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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2改进演示实验
演示实验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对物理现象有清晰的了解，启发思维活动，以便更好地培养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1改进演示实验，提高演示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只有清楚明显，可见度高的物理现象，才容易触动学生视觉，激发学习兴趣，启发思维活动，同时加强演示前的精心准备，使演示实验既然做了就必须成功，这样也有利于提高收视率，有利于提高课堂效果。磁现象演示实验“同名磁极相排斥，异名磁极相吸引”，课本中实验简单但效果不明显，学生也不易观察，成功率不高。我们可以把它改为将两磁铁分别固定在两小车上，小车置于光滑的水平面上静止，且两车保持一定的距离，撤去外力后，可以看到两车的运动方向，改变磁极重新演示。这样显然提高了实验的可见度、收看率、成功率。
2.2将一些演示实验改进为学生分组实验
这样做能为学生创造多动手实验的机会，还可以提高实验的可见度，活跃课堂气氛。例如在进行“电流磁场”这一课题教学时，把教材中演示奥斯特实验安排给学生分组做，实验器材简单：一节干电池，一根导线，一个小磁针，实验时用导线将电池的正负极联通（要立即断路），而将小磁针置于导线某一段的附近，可看到小磁针偏转，在导线周围的不同位置或改变电流方向时，小磁针的偏转方向也随着改变，这个实验现象明显，学生易于接受。比起由教师演示效果要好的多，通过学生自己动手做实验，对电流周围存在着磁场以及磁场方向和电流方向有关的知识也确信无疑了。
3将验证性实验改为探索性实验
探索性实验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探究物理规律并培养实验能力为目标；二是可以充分体现课堂教学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对好动脑的学生来说更能引起他们的求知欲，同时可以培养学生观察、探索、研究、独立获取知识的本领。例如在做决定导体电阻大小因素的实验时，可以让学生去探索导体的电阻在温度不变或变化不大时，导体的电阻可能会和哪些因素（比如长度、横截面积、材料等）有关，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学生可以探索去保持其中两个量而改变另外一个量，在探索中最后得出结论，同时也增加了他们的成就感。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校教学方面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接二连三，充分展现了我校的办学成果：
在四月份举行举行的xx市高中学科教学优质课大赛中，我校教师夺得了12个一等奖，在全市高中学校中位居首位；
在今年的山东省春季高考建筑类技能考试中，我校高三一名同学夺得单科成绩全省最高分，这是我校建校以来获得的第一个单科状元；
上周六，在全市中学生排球联赛中，我校男女排球队双双获得全市第二名；
上周日上午，我校高一学生殷宪哲主讲的“历史上的那些事、那些人系列讲坛”开讲，在此之前，殷宪哲同学的历史论文已在社科院《中国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他也已经应邀到山农大、山科大为大学师生开了讲座；
上周日下午，我校社团活动展示，话剧、动漫、街舞、书法。。。。。。同学们的才艺表演让人目不暇接。
在这么多的惊喜之余，今天下午高二学生又以漂亮的英语歌曲表演再次带给我们惊喜。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伦理学家为解决人们获取公共资源以满足自身需求——这一活动是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中进行的——时产生的价值冲突，提出了“公”和“私”的道德范畴。从对这两个范畴的认识过程可知，古代伦理学家对公私概念进行的语义界说是完全不同的，在每个时代也对其中包含的不同问题有所侧重。
在先秦到两汉阶段，先是作为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公与私两种价值现象的认知，主张公与私要分明，不相混淆。《左传》哀公5年记载春秋时人说：“私仇不及公……义之经也。”汉代的《淮南子·修务训》说：“私志不得入于公道。”“义”和“公道”就是社会正义，是道德所确立的公共标准。这一区分必然伴随着将个体从公共生活中区分出来，视作一种独立的和具相对性的道德存在；而公共生活也必有一种作为实体支撑的存在，即国家的存在。国家通过确立公共的道德标准，让人们对共有的公共资源进行选择，以满足个人欲求。国家对公共资源确立公共的选择标准，就是对公共资源赋予公共价值，而个人在选择公共资源的过程中也会随之产生出一定的价值立场。由此，人们从对公私现象的认知，过渡到以公私范畴为两种选择公共资源时的价值立场。
就公私两个范畴的现象与价值诠释，韩非、许慎从语义学上对它们进行了说明。《韩非子·五蠹篇》说：“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之谓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韩非看到了公私范畴从现实的共有的公共资源分配上说，公私之辨意谓公与私是相对立的，表达了人们在现实道德生活中对待生活资源享有上存在着的冲突。从名与实上区分，韩非明确指出了这一冲突的起因皆由于不同个人之间存在着欲求相异的事实。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采用了韩非的界说。在界说“私”字的语义时说：“厶，奸袤也。韩非曰：‘苍颉作字，自营为厶’。”据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解释，私是自利或利己的行为。在界说“公”字的语义时说：“公，平分也。从八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厶为公’。”公是公平、公义、公道的概念[1]。这类解释表明，公私范畴是个人在处理生活资源时所持有的不同道德态度。私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来处理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因之韩非所说的“自环”和“自营”都是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选择立场。后来人们所说的“自私”就是由解说而来的。与私相对、相背的公，就是平均分配共有的公共资源、公平地对待公共生活中的个人欲求。公就是在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中充分地考虑每一个人的权利。重要的一点是，韩非发现了国家确立的整体的共有资源分配结构是作为与个人欲求至上论者相对的一种“公”，他谓之“社稷之利”。韩非说：“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遣社稷之利。”（《韩非子·五蠹篇》）
在明晰了公共资源分配上的公义和私欲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之后，思想家们开始区分公义与私欲孰先孰后、孰主孰从的问题。早期思想家大多主张以公胜私。战国末的荀子明确提出：“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篇》）主张做人、为官要懂得将公共道德和私人欲求分开，并以公共要求克制私人欲求，将公共要求摆在首位，将个人的私欲摆在次要位置。荀子将从事公职并能做到这一点的人称为“公士”，指出：“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事于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则可谓公士矣。”（《荀子·不苟》）韩非主张道德立法者要明公和灭私。他说：“明君使人无私，以诈而贪者禁；力尽于事归利于上者，必闻，闻者必赏；污秽为私者，必知，知者必诛。”（《韩非子·难三篇》）他的这一主张和商軮的主张相近。《商君书·修权》说：“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他所说的明分，其实就是指的“社稷之利”。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将共有的公共资源推高到“国家利益”，或者说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对公共资源的个体欲求。
