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司法公信力关注中国法官
一、前言
司法公信力是社会公众通过可以信赖的司法程序，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案例产生的普遍信服和尊重，而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近年来，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的学者和法官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1]。在专家学者看来，由于司法体制上的弊端，加上极少数法官的裁判不公、贪赃枉法，极大地破坏了司法的公信力，也使得部分群众对司法不信任，从而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司法公信力不足的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着力从司法公正与加强司法公信力建设入手，特别是“法官职业化”改革的全面启动，使得司法透明度得到进一步增加；在完善法律监督制度的前提下，规范法官行为，及时纠正错案等等，从而使我国司法公信力有了长足的进展。然而，由于中国法官特别是基层法官“临时的任期、不固定的身份、低廉的待遇及人身、物质保障的不足对法官的影响”[2]，使得法官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或耽于人情，或通过司法权的寻租受贿，知法而不公正判决时有发生。这种“错案、冤案时见报端，媒体的披露、上访的增加、以及人民群众对司法系统的不满，都令司法的公信力到了危险的边缘”[3]，这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司法公信力的根基。本文笔者作为一名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出于对促进中国法治进步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极大热忱，从分析司法公信力的内涵入手，对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因素以及构成要件作一个较全面的评价和阐述，在充分探讨司法公信力因果效应的基础上，进而就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提出自己设想，旨在抛砖引玉。
二、司法公信力的基本内涵
司法是人类创立政府后用以定纷止争、惩治犯罪的手段，也是人们在对自身价值追求与个体行为能力的有限性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而不得不作出的选择[4]。而公信力来源于英文的“Credibility”[5]，它是指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公共权力面对时间差序、公众交往以及利益交换所表现出的一种公平、正义、效率、人道、民主、责任的信任力。司法公信力是指司法人员（本文仅指法官）通过长期地司法执法活动向受众提供正义、公平、可信、权威、高尚的执法案例，在受众心目中建立起来的诚实守信、公正、正派的信任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所形成，在社会公众中的广泛的权威性和信誉度，在受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司法自身魅力。
（一）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执法活动的信任期待。司法公信力的外在表现集中体现了社会公众对法官的一种主观期待和信任渴求。能被公众所渴求的东西，必定是为其所折服和向往，没有信任渴求，司法公信力就不可能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司法公信力就是一种司法的信任。这种司法信任的担当不只是一个对过失惩戒的问题，同时还包括司法机关对受众权力的保障和承诺。司法信任的这一特性，就要求我们的法官在履行司法职责时，既不能以断然否定的态度来看责任担当，也不能对责任担当予以极端化处理。司法公信力既包括受众意识所形成的带有价值评判参数的有关公平、正义和自身存在的一系列观念，又包括受众的感情、态度和行为折射出的责任信任。而就其形式来看，它是指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中确定的司法模式和内心信任尺度。所以，对公众来说，完全把司法公信当成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平衡阀，把法官当成自己权利获得保障救济的“衣食父母”。
（二）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司法公信力作为一种包含受众对司法裁判的感受、体验和认同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是受众对其所认可的客体所持的坚定不移、矢志不渝的态度。就司法整体而言，衡量司法公信力大小主要应从真实、敏锐的洞察力及权威性、浓厚的人文关怀以及执法活动等方面进行。也就是说，司法公信力是受众通过可以信赖的正当程序，对法官执法过程的权威性产生普遍的信服和尊重的程度。在这里，受众的法律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官对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从而理解到什么样的行为是合法的，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法的，什么样的裁判是可以接受的。就司法个体而言，司法公信力大小往往从法官一次心证公开的利益衡平，一次人性化的调解，一次正义的裁判，都能够客观全面地得到印证，使当事人从中了解一个法官在司法审判中的思维过程和理由，并且准确反映出受众对公正、程序、自由、效益的整体价值追求，从而体现司法裁判的自身价值，即使裁判结果与公众的利益无关，也会获得公众的认可，成为法官向社会公众宣传法制，树立司法权威的重要窗口。可见，司法公信力是法院执法活动晴雨表，一个没有司法公信力的利益衡平，虽然它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没有生命力。司法公信力离不开公众对法官自由心证的价值认同。
（三）司法公信力是受众对法官公正司法的自觉维护。我们知道，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必然以受众行为的外化为依托。而司法公信力由于受众对象的不同，应具有明显的公众性特征。这种行为特征对司法机关而言，不仅应表现为对法律规范的忠实维护，还应表现为法官对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责任义务的绝对履行和自觉服从，它是与权力的滥用相对立的。当然，法律至上是法官行使权力的唯一准则，权力滥用则是树立司法公信力的大敌。法官如果沦为法律的践踏者，不仅使一般社会公众的权力和利益受到损伤，而且从根本上摧毁了受众对法治的最后希望，使法律的尊严和威信荡然无存。历史经验证明，司法公信力的丧失，与司法人员对权力的滥用是分不开的。因对一般公众而言，司法公信力表现为公众对法律秩序的自觉遵守和对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法维护。如果公众遇到问题和纷争，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而是通过私了、上访或其他过激行为，不仅行为本身与法制的要求相悖，而且还可能因此造成对法律秩序新的破坏[6]。因此，对司法公信力起支撑作用的法律规范，它的规范功能是通过其固有的正义性来体现，并通过对这种正义价值的认同达成公众对法治秩序的自觉遵从。
三、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分析
在一个法制国家里，为社会主体提供司法保障和赢得公众的信任，是司法机关和法官的共同价值追求。然而较之于个人信任更多地取决于自我价值追求来说，人民法院作为司法公信力的主要载体，以其特有的强制性、法律性、正义性、权威性对社会系统信任以及公众生活的良序建构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对于司法公信力的道德价值分析，必须立足于社会法制生活和公共生活，理性地、全方位地分析其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属性，方可有助于司法公信力的合理建构与有效维护。
（一）司法公信力缘于司法责任信誉
司法公信力既是一种社会司法系统的信誉，同时也是司法权威的真实表达，现代司法是以公众作主为前提的公众司法，这意味着这种公众司法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因而对公众的权利负责是法官的“天职”。一般来讲，司法责任是与社会和谐相联系的责任，即法官在提供利益衡量和法律服务所应承担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实际上是一种有限责任。倘若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大包大揽，勉力为之，同样也会造成司法权威的削减和失信。因此，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做到“司法为民”，不仅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而且还要有分解、化解司法风险的科学决策和应变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确保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提高司法效率，并使各类社会主体在平等享有这种权益的同时，与司法机关共同分担这种获益的风险与责任。[7]也只有这种责任担当，才会增强公众对司法评判的认同感和信任感，使司法公信力增值。
（二）司法公信力缘于司法评判信誉
在现代社会，我们知道有各种各样预设的价值前提，而现代化把合理性导入司法领域，使合理性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对自身行为进行自主性思考和自由选择，当然也有权利对存在于普遍交往实践中的那些与自身利益相关的行为，尤其是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制度、司法职责、执法结果给予是否认肯、合作与参与的评判。而司法最后做出来的结论实际上是法律判断，是宣告法律，它的效力等于法律。[8]在这里，就面临着裁判是否妥当的问题。一般来说，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这种评判信誉有两个方面：其一，公众基于社会公正对法官的司法理念及其制度体系所进行的法律性评价。这种评价是以当事人中普遍存在的公正诉求即他们的道德利益来对法官行为所作的评价。当然这种法律评价会涉及多方面的具体内容，但在公众眼里有个最基本的评判标准，这就是看其是否具备和造就了一个公正和高效率的道德价值目标；是否有助于实现和保障那些与公益目标既具有趋同性，又是公众个体基本生存需求和基本尊严的底线权利。当这样一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时，公众势必会把这种道德认同自觉化为对整个社会生活的主动参与和积极创造。其二，公众基于自身权益保障而对法官的执法活动方式所进行的信用评价。这一评价的核心是司法公正。法官代表并实现公共利益，然而法官在其执法中也有可能进行利益扩张，如“”、“枉法裁判”等，这种情况造成司法权力不能为当事人提供进行正常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司法保障服务，甚至造成对他人利益的无端侵占或损害。如果任凭这些现象发展下去，就会引起公众的不满，造成公众与司法机关之间的紧张甚至对抗，进而影响甚至损害和削弱司法公信力。
（三）司法公信力缘于司法执法信誉
权力公平正义和司法公平正义是评判司法公信力的两个基本标准，这就意味着法院和法官要建立司法执法诚信，还需有两个方面的支撑：一方面是公众的认可、信任和支持；另一方面是法律的公平正义和司法执法活动的公平正义。因为司法信誉包括道德信誉和能力信誉两个方面。道德信誉为能力信誉的合法性基础，而能力信誉则为道德信誉提供支撑。公平正义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一种可操作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说，法律的公正性进而司法执法的公正性是否实现并有实效，不仅取决于是否有一套规范这些活动的抽象理念和准则，还取决于将这些理念准则严格地制度化及规范化后的操作水平。因为“公正的制度及其操作程序作为一个可明显感知的效益系统，其效益程度也就在实际上反映着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程度，它是检验司法权力及其公信力的客观指示器”[9]。故此，我们要使公众对司法制度真正产生信赖、服从和遵守，不仅需要司法机关及其法官做到“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控”和“权为法所规”，还需要具有严格规范且灵活多样的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而让司法执法信誉成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途径。
四、当前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当前，人民法院的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公众对法官的信赖程度不高，一些生效的裁判得不到执行，无论法院自身还是外部环境，都存在着一些影响司法公信力的因素。
（一）法官素质的影响
我们从近年来的各类错案来看，折射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法官自身素质的桎梏和影响。比如法官的整体素质与社会对法官的要求相比仍存差距。极少数法官还没“认清为谁掌权，为谁服务的基本属性”问题，“专门为某一类人服务，为某个人服务”[10]，导致作风不佳，形象不正；极少数法官仍存在办人情案、关系案甚至金钱案的现象。而有少数错案的产生，并不是法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不到位、运用不熟悉，有时，恰恰是他们运用自己专业知识的丰富，利用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以及对司法程序的陌生，而故意造成的”[11]。以上因法官自身素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这种知法而不公正的判决，极大地破坏了司法公信力，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受众对司法的信任和尊重。
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那样，“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12]。我们从实际社会生活来看，公众对于法律的真正感知，不是通过若干次普法教育，也不是通过一系列法律文本的阅读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生活周围的一个个鲜活的案例逐渐得以明晰的。但法院的公正一旦遭遇当事人和公众的质疑，其作出的裁判也就很难获得信任。象近年来越来越多涉法涉诉案件的产生，就是部分受众“不信法、信上（级）不信下（级）、信大（官）不信小（官）”，对司法不信任的表现和结果。
（二）受众心态的影响
司法公信力是公众对公正司法的客观评价，公信力与公正互为表里，不可或缺。事实上，目前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少制约因素又来自于司法之外。由于历史上遗留的“自古衙门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腐朽观念仍没根除，一些人深信法官“吃了原告吃被告”的传闻，在官司败诉之后，总怀疑法官得了好处。从笔者所在的法院来看，法官接手一件案子后，往往是“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托人”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种情况多了，难免给有关机关、领导以及知情群众造成法院公信力不高的印象。加之司法宣传还不够到位、群众监督司法的渠道还不畅通，也导致社会上关于司法不公的“小道消息”仍占领着舆论阵地。这样一来，一部分当事人对司法的不信任就可能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态，这也是影响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知道，法院审判有其内在的司法规律，对这一规律的遵循与司法受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差距。比方说，法院讲究证据，不少当事人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既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还认为是司法不公；有的不了解诉讼权利具有“过时不候”的特性，过了诉讼时效才来主张权利，自然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这样一来，不懂法的受众对法院依法作出的正确判决也不理解，这也是导致司法缺乏公信力的因素之一。另外，中国老百姓传统上形成的“屈死不告官”的心态，令他们即使受到不公正的判决，也会默默忍受。即使一些不公正的判决得到部分改正，由于时过境迁，那些故意造成错判的法官，也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责任追究。当司法的公正不足以保证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沦落为少部分人或利益团体的工具时，司法的公信力就只能如此不足，这是现代社会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梗阻。
（三）司法体制的影响
虽然近年来最高法院一直从法院内部入手，努力实现公正与效率，从而来提高司法的公信力，但司法功能的滞后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司法体制问题仍是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在工作中存在的体制方面的一些痼疾仍难以解决。
1、司法模式行政化。从西方法治国家的经验来看，司法独立是实现提升司法公信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司法权的非行政化。而司法独立又是以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为根本的。没有后二者的独立，司法独立就是一句空话。从我国现行法院的内部管理来看，其行政化特征十分突出。从院长、副院长、庭长到普通法官，都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行政管理体系，这种行政等级管理体系是按行政官员的官阶加以套用的。行政性的官位成为法官在法院中地位区分的一个重要标志[13]。从司法的作用来说，“在对法律的适用和理解上，所有的法官一律是平等的。”但“我国目前的司法体系和法官级别设置还有很浓的行政色彩”[14]，行政级别高的法官不仅意味着能得到与其行政级别相对应的较高薪俸，而且这种较高官价就是集中在法院内部的领导层，并掌握着大到整个法院、小到每个案件的最终裁决权。[15]也正是由于法院工作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审判工作规律未得到充分的尊重和把握，使得当事人原本想通过程序上的救济功能来实现救济的目标彻底落空，无形中破坏了司法公信力。
2、司法权力地方化。由于权力配置的技术性原因，司法实际上依附于行政，造成了法院受制于行政的现实，法院不能真正获得独立的司法主体地位，也使法院的司法权全面走向地方化。因为“在人权、财权均受制于同级党委或政府的情况下，地方各级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而不受党委、行政的某些干涉，显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员处于要么坚持原则、秉公办案而被撤职、免职或调离，要么听之任之，违心办案而保住‘乌纱帽’的两难境地！”[16]也正是由于司法权依附于地方权力，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司法活动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服务的种种派生的行政性任务和指标。如果“司法者采取主动的行为，试图积极地发展和解决社会中出现的或潜在的纠纷，势必将自己卷入当事人的冲突之中，难以保证公正的面目”[17]。而司法的正义性要求“法官不应有支持或反对某一方的偏见”[18]。在这种司法权严重地方化的行政体制下，必然使得司法公信力大打折扣。
3、司法活动功利化。由于我国当前的司法权还缺乏有力的监督制约机制，或者说现有的制约监督机制难以达到遏止司法专横的目标，使司法活动的功利化的顽症仍不能从根本上提到根治。一方面表现为公权私有化。少数法官打着独立审判的幌子，公开或不公开地利用手中的审判权与当事人搞权钱交易，把国家司法权变成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贪污受贿，枉法裁判等。另一方面表现为司法权人情化。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常常受同事、领导、亲朋好友的影响，用亲情驱使司法权，用亲情代替司法公正。也正是由于法官不可能在“真空里生活”，必然导致其审判活动在价值取向上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导致一些法院法官在司法活动中，为了小团体的利益和一己私利，为维护本地利益而搞地方保护主义，为保护自己亲朋好友的财产不被执行，公开或暗地里允许违法事实存在，对一些不法分子与司法机关对抗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通风报信，充当保护伞。也致使司法公信力在司法功利化的影响下失去了应有的魅力
4、司法人员选任公务员化。按照法治国家的要求，法官必须走精英化、专业化的道路。但我国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一方面，表现在法官和在法院内部从事行政工作的人员没有什么区别，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庞大的法官队伍。这种庞大的法官队伍，不仅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的负担，使国家难以对法官实行高薪养廉政策，削弱了法官的荣誉感和对法官职业的认同感，而且阻断了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影响到法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表现在对法院领导层选任的行政化。由于我国对法院各层领导者的调任，是按照行政长官的安排程序进行安排，政治考虑因素多，专业因素考虑较少，使得法院领导层的选任与公务员进入行政机关并无二致，这就决定了法官的专业因素基本上处在一个不被考虑的状态。尽管我国的《法官法》对专业要求提出了一些限制，但实施情况并不如意。特别是目前这种管理体制，还很难使法律专业的高层次人才进入法官队伍系列，就是对“已经进入司法审判机关为数不多的高学历人才也因各种因素难以久留”[19]。同时，法院人事管理机制上还存在的“进出口”不畅，这也导致了法官队伍难以优胜劣汰。这种司法人员特别是领导层面的公务员化既影响了司法公正，也影响了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五、司法公信力的构成要件
司法之所以具有公信力，在于它的司法保障性、正义性、效率性、权威性、民主性。我们对司法公信力构成要件的分析，应着眼于司法制度运作所体现的价值追求，考虑法律规范体系在运作过程中社会公众的可接受性和信赖度，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能否充分反映社情民意。
（一）司法保障性
司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一切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体的司法体系，司法保障则是维系社会和谐和发展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一套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之所以为社会公众所尊崇和向往,往往是把司法保障作为其规范社会的基本使命而存在的，司法保障在构建保障社会和谐方面发挥的作用如何，也理应直接地反映到司法公信力上，这也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基础。一方面，如果司法保障功能弱化，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现阶段，对公民各种权利救济功能的缺失,不仅加剧了各种社会主体对公民权利侵害的随意性,就是在司法活动中,司法的根劣性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和侵害也是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重要原因。如当前公众反映较强烈的执行难问题,司法效率低下的问题等等,都是背离了社会民众对司法的信任。由于司法的保障功能弱化,实际使我国的法律制度远离了对公众的价值期待和终极关怀,使我国的司法制度缺少一种让社会公众赖以信任的基础,从而也伤害了人们对司法的合理预期。另一方面，如果司法执法专横，必然导致司法公信力的丧失。如果司法不是公众的司法，必然走向专横。而这种专横对公众权利的伤害则更大。所以，要确保司法具有公信力，我们必须对我国现行司法制度特别是执法运作过程中的程序司法制度按照“正当程序”的规则进行符合“正义性”的原则来进行检讨和修复，必须要对我们的司法制度进行人性化的改造。否则,我们不但不能让司法来保障社会和谐，更不能树立司法的权威,而且只能越来越扩大司法制度与社会公众的内心分离和对立情绪，使得司法公信力下降至危险的边缘。
（二）司法正义性
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重要价值依托。正义是基本的法律价值，也是司法公信力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正义意味着公平、公正，而司法一词应以公平、正义为基本素质，英文“正义”（justice）的另一含义就是“司法”，说明正义与司法是密不可分的。[20]司法正义的构建既需要政治权力的利益考量，也需要公众的全力参与，同时还需要甚至更加需要普遍性的社会支持。“法律必须靠原则的公正以及国民对它感兴趣才能获得支持”[21]。因此，司法除要公平外，更重要的是要正义。正义是司法公信力的灵魂。而正义是什么呢？它是指作为实体的法律应是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良法，并且这种良法的运作过程具有程序的正当性和结果的正义性,使诉讼主体得到自己所应得。古代希腊法和罗马法均将“各得其所”视为正义，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正文开篇即对正义下定义：“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恒久的愿望。……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22]。只有司法对正义指向具有恒久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使公众对司法的运作能够进行可预见性的期待,这样的司法才会与人们内在的价值尺度相吻合,并由此激发公众的推崇和信仰，才会具有恒久的公信力。
（三）司法效率性
对于司法公信而言，正义与效率是它永远追求的价值主题。因为一切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利益纷争的受众,都希望司法能用最有效率的运作方式来实现其利益目标。而效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利益的得失直接关联的。司法一方面要维护正义，求得公理；另一方面要用最经济的方式促成这种正义的达成,这才是司法正义的本质。一旦司法运行提供给人们以方便，产生了巨大的效益,并最终带给当事人以利益,司法公信力才会被确立。然而，自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不断推进,各级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一主题,对司法制度改革进行了一系列积极探索。但现在看来，我国司法改革的力度还不够,还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司法制度正义价值的合理性期待。象对案件当事人因我们执法效率低下造成的损失,还没有建立相应的补救措施；还没有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对执法效率低下的司法人员进行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的执法司法效率责任追究机制。[23]伯尔曼曾告诫我们说：“一种不可能唤起民众对法律不可动摇的忠诚的东西,怎么可能又有能力使民众普遍愿意遵从法律？”[24]司法公信力的直接表现不仅在于司法的公平正义,而且还在于它在实现这一公平正义的价值目标时是有效率的。否则,这种公平与正义就是虚假的、为社会公众所不齿的，也是没有公信力的。由此可见,提高执法司法效率,是树立司法权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基本保证和前提。
（四）司法统一性
司法的统一性是法律公正的具体体现，是司法公平正义的原则要求,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同质同种犯罪必须得到同样的处理；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同类型案件必须得到同等标准的解决。为确保法律的统一性,美国法官通过对法律的理性判断和科学解释,在司法活动中创制了大量的判例,并把这种判例上升到法律制度的层面,与法律享有同等的效力。当审判活动中再遇到与这些判例相同的案例时,法官必须适用既已存在的判例。由于有了这种制度的保障,美国法律的统一性得到了很好的维护。审视我国的司法,适用法律的随意性问题却较为严重。同罪同种同类案件得不到同等对待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这不仅表现在司法结果上,而且在司法过程的各个环节都有反映。同罪却裁判结果不同在我国可以说是人人共知的。很多案件从侦查阶段就出现同罪不同刑罚的情况。如同一个团伙犯罪,其成员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基本相同的,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这些犯罪主体必须受到同质对待。但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中大量掺入执法者的利益因素,造成了执法有的利益驱动现象。一些犯罪主体利用经济上或人情上的优势买通相关司法人员,从而达到对其降格处理或不受处理的目的。加上当前我国司法机关经费保障存在严重缺陷,使执法司法机关的权力寻租现象得以合法化,以致造成大量的执法司法不统一问题。比如在利益的驱使下,因利益驱动引发的重罪轻判的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统一的一个突出表现。这种厚此薄彼、毫无严肃性可言的司法制度,是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的。
