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1]俞可平著.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P126
[2]张骥、刘中民等著.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80
[3]马纬野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P290,292
[4]楚树龙.国际关系基本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3
[5]鲁毅、顾关福.新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研究[C].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9
[6]李毅夫等著.世界各国民族与宗教概览[M].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安全”和“国家安全”两个概念是解读国家安全教育的核心。所谓“安全”是指某一安全指涉对象处于没有危险或者虽有危险但有充分的应对手段的状态，具体包括安全的指涉对象，威胁的来源、应对威胁的手段、应对威胁的行为主体等几个因素，简单地说就是谁的安全、威胁是什么、应对威胁的手段、谁来应对威胁。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論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以]伊曼纽尔.安全共同体[M]. 阿德勒 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4.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将每一个国家都置于全球性空间之中，在全球化过程中，不仅是经济全球化，随之而来的信息全球化、传媒全球化，甚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趋同趋势更加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更加热衷于文化渗透这一温和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与迫害。文化渗透在本质上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它只是不断地在形式上有所变化，在程度上有所加深，在范围上有所拓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入全面加速阶段，从经济领域开始并日益渗透到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极大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政治、科技和军事实力，不仅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的经济政治“新秩序”，而且在思想文化上同样从整体上统治着全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民族、宗教、人权为借口，以“西化”、“分化”为目的，以“社会主义失败论”、“趋同论”、“文明冲突论”、“人权高于论”、“中国”等为依据，对我国横加指责和干涉，试图在意识形态上遏制我国，推行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民主模式。全球化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由于文化的多元发展态势会导致人们思想混乱和信仰危机，对社会主义倡导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形成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发展迅速，尤其是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一些西方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从近年来在西方世界普遍流行的“中国”、“中国崛起”等词汇便可见一斑。在经济等硬实力飞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对于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却缺少相应的重视，面对这种情形，西方国家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的步伐愈演愈烈，企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温和手段来建立其“文化帝国主义”，妄图在全世界推行其所谓的“普世价值”，实现其世界霸权。西方国家将文化渗透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且阻力最小的手段与工具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这已经对我军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重要影响和带来严重威胁。
一、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和手段
一是鼓吹“普世价值”来实现其“西化”与“分化”的目的。近些年来，西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凭借其强势的话语霸权不断向社会主义国家鼓吹、兜售“普世价值”。西方国家所宣扬的普世价值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烙印，主要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正、博爱等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践行“普世价值”的幌子，堂而皇之地干涉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主张实现“普遍”意义上的真正民主，即多党执政与全民参与;抨击中国的民主制度，渲染社会不公，宣传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的旋风席卷了我国政治界、学术界以及民众社会等各个领域，营造出一种全世界共同进步、自由发展的氛围;而这种“普世价值”带有鲜明的西方意识形态倾向，以分化为手段，西化为目的，将中国纳入到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政治、文化体系中，企图以“润物细无声”的温和方式来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
二是以经济交往为载体进行隐性文化渗透。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总是结构性的相互影响。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在经济发展领域的优势主导地位，借助经济全球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一系列契机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与合作，以经济活动为载体来进行隐性的文化渗透。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中国进一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中，与世界其他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西方国家一方面将先进的科技与经济发展模式输入到我国，通过技术合作、建立外资企业来实现双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广阔市场;另一方面，力图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之中，迫使中国按照“全球规范”进行经济活动，制定不公平的、不利于我国优势产业发展的贸易条例，打压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任何经济活动、科学技术都会暗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与文化要素，西方国家利用中国对其发达技术的依赖来进行价值观念渗透，植入西方意识形态。
三是利用现代媒介手段进行文化渗透。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大众传媒的影响日渐深远。西方国家以互联网为主要工具，同时广泛利用电视、广播等媒介来宣传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以此来动摇我国传统文化根基、冲击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信仰缺失甚至产生信仰危机。近年来，美国利用其在互联网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文化渗透的主要平台与工具。通过互联网各种新闻、信息向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宣扬其自由、民主价值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其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剧、书籍、广告等）的输出对社会主义国家公开的或者隐蔽的推销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等。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受其影响颇深，许多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向度等在悄然发生变化，原有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受到了冲击，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民族认同感。欧美大片充斥着各国的各大影院，并且受到了强烈的追捧，好莱坞、迪斯尼、梦工厂的各大影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在给人们带来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将西方的价值理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渗透给国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等各种价值理念在广大民众之中传播开来，这种文化渗透影响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此外，伊斯兰教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猖獗、信息网络攻击、难民与环境问题、社会动乱、非法移民等等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大量存在，[1]这也使得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任务愈加艰巨。
二、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是西方意识形态联合行动的压力。早在19世纪上半叶，为了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2]“冷战”时期，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英国前外交大臣贝文就主张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一种以实力、金钱和果敢的行动来支撑的理解，“一种西方的精神联盟”。这与美国主张制造“精神压力”促进“和平演变”的办法是一致的。剧变证明，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比军事战争和经济封锁更有效。可以说，“和平演变”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既定战略，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是“和平演变”的主要手段，剧变后西方敌对势力把“和平演变”的矛头主要对准了中国。[3]西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财团不惜重金，打造自己的学者、智库和网站，培育自己的思想理论精英，以学者和思想家的面目传递政府和大财团的声音，掌控社会思潮的话语霸权。各种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潮花样翻新，通过图书、杂志、报纸、网络、会议、电影等等，大量输入中国，与马克思主义争夺对中国思想文化的指导权和支配地位。在哲学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主张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后现代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则否定本质和规律的存在。在历史发展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客观规律，“历史终结论”则狂言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才是规律，资本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这些都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甚至别有用心地宣扬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已经资本主义化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揭露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的欺骗性与虚伪性，“普世价值论”则竭力美化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宣称其是值得人类普遍遵循的最终价值。在社会主义道路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批判民主社会主义，指出它不过是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它仅仅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民主社会主义则攻击科学社会主义是“乌托邦”，主张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实行所谓“价值社会主义”。目前美国一些议员和智库正在推进渗透理论研究，希望利用中国处于社会矛盾迸发的转型时期搞乱中国，而我们很多人政治警惕性相对不足。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如果这个阵地出了问题，就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甚至丧失政权。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思想下手。[4]
