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交流不断加强，教育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也不断增加，特别是一批985高校，与各国高校陆续建立起教育交流、合作关系，开辟了一系列国际交流学生、交换学生的项目。此外，中外高校学生领袖间也在不断进行交流与对话，例如早在2008年，北京大学即主办了中美高校学生领袖对话会。近几年，上海也在加快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步伐，由华东师范大学与美国纽约大学合作建设的上海纽约大学，已于2013年8月迎来了第一批新生。作为高校学生重要的组织形式和交流平台，学生会组织在高校学生的学习与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交流正在逐渐增多，这中间既存在着挑战，但也蕴藏着机遇。
从理论角度考察，综观对相关问题的理论探索，虽然已有学者、学生工作者对中外学生会组织进行了描述性的分析，但主要是从中国学生会组织存在的问题和内部发展出发的，例如：施雯雯的《高校学生会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袁爱军和李萍的《新时期高校学生会建设的新思考》。此外，也有为数不少的介绍国外学生会组织的论文，但讨论的出发点主要是以借鉴海外经验为主，目的是为了参考国外高校学生会的运作模式和组织方法，为中国高校学生会的发展提出改进性的启示，例如，王建梁和张业琴撰写的《澳大利亚高校学生会组织研究及启示》。但就中外学生会组织交流合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与机遇而言，目前的理论成果中尚缺乏前瞻性的研究和详尽的分析。为此，我们拟从实践的工作经验出发，通过广泛的调研和情况汇总，分析概况中外学生会组织交流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并探索相应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二
通过对来沪留学生进行深度访谈、和国外高校访问团进行专题交流、对国外学生会组织的相关情况进行汇总梳理，我们发现，目前国外高校学生会组织中国内地高校的学生会组织存在较大的差异，体现在学生会组织的结构模式、实际运作、服务和活动等方面。
纵观我国高校的学生会组织机构，学生会作为学生自治组织，主要在学校团委的直接领导和管理之下开展活动，实行的是行政体制的管理模式，学生会活动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校团委。学生会组织下设主席团，一般有主席和副主席，管理校学生会各部门和院系学生会。校级和各院系的学生会主席团和主要学生会干部，都由学生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以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为例，其学生会组织结构大致如图1所示。
国外的学生会与中国的学生会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特别是其结构模式、运作方式和活动组织。在海外不同的国家，学生会组织结构模式、运作方式、活动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例如，美国的学生会组织，其学生会的结构、人员构成、选举类似于美国政府。以美国纽约大学为例，其中设有的Student Senators Council（SSC），是由16个院系的被选举的代表以及选举中获得席位的7位代表构成，它直接参与学校评议会和学校管理工作。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其学生会组织被称为，Student Government，由学生选举产生的“学生政府”的领袖们负责组织开展各项学生活动，并参与学校董事会关于学生事务的讨论。而澳大利亚高校学生会组织通常采用主席负责的理事会管理模式，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负责学生事务的管理。为了更清晰地展示中外学生会组织的异同，接下来我们以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会为例，分析其结构模式、运作方式、提供的服务和活动。
1.结构模式
“Student Association”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组织，相当于中国的学生会，可称为“学生联合体”，简称“学联”。“Student Association”以为学生服务为出发点，由学生负责日常运营。“学联”由四部分组成，即常务理事（Sabbaticals）、学生会（Students’Representative Council——SRC）、学生服务委员会（Student Services Council——SSC）和学生协会理事会（Student Association Board）（见图2）。
其中，学生联合体常务理事有四个职位，分别是理事长（President）、执行代表（Dorep）、学生发展和交流项目代表（Dosda）以及活动服务代表（Does）。理事长主要负责各方面的问题，包括住宿、学费等，为学生创造更好地学习和生活环境。而Dorep主要是负责学习、学生福利，创造公平的机会和民主。Dosda主要负责社团、下属委员会和联合项目。Does主要负责活动的策划，例如，每个星期五、星期六晚上的舞会，以及学生联合体旗下商业的运作。学生会主要由22个成员组成，有6个下属委员会，也就是6个部门，分别为：社团关系、环境和民族、住宿、教育、公平机会和福利、外部活动。学生服务委员会主要组织和支持学生联合体的活动和事件，下有各种社团部门。学生协会理事会由13位成员组成，是学生联合体的最高管理机构，由五部分成员组成，分别为常务理事（Sabbaticals）、学联干部（Students）、学联成员（Lay members）、学校成员（University members）和无投票权成员（Non-voting members）。而这些成员主要通过竞选的方式产生。学生协会理事会主要负责学生联合体运作的经济的维持以及学生联合体规章制度的完整性与切实落实。
从上述中可以发现，学生协会理事会是最高的管理机构，其成员与其他部分的成员有所交叉。但是，学生协会理事会并非凌驾与其他部分之上，而是与其他部分合成做一个部分进行运作，这就使得学生联合体的组织结构呈现出交叉、复杂的特点。
2.运作方式
和英国其他很多高校一样，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的经费的来源主要是学校拨款和学生联合体所拥有的运营型酒吧、咖啡厅、打印店等的盈利。但与其他一些高校不同的是，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的运作由学生负责，没有兼职官员或者带薪职位，负责运作的学生来是志愿者，主要是SRC和SSC的成员、Ents Crew（一个帮助学生活动开展的下属委员会）以及学生协会理事会的委托人。此外，不像澳大利亚的一些高校，学生要加入学生会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加入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并不需要缴纳会费，主要是跟各个部门组织联系、申请，而若要成为学生联合体管理层、最高管理层的成员则主要是通过竞争选举的方式，通常是一年一次。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学生能够参加很多活动，大部分是免费的，享受一些帮助与服务，并且学生联合体中的组织部门，如Ents Crew也欢迎并鼓励学生加入到这个队伍中，参与服务、志愿者工作。
每个组织部门会定期召开会议，安排近期的工作，讨论相关的问题，常务理事的成员有专门负责的领域（上文已经提到），因此，他们会和负责的部门进行沟通或者参与部门的会议中。例如，学生会（SRC）每星期二召开会议，每隔一周会讨论跟机会公平、福利相关的问题。
3.活动与服务
圣安德鲁斯大学学生联合体举办的活动非常多，非常频繁，而这些活动可以归为三类，一类是社团类活动（Societies），一类是小组委员会（Subcommittees），另一类则是联合项目（Association Projects）。其中，由于有140多个社团，所以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社团，参与社团的活动。而小组委员会经常举办各种活动，而这些活动面向学生，并且不需要会员费即可参加。2013-2014年的联合项目主要有三项，为摇滚艺术节、班级礼物和史葛郎聚餐。有些活动是收费的，如Mash-Up Monday，想要参加则需支付一英镑的门票费。而有些则是免费的，如Without a Punchline。
此外，圣安德如斯大学学生联合体也向学生提供一些帮助服务，这些帮助服务主要涉及：住宿、学习、国际学生、金钱问题、安全问题、学生服务以及福利。如，住宿方面有专门的住宿咨询师，向学生提供个人服务以及如何租房子等的资源与建议，学生联合体中也有住宿委员会提供相关的服务。学习方面，如果学生认为考试、论文成绩给得不公平，可以通过“Independent appeals process”寻求帮助。在财务方面，学生联合体可以向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基金赞助等。
从上述实例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外学生会组织在结构模式、运作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虽然国外学生会组织的具体情况又因各个国家、各个高校自身的特点有所区分。但总体而言，国外学生组织的自主性更强，以经费来源而言，国外学生组织运作的经费主要来自于所拥有的产业的盈利，部分学生组织具有自负盈亏的经济能力，而中国学生组织运作主要靠团委拨款和社会赞助，需要借助较多的外在力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组织和国外学生组织无法开展合作，如果能够探寻到合适的交流合作途径，那么，中外学生会组织能够增进了解并互相借鉴，这种跨文化的合作甚至可能会对教育国际化进程的推进提供巨大的推动力，给中外学生的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三
目前，教育国际化进程正在不断地走向深入，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是大势所趋，从实际情况出发，展望不远的将来，我们认为，中外学生会组织的交流合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尝试、寻求突破。
1.培养学生领袖，建立中外学生领袖对话机制
尽管中外学生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但其中一点是共通的，即中外学生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学生，并且由公开的、民主的竞选产生。这些由学生推选产生的学生，一般具有较高的领导和管理才能和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因此，应有意识地培养这批“学生领袖”的责任意识和交流能力，一方面，使他们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在自身所在的学生组织中树立威信、产生号召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鼓励他们和其他国家学生组织中的“学生领袖”展开积极的交流和相互之间的学习，可以考虑开展确定时间（如一年一度或一学期一次）的中外“学生领袖”交流活动，或者是确定地点（如在某个城市或某所大学）的研讨交流活动，建立一项较为长期的交流制度，这不仅有助于对“学生领袖”个人全方位能力的培养，也将使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和“学生领袖”个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相结合，产生更大的实际影响力和更为持久的效果。
2.开展公益活动，打造中外学生会组织合作新平台
中外学生会组织，基本都秉承为学生服务的宗旨，并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为学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问题提供解决途径和适当的帮助，也常常跨出校园为社会提供服务。近年来，公益意识、环保意识、志愿者精神在全球各地获得了普遍认同，也吸引了各国青年投身其中。因此，在中外学生会组织合作交流的过程中，也可以以此作为突破点。在公益精神的指引下，中外学生会组织可以号召并发动学生携手开展公益活动或志愿者活动，在奉献社会的过程中共同奉献为他人服务的快乐。也可以利用某些国际性盛会所提供的机会，如奥林匹克运动会、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游泳锦标赛、世博会等跨文化、全球化的活动来为中外学生会组织创作合作的机会。这样的一种合作方式，可以较大程度地避开由于各国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传统习俗的差异而带来的观念差异和文化碰撞，避免由于政治观念的分歧或者国际争端的发生而带来的各种矛盾，有助于中外学生会组织之间的相互认可和接纳。这种方式的持续合作，也将有助于拉近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的内心，有利于各国富有爱心的青年之间的相互学习和交流，拓宽他们的国际视野，培养他们的文化包容力和奉献精神。
从浙江走出来的摄影师和作品
在国内外众多获奖者中，我们看到了不少身边的熟悉身影。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吴煌就是其中之一，他拍摄的组照《音乐节上的年轻人》获得了文化及艺术类新闻组图优秀奖。
因为工作原因，我曾多次向吴煌约稿，这位年轻而爽朗的摄影师总是有求必应，周围的人都被他对文艺、音乐、潮流这些关键词的喜好所感染。吴煌拍摄的作品忠实呈现了在杭州太子湾公园举办西湖国际音乐节期间，近万名年轻人尽情享受着音乐、啤酒、草地带给他们的快乐的场面，让人过目难忘。
另一位曾在《都市快报》工作的摄影记者贾代腾飞也很吸引眼球，一组名为《摇晃的财富――民间借贷风波下的温州》的照片，击败了无数优秀的外国摄影师，获得经济及科技类新闻组图金奖。
在旁人的介绍下，我很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位金牌摄影师2005年才刚刚毕业。但年轻并不意味着作品分量不够――2011年，他的照片《我们还年轻》荣获中国国内新闻摄影金镜头奖。今年情人节前夕，他拍摄的《流水线上的爱情》还被中央电视台《新闻周刊》栏目报道，并被腾讯网、《中国青年报》等媒体转载。这次他的华赛获奖组照，则反映了被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先行者”的温州民营经济，在时下社会背景下的行业百态。
