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水土一方人”，张仲景文化是南阳的“人文根脉”。医圣张仲景是具有世界人文影响力的历史名人，研究、挖掘、传承张仲景文化具有极其珍贵的时代价值。医圣张仲景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是他的巨著《伤寒杂病论》，迄今已无间断传承1800年，被称为中医药的“众法之宗、群方之祖、医门圣书”，而南阳医圣祠也是中国仅有、世界唯一的医药类历史名人祠庙，具有多方面价值，是重要的南阳地标文物保护实体，也是张仲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理载体。
先贤张仲景不但医术福泽苍生，医德堪为人杰，治学垂范千秋，为官以民为本，而且在他身上也体现出了“承古开新、开放包容、向善思进、文明诚信”的南阳城市精神。
缘于这些因素，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本届医药文化节围绕建设“医圣故里、美丽南阳、健康之都”的目标，以“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为主题，按照“政府指导、学术主导、社团主办、企业运作”的原则，以学术研讨、项目招商、普惠群众等为重点，进一步传承弘扬张仲景学术思想，着力提高医药文化节的学术性、大众性和效益性。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系列活动、中医药产业项目招商推介活动、中医药惠民系列活动，成为令人目不暇接的三台“大戏”；同时，在本届医药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张仲景基金会募捐、名医名家义诊、健康养生大讲堂等多项惠及民生的活动。
开幕式：《伤寒论浅歌》手稿现身
10月22日上午举行的开幕式由南阳市人民政府市长程志明主持，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致欢迎辞。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发表了重要讲话。
在开幕式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南阳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豫为中华中医药学会仲景学说分会揭牌。
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莪向医圣祠捐赠其祖父亲自编撰并手书的《伤寒论浅歌》手稿。医圣祠暨张仲景医史文献馆馆长刘海燕欣喜地说，这是继20世纪80年代陕西中医名家米伯让先生向南阳赠送《伤寒论》刻版之后，张仲景医史文献研究收藏方面取得的又一重要医著史料。据了解，出生于1931年的杨士莪，如今已是耋耄之年，其祖父杨鹤汀系民国时期南阳首任知府，中年办学兴教，晚年埋头于医学研究，著有《伤寒论浅歌》、《金匮浅歌》等医著。
“愿《伤寒论浅歌》能丰富张仲景医史文献库，更希望能为后人带来健康福祉”。带着“传家宝”回到故乡，杨士莪感触万千。
“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
宣读《南阳宣言》
在仅仅20分钟的、简约隆重的开幕式结束后，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正式开坛。22日上午9时许，王国强庄重地敲响了“医圣仲景南阳论坛”铜锣。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曹正逵致创坛辞，他说，仲景论坛的宗旨是：依托医圣故里南阳的人文资源优势，汇聚高端学者专家，创造民主、宽松之学术氛围，开展多元、开放式交流，多视角、全方位解析研讨中医药学术、张仲景医学的精髓内涵，培育壮大中医药健康产业经济，为仲景医学的继承创新和中医药事业的全面发展提供学术智力支撑。仲景论坛的目标是：立足中医学术，拓展国际视野，将“仲景论坛”打造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中医药创新、仲景文化交流的主阵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养生健康产业的孵化地，打造成为中医学子、社会贤达瞻拜先贤、传承国粹的朝圣地，打造成为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开拓型人才的输出地，打造成为中原经济区中医药对外开放、辐射发展的示范地。
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开坛仪式上，中国中药协会秘书长王桂华宣读了《南阳宣言》。《宣言》说：“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斗争的经验总结，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养生理念，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正是有了中医药的佑护，才成就了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才支撑着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呼吁将中医药发展纳入国家战略，推进中医药全方位参与健康中国行动计划，让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
《南阳宣言》倡导传承、创新与发展，注重开放、包容与共享，致力于多元对话、国际合作与交流，借鉴现代医学菁华，吸收跨学科研究成果，继往开来，发扬光大，让中医药在人类健康工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期两天：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
在为期两天的“南阳第十一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上，记者观察到，与往届相比，今年的医药文化节体现出了“更专业、更务实、更惠民”的新亮点。
之所以说“更专业”，是指传统中医药的学科特性更突出。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不但请来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中医药界领军人物，还请来了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专家、国际流通专家，更推出唐祖宣、吴林鹏两名“南阳中医大师”和王建、王新昌、刘占国、吴汉卿、宋红旗、张炜、杨磊、郑均山、赵青春、贾太谊此“南阳中医十大名师”；更重要的是，为确保节会的专业性，《南阳宣言》，提出创设“医圣仲景南阳论坛”，成立经方论坛国际协作联盟，开展多维深度合作。在首届仲景南阳论坛开坛的同时，专业性更强的中药开发应用论坛和“三部六病”研讨会一并举行。
之所以说“更务实”，是指今年的医药文化节的活动密度。仅从时间上看，往年的医药文化节多为7天，而今年则缩减到了两天，但从效果上看，医药文化节各类要达到的“目标落地率”却显得更高。一是在中医药项目信息暨项目签约活动上，南阳新区管委会、卧龙区、市中医院分别与海王集团、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国药控股南阳有限公司及台湾地区两家公司签订了“现代中药产业园区项目”、“白云山和黄南阳大健康生态产业园建设项目”、“现代化医药物流中心及现代中药产业园建设项目”、“海峡两岸中药产业合作发展协议”等。同时，海王东森现代医药物流系统正式上线。二是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现场募捐，河南宛西制药、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深圳海王集团、中国医药集团等单位慷慨捐款700多万元。三是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匮乏，张仲景形象诸多，形态不一。这次节会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河南省南阳张仲景基金会和南阳医圣祠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考证、研究、琢磨吸收，终使权威版张仲景像面世。四是由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杂志社出资300万元修建的仲景经方碑林在医圣祠内奠基。碑文采用张仲景博物馆珍藏的国家文物白云阁木刻藏本《伤寒杂病论》的328个方剂，由全国中医名家手写每一方剂镌刻成碑。
之所以说“更惠民”，是因为在今年的医药文化节期间，共有来自河南全省各地的80名专家参与了义诊，现场提供的中医特色疗法也超过了40种。前来应诊的群众，有病的当场诊查开方；适宜现场治疗的，当场或针灸或推拿或理疗，这让前来寻医问药的3000多名群众，不出古城南阳，即可一睹名医风采，充分享受了一场“中医惠民”的饕餮盛宴！
各界声音：
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
南阳市委书记穆为民在22日上午致欢迎辞时指出，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应为人类健康做出更大贡献。穆为民说：近年来，南阳深入实施张仲景医药创新工程，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届张仲景医药文化节，逐步形成了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六位一体”的中医药发展格局。今后我们将以节会为平台，以产业发展为目标，紧紧围绕建设“中医药都、养生之都”的发展定位，把南阳地区的中医药产业提升到国家层面来发展，扩大到跨产业门类来整合，不断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打造一个规范种植、企业引领、学术为先、文化传承的和谐药都，让传统的中医药瑰宝在南阳大地焕发生机，永放光芒，为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穆为民在首届“医圣仲景南阳论坛”上所作的题为《传承医圣仲景文化、成就健康中国梦想》的主题演讲，还围绕“大中医、大健康、大民生、大产业”的主题，提出了优先发展仲景服务业、建立国家健康养生CBD的概念，为南阳市健康产业的打造指明了方向。
在这届医药文化节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李连达在发言中指出：中药临床再评价助力中药的二次开发。他认为：“未来中药产业大致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新药创制，另外就是对现有大品种的二次开发。近年来，随着新药审批数量的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目光投向已上市品种的二次开发，过去20年里世界上的‘重磅炸弹级’药物，其中有许多是在上市后，通过系列的、精心设计的上市后临床研究，获得新临床证据，寻找到新临床定位或新适用人群，而获得持续的市场高速增长的，并最终成为真正的‘重磅炸弹级’药物。”
同时李连达还担忧：“目前国内企业的上市后临床研究和上市后临床再评价存在一些误区，很多课题的结果对医生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对于市场销售也没有任何帮助。”
北京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庆国认为：张仲景开创了辨证施治和个体化治疗体系。他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创立了融理、法、方、药为一体的辨证论治理论体系。张仲景以整体观为指导的辨证施治的组方用药特点，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个体化治疗特点；仲景辨证组方的个体化治疗特点是以个体为核心，紧密结合临床实际，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仲景创立的宏观辨证论治体系，是个体化治疗的最早典范。《伤寒杂病论》辨证组方所揭示的疾病规律和创制的汤方证治不脱离个体情况，至今仍具有令人信服的实践价值。”
王庆国阐述说：“张仲景还确立了与260余首经方相对应的证候，从而使方剂运用指征由个体化到规范化，是令后人瞩目的最大功绩。仲景个体化辨证思维表现在病、脉、证、治的各个方面，组成了富有特色和生命力的辨证思维，为中医个体化的辨证论治树立了典范，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王庆国认为：“现代中医从业者，应在全面继承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完整地发挥个体化治疗的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南阳中医大师、邓州市中医院院长唐祖宣则从顶层政策的高度指出：新医改应以普及中医药为基础。他认为：“中医药主张预防为先、治疗有效，在提高人类生活质量、延长人类生存寿命、防治慢性病和老年病方面，对目前现代医学病因不明、疗效不佳的各种疑难杂病以及新型的高致病性传染病，如非典型性肺炎、禽流感甚至艾滋病，都显示了中医药独特的疗效和显著的优势。并且中草药的价格低廉，中医的治疗费用也远远低于西医，具有‘简、便、廉、验’等特点，最适合成为我国医改的核心力量。由于中医不需要什么仪器设备，尤其适宜在农村和城镇社区建立小诊所，可以方便群众就地治疗，解决群众‘看病贵、看病难’问题。要想使医改取得成功，必须从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路子。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尤其是农村收入低投入少，而中医药廉价安全，强调‘治未病’，既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又具有深厚的文化与群众基础，只有以中医药为基础的医改，才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有效的医疗保障。”