此外，早期的公私之辨还由社会领域引入到政治领域，认为是君王与臣僚所必备的处理公与私问题的政治德行。古人分别从君王和臣僚两个政治主体的角度来解释“公”。对于君王而言，汉代学者刘向在《说苑·至公篇》中解释说：“《书经》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言至公也。古有行大公者，帝尧是也。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此盖人君之公也。夫以公与天下，其德大矣。”汉王符《潜夫论·忠贵》说：“明王不敢以私爱，忠臣不敢以诬能。夫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偷天官以私己乎！”对于臣僚而言，公就是主持公道，忠于职事，不以权力谋取个人私欲的满足。《左传》成公9年记载范文子说：“无私，忠也。”又《左传》襄公5年载：“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汉刘向《说苑·至公篇》说：“彼人臣之公，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自己的）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忠于事君，仁以利下。”将公私之辨引入政治领域，成为所有从政者处理公私利益必备的政治价值和基本操守，这是古代社会的一次重大的思想进步。
二、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中的公私之辨
在宋明理学中，公私之辨衍变成为普通人需要加以识辨的两种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公私之辨被视为道德修身的“成圣”的重要入门功夫。
为了揭示了公私两促现象和价值的起源，宋明理学家引入了人性善恶的理论。认为公私源于人的天然本性，是包含在道德中的人性因素①。程颐说：“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遗书·卷三》）但是，人不能直接地运用得自于自然本性而又没有经历社会道德化的私心，来选取个人所需的公共资源。这是因为，“以私己为心者，枉道拂理，謟曲邪佞，无所不至，不仁孰甚焉。”（《粹言》卷二）程颐举例说，人们处理一件事情，当他以自然的本心去做，这便是私；而以道德化之后、使自身具有了道德性时再来处理此一事体，这便是公了。二程指出：“父子之爱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遗书》卷十八）“虽公天下事，若用私意为之，便是私。”（《遗书》卷五）因此，在个人行为中只要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公，没有按照社会道德标准行事的便是私。或者说，只有通过克制自身私心、私欲的自然欲求，使之达到了道德的标准，这才是公的行为。“克己则私心去，自然能复礼。”（《遗书》卷二）礼，就是社会道德标准。关学的代表人物张载强调自我克制在公私转化中的作用。他说：“克己要当以理义战退私己。盖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刚强壮健之德乃胜己。”（《横渠易说·下经》）这种胜己，是对自我欲求、欲念能够完全实现自我控制，这完全来自于道德化后获得的对公的全面认同。只有克己，才使人达到了心无私系的境界。张载说：“圣人无私无我，故功高天下，而无一介累于其心。”（《性理拾遗》）“心无私系，故能动必择义，善与人同者也。”（《正蒙·有司》）克服了私欲的人，才能做到依“公”而行。
宋明理学家认为，公私范畴里包含了对仁爱美德的崇高道德追求。程颐说：“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即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做仁，而以人体之，故为仁。”（《伊川学案·语录》）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在经历了不懈的道德修养之后，使心性发生了变化，原初始基在新的被提升了的心性中为道德所制约和主宰。私虽然一直存在着，但它终乎不能有所活动。换言之，作为道德来制约和主宰私欲的，便是仁、理。受到仁、理制约和主宰的私，已经将自然性提升为社会性，从而转化为“公”。程颐认为，“公则一，私则万殊。至当归一，精义无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伊川学案·语录》）二程后学朱熹具体论证了经公私而达到仁的问题。他说：“公不可谓之仁，但公而无私，便是仁。”（《晦翁学案·语要》）说明了公私与仁的相互规定的特征，“谓之无私欲然后仁则可，谓无私欲便是仁，则不可。盖惟无私欲而后仁始见，如之所壅底而后水方行。”又说：“无私是仁之前事，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廓然大公——引者），是仁之后事。惟无私然后仁，惟仁然后与天地万物一体。”（《朱子语录》）理学家用前后来定义私和公，论证了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说明了两种道德范畴已经演变为普通人以社会道德规范来对公共资源进行公共选择的价值立场，并且特别看重了以社会道德标准来制约个人私欲这一点。
那么，在宋明理学中，公私范畴相转化的原理是如何通过个人发展过程来最终得以实现的呢？在宋明理学家看来，公私之辨是每个人通过道德修身而“成圣”、成长为君子的重要入门功夫。在他们看来，私作为心性的原初始基，正是自私才阻碍了天人合体、物我合一。只有经过心性的社会道德化（“成圣”）的修身过程之后，这一原初始基受到外在的道德制约和主宰时，才能成为一个道德的人。对此，心性学家陆象山说：“凡欲为学，当先识义利、公私之辨。”（《象山学案·语录》）程颢在《定性书》中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也。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明道学案》）宋明理学家们所说的“成圣”和“君子之学”，就是个人的道德化，也即人从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道德人。道德人具有道德价值理念，依照国家确定的道德规范来行动，以此来有限制地满足个人欲求，不使之无限膨胀。
与宋明理学过分遏制个人私欲的理学不同，明清实学家论证了个人的“私”中存在的自然欲求的合理性。在理家和心学家的学说中，心是指心体，是人的理性本体；而诚，则是表达心体具备道德性的规范。明清实学家认为，个人具合理性的自然欲求正是“公”的基础，只有合理地追求自然欲求的人，才会做事用心；有私的人，才能通过诚而达到公。明末思想家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明代儒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有生之初，人各有私也。”承认个人私欲来自天然的合理性质。清儒程瑶田说：人“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不诚，则私焉而已。”（《清儒学案·让堂学案》）明清实学认为，作为理性本体的心体，和作为道德化之后形成的诚的道德心体，都是在承认人的自然性基础上才形成的道德本体，它们是按照道德的“公”来进行价值选择的主体活动的根基。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顾炎武《日知录》卷三说：“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大公。”这就从另一学理高度克服了宋明理学中忽视人的自然性地位的学理缺陷，以承认人的自然性为出发点重新论证了公私之辨问题。
明清实学家尖锐批判了作为政治德行的公私之辨中出现的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的问题。在长期的政治历史中的确出现了战国法家担忧的情况，即部分君王和臣僚假公济私，从公共资源的分配者身份暗中转换为被分配者，“公”成为掩盖君王和臣僚无限膨胀私欲的外衣，具有了虚伪性和欺骗性。黄宗羲批判了“朕即国家”的观念。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一人（君王）的大私由政治权力转化为“大公”，即“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这种公的虚假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政治制度在公共资源分配结构上的缺陷。王夫之则进一步区分了天下之公与一姓之私的公私转换逻辑，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读通览论》卷十七）又说：“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读通览论》卷一）在他看来，共有三种大私与大公相转换的形态，“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矣；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读通览论》卷十四）在政治领域出现的以一人之大私假冒为大公，是公私之辨中应该加以明辨的。
三、 公私之辨的理论含义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研究，揭示出当时人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公共资源与满足个人需求之间所有的两种冲突现象与价值立场，是社会价值问题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综合言之，古代伦理学家对于公私范畴的考察研究，其重要成果可归纳为以下三个内容。