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马克思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5]当前，资本主义虽然遭遇了严重危机，但仍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必将在较长时间内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压力。西方国家试图通过继续巩固和扩大已在世界经济中获得的支配地位，并逐步将这种“经济强势”转化成为“政治强势”地位，促使作为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观在更广泛的地区得到认可，进而建立起确保这种价值体系的政治制度系统，实质上构成了“新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6]《2011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态势报告》指出：2011年美国以9500多个IP地址控制中国境内885万台主机，有3300多个IP控制境内3400多家网站。目的就是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实现对受众国“不战而胜”、政治重构的战略意图。随着经济全球化内部风险的持续释放、西方国家转嫁危机和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我军的意识形态安全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形势。
三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在全球的扩展带来的挑战。他们鼓吹超越阶级的代议制民主，其实质是以两党或多党之间的斗争来掩盖阶级剥削的本质。资产阶级各党派之间的争论和博弈是在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解决方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获得了民族独立，打起了社会主义旗号，但在20世纪后半期又纷纷放弃原来的旗帜。西方意识形态代言人之一的萨缪尔・亨廷顿美其名曰“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令西方世界欣喜若狂，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化浪潮”也是将中国最终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重要途径。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精英总是通过欢呼多党制、指导思想多元化，攻击和诋毁马克思主义，鼓吹人类意识形态将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
四是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扩大、速度加快，对意识形态安全已经产生负面影响。在改革开放、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西方观念国内化规模和速度都空前加大了。比如，新自由主义创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中国的影响则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新自由主义“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7]深刻影响了中国经济界、政界和学界。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主张经济上“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对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干预，主张中国经济体制全面私有化、彻底市场化。一些领导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把“借鉴”当作照搬，用“新自由主义”理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市场化的最终归宿就是在中国搞私有化。学界也有人主张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驾驭”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在价值观念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提倡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中国、、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封建迷信等消极现象抬头，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导向力削弱。
总之，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的问题。在外部挑战中，有客观经济发展趋势带来的，但更多的是西方敌对势力的主观故意。在内部挑战中，既有本土因素产生的思潮，也有外部思潮的国内化。因此，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需要引起全党和全军的高度重视。
三、维护当前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途径
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永不变的军魂，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保证社会主义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要切实落实在行动上，以行动来检验。要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当前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使我军脱离党的领导。无论军队建设内外环境如何变化、军队组织形态怎样调整，都必须始终坚持不渝。守不住这个根本的问题，军队就会变质，战斗力就不可能生成。
二要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这是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和铸魂工程。当今社会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军内部的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要有的放矢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始终保持政治坚定和思想道德纯洁，增强政治免疫力。当前一些人出现的问题都是由于信仰缺失和精神迷茫造成的。要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发展先进军事文化，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培养军人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精神。
三要注重培养战斗精神。军队想要能打仗、打胜仗，光靠硬件设施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强大的战斗精神。要加大战斗精神的培育，教育引导官兵继承和发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时刻准备为祖国和人民去战斗。目前我军的战略战术、体制机制、武器装备等条件已经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战斗精神的培育关系到一支军队的士气。曾说过：“战斗精神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一准确而生动的概括体现了战斗精神的本质。
制约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尽管很多，但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首先要在意识形态领域解决问题，决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的占领。必须确立意识形态安全的国家战略。党中央几代领导集体都有关于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考量，在实践中也有大量的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机构和平台，这为明确制定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意识形态安全战略是社会主义国家安全战略之魂。制定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有利于形成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综合配套的一体化战略格局。在军队内部要进行意识形态安全的整体战略布局和战略安排，培育一支宏大的高水平的军官队伍和理论队伍，发展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文化智库，打造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平台，提升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战术，对军队意识形态危机进行战略管控，构建军队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策略体系等等。在军队意识形态主战场主阵地着力进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顶层设计、顶层竞争的同时，一刻也不能忽视为主流意识形态构筑强大的基础性工作，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切实把军队意识形态安全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大发展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在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斗争和思想文化竞争更加激烈和频繁的背景下，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军队意识形态安全中的“生命线”作用日益凸显。军队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灵魂。维护好军队的意识形态安全，对于促进国家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注释]
[1]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第2页，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田改伟：《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2期。
[4]：《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东亚地区的总体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经济区域化的发展不断向前推进，地球村的预言已经实现，东亚地区整体发展呈现良性态势，和平与发展是该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流，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传统安全的威胁虽有减少的势头，但美国不断推行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政策，再加之中国的崛起、日本国家定位转向、东盟的重组，东亚安全秩序等各种变量因子日趋复杂，而且新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诸如恐怖组织、贩毒等不断增多，东亚安全局势拥有一系列的新形势、新特点和新趋势，东亚总体发展呈现出一种“和平但不够安全”的状态。
二、影响东亚安全的因素
（一） 影响东亚安全的内部因素
1、个体层面上东亚各力量间的战略利益之争。例如领土、海洋等争端问题，东亚各国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导致国家之间的边界和领土以及领海冲突不断发生。例如朝鲜、韩国关于黄海水域划分问题；中日争端问题；以及由来已久日本与俄罗斯的’“北方四岛”之争等。这一系列的领土海洋争端与国家战略利益紧密相关，国家之间的争端严重阻碍了东亚各国之间的和平发展。
2、东亚各国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里拥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两大意识形态汇聚于此，社会制度交错复杂，政治体制不尽相同。近些年来中国、印度、韩国等国经济持续崛起，国家之间的经济鸿沟不断拉大，经济发展程度的不断倾斜导致国家在政治地位上的严重不平等。
3、大国间的冲突时有发生。中日之间存在发展、战略、安全以及历史认知上的巨大差别，在某种程度上致使东亚和平程度降低。历史上中日之间由于日本法西斯的侵华，两国民众之间有较强的抵制心理。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已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日本为首的一些国家散步“中国”等种种不利于中国发展和东亚区域合作的言论。
（二） 影响东亚安全的外部因素
1、美国方面的因素。随着经济区域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美国对东亚事务在管理层面不断加大力度，意在掌握东亚的主导权， 进而控制整个东亚地区。奥巴马上台之后不断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在美国的强大军事和舆论压力下，东亚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所谓的“两面下注战略”，一方面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加强经济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另一面又在暗地里与美国结成军事同盟，为中国的发展制造种种障碍，美国在东亚安全建立主导权的实质是为其单极霸权战略服务的。目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两个主要目的一个是防止中国的崛起，并不断利用意识形态差异构建对中国发展的重重岛链。另一个是防止所谓的“邪恶轴心国”朝鲜的核扩散。美国的政策和战略严重阻碍了东亚和平的发展进程，把东亚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2、冷战的遗留问题。1991年苏联解体，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宣布结束，均势在东亚遭到破坏，这一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权力真空，但苏联和美国由于冷战需要而设立的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立刻宣布破产，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是美苏冷战不可调和的产物，两个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历史矛盾的冲突，局势异常紧张。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对台湾政权的庇护，台湾目前仍处于孤立和分裂状态，使中国大陆错过了的最佳时机。冷战的残骸为东亚的安全蒙蔽了一层阴影。
