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文学的历史书写,必然涉及到当代外国文学对历史的反思和阐释、文本中历史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以及历史与种族、身份、性别的关系等话题。对此与会者多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把文本置入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探寻和阐释作家的政治诉求和历史意识。俄罗斯文学中素不缺乏历史情怀,如《日瓦戈医生》就书写和反思了二十世纪前期俄国历史,但南京师范大学汪介之教授认为,它着重表现的不是历史真实本身,而是人物对历史事件的预感、反应、评说和联想,呈现出一种隐喻模式中的历史投影。南京大学董晓教授认为,苏联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有三种模式:一是作家以官方意识形态话语阐释历史,故对历史的文本阐释多半没有真实性;二是作家超越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历史的本质有比较透彻的理解;三是作家以高度的主体意识,关注个人的命运悲剧,将历史解构为艺术思维的对象并充分陌生化,从而获得了对历史的哲理性体悟。山东大学申富英教授以《格列佛游记》《尤利西斯》《湿地》为例,论证了现代小说对历史虚构性认识的嬗变。
邵光前老师著文《是世界史?还是欧美史?――浅议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历史教学》2008年12期,着力讨论了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以及所谓的“欧洲中心论”等问题,我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新课程世界史内容比例的合理性问题
新课程的专题史体例实行中外历史混编,但中国史专题与不含或极少含有中国史的世界史专题之别依然较为清晰,中国史并未真正融入世界史之中。邵老师认为世界史内容中欧美史比例过大也是基于将中国史不作为世界史一部分来考察的。
关于高中世界史中欧美史所占比例,邵老师将必修三个模块中除中国史专题以外都划为欧美史,事实上除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及“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等属于欧美史,其他专题如“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及“19世纪以来世界的科学艺术”等都属于世界史。高中世界史内容取材是由世界史上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制度创建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决定的,而欧美在这些领域曾有诸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贡献,所以欧美史占有较大比例,这是合理且必要的。
邵老师认为在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的情况下,不应该进入专题史学习。由于地域、城乡教育发展不平衡,以及学生兴趣、努力程度千差万别,高一学生的通史知识基础良莠不齐,但片面认定高一学生尚无通史知识基础显然欠妥。另外,他认为专题史体例“为了‘创新’而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忽视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史学传统,实不可取”。专题史体例是否违背学生认知规律有待商榷,而指出专题史体例不顾历史学科特点及忽视史学传统是讲不通的。我国的二十五史即可看作是一种专题史,古今中外的专题史著作不胜枚举,国外中学历史编写体例亦并非囿于通史,我国的专题史体例可借鉴国外可取之处,不断探索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编写体例。
二、对质疑“欧洲中心论”倾向的反思
通过分析高中历史新课程的世界史内容,邵光前老师认为欧美史所占比例过大,亚非拉史太少,存在“欧洲中心论”倾向。这一观点值得商讨,邵老师所述“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及被质疑的学术渊源等有一些错误。
邵老师对“欧洲中心论”的介绍存在不少失当之处。如认为“自19世纪以来,欧洲人编写的多卷本历史,有的直接就命名为世界史,只是在涉及和欧洲有关的问题时才述及世界上别的地方。这可以看做是欧洲中心论的起源”。吴于廑认为“欧洲中心论”之前还有“波里比阿的罗马中心论,奥托的基督教国家中心论,塔巴里的伊斯兰国家中心论等”。[1]而近代“欧洲中心论”发端于18世纪末德国的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公元1744―1803年)。早在启蒙时代,著名历史学家赫尔德的世界史理论已流露出以西欧为历史发展中心的倾向。而后穆勒(公元1752―1809年)成为“欧洲中心论”的始作俑者。19世纪的黑格尔和孔德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欧洲中心论”,兰克与阿克顿则编写史著实践了“欧洲中心论”。①
邵老师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开始关注欧洲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才有所改变。”“最早对‘欧洲中心论’提出挑战的是文化形态学派的历史理论。虽然这个学派以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最为声名卓著,不过它的第一个代表人物则是俄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夫斯基(Nikolai Yakovlevich Danilevsky,1822―1885)。”[2]P73可见在汤因比之前有斯宾格勒,斯宾格勒之前还有丹尼尔夫斯基挑战“欧洲中心论”,改变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研究。
关于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在高中世界史中的具体表现,邵老师指出:“‘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要求‘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这极易使学生以为希腊的地理位置是希腊文明产生的首要原因,现有的教科书又多从希腊境内多山、海岸线曲折等方面,让学生认识对希腊民族的特点和文明形成的原因,有些教师还牵强附会地和中国比较,得出希腊开放、中国闭塞保守的结论。”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城邦制度对古希腊文明的影响合理且必要,“地理环境决定论”固然不可取,但不能忽视地理因素的重要影响,对于学生可能存在的错误认识可以在教学中引导纠正。古希腊与古中国也并非全无可比性,古希腊文明被称为“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相对应的古中国文明被比作“黄色文明”,即农耕文明,两者的地缘环境都对这两个文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使得两个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对于东西方政治体制的比较,邵老师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主要讲的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而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却突出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对社会经验和历史知识不多的学生来说,这就极易产生中国(东方)自古以来就是集权、专制,而西方早就实行民主和法治的印象。”对这一问题,郭秀平老师的观点颇为中肯,他认为:“在教学中,将希腊的民主制度与同时期的中国专制制度相比较,其意并不在于苛求我们的祖先,目的是进行国情教育。应使学生明白: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同时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两千多年专制政治的传统在中国社会的思想、观念等方面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决定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只能是在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意识的条件下起步的,中国发展民主政治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3]
高中世界史的欧美史占较大比例,并非是“欧洲中心论”倾向,而是介绍世界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现象时欧美处于较突出的地位。
高中历史内容取材首先应取决于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是否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对于欧美曾经主导世界历史进程的事实不应回避,对于亚非拉地区出现过的灿烂的古代文明及近现代争取独立与平等发展的呼声同样值得关注,但要取其典型,不必刻意突出。亚非拉史在世界史中的份额是要靠亚非拉人民在历史上的作为争取的,如古埃及文明、古玛雅文明等灿烂的古代文明,甘地、凯末尔等引领本国人民走向民族独立与发展的政治家,泰戈尔、马尔克斯等享誉世界的文坛巨匠,等等。
新课程高中世界史并非欧美史,也不具有“欧洲中心论”倾向。邵老师提出专题史体例存在的问题,尤其是高中学生对于专题史学习的困难等值得进一步探讨。我认为我们一方面要继续深化课程内容改革,加强中外交流并借鉴国外先进的编写模式,探索是否可以在专题史的基础上实现中外历史的融合等,另一方面要提高初中历史的地位,着实提高高一学生的历史知识基础。另外,历史教师应更加重视教学研究与学术探讨,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专业硕士乃至博士进入中学,这势必影响中学历史的教研水平。
注释:
①该段参考了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41-49.
