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管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主办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江苏省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16开
国际刊号：1008-0163
国内刊号：32-1478/I
邮发代号：28-261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0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3.在"陈映真先生创作50年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词梁国扬
4.英勇孤寂的战士何标
5.略论陈映真小说的文化蕴含陈友军
6."死亡"书写背后的人文关爱——陈映真小说"死亡"意蕴解读庄若江
7."陈映真先生创作5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刘红林
8.华文文学书写的维度及诗学探寻庄伟杰
9.汉字思维与海外华文诗学的建构杨学民
10.华文移民文学的深层拓展——解读旅美作家黄宗之、朱雪梅的长篇新著《破茧》曹惠民
11.成长小说:一种解读华裔美国文学的新视点侯金萍
12.台湾新世代诗歌的底层关怀王金城
13.龙瑛宗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探析——兼与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比较倪思然
14.论王鼎钧散文的叙述艺术高艳
15.商禽心理意象的诗化——浅释《逃亡的天空》林明理
16.八九十年代台湾文学"入史"问题初探李健
17.金寻者笔下的侠客精神王韬
18.用文学的情感来铸就画面——谈民国女作家的绘画蔡晓妮
19.奋翼飞翔——香港才女蔡丽双白舒荣
20.江苏省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2009年年会综述孙晓东
21.《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加拿大华人文学专辑"征稿通知
1.跨疆越域的边缘叙事——以新移民女性作家严歌苓、张翎为例庄伟杰
2.失重后的——评旅加作家宇秀散文集《一个上海女人的温哥华》郭媛媛
3.澳华情爱小说:男性的祛魅与女性的姿态张长青，陈绪泉
4.推开人性的最后一扇窗——张翎中篇小说《余震》解读夏楚群
5.六行之内的奇迹——湄南河畔的"小诗磨坊"计红芳
6.多元文化冲撞下的泰华女性命运——读陈仃的《三聘姑娘》朱郁文
7.香港文学本土性的一个典型——重读舒巷城《太阳下山了》袁勇麟
8.梦呓迷狂:论吴菀菱的后现代诗歌王金城
9.略论"文化根性"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流变朱骅
10.忧郁与倔强的勇者——略论陈映真的小说创作魏宏瑞
11.两代人的悲歌——陈映真《赵南栋》解析尹奇岭
12.文明的祭奠——论朱天心的《漫游者》曾丽琴
13.古远清编《余光中评说五十年》出版咏羲
14.漫游者说:论朱天心《古都》的历史书写肖宝凤
15."越界"的书写——论任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胡春梅
16.同样的家庭观,不同的解说词——评《典型的美国佬》杨纪平，吴泽庆
17.乡土乌托邦的追寻——比较沈从文与黄春明的"乡土世界"郝瑞芳
18.回顾与评判——《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与网络文学的发展周志雄
1.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谈多元文化时代美国华人文学对"文化中国"的怀想朱骅
2.爱情是人生复杂的境遇——美国华文作家陈谦小说论郭媛媛
3.情感的真正沸腾——解读《喜福会》母女关系杨柳
4.宜兰文化景观的民间书写——论黄春明小说中的乡间情调和乡野色彩张书群
5.台湾乡土文学的艺术范例——陈映真小说艺术特点阐释朴静钰
6.赋予生活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论朱天文小说的日常书写陈蔚
7.《城南旧事》乡愁浅论徐花
8.摇摆:作为存在状态与艺术状态——张晓风《秋千上的女子》新论白晶玉，黎保荣
9.论张晓风散文之乡愁母题茅林莺
10.海外新移民小说的都市书写王泉
11.香港现代都市诗探微吴晓川
12.在形象重塑的背后——从《Mycountryandmypeople》看林语堂的"中国讲述"王茹辛
13.现代儒者的困惑与理性反思——杨德昌电影论杨晓林
1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从《警察故事》系列看成龙电影发展流变马静
15."第二届中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在河南理工大学闭幕徐春浩
16.三毛与王英琦散文异同的比较刘萍
17.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论满族女作家赵玫和泰华女作家梦莉的散文创作吴晓芬
18.月影残烛下的挽歌——张爱玲与林海音小说中的家族女性张淑云
19.论金庸小说重道轻器的思想倾向廖斌
20.南洋想象:地缘美学与主体间性的介入——以朱崇科的马华文学"本土性"研究为例蔡志诚
21.时间的光影——丽茜《我们三十岁了》序白舒荣
22.《海外新移民文学大系》"文学社团丛书"出版发行少君
1.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进程论林丹娅，刘玫
2.掀开美国华人移民史的一角--评黄运基的《唐人街》熊国华
3.文化的断裂与隐喻--评李健孙小说《支那崽》国丽芸，宋世明
4.异乡的木兰--论《女勇士》主人公性别、族裔双重身份的逐步确立邵怡
5.文化的冲突血脉的融合--《灶神之妻》的文化解读龚莉红
6.澳华作家黄玉液小说的文化蕴涵姚朝文hHTTp://
7.空间时间与心理时间交织的诗意坐标网--庄伟杰《从家园来到家园去》解读唐院
8.根着何处--论苏伟贞《沉默之岛》中的认同焦虑薛红云
9.论亦舒的生命体验对其创作的影响刘奕华
10."和而不同"的双音合奏--《千山外,水长流》的文化构想张国玲
11.梦魇世界的"恐惧"述说--施叔青与残雪早期创作的灵魂对话徐玲
12.西方文化霸权下的零余者--对《纽约客》的后殖民解读周俊伟
13.用人性的光芒照亮心灵的角落--谈白先勇的"同志"小说汪涓
14.论丘缓后现代诗歌的基本特征王金城
15.沸腾地流返原乡的血--钟理和《原乡人》的内在意蕴王明文
16.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纵深与现实特性--对沈宁《美国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几点质疑陈涵平，吴奕錡
17.从此莫道奴家愁--谈谈《神雕侠侣》中李莫愁形象的复调性刘鹏艳
18.阅读研究台港澳文学论著札记古远清
19.多元·互动·整体--"华文教育与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刘桂茹
1."衔木"的燕子--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之路陈瑞琳
2.边缘拓殖与诗意存在--多元文化中澳洲华文诗歌当代性观察庄伟杰
3.从人物形象塑造看近期新移民小说的传统文化取向王泉
4.美华网络文学钱建军
5.解构、重构、再解构--《扶桑》反思华人移民史的三部曲刘雄平
6.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A)》王卉
7.文化错位与人性迷失--评严歌苓的最新长篇小说《花儿与少年》余学玉
8.丰富人性的日常书写--读张翎长篇《邮购新娘》沈欢
9.简论张翎小说《尘世》语言的平衡美徐素萍
10.郑愁予、周芬娜获五四文艺奖章王平
11.论《紫禁女》的并置意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王者凌
12.生命困境:众妙之门的幽闭与开禁--《紫禁女》的一个阅读视角王金城
13."风月宝鉴"照亮身份追寻的里程--对《英国情人》的一种华人亚文化理解许琦
14.性别超越和人性复归--评虹影新作《孔雀的叫喊》李满花
15.美华文学中的"世界公民"形象探析--以陈霆的长篇小说《漂流北美》为例陈涵平
16.人性的开拓宏大的叙事--评中篇小说《米调》公仲
17.寻找心灵的家园--评《天望》郭爱华
18.古龙"偷师"柴田炼三郎?冯湘湘
19.美国华文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沈宁
20."我的居所是晃来晃去的世界"--序《精神放逐》姜耕玉
21.开花结果在彼岸--《北美时报》记者对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采访万沐
22.三个女人的戏台--读"海外知性女作家丛书"苏炜
23.《文史丛谈》的四个"一"--读评曾敏之先生的《文史丛谈》陈辽
1.在许地山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孙南雄
2.好书推介世华
3.许地山先生的三种精神王盛
4.许地山诞辰110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在南京举行叶彤
5.吕赫若小说的诗性追求沈庆利
6.日据时期台湾女性作家自觉意识管窥吴笛
7.:一个不应遭文学冷遇的题材王韬
8.澳门散文一瞥陈辉
9.水泥丛林的全息摄影--台港都市小说概观王震亚
10.乡间孤独老迈的身影--黄春明小说集《放生》中的老人形象尉芹溪
11.神秘的程序智慧的叙事--台湾作家朱衣的神秘性小说解析郝敬波
12.关于早期移民的女性言说--简析严歌苓的小说《风筝歌》与《乖乖贝比(A)》王卉
13.关于生存与人性的对话--对严歌苓《无出路咖啡馆》的一种解读胡静
14.世界华文文学论坛 爱情吟唱的不同境界--五六十年代海峡两岸爱情诗比较李如
15.异乡的沉沦--对比郁达夫《沉沦》和白先勇《芝加哥之死》中的死亡叙事宋桂花
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文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为回归文本阅读提供了令人翘首的机会。无论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还是远距离阅读(distant reading),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阅读、欣赏及阐释正在为批评实践和理论探究提供新的机会。世界文学让文学研究者们认识到,他们要做的,或者应该做的是,首先让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作品走出狭义的语言学或民族的疆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产生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讲,世界文学的兴起也是对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19世纪20年代阐述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概念的复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记住歌德建构这一概念的相关背景。歌德正是在与约翰·彼得·爱克曼 (Johann Peter Eckermann)谈及他读到的一部中文小说译本时,做出了这一着名的断言“……诗歌是人类共有的财富。民族文学如今已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词汇,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来临。每个人都必须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努力”。〔2〕普适诗歌的概念不仅使歌德成为欧洲传统的伟大诗人,也成为了世界诗人。然而,歌德的普适主义并非只局限于欧洲文学经验。从中我们或许不难发现约翰· 戈特弗利德·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影响。赫尔德认为,人们不同的声音可以通过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歌德提出的概念则涵盖了世界上所有文学表达,包括非欧洲文学。他在关注文学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同时,也给予了共同人性同样的欣赏。尽管异域文本存在陌生性,但正是文化的类同感告诉歌德,有一条潜在的纽带连接着世界不同民族的文学作品,构成了伟大的世界文学。事实上,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歌德对欧洲之外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更为广泛的兴趣,这不仅从他对中国小说的阅读中可见一斑,也体现在他对波斯诗人哈菲兹哈菲兹(本名沙姆斯丁·,约1315年-约1390年),着名波斯抒情诗人,常被誉为“诗人的诗人”。据统计他的诗集在伊朗的发行量仅次于《古兰经》。哈菲兹为其笔名,意为“《古兰经》背诵者”。他还有许多其他称号如“神舌”“天意表达者”“色拉子夜莺”等。在伊朗,10月12日为哈菲兹日。――译者注的赞赏中。正是哈菲兹的加扎勒(Ghazal)加扎勒(Ghazal)是一种抒发爱情的诗歌体裁,多采用对歌的形式,由韵文与副歌组成。公元1000年左右产生于波斯,有着很深的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禁欲神秘主义-Sufism)的根基。因为爱是神圣的(最高境界的“爱”是同真主的精神结合),理想的Ghazal应该有三层“爱”的含义:、神秘和哲理。在诗歌的意境里Ghazal多采用拟人或暗喻的表现手法,来表达爱的情感和思绪。――译者注激发了歌德的灵感,使他得以创作出《西东诗集》(Weststlicher Diwan,1814-1819)。歌德的世界文学因此展现出真正的国际视野。
比较文学的发展起步于19世纪欧洲,但却是根植于民族文学。在方法上局限于从历史和传记的角度观照作品的影响和接受,注重实证,即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①所谓的“事实联系”(rapports de fait)。〔3〕在19世纪到20世纪早期,鉴于对语言学能力及文化类同性的要求,以及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社会政治背景,比较文学在发展之初并没有实现歌德概念中的全球视野。比较文学法国学派注重影响研究,对于揭示文学历史,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及媒介、翻译、出版商的作用等,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概念是建立在民族,甚至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因此,其研究倾向于关注采用欧洲主流语言写作的主流作家对其他弱势语言文化作家的影响。从16世纪开始,法国国力日渐兴盛,产生了极强的语言文学的民族自豪感。文学文化上典型的高卢中心主义对法国比较文学的概念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克劳迪奥·纪廉(Claudio Guillen)②指出的,歌德坚信“没有所谓爱国主义的艺术和科学”。〔4〕相反,基亚(Marius-Francois Guyard)③则认为,“法国学派”是影响研究。〔5〕他甚至在其撰写的一本初级读物中,特别列出了一个图表,以具体标明法国对其他文学的影响,并指出未来比较研究需要填补的空缺在于证明法国作家的全球影响和声誉。这种爱国主义自豪感并非只存在于法国或欧洲的知识界,所以,不管我们谈论的是比较文学还是世界文学,我们都需要警惕学术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及民族主义倾向。
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困境
