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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社会现代化指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两次转变虫然从现阶段来看，我国很多发达地区已完成了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并正在经历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社会的转变，但在内蒙古、西藏等大多数民族地区仍然处在第一次刹-会现代化阶段，即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考察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主要从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着手，由于较多地区在完成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如高能源消耗、环境污染、贫富两极分化等问题，那么我们在研究社会现代化时又小得小吸取经验教训，走出 一条集合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协调发展的综合、生态、民主、科学、自由全而发展的现代化的道路，为民族地区及其他发展一般性地区在现代化道路上指明力向，以便我们尽量缩小甚至是赶上发达地区发展的步伐
社会现代化全力位演变的过程的各个力而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政治现代化(民主化)、文化现代化(科学化)、人的现代化等等是相互联系制约着的其中，工业化无疑是经济现代化以及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根本环节，是全部过程赖以展开的根本动因工业化过程的展开必然要求市场化过程与之相伴，它以自身的客观逻辑促使市场化过程的展开;而反过来，市场化过程的进展状况，又作为直接必要条件制约着工业化的过程以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统一为内容的经济现代化呼唤着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民主化和科学化，并为一者提供了技术基础和条件;反过来，民主化和科学化又制约着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而人的现代化则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社会现代化的最终要求和日的，所以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和文化现代化为人的现代化提供了好的条件，同时人的现代化又是促进前三者的发展总之，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之间是相互制约的，必须把它们协调起来，才能共同推进民族地区的社会现代化实现
2.民族现代化发展现状
2.1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
谈及民族地区现代化的根本是经济的现代化了解民族地区的经济现代化现状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层而去着手 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工业化在民族地区，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力式落后发展经济多依靠传统的手段对于新兴的微电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带来的有利时机因本身条件的}S}制也未能完全把握
生产关系市场化，即也就是企业而向市场，自主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市场实现联系市场化是我们选择的正确道路，而信息化和网络化又是我们市场化必须借助的平台民族地区本身地域因素的影响，区域与区域之间多为无人区想要发展市场化有障碍
2.2民族地区的政治现代化
民族地区日前经济文化较落后的状况小能为其民主的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和较理想的环境，造成了民族地区政治民主实施的困难在民族地区，刹一区组织建设薄弱，社会保障制度小健全，缺乏强有力的激励机制和制度
2.3民族地区的文化现代化
民族地区现阶段都在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鼓励和弘扬科学精神但是从总体上看，民族地区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日前的发展还小平衡，至今还有小少地区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盲和半文盲的存在
2.4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
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历程中最核心的日标，是社会现代化的出发点和最终日的民族地区要实现社会现代化，最终要取决于人的现代化提高民族地区民众素质，实现民族地区人的现代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民族地区人口众多、但知识水平、素质较发达地区有差距民族地区的现代化突破口在于人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于民族地区民众的知识水平、价值观念、思维力式和行为力式的现代化
3.民族地区社会现代化建设中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3.1落后的经济发展力式与转变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是依靠民族地区地广物博，通过对资源大量的开采以及初级加工来实现经济发展但由于民族地区自身原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下随着资源的消耗，劳动力成本的增加，想要通过粗放的力式发展经济变得越来越难如何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力式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转变，成为民族地区经济现代化实现的关键
从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啦尹;首先，依靠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力式的转变，就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其次，依靠劳动力素质提高来促进经济发展力式的转变，就要民族地区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同时，企业也要创造条件，对劳动力进行在岗培训，促进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最后，依靠管理创新来促进经济发展力式的转变，就需要运用先进的管理理念强化管理;同时，也要大力培养现代化的管理人才，促进管理结构的优化
3.2政治法治化的小完善与解决途径
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如何让政治系统在阳光下运行，使民众能成为监督腐败滋生的主体那么落到实处，一力而是制定完善的法律体系，另一力而就是考虑要通过力式使政治法律、规范真正得到尊重和严格执行，因此力式力法的探索也成为民族地区政治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话题
现在我们社会正在倡导和逐步实施的政务公开，官员公布则产状况，发挥大众媒体的监督作用，网络政治化等等途径和力法都有利于政治现代化，有利于民主政体的发展民族地区在此大环境的影响下实现政治现代化也必然是指日可待的
3.3多元价值观对核心价值体系的冲击与协调办法
民族地区的民众较多都是有自身民族信仰的在信息化时代，多元价值观充斥着民众的大脑我们在倡导多元文化发展和尊重民族信仰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党的}-报告提出，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如何在民族地区的民众意识中树立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使其成为主导价值观，又能鼓励多元价值文化的存在和尊重民族信仰，具体建议如下：要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另一力而要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同时，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也必然需要了解民族地区的文化工作者发挥其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积极响应号召，发挥自我的能动性推动民族地区实现民族文化的兴旺繁荣对于实现民族地区现代化是十分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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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油画中的表现性因素溯源