三、促进东亚区域合作的政策建议
1、加强东亚区域的真正的强有力的合作。近些年来，东亚合作的机制和制度建设进展迅猛，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10+1为基础、10+3为主渠道、东亚峰会为重要补充的基本架构，建成了东盟自贸区和以东盟为核心的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贸区。但东盟的合作不能仅仅局限于外部形势，需要有实质性的突破，目前的这些合作模式比较松散，缺乏制度性的安排，并不能从根本上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
2、进一步完善高层领导人会晤制度。东亚国家之间应摆脱意识形态差异鸿沟，“求同存异”，寻找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定期召开领导人会晤，可以就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等问题定期探讨交流意见，加强国家之间的深入了解，为更高层次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奠定基础。
3、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东亚各国之间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为国家之间的交流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先决条件。东亚各国之间整体发展差异较大，应利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开拓共同的东亚市场，共同应对外来的敌对势力。东亚各国文化历史悠久，且在历史上都属于东亚封贡体系，有共同的儒家文化作为合作的基础，为各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提供保障。
4、加强东亚各国之间的合作安全机制的建立。建立区域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建立一种以安全为核心的区域制度，以制度性力量保卫区域安全，这种安全机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话层面的松散机制，需要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东亚存在着霸权、均势、合作安全三种安全机制，均势在当前维护东亚基本稳定中起着主要作用，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不断增多，任何国家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传统的军事同盟均不能解决东亚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逐步扩大的共同利益决定了东亚未来建立合作安全的机制是理性的选择。
5、拓展东盟地区论坛。扩大东盟安全议会的职能，并引入国际法体制，增加论坛的透明度，加强论坛机构的监督力度，虽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之下，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作用是有限的，但其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仍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孙学峰. 东亚安全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与未来出路[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8 （10）
[2]张磊. 试论合作安全在东亚的发展及其局限性[J]. 国际观察. 2005 （03）
[3]王帆. 东亚安全模式：共存、并行还是置换 [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5 （11）
中图分类号：D2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26(C)-0045-03
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崩溃论”、“中国”、“中国责任论”等论调随之不绝于耳。胡主席着眼当今国际安全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明确提出了“牢固树立综合安全的观念”的科学命题，这是在新的历史高度对国家安全规律的新认识，对马克思主义安全观的新发展，适应时展对国家安全战略的新要求。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安全面临着不定因素的挑战，军队政治工作者必须主动跟进，引导官兵牢固确立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综合安全观。
一、综合安全观的概括
综合安全观，是指用全局的、联系的、系统的思维，来思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以及科技、生态、粮食、能源等一系列安全问题，通过科学统筹，运用多种手段，发挥整体合力，实现国家的总体安全。①它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新概括，顺应了时展的呼唤。
（一）综合安全观提出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推进，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逐步形成了高度依存的世界体系，相对开放的世界大环境使单个国家的安全日益带有国际乃至全球安全的色彩。也正是因为全球和区域合作方兴未艾，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使得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生态、能源等方面安全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与传统的军事安全一样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以今年已发生的国际和国内事情为例，3月11日，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核安全恐慌；3月19日，以法、英为首的西方多国部队开始空袭利比亚，逼迫总统卡扎菲与反政府军停火，利比亚内乱逐步升级；国内外市场接连曝光如瘦肉精事件、毒黄瓜事件、塑化剂事件等食品安全问题；越南等周边国家时不时侵扰我国领土、领海、领空的安全。
当前，国际社会处在复杂的变动之中，我国社会也处在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同时并存，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和潜在威胁非常严峻。不但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给国家领土安全、完整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也存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及重大自然灾害等给国家发展带来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仅有强敌对我军事上的直接威胁，也有对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潜在威胁；不仅我国海洋、太空、电磁等方面的战略权益受到威胁，社会安全稳定也面临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的现实威胁……当前影响我国安全和发展的因素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变性。抓住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树立综合安全观。
（二）综合安全观的主要构成
综合安全观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的、开放的安全观念体系。
1、从地域范围来看，安全分为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全球安全是指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威胁，例如粮食产储量能否够全人类食用，能源储存量是否满足各国发展的需要，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已影响人类安全，等等。地区安全是指不同洲际的国家之间面临的安全威胁，例如，目前北非不少国家陷入了执政派与反对派之间的纷战中。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局是否稳定、社会是否安宁、经济是否发展、外敌是否入侵等。
2、从威胁源来看，安全分为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从威胁的地源分布来看，安全威胁既可能来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周边地区、全球范围。我国安全不仅有来自周边国家的挑衅，也有国内的安全隐患，例如印度、日本等周边国家与我国的领土争议一直没有解决，而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势力颠覆政权的图谋一直没有停止，旱涝、地震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从威胁的实体来看，它既可能来自于国家，也可能来自于国家集团、跨国组织、一国内部的恐怖组织等。今年，利比亚战乱不断升级，政府除了有来自国内反对派的攻击，还受到北约（国家集团）的袭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说：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自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对石油的争夺不断引发局部战争。像2003年美国联合英法两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是因为萨达姆政权将石油销售改用欧元计价，直接冲击了美元对石油的硬通货的地位。这次利比亚政府主要是在石油资源支配权和定价权上与西方多国产生了矛盾，所以才遭此重创。
3、从内容来看，安全分为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等。政治安全居于综合安全的首位，主要是确保国家政权的稳固和国家不受侵犯。经济安全是主要的安全问题，因为能源日益紧张、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等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同意识形态国家之间矛盾升级，可以说没有经济安全就没有真正的国家安全。军事安全是传统安全，一直占据着国家安全的主导地位，主要是指领土完整、不受外来军事侵犯。文化安全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长期的文化攻势下可能瓦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改变一个民族的发展前途。环境污染给人类安全带来的巨大灾难，让世界人民意识到如何消除或减缓人类生存遇到的气候变暖、环境恶化、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等环境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共同的安全责任。
二、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意义
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国家安全稳定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牢固树立综合安全观念”这一思想是党中央对我国国家安全问题认识的新突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要引导官兵正确认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加强军人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根本问题。”②军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护卫者，他们的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前途。当前国际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严峻，情况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思想渗透策反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因受金钱诱惑有少数军人走上了窃密卖密的违法犯罪道路；国内社会结构深刻变动、阶层分化明显、自然灾害频频出现，给军人的思想稳定带来了不利因素。如何教育军人抵御西方腐朽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袭，坚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是当前军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的重要难题。没有理论上的成熟，就不会有信念上的坚定。在深入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我们强化综合安全观教育，解答军人关心的社会热点和国际动态等现实问题，注重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和全球思维，理性看待和思考社会危机、国内发展和国际局势，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抵制各种不良思想的影响，激发出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创造热情和活力，在行动上自觉捍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二）完善军队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武装力量，军队的安全稳定与国家的安全环境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军人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他们政治理想信念的形成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对军队建设目标和军事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需要有新思想的引领。“走进时代，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深刻理论透视的马克思主义，才是当代中国最需要的马克思主义，才是人民大众最期待的马克思主义。”③综合安全观是党中央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上提出的新思想，是对军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指向。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认真研究和探索在军队文化建设中把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的方式、手段和途径，加强对军人的和平观和发展观教育，正确认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与自然发展、国内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把军队的安全威胁置身于国际国内大环境下综合考量，培养出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复合型军事人才，做好军队的安全稳定工作，提高军队战斗力。