(一)翻译是世界文学传播的根本世界文学是经过不同国别的读者传播的结果。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得到汉字以外的文字传播和读者的认可后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翻译中所获得的作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量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与中国近代封闭治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薄弱等极为相关。近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中国在世界处于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却没有及时跟进，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发展始终萎靡不振。这些与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的思想极其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读者，文学走向世界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桥梁。中国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深远的传播，才能彰显文化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要把翻译的方向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转向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去，即中文译为外文。现在情形是，大量外国著作被译成中文版本，形成了极大的差异性。据统计，目前被译介到国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百余位，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不到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承担。但现实情况是，从事翻译工作、够水准的汉学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只能从其他语言版本转译，导致译作与原作往往相差甚远。翻译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借此引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目标，打破中国文学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状态。民族文学只有翻译才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它让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二)文学翻译的“接受程度”世界文学面对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文学理解观点。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任何原著只有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时，才具有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才会赢得更多除原作语言之外的读者。文学没有国界之分，但文学的民族性却很强。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原著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因为对于一部译著来说，由原作者创造出的作品远非一部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对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全新注解。或者说，是对译作语言接受者阅读方式的接纳与对接，是沟通上的释放。文学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再创作。正如著名翻译家钱钟书所言:“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日本长崎的“通词”派译者，则采用更灵活的译法，以产生读来自然顺畅的译文，即强调“接受程度”而不是“适当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很出色，他和英国太太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杨宪益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但是，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英文书名ADreamofRedMansions)应当说很忠实于原著，霍克斯的译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译者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远离了英文的语境，远离了众多的英文普通读者，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其译著自然难以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诚然，是否适应各国读者习惯或风格，往往决定作品能否得到认同。
(三)优秀翻译作品缺失优秀翻译作品缺失是中国文学难以走向世界文学的软肋。而没有优秀翻译作品的背后是缺少优秀母语文学外译人才。应该承认，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而且在外译中方面也堪称翻译强国。但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国外著作(即“中译外”)的不足却成了中国文学难以融入世界文学的障碍。究其原因，有出版、发行、市场等原因，但关键是缺失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汉语以外语言文学作品的良好机制。迄今中国文学翻译没有国际性的奖项，本土作者与国外译者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其他语言缺少关注。中国已经有国际性的电影节、电视节，每年都评出世界性的奖项。在音乐、舞蹈等领域，也已经设立了国际性的奖项，在世界上获得好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而在文学国际性奖项方面，中国一直无所作为。中国人不遗余力地翻译推介西方文学，中国对世界文学作品的翻译数量之多，内容之广，可谓世界之最。而中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国外译著的却很少，形成外译中之强势与中译外之弱势的鲜明差异。对此，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水准跟世界当下的水准并没有很大差距，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中国文学之所以难以走向世界，缺乏的是一份自信。而设置国际性文学奖不仅可以重塑中国文学创作的自信心，而且可以促进形成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向世界展现一个全面的中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设立一个国际性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奖项，不仅产生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而且推动中外媒体对中国文学的共同关注，促进中国文学立体地展示中国形象，让世界不带偏见地接受中国及中国人民。如今是一个网络文学拥有读者最多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阅读方式、工作方式等正在发生改变，电子阅读成为许多人文学阅读的首选。快生活节奏让人们对于深沉或苦涩内容的文学作品难以细嚼品味，如何让文学作品成为现代人喜爱的读物成为文学界的困惑。当民族文学走向互联网时，也意味着它与世界文学只有一窗之隔，文学翻译理所当然应肩负起历史重任。
二、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困境
(一)翻译是世界文学传播的根本世界文学是经过不同国别的读者传播的结果。中国文学作品必须得到汉字以外的文字传播和读者的认可后才会进入世界文学的门槛,即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在翻译中所获得的作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但每一部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读者,但在世界文学史上,中国在世界上得到认可的文学作品并不多,这与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总数量极不相称。究其原因,与中国近代封闭治国、经济落后、文化教育薄弱等极为相关。近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教育、经济等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当中国在世界处于第二大经济体时,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却没有及时跟进,中国文学及其文学翻译发展始终萎靡不振。这些与中国文学界对世界文学的认识以及当前文学创作的思想极其相关。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文学作品面对的读者已经不仅仅是本民族的读者,文学走向世界成为必然发展趋势。因此,翻译就成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联系的桥梁。中国文学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得到更深远的传播,才能彰显文化大国应有的影响力。要把翻译的方向从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中国来,转向大规模地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去,即中文译为外文。现在情形是,大量外国着作被译成中文版本,形成了极大的差异性。据统计,目前被译介到国外的中国当代作家仅有百余位,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数量不到2%。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主要由一些欧美国家的汉学家承担。但现实情况是,从事翻译工作、够水准的汉学家寥寥无几,不少国家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只能从其他语言版本转译,导致译作与原作往往相差甚远。翻译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可以借此引发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关注,把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成果推向世界,实现文化全球化战略目标,打破中国文学处在世界文学边缘的状态。民族文学只有翻译才具有世界性。世界文学始终处于一种旅行的状态中,它让某个特定的民族或国别文学作品具有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
(二)文学翻译的“接受程度”世界文学面对的读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千差万别的文学理解观点。而对于文学翻译而言,任何原着只有具有超民族性或国际性意义时,才具有文学翻译的可译性以及潜在的市场价值,才会赢得更多除原作语言之外的读者。文学没有国界之分,但文学的民族性却很强。译者绝不只是原作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原着的能动的阐释者和创造性再现者。因为对于一部译着来说,由原作者创造出的作品远非一部完成了的作品,而是对另一种民族语言的全新注解。或者说,是对译作语言接受者阅读方式的接纳与对接,是沟通上的释放。文学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也是一种再创作。正如着名翻译家钱钟书所言:“雅之非润色加藻,识者犹多;信之必得意忘言,则解人难索。”日本长崎的“通词”派译者,则采用更灵活的译法,以产生读来自然顺畅的译文,即强调“接受程度”而不是“适当程度”。众所周知,中国翻译家杨宪益的翻译很出色,他和英国太太珠联璧合,辛勤笔耕,几乎“翻译了半个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中,杨宪益独自将《荷马史诗》译成汉语,使之成为汉语世界的文学经典。但是,杨宪益夫妇合作翻译的《红楼梦》(英文书名ADreamofRedMansions)应当说很忠实于原着,霍克斯的译本难以望其项背。但是,译者过分强调了语言形式的忠实,忽视了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因素,忽视了译本的可读性和英语世界读者的接受程度。尤其是两位译者离开英国多年,远离了英文的语境,远离了众多的英文普通读者,对当代英语世界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程度逐渐陌生,其译着自然难以得到英文读者的欢迎。诚然,是否适应各国读者习惯或风格,往往决定作品能否得到认同。
二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112分钟的电影,为我们展现了风景如画的桂林,让人们无法忘却的山歌和热情奔放的刘三姐。影片用简单的视听语言给我们营造了一个美丽和谐的民族审美意象,介绍了璀璨的民歌艺术,而富有“东方魅力”的刘三姐成为该剧的最大的亮点。在各领域趋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刘三姐》成功的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对抗和解构西方的文化霸权,并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展现出民族艺术的巨大魅力。电影《刘三姐》第一个特色就是为我们展示了美丽宜人的自然景观。电影开篇就伴随着优美的山歌,用一个个长镜头从不同的角度描绘了桂林的山水。突兀起来的山峰,清澈的河水,加上映入眼帘的一叶扁舟,给人心旷神怡的满足之感,让人流连忘返。影片第二个特点就是民族韵味十足的山歌。优美的歌词可以与古代优秀的古诗词相媲美。如歌词“鸭子水面打跟斗,大船水面起高楼,荷叶水面撑阳伞,鸳鸯水面共白头”,“采茶采到茶花开,漫山接岭一片白,蜜蜂忘记回窠去,神仙听歌下凡来”,这词清新淡雅,字里行间洋溢着意境美。影片最大的亮点就是刘三姐本身了,在导演的镜头下她成为了一个神话,成为一个专属于中华民族的刘三姐文化。她勇于唱情,善于唱情,爱情、友情、亲情都唱的淋漓酣畅,动人心魄,使听者随之而喜,而哀,而恨。在影片中,刘三姐被恶霸地主陷害落水,被老渔夫救起,她用歌声歌颂劳动,讽刺地主老财。恶霸地主莫怀仁妄想禁歌,三姐设计和莫怀仁对歌,把请来的三个秀才个个击败。莫怀仁施毒计把三姐抢到家中,三姐在阿牛和群众的帮助下连夜离开莫家,又到新的地方用山歌鼓舞群众斗志!《刘三姐》这部影片将美景,美歌,美人巧妙地结合起来,完美的刘三姐承天地之灵气,接山水之精华,用山歌揭露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山歌文化承载了壮族人民的民族情感,记录了壮族人民追求自由、反抗压迫的历史,创造了属于中华民族的寓言,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中的瑰宝。刘三姐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刘三姐,而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是一种历史符号,也是一笔文化遗产。
二、第三世界文学的本质
在讲授主干课时，如果继续拘泥于单个学科和单种文化的界限，不仅会造成学术方法的枯燥单一，也无法充分满足当今学生日益复杂、深化的学术需求。为此，在教学研究与实践中要大胆改革，打破课程壁垒，以“总体文学”的新观念将3门主课融为“一体三段”，在保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基础上，创造一种以东西文学史为底、以比较原理为纲的教学方法，训练学生的横向思维，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在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完成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识、互证和互补。
明确的目标确定下来后，我们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教学内容的重新确定与调整。因为目前使用的基本都是20世纪90年代左右出版的教材，受时间和观念所限，其不能充分反映近十几年来的学术变化与热点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秉持一种合理、纯粹的学术立场，有意识、有目的、有选择地引进一些新的学术理论与内容，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补充教材的不足之处。例如，在讲授古典欧洲文学史时，从对英国“湖畔派”的阶级性否定转变为对其艺术性、唯美性的公允肯定;在对《简•爱》等世界名著的讲解过程中，引进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等西方先进的理论方法;在近现代欧美文学史部分，增加过去被忽略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等亚文学流派。另外，我们还注意培养学生的横向发散思维，锻炼其学术研究与实践能力，在教学中大量引进“比较”内容，帮助学生对异质文化与文学间的交叉渗透进行分析，加深理解。例如，在讲解美国现代犹太文学时，鼓励学生联系古代东方文学中的希伯来文学部分，就两者间的渊源和联系进行对比分析;在讲授中古波斯文学的五百年黄金时代时，可以通过介绍其一些代表诗人对德国“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比较分析东西方在文化与文学上的互动与联系。
二、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的现代化