参考文献: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对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十分活跃。而历史民族地理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一书中，专辟有“历史民族地理”一章，把历史民族地理视为与历史政治地理、历史城市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军事地理等并列的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学科。[1]史先生“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直接引发了以后对历史民族地理学和民族历史地理学的重视及对此项研究工作的展开。之后郭声波先生和安介生先生，进一步探讨了历史民族地理学的基本概念与科学性质、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的地域范围与内容划分、研究的基本资料等诸多问题。[2]
在史念海先生提出的“历史民族地理学”概念的基础上，黄盛璋先生首先提出了“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看待。[3]对于这一观点，刘锡涛、李并成、朱圣钟等先生表示赞同，并针对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推动了该学科理论建设体系的不断完善。[4]
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历史地理的讨论方兴未艾，其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也并无定论。笔者认为，不管是历史民族地理还是民族历史地理其实质并无区别，徐强在《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5]一文中已有论述，故将历史民族地理另行称为民族历史地理没有必要, 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是不妥当的。但按照传统的学科体系划分方法，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也不尽合理，从研究内容来看，历史民族地理不仅研究人文地理现象，而且研究自然地理现象，所以简单的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有失偏颇。事实上，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除了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人文地理外，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理论、历史地图学、应用历史地理学，[6]而把历史民族地理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更为合理。
所谓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历史时期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的学科。如果说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那么历史民族地理学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而从古至今，少数民族的分布都呈现出区域性特点，故将其作为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一、历史民族地理不应属于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在早期的研究中，历史民族地理主要是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民族的起源、发展、分布与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但随着近年来研究的深入，研究内容有所扩大，例如朱圣钟先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7]一文，属于历史民族地理范畴，却不属于历史人文地理范畴。经初步整理可将目前的研究分为以下几部分：（1）历史民族地理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包括学科属性之讨论、研究对象的确定、历史地理学方法、民族学方法等。（2）民族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政区地理、历史经济地理、历史人口地理、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聚落地理等分支。（3）民族地区历史自然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地区历史气候变迁、历史水文地理、历史动物地理、历史植物地理、历史矿藏地理、历史时期自然灾害情况等。（4）民族地区历史地理文献研究，包括汉文资料如《蛮书》、《华阳国志》、正史地理志、各类游记、碑刻等，以及少数民族文字资料。
综上，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既包括理论体系的探讨，也包括具体问题的研究。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自然地理现象，同时也研究民族地区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现象。故不能将其作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
二、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独立学科是不合理的
黄盛璋、李并成、刘锡涛、朱圣钟等先生将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的研究称为民族历史地理学, 并主张将其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的学科。但看完几位先生的论文后，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前面提到的历史民族地理学对比, 不难发现二者的研究范围都限于历史时期, 研究对象都是民族实体, 研究内容都是与民族实体有关的地理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二者是基本一致的, 没有明显区别。既然二者没有明显区别, 那么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学就没有必要了。
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 黄盛璋先生把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他指出：1. 当前各方的需要, 日益要求提到讨论日程上来；2. 重视民族历史地理记载与研究, 是中国学术传统；3. 中国具有一定的研究条件和基础。[8]但仅凭这三点将民族历史地理学上升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 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历史地理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得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界定。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丰富，但其不足以构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均属于历史地理学的范畴。
再从研究方法来看，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方法主要有：
文献分析法：这是历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同时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丰富的历史文献是获取民族历史地理信息的一个重要途径，虽然历代正史地方志对民族地区记载较为简略，但各时期的总志、地方志、笔记、游记等记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地理信息，是我们进行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
民族调查法(或称之为实地考察)：是进行历史民族地理研究的方法之一。历史民族地理虽说是谈历史上的东西, 但历史是延续的。其次，由于历史久远，许多文献的记载多有出入，这要求从事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民族地区，对民族居住地(包括历史时期的民族居住地和现在民族分布地区)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进行详细的考察，获取研究所需的第一手资料，然后进行分析研究。早在建国初期，许多的民族工作者深入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考察，撰写了大量的民族、民俗调查报告，这些民族调查材料也是从事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9]
各类图表法：地理学家巴朗斯基曾说过:“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言, 并且应该说它永远是更经济, 更容易了解的语言。地图能使人很容易地了解许多在正文里往往必须用很多篇幅来叙述, 但完全得不到充分效果的东西”。可见, 充分利用图表, 是民族历史地理学不可或缺的方法之一。[10]
考古学方法：在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中，更多的是使用考古资料，进行直接现场挖掘的情况较少。
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 在研究民族历史地理学过程中,除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外, 还应采用经济论证法、电子计算机、遥感遥测等新技术手段。这些都会使我国的民族历史地理研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尽管历史民族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多样，但这些都借鉴了历史地理学甚至是历史学、民族学的方法，历史民族地理学自身并无特有的研究方法。
三、历史民族地理应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以及与人类关系的科学。对于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国内外学者多按其研究内容分为两大类, 即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除此之外, 还有把历史自然与人文地理各要素综合起来进行研究的论著, 比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于希贤主编的《滇池历史地理》, 则属于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范畴。
根据李令福观点，历史地理学主要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综合历史地理学、历史地图学以及历史地理学理论等方面的内容。[11]所谓区域历史地理学是指以特定的地域为对象，揭示该区域环境条件（包括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或其总体）的发展与演变。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专题研究和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12]由上可知，历史民族地理的研究内容属于历史区域地理的范畴。
四、小结
总之，某一学科的独立存在总是建立在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前提之下,所谓的民族历史地理学与历史民族地理学, 无论是在研究范围、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内容上都没有区别, 因而将历史时期的民族地理研究另称之为民族历史地理（下转第26页）（上接第10页）学没有必要,故以历史民族地理学为基础，提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概念，并将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不太成熟的。
事实说明,历史民族地理学既研究人文地理现象、也研究自然地理现象,而把历史民族地理单纯的归为历史人文地理的分支，就会不尽全面，综合各方面因素，将其作为区域历史地理学的分支较为合理。
参考文献：
[1]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2]郭声波.历史民族地理的多学科研究――以彝族历史地理为例.南方开发与中外交通――2006年中国历史地理研讨会论文集.西安地图出版，200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3]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4]李并成.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当议.甘肃民族研究，1997(1)；刘锡涛.中国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 1)；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5]徐强.论历史时期民族地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贵州民族研究，2008(5).
[6]李令福.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学科属性与研究方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3).
[7]朱圣钟.一万年以来凉山地区气候变迁.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07(3).
[8]黄盛璋.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5).
[9]朱圣钟.论民族历史地理学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2005(1).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3-0202-02
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历史”这门在中考和高考中所占比重不大的学科往往受到忽视，在中学教育中处于尴尬的境地。当今中国提倡加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重发掘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学生课堂教学之外的日常生活中融入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汉中市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将汉中市的历史背景、历史知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景点与普通中学的日常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对于学生而言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既可以提高学生的个人修养、人文气质、整体素质，又能够增强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对于学校而言，既能推动学校整体的素质教育建设步伐，又能主动传承和保护地方历史文化，提升所在城市的历史影响力和知名度。最终能够实现应试成绩、素质教育、特长发展、学校建设、文化传承等多个方面的“共赢”。
一、布置校园环境
“对于一个学校而言，校园文化建设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和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1]在学校校园文化的布置过程中，应当由学校管理者和广大师生在教育、教学、管理、服务等活动中共同创造形成与当地历史特色相结合的历史文化氛围。在中学校园环境布置设计中，可以运用中学生喜闻乐见的历史图片来增加学生对历史的了解，在校园里合适的地方张贴地方历史人物画像，譬如在教室墙上、楼道、校园宣传板报中张贴历史人物画像，并附上历史人物简介。如被称为中华民族智慧化身的诸葛亮在汉中屯兵八年北伐曹魏，“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的发明者蔡伦，这些人物都与汉中市的历史有着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在课间通过对历史画像的浏览增加对相关历史的了解，从而学到历史知识。又如各个校园在翻修和新建过程中都喜欢篆刻著名人物的书法，这时就可以主动选择与所在城市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的字迹遗存。汉中市褒河栈道悬崖石壁上所篆刻的历代名家书法众多，被外界称之为“褒斜道石刻”，其中三国时期曹操所书“衮雪”二字广为流传，汉中市各个中学在布置校园环境时将名家所书进行拓刻，既能够提升校园的文化品位，又能够提升学生对历史知识的了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书法审美，获得一举三得的效果。
在传媒和资讯极为发达的当代，可以通过现代化多媒体手段增强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如汉中市的历史文化厚重，尤其是“汉文化”博大精深，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历史遗迹留存众多。如古汉台、拜将坛、张良庙、张骞墓、蔡伦墓等著名历史遗迹就可以通过拍摄、录像等制作成历史遗迹微电影，在校园、食堂、操场这些地方通过多媒体放映来宣传历史遗迹，增添校园历史遗迹文化气息，从而促进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提高学习历史的兴趣。
在中学校园的课间活动期间，可以通过校园广播播放地方历史名人名言来培养学生对所在城市历史背景知识的了解，通过对本地历史文化的学习而增加对所在城市的热爱。此外，还可以通过举办校园历史文化节诗歌朗诵比赛等方式来培养学生对学习历史的兴趣，进一步学习、了解地方历史知识。例如：文化名人余秋雨在汉中游览了两天后发出感慨：“我是汉族，我讲汉语，我写汉字，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因此，我有一个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来汉中当作回一次家！”当学生们听到这些名人名言，就可以知道家乡深远厚重的历史背景和独特优越的历史地位，引导学生们热爱历史、热爱家乡，使学生在课余时间继续学习、了解当地历史文化资源，为继承、发扬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课外拓展训练