（五）司法权威性
司法的权威正是源于法官自身一贯的公平和正义的品质，源于司法的自身价值与公众的内心追求。“一位法官的点头对人们带来的得失，往往要比国会或议会的任何一般性法案带来的得失更大。”[25]如果一个自身不能以身作则、严格执法的法官，你是不能奢望该法官能树立司法的权威的。而司法要树立权威，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使司法活动成为公众的内心期许,使它在社会公众的内心产生一种折服和敬畏，使司法在规范公众的权利义务时,能通过司法的强制力,在人们的权利受到损害时及时进行救济,而且这种救济功能的实现是源于司法的公平和正义。正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指出的那样：“司法秩序没有主体者积极自觉的遵守法、维护法的话,法秩序是得不到维持的。如果没有守法精神,而仅靠权力,是不能得以维持的”[26]。只有司法在社会中得到普遍的遵从,群众的守法意识才会根深蒂固,司法的权威才会由此得以产生。所以,司法公信力是法官树立执法权威的生命。人们对法官的信赖，司法公信力的提升，既取决于司法本身是否能够以一种持久的公平正义的形态反映和实现公民的利益要求；又取决于司法机关执行和遵守法律的情况。事实证明，司法的权威不仅仅是来至于民众对法律的尊崇和信仰,更来自于对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官的司法公信力。
六、司法公信力的因果效应
司法公信力的树立缘于法律是否得到公众普遍的认同，缘于司法是否树立起广泛的诚信。而司法的诚信是司法公信力得以实现的基础，没有司法诚信，司法公信力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本。
（一）司法公信力来源于执法诚信
对于法官来说，其执法诚信在于执行法律规范的正义精神，即通过司法裁判的过程来实现一种公正的利益衡平。执法诚信是法官执行法律规范的时候，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推动下,进行的“恰如其分”的一种利益衡量。这种利益衡量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对法官的执法活动的演生方式和发展过程有一个可以预见的预期,即正当程序的演绎过程,能有效保障受众得到自己所应知和应得的东西,并由此使受众坚信法官是以一种不可动摇的姿态演绎这种诚实信用原则的。它主要包含以下内容：一是“审务公开”。即人民法院和法官的执法活动要全面公开。近年来,我国法院推行了各种形式的审务公开活动,为保证程序公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要提升司法公信力，树立法官的诚信形象，必须努力实现“看得见的正义”。二是保障诉权。即当事人的诉权应得到全面体现。在西方法治国家,由于有正当的程序作保障,当事人一般都会感觉到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即便法庭最终的裁决结果与当事人原来的预期有出入,当事人也会因自己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对待而接受这样的结果。三是结果公正。即司法结果应体现公平正义。法官审理案件，坚持在依法的前提下，要准确把握法律条文蕴涵的合理性，要努力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统一，追求宋鱼水式的“辨法析理、胜败皆服”的境界。四是全面履行。即人民法院的裁判应得到全面的执行。司法的公信在于法律的精神能够通过法官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司法的诚信也在于司法规范对社会的承诺能得到完全的履行。象当前法院还存在的执行难，不仅仅是法律权威的丧失,更是司法制度对自身承诺的一种失信。所以,司法公信力主要是源于执法的诚信。只有当人们确信法律能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能给自己提供安全的保障时,才会使司法公信力得到提升。
（二）司法公信力是一种条件反射
司法公信力是相对于法律规范和司法制度的运作状态而产生的,它是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运作状态的一种特殊的条件反射。因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心理意识的投射和外化，但由于条件反射客体的不同,决定了条件反射主体反应结果的差异性。表现在司法活动中,作为客体的司法活动的运作状态,直接决定了作为受体的公众的主观感受和主观评价。[27]
法官在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指引下，受众从中获得的感受必然是司法公正的反应,这种反应激发起受众对法官司法行为的认同。久而久之,受众就会对法治的需求增强,司法公信力也会随着这种条件反射而增强。随着司法公信力这种条件反射的与日俱增,受众对司法公正的理性认识也会与日俱增,最终将促使公众对司法公信力的迫切期待。相反,如果法官的司法行为是以司法不公、司法腐败为形态的,它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也必然是对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反应。即演绎成逃避司法、厌讼和怕讼的心态。比如象现今一些受众总想通过寻求党委政府部门特别是某些官员的出面对其问题求得公正解决，导致一些地方的涉法涉诉上访越演越烈。另外，在“打官司实际上就是在打关系”的今天,即便人们相信通过法院能够“讨得一个说法”,但由于这种诉讼成本的无法计算性和可变性,往往使经济基础较差的人望而却步。司法活动本是由真理说话的地方,却让金钱、情感、权力主导了一切。在这种司法行政模式下,司法就会无公信力可言。可以说,司法的不公和腐败以及权力运作的失范,是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的决定性因素,这也是给公众带来的条件反射中最严重损伤。
(三)司法公信力具有传染性
司法公信力是和法律的公平正义以及公众的心理感受粘连在一起的,因为司法公信力往往具有纵向的法律的传承性和横向的公众群体的扩散性。这种特性同样揭示了司法公信力可能存在的两种结果。一方面，公正的司法诚信一旦确立,它会以极快的速度向四周蔓延,使公众通过个别对司法公正的体验而传染给全体公众;另一方面是通过个别对司法不公的体验而将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全体社会公众,并在公众中造成一种司法不公的认识。
司法公信力的整体性原则认为,在同一生存环境下,公众往往表现为共同的司法信仰特质,这种共同心理就是潜沉在公众中共同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集体无意识作用下,权利受损和法律规范的失衡,轻则导致公众对法律失去信任,产生置疑,重则导致公众逾越法律规范以裂变的方式践踏法律。所以,受集体无意识的支配,走上犯罪的显然并非局限于受害者本身,而往往可以推及其他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犯罪是对权利受损和司法无能、司法失信的一种极端反应,司法公信力的强弱同样是对司法不公、司法失信的一种心理传承,虽然其程度较之于犯罪要轻微得多,但由于这种心理状态是内化到社会每个个体的内心世界里的东西,所以它是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存在的,很难让人觉察。但不管其表现形式怎么隐蔽,公众对司法公正与否的体验的传承性和扩散性却是与主体对法律规范下权利得失的体验相通的。即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影响的并不局限于诉讼当事人本身,当事人在司法过程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的体验将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把这种体验迅速扩散到公众之中。
七、司法公信力的促成方式
司法公信力是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一个国家的司法之基，更是人民法院的立院之本，法官的立身之根。当前，司法公信力要获得提升，当务之急是在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和创新，在司法运作上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司法权威上重树司法机关和法官形象，在司法腐败的遏制上斩草除根，在司法公正上取信于民。我们只有结合中国实际、创新思维，才能创造一切条件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一）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独立是重要因素
司法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认同的一项宪法原则，它是司法权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定性所要求的一种理性自治状态，其核心是司法权的行使过程完全自主，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政治系统的其他部分的干扰。司法独立包含有两方面内容。一为组织上的独立，即法院整体的独立；二为裁判的独立，即法官个人的独立。在现代各国，一般不存在司法是否独立的问题，而仅仅涉及司法独立的程度问题。司法独立的实质是具有司法独立人格的法官的独立。
关于法官的独立，关键是如何建立和完善我国法官的保障机制。“当前，探索、研究和构建法官保障机制，有利于维护法官队伍的稳定，有利于推进法院职业化建设，对保障法官依法履行职权、独立公正地审理案件”[28]，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法官保障机制的构建主要体现在如下制度的设置和完善之中：一是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法官是司法活动的主体，要培养法官的独立的人格，必须从制度上为法官独立人格的形成提供外在的条件，这就有必要创建新型的法官制度。比如要建立法官选任制度；改变现有的法官等级制度；健全法官的保障制度；实行法官定期交流制度；确立法官自律制度等等。[29]二是要落实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制度。我国《法官法》第[38]条中有对法官予以辞退的规定，这是法官应具有较强的政治、业务素质的必然要求，但在实践中对法官的辞退很难落实，鉴于法官法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法官身份取消程序或者没有规定，或者规定不明确，而法官罢免、辞退措施混同于国家公务员的行政处分措施，没有考虑到法官职业特点的情况。[30]因此，应当从制度上对法官身份失却事由特定化，法官身份取消和辞退法定化。从而以疏通法官身份失却和辞退的渠道，保证法官的高素质。三是要废除法官管理的行政化制度。使法官真正实现相互之间以及上下级之间的独立，消除法官的身份制和单位制。这就要求将法院的整体职能进行恰当分化，将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和不行使审判权的行政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行使审判权的司法人员在法律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而不应当按行政级别人为地将法官分为三六九等。[31]否则法官的独立地位就得不到保证。
（二）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体制改革是重要途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诉讼制度、审判方式和法院管理改革全面铺开和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司法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如前所述，当前司法体制问题是司法公信力提升的主要障碍。一种观点认为，为隔绝地方党政机关的干涉，法院的人、财、物体制一律应实行垂直领导，最高法院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领导下级人民法院。另一种观点认为，机构、人员编制、法院经费、法官待遇仅由最高法院自行决定管理是不可行的，必须通过修改法律的方式，并对上述法院体制改革予以专门的规定。因为我国宪法第127条第2款规定，最高法院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如在未改变根本法的情况下，将法院体制中上下级的监督关系改革为垂直领导关系，并改变监督审判工作的范围为领导审判以及人、财、物的范围，则是违宪的。同时，我国法院实行的审级制度为四级二审终审制。如果上一级法院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党务工作，人、财、物管理等均为领导关系，那么上一级法院就可能利用其领导关系对下一级法院的审判施加影响，影响下一级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从而使二审终审变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的现象。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可取和可借鉴之处。
笔者认为，为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确保独立审判和公正司法，宪法第1[27]条第2款所确定的上级法院监督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所形成的体制不宜改变，下一级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宜直接由上一级法院领导。但党务、人、财、物等的管理体制，又确需要改为由法院系统管理的体制，这可通过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或其他相应的法律、法规来确定新的体制。关于经费等方面的管理。为有效排除地方行政机关可能对司法工作造成的干涉，确立有效的抗干扰机制。法院的人、财、物权应由最高法院掌握，司法经费由全国统筹。可将法院的经费纳入中央财政预算，由中央财政将法院经费单列，同时最高法院通过加强诉讼费用的管理，由地方各级法院上缴一定比例的诉讼费，由最高法院根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法院的实际，统筹安排下拨费用给省高级法院，再由省高级法院直接下拨给各级人民法院。关于人事方面管理。应改变行政机关管理法院机构人员编制的作法，实行由最高人民法院和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二级管理的方法，即由高级法院依据最高法院关于编制管理、人事管理的总体规定，对辖区内的各级法院进行具体的管理。
（三）提高司法公信力，尊重和保障人权是重要环节
人权来源于人的理性、尊严和价值。司法的价值在于它对基本人权的维护和保障。因为基本人权是当代国际社会所确认的一切人所应当共同具备的权利。对公民个人来说,这些基本人权是不能剥夺、不许侵犯、不可让渡的。在西方法治国家,即使是掌握着国家立法权的立法机关在立法时也不得根据多数人的意志、意识形态的信条或任何其他理由剥夺这些权利。法律的价值还意味着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不可剥夺,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制度原则不得背弃。“法律应是保护人权的,如果司法权力被滥用,那么,这样的法治不仅不可能为人们所尊崇,只能使人避之唯恐不及了”[[32]]。因此，人的主体地位、尊严、自由和利益之所以被宣布或确认为权利，不仅是因为它们经常面临着被侵犯、被否定的危险，需要社会道德的支持和国家强制力量的保护，而且是因为人权是司法公信力得以提升的标尺和动力。
西方法学理论认为，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是一种个人可以不受他人干涉地做什么，甚至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可能性。人权是与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受教育权、生存权、自由权等诸多的权利结合在一起，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最基本的权利。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罪犯之逃之夭夭与政府的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33]。正是由于人们深深认识到权力为祸所带来的灾难、痛苦和无数的悲剧，于是在权力出没的任何路径，深谋远虑的制度设计者都力求理智地、周密地加设一道控权闸门，通过唤醒公民对权力的自重、自持和自治，来抵制和控制国家权力的滥用。[34]现在，随着人权意识的普及与提高，司法程序和司法裁判应体现人道主义的文明性已成为国际化的一种司法趋势。因此，树立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高度重视和维护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把司法执法从粗暴的运作方式和运作态度中矫正过来，将人权保障作为司法机关特别是法官最关注、最重要的修复和改造环节，这也是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来源。
（四）提高司法公信力，公平正义是重要的价值取向
司法的公信力有两项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一是要有制订良好的法律，即是公序良法；二是这种法律得到普遍的服从，即使公众推崇和信仰。所谓“良好的法律”，就是体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法律。所谓“普遍的服从”，就是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都得到全面的实现。现代法治既是公平正义的重要载体，也是保障公平正义的重要价值取向。所谓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35]关于公平正义，当代世界范围内主要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为“过程公正论”或“程序公正论”，主张司法的公正主要是司法过程的公正，即“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还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得以实现”；另外一种观点则为“结果公正论”，即体现着对结果而非过程的公正追求。[36]其实，从深层次讲，上述两种不同的公平正义观的分歧主要源于民族意识、法的渊源乃至最终哲学认识论上的不同。客观来说，无论“过程公正论”还是“结果公正论”都各有千秋、利弊共存。英美法系“过程公正型”司法在程序过程本身的正当性方面倾注了较多的心力，但其实践模式往往导致一定程度上的“结果虚无主义”。大陆法系“结果公正型”司法虽然也要求程序过程的建构应符合公正的精神，但大都是在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的意义上提出并加以落实的，因而实践中常常出现在查明真相旗号下扭曲司法过程的现象。[37]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为了防止司法专断并方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司法结果的有效推断，从而维护稳定的司法秩序和社会秩序，司法必须缘法而裁判。这就要求法官的司法裁判必须根据现有的法律，必须做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得以最佳地融合，必须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当前，在社会结构变动加快，利益关系多元，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在司法公信力已十分脆弱的情况下，法官应在法律授权范围内对法律给予必要的创造性的适用。也就是说，法官应在坚持依法、及时、合理的前提下，采用司法、教育、协调、调解等方法，逐步建立并从司法执法活动中保障社会公众公平的机制、公平的规则、公平的环境、公平的条件和公平发展的机会，从而使司法真正体现全社会对公平正义的要求和愿望，从而使正义的要求法律化、制度化，使实现正义的途径程序化、公开化、权威化，以此来提高司法公信力。
（五）提高司法公信力，司法权威是重要权威
任何社会的国家机关及其司法人员都要求有一定的权威，而法治社会的司法权威是置于法律权威之下的权威。宪法和法律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是否真正享有最高权威则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法治的关键。在现代法治国家，有的宣布宪法和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有的宣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都把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实现法治的重要内容。[38]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立法建立具有客观性、确定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的司法制度才能建立。如果法律制度可以随时随需而改，因人因地而异，那就根本没有法治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权威要通过建树司法权威为核心才能提高司法公信。我们以往比较多的观点是强调司法权威的建立应在司法公正的前提下，认为只要法官做到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就自然树立起来了，法官权威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取得了巨大进展，也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但随着法制的强化，却出现了司法权威弱化的局面。“法不是单纯的思想，而是有生命的力量”[39]。因为，案件总是具有相对性，永远无法达到绝对公正，司法公正具有相对性和局限性。而从司法稳定社会秩序的终极目的来看，让受众感受不可抗拒、不可侵犯的司法尊严和神圣，因而引发促使其内心服从的力量，正是司法所需的。可以说，司法的权威性是司法能够有效运作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我们从另一层意义上来说，现代司法的核心就是营造司法权威，取得公众对司法的公信，因此，司法权威特别是法官权威是最重要的权威。
（六）提高司法公信力，遏制司法腐败是重要保证
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确立社会公众对法治的信从,必须首先做好对司法机关自身的权力治理工作。而权力治理的关键是规范法官行为，遏制司法腐败的滋生。当前，我们如何有效地遏制司法腐败的发生呢？我们知道，“教育的作用不是无限的，也不是万能的；有了制度也同样有不执行的问题。这就有一个严格的外在监督问题。强有力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有效防线”[40]。针对司法执法中存在的司法腐败问题，近年来，最高法院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比如2005年11月颁布实施的《法官行为规范（试行）》，该规范以法官法、公务员法和三大诉讼法为依据，是新中国人民法院成立五十多年来第一部关于法官行为的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的规定，它基本涵盖了法官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司法行为的各个方面。现在制度有了，剩下来的就是监督执行，狠抓规范的落实。而要狠抓落实，就要“欢迎社会公众以‘规范’的具体内容为标准，认真考量法官的业内外行为，得出事实求是的评价，增进维护司法权威的社会共识”。各级人民法院也应“从规范的每一条、每一款抓起，力争通过二至三年的努力，使法官的行为和形象有明显的进步和改观，使人民群众满意”[41]。总之，我们要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提升司法公信力，除要大力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素质，严把“入口”关、强化教育关、过好考核关、疏通“出口”关外，更重要的是完善和构建监督的落实机制、惩处机制、激励机制。只要我们紧密结合法院审判工作和法官队伍建设的实际，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多管齐下，就一定能遏制住司法腐败,树立起司法诚信，并使公众从身边的一点一滴中体会和感受到法官司法公信的力量。
八、结语
目前我国国内学界对司法公信力的研究刚刚起步，整体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研究视野还需进一步拓宽，还没有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司法公信力测量体系。随着我国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及受众的成长，学界应站在更广阔的视野，对司法公信力问题展开全方位研究，以期推动司法公信力为普通大众所正确地理解和接受，帮助受众提高对自身合法权益的认识。我们惟有从司法体制上进行改革，从机制上进行创新，从法官行为上进行规范，才能解决影响人民法院公正与效率的各种问题，才能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制度和机制，才能促进司法公信力的提升。但在目前通过司法体制改革来彰显司法公信力还存障碍的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法官自身素质的提高、公正的裁判、文明的形象、便民的服务、严厉的惩罚，来树立司法权威，来提升司法公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实施，通过法院和法官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公信力的价值评价体系。
注释
[1]2005年11月《半月谈》发表了《司法公信力不足引起最高法重视，有关部门调研》的文章，就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和人民群众中的持续下降，组织专家学者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
[2]李德海：《中国的法官独立问题》，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页。
[3]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4]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4页。
[5]王晶、张国良：《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公信力研究现状刍议》，载《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2期。
[6]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5]页。
[7]王翠英：《现代公信力的道德价值》，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8]季卫东：《中国司法的思维方式及其文化特征》，载2006年1月3日《法律思想网》。
[9]王翠英：《现代公信力的道德价值》，载《光明日报》，2005年7月[26]日。
[10]吴庆宝著：《裁判的理念与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51—152页。
[11]李成仁：《司法公信力为何不足》，载《中国青年报》，2005年12月5日。
[12]培根著：《论司法》，载《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13]根据《法官法》第18条的规定，法官分为4等12级，行政职务越高等级越高。
[14]强世功：《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12月第1版，第121页。
[15]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6页。
[16]谭世贵：《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65页。
[17]贺卫方：《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20页。
[18][美]过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0页。
[19]席小俐：《对我国审判制度的几点思考》，载《法学家》（京）：《关于中国司法改革研讨》（下），1998年第2期，第115页。
[20]怀效锋主编：《基层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教材•综合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6月第1版，第95页。
[21]《潘恩选集》，马清槐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65页。
[22]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3页。
[23]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2页。
[24][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25][美]德沃金著：《法律帝国》，李常清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6][日]川岛武宜著：《现代化与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27]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53页。
[28]宋建朝、刘晓勇：《职业化建设视野中的法官职业保障》，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7页。
[29]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94——95页。