唐祖宣还认为，医改的中国特色，首先要体现在以中医药为基础上，尤其在广大农村以及城镇社区，一定要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这是一条低成本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是我国医改成功的唯一可行之路。我们欣喜地看到，国家已在医改中更多地借助中医药的力量了。
北京东方灵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延淮则从中药行业的视角提出，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刻不容缓。他认为：“目前，我国是中医药的发源地和中药的最大生产国。欧、美、日本、东盟和拉美国家已成为中国中药的主要出口市场，但是，与世界600亿美元的市场份额相比，还是非常小。令人尴尬的是，目前中药配方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免费大餐。日本人以张仲景等中国古代医圣的《伤寒论》《金匮要略》等210多个处方为基础，建立汉方药厂达200多个，所形成的汉方制剂，在国际上获得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中国仅占5%，其中大部分中药是以原料药材廉价出口，成药比例不足30%，而且是按食品和保健品种类出口。迄今，鲜有中药能进入西方国家医院处方市场。”
刘延淮担忧：“中药知识产权正在被大肆掠夺。比如，日本人在我国名药‘六神丸’的基础上开发研制成的‘救心丸’，其年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由于中国企业没有注册专利，这上亿美元收入就落进日本人的口袋。而中国人发明了青蒿素，没有申请专利就在外国，反被德国人申请了专利，使我国每年损失两三亿美元。韩国人利用同仁堂牛黄清心丸配方，改变剂型，在世界上19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申请的专利，年销售额7000万美元。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已有900多种中草药项目被外国公司在海外抢先申请了专利。”
一、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历程
中国药物至少在公元10世纪已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明末清初,中西医药交流颇为频繁,其中以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医药知识为多。但从雍正开始禁教后,传教士感到在华行医传教难以进行,他们便转而研究中医中药,并将这些知识介绍到欧洲。曾经入仕元朝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也记述了中国药材外运的史实。万历三年(1575)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de Rade,1533-1578)受菲律宾殖民政府派遣,到福建沿海活动,购回大量有关中医药书籍。卜弥格(P.Michael Boym,1612-1659),波兰人,任过波兰王的首席御医,他在华期间留意中国药物学,用拉丁文写出《中国植物志》(Flora sinensis),实际是《本草纲目》的节选本,是目前所知向西方介绍中国本草学的最早文献,清顺治十三年(1656)在维也纳出版。1683年荷兰医生赖尼(William ten Rhyne)在伦敦出版了一本《论关节炎》,书内有一节为应用针刺治疗关节炎的内容,这是介绍中国针刺术到欧洲的最早期文献之一。
17世纪末,英国医生弗洛伊尔(John Floyer)将卜弥格关于中医脉学的译述转译成英文,连同自己的著述合为《医生诊脉表》一书,公元1707年在伦敦出版。18世纪以后欧洲人对针灸术认识渐多,出版介绍针灸的书约50种,德、法、英、瑞典、捷克等国均有介绍,爱尔兰出版了一本关于论述灸术的生理作用的专书。法国从1808年到1821年短短20年中,就出版专门论述灸术的书籍约8种。上世纪30年代,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ero)就在《亚洲杂志》上著文向欧洲介绍中国气功中的胎气法、服气法、闭气法、六字诀等功夫。1850年马氏又根据中国古籍《黄庭经》,介绍中国气功的理论基础。
现代,中医药在德国、英国、法国均有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以及较广阔的发展前景。德国的中医药学术组织已达48个,居欧洲国家第二位,高于英国(31个)。中医药在德国的地位逐渐提高,中德合办的医疗机构不断增多,医疗保险组织多已支付部分治疗费用,政界与公众的呼声日渐增高,德国、医学界也出现了有益的分化,德国“联邦医生同业协会”与我国中医界交往合作的形势看好,有些人积极学习中医,并认为应掌握与运用中医的医学原理和哲学思想指导临床实践。70%以上的人预计中医学在德国立法方面会受到更多重视。
目前,法国的中医药事业仍以针灸为主,针灸术已成为医疗竞争中的必备技能。1993年,法国已有针灸医生近万名,每年消耗中草药达35 000吨左右。1996年,在巴黎开设第一家中医医院,这所医院是在中法两国卫生部的倡议下,由欧洲共同体、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协助下开设的。2007 年2 月14 日,法国教育和科研部长吉勒・德罗宾在巴黎第五大学宣布,法国政府将正式授权有关高校颁发中医针灸部级学位证书,以全面提升法国的中医针灸教学及治疗质量。
而英国政府对中医药一直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整个西欧,中医药在英国的发展比较快,水平比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1995年底,当欧盟各国开始实施欧盟禁用草药工业制品的法令时,英国政府却接受了英国草药医和广大民众的要求,决定在英国暂缓执行欧盟上述禁令。其结果是不仅促进了英国中医药业的发展,同时使英国成为欧盟事实上的中医药中心。
二、中医药在欧洲的发展前景
20世纪以来,由于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不断为人们所认知,欧洲民众乐于接受天然的各种疗法,例如,在法国中医被称为“软医学”或“柔和医学(Mild Medicine)”,意思是毒副反应较小,对人体有益的一种医学。由于中医中药在欧洲日益深入民众,对中医中药的保健知识需求也相应增长,多种多样的外文版中医、中药、针灸、气功书刊出现在欧洲人民的书架上。这不得不说是中医药走出国门以后取得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中医药要想在国际上取得更长远的发展,仍面临诸多问题。因此,面对中医药传播过程中的诸多问题,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中医药的立法:这也是中医药在国际上保持长久生命力重要因素。国外政府应该有管理中医药的专门机构,并给予相应的立法。中医药如果没有立法保障、政府的支持,要大力发展是不可能的。
2. 中医药的教育: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是决定该行业盛衰的重要因素。如果能由双方政府合作,在大学里开办高质量的中医院校、专业,或者与中国的中医药院校开展办学合作,也许会对提高欧洲的整体中医药水平起到重要作用。同时组织专家,结合欧洲的具体情况,编写适合西方国家的材,让所有的中医院校都用同样的教材,如此才能保证中医教育的质量,考试也有据可依。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6）05-0057-05
Study on Academic Thoughts of Gu Jin Yi Jian
YANG Wei， Qu Shen， YU Zheng， Du Song*
（Institute of Basic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Chinese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Gu Jin Yi Jian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medical book in the Ming Dynasty. It is compiled by GONG Xin， compiled by GONG Ting-xian， and corrected and complemented by WANG Ken-tang. This book collects all the theories， learns widely from others' representative points. Pulse methods， pathology， medicine properties， and five movements and six climates are discussed in the book. It also includes hundreds of diseases and symptoms of internal medicine， surgery， gynecology and pediatrics with high clinical reference value. This book pays attention to pulse methods and five movements and six climates， advocates to take the six pulses and eight key points as the outline of disease differentiation. On the aspect of regulating the emotion， the method of regulating Qi is most often used. While fumigation method is advocated to apply in the external treatment. Gong's father and son respected the physicians in the Ming Dynasty， criticized the quacks， which has a very goo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present.
Key words： Gu Jin Yi Jian； GONG Xin； six qi and four factors； regulating qi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 external treatment and fumigation； respect the physicians in the Ming Dynasty
《古今医鉴》为明代医家龚信的代表作，其子龚廷贤续编，又经王肯堂校补。该书汇集上自《黄帝内经》，下至元明诸家之论，博采众长，分门别类。首列脉诀、病机、药性、运气总论，其次分论各科诸门，每门又列若干证，涉内、外、妇、儿、杂科病种百余种。其中部分内容以歌诀或韵文概括，便于诵读记忆。本书是一部切合实用的综合性医著，具有较高临床参考价值。笔者对其学术思想进行分析，为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
1 概况
1.1 刊刻情况
《古今医鉴》初刊于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龚信纂集，原作8卷，初刊本已佚。其子龚廷贤续编，刊于万历十七年（1589年）。后经王肯堂校补，改为16卷刊刻传播。《古今医鉴》存世可见明万历 五年（1577年）金陵周四达刻本，明万历十七年 叶华生刻本（1589年），日本明历二年（1656年）刻本，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蕴古堂余元声刻本、文盛堂刻本，清崇顺堂刻本，1930年上海受古书店石印本，1958年商务印书馆铅印本等[1]。
1.2 编撰者情况
龚信，字瑞芝，号西园，明代医家，生卒年不详，江西金溪人，曾供职于太医院，以医名世，《古今医鉴》为其代表著作。传世还有《重刻图像本草药性赋定衡》13卷，龚信编，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书林洪宇李良臣刻本；《太医院补遗医学正传》16卷，龚信编，余应奎补遗，日本庆长 十一年（1606年）刻本；《医学源流肯綮大成》 16卷，龚信编，余应奎补遗，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建邑积善堂刻本、清刻本、日本刻本等。