笔者在带队实习的过程中发现，中学生的历史基础普遍相对较差，只注重课本知识的狭隘学习，不会结合当地历史特色文化去主动学习历史知识，学生完成的作业都是一些较“死板”的课本内容。在当代中学的历史教学中“要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不断开发学生的潜能，促进其主体性进一步发展，把被动接受‘要我学’转化为主动的‘我要学’，实施学生参与式的教学方式”[2]。学校可以提倡网络化历史知识学习，教师给学生布置课后作业，通过让学生上网查找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历史图片记录和历史纪录片等方法来提高学生对历史知识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而不是一味地主张应试教育。如三国时期割据汉中的张鲁政权曾在汉中建立了中国道教的早期派别之一“五斗米道”，这种政教合一的统治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将“五斗米道”相关知识的了解作为课外作业布置给学生，不但能够加强学生对三国时代汉中历史知识的了解，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对中国历史上统治制度的认识，能够激发学生“我要学”的思想和潜力。
此外，当代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旅游热潮，这激起了家长利用假期时间带孩子出外旅游的热情。总体来看，大多数家长喜欢把孩子带到风景区或者游乐场所进行娱乐消遣。但是在社会文化日益繁荣的今天，家长应该多带孩子到历史文化遗迹景点进行游历，尤其是距离较近的本地历史文化景点。教师可以要求家长在五一、十一、寒暑假期间带领孩子参观如汉中市的拜将坛、古汉台、武侯祠、张骞墓等本地著名的历史景点。类似这样的假期活动既丰富了孩子的课余生活，也增加了孩子对两汉三国时期汉中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此外，家长还可以督促孩子通过旅游日记、观后感、作文等方式进一步巩固对当地历史文化的了解与掌握，鼓励孩子撰写图文并茂的历史游记，在提高孩子学习历史知识的兴趣与效率的同时增强动手写作的文字功底，促进孩子在历史和文学方面的共同发展。
三、组织相关比赛活动
“课外活动是信息传递的渠道，亦是通过实践发挥学生才能和个性的重要平台。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都是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都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在带队实习过程中，笔者发现中学时常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一系列的以爱国、拼搏、道德等为主题的演讲比赛，但是以当地历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寥寥无几。因此，学校应该充分利用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与当地历史文化相关的演讲赛。如汉中市的学校就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举行演讲赛，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活动中来，从演讲活动中调动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师生通过互相交流和讨论，从中促进学生对当地历史文化知识的进一步了解与掌握，增强学生身处本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以史育德，既体现历史教学上的史论统一，又实现了历史在全面发展教育上的德育与智育的统一”[4]，借此来增强学生的历史文化素养与人文素养，从而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升。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中学教育的方式要从通过灌输‘现成的结论’转变为通过引导提高分辨能力的培养上来”[5]，而针对特定问题的辩论能够积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在中学校园的课外活动中，学校都会定期举行辩论赛活动。笔者通过对辩论赛活动主题的分析发现大多都是以社会现象为主，如以老人跌倒了扶还是不扶、开卷是否有益、上网的利与弊等为主题的辩论赛活动。但是很少有取材于历史文化的辩论赛。因此笔者建议学校应该多开展以当地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辩论赛，包括地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功过、优劣等，如魏延建议出子午谷取长安是否可行、汉中石马坡虎头桥斩魏延是否是一起冤案等，在辩论中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历史的真相。
四、结语
“教育是人的活动，素质教育要求转变教育观念，更新教育手段。”[6]笔者发现在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生活等整体运转过程中，校方与家长应当最大限度地结合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把学校所在地的历史特色与普通中学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紧密地融合起来，在不影响日常教学和应试教育考试成绩的前提条件下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同时提高他们对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参观历史遗迹、演讲赛、辩论赛等活动的基础上提升他们的历史考试成绩，从而保证在提高学生应试成绩的同时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建设。在这一过程中尤其要突出学校所在地的地方历史特色，一方面便于学生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随着中学生年龄的增长，前往外地学习和生活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也是为当地历史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繁荣打造了一支未来的宣传队伍，既能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又能促进当地旅游经济的增长，对学生、教师、家长、学校、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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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合力论是恩格斯在反驳将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阐发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仅仅将“历史合力”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或者“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无助于全面把握历史合力论的丰富内涵，无助于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历史合力论之间的理论关联。
一
所谓“历史合力”，是指由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多环节、多因素构成的多维度、多层次的动力系统。
在社会形态层次(最抽象、最根本的层次)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社会的基本结构可以划分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基本层次，由它们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判别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社会基本矛盾的辩证运动揭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本质，是对一切社会历史规律的普遍抽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历史是一个包含多样性统一的丰富总体，本质的抽象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分析，一般性规律不应代替特殊性规律，“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况且，经济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决定性作用，往往要通过各种环节的中介，在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因素的相互联系中才得以实现。这就需要将历史合力由抽象的层次引入到更为具体的层次(社会结构层次)上来。
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经济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形成的历史动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历史动力；经济对政治、文化、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既非机械的，也非总是直接的。因此，“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互相作用”。当然，这些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总是通过与经济力的相互联系(如依赖经济条件、反映经济要求等)，或者在一定条件下相对独立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准确理解社会历史的合力，既要看到经济力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看到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往往需要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来实现；既要看到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同时又要看到它们自身对历史进程的独特作用机制和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样，历史合力论就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上的“经济决定论”、“文化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等机械决定论、单一决定论划清了界限。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物质前提层次上，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生产劳动发展史，生产劳动实践是理解社会历史的锁钥。生产劳动无非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生产劳动过程无非是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结合的过程。所谓自然力与社会力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就是指人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与自然协同进化。这种协同进化从来都是通过共存、冲突、融合等形式的矛盾运动历史地展开的，社会与自然决不允许单单把和谐或斗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社会力对自然力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制约和促进作用突出表现在，自然环境状态即和谐与斗争的哪一个方面在社会与自然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直接表征着相应的社会历史阶段和人类文明程度。自然力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双重作用也以重大自然灾害破坏社会生活、引起社会动荡甚而延缓或加速社会形态更替等非常规形式直观地表现出来。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关系问题上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超越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唯经济中心论。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层次上，历史合力是“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因而人们又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承认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但不能走向唯意志论(历史主观主义、历史目的论)；承认历史的客观性，但也不能走向历史客观主义、历史悲观论。“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这个“总的合力”实质上就是历史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主体选择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而且，“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虽然“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使每一人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但并不因此否认每个意志对历史有所贡献。“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意志的“相互冲突”，因为历史不过是人们的交互活动，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大多数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问题上坚持了群众史观，根本区别于英雄史观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唯心史观。
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外动力层次上，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合力。如果说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内部力的话，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交往)、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则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外部力与内部力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历史合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外部力，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通过作用于各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内部力)，引起各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思想观念变革，从而影响社会历史的进程。“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可见，无论社会历史外部力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多大，但它必须通过作用于社会历史内部力而显现自身的作用。社会历史外部力通过作用于内部力而影响历史进程，内部力规定外部力的作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不同社会之问的交往与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相互作用。这样，历史合力论就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源与外源问题上超越了封闭发展与依附发展、狭隘民族主义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实现了发展的内部力与外部力的辩证统一。
综上，从根本上说历史合力就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各种历史动力的辩证综合。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系统的思想既为我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抽象层次、社会形态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又向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具体规律的方法论原则(各具体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以历史合力论指导当今的社会发展实践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二
科学发展观在坚持发展方向的坚定性、发展目的的人本性、发展内容的全面性、发展机制的协调性、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发展方法的统筹兼顾性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的社会发展动力系统思想。
