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高血压患者的发现和血压的测量
随着我国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逐步建立，各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都在积极开展慢病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特别是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施行的首诊测血压、为辖区居民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为诊断和发现高血压患者提供了制度保障，另外、患者在各级医疗机构随机就诊、单位组织的员工年度体检也是发现高血压患者的重要途径之一。患者的检出需特别注意在未服抗高血压药物的情况下，经过至少3次不同日血压测量，均达到诊断标准，方可诊断为高血压患者。2005年初，美国心脏学会(AHA)了“人和实验动物血压测量的建议”，该建议再次肯定了水银汞柱血压计、袖带听诊法是目前间接血压测量法的“金标准”，该法虽有100余年的临床应用经验，然而建议明确指出：血压测量是执行的“最不准确”的测量之一，故全科医师在发现和检出新患者时一定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操作，准确获取血压值，研究显示，如果高血压诊断中收缩压从140mmHg调高至141mmHg，将使患病率由25.9%降至13.3%，可见血压值的获取准确与否，哪怕是1mmHg都将极大影响高血压的患病率和诊断分级，同时也影响了高血压患者治疗决策和疗效判定。因此全科医师应加强对高血压的测量和记录的质控意识，指式或腕式血压计可能不准确，应避免使用，建议使用水银汞柱血压计，并注意定期监测和更换老旧的血压计，对肥胖的测量对象使用加宽加长袖带血压计，应当认识到为血压计配备多种规格的袖带的紧迫性，以尽量减少袖带规格不当带来的血压测值误差，记录血压值时尽可能避免血压值尾数偏好的发生，鼓励动态测压和家庭自测血压，减少白大衣高血压被纳入慢病管理。筛查中对疑似继发性高血压患者应及时转诊至专科医院进一步明确诊断。
3高血压患者的社区群组干预
高血压的社区管理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作。传统的高血压三级管理模式存在临床与预防分离，管理不连续，患者缺乏主动性，未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使得高血压的管理效果受到严重影响。2009年我国全面实施城乡基本公共卫生逐步均等化服务项目，高血压是该项目中重点管理的慢性病之一，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已不局限于六位一体的工作职能，各地相继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高血压社区综合管理模式，国内外实践表明，在社区进行规范化管理能够显著改善高血压的控制情况，降低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组建全科医生团队进行群组干预管理以及实行家庭医师签约制服务是目前有益的探索和实践，是一种集高血压诊疗与管理、群体健康教育和个体化治疗为一体的新模式，是对传统的临床药理学、护理、公共卫生等条线分块式的工作模式的梳理和整合，有利于同一管理小组成员就高血压管理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交流和学习，相互支撑，群组干预管理也强调了患者的主体意识，通过注重以技能培训为主的健康教育和行为指导，使患者积极地参与对自身疾病的管理，使高血压管理由被动变主动，进而提高参与者的自我效能。更能体现效率和效益优先。同时这种群体健康教育和个体随访管理相结合的综合干预模式大大提高了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教育效果和依从性。为了提高高血压管理的控制率，美国的慢病保健模式不断发展和完善，目前美国高血压控制率已达50%，美国的管理群组由家庭医生、护士、临床药师或其他保健人员组成。我国慢病管理群组大多由全科医师、社区护士、公共卫生医师及全科医师助理(社区义务社工)组成全科医生团队，实行网格化管理。因此，全科医生团队和患者都是社区高血压管理的主体，全科医生在管理高血压患者过程中要充分调动高血压患者及其家庭成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更好地提高依从性，利于管理和干预，管理才能更有效率和效果。但目前我国各地社区卫生服务发展不均衡，相当的农村社区高血压等慢病管理仍有村医承担，如何弥合城乡高血压管理中的短板，进一步扩大干预范围，整合资源，形成新型更富成效的管理模式的长效机制仍是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方向。
4高血压患者的社区治疗
就我国高血压防治现状而言，90%的高血压患者在基层就诊，有些卫生行政部门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制定了对高血压实施规范化管理的标准，并提出了高血压的管理率、控制率的相关指标，而社区医生在实际管理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急于达标凸显出的不合理用药、降压过急过快、短期不达标盲目转诊等问题。应从循证医学角度出发、最大限度地减少或避免由于过度治疗或治疗不足引发的心脑肾等血管事件、让高血压患者最大受益而非一味盲从达标率，是全科医师在指导高血压患者合理用药的根本出发点。对确诊的高血压患者纳入慢病管理系统，进行风险评估，制定个体化的综合干预方案并进行系统化的管理。全科医师要注意到：在药物干预过程中，无论那一种类型的高血压，无论用什么药物降低血压，低盐饮食，加强运动，控制体重等改变生活方式都是有效治疗的基础和根本。研究显示，若膳食钠平均减少77mmol/d可使收缩压下降1.9mmHg(1mmHg=0.133kPa)、舒张压下降1.1mmHg，长期限制食盐摄入，可使高血压脑卒中死亡下降14%、冠心病死亡下降9%，使血压正常的患者分别下降6%、4%，说服管理对象日控制食盐量在6g以下(普通啤酒瓶盖去掉胶垫后，1平盖的食盐量约是6g)。通过运动和科学饮食控制体重，力求将体重指数(MBI)控制在24kg/m2以下，体重每增加10%收缩压将增加6.5mmHg，血压和体重指数直接相关，体重每减轻1kg，收缩压可降低1.0~2.4mmHg。鼓励高血压患者进行并坚持体力运动，体力活动自然、易行、成本低，已成为控制高血压的有效措施之一，早在1933年，就有人注意到经常运动者的静息血压低于不经常运动者，收缩压约低3mmHg，以后证实，在中度和临界性高血压患者，体力活动科室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降低6~7mmHg，由此可见高血压患者药的非药物干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上述高血压相关危险因子调节，高血压基层实用规范和高血压基层版指南都做出了明确描述，是很好的参照，全科医生团队更要对不同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特点、生活环境不同的高血压患者实施门诊、随访时的或群组的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实现有效地知信行相统一。对于非药物干预不能达标的高血压患者，要本着小剂量开始、优先选择长效制剂、联合及个体化的原则指导患者用药。选择药物干预要综合考虑患者全身及其他情况，比如与患者在服治疗其他病症药物之间互相作用，长期用药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特别应当注意到有些患者同时服用的非常规降压药物的降压作用，比如他汀类贝特类调酯药、硝酸酯类等；针对单纯收缩期高血压(ISH)二氢吡啶类钙拮抗剂是首选药物之一，与硝酸酯类合用可进一步降低收缩压(SBP)而不降低舒张压(DBP)，而单纯舒张期高血压(IDH)多见于年轻肥胖高血压患者，应选择直接扩张外周血管的二氢吡啶类钙离子拮抗剂(CCB)、α受体阻滞剂，除非心率快者一般不选择增加外周阻力的β受体阻滞剂；老龄高血压患者应考虑药物经济学和该药能否改善其预后及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利尿剂和ACEI均符合合理选择的要求，笔者工作中注意到，有些高龄记忆力差或者自理能力不足的高血压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有重复或漏服抗高血压药的风险，选择长效控释药物剂型、固定时间点服药以及取得监护人配合是切实可行的；在治疗高血压患者的同时要重视那些血压达标但脉压增宽的人群，在正常血压和高血压患者中，宽脉是冠心病的独立危险因子；对于2级及以上的高血压、高于目标血压20/10mmHg并伴多种危险因素的高危人群，为了达到目标血压水平，许多高血压患者需要2种及2种以上的抗高血压药物，联合用药已成为降压治疗的基本方法；在高血压的随访和治疗过程中，全科医生还应当警惕那些血压明显升高且有症状的患者，极有可能为高血压急症，要加强监测，必要时及时安排转诊，若发现降压后肾功能恶化者要考虑肾动脉狭窄的可能，高血压患者出现胸痛合并无脉要考虑夹层动脉瘤的可能性，高血压患者合并低钾血症除了考虑是否使用利尿剂以外，还要考虑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库欣综合征、嗜铬细胞瘤、原发醛固酮增多症，低钾血症是这类疾病的特点也是诊断依据之一，此外还要留心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患者中有45%合并高血压且降压药物治疗效果不佳；对于初诊的高血压患者合并严重临床情况活靶器官损坏、妊娠及哺乳期妇女、颈部及腹部有大血管杂音、可能有白大衣高血压需明确诊断等情况的应向上级医院转诊，随访患者中规律药物治疗2~3个月，降压效果不好、血压平稳后再度波动且难以控制、出现新的严重临床症状或靶器官损坏、出现不能解释或处理的不良反应应及时向上级医院转诊，对于高血压急症或高血压合并急危重症的患者应现场边做紧急处理边联系转诊。
5关注社区失访漏管的高血压患者