有人告诉我，贾代腾飞这组照片，其实真正打动评委的有两张：一是长相酷似邓小平、又满怀对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爱戴之情的温州东方打火机执行董事李中坚，在自己的工厂内身着特型服装，准备出演影视剧；另一张是少年时就开始研习武术的温州挺宇集团董事长潘挺宇在车间里展示自己的南派刀法，这位有趣的企业家创业后一直以南拳作为特有的企业文化。两张照片都没有复杂的摄影技巧，却实实在在记录了两位温州企业家的形象，并窥斑见豹，打造出“会说话的照片”之效果。
此外，来自青年时报、温州日报、今日早报等浙江省内报社的摄影记者们纷纷在今年的华赛中获奖。而他们镜头中精心记录的钱塘潮、苍南再生棉加工、杭州楼盘等题材的作品，也让今天的浙江以更多元化的图像展现在国内外新闻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面前。
越来越积极的题材和立意
除了关于浙江、杭州的题材如黑马般跃进了国内外摄影爱好者的眼中之外，走读整个华赛评奖过程，不难感觉到，江南佳丽地的山水风情，也影响着评委们对获奖作品题材和立意的评判。
路透社记者高润・托马斯维克的作品《利比亚冲突》获得2011年度新闻照片大奖。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主席、华赛组委会主席于宁认为该图片反映了人们对战争灾难的抗争，对和平与发展的渴望。除了大奖之外，于宁对其他作品也不吝赞美，他说，获奖作品展现了过去一年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现实图景。镜头捕捉的一瞬，凝聚着摄影师的心血，蕴藏着他们坚定的信念与忘我精神。
今天来到了杭州西湖边的“华赛”，相比于世界上另一项摄影大奖――“荷赛”来说，后者倾向于反映人类的苦难和困顿；而前者的主题“和平与发展”则更加积极。从某种角度来说，二者一扬一抑、形成互补。显然，山水清丽的杭州，有着很多让“华赛”落地于此的理由。
来自《武汉晚报》的王翮也是我早就熟识的摄影记者。他拍摄的武汉东湖山水风光，曾多次让我惊叹不已。没想到这次，他以组照《中国南方旱涝急转》夺得非战争灾难类重大新闻组照银奖，同时这也是本届“华赛”上唯一获得该类奖项的作品。
《中国南方旱涝急转》讲述了2011年由于受到“拉尼娜”现象的影响，极端气候频频发生。4月，长江中下游94.5%地区先后遭受干旱。长江部分航道水位跌破15米枯水线，上千万亩禾苗枯萎；湖北1300座水库低于“死水位”。329万人饮水困难。进入6月份，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较强降水，湖北、湖南等地降下大到暴雨，导致出现旱涝急转。
原本这是一个充满了灾难色彩的题材。但在王翮的镜头下，却截取了这样几个画面：一株嫩绿色植物的幼苗在干涸的河床上生长；垂钓者与鹅群共享干涸之后鱼群丰富的河道水洼；水位持续下降、不断显露滩涂的长江上渔民准备捕鱼；一名司机从几乎被淹没的汽车里向外张望；武汉东湖水位暴涨后，武汉大学的毕业生穿着长袍在被淹没的石桥上玩耍。
每一个画面，都呈现出灾难背后，人和自然难能可贵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而这种积极的立意，正是整个“华赛”中的强音。我问王翮：“获得华赛银奖后有哪些心得体悟？”他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七个字：“纪实、深刻、有余味。”
中国同世界摄影交流合作的新平台
确如王翮所言，深刻而有余味的积极立意，是这次落地于杭州的“华赛”最大亮点。
美国评委玛丽安・戈龙已是二度来杭，她说：“华赛正在逐渐成长，组织水平提高得非常快，投来的稿件也越来越有意思。”
媒体会上，主办方表示，这届华赛，既是一次世界各国新闻摄影人的佳作同台竞技的公平大赛，也是中国的新闻摄影向世界展示、世界的新闻摄影向中国展示的最佳窗口，是中国的摄影人同世界各国摄影人交流合作的新平台。通过华赛，中国摄影人进一步了解了世界，世界摄影人也进一步了解了中国。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数据，这届“华赛”，共收到来自世界五大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2300多位摄影记者和摄影师的近3万幅作品，其中外国参评作品占总数的60%多，而其中，国内摄影师收获颇丰，一共有25件中国作品获奖，这一系列数据表现出“华赛”已成为当代中国摄影文化同当代世界摄影文化紧密沟通的一座桥梁，所形成的“华赛精神”，对于当今世界迅猛发展的图像文化、视觉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赛后，我又很欣喜地得知，这种推动作用还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浙江和杭州产生影响。这次活动主办单位之一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办公室副主任黄峰告诉我，杭州市还有意把“华赛”的后续工作纳入西湖博览会的项目之中。“在今年10月举行的西湖博览会期间，杭州市拟举办第八届华赛颁奖典礼、华赛论坛和历届华赛获奖作品展，使其在更多的百姓中产生影响，深刻改变我们的审美和生活，让华赛成为浙江省和杭州市文化建设新的亮点。”
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执行主席、第八届华赛评委主席赵德润也说，他还希望能把美丽的杭州打造成华赛之都。
Drought Swings Fast to Flood in Southern China, by Wang He Eigh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in Hangzhou
By Qi Yongye, our special reporter
From March 20 to 25, 2012, judges of the 8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gathered in Hangzhou, the capital city of east-ern China’s coastal Zhejiang Province, to take a look at the entr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is an annual photo event organized by China Photojournalists So-ciety. The first contest was held in 2005.
This year, more than 2,300 photojournalists from over 50 countries and regions submitted over 30,000 pieces. Foreign photographers contributed 60 percent of the total entries. At the eighth China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themed "Peace and Development," 11 foreign and 5 Chinese photographers won the top prizes in eight categories.
Some photographers from Hangzhou won awards at this contest. Wu Huang, a photographer with Zhejiang Daily, won excellence award in the category of culture and art photography. His photos headlined “Young People at Musical Festival” offered insight into youth, energy and passion. The said music festival was West Lake International Music Festival last year held at Prince Bay Park on the West Lake. During the festival, young people hanged out there on the lawn, happy with beer and music. The photographs captured good moments of their happiness.
Jia Daiteng, a photojournalist with City Press of Hangzhou, won the gold medal for the category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with a set of photographs entitled “Fortune Vicissitudes: Wenzhou in Pri-vate Lending Crisis.”
I was surprised to learn that the gold-medal photographer was young. He graduated from collage in 2005 and he is now a hotshot photojournalist. In 2011, he won a top photojournalist prize in the category of domestic journalism. Before Valentine’s Day 2011, his photographs entitled “Romance on Assembly Lines” were pub-lished in News Weekly of CCTV and reprinted in various main-stream media. His entries for this contest offered a vivid insight into the flourishing private sector of Wenzhou, a port city in southern Zhejiang where private entrepreneurs broke boldly away from the planned economic mod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form. I was told that two in the set won the hearts of the judges. In one photograph is Li Zhongjian, the executive director of Oriental Lighters Group, who looks like Deng Xiaoping and works wearing special suit in his own factory, ready to appear in the shooting of a television drama. In the second photograph, Pan Tingyu, president of Tingyu Group of Wenzhou, shows his broadsword kongfu in a workshop. Jia Dait-eng used no fancy techniques to photograph the two entrepreneurs, but the pictures tell stories worth more than one thousand words.
In addition to Wu Huang and Jia Daiteng, photographers from local media such as Youth Times of Hangzhou, Morning News of Hangzhou, and Wenzhou Daily of Wenzhou also won top awards in various categories. They photographe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magnificent tidal waves of Qiantang River, recycled cotton process-ing in Cangnan, and housing market in Hangzhou, revealing the colors and diversity of a general picture of Zhejiang to media work-ers both at home and from overseas.
Thinking of the prizewinning photographs I viewed during the contest, I noticed that Hangzhou as a scenic city in th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xerted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judges.
"War in Libya," the work of Reuters’ photojournalist Goran To-masevic, won China's international press photo contest. Yu Ning, the chairperson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this contest, spoke highly of the prizewinning photo. He observed that it reflected peo-ple’s fight against war and disaster and their yearning for peace and development. Yu Ning spared no words to praise other prizewin-ning photographs, saying that these images depicted a real picture of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life of humanity. These captured memorable moments and depicted the faith and commitment of these photographers.
