是金融发展的动因，金融发展只是完全被动地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现代金融机构的产生、金融资产的提供以及相应的金融服务仅仅是对实体经济活动中参与者。帕特里克认为供给领先式的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的初期处于主导地位，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成熟期，将主要是需求跟随式的金融发展。这一理论为我们进行金融支持航空经济的阶段分析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的思路。航空经济与其他经济形态一样，会经历形成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各个发展阶段中，航空经济建设面临的核心任务不同，从而会有不同的金融需求。在航空经济的形成期，航空经济的支撑条件还相当薄弱，为提升机场通达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当大，需要政府通过支持或创办多种形式的金融机构、创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制度、创新金融政策支持等方式来构建和完善金融体系，从而为航空经济发展提供全面深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领先型金融在形成期居于主导地位。
当航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被激发，并通过金融市场表现出来，由金融机构参与完成，提供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金融产品，以满足航空产业发展的金融需求，这就是帕特里克所说的“需求跟随”，其实质是金融市场对航空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需求的被动反应，是由航空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决定的。或者说，航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空间集聚产生什么样的金融需求，金融体系就会发挥什么样的金融功能，提供什么样的金融服务。经过了形成期和发展期的“需求跟随”，金融发展会极大地促进航空经济的规模和质量的提升，同时支持航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也得到了发展，从而为航空经济提供更多更好的金融支持，通过扩大资本投入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航空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伴随整个航空经济发展阶段的“需求跟随”。在航空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金融市场也将获得极大发展，金融机构及相关金融服务往往更加敏感，能先于航空产业提出金融需求之前，提供并引导航空产业相应的金融需求，产生帕特里克的“供给领先”。在这样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则会按照市场的原则，以航空经济的发展为导向，将金融资源最大限度地配置到航空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供给领先”则是由金融发展的外生性决定的，金融机构的健全程度、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金融工具的发达程度都决定了金融体系的供给模式，直接影响着航空经济的发展。
三、基于航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需求分析航空经济所处
发展阶段，其产生的投资价值、投资风险不同，对资本需求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从而也就会使用不同的金融工具，采取不同的融资方式，需要不同的金融政策和服务安排。从产业角度理解“航空经济”，指以航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以航空产业、航空关联产业和航空引致产业构成的航空产业生态系统的对金融的需求，构成了航空经济需求的主要内容。
（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金融需求根据上文提到的航空经济形成时期的特征，这一时期航空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有三个：一是改善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和硬环境。提升机场通达性，改善区域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提供保障航空经济发展的产业资源。出台相关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相关航空产业布局的长远规划。三是促进区域产业航空化转型。置换当前和未来均没有航空偏好的企业，吸引区外航空偏好企业入区，按航空偏好的强弱对企业进行布局。航空经济形成期的三大任务，决定了这一阶段的特殊金融需求。首先，航空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区域基础设施的建设，从提升通达性的角度考虑，在全球范围内的通达性，需要进行航空运输网络的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要进行机场及与机场相联结的公路、铁路、城市公共交通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一般非常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为例，按照实验区总体规划，到2025年实验区建设完成，需要万亿元投资，导致航空经济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其次，保障航空产业长远发展的金融需求。现在的机场一般建设在离市区平均距离是20-30公里的地方，这个距离的区域正好处在城乡边缘区内，因此会涉及多个行政单位的土地拆迁、农户安置及其就业安排等问题，航空经济形成期就要做好航空产业发展用地和未来布局的长远规划，而规划涉及的城乡统筹费用巨大。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例，目前实验区拥有的413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新郑、中牟、尉氏及隶属各行政区的土地，在实验区建设中涉及几十万居民的拆迁补偿安置费用。