第一，利用并制作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我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在讲授“欧美文学史”时利用集文字、图片、声音、动画于一体的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的学习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第二，系统使用PowerPoint文稿展示功能。“欧美文学史”为多专业共修课，授课人数经常在百人以上，必须在阶梯大教室进行授课，许多学生反映上课时听不清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板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鼓励教师充分利用先进设备，全程使用PowerPoint展示教案板书，这样既避免了上述的尴尬局面，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也保证了教师上课流程的连贯性。
第三，利用互联网进行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互联网在大学的迅速普及为教学改革提供了条件，我们抓住这一新的时代产物，将专业讲授与学习从传统的班级授课转变为讲课与网上答疑、辅导相结合，促进了师生间深层次的沟通与互动。
在当今世界学术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无疑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之一。自它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以来，发展迅猛，至今仍然方兴未艾。
一、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概念
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卡雷在他的《比较文学》艺术中对比较文学进行了定义：“比较文学是文学史的一支；它研究国际间的精神关系，研究拜伦与普希金、歌德与卡莱尔、司各特与维涅之间的事实联系，研究各国文学的作品之间、灵感来源之间与作家生平之间的事实联系。比较文学主要不考虑作品的独创价值，而特别关怀每个国家、每位作家对其所取材料的演变。”
美国学派代表人物雷马克对比较文学进行定义：“比较文学是超越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和其他知识领域及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
我国学者季羡林先生对比较文学曾下定义：“顾名思义，比较文学就是把不同国家的文学拿出来比较，这可以说是狭义的比较文学。广义的比较文学是把文学同其他学科来比较，包括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钱钟书先生的说法是：“比较文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则专指跨越国界和语言界限的文学比较。更具体的说，就是把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文学现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它们在文艺理论、文学思潮，具体作家、作品之间的互相影响。”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比较文学定义为：比较文学是以世界眼光和胸怀来从事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和不同学科之间的跨越式文学比较研究。它主要研究各种跨越中文学的同源性、类同性、异质性和互补性，以影响研究、平行研究、跨学科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为基本方法论，其目的在于以世界性眼光来总结文学规律和文学特性，加强世界文学的相互了解与整合，推动世界文学的发展。
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比较文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中西比较文学是否也能成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犹如“红学”之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鲁迅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我们认为，把中西比较文学从比较文学中独立出来，进行专门的、深入的研究，有着特殊而重大的意义。固然，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取异域文学之长，补我国文学之短，中国文学与朝鲜、日本、越南文学的比较，以中国文学为主体的东亚文学与以印度文学为主体的南亚文学的比较，乃至中国文学与中东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的比较等等，也都是有待深入开发的研究领域。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来说，从来没有任何一种文学像西方文学那样，对我们民族的文学冲击那么大，发生过那么无孔不入的影响。直到现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传统仍在受欧美文学传统的冲击。我们现在的文学教科书，甚至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在内的教科书，都在使用着欧美文学的概念。我国当代的作家，仍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直接或者间接的接受着西方文学的影响，我国一般大学的外国文学课实际讲授的是欧美文学课。因此，作为专门学科的中西比较文学的建立已迫在眉睫！
中西比较文学，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大的研究领域。一是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前者应侧重于法国学派正统意义上的比较文学，即影响研究，后者应侧重于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不长，而古代又有着悠久的文学传统和丰富的文学遗产，这个传统总在有形无形地对中国新文学发生影响。因此，随着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应该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移道中国古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上来。
三、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历史与发展
曹顺庆在《比较文学史》中谈到“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实施，就是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一个个‘人为圈子’的不断被冲破，一堵堵围墙的不断被跨越，从而构成整个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走向。”[1]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一条较为清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学术之链。这条学术之链历经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三大阶段,呈累进式的发展态势。
第一阶段，在比较文学历史上，法国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一个学派，从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20年代已具雏形。法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巴尔登斯贝格、梵第根、伽列及基亚等人。法国学派所进行的影响研究可以概括为：其一，在研究方向上，注重国与国之间文学的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关系，在有些学者那里，对这种联系和影响的研究甚至被严格的限定在两国之间，如梵第根就持有这种观点。所以法国学派学者严厉，比较文学一词是一门系统而科学的学科没有起好的名字。其二，在研究方法上，强调实证主义。认为要使学科建立在坚实的科学性上，只有对文学关系的事实联系进行细致的、慎重的考察求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主张把比较文学看成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
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贡献是巨大的。它在比较文学形成之初就为学科发展开辟了一条科学、严谨的研究道路，为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奠定了最初的基础。虽然法国学派在学科定位、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偏狭的观点，但影响研究至今，认识比较文学研究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而且也是一个始终充满生命活力的研究领域。
第二阶段，1958年9月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二次大会上，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发言，向法国学派的理论观点提出了直截了当的挑战。这个发言被认为是美国学派的宣言书，此后不仅打破了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也确立了美国学派在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中的地位。
美国学派对文学进行的平行研究在与法国学派争论中确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其理论重点和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可小结如下：第一，扩大了研究的领域，把不同学科引入到文学研究中来；第二，把比较文学研究的目光转向了文学的内部，更加关注作品的结构、语言、层次等方面的问题；第三，开拓了多元的研究方法，主张针对不同作品、不同问题运用不同方法，或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在第三阶段，学科自我发展的又一次机遇是东西比较文学研究的崛起。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台港及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的迅速崛起，为开拓比较文学的领域，尤其是东西方文学的跨文明比较做出了实绩。这种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全世界比较文学引向了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为比较文学拓展了更加宽广的视界，将比较文学导向了又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中国学术界正在探索甚至正在建构跨越东西方异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新体系。台港学者对于东西方文化“模子”的比较文学研究和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已迈开了比较文学新的学科理论建设的步伐。而近年来中国大陆学者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跨文明”的提出及其方法论体系轮廓的初步勾勒，更进一步奠定了学科理论建设的坚实基础。可以说，全世界比较文学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性转变，新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正如旭日般冉冉升起，这是一个更加广阔的视界，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
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今后迈向何方？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跨文明研究”，或者说着眼于在中西文明冲突、对话与交流的跨越东西方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将是中国比较文学乃至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曹顺庆.比较文学论[m].四川教育出版社，2006：2.
同时,人类的智力技术也深深改变了人本身的处境,任何一个偏僻地方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信息网络和全世界联系起来,与他们的情感和要求,痛苦和希望,对真理的追求和对正义的坚持等等,在精神上联系起来,世界同时变成了精神存在体。所谓“地球村”,同时是一个精神联系村。而精神固然有欲望,但它也更有理性,一种权衡人类关系的轻重安危的生存理性在不断成长。而进步就发生在理性对于欲望和野心的调节和改变之中。这也就是说,正是这种智能技术的发展,使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而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局限,以及通过精神文化和思想追求而联结为休戚与共的整体,这是使人类作为一个生存共同体、智力共同体而进入人类学时代的标志之一。其二,知识经济使人类进入依赖知识和创新而生存发展的人类学时代。人类今天一切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经济活动,都成了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活动,无论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还是第三、第四产业,以及第五产业,都以知识和创新而不是以资本或政治为前提(它们已降为物质基础和管理方式)。而任何真正的知识都像技术那样是人类性的,以知识为本、创新为本的经济,不能不使人类的经济活动和生存方式进入优化的全人类通则的人类学时代。其三,全球化运动是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实际运动。
经济全球化使人类日益在经济生产方式、科学技术手段、思想文化规范等等进入全人类一体化的方向,由此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球性思维、全球一体化、全球治理、全球政治、全球政府,或爱因斯坦提出和追求而当前又热起来的“世界政府”,以及马克思所说的人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世界公民等等,都迫使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升到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即全人类一体主义,因而它实际上是全人类进入人类学时代的历史优化运动的主体部分。其四,生态危机促进了人的生态觉醒,生态觉醒又促进了人的人类学精神的觉醒。全人类在生态问题上的共同感受和共同要求,促进了人与自然界作为同一个生态整体的人类学时代的提前到来。环境伦理、生态伦理成了突破民族伦理、国家伦理、主义伦理、宗教伦理而走向人类伦理、世界伦理的脚步,有力地开辟着人类学时代。其五,全人类问题及其人类学价值的解决方式,促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全人类已经形成为一种休戚与共的生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一系列研究全人类问题的科学、思想、伦理、文化、哲学的学术思想的出现,人类学价值、人类伦理以及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张扬,全人类对于地球生态的关切和公共精神、协商精神、共赢精神和共存理性的出现,表明全人类作为一个精神整体、作为命运共同体走向了人类学时代。其六,政治上的和平、发展、环境与合作的时代,推动政治走向人类学时代。人们公认,当代世界在利益的对立、竞争、冲突之中出现了和平、发展、环境、合作的世界性呼声和行动,而任何世界性的和平、发展、环境、合作都是人类学问题。各国需要团结起来解决气候变暖而防止地球生态崩溃、防止核灾难、“核冬天”的共同要求,人类共同的和平生存、健康发展的要求,不能不促使人类学精神的张扬。