1 积累对外合作交流经验，展望中医药发展的未来
我国中医药对外合作初期以劳务输出、专家外出讲学等为
主。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对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专家学者对中医药关注的不断增大，逐渐开始了以中外双方高水平的研究机构、著名大学为主体的交流合作，甚至互相参与了对方国家基金资助的学术研究和医疗合作。
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由于媒体的广泛宣传，针灸开始为华人以外的社会知晓，并愿意尝试其治疗方法。针灸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小的热潮。鉴于当时经过正规训练的针灸师极为短缺，有的人甚至放弃其厨师职业开始为患者扎针。小热潮的形成并未给当地民众留下太多积极的影响。其后，随着许多经过正规训练的中医师、针灸师移居海外，同时也伴随着在全球范围内降低医疗费用需求的不断增强，世界范围内的中医热又一次悄然兴起，也给了中医药再次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许多发达国家也意识到专业人员的重要性，开始从中国邀请、引进专家和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员。这些专业人员在发达国家的讲学和医疗实践，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当地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水平，并为当地民众对中医药的临床疗效树立了信心，中医药已经愈来愈多地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目前，由于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在医疗保健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和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随着循证医学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补充替代医学日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要求包括中医药在内的补充替代医学提供循证证据，说明作用机理的呼声也日益增强。许多发达国家高水平研究机构、著名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开始了对相关领域的关注，并将上述问题作为他们的研究重点；政府机构也开始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大量资金，与中医药相关领域的研究课题不断增多。有些课题的研究结果已经从某一方面显示出中医药学在治疗慢性疾病上的价值，并部分阐明了相关作用机理，为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开展高水平的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使中外双方在中医药领域内的进一步合作展现出光明的前景，为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2 加强对外合作交流，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对外交流的动力应当源于合作双方。随着人类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疾病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非感染性疾病，尤其是难以治愈的慢性疾病不断增加，使全球范围内的医疗费用迅速、持续增长。如何找到一种可以尽快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的方法已迫在眉睫，成为医学界、经济界和社会学界等诸多领域专业人士共同关注的问题。中医药丰富的积累已经从许多方面显现出解决上述问题的独到之处，简、便、验、廉等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使中医药作为补充替代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范围内得以迅速普及。许多发达国家不但在著名的高等学府开设了针灸课程，还注册、开办了众多专门的中医、针灸高等学校，有些甚至开设了硕士、博士课程。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拥有数万名针灸医师。发达国家投入到补充替代医学研究项目中的经费仍有不断增多的趋势，积极参与其中，积累经验、开拓思路，对培养我国中医药研究人才、队伍，迅速提高我国中医药的研究水平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我们的积极参与也能为国外的合作者提供中医药研究思路，可以集思广议，避免在中医药的研究上走不必要的弯路。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发达国家的著名学府、研究机构拥有更多先进的研究技术和手段，是我们开展高水平中医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了解发达国家在补充替代医学中的发展趋势，对我们今后开展中医药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研究经费相对充足的今天，如何尽快找到适合中医药研究的方法和途径，突破研究中的瓶颈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开拓思路，下大力气予以有效解决，为全球范围内的中医药研究起到示范作用，真正能够起到引领中医药研究方向的作用，促进中医药研究水平的快速提高。
3 注意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问题，确保双方合法权益
基于数千年来先贤的实践积累和自身长期的临床实践，我们在中医药研究方面较国外的专家学者先行一步，对中医药理论知识的理解更加深透，对中药的选择也更加精准，在药物的研究开发中发现阳性目标药的几率也相对较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科研人员在国内找寻合作伙伴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有些国内的科研人员为了获得国外同行的关注，以便加快其研究成果国际化的步伐，常常会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课题的关键技术展示于人前，由此引起的关键技术外泄已不在少数。由于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而导致关键技术外泄的，即使今后通过法律途径也很难讨回公道，举证困难是这类纠纷的共同特点，赢得官司的可能更是微乎其微。另外，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中成药处方的专利需要参照化合物组合进行保护，在某个方剂基础上的加减与原方差异的认定就会存在一定的困难，有时甚至是件非常复杂的问题。用何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就成为摆在每位中医药科研人员面前的重要问题。在合作之前，通盘考虑相关问题，将所涉及的问题做个比较好的约定，签署好相关文件后，再出示核心技术也为时不晚。加强自我保护意识是维护自身权益的关键所在。
4 重视合作交流中的法律问题，保障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作为科研人员，在对外合作中比较关心如何从技术角度完成既定的研究目标，对合作中的法律问题却不甚关心。但在与发达国家科研机构和著名高等院校的相关科研合作中，法律问题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签署相关的合作协议、契约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讲，发达国家的科研机构和国外著名高校都有其专门的法律顾问或律师，甚至还有专门负责法律事务的部门，负责为研究人员在相关的合作中起草协议、契约，替科研人员在签署协议、契约时把关。这一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一、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
一般而言，人文交流包含三个层面的交流，即人员交流、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其目的是促进不同国家人民的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塑造区域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最后达成区域政治合法性的支持。在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人文交流是仅次于政治安全合作、经济贸易合作的推动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第三大动力。人文交流与公共外交相互促进和补充，与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等相近，但人文交流不等同于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是指一国政府通过文化交流、信息项目等形式，了解、获悉情况，并影响国外公众，以提高本国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进而增进本国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简言之，公共外交是由一国政府主导（主体），以他国民众为对象（客体），通过国家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内容）增进国家间理解与认同，获得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国际关系行为。
公共外交是对传统外交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在公共外交中居于主导地位。人文交流则是由政府和民间双向推动，其范围更广，手段更丰富，对象更多元，对双边关系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随着公共外交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其行为体呈现多元化趋势，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加入，使公共外交愈来愈呈现出多元网络化发展的态势。公共外交场域由早先的政治经济逐步扩展到人文交流领域，公共外交的问题领域、议题设置、媒介与路径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在这一背景下，中俄两国高校作为非政府组织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地位、作用、路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主动承担起公共外交主体的历史责任，成为推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文化先行者。
（一）多语种人才培养与人力资源基地
公共外交以他国民众作为对象，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需要多语种人才的支持。目前，以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的公共外交实践，急需各类“专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其中，满足公共外交需要的多语种复合型专业人才缺口巨大，成为公共外交实践中的一块短板。中俄两国高校应当依托多语种人才培养优势，成为公共外交外语人才培养和人力资源基地与储备库，探索公共外交方向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构建与公共外交知识、能力、素质相统一的课程体系，拓展以公共外交人才培养为导向的中俄两国国际合作。
（二）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内容提供者与实施者
中国高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及孔子学院承担着境内外汉语人才培养与中国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汉语国际教育作为公共外交、人文外交的重要抓手，在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支持下，日益发挥着推广中华语言文化的重要作用。俄罗斯俄语中心及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承担着俄罗斯语言文化国际传播职能。中俄两国高校凭借多语种优势，应在两国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积极发展语言教育，促进文化传播。目前，以国学、中医等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体育文化，以及以戏剧、舞蹈、民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艺术，正在走进孔子学院课堂，或以团组出访模式深入驻在国社区，受到各国民众的普遍欢迎。俄罗斯电影、芭蕾、油画、音乐等艺术形式也受到中国民众的广泛欢迎。最近两年，俄罗斯红色旅游线路受到中国旅行者的青睐。中俄两国高校应继续强化语言教育与文化传播的角色定位，发展两国间多种形式、内容丰富的公共外交与人文外交服务。
（三）公共外交国际化平台建设者与维护者
公共外交实践需要国际化平台。国际化平台建设是高校发挥公共外交行为体作用，进行公共外交实践所必须完成的重要任务。依托中俄两国教育部和地方政府，中俄高校国际化平台建设在近年来取得了积极进展，如中俄语言文化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中俄青少年国际交流基地、上海合作组织大学研究中心、孔子学院、俄语中心等。中俄两国高校参与建设的这些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已经成为两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重要基地。如何发挥平台公共外交功能，维护基于公共外交实践的平台运行，是中俄两国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重要任务。
（四）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主渠道之一
与官方外交重在政治经济领域不同，公共外交关注政治经济利益，更重视人文交流。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高校在人文交流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高校国际教育合作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行为，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跨文化对话具有共通性。高校有着一支数量庞大的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他们外语流利，同时具备专业知识，有着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显著优势，从而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主力军。在中俄教育国际合作中，两国高校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互派访问学者、进行高层次学术交流、实行联合培养人才计划、合作建设国际化平台等活动，推动公共外交跨文化交流，通过影响对象国的政治文化精英及公众来影响决策层，制定有利于自身的政策，构建友好合作的基础。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实现跨文化对话，增进双方的理解与互信，努力扩大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实现国家软实力输出。中俄两国高校作为两国人文交流的主渠道，应该讲好中俄故事，传播中俄声音，争取有利于中俄双方国家利益的国际舆论，提升两国软实力。
二、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
分析表明，高等院校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构成了公共外交“政府-非政府组织-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整合运作体系的关键一环。其中，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中俄两国高校，在该体系中承担着非政府组织和科研机构的双重职能，在中俄公共外交实践中应着眼于在合作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播中发挥独特作用，为国家公共外交整体战略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提供新的问题领域和可操作工具。
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路径选择，应遵循跨文化对话的基本规律。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跨文化对话主体双方基于不同意向，都试图通过话语建构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争取有利于自身的舆论环境和政策取向，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中俄两国高校应充分利用各种公共外交平台开展人文交流活动，包括传统大众传媒、网络新媒体、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国际合作项目、国际会议及论坛等，针对不同对象，如政府官员、公众人物、商界领袖、知识分子、智库、民众等，开展形式多样的公共外交活动。高等教育国际合作既是国家间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和实践舞台。为满足公共外交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项目先行、平台依托、人才培养、储备与输出并进的工作思路，服务公共外交实践，同时为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规划提供智库咨询与服务，为公共外交理论创新提供新的认识论、方法论资源。
三、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