我国的油画自十九世纪中叶传入至今虽仅百余年的历史，但几乎涉猎了欧洲油画发展的全部历程，从古典到现代、从具象到抽象、从印象派到表现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中国表现主义油画在20世纪初期曾有过可喜的发展端倪，第一代艺术家走出国门便为中国油画带来了新鲜血液，如刘海粟、王济远等人的后期印象派画风；陈抱一、庞薰琴、倪贻德、丁衍墉、关良等人的野兽派画风以及林风眠等艺术家都强调绘画的表现性；鲁迅先生在1928年翻译了《近代美术史潮论》，特别对于德国表现派的美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1] 但是之后的种种历史原因导致了油画特别是表现主义风格在中国发展的阻断，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开放人们才真正有机会在国内的美术馆领略到欧洲大师的风采：1978年的法国19世纪农村风景油画展、1981年的美国波士顿博物馆名画原作展、1982年的韩默藏画展、联邦德国表现主义绘画展、法国250年绘画展、以及1983年的毕加索原作展和蒙克绘画展等等。[2]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油画如雨后春笋般呈现出一片鼎盛的态势。当然，油画毕竟是一个舶来品，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西方各种艺术思潮的影响，中国油画中表现主义因素的形成正是在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各种表现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二、西方表现主义绘画对中国油画的影响
1、早期表现主义强调表现主观世界，重视形、线、色、体积的变化，主张艺术要抒发作者自己的感受，创造艺术的真实。其中以凡高、马蒂斯、蒙克等的影响最为显著。他们是80代初期中国的表现主义画家主要学习和借鉴的对象，如80年成立于北京的“星星画会”等艺术团体，中国的艺术家在借鉴西方绘画的同时能够有意识结合传统艺术形式大胆的求变，大多局限于样式风格的挪用，但正是由于他们所作出的努力才为之后中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发展积蓄了力量。
2、著名的德国表现主义运动产生在上世纪20年代初，在欧洲的影响颇为广泛，其中以“桥社”和“青骑士”画派最为典型。他们强调用色彩、线条、形状等来表达艺术家的主观情绪，反对古典主义和印象主义片面追求客观自然的倾向，注重对内心世界与精神层面的表现，强调物我统一的移情作用，这一点上与中国精神有某些相似之处，其中以凯尔希纳、诺尔德和康定斯基的影响最大。在中国“85新潮”美术作品中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如“85新潮”美术时期河北画家团体“米羊画室” 代表人物王焕青等艺术家的作品就反映出西方表现主义与东方文化的有力结合。这些画家在吸收德国表现主义画风的同时，使之与东方民间艺术相融合，探索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表现主义特征。
3、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美国发展起来的抽象表现主义是的一次革命性的艺术运动。抽象表现主义在美国的出现实际上是欧洲艺术与美国本土文化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与几何抽象传统截然不同的风格。抽象表现主义与其说是一种风格，倒不如说是一种思想，是二战后人们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在文化领域里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些画家包括德・库宁、波洛克、罗斯科和纽曼等人。他们凭借开放的心态和狂热的个人意志，运用最有力、最有效的笔法强调个人内心的真实体验，是对人性的一种庄严而崇高的解放。其中以德库宁、波洛克等人最具影响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许多中国画家从中受到启发，找到灵感和力量。如袁运生、江海、贾涤非等画家的作品就具备这方面的特征。
4、90年代开始至今中国表现主义油画主要来自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影响，其中以基弗、巴塞利兹、里希特、伊门多夫、彭克等人的绘画最受推崇。基弗从德国的历史和文化角度出发，寻找隐藏在事物深处的美、本质、意义和被压抑的精神价值；吕佩尔茨、伊门多夫等艺术家则从他们的绘画中体现出政治信仰与对社会现象的关注；而巴塞利兹以倒置的画面体现出一种无畏的后现代颠覆精神。对历史的反思和对未来的忧患正在成为艺术家思考的主题，这种观念的注入使他们的艺术不仅仅是德国的更是世界的。中国的表现主义者们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开始运用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资源和审美方式去关注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境遇。正是由于这种深厚文化传统基因的存在，使中国表现主义油画在东西方文化的对接中保持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可以从吴冠中、尚扬、周春芽、许江等艺术家的追求中管窥一斑。
三、中国表现主义油画的特征
近年来当代中国的艺术在国际上的影响呈现出逐渐上升的势头，这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艺术家所做出的巨大努力是分不开的。所谓中国的表现主义油画是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一种强调艺术本体和精神超越性的表现主义倾向。
1、当代表现主义画家把人的问题放在首位，充分肯定人自身的认知能力和追求真理的自由，尤其是针对现代文明给人类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进行充分的反思与考量。中国表现主义油画与德国新表现主义在文化现象上有其相似之处，强调个人价值，关注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困境，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中国表现主义油画所具备的这一特征有上世纪对特殊的历史时期进行反思的结果，更有面对西方文化的蔓延、商业的投机、信息的爆炸、技术的追随所带来的种种困惑。如果说是政治高压与专制对人性的摧残，那么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所面临的经济的挤压与商业的诱惑，却是一种文明的生死存亡！重建历史所赋予艺术的人文和精神价值成为最迫切的问题。于是这种对人本理想和人文精神的追求立刻体现在表现主义绘画价值取向中。
2、具有表现主义倾向的绘画大都以写心、写意的自由性为特征，在形式与色彩上常常超越常规，强调主体内在的激情和艺术的自律性。他们超越物象的外在特征，对其进行自由变化与重新组合，使一切符号服务于艺术家的个人情感，使个体对生命的感悟转化为一种充满自由精神的符号和形式，最大限度地追求情感的深层表达，从而实现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的上的追求，成为一种超越理性与客观的纯粹心象。
3、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支撑点，强调艺术观念与人文精神的建设。这种传统文化支撑点主要体现在“天人合一观”、“心物统一观”上。中国的表现主义画家在文化形态上注重把自我融入于自然，使心与物、主体情思与客观物象交融化一。此时自然界万物在艺术家眼里已是情感与精神的载体，是超越了物象的精神复合体，因此当代中国的表现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重“神”似而不求形似，追求二者的统一和完美结合。艺术家们这种对于精神的追求和探索显示出强大的包容度，在艺术形式和观念上体现出一种更为多元化的后现代思想，不再拘泥于东西文化的二元对立，以一种更为当代更具开放姿态实现着一个民族对于自身人文精神的建设和现代化的诉求。
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传统与现代化的进程本身并不矛盾，关键在于我们如何从东西方文明各自的文化观出发，开拓视野，从丰富全人类文化生态整体的角度出发去建构和完善一个文化族群的鲜明特征。
四、中国油画中表现性倾向的内在成因
西方表现主义的艺术理念与精神追求对中国表现主义油画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中华民族所禀有的深厚文化艺术传统，更应该是催生中国油画中表现主义因素的主要内因。我们在考察一个民族的文化时，往往会追溯到其哲学源头和对待宇宙的终极态度，与西方传统的人神对立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总体上保持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倾向于把自然与人的关系、心与物、超越与内在看作一个连续的整体。众所周知，构成华夏美学体系的三大基石为儒家、道家和禅宗，他们对中国的艺术活动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从而使得艺术活动在中国文化当中本身就禀有了一种形而上的功能，所以表现主义绘画在中国的生存与发展自然就水到渠成了。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命题对其进行认识：
1、形与神，形与神是中国绘画理论中最主要范畴之一，东晋顾恺之论画中多次提到“形”与“神”的概念：“以形写神”、“晤对通神”、“传神写照”等等。正因为神在中国美术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因而在历代的画论中体现出一种重“神”而轻“形”的倾向，如南朝宗炳就认为“以形写形”这种绘画活动本身应服从于“道”，服从于主观意识的需要。又有宋代的苏轼曾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反对简单的外型的相似而更注重本质与神韵。艺术家在绘画创作中的这种重传神而不求形似的美学观直接影响到之后文人画重视写意的非理性主义倾向。