（三）提高军人综合素质的思想保证
军人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如何，关系到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到中国的完整与否，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对军人综合素质的提高起到核心和统领作用。当前，国际形势仍然动荡不安，国内社会矛盾凸现，少部分官兵在对科学社会主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国内外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出政治理想认知模糊、情感疏离和意志薄弱。如果不加以引导，这些军人一旦对原有的政治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那么他们的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就会出现偏差，行为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轨道。在新世纪新阶段，我们要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疏导官兵的思想困惑，引导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明辨是非，培养他们树立综合安全观念，加强个人思想政治素养的提高，保持乐观、昂扬的精神状态，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
三、综合安全观融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
军队在加强综合安全观教育时，要有针对性地实施学习内容，运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开展教育，注重综合安全观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
（一）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贯穿于军队思政学习中，增强针对性
军队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承担着对军人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艰巨任务，是对军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所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及时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综合安全观引入军队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实现综合安全观进营区、进教材，使教育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把综合安全观融入政治理想信念教育之中，融入到思想道德建设之中，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生活实际和军人的思想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官兵的主体作用，尊重个性差异，用生动典型的事例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努力创设平等交流的氛围，强化价值引导，增强吸引力、说服力和亲和力，引导官兵立足时代背景和现实需要深化对有效履行我军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解：军队既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又要维护国家发展利益；既要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又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既要维护好国内安全，也要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从而积极适应职能任务的发展变化，有针对性地做好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准备，确保在各种复杂形势和环境下都能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④。
（二）将综合安全观教育融入军队文化建设中，注重参与性
军队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军人良好道德品质的重要载体。军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价值导向功能、人格塑造功能等，决定了它在满足军人文化需求、引领价值观的形成、培养道德品质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包容文化的多样性前提下，应充分利用报纸、辩论赛、广播、版画等传媒手段，开展综合安全观的教育，让广大官兵置身于良好的舆论氛围中，使综合安全观为他们所感知、所认同、所接受，并内化为自身的自觉行动和行为准则。以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50年来罕见干旱到随后的强降水吞噬村庄为例，分析环境安全的严峻性。一方面，将有特色、具有震撼力的图片资料剪接成系列宣传展板群，图文并茂的主题展板传递出环境恶化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生存的信息，提高官兵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对环保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以辩论赛等形式组织官兵共同探讨环境安全问题，分析其成因，追踪其后果，充分认识到环境安全问题可能会引发经济的不安全，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升级，严重的话会导致国家政权不稳。综合安全观念通过一系列军队文化活动的开展，深入到官兵心中，内化成自觉行为。
（三）将综合安全观教育渗透到社会实践中，提高实效性
综合安全观念教育应突出实效性。社会实践活动对促进军人了解国情、认识社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只有在深入社会实践中，才能深化官兵对综合安全观的认识，促进知、情、意、行的相互转化，成长为能应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的国际复合型军事人才。以综合安全观教育为切入点，建立行之有效的实践教育、体验教育、养成教育机制，引导军人正确理解树立综合安全观的重要性。例如，以利比亚战事为例，客观而理性地向官兵们分析法国、美国为什么以不同的姿态干涉利比亚内政？利比亚是原油出口大国，其主要出口走向是欧洲，美国仅占5%。在这次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中，法国出于地缘政治、经济利益和国内大选的考虑，充当了急先锋，力图继续保持法国在非洲的传统“影响力”。而美国由于阿富汉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深险泥塘，加之国内经济复苏乏力、民怨众多，致使奥巴马政府不敢积极投入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但是从美国的中东和北非战略利益考虑，它又不得不参与其中，因为在美国的推动下，当前的北非和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中，利比亚却力图保持不变，让美国大为光火。最后告知官兵们，安全问题是复杂的、多变的，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国内矛盾错综复杂。我们要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综合安全观，努力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努力实现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又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国内安全和促进世界和平。通过对各种社会事态的层层剖析，探寻综合安全威胁的成因，让军人明确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和新的历史使命，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统一起来，加强个人综合素质的锻造，为维护国家和人民安全而奋斗，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作者单位：曹华 陕西西安第四军医大学
邹敏 河北保定66393部队后勤部战勤处
姚正荣 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干部处
作者简介：曹华（1974― ），女，湖南长沙人，法学博士，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邹敏（1972― ），男，湖南醴陵人，处长，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姚正荣（1974― ），男，湖南望城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研究。
参考文献：
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出，人类的社会生产是全面的生产,既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包括精神文化的生产,还包括人自身的生产。经济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割不断的联系,人类在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的同时,总是会进行着精神文化的生产，文化是一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的思想灵魂[1]。它不仅仅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而且还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文化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建立具有民族核心价值体系的新文化。因此，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面临着世界多元文化的互动和发展,文化建设应具有全球性视野,要把全球化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契机和推动力。区域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应对全球化所普遍采取的合作模式, 所谓区域一体化, 就是按照地缘关系、经济内在联系、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发展需要, 而形成的区域联合体[2]。，全球化趋势。区域一体化集团往往拥有促进共同经贸利益实现的独特优势, 如天时(资源禀赋、市场自然联系) 、地利(地缘相近、周边关系) 与人和(人文优势、文化习俗相近) 等有利条件, 使区域内各国可以利用区域地缘优势, 打破国界限制共享资源、资本、市场, 共同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在此之中, 文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全球大大小小的各种经济圈总体上均以相应的文化认同作为合作的基础。区域化的成功, 一方面会加强区域内的文化认同, 另一方面文化上的相互认同会更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合作与交流。
（二）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社会长期历史实践中所形成的，是深入人心并指导、影响人们行为的思想、意识、价值、习惯和行为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和社会长期共同尊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谓文化安全是指针对异质文化的渗透、入侵和控制，通过反渗透、反入侵、反控制来保护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延续性[3]。，全球化趋势。在全球化背景下，最初是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就成为强势文化，而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或者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就会受到更多的损害。文化安全是针对在当前国际关系中，文化霸权损害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主权的事实而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对文化主权的保护。