基于上述理念，我们认为，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的策略选择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入手。
（一）项目依托
中俄两国高校拥有丰富的国际教育合作项目资源。其中，人才培养国际合作包括联合建立合作办学机构及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项目。专业方向涉及语言学、区域学、艺术、经济、管理、设计、国际贸易等学科领域。除此以外，中俄高校还有着广泛的科研合作和访问学者项目，其主要形式是联合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合作出版科研成果、进行学者互访等。利用校际国际教育合作项目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是高校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项目建设中的公共外交活动更多为以公民个人为主体，以他国公众为对象，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内容，以公开活动或私下交往为主要方式，以传递价值、提升国家软实力为目标。
（二）平台建设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是公共外交的重要领域。中俄两国高校国际化教学科研平台为公共外交实践提供了诸多机会。这些国际化平台包括设孔子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化中心、中国及俄罗斯研究中心、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中俄国际青少年交流中心、中俄大学生交流基地等。
基于国际化平台的高等教育人文合作，既有机制化项目，又有依托国际化平台进行的公共外交实践，从而具有影响驻在国政策选择的可能性。例如，在上海合作组织大学项目（简称上合项目）的框架下，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俄罗斯多所上合项目院校合作进行的区域学专业人才培养联合项目、孔子学院中小学生夏令营和海外文化巡演、俄语中心系列活动等。再如，大连外国语大学与亚美尼亚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由于该孔子学院在当地进行持续深入的汉语语言文化教学，其影响力不断加强，获得了亚美尼亚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亚美尼亚教育部将汉语确立为该国国民教育第一外语的法律地位，进而使汉语专业进入了包括埃里温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斯拉夫大学在内的高等教育学位授予体系。亚美尼亚斯拉夫大学还建立了中国汉语与文化中心。由于汉语教学在亚美尼亚的持续升温，中国外交部和亚美尼亚外交部已签订协议，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合作建立第一所汉语国际中学，由孔子学院负责教学与运营管理。该案例说明，基于国际化平台的公共外交实践能够促进语言文化推广传播和国家软实力提升。
（三）目标驱动
在国家公共外交总体布局中，高校应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在这一过程中，亦应尊重驻在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从而为公共外交实践争取良好的人文环境、有效的人脉资源和充足的项目运营保障。除了技术性、操作性的因素以外，人们还应当在更宽广的背景下，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理解和认识公共外交的崇高使命和未来发展道路。
主席在2015年博鳌论坛主旨演讲中强调指出：“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俄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应为两国公共外交服务，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提供人才支持、智库咨询和科研支撑；发挥文化先行者作用，为建设“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服务，为建设区域内国家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文明共同体发挥作用，最终目标是实现区域内外国家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认同，促进国家间跨文化对话，增进彼此理解与互信，避免文明冲突，促进区域内外国家经济社会和平发展，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不断努力奋斗。
四、高校公共外交活动中的文化认同：
原则与策略
如前所述，为实现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公共外交负有促进 “民相亲，心相通”的使命。公共外交对象国在政治、经济、人文合作与交流等发展方面存在不平衡现象。与这些外显因素相比，人文因素，特别是文化认同是影响各方合作前景，并可能造成现实阻碍的深层原因。中俄两国高校在公共外交活动中应当思考如何通过人文交流与合作达成相互理解与信任，促进文化对话，避免文化冲突，突破现实与潜在障碍，完成和实现公共外交的任务与目标。
（一）认同、文化认同与公共外交
夏建平认为，“认同”作为一种关系概念，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对身份的认同，二是对观念的认同；认同的形成过程是国家行为体之间获得国际社会成员身份，并逐步认同国际社会规范的过程。这里，我们将认同概念引入对公共外交行为体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互动关系分析，并尝试从文化认同入手，揭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中的文化认同因素及其正面与负面影响。
与认同概念着重从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中的社会化现实运作不同，我们认为，文化认同是国家及其国民作为行为体对自身民族文化共同性的自我身份认知和民族个性主导观念的普遍接受与经典阐释。
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主体文化认同差异，以及对其他国家行为体文化认同、接受、理解与阐释的正面与负面评价，是导致国家间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正面与负面走向的深层文化心理原因。
因此，应当从将国家作为国际合作主体的角度，通过建构公共外交活动中互为理解和接受的正面文化认同来促进各方双边及多边合作，通过不断消除彼此间负面的文化认同来解决和克服合作中的问题与障碍，从而形成良性的主体间性文化认同互动，正面引导、合作共赢，从政策、项目、操作、人文等诸多方面入手，通过广泛充分的公共外交活动，促进各国文化认同的良性互动，努力避免和消除消极文化认同的误解与障碍，为构建积极正面的国家间人文合作提供内发动力，服务国家公共外交总体战略，构建良性的国家及国民文化认同的心理基础。
（二）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原则与方法
文化认同概念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打开了新的观察视角。从文化认同理论入手，可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合作与人文交流中的文化对话提供基本概念与原则、策略与方法。
1.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原则问题
分析表明，公共外交-人文交流不仅具有政治经济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它的人文价值更具本质性。
（1）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文化冲突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遵循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对自身民族文化的文化自觉、文化认同，对作为合作对象的异文化的认同。遵循求同存异、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通过文化对话消除误解、排除障碍、增进理解、形成共识，促进各国民众多元文化认同的形成，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奠定民意基础。
多元文化认同原则应当成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可用来指导公共外交行为体各个领域的国际合作。坚持多元文化认同原则，避免单一文化认同，为世界各国推行多极化战略和反对超级大国单极化战略提供了内在文化解释。
（2）和而不同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致力于加强跨文化对话，增强理解与互信，扩大多元文化认同。在人文交流过程中，各方都有各自坚持的核心国家利益，也有在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的合理预期。公共外交行为体应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避免自我中心主义，尊重对方利益关切，尊重多元文化差异，多元互补，互利共生。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有利于消解西方单边主义、自我中心主义、文明冲突论等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克服合作中潜在的极端民族主义威胁，化解中国、大俄罗斯主义、泛民族主义、文化沙文主义等在公共外交中给各国民众的交往与项目建设带来的潜在与现实障碍。
因此，“和而不同”原则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某种能被共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扩大各方共识，形成文化认同。人文交流各方不再是一方胜过另一方、一方同化另一方的胜负关系、零和关系，而是形成命运共同体，寻求共同利益，在各民族文化对话中找到契合点，构建国际合作与公共外交双赢与多赢格局，致力于区域文化繁荣与经济社会发展。
（3）多元认同原则：避免实用主义倾向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应注意尊重各国，遵循多元认同原则。国际合作中应注意项目建设与的和谐统一，避免利益驱动、结果至上的实用主义倾向。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甚至同一民族不同地区的也有不同。多元带来的潜在跨文化交际障碍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以偶发因素突然出现，导致不可预料的严重后果。因此，坚持多元认同原则，除了要避免实用主义倾向外，在公共外交实践操作层面，应尊重自身与合作方民族宗教政策与信仰，避免因宗教背景知识不足带来的跨文化障碍。因此，在公共外交实践中，进行相应的宗教、语言与文化认同背景知识培训是必要的。
2.高校公共外交与人文交流的策略与方法
中俄两国高校可以采取以下策略与方法，为多元文化认同视角下的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活动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文保障。
（1）建立高校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
公共外交-人文交流需要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储备。中俄高校应当以大学合作为基础，建立高校间多元文化认同人才培养的合作模式。人才培养对两国人文交流具有基础意义。分析表明，具有多元文化认同及跨文化能力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建设。第一，探讨建立“一带一路”外国语大学联盟或建立联合大学的可行性。第二，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高校对象国语言文学相关学科专业建设。各国语言学习与教育发展不平衡，特别是中俄两国开设各小语种专业的高校还不多。我们建议，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等教育国际合作，将语言专业教育与区域学专业方向相结合；同时，建立区域学、双语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第三，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区域学、语言学、对象国社会与文化的师资队伍建设。
（2）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研合作机制
公共外交对象国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国家利益与意识形态，推行各自的国家观、历史观和文化观。在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框架下，推动建立多元文化认同科学研究的合作机制，对增进国家间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认为，应当在“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整合大学及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建立由各国多学科学者共同参加的非官方区域文化研究中心，共同制定合作科研项目，在人文交流框架下就国家认同、历史认同、文化认同等主题联合展开科学研究；就课题设计、资料公开、科研合作、分歧讨论与解决、成果发表与共享等具体问题进行研讨；在制度化安排、政策与资金支持、科研成果推广等可操作性问题上形成结论，由研究中心负责具体落实。
此外，应当在联合科研机制框架下，加强“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国别问题研究、民族文化语言对比研究，对各国间频繁出现的文化误解和误读，国家及国民刻板印象，定型观念、大众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塑造民族语言世界图景共性与差异等问题进行实证研究，形成科学严谨的结论，供决策部门参考。
多元文化认同的联合科研攻关十分重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科研合作，以最终达成共同接受的科研成果为目标，这对逐步建立各国多元文化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形成对合作方核心国家利益关切的同情与理解，建立“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国家及民众间相互认同与信任，构筑民间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3）加强多元文化认同智库建设
多元文化认同需要“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各国智库的交流与合作。我们建议，“一带一路”与欧亚联盟区域内高校联合各国科研机构，推进公共外交研究智库建设。智库的建立可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提供有力的政策咨询、项目调研、风险评估等智力支持。同时，区域内各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平台也应发挥智库功能，为具体项目建设提供科研与实务服务。
以上，我们讨论了高校作为公共外交行为体在国际教育合作中以人文交流为主要对象的角色定位、路径选择、策略方法等问题，并着重从文化认同角度尝试提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的多元文化认同原则与方法。公共外交主体各方可以从文化认同入手，相互调整适应，以增进理解与信任。以此为基础，我们提出了中俄两国高校通过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实现多元文化认同的方法，希望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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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G250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the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Wang Lei
Sun Yat-Sen University Library, Guangzhou 510275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a history review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in library fields since 1979. It firstly explain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eans and contents of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wo countries?libraries. The major participants mainly comprise government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There are about six means of exchange, such as studying aboard, friendly tours, visits, inspections and academic exchanges abroad, organizing and attending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ranslation, books exchange and so on. Then, by summing up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work,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backgrounds and conditions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come more and more better, bilateral exchange mechanism is gradually improved,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re playing leading roles, and that the main exchange groups are coming into being.