由于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近几年来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流动人口高血压管理问题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号公报指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亿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接近0.4亿人。这部分人口多以青壮年短期居住为主，居留显著特征之一就是人员流动性大，且管理并未真正纳入政府行为的管理轨道，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资金也是按照居住地户籍人口数补助，加上现阶段居民医保异地结算渠道仍不通畅，各地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系统仍不能互联互通，居民健康档案编号如同个人身份证编码，具有唯一性，不可异地重复新建等，这部分人群中的高血压患者成为高血压管理失访或漏管最主要因素之一，还有不乏因疑虑基层卫生服务服务能力而拒绝全科医生者、特殊职业群体如船民等也是社区高血压漏管或失访的关键因素。因此全科医生更要本着高度重视的职业责任感，关注这些失访或漏管的高血压患者，如何做到失访不失管，是各级各部门值得关注的问题，全科医生要将此作为问题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并争取相关政策的支持，以及尽快实现网络信息平台的互联互通。利用尽可能的通讯方式交代流出的高血压患者如何异地管理血压，对于同区域内流动的高血压患者要积极做好慢病档案的迁出、迁入交接。按要求管理好外来人口的高血压患者也是全科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引进了全科医生理念并逐步获得了医疗卫生界的广泛认同，政府也在积极推行全科医生制度并将其作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以下简称《意见》）标志着我国“新医改”的序幕正式拉开。《意见》提出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并指出要完善合理分级诊疗模式，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要大量的、以全科医生为主体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人员，因此《意见》指出，要建立可持续发展人才保障机制，完善全科医师任职资格制度，加强全科医学教育。全科医生是分级诊疗模式得以建构的制度基础，完善的全科医生制度将为全民提供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如何构建全科医生制度体系，从目前来看，我国仍采取惯常的做法，即通过政府颁布大量的政策性文件来推行该制度。如国务院于2011年颁布的《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23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其进一步明确了全科医生在分级诊疗中的核心地位。《指导意见》从政策层面就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总体目标、培养制度、执业方式、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等作了总结和部署，但对于全科医生制度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并未给出明确答案，而是授权各部委和地方省级政府根据《指导意见》精神作出具体规定。由此说明，《指导意见》是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总动员和宣誓词，其本身并未就如何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给出规范性制度建议。对此，各部委联合颁布了政策性文件，如《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规划》、《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助理全科医生培训标准（试行）》、《全科医学师资培训实施意见（试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试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颁布了《关于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各省级人民政府为贯彻国务院和各部委政策性文件精神也颁布了政策落实性文件，如《北京市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标准（试行）》、《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等。一些地方政府为贯彻省政府的“实施意见”也颁布了相应的具体“实施意见”，如《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滁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承德市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实施意见》等。上述政策性文件说明，我国全科医生制度的制定者是政府，政府通过政策性文件“从上到下”推行全科医生制度，这是典型的“政策推进型”制度构建模式。众所周知，公共政策是政府为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法制体系之外的决定和行动策略。因此，目前建立我国全科医生制度的公共政策还处于法制的。
（二）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的功能分析
不可否认，通过政策性文件推行全科医生制度在我国目前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程中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其一，我国全科医生制度还处在尝试阶段，政策本身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尽管全科医生理念已经引入我国20余年，但制度层面的建设仍然处于探索阶段，既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又需要根据我国实际国情探索制度细微层面的设计。政策富于灵活性，对地方政府实施该制度仅具有宏观指导作用，地方政府根据文件精神和本地实际再制定具体的实施意见，也符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原理。其二，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为将该制度真正贯彻到基层提供了“权力”基础。全科医生制度的推行，其首要职责在于政府。政府制定符合社会可行性和组织可行性的公共政策来履行自身职责，也是政府行使国家权力的一种方式。全科医生制度为全民提供全面的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需要对现行医疗卫生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例如：将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进行“下沉”式调整，建立大量的社区医疗卫生机构，培养大量合格的全科医生以及建立科学、合理的全科医生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换言之，只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将该制度推行到基层，也只有政府才能有效调动各方面资源，从而高效和快速地构建此制度。全科医生制度的政策推进型策略与我国立法者的立法思维有关。改革开放以来，立法总是滞后于改革实践，“先改革后立法”已成为改革与立法关系的主要思路。也正是在这种“惯行”的立法思路指导下，全科医生制度作为我国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人力资源制度仍然依靠政策性文件向前推进，而没有选择通过立法方式来建构此制度。
二、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的法制评说
（一）公共政策不具有法的规范性
法作为事实规律性之集合，是人按照规范去行动而已然实现的活的秩序。规范性是法的核心特征，法的规范性向人们提出了明确的行动规范和指引，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法的规范性的内容是当事人之间乃至当事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权利是法律保护的合法利益和自由，义务是为实现权利人之权利而由法律所规定的负担和不利，通过权利和义务来规范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从而形成规范性的人际关系。规范性还意味着法不是针对一个人、一件事而立的，而是针对一类人、一类事而立并具有反复适用性。而以党和政府文件为主体的公共政策则不具有规范性。例如《指导意见》是目前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核心政策文件，该文件关于“充分认识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部分仅为政策的一种集中的政治宣誓，表明国家将要建立全科医生这样一种制度体系，不具有法的规范性和约束性。再比如：全科医生培养模式的构建在该文件中表述为“5＋3”模式，即先接受5年的临床医学（含中医学）本科教育，再接受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事实上，这种培养模式在目前推广起来还有一定的难度，因此，笔者建议，在过渡期内，3年的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可以采用“毕业后规范化培训”和“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两种方式。由此可知，“5＋3”模式仅为“标杆”，是未来培养全科医生的运作模式，但现在还不适宜。另外，作为替补的两种培养方式并未到达规范层面，适用的具体方式由各省（区、市）确定。与此类似的还包括全科医生的执业方式、激励机制和相关保障措施等。集中的政治宣誓表明了国家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明确态度和构建思路，政策的“精神”通过该文件予以承载并按照行政层级逐级传达，具体如何领悟政策精神和要求即落实问题，则取决于各省（区、市）。宣誓性有余而规范性缺失，必将使全科医生制度的落实大打折扣。
（二）公共政策缺乏法制调整公共政策处
在法制的，法律对于公共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违反“法治”精神无法予以调整。公共政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只能依靠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权力予以管控。全科医生制度的公共政策并非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亦非具体行政行为，其本身并不直接触及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或者确定的某些人的利益，仅为行政机关内部行政事务的指导性文件，行政法律无法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此外，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中的某些提法与现行法律仍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其合法性还有待研究。例如《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取得执业资格的全科医生一般注册1个执业地点，也可以根据需要多点注册执业。多点注册执业是否可行，从《执业医师法》的规定来看存在一定难度。《执业医师法》第13条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可以向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申请注册。但问题是我国的卫生行政部门均依照行政层级而设立，不同行政层级的卫生行政部门管辖的行政区域范围不同，在一个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注册为执业医师，则该执业医师的执业范围只能是该卫生行政部门管辖的区域范围，不可能“跨越”到其他行政区域。因此，在注册时填写的注册地点只能是该行政区域的行政名称，不可能是其他的行政名称。那么，换一种思路，在一个地方注册为执业医师并领取执业证后，再去另一个地方注册执业医师，这种做法具有可行性吗？显然没有。因为执业证书管理制度是全国性的，也是统一的。从“新医改”多点执业的实践来看，情况也不容乐观。因此，通过对《执业医师法》相关法条的解释可以发现，至少从目前来看，多点执业在法律层面上存在障碍。多点执业的案例表明，当全科医生制度的某些内容与现行法律发生冲突时，既无法对政策进行合法性审查，又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性，由此政策与法律之间内在的紧张关系就非常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笔者认为，解决的路径只有一个，就是将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法制化。