龚廷贤（1522-1619年），字子才，号云林山人、悟真子，明代医家，龚信之子。龚廷贤幼习儒业，后承家学，弃儒习医，名声鹊起，因治愈鲁藩妃之疾，出任御医院太医吏目，获“医林状元”美誉，赞为天下医之魁首。龚廷贤访贤求师，游学行医于四方，著述丰富，著有《万病回春》《寿世保元》《种杏仙方》《云林神彀》《鲁府禁方》《复明眼方》《外科神验全书》《小儿推拿方脉全书》等，其中《万病回春》《寿世保元》浅显实用，流传最广，传入日本、朝鲜等国。
王肯堂（1549-1613年），字宇泰，号损庵，江苏金坛人，明代医家。明代万历年间进士，后志于“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留心医事，鄙薄功名，终以医名天下。王肯堂博极群书，治医“采摭繁富，于寒温攻补无所偏主”，所著《证治准绳》120卷之多，条理分明，“博而不杂”，为医家所宗。
2 学术思想
《古今医鉴》是一部切合实用的综合性医学著作。书中指出医家须指下明，病源悉，药性熟，证治投，故首列脉诀、病机、药性、运气4项为总论，其次分论各科诸门，内科分诸中、诸伤、虚损、诸痛等门及时病杂病，妇科分经水、血崩、带下、产育、产后等门，儿科分惊风、诸疳、虫痛、夜啼、丹毒等门，杂科分口、齿、眼疾等门，外科分痈疽、疮疡、破伤、中毒、骨鲠等门，兼载外科轻微病证的简易疗法、膏药配制、济民方药及医德歌诀，末以通治、救荒门为终。每病证皆按脉、证、治、方叙述，分论病原、病象、诊断、处方。首明脉象，次以辨证，再则论治，详加斟酌，辑古方、今方必验之有效者，还记载部分针灸、外治疗法，以济方药所不及。书中以医为鉴，“虽隐伏沉痼，罔不洞察，与鉴之照物妍媸不爽有相类者”，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本书经龚信20年搜辑，博学众采，广辑约取，远宗先哲，近取名公，绍其正传，示之成法。选材上起周汉，下至元明，如周汉的医和、医缓、淳于意，金元的刘完素、张从正、朱震亨，明代的戴元礼等，名医论辩精详之说悉皆辑录，参考价值较为突出。同时，本书融会古今，选精用粹，参以己见，重视实用。荟萃各科归于简括，不漏不芜；阐发诸说务求透彻，条理明晰；纂辑宗旨不涉门户之见，并蓄兼收；又以歌诀或韵文概括，便于诵读记忆。书中提倡“每视疾则先诊以脉息，次察其病原，而攻治之法，方药之制，又酌其脉、病而投之”，详审细察，有的放矢，求得疗效。如论治脾湿之痰的二陈汤，加用升提之药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师常法而求变，扩大治疗范围；论治癫痫不拘泥成法，主张“俱宜豁痰顺气，清火平肝”，以黄连、瓜蒌，南星、半夏之类“寻火寻痰，分多分少治之”等。
2.1 辨病以六脉、八要为纲
《古今医鉴》强调诊脉法，“先要定得三部，位分明白；又要晓得十二经络、五脏六腑，及五脏配合、五行四时生克之理；又要知得脉之息数，分别浮、沉、迟、数、滑、涩，及诸脉阴阳主病之原也”。两手俱有寸、关、尺，需详察六部脉位，因人而异，如“长人脉长，当疏排指；短人脉短，当密排指。人瘦小，则轻取之；人肥大，则重取之”，另有反关脉、鱼际脉等。六部脉位依六气排布，“左手寸口，心与小肠之脉所出，君火也；左手关部，肝与胆之脉所出，风火也；左手尺部，肾与膀胱之脉所出，寒水也。右手寸口，肺与大肠之脉所出，燥金也；右手关部，脾与胃之脉所出，湿土也；右手尺部，命门与三焦之脉所出，相火也”，脉诊以处百病而决死生。
本书对脉形的诊察和描述较为细致。如春弦、夏钩、秋毛、冬石的四季之脉，即为寅卯春脉弦者，弦而长，以应东方肝木之气；巳午夏脉钩者，脉来有力，浮大而散，以应南方心火之气；申酉秋脉毛者，脉来浮涩而短，以应西方肺金之气；亥子冬脉石者，沉濡软滑，以应北方肾水之气。辰戌丑未四季月脉迟缓者，脉来和缓而大，以应中央脾土之气。概括而言，总以浮、沉、迟、数、滑、涩六脉为纲，而芤、洪、散、大、长、濡、弦皆轻手而得之类，伏、石、短、细、牢、实皆重手而得之类，濡、缓皆迟之类，急、促皆数之类。脉诊判断病性、病因，需谨记浮为阳，在表，为风、为虚；沉为阴，在里，为湿、为实；数在腑，为热、为阳、为燥；迟在脏，为寒、为冷、为阴；滑为血多气少；涩为气多血少；滑为血有余；涩为气独滞。又左脉不和，为病在表，为阳，主四肢；右脉不和，为病在里，为阴，主腹脏。
本书强调“六气四因，病机以明”，病本于风、寒、燥、湿、暑、君相二火，内伤、外伤，内积、外积。五运为诸病纲领，诸风掉眩，皆属肝木；诸痛痒疮疡，皆属心火；诸湿肿满，皆属脾土；诸气郁病痿，皆属肺金；诸寒收引，皆属肾水。六气各有主病，如诸暴强直，支痛绞戾，里紧筋缩，皆属于风；诸病喘呕，吐酸，暴注下迫，转筋，小便浑浊，腹胀大，鼓之如鼓，痈疽疡疹，瘤气结核，吐下霍乱，瞀郁肿胀，鼻鼽衄，血溢，血泄，淋闭，身热，恶寒，战栗，惊惑，悲笑谵妄，衄蔑血污，皆属于热等。
判断病证不离“表、里、虚、实、寒、热、邪、正八要”。因外邪是风寒暑湿燥之所客，内邪则虚实贼微正之相乘，通过辨口鼻呼吸之情审别内伤、外伤，通过审察尺寸往来之脉，辨别阴证、阳证，浮表沉里，迟寒数热，滑为痰多气盛，涩为血少精伤，缓则正复，大则病进。
病有标本，治有缓解，急则治标，缓则治本，表证宜汗解，里证宜下平，寒者温而热者清，虚者补而实者泻。《古今医鉴》重视临证遣药技能，按补气药、补血药、补阴药、补阳药、活血药、行气药、化痰药、消食药、祛虫药、渗湿药、清热药、解表药、温中药、祛风药、安神药、外用药等，列出常用中药的药性、主治、功能及诊治要点，如人参补元气，泻虚热而止渴，色苍肺实休凭。黄芪补三焦，敛盗汗而抵疮，肥白卫虚宜准。白术健脾强胃，主湿痞虚痰。苍术发汗宽中，导窠积饮。茯苓安惊利窍，益气生津，和中用白，而导水用赤，禁与阴虚。甘草补气助脾，调和百药，温中用炙，而泻火用生，满家须谨。
2.2 调治情志，以诸气为法
《古今医鉴》重视调治情志疾病[2]。人禀天地之气，五运迭侵于外，七情交结于中。怒、喜、悲、恐、寒、暑、惊、思、劳，人之九气，多是人体情志活动的外在表现，常则安，变则病，易见情志失衡、九气为病。《内经》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寒则气收，炅则气泻，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劳则气耗。”调治情志疾病以治气开郁为法。
情志气病，病因病情多种多样，《古今医鉴》称“有七情气，有郁气，有怒气，有热气，有冷气，有厥气，有逆气，有痰气，有虚气，有中满气，有腹胀气”，务要详究，治疗加以区别。如男女情志气病，因男子属阳，得气易散，女子属阴，得气易郁，所以，“男子之气病常少，女之气病常多。故治妇人宜以顺气，而兼乎散血”。调治总以调理气机为主，使情志舒畅，五脏协调，诸郁自除。
诊察情志气病，脉诊最为便捷。书中记载，“下手脉沉，便知是气。沉极则伏，涩弱难治。其或沉实，气兼痰饮。又曰：沉弦细动，皆气痛证。心痛在寸，腹痛在关，下部在尺，脉象显然”。
治疗情志气病，“必须自能知戒”，调节情绪，改善生活习惯，才能戒除病原，保障长期疗效。用药治疗，“郁气宜开郁”，可选用苍术、香附、川芎、青皮、竹茹、山栀子、枳壳、连翘、木香、泽泻等，各具功效，“香附快滞气，陈皮泄逆气，紫苏散表气，厚朴泻胃气，槟榔泻至高之气，藿香之馨香上行胃气，沉香升降真气，脑麝散真气，木香行中下焦气”，临证灵活选用。还需注意，行气开郁之药多服有损气耗气之弊，如“枳壳破滞气，然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损真气”，临证需“用之能治气之标，而不能制气之本”，主张中病即止，以免损泄正气。
《古今医鉴》所载治疗情志气病的方剂丰富，疗效肯定。如治疗“窒碍于咽喉之间，咯之不出，咽之不下”的梅核气，认为此病为“始因喜怒太过，积热蕴隆，乃成厉痰郁结”所致，治宜导痰开郁、清热顺气，“如老痰凝结不开，以咸能软坚立药，海石、立明籽之类”。选用加味四七汤、加味二陈汤、行气散治疗，多以半夏、茯苓、厚朴、紫苏、苏梗、青皮等为主药。又如治疗忧愁思虑、忿怒伤神，或临食忧感，或事不遂意，使抑郁之气留滞不散的胸胁痞胀，用分心气饮，以青陈皮、半夏、赤白茯苓、紫苏、大腹皮、肉桂、桑皮、木通、羌活、甘草治疗，依症化裁，性急加柴胡，多怒加黄芩，食少加砂仁、炒神曲，胸膈痞闷加枳实、香附，三焦不和加乌药，气闭加莱菔子、枳壳，气滞腰疼加木瓜、枳壳，翻胃加沉香磨服，水气面目浮肿加猪苓、泽泻、车前子等。
郁证“脉多沉伏，或涩或芤”，遵循《丹溪心法》所论“气血冲可，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辨证论治气、血、痰、火、湿、食诸郁。以六郁汤“开诸郁之总司”，用香附童便浸炒、苍术、川芎治气郁，用苍术、川芎、白芷、茯苓、羌活、防风、柴胡治湿郁，用栀子、青黛、香附、苍术、抚芎、黄芩、天花粉治热郁，用海石、南星、香附、瓜蒌仁、贝母、竹沥、姜汁治痰郁，用桃仁泥、红花、牡丹皮、延胡索、川芎、香附治血郁，用苍术、香附、山楂、神曲、枳实治食郁。用越鞠丸加橘红、白术、黄芩、山楂为加味越鞠丸，“解诸郁火痰气，开胸膈，进饮食”；越鞠丸与保和丸合方为越鞠保和丸，“扶脾开郁，行气消食，清热化痰”。
2.3 外治杂病，推崇熏法
《古今医鉴》用熏法治疗药力难以达到病所的顽症痼疾，如气闭耳聋、久嗽不愈、牙齿痛等，或外用有损于人体的峻猛毒药，治疗外痔、脱肛、杨梅疮及杨梅疮服用轻粉后致筋骨疼痛、牙肿烂等，取得疗效[3]。熏法开窍通络，内病治外，可使药力直达病所，加强清热利湿、杀虫定痛、祛风止痒等功效。
如以吸药如神散治疗风入肺中、久嗽不愈的久年痰嗽症，用雄黄、佛耳草、鹅管石、款冬花、甘草、寒水石、青礞石、白附子、枯矾、孩儿茶等分为细末，“纸燃烧烟，令病人吸之”。因外病风邪伤肺，一般辛散轻宣药物难以治疗，所以选药吸烟，通过“肺开窍于鼻”，使温肺化痰、通络止咳的药物直达病所，剔除积痰，散除结热，搜刮肺络顽痰，使痰净而愈。
又用熏耳神方治疗气聋，不论远年近日者均获疗效。方中重用芳香温通的蕲艾，伍以透窍入络的麝香，辅以灵磁石、珍珠研为细末，合一处令匀，用白纸一张铺热铁器上，用黄蜡5钱搽纸上，纸上摊艾，艾上掺药，卷作筒子，点火吹灭，侧耳熏之。此法《理瀹骈文》亦有收载。用哭来笑去散，以雄黄、乳香、胡椒、麝香、荜拨、良姜等为末，“用纸卷药末在内作条，蘸香油点着，燎牙痛处，火灭再燃再燎”，治牙痛脸肿。
用烟熏法治疗痔疮，如“用半新马桶一个，入新砖一个，放桶底上，再用新砖一个烧红，于砖上，上用全蝎两三枚，烧烟，患人坐桶上熏之，不二三次即愈”。或用刺猬皮、雄黄、北艾为末，“每作核桃大炷子，用竹筒如小酒杯一杯大，长尺余，一头留节，钻一窍装入于内，烧烟令窍透疮口熏之”，久则痒不可当，稍歇再熏。或用花椒、艾叶、葱头、五倍子、皮硝、马齿菜、茄根为散，“水煎，先熏后洗”，当时痛止，指日可愈。
治疗梅毒引发的杨梅疮，《古今医鉴》主张“切忌服水银、轻粉等药，以取速效，而遗患于后也”，所载方剂中也有熏法治疗的。如熏鼻奇方，用水银、白锡、百草霜为末，作纸樱于早、午、晚，“用纸作罩，勿令泄气，熏鼻孔，男左女右”，口噙凉水，温则易之。三教归一方，先用表药，后用熏法，以水银、银朱、朱砂、枣研匀作丸，置瓦上，药居中，用炭火围，“令患人仰卧缩脚盖被，将口频吹火，烧烟熏之”，熏后再服药。金灯照眼方，白锡、水银、乳香、没药、白丁香、辰砂、轻粉、自然铜、麝香等为细末，将皮纸卷条，香油润湿，“燃灯，照眼观灯，口含凉水，灯用帽匣盛之”，前后服通圣散十剂。治牙床上下肿烂作痛，或因杨梅疮多服轻粉，致筋骨疼痛、牙肿烂者，用神灯照眼法，以乳香、没药、雄黄、朱砂、水银、锡花、银朱、川乌、草乌、白芷、自然铜为末，“绵纸裹作条子，香油透点灯，以瓦片盛置斗内或桶内，将手掩其口鼻，以目观灯”，有汗出则佳。
2.4 推崇明医，以释医德
《古今医鉴》中有明医箴、庸医箴两篇，堪称劝诫医生向善弃邪的医学伦理规范[4]。“今之明医，心存仁义，博览群书，精通道艺，洞晓阴阳，明知运气，药辨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因病制方，对证投剂，妙法在心，活变不滞，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不论贫富，药施一例，起死回生，恩同天地。如此明医，芳垂万世”。书中批评庸医，“炫奇立异，不学经书，不通字义，妄自矜夸，以欺当世，争趋人门，不速自至，时献苞苴，问病为意，自逞明能，百般贡谀，病家不审，模糊处治，不察病原，不分虚实，不畏生死，孟浪一试，忽然病变，急自散去，误人性命，希图微利”。强调行医目的是济世救人，施仁术于社会，不得贪图名利。业医者当钻研医学，精通医道，博采众家之说，学识渊博。临床上应详察病情，谨辨病原，因病制方，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不拘泥于形式，治疗方法灵活多样，以求简、便、廉、验的最佳疗效。而不能不学无术，自吹自擂，欺世骗人，谋求私利。这些论述对现今医生坚守职业操守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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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畏附子,如畏虎豹,却不知回阳救逆千古第一药也。
《神农本草经》言:“味辛温。主风寒咳逆邪气,温中,金创,破症坚积聚,血瘕,寒温痿,拘挛,脚痛,不能行步。生山谷”。
《伤寒论》中,应用附子之方20余首,回阳救逆之四逆汤更用生附子,强人取一大者,服之。今之十八反,“半蒌贝蔹芨攻乌”,《伤寒论》40条文:“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小青龙汤主之。”后加减变化中有,“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而小青龙汤之半夏更与其相反。
历经千年之变,不知何时,附子之毒,夸之又夸,剂量轻之又轻,以至于方中用其之力亦模棱两可,可有可无。今之药典,怪其害人之命,故限其量,此好意,却大损其功效,时也,势也。
上海中医药大学,柯雪帆教授,在汉•马王堆出土的文物中进行考证,将古时之器皿与其度量衡详加比较,应可以说是大致等同于当时汉代的斤两,约1两合今之14-15克之间(附子一枚小者亦约有20克,大者百克左右)将古今之千年药谜做出了一个相对公证的评断。然千年之变,非一日而解,在实际应用中,在药物的配伍下,有些时候小剂量的附子可能因为它药的作用,而被误以为是附子的功效,讹以传讹,误以传误,未得中医之实,惜哉!