中国与东盟国家同属于发展中国家, 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区域性联合体，实现频繁政治对话, 加深相互信任，增强经贸关系, 提升合作水平，深入安全对话, 拓展全面合作，谋求共同发展, 是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共识。在中国与东盟加强文化合作与交流方面, 无论在官方层面、学者层面, 还是在民间, 此类活动日益频繁。双方文化部的部长级官员都已实现互访, 双方的文化艺术团体也常有交流, 大学之间的学术研讨会、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文化艺术节更是不断举行。通过这些不同层次的沟通交流, 双方在文化上的共识越来越多。，全球化趋势。但是在全球化趋势大环境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威胁，在相互融合、沟通交流、依存互动的进程中怎样维护文化安全成为当今全球化文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作为亚洲地区和第三世界中极具影响力的“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同样面临着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安全危机问题。，全球化趋势。
二、全球化趋势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存在的问题分析
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不可避免。这种碰撞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文化入侵或文化渗透，它以一种不平等的、蛮横无理的态度对待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另一种碰撞是合理的交流。不同的文化，具有自己产生的不同的环境，带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打着自己民族的烙印，在相互沟通的过程中具有一定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
（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全球化削弱了国家控制力，西方运用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有效的控制手段,力图使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具有权威性，通过价值观、信仰体系等精神力量让人产生心理与行为上的服从，用价值认同、心理服从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用“软刀子”统治世界的目的。事实上，一些“有远见”的西方政治家提出,要着眼于“在亚洲培养一批有实力的中间阶层”、“社会精英”,并力图以西方价值观、政治观、民主观乃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影响、征服和控制他们。利用文化合作交流优势,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并且通过跨国公司,在亚洲网罗高技术人才,培养和形成西方价值标准的所谓“白领文化”,并使其逐渐融入相当一批亚洲青年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文化，培植西方价值观念的利益人[4]。一旦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渗透到“中国－东盟”合作机制中，那么可能颠覆的就是中国和东盟努力建立起来的“亚洲－世界文化共同繁荣”价值观念体系。
（二）文化帝国主义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文化帝国主义又称“后殖民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是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掌握的强大的文化传媒,对第三世界国家所实施的隐形文化侵略和精神洗脑,它以一种“友好的”、“温情脉脉”的文化殖民主义侵略方法使“落后的”东方在西方文明的抚慰下俯首就范[5]。通常以经济全球化框架中的经济上的优势为主要依托进行，利用对外文化交流项目或项目援助进行文化渗透。目前，以发达国家为首的各区域组织同“中国－东盟”合作机制通过精神文化产品的输出,进行文化产业形态的殖民入侵,从主宰人们生活的消费观念与消费模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全球化趋势。
（三）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对“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严重威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出现的,譬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为各国所重视的金融安全问题,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而出现的信息安全问题,随着美国一“超”独霸国际格局的加速形成和对西方特别是美国不满情绪的滋长而出现的恐怖主义问题,以及SARS和禽流感等疫情的传播等等都会对文化安全造成“链接式”波及。此外,变化多端的国际局势大大增加了“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实现文化合作一体化目标的难度,而且严重影响了东盟内部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合作,延缓了东盟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东盟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安全方面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来看,其一直所致力的以东盟地区论坛为基础的多边安全合作在通过与区域外大国对话以减少外来威胁、增加自身的安全感方面的确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在协调外部安全关系、特别是在进行东盟与世界组织及各大区域组织之间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安排方面却做得不够,协调能力还十分有限,因此,文化合作由此而产生防范心理，文化安全受到威胁。
三、全球化趋势下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的对策
“中国-东盟”关系走过了从消除疑虑、开展对话、增进互信到最终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不平凡历程。双方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济融合日趋加深，在重点领域的合作全面展开，在应对公共安全问题上相互支持，在维护地区稳定和促进区域合作上紧密配合[7]。我们为此必须在全球化趋势之下，努力维护“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安全，让其成为亚洲地区国家间友好交往与合作的典范，为各国人民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亚洲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贡献。
（一）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核心体系和“忧患意识”
要在对当前“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合作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所处弱势地位及其原因的正确分析的基础上, 树立全球观念,增强危机意识，创建新的文化安全观。这种新的文化安全观的首先必须符合“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发展情况，反映“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利益的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安全观；其次还要符合充分利用全球化资源、市场的积极发展文化安全观,而不是疏离于现代世界体系之外的、消极的、孤立主义的文化安全政策[8]。，全球化趋势。
（二）用辩证的方法处理好内因与外因、继承与创新、文化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
大力推进有“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借鉴国际上加强和维护文化安全的经验；继承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合理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大力进行文化创新；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抵制西方不良文化观念的侵蚀和影响,坚决反对全盘西化；大力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加强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大力发展“中国－东盟”合作机制的文化事业和产业，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产业合作区
应当说文化的发展繁荣与文化的安全是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一方面，文化的发展繁荣为文化安全提供抵御风险的内在基础和战胜威胁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文化安全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发展文化产业，要实行国家和政府联合为主导，确立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紧密结合的运作目标，把文化产业的发展置于国家利益的基础之上，保证“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建设发展不受制于任何外国文化利益集团。
（四）将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纳入“中国－东盟”合作机制危机管理系统之中,建立综合性区域文化安全危机管理系统
文化安全管理机制,是一个国家按照本国的文化利益、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需求,建立起来的对国家文化安全状态进行预警、应对和恢复的组织体系和制度形态[8]。我们要建立“中国－东盟”合作机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就要通过各个国家的内部整理和外部监测来实现,对区域文化安全进行合作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反馈机制以及抗干扰机制测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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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1-0056-03
当今世界，各国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高度的呈上升趋势的经济依存，不断加长的国际机构名单，不断扩展的合作关系，不断增长的相互信任和不断深入与持久的和平，另一方面，国与国之间又相互猜忌，频繁更换外交伙伴，军备竞赛日益加剧，危机和间歇性的战争时有发生，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安全框架是中外所有政治学家关心的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意味着一段相对稳定的和平时间，在自由主义那里，人们应该追求一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随着当代安全领域问题的层出不穷和复杂多变，越来越多的人站在更深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他们试图融合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合理观点进行折中，针对新的国际形势和大国关系的发展对安全理念进行了另一个角度的诠释，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理论内容。
一、现实主义
1948年，《国家间的政治》一书的出版，使现实主义安全观再次成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书中核心的观点是，权力争夺是无所不至的，从家庭到国际政治生活中的权力斗争，都是如此。整个国际社会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在这种不稳定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法是软弱无力的，所以确保国家间安全的方法是建立一个有中央政府的世界国家，在世界各国家中，各国应该达成一定的谅解。他的世界安全模式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强大霸权统治下的国际社会，是一种霸权安全。
在其基础上出现的新现实主义的观点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新现实主义眼里，如果一个国家以不合理性的方式挑战现有安全模式，将会受到惩罚。它看中的是均势。虽然均势可以被打破，从而带来新的不安全状态，但这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经这种理论所诠释的均势安全是国家追求安全的一种传统模式。古今中外，从“战国七雄”的争霸到“三分天下”的并立，从近代欧洲列强的争锋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现实主义是这些论述得到了广泛的论证。以军事安全为核心的安全成为传统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它向人们展示的“是一幅比较严峻和冷酷的，带有悲观主义色彩的国际画卷”[1]。对此，基辛格有一句精辟恰当的评价，“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平”[2]，然而，均势安全或均势论在历经历史检验后，也显现出它的另一面。因为均势往往孕育着超级强国的优势和霸权欲望。国家对其安全的关注与担忧总不会以均势为满足，各国对自己的安全总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促使各方不断谋求对于对手的优势，有时不能不通过战争来实现。在这种安全模式下，小国往往会成为均势下的牺牲品，如朝鲜半岛的分裂，波兰的三次被瓜分，就是大国玩弄均势外交的例证。同时，历史上对大国追求霸权的反应也并非总是伴随着制横的出现。霸权及其追求国往往会提供便利，来使别国宁愿“搭车”而不去制横。此霸权及其追求的具体形式除了军事强制武力征服，也可以依靠文化和经济影响来包容和束缚他国。同时，一国应该具有的制衡能力和意愿在国内众多问题的侵扰下会增添制衡困难，甚至促使一国专注于国内事务而根本不做任何制衡的努力。