（三）公共政策的半公开性
弱化了有关公众健康权保障的内容公共政策是国务院、各部委以及地方人民政府在日常行政管理过程中颁布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内部文件，不一定对外公示，有些内部机密政策性文件只能在行政机关内部传阅。尽管公共政策的目标在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关乎所有社会成员之利益，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性文件，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性文件基本在官方网站上公示，但地方层面的落实性政策文件是否公示则不统一。落实性政策文件的公示至关重要，地方行政机关是否违反政策而不作为，是否违反政策而乱作为，只有加强公众监督才能促进行政机关高效行政，然而，公共政策不公示将使这一切失去可能性。此外，从已经公示的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来看，全科医生制度除了全科医生的培养模式、执业方式、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外，极少涉及公众健康权保障的内容。健康权包括人权意义上的健康权和一般意义上的健康权，前者涉及国家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义务，后者涉及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可及性与救济等。在国家向公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公众健康权如何保障将是值得关注的议题。全科医生制度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片面强调全科医生制度的构建而忽视全科医生与公众的基本权利保障，势必会影响该制度的实际功效。
（四）公共政策缺少法的权威性和效率诸
如公共政策等由非立法机关制定、不能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通常被称为“软法”。与“软法”对应的自然是立法机关制定的、能够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硬法”，两者的区别在于能否依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其实施。由于国家政策等“软法”不具备法律的实施、制裁和救济机制，因而这类“软法”在实际运作中缺乏权威性。上文已述及，我国全科医生制度的构建是通过国务院及各部委的政策性文件下达到地方的，省级政府是构建全科医生制度的主体，而具体落实国务院及各部委政策性文件精神的权力又取决于省级政府。结果就演变为省级政府制定落实国务院及各部委政策精神的“实施意见”，同时自身也是具体实施构建全科医生制度的主体，各省都有贯彻国务院及各部委政策精神的权力和义务，因此，各省的“实施意见”不完全相同，都具有地方特色。另外，各省的“实施意见”出台先后时间也不一致，有些省会城市还有贯彻省政府“实施意见”的具体“实施意见”，政府层级越往下则人、财、物等权威资源越不足，因此，这种建构策略的效率是值得怀疑的。追根溯源可以发现，国务院及各部委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全科医生制度，国家公共政策不具有法律的权威性，缺乏有效监督、效绩考核与责任机制，影响社会公平。笔者认为，宣誓性、号召性和鼓励性等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可以通过国家政策予以传达，没有必要立法；但某种具体制度则不宜通过国家政策这种“软法”形式来构建，因为缺乏权威性会使制度在构建过程中就“发育不良”，进而影响制度实施的实效。
三、全科医生制度构建的模式选择
政策化抑或法制化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全科医生制度之公共政策虽然具有灵活性，但与法制相比，弊端仍十分明显。而如何选取全科医生制度的构建模式，也不是“非此即彼”式的单项思维。任何一种已经确定要构建的制度形式必须要与该国的基本国情相适应，无视基本国情的现实要求强行以法制的方式推进也许会适得其反。就全科医生制度构建的实际情况来看，该制度的真正建立需要大量的、经过规范化培训的全科医生，而我国的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按照国务院设定的每万名城镇人口配备2名全科医生的目标，到2015年我国全科医生总数应达到18．8万人，而目前具有职业资格的全科医生却不到1万人，仅为国际最低标准的10％。因此，该制度的真正建立还需要有足够的全科医生进行规范化培训的硬件场所和合格的培训教师，由于各地经济发展不均衡，政府重视程度不同，因而各省情况差异较大。另外，该制度的真正建立还需要合理规划并新建完善的社区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建立科学合理的全科医生薪酬调整机制和规范化的继续教育机制以及健全高效的基本医疗卫生保险体系等。
近代以前，传统文化是中医药学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中医药学是科学与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兴盛，传统文化因遭到摒弃而衰落，人们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模式都发生了转变。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医药学既因其文化特性使本身的科学性受到质疑，导致人们对其认同度降低，又因与传统文化的剥离，而遭遇现代化发展的困境。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发展历程与中医药事业发展实践表明：中医药学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开展与进步，中医药文化研究在中医药事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必须大力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复兴和弘扬中医药文化，真正实现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复兴与进步。
1.“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中医药文化”概念的提出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中医药是在中国古代文化土壤中诞生的一朵人类文明的奇葩，与传统文化是紧密合一的。但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加之中国知识界科学救国的急切心理，反传统文化思潮在上个世纪初风起云涌，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正常继承和发展，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下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就要求中医药加强自己的文化建设，必须构建和培育继承与创新的土壤，“中医药文化”作为特殊概念应运而生。
“中医药文化”的提出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但对其内涵学界多有歧义。2005年8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全国第八届中医药文化研讨会，对“中医药文化”的含义进行了初步阐释：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药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会议还确定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工作的指导思想：即以中国哲学、文学、史学为基础，以中医典籍、中医名家、中医文物、中医史迹为对象，研究中医理论与临证发展规律、中医名家学术思想、中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及名家风范，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为区域中医药文化发掘，为中医药院校、医院、企业文化建设，为中医药文化的国际交流、传播服务，推动中医药事业的发展[1]。这是国内学界首次确定中医药文化研究的核心与范围，对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文化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当然，对于“中医药文化”的定义学界还应进一步开展深入和细致的探讨，形成较为明确的研究领域。尤其要具有构建学科的意识，既要有学科概论性质的综合性研究，又要进一步划分研究领域，形成系列分支学科，并进行相应课程的建设。