今之中医泰斗邓铁涛先生,给予李可先生很高的评价,李可先生是一位在基层工作的普通村医,几十年的磨练,在中医急救上取得了惊人的疗效,许许多多被医院宣判死亡的人,在他的手上得以复生,而其发明之破格救心汤,附子用量波动于30-150克之间更有甚者应用量达200克以上,回阳救逆之功尽显。
附子,辛温,有毒。本经言其为下品,乃祛病之药。《黄帝内经》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人之病者,分轻重缓急。病轻者、缓者,当渐渐而图;病重者、急者,当速速而施,不可延误片刻。轻缓渐图之药可养、可和,其药自然无损,急重之病应速施,不以千军万马,大将之力,怎能扭转乾坤。平时之药何堪重任,必以毒药而救治之,方可活人。该温则温,该寒则寒,识其阴阳,随证而治之。
[中图分类号] R-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11（c）-113-02
The revelation on study of classic formulas of Zhang Zhongjing in Japan
LI Jun
China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Medical Literature, China Academy of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Medicine has always put emphasis on classic formulas of Zhang Zhongjing, which brings very important revelation to our development on Chinese classical formulas and eve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science. We should pay much more attention on classical formulas study, and enhance the using and research of it. During the process the practicability, normative and objectivity should be stressed. However, the tradition of classic formulas should not be ignored whe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classic formulas is pushing on.
[Key words] Japanese Han prescription Medicine; Classic formulas of TCM; Classic formulas study
日本的汉方医学，又称和汉医学或东洋医学，发端于中国的中医学，并基于自身独特的文化特点、地理环境及医疗实践，逐步发展形成了学术特色鲜明的汉方医学体系。江户时代，随着日本版《仲景全书》（1659年）、《宋版伤寒论》（1668年）的首次刊行，汉方界研究《伤寒论》蔚然成风，由于《伤寒论》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十分符合日本的民族特点，遂渐形成崇尚经方、提倡方证相对的古方派，迄今仍占据日本汉方医学的重要地位。在理论上以《伤寒论》为基本框架，重视古方方证与“方证对应”，诊断上强调腹诊的重要性，汉方药则在其理论指导下应用。早在20世纪20年代，章太炎先生就颇为认可日本研究经方的思路，曾言：“令仲景而在，其必曰吾道东矣[1]。”目前，日本汉方在古方今用、方证研究、现代药理、文献研究、剂型改革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果，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借鉴，尤其对中国的经方研究颇多启示。
1 加强经方应用与研究
日本的汉方医学素来重视古方、经方，在汉方医学最繁荣的江户时期，随着中医学的不断传入，一批古典医籍倍受重视，如吴昆的《医方考》、龚廷贤的《万病回春》、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张仲景的《伤寒论》以及18世纪后期丹波元简等人校勘出版的《千金要方》、《医心方》、《伤寒论辑义》、《金匮要略辑义》、《素问识》、《灵枢识》等，其中以《伤寒论》最受推崇，重视经方研究的古方派名家辈出，对后世影响深远。日本汉方界迄今为止仍以使用经方为重要特征，经方已形成产业化发展，仲景方的许多制剂被纳入日本国民医疗保险，其临床及药理研究均深入细致，此外，日本汉方研究的主流仍是围绕着经方，每年有大量的经方研究论文及经方著作。显然，日本汉方很清醒地抓住了中医最精华、最实用的部分，加以充分地发掘利用，这与近年中国国内正盛行的“经方热”、“方证相应说”、“类方研究”等颇为相合，中国的经方临床家、经方研究学者在日本也非常受欢迎。
虽然中国历代医家均十分重视《伤寒论》的学习，但由于我国历史上医学流派众多，医经、经方并重，辨证论治作为中医的基本特点，中医的诊疗模式为理、法、方、药，注重对理论的分析，直至明清时期方才形成伤寒学派，其后经方家辈出，但在现代医学的巨大冲击下，经方研究极度萎缩，随着老一辈经方家的相继谢世，经方派传人日渐稀少，使得我国的经方医学传承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临床上擅用经方者凤毛麟角。尽管近年来国内经方研究有所升温，但也并未成为中医研究的主流，呈现出民间热、高校冷、网上热、临床冷、海外热、国内冷的态势[2]。邻国日本注重经方研究取得的成功经验提示我们，重视经方、加强经方应用与研究势在必行。
2 经方研究的实用性、规范性和客观性
日本对经方的研究，十分注重实用性。实用性首先体现在对经方方剂本身的重视，尽其所能地开发利用经方、古方，其中进入日本国民医保的汉方制剂多为经方，是汉方中的精华。其次，不去纠缠笼统浮泛的方义，而着力于明确规范的方证，这正是日本经方研究的求实之处，也是中国经方规范化研究应该学习的重点。此外，中医学强调证的易变性和个体差异性，由此体现在处方用药时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性，辨证后要分析病机，然后才立法遣方用药；而汉方医强调方证相对，直接将证候与方药挂钩，跳过了中间难以把握的析理过程，注重辨识具体的临床证候，强调证的相对稳定性及证与治的统一性，提出方证相对的思维诊治原则，以定证、定方，证有规定，方无加减，实现汉方证治标准化。这一方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日本汉方在此方面已做出了成绩，中医证治标准化研究不妨可以学习、借鉴。
正如古方派代表吉益东洞所强调的“最优秀的古典医籍是《伤寒论》”一样, 在临证治疗上，古方派十分强调仲景方的运用,讲究以临床之证与方药相对应，坚持运用仲景原方以治疗各种相应疾病[3]。吉益东洞排斥遣方用药中的理论分析，尤为重视经方使用的规范性，认为理是看不见摸不到，很难把握的，而具体的方证才是真实的，方证相对才是仲景治法之大要，是需要和可以把握的。他在研究《伤寒论》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提出按方类证、定证定方、多方合用等汉方医学的诊疗原则。其实，这些理念、方法与中国清代著名伤寒大家柯韵伯、徐灵胎的观点不谋而合，同样强调方证相应，并主张类方研究。
日本的经方研究还十分强调客观性，腹诊和体质是日本汉方最有魅力的部分，这也是在经方研究中应该重视和学习的。历代汉方医家均非常重视腹诊在诊断治疗疾病中的作用，并逐步发展成为日本汉方医学较为独特的一种诊疗手段[4]。森道伯的体质学说也以其极强的客观性，为临床医生所接受。许多日本汉方家从心理行为特征上对方证体质的鉴别，也很有临床意义。
3 推进经方产业化，保持经方传统
目前，日本汉方已经实现产业化，不少方面领先于我国。日本人善于挖掘利用他国的优势和长处，来为己所用，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经方是中国几千年的临床实践成果，是中医精华之所在。1972年，日本厚生省从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金匮要略》中选出210个经典古方作为非处方药（OTC）批准使用。1976年，又以“业已经3 000年的人体临床检验[5]”为由，在未经通常的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情况下，破例将146个汉方药收录到国家药典，并纳入国家健康保险（NHI）作为医疗保健品使用。到目前为止，已有233种汉方制剂被纳入NHI中。仅此一点，就足令国人汗颜，作为中医药的发源地，历经更长时间、更多数量的人体临床检验，而被开发和利用的经方制剂却寥寥可数。不少中药企业一方面限于严格的新药审批要求，一方面为了追逐更高的经济利益，热衷于推出偏方、秘方，没有坚实的临床基础，盲目开发新药。中国的经方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政府的胆识与魄力值得学习。
当然，在推行经方产业化的同时，还要保持经方使用的传统，对传统汤剂的传承和研究也不应忽视。经方产业化，并不是要取消传统的汤剂，临床上应相辅相成，优势互补，否则将会导致有方无药的弊端，这一点已经在日本汉方产业化发展后显现了。由于日本汉方推广成方颗粒制剂，很少有医生使用汤剂，由此限制了方剂药味、药量的加减，缺乏临证变通，久而久之，极易导致辨证论治的淡化，甚至导致中药西用等现象。
4 结语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医药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体系，曾经借鉴过不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先进医药经验，海纳百川，兼收并蓄。今天中医学的发展固然离不开本国中医学者的奋斗，更应实事求是地向其他国家学习，取长补短，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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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草文献研究
本世纪在本草文献（准确他说是本草专著）难芯糠矫娉晒橙弧U夥矫孀钪匾慕故潜静莸哪柯佳а芯俊A帷断执姹静菔槁肌贰⑸兄揪取独幸┪南拙罚约白罱霭娴摹度幸酵际榱夏柯肌返仁椋旧贤瓿闪酥泄诘乇静葑ㄖ哪柯佳У鞑椤?