在发展方向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向，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社会有机体的环节、因素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动力，规定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科学发展观认为，求发展首先必须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科学发展观强调，始终坚持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关键是要把坚持科学发展同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统一起来，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长远目标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统一起来。这就既坚持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运动的基本原理，又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有机地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阶段性发展战略与根本性发展方向辩证地统一起来。
在发展目的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力与客观规律制约力相互作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人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性，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自己的历史。历史发展就是一个“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并最终“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的过程。这个“总的合力”的实质就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又反对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坚持把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作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当作科学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质上就是要以人民群众为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人民群众看做历史剧作者与历史剧中人的有机统一，看做发展手段与发展目的有机统一；就是要在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基础上，正确应对社会利益格局变化，统筹兼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一切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利益，充分调动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一切积极因素，激发一切社会活力。这样，科学发展观就在坚持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主体选择性与历史客观规律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的原理的基础上，鲜明地突出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具体生动地再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进步是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
在发展内容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经济力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辩证运动的思想。在历史合力论看来，社会有机体总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等层面上的狭义的“社会”)构成的具体的社会，这些构成要素同时也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相应的“力”，其中的经济力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社会历史进程。但经济力并非历史的唯一动力，它总是要通过与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的相互联系和凭借许多中介环节发挥其最终决定性作用。因此，在社会结构层次上，社会历史的合力就是经济力通过许多中介环节成为历史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同时政治力、文化力、社会力依赖并通过经济力作用于历史进程。正是在此基础上，科学发展观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强调坚持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努力建设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既积极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包括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政府、市场与社会良性互动，妥善处理社会矛盾，建构公民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文明。可见，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全面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基础和重点，涵盖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建设的全方位发展。这样，坚持全面发展既与社会结构层次上的历史合力论在精神实质上达到了高度统一，同时又根据中国实际赋予了历史合力论以具体的内容和鲜明的中国特色。
在发展机制上，科学发展观强调协调发展，从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合力论关于历史发展是历史动力系统各环节、各要素相对平衡运动的思想。按照历史合力论的观点，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是一个由多因素、多环节构成的不平衡的动态系统。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发展过程就是一个社会动力系统由不平衡逐渐趋向相对平衡，然后引起新的不平衡再逐渐趋向更高级的平衡的矛盾运动过程。如果社会动力系统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就可能导致社会发展失调甚至崩溃。这就要求我们主动协调各种社会动力，坚持社会协调发展。针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协调发展主要是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城乡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经济发展是在社会中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发展、依靠社会力量发展，最终也是为了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必须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基础和根本保障，这就要求必须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只有协调城乡发展，才可能为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从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只有协调区域发展，才能从根本上确保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环境，才能建成真正全面的小康社会，最终走向共同富裕。可见，坚持协调发展既是科学发展观对发展机制的创新，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性要求。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3-0109-02
曲笔、直书、史才、史学、史识、史法、史德、史意、体裁、体例等关键词，都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历史客体、历史文本、范式、重演、移情、道德律、长时段、主体性把握、历史效果等关键词，则是西方史学史上具有理论性思维的总结。中国传统史学以秉笔直书为记事原则，以撰写信史为编纂目标，以经世致用为撰述宗旨，侧重于总结和探索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彰往察来的历史智慧，十分注重发挥史学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西方史学则往往和哲学打通，长于引入理论思维，常有颠覆性的理念问世，引人反思。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立场、认知水平等等原因，导致曲解和误解历史的严重后果，确如后现代主义史学所抨击和批判的那样普遍存在。由于缺乏具有深度、系统的专业理论，中国史学史研究在理论上往往处于被动状态和基础阶段。诸如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科学说、艺术说、综合说等几十种不同说法，各异其趣，莫衷一是。研究者无所适从，不明所以。由于研究者们将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些具体的历史理解和解释本身，没能就历史理解和解释的思维内涵和理论形成等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未能更好地运用理论武器的力量，造成历史学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停留在个别的、琐碎的、片面的、非科学的状态。所有这一切，结果导致了两种情况的发生，一是研究者被大海般的史料所淹没，无法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侦知历史发展的动向，无力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中洞察历史演进的轨迹：二是研究者被强烈的思想偏见所影响，不能从扑朔迷离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历史真理，无法在相互对抗的学术交锋中廓清真伪是非。这两者均与历史研究的终极目标相违背，即从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中获取精神资源，从丰富多彩的历史研究中获得真知灼见和智力支持。
上世纪末以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冲击史学领域，一时间波澜叠起，争论纷然，后现代主义史学大张旗鼓，大行其道。中外史学史研究结论表明，历史研究者在历史叙述和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基本元素均离不开历史事实，历史学最直接的研究目的是获得历史真实，最终极的研究指向是历史真理。问题是，到底以什么标准来检验研究者获得的历史真实?围绕这个根本问题，学者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史学实践，各派理论观点争论激烈，辩难不息。后现代主义史学最为核心的问题亦为历史真实的获得与检验标准的问题，只是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和坚持以下与众不同的观点：
历史消逝之后，过去与现实相联的纽带和关键在于研究者，研究者或者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与历史真实性不能划等号，两者只是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如果历史内容以及表现形式能够融为一体，就能够达到历史真实的境界。所谓表现形式，就是历史叙述。历史叙述之外，不存在什么客观历史。衡量历史研究是否真实的标准，来自历史叙述这一实践活动的效用，历史叙述的效用如何，取决于读者在他们实际生活中形成的对政治、社会、文化、伦理等等的要求、态度和选择。历史文本的真实与否，要由读者的理解结果说了算。后现代主义史学因此强调理解的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创造性，由此发展出微观史学、生活史学、环境史学、文化史学，以及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和全新的研究范式。
后现代主义史学质疑传统史学关于历史知识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各种理论，挑战现代历史编纂学的基础，颠覆既有的历史观念，这一理论可谓来势强劲，难以阻挡，也使人们对历史真实给与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有建立历史叙述和历史内容之间有效、科学、可靠的关系，才能达到历史真实，这是历史研究者尤其是史学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亟需破解的难题。将这一难题称为史学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也不为过。要想接受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挑战，走出困境，在后现代主义史学内部绕圈子可能无济于事，必须另辟蹊径，而历史解释学则可能为解决后现代主义史学核心问题找到对策，成为史学史研究突破藩篱的理论支持。
历史解释学就是一种旨在避免误解历史，达到正确理解历史、科学解释历史的学科门类，这是一个正在悄然兴起、有着光明学术前景的历史学理论研究新领域。史学史研究除了将自己推向理论高度，别无他路可以突破藩篱；除了积极进行理论综合和创新，无法从根本上面临各种挑战和解决自身问题。
古今中外的历史学研究和著述，大多不出以下范围，即对于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历史遗存的考察和发掘、历史轨迹和历史真实的再现、历史场景和历史面貌的叙述、历史现象和历史奥秘的揭示、历史意义和历史价值的阐述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均以历史的理解与解释为根本、核心和关键。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探索、理解和叙述历史的同时不能对其作出有效的历史解释，那么，他们就未能真正完成使命。这一认识，越是到了当代，越显得突出和强烈。当代历史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历史解释学提升研究境界、层次和理论含量。
作为历史学基础的历史理解是一个突破口，理解需要不断地重新返回历史现场和历史实际，是获取历史真理必然要完成的重要和持续的任务。通过历史文本、历史遗存等流传物，客观地理解成为可能，对于历史流传物所折射的人类历史实际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历史解释学着重研究历史认识的特性和逻辑，剖析历史观念形成的过程和条件，探索并运用历史理解和历史解释的原理、方法、规律，提高历史理解的深度和广度，提升历史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围绕历史知识、历史真实、历史真理、历史精神、历史意义和历史智慧等领域，最终揭示历史的奥秘。
尽管以往对于历史的解释已经取得很大成绩，但是中外历史学界并没有发展出一门完整的、独立的历史解释学。西方关于历史学理论研究的结果显示，经历了从思辩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迄今仍然未能真正打通历史客体和认识主体之间的通道，对于重大理论问题仍然未能达成一致的、有效的共识。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史学、新文化史学、后现代主义史学、微观史学的兴起。历史学理论研究表现出异军突起、各领的兴盛景象。但是，各派各持所见，纷乱扰攘的局面也促使历史研究者们开始注重历史知识特性、历史解释机制、历史思维形式等历史解释学基本理论问题的建构。
[关键词] 革命、现代化、唯革命论、告别革命论、历史观
从1949年至今，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光辉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流，它不仅超越了具有优良传统和丰硕成果的古代史学和近代史学，也大大发展了1919年到1949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立和初步发展时期的史学。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划时代阶段。然而，在建国初期，特别是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逐步发展起来的“左”倾路线的干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束缚下，中国史学经历了很多的曲折。中国历史学在对待历史和现实这一基本问题上，未能适时地完成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变，过分地强调“阶级斗争长期存在”、“革命得长期进行”、“历史学也得长期为革命服务”等观点，从而影响了史学自身的正常发展。同时，由于许多史学工作者刚刚接触马克思主义，一时尚不能完全领悟其精髓，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过程中，难免出现教条主义和简单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使“左”倾路线发展到了极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了空前的历史考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和兜售的“影射史学”，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不仅使中国史学脱离了科学轨道，而且使它声名狼藉，失去了应有的学术尊严。而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真正的史学工作者又受到了无情的压制。总之，这一时期的史学思想可概括为“唯革命论”。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的中国近代史仅仅是政治斗争史或阶级斗争史，完全忽略了“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存在。
“唯革命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 “革命”的功效。第二，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大搞影射史学，歪曲历史真相。第三，混淆了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把马克思阶级分析的观点教条化、简单化，从而全盘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唯革命论”的这些观点错在哪里呢?