2.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史阶段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事业发展相关的文化环境的变更大致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新中国成立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医药文化研究的低潮时期。20世纪的中国始终存在一种反传统文化的思潮，阴阳五行学说遭到学术界的否定，对中医药产生了深刻而巨大的负面影响，西学强势文化的入侵和反传统文化思潮给中医药造成了严重后果，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在对待中医药上存在对待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同样的心态，认为只有来自于西方文化的西医是科学的、进步的，而根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中医药学是不科学的、落后的，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抬西抑中、以西代中，阻碍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针对甚嚣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曾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又说：“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中国成立后，针对歧视中医药的现象，毛泽东发出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我国巩固的医药卫生统一战线”的号召，并把“团结中西医”作为我国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之一。在毛泽东的保护和支持下，中医药学术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中医药学术被提升到与其他学科同等的地位，在政府的倡导下，各地中医中、高等学校相继成立，中医药教育一改两千年来的师徒相授模式。但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不转变，则很难真正正确认识和传承、发展中医药。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批判地接收”，而实际情况是批判容易，接收难。而且在“新文化”运动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对传统文化具有一种怀疑心理，阴阳五行理论也得不到认同。在“中医不科学论”思想的指导下，中医药发展走向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歧途，以现代自然科学理论为准则，采用现代科学技术与研究方法解释、整理、提高传统中医药就构成了当时中医药发展的主流方向，这种研究为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开辟了道路，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由于没有正确认识到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孤立地将中医药定位于科学技术，把西医的一套科研方法强加在中医药的科研头上，用西医理论取代中医理论，用西医的“辨病施治”取代中医的“辨证施治”，进而取消中医药学的灵魂，取消中医药学的文化底蕴，其结果是偏离了中医药发展的轨道，在发展中医药的同时扭曲了中医药。受此影响，当时顺应时代的全国统编教材就有许多不足之处，使中医药教育出现偏差。1962年7月16日，北京中医学院“五老”给卫生部党组上书大力提倡传统中医理论、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呼吁大大增加中医课程的学习。正当中医药教育界总结中医药院校初期教学经验，讨论修改中医药教学计划，使中医药教育更侧重于传统中医药理论的教学时，“文化大革命”的兴起，使传统中医药理论与传统文化再次陷入被批判的境地，对中医药事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二阶段，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兴起。基于民族复兴的美好愿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中医药的文化特性逐步明确，中医药逐步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篇章。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成为党在新时期的基本文化政策。以1984年召开的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和全国首届“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讨论会”为标志，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兴起了反思和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系列研究。1991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江泽民同志题词：“弘扬传统文化，振兴中医中药事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场中医药文化研究热在中医药学术界酝酿，并取得了系列成果：专题学术著作相继出版；相关学术会议如中医理论与中国哲学及文化国际会议（1990）、中医文化研讨会（1991）、全国首届医学与人类文化学术讨论会暨首届中美医学文化恳谈会（1994）、95’中国医学文化学术研讨会（1995）、国际佛教医学暨港台中医文化学术研讨会（1996）等陆续召开；《医古文知识》（1993）、《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1996）、《上海中医药杂志》（1997）、《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7）、《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等中医学术期刊相应开设中医文化专栏。通过这种研究，中医药学单纯科技定位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出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要用文化定位丰富和补充其科技定位。对中医药文化品性认识的提高为中医药学现代化提供了新思路：一是明确区分中医药学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健康开展中医药科研工作的认识前提。中医药是具有科学精神的，中医药现代化首先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但其蕴含的科学精神容易被其人文方法遮蔽，在中医药研究中，混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界限，误以科学手段和方法研究本属于人文文化的原理，只能导致混乱和人、财、物的浪费，如不加以注意，甚至可能导致伪科学泛滥。二是中医药现代化不仅是中医药科学文化的现代化，还应该是中医药人文文化的现代化。中医药不仅是科学，用现代科学研究中医药是发展中医药的重要途径，但并不是唯一途径。中医药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结合体，对中医药基础的现代研究必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相结合。中医药学的研究对象是人，人除了具有自然属性外，还具有社会文化属性，目前西方单纯生物医学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现代医学模式已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主张从更广阔的社会心理文化背景认识人体健康和疾病，这正与中医药学的人文精神相吻合。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文化研究历程，应该说取得了较大成效。但是，中医药文化研究有过于拘泥于古代文化传统的倾向，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宗旨是立今鉴古，不但要具有历史意识，而且要具有现代视角和当下意识，不但要总结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且要吸纳现代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目前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医药文化不能独立于文化全球化之外。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绝不能故步自封、过于保守。要科学分析文化全球化形势，树立中医药文化的自信，展现中医药文化的独特魅力，使中医药文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中医药文化研究者具备保持中医药文化特质的能力，具备吸纳先进文化发展中医药文化的能力，具备与西方异质文化对话与融合的眼界和能力，从而保持中医药文化健康发展。尤其在对外交流上，由于中医药学独特的文化形式不具有科学文化的超越性和普适性，很难被其他国家和民族理解和接受，导致中医药学至今还得不到国际的普遍认同。至今，能从根本上承认和接受中医药的人群还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等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地区。而在欧美地区，中医药则很难进入正规医疗体系或通过他们所谓的认证，这就对广大中医药文化研究者提出了新任务和要求。
3.中医药文化研究是继承和发展中医药的基础工程
中医药文化研究是中医药学研究的前提，否则中医药发展就会出现方向性错误。中医药学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只有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发生发展，才能真正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比如，不了解阴阳概念，就不能真正理解中医药理论的起源。再如，中医药理论与易学、道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中医药典籍中存在大量以《周易》中的词汇命名药物、方剂、医籍的现象，甚至以易象、易理阐发、说明医理等。潘雨延先生说：“究夫《内经》作者的哲学思想，全部发挥老子的思想……”[2]刘力红先生也说：“我们知道中医的确有很浓厚的道学思想……因此在《内经》里，我们既可以看到许多易学的东西，又可以看到许多道家的东西。”[3]不深入了解易学、道学，就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的内涵和精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在整理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方面做了大量拨乱反正的工作。但是由于对传统文化的错误态度和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使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大大改变，并未能从根本上恢复传统文化、传统中医药的本来面目，严重影响了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表现在中医药教育上，习惯于数、理、化现代科学思维模式的中医药大学生难以理解中医药理论而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
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立足于比类取像的思维方式，以阴阳、五行、气等主要概念构建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经过几千年的历史验证，面对当前唯科学主义的困境，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和意义。面对这样一份宝贵的遗产，只有在深化中医药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明确其理论精髓和文化内涵，才能使其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避免走上中医西化，甚至以西代中的歧途。