2、似与真，“似与真”是基于“形与神”的观念而引发理论。五代的荆浩在《笔法记》中曾提到：“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物之华，取其华；物之实，取其实。不可执华为实。若不知术，苟似可以，图真不可及也。”“华”指外在的物象，“实”指内在的本质和精神层面。在其后的理论发展中“似与真”的概念得到了更大的拓展，时至近现代又有黄宾虹的“真似”之说和齐白石的“似与不似”之说。可见中国绘画的美学命题一直在围绕客观物象与超越客观物象的精神层面的关系之中展开。
3、意与象，从《易经》开始，“意”就被看作万物内部的本质，《易传・系辞》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认为感性的形象比之于逻辑语言更能充分抒发和表达主体的情感。《庄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以而忘言。”魏晋玄学家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将庄子的“得意忘言”说发展为“得意忘象”说，提出“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存象者非得意者”而“忘象者乃得意者”，强调“得意”而不可执着于“言”、“象”。[3]这一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文人绘画重视写意与超越性的表现主义倾向。
4、道家哲学观对于中国表现主义艺术的特殊作用。道家哲学观是一种达观的出世哲学，它主张人格的“无为”的天性化。以“道”作为宇宙运行的基本动力，是人生和宇宙的根源。老庄思想所成就的人生实际上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粹艺术精神实质是由这一思想系统所导出的。老庄美学强调的艺术创造精神的高度自由，恰恰契合了艺术的自律性，无论“解衣磐薄”的高度精神自由还是“庖丁解牛”的游刃有余，都比侧重外部客观世界的再现论带有了更为浓重的主观意象色彩和情感色彩，如此则更加有利于对创作灵感的激发与召唤，并促使艺术表达的语言、技巧、手段，由客观的写实转换为主观的写意。老庄哲学所建立的观念是“道”，它不仅是一种人生观，也是一种最高的艺术精神。道家基本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影响巨大，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表现艺术的产生。
自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从中国现代绘画进程之初到当代中国绘画异彩纷呈，无处不彰显着表现主义精神对于人性光辉的颂扬，如果说中国表现主义油画最初主要是对于西方样式的模仿，而今天的表现主义绘画则更多是艺术家对传统哲学和人文精神的自觉。正是这种超越了种族、超越了地域和文化上的深层契合导致了东西方文明在精神追求层面的殊途同归。人类文化艺术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对既有文化的追本溯源，一个民族的艺术要与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同步，必须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持有正确和积极的态度，并能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充分借鉴和吸收先进的外来文化。中国油画中表现主义绘画元素的生成与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此时的中国艺术随着经济的高速腾飞正逐步走出国门，成为世界多元化格局中的不可缺少的一元，中国的艺术家们与活跃在国际一线的艺术家们有着更多的交流与合作，在人类所面临着的共同境遇面前，实现着我们作为一个东方大国所应承担的文化责任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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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巴比松的地域环境及人文环境
19世纪的法国发生了重大的历史变革，无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进行直接的对抗。人们开始对资产阶级的各种生活方式产生不满，要求直接面对现实生活。此时，艺术家也把 目光转向现实 ，随之也产生了许多新思想。现实主义美术就在这个时期诞生，巴比松画派可谓其中的代表。
巴比松是位于法国巴黎南部的一个小村庄 ，在激荡的历史洪流中显得格外安静、祥和。它位于著名的枫丹白露森林的入口处，以其优美的风景吸引了大批的画家在那里作画，甚至定居于此，形成文明于世的巴比松画派。巴比松又是一个偏僻、贫穷的小村庄，米勒的一个学生曾于1855年在那里住过，他写到：“巴比松是一个地道的乡村那里既无教堂和公墓，也无邮政所和学校。没有小铺，也没有任何商贩；没有社交生活的中心，甚至没有乡村小酒馆，只有两家小客栈，在夏季供画家租用。”正是这个闭塞的 “世外桃源”成就了那些伟大的风景画家。
二 欧洲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
在欧洲，风景画最早是在古希腊、罗马的宗教神话故事中以“背景”的身份出现的。直到l7世纪，以纯粹描绘乡村景色的荷兰风景画的出现，它才真正从 “背景”中独立出来。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风景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景画的发展。
到了l9世纪中期，一批不满现实的年轻艺术家 ，他们满怀着对大自然的热爱与真诚，先后来到了巴比松，这个巴黎南郊五十多公里处的小村庄。他们酷爱大自然，坚决反对学院派虚假造作的历史风景画程式，提出了“面向自然，对景写生”的宣言，决定以自然为师，直接描绘真实动人的自然美景和田园风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巴比松画派。其朴素自然的画风，开创了欧洲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
事实上，巴比松画派只是一个泛指的名称，而非一个具体的组织。它的成员有些长期定居于此，如卢梭；有些只是作短暂的停留，如柯罗。而且也不像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那样有明确的行动纲领，只是由于共同的兴趣与追求，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体现出整体性的特点。
柯罗(Conotl，1796-1875)生于巴黎，他的父母经营一家妇女时装店，小有资产，这也为他的艺术生涯提供了比较好的条件。柯罗在童年时代就经常到乡间散步，从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使他坚定地走上了艺术的道路。柯罗最初从师于著名的历史风景画家米夏隆，在 1822年米夏隆去世后，柯罗又随米夏隆的老师新古典主义的维克多·贝尔丹习画。米夏隆这位不幸早殇的有为画家告诫柯罗：“要尽可能仔细地表现你所见到的一切。”柯罗遵从老师的教导，直接面对大自然写生。柯罗说 ：“要表现大自然 ，就要完全摆脱古代或当代大师们 已有的一切成法。画你所见，并照你所看见的样子画。”柯罗经常去野外画习作，并仔细观察光对物体形式的影响。巴黎郊区和枫丹白露森林一带的田野、森林、老屋、水泽等使人流连忘返的地方都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柯罗为探索自然的奥秘和艺术的真谛而终身未娶，他把毕生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他所钟情的自然和艺术、他所挚爱的祖国和朋友。
卢梭(t~ouseau，1812—1867)是一个富有哲学气息的艺术家，他于1812年生于巴黎，其父是个裁缝，母亲的亲属中有画家和雕刻家，把他带上了艺术的大道。由于贫穷，他不像柯罗那样能够经常四处旅游，他的一生基本上就是在巴比松村度过的。但他的足迹也不仅限于此，一有机会他就到法国其他地方写生，所以在他的画面上 ，我们从未感到过其视野的狭小。柯罗对同时代的许多画家不屑顾，却唯独推崇卢梭。他曾用形象的语言把卢梭比作一只雄鹰，而把自己比作一只云雀。卢梭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完全倾注到了作品中，力求使作品内容充实，表现手法精确，并最终得到了政府的承认。他的((枫丹白露森林的落 日))在l850—1851年沙龙中展出，1866年卢梭当选为沙龙评审委员，1867年任万国博览会展览评审委员会主席，他的艺术也达到了顶峰。
米勒 (Millet，l814-1875)生于诺曼底的一个村庄，十九岁时到瑟堡学画，二十一岁得到了瑟堡市的政府奖学金赴巴黎学画。他于 1849年定居于巴比松村，并终老于此。他以与生俱来的农民天性 ，在这块土地上扎下 了根，他用农民的情感描绘了这里的风景和劳动的人民，用一种新的眼光去观察巴比松村的农家生活。他的作品注重现实，追求表现人类善良的本性，毫无造作的痕迹。他指出自己生于农民，也将死于农民，他只是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描绘出来，且将不离开生活的土地一步。在1867年的万国博览会上米勒名声大噪，他所展出的《拾穗者》、《 晚钟》《牧羊人？等作品为他赢得了一枚一级勋章，使他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柯罗、卢梭、米勒等人在大 自然中直接进行创作及其朴素自然的画风，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现实主义的追求，并促使欧洲风景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客观现实的真实描绘
进入l9世纪，随着唯物主义和 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人们开始以冷静的眼光看待现实生活。此时，追求高贵典雅的新古典主义以及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都与时代生活相背离，艺术中以描绘现实生活为最高原则的现实主义运动出现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始于巴比松画派，因为它更加注重普通风景、平常百姓，倡导客观、真实地去观察和描绘生活。它既不像古典主义那样严格遵循美的模式描绘生活，也不像浪漫主义那样按照主观意愿将生活理想化，而是真实地反映生活，描绘朴素、自然的现实。