在这种世界趋势的背后,不能不是人类学价值精神的支撑和进一步的发扬。联会国是这一精神和这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呼声日渐高涨的联合国世界政府,将有可能从制度上推进这一方向。这些无不表明了人类学精神的增长,世界主义、人类主义思想日渐兴盛,等等。其七,各种实证的人类学分支学科的深入发展,也促进了人类学精神的张扬。在马克思时代,实证的人类学刚刚出现。20世纪初,人类学也主要是传统的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哲学人类学等。而世纪之交和21世纪以来,由于广泛的直面人类问题的需要,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深入发展,也有一些传统上与人类学无关的学问,也上升到人类学高度看问题。如生态人类学、环境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社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体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美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等等,都表明了人们在思想和思维方式上向人类学方向的深入,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当代思想史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以人类学反思当代文明的发展问题。人类学成了推进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学科。从实践上看,以促进自然与人类之间以及人类社会内部相互之间的协调为目标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2009年7月在昆明召开),到会有4000多位代表,足见人类学问题研究之盛。其八,哲学早就开始了向广义的人类学方向的开拓。从哲学上来看,人类学思想产生得更早。且不说康德的“实用人类学”已经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方向,即就有联系的发展言,叔本华就已开始了哲学的人类学转向,即根据人的形象来解释世界。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重要成员,也在对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研究基础上,向人类学方向发展,出现了像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一批研究人类学问题的、有人类学价值倾向的哲学家。
这种对人的研究和对哲学的人类学方向的深入开拓,在马克思那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他一些哲学家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可以说,现代哲学出现了一种奔向人类学的主流。海德格尔就曾指出过这一点。而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其所探索的问题也属于人类学哲学的范畴。综上所述,可以认为,当代世界的历史发展,促使人类开始进入人类学时代。当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人们生存方式的世界化发展,迫使人类已从民族生存、国家竞争生存发展到人类一体生存、世界协同生存、人与自然共同生存的时代。当代世界科技的发展,已把人们从民族整体、国家整体升华成了人类整体、世界整体;当代世界历史发展出现的问题和任务,已从民族的问题和任务、国家的问题和任务上升成为人类的问题和任务;人的发展也从民族公民、国家公民的职责发展到世界公民、人类公民的职责。与此相联系,人的伦理观念也从家族伦理、氏族部落伦理、民族伦理、国家伦理,向世界伦理、人类伦理、自然伦理(生态伦理)发展,从而让20世纪还当红的民族
主义、国家主义也成为明日黄花,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自然主义有可能成为时代旗帜,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更加伟大的人格理性的提升和世界历史性进步。一切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和重要哲学家科学家,都抱着一种世界主义、人类主义理想。歌德、康德、卢梭、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雅斯贝尔斯、爱因斯坦、罗素等等都是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哲学家,他们都希望人类走出狭隘观念的局限,让国家成为相对的存在(马克思甚至强调“国家的消亡”),从而为全世界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解放而奋斗。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爱因斯坦“世界政府”的再次提出,表明了这一方向。 二、人类学时代的哲学:人类学哲学
人类是有许多问题、许多限制的存在物,因为任何人都不能不处在人与自然界的、人与人的关系之中生存。而关系既开拓着人的自由度,也限制着人的自由度。其中比较重要的关系,是人的类群关系,它的发展直接决定着人的自由的实现程度,因而,它最受哲学家关注。这里,我们主要从这一关系,考察人的自由发展这种人类学梦想。
(一)从卢梭、马克思的人类学梦想说起
康德和卢梭都是想对人类的这种类群关系找到一种理想状态的人。卢梭在他的《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6章中谈到,社会契约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①这是一个难题,也是一个梦想,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是不可能不以群体结合的形式存在和运行的。但是,要么是群体压抑了参与者个体,要么有个体的自由而少了群体的整体追求,其结果还是每一个个体受损。所以,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就在于想找到这样一种个人与集体都能自由发展的社会结合形式,它既有利于“全部共同的力量”的提升,而共同力量的提升又在于保障个体的自由,使个体服从群体也就是服从自己本人的自由意志。这当然只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境界,也是一种对人的人类学关系的梦想。卢梭的这一梦想也吸引了马克思。马克思不止一次提到这种人的群体结合梦想。1848年,他终于以更为精粹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梦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种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马克思这一提法的科学性在于,这样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梦想,是建立在不再有阶级对立的,即人们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关系的合理化前提之上的,这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当然难以实现,因为它还存在着“资本”这一非人性因素的统治,存在着人们在经济分配关系上的两极分化。而在既有的社会主义社会离这一方向也还很远。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即在生产关系合理化基础上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价值原则。“每个人”,表明这一原则是建立在个体人的基础上的,因而不可能以集体压倒个人;“一切人”,它可以指称有限的集体,也可以指称全人类。由于马克思的哲学大都是针对全人类说话的,因而,马克思的这一梦想,是关于每个人以及全人类都能自由发展的梦想。全人类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每个国家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基础上。这是马克思提出的伟大的人类学价值原则,是当代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任何社会都应当趋向的价值方向。因而,这样一种梦想,也就是人类学哲学的梦想。
(二)人类学哲学的提出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哲学。如果说,还在世界历史刚刚发展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人类学梦想的话,那么,在人类学时代行将到来的今天,首先也就需要一种立足于人类、为了人类而推动人类走向人类学时代的新哲学,这种新哲学应当名之为人类学哲学。它建立在人的人类学原则———不是动物学的、不是生物学的、不是宇宙学的———作为人类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基础上。一般认为,人类学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关于人类的一般本性和它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的科学。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人类学哲学则是在这种科学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根本关系,研究人类如何能够合理生存、健康发展并不断走向自由解放的哲学。为此它要研究人与自然的和人与人的不合理关系,研究人类世界的不合理、非法性问题的存在、根源以及如何改变,它也因此成为一种深入研究当代人类问题及其合理化改变的哲学,因而是根据人类世界的当代问题而推动人类以优化的方式向未来理想世界发展的哲学。这样一种人类学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开创直接相关,因为马克思开创了这一哲学的“每个人与一切人”的人类学价值原则。西方有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一位阶级斗争专家,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学说,而阶级斗争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主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等等。这种看法的错误在于,没有全面理解马克思。其实,这只是一种片面的狭义理解。马克思还有更为广阔的广义的一面,这就是人类学的一面。即在阶级性的马克思之外,还有个视野更为广阔的坚持“全人类解放”的人类学价值原则的马克思。从哲学上看,马克思是最早从人类学走上了人类学哲学的哲学家。他的学说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等构建的唯心主义、非历史、、不科学的关于人的哲学学说深入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他的开辟了在社会性和历史性基础上的、唯物主义的、科学的人类学哲学方向———即他所说的作为“世界公民”的哲学。我们今天能够提出人类学哲学,主要是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提出来的,马克思对“世界公民”的哲学探索,就是对人类学哲学的开创。
三、人类学哲学的价值追求: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发展
人类学时代是一种有强烈价值倾向的时代,人类学哲学也是一种有强烈价值追求的哲学。或者更正确地说,它就是一种追求全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哲学,是关涉全人类命运的人类学价值哲学。因而,它不是空洞的,它体现为一系列的对生存合理性的追求:一是追求人类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二是追求人的社会生活的合理化,三是追求人类精神世界的主导精神的合理化,四是追求人类生存环境的合理化,具体说来就是:其一,追求人的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包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言,这在今天就是走向生态生存、生态文明的方向。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人们赖以生成的血缘族系关系,决定着人的种系生存和种系存在,它在今天就是向民族的、国家的平等与友好方向发展;二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这是人们取得物质生存资料的基本关系,决定着人们在物质方面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所得,它在今天就是向社会所有制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均衡经济学方向发展;三是人们赖以共存的类群关系,这是支配着人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的基本关系,一个社会的统治—从属关系就属于它的范畴,它关乎人的自由的实现,其方向是向自由人的联合体方向发展。这三大关系加上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支配人类生存的基本关系,它在今天的上述最优发展方向,就是人类学哲学应当追求的价值方向。只有这些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的生存发展才能向合理化方向发展,才能为人类的共同生存奠定合理性基础。其二,在上述四种基本生存关系的合理化、人类学化基础上,追求每个与一切人的生存合理性的实现。
这可以从马克思的思想推断出来。马克思的人类梦,是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但是,自由的实现是有前提的。从人类学角度来说,人的直接目的绝不可能一下就上升到对自由的追求,他作为生命有机体,首先是要生存,是合理的健康的生存;而它作为社会人,是在生存的基础上发展,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因为人是有追求的存在物,没有发展的生命延续不是人的理想。而这种发展的方向,才是不断在现有条件下而实现的自由解放。没有生存,没有发展,谈不上任何自由。所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自由而是“自由发展”,这种自由发展当然以合理生存为前提。如果以上考虑是对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共识,这就是人类作
为人类的人人都会同意的价值原则:即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基本生存关系合理化基础上,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不断走向自由解放。这是人类学哲学的基本价值追求,也是人类学时代的人类学价值原则。其三,人类学时代的最高价值追求,是自由、真理、正义成为时代的主导精神。这是建立在以上两大价值追求之上的最高价值追求。人的人类学特性不是简单的,它是丰富的,它从人的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本性发展到人的人格理念,其直接要求就是人类学价值原则的实现,而其最高理性或者说哲学理性,就是对人类世界的自由、真理、正义精神以及世界和平的价值理想的追求。 “自由”是基于人的良善本性的发展意志的实现,是人类———它的每个人与一切人———“自身的”人性的、精神的、人格的自主发展,没有自由便没有人性的充分发展实现,人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具有高尚人格理性和创造精神的人。“真理”表面上是就人的认识与对象的契合关系而言,这在自然科学方面当然是这样,但是,“真理”更是一个人类学概念,它在实质上———特别就它作为社会真理而言,它是人与人之间超越自身利益的狭隘眼界而对客观准则的坚持。只有能够坚持这样的超越自我的真理原则的人,才能进一步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坚持正义。“正义”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坚持的价值公平,以及对不公平的扶正精神,它对每个人和一切人都是最高的人类学价值精神,是任何共同体、任何社会体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合理生存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自古以来“正义”就以各种具体的社会要求表现出来。没有真理和“正义”,即一个时代的公理,就是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而没有合理性支撑的社会,就不能不是一个走向腐败、动荡和有待改变的社会。其四,在弘扬人类共存理性精神的基础上,追求全人类和平友好的人类学关系的建立。这是由于,自由、真理、正义的存在和通行,有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的安定和世界的和平,人类的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没有敌意、没有战争的和平。在敌意和战争状态下,一切都会扭曲,一切都会改变。因为战争是生杀予夺的人间大事,任何自由都不可能有碍于战争的要求,任何真理和正义的性质,也都会因战争而改变性质或不得不被搁置。而任何战争———这里主要是指原发动的侵略性的战争,不仅是对相关人们的生命和自由的剥夺,不仅没有真理和正义可言,而且以牺牲自由、真理和正义为代价。