4.中医药院校应营造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
中医药院校作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专门教育机构，承担着弘扬光大中医药文化的历史重任。不同类别的学校应积极营造独具特质的校园文化，积极培育在校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修养，作为中医药院校来说就应当积极营造中医药文化氛围，使学生切身感受到中医药深厚的文化底蕴，形成自身独特的文化特质，以利于他们更深入地理解和接受中医药精髓，形成中医药内在文化的创新能力。
4.1校园环境建设必须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好的中医药院校校园环境应使人处处感受到浓厚的中医药文化氛围。如建筑风格、校园景点布置、校风、校歌、校园网等，甚至建筑物和校园道路的命名都可以融入中医药文化的内涵，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建设中医药文化博物馆。
4.2教学中必须加强中医药文化教育。要加大中医经典理论的学习，有条件的学校应开设中医药文化课程。注重中医药的文化品性，使学生不但学习中医的“技”，更要形成中医药独特的思维方式，养成中医药从业者独特的文化品性。尤其要重视教材建设，“现在当我们回顾历史，会发现“文革”之后，中医教材建设没有能积极地保持和发扬中医的理论体系，在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方面是不理想的，不是发展了而是萎缩了”[4]。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著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著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著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著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肛门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著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著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著《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著《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著，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著，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著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著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著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著作以及普及存在的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著作：中医药英文著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著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著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著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著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著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 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2.解决之道
加大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教材的补充和编写,培养更多的中医药专业外向型人才,扩充全英文中医药教材和着作的编写,尤其注重中药学等学科的英文着作发展。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进行创造,改变以往独立作战、各行其是,既无方便的途径相互交流切磋,也无专门机构加以协调的状态,使中医专业术语的翻译实现标准化、规范化。在高等中医药院校中积极推广加强双语教学的改革,加大既懂中医药专业知识,又有较高英文水平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既有利于今后中医药的专业英语教学发展,又有利于中医药着作的继承和发展。
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已经被世界所瞩目,中国作为中医药的根源之地,需要培养一些从事中医药事业优秀的外向型人才,不断宣传中医药文化,使世界更了解中医药,了解中国文化的博大。而这些就需要有更多的中医药英文教材、书籍的编写去宣传发扬,既有助于国内学生和对其感兴趣的人们学习,对于国外友人也可以提供更多机会认识中医药、使用中医药,使中医药不仅为中国人民服务,同时还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们的健康做出一定的贡献。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素问·异法方宜论》就认识到“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所聚也”。根据中医“天人合一”的思想，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由于生活习惯、人群体质的差异，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医家风格和医疗特色。岭南医学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是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建成于1924年，是广州中医药大学建校的基础，该校所收藏的民国时期岭南中医文献比较齐全，这部分藏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的学术思想和发展水平，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笔者近年来在整理这部分藏书的同时，总结了这一时期岭南医学文献的特点。
承前启后，理论水平不断提高
民国时期，中医著述沿自清代以来的特点，重视对古典医籍整理研究，并在理论上有所提高。对于《内经》、《难经》、《伤寒论》等古籍，不是原本照搬，而是经过系统整理及收集后世各家之说而予以补充，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如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云：“仲景书必跳出旁门可读，……先生收回唐宋以后之原书还诸仲景，而仲景不亡。其编曰《读过伤寒论》，不读则拾人牙慧，……是书乃伤寒论之文谰，先生即张仲景之书记，两本书若作一本读，则此解如蔓藤，觉有伤寒论为之前，是书宜今亦宜古。” ［1］在近代教育体系确立之后，以一部经典、一家注疏作为教材的传统方法已不能适应，必须适应发展需求，将中医典籍的研究与新式教育体系相结合。对中医理论不仅作系统的整理，而且联系实际，去粗取精，进行发挥和提高。如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务在“博取众说，去其重复，撷其英华，发挥药性之本能，提挈药用之纲要，……又益以各种医书，补其未备，旁及西说，作借镜焉”［2］，尽量采用各家之长，以启迪思路。
注重实践，结合临床总结经验
岭南医家一直非常重视医疗实践的有效性，不尚空谈。重临床、务实际这是一种优良的医学学风，但这也使岭南医家不擅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故在全国范围影响较小。民国时期广东中医学校的兴起，促使老中医总结自己多年临床经验，将其上升为理论，用于指导学生。如岭南骨伤科素有优良传统，其以精确的理伤手法、独特的固定方法以及行之有效的伤科用药著称于世。但近代广东骨伤科名医大多尚武，对医学理论探讨较少，伤科学著作甚少，其丰富的各种理伤手法，或散记载于其他医籍中，或在民间流传，一直未能归纳总结、整理提高。近代岭南著名骨伤科医家管季耀认为：“我中国驳骨一科，其术之妙，其药之效，其技之能，有不驾乎外国者哉?果能于各科之中，合中西医学，舍其短而取其长，细心研究，使我国四千余年至精至微之医药学，发明而广大之。”［3］“因将三世所历试不爽妙要灵方，编成课本，综其大纲，详其节目，俾学者有所循序焉。”［4］于1929年编撰的《伤科学讲义》，把骨伤经验上升为理论，填补了岭南，乃至全国在这一方面的空白。
文献编撰，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其编撰形式呈多样化格局，既有专著，如黎庇留的《伤寒论崇正编》、黄公伟的《伤寒切解》、陈伯坛的《读过伤寒论》、萧步丹的《岭南采药录》等；又有教材讲义，如梁翰芬的《诊断学讲义》、管泽球的《外科学讲义》、卢朋著的《药物学讲义》、吕楚白的《儿科学讲义》等等；更有学术期刊，如李仲守主编的《医林一谔》、张阶平主编的《杏林医学》等。可以说，在编撰形式上，突破了原来经学式研究的独尊地位，开始从多种角度、多种思路对古典医籍进行注解和阐述，并借鉴了近代其他学科讲义的一些形式，编写通俗教材或给原文加注释，帮助学生加深对经典著作的理解，作为入门阅读之用。如谢泽霖与李近圣合编的《妇科学讲义》，其中第一、二篇在所选录的名家论述之后加上按语。如该书第二章第一节，《素问》曰：“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5］之后紧跟按语：“按，经水固有应乎天气之因，而亦能因天气以为病，凡属六淫所伤者，是外因也。”［5］又如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西药概要讲义》，该书以贺氏治疗学为底本择要节录，详细论述了各种西药的成分、用法、疗效等等，还配有各类术语、药物的英文名。
学科门类，基础临床分类清晰
民国时期的岭南中医文献在学科分类上大致可分为基础、临床、中药、中西汇通等学科门类。基础类又分为中医基础类及西医基础类，如卢朋著的《医学史讲义》、陈汝来的《生理学讲义》、《病理学讲义》、马毅民的《卫生学讲义》等。临床类分内、外、妇、儿、五官、针灸等科，如内科有高轩、陈任枚、刘赤选、钟少桃等人分别编写的《温病学讲义》、杨志仁的《内科学讲义》、陈汝来的《杂病学讲义》、李光策、胡镜文分别编写的《金匮讲义》等，外科有管泽球、巫达云分别编写的《外科学讲义》、管季耀的《伤科学讲义》，妇科类有谢泽霖、李近圣、吕楚白、林国铭等分别编写的《妇科学讲义》，儿科有陈汝来的《儿科证治纂要》、吕楚白的《幼科要旨讲义》、《儿科学讲义》、古绍尧的《儿科学讲义》，五官有古绍尧的《喉科学讲义》、梁翰芬的《眼科讲义》，针灸有周仲房、梁慕周分别编写的《针灸学讲义》。中药方剂类有卢朋著为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编写的《药物学》、《方剂学讲义》，邓鹤芝为广州光汉中医学校编写的《方剂学讲义》、以及黄悌君的《药物学》、罗绍祥的《药物学讲义》。中西汇通类有《中西医学比观》、《中西医学全书》等等。