[30]2005年8月，由《人民司法》编辑部和江苏省无锡市中院联合举办的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在无锡市召开。与会代表围绕法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合法权益保障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并提出了落实和强化法官权益保障的若干建议。参见《维护司法权威，保障法官权益——法官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载《人民司法》2005年第9期，第12—16页。
[31]曾宪义著：《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的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诉讼法学》2002年第六期。
[32]王潇：《走向司法公正的制度选择》，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41页。
[33]江晓阳：《沉默权的终极价值》，载《南方周未》，1999年9月10日。
[34]王洪军：《沉默权关注中国》，载《法学的诱惑—法律硕士论文写作示范指导》，法律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284页。
[35]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学习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4月10日。
[36]谭世贵、饶晓红：《论司法改革的价值取向与基本架构》，载陈光中主编《诉讼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37]谭世贵著：《司法改革的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第11页。
[38]谢鹏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裁《学习时报》第[32]4期，转载《中国人大网》，2006年04月10日。
近几年，我国媒体及社会各界都普遍关心司法腐败及司法不公问题，许多人表现对司法工作极大的不满。据了解，1997年、1998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围绕司法腐败、司法不公发表意见讲话的频率很高，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两院(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通过率相对是最低的，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不满，这很大程度上可作为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指标之一。因为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上对法院、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审议、讨论、发表意见等，都是最集中体现了人民代表的意愿。这两年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有所提高，表明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满意度有所提高。若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不通过时，两院应负怎样后果，尤其是两院院长、检察长是否该引咎辞职，或给予怎样的责任形式。对上述问题，我国目前宪法及有关法律并未明确规定。依笔者所见，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代表们对两院工作不满意时，可以向两院的院长、检察长提出质询案，要求院长、检察长接受质询等等。
人民代表大会对两院工作报告的审议制度是一项很重要的司法评估制度，如何健全及完善该制度仍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如代表们在大会期间的意见、讲话，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质询案，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通过率，代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的存在问题等具体方面，都可以说是集中体现了代表们对两院工作的评估意见。建立及完善上述方面相关制度及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我国应尽快制定有关此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可以促进两院工作，保障司法公正，防治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也健全人大代表对两院工作评议制度，也是更好地监督两院工作的一种有效途径。
二、建立各级人大常务委员会司法监督的机制
我国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组织本级人大代表、常委会委员对本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进行监督。为了更好地确保行使监督权，我国各级人大常委会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司法监督机构，如设立司法监督委员会，该委员会专门负责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进行评议。这种评议(估)可以是定期的或不定期的，评估内容事项一般应是事先设定及要求的，一般不宜搞临时的定项评估，否则不利于评估的准确性及统一性要求。具体评估程序上设置可如下:先是由司法监督委员会组成儿个评估小组，分别进行评估后汇总评估，将汇总评估结果及有关情况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并由本级人大常委会负责作出最后的评估(价)决定，以便形成相关决议。
依己所见，司法监督委员会评估司法的标准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因素(方而)确定:
一是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司法人员的素质表现为专业素质和道德素质。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学历上，它是反映法官的学识和能力的主要体现。尤其是司法工作的专业性极强，要求具有较高法律专业技能。就法院系统而言，1998年底全国法院28万干警中已有70%以上达到大专以上文化水平，但这并不说明其中具有法律专业学历的人数，也未明确细分正规法律院校还是业余(如夜大、成教、自考等)取得的学历。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每年都应披露法院在提高法官干警的专业能力、素质、学历所作的工作及努力，尤其是与上一年度相比“进度”如何。因为司法人员素质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法律专业知识水平高低，若无该项指标，则难以说明司法人员素质的高低。
二是司法人员违法乱纪、腐败堕落的比例及现象。司法人员的违法及腐败现象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评估，它是体现人们对司法工作满意程度的关键。从有关资料表明，司法机关内部确实存在不少司法腐败现象。如最高法院院长肖扬1999年3月10日在工作报中指出，去年法院对2512名违法违纪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作了严肃处理，其中给予行政处分的1654人，给予党纪处分的637人，追究刑事责任的221人。“涉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28人:其中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l人，中级法院院长、副院长7人，基层人民法院20人，全国法院对涉及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违法违纪举报线索立案调查的共13730件，已结12626件，其余正在查处中。”川这一系列数字从侧面反映司法人员行使司法权腐败，有损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这也是评估不同时期司法制度的状况。
三是审判质量效率状况。评估法院工作往往要以法院审判案件质量高低来衡量。我国各法院目前也建立各类案件质量评查制度及标准，它是法院实行审理案件质量监督的好办法。其具体作法是组织本院一些资深法官对本院审结并已生效的案件卷宗进行审查，其评判案件不局限于案件的改判和发回重审，还涉及案件立案、庭审、裁判、执行质量。一般用有关立案准确率、庭审成功率、当庭宣判率、审限合格案率、超审限率、上诉率、申诉率、执行到位率、差错率及裁判文书制作水平高低等来作为审判案件质量评查标准。人大司法监督委员会在评估法院工作时，尽管不必直接引用法院上述标准，但可以参照上述标准来透视该法院的全年审判工作情况，从中得出今年法院审判工作的评估结果。对于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可以采取上述相应(关)指标来评估检察院工作。至于上述具体指标的认定，应由上级法院或法律专家来评议确定，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不宜也难以认定。
三、建立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
在对司法官及司法制度评价方而，西方不少国家主张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制度，尤其是美国多数州都建立了律师评价法官的制度，只是各州规定评价的标准及问题不同。为此，美国有关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由9个律师、2个前任法官和3个专家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提出了很有意义的评价方案川。该方案主要内容在以下:(l)法官适用法律水平能力的评估。涉及法官对法律精神及其法条的理解认识，制定及适用法律规则是否合法，具体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水平能力，制作裁判文书时引用法条及法理能力;(2)对法官在诉讼中公正性的评估。涉及法官在诉讼中是否存在偏祖一方当事人，而压制另一方当事人情形，是否存在应回避而不主动提出回避的情形，开庭前有否先人为主倾向，诉讼审理是否存在有以貌取人或偏见的“前科”，法官审理是否存有政治偏见及对一方当事人律师的偏爱等;(3)法官遵守诉讼程序客观性的评估。涉及法官诉讼中有否确保当事人平等享有诉讼机制，是否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是否恐吓当事人使之达成和解、调解协议;(4)法官在庭审中的威严和仪表气质的评估。
涉及法官庭审中的衣着、面容表情、道德品尚，法官在庭审中的精神风貌，法官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陈述辨解及证据的辨认，法官维持法庭秩序的能力，法官驾驭法庭程序及庭审技能的能力高低;(5)法官勤于案的评估。涉及法官年度、季度、月度办案率高低，结案率高低，法官遵守法院庭审纪律、规章制度、公务制度情况，法官审阅当事人及律师递交的有关案卷材料的认真度;(6)法官品德行为纪律评估。涉及法官个人人品风格，言行是否检点，是否遵守法院工作规范纪律，是否有为法官个人操守不相适应的行为等等。
上述评价方案对建立我国律师评估司法的制度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律师评价司法的制度，对法官的评估主要还是依法院内部机制进行。如先由法官自述一年的工作情况，一般是着重讲业绩，很少讲存在的问题，接着由法官的同事进行打分评比，最后由法院内设的法官考评委员会根据法官自述、同事打分等情况进行最后的考核总评，其结果是优秀、胜任和不胜任，这种考评缺乏相关人士的参与。我国若借鉴美国作法，建立律师评估法官制度，则会更加专业性地评估法官及其制度，会大大促进法官制度健康发展。因为律师能较专业地客观地评估法官品行作风、专业能力、诉讼公正性如何。当然，我国建立该项制度可以通过不同方式来进行，诸如先建立律师评估法官的各个专项制度，如法官庭审能力评估，法官品行及廉洁评估制度，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能力评估。同时，还可以建立法院、检察院的整体评估制度，包含对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准确性、公正性、客观性、合法性等进行综合评估。律师评估法官及司法的活动，一般可以通过由律师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出面组织有关律师公正客观进行，律师协会可以事先与有关评估机构先确定评估标准及评估考虑因素，再根据律师人数、分布情况进行电脑随机抽员评估，这样操作出的评估结果应是较客观的。
四、建立当事人评估司法的制度
当事人在一个国家的司法制度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亲身体会到国家司法制度的作用及威严，其对司法制度的认识是最直接的。我国可以考虑增加当事人评估司法这一项制度。尽管评估中当事人很有可能会带“有色”眼光评估，但只要我们事先调好当事人眼光的“色彩”，如尽可能避开当事人对本案法官评估，而侧重于对国家司法制度全局，包含对各具体诉讼制度的评估。这样做，会容易发觉我国各诉讼制度、法官制度、具体司法制度的不足，深刻地觉察存在问题的深层原因。
当事人评估司法，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对具体诉讼制度(包含各项诉讼程序)的评估。在诉讼中，当事人最直接感受到各诉讼制度合理及不妥之处。如法律制度中规定受理的条件限制，法院受案范围大小，诉讼期间宽紧，送达方式的合理与否，庭审中双方当事人举证质证认证的细节规定合理性，法律规定当事人举证情形与难易状况等等。这些规定当事人感受到其存在的价值及作用。尽管当事人在这方面的感受及评估存在某些问题，如不具有法律专业分析能力等，但其提出的问题，则有利于我们从司法等角度分析。
二是对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体制、作风的评估。当事人极为关心国家司法机关设置及其职权的行使是否很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当事人通过诉讼，可以体会到各司法机关职权分配是否合理，是否实现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的关系。.诸如就民事诉讼而言，当事人怨言较深的集中于司法保护不彻底，即使获得法院生效裁判，却在执行时总得不到兑现，使当事人对司法机关及其司法权威的信任丧失。同时，对检察院同时行使侦查、批捕、等职能也难以接受，司法机关及其职权(责)配置是否科学合理，当事人也持怀疑态度。此外，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职责时，其工作作风及态度等，当事人应是最有发言权，当事人直接体会到法官、检察官敬业状况、勤俭、踏实等情况。诸如了解到法官、检察官作裁判前是否耐心听取当事人申辩，对案件审理是否认真，是否对当事人耍脾气，甚至是压制一方，抬举一方等。这些方面的评估，当事人还是有资格的。
三是对司法腐败的举报。设立当事人举报制度是当事人对司法最强最有力的评估，是当事人介人防治司法腐败的最好方法。由于我国司法制度及其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缺陷，司法腐败难以抑制，但调动当事人参与防治的积极性最好的措施是举报。当事人可以举报的主要情形有: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司法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如涉及违反法定程序审理案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违反职业道德情形，司法机关工作违反廉洁自律的规定等。
四是对行使上诉、申诉权的评估。诉讼中，当事人是最直接感受到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科学性及公正性的。如当事人上诉率的高低可以一定程度体现当事人对司法诉讼制度，包括对法官执法的不同意见。当事人上诉意见及理由就是对一审的态度及评估，这是我们最容易发现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包括掌握一审法官执法情况。当事人行使申诉权，是当事人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不服而向有关机关提出请求的一种民利，尽管它不会对已生效的裁定、判决产生法律影响，但它确实体现当事人不满的意见，也是发觉司法审判活动是否有违法的重要线索来源之一，它可以作为当事人评估司法制度的一个参考因素或指标，因此说，当事人上诉率、申诉率的高低也是司法评估的一个尺度之一。
五、建立社会公众评估司法的制度
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有不同的看法，不同阶层的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也有不同认识，社会公众对司法制度的关心程度也会体现社会公众评估司法制度的影响力大小。关于社会公众评估某项社会制度、事件，西方不少国家都有许多评估方式，我国在社会公众的民意体察方法上，还是比较欠缺。我们可以适当考虑参照一些国家民意测试及调查方法，来了解掌握民众对司法制度的看法。诸如，可以通过如下方式进行:
一是问卷调查评估。该方式是指向社会特定或不特定的公众就有关司法制度及相关措施，通过征询有关问题回答及选择而作出的问卷，以达到对某项司法制度的态度和看法的了解。该方式最大特点是答卷人一般是不署名的，其答的内容比较客观。但这种方式也有弊端，如答卷人回答态度不一定很踊跃，有些人是收到问卷而不作答，不易收回所发出的全部问卷。这种方式的问卷涉及内容可以是很广泛的，也可以是具体通俗的。如可以问及诉讼中的某项原则、制度的贯彻执行、某具体案件审理的看法、生效裁判书执行情况及态度、最关心的司法问题，等等。
司法和谐是指司法机关在行使权力时，应当遵循和谐原则，力求达到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司法和谐，是最高人民法院肖扬院长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笔者认为,实现司法和谐，只有通过具体的司法行为才能得以彰显，它要求在保证司法程序的正当公开，实现司法程序和实体公正的同时，还要考虑司法结果的合法合理，尤其要在司法实践中体现出人文关怀，防止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做到司法权力的个体和谐，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一、和谐立案
和谐立案是指在法院的立案审判工作中，紧扣“和谐”主题，千方百计化解“立案难”，采取有效措施便民、利民，对有诉求的当事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司法服务，为困难群体依法提供司法救助。立案和谐是司法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司法和谐的途径和方式之一。
为进一步落实构建和谐司法的要求，全面践行“公正司法，一心为民”的工作宗旨，郑州高新区法院经过充分调研，全力构建以“和谐立案”为核心的立案工作新机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建立涉困难群众诉讼绿色通道。对涉及拖欠民工工资、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等各类社会弱势群体的案件，采取优先接待、优先立案、优先办理财产保全等措施，依法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完善立案便民、利民措施。在立案环节加强诉讼指导工作，推行诉讼、执行风险告知制度，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履行诉讼义务；实行电话预约立案、假日立案，最大限度地减少“立案难”问题；三是强化司法救助机制。严格按照诉讼费交纳办法，充分关注贫困群体的司法需求，对缴纳诉讼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依法减、缓、免交诉讼费，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四是加强日常立案接待。充分发挥立案“窗口”作用，将日常立案接待和工作相结合，及时、就地、依法解决问题与思想疏导工作相结合，通过接待诉前群众来访、耐心细致答疑，切实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五是重视诉讼财产保全。对立案时一并提起的财产保全申请，立即采取措施；对诉讼中向各业务庭提出的申请，立即移送业务庭处理，以保证诉讼保全工作的统一、高效。
郑州高新区法院成立三年多来，积极落实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为民举措，将司法为民精神、司法和谐理念与司法实践相结合，开拓进取，勇于创新，首创了“一小时立案并转办”、“一月结案法”、“案件繁简分流机制”、“调解忠告卡”和“红、黄牌催办制”等诸多新举措，显著地提高了审判效率，案件的平均审限缩短到了一个多月，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较好地解决了打官司难问题。同时，针对群众反映较多的告状难、立案慢、个别立案人员话难听、脸难看、事难办等现象，郑州高新区法院公开向社会承诺一小时立案并转办，即符合立案条件的一个小时内办理完毕立案手续并转交相关业务庭办理；立案手续不齐全的，一次告知全部缺项，坚决不让当事人再跑第二趟，大大便利了群众诉讼，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有效树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法官便民、利民、为民的公正司法形象。
2007年，该院受理的3034件案件中，一个小时立案并转办率达到了100%，同时还将其中80%的民事案件确定为简易程序，缩短了案件审理周期，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受到了当事人的一致好评，基本实现了“和谐立案”的预期目标。
二、和谐审判
和谐审判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刑事、行政审判工作中，以公正为底线，以“和谐”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案结事了，追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实现司法资源效能的最大化，让司法成为推动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来源。和谐审判是实现司法和谐的关键。
（一）民事审判
在民事审判中，郑州高新区法院牢固确立司法为民宗旨，做好多项便民、利民举措，有效地平抑了社会矛盾，促进了社会和谐。
一是开通诉讼“绿色通道”。方便群众诉讼，该院在立审执中坚持“一小时立案并转办法”。简易案子一天就可立案审执，一般案件35天审结；二是开展“双休日法庭”。为方便路途遥远的当事人诉讼，该院开展“双休日法庭”活动，方便了当事人诉讼，受到了群众欢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三是对弱势群体实施司法救助。该院建立司法救助基金，切实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2007年，共缓、减、免诉讼费30多万元，让困难当事人感受到司法的便利和温暖。
三项利民、便民措施的采取，极大提高了该院民事审判的审结率和调解率。2007年，该院共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1544件，审结1521件，审结率达到98.5％，其中调解结案840件，调解率达到56％。
（二）刑事审判
在刑事审判中，郑州高新区法院严把案件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做到“三个关注”。，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2007年，该院共受理刑事案件547件，审结547件，审结率达到100％，而上诉率仅为1%，刑事审判效果十分显著。
一是关注程序适用是否规范。通过认真落实每一个环节，切实使庭审程序更加规范。在刑事审判中，该院保证每一起案件都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定罪量刑上，严格遵守“罪刑法定”与“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从快审理；二是关注法律适用是否准确。对确已查明事实，并严格履行法定程序的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及时作出判决，判决依据应本着公平、公正、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不为人情干扰，不为关系所动，真正发挥法律应有的权威。对涉及偶犯、未成年犯的案件，区别对待，留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今年，共对80件涉及103人未成年人犯罪的被告人判处缓刑、管制或拘役；三是关注社会效果是否良好。在审理39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过程中，该院加大调解力度，通过“面对面”、“背靠背”等调解方式，争取双方的相互谅解，使其全部达成调解协议。判决作出后，办案法官实施直接送达，在向当事人进行法律释明的同时，认真做好向当地群众征求意见。就判决结果的合理性、合法性等，请老群众谈看法，真正实现了惩罚一人，教育一片的目的。
同时，针对判处缓刑的罪犯又重新犯罪，缓刑人员缓刑考验期内又重新犯罪的现象，郑州高新区法院经过认真调查研究，结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审判实践，决定对判处缓刑人员实行缓刑人员预告书制度。缓刑人员预告书推行三年多来，至今没有一名缓刑人员又重新犯罪，促进了刑事审判工作的和谐，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
（三）行政审判
在行政审判中，郑州高新区法院本着能调则调的办案理念，以定纷止争为目的，以化解社会矛盾为根本，使当事人尽可能息诉，减少其诉累，促进行政审判的和谐。
2007年，该院行政诉讼案件协调解决率达53.3%。诉讼、行政非诉案件执行结案率均为100%，有效的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保护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和谐执行
和谐执行是指在执行工作中，坚持执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持人性化执行，注重执行和解，加大对弱视群体的司法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一是树立执行公开的理念。执行工作实行阳光操作，将执行程序的启动、进展、结果等情况向当事人公开，保障其知情权，尽可能地组织申请人参与案件执行全过程，引导其全面了解、监督执行，以公开促公正。同时健全执行工作各项制度，结合执行工作实际，制定了《执行工作规范》、《执行值班实施细则》等制度，为执行行为的规范化提供了依据。
二是穷尽执行措施，最大化实现当事人合法权益。该院推出了执行值班制度、奖励举报制度、限制高消费制度等执行工作举措，并通过新闻媒体公布，同时向社会公布举报电话。执行举措推出后，群众给予很多支持和理解，发现逃避债务或违反限制高消费制度的被执行人，积极举报、主动提供线索。一年来，共接到举报电话30余个，出动警力60余人次，执结案件520余件，涉案标的金额近4000万元。
三是运用司法救济，解决当事人困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注重借助外力化解执行难，先后建立并推行司法救助基金制度。开发区党委、政府在资金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大力支持法院工作。通过利用救助基金，该院执结了一大批疑难积案。2007年，该院先后对7名确有困难的申请人启动救助基金10万余元，解决了当事人的实际困难，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是设立执行工作专项接待日，院领导对执行来访当事人集中接待，重大、疑难和复杂案件由院长及其他党组成员分别包案亲自办理。人性化的执行方法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和理解，该院执行案件、来访连年大幅度减少。
五是实行人性执法。2007年，该院较好地解决一起特殊地执行案件，破例给被执行人退回了已搜查出的5000元钱，受到了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的双方好评。为解决问题，法官们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强制执行中尽量实行最大的人性化执法，促进了社会和谐。
四、和谐管理
和谐管理是指人民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突出法院的中心工作，建立和完善审执一体的管理模式，实现法院内部部门的协调和统一。如果说立案和谐、审判和谐、执行和谐是对外和谐。和谐管理则是法院内部和谐。
为有效开展司法政务管理，切实践行“公正与效率”工作主体，把和谐管理工作落到实处，郑州高新区法院在通过“黄、红牌催办制”、“发还改判案件讲评制”等举措健全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向当事人发放“评议法院、评议法官卡”，主动接受群众对法院工作的监督。该制度很好地把对法院工作的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统一起来，形成监督网络，使每一个案件都体现出公正与效率，让每一个当事人都感受到公正与效率，真正把司法为民、便民、利民的要求落实到法院的每一项工作中，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从立案到审理，面貌确实新，当事人感到本案（审理）公正、公平、效率高，（法官）作风好，这是当事人及人的身心感受。”当原告陈中峰从法官手中接过调解书后，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拿出揣了七天的“当事人评议法院、评议法官卡”，郑重地写下了上面的话。他想不到法院这么公正，想不到法官态度这么好，更想不到官司赢得这么快。这起案件之所以会取得如此好效果，得益于该院积极探索的和谐司法的新举措。可以说，每一位来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官司的当事人，都对该院和谐司法所体现的司法的公正与高效感同身受。司法和谐的理念已体现在该院司法实践的方方面面。
参考文献:
1.杨青:《“司法和谐”的维度》,载《行政与法》,2007年第12期.