所以,从来造成灾难的都是战争,从来的战争都是对人的人类学价值要求———合理生存、健康发展与自由解放的剥夺。原发的、侵略性的战争就是罪恶。至于被动应战,自我保卫,那是为自由而战,为真理和正义而战!所以,在人类学时代,首要就是克服战争的原发萌动,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在和平的基础上,才能让自由、真理、正义精神成为时代的最高的支配精神。这些价值追求,就它还没有实现而是要通过奋斗才能实现来说,它依然是一种梦想,并且是由卢梭、马克思等所开辟出来的人类学梦想的具体化。特别是马克思,他直接指出了人类生存的基本价值关系,如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民族关系、生产关系和类群关系的合理化发展等问题。例如他强调:要“从社会自由这一必要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①这种“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当然包括自然条件、物质条件、制度条件、精神条件等人类生存发展的价值基础。他还强调:“任何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②何谓“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可以认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四大关系的合理化,就是人类学化了的“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根据马克思的这些价值要求,结合当代世界的现实历史发展问题,可以认为,当代的人类学哲学的最基本的价值原则,就是通过生存关系的合理化而力图实现每个人与一切人的合理生存与自由解放有的价值原则。人类学哲学,就是追求这种价值原则不断实现的哲学,这无论对于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什么主义来说,都是应当的,合理的。认识不到这一层,或不愿意这样做,那就可能脱离人类学时代的文明发展大道,成为一种落后的孤立的存在,那当然是不可能长久的。
四、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以全人类友好交往与世界和平为前提
(一)人类学价值理想的实现途径
世界主义是中国人久违了的1个词（中国人就连国际主义也有点陌生了）。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中的cosmos乃指宇宙，且指秩序井然的亘古荒冷的宇宙。politan指都市市民。世界主义指摆脱狭小地方民族偏见，由诸多民族和语言构成的大都市。都市居民与乡下居民不同。1个农业宗法制的古老民族不可能有市民即公民的观念。小农下耕者有其田，子其子、父其父、亲其亲，至多可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而却缺乏世界主义和宇宙公民的观念。说孔孟老庄、秦皇汉武是世界主义者，有时令人奇怪。近代中国学人从古籍中阐扬世界主义，表明了“6经注我”的治学传统。这是向西方的结果，摆脱了狭小的地域和种族观念。但古代中国的观念其实依然是天地人不分。犹如古代或医药不分专业科室。中文“宇宙”不及西方cosmos，由屋檐（宇）、栋梁（宙）演变而来，没有穷尽天体环宇的意义。
雅典人在1次宴会上请特米斯托利弹琴。特米斯托利说：他不会乱弹琴，只不过能把小城镇变成大都市而已。这并非说他是建筑大师。他是家，有大都市、世界城市的胸怀。
康德表达了世界主义的念头。他把教育解释成“人变成人”的过程。人不再是家臣、顺民、奴才。可见,世界主义需要教育，并非自发产生的。杜威（教育家）也看到、商业、是超越国界的。1个科学欠发达、民主不充分、商业难遍布的古老中国，汉贼不两立,自闭心理严重。杜威说：“国家属于次要的和暂时的性质，这个思想必须灌输给学生。”[1]
世界主义不是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不是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不是“大东亚共荣圈”，不是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世界主义不是领土广袤的帝国，似乎人多势众，广土众民就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内在地包含的宽容与思想多元是毋庸置疑的。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博爱、人道等精神内在于世界主义之中。世界主义不会是无法制的。以为到了1定，法律和监狱可以被铲除，这是中外早期空想主义的特征。
20世纪初期的中国乃文化开放时代。西方思潮蜂拥而至，世界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学人开始以西方思想观念审视中国传统学说，从古书中推陈出新，寻觅适合自己观念的东西，中国古代的讨论中始有“唯物”、“唯心”、“辩证”、“形上”、“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等观念蓬勃出现。受近代西学，许多学者以世界主义眼光看待中国传统哲学，从中推导出“世界主义”观念。他们的要旨并非宣扬上古思潮，乃在推行现代思想。古为今用，颂古厚今，穿古人服,为今人计，借鉴既往，前瞻未来，此之谓也。西方学说传入中土华夏，其共同的命运是先遭拒斥，被视为洪水猛兽，继之，国人从故纸堆中找到根据，探蹟索隐、钩深致远，说中国“古已有之”。然而世界主义毕竟不是中国的“土特产”。世界主义断不是中国农耕宗法制度中先秦诸子和近代“天朝上国”观念。
西方文化哲学的基本特征之1是把时间与空间、世界历史与自然地理、自由选择与必然命运加以区分。这大概就是世界主义理念的哲学基础。农耕自然经济永远是世界主义的坟墓。欧洲西方文化属时间性、世界性、历史性和自由的文化，中国文化则属空间性、自然性、地理性、必然性文化。前者关注人类整体历史、世界主义、生活的意义，后者关注炎黄子孙的自然血缘、空间地域、族界、肤色、亲情。这里我们应当从观念上把历史及时间，同自然及地理加以区分。
历史是时间展开的过程，时间是历史的内在节律。只有在时间中，历史及其意义才得以呈现。时间是历史的前提。海德格尔说：历史性只能由时间性照明。[2]历史作为生命的流程，只能以时间性为其本质的规定性。相反，作为既成事实，自然则是纯1的、非时间性的存在。世界的图像与自然的图像的标志分别是时间和空间。[3]生成变化的过程显示了历史的维度，永远指向未来。因此，时间不可逆，不可重复，而空间则循环往复。无穷循环的观念产生于农耕经济的自然主义，有悖于世界主义。1次性与单1性因而就是历史的特征，这与自然的连续可能性、可重复性循环不同。中国文化属于后者。
斯宾格勒把时间的取向和空间的广延分别看作历史与自然的主要标志。历史哲学同自然科学因而有区别。应当把自然科学的与原则从历史探索中驱逐出去。自然和历史是人类描述世界各种可能性的两个判然有别的范畴。这是自然与生命的对立。历史是生命展现自己的方式，是生成变化的过程。时间是生命的基质，是历史的本质。自然与历史“在我们的生命中便恰相对立，1如生命与死亡、无限运行的时间与永恒静止的空间的对立”。[4]作为永恒变化的过程，历史指向永恒与未来，而作为既成事实的自然，则属于死寂的过去。2者各自遵循其固有逻辑。前者遵循命运的必然性（时间的逻辑），后者遵循因果必然性（空间的逻辑）。自然与历史的划分与对立，是历史认识论的基础与前提。只有看到这种对立，才能把握历史的精华。[5]无视这1对立，把自然科学方法强加到历史研究领域，那就会把生命看作是僵硬的因果性，这是1种“有毒的错误”。只有把自然与历史区分开来，防止自然科学侵入历史领域，才能透视世界历史。从这1角度切入，也许可以排拒自然农耕文化循环论中的虚假性。
世界、时间与历史的观念紧密相连。人类的历史观念与他们对时间的认识紧密相连。古典的希腊罗马人历史意识淡薄，缺乏历史记忆，也缺乏世界主义。非时间性等于非历史性。修昔底德说：“在我诞生前，没有任何重大的事件发生过。”与此相反，西方人（即自基督教诞生以后的西方文明）具有历史感，因而也有世界主义观念。他们认识到时间不可逆。因而，13世纪欧洲人发明了时钟，作为“时间正在消失”的令人恐怖的象征，它表达了世界的历史感。
近代系统科学否认历史与自然、时间与空间的对立，力图以自然科学的方法处理历史，注重人的自然属性：肤色、遗传，得到的是龙的传人与大槐树寻根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万民1家的世界主义，使生命服从于自然的因果律，否定了历史的终极目的。血统论、阶级出生论、种族主义、民族主义，是对以空间为特质的自然世界的认识，而不是体验生命。作为空间逻辑的因果律，不同于生命和历史。历史与文化的生存模式是时间逻辑。
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否认多样化选择之于人生的重大意义。《列子·说符》说，杨朱哭歧路。其实这是自然农耕文明中顶没出息的人。农业文明视歧路为畏途。工商文明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可能性与歧路。“墨子悲染丝，杨朱哭歧途”，他们对于各种选择可能性1筹莫展。现在的中国姑娘把头发染成金黄色。鲁迅说，他若遇歧途，绝不视为畏途，不哭也不返。在自然界，歧路也是畏途，而在人类自由的历史领域中，歧路则是常事。世界主义的特征是提供了农耕文明所没有的多样性选择和价值观念。
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康有为受西方空想社会主义影响，曾大力提倡大同主义即世界主义：1、没有国家，全世界设1公政府；2、没有家族，男女同栖不得逾1年，届期须易人；3、儿童公育公养公教。他甚至提出“胎教”、“火葬”；4、他提议设立公共食堂、公共宿舍、公共澡塘（近代“公厕”、“公交”、“公共旅舍”……也来自西洋）。这里1方面可以看出西方思想的影响，另1方面也可以看出近代学人对西方典籍的阐释。从西方思想出发阐释世界主义，可以也。但若说世界主义是中国古已有之，则过也。
康有为自己则提出理想的世界：入世界，观众苦，这是谋大同之道的原因；去国界，合大地，这是谋大同之道的步骤；目的是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家界，为天民，去类界，爱众生。[6]这显然是受到佛教的影响。他提出全世界只有1个公政府，无帝王、君长，亦无统领。他提出在“大同世界”中，不许私人经商，所有商业贸易均由政府统管。这很类似于计划经济体制，可能是非常有害的设想。不过他提倡“全世界人类皆为平等”，仍不失为极睿智的念头。
失败后，康有为出洋102年，思想发生极大变化。他认为美国、瑞士接近于“大同之世”。他的《大同书》推崇联邦制，显系受到西方影响。1891年以后，传教士在《万国公报》上连载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头看纪略》，描述波士顿1青年人从1887年昏睡到2000年，醒来1看，世界面貌全新，已实现电气化、自动化。康有为也受到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和傅立叶的影响。
康有为的《大同书》表达了他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这1大同理想基于他关于“人性皆善”的理念。然而，断言人性本善或恶，其实皆无道理。基督教认为人在伊甸乐园里原本没有善与恶，是1张白纸，类如洛克的“白板”，处于无原罪状态。这似乎有些道理。人的犯罪乃后来的事。不过，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乃起源于人性本善说，因为有此本性，我们才可以对人类未来抱乐观态度。这与基督教人类起初的“无原罪说”甚相契合。1切对人性悲观的态度，不会导致世界主义。
据说，康有为在构想大同世界时，哀物悼世，居家作长夜坐。然而世界主义并非面壁虚构空想之产物，也不是悲天悯人、怜物伤情的结果。这种专讲仁爱之心的社会主义，早受到《共产党宣言》的批评。据说康有为1天忽“思苍生困苦则闷（悯），然后哭”（这比“不哭苍生哭鬼神”强1些），“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1副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但世界主义并不期待有1个救世主救民出于水火。世界主义基于“人性论”，但并不基于“佛性论”（狗子也有佛性）。康氏的心胸与佛教的西方极乐净土理想1致，但与未来世界主义并无共同之处。“凡民有难，匍匐救之”。然而，世界主义者不是救世主。《大同书》开首便说：“入世界，观众苦”，可见他是现世悲观主义者。1个悲观主义，断难成为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者也绝不是悲观厌世主义者。康有为忘记了各国明达之士及政府的共同努力是世界主义的基石。“国家自行消亡”——其含义乃各国地方政府会自动缩小其权限。康有为的“世界大同”源于其佛教悲悯心怀。他认为应当去除9界，其中之1是“类界”，即去除人与鸟兽虫鱼的区别。这简直不是世界主义，而是兽道主义、生物主义了。《大同书》写毕，康有为秘不示人，以为天机不可泄，其神秘如此，断非真世界主义。
梁启超在概括康有为的思想时说：其哲学为博爱派、主乐派、进化派，社会主义派。所谓社会主义派，即指他的大同思想。（《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是极反传统的。他认为将来社会“婚姻之事不复名为夫妇，只许订岁月交好之和约而已”，因而家庭必须消亡。“若其农田、工厂、商资皆归之公，即可至大同之世矣。全世界之人皆无家，则去国而至大同易易矣”。[7]他提倡“自去人之家始”，即，首先破除宗法制度。他认为大同世界是极乐世界。可是我认为世界主义之下的世界并非佛教的极乐境界。
康有为的思想仍停留比他早几个世纪的欧洲空想共产主义上。在中国农业宗法制度土壤上生长不出世界主义的树木。黄见德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天下主义”（即世界主义），而不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他很欣赏顾炎武把“国”与“天下”区别开来。[8]中国古人目力所及仅包括天下，而不如西方人放眼“宇宙”（cosmos）。美国汉学家文森认为，中国的天下主义就是“文化主义”、“全球主义”。[9]不过，我不认为中国古人有“环球”意识。中国皇帝固然心忧天下，但他们大都以救世主和真命天子自居，缺乏平等意识——而平等观念恰是世界主义精髓。
近代以来，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学习。但奇怪的是，学生从老师那里学到东西，反过来又说这些东西是中国“古已有之”的。这恐怕是近代思想史上的常例。诚如有人指出的：“《大同书》中的思想与中国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念几乎无不相反。‘大同’的传统与原意已面目全非。”[10]例如，康有为提出“世界大同而无界限的原则”，即世界合并为1国，此时，所有的人都成为“世界公民”，选“世界议会”。他认为，必须取消国家，进入大同，使各国的权力逐渐式微。他说：“今欲至大同，先自弥兵（即“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3无世界）倡之，次以联盟伟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1日焉。”[11]显然，这是西学之结晶，非从古书中可导引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世界主义眼光，这未尝不是1件大快人心事。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1条到达大同的路。”[12]可见，认为人类将走大同之路——经由无产阶级革命。但康有为认为世界主义下不置私产，没有法律，恐怕就谬以千里了。显然，这是西学之结晶，非从古书中可导引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世界主义眼光，这未尝不是1件大快人心事。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1条到达大同的路。”可见，认为人类将走大同之路——经由无产阶级革命。但康有为认为世界主义下不置私产，没有法律，恐怕就谬以千里了。例如，康有为提出“世界大同而无界限的原则”，即世界合并为1国，此时，所有的人都成为“世界公民”，选“世界议会”。他认为，必须取消国家，进入大同，使各国的权力逐渐式微。他说：“今欲至大同，先自弥兵（即“无武器、无军队、无战争”的3无世界）倡之，次以联盟伟之，继以公议会导之，次第以赴，盖有必至大同之1日焉。”显然，这是西学之结晶，非从古书中可导引出来的。中国人具有世界主义眼光，这未尝不是1件大快人心事。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1条到达大同的路。”可见，认为人类将走大同之路——经由无产阶级革命。但康有为认为世界主义下不置私产，没有法律，恐怕就谬以千里了。
早年的梁启超是忠于清室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他曾反对世界主义。梁启超阐述国家观念说：“宗教家之说，动言天国，动言大同，言1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哉？虽然，此等主义，其脱离理想界而入于现实界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待至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若曰并国界而破之……即成矣，而竞争绝，毋乃文明亦与之俱绝乎？”1902年的梁启超大概仍站在清王朝立场上看世界主义。
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有4种表现：反对世界主义，即其1也。梁启超认为：“今世之学界，非不知此主义之为美也，然以其心界之美，而非历史之美，故定案以国家为最上之团体，而不以世界为最上之团体，盖有以也。”梁启超认为，“知天下而不知有国家，此不过1时之谬见。”[13]他要求国民“真利已国”，“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他要求国民“真利已国”，“惟兹国家，吾侪父母兮！”
早期的梁启超是国家主义者和保守党人。1911年辛亥革命后，他仍反对把整个世界看成单1之国。“我国人爱国心之久不发达，则世界主义为之梗也。有世界主义作祟便不会有爱国心。”[14]但他在《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中又转变立场，肯定了世界主义。这与他1918年底旅欧有关。他从先秦典籍中寻觅世界主义的根据。这是他晚年的新思想。他说：“我国先哲之言政治，皆以天下为对象，此国家之所同也……天下云者，即人类全体之谓，当时所谓全体者，未必为全体，固无待言，但其鹄的，常向于其所及知之人类全体以行，而不以1部分自划，此即世界主义之真精神也。”[15]他认为，“先秦诸国并亡之时，其环境与世界主义似相反，然其学说皆共向此鹄的，无异同，而且积极地发表其学理上的意见，成为1个时期的运动。”[16]我奇怪：纵横捭阖，春秋无义战，怎么能叫世界主义！