随着对疾病认识日渐深化，临证经验的更加丰富，各科都有一些专门论述某些病种的著作问世，也使得教材分科更细。例如，儿科对麻疹、痘疹的诊治有进一步的研究，如陈伯坛的《麻疹蠡言》、《痘疹学讲义》、古绍尧的《痘疹证治》，外科对性病也有专论，如管泽球的《花柳学讲义》，且各有自己的见解。
教材内容，引进自然科学成果
民国时期的岭南医学文献主张吸收西方医学教育，用西医学知识丰富自己的教材，不满足于整理古籍文献与临证相结合的传统教学方法，提倡中医教材融会贯通中西学说。在教材的编写上进行中西医结合的尝试，试图沟通中西医理。如张公让的《中西医学比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认识比较粗疏，所以专门编撰了《全体学讲义》，该书绪论中有说：“欲研究身体之构造，须讲全体学（又曰人体解剖学）；欲研究各部分之功用，须讲生理学。此二科者，乃医学之基础也。”［6］其他诸如《西法诊断学讲义》、《化学讲义》、《生理学讲义》等等，体现了民国时期岭南中医谋生存、图发展的特点，并开始吸收和利用近代科学的成果和技术来补充及研究中医。
【参考文献】
1 陈伯坛.读过伤寒论·林清珊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2 卢朋著.药物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3 管季耀.伤科学讲义·序［M］.广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印刷部印.
1.2互动性增强。保护人群健康、提高生命质量是全科医生追求的目标。在给个体提供服务时，全科医生需要综合生理、心理、家庭环境和工作环境等各种影响健康的因索来考虑个体的问题，只有充分了解个体的特征、生活、工作及社会背景，才能给个体提供合适的帮助和照顾。因此，社区居民的主动参与和密切互动在社区医疗活动中十分重要。在提供社区卫生服务的过程中，全科医生不是旁观者和指挥者，而是作为与病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医患互动公式的一部分而发挥作用。
1.3情感化。显然，社区卫生服务模式使全科医生与个体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其中包括对疾病的治疗，生活上的照顾及心理上的调节。这种紧密联系使医患之间形成朋友式的互信互助关系，情感化增强。
2新型关系对全科医生的人文要求
2.1新的服务意识
首先，社区医疗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卫生服务。在医疗活动中,全科医生与服务对象是两个交互的主体，发挥着同等的作用。不仅个体需要配合全科医生的建议与安排，全科医生也要重视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身心需求。健康的促成是医患双方交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全科医生必须建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其次，全科医生在家庭环境中照顾个体。因此，全科医生不仅要了解个体，还要对个体家庭的环境、背景、条件、结构和功能进行了解和评价，掌握个体健康问题的根源，通过家庭干预或家庭咨询寻求解决个人健康问题的策略，与家庭一起制订治疗计划，在有效控制和解决病人的健康问题的基础上，使家庭重建新的平衡生活。因此，全科医生还应建立起主动进行家庭评估与干预的意识。
2.2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全科医生的工作遵循“照顾”的模式。个体健康时期、疾病早期乃至经专科诊疗后无法治愈的各种病患的长期照顾都在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内。因此，责任心是社区居民健康生活的保障。此外，全科医生在提供卫生服务的同时，还要兼顾医疗服务的公平性、经济性与可及性，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节约医疗卫生成本，带来社会效益，体现公益性。全科医生负责基层卫生工作但责任重大，一个合格的全科医生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3丰富的人文情感
社区卫生服务是“以人为本”的医学服务，人文关怀是全科医生应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人文关怀源于丰富的人文情感,这种情感让全科医生具备深厚的同情心，细腻的感受，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较强的理解力，能及时把握患者的精神状态和活动，体验患者的痛苦，对患者在心理和精神上进行关怀,让患者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心灵的宽慰。这是“以人为本”的根本体现,是社区医疗服务取得理想效果的重要条件。正如周国平先生所说：作为医生，应该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不是人道主义的医生，无论他医术多高明都不是一个够格的医生。归根结底，新型社区医患关系不仅要求全科医生积累广博的医学知识，还要具备深厚的人文素质。
3对全科医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
3.1将人文精神贯穿到培养过程中
人文素质的养成绝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首先应该营造一个充满人文气息的学习氛围。在教学过程中，老师们应该始终把人文精神贯穿其中，在传授医学理论的同时，兼顾医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熏陶与感染，将医学的科学性与人文性培养融为一体，提高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发展为一个德艺双馨的社区医师。
3.2加强人文知识教育
人文素质的提高离不开人文知识的学习。因为全科医生面临的是疾病和生活交织的问题，这些问题分布在医学知识与人文社会科学接合的边缘，所以，人文知识是全科医生服务于社区的基础。医学院校可以通过开设人文社科类讲座或选修课的方式，将医学理论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相结合来培养医学生宽厚的人文社科知识底蕴，从而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提升他们的情感智慧，培养他们的人文精神。使医学生建立以患者为中心，全心全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的理念，树立高度的责任心，做社区居民的健康守门人。
3.3强化社区教学实践
一、西欧国家的医学教育制度和医生培养体系
（一）英国
英国的医学学位包括内外科学士、外科学硕士和医学博士等类型。
1.内外科学士学位
医学本科教育学制5-6年，其中包括2-3年临床前学习阶段和3年临床学习阶段。在第6年，医学生将集中学习作为住院医师所应具有的主要知识和技能，并分担住院医师的部分工作。对于成绩合格的医学毕业生可获得内外科学士学位。大约90%的医学生在获得内外科学士学位后选择进入医院从事内科医师或外科医师的临床工作，其余10%的医学生选择继续攻读理学硕士、哲学博士等研究型学位。英国共有27所医学院校，每年约有4900名医学生毕业，医学院对报考学生的学业成绩要求较高，平均报考录取比为6：1。
2.外科学硕士学位
通过毕业后教育的外科医师可以在职申请外科学硕士学位，学位授予标准为：从事1-1.5年与外科有关的临床研究工作并取得成果。外科医生只有在取得外科学硕士学位之后，才有可能被提升为顾问医师。
3.医学博士学位
通过毕业后教育的内科医师可以在职申请医学博士学位，学位授予标准为：从事3-5年与内科有关的临床研究工作，在注册后的5年内，提交博士论文，对于资历较高的医生，可以提交已发表的论文，并通过论文答辩。内科医生只有在取得医学博士学位后，才有可能被提升为顾问医师。
英国1983年颁布的《医学法规》明确规定：取得医师资格的首要条件就是拥有英国任何一所大学授予的内外科学士学位。英国没有国家统一的医师执照考试，凡是获得内外科学士学位并达到英国医学总会实习医师标准的医学生，将自动成为临时注册医师，在教学医院内科和外科各进行6个月的轮转实习。
英国医学总会和毕业后医学教育培训委员会负责对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开展培训，包括制定培训标准和进行培训质量控制。全科医师培训3年左右；专科医师（58个专科）培训5-9年。培训通过者成为注册全科医师或注册专科医师。
（二）法国
法国医学教育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2年）和第二阶段（4年）为医学院教育，第三阶段为毕业后医学教育（全科医生3年，专科医生5年）。法国有49所大学医学院，平均每个医学院每年招生140人。法国每年的高中毕业考试由政府统一命题，通过率约70%。凡是通过高中毕业会考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医学院学习，没有名额限制，但在医学院学习过程中要经历两次“医学会考”的严格淘汰。在第一次医学会考时，法国卫生部按照人口与医生比值以及各大学医院接受医学生能力，确定进入第二学年的医学生人数，通过率一般在15%左右。第二次医学会考指的是每年6月份全国专科医师选拔统一考试，完成第二阶段学业的医学生必须通过这次会考，才能获得第三阶段毕业后医学教育的国家医学博士（专科医师）资格。
法国医学教育第一阶段（PCEM）主要课程包括人文科学和公共基础课程，以及生物化学、细胞生物学、生物学、医学心理学、遗传学、生理学等生物学课程。PCEMl阶段相当于大学预科，全国第一次医学会考通过率较低，体现出医学教育的“精英”特征。第二阶段（DCEM）各学年的课程有所侧重，在DCEM1学年，医学生主要学习基础医学课程；在DCEM2学年，医学生需要学习解剖学、病理解剖学、药理学、诊断学等课程；在DCEM3和DCEM4学年，医学生需要学习临床医学必修和选修理论课程，同时在医院的临床科室轮转见习。第三阶段（TCEM）包括毕业后教育的全科医师和专科医师培训。完成第二阶段学业的医学生，必须参加每年6月份举行的全国专科医师选拔统一考试。根据成绩排名和个人志愿，通过者被分配到某医院临床专科，进行5年专科医师培训，学业结束时须提交博士论文，成功通过论文答辩者获得“国家医学博士（专科医师）”证书。而那些没有通过全国专科医师选拔统一考试的医学生，则进入3年的全科医师培训，医学生通过临床理论课程考试，完成临床实践和论文答辩，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全科医师）”证书。法国法律规定，只有通过医学教育第三阶段TCEM，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学位，并向医师协会注册取得医师资格者，才能开业行医。
法国医学教育制度和医师培养体系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住院医师培训是在高等医学教育的第三阶段进行，承担住院医师培训的医院都是综合性或专科性国立大中型医院，医院临床科室主任均是大学医学院的临床授课教授。二是住院医师培训纳入国家整体计划，接受培训的住院医师，按照培训计划学习临床理论课程，在教授指导下参加科室临床轮转培训，并具有独特的“双重”身份，既在大学注册为医学生，又在卫生局注册为医院雇员，由国家付给相应工资。