((蒙特枫丹的回忆是柯罗晚期最成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画面中表现的是柯罗对蒙特枫丹丛林的美好回忆：晨雾笼罩着河面和倒影，树木、池塘、人物、草地都融入在一片银灰色调之中。长期经受风雨而有些倾斜的老树占了画面的一大半，但人物的陪衬却引起观众视线的移动，使画面产生视觉平衡，显示出了画家独特的构图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画家利用早晨还未完全散去的晨雾，使林边的湖面和树影朦胧迷离 ，更增添了林间清晨的幽静，给人一种神秘而浪漫的色彩。 晚钟))是米勒的代表作之一，在落日的余晖中，远处的教堂传来了晚祷的钟声，一对在田问劳作的夫妇放下手中的活，低头虔诚地祈祷，一切都沉浸在黄昏的静谧之中。站在这日复一 日辛勤劳作的田野上 ，他们在与 自然与命运进行抗争，这就是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
拾穗者 体现了米勒对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前景中三个正弯着腰、低着头拾麦穗的妇女与远处粮垛遥相呼应，和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达到惊人的和谐。三位农妇宽厚的身躯弯向大地，像是在对大地虔诚的答谢。晴朗的天空和金黄色的麦地显得十分的和谐，丰富的色彩统一在柔和的调子中。
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不拘泥于画室的“闭门造车”，而是勇于走出画室，面对大自然“对景写生”，亲身体会大自然的奥秘 ，对大 自然的光线、色彩进行细致入微的研究，更加真实、客观地再现大自然，再现所见所闻的真实生活。
四、画家情感的真实倾注
一幅好的作品必然倾注了画家的真实情感，现实主义风景画更体现了他们对现实风景的感受，表达了他们对长期生活的自然美景的热爱。枫丹白露森林的树木、小路、天空、池塘……每一样都融入了画家独特的感受。
柯罗认为“真实性一这是艺术的一部分，感情一是对真实性的补充。首先要在大自然中探索物的形，然后是色彩、调子的关系，然后考虑怎样画，而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服从使你激动的感情。 ‘赋予形象以使你感到激动的那种外貌”。柯罗的风景画着意刻画的是法国乡村景色亲切、温柔、优雅和充满诗意的一面。像林中仙女之舞 、 孟特枫丹的回忆溯B薄雾迷蒙的森林和摇曳舒展的树枝给人一种欢乐、轻松的感觉，其平实的设景与协调的色彩 ，就是画家在受到大自然的感触后而真实地挥发出来的。
卢梭善于将人的情绪寓于画面的风景之中。 枫丹白露森林的黄昏 透过树荫形成的拱门，远处的草原、天空豁然开朗，夕阳余晖下的自然显得格外壮美。 荒原中的沼泽 在一群饮水牛马的映衬下更显出一种寂静的氛围。枫丹白露森林的林间空地 给人一种安静祥和的氛围。 米勒出生在农村 ，对乡村生活有天生的亲近 ，能深入理解农民生活的甘苦。米勒的作品中有着伤感的诗意，如(《播种者、 拾穗者 、 晚钟 人物身后的背景 ，这些带着人民辛勤而艰苦劳作印记的土地，具有宁静而伟大的气息，有着纪念碑式的庄严感。在米勒的风景画里，可以看到生活的艰难，风景因而有了深刻的社会内涵。米勒过着贫穷的生活，对这样的风景有着深切体会与感情，他让平凡的乡村景色拥有崇高的英雄史诗般的壮美，忧伤而又厚重，让人敬慕。
巴比松画派的画家们坚持现实主义思想，对景写生 ，并在创作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真实情感一就是对大 自然，对那片生活的土地的热爱。
五 、巴比松画派的历史价值
巴比松画派真实地反映了大自然的美好，并从中流露出对自然风景的热爱，与新古典主义的理想美和浪漫主义的夸张美形成鲜明的对比，开拓了另一种题材领域与创作方法，开创了欧洲风景画发展的新阶段。它还为印象派绘画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为西方现代主义绘画的色彩表现树立了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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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7）01-0150-08
一、回顾：百年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
简单地说，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基本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主体性的建构和消解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格局。
建构主体性，首先需要确立人的个性主体（尤其是感性意志）的本体地位。尽管古典主义文论也讲主体，但在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下，主体自我的力量是微弱的，主体最终消融在外在的理性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外在的伦理规范之中，或者消融在抽象的宇宙法则之中。因此，古典主义所讲的和谐统一是以客体消融主体为前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又可以称古典主义美学为客体性美学。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虽然并没有完全忽略人的感望，如《礼记・礼运篇》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告子上》中说“食色，性也”，但却将这种感望归于“天理”，正所谓“有阴阳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焉”，这样，人的感性便完全被纳入封建伦理规范之中，实际上等于取消了感性。特别是到了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便更加明确地排斥了人的感望。因此，虽然中国古代文论追求情与理统一的和谐美，而且与古希腊一样，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体现着和谐美的古典文艺，但这种和谐美的实现常常是以压抑和钳制人的感性为代价的。
在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方面，王国维的贡献不可抹杀。他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在《叔本华与尼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地位》等论文中，他一再申明“吾人之根本，欲而已矣”的观点。确立感性意欲的本体地位，对于消解古典主义的客体性，建构近现代审美意识的主体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使一个人在个性主体的意义上与古代伦理理性产生分离。
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第一次将西方文学中“理想派”（浪漫主义）、“写实派”（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同时引进中国。他指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澈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①梁启超的阐释虽然有些原始、初级、粗糙，但这毕竟是中国文论史中首次对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明确论述，其意义显然要超出这种论述本身。后来，王国维又在《人间词话》中再次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的分别，他提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到五四时期，这种有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抽象的理论提倡，终于演化为“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两种文艺流派的具体实践。
在中国文论由古代向近现代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它的重要美学意义主要体现在对古代群体伦理理性的冲击和反判，从而确立了个性主体的本体地位。无论是鲁迅的“任个人而排众数”，还是所断言的“新文明之诞生……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韪……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②，都将个人置于与社会群体尖锐对立的位置。中国近代文论的产生就是根植于这种人与社会的深刻的分裂之中。
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则逐渐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所取代。例如，郭沫若在他的《文艺论集序》中写道：“我从前是尊重个性，敬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一两年间与水平线下的悲惨社会略略有所接|，觉得在大多数人完全不自由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个性的时代，有少数人要求主张个性，主张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在大众未得发展个性，未得享受自由之时，少数先觉者倒应该牺牲自己的个性，牺牲自己的自由，以为大众请命，以争回大众人的个性与自由。”③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抛弃主体的个性，转而提倡“在精神上是彻底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④。这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正逐渐出现，标志着以崇尚主体性为主要特征的中国近代文论的发展已告一段落。