2.彭志新:《司法和谐的内涵》,载《人民法院报》,2008年1月30日.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起诉，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起诉，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公司解散是以消灭公司的法人资格为目的而终止公司的业务活动且对公司财务进行清算的行为。依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一般有自愿解散、行政解散与司法解散三种情况。其中，公司的司法解散。广义上是指在公司出现僵局或其他问题，经相关当事人申请，由法院判决公司解散。狭义上是指当公司内部发生股东之间的纠纷，在采用其他的处理手段尚不能平息矛盾，赋予少数股东请求司法机关介入以终止投资合同，解散企业恢复各方权利，最终使基于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的可选择的一种救济方式。新公司法第183条明确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公司司法解散的情形。新规定有利于及时终结处于高危状态的公司资产，减少了投资风险，避免股东在公司陷入僵局之时无法自拔。尤其对中小股东权利保护不失为一条必要的救济渠道，也是我国改进公司制度的一大体现。欣喜之余，我们不得不正视由于该条规定过于笼统，引发了司法实践中操作起来困难重重，争议颇多等问题。
一、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价值及其法理分析
在一个国家的公司法律体系中，确立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价值。一是解决公司僵局、维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在公司实务中，经常存在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财务状况恶化的情况，虽然公司没有达到破产的界限，但继续维持会使股东利益受到更大损失，或者因股东之间分歧严重，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又不能作出公司解散清算的决议，在此情形下，赋予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权利，有利于解决公司僵局，维护投资人的利益。二是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有力措施。如果公司形成僵局又不及时予以化解，则矛盾冲突将会波及错综复杂的各种法律关系的主体，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的不安定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运用司法手段化解公司僵局，其目的是使基于股东共同投资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得以解决。三是市场经济“经济民主”的需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一般不应参与调解、裁决公司股东之间的纷争。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公司的运行与管理，涉及财产的占有与经济利益的分配，冲突各方大都以谋求公平为己方的奋斗目标。因此，须司法机关经特定程序加以解决。否则经济民主将无从谈起。事实上，在任何法治国家，司法都是化解利益冲突的最终途径，是解决社会争端的最后一道屏障。四是完善公司法律制度的需要，公司作为一种聚合社会资本的经营方式，不但应该有形成机制，也应该规定一定的退出机制，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公司制度。而当公司经营出现僵局时，依法赋予公司的股东通过申请司法解散的方法来摆脱困境也是一种必要的救济手段。
从法理上分析，股东解散公司之诉的基础主要是关系合同(relationcontracts)和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oectations)的损失。所谓关系合同是指长期存续、各方接触频繁、其利益需求因外界情形变化而随时调整的合同，如婚姻、雇佣及特许权等合同。关系合同理论主张，只要缔结这种关系，就不能期待一次缔结，终身受用。而必须应时而变，使合同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处于一种开放式的修正状态中。公司章程究其性质而言理应属于关系合同。而公司是以章程这一契约化载体为中介而形成的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以及公司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对于该契约的全面、实际履行，每一位股东均有期待的权利和利益。公司陷入僵局，股东应有的参加公司决策和管理的权利以及获得股利等权益之期待落空。因此，应当赋予其请求救济以至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在公司法理论中，该理论又称为公司股东的合理期待落空理论。
二、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比较考察
美国《示范公司法》(修订本)第14章规定了有权申请司法解散公司的情况：(一)如果发现公司通过欺骗或隐瞒重大事实而注册成立，或公司经营业务超越法律允许范围或滥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等不法行为，各州检察长可以公诉人身份，要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并将公司执照吊销。(二)如果能证实董事在经营公司事务时陷于僵局，股东没有能力打破这一僵局，并且不可补救的损害正威胁着公司或公司正遭受着这一损害，或者正因为这一僵局，公司的业务或事务不能再像通常那样为股东有利地经营：董事们或者那些支配着公司的人们的行为方式曾经是、正在是或将来是非法的、压制性的、欺诈的：在投票力量上股东们陷入僵局，他们在至少两次年会的会期内不能选出任期已满的董事的继任者：公司的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等情况，公司股东可以。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三)如果能证实债权人的债权请求已为判决所确认但其执行未能如愿，债权人可以，请求法庭勒令公司解散。
《日本商法典》第406条规定：假如公司在业务执行中遇到显著困难，已经产生难以挽回的损失或者有产生损失之虞，以及管理或者处分公司财产显著失当，危及公司的存续，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持有全部股东表决权数1/10以上的股东请求法院判决公司解散。此外，在有权代表公司的人连续不断地实施犯罪等行为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法务大臣、股东、公司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请求法院命令公司解散。
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61条规定：如果公司所追求之目的不可能达到，或者存在由公司其他情况决定的应予解散的重大理由时，公司可以通过法院判决而解散：解散之诉针对公司提出，并且只能由其股份限价至少达到基本资本1/10的股东提出。德国的《股份公司法》中没有规定股东提起司法解散公司的权利。对股份公司而言，只有公司所在地的州最高行政机构，在股份公司因其行政管理人员违法而危及公共利益，并且其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又没有罢免这些人员的职务的情况下，可以申请法院通过判决解散该公司。
综合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的代表性立法例，不难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对公司的司法解散制度的设置都持谨慎态度，因此，在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公司僵局的实际操作过程
中，务必遵循一定的原则和严格的程序，以充分体现公司法律制度所确立的交易效益和实质正义的价值趋向。
就公司僵局的司法救济所应遵循的原则而言，归纳起来主要有：(一)自力救济优先原则：在公司僵局形成后，首先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给予股东对僵局所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向股东及非股东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二)利益平衡原则；解散公司对僵局来说是最彻底的解决方案，但对那些经营状况良好或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公司，因为其内部决策和管理机制的暂时失灵即终止其存在，成本显然较高，是对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处理解散公司之诉时，要采取审慎态度，尽可能在保护个别股东利益与保护其他股东和公司利益之间取得平衡点，寻求一种公平、公正的解决方式，即必须穷尽其他手段(如由其他股东收购其股份)还不能解决时，才能诉请解散公司：(三)限制股东诉讼解散公司的原则：如果只要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就允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的诉讼，一方面可能导致股东为了达到其他目的而滥用该权利，如以此作为与公司讨价还价的手段：另一方面，判决解散公司往往会不合理地对僵局的一派有利而牺牲了另一派的利益：因此。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四)司法分类介入原则；对违反法定或约定义务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完全干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平这一法律终极目标的维护：对纯粹商业意见分歧造成的公司僵局纠纷，司法谨慎介入，符合社会对司法权功能的定位：对基于公司运营以外的其他因素导致的公司僵局纠纷，若纠纷导致当事人缔结关系的基础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法官则应当在自由心证的基础上考虑同意一方股东的退出请求或解散公司。
就公司解散的诉讼程序而言，具有不同于股东直接诉讼和股东派生诉讼的特殊性。(一)适用范围。通过比较各相关立法例，一般认为适用公司司法解散的事由主要有：公司经营遇到障碍或者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公司资产正在被滥用或浪费：压制性、欺诈性等不公平行为的发生：公司法人人格被用于不正当目的等。(二)立案的标准。对该类纠纷的立案审查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形式要件：1，纠纷发生于封闭性公司内部，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发行股票的股份有限公司，带有封闭性特征的股份合作制公司，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2，公司股东所占股份或股权相当，已形成表决僵局，公司股东会或董事会无法召集或作出多数决定：3，因公司僵局致使公司或股东就其民法、公司法实体或程序性权益请求司法救济。(三)诉讼主体资格的确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对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资格确定是不同的，总体而言，前者所确定的原告范围较后者宽。一般认为，原告应该是提讼的股东，且必须达到一定持股数量的股东，以防止其滥用诉权：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能列为被告，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尽管有人认为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应为公司，但现实中出现了身为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大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的案件，在此情形下，若以公司作为被告显然不妥。(四)举证责任的分配。用举证责任的分配。对当事人诉讼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何证明被告符合适用公司僵局的要件上，原、被告的举证能力显然极不对等。由原告负举证责任，则比较苛刻，僵局诉讼制度将形同虚设：若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又可能导致个别股东对公司僵局诉讼制度的滥用。为此，应考虑采用表见证明规则，其具体要求为：原告需提供证据证明涉诉公司的登记以及自己遭受的损失，并提供初步证据证明被告存在滥用权利的行为，证明程度为足以使法官产生合理怀疑，而后，提供证据的责任转移到被告方，由被告提供证据最终证明自己与涉诉公司之间的关系是正当的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失没有因果关系。但在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或者不当行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仍应判决原告败诉。
三、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缺陷
新公司法第183条对公司司法解散过于原则的规定，引发了诸多争议，在实践中导致了立案难、审理难等现象的产生。归纳起来，该条规定存在的缺陷主要有：
(一)前置程序设置不明确。为防止恶意诉讼，公司司法解散制度中应设置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前置程序，即必须存在股东在前曾以内部救济方式向董事会、股东大会提出纠正错误决议的要求遭到拒绝，或者转让股权受到阻碍的客观事实。新公司法183条中“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之规定，显然是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条件而设定的，但引发的问题是：该规定应作为受理的前置条件还是司法判决的前置条件?且“其他途径”具体包括哪些具体方式?
(二)诉讼主体的地位未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明确规定了原告的资格，但是公司以及其他股东在诉讼中应当分别处于什么地位?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被告如何确定，应该是其他股东还是公司本身?没有明确规定。
(三)解散的判断标准不具体。新公司法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被认为是公司司法解散的一个判断标准。由此引发的问题是：何谓经营管理发生困难?发生严重困难或股东僵持达到多长时间方符合解散条件?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是一种现实性还是可能性?等。
(四)管辖法院不明确。新公司法183条没有对解散公司之诉的管辖法院作出明确规定。由此引发的问题是：适用地域管辖还是级别管辖?还是两者兼用?