首先，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的全部，从而夸大阶级斗争存在的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列宁曾指出；“什么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佣工人或无产者反对私有主或资产阶级的斗争。”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还表明，只要阶级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不可避免。这都说明“阶级的存在”和“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的存在是“阶级斗争”的前提。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社会主义的改造，使中国资产阶级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因此，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复存在了。虽然，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没忘记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破坏，阶级和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将长期存在，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此，人们的需求同生产力落后之间的矛盾才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关系中，阶级斗争应该从属于生产斗争。只有弄清了这一关系，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我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初期，却把这两者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阶级斗争压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级斗争压倒一切。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气候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则表现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全部。许多史学家对这一观点大力论证；戚本禹说：“历史是阶级斗争的教科书”⑵，关锋、林聿时说：“历史(文明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转化的历史”⑶，张玉楼也说：“无产阶级根据对于客观历史的研究，证明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上从来没有阶级和平，残酷的阶级斗争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⑷
这些片面的论调，否定了现代化建设，而大力强调阶级斗争，这是受政治上“左”倾思想指导的结果。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从此中国的政治路线是“一左再左”。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更因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致形成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的泛滥。1959年以庐山会议为标志，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全体会议上指出；“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有些同志不坚定，表现出资产阶级的动摇性，他们离右派还有三十多公里，相当危险。”毛泽东还把党内思想上、意见上的分歧当成“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因而轻率地把党内矛盾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等同起来，而且毫无根据地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致使“左”倾错误进一步泛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又重提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进而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而且是党内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因此，他号召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对阶级斗争要保持清醒头脑，“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此，毛泽东还发动了“四清”运动(1963．2，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当时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这是“左”倾的错误，反而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毛泽东还在“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思想驱使下，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从此，毛泽东也便成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袖，他说对的那就是真理，他说错的那就得批判。例如就史学问题而言，毛泽东说海瑞是好人，那么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歌颂海瑞；他说海瑞不是好人，也就有一大批人写文章攻击海瑞。1959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要学习海瑞，还讲“海瑞既攻击皇帝，又对皇帝忠心耿耿”的故事。此后于6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明史专家吴晗撰写的文章《海瑞骂皇帝》，9月又发表了他的《论海瑞》，后来吴晗又编写了戏剧《海瑞罢官》，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史家的诸如《三女抢板》、《海瑞上疏》、《海瑞背纤》等历史剧上演，以歌颂海瑞。但是，随着“左”倾错误的进一步漫延，1962年江青、康生等人便多次向毛泽东“告状”说《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康生等的一派胡言。从此“海瑞”以及赞许海瑞的史学家们都成了右倾分子。1965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合谋，出台了《评新编历史剧》，猛烈攻击“海瑞”及吴晗同志。1966年对《海》剧的批判已全面地“揭盖子”，各大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吴晗以及其他一些同志的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把这场极“左”的运动推向了高潮。由于史学家翦伯赞在批判吴晗《海》剧问题的大会上，拍案而起，仗义执言，林彪江青等人便说“史学界有一个以吴晗、翦伯赞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有一条反革命黑线”遍布全国各地。“这个反革命集团有核心人物，还有外国人物，他们同文化部、文艺界、出版社，以及党政领导部门都有联系”，形成了一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从此“海瑞”问题开了“影射史学”的恶劣先例，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不一而足。讲历史被说成“借古讽今”；评皇帝，被诬为“影射攻击”领袖。学术问题不能进行自由讨论，稍有不慎，便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无限上纲，逼使人们见“洋”则忌；见“古”就批；见“名”即反。形而上学横行，唯心主义猖獗。这是“唯阶级斗争”、“唯革命论”在历史学中的体现。
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历史的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内容，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重要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那些标榜强调阶级斗争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的运用的学者，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历史主义，他们把马克思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教条化、简单化，从而走向了马克思历史主义的反面——非马克思历史主义。提出了“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的片面的、狭窄的主张。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那里，也并非仅限此见。史学家蒋大椿对马克思主义古典作家关于人类历史及其内容的各种表述作了综合考察后提出：“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即从用阶级斗争手段改造当时社会的政治角度对文明史内容所作的表述，而当马克思恩格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待文明史的内容时，提法则全面得多。⑸如《德意志意识形态》便揭示了人类历史五个方面的内容，而归结为生产力、社会状况、意识这三个要素交错发展过程。这些都足以说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把“阶级斗争”看作是历史内容的全部。那些把 “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唯一内容，夸大阶级斗争，夸大革命功效的观点，是片面的、教条主义的历史观。
其次，过分强调史学为“现实政治(革命)”服务，从而歪曲历史真相的观点，是错误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一直是史学界的热门话题，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史学一直具有“兴替之鉴”的功能。如《资治通鉴》就明显指出了史学研究的这一用意。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解放前就有过论述。1938年，毛泽东在他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就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和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⑹1941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严厉批评了“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极坏作风”⑺，再一次强调了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性。建国后，“历史为现实服务”已成为史学史的共识。尚钺在《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中指出：“历史科学是阶级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不深入地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现代史)，就不能深刻地了解现实的具体的革命实践，固然难免要犯错误；不研究昨天(近代史)和前天(古代史)的中国社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和产生、发展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实践，也很难有深刻的认识。”⑻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现实革命实践和政治决策的重要。周谷城在回答“历史究竟怎样才算为现实服务”这个问题时，提出：首先，“要把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讲个清楚”，使人们“知道今日的祖国和今日的世界是怎样来的，今日的社会主义道路何以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次，要使人们在学习历史过程中，“获得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自己的革命品质”。再其次，“必须重写很多历史书，也必须新编很多历史书，以为祖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⑼这是强调历史学对于人的教育作用和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郭沫若认为：“学历史有它的重要性。历史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具体教材。通过历史来教育人民、教育后代，甚至教育人类，是有它的不可轻视的功用。⑽这是从更宽广、更深远的意义上来看待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吴晗在讲到“为什么要学习历史”时，认为；“对于我国浩瀚的文献中所记载的丰富的历史经验，只要能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整理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总结成为理论，惩前毖后，批判地继承，必将大大丰富我们的文化，发生巨大的教育作用，鼓舞英勇豪迈的人们，更加信心百倍地、有效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⑾这是从文化建设、思想建设和物质建设来看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以上这些史家的论述足以证明，历史为现实服务是历史社会功能的普遍认识，这是应该肯定的国情意识。因为，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它是有阶级性的。哪一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哪个阶级控制了意识形态，历史就为哪个阶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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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政治上“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国史学界许多研究者片面地强调“服务现实”，而忽视了历史的科学性。他们强调：应把历史研究与社会主义事业，无产阶级政治，甚至总路线等现实斗争的需要结合起来，并提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口号，坚决反对“超现实”、“超阶级”、“为学术而学术”、“为历史而历史”的历史研究。这类文章在50—60年代如雨后春笋，不胜枚举。这使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出现了片面化和绝对化的趋势，并且不能容忍不同观点的出现。1963年，刘节在《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中指出：“阶级斗争的理论用之于当前政治是切实有效的，用以解释古代历史事件，是不是可以不要这样教条化、机械地利用起来呢?这确实成为问题。 相反地， 如果恰如其分地把历史事件的真相写对了，倒能够古为今用的。”⑿刘节本来是要求克服教条化，要客观地研究历史。然而，却遭到了多方的攻击。其中以张玉楼《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历史研究》为典型。张玉楼攻击刘节先生说：“刘节先生是傲慢的。从他的一些文章，人们只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每一个范围。——我是中国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外国史，不适合于说明中国史！——我是古代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近代史，不适合于说明古代史！——我是文化史专家，马克思主义适合于说明经济史，不适合于说明意识形态史!”，“刘节先生用来反对阶级分析方法的武器，其实不过是孔夫子所用的两个陈旧的概念，一个叫‘仁’，一个叫‘礼’。”⒀张玉楼先生攻击刘节异己思想的目的是“使历史研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的有力助手”。这种过分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思想，最终会导致 “以论带史”的“先意识后存在”的“主观影射史学”的发展。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十年内乱中，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操纵舆论，把历史学作为宣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一错误理论的工具，标榜“历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以歪曲和篡改历史的手段来实现这种“服务”。文化大革命前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评《红》”等运动都是这种错误的具体表现。