主体性理论也曾于20世纪80年代获得复兴，这主要体现在李泽厚的主体性哲学和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中，但随着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主体性的呼唤再次被淹没。
作为近代文学理论，现实主义也讲主体性，但浪漫主义主体与现实主义主体又存在着质的差异。浪漫主义文论追求个性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文论则追求主体的特殊性。作为刚从社会伦理结构中分离出来的浪漫主体，浪漫主义尚缺乏一种社会内容的具体规定，显得空泛而又抽象，往往表现为一种大人类主义，它将整个外在自然、宇宙一律看成是自我的表现。浪漫主义者提倡抽象普遍的人类之爱，主张以自我为中心，实行超阶级差别的爱的推移。相对而言，现实主义文论则不像浪漫主义那样特别关注自然，对于社会存在，他们也能采取较理智的态度，清醒地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一般来讲，现实主义者反对浪漫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而主张阶级分析的社会学方法。
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主体性经历了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发展到现代主义那里才得以完成和终结。与浪漫主义强调主体的普遍性、现实主义强调主体的特殊性相比，现代主义则强调个性主体的个别性。其审美意识的结构方式主要表现为审美主体的感性意欲对理性目的的剥离，从而丧失了理性目的的总的统摄。在现代主义那里，整个外在世界都是异化的力量，主体感觉是破碎的、不完整的，他们特别表达了一种荒谬、无聊、空虚的纯体验的感觉。也就是说，现代主义处于主体性建构的临界点，是主体性历时发展的最后环节，可称之为“主体性的黄昏”。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不仅表现为主体性的建，也表现为主体性的消解。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受到古典主义的消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关系具有互动性，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古典主义不会只受到近代审美意识的冲击，它也会对后者进行反击。梁实秋曾在《古典的与浪漫的》一书中，从古典主义客体理性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中所表现出的主体个性化倾向进行批驳与苛责。⑤
第二，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理应充分尊重主体性，它所崇尚的主体群体性也必须以个性主体为前提，群体应由具有主体性的个体组成。然而在实际的历史发展中，主体群体性却时时表现出抹杀主体个性的倾向，这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1958年提出“两结合”创作方法，旨在把浪漫主义提到与现实主义同等重要的地位来加以确认，但由于受到当时社会氛围的影响，极力膨胀人的主观意愿，漠视客观现实的规律，结果却导致了“假浪漫主义”的出现。“假浪漫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区别在于，后者强调理性目的与理性认知的融合，前者则导致理性目的对理性认知的脱离。“”时期的文艺仍然标榜“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文艺实质上成为“伪古典主义”的试验场。“伪古典主义”是建立在虚假的客体性原则基础上的，其中主体的理性目的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伦理规范的所谓“根本任务”，并强制性地抑制和排斥主体的感性意欲、生命意志；主体的理性认知外化为一种相当于古代外在法则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并对主体的感性体认进行了抽象化剥离。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使现代审美意识主体性彻底解体。
第三，受到后现代主义的消解。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逃避崇高”为旗帜、以“调侃”为主题的王朔小说中，以及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现象还原的新写实主义小说中。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在中国的一种新型的审美意识。它虽然带有从西方横向移植的明显特点，却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文化背景。伴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受到大众文化的奚落和嘲讽，以“逃避崇高”为旗帜的王朔小说是这方面的集中体现。王朔小说中的“调侃”主题、对精英意识的弃置、对“崇高”的嘲讽以及他的大众文化立场、宁愿流俗的态度，都构成了对审美主体性的致命一击，使得还残存在“先锋派”小说中的一点点主体理性也荡然无存了。在坚守大众文化立场、放弃知识分子话语及写作方式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与王朔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王朔小说不同的是，新写实主义小说放弃了许多情绪化的东西，不再有意嘲讽精英意识，而是将这种态度贯穿在具体的纯客观的叙事与写作之中。他们崇尚“零度情感”，追求纯客体还原，将一切主体性的东西搁置在括号中，所剩下的就只能是一些琐碎的带有原貌性质的生活片段和生活场景。在注重客体这一点上，新写实主义小说似乎与现实主义有着共同的倾向，但实际上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实主义注重艺术形象的典型塑造，在审美主体的构成中，追求感性体认与理性认知的矛盾统一，其中感性体认为现实主义审美意识提供可感的生活素材，理性认知提供理性形式和艺术结构，它是对感性体认的艺术升华。这样，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便可以再现社会生活的主流，反映宏大的社会场景，并具有严密的艺术结构。而新写实主义小说却放弃艺术典型的塑造，在审美主体构成中，搁置主体的理性认知因素，只专注于从感性体认得来的生活碎片，虽然有鲜明的形象可感性，但缺少宏伟的艺术气魄。因此，我们决不能将新写实主义小说归入现实主义文论范畴之中。由于对主体情感的完全搁置，王朔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完成了对浪漫主义的最终解构。
主体性建构与消解的过程，也就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中交替发展的过程，从而形成了百年来中国文论发展的多元化格局。
二、反思：百年中国文论的话语转型
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无疑受到外来文论特别是西方文论的影响。如何看待这种影响成为20多年来中国文论界的一个争论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的文论话语“失语症”，到最近一两年的“强制阐释”，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一个观点是：自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激进主义和反传统态度，过于偏激地对待自己的传统，因而使得中国文化出现了某种断裂。基于此，他们极力主张，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中，身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中国的文论，应强调自己的文化传统，建构自己的文论话语，避免西方话语的入侵。
然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中国话语，论者迄今并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和一个可资操作的方案。如果说，中国传统文论中的“风骨”“神韵”等一系列的范畴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文论建设的重要的文化资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进一步追问：这些范畴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自己尚不能对它们的内涵达成共识的话，我们又如何让文论初学者或者外国的文论研究者来掌握它们、接受它们？又如何实现论者所理想的避免中国文论“边缘化”的目的？中国文论百年来的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尽管这套话语体系对西方有借鉴，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主要是植根于中国的社会现实，是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发展起来的。文论话语转型能否完全无视这一百年来形成的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是很值得怀疑的。