(五)解决问题不彻底。新公司法183条仅仅规定在符合公司解散条件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解散公司的判决。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在实践中，仅仅判决公司解散很难彻底解决公司僵局问题。因为公司的解散并不必然导致公司法人人格的消灭，还必须通过清算才能使公司法人人格归于消灭。
四、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完善措施
针对上述缺陷，尚需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深入、细致的探讨加以丰富与完善。
(一)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新公司法183条规定的“其他途径”过于抽象，作为公司司法解散的前置程序，在现实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采取自力救济优先原则，股东应穷尽一切方式后仍未打破公司僵局时才可选择诉讼的手段，如要由当事人自行协商，通过设置诸如“经过连续的两次股东会”等程序性要求来给予股东对僵持意见的充分考虑和协商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转让股份的方式解决僵局等。
(二)应明确司法解散之诉的被告资格。有些西方国家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被告是公司，但现实挑战了这一看法，在实践中出现了大股东要求解散公司的案件，而同时大股东又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我国，多数人认为应将公司和其他股东列为共同被告：也有人认为解散公司之权在股东，公司无需列为被告：还有人认为应将公司列为第一被告，其他股东作为被告或者第三人较好。㈣笔者认为，被告应是不同意解散公司的其他股东，被解散的公司不应列为被告，而是应列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三)应明确司法解散的判断标准。新公司法183条所指的“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其含义应包括公司权力运行发生困难及公司的对外经营活动发生困难两方面。此外，对界定经营管理发生困难还可以进行一些列举式的规定，如连续两年未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公司的经理无法正常行使权力达到两年或三年，并且由此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或应得利益的重大损失。“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中“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存续时间”应该限定在2至3年为宜。
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条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企业法人。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股东以其所持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第四条公司股东作为出资者按投入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
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
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
第五条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公司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按照市场需求自主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为目的。
第六条公司实行权责分明、管理科学、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内部管理体制。
第七条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转换经营机制，有步骤地清产核资，界定产权，清理债权债务，评估资产，建立规范的内部管理机构。
第八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须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规定的条件的，不得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对设立公司规定必须报经审批的，在公司登记前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第九条依照本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字样。
依照本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字样。
第十条公司以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为住所。
第十一条设立公司必须依照本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约束力。
公司的经营范围由公司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
公司应当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公司依照法定程序修改公司章程并经公司登记机关变更登记，可以变更其经营范围。
第十二条公司可以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并以该出资额为限对所投资公司承担责任。
公司向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的，除国务院规定的投资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计投资额不得超过本公司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在投资后，接受被投资公司以利润转增的资本，其增加额不包括在内。
第十三条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分公司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企业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四条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公司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不受侵犯。
第十五条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
公司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公司职工的职业教育和岗位培训，提高职工素质。
第十六条公司职工依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
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
第十七条公司中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依照中国共产程办理。
第十八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适用本法，有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资企业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设立
第十九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二）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三）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四）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五）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第二十条有限责任公司由二个以上五十个以下股东共同出资设立。
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投资设立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十一条本法施行前已设立的国有企业，符合本法规定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条件的，单一投资主体的，可以依照本法改建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多个投资主体的，可以改建为前条第一款规定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实施步骤和具体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
（五）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六）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七）股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八）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议事规则；
（九）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十）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十一）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应当在公司章程上签名、盖章。
第二十三条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
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
（一）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
（二）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五十万元；
（三）以商业零售为主的公司人民币三十万元；
（四）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公司人民币十万元。
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高于前款所定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第二十四条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国家对采用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股东应当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临时帐户；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股东不按照前款规定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十六条股东全部缴纳出资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
第二十七条股东的全部出资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者共同委托的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设立登记，提交公司登记申请书、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当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
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日期。
第二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发现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的，应当由交付该出资的股东补交其差额，公司设立时的其他股东对其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九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的同时设立分公司的，应当就所设分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设立分公司，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三十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股东的出资额；
（三）出资证明书编号。
第三十二条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
第三十三条股东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可以优先认缴出资。
第三十四条股东在公司登记后，不得抽回出资。
第三十五条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出资或者部分出资。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出资，如果不购买该转让的出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出资，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该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第三十六条股东依法转让其出资后，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住所以及受让的出资额记载于股东名册。
第二节组织机构
第三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第三十八条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作出决议；
（十一）对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二）修改公司章程。
第三十九条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以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四十条公司可以修改章程。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四十一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第四十二条股东会的首次会议由出资最多的股东召集和主持，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
第四十三条股东会会议分为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
定期会议应当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按时召开。代表四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一以上董事，或者监事，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
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会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
第四十四条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知全体股东。
股东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四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三人至十三人。
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至二人。董事长、副董事长的产生办法由公司章程规定。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四十六条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总经理）（以下简称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四十七条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四十八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召集和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召集和主持。三分之一以上董事可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会议。
第四十九条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以外，由公司章程规定。
召开董事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第五十条有限责任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五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立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
执行董事的职权，应当参照本法第四十六条规定，由公司章程规定。
有限责任公司不设董事会的，执行董事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五十二条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规模较大的，设立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应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和规模较小的，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第五十三条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五十四条监事会或者监事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五十五条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
第五十六条公司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五十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二）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
（三）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
（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
（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经理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第五十八条国家公务员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
第五十九条董事、监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董事、监事、经理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
第六十条董事、经理不得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
董事、经理不得将公司资产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
董事、经理不得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
第六十一条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董事、经理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会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
第六十二条董事、监事、经理除依照法律规定或者经股东会同意外，不得泄露公司秘密。
第六十三条董事、监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节国有独资公司
第六十四条本法所称国有独资公司是指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确定的生产特殊产品的公司或者属于特定行业的公司，应当采取国有独资公司形式。
第六十五条国有独资公司的公司章程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依照本法制定，或者由董事会制订，报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批准。
第六十六条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决定。
第六十七条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主要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的机构、部门委派的人员组成，并有公司职工代表参加。监事会的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行使本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职权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第六十八条国有独资公司设立董事会，依照本法第四十六条、第六十六条规定行使职权。董事会每届任期为三年。
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至九人，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按照董事会的任期委派或者更换。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视需要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六十九条国有独资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依照本法第五十条规定行使职权。
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
第七十条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经理，未经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同意，不得兼任其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营组织的负责人。
第七十一条国有独资公司的资产转让，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办理审批和财产权转移手续。
第七十二条经营管理制度健全、经营状况较好的大型的国有独资公司，可以由国务院授权行使资产所有者的权利。
第三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一节设立
第七十三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发起人符合法定人数；
（二）发起人认缴和社会公开募集的股本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三）股份发行、筹办事项符合法律规定；
（四）发起人制订公司章程，并经创立大会通过；
（五）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股份有限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六）有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
第七十四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可以采取发起设立或者募集设立的方式。
发起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的全部股份而设立公司。
募集设立，是指由发起人认购公司应发行股份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向社会公开募集而设立公司。
第七十五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五人以上为发起人，其中须有过半数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可以少于五人，但应当采取募集设立方式。
第七十六条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必须按照本法规定认购其应认购的股份，并承担公司筹办事务。
第七十七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必须经过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七十八条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实收股本总额。
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一千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需高于上述所定限额的，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第七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和住所；
（二）公司经营范围；
（三）公司设立方式；
（四）公司股份总数、每股金额和注册资本；
（五）发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认购的股份数；
（六）股东的权利和义务；
（七）董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八）公司法定代表人；
（九）监事会的组成、职权、任期和议事规则；
（十）公司利润分配办法；
（十一）公司的解散事由与清算办法；
（十二）公司的通知和公告办法；
（十三）股东大会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八十条发起人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对作为出资的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必须进行评估作价，核实财产，并折合为股份。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土地使用权的评估作价，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发起人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
第八十一条国有企业改建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严禁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
第八十二条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以书面认足公司章程规定发行的股份后，应即缴纳全部股款；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者土地使用权抵作股款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
发起人交付全部出资后，应当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由董事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设立公司的批准文件、公司章程、验资证明等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第八十三条以募集设立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不得少于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其余股份应当向社会公开募集。
第八十四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必须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递交募股申请，并报送下列主要文件：
（一）批准设立公司的文件；
（二）公司章程；
（三）经营估算书；
（四）发起人姓名或者名称，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出资种类及验资证明；
（五）招股说明书；
（六）代收股款银行的名称及地址；
（七）承销机构名称及有关的协议。
未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发起人不得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
第八十五条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向境外公开募集股份，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作出特别规定。
第八十六条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募股申请，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募股申请，不予批准。
对已作出的批准如发现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予撤销。尚未募集股份的，停止募集；已经募集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
第八十七条招股说明书应当附有发起人制订的公司章程，并载明下列事项：
（一）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
（二）每股的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三）无记名股票的发行总数；
（四）认股人的权利、义务；
（五）本次募股的起止期限及逾期未募足时认股人可撤回所认股份的说明。
第八十八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必须公告招股说明书，并制作认股书。认股书应当载明前条所列事项，由认股人填写所认股数、金额、住所，并签名、盖章。认股人按照所认股数缴纳股款。
第八十九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由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承销，签订承销协议。
第九十条发起人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应当同银行签订代收股款协议。
代收股款的银行应当按照协议代收和保存股款，向缴纳股款的认股人出具收款单据，并负有向有关部门出具收款证明的义务。
第九十一条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证明。发起人应当在三十日内主持召开公司创立大会。创立大会由认股人组成。
发行的股份超过招股说明书规定的截止期限尚未募足的，或者发行股份的股款缴足后，发起人在三十日内未召开创立大会的，认股人可以按照所缴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要求发起人返还。
第九十二条发起人应当在创立大会召开十五日前将会议日期通知各认股人或者予以公告。创立大会应有代表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认股人出席，方可举行。
创立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审议发起人关于公司筹办情况的报告；
（二）通过公司章程；
（三）选举董事会成员；
（四）选举监事会成员；
（五）对公司的设立费用进行审核；
（六）对发起人用于抵作股款的财产的作价进行审核；
（七）发生不可抗力或者经营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公司设立的，可以作出不设立公司的决议。
创立大会对前款所列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认股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第九十三条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资后，除未按期募足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
第九十四条董事会应于创立大会结束后三十日内，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下列文件，申请设立登记：
（一）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
（二）创立大会的会议记录；
（三）公司章程；
（四）筹办公司的财务审计报告；
（五）验资证明；
（六）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姓名及住所；
（七）法定代表人的姓名、住所。
第九十五条公司登记机关自接到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是否予以登记的决定。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予以登记，发给公司营业执照；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登记。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日期。公司成立后，应当进行公告。
股份有限公司经登记成立后，采取募集设立方式的，应当将募集股份情况报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备案。
第九十六条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时设立分公司的，应当就所设分公司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设立分公司，应当由公司法定代表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九十七条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一）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二）公司不能成立时，对认股人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的连带责任；
（三）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发起人的过失致使公司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当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十八条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应当符合本法规定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条件，并依照本法有关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程序办理。
第九十九条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经批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时，折合的股份总额应当相等于公司净资产额。有限责任公司依法经批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资本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时，应当依照本法有关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规定办理。
第一百条有限责任公司依法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原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债务由变更后的股份有限公司承继。
第一百零一条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将公司章程、股东名册、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财务会计报告置备于本公司。
第二节股东大会
第一百零二条股份有限公司由股东组成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照本法行使职权。
第一百零三条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
第一百零四条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二个月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本法规定的人数或者公司章程所定人数的三分之二时；
（二）公司未弥补的亏损达股本总额三分之一时；
（三）持有公司股份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请求时；
（四）董事会认为必要时；
（五）监事会提议召开时。
第一百零五条股东大会会议由董事会依照本法规定负责召集，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务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或者其他董事主持。召开股东大会，应当将会议审议的事项于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通知各股东。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对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应当于会议召开四十五日以前就前款事项作出公告。
无记名股票持有人出席股东大会的，应当于会议召开五日以前至股东大会闭会时止将股票交存于公司。
第一百零六条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股东大会对公司合并、分立或者解散公司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零七条修改公司章程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第一百零八条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一百零九条股东大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由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会议记录应当与出席股东的签名册及出席的委托书一并保存。
第一百一十条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第一百一十一条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