“历史为现实服务”这是一个真理，但是这里能够用来为现实服务的历史，是科学的历史，而非那些“影射史家”臆造的“历史”。孙思白在《试论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中指出：“绝不能把历史研究与现实生活混为一谈；历史之所以作用于现实，一可以阐发规律，二可以开拓视野，三可以鉴往知来，四可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者既可以历史为现实之借鉴，又可以从现实中领会历史上的相似现象以加深认识，既要秉笔直书，又要客观冷静。”⒁孙思白的论述是强调在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时应遵循“秉笔直书，客观冷静”的原则。在“文革”时期用歪曲历史真相以为现实服务的做法，严重背离了这一原则，是主观唯心史观的表现。
再次，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等同起来，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简单化，从而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这种倾向也是严重错误的。
马克思历史主义，是指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去观察历史，这是史学方法论问题，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阶级观点，是根据阶级斗争的规律，对人类历史作出科学的解释。它包括两层含义，一则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历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属历史理论的范畴，二则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历史作出评价，这却是一个历史方法论问题，属史学理论的范畴。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具有明显区别的两种概念，前者以历史学本身为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客观历史为研究对象。因此，不能把马克思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完全等同起来。虽然阶级观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是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指导思想，但是它却不能代替具体的马克思历史主义。正如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普遍原理不能代替某一自然科学的自身理论一样。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成体系的理论。然而，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历史学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为指导史学工作的全部理论；而对历史本身是否应当建立自己的理论(史学理论)，则缺乏明确的认识。”⒂而常常把对于客观历史研究中所提出的“历史理论”，同对于史学自身发展中所提出的“史学理论”问题等同起来，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外没有其他的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这种错误的认识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把马克思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混淆起来，甚至连“历史主义”这一概念都取消，用阶级观点来代替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全部。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还认为“历史主义”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应彻底打倒。
这种错误的思想在“左”倾思想泛滥时期表现得非常普遍。由于强调阶级观点，一大批历史学家不是把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放到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而是抽象地进行所谓阶级分析，对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一概加以否定；或者用现成的套话去贴标鉴，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简单化。对于这种现象，我国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一些人”对待封建主义和地主阶级的问题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了站稳立场，有些同志见封建就反、见地主就骂。……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任何剥削制度、剥削阶级都曾经在它的上升阶段起过进步作用。例如当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时候，它是一种进步制度；当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时候，它是一个革命阶级。只有当这些阶级走向没落的时候，当这些制度走向崩溃的时候，才是反动的、该骂的、该反的。如果当这个阶级、这个制度一出现历史就反对他们，岂不是反对历史的发展”。“而有些文章把农民革命的领袖说得比现在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还要进步，这难道是历史主义吗?”⒃范文澜同志也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除了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必须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⒄然而，针对诸如翦、范等史学家的正确提议，1965年戚本禹却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中进行了大势攻击。说什么：“阶级观点以外还要有历史主义”的“问题的提出使人感到惊异。”并且认为他们“对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错误理解，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不清的问题，这里实质上反映了一些人对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的一种怀疑和动摇，有的甚至反对。”⒅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便把学术上关于“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争议上纲为政治斗争。从此以后，便把“历史主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把那些提出“要把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建议的历史学家说成是阶级敌人。从而把学术讨论引入了政治斗争和人生攻击的误区。这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了的“政治化史学”使历史科学和历史学家失去了自由，从而不能科学地反映和研究客观历史。这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 “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学。
用阶级观点代替历史主义的错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发展到了极端，其表现就是“除了阶级斗争以外别无其他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于是就彻底否定传统史学和外来史学。“文革”期间，把我国的传统史学作为“地主阶级的历史”、“封建糟粕”而加以彻底摒弃；把外国史学理论也当作“资产阶级黑货”而无情禁断。这种否定一切的做法，实际上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糟蹋和浪费。中国的传统史学就其整体而言是有封建性、落后性，甚至反动性的—面，这是我们要坚决摒弃的；但是它又有多样性、社会性、时代性的一面，这是我们应当继承的。对于外国史学也是如此，外国史学当然也有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应该反对的一面，然而又有一些方法论如何“计量法”、 “系统论”等可以借鉴的一面。这就是说，对待中国传统史学不能全盘否定，要批判地继承；对待外来史学不能盲目自满、夜郎自大，要批判地吸收它们的优点。人类的文明是在继承的基础上的发展，如果脱离了传统史学，那么“现代史学”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何以谈发展。先进的文化成果是人类共享的，如果把外国的先进成果拒之门外，无异于乞丐“拒绝”被施舍的肥肉和面包，最终只能毁灭于那“浅薄”的虚荣。事实上，如马克思、恩格斯等思想家之所以能够创立起自己的科学理论，原因在于他们都认真研读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作者的著作，吸收了其中有用的养料。当然这种吸收是批判的吸收，而非照搬全收。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时所说的：“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从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⒆列宁的论述有力地说明了那些自认为是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而“否定—切”的做法，实则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教条化、绝对化，这正违背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原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总之，对“唯革命论”的主要观点的批判，足以证明“唯革命论”的上述思想是错误的。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本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内容的、丰满的中国近代史却变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这种 “史学”，从它的指导思想、研究方法到研究目的都是“言必谈阶级”。如“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研究是为阶级斗争服务”，“历史研究的方法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诸如此类的辞令不胜枚举。由于阶级“将广泛长期存在”，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存在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存在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即阶级“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哪里有阶级，哪里就有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斗争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因此，在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方面的“革命”活动也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根据这一推理，毛泽东便得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论。于是就轻率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此后，“革命”便是最时髦的词汇，因为它最能表明人的立场。人们便由“言必谈阶级”发展到“言必谈革命”。这就是“唯革命论”的来历。
“唯革命论”者认为，“革命”使新中国得以建立，“革命”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革命”也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不仅我们过去要“革命”，而且现在和将来都要“革命”。在“唯革命论”思想指导下，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共产党史”，甚至是某一个革命家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历史几乎没有，都是阶级化、革命化、政治化了的历史。这是中国史学的厄难时期。
在“唯革命论”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因此也只有“阶级斗争(革命)”的内容，即使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了很大的推进，但那也只能从属于“阶级斗争”。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史把“革命”与“现代化”割裂开来，片面地强调“革命”，是错误的，应该严厉批判的。当然，由于现时期，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些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仍然没有忘记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和破坏，因此，我们对这些制造破坏的反革命分子的革命镇压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要有革命的觉悟，不忘革命。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夸大阶级敌人的存在时空，夸大革命的功效。所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既要保持革命的高度警惕，又要防止“唯革命论”思潮再次泛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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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肖黎，《中国历史学四十年》，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16）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光明日报》，1961年12月22日。
一、党在抗战时期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