再次，吸引航空产业的金融需求。航空经济形成期，航空产业布局的优化度较低，航空产业主要分布在机场运营区和紧邻机场区，入驻产业也主要是航空运输或制造保障性产业，因其自身为机场和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提供服务；而从城市中心迁移出的制造业则因其追求廉价的土地以及机场附近交通条件的便利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诸多原因，也在邻近机场区的紧邻机场区布局。为形成更大规模的具有航空指向的产业布局，政府要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多轮的产业规划宣传，以形成具有前向后向联系的航空产业集群网络，形成资金的需求。最后，入驻企业所需的研发资金。航空经济的关联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当其处于形成期时，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产品的研究开发，只有实验室成果，还没有真正的产品，企业甚至尚未真正建立，但创业者能够确认其未来的产品在技术上是可行的。此时，企业或项目的整个财务处于亏损期，没有收入来源，无正式的销售渠道，只有费用支出，无直接投资回报。因为没有投入正式的生产运营，形成期对资金的需求不大，但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工业化生产过程的各种技术风险、产品风险、市场风险却极大，导致金融机构对其评级较低，难以获得商业性金融机构的风险投资，大企业的股权投资或商业银行的外部债券融资，又主要以政府研究开发资金、创业者自有资金或者自筹资金为主，这部分金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从属的经济体系，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扩散，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依存关系的发展，从本质上看，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如前所述，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发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金融危机发生后，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见表1），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当西方资本流入时，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表1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和负担率
年份债务额（亿美元）债务出口率（%）
198019901998198019901998
所有发展中国家6095147282465185.3155.8146.2
东亚及太平洋9412861697893.1113.4107.4
欧洲及中亚7552210435444.896.9126.7
拉美及加勒比257347547358201.9256.1202.5
中东及北非8381830205841.4119.1137.4
南亚38012991645160.5317.5201.0
撒哈那南部非洲6091774225866.4209.8232.1
再次，经济全球化将继续发展。国际资本和国际货币的多元化，以及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与金融竞争总会对世界金融贸易和资本运动产生难以预料的扰动和冲击。在世界经济不对称结构和发展中国家债务沉重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和出口方向的多元化不仅不会缓和或抵御这种冲击，反而可能严重化。如果实行金融和资本自由化，再度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即使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种危险性。
金融危机与经济周期分离的趋势进一步加强
传统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经济危机发生而引起的，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实物经济严重过剩的状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推动西方经济长驱直入金融资本主义，也促使一些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加速发展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在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占据重要地位，成为金融危机的主导因素。金融危机所反映的是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后的崩溃。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金融危机和90年代的金融危机都是如此。
虚拟经济是指以虚拟资本膨胀和交易为特征的经济，信用发展是虚拟资本膨胀、虚拟经济兴起的推动力量。虚拟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速度加快，要求融资形式的多样化、融资范围拓宽、融资成本降低和融资的便利。虚拟经济发展表明一国金融活动和经济货币化程度提高，社会生产和社会财富积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看，虚拟经济或金融经济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是人类经济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经的阶段。