（三）德国
德国有39所大学医学院，全国每年招收医学生约12000人。高中毕业生可以凭借“完全中学毕业证书”直接进入医学院学习，但医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经过两个阶段的国家医师考试，淘汰率均为30%-40%。第一阶段考试在第二学年末，通过第一阶段考试者才有资格参加第二阶段考试；第二阶段考试在第六年末，通过者才可获得国家医师考试合格证书。
德国的医学教育学制6年。医学教育计划包括课程学习、急救工作训练、3个月护理实践、4个月医院见习和1年临床实习等教学内容。德国没有设置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德国医学博士学位属于研究型学位，医学博士学位和医生职业准入没有关系。对于那些完成教学计划规定学业，通过两个阶段国家医师考试的6年制医学生，颁发“国家医师考试合格证书”和“大学毕业文凭证书”（相当于我国的硕士学位）。德同对医师职业实行严格的行业准入制度，只有获得“国家医师考试合格证书”和“大学毕业文凭证书”者，才能成为注册前住院医师。注册前住院医师在医院没有处方权，必须在上级医师指导下，经历18个月培训后，到各州医学会申请注册医师资格，经官方认可后，在各州的医学执照管理机构注册并获取行医执照，方可成为独立行医的注册住院医师。在德国，参加全科医师培训的比例为35%-50%，培训时间3年，合格者获得全科医师资格证书；参加专科医师培训的比例为50%-65%，培训时间4-6年，合格者获得专科医师资格证书。
二、西欧国家医学教育和医生培养的特征分析
西欧主要国家医学教育制度和医生培养体系在医学学位和医师准入的关系、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的衔接等方面，都和美国医学教育模式存在一定差异。
（一）医学学位和医师准入
在美国。医学博士学位（MD）是第一级专业学位，是医师准入的基本要求；医院的毕业后教育不再授予高级专业学位。
在西欧国家，毕业后医学教育还可继续授予医学专业学位。英国内外科学士学位是第一级专业学位，是医师准入的基本要求；通过毕业后教育，医学生可获得外科学硕士和医学博士学位。法国医学专业学位只设博士层次，包括国家医学博士（全科医师）和国家医学博士（专科医师）两类，医学生在毕业时就已是具有行医资格的全科医师或专科医师。德国医学院的毕业文凭证书类似第一级专业学位，是医师准人的基本要求；医学博士学位是科学学位，和医师准入制度无关。
（二）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
在美国，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住院医师培训）阶段划分明确。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只是住院医师培训的准入条件，一名专科医生的学习和培训时间从大学起，可长达15年之久（文理学院4年+医学院4年+住院医师培训3-7年），并需要通过多次考试。在医学院，医学生前2年学习解剖、生理、生化、病理、药理、微生物等基础医学课程；后2年进行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精神病科和家庭医生科等临床专业训练。在二年级结束时参加全美医师资格考试（USMLE）的第一部分测验，通过测试后方可进入高年级学习。医学院毕业前进行USMLE的第二部分测验。通过全美医师资格考试第一、第二部分的医学院学生，才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MD获得后，在1-3年内参加USMLE的第三部分测验，通过者获得行医资格。其后，还需进入为期3-7年的按专业定向的住院医师训练，住院医师培训期末，再参加由各医学专科委员会组织的专科证书考试，通过者获得专科医师资格。在医院工作的专科医师收入高于主要在社区工作的家庭医师。家庭医师培训时间一般为3年。
在法国，医学院校教育和毕业后教育（住院医师培训）阶段有机融合。医学生完成本科医学教育第一、第二阶段（共6年）学习后，在第三阶段的毕业后医学教育期间，凡通过临床专科培训（5年），论文答辩合格者，可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学位（专科医师）证书；其他进入全科医师培训（3年）者，通过论文答辩，可获得国家医学博士学位（全科医师）证书。
在英国，住院医师培训阶段的内科医师可以申请攻读医学博士（研究型学位），外科医师可申请攻读外科学硕士学位（高级专业学位），只有获得医学博士或外科学硕士学位的医师才有可能成为顾问医师。
doi：10.3969/j.issn.1004-7484（x）.2014.03.756 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3-1790-01
全科医疗是指在通科医疗的基础上整合生物医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基层医疗模式，近年来全科医疗在我国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全科医生是全科医疗的执行者，为社区居民提供预防、医疗、保健、康复、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六位一体”的服务，这就要求全科医生必须对多学科知识有全面的掌握，因此师资在全科医生培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为适应新的医疗体制改革，提供更好地社区卫生服务，目前很多省、市将三级医院作为培训基地，加强对全科医生的培养。本文针对全科医生培养的现状、三级医院师资在培养中的作用以及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简单阐述。
1 全科医生培养的现状
全科医生在中国已出现20多年，却至今不大为国人所知，甚至被人与“赤脚医生”联系在一起。来自卫生部的最新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注册的全科医疗科医师数仅有8万余名，仅占医师总数的4.3%。而在重视基层卫生的国家和地区，全科医生一般占医师总数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以上[2]。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全科医生对基层常见病多发病诊疗、病人康复及转诊、疾病预防及控制等负有重要职能，居民80%的健康问题在社区就可得到有效处理。长期以来，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医学教育层次多、多种体制并存，医学毕业生临床特别是基层服务能力不高，难以取得民众信任，民众普遍小病大看，导致医疗费用快速上涨和大医院规模迅速扩张，形成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和农村基层医院门可罗雀的局面。
2 师资在全科医生培养中的作用
2.1 提高教学能力是全科医生培养中的重要职能 在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尚未形成规模的情况下，至少未来10年内，三级综合医院是有必要建立全科医学科的，它承担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教学。“像英国、美国以及台湾地区，医学生毕业后都要继续学习全科医学知识。设立全科医学科就是为了招收优秀的医学生，并负责提供3年的全科医学培训。全科医学不等于各个专科医学理论和技术的简单叠加，全科医学是针对‘人’进行整体服务所需要的知识的整合”。目前，我国全科医学的理论体系还不完善，全科医学教学师资力量薄弱。开展全科医学教育的师资并没有全科医学专业学习的基础，主要是从临床、预防或护理专业转岗而来，缺乏知识体系、实践经验。全科医学的师资包括理论师资和社区教学师资，分别隶属于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这也造成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离。有些医学院校虽然有全科医学的师资，但由于来自于不同的附属医院，且主要是从事临床专科医疗，因此，没有精力关注本科生的全科医学理论教学[3]。社区教学师资虽然有一定的社区卫生服务的工作经验，但是教学经验明显不足。因此，在培养全科医生时，要充分发挥三级综合医院的作用。
2.2 实现社区卫生服务的纽带 三级综合医院全科医学科在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合作完成双向转诊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的医疗体制使得一些学科间相互不了解，尤其是大医院学科分类很细，甚至建立了很多亚专科。只有参与转诊的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相互了解，才有利于将患者转诊到最适合的医生手中。因此，在现阶段，综合医院设立的全科医学科是医院专科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连接的纽带，是实现双向转诊的平台，更是合格全科医生的“孵化器”。但是，我们必须正视综合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每家综合医院都可以举办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它面临人员、资金及所处区域属地管理问题，但是三级综合医院可以借助全科医生培养、双向转诊等方式去帮扶基层[4]。可见，三级综合医院中对全科医生有主要培养作用的师资在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3 加强三级医院师资队伍建设
现阶段，综合医院并没有将全科医学科作为发展重点，普遍的原因是综合医院里很少有人全心全意做全科医学，兼职多，全职少，但是三级医院不乏临床经验丰富、带教能力强的医师，只是他们对全科医学真正了解的却不多。因此，三级综合医院的医生必须要开展全科医学培训，培养的重点应在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整体化方法的训练和强化上，形成全科医学独特的思想、观念和方法[5]。可通过定期的集体备课或心得交流、培训或进修等形式，更新教师的知识和教学技能。在全院范围举办专题讲座或召开经验交流会，让更多医师了解全科医学、社区卫生服务相关知识，掌握全科医生临床培养目标和带教要求，相互交流经验，不断提高带教水平。全科医学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在实践中吸收和消化，需要理论，但更需要持久性的实践，应鼓励教师参与社区实践活动，与学生一起参加社区卫生服务活动等，充实和提高理论知识和社区卫生服务的实践水平。更长远的目标是将全科医学预防为主的理念贯彻到临床带教中。即使将来接受过培训的全科医生有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应定期回综合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完成研修和继续教育。由担负全科医学教育的学科带头人任全科医学科或全科教研室主任，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共同培养全科医生，在科研投入和职称晋升及收入待遇方面加快改革，才能使三级医院的全科医学师资队伍有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学信.社区卫生服务导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1：71.