我们党素有重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就对历史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抗日战争爆发后?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历史教育的特殊功能?形成了抗日战争时期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体系?对历史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教育的理论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将历史教育置于它应有的重要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抗日战争是需要动员千千万万民众共同参与的伟大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负有领导全民族人民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责任。利用历史知识的教育功能?动员广大民众奋起抗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方针。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段话?把革命的理论、历史知识、对实际运动的了解摆在相同的地位?使历史知识这一要素与革命运动胜利联系在一起。号召全党?“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1]刘少奇曾经指出?“所谓中国党的理论准备?包括对于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21他要求“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2]。针对党内一些人不注重学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象?在中严肃指出?“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要求在全党形成学习研究历史的浓厚风气?使全党同志“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明天”E“。
中国共产党的经典作家们对历史及历史教育功能的精辟阐述?深刻地揭示了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对于促进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极端重要性?从理论上奠定了历史和历史教育在我们党政治、思想、文化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锐利的理论武器。
二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的目的在于深入认识国情?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证革命事业顺利发展。深入认识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革命党克敌制胜的最重要的法宝。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1]因此?要想认识中国的现实?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历史。号召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
只有充分深入地认识了国情?才能找到现实中国社会“内部联系”这个中国革命之“的”。找到了中国革命之“的”?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去射?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对于这点?陈云曾强调?“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和时事政治的情况?不然也就不能规定当前的革命工作的任务和方法。”[4]在中国共产党内?既是倡导学习研究历史的典范?又是身体力行的典范。他在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最早、做得最好和贡献最大?这与他深厚的历史科学功底密不可分。思想就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正如指出的那样?“的著作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读的著作也得懂得历史。”[5]
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把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成果作为革命事业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我们党在整风中加强了党史教育?目的是使全党“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3]。经过认真系统的党史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对以往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了深刻地体会?从而把思想统一到思想轨道上来。对于这点?邓小平有深刻的认识?他说?“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61在中还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文件?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吸取明末李自成起义军因胜利而犯错误的深刻历史教训。
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自信心?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教育中所始终遵循的重要原则。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1]。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对这份珍贵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要求全党要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因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这些重要论述?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弘扬了爱国主义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坚持抗战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是学习研究历史科学?应该着重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特别注意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是民主革命的需要。在党的七大召开时?要求全党认真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学习世界革命的经验”。刘少奇也指出?“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2]在革命实践中?既要“根据群众斗争的经验?同时也要参照历史上、各国的经验”[2]。
认真学习研究中外革命史?把重点放到学习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上?更是民主革命的迫切需要。针对当时党内不重视学习历史的现象指出?特别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还就学习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作出过很多精辟阐述?例如“古今中外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等?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教育理论的重要内容?为我们学习研究历史提供了正确的原则和法。
二、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的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发挥历史教育的独特教育功能? 动员更多的人投身到神圣的抗战事业中去，中国共产党在重视历史教育理论研究的同时，又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教育活动。
首先，随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领导下的革命史学工作者队伍也在不断扩大。为了培养更多的十部，我们党加快了建立干部学校的工作步伐。1940年底，强调:
“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川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各个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在革命圣地延安，更是集中办起了一大批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按成立时间为序，我们党所开办的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学校是:1935年成立的中共中央党校、1936年成立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1938年成立的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合人学、1939年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1940年成立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1941年成立的延安大学等。另外，中、小学教育.农民夜校等也广泛发展。
各类学校都对学员和学生进行社会历史和时事政治教育，特别要求开设中国革命史课程。例如，延安大学开设的课程包括边区建设概论、中国革命史、革命人生观、时事教育等。大学的教育原则是强调为抗日战争服务，培养一大批能做事、了解中国国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用一致的革命青年。十部学校的领导人多为久经革命锻炼的党的高级干部;教师多为富有革命实践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学术界的名流;学员多为全国各地有较高政治觉悟的先进青年。
其次，在中，我们党把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列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党的七大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历史教育活动。
在运动中，、等高级领导干部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国情，结合学习对“三风”进行整顿。1940年前后，写了大批关于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文章，例如《<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对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经典的分析和评价，成为运动中对全党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党的七大召开后，、、刘少奇等领导人的报告和发言，在对国家前途命运、战争形势、党的地位和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深人细致的科学分析的同时，也对中国历史和中共党史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从而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育。
再次，抗日战争时期，在我们党领导和影响下，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外的东北沦陷区、重庆等地也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历史教育活动，涌现出一批革命史学工作者和历史文学作家。
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学校是我们党领导成立的培养东北军政千部的基地。该校在教学安排上，不但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而且还专门开设红军长征史、《八一宣言》、东北的历史和地位、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殖民统治及的卖国行径等专题课程。著名历史文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坚持以笔作刀枪，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五部大型历史剧，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人们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情感的教育，起到激励人心、焕发民众抗战热忱的宣传效果。
1944年，郭沫若还以历史为依据写了《甲申二百年祭))一文，运用唯物史观对明末农民战争予以分析评价。由于文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被我们党作为运动中对党员干部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文献，列为整风文件之一。另外，革命史学工作者李平心、韩启农等也编写出版了一批史学著作。李平心所著的《中国现代史初稿》、《论新中国》两部历史著作，运用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结合中国革命运动近百年的历史事实，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成长的道路，肯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批驳了政府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倒行逆施。韩启农所著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从鸦片战争写到抗日战争，是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历史知识普及读本，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列为历史教育的基本教材之一，在对群众广泛开展的爱国主义历史教育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鼓舞了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昂扬斗志。
三、党在抗战时期历史教育活动的特点
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教育活动，具有创新性、实践性、广泛参与性花大特点，为我们今天开展历史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教学大纲是教师实施教学的依据。深入学习和研究新大纲,并将其时代精神和科学性在教学中加以体现,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加快教改步伐是极其重要的。对新大纲中关于史与论关系的重新阐述,我有以下理解:原大纲中“观点与材料的统一”的提法,未能体现历史学科的特点,教学中很容易忽视其中一方,或忽视史实依据空谈理论,或史与论脱节,随意得出结论,任意运用原理及方法论来解释历史现象。新大纲着重指出,要坚持历史学科的特点,在教学中贯彻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在此特别需要理解“论从史出”的含义，即实事求是，依据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际得出相应的结论。教学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也就是教学中经常运用的“以论御史”，也是与史实紧密结合的（史论结合），是论从史出的科学史观的体现，即：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就是研究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成果；二是它可以解释历史现象，研究历史规律，而并非将历史“为我所用”。
领会了新大纲“论从史出”的含义，在教学中如何体现呢?