但是，同实际经济的发展一样，虚拟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也不能超出它应有的范围。虽然人们目前还不能准确地指出这个范围，不过，从它服务于实际经济这一点来看，它确实存在发展约束。然而，由于虚拟资本市场脱离实际经济运动的特性，虚拟经济又往往出现加速膨胀的势头。虚拟经济逐渐超越实际经济发展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主要的方面，这就造成了金融危机领先实际经济独立发生的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促使西方国家，也促使一些发展中国加速发展虚拟经济，一方面是因为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支撑虚拟经济膨胀的资本来源全球化，使虚拟经济的膨胀完全可以超出一国国内财富和生产增长的限制。金融危机因虚拟经济过度发展而发生的条件得到强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虚拟经济过度发展的问题显然更为普遍和严重。一般来看，西方国家的虚拟经济是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高收入和大规模对外投资为基础的，国家信用如国债和货币发行是虚拟经济的主要支撑力量，货币金融政策是虚拟经济的主要调节杠杆，这就是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而在发展中国家，虚拟经济往往是以工业基础不完善、出口增长波动、收入分配严重失衡为前提的，资本流入和被动的货币扩张成为虚拟经济扩张的主要支持力量，货币金融政策调节虚拟经济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可以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是由外来资本拉动促成的，更具有外生性、泡沫性和敏感性与易崩溃的特点。起源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直接由虚拟经济极度膨胀而开始也就十分自然。当然，在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向外转移生产，一些产业已出现“空心化”，加上运用信息技术控制生产，实际经济过剩问题得到缓解，主要问题仍在虚拟经济方面。如果货币政策不当，国际金融资本在规模流入后急剧转为流出，仍然会导致虚拟经济崩溃和金融危机发生，只是在程度上与发展中国家不同而已。21世纪金融危机发展的这一趋势不会改变。第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继续加速，全球资本运动将继续高涨。由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贬值将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经济转为复兴，进而吸引西方资本涌入，虚拟经济将因资本流入而再度高涨。第二，还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进入工业化高速增长阶段，原有的新兴工业化经济则会跃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虚拟经济占优势会是一个经常性问题，而国际国内的不确定因素仍大量潜在，国际投机资本极可能卷土重来。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经济基础是很难改变的，如出口导向的生产结构、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对西方资本的过分依赖，等等。第四，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主义将进一步发展，但发展会不平衡。特别是欧元成为强势国际货币后，将对美国和日本的虚拟经济发展产生冲击，美国的货币政策可能不会像以往那样有效，日元资本外流将使日本的金融经济受到打击。西方的金融资本主义虽不会发生严重的挫折，但出现类似1987年的股市危机还是有可能的，这要看西方金融资本在内部滞留的时间长短。
金融危机的时间间隔规律大体上不会改变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危机没有按某种固定规则周期性出现。1960年在西欧出现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后，间隔7年又出现美元危机，然后紧接着出现法国法郎和德国马克危机，以及1971年开始的布雷顿体系危机。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加快。7年后，到1982年，金融危机转向发展中国家。此后又经过7年，由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开始，随后实行固定汇率的拉美和东亚发展中国家受到危机打击，金融危机的频率又明显加快。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经济运动的中心是资本运动，特别是金融货币资本的运动。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生产力水平快速提高，它们加速进入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而由于资本短缺，发展中国家只能接受资本和开放市场进行工业化，由此形成了资本由北方流向南方、商品也由北方流向南方的不对称状况。这种状况使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和商品流入中经济社会失控（一般只需5~7年的时间），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西方资本内在的追逐利润和实现价值的行为极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在发达国家之间，不同的货币资本具有一定的替代性，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衡和货币金融政策的变化刺激不同的货币资本不断转换，因而由大规模货币资本运动所产生的金融货币危机不可能有什么固定规则。假若说有规则，那就是危机随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和利率之间的差异相对变化，并且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国的金融资本膨胀而加速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金融危机正是如此。但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货币资本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西方金融资本主要是在西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进入发展中国家的，高利率、固定汇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是主要吸引因素。