[2] 肖纯怡，程晓明.全科医生队伍建设与全科医学教育现状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3，6（8）：642-644.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26-0043-03
21世纪的高等医药学教育肩负着双重使命：一方面，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医药卫生事业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世纪大学生。一方面是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满足国家医疗卫生事业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大学生自身发展的迫切要求。无论哪一方面而言都离不开人文素质教育。今天，高新科学技术的应用给人类健康带来了福音，但它所引发的社会、伦理、法律、心理、经济、美学等一系列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问题，给医学带来困惑与两难选择。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医学的本质属性，重新认识高等医学教育的内涵与价值，重新确立高等医学院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方针和教学改革目标，进而在医学院校的各类课程中渗透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凸现医学人文底蕴。
一、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1.医学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医学的本质内涵揭示了医学的双重属性。医学科学和医学职业诞生之日起就决定了医学的双重性即科学性和人文性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首先，医学是科学，为人类的生命延续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至今形成了完整严密的学科体系，具备严谨的科学性；同时，医学是人学，它以人类的生命与健康为目的，医学的研究者和从业者是人。它的研究对象和服务对象还是人，医学人文精神是医学本质和价值的体现。医学的人性化决定了医学的人文属性。[1]医学的双重属性揭示了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长期以来，无论是社会还是医学自身都过于强调医学的科学性而忽视了其自身的人文性，忽视了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医疗服务的实际效果，造成医患之间的隔阂，也使医学教育偏离了人文素质教育和人文价值的轨道。
2.医学的目的要求突出医学的人文精神教育。从医学职业产生之日起，就以救死扶伤、治疗疾病作为医学的目的，随着医学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重新审视医学的目的，认为医学不再以单纯治疗疾病、挽救生命为目的，而是扩展到维护健康、治疗疾病、延长寿命、提高生命质量；医学的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病人，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这样描述医学的目的：“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不止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它的目的是使人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做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2]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健康不仅指一个人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而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这就是现代关于健康的较为完整的科学概念。医学目的新变化和健康的新定义要求全体医务工作者树立充满人文关怀的医疗服务理念，更好地造福人类的健康事业。
3.医学模式的转变对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呼唤。长期以来，人们对医学的理解局限于医学单纯以治疗疾病为主要功能，疾病的致病因素和治疗原则是以生物医学标准来体现的，忽视了人是一个整体，在高度社会化的今天，人类的健康与疾病受到生物、心理、社会因素的综合影响。正如特鲁多医生的墓志铭所记载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救助；总是，去安慰”，[3]医疗服务之于人类社会的意义在于治愈疾病、缓解症状、解除痛苦、给予安慰、延缓衰老，提高生命质量，提供人文关怀。这种医学模式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服务理念、对医务工作者的要求都发生了变化，也向高等医学教育提出了亟待解决的新命题：提高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以期将来更好地为患者服务，为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贡献。
4.我国医学教育的标准包含医学人文素质教育。2001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医学教育联合会执行委员会通过并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标准》。以此为据，2008年我国教育部、卫生部联合批准了《本科医学教育标准――临床医学专业（试行）》。
依照《标准》的规定：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应达到的基本要求第一项是思想道德和职业素质要求。第二项是知识目标，包括掌握与医学相关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基础知识和科学方法，并能用于指导未来的学习和医学实践。第三项是技能目标，包括较强的临床思维和表达能力；具有与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有效交流的能力。在本科临床医学专业教育办学标准中提出的教育计划，包括医学院校必须依据医疗卫生服务的需要、医学科学的进步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制订符合本校实际的课程计划，具体包括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和行为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医学伦理学课程，以适应医学科学的发展和满足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以上所涉及的标准直接说明在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已刻不容缓。
二、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模式要求高等医学院校开设医学人文课程，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目前在医学院校中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仅限于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法学、医学史、医学哲学等有限的几门课程，因此，在医学专业课和其他学科课程教育教学过程中更应大力渗透医学人文思想。
医学人文素质主要指医学人文知识积累和医学人文精神修养，具体指人应具备的医学人文知识，及通过医学人文知识积累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修养、品格和气质。医学人文素质结构一般分为：品德素质，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文化审美素质，包括文化素质、审美素质；身心素质，包括生理素质、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等。[4]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应首先厘清医学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关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严密的理论性和丰富的综合性与较强的实践性。因此，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呈现出相互交融的关系。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提出宏观的思想政治、道德观念及人生价值要求；另一方面，医学人文素质是对医学生思想性、政治性、道德观、价值观要求的具体体现。因此，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在教学指导思想以及教学内容中有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逻辑相关性。因此，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应贯穿教书育人的原则，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医学人文知识，塑造人文精神。
三、整体构建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模式背景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体系
下面将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为例，介绍以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模式为背景的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1.指导思想与宗旨：医学院校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是相互交融的关系，二者相互渗透，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教学与改革中辅以医学人文精神培养，完成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改革的同时实现医学人文素质教育，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把人才培养作为主要任务，把思想政治教育摆在首位，达到专业与课程相辅相成的目的。
2.教学内容的整合。在医学科学发展、医学模式更新的今天，高等医学院校学生培养的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都是围绕培养合格的医学人才、未来的医学工作者这一中心来展开。而目前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有限，需要整合现有的课程资源，大力培养学生的医学人文素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是开设在大学一年级的必修课，新生入校，正是他们的思想观念形成确立阶段，适时地对他们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具体来说，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部分章节，加入国家医改大背景、医学发展前景、中医药在国家医药卫生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医药在世界医学界的重要贡献等内容，增强学生的专业自豪感和自信心。在人生观、价值观部分章节，例举古今中外的著名医家致力于维护人类健康、献身医学事业的感人事迹，增强学生的专业使命感和奉献医学事业的人生价值观。在道德观部分章节，加入医学职业道德内容，讲清人文性是医学的固有属性，有助于学生们从根本上认识医学，认识自己未来职业的特点，树立“医乃仁医”、“医乃仁术”的道德理念。在法律观部分，讲清社会主义法的基本理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助于学生树立依法行医的理念，履行自己执业的义务，捍卫自己执业的权利。
3.教学方法的改革。基于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模式，整体建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体系，其主导思想在于把知识学习为重点的教学体系变更为以知识掌握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核心、以行为外化为目标的医学人文素质教育体系，具体说来，是“以学生为中心”，建立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改革模式。
在课堂授课环节方面运用近年来国内教育界大力倡导的“启发式、自主式、探究式”学习方法，可以实现师生良好互动，体现教学方法的改革的新思路。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为例，在理想信念、爱国主义这一部分，围绕“我的中国梦”、“我的中医（药）梦”组织学生进行五分钟的课前演讲，把学生的爱国情、报国志与所学专业结合起来，把学生个人成长成才与献身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结合起来。
在BB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的背景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有着更新的内容、更广的内涵。在BB网络教学平台应用的过程中，有限的课堂教学在课下有了延伸，教师借助BB网络教学平台可以将本课程的教学内容扩展，从课程简介、课程沿革、教学参考书、拓展阅读到课程教学大纲、思考题、练习题到相关网站链接，这种在线交流有着即时性与延时性相结合、交互性与开放性相结合的特点，代表着互联网时代的教学改革理念和教学新资源的应用，还有待师生进一步开发和应用。
4.社会实践环节的总体设置。实践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模式，其功能和作用主要是对大学生思想道德和法律素质的形成与发展施加影响，使其道德品质和法律素质的内在心理要素发生变化，通过内化和外化的动态过程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以便提高该课程的实效性。[5]这是因为实践环节能很充分的体现出“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教学指导思想。医学人文素质的培养遵循知识积累、情感融入、意志及信念养成、行为体现这一系列规律，经历了“内化”、“外化”两个重要阶段，而且这两个阶段相互衔接、融为一体。具体说来，基于人文素质培养模式下的思想道德的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围绕在人生观、价值观部分，参观生命意义展室并随后进行树立科学人生观、价值观，尊重病患、珍爱生命为主题的调研与讨论。例如，在参观生命意义展室的过程中，学生首先被映入眼帘的一份份遗体捐赠者的遗书所打动，再进一步了解捐赠者的事迹，留下了感动的热泪，纷纷表示要努力学好专业知识、造福同胞，献身医学事业。这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的教学理念非常符合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律，因而实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5.考核指标体系的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成绩考核评定体系的构建应与学生学习的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相衔接。基于医学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考核体系应体现全程评价和全面评价这一指导宗旨。全程化考核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成绩不仅仅是课程结束时的结课考核，更应包括贯穿课程教学全过程的形成性成绩，不仅仅是知识的考核、记忆性、概念性的文字考核，还应包括知识的积累、技能的掌握、行为及态度的体现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知识获取能力、人际交流能力等一系列综合素质的评价。经过精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的考评成绩包括平时成绩与期末结课考试成绩两部分：平时成绩包括学生在课堂理论讲授及实践教学过程中师生互动的参与度、小测验、课下作业及教学过程中学生小组讨论及演讲成绩。期末结课考试成绩包括期末考试试卷中主观题及客观题成绩。平时成绩体现了日常表现，占主要部分。主观题主要是案例分析题，侧重考核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客观题着重体现学生对基本概念、理论的掌握程度。期末试卷体现出题型的多样化和科学性的特点，有利于从整体上考核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综合能力。
综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时效性与实践性与医学人文课程的紧密结合，可以通过创新课程改革、教书与育人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而实现知行合一，塑造医学人文精神，养成医学人文素质，使学生医德高尚、医术精湛，从而全面发展成为具有医学人文情怀的医学生。
参考文献：
[1]何伦，王小玲.医学人文概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2]王一方.医学人文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曹永福.柳叶刀的伦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4]高继成.21世纪医学人文素质教育的研究[D].吉林大学200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