第三节董事会、经理
第一百一十二条股份有限公司设董事会，其成员为五人至十九人。
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方案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拟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根据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决定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第一百一十三条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可以设副董事长一至二人。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一百一十四条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股东大会和召集、主持董事会会议；
（二）检查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三）签署公司股票、公司债券。
副董事长协助董事长工作，董事长不能履行职权时，由董事长指定的副董事长代行其职权。
第一百一十五条董事任期由公司章程规定，但每届任期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大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一百一十六条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二次会议，每次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日以前通知全体董事。
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可以另定召集董事会的通知方式和通知时限。
第一百一十七条董事会会议应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
第一百一十八条董事会会议，应由董事本人出席。董事因故不能出席，可以书面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董事会，委托书中应载明授权范围。
董事会应当对会议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员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曾表明异议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该董事可以免除责任。
第一百一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设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
（二）组织实施公司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三）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
（四）拟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五）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
（六）提请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
（七）聘任或者解聘除应由董事会聘任或者解聘以外的负责管理人员；
（八）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经理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条公司根据需要，可以由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的部分职权。
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任经理。
第一百二十一条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
第一百二十二条公司研究决定生产经营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百二十三条董事、经理应当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本法第五十七条至第六十三条有关不得担任董事、经理的规定以及董事、经理义务、责任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
第四节监事会
第一百二十四条股份有限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监事会应在其组成人员中推选一名召集人。
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产生。
董事、经理及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第一百二十五条监事的任期每届为三年。监事任期届满，连选可以连任。
第一百二十六条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的财务；
（二）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
（三）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
（四）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五）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监事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二十七条监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由公司章程规定。
第一百二十八条监事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忠实履行监督职责。
本法第五十七条至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二条至第六十三条有关不得担任监事的规定以及监事义务、责任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
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一节股份发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划分为股份，每一股的金额相等。
公司的股份采取股票的形式。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
第一百三十条股份的发行，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必须同股同权，同股同利。
同次发行的股票，每股的发行条件和价格应当相同。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所认购的股份，每股应当支付相同价额。
第一百三十一条股票发行价格可以按票面金额，也可以超过票面金额，但不得低于票面金额。
以超过票面金额为股票发行价格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
以超过票面金额发行股票所得溢价款列入公司资本公积金。
股票溢价发行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股票采用纸面形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形式。
股票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登记成立的日期；
（三）股票种类、票面金额及代表的股份数；
（四）股票的编号。
股票由董事长签名，公司盖章。
发起人的股票，应当标明发起人股票字样。
第一百三十三条公司向发起人、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法人发行的股票，应当为记名股票，并应当记载该发起人、机构或者法人的名称，不得另立户名或者以代表人姓名记名。
对社会公众发行的股票，可以为记名股票，也可以为无记名股票。
第一百三十四条公司发行记名股票的，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
（一）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各股东所持股份数；
（三）各股东所持股票的编号；
（四）各股东取得其股份的日期。
发行无记名股票的，公司应当记载其股票数量、编号及发行日期。
第一百三十五条国务院可以对公司发行本法规定的股票以外的其他种类的股票，另行作出规定。
第一百三十六条股份有限公司登记成立后，即向股东正式交付股票。公司登记成立前不得向股东交付股票。
第一百三十七条公司发行新股，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前一次发行的股份已募足，并间隔一年以上；
（二）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连续盈利，并可向股东支付股利；
（三）公司在最近三年内财务会计文件无虚假记载；
（四）公司预期利润率可达同期银行存款利率。
公司以当年利润分派新股，不受前款第（二）项限制。
第一百三十八条公司发行新股，股东大会应当对下列事项作出决议：
（一）新股种类及数额；
（二）新股发行价格；
（三）新股发行的起止日期；
（四）向原有股东发行新股的种类及数额。
第一百三十九条股东大会作出发行新股的决议后，董事会必须向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申请批准。属于向社会公开募集的，须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
第一百四十条公司经批准向社会公开发行新股时，必须公告新股招股说明书和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并制作认股书。
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新股，应当由依法设立的证券经营机构承销，签订承销协议。
第一百四十一条公司发行新股，可根据公司连续盈利情况和财产增值情况，确定其作价方案。
第一百四十二条公司发行新股募足股款后，必须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
第二节股份转让
第一百四十三条股东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转让。
第一百四十四条股东转让其股份，必须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
第一百四十五条记名股票，由股东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记名股票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
股东大会召开前三十日内或者公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五日内，不得进行前款规定的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
第一百四十六条无记名股票的转让，由股东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将该股票交付给受让人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
第一百四十七条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并在任职期间内不得转让。
第一百四十八条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可以依法转让其持有的股份，也可以购买其他股东持有的股份。转让或者购买股份的审批权限、管理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另行规定。
第一百四十九条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票，但为减少公司资本而注销股份或者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时除外。
公司依照前款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后，必须在十日内注销该部分股份，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变更登记，并公告。
公司不得接受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抵押权的标的。
第一百五十条记名股票被盗、遗失或者灭失，股东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程序，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
依照公示催告程序，人民法院宣告该股票失效后，股东可以向公司申请补发股票。
第三节上市公司
第一百五十一条本法所称上市公司是指所发行的股票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百五十二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股票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二）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
（三）开业时间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连续盈利；原国有企业依法改建而设立的，或者本法实施后新组建成立，其主要发起人为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可连续计算；
（四）持有股票面值达人民币一千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一千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达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向社会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五以上；
（五）公司在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一百五十三条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交易，应当报经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批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报送有关文件。
国务院或者国务院授权证券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股票上市交易申请，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不予批准。
股票上市交易申请经批准后，被批准的上市公司必须公告其股票上市报告，并将其申请文件存放在指定的地点供公众查阅。
第一百五十四条经批准的上市公司的股份，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交易。
第一百五十五条经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股票可以到境外上市，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作出特别规定。
第一百五十六条上市公司必须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定期公开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在每会计年度内半年公布一次财务会计报告。
第一百五十七条上市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暂停其股票上市：
（一）公司股本总额、股权分布等发生变化不再具备上市条件；
（二）公司不按规定公开其财务状况，或者对财务会计报告作虚假记载；
（三）公司有重大违法行为；
（四）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
第一百五十八条上市公司有前条第（二）项、第（三）项所列情形之一经查实后果严重的，或者有前条第（一）项、第（四）项所列情形之一，在限期内未能消除，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公司决议解散、被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责令关闭或者被宣告破产的，由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第五章公司债券
第一百五十九条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为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可以依照本法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百六十条本法所称公司债券是指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
第一百六十一条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股份有限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三千万元，有限责任公司的净资产额不低于人民币六千万元；
（二）累计债券总额不超过公司净资产额的百分之四十；
（三）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足以支付公司债券一年的利息；
（四）筹集的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五）债券的利率不得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六）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条件。
发行公司债券筹集的资金，必须用于审批机关批准的用途，不得用于弥补亏损和非生产性支出。
第一百六十二条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再次发行公司债券：
（一）前一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尚未募足的；
（二）对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债务有违约或者延迟支付本息的事实，且仍处于继续状态的。
第一百六十三条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公司债券，由董事会制订方案，股东会作出决议。
国有独资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由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作出决定。
依照前二款规定作出决议或者决定后，公司应当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报请批准。
第一百六十四条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由国务院确定。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审批公司债券的发行，不得超过国务院确定的规模。
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对符合本法规定的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予以批准；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申请，不予批准。
对已作出的批准如发现不符合本法规定的，应予撤销。尚未发行公司债券的，停止发行；已经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的公司应当向认购人退还所缴款项并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第一百六十五条公司向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申请批准发行公司债券，应当提交下列文件：
（一）公司登记证明；
（二）公司章程；
（三）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四）资产评估报告和验资报告。
第一百六十六条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经批准后，应当公告公司债券募集办法。
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中应当载明下列主要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债券总额和债券的票面金额；
（三）债券的利率；
（四）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五）债券发行的起止日期；
（六）公司净资产额；
（七）已发行的尚未到期的公司债券总额；
（八）公司债券的承销机构。
第一百六十七条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必须在债券上载明公司名称、债券票面金额、利率、偿还期限等事项，并由董事长签名，公司盖章。
第一百六十八条公司债券可分为记名债券和无记名债券。
第一百六十九条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应当置备公司债券存根簿。
发行记名公司债券的，应当在公司债券存根簿上载明下列事项：
（一）债券持有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
（二）债券持有人取得债券的日期及债券的编号；
（三）债券总额，债券的票面金额，债券的利率，债券的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四）债券的发行日期。
发行无记名公司债券的，应当在公司债券存根簿上载明债券总额、利率、偿还期限和方式、发行日期及债券的编号。
第一百七十条公司债券可以转让。转让公司债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
公司债券的转让价格由转让人与受让人约定。
第一百七十一条记名债券，由债券持有人以背书方式或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转让。
记名债券的转让，由公司将受让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记载于公司债券存根簿。
无记名债券，由债券持有人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将该债券交付给受让人后即发生转让的效力。
第一百七十二条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可以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在公司债券募集办法中规定具体的转换办法。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报请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批准。公司债券可转换为股票的，除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外，还应当符合股票发行的条件。
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在债券上标明可转换公司债券字样，并在公司债券存根簿上载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数额。
第一百七十三条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公司应当按照其转换办法向债券持有人换发股票，但债券持有人对转换股票或者不转换股票有选择权。
第六章公司财务、会计
第一百七十四条公司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本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
第一百七十五条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制作财务会计报告，并依法经审查验证。
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包括下列财务会计报表及附属明细表：
（一）资产负债表；
（二）损益表；
（三）财务状况变动表；
（四）财务情况说明书；
（五）利润分配表。
第一百七十六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各股东。
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二十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
以募集设立方式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公告其财务会计报告。
第一百七十七条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应当提取利润的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并提取利润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列入公司法定公益金。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可不再提取。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上一年度公司亏损的，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之前，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公司在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经股东会决议，可以提取任意公积金。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法定公益金后所余利润，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股东会或者董事会违反前款规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第一百七十八条股份有限公司依照本法规定，以超过股票票面金额的发行价格发行股份所得的溢价款以及国务院财政主管部门规定列入资本公积金的其他收入，应当列为公司资本公积金。
第一百七十九条公司的公积金用于弥补公司的亏损，扩大公司生产经营或者转为增加公司资本。
股份有限公司经股东大会决议将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按股东原有股份比例派送新股或者增加每股面值。但法定公积金转为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五。
第一百八十条公司提取的法定公益金用于本公司职工的集体福利。
第一百八十一条公司除法定的会计帐册外，不得另立会计帐册。
对公司资产，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
第七章公司合并、分立
第一百八十二条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应当由公司的股东会作出决议。
第一百八十三条股份有限公司合并或者分立，必须经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一百八十四条公司合并可以采取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
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为吸收合并，被吸收的公司解散。二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为新设合并，合并各方解散。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合并。
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第一百八十五条公司分立，其财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时，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不清偿债务或者不提供相应的担保的，公司不得分立。
公司分立前的债务按所达成的协议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
第一百八十六条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少资本后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法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八十七条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按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
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认购新股应当按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一百八十八条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解散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设立新公司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设立登记。
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
第八章公司破产、解散和清算
第一百八十九条公司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依法宣告破产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破产清算。
第一百九十条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解散：
（一）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
（二）股东会决议解散；
（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
第一百九十一条公司依照前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解散的，应当在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大会确定其人选；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指定清算组成员，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二条公司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被依法责令关闭的，应当解散，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
第一百九十三条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
（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二）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
（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
（四）清缴所欠税款；
（五）清理债权、债务；
（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
（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第一百九十四条清算组应当自成立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六十日内在报纸上至少公告三次。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第一次公告之日起九十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其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第一百九十五条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应当制定清算方案，并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
公司财产能够清偿公司债务的，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
公司财产按前款规定清偿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清算期间，公司不得开展新的经营活动。公司财产在未按第二款的规定清偿前，不得分配给股东。
第一百九十六条因公司解散而清算，清算组在清理公司财产、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后，发现公司财产不足清偿债务的，应当立即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破产。
公司经人民法院裁定宣告破产后，清算组应当将清算事务移交给人民法院。
第一百九十七条公司清算结束后，清算组应当制作清算报告，报股东会或者有关主管机关确认，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公司登记，公告公司终止。不申请注销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并予以公告。
第一百九十八条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
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
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九章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一百九十九条外国公司依照本法规定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
本法所称外国公司是指依照外国法律在中国境外登记成立的公司。
第二百条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向中国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提交其公司章程、所属国的公司登记证书等有关文件，经批准后，向公司登记机关依法办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审批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零一条外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必须在中国境内指定负责该分支机构的代表人或者人，并向该分支机构拨付与其所从事的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资金。
对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的经营资金需要规定最低限额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第二百零二条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应当在其名称中标明该外国公司的国籍及责任形式。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应当在本机构中置备该外国公司章程。
第二百零三条外国公司属于外国法人，其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中国法人资格。
外国公司对其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进行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百零四条经批准设立的外国公司分支机构，在中国境内从事业务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不得损害中国的社会公共利益，其合法权益受中国法律保护。
第二百零五条外国公司撤销其在中国境内的分支机构时，必须依法清偿债务，按照本法有关公司清算程序的规定进行清算。未清偿债务之前，不得将其分支机构的财产移至中国境外。
第十章法律责任
第二百零六条违反本法规定，办理公司登记时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撤销公司登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零七条制作虚假的招股说明书、认股书、公司债券募集办法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募集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零八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未交付货币、实物或者未转移财产权，虚假出资，欺骗债权人和社会公众的，责令改正，处以虚假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零九条公司的发起人、股东在公司成立后，抽逃其出资的，责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条未经本法规定的有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发行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及其利息，处以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一条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在法定的会计帐册以外另立会计帐册的，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将公司资产以任何个人名义开立帐户存储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二条公司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提供虚假的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将国有资产低价折股、低价出售或者无偿分给个人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四条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以公司资产为本公司的股东或者其他个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责令取消担保，并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将违法提供担保取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情节严重的，由公司给予处分。
第二百一十五条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的，除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给予处分。