尽管如此，一旦西方金融政策和经济形势变化，或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社会经济问题暴露，货币资本间的差异和矛盾就会显著激化，中心与之间的资本运动状况就会改变，所以，在发展中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呈现周期性。世界金融系统的变化和矛盾、世界经济系统的不对称发展是这种非周期发生的客观基础。资本循环、复杂系统混沌原理足以解释这些问题。简而言之，在一个无规则、内外经济金融紧密联系、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世界体系中，任一对外收支不平衡和资本耗散能力较强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随时随地发生金融危机，只要存在扰动和资本自由移动的条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那就是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开放的时间长短和资本流入规模，它们决定危机条件是否成熟，决定扰动是否导致资本大量外逃。
危机随世界经济和货币结构调整发生的可能性增大
21世纪，世界货币结构也将发生重大改变，当前存在的美元中心结构将为美元和欧元的两极结构所取代。2002年欧元实体货币已正式流通，估计3~5年后欧元将会有力地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并对日元的国际化发展产生抑制作用。在未来10年左右，美元和欧元将平分秋色。还应看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正在加速发展并逐步走向区域货币合作或货币一体化。这也将对世界货币结构产生有力冲击。在这种结构变化、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来源、外汇结构都将经历大幅度的调整；不同的国际货币也将激烈竞争、相互取代，由此引起金融冲击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加大。
就发展中国家而言，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世界货币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除了外资大规模进出产生的金融震荡之外，还可能集中在资本外逃方面。资本外逃指一国资本所有者向境外转移资本的行为。资本外逃有多种方式和渠道，主要包括：（1）贸易融资。通过低报出口合同金额和高报进口合同金额，将多出的外汇资本移往国外，投资国外资产，本国损失外汇资产。或者干脆虚报进口，骗汇抽逃。（2）推迟和提前贸易结算。对出口该收汇的结算推迟，对进口则在预期本币汇率下跌时提前结算汇出。（3）转移价格。有国外分支机构的国内公司或在国内经营的跨国公司，利用内部贸易中的定价机制转移资本。（4）对外投资。对境外投资时，采用虚报投资、截留投资收益等方式将资本大量移出和留存海外。（5）利用非法商品贸易活动转移资本。资本外逃导致一国外汇资产大量流失，使发展中家外汇资源枯竭、货币持续贬值、国际收支和对外债务日益严重。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之后拉美国家出现经济长期萧条、债务危机反复发作、国内金融近乎崩溃状况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外逃。20世纪90年代东亚、俄罗斯和墨西哥金融危机前，国内资本外逃也产生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例如俄罗斯从1992年以来，每年资本外逃达GDP的6%，占国内储蓄的8%~18%。
从经济全球化发展和20世纪90年代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政策反应看，区域货币合作、资本市场开放、浮动汇率和经济结构调整代表着一种主流趋势。这种趋势的发展，完全可能为新的金融危机生成创造条件和时机。
金融危机的范围和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金融危机由国别性危机演变区域性和全球性危机的基本途径，是经济与金融联系加强的多样化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则是基本机制。所谓危机的传染性和传导性，就是指金融危机由区域内一国向区域整体、进而向其他区域蔓延扩散的特性。
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一种机制是区域内和区域之间的贸易联系。就区域内而言，当一国爆发金融危机后，该国货币大幅度贬值，使其贸易伙伴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状况极易诱使投机者对其贸易伙伴国进行攻击并获得成功，因为贸易伙伴国出口减少、进口增长导致外汇储备减少和失业率增高，在客观上和主观上都难以在投机攻击中维持固定汇率；区域之间也是如此。金融危机传染的第二种机制是资本市场联系。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该金融资产价格大跌，由于区内各国之间的资本联系，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和投资者也遭受损失，流动性受到破坏，相互支撑的力量减弱，因而导致其他国家资本市场和金融状况恶化，从而也易被投机者攻击导致金融危机。第三种机制是区外国际信贷者和投资者对区域内各国经济作相似的判断和预期。当区域内一国发生金融危机时，区域外的投资者困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通常认为区域内各国经济金融状况基本相似，出于减少资产损失的考虑，不是从区域内其他国家抽回资本就是减少信贷提供，导致整个区域爆发危机。
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的制度原因主要在于供给主体不同。制度供给主体包括国家、组织和个人。有效组织是经济完善制度的关键，因为组织会以创新的角度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达到利益最大化。但是现阶段许多金融组织产权关系模糊不清，以农村信用社为例，它作为农业银行的基层结构，在所有者权益或者亏算方面，很难界定由谁享受或承担，在实际的运营过程中，社员进行入股以及得到的分红与以往的存款及所得利息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导致社员的产权没有独立性。个人也是金融制度中的主体，但由于农户在改革中没有太多发言权，这就使金融制度创新受到很大阻力。另外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主体国家，很多时候所提供的金融制度并不适用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比如农村信用社由省级政府管理。在面对政治、经济、军事等压力的情况时，国家可能为短期利益最大化，牺牲农村经济利益。所以在进行制度供给时，以国家作为金融制度改革的唯一主体，很容易与农村金融与经济实际情况脱轨，出现不协调的情况。