梁启超说，中国元、清欢迎“外族入主而爱之者，等是以天下人治天下事而已”。我们今天不再宣传抗清、抗金等“民族”英雄，是肯定周边少数民族亦是同胞。不过，上述论点显然也是受到近代西方思潮影响，并非说古之人就有如此博大襟抱。世界主义也不是说对异族入侵袖手旁观。若吴3桂者，绝非世界主义者也。梁启超说：“国家主义与吾人夙不相习，则彰彰甚也。此种反国家主义或超国家主义，深入人心。”他甚至认为，欧洲迄今大小数10国，而我则久成1体，显然中国得大于失。[17]欧洲国家小而呈多元态势，自有其优越性，不可以之与华夏大1统帝国相比。1统天下，政出1门，有时也可能扼杀多样化。大1统帝国未必会生产出世界观念。欧洲国家小而呈多元态势，自有其优越性，不可以之与华夏大1统帝国相比。1统天下，政出1门，有时也可能扼杀多样化。大1统帝国未必会生产出世界观念。
梁启超又认为，孔子作《春秋》，第1句常是“元年春王正月”，乃表示大1统。然而孔子梦想恢复周初封建制，乃开历史倒车，算不得世界主义。大封诸侯，以国土资源为私产，封赏子嗣，也能算世界主义吗？他认为，“正月”前冠以“王”字，就表示“超国家”。这有些牵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把天下万民和锦绣江山装入皇家私囊，以5湖4海为皇家园林，“尽入我彀中”，不能算“超国家主义”。周室乃极具强烈的国家色彩的组织。梁启超说：在古书中“太平之世，非惟无复国家之见存，抑亦无复种族之见存。”[18]他特别引述“4海之内皆兄弟也”，说明这是“将自己所有文化扩大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之地位”。然而，“4海”究竟指什么，都很值得商榷。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世界，并非世界主义。他特别引述“4海之内皆兄弟也”，说明这是“将自己所有文化扩大以被于全人类而共立于平等之地位”。然而，“4海”究竟指什么，都很值得商榷。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世界，并非世界主义。
周朝的分封制乃以天下为私产，私相授受，不可能有丝毫世界主义。梁启超以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天下远近大小若1，夷狄进至于爵”。然而，同世界主义相比，这些观念还真有些“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味道，其实质根本不是向前看，而乃复辟。这同世界主义向前看，面对未来，判若天壤，势同水火。
梁启超更认为，道家以自然为宗，气象博大，“以天下观天下”、“以天事治天下”、“抱1为天下式”，是“超国家主义”[19]。这就根本不成话了。他认为墨家言“兼爱”、“非攻”、“尚同”，是“超国家主义”。他又认为“天志”是世界主义，认为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1，故凡人类之爱覆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故曰“视人之国若其国”。如此，则“国家观念，根本消灭”。他认为“天子1同（1统）天下之义，其世界主义色彩最明了矣”。[20]然而，“东西南北中”受1人领导，天子主政，1统天下，帝王思想，1元化，家长制，人莫予毒，不是世界主义。李慎之说，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如此热切地颂古，其实也包含了1种自大的民族主义。然而，“东西南北中”受1人领导，天子主政，1统天下，帝王思想，1元化，家长制，人莫予毒，不是世界主义。李慎之说，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如此热切地颂古，其实也包含了1种自大的民族主义。。这就根
本不成话了。他认为墨家言“兼爱”、“非攻”、“尚同”，是“超国家主义”。他又认为“天志”是世界主义，认为天之视万国兆民，其爱之如1，故凡人类之爱覆育于天者，皆当体天之志以兼相爱而交相利，故曰“视人之国若其国”。如此，则“国家观念，根本消灭”。他认为“天子1同（1统）天下之义，其世界主义色彩最明了矣”。然而，“东西南北中”受1人领导，天子主政，1统天下，帝王思想，1元化，家长制，人莫予毒，不是世界主义。李慎之说，中国传统的理想是“天下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如此热切地颂古，其实也包含了1种自大的民族主义。
梁启超认为法家是国家主义，儒墨是主张联邦的统1，平和的统1。梁启超喜欢拿欧洲与中国相比，比来比去，“中国世界第1”便油然而生。不过我以为，1个无远弗届的大帝国，因言论不合当局而无所逃遁，恰恰会窒息生机。这样的大国，反难以萌生人类1体主义。
中国先秦“国家”思想发达，而希腊则只有市府（城邦）而无国家。雅典、斯巴达不过1都市而已（然而世界主义正是从都市中产生出来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先秦之长处，有“世界主义光大”1说。他认为，希腊人，岛民也，虚想能穷宇宙之本原，其实不脱市府（城邦）的根性，故对人类全体团结之业、统治之法、幸福之原，未有留意者。他认为，中国人以“平天下”为1大：孔子言大同，墨子禁攻寝兵，老子抱1为式，邹衍倡终始5德……其理想皆以全世界为鹄的，此即“世界主义”的光大。[21]然而，我们认为，世界主义断不是5德始终说式历史循环论——似乎世界主义实现之后又回到邦国、战争、私有、专权阶段。世界主义不笼统地否认军队与战争，至少在相当1段时间内，战争仍是政治的延伸。中国之重国家，当然与世界主义精神相悖。中国古代之“天下”，实乃周天子之“天下”，非世界也。我认为，正是在宇宙中乐于穷根究极的希腊人和基督教神学，才有可能构想出政治上彻底的世界主义。
中国学者自西方学到世界主义思想之后，便从中国典籍故纸堆寻章摘句，找出世界主义思想的鳞爪，牵强附会，从古书的微言中阐发世界主义之大义。梁漱溟可谓独树1帜。他的《中国文化要义》即其显例。他赞颂中国古代广土众民大单元之特质，认为这是“基于文化的统1而政治的统1随之以天下而兼国际”。我却认为世界主义与“天下1统”毫无共同之处。世界主义并不包含用什么观念来统1天下，世界主义不是1家独鸣、鸦雀无声、众口1词、高举紧跟、世袭王权、传之子孙、囊括4海、席卷环中。多样化恰是世界主义的特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妇孺老幼学大寨，全国河山1片红，并非世界主义。若秦始皇大帝，并非世界主义者。
梁漱溟引梁启超的“我族夙以天下为最高理想，非唯古代部落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囿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22]以张杨世界主义。然而，皇帝招安，怀柔异已，大赦天下，不杀俘虏，乃居高临下，宽大为怀，并非证明人人享有其基本权利，乃“皇赋人权”。以张杨世界主义。然而，皇帝招安，怀柔异已，大赦天下，不杀俘虏，乃居高临下，宽大为怀，并非证明人人享有其基本权利，乃“皇赋人权”。
梁漱溟甚至认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唯重家庭，“政简刑轻”，故中国不像个国家。然而我以为“政简刑轻”可能倒是1个上乘之国。他认为中国人有“天下观念”，“天下”即指世界人类或国际。[23]他说，西洋人反倒轻天下，重团体。我觉得这有点弄错了。西方中古时代即有“出国”留学——当然不是“出洋”——家国观念淡薄。他却认为“天下”指的是关系普及，不分畛域。我认为，世界主义实现之日，国际关系和国家疆域犹存。他说，西洋人反倒轻天下，重团体。我觉得这有点弄错了。西方中古时代即有“出国”留学——当然不是“出洋”——家国观念淡薄。他却认为“天下”指的是关系普及，不分畛域。我认为，世界主义实现之日，国际关系和国家疆域犹存。
我不打算过多地评说梁漱溟的论述是否妥贴。我们须得知道，梁漱溟意在宏扬“世界天下1家”的观念。这实际上也开阔了中国人的眼光与胸襟。不过梁漱溟赞扬方块汉字，认为这是人类文化统1的1大助力，这我们实不敢赞同。认为中国应放弃方块文字，走世界拼音文字大道。但梁漱溟认为方块字有助于人类统1，恐怕就有些不妥。当今中国大陆，中小学开课，大学过英语4、6级，晋升职称考外语，各种助学杂志如雨后春笋，须有英文标题与摘要，父母携幼儿见人曰“Hello”、“Bye-bye”，真乃开放胸襟。说汉语将风靡天下，划1世界，这看法似乎是“乌托邦”。
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其缺少国际对抗性。[24]但我认为，缺少国际对抗性，同时也可能缺乏国际交流，怎么能是世界主义呢？自我封闭，小农经济，拒绝通商，不是世界主义。但我认为，缺少国际对抗性，同时也可能缺乏国际交流，怎么能是世界主义呢？自我封闭，小农经济，拒绝通商，不是世界主义。
梁漱溟又引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顾氏恰恰没有今日之“国家观念”，他倒发扬了“超国家主义”。[25]他说，这有点“像共产党为了争求1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26]他这样瞩目共产党，不意竟遭不公平待遇。但共产主义从1开始就具有世界性、国际性，则人人可得而知。他这样瞩目共产党，不意竟遭不公平待遇。但共产主义从1开始就具有世界性、国际性，则人人可得而知。他说，这有点“像共产党为了争求1种理想文化，不惜打破国界，其精神倒不无共同之处。”他这样瞩目共产党，不意竟遭不公平待遇。但共产主义从1开始就具有世界性、国际性，则人人可得而知。
梁漱溟说，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言政治莫不抱世界主义，以天下为对象”。[27]这很打动梁漱溟的心：“孟子时，排斥国家主义也亦更力……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28]似乎王道即世界主义。难道王道乐土能等于世界主义吗？明君贤相，熏风和畅，天子亲耕，与民同乐，居高临下，不是世界主义的人人平等。似乎王道即世界主义。难道王道乐土能等于世界主义吗？明君贤相，熏风和畅，天子亲耕，与民同乐，居高临下，不是世界主义的人人平等。这很打动梁漱溟的心：“孟子时，排斥国家主义也亦更力……凡儒家王霸之辨，皆世界主义与国家主义之辨也”。似乎王道即世界主义。难道王道乐土能等于世界主义吗？明君贤相，熏风和畅，天子亲耕，与民同乐，居高临下，不是世界主义的人人平等。
梁漱溟说：“像西洋人那样明且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在我们都没有。中国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则身家，远则天下。”[29]不错，中国人能放眼世界，甘洒热血，“解救受苦受难之人”，但中国人也胸怀祖国。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由我的经验看，这根本不对。不错，中国人能放眼世界，甘洒热血，“解救受苦受难之人”，但中国人也胸怀祖国。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意识，由我的经验看，这根本不对。
梁漱溟引述林语堂的话：“历史上中国的，是作为1世界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1个国家。”[30]梁漱溟认为这话是不错的。他又说“中国无民主”、“人权之不见”、“民主制度之不见”，是因为中国文化“早熟”，这看法却未必恰当。也许中国文化是“晚熟”，也说不定。梁漱溟认为这话是不错的。他又说“中国无民主”、“人权之不见”、“民主制度之不见”，是因为中国文化“早熟”，这看法却未必恰当。也许中国文化是“晚熟”，也说不定。
210世纪310年代，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他认为，中国古人的终极理想是“天下太平与世界大同”。这结论固然值得商榷，但钱穆实借此宣扬1种与中国传统素昧平生的主义与学说，其用心可谓良苦。他从古书中追寻微言大义，借古喻今。
钱穆反反复复地说：“中国民族是个趋向和平的民族”。当然，世界主义者肯定是向往和平、拒斥战争的，因为追求1个兵荒马乱、纷争不息的“共同世界”乃是自相矛盾。不过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这恰好反驳了钱穆上述乐观看法。就认为中国农战频繁，乃中国不屈不挠的优良传统。钱穆却说，西方传统是向外征服，中国是向心凝结。然而，认为中国人是“1盘散沙”，的确也是不少学者的1贯见解。鲁迅就不认为中国有这么好的“家传”。大概初期怀抱“世界天下1家”的天子，有时也难免掺杂武力的因素。
钱穆处处称颂先秦儒家“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理想。但古人于中国以外的事素来感到陌生，实在难以使人联想到“世界主义”。中国古代的封闭是举世皆知的，“天朝上国”论与“世界主义”难以调和。钱穆正确地说，古人讲“修齐治平”，实则重视“修齐”，忽视“治平”。但我认为，即使是“治国平天下”，也难以被看作世界主义——秦王扫6合，实行中央集权，焚书抗儒，这很难说是世界主义。面南称帝，君临天下，不等于世界天下1家主义。
钱穆因而否认自秦汉以下中国是“帝王专制的政府”。这观点颇难以为人接受。他甚至毫无根据地说：“将来世界若有真的世界国出现，恐怕决不是帝国式的，也不是联邦式的，而该是效法中国的郡县国的体制。”[31]这可能过于牵强。也许，世界主义理想中的世界乃“联邦式”吧。中央集权，皇帝派员治理，书同文，车同轨，独尊1术，势必造成文字狱。郡县制其实很符合帝国式。这可能过于牵强。也许，世界主义理想中的世界乃“联邦式”吧。中央集权，皇帝派员治理，书同文，车同轨，独尊1术，势必造成文字狱。郡县制其实很符合帝国式。
但钱穆下述1段话却至为精当：“要建立理想的世界政府，便决不是周代般的贵族政府，决不是汉初般的军人政府，1定应该是1种平民政府，由1辈在平民中有知识有修养的贤人（即文人）组织与领导的政府”。[32]这很有点“领导干部知识化”的味道。我们的教授、学者这下该皱眉头了。这很有点“领导干部知识化”的味道。我们的教授、学者这下该皱眉头了。
钱穆说，纪元前246年东方世界出现了1个“世界政府”。[33]这是指“秦皇汉武”时期。不过，我们很难把修筑万里长城联想为“世界政府”所为。长城乃封闭抗敌的标志，秦皇汉武，略输文采，断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
钱穆认为，中国古人不存在极为清晰的民族界限。这种说法不确切——恰恰相反，夷狄蛮戎乃汉语特色。他说，相信有1位昭赫在上的上帝关心整个下界，整个人类的大群全体不为1部1族所私有。[34]这似乎是中国古代天下万邦1家的观念的根据。不过，拿宗教史的观念来看，这说法很难成立。3大世界宗教中并不含有中国传统宗教。中国传统宗教乃民族主义之神鬼崇拜，民族上帝并不为普天下万民所共同敬仰之。钱穆由此认为，中国古人对国家观念平淡或薄弱。然而，对列国（东周列国、诸侯国）观念的淡化，并不是世界天下主义思想。天子的观念与世界政府的观念难以适应。周天子的观念实难与世界政府相侔。因此像钱穆说的春秋时代就有关心国际的“和平运动”，实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春秋无义战”才是正当的结论。钱穆把周天子的观念说成是“超越国家（诸侯国）的国际观念，是世界观念，天下观念”，[35]并把这观念与秦王联系起来，这乃是以今忖古，滥用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外交术语。并把这观念与秦王联系起来，这乃是以今忖古，滥用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外交术语。这似乎是中国古代天下万邦1家的观念的根据。不过，拿宗教史的观念来看，这说法很难成立。3大世界宗教中并不含有中国传统宗教。中国传统宗教乃民族主义之神鬼崇拜，民族上帝并不为普天下万民所共同敬仰之。钱穆由此认为，中国古人对国家观念平淡或薄弱。然而，对列国（东周列国、诸侯国）观念的淡化，并不是世界天下主义思想。天子的观念与世界政府的观念难以适应。周天子的观念实难与世界政府相侔。因此像钱穆说的春秋时代就有关心国际的“和平运动”，实乃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春秋无义战”才是正当的结论。钱穆把周天子的观念说成是“超越国家（诸侯国）的国际观念，是世界观念，天下观念”，并把这观念与秦王联系起来，这乃是以今忖古，滥用现代国际政治与国际外交术语。
中国近代学人学了西方思想，然后用以检视华夏典籍，从中寻觅新思想，扎故纸堆，精神诚可嘉，收获亦丰，颇能启发民智。但我们从今天更恢宏视野观察，则知先秦中国思想的确不值得留恋。我们应当视野恢宏，面向世界更具先进博大精神的思想家。
传统中国观念是万国来朝、4夷宾服、远慕圣教、倾心王化的“天朝上国”梦。受西方思想影响，中国近代学人力图从中国古籍中阐发世界主义。这并非说古代中国就有世界主义。自然农耕文明土壤上长不出世界主义。近代中国学人的世界主义乃从西洋“进口”。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往往追求世界主义的理想。他们1面忧虑民族危机，另1面又向往全球性人类秩序。王韬提出“大同”观念，陈炽、陈虬提出人类“同轨同伦”，即其显例。
中国直至明代，中央王朝仍奉行“控驭8荒”、“怀柔万国”、“4夷宾服”、“万方来朝”。“天朝主义”是其处理外交的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乃其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王者无外”。除了“朝贡”以外，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形式的外交。
讨论世界主义与古代中国思想关系的还有外国的汤因比和池田大作。汤因比加入“中国古代世界主义”合唱队。汤因比说：“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36]因为欧洲处于分裂状态。汤因比的这种说法不妥当。欧洲之分为众多小国，不足以说明他们是狭小的民族主义者。世界眼光与国土面积不成正比。希腊城邦虽小，但希腊人的世界观并不狭小。雅典和耶路撒冷弹丸之地，孕育出的是世界思想与世界宗教。世界主义孕育于希腊，绝非偶然。汤因比不恰当地说：“汉代的刘邦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37]他认为秦皇汉武、汉唐雄风有世界主义气度。真不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分封诸王、杀戮功臣，怎么能叫世界主义！他认为秦皇汉武、汉唐雄风有世界主义气度。真不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分封诸王、杀戮功臣，怎么能叫世界主义！因为欧洲处于分裂状态。汤因比的这种说法不妥当。欧洲之分为众多小国，不足以说明他们是狭小的民族主义者。世界眼光与国土面积不成正比。希腊城邦虽小，但希腊人的世界观并不狭小。雅典和耶路撒冷弹丸之地，孕育出的是世界思想与世界宗教。世界主义孕育于希腊，绝非偶然。汤因比不恰当地说：“汉代的刘邦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他认为秦皇汉武、汉唐雄风有世界主义气度。真不知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分封诸王、杀戮功臣，怎么能叫世界主义！