第二百一十六条公司不按照本法规定提取法定公积金、法定公益金的，责令如数补足应当提取的金额，并可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一十七条公司在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时，不按照本法规定通知或者公告债权人的，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公司在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作虚伪记载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的，责令改正，对公司处以隐匿财产或者未清偿债务前分配公司财产金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八条清算组不按照本法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报送清算报告，或者报送清算报告隐瞒重要事实或者有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
清算组成员利用职权、谋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责令退还公司财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可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一十九条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承担资产评估、验资或者验证的机构因过失提供有重大遗漏的报告的，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处以所得收入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并可由有关主管部门依法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
第二百二十条国务院授权的有关主管部门，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设立公司的申请予以批准，或者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股份发行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一条国务院证券管理部门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募集股份、股票上市和债券发行的申请予以批准，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二条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三条公司登记机关的上级部门强令公司登记机关对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登记申请予以登记的，或者对违法登记进行包庇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四条未依法登记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而冒用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的，责令改正或者予以取缔，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百二十五条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由公司登记机关吊销其公司营业执照。
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按照本法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责令限期登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二十六条外国公司违反本法规定，擅自在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构的，责令改正或者关闭，并可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百二十七条依照本法履行审批职责的有关主管部门，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的，或者公司登记机关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登记的，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百二十八条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十一章附则
美国的检察体制具有“三级双轨、相互独立”的特点。所谓“三级”，是指美国的检察机关建立在联邦、州和市镇这三个政府“级别”上。所谓“双轨”，是指美国的检察职能分别由联邦检察系统和地方检察系统行使，二者平行，互不干扰。美国的检察机关无论“级别”高低和规模大小，都是相互独立的。
美国的联邦检察系统由联邦司法部中具有检察职能的部门和联邦地区检察官办事处组成，其职能主要是调查、起诉违反联邦法律的行为，并在联邦做为当事人的民事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联邦检察系统的首脑是联邦检察长，同时也是联邦的司法部长。虽然他是联邦政府的首席检察官，但他只在极少数案件中代表联邦政府参与诉讼，而且仅限于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其主要职责是制定联邦政府的检察政策并领导司法部的工作。实际上，司法部中的大多数部门都与检察工作无关，只有几个处具有检察职能，其中最主要的是刑事处。美国共有95个联邦司法管辖区，每区设一个联邦检察官办事处，由一名联邦检察官和若干名助理检察官组成。他们是联邦检察工作的主要力量。在一般案件中，他们自行决定侦查和起诉，但要遵守联邦检察长制定的方针政策。在某些特别案件中，如涉及国家安全的案件和重大的政府官员腐败案件，他们往往会寻求司法部刑事处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要得到联邦检察长或主管刑事处工作的助理检察长的批准才提起公诉。
美国的地方检察系统以州检察机关为主，由州检察长和州检察官领导的机构组成。州检察长名义上是一州的首席检察官，但他们多不承担公诉职能，也很少干涉各检察官办事处的具体事务。在大多数州中，州检察长与州检察官之间都保持着一种顾问指导性关系。州检察官的司法管辖区一般以县为单位。他们是各州刑事案件的主要公诉人，通常也被视为所在县区的执法行政长官。一般来说，各地警察机关在刑事案件的调查中都会接受检察官的指导乃至指挥。
市镇检察机关是独立于州检察系统的地方检察机关，但并非美国的所有市镇都有自己的检察机关。在有些州，市镇没有检察官员，全部检察工作都属于州检察官的职权。在那些有自己检察机关的市镇，检察官员无权起诉违反联邦或州法律的行为，只能调查和起诉那些违反市镇法令的行为。这些违法行为称被为“微罪”，多与、酗酒、交通、公共卫生等有关。不过，市镇法令中有关“微罪”的规定与州法律中有关“轻罪”的规定相重复的情况屡见不鲜。
多样性是美国检察机关的基本特征。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检察机关的职权范围不同，或者说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不同，所以其职能部门的设置有所不同。例如，联邦检察机关和州检察机关负责调查和起诉的分别是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和违反州法律的犯罪，因此其设置职能部门时必然要以其负责的案件种类为依据。其二，检察机关的规模大小不同，或者说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多少不同。例如，伊利诺斯州库克县（含芝加哥市）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多达900人；而内布拉斯加州斑纳县检察官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仅1人。芝加哥市检察官手下有230名“助检”；而与之相邻的埃文斯顿市检察官手下只有3名“助检，而且该检察官本人还同时兼任另外两个城市的检察官。其三，检察机关的专业分工不同，或者说其人员的专门化程度不同。毫无疑问，小型检察机关内很难有正式的专门化分工，因此这种分工主要在大中型检察机关中。专门化分工有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以纵向分工或程序分工为主；一种是以横向分工或案件分工为主。纵向分工犹如工厂里生产”流水线“上的分工。检察人员根据工作程序上的阶段划分，分别负责收案、预审听证、大陪审团调查、法庭审判、上诉等阶段的检察工作。横向分工是根据案件种类进行的分工。而这种分工可有不同层次：首先，一般检察官办事处负责的刑事案件可分为重罪和轻罪两大类；其次，重罪和轻罪都可以分为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再次，侵犯人身罪和侵犯财产罪又可以具体划分为杀人罪、强奸罪、抢劫罪、盗窃罪、诈骗罪等，而且每一种犯罪仍可以进一步划分。目前，美国的大中型检察机关多采用纵向分工与横向分工相结合的模式，但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检察机关的多样性有利于充分发挥各种检察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积极性，可以使不同检察机关的内部结构更好地适应机关的任务性质和工作量，防止出现人浮于事和工作分配不均的现象。但是，检察机关的多样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整个检察系统的协调发展。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很难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整个系统的运作标准，也很难提高整个系统的效率水平。由于检察机关在社会的执法活动中起重要作用，所以美国检察系统的这种不平衡发展也对社会产生了消极的影响。近年来，美国一些学者在不断呼吁改变检察系统的不统一现状，一些地区也做出了改革的努力。然而，分散制仍然是美国地方检察系统的基本特征。
关键词：儒家思想；司法制度；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石蕊，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经济管理学院；石荣广，武汉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20.07.080
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一方面强调德治和礼治在司法中的作用，同时倡导要德刑兼施。在古代社会中，德与礼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调整作用十分广泛，不仅可以预防犯罪，还运用到了具体的司法实践之中。
一、基于“德治”的司法观
古代中国以农业为主导的经济形态为儒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沃土。从春秋时期开始，历经东、西两汉，直至今日，儒家思想仍不断地将中华文明的精髓进行融合传承，在民族精神的塑造方面起到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在古代文献记载中，关于“德”“德教”“德化”的内容比比皆是。古人把德与国家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布德施惠”强调的就是“德教”，以扬“德”为善教。“施实德于民”和“恤民为德”要求统治者以德施德，注重德化。西周时期，“明德慎罚”的思想逐渐成为统治阶层的主流观点，这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极大进步，充分体现出统治阶层的善治意识。
前期儒家十分推崇“以德教化、慎用刑罚”。“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孔子旗帜鲜明地反对单独依靠德教或单独使用刑罚，仅仅依靠德教很难处理政事，仅仅依靠法治也很难产生效力，体现出其德刑并举的治国理念。孟子的治国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主张重德轻罚，德先而刑后。“杀一无罪非仁也”。同时，他提出，国家不应轻易杀戮，无罪而杀人，会导致君民离心，民众迁徙。荀子的看法与孔孟基本相同，他重视德教的作用，强调在司法过程中少用刑罚。荀子在《荀子·富国》中指出：不经过德教就采取刑罚，无益于治国；若无教化，刑罚虽多，但社会风气不正，难以实现很好的治理效果。
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言论中，可以得出儒家思想主张“慎用刑罚”的司法观念。
西汉时期，“春秋决狱”这一司法制度的确立，是儒家德治原则与法家法治思想的融合，结束了自秦以来儒法两家的对立，儒家学者的社会治理观念得到普遍认可，其经典大义以司法制度的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将“少用刑罚、以德治国和以德施教”引入了司法实践。唐代将“德治”与国家统治紧密结合，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水平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点，“德礼为政教之本”作为唐代法律的指导思想，将大量儒家经典学说直接作为法律条文的依據，唐代法律成为其之后的各个朝代的范本。
二、基于“礼治”的司法观
“礼”在古代是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多数学者认为它起源于祭祀活动，在国家没有形成之前，它最主要的作用是调整宗族内部血亲的“长尊幼卑”关系。夏、商两个朝代，“礼”所涉及的范围逐步扩大，由早期的祭祀活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仍不够系统，没有形成典章制度，构成不了法律关系。周朝实行分封制度，为体现天子权威，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周公旦整理并发展了礼乐制度，将祭祀、衣食住行、婚庆、殡葬、教育等都以礼制进行规范，礼的意义和范畴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主要体现为：首先，调整对象的变化，由调整宗族内部关系转变为调整社会关系；其次，内容更加广泛，囊括社会各个方面。不仅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礼仪礼节，甚至连法律规范都包含在内；再次，外在形式也发生变化，“礼”上升为国家制度。周朝末期，随着王朝的衰落，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春秋时期，孔子提出要恢复周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强调了“礼”在司法结果中的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主要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司法实践中注重伦理纲常。如“亲亲相隐”，这一制度与现代司法制度是相背的，但却是儒家礼法并行思想中人伦精神的体现。二是主张无讼。“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我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当人们产生矛盾时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许多地方仍存在这种现象，司法诉讼是传统礼法无法协调下的选项。三是倡导忠孝。“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在隋唐律中，不孝被列属“十恶”范畴，“不孝罪”体现了“礼”对司法制度及过程的支配和影响。四是司法诉讼制度必须遵循宗法制的原则。“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司法官员进行罪行判定之前，首先衡量其行为是否在宗法制度许可范围内，是否有违父子、君臣大义，然后再根据危害程度进行量刑。五是司法审判时，涉及家庭关系的适用法律优先原则。涉及家庭亲属关系的犯罪，如果有两个以上规定，其中一条规定涉及家庭关系则被优先适用。此外，从晋朝至清代，亲属关系的远近及尊卑也是司法量刑的重要依据，九族以内的亲属之间的相互侵害行为，按照“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进行定罪判决。六是司法上的特权制度。“礼不下庶人，刑人不上大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立法上引礼入律，“八议”制度是礼法结合的典制之一。其中规定，司法机关无权擅自处理这八类权贵，他们犯罪后，“大罪必议，小罪必赦”，这一制度和“官当”制度几乎贯穿了我国整个封建时期。
三、古代司法制度的借鉴意义
（一）健全司法监察机制
中国古代形成了完备的司法监察机制，不同的历史时期，司法监察机制的表现形式不同，但在具体实践中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机制中，监察人员的选拔、使用、考核都有严格的程序和相应的规定。同时，对于打击司法腐败，维护民众利益也有专门的制度。
古代监察体系强调独立性与垂直性，与现代管理制度中的垂直管理相似，各级监察机关之间是单线领导，相对独立。另外一个显著特征是赋予监察官员较高的政治地位，这种设计实际上也是强调监察权的非依附性。这种体制有力保障了监察权力的运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行政权的干扰，从而保证权力的高效、公正运行。
当前，加快司法体制改革，重点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规范法院审级监督关系等。这表明，我国司法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优化职权需要进一步明确公、检、法、司部门间的关系和权限，使监督机制更加科学合理，监督渠道更加顺畅和多远化；改革审判委员会，实质上是强化法官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突出主官在案件审理、裁定、负责的主体地位，且规范其参与行为；上下级法院之间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理顺法院审级关系，是解决审判权是否独立的核心问题；审检公开是群众关切的重点，能够直接体现司法民主，应借鉴我国古代及世界各国好的做法，保障群众司法知情权。
（二）进一步完善案件复审制度
“慎刑”是古代少用刑罚的体现，说明古人对案件的谨慎态度。如“秋后问斩”制度，古人认为秋主“杀”，其他季节不适宜处决刑犯，秋天草枯叶落，合天时。实际上这只是设立该制度的缘由之一。这期间卷宗会逐层上报，直至最高决策者，形成古代的“死刑复核”制度。
古代的逐级复审制度源于夏朝的“锡汝保极”，下级官吏审核案件做出判决时，一定要罪刑法定，注明处以刑罚的依据，至唐代时，我国古代复审制度基本完善。这一制度全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儒家“慎刑”思想和案件复核制度，经历了数千年的实践，有一定的可取之处。完善司法复核制度，可以避免一些人为因素造成的冤狱错案，使司法更加公平公正，更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三）完善司法调解制度
“无讼“是古代中国的法律诉讼观念之一，在我国许多地区仍普遍存在。它反映了人们朴实的传统道德观，不希望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纠纷，希望基于伦理道德、乡约民俗、族规家法等传统方式来协调问题。
现代调解制度的价值追求正是我国的传统价值取向，也是解决纠纷卓有成效的方式之一。由于相关规定较少，规范性不足，民事诉讼法没有就司法调解做出明文规定。在具体实践中，通过司法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成功率不高。因此，完善司法调解制度，从制度上予以规范；另一方面，各级法院特别是基层法院应有针对性地提高司法调解能力，积极预防纠纷扩大化。
（四）改革司法保障制度
上述有关儒家思想中基于“礼治”的司法观的论述中见，对古代司法制度对部分群体给予了较好的司法保障，其主要针对长者、弱者、特权等特殊群体，不具体普遍性。在证据、程序、监督等方面，我国古代司法保障措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证据方面，如西周时期的“五听”制度。再如，《清会典·刑部》中规定，“凡斗殴伤重不能重履之人，不得扛抬赴验，该管官即带领仵作亲往验看”。通过回避制度，来实现司法公正，西周时期的“五过之疵”中就包含了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勘制度、录囚、会审制度等也都蕴含著智慧。没有司法保障作为前提，司法公正就无从谈起。改革司法保障制度，除了借鉴中国古代司法中长处，更要结合我国社会现状，坚持党的领导，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充分保障各级司法官员独立行使权力，逐步废除干涉司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在经费、人力、物力方面也应予以保障。
（五）建设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
受儒家“礼法”思想的影响，古代官员在行使司法权力时，往往心怀仁义，“少用刑罚”深入人心，道德约束力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秩序。古代官员选拔制度中，“德”是最重要标准之一，周朝有“六德六行”的官吏选拔条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吏治的重要性；“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通过“以德选官”来实现“以德治民”。古代的“司法”是“行政”的组成部分，除了选拔官员注重“德”，在官员考核时也往往把“德”放在首位。由此可见，司法人员的普遍道德水平，在一定程序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指出，“要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业务过硬、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努力建设一支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政法队伍”。“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主要还要依靠人才来保证的，因此，建设一支合格的、德才兼备的政法队伍尤为重要。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时期，无论是国家制度还是法制建设，基本上都以“外儒内法”为指导，但总体上倚重儒家思想的作用。在司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执行中，“德治”与“礼治”并举。可见，古代中国的司法制度具有较强的变通性，“法”“儒”思想高度融合，有力维护了王权与社会秩序，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司法制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清朝对明朝司法制度的继承与创新论文
摘要：明清两代的直诉制度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日益趋近成熟地表现，在明代，直诉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日益成熟，清朝建立后继承了明朝的直诉制度，并对它加以创新。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在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和处理方案上都有着极大地相似性与不同之处。直诉制度一方面起着平反冤案的作用，但另一方面也有着不足与缺陷，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关键词：直诉制度；继承；创新
一、引言
众所周知，明朝国祚276年，清朝国祚268年。这两个封建王朝国祚几乎相同，通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明清两朝有着极为相似的统治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清朝能享有268年的国祚，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汉化，而汉化的具体表现就在于清朝对于明朝各方面制度的继承与创新。在司法制度上，直诉制度作为司法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维系明清两朝的統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因此被两朝统治者重视。近年来的中国历史学界，独立的研究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但对于将明清两朝的直诉制度联系起来看待两者之间的继承与创新，则是少之又少。
二、明清两朝直诉制度的设立时间、表现形式、处理方案
（一）设立时间
中国古代的直诉制度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期的“路鼓”“肺石”等直颂制度，“路鼓”到了西晋时期，有了一个更加形象的名称——登闻鼓。而“肺石”也演化为冤鼓，或曰喊冤鼓。东汉的郑玄注说：“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登闻鼓是直诉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刚一成立，朱元璋下令“置登闻鼓于午门外，日令监察御史一人监之，凡民间词讼，皆须自下而上，或府州县省官及按察司官不为伸理，及有冤抑机密重情，许击登闻鼓。”顺治元年（1644年），清兵一入关，在监察院设立登闻鼓，由御史负责监管。从两个王朝设立登闻鼓的时间来看，我们不难看出王朝统治者对直诉制度的重视。两个王朝统治者在开国第一年即设立登闻鼓，可见直诉制度确实有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国家统治的作用。
（二）表现形式
所谓直诉，在明清两代均叫做“叩阍”，即封建国家的全体军民直接向王朝最高统治者直接诉冤。《清史稿·刑法志》中记载：“其投厅击鼓，或遇乘舆出郊，迎击驾申诉者，名曰‘叩阍’。”在表现形式上，明朝直诉制度的形式主要表现为登闻鼓制度，邀车驾制度。清朝在直诉制度的形式上有许多方面沿袭明朝，但又根据王朝的实际统治需要加以创新。清朝继承了这两种主要形式，又吸纳了历朝历代关于直诉制度的经验教训，增加了上表制度、肺石制度和京控制度。
（三）处理方案
《大明律》规定：“若迎车驾及击登闻鼓而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得实者，免罪。”《明会典》也有相关记载：“凡有申诉冤抑者，止许于仗外俯伏以听。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得实者，免罪。”顺治十七年清朝统治者也做了类似的规定。可见直诉案件如果不实，是要被严厉惩罚的。而如果所诉案件属实，便会被成功受理，能起到有效减少冤假错案的作用。
三、直诉制度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一）利弊
直诉制度在从西周时期诞生，到1912年封建帝制的终结。在数千年的时间里，确实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减少了冤假错案，对实行仁政治国有着不可磨灭的意义。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督各级司法官员公平、公正、公开的执法。但执诉制度同样存在缺陷，直诉案件的直接受理者是皇帝，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对每一宗案件都详加审理，因此可能导致直诉案件的处理效率不高。皇权直接干预司法，有时会导致皇帝与官员的对抗，这也是直诉制度在制度上设计的不合理之处。
（二）启示
封建直诉制度在封建帝制终结时便随之终结。但它对现在的中国社会的影响依旧是深远的。在21世纪的今天，信访制度发挥着与直诉制度相类似的作用。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从人治转向法制，吸取直诉制度的经验，改进信诉制度，因此对直诉制度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司法审查一般涵义
司法审查的英文用语是“JudicialReview”。WTO有关协定使用了该术语，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定》（即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的条旨（标题）均为“JudicialReview”。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和议定书分别专门规定了“JudicialReview”。在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著作和司法实践中，通常将该记号语移译为“司法审查”，外经贸部公布的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中文参考文本就采用了“司法审查”译法。
从“JudicialReview”的语义来看，英国法与美国法对“JudicialReview”的界定是有差异的，主要是因为英国采取议会至上的宪政体制，法院不能对立法行为行使司法审查权，而美国法院可以对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是否合宪行使司法审查权。其相同之处是，司法审查的对象均包括行政行为，而且行使审查权的法律主体是司法机关即法院。因此，无论被审查的对象如何，司法审查的主体都是法院，司法审查是由法院进行的复审。由于审查的前提是被审查的行为（司法行为、行政行为乃至立法行为），是对被审查行为的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或者兼而有之的再审查，因而称为或者译为“司法复审”更能直观地反映其本意和特征。
（二）WTO法律中的“JudicialReview”（司法审查）
以“JudicialReview”的一般法律涵义理解和界定WTO法律和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中的“JudicialReview”，是完全可以的。换言之，WTO法律和我国加入WTO法律文件中的“JudicialReview”，也是遵从了其一般的法律涵义。例如，有些WTO协定规定，对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向司法机关提出上诉，并将这种上诉的复审称为“JudicialReview”，而此种“JudicialReview”就是由司法机关对被上诉的行政行为进行复审。
但是，有些WTO协定的条文虽然使用了“JudicialReview”的标题，其内容却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复审。例如，《1994年反倾销法典》第13条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的题目均为“司法审查”，其中前者规定：“国内立法包含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当维持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者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属于第11条范围的与最终决定和决定的复审相关的行政行为。此类裁决机构或者程序应当独立于作出该决定或者复审的主管机关。”该规定所使用的“JudicialReview”，在形式上是包括“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所进行的复审，而并不限于司法机关的复审。有人据此认为，WTO协定中的司法复审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既可以是司法复审，也可以是行政复审和仲裁，但前提是这种复审必须由独立于调查机构的另一个机构来操作，也即原来的调查机构不能作为复审机构复审自己以前所做的各种结论。
据WTO的专家解释，WTO有些协定在“司法审查”项下规定多个复审机构而没有仅限于法院的司法审查，是妥协的结果，即各国法治水平不一致，不能强求一律采取法院复审，而且，WTO协定基本上是80年代末期谈判确定的，当时各成员法治水平没有现在发达，现在大多数国家都要求法院复审，发达国家更是如此。
我国加入WTO议定书承诺：“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的机会”。这意味着，我国采取了法治国家通常采取的司法审查做法，将法院复审作为终局的复审方式。因此，我国的司法复审可以理解为专指法院复审，此前的行政复审（即我国惯称的行政复议）都是前置复审，在内容安排上将其归入司法复审之列，是采用了举重以名轻的表述技术。
（三）司法审查在WTO法律中的重要地位
主导WTO法律制定和对我国加入WTO提出要价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法治化程度很高的欧美国家，包括司法审查在内的WTO法律均渗透了这些国家的现代法治理念和信仰。脱离现代法治的背景，就无法透彻地理解WTO法律对司法审查的规定。WTO法律对司法审查规定的重要性，可以从一般的法治原因和国际经贸关系的特殊性两个角度进行看待。
1.司法审查立足于法治原则的贯彻。WTO是以规则为取向的组织，淋漓尽致地贯彻了现代法治精神，如在其规则中充分体现了平等（非歧视）、自由（自由贸易、开放市场、消除贸易壁垒）、透明、公正、效率、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法律实施（争端解决与贸易审查机制）等现代法治原则。特别是，WTO法律首先是规范政府行为的，尤其是行政行为，其规定司法审查，正是通过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衡，确保行政行为不脱离WTO法律的轨道，最终保障上述各类法治原则的贯彻。
2.维护法治统一。司法审查的基本功能是确保国内法治的统一。因为，就作为司法审查对象的行政行为而言，行政事务都具有专门性，各个行政机关往往只关注其业务范围内的法律，可能不关心或者忽视其他方面的法律。但是，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有机的整体，不能孤立地适用各个法律。法院在综合性适用法律上富有经验和能力，法律视野宽阔，在司法审查时不受专业法律的局限，是从法律整体上考虑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在法律的适用上能够瞻前顾后和左右逢源，而不只是考虑被审查的某个机关所适用的法律。因此，司法审查是维护法治统一的重要屏障。
3.确保WTO法律的国内遵守。首先，即使国内法院并不直接适用（援引）WTO法律，但通过严格实施转化WTO法律的国内法律或者按照WTO法律的精神解释国内法，保障WTO法律的国内的遵守。WTO法律明确要求成员在国内确立司法审查制度的核心目的，就是提高WTO法律的司法化程序，增强其在国内的可操作性。特别是，政府采购协定甚至直接规定司法审查机关应当审查政府采购行为是否符合该协定的要求。其次，司法审查是发挥私人对行政机关监督作用的有效方式，监督政府行为不偏离WTO法律的轨道。正如WTO法律权威学者、WTO法律顾问Petersmann教授所指出的，“法院的‘程序功能’（Proceduralfunction）在诸如经济和对外贸易法领域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在这些领域政府机关行使着广泛的裁量权，受到‘寻租’的利益集团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而提供补贴、限制竞争和在国内公民中再分配收益。如果没有‘个人对保护其权利的警觉’和分散的司法审查，就很难设想像关税法、反倾销法、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数量庞大的规定和日常行政决定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4.保护私人权利。西方法治笃信，独立的司法是私人权利的最好保障。司法审查的基本立足点是保护私人（个人和企业）的私权利。西方法治国家通常认为，条约的谈判和缔结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事，司法机关并不介入，而行政机关制定贸易政策更多地倾向于政治考虑和宏观考虑，主要不是着眼于私人权益的保护。司法作为制衡立法和行政的另一支力量，在实施条约时其通过解释和适用法律的方式解决争端，保护私人（参与经贸关系的生产者、贸易者、投资者、消费者）权益。
二、WTO法律的司法审查层级要求与我国承诺的司法复审的关系：WTO各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规定内容不一，其要求具有层次性和灵活性，反映了各成员法治水平和国内情况的差异，但由法院承担司法审查职责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即体现了这种主流做法，将最终的司法审查权赋予法院。由于该议定书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法律（针对我国的“实施细则”），其中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法律一般要求的具体化，一般要求由此对我国失去意义，履行议定书承诺成为我国的直接义务。
WTO协定是适用于所有成员的，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及工作组报告书则是为我国量身定做的WTO协定，或者说相当于针对我国的“WTO协定实施细则”，而工作组报告书相当于议定书的“起草说明”，其说明了议定书条款的具体形成过程，对议定书条款具有解释作用。就司法审查而言，WTO协定对司法审查的要求只是一般性要求，这些要求如何在各成员实施，则取决于各成员根据其他成员的要求和自身的情况而作出的承诺，也即各成员的具体承诺才是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有实际意义的要求。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关于司法审查的承诺是WTO司法审查一般要求的具体化，是我国履行司法审查义务的具体依据。我国司法审查制度是否符合WTO协定的要求，不是根据WTO协定的一般要求进行衡量的，而取决于我国加入WTO时对司法审查的具体承诺。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应当优先适用，或者说这些承诺才是专门针对我国的WTO协定。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作出以下承诺：“1.中国应当设立或者指定并维持裁决机构、联系点和程序，以迅速审查1994年GATT第10条第1项、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有关条款所指的、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普遍适用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的实施（theimplementation）的所有行政行为。这些裁决机构应当是公正的，并独立于负责行政执法的机构，且对审查事项的结果没有任何实质利益。
2.此种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由受到被审查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提起上诉的权利，且其不因上诉而受惩罚。如果最初的上诉是向行政机关提出的，应当提供选择向司法机关继续上诉（appeal）的机会。任何上诉机关的任何决定及其理由，应当以书面形式送达上诉人，并告知其继续上诉的任何权利。“
按照我国承诺，对行政行为可以进行行政复审和司法审查。如果最初的复审程序是行政复审，还应当提供司法复审的机会。换言之，这些承诺将司法审查规定为必经程序，愿意穷尽救济程序的个人或者企业，最终都可以走到司法程序中来。显而易见，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高于WTO协定的一般要求的。这意味着上述WTO有关协定对司法审查方式的灵活规定，对于我国司法审查已无意义，我国需要直接履行的司法审查义务是我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相关承诺。可以说，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反映了当前法治发展中的司法审查主流。
按照中国加入WTO工作组报告书对司法审查承诺过程的反映，我国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是其他成员要求的结果。这反映了其他成员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关注，但这种承诺决不能理解为我国加入WTO付出的代价和牺牲，因为它是与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完全合拍，必定会实质性地推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直接受益的是我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履行对司法审查的承诺。