〔Keywords〕China and United States library international exchange scholarly exchange foreign exchange
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真正走向了全面交流。对两国图书馆界交流合作历史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把握其特征与内在规律，汲取经验，推动及促进两国图书馆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1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主体
中美图书馆界主要交流主体包括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三类，尤以社会团体和个人占主导地位。如中国图书馆学会设有国际交流与合作委员会，协调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与合作事务。许多地方图书馆学会、图书馆、高校图书情报院系、研究机构更是中美交流与合作中积极活跃的单位，如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图书情报院系机构。其中的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原信息管理系)已连续十多年受美国岭南基金会资助，派遣10余名青年教师赴美访问学习和交流。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开始邀请林瑟菲、兰开斯特、李华伟、陈钦智等美国图书馆专家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图书馆理论和经验等。20世纪90年代后，国内许多图书馆专家纷纷赴美进行学术访问与讲学，传播我国图书馆发展经验及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与合作，如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2004年被美国《图书馆季刊》聘为编委，等等。
2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方式
2.1互派留学
根据美国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协会(ALISE)[1]年度报告和相关文献[2]统计，中国赴美攻读图书馆学人员自1980年的17人增至2002年的381人，累计近有3800余名图书馆学留学人员。学历层次包括硕士、博士及其他(包括本科、大学肄业生等)(见表1)。硕士生人数为2 790人，占总人数的72%;博士生人数为628人，占总人数的16%;其他类人数195人，占总人数的5%。这不仅与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一般只设有研究院机制有关，也与两国对彼此教育学历体系的认同存在差别有关，美国只承认中国高等教育的本科学历。
2.2中美互访
据不完全统计，1978-2005年我国图书馆界与国外的大型互访约有258次，中美间的互访尤为突出（见表2）。
从表2可知，1978-2005年间，中美重要互访活动总计161次，占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活动62.4%。其中中国访问美国共29次，美国访华共132次，可见美国对中国的访问占两国交流的主导。这一交流时期出现了三个高峰，即1980年、1986年和1996年，这与中国图书馆发展进程、中美两国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正式推出，中美两国文化协议正式签订，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美国图书馆代表团成功回访，迎来了建交后两国交流的第一个高峰。1996年，第62届国际图联年会在我国召开，极大地促进我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界的交流;同年8月，中美图书馆界在北京联合举办 “第一届中美合作会议――全球的信息存取:挑战与机遇”，标志着中美图书馆界进入了一个开放、正规、有效的交流与合作阶段。
2.3参加和举办国际会议
中美两国参加和举办的国际会议主要有三种形式：①共同参加国际图联年会、国家图书馆馆长会议等国际性会议。自1981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图联的合法席位至2003年止，中国图书馆界派出代表参加国际图联年会人数达1 780多人。21所大陆机构及香港特别行政区5所图书馆、澳门特别行政区3所图书馆、台湾地区8所图书馆均已成为国际图联的机构会员[5]。②在两国国内举办国际会议，1980-2006年间，我国共举办重要图书馆国际会议约42次，主要围绕图书馆技术领域开展交流。2000年以来，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成为中美交流的一个新平台，美国每年派代表来参加年会。有的图书馆在国际交流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上海图书馆承办会议达8次之多。③“中美图书馆合作会议”迄今已举办三届，两国图书馆界人士以此为平台，探讨彼此共同关心的问题，引线搭桥，积极寻求和促成有效的合作（见表3）。
2.4译作
据相关文献的不完全统计[7-9]，在1980-2004年间我国有关于美国图书馆学的译著58部、译文约627篇，内容涉及图书馆现代技术、读者服务工作、图书馆管理等领域。据表4显示，1980-1990年间为译作出版发表高峰期，约占83%，有译著21部、译文327篇，共计348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界逐渐开始理性看待外来理论与思想，译作数量有明显的回落态势。但这一时期美国著作的译作比例相对有很大提高。这与美国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高速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不断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2.5书刊交换
自1978年起，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正式恢复了国际书刊交换工作。此后一些省级公共图书馆、高等院校及科研单位图书馆等单位，如上海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等陆续开始与国外图书馆开展交换工作。
总体来看，东部沿海地区图书馆的书刊国际交换工作有很大的发展，以上海市图书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等的发展较为突出，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为薄弱。在高校图书馆系统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等图书馆是其中的佼佼者，如中山大学图书馆近年来全力拓展国际交换业务，相继与美国多所著名大学和机构建立了联系。2005年8月，美国哈佛大学向中山大学图书馆赠送15万册图书，此种规模在国内尚属首次。
2.6合作项目
中美图书馆界开展的合作项目涉及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以及图书馆事业规划与管理、业务活动等多个领域。
其中，合作办馆、姊妹馆的形式发展得比较成熟。如1986年在旧金山设立的上海――旧金山友谊图书馆，南京大学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中美文化交流中心等。在图书馆学教育上，如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美国西蒙斯图书馆学院建立了为期3年的交流合作关系;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邀请多位美国专家前来讲学。此外，两国还合作设立各种名目的奖学金，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如由美国韦棣华基金会委托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的韦棣华奖学金，是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类最高级别的奖学金。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与美国华人图书馆学会及曾程双修女士积极联系与合作，成立了“沈祖荣沈宝环纪念奖学金”，奖励和支持该系学生专业学习。
近年来，中美增强了数字图书馆建设、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开发，在项目规划、人员培训、技术开发、资源共享、资金筹备等方面也有所拓展。 如“中国教育科技数字图书馆”(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igital Library，简称CERDLIB)和“中国记忆网”项目等。
3中美图书馆界交流与合作的成就
中美图书馆间已经由最初的单项、单一、小范围零星交流逐渐发展为良性的双向、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大规模的交流局面，主要成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环境
随着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中国图书馆事业迎来了20世纪80－90年代的发展高潮，整体实力得到不断提升，两国间逐渐形成稳定、平等、自由和开放的交流环境，图书馆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这是中国综合国力和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以及中美两国共同致力于和平、友谊、平等发展的结果。
3.2双向交流机制逐渐形成与完善
随着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许多中国图书馆专家、学者应邀赴美作访问学者、讲学以及事业考察等;我国很多图书馆学著作亦被翻译为多国文字出版、转载等。此外，我国图书馆界积极出席国际会议，在提交和会议交流的论文质量与数量上不断上升。中美图书馆间的交流逐渐呈现双向交流、良性互动的交流特征和机制，这对推动两国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事业与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有利于提高中国图书馆界在国际图书馆界的地位及影响。
3.3民间社团形式的交流逐渐占主导地位
民间社团形式一直是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形式，主要以中国图书馆学会及各地方图书馆学会为中心。在地方图书馆学会中，上海、江苏和广东图书馆学会是重要的典范，如上海市图书馆注入国际化发展理念，积极与美国图书馆界进行广泛的交流。近年来，它又大力开展数字图书馆及其技术领域的研究，相继成功举办了多次元数据国际研讨会议。广东图书馆学会积极邀请美国学者来穗讲学，接待外国图书馆专家访问考察以及选派人员赴美访问和考察等国际交流工作。
3.4致力于推动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主要群体逐渐形成
推动中美和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的三大交流群体逐渐形成，包括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群体，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和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
活跃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中年图书馆学者、专家和领导者群体，如丁志刚、刘季平、孙承鉴、鲍振西、杜克、孙蓓欣、徐引篪、孟广钧、庄守经等，在中美建交及建交后的初步发展时期，为两国的交流事业做出了贡献。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青年学者和领导群体，广泛参与国际图书馆界交流与事务，并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是目前我国图书馆界国际交流与合作的中坚力量。海外华人图书馆员群体，主要指美籍华人图书馆院及其组织――华人图书馆学会，他们是中美图书馆界的“天然使者”、“特殊使者”，在中美图书馆界之间起到了桥梁和中介作用。可以说，三大群体共同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以及中美图书馆交流努力着并贡献着。
4结语
在中外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中，中美图书馆交流与合作不断拓展，随着世界图书馆事业的不断发展和融合，中美两国图书馆界的交流与合作将不断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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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科医院外事工作的思考
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在招收海外学生，引进境外教育资源，开展境内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办学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活动。？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和当地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是衡量区域对外开放程度的一把重要标尺。“十二五”以来，随着贵州经济、科技、文化对外开放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高，教育对外开放也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但作为基础教育的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的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尤其对于我国西部的贵州来说，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还处于起步的阶段。而对外开放合作面临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探索出一条符合我省中小学对外开放合作发展的道路。
一、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深化改革，贵州对外开放合作的领域开始拓展到了教育领域。1999年，经教育厅批准成立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它在贵州中小学对外合作和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扩大了贵州中小学教育的对外开放，推动了教育交流合作向的发展，组织了一系列的对外交流合作活动，从合作交流的深度、广度和参与度都有了空间发展。不仅有教育资源的“走出去”战略，“请进来”的优秀资源也有了不断的加深和拓展。