鉴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有识之士都希望对现行国家进行改革，实现“世界联邦”。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将消失。池田大作认为应当控制国家的残暴。汤因比甚至提出“剥夺地方国家的，1切都要服从于全球的世界政府的”。[38]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1体，莫非己也。”“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汤因比又引用王阳明的话：“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1体也，其天下犹1家也”。[39]似乎这与斯多葛派1致。我认为，天人不分，世界如混沌，物我两忘，同基于人类平等的世界主义并非1回事。汤因比认为，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他把世界主义理解为“全世界的政治统1”。然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成功的另1面，却是禁锢人民的创造精神与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他说：“中国式的统1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自此个人被禁锢在社会里”，那就是1个很大的问题。[40]我觉得池田大作的看法似乎处处比汤因比更洞察玄机。问题因而就是在政治稳定与和平中，同时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与创造精神，以及为此而建立的体制。这是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深刻分歧。他们2人都认为，中国近代人由原来的世界主义转入民族主义。不过，假如中国古籍中并没有世界主义，何以有“转变”之说呢？中国大概依然保持“中国即世界”的观念。似乎这与斯多葛派1致。我认为，天人不分，世界如混沌，物我两忘，同基于人类平等的世界主义并非1回事。汤因比认为，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他把世界主义理解为“全世界的政治统1”。然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成功的另1面，却是禁锢人民的创造精神与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他说：“中国式的统1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自此个人被禁锢在社会里”，那就是1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池田大作的看法似乎处处比汤因比更洞察玄机。问题因而就是在政治稳定与和平中，同时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与创造精神，以及为此而建立的体制。这是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深刻分歧。他们2人都认为，中国近代人由原来的世界主义转入民族主义。不过，假如中国古籍中并没有世界主义，何以有“转变”之说呢？中国大概依然保持“中国即世界”的观念。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1体，莫非己也。”“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汤因比又引用王阳明的话：“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1体也，其天下犹1家也”。似乎这与斯多葛派1致。我认为，天人不分，世界如混沌，物我两忘，同基于人类平等的世界主义并非1回事。汤因比认为，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而不是世界主义。他把世界主义理解为“全世界的政治统1”。然而，池田大作认为这种政治上的成功的另1面，却是禁锢人民的创造精神与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他说：“中国式的统1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自此个人被禁锢在社会里”，那就是1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池田大作的看法似乎处处比汤因比更洞察玄机。问题因而就是在政治稳定与和平中，同时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与创造精神，以及为此而建立的体制。这是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深刻分歧。他们2人都认为，中国近代人由原来的世界主义转入民族主义。不过，假如中国古籍中并没有世界主义，何以有“转变”之说呢？中国大概依然保持“中国即世界”的观念。
汤因比认为“世界被统1在1个政府之下”，应以中国统治为动力，以中国为核心。他以为应当“以儒家哲学为基础，在1个皇帝统治下，壮大永存的的形象与典范。”[41]对此，池田大作不同意：“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1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1个人进行统治和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1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42]独裁者认为，为了制止混乱，独裁是必要的。其实这不过是1种借口。其实，独裁恰恰带来混乱。因而，欧洲的统1会是世界统1的样板。地方国家保持其个性与不同背景，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这种西欧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1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1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1的目的”。[43]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1。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独裁者认为，为了制止混乱，独裁是必要的。其实这不过是1种借口。其实，独裁恰恰带来混乱。因而，欧洲的统1会是世界统1的样板。地方国家保持其个性与不同背景，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这种西欧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1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1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1的目的”。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1。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对此，池
田大作不同意：“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1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1个人进行统治和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1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独裁者认为，为了制止混乱，独裁是必要的。其实这不过是1种借口。其实，独裁恰恰带来混乱。因而，欧洲的统1会是世界统1的样板。地方国家保持其个性与不同背景，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联合体，这种西欧式的方式会成为将来世界统1的基础。汤因比似乎被说服：“武力统1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1的目的”。然而他又说，没有武力，很难实现世界政治统1。池田大作认为还是要靠宗教。
综述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中国文化问题上的分歧，我想以仲裁者的身份说，池田大作是对的。
汤因比惋惜地说：“今后西方也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1……将来统1世界的大概……是中国。”[44]我身为中国人并不因此就颜面有光。世界主义谈不到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统1，好像始皇大帝们。世界主义不是由谁来统1世界，由谁来领导世界。他又说：“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45]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我身为中国人并不因此就颜面有光。世界主义谈不到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统1，好像始皇大帝们。世界主义不是由谁来统1世界，由谁来领导世界。他又说：“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我看不出中国有领袖群伦这样的奢望。我们也不希望别人来担任世界领导。
他又说：“将来统1世界的人，要像中国这位第2个取得更大成功的统治者（刘邦），要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这是以好心的态度把中国涂抹成“恶人”。相反，池田大作的说法就比较科学合理：“今后世界统1应走的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极权的作法，可能是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在这种意义上，与其说哪里是中心，不如说哪里表现出模范作用。[46]他认为，欧共体堪称样板。他认为，欧共体堪称样板。
中国与欧洲面积相近，但中国自秦以后鲜有“分裂”局面出现。欧洲则长期处在“分裂”状态，多国林立。然而大1统的同质观念阻碍了文明的巨大进步，而多国林立异质交融却造就了“跨国”、“国际”观念。中国人相信：“天无2日，民无2王”。孟子说：“天下恶乎定……定于1”。“天下1家”由此而来。可见，“家天下”不是什么宽容异见的世界主义。千万不要以为大1统的“中央集权”就是世界主义。不要以为地大物博会长出世界主义。中国天下1统来源于周初天神崇拜，从自然的“天”出发，仍停留在自然宗教与自然哲学阶段，与西方历史哲学及人性的观念大不1样。大1统的特点是文化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妨碍了中国文化的进步。“天下1家”观念与宗族观念是联系在1起的。这与商业资本主义平等竞争观念有所杆格。世界主义中的个人主义者很不容易成为大1统之下的“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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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邦宪（王明）在“国际主义和革命的民族主义”中引述“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的话：“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什么地方发生的呢？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如果民族主义不能巩固，世界主义也就不能发达。因此便可知，世界主义实藏于民族主义之内。”秦邦宪认为，这说明在孙中山那里，民族主义包含了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由此可知，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国际主义等同于世界主义。但是，事实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2者实无因果关系，从民族主义之芽断乎生长不出世界主义之树。而且，2者成对立之势。中国古代有发达的民族主义，独缺乏世界主义。中国的国家至上，忠君报国有着数千年的传统。
210世纪初期中国思想家蔡鼎成在《主义的进行，以国家主义为手续，以世界主义为目的》中说：国家主义和世界主义两派“聚讼纷纭”。他折衷地说：“陆行者必宜车骑，水行者必宜舟楫。国家社会主义为实行之基础，非实行之终极，而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媒介物也。名称虽异，性质则同。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前者为手段，为基础，后者为目的，为结果。”[47]然而，我们知道，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南辕北辙，由国家主义断难达到世界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以纳粹为代表，征服世界可也，遑论谋世界福利乎？。这种调和主义同样难奏效果。这种调和折衷，也具有中国未能彻底的特色。然而，以国家为导引，断难达到世界主义的极则（目标）。他认为，共产为其实行，大同为其结果。经过共产主义，可以从民族主义达到世界主义。用心可谓良苦。凡此皆说明，世界主义传入中国，引起共鸣，而不是反感。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发思古之幽情，展未来之宏图，良有以也。凡此，足见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意识甚强。
我们中国是1个高度重视家庭的民族——就算有时重视国家以外的世界、天下，那也似乎是以4海为“家”，把4海5洲当作自己的园林家产和皇家“游泳池”。中国文化的特征是整体主义、保守主义、等级主义、道德主义、专制主义，欠缺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主义、民主主义。中国所欠缺的恰是世界主义题中之义。中国统治者喜欢大1统、大集体、大整全、大权力、大公性、大国家、大朝廷。相反，非中心性、非统1性、非共同性，常遭贬抑。“精忠报国”、“大公无私”思想发达。中国家庭的概念蕴含父权制、家长制，威胁自由平等，对世界和平表示淡漠。与“人是社会动物”的含义不同，古代中国视人为“家庭动物”。家庭是人的存在的基本形式。
值得1提的是，上古之世，不仅中国哲人缺乏世界主义，即使是孕育了后来基督教世界主义的犹太教，也是民族主义高涨，世界主义匮乏。犹太教相信自己（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chosenpeople），合该得到“应许之地”（thepromisedland），即迦南——巴勒斯坦，也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体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19：1）“耶和华专爱你们，挑选你们，并非你们的人数多于别的民族，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因为耶和华爱你们……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申7：7-18）旧约《圣经》又说：上帝颁布律法时劝告世上万民，希望他们接受，但被“万民”拒绝，故上帝便拣选了以色列人为其子民，并与之立约。
中国古代没有全人类平等、列国平等的观念，视外邦人为夷狄。杨光先似乎比基督徒更了解基督教：“天主教不供君亲，是率天下而无君父者，天主教布满天下，煽惑交结……似不普中国而变夷狄不已也。”（《圣朝破邪集》）国人自视华夏甚高，仇视夷狄，天地君亲师观念很强，当然谈不上世界主义。看来，对世界主义的饮水思源，使人回到基督教思想。
基督教不利于家庭文化。摩西10诫提到“荣耀你的父母”，即“尊敬父母”，然而却被汉语译者窜改为“孝敬父母”。这有些曲解。而且，在基督教中，“尊敬父母”也低于崇拜上帝。在西方，家庭生活的缺如，对家的淡漠与无知，都不是批评的对象，而是自由的表征。因此，西方人“家国”观念淡泊。在西方，圣父与生父，圣家族与血肉家庭、圣母与生母，主内姊妹与同胞姊妹，难以共处。耶稣对世俗家国保持疏远。哈尔瓦斯（StanleyHaverwas）说：对家庭的最大威胁是基督教，基督教喜欢奉单身生活为样板。圣保罗在某种意义上破坏了家庭具有的必然性。[48]《圣经》贬抑父母，不倡孝悌，颂扬上帝，淡化家庭。
因而只有基督教才提出和强化了世界主义。诚如我国最早接受西方基督教的梁发说的：“世上万国之人，虽有上下尊卑之分，但在天主神父面前，以万国男女之人，视如其子女1般。”[49]这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这观念被后代人改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基督教中，民族主义甚为薄弱。然而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便有自治自传的观念将之改良为民族主义。20世纪民族主义高涨。比利时人雷鸣远神父（1877-1940）高呼“中国万岁”，为中国民族主义打强心剂。但他被更民族主义的中国人处死了。