二、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者不像传统的理想主义那样，他们不认为国际组织能够发挥世界政府的作用，也不像现实主义认为的，国际组织只是体现大国利益的场所，他们确信国际组织对协调一国内外政策及建立各层次国际组织联系方面将产生重大的作用[3]。但同时，这样一个经过国际组织协调、利益复杂交合的国际社会并非一定会变得更加安全，恰恰相反，复杂性的增加和等级结构的日益衰弱，可能还会导致在行动的过程中失去有效的领导，他们看到，在这样一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旧的霸权必然会衰落，在不同领域会出现多重领导的状况，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局面，因而，建立多元安全制度与国家间的政策协调就显得尤为重要[4]。
如果说均势理论是与现实主义相联系的话，那么集体安全模式就可以认为基本是和自由主义相联系的。在由一定国家构成的诸如同盟、条约组织、国际组织等的一定的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国为了保护或者获得所想要的经济利益，承诺共同行动，援助受到侵犯的成员国，必要时敌人施以军事打击制裁或打击。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原则，到维也纳会议确定欧洲协调，其中都体现了某种程度的集体安全原则。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国际联盟到今天仍在起作用的联合国，国际组织构成了集体安全的主要形式，诸如此类的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几乎包含了所有国家，不管它的功效如何，至少在普遍性上已达到了最大的限度。“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方法”[5]。
然而，这种理论也有问题。在民族国家依然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经济因素还远未强大到让民族国家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而完全放下手中的武器，因种族、宗教、领土等问题引起的矛盾并未因各国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而销声匿迹。当各国彼此之间怀有极大的恐惧时，让他们保持行为中立、协商签约并建立互信合作将会变得非常困难，这种局面即使在发展合作关系的制度渠道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仍然会是如此，很难想象在彼此恐惧怀疑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制度是否一定会成功[5]。很显然，这种安全模式掺进了太多的道德伦理因素，这明显违背了当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三、建构主义
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很强调利益在指导国家行为中的作用，利益被认为是客观而不可避免的，各国掌权者会以各种方式采取行动来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少有理论或者事实将之证伪。然而，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认为，与其把国际争端说成与客观不变的利益有关，不如说与各国在相互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一致认同有关。换言之，国家和社会团体如何界定自己的利益，以及他们是否认为自己的利益与别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如何自我定位以及如何定位他人。
可是，如何定位是充满主观判断的。当前的美国政府在多种场合传达了对叙利亚动武的信息，因他认为叙利亚政权的存在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明眼人都可以看出，与正面临着因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引起的社会动荡相比，前者显然不像其对外宣称的那样迫切，原因在于，在美国与叙利亚的长期交往中，美国认为叙利亚伊斯兰政权的存在对自己构成了威胁，美国的行为是誓将敌人除去而后快的观念使然。“如果把使权力和利益具有意义和内容的观念剥离出去，单纯的权力和利益很难解释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观念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结实能力的权力和利益”[6]。
按照这种理论的阐释，当今国际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对话，地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就不是仅仅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和争夺权力，而是要通过这种不断地接触和沟通，创建新的更加积极的身份认同。20世纪90年代至今，南北朝鲜开始积极接触以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相互敌意，并取得了很好的进展，现实主义或许会将之看成是双方利益调整的结果。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南北双方继续敌视而不反思对方，继续将对方视为民族的罪人而不加以重新定位，对抗将重新取代何谈成为双方关系的常态。当前半岛形势说明了这一点。
身份确认有助于理清各自的利益，反过来，理清后的利益也会形成认同，但新的认同的形成是否会导致一个稳定的世界，则需要我们进一步的体察。一种新的定位和认同的产生是以以往的定位或认同的趋弱为前提的。事实证明这在当代世界是困难的。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会将来自他国或民族的伤害和威胁，在短时期彻底忘却，更何况，不是每一个给他国带来痛苦经历的国家都能像勃兰特和科尔那样，对过去加诸他人的伤害以跪谢罪。因此说，国家民族之间的重新定位是艰巨的，其中需要没完没了的对话和行动，需要双方对过去的事实甚至是伤害有真诚的彻底的认识。认同一经形成将会有很大的稳定性，短期内很难改变。危机和对抗会导致相互敌对的认同，这种认同一经形成将很难化解，于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中日两国的现状就是明证。
四、我国的战略选择
持续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力提升加速，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与之伴随的是，中国与各国间关系尤其是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是，中国国力的强势提升引出了多重的反应，周边关系向强势大国的结构转变，这与过去的弱势中国下的关系特点不同。强势中国下这样的关系，以中国为主线的矛盾凸显，很多问题和中国联系起来了，逐渐形成了两种趋势，一个就是强势中国带来双向反应，即中国对本身的利益诉求增加了，捍卫自己利益的能力也增强了，所有这些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发生。弱势情况下能保住自己就不错了，强势情况下就要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个很自然。再一个趋势是应对强势中国成为许多周边国家的一种共识，就是如何适应一个强大中国的崛起，尤其是区域内大国，心态更加复杂，这就会催生现实主义所说的复杂的“准结盟”应对力量。虽然这种结盟是行动力较弱的松散的联盟。过去是我们应对别人，现在是别人应对我们。当前的南海和领土争端正是这种趋势的直接体现。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希望看到中国成为另外一个西方式的帝国，都希望中国会成为另一类型的崛起大国。而避免成为众人心中的西式帝国也是中国的必要选择。尽管各种内部制度因素继续制约着中国的外交影响力，但外在世界已经感受到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外交影响力。很显然，这种影响力的获得主要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纵深依赖，而不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综合来看，目前我国的现实的选择应该有以下几点：
第一，继续专注于经济发展。历史上，中国成为亚洲大国靠的是经济力量及和经济力量相关的文化影响力。同样，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靠的也是经济实力，而非军事恫吓。中国复兴最根本的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保持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这是中国最重大、最核心、最根本的利益。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加，本身可以促使各个相关国家走向同一“跑道”，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竞争总要好于军事竞争。同时，处理好担当责任与量力而为的关系。中国自己的事情理顺了，本身就是对国际社会履行了最大的责任，中国有限战略资源的落脚点应立足在解决好自身的问题上。对中国现时的国力所能支撑的国际作为，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估量。解决国际事务时，谨慎决策，不受诱惑，避免替美国担当，过度将自己卷入。
第二，最大限度利用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避免被国际社会边缘化，降低我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成本。同时要注意两点，一是嫌弃外在世界太麻烦，选择孤立，自我封闭起来。孤立主义显然行不通。近代历史给中国最惨痛的教训是，封闭就要挨打，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国力和影响力的显著提升也证明了开放的必要性。二是另组一个国际舞台，如同苏联一样。在当今世界，也的确有些国家希望中国能够站出来和西方美国对立。如果一时头脑发热选择另组体系，挑战现有国际秩序，势必将会使得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的所有国家站在一起，而不单纯是小国的合众连横。届时，中国必然面临一场根本打不赢的战争，一个规模和能量无比巨大的国际社会联合体很可能会让立志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遭受致命打击。
第三，走和平发展国家道路。当前的局势和未来国家利益的维护需要进行军事现代化，需要将坚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和维护国家和安全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基点，但要将之最大限度地限制在防御性质之内。单纯的军事现代化不足以让中国成为一个大国，并且一旦走上军事道路，经济就会受其影响而变得不可持续。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是否可以持续，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和前一种情形一样，一旦中国选择军事国家道路，就必然会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即另外一个视中国为威胁的军事国家或者集团。
第四，与国际社会各主要行为体积极对话。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特别是改善和发展和各大国的关系，通过相互之间的不断的接触和沟通，让对方对我们的政策和原则等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消除各行为体观念中因误解而产生的不满，创造机会让他们从多层次了解中国，积极承担应该承担的国际责任。要看到建立均衡稳定的世界战略平衡的一个重要和突出的方面是加强在国际舞台的交往和合作，更积极参与制定各种国际规则，更加广泛地开展首脑外交、民间外交和各种非政府外交等，大力扩展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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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73/77 【文献标识码】A
SPS震荡波理论分析框架
地震波按传播方式分为三种类型：纵波、横波和面波。纵波又称P波，是推进波，地壳中传播速度为5.5～7千米/秒，最先到达震中，它使地面发生上下振动，破坏性较弱；横波又称S波，是剪切波：在地壳中的传播速度为3.2～4.0千米/秒，第二个到达震中，它使地面发生前后、左右抖动，破坏性较强。
笔者运用地震横纵波（SPS）交互震荡传导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危机管理的SPS震荡波理论。该理论认为，由国际因素导致的“输入性危机”、与国内反对势力勾结对执政安全的影响称之为地震波的S波（横波），它们呈现出左右震荡传导的形式，形成社会危机的涟漪效应。S波的组成主要有以下四个基本因子：第一，以社会意识形态对立化为政治差异冲击执政安全；第二，以制造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为策略对执政安全的影响；第三，以扶植或打压政治势力为核心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对执政安全的消解作用；第四，以瓦解领土完整为核心目标对执政安全的破坏。
SPS理论将纯粹由国内因素导致的上层分裂和下层动乱，乃至上下层的危机连为一体，使形势进一步恶化的症状称为P波（纵波），它们呈现出上下颠簸、垂直震动的形式。P波的主要构成因子有以下四点：第一，政治路线斗争和高层政治权力分裂对执政安全的摧毁；第二，经济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变迁与执政安全的影响；第三，社会分层化引起的利益集团利益冲突对执政安全的消解；第四，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均引发的群体性公共危机对执政安全的冲击。
从S波解析泰国危机的国际背景