1.2制度变迁模式的影响因素
制度变迁模式主要包括强制性与诱致性变迁制度。前者是以国家为主体的制度模式，农村金融与经济的不协调很大程度是政府强制供给的结果。这种制度模式下信息具有滞后性，是创新率以及有效性低的表现，受到外部因素环境影响时，很容易造成农村经济瘫痪的情况，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系模式下经这种制度模式被广为使用。另外一种诱致性制度一般指企业或个人自行组织和实行，经过国家确认的制度模式，制度的弹性有效率比较高，创新成本比较低。改革开放以后，诱致性制度模式开始用于城乡企业之中，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抑制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农村经济主体缺乏自主性，如农业发展银行的成立、农村信用社的改革等。因此在金融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经济的发展也受到很大影响。
1.3制度创新环境的影响
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制度的创新环境为前提，创新环境中最有效的制度便是创新激励制，农村金融体制与经济制度创新不协调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农村金融制度中缺乏激励机制。现阶段国家的金融管制一直比较严格，尤其对民间金融不认可，因为它没有法律地位，所以经常以打击的手段将其抹杀，导致整个农村金融市场缺乏竞争性。另外对农村金融制度的创新需要太多的成本，新制度体系代替旧制度过程中，会影响到很多政府部门以及金融组织的利益，所以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制度的创新改革很难得到支持。同时农户的创新能力也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来保障农民的实际话语权，所以在金融制度完善过程中很难发挥作用。
2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不协调发展的制度分析
2.1信用制度分析
制约金融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信用，但农村经济中，金融信用体系一直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阶段农村的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金融机构很难对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做出信用的评估。另外农村获取消息的渠道过于狭窄，经济信息开放的程度很低，企业及个人在信息量掌握方面都很欠缺。同时金融机构也无法合理地分析农村企业及个人的经济活动。
2.2法律制度的分析
从一定程度上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主体在法律法规体系中缺乏制度保障，如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等。金融债券方面很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使农村金融机构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严重阻碍了金融机构的发展。
2.3监管制度的分析
农村的金融监管缺乏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很多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是为内部利益以及监管权利服务的，忽视了农村金融需求主体的利益，另外现阶段的正规监管机构以及非正规的金融监管机构都缺乏健全的规范体系，大多以无序化的方式进行管理，导致监管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农村金融方面问题日趋增多。
2.4中介制度的分析
当前农村金融业务主要体现在企业和个人的贷款方面，很多个体企业中存在做假账、虚假报税等现象，导致金融机构很难了解企业的实际情况，对个人贷款用方面也难把握，加之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信息频频出现等，使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受到很大阻碍。
3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不协调发展的措施
3.1建立健全信用体系
农村金融体制的完善需要加强企业与个人的信息统计，并利用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与传递，保证金融机构与金融需求者的信息沟通。此外必须要采取责任制与奖惩制，使每个部门严格执法，减少金融生活中的失信现象。
3.2创造农村金融法律环境
现阶段农村企业及个人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束缚，将自身融入新的经济体制模式下。法律法规体系需要不断完善，明确企业和个人的权利、义务及利益。同时农村信贷金融机构也需要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3.3完善农村金融监管制度与中介制度
农村金融监管方式需要逐步调整，根据农村实际情况，以现代化方式和理念进行金融管理，主动采取风险控制与防范的措施，将监管工作做到透明化，使监管制度更加完善。此外对于农村金融的中介机构，需要逐渐转变意识，使整个行业向市场化以及竞争化方向迈进，以相关的政策规范引导中介机构提高服务水平。同时要多引进发达国家的金融管理经验及组织形式，完善农村金融中介制度。