“走出去”方面，省教育部门组织了教师学生多次的海外学习交流活动，以强化学校对外开放的发展意识和促进学生的参与意识。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数据显示，2010年，组织了赴西班牙、瑞士的基础教育考察团，赴美国、加拿大的督导考察团。2011年，成功举办贵州中小学生赴美国、英国、新加坡的游学夏令营。2012年，组织部分中学生参加新加坡游学活动，参加新加坡立化中学承办的亚洲学生领袖交流与座谈会。2013年组织中、小学生参加韩国、英国、美国游学交流活动，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④2014年，根据“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贵州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要求，组织中学生参加美国插班生活动；2015年，组织小学生参加新加坡、欧洲、美国、澳洲游学冬令营活动。
“引进来”方面，吸收各国的优秀资源，组织文化交流和合作办学，为资源的引入提供便利条件。2008年以来，教育部、外交部、贵州省政府在贵阳联合举办了九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通过合作交流拉近各国的文化距离，进一步推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9年，贵阳一中成为通过加方认证的“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教育部海外中学”，开设中加双高中班，采用两国高中核心教学大纲，参加中加两国高考，获两国高中文凭。2012年，贵州省教育厅于4月16日正式开通运行“来黔留学网”（http：///），开展留学资讯宣传的新渠道、新平台，支持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奖学金等一系列政策推动引进来政策的发展。
我省对外开放合作的进程的不断加深，显现出了以下特点：
（一）双边与多边交流合作不断扩大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开启了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思路，来自中国及东盟的众多官员、学校校长、教育专家、学者一起分享经验、交流成果，开辟贵州教育对外开放新渠道，深化了教育合作，加强了双方互信，加快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步伐。充分利用寒暑假的时间，贵州国际教育交流中心组织中小学的冬令营夏令营游学活动，包括了欧洲、美国、澳等国家。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和加强国际学校的合作等方式，促进优秀教育资源和人才的吸收，取长补短，对于我们教育文化的创新也是大有裨益。
（二）中外交流合作深度不断加强
2012年，贵州中澳合作学校省教育厅批准，由贵阳一中学与澳大利亚国际应用教育学会共同创办，注重学生个性及特长的发展，也可选择到美国的公立高中作交换生。2015年10月，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计划将于2016年1月下旬组织部分小学生参加澳洲游学插班生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师生体验不同教学模式、不同教学方法和不同的师生交流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教师的教学技能，体验不同文化背景交流的方式，增强沟通技能，使中小学教师学生具有更强的文化融合能力。
二、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不足
经过上述的特点的总结，可以看出贵州对外开放合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仍然有很多的不足。
（一）政府交流合作政策和管理机构设置不完善
根据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公示内容显示，很多政策法规文件是针对高等院校，涉及中小学教育的非常有限，且展示数据不够规范具体，资料范围不够广，内容深度有待加强，导致交流合作制度不健全。留学资格和外籍教师考核审查和管理的监管缺乏专门的负责部门，对外输出教师的培训缺乏统一标准等一系列规定尚属空缺，使监管失职，造成职能部门权利责任混乱。
（二）学校水平不齐导致合作交流的水平不同，“引入”数量不足
据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中心数据资料显示，我省对外交流合作学校的质量和数量和交流对象的知名度有待商榷，交流的深度和宽度无一不受此影响。学校的交流安排限于国际班、东盟交流周和夏令营和冬令营活动，大多是海外游学活动，交流时间短，对于交流的内容把握有限，会导致教师的积极性不高。中小学生的外国语掌握水平有限，缺失对于交流的自主性。外籍教师水平考试制度缺乏，外来课程在贵州省本土的适应性缺少评估部门和评估标准，班级设置和课程设置没有严格规定等都需要学校各部门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关注度不足
在贵州省教育厅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和“来黔留学网”官网，未见与官方交流沟通的渠道，说明网页推广度不高，间接反映社会的监管和关注度不足。社会力量在对外合作交流中的地位可与学校比肩。学生家长和社会的重视程度和力度对出国留学和出国游学的数量和质量有着重要影响。
三、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策略研究
综上所述，贵州地区的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研究还相对较少，资料很不完善，学习和上升的空间很足。我们需要中小学的开放交流，我们需要培养中小学生的对外交往能力和开放包容的思想意R，我们需要能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少年儿童，需要政府、学校、社会的努力，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我们对外合作的目的，无非是要提高下一代人的素质和培养健全的人格，我们要利用各种资源和机遇，推动学生的发展。而教育理念和思维的差距，更要求我们从以下方面考虑中小学教育的走向。
（一）国家提升对外开放合作的意识水平，提高教育投入
首先，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合作项目的信息宣传，宣传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有选择性的引进教育形式，使教育交流的观念深入人心，积极主动的开拓视野，更新教育观念，运用新的方式推动教育的现代化。出台教育开放政策措施，营造良好环境。如简化审批流程，制定人性化规章。其次，加强教育管理，完善法律法规等一系列制度，提高管理和监督人员素质，引进国外管理手段，提高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充分利用优势资源，比如充分发挥“中国―――东盟教育周”的重要平台作用。教育的发展速度、规模、质量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规模和质量。财政收入增加后才有提高教育投入的能力。提升学校形象，引进外部企业投资，采用新型投资形式，如众酬等。提高教师福利待遇，增加教育经费总量。增加财政性教育经费，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入教育。
（二）学校优化开放合作的交流平台
学校这一教育交流开放合作的平台是师资力量、课程教学、学生发展、教师成长的暖床，是对外合作交流的主要场所。应借鉴国外灵活性和多样化的教育课程设置，积极创设开放合作性的课程，满足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如个性特长、优势领域的发展等注重语言在对外开放合作中的重要作用，使课程设置更加完善。应注重师资建设，开阔国际视野。在面对不同文化时，教师应有对于不同文化的包容性和学习力，了解国家间差异，尊重差异，并能在不同文化中引领学生，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培养独立包容的人格。在面对学习内容时，有针对性的培养教师在对外交流合作中的学习和交流能力，利用科技技术，推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
四、结语
目前，近几年内，贵州省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在深度和广度都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我们应坚定国家领导，学校教育机构为基础，社会大众为支撑力量，以促进学生对外交流能力的提高为目标，完善和提升贵州中小学教育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注 释
①闵菲.成都市基础教育国际化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D].四川：四川师范大学，2011.
②http：///.
③张成霞，胡彦如，罗希.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促进贵州教育“走出去”的效应分析[J].铜仁学院学报，2015，（第5期）.
④http：///.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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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涛.六论贵州教育精神之一论开放自信[J].贵州教育，2012，（第21期）.
刘延东指出，30年来，我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立足国内，面向世界，交流规模不断扩大，内容日益丰富，国内外影响力不断提升，已成为中国教育连接世界教育的重要渠道，增进中外了解、互信和友谊的重要途径和展现当代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舞台，为提高我国教育现代化水平、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硕果累累
章新胜在回顾交流协会成立的历史时说：“30年前，在万里、姬鹏飞、方毅等老一辈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周培源、季羡林、张维、黄辛白、李滔等一批著名学者和教育部门领导的积极倡议下，1981年7月，由教育部、外交部联合上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设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从此，中国民间的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有了专门的组织。”交流协会从成立伊始就肩负起开拓教育对外交流合作民间渠道的历史使命。
章新胜将交流协会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1～1990年，是协会初创、开辟渠道的10年。“为推动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打开出国留学渠道，帮助高校建立与境外教育机构的联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第二个阶段从1991～2000年，是健全组织、加快发展的10年。“围绕当时的难点热点问题，发挥民间优势，积极组织实施了各级各类教育交流合作。”第三个阶段从2001～2010年，是改革创新、锐意进取的10年。“抓住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机遇，配合我国大经贸发展的方针，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民间教育国际交流合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交流协会在教育国际交流领域里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巩固和凸显。1991年交流协会注册为全国性社团组织后，2006年获得“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2008年成为联合国新闻部非政府组织合作伙伴，2009年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密切合作关系。“这为在国际舞台上阐释我国教育发展的方针和政策，为参与国际教育标准的制定和修改，为提升我国教育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章新胜说。
经过30年的发展，交流协会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11个市建立了地方交流协会，拥有159个团体会员单位，涵盖各级各类教育。已经与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家半官方机构和民间组织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30年来，交流协会搭建了一系列开展民间教育人文交流的国际性重要平台，从1995年承办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北京非政府组织妇女与教育论坛”，到2000年开始每年举办一届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论坛暨国际教育展）”，再到2002年开始每年在国外举办的“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展”等，参展、参会人员达上百万。
今年10月举行的“2011中国国际教育年会”，以“开放世界、教育创新”为主题，由“第十二届中国国际教育论坛”和“2011中国国际教育展”两部分组成，其中“2011中国国际教育展”在北京、青岛、西安、上海、武汉、成都、广州巡展，有36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所学校参展，观众将达6万人。
30年来,交流协会创建了教育领导者能力建设项目、中外师生教育文化交流项目、中外联合培养人才计划等一批高质量的双边、多边国际教育合作和交流品牌。据统计，截止2010年底，仅交流协会秘书处派出各类交流师生达3万余人；接待国外来华教育工作者近2万人；在境内外举办教育展20多场，参展达百万余人；编辑出版了《中国教育国际论坛》、《中国高等院校大全》（英文版）、《中华留学教育史录》、《春天的交响――新中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60周年画册》等百余种高质量学术著作和教育期刊。
30年来,交流协会积极承担了政府委托或支持的重要交流项目。交流协会具体承办“美中友好志愿者”、“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项目”等人文交流项目。与西班牙方面共同举办了“中国―西班牙大学校长论坛”；在“中法文化年”、“俄罗斯年”期间，承担有关活动的组织工作；承办了“联合国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非政府组织圆桌会议”等。
30年来，交流协会注重各级各类教育国际交流合作的协调发展。积极探索师生往来、学者互访、联合培养、国际研讨等多种交流方式，合作深度不断拓展。高等教育领域推动了从重点高校到地方院校的广泛交流，职业教育领域搭建了与美、德、英、澳等国的合作平台，基础教育领域开展了校际交流、文体竞赛、夏令营冬令营等丰富活动。为中西部和边远贫困地区开辟了对外交流渠道，通过开展暑期英语教师培训、牵手计划、西部地区大学生赴日短期留学等项目，使教育开放的成果惠及各地。
充分肯定