SPS震荡波理论中S波的影响是一种背景因素，它在泰国的危机中若隐若现，其中不乏国际因素和西方势力的影响，只不过它是以一种独特的反作用形式在加剧泰国的危机。有学者认为，西方大国在20世纪下半叶一直保持对泰国的控制，西方曾经是泰国的重要外援，也是泰国政局不至于太动荡的重要原因。亚太金融危机后，泰国财富被西方金融势力洗劫一空，同时西方大国出于自身战略的考虑，开始从泰国撤退，并且在最近的泰国危机中无视泰国政治势力的求援，严守中立。西方大国的这种不作为，其实是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事实上扮演着泰国危机恶化的催化剂角色。从S波因子――即以制造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为策略对执政安全的造成影响的观点来看，西方势力是以“中立和不作为”为借口，其目的恰恰是制造泰国的国际社会压力，通过施行“坐山观虎斗”的策略来威胁泰国的执政安全，直接形成了泰国危机的国际背景，并间接导致了泰国危机的泛滥。
如果说西方势力在泰国近十年的危机动荡中始终恪守中立，恐怕也是牵强的，他们直到2013年泰国政局不可收拾时才表明绝不干涉的鲜明态度。在此之前，西方势力尽管在国家战略上是处于撤退状态，但他们在泰国仍有相关利益和势力范围。在泰国危机还没有全面恶化之前，西方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是倾向于向泰国的政治势力施加影响，客观上促使泰国的政局趋于稳定。有学者研究指出，西方势力更倾向于支持的阿披实政府，同时放出声音要“红衫军”的运动降温，希望两方势力达成谅解和妥协。可见，在利益面前，国际因素和西方势力的幽灵无处不在，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通过各种手段来或扶植或打压泰国的政治势力，从而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像这种西方势力干涉泰国内政的情况，就属于S波因子的国际“输入性危机”，即通过扶持或打压政治势力来干涉他国内政，从而消解他国的执政安全。表面上看，西方势力暂时缓解了泰国的危机，但是从长远看，他们对于泰国的执政安全和危机的最终解决并没有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反而制造了不利于泰国现政权执政安全的S波。
泰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历史乃至文化要素导致的社会阶层分裂，从而上下震荡产生的P波（纵波）在泰国近年来的危机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展现，P波对泰国的执政安全产生了摧毁性的影响。自从2006年他信下台后，P波上下震荡，烈度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高，直接导致了2013年底的泰国执政新危机。英拉看守政府政令不通、权威不再，持续至今的社会危机表明，泰国目前实际处于某种程度上的“无政府状态”。本文用SPS震荡波理论的P波四因子来演绎泰国愈演愈烈的社会危机。
当前，网络媒体日益呈现全球化、全民化、移动化、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已经成为人类有史以来发展势头最强劲的媒体形态。网络媒体极大拓宽了社会联系渠道，社会公众表达、建议、批评、监督的方式日益多样，网络问政、微博微信反腐成为热点，党和政府也主动运用网络媒体，纷纷通过开设微博、微信等，积极推行网络政务公开，提高服务社会能力。同时，网络媒体带来了崭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平台，给人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方便，并不断催生出新的网络文化。2013年5月15日，新华社新媒体产业报告《崛起的中国新兴媒体—中国新兴媒体发展报告（2012－2013）》。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42%，中国手机用户已突破11亿，平均每10人拥有8部手机，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网络媒体用户第一大国。
然而，由于信息门槛降低，网民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网络防范虚假信息手段能力不足等原因，网络媒体中，虚假信息混淆了人们的视线，甚至误导大众，干扰正常网络信息传播秩序，严重影响网络媒体公信力,进而影响网络媒体整体形象。因此，如何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传播趋势和引导规律，增强网络舆论引导力，大力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发挥政府监管作用，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
安全性是构建网络媒体公信力的基石。既然网络是现实社会的延伸，那么现实社会的安全体系必也将在网络媒体中得以体现，否则一个充斥谎言、色情、暴力、毒品的空间将永远无法与现实社会接轨，甚至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反作用。而建立安全的网络空间环境，则需要从加强国家立法、政府监管、技术防护等多个方面入手，达到正本清源的目的。
1、加快国家立法
网络空间是继海、陆、空之后，一个国家主权的象征，互联网主权是一种新的国家主权形式。事实上，网络安全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情。美、英、法、德、俄等主要国家都制定了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澳、加、荷、捷等国家相继跟进，旨在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目前，已有50多个国家网络安全战略，40多个国家组建了网络安全组织。美国早在1987年就制定了《电脑犯罪法》，2011年又颁布《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从国家战略层面统一部署网络安全，全面提升在网络空间的行动力和控制力。2013年2月，欧盟颁布《网络安全战略：公开、安全和可靠的网络空间》提出五项战略重点。可以看到，加强战略部署，维护网络安全，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和惯例。目前，我国政府虽然针对网络安全制订了一系列法律文件和行政法规、规章，但在预测、反应、防范和恢复能力方面仍存在许多薄弱环节。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库保护、数字媒体、数字签名认证等信息空间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配套法规尚不健全。2010年6月，《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指出：互联网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中国境内的互联网属于中国主权管辖范围。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信息网络立法，尽快制定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明确国家各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面在信息安全保障上的职责，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排除国内外敌对势力和不法分子的干扰、破坏和攻击，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创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
2、加强政府监管
互联网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效管理。政府作为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有义务也有权力对网络舆论的主基调进行有效监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空间的守护者。网络时代，网民对于国际环境，国内形势，社会风习，或其他与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和认识。面对近6亿的上网群体，如果政府不能正确的对网民群体过激行为进行合理的疏通和引导，不构建更多、更宽的平台来吸引意见的集中讨论和怨气的有效释放，而只采取“堵、藏、捂、掖”的单边行动，或者对网民的表达权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持否定甚至是高压打击的态度，将有悖于信息时代的发展规律，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其次，政府要做网络舆论规则的制定者。网络时代是全民麦克风时代。政府必须依法制定清晰而明确的网络舆论表达规则，让网民在充分享受自由表达个人观点见解的同时，遵守法律与道德的底线。政府要做网络舆论方向的引导者。网络媒体行业自律组织，不论是促进互联网发展，净化网络环境，还是保障网络的安全运行，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政府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中国互联网协会各级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强化行业自律，协助互联网络协会制定并实施行业自律措施，以促进网络舆论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政府要组织宣传部门利用网络热点事件，第一时间主动设置网络舆论议题，正确引导由热点事件、敏感事件而引发的网络舆论。
3、注重软件防护
以技术手段保障网络空间安全，是目前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在这方面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加强高端核心路由器、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核心技术与产品的研发支持能力，采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与设备，在基础技术与关键产品上做到安全可控，提高我国网络空间国际竞争能力。同时，加大对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投入，提高我国对新兴技术的掌控能力，形成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安全产业链条。二是加强核心技术研究。要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新兴技术的安全保障，特别是要加强对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漏洞分析研究工作，建立信息技术的安全检测与审核制度，对进口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进一步完善等级保护制度和标准，继续做好等级保护定级工作。加快网络防护、入侵检测、实名上网等信息安全关键技术研发，并与新兴技术结合起来，提高新兴技术在应用过程的安全防护能力。建立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预警机制，成立专门的机构对新兴技术的信息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和研究。三是加强网络安全部队的建设。建设网络强国，必须有高素质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队伍。要把人才资源汇聚起来，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好的强大队伍。
借助传统媒体优势，打造网络媒体公信力
根据2013年4月27日“首届中国传媒公信力论坛”的中国传媒公信力数据。在绝对公信力上面，报纸与电视居于前两位，在相对公信力上，电视、报纸、网络居于前三位。出现这样的结果，得益于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品牌等优势。事实上,我国国内众多传统媒体或媒体集团创办的新媒体,包括网站、微博、微信等，无不是借助和发挥所属传统媒体的人才、技术和品牌优势才得以发展壮大，其公信力也较其它社会性的网络媒体强得多。因此，网络媒体在提升自身公信力的征程中，必须学习和借助传统媒体的经验和优势。
1、借助传统媒体内容优势
内容是传媒业的灵魂，没有内容，媒体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以渠道起家的网络媒体，只有以内容为基础，以渠道为平台，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才能加快自身的发展。从现实来看，传统媒体有着网络媒体暂时还无法比拟的内容优势，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媒体如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拥有从政治层面获得重要新闻信息的优先。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在提供调查性新闻报道、解释性新闻报道等方面具有网络媒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必须借助于传统媒体的内容优势，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移植和嫁接传统媒体内容为我所用，以提高网络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美国多所大学的研究也表明：即便是最好的新媒体，其生产内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还依赖于传统媒体。
2、学习传统媒体的把关优势
网络媒体的泛众化、多元化，导致了网络中信息数量的爆炸式增长，而且这些无数的信息中又夹杂着大量的垃圾信息，这使得许多受众难以承受这样的信息重负。实际上，当传统媒体传播的信息量不足和不及时时，人们才对网络传播的大量信息抱以兴趣和希望；而当网络传播的信息量大大超过需求时，人们真正感兴趣的，只是那些能满足自己需要的实用信息。这就对网络媒体的信息采编和把关提出了高要求。从现实情况来看，传统媒体所具备的把关能力和舆论整合功能是目前许多网络媒体所不具备的。换一句话说，网络媒体信息的准确度和可信度是网络媒体的弱项。也正因为如此，网络媒体可信度和公信力不如传统媒体，而且一些色情信息、暴力信息、虚假广告、谣言等无时无刻不夹杂在网络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网络形象。另外，网络媒介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信息内容的碎片化，分散了舆论的整合性，使舆论引导功能受到严重的挑战，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弱化。因此，网络媒体在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学习和吸收传统媒体新闻采编把关办法，能够整合社会良性舆论、荡涤社会有害信息，从而形成社会主流舆论、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引导功能。
3、借助传统媒体的人才优势