三、WTO法律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履行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具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外部硬约束，加入WTO无疑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冲击，同时也为我们推动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这里不涉及完善立法层面的问题（如抽象行政行为是否可诉等），只就当前的实践问题略加研究。
（一）履行司法审查承诺具有很强的外部约束
司法审查制度与民主法治建设息息相关，是民主法治状况的晴雨表。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既有赖于民主法治水平的整体提高，其本身又是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加入WTO对我国全面加强法治建设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完善和加强与其相适应的司法审查制度就是其中的基本环节之一。特别是，WTO法律对依法行政、法制统一和透明度等均提出了具体要求，通过司法审查，可以监督和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法律的统一适用和增强法律政策的透明度。
履行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对司法审查的承诺，无疑是履行承诺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复审权，如司法审查程序不畅通（如案件久拖不决、审查机关不独立、审查结果不公正），更为熟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外国人很可能更愿意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而绕过国内司法救济途径。而且，如果法院不能真正独立公正地行使司法审查权，这本身也可以构成不履行WTO协定（因为议定书本身是WTO协定的组成部分），其他成员可据此寻求WTO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裁决。实际上，WTO争端解决机构已受理过多件因成员执法不力而产生的争端。这是对我国严格履行司法审查承诺的外部硬约束。因此，完善国内司法审查制度和确保司法审查的客观公正，可以增强外国个人和企业在国内解决纠纷的信心，将纠纷消化在国内，为国家调整经贸政策赢得时间，从而减少引发国际经贸争端的机率。
（二）司法审查的范围将大大拓宽
我国承诺的司法审查范围为“1994年GATT第1条第1项、GATS第6条和TRIPS协定有关条款所指的、涉及实施法律、法规以及普遍实施的司法判决和行政裁决的行政行为”。而且，中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还以不同的措辞方式说明了司法审查的具体事项或者范围，如“这些行为包括有关进出口许可证、非关税措施和关税配额管理、合格评定程序和其他措施”：“包括实施国民待遇、合格评定、服务的管理、控制、供应和促销，包括发放或者提供服务的或者其他事项的许可”。这些规定将使我国司法审查范围大大拓宽。我国按照WTO法律制定或者修订的法律法规已陆续对相关的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如新修订的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取消了行政终局决定，规定了行政诉讼救济；新制定的反倾销、反补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以及其他有关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的行政法规，均对相应的司法审查作出了规定。可以预言，随着我国承诺的落实和相应法律法规的实施，我国司法审查制度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当然，由于WTO法律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个人或者企业只能依据国内法律、法规规定而不能直接援用WTO法律的规定在我国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应当按照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受理与WTO司法审查相关的案件，而不能简单地直接按照我国承诺扩展案件的受理范围。
（三）如何确定司法审查标准
涉及WTO的司法审查都是对贸易行为（包括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有关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一般而言，国家（包括地区）的法院对贸易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没有太多的局限性，区域组织的法院（如欧洲法院）往往具有较强的司法自限。原因是，国内法院对案件或者争端具有固有的和当然的司法权，而区域法院的司法权来自条约或者法律的明示或者默示规定，法院在行使司法权时也具有很强的自我限制自觉性。例如，美国等国家的法院对反倾销和反补贴具有广泛的司法审查权，而欧洲法院只限于审查程序和法律，而不审查事实。我国履行司法审查承诺时，也必然涉及到司法审查的程度。例如，有关部门在起草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时，曾对司法审查的程度（仅限于审查程序的法律，还是同时要审查事实），进行过讨论。
本文认为，确定我国司法审查的程度应当注意以下问题。首先，我国法院享有的司法审查权当然是固有的司法审查权，其范围应当是广泛的。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合法性审查的规定是广义的，法院对行政案件不仅要进行法律审（包括程序问题），而且包括事实审。如果法律没有另外规定，不得将事实审排除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例如，反倾销条例和反补贴条例未对司法审查的程度作出规定，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查范围当然包括事实、程序和法律问题。其次，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时又存在着限制（司法自限），这种限制体现着司法对行政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尊重，但在审判实务中该限制必须统一到法律规定上来，如法律对判决方式的规定，既是对司法审查程度的授权，又是对司法审查权的限制。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是通过这种法律规定的方式划分的。再次，司法审查作为一种复审程序，WTO法律和我国承诺对其启动均使用了“上诉”（appeal）一词，这表明其与行政程序之间具有延续性。例如，法院对事实的审查不是对行政程序中的事实认定进行简单地重复，而主要是审查其认定事实的程序是否合法、是否遵循证据规则等，这种审查方式在反倾销、反补贴等行政案件中更是如此。
有些行政机关对司法审查心存疑虑，担心法院因不熟悉各类专业技术问题而影响审查质量或者妨碍行政。行政机关确实以专业性和技术性见长，但司法审查的立足点不是审查其专业性和技术性，而是审查行政机关或者行政行为是否遵循了法治要求，法院恰恰具有精通法律、严守法律程序和谙熟证据规则等雄厚的优势，这是其胜任司法审查职能的根本保障。在司法审查中偏重技术性和专业性而忽视法治原则，必然是舍本逐末，混淆了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的区别，与司法审查的性质和目的背道而驰。
（四）必须扩大诉权的保护范围
司法复审是由原告启动的，原告是享有诉权的人，如何界定原告的范围直接涉及到保护当事人诉权的程序和监督行政行为的力度。与民事诉讼原告资格的相对性和明确性不同，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既要符合公法关系需要范围广泛的个人参与的要求，以加强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又要防止公法关系成为全民诉讼，而导致滥用诉讼程序和妨碍行政效率。确定司法审查的起诉资格是一个国际性的难题，国内外确定原告资格的法律和判例纷乱不一，但近几十年来有扩大原告资格范围的明显趋势。WTO法律对起诉资格的规定就体现了这种趋势。
WTO法律对享有诉权的人的规定采用了多个措辞，这种措辞的不同主要是基于行政行为的性质的不同，并由此导致受影响的对象的差异，而不能理解为这些协定对诉权保护的程度的不同。这些规定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首先，具体确定了享有诉权的人。例如，《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7条的协定》（海关估价协定）第11条规定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进口商或者其他纳税义务人”。TRIPS协定第41条第4项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参与程序的当事人”。其次，以例示方式规定诉权享有人。例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23条规定的诉权享有人为“参与行政程序以及直接和自身受行政行为影响的所有利害关系人”。参与程序的当事人是明确具体的，而其他利害关系人则是概括性的。再次，一般性地规定受影响的人。例如，GATS第6条第2项规定的诉权享有者为“受影响的服务提供者”。总体来说，不论在具体情况下如何措辞，享有诉权的人都是受有关行政行为影响的人。
中国加入WTO议定书明确承诺“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提起上诉的权利”，即享有诉权的是“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这里既未使用利害关系人，也未使用其他措辞，而使用了受影响的任何人，足见享有诉权的人的范围非常广泛。就与WTO有关的司法审查案件而言，“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不仅限于行政行为所针对的行政相对人，而且还包括因此类行政行为受到影响的特定范围的或者不特定范围的个人或者企业。但是，在行政行为影响不特定的企业或者个人时，如何界定诉权享有人，仍然存在种种困难或者模糊区域。例如，倾销行为损害的对象为国内特定行业的所有经营者，但倾销产品的购买者（包括最终消费者或者下游市场的经营者）可能因倾销行为而受益（获取价廉的商品），且反倾销针对的是外国出口商的产品，而反倾销税是向国内进口商征收，在反倾销主管机关作出有倾销相关决定后，受影响的个人和企业的范围就很广泛，如相关行业的所有经营者、相关产品的生产者、出口者和购买者，这些受影响的人是否都享有诉权，国外的立法有不同的规定，实际情况也非常复杂，在我国究竟如何确定享有诉权的人，也是很值得探讨。因此，加入WTO以后，如何充分保护诉权是司法复审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
在保护诉权时，应当注意下列问题：（1）在确定起诉资格时，既不能对受影响的人作宽泛无边的解释，以防止滥诉和妨碍依法行政，又不能局限于严格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以确保司法对行政的有效监督。例如，起诉资格不应当限于行政行为指名道姓的相对人，而还包括其他受影响的人。当前，我们应当完全摆脱民事诉讼有关“法律上利害关系”诉权标准对行政诉讼起诉资格的影响，真正确立独立的行政诉讼起诉资格的条件。（2）凡个人权利或者利益受行政行为影响的人，均有起诉资格，但具体范围可根据个案判定。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外确定原告资格的具体标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操作性较强的原告资格标准，但不排除模糊区域，该区域由法院根据个案裁量。（3）外国个人和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其他国内个人或者企业，在起诉资格上应当享有同等地位。在诉权保护上，既要落实对其他WTO成员的个人和企业的国民待遇，又要防止和杜绝对国民诉权的不正当限制乃至“歧视”。
（五）司法审查必须坚持公正和效率
各司法机关权责明晰、相互制约、运转高效。法、德两国奉行的分权与制衡的宪政理念在两国司法权的具体配置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总的看，警察在检察官的指导下从事刑事调查工作，检察官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官负责裁判，司法行政人员负责法律法规起草、审前羁押与罪犯改造、民事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工作，他们彼此权责明确，但又相互制约。具体来说，在德国，对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属于检察事权，除重要案件由检察官自己完成调查之外，检察官一般委托、指挥警察进行刑事调查。协助检察官调查是警察的法定职责，警察在进行刑事调查时，要经常向检察官汇报进展情况，重要的决定如侦查方向的确定等，必须由检察官作出。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刑事调查时，若要采取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时，如审前羁押、监听电话、入室搜查、监视特定地点等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在法国，警察须在检察官的指导下进行刑事调查工作。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是：警察接到报案后，应立即到达现场初步了解情况，并将情况报告检察官。检察官确认构成犯罪后即决定是由自己还是交由警察开展刑事司法调查。警察进行调查时，调查的对象、范围等重要事项必须报检察官批准。警察若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超过24小时的羁押措施，必须报检察官或由检察官提请预审法官审查报专门负责审前羁押和假释的法官批准。调查结束后，检察官向预审法官提交预诉状。预审法官接到案卷后，委托警察进一步进行必要的调查；这期间，检察官起监督作用，可查看案卷了解进展情况，遇有相关联的数个案件时决定是否并案调查。预审法官调查结束后，将案卷退给检察官，由检察官起草控诉状提起公诉，或由检察官提出无罪建议报法官确认。案件判决后，刑罚适用法官和检察官全程参与或监督监狱部门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在办理刑事案件流程的各环节，德法两国各司法部门权利义务非常明确，法律对各环节办案时效的规定非常严格，很少出现拖延、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了较高的办案效率。
两国在一般刑事办案程序之外，还采用灵活多样的简易处理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在德国，检察部门对50％的轻微犯罪案件没有提起公诉，而是由检察官书面报经法官同意对罪犯处以罚金或1年以下且缓期执行的自由刑。在法国，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警察可把犯罪嫌疑人带到检察官面前，检察官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后，启动紧急开庭程序（法国一般刑事法院可24小时开庭），立即向法庭提出公诉，法庭当即审理并作出判决，无需再经过一般刑事案件所需要的复杂调查程序。还有一些案件，如违反交通法规的案件，警察记录犯罪事实经当事人确认后，直接送达法官决定处罚措施，无需开庭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刑事案件，检察官提出处罚措施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后，报法官确认即可，也无需再开庭审判。
严格限制和规范司法权，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两国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当严格的实体条件和适用程序。在德国，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最长不能超过采取临时羁押措施第二天的24点（即警察自行采取对犯罪嫌疑人的临时羁押最长只有48小时），若确需超过，警察必须在此之前报法官审查批准逮捕。法官审查时要与警察、犯罪嫌疑人、律师见面，以便客观公正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现实危险性，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警察在调查中若须监听电话、入室搜查、监视特定地点等，也须得到法官的授权。在法国，警察在调查时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24小时的临时羁押措施（但在调查贩毒案件时有3天的决定权，在调查恐怖案件时有5天的决定权）；若超出24小时，必须报检察官批准，但检察官只有不超过48小时的批准权；若须更长时间，检察官应提请预审法官审查报专门负责审前羁押的法官决定是否采取审前羁押措施，法国法官决定采取的审前羁押最长可达2年。从警方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第5个小时起，犯罪嫌疑人的家人和聘请的律师即可介入。审判中，若被告人声称个人自由在刑事调查阶段没有得到保障，法庭调查属实则会导致整个程序无效。
注重高素质司法人才队伍建设。德法两国强调的司法独立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审判独立上。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是两国司法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德法两国均注意通过招录、选拔、培训、晋升、保障、惩戒等人事制度建设，保证法官、检察官的高素质。两国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中择优选拔。严格的任职资历要求、逐级选拔的规定、中立权威的选拔机构、公正公开的选拔程序，保证了上级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必定是同行中名副其实的佼佼者，也使得上级法院的判决比下级法院具有更强的公信力。每年一个星期左右的培训有利于法官、检察官及时更新知识和提高业务能力。法官、检察官的岗位交流有利于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比其他公务员更高的工资待遇和退休后优裕的生活保障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也使得他们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法官、检察官犯罪，与普通公民犯罪一样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任何特权；不仅如此，他们在纪律方面受到的约束比其他公务员更为严厉，只要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就可能受到惩处。两国法官、检察官任职前的高标准、任职中的严要求、任职后的优保障和严厉的惩戒措施，不仅保证了司法人员的高素质，而且有效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法官和检察官不需、不能、不敢也不愿腐败。
重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运用。诉讼程序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非黑即白的判决结果不利于当事人保持合作关系等缺点。德法两国充分认识到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开始大量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并逐步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德国把发挥诉讼前的调解作用作为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方向。初级法院和地区法院接到民事诉讼案件后，首先要求当事人双方书面交换各自的理由，也可以确定一个时间，要求双方到庭陈述理由，尽可能通过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妥协，解决纠纷。调解未成才进入正式诉讼程序。法国为了应对诉讼爆炸和减轻法院负担，2002年开始设立“社区法院”，由社区中志愿服务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警察担任“社区法官”，充分发挥他们在专业知识和了解社情民意方面的优势，调解社区纠纷，使许多民事案件在进入正式诉讼程序之前就得到了解决。
为便于广大读者客观地了解德、法两国的司法情况，并科学合理地研究借鉴，本刊特组织《德、法司法制度考量》一文，从德、法两国的司法体制，到法官、检察官、警官的选拔、晋升、奖惩；从审级制度及审理方式到民事生效判决的执行体制；从司法鉴定制度到诉讼收费制度等，全面介绍了两国的司法体制及相关制度。
一、 德、法两国的司法体制
（一）审判体制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法院有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分。若按管辖案件的类型来分，则有宪法法院、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税法院、劳工法院和保险法院6大系统。宪法法院分联邦宪法法院和州宪法法院两级。联邦宪法法院地位超过其他各类联邦法院，与联邦总统、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具有同等的宪政地位，有司法审查权、行政权限裁决权、弹劾案审判权，可以裁决联邦大选中的选举诉讼案，可以确定某政党是否违法。州宪法法院只管辖违反州宪法的案件。普通法院是最主要的法院系统，80％的法官在普通法院工作，分初级法院（683个）、地区法院（120个）、州高等法院（25个）和联邦最高法院（1个）四级，主要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行政法院分地方行政法庭、州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三级，主要审理国家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件。财税法院分州财税法院和联邦财税法院两级，审理纳税人对征税不服，状告国家财政税务部门的案件。劳工法院分地方劳工法院、州劳工法院和联邦劳工法院三级，主要审理雇主与雇工的劳动纠纷以及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纠纷。保险法院分地方保险法院、州保险法院和联邦保险法院三级，主要审理涉及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失业金的付款、疾病补贴、事故赔偿、退休金、儿童救济款等案件。各级、各类法院彼此独立，相互没有隶属关系。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所有法院都是国家直接设立的，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普通法院分基层法院（183个）、上诉法院（33个）和最高法院（1个）三级，主要审理刑事、民事案件。行政法院属行政系统，包括行政法庭、上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主要审理行政争议案件。两套法院系统的管辖权纠纷由专门设立的权限争议法庭负责解决。普通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对地区各级法院没有领导关系，但上诉法院对基层法院有行政上的领导关系。上诉法院院长受司法部长授权主要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很少亲自审案。最高法院院长和各基层法院院长因管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很少，他们经常性的工作是审理案件。
（二）检察体制
德国检察机关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联邦检察院。它是德国最高检察机关，但不是州检察机关的领导机关，与各州检察机关之间只是诉讼程序上的关系。联邦检察院受联邦司法部长领导。二是州检察机关。州检察机关分设州高等检察院和地区检察院两级，分别对应于州高等法院和地区法院，初级法院的检察事务由地区检察院负责。州检察系统内存在领导和监督关系，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统一领导州的检察工作，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受州司法部长领导。检察机关的职能一般有：指导刑事侦查（少数情况下自行侦查）；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
法国没有设立与各级法院平行的检察机关，而是由司法部向各级法院派驻检察官，实行审检合署体制。最高法院有总检察官1人、检察官若干人，他们受司法部长领导，就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发表法律意见，以增进最高法院判决的可预见性，没有公诉职能，也不负责制定刑事政策。最高法院总检察官对上诉法院和基层法院检察官没有领导关系。在司法部长领导下，上诉法院总检察长领导上诉法院和基层法院全体检察官。上诉法院和各基层法院检察官的职能是：指导刑事侦查（少数情况下自行侦查）；决定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提起公诉；提起上诉；监督判决的执行等。
（三）司法行政体制
德国司法行政机关分联邦司法部和州司法部两级。联邦司法部主要负责刑法、民法、行政法、商法、程序法、法官法、监狱法等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提请任命联邦法院法官和联邦检察院检察官；管理联邦法院、联邦检察院的经费（每年年初，联邦各法院及检察院提出经费预算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审查，商财政部综合平衡后，报请联邦议会批准）；负责联邦法院的资产购置、设备管理、财务管理、司法助理员和书记员的管理等行政事务，授权联邦法院管理一些简单行政事务，如工勤人员等一定层级以下人员的管理等；负责民事、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领导联邦检察院。州司法部主要负责法律职业培训和司法考试；任命或提请任命州和州以下法院、检察院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命司法助理员、执行员和公证人；领导州和州以下的检察院；管理监狱；管理法院经费和法院的其他行政事务，或者授权法院院长负责一定层级以下人员的管理等。
法国司法部负责刑法、刑诉法、民法、行政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负责全国普通法院系统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的招聘、任用、培训、调动；领导全部检察官；管理监狱（包括未决犯监狱）；负责全国普通法院系统的经费预算编制和管理（各基层法院向上诉法院提出每年所需经费预算，上诉法院汇总后报司法部，司法部对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查，并商财政部综合平衡，最后报议会批准）；授权上诉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共同管理上诉法院及其司法区内各基层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此外，还负责违法青少年管教中心的管理工作。
（四）警察体制
各司法机关权责明晰、相互制约、运转高效。法、德两国奉行的分权与制衡的理念在两国司法权的具体配置方面得到充分体现。总的看，警察在检察官的指导下从事刑事调查工作，检察官代表国家向法院提起公诉，法官负责裁判，司法行政人员负责法律法规起草、审前羁押与罪犯改造、民事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工作，他们彼此权责明确，但又相互制约。具体来说，在德国，对刑事案件进行调查属于检察事权，除重要案件由检察官自己完成调查之外，检察官一般委托、指挥警察进行刑事调查。协助检察官调查是警察的法定职责，警察在进行刑事调查时，要经常向检察官汇报进展情况，重要的决定如侦查方向的确定等，必须由检察官作出。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刑事调查时，若要采取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强制措施时，如审前羁押、监听电话、入室搜查、监视特定地点等须得到法官的批准。在法国，警察须在检察官的指导下进行刑事调查工作。一般刑事案件的处理程序是：警察接到报案后，应立即到达现场初步了解情况，并将情况报告检察官。检察官确认构成犯罪后即决定是由自己还是交由警察开展刑事司法调查。警察进行调查时，调查的对象、范围等重要事项必须报检察官批准。警察若要对犯罪嫌疑人采取超过24小时的羁押措施，必须报检察官或由检察官提请预审法官审查报专门负责审前羁押和假释的法官批准。调查结束后，检察官向预审法官提交预诉状。预审法官接到案卷后，委托警察进一步进行必要的调查；这期间，检察官起监督作用，可查看案卷了解进展情况，遇有相关联的数个案件时决定是否并案调查。预审法官调查结束后，将案卷退给检察官，由检察官起草控诉状提起公诉，或由检察官提出无罪建议报法官确认。案件判决后，刑罚适用法官和检察官全程参与或监督监狱部门对罪犯的改造工作。在办理刑事案件流程的各环节，德法两国各司法部门权利义务非常明确，法律对各环节办案时效的规定非常严格，很少出现拖延、推诿扯皮等现象，保证了较高的办案效率。
两国在一般刑事办案程序之外，还采用灵活多样的简易处理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在德国，检察部门对50％的轻微犯罪案件没有提起公诉，而是由检察官书面报经法官同意对罪犯处以罚金或1年以下且缓期执行的自由刑。在法国，对于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行轻微的刑事案件，警察可把犯罪嫌疑人带到检察官面前，检察官告知其被指控的罪名后，启动紧急开庭程序（法国一般刑事法院可24小时开庭），立即向法庭提出公诉，法庭当即审理并作出判决，无需再经过一般刑事案件所需要的复杂调查程序。还有一些案件，如违反交通法规的案件，警察记录犯罪事实经当事人确认后，直接送达法官决定处罚措施，无需开庭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认罪的刑事案件，检察官提出处罚措施经犯罪嫌疑人同意后，报法官确认即可，也无需再开庭审判。
严格限制和规范司法权，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两国对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规定了相当严格的实体条件和适用程序。在德国，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最长不能超过采取临时羁押措施第二天的24点（即警察自行采取对犯罪嫌疑人的临时羁押最长只有48小时），若确需超过，警察必须在此之前报法官审查批准逮捕。法官审查时要与警察、犯罪嫌疑人、律师见面，以便客观公正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现实危险性，是否需要继续羁押。警察在调查中若须监听电话、入室搜查、监视特定地点等，也须得到法官的授权。在法国，警察在调查时可决定对犯罪嫌疑人采取24小时的临时羁押措施（但在调查贩毒案件时有3天的决定权，在调查恐怖案件时有5天的决定权）；若超出24小时，必须报检察官批准，但检察官只有不超过48小时的批准权；若须更长时间，检察官应提请预审法官审查报专门负责审前羁押的法官决定是否采取审前羁押措施，法国法官决定采取的审前羁押最长可达2年。从警方拘留犯罪嫌疑人的第5个小时起，犯罪嫌疑人的家人和聘请的律师即可介入。审判中，若被告人声称个人自由在刑事调查阶段没有得到保障，法庭调查属实则会导致整个程序无效。
注重高素质司法人才队伍建设。德法两国强调的司法独立主要体现在法官的审判独立上。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和检察官队伍，是两国司法制度建设的重中之重。德法两国均注意通过招录、选拔、培训、晋升、保障、惩戒等人事制度建设，保证法官、检察官的高素质。两国初任法官、检察官必须从通过两次国家司法考试的
法学专业毕业生中择优选拔。严格的任职资历要求、逐级选拔的规定、中立权威的选拔机构、公正公开的选拔程序，保证了上级法院的法官和检察官必定是同行中名副其实的佼佼者，也使得上级法院的判决比下级法院具有更强的公信力。每年一个星期左右的培训有利于法官、检察官及时更新知识和提高业务能力。法官、检察官的岗位交流有利于增进相互间的理解和合作。比其他公务员更高的工资待遇和退休后优裕的生活保障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也使得他们倍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法官、检察官犯罪，与普通公民犯罪一样被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任何特权；不仅如此，他们在纪律方面受到的约束比其他公务员更为严厉，只要他们的行为影响了公民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怀疑，就可能受到惩处。两国法官、检察官任职前的高标准、任职中的严要求、任职后的优保障和严厉的惩戒措施，不仅保证了司法人员的高素质，而且有效防止了司法腐败现象的发生，法官和检察官不需、不能、不敢也不愿腐败。 重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运用。诉讼程序具有周期长、成本高、非黑即白的判决结果不利于当事人保持合作关系等缺点。德法两国充分认识到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局限性，开始大量运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并逐步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形成与诉讼机制相互衔接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德国把发挥诉讼前的调解作用作为民事诉讼改革的重要方向。初级法院和地区法院接到民事诉讼案件后，首先要求当事人双方书面交换各自的理由，也可以确定一个时间，要求双方到庭陈述理由，尽可能通过调解促使双方达成妥协，解决纠纷。调解未成才进入正式诉讼程序。法国为了应对诉讼爆炸和减轻法院负担，2002年开始设立“社区法院”，由社区中志愿服务的律师、法官、检察官和警察担任“社区法官”，充分发挥他们在专业知识和了解社情民意方面的优势，调解社区纠纷，使许多民事案件在进入正式诉讼程序之前就得到了解决。
为便于广大读者客观地了解德、法两国的司法情况，并科学合理地研究借鉴，本刊特组织《德、法司法制度考量》一文，从德、法两国的司法体制，到法官、检察官、警官的选拔、晋升、奖惩；从审级制度及审理方式到民事生效判决的执行体制；从司法鉴定制度到诉讼收费制度等，全面介绍了两国的司法体制及相关制度。
一、 德、法两国的司法体制
（一）审判体制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法院有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分。若按管辖案件的类型来分，则有、普通法院、行政法院、财税法院、劳工法院和保险法院6大系统。分联邦和州两级。联邦地位超过其他各类联邦法院，与联邦总统、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具有同等的地位，有司法审查权、行政权限裁决权、弹劾案审判权，可以裁决联邦大选中的选举诉讼案，可以确定某政党是否违法。州只管辖违反州宪法的案件。普通法院是最主要的法院系统，80％的法官在普通法院工作，分初级法院（683个）、地区法院（120个）、州高等法院（25个）和联邦最高法院（1个）四级，主要审理刑事和民事案件。行政法院分地方行政法庭、州高等行政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三级，主要审理国家行政机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案件。财税法院分州财税法院和联邦财税法院两级，审理纳税人对征税不服，状告国家财政税务部门的案件。劳工法院分地方劳工法院、州劳工法院和联邦劳工法院三级，主要审理雇主与雇工的劳动纠纷以及雇主和工会之间的纠纷。保险法院分地方保险法院、州保险法院和联邦保险法院三级，主要审理涉及社会保险、健康保险、失业金的付款、疾病补贴、事故赔偿、退休金、儿童救济款等案件。各级、各类法院彼此独立，相互没有隶属关系。
法国是单一制国家，所有法院都是国家直接设立的，有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个系统。普通法院分基层法院（183个）、上诉法院（33个）和最高法院（1个）三级，主要审理刑事、民事案件。行政法院属行政系统，包括行政法庭、上诉行政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主要审理行政争议案件。两套法院系统的管辖权纠纷由专门设立的权限争议法庭负责解决。普通法院系统的最高法院对地区各级法院没有领导关系，但上诉法院对基层法院有行政上的领导关系。上诉法院院长受司法部长授权主要从事司法行政工作，很少亲自审案。最高法院院长和各基层法院院长因管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很少，他们经常性的工作是审理案件。
（二）检察体制
德国检察机关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联邦检察院。它是德国最高检察机关，但不是州检察机关的领导机关，与各州检察机关之间只是诉讼程序上的关系。联邦检察院受联邦司法部长领导。二是州检察机关。州检察机关分设州高等检察院和地区检察院两级，分别对应于州高等法院和地区法院，初级法院的检察事务由地区检察院负责。州检察系统内存在领导和监督关系，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统一领导州的检察工作，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州高等检察院检察长受州司法部长领导。检察机关的职能一般有：指导刑事侦查（少数情况下自行侦查）；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作为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代表提起民事诉讼和
行政诉讼。 法国没有设立与各级法院平行的检察机关，而是由司法部向各级法院派驻检察官，实行审检合署体制。最高法院有总检察官1人、检察官若干人，他们受司法部长领导，就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发表法律意见，以增进最高法院判决的可预见性，没有公诉职能，也不负责制定刑事政策。最高法院总检察官对上诉法院和基层法院检察官没有领导关系。在司法部长领导下，上诉法院总检察长领导上诉法院和基层法院全体检察官。上诉法院和各基层法院检察官的职能是：指导刑事侦查（少数情况下自行侦查）；决定是否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提起公诉；提起上诉；监督判决的执行等。
（三）司法行政体制
德国司法行政机关分联邦司法部和州司法部两级。联邦司法部主要负责刑法、民法、行政法、商法、程序法、法官法、监狱法等法律草案的起草工作；提请任命联邦法院法官和联邦检察院检察官；管理联邦法院、联邦检察院的经费（每年年初，联邦各法院及检察院提出经费预算送司法部，由司法部审查，商财政部综合平衡后，报请联邦议会批准）；负责联邦法院的资产购置、设备管理、财务管理、司法助理员和书记员的管理等行政事务，授权联邦法院管理一些简单行政事务，如工勤人员等一定层级以下人员的管理等；负责民事、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领导联邦检察院。州司法部主要负责法律职业培训和司法考试；任命或提请任命州和州以下法院、检察院的法官和检察官；任命司法助理员、执行员和公证人；领导州和州以下的检察院；管理监狱；管理法院经费和法院的其他行政事务，或者授权法院院长负责一定层级以下人员的管理等。
法国司法部负责刑法、刑诉法、民法、行政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起草工作；负责全国普通法院系统的法官、检察官和其他司法行政人员的招聘、任用、培训、调动；领导全部检察官；管理监狱（包括未决犯监狱）；负责全国普通法院系统的经费预算编制和管理（各基层法院向上诉法院提出每年所需经费预算，上诉法院汇总后报司法部，司法部对最高法院和上诉法院的经费预算进行审查，并商财政部综合平衡，最后报议会批准）；授权上诉法院院长和总检察长共同管理上诉法院及其司法区内各基层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此外，还负责违法青少年管教中心的管理工作。
（四）警察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