作为30年前与教育部联合上报国务院申请成立交流协会的单位代表，外交部办公厅主任张明深有感触地说，随着我国国力的增强和走向海外的步伐加快，如何让世界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加深与各国的了解与互信，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国际舆论环境，是中国由大国走向强国进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要实现“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的目标，需要我们大力开展公共外交。交流协会在加强与国际非官方教育组织的对话与合作，参与和影响非政府层面教育领域的决议和规则制订，开展教育领域公共外交方面有很大的施展空间。
北京大学是交流协会成立的倡议单位，从周培源校长以来历任校长都兼任交流协会副会长。周其凤校长说：“交流协会成立后，在开辟高等教育对外交流渠道、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交流协会极大地便利了我国大学与外国民间机构、教育团体的来往，使大学得以在商定教育交流项目、接受奖学金名额以及派遣留学生等工作中拥有更为广阔的空间，为我国高校迅速打开教育国际交流局面，为促进中外大学师生、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交流协会的协调下，上海率先挂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国际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印杰深刻感受到了青少年交流为上海这座国际化的城市所带来的勃勃生机与活力。“各种丰富多彩的青少年交流活动拓宽了上海市青少年的国际视野，提高了上海的国际知名度，促进了上海与世界其他城市、地区之间的了解与友谊。”
随着我国教育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外合作办学以及各种形式的跨境教育质量保障日益成为国际教育的焦点。交流协会经过在国内外广泛调研和华东等地区的试点，在市场开放的条件下，积极推动以自愿为前提，以自评为基础、重在质量过程、以质量基准性为保障而实施的行业自律性的认证这项工作，先后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如美国新英格兰学校与学院协会、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署、荷兰佛兰德认证机构、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障署、日本大学基准协会等国际教育质量保障机构签署交流合作协议或意向书，采取中外合作的办法，在上海等省市的中外合作办学上进行试点，不仅有利于中外合作办学和民办学校的质量保障，而且对于吸引来华留学生、使认证学校达到国际认可，在人才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体系、教学模式、学分制、考试制度等方面与国际教育质量认证标准对接。印杰说，这一对跨境教育质量保障的有效尝试，已被列为上海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举措之一，并建议“更加重视跨境教育质量保障”。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有3位院级领导和1位后备干部参加了交流协会承办的“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中的“高职院校领导海外培训项目”。苏志刚书记认为参加这个项目取得了不少收获，不仅近距离了解了国外高职院校，学到了国外的好理念、好经验，而且通过开展一系列实质性国际合作，推动了我国高职教育走向世界。他建议：“继续实施并扩大这一项目的规模，将覆盖面从目前仅限于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扩大到一般高等职业院校，从高等职业教育扩大到中等职业教育，从院校领导扩大到教师和学生，让更多的职业院校分享国际交流的成果。”
四川省绵阳市南山中学的羌族英语教师王琼2010年7月～2011年7月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作为一名交换教师赴美教授中文和中国文化，在美获当地学区教育局颁发的“优秀教师奖”。在美1年的工作生活使她“对中美两国的教育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人文交流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对扎根西部地区、奉献西部教育的信心决心更加坚定”。回国后不久，王琼又主动参加了交流协会组织的“牵手计划”，向从未走出国门的教师介绍国外教育和文化，帮助他们更新教育理念、提高教学能力。王琼希望“国家支持或设立更多的符合基层教师需要的国际交流项目，让更多的老师，特别是西部地区的老师有机会走出国门”。
现任国家审计署境外审计司司长的章轲2005年入选交流协会承办的中美高层人文交流项目――“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学者项目”，赴美国进行了6周的交流学习。回国后不久，章轲就任现职，负责境外审计工作，维护国家在境外的国有资产安全。章轲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我们应该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抓紧研究、设计、建设一批国际知名的、旗帜性、标志性的教育领域公共外交品牌项目。”他建议参考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会”项目，设立“以我为主”的中外高层次人才的部级交流品牌项目。一方面，培养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竞争的人才；另一方面，从战略上储备一批对华友好，可能发展成为未来各国政界、军界、商界、学术界、企业界等领域领袖的人脉资源。
中图分类号：G64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1.099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各国之间的交往、联系日益加强，文化领域的交往与交流集中体现在教育领域，教育的国家化发展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而是朝着实践化方向发展，各高校为了提升自身的科研水平与学术力量，纷纷同海外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通过各种形式、各种途径来吸收和引进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经验，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思想理念的人才，同时也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使整个世界了解了中国，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所影响的范围是广泛而深远的。
1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意义
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交流与合作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例如：海外留学派遣、留学生互换、海外专家学者座谈会、国际联合办学等等。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客观形势对于教育国际化交流与合作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教育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水平已经成为衡量一所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因素，任何一所高校都应该积极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发展，因为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高校国际化发展，紧随时代先进理念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主要体现在对“国际化思想”的理解，模式、方法以及内容的选择等方面。一些以点为单位的形式开展国际化合作与交流，例如：国际学术交流座谈会、留学师生互换等所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小，其影响力也较为有限，一般只有参与其中的师生能够感受并认识到国际化氛围。相反，如果建立一个覆盖全面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合作系统，为全校师生提供相对均等、公平的参与机会，则会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体现在：增强师生的国际化意识、打造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启发师生吸收外来文化的精髓、优化其知识结构、开拓视野，同时在中外文化的交往与交流中，能够碰撞出火花，促进学术研究的创新发展，从而推动交流双方学术研究的进步。
1.2 促进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积极优化发展
不同的高校国际化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水平也各不相同，所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也必然存在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以点为单位还是系统化的国家交往、合作都需要一套科学、健全的规范制度、行政管理方针的监督、维护与组织规划，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各交流合作点之间的科学联系与有效沟通，双方本着遵守共同的规范、规章制度的原则，各自享受自身的权利、履行各自义务，求同存异、取长补短、实现各自优秀学术文化资源的分享，而且当遇到一些交流上的分歧或发展中的障碍时，也能够根据事先拟定的规章制度来争取问题的和平解决，从而维护双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促进双方交流与合作的友好、持续性发展。
1.3 是提高国民素质，促进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众所周知，一些世界发达国家，例如：英国、美国、日本等在科技探究、专利发明以及学术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无论是他们的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还是其中的一些民族文化都闪耀着光芒，这些宝贵的精髓都应该成为世人学习的对象，所追求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同西方国家一样获得同等的国际地位，只有通过教育领域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来实现，只有这样才能融入世界知识殿堂，使广大莘莘学子、教育学者等享受到文化的熏陶，在交流与合作中来取长补短，促进自身学术研究的进步、文化水平的提高，支持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
总的来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的意义和作用是相互的，其力量的积极性也是巨大的，丰富了交流双方的学术文化内涵，提高了整个学术领域的国际化意识，培养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合格人才，同时，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国际化发展与进步。
2 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发展趋势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交往不断密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发展的进程与持续时间也必然会受到客观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从当前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结合现今的世界交往与交流来看，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与交流势必朝着以下趋势发展：
2.1 教育的国际化合作与交流水平、层次都将更加深入
合作交流的形式与内容也将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从当前的留学生互换交流、国际学术会议座谈等简单初级形式朝着创建国际教育合作组织与机构等方向发展。
2.2 更加注重对外来知识的消化、理解与吸收
以往的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在知识获取方面局限于“引进”，所引进的知识往往无法被充分地吸收和利用，中外学术知识或文化仍然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无法实现切实的交流与融合，随着国际间经济交往与合作交流的日渐频繁，加剧了中外双方对于发展创新的需求，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学术教育都试图走向国际化，跻身国际舞台，这些客观形势都使得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入发展，加深对外来知识的理解、消化与吸收，使之同自身文化相融合，创造出能够彰显中外各自文化优势的文化系统。
2.3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合作与交流地位的颠覆性变化
传统的教育领域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国高校或研究机构通常处于被动地位，以辅助配合的身份来从事学术交流与研究，主要以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为主，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学术研究与发明的不断进步，未来的国际化交流势必会打破这一被动局面，朝着对等交流与合作方向发展，我国的高等院校也会成为一大主宰力量，在国际化交流合作的舞台上展示自己的力量和风采，向世人贡献出属于自己的研究和发明，彻底颠覆传统的从属性被动局面。
3 总结
高等教育作为振兴民族发展的文化力量，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舞台上发挥着关键而重要的作用，必须不断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交流、合作的程度和水平，建立健全国际化交流合作制度规范体制，加快我国高等院校学术研究的步伐，在双方友好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实现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自教育、文化的发展，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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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全球高等教育呈现出开放性、同一性和互动性的特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成为各大高校新时期的发展战略，作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重要内容，学生境外交流受到高校的普遍重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指出，国际化对提高学校国内外知名度、发挥学校的竞争优势、增强学术领域间同行交流、促进学校内部人才资源流动、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增强科研团队实力等方面都有重要影响。[1]在欧盟，以境外交流促进人才培养已成为欧盟国家的共识。美国政府也高度重视学生海外学习计划，先后设立了富布莱特学生项目、吉尔曼本科生奖学金计划和国家安全语言计划等项目支持学生赴海外学习。[2]