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建立了以合作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为基础的农村金融体系，但它们之间的功能既有重叠，又有空缺。因此，必须对它们进行革新、调整和补充，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更好地满足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一、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1.政策金融力度不足。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承担国家规定的政策性金融业务并财政性支农资金的拨付，政策金融体现国家意向。随着农村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发行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一是作为政策性银行，其资金来源于财政拨款，长期以来资金拨付有限，且资金不能按时到位，有时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筹资成本上升，制约了农业发展银行的发展；二是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农业发展银行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三是业务单一。本来政府建立农发行的目的就是要给农村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后来成了农副产品收购银行，仅在农产品的收购、储备、调销等纯政策性方面发挥作用。而农村很多需要政策性支持的事情，如农业的开发，农业科技的推广等方面作用较少。
2.商业金融嫌贫爱富。农村商业银行，全国数量较少，尚处于初始发展阶段，人们的认识尚不全面，具体的经营中表现为制度不健全，运行不规范。农村商业银行的资本不足及所涉业务的自然脆弱性，使其经营发展天生具有局限性，商业金融要赚钱就必须考虑交易成本和风险。大部分农民需要小额、频繁、多样的贷款，交易成本相对高一些。风险管理方面，商业金融对农民担心较多。发展空间很大，但愿意投入的主体很少，对从事农业的资金投入缺乏政策、法律上的倾斜保护。
3.合作金融名存实亡。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撑。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应看到，农村信用社在发展中日益突显出产权不明晰、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体制不顺、历史包袱沉重等一系列问题，已经逐渐失去了合作金融的特性，严重影响到农村信用社的发展和效益提高，逐步成为制约扶植“三农”发展的瓶颈。
4.民间金融缺乏规范。农村民间金融作为一种非制度化的体系，适应于农村传统的固有经济模式，再加之其形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在农村的金融体系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农村经济融资的主要渠道。农村民间借贷在活跃农村金融市场、扩大农户生产经营资金来源、促进农村个私经济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目前民间借贷来源主要是地下钱庄等。因此，我们也不能忽视其由于缺乏监管所容易引发的问题。首先，由于民间金融活动缺乏必要的管理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支持，民间借贷风险大，容易引发债务纠纷。而且民间借贷具有为追求高盈利而冒险或投机的一面，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和影响社会稳定。其次，民间借贷其利率比银行同期利率较高。一方面加重了农民和中小企业的负担，另一方面严重影响了国家利率政策的全面贯彻实施。
二、完善农村金融体系的思考
鉴于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存在的以上问题，应当从以下几方面为切入点，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以实现农村金融又好又快发展。
1.在政策金融方面，拓宽政策性银行服务功能。针对农业发展银行业务单一，难以发挥政策性金融的职能的局面，重新界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范围，增加资金投入，充分发挥其政策性金融机构的职能。首先，要根据国家农业政策在作好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同时，资金的运用要支持农村的社会发展和公共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交通、水利、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投资力度。一是支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二是支持农村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地区平衡发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农村社会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抓住重点企业项目进行支持，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四是全面支持贫困地区人口尽快脱贫解困。紧紧围绕稳定地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稳定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重点支持有助于直接解决温饱的种植业、养殖业和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其次，加大财政投入规模，使农业发展银行的资本金充足。最后，加快农业发展银行管理的各项立法，使各项金融政策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1．金融市场化程度不高。金融缺口从根本上说是中国存在的金融压抑造成的，实际利率没有反映真实的资金供求，导致资金的过度需求和有效供给不足并存，出现金融缺口。信贷市场的利率管制、价格和数量歧视导致企业的逆向选择、寻租等现象，浪费了信贷资源；资本市场的行政管制则增加了企业的直接融资成本。［3］中国银行体系、证券市场等建设的滞后加大了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中小企业在中国发展历史相对来说较短，但是发展速度比较快，而金融体制的改革、证券市场的发展等相对来说要滞后，由于缺乏专门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与市场，这导致了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窄。在国内金融抑制和银行主导型融资的大环境下，中国的资本市场相对于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整体状况是远远落后的，其发展缓慢且滞后于经济发展。