笔者深感有文论话语转型的必要，但在实现转型的目标和手段上却有着自己的私见。笔者认同下列观点：文论话语转型的目标和方向，不应该是“向后看”，而应该是“向前看”，不应该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应该是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实现转型的手段也不是简单地采用中国古代的一些术语，而仍然需要立足现实和放眼未来，在中外文化的比较参照中，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照亮和激活传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开发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一种审慎的态度对待中国现代的文论传统，以一种宽广的胸怀迎接西方文论话语的挑战。
中国传统文论，尽管具有丰富的价值资源，但其概念的构成形式、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均基于特定的v史背景。主要表现在，关于文学艺术品评所操用的术语均局限在特定的文人社群之中，在这种文人圈中，人们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审美趣味大体一致，因此其概念话语均带有自明的共享性质，彼此之间不需要太多的解释，对方肯定能听得懂。作者在写作的同时，已经将自己放置在读者的位置上，他可以从自己作为读者的立场上来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判；读者也清楚作者的意图，并以作者的身份来对作品做出反应。因此，作为中国古代文论重要资源的诗话、词话、画论、文论、曲论、乐论、传奇评点等，往往三言两语即能道破艺术的真谛，不需要太多的分析与论证。中国文论发展到近代，则逐渐丧失了这种特性。由于文艺要担负重要的启蒙职责，需要面对文人社群之外的广大民众，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对其话语方式进行转换，以弥合由于知识背景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因此，要谈论中国文论话语的现代转型，必须首先从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历史寻找转型的动力。尽管在中国文论转型的过程中，中国文论接受了西方文论的影响，但西方文论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重要的起因。如果中国文论自身的发展是文论话语转型的“内因”的话，那么外来文论的影响顶多可以看成是“外因”，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促使中国文论从传统走向现代。
中国现代文论话语的生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西方文论的启迪，这在王国维、这两位中国现代文论的缔造者身上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不过我们在强调他们的“西学”知识背景的同时，同样也不应该忽略他们深厚的“中学”知识背景。中国文论的“现代性”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当然也有“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⑥问题。纵观百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价值取向，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被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作为文论思想的阐释者，就曾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反对“背诵马列主义条文和硬搬外国经验，而不结合中国实际”的做法，强调文艺理论“必须与我国的文艺传统和创作实践相结合”。⑦这种意见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声音，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影响不可低估。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确实存在着外来文论话语横向移植的倾向，但以下四个问题同样不能否认。第一，这种分析性知识质态的移植或切换并非唯一的现代性知识的生成形式，如宗白华的文艺理论话语显然是个例外。第二，中国文论发展中即使有对西学异质知识的移植，但它也不是某些理论家个人有意选择的结果，而是中国现实发展的内在驱动使然，其中存在着“反传统的中国传统”问题。第三，我们对西学知识的接受存在文化“误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在借用西方话语时，由于受到本土经验的干扰，其“能指”与“所指”在西方原生意义上的关联性有时会出现分裂的现象，我们借用的是西方话语符号的“能指”，而“所指”的却常常是中国现实文本。西方话语在中国现代文论中的意义生成有着深刻的中国现实的文化背景，这也使得西方知识的全面置换打了折扣。第四，要将知识话语的建构与价值话语的建构进行区别，不能一概而论。从概念的外延上讲，话语不仅仅是知识性话语，而且包括价值性话语。我们在接受西方知识性话语的同时，是否也接受了西方所有的价值性话语，这仍然是需要进一步论证的问题，并非不证自明。
从整体上看，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现状，其中有采纳，也有拒绝；有借鉴，也有变异；有西方的知识话语形式，更有中国本土的现实经验。中国现代性文论话语正是在这种冲突与融合中曲折地发生、发展的。这种现象可以首先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层面上去说明。“知识的现状，与其说是根据它们本身的情况，还不如说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⑧文论知识的增长，不仅是文论自身内部的知识调整，更是它所关注的现实经验的回应。在中国文论的历史发展中，话语系统的变换应该被看成是一种经常发生的情况，即使是被看成一个整体的中国古代文论，其自身依然存在着“不连续性”“断裂”等现象。如果我们断言，中国传统在现代出现了断层，我们就应该接着追问这种断裂变换的判断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古代传统。我们不应该只注意到传统与现代的界限，而分别将传统与现代看成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毫无变化的僵死实体，从而忽视和抹杀传统和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差异性。需要指出的是，所谓“不连续性”“断裂”的论断仍然是西方话语，这在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中可以很容易地查找出来。但“中国传统断裂论”也同样没有将福柯的理论贯穿到底，其中仍然有“误读”。论者在传统与现代的分界点上，采用断裂的判断，但当他们分析传统这个概念的时候，却给传统赋予了“连续性”。在这里，我们非常有必要听一听福柯本人关于传统是如何被构造出来的解说。他指出：“传统这个概念，它是指赋予那些既是连续的又是同一（或者至少是相似）现象的整体以一个特殊的时间状况；它使人们在同种形式中重新思考历史的散落；它使人们缩小一切起始特有的差异，以便毫不间断地回溯到对起源模糊的确定中去”，而这在福柯看来，不过是“以各自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本身并不“具有一个十分严格的概念结构”。⑨不幸的是，“断裂论”正是通过“变换连续性主题”、通过无限夸大现代与传统的差异而极力缩小两者本身中存在的差异的方式构造出来的，这里显然使用了双重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中国文论的发展格局是多元化的。中国百年来文论历史发展的实践表明，以单一模式来限定本身具有诸多差异性的中国现代文论，必然会显露出自身的理论困境。
三、展望：间性研究与中国文论的未来发展
间性研究是当前文艺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它包括学科间性、文化间性、主体间性和文本间性四个方面，追求和强调的是学科之间、文化之间、主体之间、文本之间的综合性、跨越性、开放性、互动性。间性研究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通过学科间性研究，可以进一步明确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与性质，促进文艺理论与相关学科的互动，密切文艺理论与当代审美实践的P系。通过文化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以往中/西二元对立模式，避免中西方文化孰优孰劣的简单对比和无谓纠缠，可以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资源，促进中外文学艺术的交流。通过主体间性研究，可以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模式，进一步认识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间性研究，可以突破文学研究内外二元对立模式，促进文艺理论文本研究的开放性。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有利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建设及理论创新。