1.公私之辨的本质，是如何看待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不同且对立的个人的价值立场。一种是个人以个人的立场为主来看待共有资源，这是一种“私己”的——即现代所称之为“自私”的立场——这一以私己为中心而不顾及他人的同等权利的立场是不道德的。但是，古代伦理学家也承认，在这种源自于个人自然需求的“私欲”中也有合理的成分，它们需要得到满足。只不过这种私欲需要建立在公共道德的基础之上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个人以社会的立场来对待共有资源，这被称为“公”、“天理”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立场的揭示，对于我们今天科学地、合乎道德地认知同类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
2.对真正具现代意义的公私之辨，其重要落脚点或其基本观点是，公是私的实现的前提。为此，个人要懂得并积极寻求公私关系人性化的公私统一。也即在面对共有的公共资源时，个人能够理性地、科学地认识到个人需求的满足要能够与社会公共规则相吻合。既能够合理地满足个人需求，同时也不伤害他人所享有的同等权利。抛开公私之辨中关于“君德”“臣德”的政治德行的讨论，仅从个人道德的领域来看，公与私成为衡量人性善恶的基本道德标准，同时也是判断公共资源选择上存在价值冲突孰是孰非的道德标准。
3.公共资源的社会属性是决定公私之辨性质的先决条件。这意味着，社会制度对于解决公共资源与个人欲求两者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也就是说，公与私问题的性质是由社会制度的性质来决定的。《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晚清思想家康有为在分析公私问题时，认识到了社会制度是人们产生公私观念的客观根源，认为在公有制社会中人们所面对的公私问题将获得某种统一。他说：“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举天下田地皆为公有，人无得私有而私买卖之……一切出于公政府，绝无竞争，性根皆平。”（《大同书》）他所说的“公政府”，是一种与一人一家之“私政府”的性质完全不同的国家。“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礼运注》）这一理论的出现，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公私之辨自古代到现代，都是私有制之下才会发生的问题。只有保证分配制度是公平的，才能使得个人都能秉持共同认可的观念和行为模式，由此保证个人行为的公平性质，摒弃只关注一己私利而否定他人同享权利的利己主义。这就是说，如果在私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下，选取另一种完全与之不同的公有制国家的先决条件来反观和反思，那么必定会出现一种完全新型的公私观念和公私关系。
（一）CAPM的前提假设
任何经济模型都是对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意简化，CAPM也不例外，它的核心假设是将证券市场中所有投资人视为看出初始偏好外都相同的个人，并且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它还继承了证券组合理论的假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即信息完全对称；无风险证券存在，投资者可以自由地按无风险利率借入或贷出资本；投资总风险可以用方差或标准差表示，系统风险可用β系数表示。所有的投资者都是理性的，他们均依据马科威茨证券组合模型进行均值方差分析，作出投资决策；证券加以不征税，也没有交易成本，证券市场是无摩擦的，而现实中往往根据收入的来源（利息、股息和收入等）和金额按政府税率缴税。证券交易要依据交易量的大小和客户的自信交纳手续费、佣金等费用；除了上述这些明确的假设之外。还有如下隐含性假设：每种证券的收益率分布均服从正态分布；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每项资产都是无限可分的，这意味着在投资组合中，投资者可持有某种证券的任何一部分。
（二）CAPM理论的内容：
1.CAPM模型的形式。E（Rp）=Rf+β（[（RM）-Rf]其中
β=Cov（Ri，Rm）/Var（Rm）
E（Rp）表示投资组合的期望收益率，Rf为无风险报酬率，E（RM）表示市场组合期望收益率，β为某一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CAPM模型主要表示单个证券或投资组合同系统风险收益率之间的关系，也即是单个投资组合的收益率等于无风险收益率与风险溢价的和。
2.理论意义。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认为，一项投资所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无风险报酬率，即将国债投资（或银行存款）视为无风险投资；（2）市场平均报酬率，即整个市场的平均报酬率，如果一项投资所承担的风险与市场平均风险程度相同，该项报酬率与整个市场平均报酬率相同；（3）投资组合的系统风险系数即β系数，是某一投资组合的风险程度与市场证券组合的风险程度之比。CAPM模型说明了单个证券投资组合的期望受益率与相对风险程度间的关系，即任何资产的期望报酬一定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一个风险调整后者相对整个市场组合的风险程度越高，需要得到的额外补偿也就越高。这也是资产定价模型（CAPM）的主要结果。
3.CAPM理论的主要作用。CAPM理论是现代金融理论的核心内容，他的作用主要在于：通过预测证券的期望收益率和标准差的定量关系来考虑已经上市的不同证券价格的“合理性”；可以帮助确定准备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够估计各种宏观和宏观经济变化对证券价格的影响。
由于CAPM从理论上说明在有效率资产组合中，β描述了任一项资产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已经在分化中相互抵消掉了），任何其他因素所描述的风险尽为β所包容。并且模型本身要求存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所以CAPM模型存在理论上的抽象和对现实经济的简化，与一些实证经验不完全符合，但它仍被推崇为抓住了证券市场本质的经典经济模型。鉴于CAPM的这些优势，虽然我国股市和CAPM的假设条件有相当的差距，但没有必要等到市场发展到某种程度再来研究CAPM在我国的实际应用问题，相反，充分利用CAPM较强的逻辑性、实用性，通过对市场的实证分析和理论研究，有利于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股市的发展。
二、CAPM在我国市场的实证研究结论
CAPM理论存在着较为严格的假设前提，并且它将证券市场假设为一个理想的简化的抽象的市场。首先CAPM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例如市场的有效性，信息的获取时原成本的，每个投资者都是理性的，都按照Markowiz的均值方差模型进行投资决策进行资本配置，不存在资本的介入和贷出限制；再者，CAPM理论将所有的系统风险系数都归于一个（相对风险）因素之中，忽略了其他因素对单个证券受益率的影响；再者，CAPM理论假设市场证券组合中有足够多的证券从而将证券的非系统风险完全抵消掉。面对这些假设和条件，即使是在较为成熟的证券市场中也不可能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前提条件不能严格满足的条件下，CAPM在各个证券市场的就有适用效果的区别，也即是CAPM的理论指同现实市场的符合程度。同样，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相对较晚的情况下，我国的证券市场还不成熟，不能满足市场完全有效性的假定，市场上断线投机的目的大于投资的目的，大多数投资者并非理想的理性投资者，投资决策存在盲目性，尤其是断线投资盲目的跟庄。所以CAPM在我国的应用效果将会同实证结果存在更大的差距。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有效一直是理论界争论的焦点。从1990年开始。许多国内学者就对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
在施东辉（1996）所作的实证分析中，发现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呈现出一种负相关的关系，非系统性风险对股票收益有着重要的影响。系统性风险与预期收益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陈小悦、孙爱军（2000）检验CAPM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结果表明β对中国股市的平均收益不具有解释能力，从而否定了其在中国股市的有效性假设。杨朝军、邢靖（1998）对我国股票市场的价格行为进行了研究。目的是检验风险和收益的关系是否符合CAPM理论。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股票市场风险和收益关系并不如CAPM理论所预期的那样，系统风险并非是决定收益的惟一因素；并且尚有其他因素影响股票收益率，这些因素是：股本规模、可流通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净资产收益率和成交量。各因素对收益影响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靳云汇、刘霖（2001）中国股票市场CAPM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无风险资产，都不能否定用以代表市场组合的市场综合指数的“均值一方差”有效性。但是，股票收益率不仅与β之外的因子有关，而且与β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线性的。