在本草专著的研究方面，本世纪研究得比较深入的有《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品汇精要）、《植物名实图考》等主要本草。所谓深入，是指对其成书、内容及版本都有过细的研究，尤其是近20年，这方面的进展非常迅速。过去一些研究较少的本草，在这段时间内有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进展，如《绍兴本草》、《履巉岩本草》、《宝庆本草折衷》、《本草原始》、《滇南本草》等。在已有研究的本草专著中，绝大多数为明以前的本草，尤其是宋代及其以前的本草研究得比较多。伴随宋以前本草文献研究的深入，其辑佚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神农本草经辑注》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缕清我国本草文献发展的源头作出了贡献。尚志钧先生在宋以前本草的辑佚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由于本草学者的努力，南宋以前的亡佚本草几乎全都有辑佚本。随着印刷技术的进步，许多明清稀见的本草著作也陆续影印或校点出版。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本草全书》更是志影印全部1949年以前药学文献。而进行中的《中华大典·医药卫生典、药学分典》如果能编辑成功，也将把古代本草文献的主要内容分类纂集于一书，这些进展为当今发掘中药宝库铺垫了道路。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大量以探讨医药成就为主旨的本草文献（主要是《本草纲目》）研究论文中，有新见解的越来越少。我们不是不需要这方面的论文，60年代初期以及80年代前期，的确涌现了许多高质量的探讨《本草纲目》对医药乃至整个古代科技的论文，但此后的有关论文数量剧增,质量却每况愈下。辗转抄录、选题琐屑、把书中反映的历代医药成就全部不切实际地归于李时珍等现象极为严重。《本草纲目》似乎成了撰写论文以谋晋升或参加会议等的捷径。
必须直言的是，研究本草著作的文献学内容（目录、版本、辑佚等）需要良好的获取第一手资料的条件，并非人人都能涉足并取得成就的。加之国内现存本草专著的研究已经比较广泛，并有一定的深度，因此这方面发展的空间已经比较狭窄。围着几部重要本草变看法子为之粉饰颂德，或反复讨论前人已有定论的内容，或纠缠一些目前条件不可能定论的议题（除非有出土的或新发掘的资料），我个人认为这是使本草文献研究平庸化。
当然，这并不是说本草文献的研究已经到头。事实上百年之间，我们还只不过是围着中国内地所存的汉文本草专著打转转。即便如此，有些本草我们的研究还很肤浅（如《滇南本草》多种本子究竟那一种能算是兰茂所处时代的作品？传世的《绍兴本草》抄本有没有一个祖本？等等），国内不有可能出现或出上新的本草专著，流散海外的本草著作也有不为我们所知者。最近从日本接引回归的《药性会元》、《药性要略大全》等本草，国内学者过去就从不知其底里。原以为失传已久的墨西哥传教士石铎碌（石振锋）所著的《本草补》，最近笔者才从国外获得了它的影印件。这说明本草书志的研究尚未完结。马继兴先生目前正在进行的世界中医药联合目录研究课题将把本草文献的调查推向深入，这就是一件具有创新意义的工作。此外，非本草专者的医书，乃至非医书中蕴藏着大量未被本草专著收录的药物资料，这些资料的调查、汇纂和整理，是本草文献研究者未来的用武之地。厚古薄今是过去医药历史研究的普遍现象，近现代本草文献还有待整理研究。少数民族药学文献至今罕有报道。和中国本草一脉相承的日本、朝鲜本草也很少有中国学者问津。因此，未来本草文献研究不应该故步自封，开拓新领域是创新的重要体现。
二、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
在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方面，本世纪所取得的成就最为辉煌。这一工作延续的时间很长，早期中外动、植、矿物分类学家根据我国古本草或民间沿袭的名称来确定某一物的中文名。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也包含着本草考证，但前辈并没有将其依据专门记录下来。本世纪上半叶，赵燏黄、黄胜白。钟观光等前辈学者把现代植物分类和中国本草知识相结合，有针对性地对本草药物进行考证，确定其分类学地位，从而开创了我国药物品种本草考证之先河。日本的冈西为人等也进行了这方面的工作，并授徒传道。前辈们荜路蓝缕，确定了本草中大量的药物名称。近50年来，围绕中药品种进行的研究和资源调查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包括“”期间），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反映在为数众多的动植物志、中药志、《药材学》、《生药学》及《药典》等书籍中。国家药典收入的中药，首先必须确定品种。一批药学界前辈把所掌握的现代分类知识与传统本草相结合，使中药品种考证工作不断深化，由此也积淀了丰富的本草考证经验，总结了一些本草考证的方法。楼之岑、谢宗万、徐国均等许多前辈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除大量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论文之外，集中反映这方面成就的专著当数谢宗万先生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上册于1964年出版）。该书以中药混淆品种为研究对象，这一选题本身就具有创新性。中药混淆品种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现象，这就要求作者除具备现代科学知识之外，必须精通古代本草的内容。谢先生正是把植物分类、实地考察和传统本草考证相结合，在药物混淆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独占鳌头。80年代初，为了使本草考证更上一层楼，谢先生又参加了西学中班，补充了中医临床知识这一课，使本草考证更贴合中医用药实际。正因为谢先生的知识结构的完善，使得他在80年代出版的《中药材品种论述》（中）以及后来修订萹的上册内容更为充实。“本草考证”在书中正式作为一个专项。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考证结果直接保证了中药用药品种的准确。然而谢先生并没有从此停步，他90年代又辟蹊径，将其多年的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经验上升为理论，连续出版了《中药品种理论研究》、《中药品种新理论的研究》等书籍和论文，使这一研究由散在的经验变得有规律可寻。这一理论的产生本身就是创新，其意义远胜过零散的药物本草考证。
本文用较多的笔墨介绍谢宗万先生在药物品种本草考证方面的业绩，井无忽视其他专家成就的意思，只是想借用此成功之例，说明要想在本草研究中不断创新，必须注意结合多学科的知识，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并及时将实践上升到理论，为下一轮更深入的研究开辟天地。同时也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创新就不能安于老套路，必须根据各人自身的特点，选择适应自己创新发展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低水平重复的现象非常严重。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就可以发现许多品种中早已有人考证过的，结论雷同。有些混淆品种中的常识性问题，也有人再次重复前人的劳动。至于平时审稿过程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更多了。再者，选题基本上集中在植物，而动物、矿物方面的考证文章少而又少，这和本草记载的各类药物比例是不相称的。以矿物药为例，至今专门的论著只有王嘉荫1956年出版的《本草纲目的矿物史料》。
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与本草文献研究有所不同，前者需要有与药物基原考订相关的专业知识（如动、植、矿物分类，药材鉴别知识等）。也正为如此，散布全国的具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员都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和地利之便，补习一些本草文献查找方面的基础知识，结合实际工作中遇到的药物品种混淆的实际问题，开展本草考证。至于信息来源，有志于药物品种本草考证的同道，应遵循一般搞科研的基本方法，追踪本学科最新进展。同时，在选题之前，应该检索一些与之相关的基本工具书和专著。如果《中药大词典》、《中药材品种论述》等书都不看，怎么能保证不做无用功呢？
应该说常用药物混淆品种的本草考证都已经有人做过研究了。除非有新的材料和新的见解，否则最好不要重复选题。对基层药学工作者来说，搞这方面的研究应该注意扬长避短、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运用本草考证去解决问题。地区药物品种的本草考证是大有作为的。例如：药物混淆是有地区特征的，有些地区药物品种混淆历史非常悠久。熟悉本地区用药品种特点，对从事本草考证有着地利之便。我曾经见新疆药学工作者考证当地用的人参品种中，有古代的押不芦，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元代押不芦传人中国内地，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色彩。不曾想在丝绸之路的沿途，还有应用此药的地方。广西有几位年青的药学人员，他们立足于本地用药实际，进行本草考证，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很值得借鉴。一种药物的运用，有时可以沿袭千年。民间用药习惯有时可能解决文献记载的疑似。在古本草中，至今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是不明的。例如宋《本草图经》的外草木类的药物，有很多已成为历史悬案。有些历史上被认为很有疗效的药物，至今没有人考出其基原。例如坐拿草，从来到明，医方中都有用者。《本草图经》说：“土人用治打扑所伤，兼壮筋骨、治风痹。江西此甚易得。后因人用之有效，今颇贵重。”此药有图，江西吉州、安徽滁州是其产地，疗效也很明确，应该说是比较容易考证的。但由于其图形的粗糙，至今未有能为人信服的考证结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寄希望于该药产地的药学工作者。如能在民间开展深入的考访，寻找到名称、疗效和形容近似的药物，是可能决这一疑难的。云南药学工作者考订《滇南本草图说》药物基原的成功经验是值得学习的。
古代本草书中，还有很多药物的基原有待考证。《本草图经》、《本草纲目拾遗》、《生草药性备要》等书此类问题最多。在考证时，除本草专著之外，应该注意充分发挥地方志等乡土文献的作用。实地考察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瞩。此外，药物品种考证不是为考证而考证，这是一个与药物运用和生产紧密相关的问题。从生产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可以使研究工作充满生命力；从文献到文献，选题必然枯燥而无实际意义，这样的研究是难得有新意的。
三、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
药物炮制是中药学非常具有中医特色的内容。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药炮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不同的药物、不同的用途、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都会影响到药物炮制方法。处理这些纷繁的炮制法，使之既有效又经济地为中医用药服务，光靠实验研究是不够的。我们不可能逐药逐法地去进行验证。更何况传统中药炮制与中医理论密切相关，实验研究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本草考证有其独特的意义，它有助于缕清历史上炮制法的源流、种类及其不同的运用，为现掘、验证合理的炮制法提供符合中医用药实际的文献依据。
50年代到“”前，收集总结各地炮制经验是当时的主要工作。近二三十年以来，药物炮制的本草研究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在这一研究中，应该特别提一下王孝涛先生的业绩。王先生本身是从事炮制研究的，他和谢宗万先生一样，接受过现代科学研究的系统训练，又具备本草考证的深厚功力，80年代他发表的有关酒制法、地黄炮制法等个案研究，丰富的史料和严谨的考证为此类的研究提供了范本。更重要的是，王先生与许多同仁经过近20年的努力，编成了《历代中药炮制资料辑要》（1965年完稿，1973年内部印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古代虽有少数几本炮制专著，但远不能反映历史上炮制发展的实际。这方面大量的资料散见于医方书中。汇集这些资料真正是沙里淘金。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依靠专家的研究激情和行政组织的推动，集合了众多的专家，低成本甚至是完全无报酬（包括不署名）地完成这个大项目。该书从167种古医方书中摘取药物炮制资料，按引书顺序排列，为此后炮制的本草考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在此基础上，王孝涛等先生又以药物为单元，正式出版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1986年），使得药物炮制的本草源流更加系统。本草考证在炮制研究中的地位由此得以稳固建立。在从事药物炮制实验研究之前，进行与选题有关的本草考证，这已成为一定之规。