西方基督教强化了世界主义观念。世界主义必定反对武力征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离世界主义就甚远。反对国家主义和狭小民族邦国主义，必定反对武力征讨。在古老中国，当然不会有世界主义。在这1点上，我很不赞成“中国文化早熟论”，反对认为中国古代已孕育了西方后来的各种学说与观念。实际上，中国文化发育太迟缓，以至我们今天有许多东西还要从西方学起，如，不随地吐痰、勤洗手、分餐制、改良厕所、打喷嚏要避人等。“非典”之后，中国人忽然检视自己了。
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相当严重。中国普通人自大自闭心理严重。例如，至今我们仍常听到关于“在月球上唯1能看到的地球上的人工建筑是万里长城”、“海湾战场中，美军人手1册《孙子兵法》”、“火箭的发射受到中国龙箭的启发”、“电脑的发明源自中国的珠算”、“原子弹是中国爆竹的产物”、“宇宙飞船同中国风筝有关”、“足球起源于中国踢毽子”、“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均受中国儒家文化启发”等1类不合常识的话。以至外国旅行团到中国，事先都知道中国人喜欢别人说中国“世界第1”，因而，1下飞机，便对中国人翘大拇指，颇得“友好人士”的奖赏。
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对外来事物，先拒斥1番，拒斥不行，然后再说，这些劳什子我们古已有之，似乎古代“蹿天猴”就是火箭，高逑踢的毽子就是足球。外国的情人节传到中国，先遭拒斥，后来就被中国古代的“情人节”——77牛女会——代替：中国古已有之。但牛女之会乃天界现象。我在纪念康德的文章中反复申述：自然必然状态同自由状态截然不同：旧中国的文化依然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自然农耕，中国的节期均以农事为主要，鲜有西方追求自由的人事性历史节日。现代的劳动节、妇女节、儿童节、爱滋病日、人权日、残疾人日、护士节……来自西洋。1年1度的牛女之会乃是对封建专制干涉青年恋爱自由的控诉，不带有喜庆的性质——牛女1会面，涕泪横流，筐中的幼儿哭爹喊娘，无论如何不能使当代青年恋人高兴起来。邓公恢复职务后的第1件事就是解决“牛郎织女”两地分居——可有人却以长期劳燕分飞的牛女之会为情人节。这可是“中国古代早已有之”的又1翻版。
最近又有人提出：中国文化如儒家的仁学、道家的道论为“文明的共存”提供了资源。我有些纳闷：世界难道要统1于中国哲学吗？也有人鼓吹繁难的象形文字汉字将成为世界性语言，可以取代。但任何1个人都知道英语乃拼音文字，只要会说，稍加训练，即可识别单词，进而阅读写作。而1个口齿伶俐、口若悬河的中国人要识别汉字却极其困难，因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汉语统驭世界，这是个美丽的神话，可向往而永远不可得。如果你听到有人说50年后汉语会替代英语成为世界语言，那你千万别相信（最近外研社出版的1本书说，英语在许多国家已不是外语，而是第2语言。这是千真万确的）。汉语之语音与书写之间的巨大差异，使人难以掌握。中国是1个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国度（语）。在英语世界，你只要掌握了简单的读音规则，就可以阅读英文，进而写作。看来，要用汉语征服世界只是1个美丽温柔的梦想。有人连续不断地鼓吹中国古代本来可以出现近代意义上的科学，杨振宁先生认为这是1个“伪”：1个不存在而又不值得探讨的问题。这好比问，人为什么不是8个脑袋？杨振宁先生说：“天人合1的观念将天道与人道视作同理，与近代科学理念背道而驰”。[50]然而却有人说，中国几10年以后会腾飞，成为世界第1，理由是：天人合1的观念将代替西方天人相分！然而，人如果不同自然分开，如果仍停留在动物自然状态，那就不会有卫星上天，飞船离地！
中国许多民间节日都体现了典型的农业宗法制和自然崇拜。中国有“重5”即农历5月5日的端午节。重9又叫重阳，重阳又指天，反映了中国人自然天神崇拜。中国地名中多“晋阳”、“信阳”、“汾阳”……，皆太阳神崇拜。“9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重9与长寿及敬老毫无关联。梁朝吴均《续齐谐记》云：汝南人桓景随道士费长房游学，费长房欺骗桓景说：“你家9月9日灾难，宜离家出走，家人宜各做绛囊，呈茱萸系佩臂上，登高饮菊酒，病乃可消。”果然，傍晚鸡犬牛羊皆死。以后每年重9，为避灾难，民间乃有登高爬山避祸之俗。可见，此等迷信陋俗，原为避难逃灾，与高寿敬老无关。此等节期，是古人缺乏科学医学知识的表征，属自然鬼神迷信，与自由的历史领域无关！在今日，凡不能成为世界性节日的民族性自然崇拜性节日，都不会长久。中国节气表明人深受自然必然性束缚，缺乏追求自由的历史性精神。
这使我想到，有人提出“汉语保卫战”，[51]完全否认象形文字之于拼音文字的弊端。更有人耸人听闻地提出“保卫汉语”的语言，提出我们闻所未闻的“语言”说，似乎国人竟相学英语、说洋话、考托福、过6级、办移民、结洋婚、挂英语牌示，就成了“出卖”！有人夸张地说，从联合国高官到跨国公司总裁，争以中文名字为荣，以取中文名字为，胡诌什么“老外爱取中国名”，以偏概全，把外国与中国有关的贸易公司老外或汉学家取中文名，说成是普遍现象，说这表明，“中国国力增强，国际地位提高”。这表明1种民族情绪。[52]
世界主义同“中心论”、“核心论”毫无共同之处，它是“反中心主义”。而且，“多中心主义”与“唯1中心论”都不是世界主义的题中之义。《史记》说：“蛮夷猾夏，寇贼奸宄”。自古中国自命为世界“中”心，重视夷夏之辨，主张“夷狄是膺（打击、讨伐）”。这都不具备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同民族扩张主义无共同之处。据说，在伊拉克，中小学开设国民课，即民族教育。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是必修课。“伟大领袖”是崇奉的对象。以、美、伊朗被目为“永久之敌”。民族领袖像高挂教室。教科书印有总统“语录”。课前要唱“万岁萨达姆，万岁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然而，哈维尔说得好：“有1个价值高于国家，这就是人”。个人为国捐躯，但首先必须国家为公民服务才行。这思想就比较深邃。
105、106世纪，在欧洲出现了国家教会。民族主义兴起。西班牙人认为，基督教与爱国主义是1致的。陷入“异端”被认为有害于国家。国家控制“异端裁判所”。国家教会的特征是“不宽容”。当我们津津乐道民族国家教会时，不可不防备这种极不宽容的专制主义爱国思想！中国人特有的气质容易对英、德宗教改革中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大加赞扬，而忘记了这时的改革核心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对人的权利的敬重。我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封建主义封闭观念，不肯与人交往，关起门来称王称霸，老子天下第1，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浓厚。甚至基督教被中国化后，亦表现浓厚的封闭自大性。
近年讨论世界主义的文章大都以探讨“全球化”为题进行。盛洪认为1个天下主义的中国被1个民族主义的西方打败了。[53]我很惊讶，他把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说成是中国“国产”。他没有看到，世界天下1体观念乃出自西方。他也没有看到，西方使节来华，中国皇帝坚持要他们行跪拜礼。清朝皇帝也反对国际通商。顺便说1句，世界主义也绝不是大同主义——相反，在世界主义中，各地的特殊性将充分地得到承认与尊重——除非违反人类公德。世界主义包含着自由、民主与人权，自不待言。世界主义同“王道”、“霸业”毫无共同之处。“主义”1词乃近代舶来品。就连“世界”1词，也是后人经日语从西方迻移过来的。我很惊讶，他把世界主义即天下主义说成是中国“国产”。他没有看到，世界天下1体观念乃出自西方。他也没有看到，西方使节来华，中国皇帝坚持要他们行跪拜礼。清朝皇帝也反对国际通商。顺便说1句，世界主义也绝不是大同主义——相反，在世界主义中，各地的特殊性将充分地得到承认与尊重——除非违反人类公德。世界主义包含着自由、民主与人权，自不待言。世界主义同“王道”、“霸业”毫无共同之处。“主义”1词乃近代舶来品。就连“世界”1词，也是后人经日语从西方迻移过来的。
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的思想。他认为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共产主义同世界历史紧密联系在1起。离开了世界历史，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存在。狭隘的民族历史必将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科学与生产的，使世界各民族不能不卷入世界历史的巨流。世界市场把世界联为1个整体。各民族和国家不再是封闭的、孤立的。“各个单独的个人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发生实际联系。”[54]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缺乏世界主义的基础。世界主义乃商业市场经济和环球航海的产物。
[1]杜威：《民主主义与》，第104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陈嘉映译，3联书店，第442页。
[3]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第92页。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第113页。
[5]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译本，第47页。
[6]康有为：《大同书》（1901-1905），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第91-92页。
[7]康有为：《大同书》庚部第10章，古籍出版社，1956年8月。
[8]黄见德：《20世纪西方东渐》，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9页。
[9]李慎之：《全球化人的使命》，《东方》1994年第5辑，第16-17页。
[10]王处辉：《中国思想史》（下），第39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
[11]康有为：《大同书》第1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2]《选集》第4卷，第1476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
[13]梁启超：《论国家思想》，《新民说》（1902-1903），李华兴等编《梁启超选集》第21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14]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饮冰室文集》第18卷第49页。转引自《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第151页，[美]勒文森著，4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15]梁启超：《先秦思想史》（1921年），第154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16]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154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17]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1章，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1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154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19]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155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20]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155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2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晓虹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2]忻剑飞等编：《中国古代哲学原著选》，第117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
[2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5]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7]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28]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1921年）第265页，上海书店，中华书局1986年。
[29]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30]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转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梁漱溟全集》，第3卷，第16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
[3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90页，1988年，上海3联书店。
[3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82页，1988年，上海3联书店。
[3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76页，1988年，上海3联书店。
[3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40页，1988年，上海3联书店。
[35]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41页，1988年，上海3联书店。
[3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8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37]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9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38]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1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39]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17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0]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1]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30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2]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304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3]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305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4]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5]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8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01世纪》，第296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47]蔡鼎成：“社会主义之进行，以国家社会主义为手续（手段），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社会世界》第3101期，1912年6月15日。
[48]StanleyHaverwas，ACommunityofCharacter，p.174.
[49]梁发：《劝世良言》。
[50]杨振宁：“近代何以没有在中国萌芽？”，2004年9月16日《文学报》。
[51]陈家兴：“由所谓汉语保卫战说开去”，《文汇报》，2004年9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