提升网络媒体舆论公信力,关键在于从业人员的基本素质。因此，打造一支专业化人才队伍，是网络媒体公信力建设的必然要求。经过长期的发展，国内传统媒体，尤其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的主流媒体，都培养和积聚了一大批优秀的传媒人才，他们普遍受过正规教育和专业训练，基本素质和业务能力较高，具有较高的新闻宣传理念和丰富的新闻传播经验，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采访、调查技巧和敏锐的洞察力，能够根据需要，娴熟的生产出富有智慧、击中时弊、引领社会的新闻产品。在新闻采编、策划报道、媒体管理上的制作、运营经验老道，尤其具有对新闻舆论影响力的把控能力，能够通过娴熟的编排技巧使新闻横有宽度、纵有深度。因此，网络媒体要寻求突破，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借助传统媒体人才队伍的成熟经验和成功模式。近年来，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越来越认识到建设具有专业水准的新闻采编队伍的重要性，频频向传统媒体的采编、策划、管理人才伸出橄榄枝，以提高自身的软实力。这种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之间的人才流动，既给予传统媒体巨大的冲击，也给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勃勃生机。当然，新旧媒体之间人才流动的内在动力，还源自两种媒体形态的各自特点，网络媒体需要传统媒体的人才和经验，传统媒体也将借助网络媒体的传播手段。正因为如此，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融合发展理论，已经开始被业界普遍所接受。
维护网络舆论高格调，提升网络媒体公信力
网络媒体的“正能量”，是其公信力的源泉。健康良性的网络生态舆论环境，有利于构建健康文明的社会。网络媒体的宣传和引导，是公民意识培养和网络公民道德风尚形成的重要推动力。因此，为构建和谐政府、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网络舆论环境，是网络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网络媒体提高自身公信力的根本所在。
1、坚持网络舆论高格调
网络媒体在社会公民人格构建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积极构建“为民、法治、安全、文明、诚信、创新”的网络空间刻不容缓。一方面，网络媒体营造积极向上、和谐文明的网上舆论氛围，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管理，为用户提供高品位、高格调、高质量的信息和服务，引导受众选择健康有益的网上信息；坚持自我约束，建立、健全网站内部管理制度，规范信息制作、流程，强化内部监管，增强网站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以及社会责任感；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另一方面,网络高格调归根结底是网民受众的高格调，所以网络高格调有待于网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每个网民受众都需要从我做起, 提高自身修养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自觉抵制不良信息的侵扰和不良影响，同时, 绝不向互联网虚假有害信息，特别是不在网站社区、论坛、BBS、聊天室、博客中发表、转载违法的、格调低下的言论、图片、音频、视频信息，自觉维护广大网民受众的合法权益，积极维护网络正能量，规范网上信息传播秩序，培育文明理性的网络环境。
2、探索网络传播新路径
网络媒体要建立适应新媒体传播形态的新机制、新规则，积极探索新媒体传播规律，完善新闻传播管理机制，努力打造一支一流的、职业化现代传播队伍。坚持走新闻专业化道路，逐步形成以专业记者、专业编辑、专栏作家、知名评论员等高级专业化人才队伍为主，多层次人才聚集的格局。鼓励新闻从业人员充分利用自媒体，把握信息网络化时代的特点，及时掌握网民的思想动态、心理变化与利益诉求，同时对受众参与地域范围、受众间的交互性和受众与媒体间的交互性，以及网络媒体可掌控程度进行研究，保证舆论在网络形态的传播中始终保持道德风尚的正能量，充分发挥增强官民间沟通、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形象的积极作用。
3、推进网络队伍职业化
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与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一样,都担负着传播先进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维护国家利益，促进经济发展，以及推动人类文明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网络媒体从业人员遵守职业准则和职业道德。特别是在互联网自身即时、海量、开放的特点下，网络媒体的工作人员需要更高的职业操守来抵制利益的诱惑，坚持以客观真实、专业规范的理念报道新闻。从目前情况看，网络媒体从业人员专业来源比较广泛，在职业入门时又没有经过基本的职业教育和职业门槛的考试检验，这些从业人员在工作中遇到某些情况，特别是在一些外界压力诱惑面前，难免会不知怎么应对，甚至做出有违职业伦理和专业要求的错误行为。因此，必须把好从业门槛关，并且通过加强监管和从业门槛的制度建设来规范网络媒队伍建设，推进网络媒体工作者职业化、规范化。同时，要加强新闻职业道德教育，制定和完善网络媒体的职业道德规范。网络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结合职业特点，不断提升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并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内容，约束和修正自己的行为，从而具备高尚的品格和崇高的人生价值观，自觉地避免不良传播行为，为网民提供真实客观、积极健康的信息，从而提升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自二战结束以来，从核武器时代、信息化时代到网电空间战时代，美国就一直引领着世界军事革命。但这只是从技术角度看到的一条单行线。从战略思想角度观察，美国在以传统军事力量作为大国博弈和决战的主要手段之外，还实行了以文化征服作为有效工具的国家战略。
早在二战期间，一位叫摩根索的美国学者就提出，所谓的普世价值在国际政治领域从来就不存在，那只是强国用来美化自身、控制对手的策略。摩根索认为，很多国家标榜自己代表普世价值，这其实是一种披了普世价值外衣的新民族主义。这种普世化的民族主义更具攻击性和欺骗性，是未来国际社会中的重大隐患。尽管当下的世界主要依靠军事力量进行争霸，但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大势正在由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过渡为文化帝国主义，而文化帝国主义是最隐蔽、最持久也就是最有效的帝国主义形式。摩根索进而提出：美国必须要有自己的文化战略和第五纵队，在后殖民时代，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存在先天缺陷，可供第五纵队进行渗透。美、苏、中三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取决于谁能更有效地渗透、颠覆、控制最多的新生国家。
摩根索的观点，后来成为美国冷战的思想基础和国家战略的重心。50多年中，美国成功地在苏联和中东地区进行了新战略的实践。随着世界进入网络新媒体时代，美国有了更便利的技术手段和更明显的战略优势，将网络作为大国博弈对决的主战场，将信息思想战作为
战胜对手的主战样式水到渠成。
美军信息思想战隐然成形
从1903年发明飞机以来，100多年中，美国都是主要的工业技术发明国，因此也同步拥有大幅领先的军事技术优势。在率先发明互联网技术后，今天的美国从硬件设备、软件操作，到网站设立、全球信息，都处在绝对优势状态―美国控制着全世界互联网信息流量的80%，中国互联网的信息输入流量仅占0.1%，输出流量则更是少到只有0.05%。
美国意识到自己在网络领域的全面战略优势，远比其在核武器和信息化常规军事方面的优势更加突出，很早就从理论上开始将这种优势转为军事能量。2001年，美国国防部委托兰德公司撰写的战略报告提出：在世界各地扩张网络连接，特别是要连接到那些不喜欢美国思想观念的国家；把在世界范围推行信息自由传播作为美国的权力；创建一个“特种媒体部队”……
2003年美国成立全球传播办公室，并首度在伊拉克战争中进行战略心理战（信息思想战）尝试。2006年美军“特种媒体部队”成立。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支特殊部队每天24小时鏖战互联网，与美国军方认定的“负面”舆论作战，“力争纠正错误信息”，使美军对抗“不准确”新闻、引导利己报道的能力大大增强。
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与某网络公司秘密研发一种新型软件，一名美国军人在登录网站时可拥有10个“马甲”，使其在同一地址登录时产生与美国军方毫无关联的假IP地址，从而可以轻易冒充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身份的人，制造有利于美国的言论。风靡全球的社交网站脸谱和微博站点推特将是这款新软件“操纵”的主要目标。2007年，美国学术界提出社会网络中心战概念，从理论上将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战术打击重心从消灭战场敌军，转为战略性压制或瓦解敌方军民意志，信息思想战隐然成形。
2010年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并与美国国家安全局合作，通过“棱镜计划”接入全球作战体系，企图将全世界“一网打尽”。凭借这种新技术形态、新社会形态和新军事形态赋予的新权力―信息霸权，美国事实上已经建立起信息帝国。这种空前巨大的软实力，整合并加固了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领域里的硬实力，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场以信息心理战为核心的文化渗透。通过电脑、手机等信息化的快捷投送方式，把所谓的自由、民主等传统文化武器，投射到美国当前主要战略对手的国民心理上，以夺取人心、惑乱对方社会、彻底完成颠覆为根本目的。
警惕网络第五纵队“攻城略地”
利用先发优势，美国悄无声息地利用中国部分网站境外上市的机会，以经济“合法”手段对中国本土网站予以资本控制，继而取得人员任用和内容筛选的控制权，从而形成和中国传统宣传体系相对抗的网络宣传体系。从军事角度看，这就是“深入敌后”建立起的“秘密军团”。
美国对全世界的互联网进行研究，发现中国和中东地区的互联网管理滞后，商业网站可以以开发新技术的名义，绕过传统的监管部门，效仿美国网站开设博客、微博和微信等自由聊天工具，实际上等于人人都可以办报、办电视台―这相当于是把文化宣传的“枪支”发到了每个人手上，瞬间便对中国历经60多年、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庞大书籍、报刊、电视、电台体系，造成水漫金山的包围、倾轧态势，传统文化宣传体系有被边缘化的趋势。
这些网站虽然不能像传统媒体一样拥有新闻采编资质，但可以通过任意改换所转载新闻的标题变相制造新闻，还通过其任意开设的非新闻页面，转载未经证实的消息。而通过其有意制造的网络名人则可以随意制造舆论，按照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断章取义、移花接木、无中生有、舆论绑架、恫吓政府、借刀杀人”等经典战术，以虚假的民意绑架政府，达到其攻心“攻城”的目的。
网站自行开设的公共言论平台，任何人都可以隐姓埋名、造谣攻击。美国正是利用这种互联网乱象，以推特、脸谱等网站放大来自中东的社会话题，连续制造了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事件。在中国，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躲在数以亿计公共舆论平台里面，同时不分昼夜地丑化领袖人物，攻击党和政府，利用个别事件损害人民形象；大量编造所谓的“党史”“国史”“史”，以“”的触角，试图像黑板擦一样快速抹去中国人民以流血牺牲换来的政治成果。文化帝国主义借助新时代网络技术，就这样“攻城略地”，如入无人之境。
为了组织、整合网络第五纵队，美国还效法英国“阿拉伯劳伦斯”的做法，从已入美国籍的华人中选派驻华官员，在赋予其企业高管或名校学者身份后，在其控制的网站微博中充当中国网络的意见领袖（即摩根索所说的美国第五纵队），做所谓的“中国青年导师”，把引导中国青少年成为“庸人、世界主义者和之徒”（杜勒斯语）作为主要任务。经过长时间的无声培育，美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支潜伏在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力量的强大，所以，原驻华大使洪博培2012年在总统竞选演讲中自信地说：“我们应该联合我们的盟友和中国国内的支持者，他们是被称为互联网一代的年轻人。中国有5亿互联网用户，8000万博主。他们将带来变化，类似的变化将扳倒中国。”
二战之后，美国连续实施了以苏联、中东为重心的战略转移，而每一次转移都伴随着新军事革命的发生。此次美国以中国为重心进行战略东移也不例外，包含着信息思想战的新战争形态。由于不必使用核武器和常规军力，美国战略东移虽然宣称“预防”，其实是一种历史上空前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全方位、立体性大进攻战略。
尽快组建中国新媒体特殊部队
在中国目前互联网领域，某些网站已成为无政府主义的法外之地，一些网站还利用微博对言论进行评判，形同于私设法庭，以此进一步博取点击量。某种程度上，当下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两个思想意识对立的舆论场，即以某些门户网站为代表的网络舆论与政府传统媒体。
报刊书籍等纸面媒体，是100多年前的机械化时代产物；电视、电台是50年前电子时代的产物；而网络媒体属于当前最新信息技术的产物。用纸面媒体、电视、电台对决网络媒体，犹如用大刀、弓箭，对抗飞机、坦克。双方的“武器”和作战体系存在着巨大的“代差”。当前以报刊、电视、电台为主的舆论体系、技术体系、思想体系和语言体系或多或少都面临语言表达手段等过时的问题。官方虽然也开办了一些网站，但在新媒体的发明和使用上处于亦步亦趋的状态，如微博、QQ、微信等大众普遍使用的信息沟通方式都是商业网站所发明。在话题设置、网络舆论主导等方面，传统媒体和几大门户网站的差距更加明显。
2013年初，中国发生了一场舆论战，一些自发的爱国民众与一些背景复杂的造谣大V，在微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思想意识形态攻防战。奇怪的是，传统主流媒体及其下属网站极少呼应。在美国，无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都在法制的轨道下，并接受美国全球传播办公室代表政府进行的战略指导。所以，美国互联网业虽然发达，不仅未影响其国内稳定，反而成为其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工具。中国没有输出文化霸权的需要，但出于国内稳定和抵御外部文化入侵的现实需要，也不应该继续放任国内舆论领域对立现象的存在。任其发展必将造成全社会的思想分裂，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
在世界进入网络时代的大趋势下，新媒体的兴起已是无法回避的事实。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发挥这柄双刃剑监督权力、遏制腐败、沟通民意的作用；利于凝聚民心稳定社会的正面作用，同时，对敌对势力利用新媒体浑水摸鱼的做法，进行积极防御和严厉打击。对撂荒日久、荆棘遍地、毒虫丛生的某些网络论坛、文史网页进行清理，对敌对势力隐蔽盘踞的据点进行扫除，对极少数反动分子依法予以整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