近年以药物炮制法沿革为题的文章大量涌现。可是仔细核对其原始资料，不难发现，很多文章的资料并没有超出《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的引书范围。罗列史料，缺乏分析，成为某些类文章的通病。照此下去，必将使药物炮制的本草考证平庸化，成为毫无新意的文献综述（甚至是文献凑合）。本草考证之所以称之为考证，不是简单地堆砌资料，而是要从生产实际中发现问题，从古代本草资料中缕清其发展脉络，寻求其历史原因，并提出去伪存真的个人见解，这才算是真正的研究。否则，就会使人看轻了本草考证的意义和作用。
那么，是不是说有了《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之类的书籍之后，单味药或单一的炮制法就没有再进行本草考证的必要了呢？否。我们反对的是依据他人已经汇集的资料，略加组织就当成考证。这样的工作毫无新意，无法为炮制的现代研究提供借鉴。但如果有更丰富的史料，更有说服力的依据，能对某些生产实际问题提供新的参考，那又另当别论。必须正视的是，《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用的古医书才167部，而现存的医方书至少也有4000部以上。可以断言，在《历代中药炮制法汇典》所引史料之外，还有大量的炮制资料未得到发掘，再次广泛地汇集炮制资料是完全有必要的。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这一工作有相当的难度。因为靠个人之力非常困难，而要想发挥专家群体优势，其成本和凝聚力都存在问题。即使有朝一日能把所有古代炮制资料集于一炉，也不等于大功告成。分析这些史料，需要现代科学和史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会有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炮制的本草考证不是没有发展空间，而是需要把研究推向更深更高的层次。
另一个倾向必须注意的是，以往在炮制的本草考证方面的论著较多，但是对同样具有极为丰富内容的中药传统制剂学的本草考证却显得非常稀少。须知中药的制剂不仅种类众多，而且至今沿用不替。中成药的发展是和药剂防腐技术进步紧密相关的，但这方面的发展规律并无深入的考察。已故药学史专家朱晟先生生前曾和我讨论过大蜜丸蜡壳密封技术是什么时候发明的，这个问题到现在还不很清楚。蒸馏技术，还有秋石（性激素）制备等先进技术，均曾在世界医药科技发展史上占有领先的地位。但在中国，对中药制剂的本草考证在朱晟先生故去后，还没有见到卓有成就的后继之人。在未来的世纪中，亟盼有志于此的青年学者能做出成绩。
四、本草研究的相关问题
以上所谈的是本世纪本草研究最多的三个方面：本草文献、药物品种、炮制方法。但是，这就是本草研究的全部内容吗？当然不是。药学中最为多见的实际是药物的效用问题，而这方面的本草研究实在太少。一味药物的功效形成，决不是一句“经验所得”能概括得了的。几乎每朝每代，都有自己的热门时髦药，这些药物在历史上走马灯式的“你刚唱罢我登台”。影响药物使用的种种用药思想，是中药学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高晓山先生等的（中药药性论）在药性理论的本草研究方面已经做了很有意义的工作，为以后更深入广泛地开展此类研究趟出了一条道路。可以预见，药物效用的浮沉隐现历史的研究，将会为当代药学发展提供非常有意义的借鉴。这方面的研究是广大临床医生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
药物发展过程中不仅品种方面存在着同名异物的问题，同时也存在同物异位（药用部位）的问题。有些药物古今用药的部位是不相同的。笔者曾对龟甲（全甲）向龟板（下板）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本草考证，结果证实李时珍所说“（龟甲）古者上下甲皆用之”是完全正确的。现代实验研究也支持龟上下甲可以同等入药，因此，从1990年开始，《药典》将久已废弃的龟上甲重新作为药物；龟甲又恢复了其历史的真实面目。类似这样的例子决不只是龟甲一味，还有待更多的学者从用药实际出发，将药物同物异位的种类加以梳理研究。
在药物品种、炮制、效用、入药部位、用药分量等方面，同样尊崇《本草经》和张仲景用药的日本、朝鲜，却有很多与中国不一样的地方。例如茵陈蒿，中国讲究的是“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茵陈当柴烧”，即使用幼嫩的苗，而日本却使用结了果实的老蒿。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其中的许多差异呢？这就是中外用药比较的本草研究课题。尽管已有许多学者注意到这一现象，但系统深入的调查和考证尚未开展起来。
道地药材的研究也是适用本草考证的重要方面。近年来，这一研究受到了重视，被列为重大课题进行攻关，有关的专著也已出版。道地药材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既有经验的总结，也有社会因素的促成。各道地药材产区的药学人员如果也能参与到这一研究，利用地利调查乡上史料、民间口传，可望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
药物的栽培驯养在我国已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但这方面的本草研究一般不受人重视。可是，就本人所知，栽培菌类植物茯苓至少在南宋已经开始，其方法与现代相差无几。此外，我国唐代就有驯麝取香的先例，北宋就开始淡水养珠，南宋就有人工牛黄……这些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和外国人争发明权，而是有可能为当今中医药发展提供直接的启示。人们熟知的浙八味、四大怀药等，可是又有谁肯下工夫将其栽培发展历史流理清楚呢？
中图分类号：R2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2-0332-01
1 引言
中医学在产生初期就存在于传统文化及日常生活中，一方面中医学能够与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及影响，另一方面它能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在这一中医学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相关本草著作也随之产生，但是任何形式的著作都是具有积极作用的，其中不仅涵盖着传统文化，农耕经验等生活内容也被列入其中，在时展进程中，以往古人所认为的难以言表的内容，慢慢成为人们难以细化研究的隐性知识，这就对中药理论的形成及拓展带来阻滞性影响。本文就在结合相关经验的基础上，对中药理论背后的隐性知识进行细化研究及讨论。
2 中药理论背后的隐性知识
历代本草著作均为博物之作，中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受多方面因素影响。传统文化中的鸟文化与禽类药物理论、饮食文化与滑类药物理论关系密切。药物在传统手工业、加工业及日常生活中的应用，同样影响到中药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文献学知识及实地采集辨识药物也是理解学习中药理论的基础。中医学根于传统文化与农耕生活，文化与生活方式影响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1）传统文化知识。滑类药物的应用机理，源于古人尚甘滑的饮食文化。古人饮食尚甘滑，上至君王大夫下至百姓，饮食均以甘滑为尚。在《周礼》中，滑与酸苦甘辛咸一样，是味的一种。用药理论则是，“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人身上的孔窍都有分泌功能，以起到作用，古人认为孔窍中这些涎滑的液体也是长养孔窍的。如果孔窍有了疾病，就用具有涎滑性状的液体或药物治疗。有些动植物含有滑溜溜的液体，不易拿捏、无法附着，故古人认为涎滑能去着。南北朝徐之才《药对》中，滑剂占十剂之一：“滑可去着，冬葵榆皮之属是也。” 滑能通利，治疗闭塞不通之症。所以滑溜溜的葵菜成为百菜之主，农书将其放在种菜的首位，秦汉时期已广泛应用于瘤疣附着、小便淋漓不通等种疾病。
（2）传统手工业知识。许多中药在传统手工业制作过程中被广泛应用，药物理论的产生与传统手工业有密切关系。如朴硝的功用可从制革熟皮中得到体会：朴硝生于盐卤之地，凡牛马诸皮，须此治熟，故今俗有盐消、皮消之称。从皮革制作过程，就能清楚地看到朴硝软坚散结的作用。制作过程大致是：将整张皮泡在石灰水中两天，附在皮上的毛就掉了，在清水中摆洗过，生皮就做好了。如果我们需要柔软的皮子，将三四斤皮硝在大铁锅内加热溶化，放进一张生皮，如不急需，泡两天翻几次，皮硝就被吸收了，生皮就变成了柔软的熟皮。如急需，则用小火在锅底加热，不断翻动，两个小时后，同样地得到熟皮。老羊皮袄、狗皮褥子，因为保存毛，需要另一种熟制过程：夏季，在大缸中放入水、皮消，将熬好的黏稠的小米粥倒入缸中，搅匀，把铲掉皮下组织的硬邦邦的毛皮浸泡其中，经两周时间，期间翻动三五次，捞出清水摆净，将内皮铲薄些，就得到了雪白柔软的小羊皮。从皮匠的制皮过程中，我们可以亲眼见证朴硝能软坚，当身上长了硬块时，人们也用朴硝敷在外面，硬块随即变软消失了，当大便干硬时，人们自然也想到了朴硝。
（3）农耕生活经验。农耕生活普遍能够依靠自己生产，满足自身需要，在这一阶段中他们还会养殖鸡鸭、兔子等牲畜，这就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这样就能对古人研究后传承下来的中药理论进行深入理解及挖掘。通过对兔子的日常表现进行观察是无法对其雌雄状态进行精准掌握及判断的，只有对兔子周期了解，并饲养过兔子的才可以对其雌雄进行判断。当兔子进入期后，雌兔子的眼神会发生变化，并始终处于迷离状态，而雄兔行为则会出现异常情况，在这一阶段中，雄兔往往会做出后腿向前扑并扑打抓地的行为。在本草纲目中就有记载，鸡无外肾而亏小肠，但是只要杀过鸡就可以发现，其本质并非如此，鸡的肠子就长在鸡胗下面，并且有二寸增粗，上部分的直肠也有部分增粗，其余的部分就有粗有细均匀分布，也就是说鸡与兽类相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并没有大肠及小肠之分。
（4）中医文献学知识。用文献学中的目录学知识，可熟悉每味中药在本草文献中的著录情况。以文献学中音韵、训诂方法，可考证药名从古至今的变化。如胡芦巴，又时写作葫芦巴，很容易被当作葫芦科植物葫芦的蒂把，其实胡芦巴为豆科一年生草本植物胡芦巴的成熟种子。又名芦巴子、苦豆、胡巴、芦巴。胡芦巴原产于胡芦碛（今新疆哈密），当地名小木夏、香豆子，种子肾形，如萝卜子大，含有大量黏胶，水浸泡后形体膨大，白色半透明肥厚的胚乳触之涎滑，水液亦呈黏液状。“巴”是古人对粘接性物品的称呼，如泥巴、锅巴等，胡芦巴是由产地与种子的黏性得名的。其子豆形，入肾补肾。其性黏能粘，能收下焦，治精冷自遗。
（5）实地辨别药物。采集辨识药物是历代医者、本草工作者的基本工作。药物的生长环境决定了药物的功用，药物的形貌是取象比类的依据，品尝药物是认识药物的基础。如生长于水中、湿地的药物泽泻、浮萍、蛇床、石韦等多能却水行水利湿，黑色、豆形多入下焦、肾。如沙苑蒺藜是在华北、西北旱地广泛分布的豆科植物，并非仅仅产于潼关之沙苑。将其称为蒺藜，并非因为它结蒺藜样种子，是因为它有象蒺藜一样丛生的茎叶，如果未开花结果，沙苑植株很像蒺藜，但沙苑全株被有白色毛刺，视之大有涩象，触之碍手，故能收敛。种子豆形黑褐色，故能入肾补肾。因入下焦，故能收敛下焦不禁之症，治疗遗精，白浊带下，尿血、小便余沥等。
综上所述，中医理论的产生并不是无据可依，它与古人的日常生活及文化密切相关，也可以说中医理论的发展需要以古代文化及生活经验为基准，其中涉及内容的广泛性，更为其发展带来了相应影响，无论是文化知识还是文献学知识等，都是中医理论囊盖范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现展进程中，农耕生活已经消失不见，这就更需要χ幸├砺壑识背后的隐性知识进行充分了解及掌握，相对的为了确保对隐性知识能够进行精准理解，还可以到实地去采集药物，并对其进行辨认，这对于中药理论的学习及研究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的活动。中原地区是中华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早在伏羲、黄帝时期，就有了医药起源的美妙中华中医文化的源头。
河南是中医的源头，是中医文化的主要发祥地。人们在长期的采集生活中，逐渐发现了植物药，车渔猎生活中，逐发现了动物药；在冶矿生产实践中，逐渐发现了矿物药。与此同时，又发明了针法、炙法和外治法等。