［4］在直接融资方面，中国对股票和债券发行做出规定的条件极力严格与苛刻，进入的门槛过高,使得中小企业望而却步，无法通过直接融资满足自身经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在国外，中小企业以股票市场、二板市场、企业债券等直接融资为主，美国高达50％以上，中国仅占3％左右。目前，中国中小企业主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资金来源主要是自筹和贷款。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设立了中小企业板块,为中小企业专设了一个新的融资平台。但是其发行上市条件和上市程序与主板市场区分度不大。对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讲，较高的进入门槛使在中小企业板块上市依然可望不可及，难以实质上为中小企业提供触资便利。经国务院同意，2009年10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创业板开板仪式，这意味着酝酿10年之久的创业板开板，也成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新举措，有助于中小企业融资。在发行企业债券方面，由于涉及金融风险问题，民营中小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难以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另外对中小企业来说，其规模小、资信记录空白、评级机构在对其风险评级时手续复杂，债券的包销费用高昂，企业难以承受。国家对上市流通债券等级的要求也是一般中小企业所难以达到的，这使得债券自由流动性受到很大影响，投资者对小企业发行债券的信用存在顾虑，缺乏购买信心，［5］中小企业难以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取得资金。
2．金融自由化深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银行业的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金融体系是国有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政府金融政策的重点一直是建立一个广泛而发达的银行体系。1992年之前，政府对金融部门采取的主要政策是金融压抑，维持国有银行在金融部门中的垄断地位，包括准入限制、规模限制、业务限制等，以便通过国有金融部门来支持经济增长（主要是体制内经济的增长）和维持宏观经济稳定。这一目标定位使银行部门的功能性缺陷越来越明显，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下降，也难以为快速发展的非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持。而市场结构的垄断性和产权结构的单一性还阻碍了国有银行自身效率的提高，使其缺少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资产质量和防范金融风险的内在激励，出现了“大而不倒”的局面。1992年之后，金融政策开始由金融压抑逐步转向金融自由化，以满足不同经济成分的融资需求。金融政策的转向有助于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提高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效率，并逐步向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方向发展，进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其自由化深度不足，削弱了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功能，降低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尤其从区域视角来看，政策对地区金融深化过程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但是从沿海到内地的改革次序使得东部地区得到了比中西部地区更多的政策支持，东部地区借此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西部地区从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逐渐获得了政策优惠，中部崛起战略则开始得更晚。无论是从速度还是效率上来看，中部和西部地区的金融深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是，本来需要大量投资的中西部地区难以获得相应资金，而原本拥有充裕资本的东部地区又从中西部地区吸引了资金。投资渠道的单一以及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稳定，导致这些资金涌入股市、房市，进一步加剧了实体经济的资金供需矛盾。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的另一个影响则是加剧了“割裂”性的经济结构，使得资本报酬率在三大区域间的差异进一步拉大，进而则影响了全国的经济增长质量。
3．金融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是企业竞争力尤其是金融企业竞争力形成的重要源泉，因为现代金融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点，金融业务、金融管理、金融机构以及金融制度的创新成为提高金融绩效的必然路径，现实中富有竞争力的国际金融集团如花旗、汇丰都能通过金融产品和技术等创新，向全球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以求获得利益增长。中国金融机构由于体制、技术和观念上的制约，使其金融自主创新意识不强和创新能力不足。外资金融机构由于熟悉国际金融领域，长期分析国际金融形势，注重市场开发，早已经通过市场磨练形成创新制胜的观念,并具备很强的技术和金融产品创新能力。基于此，外资金融机构可迅速确立在新型金融业务方面的优势，建立业务竞争优势壁垒，争夺优质客户，建立高端业务，压缩中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空间，加大中资金融机构业务竞争能力提升的时间成本。