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于1966年提出的。她在论文《巴赫金：词、对话、小说》中说：“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性这个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的位置。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⑩在1974年出版的《诗歌语言的革命》一书中，她又指出：“互文性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与另一个符号系统的互换；但是因为这个术语经常被理解成平常迂腐的‘渊源研究’，我们更喜欢用互换这个术语，因为它明确说明从一个指意系统到另一个指意系统的转移需要阐明新的规定的位置性，即阐明的和表示出的位置性。”从克里斯蒂娃的解说中，我们可以看出，文本间性超越了主体间性研究和“渊源研究”，其基本内涵是，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这样，阅读成了在文本之间的游走过程，而意义则存在于文本与其他相关符号系统之间。应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对巴赫金历史诗学的对话思想和复调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其学术背景则是结构主义理论向后结构主义理论的转变。文本间性研究也可以看成是对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新批评理论所提出来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二分模式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在“符号系统的互换或文本意义的相互开放”基础上文本与文本之间所达到的交融与会通。在这个意义上，再划分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所谓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就没有多大意义了。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中所说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文外之旨”“韵外之致”与“味外之旨”，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有关“互文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胡塞尔提出来的。对于胡塞尔而言，主体间性指的是在自我和经验意识之间的本质结构中，自我同他人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为我的世界不仅是为我个人的，也是为他人的，是我与他人共同构成的。“在胡塞尔现象学中，‘交互主体性’（即主体间性――引者注）概念被用来标示多个先验自我或多个世间自我之间所具有的所有交互作用。”因此，这一术语可以克服现象学还原后面临的唯我论倾向。同时，主体间性还可以突破西方理性主义“主/客”二元对立的哲学和美学，“让哲学和美学回到人的‘生活世界’，避免那种离开人类生活世界的客体与主体的隔绝与对立”。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而言，主体间性的概念则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作者、世界、文本、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文艺美学的主体间性研究要侧重研究的是作者与世界、作者与作品、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主体间性关系，即不再把作者对世界的感知、读者对作品的解读看成是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而是将其看成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和作为主体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使长期被忽视的读者的地位得到重视；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作家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注意到作家对文本的决定作用，而且也注意到文本对于作家的反作用或方向的决定作用；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读者与作为主体的文本之间的关系，从而不仅看到文本对读者的决定作用，而且也看到读者对作品的主动接受与变异；就可以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作为主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世界不再被看成是文学艺术反映的被动对象，而是与我们具有相互依存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使我们对周围的世界产生某种敬畏和依存感。与西方古典美学以主客二元对立论哲学为基础不同，中国古代美学以“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基础，以“致中和”为审美理想，完全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中国古代美学可以成为今天文艺美学主体间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并与西方现代美学和后现代美学形成对话格局。
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e）是指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学的学科关联性和交叉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理论是一门“间性”学科――这种认识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和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研究对象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我们关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定位的讨论，总是试图找到一个确定的文艺理论的研究对象，其结果总是让人感到失望，原因就在于我们忽视了文艺理论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特征与品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区别于人文学科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其学科研究对象的相对确定性。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人文科学，显然是忽视了人文学科的特点，容易滑入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本质主义的泥坑。文艺理论的学术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跨学科性，这是文艺理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具备的一种独特的品质。文艺理论总是在自己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关联中来确立自己的学术形态、知识谱系、话语方式、精神皈依与价值取向，这其中主要是它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的关系。正确地对待和处理这些关系问题，对于文艺理论的学科发展是内在性、本质性的问题。毫无疑义，文艺理论与美学、文艺美学、艺术哲学、部门艺术美学一样，研究对象均脱离不了文学艺术，共同的研究对象使得上述各学科之间形成一个密切相关的相似于家族的学术部落。
谈论文艺理论的学科间性，当然不是否认文艺理论的特殊性，否则文艺理论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艺”作为文艺理论的对象，有“文学的艺术性”“文学与艺术的并列”和“文学与艺术的综合”多种解释的可能性。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是指诗歌、散文和小说，艺术是指音乐、绘画、雕塑、舞蹈等，这些文学艺术形态之间是并列的，而当代大众文化中新出现的文艺形态（如影视作品、网络文学、多媒体动漫等），则具有文学与艺术的综合性、兼容性，传播的全球性、跨文化性，读者观众与作品的互动性，阅读接受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是一种间性文艺。文艺理论的研究应该适应当前审美实践的主“场域”由过去小说、诗歌、散文到现在的影视作品、网络写作的变化。
文化间性研究，即跨文化研究。在英语中有三个词都可以被翻译为跨文化研究，即cross-cultural studies，inter-cultural studies，trans-cultural studies，有学者分别把它们解释为“穿越式沟通”“互动式交叉”“会通式超越”。笔者认为，从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拘泥于英文中这三个词的细微差异。“跨文化”这个词已经很好地将这三个词的意义提炼了出来。所谓跨文化研究，就是跨越文化的界限，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以便促进文化之间的理解、交流。在西方，希罗多德可能是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者，他在《历史》中比较和分析了许多希腊世界的文化。19世纪，跨文化比较开始被进化论用来排列社会阶段，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尝试的那样。在文学领域，根据德国著名理论家伊瑟尔的说法，跨文化话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部作品。这是一部写法非常独特的书，既不是哲学，也不是小说和自传，而是三者的结合。作者借助“衣服哲学家托尔夫斯德吕克先生的生平和观点”，采用戏剧的手法，既对所涉哲学的原则作精要的叙述，又对哲学家的生平和性格进行描述，同时又扼要地阐释了卡莱尔自己对人生的看法和观点，而这正是对该书书名的解释：衣服是指一切形式和惯例，裁缝则是指形式与惯例的创立者；裁缝是那位伟大的德国“衣服哲学家”，而将他的故事拼凑起来的另一位裁缝则是英国的卡莱尔。这就形成了一种沟通英德两种不同文化的跨文化话语，作者也就成了一位将两国不同的思想文化拼凑起来的文化的裁缝。伊瑟尔在《跨文化话语的出现：托马斯・卡莱尔的〈拼凑的裁缝〉》这篇文章中指出：“卡莱尔在《拼凑的裁缝》中对跨文化话语的勾勒，是一个模式，而绝不是不同文化碰撞的缩影。不过，它倒确实提供了有关这种碰撞可能被确认的线索。跨文化话语不可能被确立为一种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都包容进来的超验的姿态，只有在此情形下，它才能成为模式。跨文化话语也不是一种凸现的第三维，它只能行使连结网络之职，并将假定一种形态，其普遍特征不能等同于任何现存的类型。”也就是说，在伊瑟尔看来，跨文化研究也许不会关心不同文化碰撞和冲突的具体过程，但却为理解和研究这种过程提供模式和线索。这种理解和研究并不是超越于F存文化之外的，而是在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因而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间性。