战国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医理论体系形成时期，其标志是《黄帝内经 》、《伤寒杂病论》和《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相继同世，《黄帝内经 》大约是战国秦汉时期，为后世中医理论之源。《伤寒杂病论》系东汉南阳郡涅阳张仲景所著，该书的最大贡献原则，奠定了临床诊断理论的基础。《神农本草经》成书于东汉的洛阳，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中药学理论。而这三部医药学原完成的，可以说中华医药理论的形成是在中原。
南北朝至隋唐进期，中医学得到了全面发展。
唐代医学大家孙思邈，曾长期在中原行医，著有《千金要方》、《千金》大成，对《黄帝内经》有大量征引和深入阐发。同时，他收录了张仲景著作有关伤寒病症的部分，从而医圣文化得以广泛。
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医学的发达兴盛时期，其重心在中原。这一时期医学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医政设施的进步，当时都城开封设立“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及其他保健或慈善机构，把医药行政与医学教育分立起来。同时还设立“御药局”、“医药惠民局”等专职药政机构，这一传统至今仍被沿用。
明清时期，由于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我国医学在南方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河南仍涌现出了众多著名医家。
宋代以前，河南一直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中原大地名医荟萃，是名医最多，献最大的地区之一。
中原地区在历史还形成了独特的药文化。产于怀庆府（今焦作市 ）的“四大怀药”，即怀山药、怀菊花、怀地黄、怀牛膝，距今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在众多的中草药中，独享有“华药”的美称，由此产生、发展成怀药文化、怀商文化。
中医学文化是在中华文化母体滋养下发展成长的，从传统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源源不断地汲取营养，积淀起深厚的医药文化，是中华医药文化的根基和主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以其高尚的职业道德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学的灵魂，对整个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转贴于
从《黄帝内经》开始，中医药文化的哲理就十分明晰，阴阳学说、五行相生相克、整体宇宙观等哲学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开创了辨证论治的先河。中原医家所创造的理论价值时至今日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其一，阴阳及平衡理论，提出了人体阴阳之气的平衡是生命健康的基本条件，“阴盛则阳病，阳盛则阴病”，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和谐学中的和谐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其二，五行及脏腑、经络理论的提出，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整体观念与联系的观念。其三，藏象及辨证理论，通过对小体外部现象的观察，得知人体的健康状况，体现了中国古代医学对本质和现象问题的独特理解。张仲景的辨证论的提出，反映出对差异性问题和分析的独特理解。此外，中医治病包括无病养生和有病调理两个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整体观在医疗实践中的具体体现。总之，中原中医药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朵奇葩。
中原医学文化以张仲景文化及张仲景医圣文化为代表，其高尚的职业道德、科学的辨证论治思想、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张仲景的医德观完全体现了中华民族以“仁爱”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形成以“仁”为核心；二，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诊疗方法，为中医临床医疗的通用模式，一直是中医诊疗疾病所遵循的基本法则，一直指导着中医；三，承前启后的医方文化。仲景所载方药，被尊称为“经方”、“祖剂”。时至今日，仍为广大医药工作者所喜用。医圣发展，已成为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对中国、对汉字文化圈，乃至世界的医学、人文等均有较大的影响。
《伤寒杂病论》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比较完备的医学专著，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奠基之作，不仅是界人民的巨大财富。国人奠仲景为医圣，奉《伤寒杂病论》为医经，称之为“活人书”。其影响早已跨越国度。进而又形成“伤寒学”、“伤寒文化”。一些国外的医家还专神祠，将此称之为“归宗”。由此可见中原医学文化的魅力的影响。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采取废医存药的政策，就是保留了中药，但废除了中医。所以，日本人现在不知道怎么用药。有一年，我到中国中医科学院陆广莘教授家做客，他给我看了一份资料，是日本厚生省的一个文件，说中药无毒的神话已经破灭。我一看，是说日本酗酒的人多，所以患胃病、肝病的人特别多，于是日本人就把中国的小柴胡汤做成冲剂，喝完酒，就喝小柴胡汤保肝，最后喝出80多个肝纤维化。我看完这个文件以后感到，这不是中医不对，而是日本人没文化。我曾经接触过一位日本教授，他的肝不好，请中医开了副中药，他买了50副背回日本。过了三个月之后，他又派研究生来，又背了50副。我当时很惊讶，原来他们只知道吃药，不知道改方。这就是日本废医存药的结果。所以，这样一种情况，造成日本每年的医疗费突破了30亿兆日元，但是疾病的治愈率始终低于20%，这使得日本重新思考国策。
在2004年，日本正式给中药。目前，中医学概论被列入所有医学院的必修课，而且从去年开始，中医成为日本临床医生考试的内容之一。2008年，要纳入日本医生资格考试的试题范围。
张从正，字子和，金代睢州考城人。生于南宋绍兴二十六年(金贞元四年，即1156年)，卒于南宋绍定元年(金正大五年，即1228年)，享年73岁。作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攻邪派创始人，张子和攻邪医学治疗思想的产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为了讲清这个问题，不妨从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之死谈起。
关于苏东坡的死因，清代医家陆以湉在《冷庐医话·慎药》中有详细记述：由于政治的原因，晚年的苏东坡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省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66岁的苏东坡从贬官地儋州北上经至毗陵(今江苏常州)。当时正值酷暑，苏东坡觉得船中热不堪受，为了凉爽，“夜辄露坐，复冷饮过度，中夜暴下，至旦疲甚，食黄芪粥稍适”。然而，第二天，又应人邀请而赴酒宴。不久“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胀，却饮食，夜不能寐。……十五日热毒转甚，诸药尽却，以参苓瀹汤而气濅止，遂不安枕席”。苏东坡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某夜发热热不可言，牙齿间出血如蚯蚓状者无数，到天明才止住，困惫极甚，“细察病状，专是热毒根源不浅，当用清凉药。已令人用人参、茯苓、麦门冬三味煮浓汁，渴即少啜之，余药皆罢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病重，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气不能支，二十八日苏东坡死[1]。
陆以湉在按语中说：“病暑冷饮暴下，不宜服黄芪。其误服后，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1]
由以上可以看出，苏东坡是因为误用补药而死。若从整个当时历史背景而言，这大概是由于唐宋时期滥用温补药物的风气盛行所致。“夫人之好补，则有无病而补者，有有病而补者。无病而补者谁与?上而缙绅之流，次而豪富之子。有金玉以荣其身，刍豢以悦其口;寒则衣裘，暑则台榭;动则车马，止则裀褥;味则五辛，饮则长夜。醉饱之余，无所用心，而因致力于床笫，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故年半百而衰也。然则奈何?以药为之补矣。”[2]63 一些达官贵族，妻妾成群，为了满足其淫欲之需要，便大服温补药物。轻则草木，重则丹石。或乌头、附子，或硫黄、乳石，或方士丹药。许多病人也是喜补而厌恶攻法，以为补药都是好药，泻药都是坏药，给予补药则喜，给予泻药则烦。
苏东坡知识渊博，多才多艺，善谈医学，在《东坡志林》、《上皇帝书》、《教战守策》等著作中，均有大量的医药内容，并有方书《苏沈良方》(与沈括方合辑)问世。就连苏东坡都这样，尚因误补而死，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可见滥补时弊之严重!
苏死后55年的1156年，张子和出生，相距时代不远，社会嗜补之习未尝改易。张子和在《儒门事亲》中对这一现象有所记述：“以(唐)太宗宪宗高明之资，犹陷于流俗之蔽，为方士燥药所误;以韩昌黎(韩愈)、元微之(元稹)犹死于小溲不通、水肿。有服丹置数妾，而死于暴脱;有服草乌头如圣丸，而死于须疮;有服乳石、硫黄，小溲不通;有习气求嗣，而死于精血;有嗜酒，而死于发狂见鬼;有好茶成癖。……近年运使张伯英病宿伤，服硫黄、姜、附数月，一日丧明。监察陈威卿病嗽，服钟乳粉数年，呕血而殒。呜呼!后之谈补者，尚监兹哉!”[2]44对于治病，用补药即使把病治坏了，医者也不自责，患者也不自悟，“惟庸工之治病，纯补其虚，不敢治其实，举世皆曰平稳，误人而不见其迹。渠亦不自省其过，虽终老而不悔，且曰：‘吾用补药也，何罪焉?’病人亦曰：‘彼以补药补我，彼何罪焉?’”。[2]35社会上下，医患之间，这种“以用补药平稳，以服补药为荣”的社会风气颇为流行。
张氏对此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目睹时弊，痛加斥责，并提出了自己的攻邪理论。他说：“惟庸工误人最深，如鲧湮洪水，不知五行之道。夫补者人所喜，攻者人所误，医者与其逆病人之心而不见用，不若顺病人之心而获利也，岂复计病者之死生乎?呜呼!世无真实，谁能别之?今余著此吐汗下三法之诠，所以该治病之法也，庶几来者有所凭藉耳。”[2]35针砭了庸医误补造成的危害，并揭露了时医的不良风气。张子和最先提出“药邪致病”的病因学思想，指出用药不当或长期无病服药，均可造成阴阳偏胜，偏胜则病，于是提出与“滥补”针锋相对的“攻邪论”。
其实，这种滥补成风的习气即使在今天亦不鲜见，现今之各种营养滋补品铺天盖地，临床妄补之风不减，保健补益品盛行，有很多人不需要补而“补”，反而“补”出了病，造成滥补之人参综合征、维生素C综合征等药源性疾病增多，确值得深思。
针对当时社会上的滥补之风，张子和在《儒门事亲·补论二十九》中明确了“补”的内涵，“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热则芒硝、大黄，损阳而补阴液;寒则干姜、附子，损阴而补阳也。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2]64确定了补药用于不足之人，而补法之中当含攻法之义，只要能纠正病人虚损之证方是真正之补。