首先，初中历史教学要使学生了解历史、掌握史实。初中学生了解、认识历史的主要载体是教材，教材中关于史实的内容有以下几类:
1、文字。文字表述是教材的主干。初中历史教材中关于史实的阐述是依据历史学的基础知识、初中生的认知规律编写的。其特点是，按时间顺序叙述历史发展的基本史实，包括历史概念、人物、重大事件等等，语言浅显易懂，线索清晰，体系完整。1992年教材改革以来实行的大小字分述法，以小字辅助大字内容，更适合教与学双方使用教材。
2、插图。插图有彩图、黑白图、照片几种。为说明文字内容而编入的直观材料，有历史照片，有画家描绘的历史场景，也有表现史实的漫画等等。插图反映了历史现象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观看插图也是获得历史知识的途径之一。
3、地图。实际上历史地图也属于教材插图，为了认识其独特作用在此将其独立分类，作为教师研究教材的一个专门方面。历史地图反映了历史现象的时空变化，如古今地名异同，陆路、水路的变迁，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范围等。教学中需要有相当多的时间来讲解地图。
4、图表。图表包括数据资料图表、线索表、大事年表、章节知识结构等等，也是辅助文字内容的，既概括了文字，又说明了文字，是史实的一种表述形式。
5、史料。现行的历史教材借鉴了外国、港台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方法，提供了一定量的原始资料，供教学中研究。学生接触这些第一手材料，更能清楚历史知识的来源，了解先人的社会生活和价值观。
学生掌握了上述几类史实内容,可以说就具备了基本的历史知识。当然,教学中需要对这些内容加以拓展，扩大知识面，如适量补充图片、地图、史料，深入讲解重点内容。
除了以上几类史实内容外，教材以外的多种内容与形式的史实来源，也是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信息源。目前常用的信息源有以下几种:
1、时政资料。当代的时事政治资料是史料的补充和再积累。报刊、影视新闻的内容可以广泛用于历史教学。如香港、澳门回归事件，都是历史现象的延续与补充。教师积累时政资料，并充分运用到中国史、世界史教学之中，效果相当好。
2、调查报告。除去专家、学者的调查报告可以用作史实的印证与说明外，师生自己动手获得的调查报告，对学习历史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如关于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生活的重大变化，反映的是当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变化。
3、文物、遗迹。出土文物、历史遗迹，都是历史发展阶段特征的展示。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历史遗迹，是认识历史的良好途径。介绍重大考古发现成果，是对教材内容的重要补充。
4、网络信息。师生从网络上搜集历史资料的方法，目前已被广泛运用，并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网上信息快捷、海量，易于存储和交流，能扩展视野，丰富教学内容，是历史教学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最新途径。
上述各类“史”的来源,只要教师备课时充分掌握和理解,并采用不拘一格的手段和方法来教学,就能使学生掌握好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然而,了解史实只是历史教学第一层次的目标，更高的层次是使学生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具备人文素养。因此,按照新大纲的要求,培养学生学会“论从史出”,即具备历史思维的能力,是历史教学改革的核心任务。
“论从史出”在教学中大致有以下步骤:
1、研读史料。这里所说的史料是广义的，不仅是指第一手资料，也包括后人记载的史实。研读的方式是多样的，它的过程包括搜集材料、排除阅读障碍、理解内容。
2、辨析史料。大量的材料要经过辨析真伪才能被运用，这种史学特有的方法往往要求教师首先掌握和实施，在备课中要潜心研究，教学中要指导学生。它主要包括文献、实物材料的反复印证，计算年代，识别运用各种图表等等。
3、提取信息。这一过程是经过分析、综合、概括，将有用而又有信的材料提取出来，作为最基本的史实论据。
4、论从史出。应当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作指导，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历史现象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做出结论。
历史的结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譬如对洋务运动、工业革命等重大史事，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即历史背景来认识其性质、影响、意义。对史实的评价不能片面、狭隘，不能主观臆断。因此，“论从史出”并非简单的一句话，它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水平，要求学生具有历史思维的能力。
虽然一般认为，初中生学习历史只要达到了解历史（知道“是什么”）的目的即可,高中生才需要达到认识历史（知道“为什么”）的层次,但是新大纲明确要求,要让学生进行初步的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认知活动,对有关的历史问题进行简要的评述,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也就是说,初中阶段也要进行相应年龄段的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
初中历史学科能力的培养，内容、途径、手段、方法非常之多，有两点我认为是要特别考虑的。
1、通过多种途径，使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识。教师采用丰富的手段、方法，使枯燥的史实变得有趣、生动，让学生乐于学习、易于掌握，这是我们多年实践并已取得成效的探索。今后，随着教育观念的转变，这种探索还将继续下去。
2、让学生学会像史学家一样“探究”历史。这种“论从史出”的教学活动，是一种体现学生主体性、实现自主性学习的过程，是新教育观的要求，它对教师素质、能力的要求更高。
梅杜舍夫斯卡娅(1922－2007)，从1950年开始在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从事教学工作，1952年取得历史学副博士学位，1976年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1979年晋升为史料学与历史学辅助学科教研组教授。1991年莫斯科国立历史与档案研究所被改组为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之后，她继续担任该校历史与档案研究所教授，直至去世。她还是俄罗斯科学院古文献学委员会的成员。
在《历史认识理论》这部文集中，编辑者主要选取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作者生前在关于历史认识的理论与方法、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中的史料学问题以及历史人类学和历史地理学等方面的所思所想，体现了作者将历史学着重作为认知科学去研究的重要理念，而这种理念在俄学术界已被公认为具有范式的特点，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在俄罗斯的一面旗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有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人文学科认知体系存在着两方面缺陷：一是缺乏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状况的理论，二是缺乏能够界定各领域知识的概念。因此，针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俄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历史认识客体本身的特点――人类内心世界的波动性及不易被认知、个人及团体的外部行为无法体现人类的本质属性、实验及直接观察所能开展的范围极其有限――决定了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认识不可能实现，即在任何情况下，历史认识成为严肃的科学是不可能的。然而，梅氏的研究成果则通过界定人文学科各知识领域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出认知科学本身的逻辑方式，对历史认识论的问题以新的哲学观点给予另外一种回答。梅氏认为，历史学期望获得理想的成果，就必须遵循科学的认知方式；而只要存在真实的、能够被重新诠释的客体――历史进程，并以能够客观反映客体状况的数据、素材等史料为支撑，那么客体便具备了为主体所认识的必要条件，最终以经典史料学为方法论基础即可实现准确可靠的历史认识。在这种状况下，历史学作为发现人类现象系统属性的知识体系，便能够被认为是一门严肃的科学了。同时，作为关于人类思维的科学，认知历史这种思维，除了通过历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展现自己之外，还通过人类有目的行为的信息产物展现自己。可见，梅氏对历史认识论的见解是20世纪在俄国得到充分发展的经典史料学方法论与新兴信息理论的综合。它反映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跨学科研究中所取得的实践经验，指明了俄罗斯学术进步的方向。
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发展，既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又极大地转换了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知识体系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与自然科学家们注重事实、严格实证的态度密不可分，这一点同时也对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历史学家们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在历史学研究中，遵循与自然科学同样的方法，即通过对史料的搜集和考证实现对历史真实状况的描述，从而将历史学建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学界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这便是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受其鼓舞，历史学家们开始怀着饱满的信心和充分的热忱，积极投身于搜集、鉴定历史档案和批评、考证历史资料的工作中，“结果是详尽的历史知识大量地增加起来，根据对证据的精确的和批判的考订而达到一种史无前例的程度”。不过，尽管实证主义史学思想提升了历史认识的水平，但它将历史学简单等同于自然科学，把历史研究仅仅降低到史料的搜集和考证这一高度，实际上是将具有复杂内在逻辑的历史进程和历史认识过于简单化了，因而不可避免地陷入丧失方向感的理论危机。
进入20世纪，实证主义的思潮在学者们的反思中开始退却。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以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代表，其主要集中在对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方面的批判上。在区分人类知识体系上，文德尔班提出“一种纯粹方法论上的、以严格的逻辑概念为依据的经验科学分类法”。在文德尔班看来，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目标、方法和结果都是不同的：“自然研究与历史的分别，首先开始于利用事实来构成知识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前者追求的是规律，后者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李凯尔特继承和发展了文德尔班的思想，在学科间关系上更重视形式原则。他强调：“自然科学致力于用它的概念去把握为数众多的、甚至可能是无限多的各种各样的对象，而历史学则力求使它的叙述符合于它所研究的某个与所有其他对象不同的对象。”概括地讲，弗莱堡学派的主张反映了当时的学者一方面试图从实证主义那种机械阐述社会现象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另一方面对个人内心世界和自主性的研究开始予以关注。然而，由于过分强调历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历史思维被个体性所封闭，进而走向不可知主义，历史科学仍旧不能真正被建立起来。
到20世纪末，对上述观点进行修正，已成为学术界十分迫切的需要。修正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对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所遵循的认识论原理存在何种程度统一性这类问题的探索上。在《历史认识理论》中，梅杜舍夫斯卡娅教授就以“认知一信息”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独创的历史认识理论，作为对以往历史哲学观点的修正。梅氏认为，在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那里已经脱节了的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必须以确定的方式使其共同性得以复原；而无论历史学还是自然科学，离开了基本质料――人类在从事有意识活动中所取得的发现――便无法对其所记录的有关自然与文化等各类现象的必要信息予以解析。因此梅氏强调，“在探索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各自认识论原理的共同性过程中，两类学科领域研究方向的交叉点显示为：历史史料”。在这里，“历史史料”应被理解为研究人类思维和拟定还原该思维方法的基础。可见，梅氏对新康德主义的修正，并非是对实证主义的简单回归，而是对史料学和档案学中具体分类原则和结构功能方法进行的重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