诸多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模型并不适用于中国的股市，主要原因是股票受益率的解释变量不只限于β还有其他因素。由此，一方面我国证券市场存在着系统性风险偏大的问题，使得CAPM所强调通过多元化投资组合消除非系统性风险来降低风险，无法发挥明显的作用；另一方面，股票的定价与CAPM描述的机制有一定的偏离。我们只能说CAPM目前还不太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
所有关于CAPM模型在我国股市的实证研究表明，CAPM还不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β还不能包含所有影响股票收益率的因素，股票收益率与β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三、CAPM在我国证券市场应用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我国证券市场应用CAPM究竟存在哪些方面的限制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首先，在取得合适的、准确的股票收益率和市场收益率这些数据上有难度，降低了CAPM的可操作性；其次，我国证券市场发展时间不长，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缺陷，对于应用CAPM市场条件不够成熟。
（一）我国证券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
1.非有效市场。CAPM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条件之上的，如要求证券市场必须是有效市场便是其中很关键的一项假设。所谓有效市场，指资本市场不存在资本与信息流动的障碍，即没有任何摩擦阻碍投资。潜在的阻碍有税收、交易成本、无风险借入和贷出的利率差等，但这些都在后来的CAPM修正模型中被逐步考虑到，如RenotdF.singer的模型，侧重于讨论存在个人收入税的情况，描述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贷时的CAPM的零贝塔模式等。我们在这里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特点，可以将目光转到信息公开化程度、股市规模这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2.信息公开化程度大低。有效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信息完全公开化，每一位投资者均可以免费得到所有有价值的信息，且市场信息一旦公开，将立即对证券价格产生影响，并很快通过证券价格反映出来，只有这样证券价格才是其价值的真正反映，定价机制不至于被扭曲。在我国，信息披露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一方面法规不健全，信息披露的条项，内容、时间等技术性缺陷致使信息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全面公开；另一方面，一些信息披露责任者对各市场主体弄虚作假，特别是目前一些上市公司为了使本公司股票能顺利上市发行，竟然串通中介机构，过份包装本公司形象，甚至内外串谋炒作本公司股票，误导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投资者并不是公平的获得真实的信息，而那些虚假的信息更是起了误导市场的作用，证券价格发生严重偏离，少数的信息操纵者通过操纵股价来获取超额利润，即信息垄断导致市场垄断。诸多实证研究表明我国证券市场是一个弱势有效市场，信息公开程度太低。
3.证券流通比例较低。根据CAPM的假设，每一个投资者都具有完全相同的预期且按照马克威茨方法来选择一种组合，那么当市场达到均衡时，市场组合应是一个马克威茨有效组合。因此我们所选取的代表市场收益率的股票价格指数应符合这样两个特征：所包含的股票占有市场价值相当大的份额，并要按照股票市场价格的价值平均加权法编制。现在普遍采用的上证和深证综合指数都是依据在交易所上市的所有股票价格按加权平均法编制的，表面上似乎较好地反映了市场证券组合的特征。但问题在于，股票发行量中的国家股和法人股约占总股本的70％—80％，却不能上市流通，将它们计入权数范围内，所编制的指数只能反映潜在的流通市场，而不能反映流通现实市场股价的真实状况。将之作为市场组合收益率的代表，显然存在不合理性，而这将有待于国家股，法人股成为真正上市流通的股票后，才能得到对CAPM更具适用性的市场指数。
4.投资者结构畸形，投资观念不成熟。CAPM假定所有投资者都运用马克威茨投资组合理论分析、处理信息，从而采取同样的投资态度在此基础上再考察证券的定价机制。因此，投资者的决策的科学性和严密性是CAPM对现实市场有较强适用性的一项前提。首先分析一下我国投资者的构成情况。1998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在上海证券登记公司开户的1988.64万个投资者中，个人投资者多达1982.48万个，而属于机构开户的投资者仅有6016万个，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之比为322：1.2.可以说，中国股市实际上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的股市，且大多数个人投资者素质普遍较低，经验不足，尤其缺少专业方面的知识。从全国所有证券交易网公布的信息和行情所揭示的市场情况也可以体现出他们入市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多数做短线炒作投机。那么要求这些投资者对预期收益率、标准差、证券之间的协方差有相同的理解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即使是机构投资者，名副其实的也为数极少。这些所谓的机构大户只能在股市上凭借其资金充足、信息灵通等优势进行短线投机，并不是凭借专业投资家的素质来实施理性的、科学的操作。
（二）CAPM的假设在我国证券市场不能成立
1.证券收益率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本不成立。多数统计数据表明：各种证券收益率并不一定服从正态分布。但是，由于投资的计划期一般比较短（如一个月），在此期间股票价格波动有限，因此短期内股票收益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计划期为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时股票收益分布确实可能出现偏移。幸好我们使用模型的正态分布假设是关于股票组合的。而不是单个股票，由于多种股票的收益的分布偏移会彼此抵消，根据中心极限定理，组合收益的概率分布还是接近于正态分布的。这时就要求我们使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时，所选股票的数目应尽可能地多，并尽可能选相关程度低的股票，以在统计上符合中心极限定理的要求。
2.无证券交易成本的假设在我国根本不成立。我国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买进卖出一次高达1.5％，相当于一年银行的定期存款利息。费用是成熟证券市场（如香港、美国）的3—4倍。这也要求我们的管理层能从长期发展考虑，降低交易费用和印花税。以便达到活跃市场、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目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我国的证券市场中CAPM的这些前提假设都不能完全满足，这就造成了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使用环境受到限制：再者我国的证券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过大无法使非系统风险通过资产组合多元化来完全分散风险；此外模型在使用过程中样本数据的选取难以满足模型的要求。从而得出变量的值同理论要求有所偏差，进一步加大了模型的误差，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使得CAPM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果受到限制。但这并不排斥CAPM理论的逻辑性、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该充分考虑到变量取值的误差和应用CAPM在各种限制条件下的各种修正模型。