张子和提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他强调食补以胃气为本，重在攻邪以复胃气，提出“陈莝去而肠胃洁，癥瘕尽而荣卫昌，不补之中，有真补者存焉”的观点。运用药物攻邪之后，多采用粥食调养之法以调胃气，助胃气恢复以祛除余邪。邪去正虚要采用谷肉果菜之品的补虚复损法，即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善用药者，使病祛而进五谷者，真得补之道也。”张子和充分认识到真补之谛在于病人饮食和畅，食补为上的原则，并认为:“夫浆粥入胃而不注泄，则胃气和。胃气和则五虚皆实也，是以生也。”对病愈之后及平时体虚者，张子和主张根据五脏之所宜，以饮食调补。“病蠲之后，莫若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相五脏宜，毋使偏颇可也。”[2]64《儒门事亲》载食疗方10余首，另外还有用水果及海产品治疗疾病的记载。其所选药食，性味多甘平、甘凉、甘温，以自然食物作食补之，使人之精气得以补益，精气得旺而形体五脏亦可得到充养，人体各方面机能亦能正常运转。同时，他还强调食补应“相五脏所宜，毋使偏颇”，食补时须均衡摄入，以满足五脏不同的要求，这样方可起到补益精气、调和脏腑的作用。张氏这种补法的理念对后世中医养生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即使对今天人们的养生观，亦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中医存废斗争；医学史，民国；谭次仲；伍律宁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封建帝制，这是中国历史上转折性的一页。伴随着政治的变革，稍后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又推动中国社会加速裂变，传统文化渐趋式微，西学日益普及。在医学方面，西医在中国也得到较大的发展，并对传统中医学形成冲击。尽管中医学并没有被西医所淹没，仍然显现着生命力，但在言必称“科学”的社会风气下，旧有的理论面临着极大的压力，甚至生存也受到威胁。新政府的医政大权掌握在留学归来的西医手中，以致1929年有余云岫提案“废止旧医”，酿成风潮。
“废医”当然不可能成功。但面对时代的进步，中医自身也产生了变革的要求，不少人提出了各种适应时代的革新主张。这些观点与旧的“中西医汇通”有所区别，称之为“中医革新派”或“中医革新思潮”比较恰当。
岭南是近代革命的前沿，近代广东中医界倡议或力行革新的医家亦不少，在国内有一定影响，有些观点和论述今天看来亦不无启迪。兹介绍其代表人物和观点如下。
1 谭次仲与“中医科学化”
谭次仲（1893-1955），字星缘，广东南海人。历任广西梧州中医学会会长、广东仁爱医院中医部主任、（香港）广东保元中医学校校长。著作有《医学革命论战》、《中医与科学首集―中药性类概说》、《中医与科学二集》等书。
谭次仲是近代“中医科学化”的倡导人之一，与当时上海的陆渊雷齐名。他认为中医的革新，需要“萃中西而共冶，合新旧于一炉”［1］。他评述社会上论“中医科学化”的许多论点，或“只有中医实则蔑弃科学，或只有科学实则蔑弃中医”，这都是不客观的，“揆其原因，非由于不认识中医，即由于不认识科学。”谭氏所言的“中医科学化”，认为中医应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他说：“医学既无所谓中西也，特古略而今详，古疏而今密，唯此而已。……古人诊察疾病，仅恃人类自然之本能，今则几于完全建筑于科学生数理化之基础上。故必取法者也。”所以，“中医科学化”的目标是：“一方面固必切合中医获得事实上及文献上之确实证据，绝对不容虚构；一方面尤须准对科学，不容脱出生数理化之藩篱，存有玄学之丝毫色彩。其有为科学所未明者，则存其法以留待将来，务使中医观之谓之中医，科学医观之谓之科学。”［2］“科学化”的手段则是主张开展中医实验和中药药理研究，他对守旧人士晓之以理说：“吾固中医，吾爱护中医之忱，岂让诸君？……顾诸君出之以气化虚无之说，假之于天人缥渺之论，以此自固篱藩，难逃反对科学，策之至下者也。”［2］当然，谭次仲也注意到要保持中医学术特点，指出“药出于方，方出于法，故方法者，中药应用之准绳，中医经验之结晶也”［2］，认为中医理论对临床有指导意义，反对弃医存药的观点。
2 伍律宁及其“建设中国本位医学”
伍律宁，字子建，广东台山人，生卒不详。1927年伍律宁考入广东中医专门学校，1932年毕业。他的思想，早年也受中医科学化的影响，曾说：“夫中医之在今日，勿论为国家人民计，抑为中医自身计，中医药之必须科学化，万无因循观望之理。”主张“以科学为手段，中药为材料，即根据科学原理，尽量运用中药”［3］。民国18年，他在广州创办了广州医药月报，为中医科学化声张。1937年伍律宁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一书。其书名中的“起信”来自佛教，意为通过说理使人相信。他认为在讲“科学”的时代，中医必须通过科学化，才能使人信服。
1939年伍律宁又出版了《中医起信论》二集，这次则提出一个新的口号――“建设中国本位医学”的口号。该口号脱胎自“中国本位文化论”。1935年初，文化界10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倡“不守旧，不盲从，根据中国本位，采取批评态度，应用科学方法来检讨过去，把握现在，创造将来”，即主张学习外来文化时应有中国本位意识。伍律宁借此提出应在中国本土医学基础上建设属于中国的“本位医学”。他认为中医有“绝大能力”、“绝大价值”，“足可超越‘天演淘汰’定律”，必然能够生存。对当时的各种论战，伍律宁颇有微词，认为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互攻其短，恶意批评。挂学术之名，争饭碗之实”［3］，他主张务实研究，从实验及临床着手。《中医起信论》两集研究了肠炎、疟疾、天花、肾炎、肺炎等十余种疾病，均是先列西说论病，继用中法辨证，后用中药分证治疗，力求在临床上、学术上沟通中西。
3 张二仲之“中医改进论”
张二仲，名熊飞，号访，广东西宁金滩乡人，生卒不详。他原在乡塾及学校任教，自学医学。“教学而外，稍有暇，无不肆力于中医之学术，更旁参西医之图籍。”［4］他多年读书临证，“由是发现中医之学理，真伪杂乱，非亟改善，巩不足以阐先法而式后人，遂矢改进中医之志。”曾创办郁南育元医学研究所，著作有《中医改进刍论》。
张二仲“自任改进中医之责”，拟著《药学新发明》、《证方新发明》、《脉学新发明》、《仲景全书新编注》、《内经新编注》等书，这本《中医改进刍论》就是他初步的规划与思想的反映。他认为要改进中医，有几步工作要做，分别是：“亟宜革新”、“宜先辨谬”、“宜先祛蔽”、“宜务实用”、“宜务专修”［4］。方法上反对尊经、守旧，反对玄理。例如他提出“发明四时循环之真理而辟五运六气循环之谬说”，即肯定中医注意四时变动，但反对五运六气之牵强附会。他还主张废《难经》，认为该书脏腑之说错谬百出，不符合解剖，而且说理也多玄空。
4 林昨非“改进中医”说
林昨非，字尧钦，广东新会人，生卒不详。林氏弱冠学医，壮岁悬壶，任新会仁安医院医席28年，设有“维新医学研究所”，招生授课。1933年著成《改进中医刍言》，由新会捷元斋书局发行，主要阐述其对中西医学的看法。
林昨非提倡“改进中医”，是“欲求医学与科学化，使医学有统一确实的见识，而扫除旧时藤葛”，他自信“言论翔实，并非杜撰。”林氏所处时代正值中央国医馆成立并开始运作之时，他对国医馆《章程》中“以采用科学方式整理中国医药”的目标满怀希望，因而提出个人见解。他认为中医“已精而不能益求其精，已密而不能益求其密……至今与欧西新医学日相背驰，而我旧医派，遂陷入淘汰环境，此可为太息而长叹者也。”中医学“尝百草，制医药，与作《内经》，均属破天荒之创举。当其时，实未尝有化学实验之设备，空诸依傍，所著言论，如五气、五运、阴阳等论调，间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在所不免。”所以，“吾人研究医学，务宜本前人之发明而光大之，择其陈腐者删改之，认为不背于近代学理者保留之。取新医之长，补旧医之短，又能用旧医之长，补新医所不逮。新旧兼习，造成通材，实为今日肄习医学者的责任。”在方法上，林昨非西化的倾向比较明显，他说：“改进中医办法，以讲求生理学、解剖学、卫生学为第一要义。”提出“按照新学医理，配用中国药方”，并“将中药逐一化验，提取精液”，而“病理学必须根据正当科学的秩序，勿为三阴三阳及五运六气等臆说所搀杂，方能贯彻医学真理”，如此等等。他自觉这样做，可以“中西医学，一拍即合，何致为人取缔，哓哓争辨不休呢？”［5］实际上倾向于废医存药以迎合西医。 转贴于
5 卢觉愚倡导“新中医”
卢觉愚（1898-1981），广东省东莞县樟村人。十七岁学中医，1925年卢觉愚出任香港东华医院第一任中医长，此后历任中央国医馆广东省分馆名誉董事、中华国医学会医报编辑主任、香港针灸学研究社名誉社长等职，主要在香港授课及开诊。卢觉愚精通英文，对西医了解较全面，在他的著作《觉庐医案新解》（1938年）中表达了他关于中医革新的见解。
卢觉愚客观分析了中西医的短长。他说“彼泰西医学，本科学实验之方法，客观唯物之现象，修习研究，有一定门径，复有声光电化等专门供其运使，分科细，辨析精，体用兼赅，论证详实”，但是“其治病也，循规蹈矩，守经执法……可以见理之真，不能得致用之妙。”而中医方面，虽有高明的理论，但是“门分别派，殊鲜会归，斗火冰盆，莫衷一是”，固然有高明的中医能够“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绩时驾西医而上之”，然而普遍成才不易，流品太杂。所以卢觉愚希望“将中西医学融会而贯通之”，赞同中医学校要加授西医课程的做法，他说：“以其固有之特长，补充新学识，人材鼎盛，自必后来居上，如此者，可名曰新中医。”“所谓新中医，必以国学为经，西学为纬，择善而从，权操自我。”［6］可见他认为中医虽要革新，但仍应保持自身特色。这一思想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医案中。
卢觉愚的医案，“选方辨证，悉遵古法，而证以西说；论病释理，多采西学，而参以经验。”亦即采用中医辨证治疗，但以西医生理、病理等讲解，他说：“书中议论及释名，多采西说。非敢立异，以其病理定名，皆较严密考实故也。……如脚气，为末梢神经炎性病变；破伤风，为菌毒作祟。事实真确，为中说所不逮。……惟西说不能确指为何病者，则仍沿用旧说。”这种做法被誉为“体裁别创，风格独标，在国医出版界中，似未之前见”［6］，后来成为现代中医医案常见体例。
结合科学探讨中医治疗机理，卢觉愚的论点颇有见地，如他解释中医之治感染性疾病：“细菌原虫，虽为病原之一，而疾病之本体，却为体细胞之异常变化。故传染病之治愈机转，不在菌毒方面，而在体细胞能否复其正规生活为断。中医治法，正适合此条件，此其所以有特效也。”［6］
6 张公让与“中西医学比观”
张公让（1904-1981），原名其升，广东梅县人，出身中医世家，但其本人则毕业于西医院校，因此可谓中西兼通，在民国时期曾任两广考铨处中医考试委员会专科顾问。20世纪40年代，张公让陆续出版了《伤寒金匮评注》、《中西医典》、《中西药典》、《肺病自医记、吐血治验记》和《医案医话、治医杂记》，合成《中西医学比观》一、二集共7卷。1950年张移居香港，点注出版杨鹤龄的《儿科经验述要》及选评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创办《中国新医药》杂志和“中国新医药研究院”等，在社会上颇有声望。
张公让在医学上主张中西医学的合流，主要反映在《中西医学比观》中。他说：“我觉得二三十年来，中西医界划了一个很深的鸿沟，互相诋毁，不相为谋。中医骂西医太呆板，太机械，长于外科，绌于内科，过重局部，忽略全体；西医骂中医不合科学，理论荒诞，盲人瞎马，夜临深池。他们所骂的确也有他们的道理，但平心而论，西医上了科学的康庄大道，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不少人体生理病理的秘密，治疗亦日有进步，中医则有数千年丰富的遗产，经验药物多可宝贵。西医好象年少气盛的青年，有时不免有点幼稚，中医好象饱经世故的老者，有时不免有点腐朽，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若能冶二者于一炉，择长去短，则今日之医学，岂不更为完善？所以我希望西医不要气盛心粗，要留心字纸篓中有无宝贝，中医不要抱残守缺，要留心科学王座，有无真理。”张公让著《中西医学比观》，就是“想在这伟大而繁重的工作队伍中，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7］。
不过在实践中，张氏偏于用西医的思维，求证中医的实效，他自称“偏重中医”，实际是指心目中“用纯粹科学解说的中医”。他“以科学为依归，病名采用西医”，“完全辟去五行岁露等谬说”，认为“中医说的‘肝’是指自律神经；‘心’多是指脑中枢神经；‘肾’兼指肾上腺皮质内分泌及性腺内分泌；肝阳旺是指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高……”［8］他还批评《伤寒论》“识症不识病”，虽然辨症极细，但“只能行对症治疗”，而西医则能针对病因治疗，发明特效药以杀灭病菌，比中医高明。张公让也肯定中药有一定长处，他说：“无论药物如何进化，中医之强壮剂、兴奋剂、健胃剂，仍有其极崇高之地位，……西医此时似无其匹，故我曰治疗急性热病，则中不及西；若治疗慢性病，及恢复元气者，则中或胜西。”否定中医理论，不能正确认识中医治热病的特色等，都反映出张公让以西医思维为主的立场。张氏还说：“今世之药物，西药日有发明，……其将来之发明尚无止境，似此则治疗之领域，西医将日扩，而中医将日促，吾人对此能不愧死？”［7］这正是他要改造中医的动因，其所担忧的虽然并非全为事实，但确实指出了可能的危机，值得后人思考。
民国时期岭南中医革新思潮表现不一，既有废医存药的错误主张，也有坚持以中医为主体的中肯之见，这些论点折射着当时社会纷繁复杂的思想情况。近代以来的医学史证明，只有保持临床疗效，发扬中医特色，中医才能继续发展，但是中医与现代科学的交叉研究也不容忽视。近代岭南中医革新医家的探索，有进步性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经验和教训可供今人研究参考。
参考文献：
［1］伍律宁．中医起信论［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六年（1937）．1．
［2］谭次仲．中医与科学二集［M］．雪兰莪：马来西亚雪兰莪中国医学会，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8．
［3］伍律宁．中医起信论二集［M］．广州：广州人境医庐，民国二十八年（1939）．1．
［4］张二仲．中医改进刍论［M］．广州：广州开智书局，民国十三年（19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