建设有较高国际知名度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研究型、创新型大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的长期发展目标。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提升学生的国际竞争力，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步就是走出去，让学生们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优秀同龄人交流，从而开阔眼界，彼此取长补短。中国大学通过与各国优秀大学合作、与国际组织合作、与各国政府合作、与跨国企业合作、与权威研究机构合作等多渠道的境外交流合作，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并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我国现代大学虽然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国际化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存在办学理念、教育管理体制、教育经费投入、师资队伍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我国高校学生境外交流现状及特点分析
中国大学的国际化可以从教育国际化、科学研究国际化、教师队伍国际化、大学管理国际化、为国际社会贡献这几个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交流。[3]在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化的跨国研究和比较方面，一般学者强调五方面的国际化内容和指标：学生流动性、教师流动性、课程设置国际化、国际合作与海外分支或远程教育。[4]10多年来，中国大学，尤其是39所985高校，在境外交流与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境外交流与合作的模式、内涵不断丰富，为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例。
我们对985高校的对外交流项目的类型、项目覆盖范围以及主管对外交流项目的单位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我国高校境外交流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1.各高校项目分类不统一，没有一个完善的项目分类体系。各高校按时间长短分为短期项目和长期项目，短期项目主要是假期访学交流，长期项目则分为校际交换生交流项目、合作双学位项目。在这种情况下不利于高校对境外交流项目做出评价和改善。因为体系不同，没有对比的依据，不利于高校境外交流项目的良好、可持续发展。
2.各高校境外交流项目虽多，但实际参与到交流的学生比例并不高，覆盖面并不广泛。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学校虽然有主管部门负责宣传境外交流项目，但宣传力度不高，覆盖人群较少。其次，学生的国际意识相对浅薄，许多人安于现状，不愿意短时间到境外重新适应新环境、学习新知识。
3.各高校都设有专门部门负责学校的国际交流，少部分高校由院系直接与境外高校合作，开展境外交流项目。相对于非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的国际项目往往呈现出更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因而在对其进行管理时，就需要一个可以起到综合协调作用的全校性的统一机构。这些部门主要负责开拓与境外高校的合作项目，在学生中宣传境外交流项目，发放项目通知，筛选并确定最终参加交流项目的学生，以及在后续出境环节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帮助。但在交流学生出境后课程选择、生活等方面则要依靠教务处方面沟通协调，这给学生带来了一些不便。
4.同时，我们分析了各高校境外交流项目合作伙伴所在国家，发现各高校主要的合作伙伴都来自美国、欧洲、日本和韩国，少部分高校与东南亚国家设有交流项目。此外，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在国际上排名越靠前的高校，其合作交流学校也更加优秀，项目形式也更加丰富，覆盖面也更为广泛。
二、鼓励学生境外交流的激励政策设计思路
近年来，国内高校为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推动校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展以学生“第二校园经历”、“海外学习经历”为特色的高校之间的校际交流与合作，不断探索本科教育人才培养新模式。为推动校际交流合作，各高校以资金资助、学分互换等方式激励学生参与到校际交流项目中，部分高校的境外交流还得到了教学支持、学校院系、学生社团的支持与配合，使得学生境外交流项目得以更好地开展。1.教学支持。复旦大学认为建设全英语课程，是推进国际化进程p增强国际合作与交流的重要举措，也是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需求。复旦大学开展全英文课程的关键是对英语授课师资的培训和引进，面向国际学生和本土学生分别设计全英语课程，并通过控制管理英语课程岗位申请、中期检查、期末网评对全英语课程进行质量管理。2.院系支持。在实现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院系的运作和院系中教职工的支持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调查发现，各高校的项目并非都是面向全校招收学生，不少项目是针对部分院系的学生开展的。3.学生社团支持。调查中我们发现，像清华大学学生对外交流协会、国际经济学商学学生联合会（AIESEC）等学生社团在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推广和实施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4.资金资助。高等院校经费投资不足加剧了国际化的经济风险，吸引外资和民间资本成为高等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5.学分激励。课程互认和学分转换是实施交流的重要前提，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标准，对交流学生学习成绩的公平评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促进境外交流的建议与对策
本文针对本科生校际交流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提出推动、完善本科生校际交流管理的较为可行的对策建议。1.将国际化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坚决贯彻国际化战略，加强推进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力度。高校要建立高水平的教师队伍，加强完善对于分支院校的管理，从多方面不断提高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将国际化战略渗入到学校愿景中，促进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2.成立高校国际化联盟，建立统一健全的交流项目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推进高校境外交流项目的良好发展。高校应有目的、有选择地建立国际性战略伙伴，加入一些国际大学合作联盟，积聚学科优质资源，开展前沿领域的国际合作，以促进国际化的进程。同时，应建立统一健全的交流项目管理体系和评价体系，这样才可以促进高校国际交流的快速、可持续发展。3.吸引政府、企业资本，为学生境外交流项目提供经济支持。经济因素是制约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重要因素。除了积极寻求政府资金投入外，高校也应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来增加教育经费，与企业建立友好联盟关系，建立国际交流基金，获得持续的民间资本的注入，以保证高校国际化的顺利可持续发展。4.加强学校、国际处和各院系之间的交流配合，提高开展学生境外交流项目的效率。学生出国交流不仅仅需要了解项目，更需要在课程选择、学分互认等学籍管理方面得到支持。然而，项目的组织协调和宣传一般由国际处直接负责，学生的学籍、学分管理又是由教务部门管理。所以，国际交流处和教务部门的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对提高开展学生国际交流项目的效率至关重要。5.提升学生的国际意识，对学生进行国际化意识的引导和培养。学校应利用网络、报纸、广播等媒体对学生进行国际化意识的引导和培养，积极营造校园国际化氛围，激发学生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同时，学校还应积极组织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国际意识和参加国际交流的兴趣。
[ 注 释 ]
一、交流生概况
本文中的“交流生”是指根据国内高校与境外高校之间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由国内高校选派到对方学校交流学习的学生。根据交流合作协议，交流生主要是为了丰富自身学习经历，增长见识，拓宽国际化视野与思维模式。交流学习形式多样，有异域风土人情参观考察、文化专题讲座、专业知识学习，等等。交流学习时间相对较短，根据交流项目不同，期限一般分两三周（如暑期夏令营）、一学期、一学年及两年。学费也分自费和免费。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学籍状态同正常在校生，无需办理休学手续，交流期满后应按时回校继续学习。
二、出境交流生管理现状分析
1.学生的交流学习需求大，但实现有难度
因很多独立学院需依托本部的相关合作交流项目，选派学生出境交流学习。而独立学院与本部之间存在某些固有的差别，如机构设置、部门职责、学生特点等，因此使得独立学院学生出境交流学习的流程更复杂，难度更大。而另一方面，独立学院存在很多家庭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学生，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又符合交流条件，无论是学生本人还是学生家长对出境交流学习有较强的需求和愿望。需求和满足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
2.学生的交流学习手续衔接易出问题
虽然很多独立学院都有相应的交流生管理制度，但具体操作过程中，仍有许多细节不够规范和完善，如学生虽然填写了交流学习审核表，也按规定到相关部门签字盖章了，但由于表格最终是送往本部交流与合作处，并由他们及对方合作学校决定录取与否，这就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何让学生所在的学院相关部门，如学生所在系、教务部、学工部等，及时知道录取结果，以便及时做好学生后续管理问题，如退、补、选课，保留学籍等；如果录取了，学生是否就肯定会去成，会不会因为签证、费用、学生个人学习计划等因素影响而最终又取消交流计划；学生回校后能否顺利进行学分认定以及正常上课等。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因本部、学院、系以及学生本人之间的沟通问题而产生滞后性，导致的严重后果有：学生已经去对方学校学习了，但学院和系里直到开学不见学生来报到注册才知道，或是学生出去前没及时办理退课手续导致多交学费，又或是学生回校后马上面临毕业，但由于交流学习耽误了本专业原有的学习进度而达不到毕业条件，不知该如何弥补等。
3.学生易存在语言障碍
独立学院学生一般语言基础相对较弱，对于出境交流学习，大多会考虑语言关是否能过。如何让学生越过或减少语言障碍，也是独立学院在交流生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4.学院缺乏专人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
据了解，目前很多独立学院没有专门的外事机构或人员负责交流生的管理工作，还有些设有外事秘书但不是全职的，外事工作只是其一部分工作内容。对于交流生的管理，教务部负责整个学籍管理，学工部学生思想教育和审核，系负责学生推荐、成绩审核和返校后的学分认定，看似分工明确、管理规范，实则管理分散，缺乏统一性。
三、交流生的规范性管理
1.设立适合学生的交流学习项目
通过学院与本部外事处沟通、协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使交流学习项目门槛更低，更适合独立学院学生，如设立专门的语言培训课提高交流生外语水平，或随队派遣翻译教师，或选择可开设双语教学的境外学校，减少交流生的语言障碍。为学生争取一定比例的名额，以弥补独立学院学生在面临择优录取时存在的劣势。
2.设立专门外事人员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
目前，很多独立学院是通过本部开展合作交流，本部有专门的外事处负责此项工作，在此情况下，独立学院自身可不设专门外事机构，但需有外事人员负责交流生管理工作，以使项目开展更具规范性、计划性和统一性。外事人员除负责交流合作项目的宣传和跟进外，还能根据学院实际情况，整合学院各相关部门的力量，更规范、科学地管理交流生。
3.严格学生资格审核和事前教育工作
学院外事人员做好交流生出境前的教育工作，包括出境材料、学院有关交流生管理规定、对方学校情况、境外学习生活环境、可能存在的突况及注意事项等。让学生对境外学习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要求交流生在外学习期间与学院保持定期联系。
4.及时跟进了解项目进展和交流生境外学习情况
学生出境交流学习的申请审批进展情况，学院应及时通过本部外事处予以关注。对于最终成行的学生及时做好记录，并通过相应部门及学生所在系，及时做好学生的后续处理工作，如学籍保留、课程处置、宿舍安排、在外学习安全保障等。
5.做好交流生返校衔接工作
学生在交流学习期间，如要求中途放弃学习，须事先向双方学校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提前返校参加原专业继续学习。学生交流学习期满回校报到后，学院可为学生提供返校学习手续办理流程。如学籍方面，在学生提出课程和学分认定申请后，学院相关部门和系应及时予以审核，即学生在交流学校所获学分的课程内容与学院相关专业培养计划中的课程内容相同或类似，予以承认其所获学分并按相应的成绩转换标准予以换算，若达不到此要求，也可考虑作为全校性公共选修课予以换算，并及时录入学生成绩库，以减轻学生回校后的部分学业负担和经济负担。
境内外高校合作办学是国内高校顺应国际化办学趋势的一个重要举措。而充分利用好本部合作办学项目平台，培养出更多具体国际化视野的应用型人才，对独立学院而言，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办学途径，但需注意的是，要从交流生的事前审核和教育、事中跟踪、事后衔接三方面，共同加强交流生的规范性管理问题。
参考文献：