四、改进的措施和改进模型的应用
1.1.1对国内价格总水平的传导。石油作为基础能源，是非常重要的国民经济的生产要素，所有以石油或石油产品为生产资料的产业都会因其价格波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而受到影响。国内价格总水平受到国际石油价格波动的传导，影响国内石油的价格，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已到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原油和成品油价格已经和国际市场的价格实行联动，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直接推升了国内石油价格。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上涨的石油价格使炼油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增加。非石油产业链行业成本受影响，交通运输、物流、纺织服装等的生产成本会全面提升。
1.1.2对国内总产出水平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引发的供给冲击降低了真实工资，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结构被改变了，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石油价格上涨使市场需求低迷，并增加了企业原材料、劳动投入等生产成本，导致产业效益下降；石油价格上涨使新的消费需求热点受到阻碍，使产业结构和市场消费需求结构都发生变化，在短期内很难实现经济增长。
1.1.3对国际收支水平的传导。当前我国石油储备体系、石油定价机制的不完善，加之具有不确定性的国际石油价格，使我国的石油进口出现了买涨不买跌的怪象。石油进口量因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就大量减少了用于石油进口的外汇储备量；持续上涨的国际石油价格会使世界经济整体衰退，对我国出口商品的消费需求减少，降低了我国出口总额；严重影响我国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
1.2配置传导机制
1.2.1在消费需求方向的传导。市场总体价格因国际石油价格上涨而被推高，消费者对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外的商品消费需求减少；油价走势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更加谨慎；间接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对消费者的心理造成巨大影响。
1.2.2在投资需求方向的传导。石油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于石油产业链下游及相关行业的生产性投资更加谨慎；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国民经济增长趋缓，使公共产品投资减少。
1.3利率传导机制
1.3.1投资需求受基准利率调整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利率上调会提高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影响资金高投入产业，增加了商业银行贷款积极性，增强部分企业对外投资的冲动，影响我国商品出口竞争力。在金融市场方面可对流动性过剩予以抑制、上市公司成本得到提高、降低了股票、基金市场的投资需求等等。
1.3.2消费需求受利率调整的影响。基准利率上调使居民储蓄增加，市场消费受到抑制，但居民会因人民币升值而使商品消费和出国消费增加。利率下调会使生活消费支出相对增加。国际石油价格和我国的存款、贷款基准利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其波动趋势比较一致，利率的调整及波动幅度要滞后并小于国际石油价格的波动，它们之间的指数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1.4汇率传导机制
利率政策通过经常项目影响汇率，通过国际资本流动间接影响汇率。国际油价会通过国际收支的渠道传导到人民币汇率，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所以对汇率传导的效应较小。人民币汇率升值影响宏观经济，对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会产生较大压力，较大的冲击着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降低，会冲击国内市场，抑制经济增长。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石油价格存在负相关性，汇率的变化和石油价格波动相反，二者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2、国际石油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对策
2.1开源节流，保障国内能源供应的基础。首先，加强建设国内石油生产供应能力。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推进原油增储稳产，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增强我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其次，要大力发展新能源。合理规划风电发展，加强经济性研究，做好和电力规划相协调的发展。大力支持光伏产业发展，其发展极具潜力，是要高度重视的产业，其发展需要政策、技术、金融三大要素的支持。适度推进生物质能发展，是一种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再次，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高效发展核电，对保障能源供应与安全，保护环境，可持续发展和电力工业结构优化的实现，我国综合经济实力、国际地位、工业技术水平的提升，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积极推进节能型国家建设。战略提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创新技术，强化重点消费领域的用能管理；树立理念，倡导绿色消费、全民节能；关注三农，重视农业、农村节能减排。
2.2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要全面加强。为保障石油储备建设要完善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布局科学地制定石油储备发展规划，为实现多主体参与石油储备的发展格局要放松管制，为石油储备建设要拓宽渠道多方面筹措资金，根据实际情况实现石油储备品种和方式的多元化。
(一) 成本性态分析
所谓成本性态,就是将成本按其同业务量的相互关系,进行适当的分类。按成本性态可将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和混合成本。成本性态分析可以满足两个方面的需要:一是成本控制需要;二是计划编制工作需要。进行成本性态分析,有助于企业从数量上具体掌握成本与业务量之间的规律性联系,为充分挖掘内部潜力、实现最优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二)本量利分析
本量利分析,是在成本性态分析和变动成本计算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的一种分析方法。本量利分析,全称为:成本—业务量—利润分析,是研究企业内的成本、业务量和利润三者之间变量关系的一种数学分析方法。它是建立在成本性态分析的基础上,以数学化的会计模型与图示,来揭示固定成本、变动成本、销售量、单价、销售额、利润等变量之间的内在规律联系,为会计预测、决策和规划提供必要的财务信息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
本量利分析是管理会计中一项重要分析法,其对于正确进行决策分析和有效控制等方面具有广阔用途,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预测盈亏临界点;二是规划目标利润,编制利润预算;三是预测保证目标利润实现所需要的目标销售量和目标销售额;四是为生产决策和定价决策做出最优选择;五是通过对利润的敏感分析,估量售价、销售量和成本水平的变动对目标的影响,并可据以进一步控制目标成本;六是可以应用于企业的全面预算、成本控制和责任会计等方面。
(三)投资决策
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是企业为实现预期目标,从投资规模、资金结构、投资风险、投资收益等方面对不同投资方案进行权衡和选择的过程。投资决策方法包括投资回收期法、平均会计收益率法、贴现的回收期法、净现值法、内含报酬率法、盈利指数法等,后四种方法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