4．风险管理水平不高。风险管理能力是提升金融业竞争力的重要保证。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以及对金融风险的管理，包括识别、交易和转移，始终是金融业永恒的话题。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来看，金融风险的管理和控制仍然是全球金融业面临的重大问题，金融全球化给全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商业机会，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融资渠道，但由于金融生态环境的风险，最终会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发展，并形成金融行业的风险。面对成因复杂的金融风险，外资金融机构一般都已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制度，建立涵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拥有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和手段。近年来，尽管中国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已有所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有所增强，但在风险管理的理念、风险识别的技术和风险处置的方法等方面，与外资金融机构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样势必就会影响到中国金触机构竞争力的提升。
二、完善金融市场的路径选择
目前，世界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完全消除，联合国的《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指出，世界经济增长在2013年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低迷，并且在随后的两年中全球经济面临滑入再度衰退的极大风险。有鉴于此，金融市场应当根据经济创造的实际需求进行体系建设，充分发挥金融市场的核心作用。根据不同类型的企业需求，兼顾企业的投融资需求、避险需求和国家的宏观调控需求，为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与国际化准备条件；实现多层次金融市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金融市场创新、金融管理创新和金融监管创新十分重要，以便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规范运行，在提高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的基础上，提高金融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再配置效率，提高社会投融资的便利度和满足度，加大金融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力度，促进金融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1．金融投资创新。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两个动力———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其中，金融投资将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激情。同时，金融投资创新也将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创新既是企业家精神的实质，也是创业投资的核心。创业投资是投入到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创新型企业或项目的一种非公开权益资本，或权益资本连接，它是非公开权益资本的一个子范畴，是一种特殊的非公开权益资本。它是通过积极参与所投资企业建设并最终实现资本增值的、新型的具有生命力的资本运作模式。创业投资与创新的关系不仅在于它对于创新本身的贡献，更在于它促成创新项目的商品化过程，在于它为创新提供了实现其价值的平台或渠道。风险投资是通过帮助创业者来建造这些企业，从而使创新实现价值。创业投资不是投入现在，而是着眼未来，机会与风险共存是创业投资的重要特点。创业投资对于风险具有较高的容忍度，是因为它对于机会的不懈追求。为了追逐高额回报，创业投资往往投入那些快速增长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企业。创业投资被誉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这是由于创业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的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新的增长力的投资，是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投资。因此，各国（地区）政府都大力支持创业投资，政府对于创业投资的支持尤其体现在其对于科技企业的投资上。
2．金融监管创新。随着中国金融业全面对外资开放，如何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将是监管部门面临的挑战。监管理论的成本收益说不是单纯地回答需要不需要监管，监管好还是不好的问题，而是提出应当在成本和收益中权衡，以实现“适度监管”，提高监管效率。精确衡量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虽然不易，但对单个监管政策进行评价时可以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在不同选项之间进行择优。在不同国家，金融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具有制度差异。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所处的经济、社会和法律制度不同，监管的成本和收益的具体内容可能与发达国家有所不同，这就为探索中国金融业监管的成本和收益分析模式提供了空间。激励监管理论注重发挥被监管对象的主动性，可以减少监管机构对金融机构的不必要干涉，还有助于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者的整体声誉。在中国强化监管中的激励因素还有助于改变中国传统的行政性管制，优化设计金融监管机制。但要在中国金融监管工作中引入激励监管机制，如事先承诺制，还需要一定的环境支撑，即更新监管技术手段，提高监管者素质；加快银行会计制度的改革，确保银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强化市场约束力量，加大信息披露力度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