目前，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跨文化研究或者说文化间性研究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那种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民族领域内的单纯的文化研究会越来越难以进行。过去将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显然已不合时宜，亨廷顿的世界七种或八种文明的划分，也显得粗糙。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都能得到同等的尊重和理解。在这一方面，笔者认为荷兰跨文化研究学者霍夫斯戴德（G. Hofstede）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霍夫斯戴德通过大规模的文化价值抽样调查，得出了表现各国文化核心价值的五个层面：个人主义（IDV）、权力距离（PDI）、不确定性回避（UAI）、男性化（MAS）、长期倾向性（LTO），计算出了53个国家和3个地区在这五个层面上的数值，从而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量的差异性。霍氏为跨文化研究创立了一个可操作的理论框架，文化价值五个层面的数值之间可以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不再是质的差异，而表现为量的差异。这在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例如在霍氏的量表上，中国的PDI为80，IDV为20，MAS为66，UAI为30，LTO为118，而澳大利亚相应的数值则分别为36、90、61、51。这表示，与澳大利亚相比，中国文化更能注重上下级在各方面的差异，不太注重个人主义倾向；在注重生活质量方面稍差，而在承受不确定性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尊重传统方面都要高于澳大利亚。而这样的比较只是量的差异，并不是质的差异。也就是说，中国文化只是在量的意义上在注重个人权利方面低于澳大利亚，而这并不表示中国不注重个人权利。这就消除了以往异质文化论带给我们的理论困惑。这样的一种观念，对于我们的美学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过去我们有一种观点，就是认为中国美学是表现美学，而西方美学是再现美学。这就容易将中西美学完全对立起来，消解了中外美学对话的可能性。实际上，中国美学中并不是没有再现的因素，而西方文化中也并不是没有美学表现的因素，中外美学的差异只是量的差异。这种量的差异性就为中外美学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可能性，从而可以消解中西二元对立模式所造成的绝对论倾向。
在中国，最早的跨文化研究至少可以上溯到《史记》。《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西王母”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人物，司马迁的这条记载说，在条枝（即今伊拉克）一带也有类似的“西王母”的神话传说，这可以被看成是中国跨文化研究的最初萌芽。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年），采用“取外来之观念与中国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方法，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最早的跨文化研究的文艺美学著作。这种中外相互参证的跨文化阐释法，也成为中国现代文艺学、文学批评的一个主要学术范式。
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而言，文化间性研究要超越中西二元模式，它以文化间的开放性为前提，要研究的是不同文化之间文学艺术的接触、交流、相遇、传播的运作方式，其中包括“文化翻译”“跨国界传播”及“跨语际欣赏”等问题。文化间性研究要达到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既强调文艺创作的“地域性”“本土性”特征，又强调文学艺术欣赏与消费的超地域性，以及人文精神价值的普世性。
文化间性研究对于中国文艺理论未来发展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有利于提升中国人文学科的国际形象和地位，有利于解决中外学术交流中中国学术话语缺失的问题，以真正做到中外学术的平等对话。第二，有利于发掘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资源。相对于西方发达的哲学美学而言，中国古代则具有更加丰富的文论资源，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包括诗话、词话、评点、画论、书论在内的文论资源，可以使这些资源更好地走向当代，更易于被国外的研究者所接受。第三，有利于促进文艺理论对文化研究的积极回应。文化间性研究是对文化研究的超越，它强调的是审美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因而可以回应文化研究的冲击和挑战，并承担起在市场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的角度探索通俗性与审美性、娱乐性与陶冶性有机统一的问题，使得新时代的文学艺术（网络文学、影视作品等）在适应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十《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第424页。②：《“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③郭沫若：《文艺论集・序》，《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页。④郭沫若：《革命与文学》，《沫若文集》第十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21页。⑤详细论述请参见李庆本：《梁实秋与中国近代浪漫主义的终结》，《东方丛刊》1998年第2期。⑥具体论述参见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文艺争鸣》1998年第6期）、《关于现代性问题问答》（《天涯》1999年第1期）、《传统、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科学时报》1999年2月2日）。⑦参见《建立中国自己的文艺理论和批评》，《文艺报》1958年第17期。⑧[美]马尔库塞、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4页。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8年，第23―24页。⑩Julia Kristeva.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edited by Toril Moi， Basil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86， p37.[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的革命》，《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英]拉曼・赛尔登编，刘象愚、陈永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22页。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255页。张玉能：《主体间性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与文化批判》，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页。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美学》，中A书局，2002年，第2页。程主编：《文化研究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8页。Wolfgang Iser.The Range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59.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3163―3164页。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n The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 in One Hundred Yea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