二、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范围有待扩展
迄今为止, 管理会计只是在我国部分地区、少数企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应用,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对管理会计知之甚少,因而使得管理会计的应用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二)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程度有待深入
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管理会计在一部分企业中得到了推广应用, 但仅就这部分企业来讲,他们也仅仅是初步参考应用了部分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还有很多对于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提高经济效益非常有益的管理会计方法并未得到应用,这就使得管理会计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大打折扣。
(三)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过程有待完善
贺仲明:曾经有一个提问“我们的文学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像他当初设定的那么简单,但这个问题其实在任何时候都存在,对任何作家都是一个警醒。确实,你为什么而写作,为自己,为社会,为现在还是为将来。每个人都逃不开这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作家的文学态度和文学方向。汪政刚才谈的问题都和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像大众化问题,其要点就是关注现实,不关注现实会有大众化吗?这种关注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当然,不同时代情况不一样,也不能简单地模仿前人。但是逃避现实是难以有真正出路的。其实,每一个优秀作家都有对现实对人类博大的爱,这种爱是他创作成功的前提。
何平:我最近在观察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的问题,依我看,就像中国人的现代化的梦想和焦虑。这种日常生活的极端“政治化”就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经验。日本政治学家加藤节认为:“对现代人而言,非政治的存在领域已经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即‘哪里也找不到的地方’,这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回过头来看20世纪的中国,一个世纪的时间,有大半个世纪,如加藤节所揭示的,战争与革命的政治极端状态几乎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从世纪初的到世纪中后期的“”,政治,而且是极端状态的政治成为二十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受制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需求,尤其是包括战争、党争和党内斗争在内的政治原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来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得到自足性的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人们对那些所谓“纯艺术”的文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而对那些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则多少有所怠慢。这是对过去那种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式的一种反拨。但作为批评和文学史的研究,应该更冷静一些,应努力避免情绪对其科学评判带来的干扰。因此,当我们面对阎连科的《受活》、毕飞宇的《平原》这样的作品,“政治”恐怕是作家和批评家所无法回避的中国经验吧。
贺仲明:毕飞宇和阎连科的这种政治批判是建立在强烈的本土经验之上的,这也是他们两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当然,本土经验的内涵很丰富,不是简单的题材或语言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在今年的《钟山》第一期的对话上已经谈过——需要总结的地方很多。我习惯从作家主体方面来思考问题,我觉得作家精神方面的本土化也许是最关键的。
何平:鲁迅在一百年前指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我以为这应该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作家写作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验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中国经验完全有可能是世界性、人类性的。
张光芒: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再动辄用“××化”的方式表达见解,或者动辄用一种“××化”反对另一种“××化”,已经显的不无浅显和幼稚的色彩了,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加强“××问题”的意识,通过创作加强对中国经验的挖掘能力和对中国问题解决的能力。
傅元峰:对,可以说,二十世纪至今的很多珍贵的中国经验还没有被叙述出来。比如“苦难”。中国苦难是具有相当的典型性的。早期乡土文学、一九三—一九四年代的民族经验、对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十年变迁的历史重叙、当下面对底层的写作,都不断触及到苦难的主题,但是,我仍然觉得,中国苦难没有真正进入叙事。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没有进入叙事的中国经验是动态的,它很有可能流逝,并正在不断被后续经验涂改。中国当写作作的处境艰难,文学生态堪忧。但是,其间存有的独特的中国经验是不应该被遗落的。在中国经验的衍生中,现在正是“东隅已逝,桑榆非晚”的叙述关节点。可惜,当代作家普遍没有这种拾荒的紧迫感。
王晖:在“苦难”之外,我觉得“忧患意识”、“颂歌情结”和“泛政治化”等也是值得我们总结的“中国经验”,如果说有什么“中国经验”的话,我也把这个词认定为褒贬倾向并不明显的中性。当然,实际上这里的所谓“经验”,我觉得还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它应该包括中国政治文化社会中“正”和“负”,或者中间状态的那些具有共同性的事物。所以,对于“中国经验”,我们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认真地发掘、批判地审视和充分地扬弃。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8-0028-01
语言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最重要的工具，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主要是借助语言来传播知识的。历史教学的内容是讲授过去的人和事，评述以往的功过是非。它既不可以进行试验，也不可使之重演，只能依靠教师运用语言和直观教具的演示将历史观点、概念、史实等科学准确地表达出来。一节历史课，教师需要倾注真情，才能使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实现三维目标的和谐统一。在课堂教学中，要实现师生情感的共鸣，我觉得还应该依靠教师语言的艺术魅力。
一、讲活历史，使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知知识。
人类历史似一部有声有色的长篇历史剧，它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创造的。这就要求历史教师的语言表述必须符合直观性原则，应该运用生动逼真的语言使久远的历史“再现”。以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智慧把人物讲活了，把事件说透了，也把节目做火了。可见，历史课堂的教学应讲出色彩，讲出声响，讲出形象，把历史讲“活”。运用“移时”手法，让时空转换，让岁月倒流，使学生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历史课堂中，我们应该听得到几千年前陈胜、吴广向戍卒们发出的“大丈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呼喊；看得见万里之外法国人民高唱马赛曲开赴前线的壮丽画面；感受得到陆游、岳飞、龚自珍等无数杰出人物金子般的思想底蕴……
二、展演历史，用真情点燃学生求知的火花。
纪连海老师的历史课为什么那么受欢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重视语言节奏的变化。他讲述历史时，高昂低沉，急缓快慢，无不摄人心魄，让人拍案叫绝。 二是在历史教学中纪老师积极借鉴评书的语言、相声的包袱，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三是他在用心、用情讲述历史。讲到动情时捶胸顿足，手抖泪落，情难自抑。譬如他在《百家讲坛》中讲到袁崇焕时，就完全沉浸在袁崇焕的精神世界里，那时那刻他觉得自己就是袁崇焕，那种委屈无奈让他万箭穿心，泪洒当场。爱之深，情则切。纪连海老师之所以能用情讲历史，源于他对历史的热爱，对历史人物的深切关注，并将自己的想法都渗透在所讲述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之中。因此要感染学生，先要情动自己。教师讲解历史要富于情感，褒扬贬抑态度要鲜明。譬如：讲岳飞被害、谭嗣同殉难，要有悲愤之情；讲、抗战胜利，要有激昂之情；讲港澳回归、嫦娥奔月，要有自豪之情……
三、趣说历史，使学生在幽默风趣中乐求知识。
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幽默，在教学语言中是不可缺少的。教师幽默的语言与一般的逗乐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以引导学生从侧面去接受知识，感悟真理，陶冶情操，唤醒良知为前提的。幽默的语言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架起沟通师生情感的桥梁，而且幽默的语言伴随着阵阵笑声可以启迪人的智慧，催发人的情感。让学生在轻松的气氛中领悟到知识的内涵；在欢快的笑声中掌握知识；在笑后的深思中受到启迪。例如：我在讲解《中国历史》第一册中西汉初年的社会状况时，教材中有这样一段话：“马匹很少，连皇帝坐的车子也选不到纯一色的四匹马，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在此我会不失时机地插上一句“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坐在牛车上，慢悠悠地走，这未免太滑稽了吧？但国家太穷了，没办法，凑合着吧！”寥寥几句，激起了学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迫切想知道后来究竟怎么样了？因而就会积极地去探求答案。
四、活用历史，引导学生推开一个认知历史的窗口。
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运用知识，学会用历史知识分析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用辩证法来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从历史中学习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的教训。从而使自己少走弯路，尽快走向成功这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结果。如复习《美国南北战争》这一课时，我提出以下问题：1.林肯不希望联邦解体，并为国家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对你有什么启示？2.挑起内战的南方结果失败了，联系实际你有何感想？学生们积极思考，认真讨论。马上就能联想到我国的现状：台湾同祖国大陆的分离，我国统一大业还未完成，作为中学生要向林肯学习，为祖国统一做贡献。美国南方的失败告诫“分子”，统一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搞分裂不得人心、注定要失败等。
教师课堂教学的语言应富有启迪、暗示、点拨、善诱性，既有鞭辟入里的深刻，又要有丝丝入扣的联系，能以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对文本个性的解读激起学生于课堂之外去探索知识的欲望。
所谓企业个性就是企业独特的文化底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要素和实际内容。目前我国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大部分还停留在“走过场”的层次。有的企业提出的口号很多、制造的声势很大，但热闹一段时间后就无影无踪；有的企业一味模仿、照搬他人成果，毫无新意和个性；有的企业不与行业特点相结合，不与单位实际情况相联系，一味的闭门造车。这与电力企业文化建设要有的放矢、以“个性”为出发点的要求相违背。电力行业不仅具有垄断性，更具有公益性和服务性，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系着社会稳定。针对这一特点，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突出“服务、文明、安全”等特性。当然，由于各个电力企业所处的地域、企业规模、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各企业文化间必然存在不同差异。这也就为各企业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出发，赋予企业文化更鲜明的特色和个性提供了条件。总之，“个性”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凝聚着全体员工的共同价值和愿景。创建先进电力企业文化，理论上必须密切联系行业和企业特点，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做到内涵上有特色理念、形式上有特色载体，创建过程有特色风格；实践中必须博采众长，学习借鉴先进企业成功经验，立足自身实际，凸显企业个性和行业特色。
2.规范制度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点”。
“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操作规程严密的行业，使得电力企业在生产、管理等过程中不能有半点马虎，为达到这一目的，严格的企业制度自然就成了“法宝”。正因为有这些长期形成的、严密的、规范的制度，为企业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平台和“基点”。对企业文化来说，企业制度就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点，是进行文化建设的必要前提。但企业制度与企业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往往以标准、纪律等形式来规范行为，强调外在监督，是企业的文化“底限”；后者则强调信念和道德，强调自觉和自律等“软”精神，是企业文化的至高境界。文化需要制度支持，没有规范的企业制度，企业就不能有序运转，企业文化建设无从谈起；制度需要升级为文化，也就是让制度升级为企业全员认同的文化，让制度从外在约束变成自觉行为。总之，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相互依存。企业制度作为硬性管理手段可以覆盖到文化管理的漏洞，企业文化作为软性管理手段也可以填补制度管理的软肋。所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就必须先完善“基点”———规范的企业制度。
3.“以人为本”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
人既是企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也是企业文化的创造者和践行者，是企业文化建设中最核心的要素。所以企业文化建设就应该把以人为本作为“落脚点”。企业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管理的第一原则，因为人是组成企业的个体，是企业获得财富和成就的根源。“以人为本”就是把员工当成经营活动的主体、企业管理的根本，把员工的智慧和力量当做企业生存发展的源泉。电力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要求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高技能的人才队伍，也正因为此，电力企业切实要把“以人文本”落到实处。电力企业要落实以人为本就要打造适合自身实际的企业文化，一是要从各方面为员工提供温馨服务，满足员工多方面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营造出一种“企业大家庭”的氛围；二是要抓好员工的学习培训，为员工时时“充电”提供必要条件，提高员工素质和企业竞争力的同时，确保“安全生产”方针的实现；三是要创建科学有效的人才使用机制，建立一套“赛马不相马”的选拔机制和“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流动体制，给员工搭建足够大的“平台”，做到“人尽其才”。电力企业长期以来的“重用轻培少开发”的人才机制严重制约企业持续发展。作为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落脚点，以人为本的关键就在于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人才的综合素质，为企业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4.优质服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亮点”。
因为有垄断的行业优势，历史上电力企业一度忽略了服务的宗旨，“电力衙门”、“电老虎”就是对这一历史最好的写照。市场经济下若继续保留这种缺少危机意识的经营管理理念，只能是托企业后腿，所以电力企业亟需改掉“官本位”思想，回归服务社会的角色，并让优质服务成为自身企业文化的一大亮点。服务性应该是电力企业的根本特征，也是占领未来的根本途径。随着电力行业市场化，消费者不再局限于用上电、用好电，而是需要好用电、电好用。这就需要电力企业转变观念，把“用户”当作“客户”，一切围绕客户需求开展优质服务，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继续倡导“一切从客户出发，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想客户所想、急客户所急”，简化办事程序，缩短报装和检修时间，提高服务效率；完善规章制度、建立科学、高效、便捷的服务体系，使客户真正感受到“优质、规范、方便、高效”的服务。服务质量是衡量企业的重要标准，也是企业文化高低程度的重要标志。随着电力企业改革的深入，未来优质服务必然成为市场竞争致胜的“利器”，成为企业文化的亮点。
5.良好形象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终点”。
企业形象是社会公众对企业的整体印象和评价，是企业的特征在公众心目中的反映，是企业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一种推动力和吸引力，支撑着企业核心竞争力。企业文化建设“内聚人心、外塑形象”。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形势下，良好的企业形象不仅是电力企业的致胜法宝，也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标。电力企业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就要通过各种实践向公众展示企业的个性特征，增加在用户心目中的信任度，最终体现在自身塑造的企业品牌上。具体来说，电力企业要树立良好的形象，首先就必须塑造良好的产品形象，努力提高生产经营质量和水平，为客户提供安全、物美价廉的产品；其次要塑造良好的服务形象，努力改变“电力衙门”等不好的公众印象，改进服务质量，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再次要打造良好的员工队伍形象，加强员工职业道德、行为规范等方面的教育，提高员工队伍综合素质；最后要塑造好其他形象，比如环境形象等，烘托文化氛围。
二、中国古代舞蹈表演形式对当今古典舞发展的利与弊
中国古代舞蹈在从民间向宫廷和古典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把歌舞乐完全的分离，而是更好的吸收了这一经典的结合方式，有了更高层次的观赏价值。不仅是中国，亚洲舞蹈的表演形式也在发展中趋向于三位一体的传承，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朝鲜宫廷的“唐乐呈才”。从古到今“歌舞”两个字从来分不开，人们不管是在节庆活动时，表达爱情时，表达丰收的喜悦时，还是在祭祀、仪式活动中，都会出现舞者边跳边唱的场景，不少活动中舞者还会拿着民族乐器，边奏边舞蹈，或是众人在旁边边唱边奏乐，舞者在中央舞蹈，这样充分调动了群众的情绪，让每个人把自己的喜悦和情感宣泄出来，自娱性强。在中国古典舞蹈音乐向戏曲转化的过程中，这种歌舞乐三者结合的表演形式被逐渐认可和确定下来，京剧和各地的地方戏曲也被当做一种完整的艺术形式被后人传承和表演着。
与中国对比，在同一时空发展的西方艺术则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起初的芭蕾舞只能是在歌剧和一场表演的席间休息时段表演，后来才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艺术。舞蹈和歌曲表演也完全的被分开。我们不能说那种艺术形式更胜一筹，但是对比芭蕾的继承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经典的戏曲文化了解的太少，继承下来的传统剧目也太少。相比西方人对芭蕾的热衷程度，我们对戏曲的热衷就远不如人。虽然歌舞乐的结合，让我们的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高度统一的局面，可是明清前的很多经典古代舞蹈并没有被我们继承和发展，这也许就是文化高度结合的一个弊端。然而，芭蕾艺术在众多艺术家的努力之下，逐渐发展为独立的表演，我们不会看到芭蕾舞者在舞台上又唱又跳，他们表达情绪的方式只有肢体语言。中西对比来看，并不能简单的说那种形式更胜一筹，可以肯定的是单一的表演形式和完全歌舞乐的结合都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古典舞蹈继承和发展的需要。西方的艺术家们也在反思自己的艺术发展之路，在很多人厌倦了芭蕾的单调后，他们也在向歌舞乐结合的形式努力，比如新型的艺术形式——音乐剧。而中国的艺术家同样也该反思，我们的优秀传统艺术不仅是各种戏曲表演，还有汉代的百戏、唐代的宫廷燕舞，宋代的纯舞等，既然在戏曲之前有如此多优秀的古典舞蹈，我们就应该学习和继承它，而担此重任的中国古典舞系在这条路上还需要走的更远。
三、当代中国古典舞建构的反思
建国以来，北京舞蹈学院建立了自己的中国古典舞领域，开始发展当代的中国古典舞。但是由于多年的战乱局面，艺术文化已经被长期的忽视而发展缓慢，所以在建国初期，中国的舞蹈事业刚刚起步，中国古典舞的发展也几乎是大多借鉴了戏曲的动作语汇，而学生的训练体系也只是选择芭蕾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很大的突破。直到80年代“身韵”课的创建和施行才逐渐改善了中国古典舞的教学和创作，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改变已形成的芭蕾训练体系和风格化古典舞的矛盾关系。直至现在，中国古典舞系仍旧存在这样的矛盾。就现在的古典舞而言，借鉴戏曲舞蹈的精髓是无可厚非的，毕竟戏曲舞蹈是从中国古代舞蹈发展而来，并且秉承着中国古典的历史文化精神和审美意向。然而上面也说过，中西方的审美差异导致了两者的审美感受截然不同，既然如此用芭蕾集训作为古典舞系学生的基本训练体系当然不太合适，这也就是当代古典舞功能与风格的冲突。特定的训练体系对应特定的身体功能，这样才能使这个学科逐渐完善。从编创角度讲，目前很多古典舞的作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古典舞，这也就使很多舞蹈在参赛或者演出时难以定义舞蹈类别，既然这样，与其“挂羊头卖狗肉”还不如直接改变方向叫“中国现当代舞”。其实，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没有什么不好，西方现代舞给中国的舞蹈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东西方的融合也是多元文化的产物，“中国舞蹈”有这样的创新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然而在这个创新下面我们仍然不能丢掉的是“中国古代舞蹈”的这块牌子。
近几年汉唐体系的建立可以说是古典舞的一大发展，汉唐舞蹈具有中国古代舞蹈文化的相当代表性，发展汉唐舞也能体现出古典舞系建构的多元探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颖老师的不懈努力。提到孙颖老师就不得不提《踏歌》《楚腰》等经典舞蹈，这些舞蹈的背后是多少年的潜心研究所造就的，然而现在还有多少人愿意如此的“十年磨一剑”，现代社会的“短、平、快”让很多学者心浮气躁，这也就是我们担心，前人在恢复古典舞经典的同时，一些人又开始破坏它。纵观这次桃李杯舞蹈比赛，我也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觉得现在的节目都经不起仔细的推敲。仅仅穿上古典的服饰，再套上个赋有诗意的名字就是古典舞了吗？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人们都很难静心潜修的去研究和学习一下东西，所以作品中出除了“炫技”之外，没有什么推敲的价值。如果是炫技，舞蹈又如何能及艺术体操呢。文化内涵、历史背景、情感表达、艺术价值，这些都是舞蹈区别于体操的重要因素。因此，从舞蹈本体入手，深挖、细磨，最后完成的作品才能称得上有学习意义和观赏意义的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